海外投资的方式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海外投资的方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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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海外投资 争议 仲裁 国际条约 ICSID

我国投资者在海外投资中，因其投资活动而产生的争议有二种：一是我国投资者与在东道国境内不同国籍的合作者之间的争议，二是我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议。确定恰当的解决方法是投资争议获得顺利而迅速解决的重要保证。

一、力争由我国仲裁机构解决内外私人投资者之间的争议

解决内外国私人之间因对投资合同的解释、执行、修改或废除而产生的争议，除双方进行协商以求友好解决这种最理想的解决方法以外，仲裁已作为解决投资纠纷一种重要方法被广泛采用。双方当事人选择运用仲裁方法解决它们之间争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与其他第三者参与解决争议的方式比，仲裁具有优越性。如一般认为仲裁比诉讼具有较大自治权和保密性、比调解具有强制性、仲裁具有很强的权威性等。另一方面选择仲裁是双方当事人利益驱使的结果。我国投资者选择以仲裁的方式解决其与外国合作者之间的争议，这就回避了东道国的司法救济，免去了对东道国司法机构难以公正解决争议的担心。从外国当事人角度看，本国的司法诉讼虽然可以减少许多麻烦，但对国际性仲裁也不反感，也不会因此而有太大损失。在合作谈判成功之前，他所关心的是力争合作的成功，不愿意因是在其本国诉讼还是以国际性仲裁解决将来可能发生争议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下，从而导致无法与我国投资者合作。此外，如果在以吸引外资为自己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东道国内进行投资，一般情况下，投资者居于有利的地位，讨价还价的力量较强。

需要注意的是：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原则上容易达成共识。但在签订仲裁协议时，关于仲裁地点的选择往往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对此，我国投资者应力争在我国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简称“中国贸仲委”）仲裁，其原因主要有：

1.在海外投资中发生的内外私人之间争议属于中国贸仲委的受案范围，也不违背我国《仲裁法》。按照我国《仲裁法》规定，不能用仲裁方式解决的纠纷有婚姻、收养、抚养、继承纠纷和依法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未将投资列为排除之列。《中国贸仲委仲裁规则》第3条规定，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约定，用仲裁的方式解决产生于国际或涉外的契约性或非契约性的经济贸易等争议。而在我国海外投资中所发生的内外私人投资者之间的争议，既具有主体国际性或涉外性，而且争议的性质也符合其要求，属于其受案范围之中。

2.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坚持独立、公正的原则，具有很高的国际威望和可信度。中国贸仲委作为一个民间机构，一直把公平合理、独立、公正解决纠纷件为自已的基本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为此，中国贸仲委采取国际上关于仲裁的惯常作法，如规定有仲裁员回避制度，聘请外籍专家担任仲裁员（2013 年8月时，该机构外籍仲裁员占仲裁员人数28%左右，来自30多个国家或地区）等。同时还结合我国仲裁实践，针对国际经济贸易纠纷当事人愿意保持合作关系，有些纠纷责任难分等因素，采取调解与仲裁相结合的原则。中国贸仲委以独立、公正、廉洁、费用相对低廉、优质的服务以及裁决的质量得到了国内外当事人的广泛赞誉，在国际上已树立起自己的威望，选择由中国贸仲委仲裁符合双方的愿望。

3.方便我国投资者。在我国仲裁，可节省我国投资者的人力（如免请翻译）、物力（如少支出旅差费用等），还可因在我国仲裁而增加适用我国法律的机会。如在仲裁的程序法方面，仲裁的进行一般都必须服从仲裁地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对这些法律，我方当事人比较熟悉，适用起来比较得心应手，在仲裁中具有更多的主动性。此外，在我国仲裁，可减轻我方当事人的心理压力，减少到国外仲裁因语言差异等带来的不便。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是l958年《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参加国，而且我国同许多国家签订的司法协助协定中，大多数规定有相互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条款，这就使在我国作出的仲裁裁决在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和执行方面有比较充分的保障。基于以上原因，我国投资者应力争在中国贸仲委仲裁，具体地点可在该院所在北京和设有分会的地点就近选择。

二、利用国际条约解决我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议

目前，我国境外投资遍布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有的与我国是同一个国际公约（主要指华盛顿公约）的参加国，有的与我国签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有的二者兼有，也有的二者全无。我国投资者要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应对策，解决其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议。

（一）ICSID为解决我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议提供了一个良好场所

如果我国投资者提出用国际商事仲裁的力式来解决其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矛盾，往往要遭到东道国的抵制。因为在我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议中，主体地位的不对等构成其最主要的特色。作为东道国，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尊严，一般不同意将这种争议置于某一国民间的常设仲裁机构之下管辖。而作为投资者，出于对东道国法院不能秉公处理其与东道国争议的担心，东道国享有司法豁免权会使其在诉讼中享有特权而反对东道国法院解决与东道国之间的争议。《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公约》即华盛顿公约或ICSID公约解决了这对矛盾，据此设立的“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即ICSID，简称中心），为妥善解决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议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场所。我国已是该公约的参加国，这不仅使中外一些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规定得到了落实（如中国与澳大利亚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规定，当中澳均为ICSID公约成员国时，将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议提交ICSID解决），更重要的是：在我国与ICSID公约一百多个缔约国之间，为解决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议提供了一个被认为较为公平、合理的方式，这就使得我国投资者有机会利用ICSID解决在海外投资中与作为ICSID公约参加国的东道国之间的争议。

在海外投资中，我国投资者利用ICSID解决其与东道国之间的争议，要遵守《华盛顿公约》的规定。在这个问题上，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1）只有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或法人才可成为ICSID受理案件的当事人。ICSID对适格当事人的这一要求，使得在海外投资的我国非法人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想利用ICSID时陷入窘境；（2）提交ICSID仲裁，往往是最后的一种解决办法。对于我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议，一般应力争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我国投资者想利用ICSID仲裁时，往往受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制约。因为根据公约第26条规定，缔约国可以要求用尽当地救济，作为其同意根据公约交付仲裁的一个条件。当东道国接受条约时提出了这一条件，我国投资者必先用尽当地救济，方可在对方同意下，到ICSID仲裁。这样就使得争议的解决需要很长的时间；（3）我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一旦将争议提交ICSID仲裁，中国政府便不得对其行使外交保护权；（4）在提交ICSID仲裁时，我国投资者应与东造国协商订好法律选择条款。根据《华盛顿公约》第42条规定，我国海外投资者拥有与东道国协商选择法律的权利。但我国投资者在行使这一权利时，既要考虑东道国能否接受我方的选择，又要注意所选择的法律对我有利。而且根据国际惯例，当事人自己选择的法律应是某一国家的实体法，不包括冲突法。这就避免了因适用冲突法可能产生的反致而影响我方对裁决的预见性或裁决对我方不利的情况的发生；（5）华盛顿中心审理案件的时间长、费用高，对此我国投资者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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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措施

一、海外投资的主要风险

1.政治风险

在海外投资风险中政治风险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在一些非洲和拉美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具有丰富的资源，所以也是投资的热点。但由于其政局不稳定，一旦政权发生更迭，则可能引起对外政策发生变化。当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掌握政权后，由于其对外国投资者抱有敌对的态度，所以往往会撕毁前任政府的承诺或是书面合同，利用强制性方式来对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进行剥夺，从而给外国投资者严重的财产损失。还有部分国家政府对外资的政策总是在不断变化，从而给外国投资者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

2.投资决策风险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一项正确的投资决策不仅会使企业的目标实现，而且还能够带动企业的发展速度。特别是在海外投资决策中，对于所需要投资的环境要全面了解，因为投资后企业会在一个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下进行活动，这样只有对其经济、政治、文化和习俗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后才能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一旦投资决策失误，则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较大的影响。

3.海外融资风险

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存在着较大的融资风险。由于受传统体制的束缚，我国银行在提供跨国服务进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且对中国跨国公司的海外融资缺乏足够的支持。同时跨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也往往担由中国企业规模小、风险大而不愿意对其海外融资给予支持，怕给自己带来损失。另外很大一部分企业由于对国际融资环境缺乏深入了解和研究，不能熟练利用国际融资能力，从而导致海外融资风险增大。

4.政府管理及服务风险

在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时，国家在其中没有统一的导向和协调，这就导致企业在对外投资时存在较大的随意性。目前对于国外一般性的商务信息和政策法规的搜集和传递还没有一个有效的渠道，各自为政，导致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存在着重复投资及恶性竞争的情况发生，对我国境外投资整体效益的实现带来较大的影响。另外，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完善的制度来对海外投资企业的利益进行保护，不仅境外投资法缺失，而且境外投资保险也没有实现全面覆盖，支持力度较小，相关于投资保护协定的签订工作也严重滞后。

二、海外投资风险的有效防范措施

1.投资前做好可行性研究

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需要做好对当地情况的调查研究，舍得在调查研究工作中付出成本，从而拿到全面、可靠的数据，依据这些数据来进行投资决策。同时还要遵循规律及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来对项目可行性进行分析，严禁领导者的主观臆断，科学分析项目可行性，这是投资成功的关键所在。

2.强化行业协会和政府的服务功能

在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行业协会需要充分的发挥指导作用。对企业规避风险、合作方式、投资方向等进行详细的指导。同时行业协会还需要对企业海外投资国家的基本情况提供咨询和指导，在能力允可的情况下，行业协会要主动协调企业海外投资中遇到的问题。对于政府来讲，需要加强对本国海外投资活动的支持力度，通过在海外设立金融机构，利用贷款或是出资的方式对海外投资活动进行支持。另外还要加快海外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进一步完善海外投资信息服务和涉外企业税收优惠保护，充分的发挥政府宏观服务的功能，实现对海外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

3.了解相关的法律及保险制度

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不可必要的会遇到法律问题，而且所遇到的法律问题也较为繁琐和复杂。例如国内一家企业在进入欧美市场后，其所生产的产品申请了专利和商标，但在企业在海外发展过程中，当地的竞争者相继对其技术进行仿冒，对企业的知识产权造成侵犯，但由于缺少资金和法律援助，我国这家企业一直也无力提出诉讼。这就提醒众多海外投资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需要从控制法律风险和减少经济责任方面来对公司的法律形式进行选择，通常情况下，无论在哪个国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最佳的方式。另外还需要建立健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这样也有利于降低我国众多海外投资企业的风险。

4.做好海外投资的结构性安排

在海外投资结构安排时，对于法治环境较好的投资目标国可以限于股权、债权、服务合同等方面的常规性考虑。就投资的行业而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海外扩张，为了保证制造品质量和品牌价值，对海外企业进行内部控制是有必要的；而资源性企业的产出并不是与大众市场打交道的消费品，持股反而增加企业的海外产权风险，不妨以保证资源供给为首要目标，采取无股权但有长期服务合同的形式。

5.加快培育国际化经营人才

海外投资是一项复杂的跨国经营活动，不仅要求经营者通晓国际投资、金融、贸易等必要的专业知识，熟悉国际惯例环境和国际市场，还要求对东道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环境、法律制度、经济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因此，中国要加强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外向型经济人才，从而增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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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研究”（16LJC012）；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一带一路投资合作的最优策略研究”（3162017ZYQB02）。

[作者简介] 李锋（1984 ― ），山东潍坊人，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跨国公司与对外直接投资。

一、科技行业海外投资现状

科技行业的海外投资领域，中国是后起之秀，呈赶超之势，主要通过独资并购等方式，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逐渐加大投资。

1. 规模不大但前景乐观。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统计数据，2006～2017年上半年，中国科技行业的海外投资额为577.9亿美元，占同期全行业对外投资的6.1%（下文中未标明出处的数据均来自美国传统基金会）。从数据不难看出，科技行业并不是海外投资的主要领域，但未来发展前景乐观：其一，科技行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中国正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其二，近几年的数据也显示出，中国科技行业的海外投资规模发展较快，投资规模和所占比重较前几年有很大的攀升。

2. 投资目标集中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科技行业在发达国家较为先进和成熟，中国在科技行业的海外投资也大多集中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2006～2017年上半年，中国科技行业的海外投资中有504.2亿美元（占87.2%）流向了发达国家，美国则成为首选目的地，投资金额达230.1亿美元，占39.8%。中国对美国科技行业的海外投资，不论是投资规模还是投资项目数都远高于其他国家；印度则是发展中国家里面中国最大的投资目的地。

3. 投资方式主要是独资加并购。根据已披露的具体项目信息，如果按投资金额计算，中国科技行业的海外投资倾向于独资加并购的投资方式：约一半的投资项目都是独资的形式，73.2%的投资项目持股比例超过一半；93.2%的投资项目都是采用跨国并购的便捷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而不是用绿地新建的慢动作。

4. 民营企业是投资主力军，国有企业投资受阻案例较多。2006～2017年上半年，在科技行业的海外投资中，民营企业共进行了65项海外投资，投资金额431.2亿美元，金额占比74.6%；国有企业共进行了30项海外投资，投资金额146.7亿美元，金额占比25.4%。不难看出，民营企业是科技行业海外投资的主力军。但同期，在科技行业海外投资的受阻案例中，国有企业居多。同期一共20件海外投资受阻案例，其中国有企业13件，涉及金额199.9亿美元；民营企业7件，涉及金额61.5亿美元。

二、科技行业海外投资的机遇

科技行业的发展空间和投资潜力巨大，行业本身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国家的重?程度，行业自身的发展活力和带动作用也决定了其对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意义。

1. 行业发展机遇。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行业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因此各国都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和研发。与此同时，与近年来环境污染加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科技行业是一种环保型产业，而且附加值高，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是正能量。可以说，科技行业是一种环保型的战略性产业，附加值高、污染少，还有正的外部性，能带动相关行业发展和社会进步，行业自身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2. 国家政策导向。近几年，国家政策从不同层面体现了对科技行业的重视。表现在：（1）国家“十三五规划”，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体到对外投资领域，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支持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2）《中国制造2025》，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是战略任务和重点，鼓励和支持企业、科研院所、行业组织等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加快我国标准国际化进程。（3）“一带一路”倡议，加强科技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海上合作中心，促进科技人员交流，合作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共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4）《“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全方位融入和布局全球创新网络，完善科技创新开放合作机制，促进创新资源双向开放和流动，加强与港澳台的科技创新合作，深度参与全球创新治理。

3. 世界经济需要。受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全球经济自2007年以来进入低速增长阶段，部分发达国家甚至陷入负增长的困境，由金融业引发的危机蔓延到实体经济，而且短期内难以消除其负面影响。在这一大背景下，一方面全球经济的复苏需要中国的力量，需要中国经济引领复苏浪潮，也需要中国的海外投资增强复苏动力；另一方面全球经济的复苏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需要重振制造业，也需要高科技的又一轮创新，更需要科技行业与制造业的良性互动。因此，中国科技行业的海外投资有发挥的空间和潜力，也顺应时展的需要。发达国家由于近几年的经济低迷，需要中国资本的救急；而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甚至部分发达国家，除了需要中国的资金，更需要技术、管理和经验的雪中送炭。

三、科技行业海外投资的风险

挑战与机遇并存。在日新月异的高科技行业，其海外投资的高风险性也毋庸置疑，既有行业自身的因素，也有中国企业不成熟的因素，更有东道国抵制的因素。

1. 行业发展困境。首先是创新点的选择问题，如何找准科技创新的着力点，找到合适而且有发展潜力的并购目标，关系到这笔海外投资的未来收益和公司的长远发展。其次是海外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相关法规不完善，而发达国家利用现有规则有针对性地抵制中国企业，再加上部分中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导致贸易和投资过程中的纠纷案件时有发生。最后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经验缺失问题，中国科技企业虽然迈出了国门，但在全球视野、国际经营、企业文化、社会习俗、当地法规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在跨国公司管理方面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2. 东道国有色眼镜。鉴于科技行业的重要性，各国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和保护程度，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科技行业的赶超之势，中国的科技行业在国外也面临不少歧视性待遇，在发达国家面临国家安全审查的不公正对待，在发展中国家蒙受新殖民主义的负面舆论。

2017年，德国将出台监管新规，限制外国企业收购德国的专有技术，防止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企业出售给外国投资者，并在其起草的《关于欧盟层面投资审查建议的要点》中，建议加强在欧盟层面的投资审查，旨在增加新的限制，保护欧洲的核心产业与关键技术。欧盟层面的外国投资审查框架也正在制定之中，对欧盟关键技术、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将面临更严格的审查。美国欲从立法上赋予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CFIUS）更大权限，并设置一个敏感技术清单，目的是加强对中国在美国科技投资的并购审查。截至2015年，中国已连续四年成为在美投资交易受到审查数量最多的国家。

3.??地政治、经济环境欠佳。中国科技行业的海外投资在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时，除了被西方媒体和当地舆论抹黑，还必须承受东道国不健全、风险高的投资环境。2006～2017年上半年，中国科技行业的海外投资共流入印度等11个发展中国家。以这11个国家为样本，通过两份数据库的统计分析，不难看出当地政治和经济环境有待改善，东道国的投资环境现状不利于海外投资的安全性和持续性，海外投资利益受到威胁，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

四、对策建议

鉴于科技行业的重要性和海外投资的风险性，我国有必要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

（一）企业夯实主业、做好风控

微观层面，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海外投资的直接参与者，因此企业层面的风险控制是最直接、最关键的。首先，术业有专攻，科技行业的海外投资应紧紧围绕主营业务或核心技术，不断夯实主业增强核心竞争力，不宜广撒网式地尝试性投资。其次，增强危机意识，做好风险防范，虽说科技投资高风险高回报，但完善严谨的决策制度和合理有效的风控体系不可或缺，海外投资决策不能盲目，应胆大而不失谨慎地理性决策。最后，投资细节决定成败，诸如分散投资、有效协商、文化认同、社会责任等细枝末节的举措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海外投资的顺利进行。

（二）行业加强自律、抱团出海

中观层面，行业协会、行业自律的因素至关重要，这在发达国家的相关行业已经非常成熟，但相比而言，中国的行业协会或行业自律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首先，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竞标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窝里斗、竞相抬价的现象，需要行业组织的协调；其次，海外投资的高风险毋庸置疑，理性的选择是企业抱团出海、进行联合投资，这也需要行业协会的牵线搭桥；最后，海外投资过程中需要各种信息、咨询、法律服务，同样需要行业组织的资源整合和信息服务平台。这些方面都需要中国的行业组织或行业协会出面，以非官方或半官方的身份进行沟通协调，既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又能避免政府直接干预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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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走出去”；海外投资；海外投资保险

2000年3月，同志在出席九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座谈时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并努力掌握主动权，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地结合起来，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截止到2010年底，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到2600亿美元。“十二五”期间，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将会更快。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的海外投资现状究竟如何呢？本文就该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原因分析

（一）解决我国资源匮乏的需要

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进行跨国投资的一个主要原因即弥补我国国内资源的不足。我国虽幅员辽阔，但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小，因此资源的有限性将直接威胁我国未来的发展。

（二）提升企业竞争力促使企业国际化的需要

我国的企业对外进行跨国投资有利于企业扩大市场份额，适应国际市场，从而使企业的竞争力提升，同时在海外投资办企业，可以帮助我国企业顺利绕开贸易壁垒，抵制外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此外，进行跨国投资是缩小与国外先进企业距离的一个重要途径，也只有如此我国的企业才能真正向国际化迈进。

（三）海外投资大趋势的发展需要

2000年和2007年是两个创全球直接投资增长的记录年份，2000年全球直接投资总额是1、4万亿美元，2007年则达到了1、538万亿美元。虽然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直接投资有所下降，但是联合国贸发组织预计未来两年内全球直接投资将稳步增长，作为“金砖四国”之一的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必将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加快对海外市场的投资，以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二、我国企业现阶段海外投资的分析

（一）海外投资“量多质不高”

十年里我国虽然跻身于全球海外投资前五名的行列，但,也要看到，在全球100强的企业里中国的企业是屈指可数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认为：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还只是量的剧增，并未达到质的飞跃。有数据显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明显低于国际平均水平，造成该局面的原因更多的是我国企业自身对海外投资风险评估不足、融资困难、被投资国消费者对我国品牌知之甚少及对中国商品品质的担心等，这些都成为了造成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量多质不高”的原因。

（二）我国企业“中国创造”少

我国长久以来一直是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但是“中国创造”的品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却微乎其微。品牌不仅是企业的资产和实力的象征，在国际市场上更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形象，也是世界了解这个国家的一个途径，然而我国大量的自主的品牌都无法逃脱被收购或被控股的命运，大宝被强生收购、小护士被欧莱雅收购、有着响亮中国式名字的“中华”牙膏早已非中国的了……

作为中国企业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企业拥有自主品牌并守得住品牌，才有机会和实力进军国际市场，能够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三）海外投资涉及的行业领域过于“宽泛”

从最初投资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时至今日我国的海外投资已经发展到了周边的国家和亚、非、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而投资的领域也在不断地变得宽泛，从早期主要集中在金融、贸易、对外承包、加工业、酒店、捕鱼、餐饮、运输等行业，日益扩大到石油、森林、铁矿、铜矿、家电、轻纺、医药、机械、农业、科研开发等行业，其中除了资源类项目规模较大外，其它企业都属于中小型项目。尽管数据显示我国海外投资涉猎的领域广泛，但对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金融保险业的投资却明显不足，虽然近几年里对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有所增加，但从整体来看，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热衷于此的还是少数。正因为如此，不可避免地使我国的海外投资的整体格局仍处于较低的技术层次上。

（四）海外投资尚未构建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我国虽然一直鼓励企业积极地到海外进行投资，然而海外投资中的政治风险对我国企业的威胁却不可忽视，尤其是一些企业境外项目的利润占了公司整体利润的50%，如果遇到被投资国发生局势动荡或恐怖袭击等意外事件，大量的海外资金便难以收回。正因为如此，我国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身处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之中，构建符合我国海外投资发展特点、现状和我国国情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只有构建起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才能更好地保护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利益，进而促进我国海外投资健康的发展。

三、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发展对策分析

（一）借鉴绿地投资的形式

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中40%采用的是绿地投资，其优势在于：更加有利于海外投资公司在海外投资的生产规模、投资区位的选择；对于投资经营的风险更易把握；因为可以为东道国提升生产力、就业率和税收，故跨国企业在法律和政策上不易受东道国的限制。此外，绿地投资具有广阔发展的空间，且风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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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近年来，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我国不断简化手续、放宽限制，大力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但对企业后续的金融支持还不够重视，一些配套措施没有及时跟上。本文提出构建“走出去”金融支持体系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措施，认为我国应当把零散的金融措施纳入一个基于国家战略角度的金融支持框架，明确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职能分工，依据海外投资的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实行有差别的支持政策，构建一个多层次、宽领域、分阶段推进的金融支持体系。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目的在于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海外投资是一项高风险经济行为，一些国际经验较为欠缺、竞争优势并不明显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和困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弱，难以解决海外投资过程中遇到的资金和风险保障这两大“瓶颈”问题。为帮助“走出去”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做大做强，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对海外投资金融支持体系进行战略性安排，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入手加大“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力度。这既是世贸规则下所允许的政府干预与扶持行为，也是“走出去”战略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一、构建“走出去”金融支持体系的总体思路

正常市场条件下，商业性金融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融资主渠道，但海外投资活动中的高风险性及国家风险因素等特点，使商业性金融在很多具体领域与项目上不敢、不愿或无力涉足。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在海外投资发展初期，由政府提供后盾支持的政策性金融一般都是金融支持的主导力量。政策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支持，通过向海外投资企业及参与的金融机构提供条件相对优惠的融资支持与风险保障，使海外投资的起始风险点相对降低，从而使社会中商业性资金介入意愿增强，吸引更多资金参与海外投资。当海外投资企业逐步发展壮大，商业性金融进入的深度和广度足以支撑企业发展时，政策性金融再逐步淡出，从而形成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

目前，我国海外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海外企业规模小，资金实力不足，商业性金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大多不愿意承担企业发展初期的风险，贷款条件苛刻且金额有限，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政策性金融虽然承担了较多的金融支持职责，但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僧多粥少”的局面不可避免，资金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应当确立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国家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鼓励商业性金融采取多种形式，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配套资金支持，同时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导、辅助与补充作用，通过政策性金融的拓展，带动更多商业性资本和民间资本介入。

二、围绕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要求确定金融支持重点

走出去”既是企业战略，也是国家战略。在金融支持方面，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应当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特点合理进行分工，突出支持重点，充分体现海外投资的国家利益和产业政策导向。

（一）根据企业类型确定支持重点

从投资目的上看，“走出去”企业大致可以分为资源开发、市场开拓、技术和品牌获得以及劳务输出四种类型。其中，资源开发型投资对于缓解我国资源紧张局面、保证工业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国家应当对这类投资提供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支持，鼓励企业扩大对资源开发业的投资。由于这类投资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周期长，投资风险也大，为保证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供应，国家可以设立专项基金，由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包括前期费用、勘查资金、专利使用费、其他取得资源开发权所需资金等。投资金额特别巨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还可以采取股权融资的方式，先占有海外投资企业的部分股权，一旦企业经营步入正轨之后，再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其他的投资伙伴，从而分担企业的投资风险，减轻企业的资金负担。对于勘探开发境外石油、天然气、木材、矿产等国内短缺资源的企业，其自产产品运回国内，国家应当给予进口配额、税收和外汇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其他类型的投资中，政策性金融的支持重点应当放在带有国际合作性质或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投资项目上，优先考虑拥有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能够带动大宗物资出口的境外承包工程项目以及家电和轻纺等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对于企业自主的投资行为，特别是一些规模小、竞争力不强的投资项目，则以商业性金融支持为主，要求其自筹资金、自担风险，充分发挥现有商业银行境内外分支机构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部门通过放松管制、简化手续创造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支持企业采取多种融资方式在境内外融资，推动有条件的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债券，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二）根据企业发展阶段确定支持重点

按照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发展一般会经历四个阶段：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持续发展期（或衰落期）。一般而言，“走出去”的企业在前两个阶段各种投入比较多，流动资金短缺，由于在当地缺少信用记录，再加上经营情况不理想、不熟悉东道国的金融和法律环境等原因，“融资难”的问题比较突出。此时，国家要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一方面通过提供优惠贷款、财政贴息、内保外贷、税收减免等手段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资金瓶颈，提高企业的自生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与东道国签订投资保护协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和风险管理咨询等方式为企业提供有力的风险保障，避免企业因非正常原因遭受财产损失。一旦企业在国外市场站稳脚跟并实现盈利，能够凭借自身信用筹集资金，政策性金融就可以逐步退出，转而由商业性金融充当企业资金供应的主渠道。

（三）根据企业投资方式确定支持重点

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日趋多样化，除传统的设备、技术、现金投资外，逐步出现了并购、参股、换股或BOT等更为灵活的投资方式。2005年，我国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占到当年流量的一半。国内企业通过并购可将其优势与国外企业的强项相结合,形成协同优势；或通过并购获得带有垄断性、稀缺性资源,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人力资源和专有技术等。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特别是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的提高，跨国并购将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方式。大型跨国并购往往会涉及巨额资金筹集，不仅项目前期投资数额巨大，并购后的整合阶段也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因此，能否获得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是并购成功的关键因素。为了积极有效地运用跨国并购方式，培养更多的世界级跨国公司，我国应当将跨国并购列为政策性金融支持的重点，在政策和资金上予以扶植和鼓励。对于采取现金并购方式的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通过银团贷款、股权融资、对外担保等方式为其提供多层次的资金来源，外汇管理部门则适当放宽外汇汇出限制，满足其合理的用汇需求。对于采取股票置换、资产折股等其他并购方式的，有关部门要完善管理规定，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同时，我国还要大力推动投资银行业的发展，充分发挥投资银行在跨国并购中的专业顾问和媒介作用，积极开展银企联合或战略合作，鼓励企业采取股票上市、发行债券、杠杆收购、海外存托凭证等手段拓宽融资渠道，逐步减少对政策性金融支持的依赖。

（四）根据企业投资地域确定支持重点

境外企业出现“融资难”既有自身的原因，也与东道国投资环境欠佳有一定的关系。截至2005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遍布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还不够成熟，金融市场欠发达，对外国投资者采取一些限制性政策，致使我国企业在当地很难获得稳定的、低成本的资金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企业在这些区域的投资规模。从发展趋势看，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经济转轨国家）拥有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消费群体，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增长较快，并且我国的许多产业相对于其国内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是许多国内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理想的目标国。为进一步拓展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的多元化，鼓励企业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我国应当对这些有资源、有市场、有效益和双边关系友好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更多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以弥补商业性金融的不足，免除企业的后顾之忧。

三、“走出去”金融支持的具体措施

（一）尽快研究制订《海外投资法》等专项立法，建立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的法律体系

目前，国内还没有一部完整、全面规范海外投资行为的法律，立法滞后造成多头管理、责任不清、监管不力等体制性问题，不利于我国对海外投资进行统筹规划，影响“走出去”战略的有序推进。为保证海外投资政策的系统性、长期性和稳定性，我国应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尽快制订《海外投资法》等相关法律，将现有的海外投资政策和条例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的制度保障体系、监管和调控体系、金融支持体系以及市场服务体系。为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动企业“走出去”，防止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海外投资法》应当对中国海外投资方向、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组织结构、地域分布、产业布局、金融支持等进行法律上的规范和指导，同时加强对海外投资市场经营秩序的监管，避免恶性竞争。

此外，《海外投资法》还应明确海外投资监督制度，对企业“走出去”以后的发展状况给予积极关注，注重提高“走出去”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境外项目的成功率、境外企业的存续率和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应针对不同的投资主体，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对于国有企业，监管重点是建立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经营责任制度和健全考评、评价体系，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于民营企业，要着重防止投资移民、资本外逃和境外非法经营等问题。

（二）进一步改变“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外汇便利

“走出去”必然涉及跨境资金流动，企业在外汇管理方面的需求主要有：取消在外汇资金来源审核、购汇审核、利润汇回等方面存在的不必要的限制；适当延长境内公司对境外投资企业出口收汇核销期限；简化对外担保的审批和履约核准手续；放宽境外放款在资格条件和资金来源方面的要求；境内外资金集中管理和调拨；非贸易项下资金有效运作和高效管理；规避汇率风险、提供更多金融创新产品等。随着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在外汇短缺时期形成的管理思路和政策亟需改变，外汇局应当在审慎监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用汇和汇出的便利化程度，满足企业合理的业务需求。

（三）支持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经营战略，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本地化、多元化的全方位金融服务

实证研究表明，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增长和分布与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具有一致性，相关度几乎达100%。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奉行“跟随客户”的战略，大多以本国企业为主要的目标客户群体。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实力逐步增强，为金融机构开展国际化经营创造了有利时机。2006年，国内几家大银行都加快了海外发展的步伐，中国建设银行收购美银亚洲，中国银行收购新加坡飞机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印尼Halim银行。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成功入股巴克莱银行，更是我国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中资银行通过在境外新设网点和开展跨国并购不仅能够增强海外竞争力和影响力，也可以为境外中资企业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服务，实现银企战略合作。

（四）支持国内银行开展业务创新，满足企业“走出去”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目前，国内中资银行还缺乏清晰的市场定位和明确的发展战略，同质化竞争严重，业务品种高度相似，客户群体相对集中，金融创新意识和自主创新能力明显落后于外资银行。由于对中资银行的服务不满意，一些有意“走出去”的企业都会考虑和外资银行成为全球合作伙伴。为防止优质客户流失，中资银行必须改变传统的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创新步伐，针对不同类型的海外投资企业设计金融产品，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如离岸金融服务、提供股权融资、出口应收账款质押贷款、海外资产抵押贷款等形式多样的业务品种。

（五）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改革政策性业务的运作机制

我国行使官方出口信用机构的职能、为“走出去”提供信贷支持和投资保险的主要是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三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由于我国尚未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立法，在管理中存在一些模糊地带，例如，如何定义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如何确保有需要的企业能够获得低成本的政策性资金支持，如何处理银行因经营政策性业务造成的损失等。另外，对于一些高风险的海外投资项目，商业银行往往不愿涉足，尤其是一些动荡地区的海外企业，更是难以获得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为打消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顾虑，国家可以通过海外投资保险等政策性保险来分担企业和银行的风险。目前，我国政策性保险的渗透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这里既有市场宣传力度不够、企业风险意识较差等原因，也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业务品种少、承保能力弱有一定的关系。要推动政策性保险的发展，必须多管齐下，中央财政拨付专项基金用于特定项目的保险，各级政府可以视情况对投保企业进行保费补贴，鼓励更多企业参保，同时企业也要强化风险意识，学会自我保护。

篇6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篇7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行为影响世界

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029亿美元，我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吸收外资，成为资本净输出国。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据商务部统计，在2013年中国直接对外投资遍布183个国家，流量超过1070亿美元。在水电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矿产开采等领域，中国企业的影响力已经无可比拟。

如今，中国企业的海外的投资规模和数量如此之大、涉及范围之广，从某种程度是关乎着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不断增多的中国投资所导致的环境和社会风险，逐渐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重要挑战甚至困难。这次会上，与会专家与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对外投资行为将影响世界未来发展，中国企业不仅要走出去，更要主动承担环境责任、化解社会风险，才能走进去、走下去。而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从规则的遵守者成为规则的制定者。

探索企业海外投资成功模式

虽然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面临的环境和社会风险议题非常重要且紧迫，但是需要政府、企业、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各方力量共同合作，才有望攻破。

环保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副主任方莉建议，通过多方合作，搭建中国企业走出去信息平台，让中国企业在“信息航母”上直接起飞，避免遭遇海外投资政策、环境、社会等方面的陷阱。同时，尽快建立一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榜样行为机制，让企业有章可循。

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国家风险分析师赵昌会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环境不会宽松，反而挑战更大。因为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中国企业在海外代表着中国国际形象，必须以高规格的国际标准规范自身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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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海外投资保险；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政治风险

2007年9月14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200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这是三个部门首次共同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公报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概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我国投资主体的构成、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分布、综合统计数据五个部分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阐述。概况部分主要揭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处的位置。公报显示：

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以下简称流量）211.6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176.3亿美元，同比增长43.8%，占83.3%，金融类35.3亿美元，占16.7%；截至2006年底，我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共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简称存量）906.3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750.2亿美元，占82.8%，金融类156.1亿美元，占17.2%。

2006年，我国非金融类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2746亿美元，境外纳税总额28.2亿美元，境内投资主体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进出口额925亿美元，2006年末境外企业就业人数达63万人，其中雇用外方人员26.8万人。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为7787亿美元，存量为106719亿美元，以此为基期进行测算，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存量的2.72%和0.85%；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

由此可见，随着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企业开始大量走出国门。海外投资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对于海外投资，我国现在仅仅是通过《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又称MIGA公约）以及一些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是指资本输出国同资本输入国间所订立的投资保护协定）来予以保障，尚未建立起有效的与之配套的国内法上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这显然对我国海外投资的安全保护是极不充分的，对促进我国海外投资事业的健康发展也存在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对于如何保护我国海外投资的安全、促进我国海外投资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成为我们国家不容忽视的一大问题。必须建立起符合我国实际和发展的，国际法保护和国内法保护相结合的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

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概述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overseas investment insurance scheme）是指资本输出国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证或保险，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的制度。

这种制度是美国于1948年首创的，是投资者母国为了保护本国国民在国外的投资安全，依照本国国内法的规定，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实行的一种以事后弥补政治风险损失为目的的保险制度。自从1948年美国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以来，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英国等一批主要的资本输出国都纷纷效仿美国建立起本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一种特殊的非商业性的保险制度，具有浓厚的国际政治色彩和官方性质，是一种国家或政府保险政治风险的制度，与一般的民间保险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海外投资保险是由政府机构或公营公司承保的，其保险人即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具有国家特设的性质，其承保的对象仅限于私人海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

其次，海外投资保险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营利，而是在于保护和鼓励本国私人对外投资，增强本国国际竞争力和地位，同时也是资本输出国推行其对外经济政策的工具。

再次，与一般民间保险不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主要的意义不在于事后的补偿而是在事前的防患于未然。

最后，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经常与政府间的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直接联系，互为补充、相互为用。国家在签订双边投资保证协定时普遍对代位求偿权做了规定，海外投资保险的承保人向被保险人支付赔偿后，取得代位权，有权向东道国要求赔偿。正因如此，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已经成为资本输出国保护与鼓励本国私人海外投资的国内法制度，也是国际投资保护的重要法制之一。

二、海外投资保险的必要性

（一）进一步扩大海外投资规模的需要

根据2006年度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02年至2006年五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增势强劲，年均增速高达60%。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简称境外企业）的国家（地区）分布看，2006年底，我国的近万家境外企业共分布在全球172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的71%，亚洲、非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到91%和81%。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的特点看：

1、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突破200亿美元；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约占四成；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五成为境内投资主体对境外企业的贷款；利润再投资较上年增长幅度较大；行业分布广泛，采矿业、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投资占比重较大；90%的非金融类投资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亚洲。

2、2006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不断扩大，投资覆盖的国家（地区）比上年增加9个；行业分布比较全面，商务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和批发零售业占七成；90%的我国非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布在亚洲、拉丁美洲地区，其中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占81.5%。

可见，企业的投资由主要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逐渐转向发展中国家未经开发的广阔市场。不论是从投资地域、投资方式、还是投资的行业，出现政治风险的可能性在逐渐增大，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缺乏成为我国投资发展中的严重障碍。要进一步发展我国海外投资，急需建立有关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二）使我国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权利义务对等的需要

自1992年至2007年9月，我国已经与107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这些协定大多规定了代位权条款。一旦投资国海外投资者的投资及投资利益因东道国发生的政治风险遭受损失，根据代位权条款，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在对本国投资者因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而遭受的损失负责赔偿后，便可以取得代位求偿权要求东道国政府进行赔偿。在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与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相互配合的机制下，东道国所承担的对外国投资进行保护的义务很难回避。双边投资保证协定实际上对国内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提供了国际法上的保证。但是，由于我国尚未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没有建立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我国的海外投资无法在本国就政治风险获得担保，因此，我国的海外投资者一旦在东道国中遭遇政治风险，将不可能在本国获得赔偿，当然，由于我国政府没有对投资者进行赔偿，也就不可能以投资者的名义行使相应的代位求偿权，致使一些协定中保护我国海外投资的规定在实践中因难以执行而流于形式。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我国投资者并未享有与外国投资者同样的权利，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国应尽快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三）与已设立的相应法规相互配合的需要

我国已加入《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又称MIGA公约），作为MIGA的成员国可以向其投保政治风险。但是，我国投资者利用MIGA分担政治风险的作用却是非常有限的。根据多边投资担保机构2003财政年度要点的统计数据，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从1990年到2003年共签发了656笔保险，总保险金额为1242.8百万美元，保险费和其他费用的总收入为276.9百万美元。由此可见，该机构平均每年只签发了约47笔保险，其平均保险费率约为2.2%。然而，到2003年7月，该公约已有163个成员国，其中141个成员国为发展中国家。这一系列数据足以表明，该机构每年签订保险合同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远远不能满足海外投资者保护其海外投资安全的需要，究其原因，其保险费用较高恐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投资规模往往较小，投资者的实力有限，对于他们而言，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保险费用显然是其投保的一大障碍。

正是从这个角度，我国应尽快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MIGA相互配合，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提供的担保只是起到一种重要的补充作用，通常只有当其在本国无法投保时，才选择到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投保。

我国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目的是通过对我国海外投资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法律保障，维护海外投资者的经济利益，促进我国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国情和海外投资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具有中国特色，但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总体性质基于上述目的而不能脱离它所具有的世界共性。

因此，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与一般国家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性质一致，即具有国家保证的官方性质和国际政治性质。明确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这种性质，不仅有利于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世界各国同类法律制度及我国参加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的规定协调一致，充分预防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发生，保护我国海外投资者的投资，维护我国在东道国的经济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直接保护我国在东道国的国有资产的投资。

参考文献：

1、余劲松.国际投资法(第二版)[M].法律出版社,2003.

2、谷祖莎.借鉴国际经验构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J].商业研究,2000(9).

3、何伟文.中国海外投资现状调查[N].中国国门时报,2004-03-10.

4、朱颖俐.论建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必要性[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4(3).

5、吴智,刘程.“走出去”战略下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法律防范[J].湖南社会科学,2004(3).

6、刘亚军.论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的制度模式选择[J].宁夏社会科学,2006(5).

7、王韧农.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完善[J].金陵职业大学学报,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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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单边模式；双边模式；混合模式

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概念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overseasinvestmentinsurancescheme）又称海外投资保证制度（investmentguaranteeprogram），是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或保证，投资者向本国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赔偿其损失的制度。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在获得批准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蒙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国际法条文中，通常用“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代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海外投资保证制度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承保范畴的区别：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国家政府支持下的一种特殊的保险制度，承保范围只限于政府指定的政治风险；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不仅包括对政治风险的承保，而且也包括对非政治性的商业风险的承保。赔偿方式上的区别：投资保证，一般对所受损失进行全部补偿；投资保险，只按投资的一定比例并且基于一定条件进行补偿。从功能的联系上讲，二者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鼓励、促进、保护本国海外投资而建立的保障制度。

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模式的几种类型介绍

（一）双边模式

双边模式是以双边保护协定的存在作为承保海外投资风险的前提，即美国与东道国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只有在于美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才可以申请保险。当规定的政治风险出现，美国向投资者赔偿损失后，就取得了法定的代位权求偿权。美国政府就有权向东道国索赔。

（二）单边模式

日本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采用的是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单边模式。即不以日本同东道国订立的双边保证协定为前提，只依据日本的国内法，就可以对海外投资进行保险。

（三）多边模式

多边模式又称混合模式，以德国为代表。多边模式将双边模式与单边模式结合在一起，以双边模式为主，以单边模式为辅，比单纯的双边模式和单边模式更具有灵活性。即与德国订有双边保护协定的东道国采用双边模式，未与德国订有双边保护协定的东道国采用单边模式。将单边模式与双边模式结合在一起后者，交相为用，以便更好得促进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保护海外投资。

三、关于建立我国海外头投资保险制度模式选择的几种学说

目前，过于构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模式，学界的学说基本可以归纳为三类：

第一种主张，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采取日本式的单边主义模式。即投资保险制度不以投资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制度为法定前提。主张单边模式的理由是，我国与他国订立的投资保护协定数量并不多，若实行双边模式，会使许多在没有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的投资者，得不到投资保险的保护，即投资保险制度不以投资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制度为法定前提，也会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发挥作用的范围受到限制。

第二种主张，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实行美国式的双边主义模式。即，投资者只能在与母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才能加入保险。也就是将国家间的海外投资保护协定作为投资母国国内法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法定前提。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最大的优势是，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

第三种主张，采用德国式的混合模式。一部分学者主张，采取单边模式还是双边模式要依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的大小而定，对于在政治风险小的国家投资，采取单边主义的模式，对于在政治风险大的国家投资采取双边主义模式。另一部分学者主张，对于在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的国家投资，采取双边模式；对于在没有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采用单边便模式。

我国在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充分考虑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海外投资的发展现状。依据现实，根据实际需要，全面考察三种制度模式的利弊，做出科学合理有效的制度模式设计。

四、单边模式与双边模式的比较分析

就双边模式而言，他有许多单边模式所不具备的优点：

1.双边保险制度可以解决本国政府在私人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代位权中的出诉权问题。出诉权是指，投资国母国政府将本国海外投资保险的保险机构的向东道国政府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请求提交国际法庭，或通过外交渠道支持这种代位求偿请求权的资格。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经常出现投保人国籍不连续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出诉权是否要遵守国籍连续原则，国际上尚无共识，而双边保护制度中投资国和东道国可以通过签订条约商定是否适用“国籍连续”原则。

2.双边保险制度能加强本国海外投资的保险机构代位求偿权的法律效力。投资母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通过代位权的行使将投资者与东道国的经济关系转化为投资母国同东道国间的官方的关系。对于求偿主体的变更往往会遭到东道国拒绝，在这种情形下，承保机构可以寻求外交保护或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然而外交保护受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和严格原则的制约，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可以使代位权确定化、公法化，为保险机构代位权的实现提供了充分有效的制度保证。

但是，双边模式的保险制度和单边模式的保险制度相比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双边模式的保险制度，以投资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保护协定为前提，这就排除了一部分与投资母国未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或地区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无法享有投资保险制度的保护。而单边模式投资保险制度下的海外投资者不受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限制，在任何国家地区投资的海外投资者都可以受到平等的保护。但是单边制度下通过外交权途径行使代位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国籍连续原则”“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卡沃尔条款”的限制，这些限制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施行处于不确定状态。

五、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双边模式的确立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海外投资发展的现实以及我国国情，我国适合采用美国式的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双边模式最大的优点在于能保证海外投资承保机构的代位权的实现。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承认两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代位权的前提下，国际法上的履约义务使得原属国际私人契约关系的这类代位赔偿关系上升为国际法上的法律关系，从而使得海外投资行为受到国际法层面的保护。相对单纯依靠外交权追偿的单边保证模式，双边模式可以有效地消除东道国政府援引“卡沃尔主义”条款拒绝投资母国依据外交保护提出国际索赔。也可以避免因“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籍持续原则”给纠纷处理带来的不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根据国际法原则，国家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将本国的意志施加给别的国家，因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最重要的权利——代位权，只有在东道国认可的前提下，才可以顺利实现。因而双边模式是在两国订立双边投资保障协议的前提下，投资母国的代位权得到东道国的认可的前提下实施的，因而双边模式更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

通过外交保护来行使代位权相比通过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来行使代位权要受到更多的限制。外交保护权只有存在投资者在东道国受到不法侵害或不公正待遇时，东道国不提供救济或救济不合理时，投资者要求母国通过外交途径对其进行保护。但实践中外交权的行使是相当琐碎复杂的。在国际惯例中，国家代表投资者通过外交途径向东道国求偿，要受到严格的条件（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际持续原则）制约。除非投资者得不到东道国合理的司法行政救济，否则外交保护权利是不可以行使的。同时，要求投资者受侵害期间或提出外交保护时属于被请求国国民。可见如果不符合“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籍持续原则”，便会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的代位权的实现受到阻碍。除此之外，“卡沃尔主义”被拉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认可，投资者只有在放弃外交保护的前提下，才可以在东道国投资。目的在于防止发达国家滥用外交权以此损害东道国的国家利益。我国目前海外投资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在这种单边模式下，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代位权是相当困难的。

双边模式可以快捷地解决投资争议。从对海外投资者提供的保护的实际效果来看，双边保护模式能跟有效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潍坊学院教师王春燕认为，投资者能否得到有效的保护不仅要看投资者的损失能否及时得到赔偿，更要看赔偿后投资者能否尽快摆脱与东道国的投资纠纷。效率对于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在单边模式下，投资者只能在用尽当地救济之后，才可以向母国寻求外交保护，此过程耗费时间和精力使整个运作过程效率低下。而双边模式下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可以使投资者及时得到赔偿，尽快脱离纠纷，把精力尽快地投入到建设投资项目中去。及时得到赔偿、尽快解决纠纷是投资者投保的真正目的，卷入无休止的繁琐的政治纷争绝非投资者所愿。所以，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能使经济纠纷通过商业化途径解决，避免了国际经济纠纷的政治化。

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可以降低政治风险的可能性。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不仅有“防患于未然”的功能，也有“补救于已然”的功能。在单边模式的保险制度下，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没有订立了双边投资保护协议，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活动不受协议约束，同时对投资国没有保障对方投资安全的义务。这就造成了在东道国制造有可能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时就可以肆无忌惮无所顾忌。尤其是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事后利用“卡沃尔条款”来拒绝投资母国的外交保护。而目前，我国的大部分的海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相对政局动荡、法律不健全，采用单边模式风险太大。而双边模式与单边模式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投资母国与东道国订立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两国之间的关系由具有平等地位的国家关系，转化为东道国对投资母国具有保护其投资安全的国际义务的关系。在东道国违约时就不得不顾及由违约导致的国家责任。在制造政治风险时就会有所考虑，从客观上降低了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

用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符合我国国情，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模式确立，应由我国的现实国情和投资发展的现状来决定。即根据国情需要，如何最大程度上维护好国家利益是选择投资保险制度模式的根本标准。双边模式最大的缺陷在于使投资东道国的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这个缺陷与投资母国代位权的顺利实现相比，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整体水平比较弱，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海外投资的规模、质量、效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还是资金不足，所以引进外资和国际融资一直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主旋律。目前，国家也鼓励有能力的企业“走出去”，但是国家的政策只是鼓励、支持，不是大力提倡。我国的海外投资还处于初级阶段，发展还不成熟完善，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引导。而双边模式的保险制度，可以通过对投资项目的审批，引导投资者的投资方向。向与我国订立双边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这样的国家一般与我国的关系比较友好，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发展相对稳定完善，在这样的东道国投资会更有利于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对海外投资的引导调控作用是单边模式的保险制度所不具备的。

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对我国海外投资保险事业的发展也至关重要。根据国际惯例，海外投资保险都是由国家财政支持，一旦代位权无法实现，就等于用国家财政补贴私人海外投资的由政治风险带来的损失。这对于海外投资保险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对海外投资事业的长远发展也会带来不利影响。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相辅相成，不可分而治之。国内法层面上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需要国际法层面上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支持。国际法层面上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具有“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而国内法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可以“补救损失于已然”，两个功能相互补充、相互作用，从而防范风险的发生，补救风险带来的损失，促进我国海外投资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与世界100多个国家订立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其中已经包括了我国海外投资的相对集中的20多个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条款都规定了“代位权”，而且目前签约国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这样从签约的数量和范围上看基本能满足我国海外投资处于初级阶段的发展要求。

综上所述，双边模式顺利的解决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代位权问题，具有单边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根据我国国情，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建立对海外投资的长远发展都十分有利。

参考文献：

[1]余劲松。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1997.

[2]王传丽。国际经济法。高教出版社，2005：367.

[3]王春燕。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法律模式研究。湖北法学，2007，（02）。

[4]孙晓晖。借鉴外国经验，构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信用保证制度的设想。财经研究，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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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单边模式双边模式混合模式

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概念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overseasinvestmentinsurancescheme）又称海外投资保证制度（investmentguaranteeprogram），是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或保证，投资者向本国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赔偿其损失的制度。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在获得批准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蒙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国际法条文中，通常用“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代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海外投资保证制度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承保范畴的区别：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国家政府支持下的一种特殊的保险制度，承保范围只限于政府指定的政治风险；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不仅包括对政治风险的承保，而且也包括对非政治性的商业风险的承保。赔偿方式上的区别：投资保证，一般对所受损失进行全部补偿；投资保险，只按投资的一定比例并且基于一定条件进行补偿。从功能的联系上讲，二者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鼓励、促进、保护本国海外投资而建立的保障制度。

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模式的几种类型介绍

（一）双边模式

双边模式是以双边保护协定的存在作为承保海外投资风险的前提，即美国与东道国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只有在于美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才可以申请保险。当规定的政治风险出现，美国向投资者赔偿损失后，就取得了法定的代位权求偿权。美国政府就有权向东道国索赔。

（二）单边模式

日本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采用的是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单边模式。即不以日本同东道国订立的双边保证协定为前提，只依据日本的国内法，就可以对海外投资进行保险。

（三）多边模式

多边模式又称混合模式，以德国为代表。多边模式将双边模式与单边模式结合在一起，以双边模式为主，以单边模式为辅，比单纯的双边模式和单边模式更具有灵活性。即与德国订有双边保护协定的东道国采用双边模式，未与德国订有双边保护协定的东道国采用单边模式。将单边模式与双边模式结合在一起后者，交相为用，以便更好得促进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保护海外投资。

三、关于建立我国海外头投资保险制度模式选择的几种学说

目前，过于构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模式，学界的学说基本可以归纳为三类：

第一种主张，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采取日本式的单边主义模式。即投资保险制度不以投资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制度为法定前提。主张单边模式的理由是，我国与他国订立的投资保护协定数量并不多，若实行双边模式，会使许多在没有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的投资者，得不到投资保险的保护，即投资保险制度不以投资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制度为法定前提，也会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发挥作用的范围受到限制。

第二种主张，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实行美国式的双边主义模式。即，投资者只能在与母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才能加入保险。也就是将国家间的海外投资保护协定作为投资母国国内法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法定前提。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最大的优势是，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

第三种主张，采用德国式的混合模式。一部分学者主张，采取单边模式还是双边模式要依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的大小而定，对于在政治风险小的国家投资，采取单边主义的模式，对于在政治风险大的国家投资采取双边主义模式。另一部分学者主张，对于在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的国家投资，采取双边模式；对于在没有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采用单边便模式。

我国在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充分考虑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海外投资的发展现状。依据现实，根据实际需要，全面考察三种制度模式的利弊，做出科学合理有效的制度模式设计。

四、单边模式与双边模式的比较分析

就双边模式而言，他有许多单边模式所不具备的优点：

1.双边保险制度可以解决本国政府在私人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代位权中的出诉权问题。出诉权是指，投资国母国政府将本国海外投资保险的保险机构的向东道国政府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请求提交国际法庭，或通过外交渠道支持这种代位求偿请求权的资格。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经常出现投保人国籍不连续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出诉权是否要遵守国籍连续原则，国际上尚无共识，而双边保护制度中投资国和东道国可以通过签订条约商定是否适用“国籍连续”原则。

2.双边保险制度能加强本国海外投资的保险机构代位求偿权的法律效力。投资母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通过代位权的行使将投资者与东道国的经济关系转化为投资母国同东道国间的官方的关系。对于求偿主体的变更往往会遭到东道国拒绝，在这种情形下，承保机构可以寻求外交保护或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然而外交保护受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和严格原则的制约，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可以使代位权确定化、公法化，为保险机构代位权的实现提供了充分有效的制度保证。

但是，双边模式的保险制度和单边模式的保险制度相比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双边模式的保险制度，以投资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保护协定为前提，这就排除了一部分与投资母国未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或地区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无法享有投资保险制度的保护。而单边模式投资保险制度下的海外投资者不受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限制，在任何国家地区投资的海外投资者都可以受到平等的保护。但是单边制度下通过外交权途径行使代位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国籍连续原则”“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卡沃尔条款”的限制，这些限制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施行处于不确定状态。

五、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双边模式的确立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海外投资发展的现实以及我国国情，我国适合采用美国式的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双边模式最大的优点在于能保证海外投资承保机构的代位权的实现。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承认两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代位权的前提下，国际法上的履约义务使得原属国际私人契约关系的这类代位赔偿关系上升为国际法上的法律关系，从而使得海外投资行为受到国际法层面的保护。相对单纯依靠外交权追偿的单边保证模式，双边模式可以有效地消除东道国政府援引“卡沃尔主义”条款拒绝投资母国依据外交保护提出国际索赔。也可以避免因“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籍持续原则”给纠纷处理带来的不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根据国际法原则，国家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将本国的意志施加给别的国家，因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最重要的权利——代位权，只有在东道国认可的前提下，才可以顺利实现。因而双边模式是在两国订立双边投资保障协议的前提下，投资母国的代位权得到东道国的认可的前提下实施的，因而双边模式更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

通过外交保护来行使代位权相比通过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来行使代位权要受到更多的限制。外交保护权只有存在投资者在东道国受到不法侵害或不公正待遇时，东道国不提供救济或救济不合理时，投资者要求母国通过外交途径对其进行保护。但实践中外交权的行使是相当琐碎复杂的。在国际惯例中，国家代表投资者通过外交途径向东道国求偿，要受到严格的条件（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际持续原则）制约。除非投资者得不到东道国合理的司法行政救济，否则外交保护权利是不可以行使的。同时，要求投资者受侵害期间或提出外交保护时属于被请求国国民。可见如果不符合“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籍持续原则”，便会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的代位权的实现受到阻碍。除此之外，“卡沃尔主义”被拉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认可，投资者只有在放弃外交保护的前提下，才可以在东道国投资。目的在于防止发达国家滥用外交权以此损害东道国的国家利益。我国目前海外投资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在这种单边模式下，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代位权是相当困难的。

双边模式可以快捷地解决投资争议。从对海外投资者提供的保护的实际效果来看，双边保护模式能跟有效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潍坊学院教师王春燕认为，投资者能否得到有效的保护不仅要看投资者的损失能否及时得到赔偿，更要看赔偿后投资者能否尽快摆脱与东道国的投资纠纷。效率对于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在单边模式下，投资者只能在用尽当地救济之后，才可以向母国寻求外交保护，此过程耗费时间和精力使整个运作过程效率低下。而双边模式下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可以使投资者及时得到赔偿，尽快脱离纠纷，把精力尽快地投入到建设投资项目中去。及时得到赔偿、尽快解决纠纷是投资者投保的真正目的，卷入无休止的繁琐的政治纷争绝非投资者所愿。所以，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能使经济纠纷通过商业化途径解决，避免了国际经济纠纷的政治化。

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可以降低政治风险的可能性。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不仅有“防患于未然”的功能，也有“补救于已然”的功能。在单边模式的保险制度下，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没有订立了双边投资保护协议，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活动不受协议约束，同时对投资国没有保障对方投资安全的义务。这就造成了在东道国制造有可能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时就可以肆无忌惮无所顾忌。尤其是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事后利用“卡沃尔条款”来拒绝投资母国的外交保护。而目前，我国的大部分的海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相对政局动荡、法律不健全，采用单边模式风险太大。而双边模式与单边模式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投资母国与东道国订立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两国之间的关系由具有平等地位的国家关系，转化为东道国对投资母国具有保护其投资安全的国际义务的关系。在东道国违约时就不得不顾及由违约导致的国家责任。在制造政治风险时就会有所考虑，从客观上降低了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

用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符合我国国情，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模式确立，应由我国的现实国情和投资发展的现状来决定。即根据国情需要，如何最大程度上维护好国家利益是选择投资保险制度模式的根本标准。双边模式最大的缺陷在于使投资东道国的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这个缺陷与投资母国代位权的顺利实现相比，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整体水平比较弱，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海外投资的规模、质量、效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还是资金不足，所以引进外资和国际融资一直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主旋律。目前，国家也鼓励有能力的企业“走出去”，但是国家的政策只是鼓励、支持，不是大力提倡。我国的海外投资还处于初级阶段，发展还不成熟完善，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引导。而双边模式的保险制度，可以通过对投资项目的审批，引导投资者的投资方向。向与我国订立双边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这样的国家一般与我国的关系比较友好，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发展相对稳定完善，在这样的东道国投资会更有利于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对海外投资的引导调控作用是单边模式的保险制度所不具备的。

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对我国海外投资保险事业的发展也至关重要。根据国际惯例，海外投资保险都是由国家财政支持，一旦代位权无法实现，就等于用国家财政补贴私人海外投资的由政治风险带来的损失。这对于海外投资保险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对海外投资事业的长远发展也会带来不利影响。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相辅相成，不可分而治之。国内法层面上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需要国际法层面上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支持。国际法层面上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具有“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而国内法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可以“补救损失于已然”，两个功能相互补充、相互作用，从而防范风险的发生，补救风险带来的损失，促进我国海外投资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与世界100多个国家订立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其中已经包括了我国海外投资的相对集中的20多个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条款都规定了“代位权”，而且目前签约国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这样从签约的数量和范围上看基本能满足我国海外投资处于初级阶段的发展要求。

综上所述，双边模式顺利的解决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代位权问题，具有单边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根据我国国情，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建立对海外投资的长远发展都十分有利。

参考文献：

[1]余劲松.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1997.

[2]王传丽.国际经济法.高教出版社，2005：367.

[3]王春燕.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法律模式研究.湖北法学，2007，（02）.

[4]孙晓晖.借鉴外国经验，构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信用保证制度的设想.财经研究，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