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德考核制度范文
时间:2023-03-15 04:33:3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师德考核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为了进一步加强师德建设工作,扎实有效地推进师德考核,特制定我校教师师德考核工作制度。
一.建立师德考核工作领导机构
师德考核领导小组
组长:校长
副组长:校级分管
成员:中层正职(含年级组长)及教职工代表
二.进一步加强师德学习和宣传报道工作
1.学习《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有关文件和要求,提高师德学习的针对性,增强教师爱岗敬业、教书育人的责任感,激发教师开拓创新、追求卓越的进取精神。
2.持续宣传报道,形成全社会影响,利用板报、广播、专栏,多角度宣传,全方位展现师表形象。
三.评选范围和条件
1.评选范围
年度师德标兵的评选范围是:教学工作的一线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
2.评选条件
(1)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总书记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模范遵守新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以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影响和引导学生。
(2)在工作中表现突出,专业发展意识和行动具有明显的引领和示范作用,遵纪守法,爱岗敬业、为人师表、心理健康,与领导、同事和学生家长关系融洽,和睦相处。
(3)全面关心学生成长,热爱学生,公平公正对待每一位学生,无讥讽、歧视、侮辱学生、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以及驱赶学困生等行为,无向学生推销教辅资料及其它商品,索要或接受学生、家长财物等以教谋私的行为,无校外办班、兼课和有偿家教等行为,无在教科研工作中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违背学术规范、侵占他人劳动成果的不端行为等。
(4)教育教学成绩突出,所任学科在全县处于前列。
(5)在县级(含县级)以上媒体进行过宣传报道和参加过市级(含市级)以上骨干教师培训的教师优先。
3.推荐方法
(1)评选师德标兵应在对本单位全体教师进行师德考核的基础由进行。
(2)我单位在上报推荐名单之前,要在本单位对师德标兵候选人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5天,经公示无异议后上报。
4.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包括:
(1)“师德标兵”申报表
(2)“师德标兵”典型事迹材料1份,字数在3000字左右。
(3)本人师德档案:包括《中小学教师师德考核表》一份、学习笔记、个人评价材料、本人在县级(含县级)以上媒体师德事迹宣传报道材料原件或相关材料等。
宜宾县横江中学校
xx年2月25日
宜宾县横江中学师德实施细则
一、在学校统一组织下,由学生和家长实行无记名投票评议。
二、对学生和家长的评议面应覆盖教师所教授的所有班级,并不少于所教授学生人数的60%。
三、根据《学生和家长评议教师问答卷》,由学校组织专人进行回收和统计后,记入《师德考核表》。
四、考核方法
根据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以无记名民主测评为主,实行教师自评(占30%),学生和家长评议(占30%)、同事互评(占20%)、领导班子评议(占20%)四方面相结合的办法。
考核结果分为四档,分数在90分以上者为优秀,在80-90分者为良好,在60-79分者为合格,在59分以下者为不合格。
说明:
1、师德考核结果作为教师奖惩、晋级、聘任、参加各级骨干教师培训、参评各种荣誉称号的重要依据。考核为优秀者为市级师德标兵推荐人选。考核为“不合格”等级的教师,可根据不同情况,依据有关规定处理。
2、师德考核档案是如实反映教师师德修养的重要依据,是建立教师专业成长档案的基础材料之一,是教师参加骨干教师培训、评选各种荣誉称号的必备条件之一。
篇2
关键词: 教学型高校 考核评价机制 考试制度
当前,我国教学型高校多为普通地方高校,其人才培养目标是坚持以地方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主要服务对象,培养适应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应用型专门人才[1]。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教学型高校规模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以其数量的绝对优势而成为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的主要力量[2],担负着我国社会大部分应用、技术型人才的培养重任,其人才培养质量关系到我国人才强国战略,关系到教学型高校的兴衰成败。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3]明确提出,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健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励学生刻苦学习,奋发有为,增强诚信意识,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因此,健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健全人才培养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教学型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一、教学型高校人才培养考核评价机制的基本要求
人才培养考核评价机制是用来验证人才培养目标的完成程度、质量高低的。它与每所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都分不开,就教学型高校来说,当前我国教学型高校的显著特征是以本科教育和一定的研究生教育为工作重心[4],培养目标定位是:面向生产、服务和管理,培养以通识为基础的、具有扎实理论基础的、较强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潜力的技术和技术开发的应用型高级人才。根据教学型高校的培养目标,教学型高校人才培养考核评价机制的基本要求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注重考核范围的全面性。以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时间、学科理论成绩、实践效果等为基础,做到考核内容包含教学的各个方面。
2.注重考核内容的科学性。合理设置考核内容,以专业能力测试为重点,合理设置考试题型,同时还要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考核。
3.注重考核过程的阶段性。将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考核合理统一起来。
4.注重考核方式的多样性。充分运用课堂训练、实验、专业技能比赛、实践操作考试、理论知识考试等手段。
5.注重考核结果的实效性。正确运用考核评价结果,激励学生学习积极、主动学习,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总之,要采用终结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相结合、知识评价与能力评价相结合、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相结合的方法来考核评价学生,致力于把学生培养成理论基础深厚的,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和创新潜力的应用型高级人才。
二、教学型高校考试制度与人才培养考核评价机制的矛盾
目前,教学型高校大多都对考试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考试管理正逐步走向系统化、科学化和规范化,但是由于受传统考试观念的影响很深,在高校考试管理中仍存在许多与考核评价机制要求相矛盾的问题,亟待改进。
1.对考试目的的认识仍有所欠缺,把考试作为教学目的。
考试是高校教学中重要的常规性工作之一,它只是一种用来考核评价学生的手段,并不是教学的真正目的。但在实际工作中,不少高校管理者往往把与评优、奖学金、入党、毕业、学位等相关事项均与考试得分直接挂钩,把考试成绩作为决定学生升级、获奖、毕业、获得学位的依据看待;在教师方面,也有不少教师认为学生学完一门课程就是应当以考试的形式给出结论,以试卷分数作为学生学习某门课程的最后结论;对于学生来说,考试就是为了得到分数、拿到学分,最终获得毕业证、学位证。由于以上种种对考试目的错误认识,就必然会出现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认为学习就是为了考试,功利性强,这种现象从小的方面说不利于学生对各门课程系统知识的掌握,从大的方面说不利于人才的培养。
2.对人才考核范围仍缺乏全面性,仅限于应试考核。
自上世纪80年代素质教育提出以来,我国人才考核制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受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高校对人才考核仍停留在应试考核上。这样的考核没有很好地将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等的评价纳入进来,只是单纯地考核学生所学的课程知识。如果将教学过程中的各个方面都纳入考核范围,不仅可以监督学生学习,更有利于帮助学生提高思维分析能力、创新能力,促进学生全面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3.对考试的内容设置仍不科学,呈现理论化、知识化特点。
传统教育是把教学过程看成教师在课堂里系统地传授知识,教、学、考都以知识的再现为主,考试内容呈理论化、知识化特点也就顺理成章。受此影响,当前高校考试也仍以理论化、知识化的考试形式为主,很少把实践操作性内容作为考核要求,大大降低了人才培养对考核内容实践性的要求。考试的内容以理论知识为主,过于重视教材和书本知识,知识再现率较高,这样将导致两大弊端产生:一是容易造成学生总结学习经验时产生“学习不求甚解,只需机械记忆”的错误观点,不利于培养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更严重的是让部分学生认为“平时学习可有可无,关键在考前突击强化记忆”,大大地抹杀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容易造成试卷题型中记忆性内容的试题偏多,而理解应用、主观评价性内容的试题太少,不仅不利于学生对课程系统知识的掌握,而且不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思维分析能力、创新能力和应用实践能力,难以适应社会的需求。
4.对考核过程缺乏阶段性,考试形式单一,不利于考核方式多样化。
当前,考试形式单一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表现形式也很多,严重影响到高校对人才的培养,难以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实际水平。这不仅不能达到考核过程阶段性的要求,不能反映考核评价机制对考核方式多样性,反而严重制约学生个性的发展,不利于学生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阻碍学生动手操作和社会实践能力的提高。
5.考核缺乏完善合理的考试反馈机制,没有充分注重考核的实效性。
从教学的主体和客体两方面来看,考核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要激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二是要激励教师努力提高教学水平,提高教学质量。这就要求高校为考核制度配套一个完善合理的考试反馈机制,尤其对教学型高校而言更为重要。但目前许多高校存在的实际是,对于每次考试,教师和学生都只重分数,很少甚至没有主动对试卷和考试结果进行全面分析,因此,教学管理部门就不可能做到深入了解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的整体水平,也很难找出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果教师不根据考试结果对照教学大纲要求,也不根据考试成绩分布、平时学习情况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评价,并及时将结果反馈给学生,结果只能是,无论是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还是学生学习方法、学习内容都将原地踏步,更不用谈教师优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显然,只要缺乏完善的考试反馈机制,就不可能形成教与学的良性循环、相互促进,很难培养出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
三、完善考试制度,健全人才培养考核评价机制
考试是考核评价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完善对人才培养的考核评价机制,必须进一步改革当前教学型高校的考试制度,使其不断完善以真正达到现代考试制度的要求。
1.高校管理者、教师和学生三方应正确认识考试目的。
正确认识考试目的,不只是针对学生提要求,高校管理者和教师更应如此。考试只是考核评价的重要手段,其基本任务是测验学生的基础知识、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督促学生学习,目的在于掌握高校的教学情况,改进教学和督促高等教育目标的实现[5]。因此,高校管理者、教师和学生三方都要把考试的目的定位于检查教学效果和检验教学目标实现的程度;善于使用考试手段来监测和监控教学质量,规范和引导教学行为,鞭策学生积极努力学习;要重视“考试后管理”,建立完善的试后反馈机制,对考试结果要认真组织评鉴,并及时作出反馈。这样才能不断巩固学生所学的知识,提高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尤其是要重视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和考核,为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高级人才作贡献。
2.健全成绩结构,促进考核内容全面,注重考核过程的阶段性。
高校应将考核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将教学过程中的学习态度、学习时间、学习方法等方面都纳入考核和成绩构成范围,加强学生学习的过程考核,设法了解和描述他们取得成就的过程,从而调动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加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信息反馈,真正做到教学相长。同时,根据教学内容难易程度及授课进度,组合运用课堂提问、分组讨论、学习心得交流及阶段测验等方式,分阶段灵活地采取不同方式考核学生;或者对教材中某些内容采取学生先自习再提问来进行考核,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或者针对某一章节课程让学生自定重点、疑难点,或模仿教师编写有创意的考题,从中发现学生对课程内容掌握的深浅程度。通过多种形式的阶段式考核,教师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学生,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入剖析教材的重点、疑难点来启发学生,做到对症下药,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学生在考核过程中提出的一些新观点、新思路可以反过来激发教师教学、科研,从而帮助教师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
3.合理设置试卷试题,提高试卷质量,注重考核内容的科学性。
考试命题是实施考试的关键环节,是衡量预期目标的重要指标。由于命题质量直接关系到培养人才的考试效度,故命题时要充分认识各种类型试题的特点,了解各种试题的优缺点,并根据考试内容、考试目标,灵活采用不同类型的试题,充分发挥各类题型最佳测试点。在选择题型时,要尽量克服标准化考试暴露出来的弊端,少出只有一个标准答案的题目,增加主观题比重,多出综合性思考题、分析题、一题多解题,给学生多提供探索的机会,以锻炼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更新速度不断加快,教师要不断吸收新知识、新科学、新技能,不断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因此,在对考试内容取材时,要做到依靠教材,但不限于教材,适当合理地增加课外的新知识。总之,要尽可能地使得考试试题设计题型合理、内容科学,并通过考试结果的比较、鉴定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促进学生奋发学习。
4.丰富考试形式,促进考核方式多样化。
随着传统教学向现代教学、传授知识为主向培养能力为主的转变,高校必须丰富考试形式,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内容广泛的、形式多样的、动态的考试制度。要根据教师所教课程的内容、特点及教学目标来制定完善的教学大纲,采用灵活的考试形式,形成既有闭卷考试,又有开卷、半开卷考试;既有笔试,又有口试、答辩方式、论文、案例讨论;既有理论考试,又有技能、操作实践、应用能力考试的局面,尽可能地施行因材施考,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让学生在完成不同性质的考试过程中,从不同角度、不同途径全方位地得到锻炼和提高。
5.加强反馈机制,注重考核实效性,促进考试作用的充分发挥。
在现代考试理论中,考试应该具有教学反馈和鼓励导向的功能。一方面,教师要在考试后填写考试分析报告,通过对考试提供的材料、数据、结果等进行全面的定性、定量分析,实现考试对教与学两方面的反馈调控功能,找出教学中的成功部分和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制定改进措施,从而改进教学工作,激励学生学习,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教学管理部门要把试卷评估作为教学评估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设计评估指标体系时,要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力求科学、客观,注重可操作性。在评估结束后,要及时把评估意见反馈给教学单位和教师,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和考试作用的充分发挥。
总之,在教学型高校人才培养观念逐渐成熟的情况下,在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由知识教育向能力培养转变、由培养精英人才向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转变的过程中,要坚决树立现代考试观,不断完善现代考试制度,充分发挥考核评价的指挥棒作用,从而进一步完善人才的考核评价机制,做到公平、公正、有效地对教学型高校学生进行考核,培养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应用型高级人才,真正做到增强社会服务能力。
参考文献:
[1]古天龙,魏银霞,磨玉峰.教学型高校培养目标定位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09,(1):69-71.
[2]刘在洲.教学型高校:中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2,(5):5-8.
[3]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EB/OL].moe.省略/edoas/website18/zhuanti/2010zqyj/,2010.3.5
篇3
关于高校考试制度改革的文献很多,绝大多数文献对于传统考试方式弊端的认识比较相近。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刘继红在2000年所总结的高校考试中存在的五个方面弊端[1]:对考试目的的认识存在误区,过多强调评价,忽略教学反馈;考试内容局限于教材;考试方式过于单一,主要以闭卷考试和一次性考试为主;考试题型不合理,客观题比例过大;记分方式以百分制为主,夸大了考试成绩的作用,导致学生产生应试心理。其他学者的观点虽然与刘继红的观点不完全一致,但主要内容基本上都是对这五方面弊端的分析与批评[2-7]。
基于对传统考试制度弊端的认识,学者们提出了改革高校考试制度的若干政策建议。其中,在观念方面,提出考试的目的是发现问题、改善教学,促进学生能力的发展[4],考试中应当注重考察学生的能力,而非考察学生的知识[3]。在具体的操作方法上,学者们提出的建议也是大同小异,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要点:
第一,由一次性考试转为多次性考试,采取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综合评分体系。例如,陈宪和黄健柏[7]提出了一种称为“4-3-2-1”的评价模式,将考试成绩、平时作业、面试、课堂回答分别按4、3、2、1的权重进行综合,得到学生的课程总成绩。
第二,采用灵活多样的考试方式,包括闭卷、开卷、论文、设计、口试、实践等。其中,闭卷考试能够考核学生对于一些知识的记忆程度,而开卷考试等则更能够体现出学生对于知识的综合应用水平。
第三,倡导命题的开放化和评分标准的柔性化[8],鼓励学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按照这一观点,高校的考试应当尽可能避免使用标准化题型和标准答案,应当设计更多需要自由发挥的题目,以便考察学生更为全面的能力。
总体来看,前一阶段的考试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学者们在以往所批评的传统考试制度的弊端,目前在各高校基本上都已经得到了解决。现行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对学生能力的评价,起到了引导学生能力发展的作用。
二考试制度改革所产生的新问题
1对于不同课程的考试要求存在一刀切的现象,忽视了各门课程的差异
学生在一个学期中所学习的不同课程,其教学目的是不同的。有些课程本身就是为了让学生掌握某方面的知识,其能力发展的要求并不突出,对于这样的课程,盲目地强调对能力的评价是没有必要的,这类课程完全可以采用传统的闭卷考试和标准化考试方式来进行考核。目前一些高校的考试制度改革具有一刀切的特点,不考虑课程间的差异,一律要求强化能力测试、减少客观题型。其结果是一些课程完全是从应付制度的目的出发来进行考试改革,违背了课程本身的教学规律。
2考试的多次性和考试方式的多样化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
高校考试制度改革的目的在于将高校的教学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但在目前,高校中的考试成绩对于学生的奖学金评定、保送研究生等行为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学生的应试倾向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考试的多次性和考试方式的多样化不但不能纠正学生的应试教育倾向,甚至还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损害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使得学生的应试倾向更加强化。
在传统的考试方式下,学生的学习评价是在期末一次性完成的,评价方式也较为单一,学生只要在期末集中突击一段时间即可获得较好的考试成绩。这种情况使考试的功能受到了影响,也是学者们批评传统考试方式的主要理由。但传统考试方式的一个积极方面在于学生平时的学习压力较小,能够自主地安排学习内容和学习时间,这对于具有一定自主学习能力的学生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
考试制度改革之后的现行考试方式强调了课程评价的多次性和评价方式的多样性,虽然使考试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但对于学生而言则是学习负担凭空增加了数倍。在平时作业和课堂回答均计入总评成绩的情况下,学生事实上每天都在面临着考试,课前要准备应付课堂上老师的提问,课后要抓紧完成平时作业。许多课程为了突出能力培养的要求,往往要求学生完成一至两篇具有一定水平的课程论文,并将论文成绩作为总评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科学生在二、三年级往往是专业课较为集中的时期,一个学期需要学习五至八门专业课。当每门专业课都布置课程论文的时候,学生就面临着在一个学期内完成十几篇高水平论文的巨大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要想完成作业都十分艰难,更不必说有时间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倾向进行自主学习了。
3基于单一课程的考试仍不能全面评价学生的综合能力
尽管每一门课程的考试都强调是对学生能力的评价,但受到各门课程自身内容的局限,这些考试只能反映出学生在某个方面的能力,而不能反映出他们的综合能力。一位在各门功课中都获得好成绩的学生,并不一定是能够把各门功课的知识融会贯通的学生。基于单一课程的考试在测试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方面必然是低效率的,这种情况在过去的考试制度改革中没有得到改变。
三以整合课程模式深化考试制度改革
要解决高校考试制度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需要有观念上的创新,其中,整合课程的模式就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改革方向。整合课程是全人教育理念的产物,吴立保和谢安邦认为:整合课程与传统课程相比,具有四个方面的特色。第一,是“在界限分明的各学科之间建立起广泛的联系网络”,第二,“整合课程的对象是生活在信息全球化社会中的学生”。这两点恰恰是在现行考试制度的构建中所没有考虑的内容。
到目前为止的考试制度改革,普遍存在着一个局限性,即这些改革都是针对具体一门课程的,而忽略了课程间的广泛联系。当我们在讨论一门课程的考试方式是否合理时,我们的出发点是如何保证本门课程的教学达到最好效果,而不考虑这门课程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冲突与协调。这正如我们设计了一组运筹学方程,试图使每门课程都达到目标最大化,却忘记了建立关于学生学习时间、精力和课程间相互关系的约束条件。各高校现有的学生培养方案中,对于课程间的协调是有充分考虑的,其主要方式是通过对各门课程学分的权衡,分配课堂教学时间,从而达到分配学生学习时间的效果。但新的考试制度突破了课堂学习的限制,把对学生学习时间的要求延伸到了课堂之外,而这种延伸又没有受到有效的约束,从而必然导致课程间平衡关系的破坏。
整合课程的理论要求以学生为中心来设计课程,并且打破学科间的界限,建立跨学科的联系。具体来说,整合课程理念下的考试制度改革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专业导师组,统一设计某一专业学生的考试方案,将该专业学生学习的各门课程的考试进行合并。通过调节各门课程知识在最终考试方案中所占的比重,可以引导学生合理分配学习时间,使其能力结构的形成尽可能与培养方案相一致。现行考试制度中对每门课程都提出了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结合的要求,其结果是平时作业过多,占用了学生所有的课余时间,并且在各门课程间产生了对学生学习时间的恶性争夺。按照整合课程的要求,所有计入最终成绩的平时作业、课堂回答等都应当与统一的考试方案相适应,要通过合理测算学生的学习时间来分配平时作业数量,平衡各门学科的学习负担。
第二,针对不同课程采用不同的考试方式,避免一刀切的弊端。考试方式的多样化仍然是考试改革中需要坚持的方向,但这种多样化应当放在更大的学科范围内加以认识。多样化应当是指采用多种方法评价学生的能力,而不是强求每一门课程均需要使用多种评价方法。考试改革不是要形成新的教条,而是要允许各门课程的教师根据课程特点选择最恰当的考试方式。
第三,每学年进行一至两次具有综合应用要求的跨学科考核,主要以课程设计或者论文的方式实现。跨学科考核主要是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评价,要求考核内容应当涉及到学生在一学年中所学习的各门专业课的知识和能力要求。跨学科考核的时间应当达到8周以上,甚至可以延长到整个学期或者学年。在这段时间内,学生可以通过查阅资料、独立思考和集体讨论等方式来完成考核内容。由于时间比较充足,学生有机会发现自己能力上的欠缺,并通过进一步的学习来弥补这些欠缺,这样就充分实现了考试的诊断、反馈和评价等功能。
第四,降低考核频度,鼓励学生自主学习。无论是何种方式的考核,都要注意降低考核的频度,给学生留出足够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以便学生根据个人的能力倾向和生涯设计进行自主学习。
参考文献
[1]刘继红.对高校考试改革的几点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00(5):28-29.
[2]陈慧.对高校考试问题的认识与思索[J].教育探索,2001(11):37-38.
[3]王欢.我国高等教育考试改革的目标与方向的探索[J].高教研究,2007,83(2):13-15.
[4]赵蒙成.复杂性科学与大学考试制度的改革[J].现代大学教育,2006(3):12-16.
[5]丁明珠.关于学分制下高校考试管理的几点思考[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5(3):163-167.
[6]彭志琼.改革大学考试,培养创新人才[J].继续考试研究,2008(10):176-177.
篇4
【关键词】土建工程施工,进度管理,控制,因素,措施
土建工程施工进度控制是工程施工中的重点控制工作,自始至终的贯穿于整个工程施工的全过程,其控制直接影响着工程的施工工期,工作量、资源的消耗量等等。施工进度管理及控制的好坏,将直接决定着工程整体的工期是否可以按期完工及交付使用,也影响着工程的成本及项目的经济效益的形成。因此,对工程施工进度非常有必要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以保证工程的工期按时完工、成本最低化效益最大化。
一、目前影响土建工程施工进度管理和控制工作的因素
1、人为影响因素。首先,在任何管理工作中人为的影响因素是最大的,土建施工进度管理也无例外。施工人员的技术水平、施工现场协调管理、施工进度计划的实施、施工质量的好坏等等都是与人有关,而且凡是与工程建设有关的单位,其个人素质及对工程工作的态度和能力都是影响施工进度的重要因素。其次,物资、材料因素,管理混乱、人员不整,采购困难、供应不及时、材料不合格等都是影响施工进度的因素;还有施工设备没有合理安排,常常会出现起资源浪费,堵塞现场;或是设备不足之处施工效率极低,资源闲置等等,都会影响到施工的进度。再有,施工技术影响因素,不科学、不先进、不合理的施工工艺及施工方法;施工技术力量的欠缺,现场没有强有力的技术支持,解决技术问题缓慢;不熟悉规范、工艺、标准,无法统筹全局等都直接的影响着施工进度。
2、自然因素影响。土建施工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是十分关键的,室外施工对季节、气候、地质、水文等自然因素的依赖性是极强的。例如:恶劣的天气(强风天气、雨雪天气、高温天气等)极硬的地质等等都会或多或少影响到施工的进度。
3、施工资金的因素影响。施工资金不足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拖欠农民工工资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资金的不足,物资、材料无法及时采购是施工进度无限期延长;拖欠工资导致施工进度及质量就更加无法保证。
二、加强土建工程施工进度管理和控制工作的意见及措施
1、强化管理、提高效率。对任何的建筑工程施工来说,施工进度管理是最直接影响工程进度、质量的环节,那么如何才能管理好工程现场施工这重要的环节?首先要有建立一个高水平的工程项目管理团队,包括项目经理部的领导和主要成员。首先要加强他们彼此之间的合作,培养团队精神,构建团队文化,发挥团队知识。有了高效的团队,在运用国内外先进的项目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实施标准化、程序化作业。制定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团队成员的行为。再有他们还要具备实际现场施工管理经验,在现场施工管理过程中要及时、准确的掌握施工进度,了解施工的技术要求,做好现场对施工队伍相互施工的协调,对施工现场各级负责人要经常的监督检查他们的工作情况。每个项目经理都要全面的、仔细的把工作做到实处,使施工现场管理达到“环境整洁、安全施工、纪律严明、物流有序、整体合一”的一个高水平、高效率的管理状态。
2、建立明确的进度控制目标、责任分工、综合协调。施工前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明确的进度控制目标,然后再以总目标为基础进行制定分项进度计划,同时施工过程中进度报告要及时准确,保证进度信息的沟通可以畅通无阻。施工进度计划出来科学合理的制定,其还应该建立严谨的审核及检查制度,好对进度计划进行严格把关可控制。施工过程中的综合协调也是进度控制的有力保证,各施工队伍协调、物质、材料供应协调、施工控制协调、进度款项支付协调、施工设备协调等等,所有工程施工参与的各方都要给予充分的配合及大力的支持,积极响应协调及时沟通协作,使工程施工进度的控制和管理工作一切尽在掌控之中。
3、设定工程项目进度管理的标准。工程项目进度管理既然以项目的建设工期为管理对象,那么工程项目进度管理的成效就必然由项目建设工期控制的有效程度来表征。工程施工进度控制标准要以施工工期为目标,其确定有以下几种常见的方式:
1)利润目标工期。施工企业承包任何工程都是要取得利润的,在目前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下,施工企业都以工程能够取得预期利润为判断准绳,来确定是否竞标。一旦参与不竞标成功,施工企业就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工程施工,通过科学的技术管理完成整体施工而达到预期的工程利润。
2)费用目标工期。为了保证施工进度的同时,把施工的成本费用降到最低,我们施工企业经常以追求施工成本费用最低为目标工期。其‘工期短、成本低’是工程施工进度控制的标准。施工企业以这种‘费用最低工期’为施工进度管理目标,正是保证用最低的成本来完成工程的整体施工任务,使企业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3)资源目标工期。施工企业的进度计划将根据施工过程中实际可以调配的劳动力、施工机具设备、建筑材料、构配件、半成品、资金的具体状况决定。资源目标工期特点就是‘资源受限,工期最短,任何的施工都会受到资源的限制的不利因素,我们要以客观现实存在的资源情况,制定合理的施工进度计划,实现充分利用存在资源,有效控制施工进度,确保工期按进度计划完成,从而保证企业不致因此陷入被动。
结束语:在土建工程施工进度管理和控制的过程中,还涉及许多的因素,不管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度和质量,所以在工程项目的施工进度控制管理上一定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策略,及时总结及时改进,认真做好施工的计划安排,通过对整个项目计划系统的综合有效控制,才能保证工期目标的实现,确保土建工程项目的顺利竣工。
参考文献:
[1] 季时雨. 关于土建工程施工进度控制与管理的分析[J]. 黑龙江科技信息.2011(08)
篇5
关键词:公务卡 使用 改革
一、改革的具体做法
(一)积极试点积累经验
为积极稳妥地推进公务卡结算制度改革,我区采取了先试点后推广的方式。2012年11月9日,在132家预算单位中挑选区地税局、审计局等8家会计基础好、单位规模较大、财务人员素质相对较高的单位进行公务卡结算制度改革试点。为了确保改革有序进行,试点阶段我们着重做了如下方面的工作。一是制定制度办法。根据江苏省公务卡结算制度改革推广工作会议精神,我区会同人民银行结合国家和省有关要求制定了区级预算单位公务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公务卡支付及报销程序,加强公务卡的内部管理与控制,确保资金安全。二是选择公务卡银行。各预算单位按银行要求,积极收集符合条件职工身份证复印件,发放、回收开卡相关申请表。一级预算单位不超过5张卡,二级预算单位不超过3张卡,乡镇原则上不超过20张。相关预算单位以区财政局草拟的《区级公务卡结算业务服务协定》为基础,根据各银行自愿提供的其他服务项目,自行签订协议。
(二)全面深化改革
2013年9月,在总结公务卡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区预算单位推广公务卡结算制度改革。
1、制定公务卡支付结算操作程序
一是办卡、支付。预算单位组织职工统一办理个人信用卡,银行根据职务等情况授予相应额度,预算单位公务人员出差或外出采购时,通过信用卡刷卡支付后凭刷卡pos凭条及相关发票进行报销。二是财务人员提取信息。财务人员可即时报销,也可在还款期内不定期汇总报销。报销时预算单位登陆银行公务卡消费查询系统,录入pos凭条消费日期、卡号、pos单授权号(流水号)或金额等要素,即可查询公务消费的明细信息确认后下载。三是生成支付凭证。财务人员将下载的财务信息导入国库集中支付系统,手工录入功能科目、经济科目和具体用途后,生成财政授权支付凭证和明细信息汇总表,打印送银行。四是银行划款。银行收到财政授权支付凭证后,从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划款到财政部门在发卡银行开的“预算单位还款总账户”,发卡行收到资金后,核对预算单位纸质和电子明细信息,并将资金归还到相应的\公务卡。五是公务卡对账。开卡银行按月按单位提供公务消费明细及汇总信息对账单,并按月向个人提供贷记卡所有明细信息对账单。
2、制定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明确公务卡刷卡范围
为规范实施公务卡结算改革,提高刷卡率,我区制定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明确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等16项支出必须通过公务卡结算。对不能使用公务卡的零星现金支出,如快递费、过桥过路费、出租车费等先由个人垫付,单位报销后打入个人公务卡中。这需要单位财务人员手工录入,加大了工作量,但从根本上探制了现金使用,对推广公务卡十分有益。
二、改革的主要成效
通过一年多的试点和全面推广,全区132家一级预算单位实施了公务卡结算方式。截止今年4月底,共办卡264张,刷卡金额为2012年的5倍,并顺利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系统进行报销还款。总之,公务卡顺利推进,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提高了公务支出的透明度
财务人员通过对业务人员报销票据与银行刷卡信息的比对,加强了对公务消费行为合规性、真实性的监督管理,促进公务消费的透明化,改变了过去对现金如何使用、用在哪些方面难以监控的状况。
(二)提高预算单位财务管理水平
一是公务卡消费,减少了预算单位提取现金,保管现金等环节,降低了现金使用的安全风险;二是减少了业务人员办理预借现金和报销等工作;三是公务卡在还款期内必须按规定还款,督促单位及时办理报销还款手续,减少了往来账业务量。
(三)规范预算单位公务消费行为
公务卡结算制度改革,限制现金的使用,使用假发票套取现金,私设小金库等违法违纪行为得到有效遏制,杜绝了假发票现象,有效规范了公务消费行为。
三、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用卡意识不强
部分预算单位负责人、财务部门负责人对使用公务卡消费比较陌生,担心产生罚息、滞纳金等,从而因而产生一些抵触情绪,参与公务卡改革的积极性不高。
(二)用卡环境较差
一是POS机具投放不足,目前中小城市POS机普及率还很低;二是银联对每笔刷卡消费都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增加了商家的成本,从而不主动配合持卡人刷卡消费。三是银行服务水平欠佳,重开卡、轻服务的现象普遍存在。
(三)制度不健全
目前公务卡制度改革仍处于逐步推进阶段,各项配套制度和措施需在实践和深化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动态监控,确保制度执行到位。
四、完善管理对策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务卡的认知度。要加大对公务卡结算制度的宣传,使各预算单位,尤其是单位领导了解推行公务卡改革的目的、操作规则及可能出现的风险,提高认知度。预算单位要对本单位人员进行培训,让持卡人转变观念,充分了解公务卡管理要求,练掌握公务卡用卡及报销流程,从主动用卡,确保公务卡顺利推广。
二是改善受理环境,提高公务卡使用效率。进一步加强与各银行的沟通,加大POS机的布放力度,提高普及率,引导商家主动申请安装POS机,便于持卡人使用。财政部门应将公务卡业务作为考评银行的一项重要指标,充分调动各银行积极性,有关部门要采取措施,确保持卡消费信息安全,并按规定对刷卡消费给予优惠。
三是强化监督管理,保障公务卡制度取得实效。加大对日常公务支付动态监控力度,对不按要求使用公务卡消费的单位,严禁其现金的提取。
参考文献:
篇6
一、实施“双随机”抽查工作的做法和成效
(一)积极宣传发动,营造深厚氛围。印发《致全区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一封信》2万余份,设立公示牌,同时提醒到工商窗口办理设立、变更、注销等登记事项的经营者,按时完成信用信息公示,做好抽查迎检工作。专门召开了“双随机”抽查培训会,企业注册局、信息中心和各工商所抽查人员参加了培训,详细讲解了“双随机”抽查工作机制及操作流程,抽查的主要事项、操作规程及工作纪律。
(二)落实监管责任,确保抽查实效。按照省工商局《全省工商系统2015年度企业年报和投资担保类企业公示信息抽查工作施方案》的要求,本次抽查共涉及395家市场主体,其中包括合作社3家、个体户265家、企业125家、投资类企业2家。通过“双随机”摇号配对,将个体工商户、企业、农民合作社及投资担保类企业分别分配至8个工商所28名抽查人员,按照“谁抽查、谁录入”的原则,要求抽查结果必须全部公示,公示程序清晰规范。
(三)探索创新模式,提高抽查效能。在抽查过程中,探索实施了“1+X”综合监管模式,即通过“双随机”方式,在年报信息抽查中,将需要多次完成的抽查事项一次抽查完毕,抽查内容由单项业务改为综合业务。此次抽点为企业公示信息、合同违法行为、商标使用管理、商标侵权假冒、广告违法行为等情况,按照各项检查内容的不同要求,逐项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汇总,真正落实“双随机”抽查机制。抽查结果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山东)统一公示,对发现企业具有经营异常情形的,依法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检查中发现其他违法线索的,依法依责处理或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截至2016年10月20日,395家市场主体的“双随机”抽查任务全部完成。经检查发现,通过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企业3家,个体户28户,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企业4家。上述市场主体已按规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二、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一)法律依据不健全。目前,企业公示信息抽查工作适用的主要依据是《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但两者均未对“双随机”制度有所表述。“双随机”抽查制度,也仅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中有所提及,没有具体规范。导致部分基层执法人员在抽查过程中,只注重专项抽查规定内容,对专项抽查未列入的违法经营行为缺乏重视,导致该发现的经营异常行为未被发现。
(二)业务素质不适应。“双随机”抽查涉及注册登记、商标、广告、合同、竞争行为等工商行政管理全方面的业务,对执法人员业务要求较高。而目前队伍老化、知识储备不足的现实,使得该项制度的全面落实还需要一定过程。一线监管干部不熟悉企业财务会计业务,只能核对企业提供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与公示信息是否一致,而难以通过核查企业财务信息来判断公示信息的准确度,并发现违法违规经营线索,由此也导致履职风险高,很多干部有畏难情绪。
(三)抽查工作不到位。“宽进”使市场主体数量迅速增加,随之需要抽查的企业数量也迅速增加,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精力,而目前的人员配置看,一个工商所能够抽出参加抽查工作的人员往往只有一两个人,一线有限的监管力量难以适应迅速增加的市场主体抽查任务。由此导致部分基层执法人员在抽查过程中存在应付情绪,在核查年报公示信息和检查经营行为时走过场,未能充分履行职责,无法发现问题,造成列入异常名录的比率偏低。
(四)执法成本上升。实施“双随机”制度通过执法人员和被检查对象的随机组合,实现了抽查异地化,但由于“跨区”检查,检查人员对市场主体总体情况和具体分布不熟悉,往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查找企业地址,或需由当地监管人员引领,从而增加执法成本,降低了工作效率。此外,检查人员对被检查企业基本情况缺乏应有了解,给告知检查目的、开展实地检查增加了难度,导致被检查企业配合度不高。若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审计(审计费用由委托机关承担)企业年报信息,每户企业审计费用平均约为2000元,在目前基层经费保障情况下,难以落实。
三、相关对策建议
(一)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抽查机制。建议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对“双随机”抽查制度予以明确,对适用主体、抽取基数、检查方式、操作流程、结果处置等具体事项予以规范,进一步提高“双随机”抽查制度的法律层级。同时及时总结“双随机”制度在企业公示信息抽查监管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基础上,逐步将该制度推广延伸到其他监管执法领域,不断调整和完善抽查机制和细则,合理安排抽查计划,指导各基层部门根据人员配备和各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可行的操作规程,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双随机抽查机制。
(二)充实执法力量,确保抽查效果。建议进一步充实基层执法力量,引入新鲜血液,加大基层保障,强化业务知识培训,提升执法能力水平,切实打通基层队伍老化、人员短缺和专业结构不合理等症结,为全面落实“双随机”制度提供坚实的队伍保障。完善参与随机抽查的执法人员数据库,实现检查企业与检查人员随机组合、有效匹配。同时,要在执法人员随机抽查系统下设立法律、会计、商标、广告、不正当竞争、网监等类型执法人员子库,以便于根据不同的专项检查需要抽取不同类型的人才,防止出现检查人员不熟悉检查领域而延误检查的情况。
(三)实施整合抽查,强化后续监管。企业公示信息双随机监管模式处于刚起步阶段,没有经验可循,在实施过程中其不完善性会渐渐凸显。因此,应适当简化抽查程序,提高抽查比例,增加抽查企业的基数,特别对于本辖区投诉举报较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以及有严重违法违规记录的企业,保证随机抽查能够更多地抽查到潜在违法企业,增加抽查的针对性。同时,探索制定联合抽查计划,科学整合对同一市场主体的多个检查事项,逐步实现计划先行、一次完成的目标,避免因多头抽查对企业的打扰,提高执法效能。对抽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该公示的要公示,该立案查处的要移交办案机构,依法依规加大惩处力度,形成有效震慑,增强市场主体守法的自觉性。积极开展联审工作,根据抽查结果,对相关部门在先进、创新、品牌等评定方面提供联审意见,为各类荣誉评定提供信用参考意见,努力构建“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信用监管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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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完善;医院;会计制度;财务制度;思考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1
新《医院财务制度》、《医院会计制度》、实施一年半以来在许多方面有很大的突破和创新,但新财会制度的实施是一个不断完善过程,因此各医院在实施过程中都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一、新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主要困难
1.固定资产、存货、投资未计提减值准备
新制度在资产负债表中以原值、折旧、净值分别列示固定资产,真实地反映了资产账面价值,但是新制度并未设立“固定资产减值”科目,由于电子医疗设备等高科技固定资产存在减值风险,不计提减值准备,不能真实地反映固定资产价值。医院由于临床急救和日常经营的需要,通常存在较大的库存物质,一旦市场价格发生波动,存货就得承担减值的风险,同时医院的无形资产、长期股权投资等也存在减值的风险,但新制度中并没有规定相关计提减值准备,资产的现实价值无法得到真实反映。
2.新制度没有解决医院以药养医的收入补偿结构问题
新制度虽然取消了“药品进销差价”科目,将药品收入并入医疗收入进行核算,增加了“药事服务费收入”三级会计科目,以弥补医院收入结余的减少,逐步取消以药补医现象。然而目前多数医院的药品进销差价收入不能取消,造成“药品收入”科目的取消,只是在账务处理上掩盖了以药养医的现象,但未改变了医院以药品结余弥补医疗亏损的状况,这不利真实反映医院收入结构和补偿资金来源。
3.对应收款项核销坏账准备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病人欠费和呆账损失核销不及时,影响了财务信息质量
新的医院会计制度规定账面时间超过三年的,确实没有办法收回的其他应收款和应收医疗款,在经过审批确认后可以视为坏账损失处理,但目前各地均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使医院欠费和呆账现象长期挂账现象比较严重。
4.医院会计报表的设计考虑实用性较少,收入费用总表过于简单
新会计制度规定的“收入费用总表”表中“医疗成本”项目栏,按性质分为人员经费、卫生材料费、药品费、固定资产折旧费、无形资产摊销费、提取医疗风险基金和其他费用,按功能分为医疗业务成本和管理费用,共编报了七个费用项目,使项目过于笼统和简单,不能完整体现成本费用整体分布,势必影响对医疗费用构成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价。
5.成本核算体系不健全,成本核算方面存在薄弱环节
新医院会计制度实施的另一问题是成本核算体系不健全,绝大多数的医院未建立成本分析评价体系,成本核算仅仅作为一个数据结果,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成本核算制度,使成本核算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目前,绝多数医院仅开展了科室成本核算,医疗服务项目成本核算、病种成本核算、床日和诊次成本核算开展的较少。
6.医院无形资产的管理缺乏明确的细则说明
因无形资产其涉及的范围很广,缺乏明确的细则说明,单位过于重视有形资产的增长而忽略无形资产,造成无形资产确认入账核算管理存在难度,如著作权、商誉及医学科研成果等等。但长此以往将会导致部分实际已经形成无形资产的没有核算,没有达到设置此科目核算的目的,影响了医院对无形资产的管理。
7.目前新医院财务软件功能开发尚不完善,存在不足
医院新会计制度的执行有赖于信息系统的配合,如财务系统的升级、医院信息系统的调整等。然而,许多医院使用的管理软件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就是医院按部门分别由不同的软件公司开发,独立承担“某块”信息化管理功能,无法较好满足新制度对核算管理的要求,且各程序之间多数通过人工数据核对实现数据对接,造成收集整理信息的工作量大、耗时长、相互约束性差的现象。
二、完善《医院财务制度》和《医院医计制度》的思考
为适应新医改要求,进一步规范医院财务核算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当前应进一步完善新医院财会制度,以加强医院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工作,具体讲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
1.健全医院成本核算和分析体系
新的医院会计制度要求将收入和支出费用都纳入成本预算的范围中,明确了成本预算的调整、编制、执行等工作程序。因此,医院应该在成本控制的基础之上,建立成本分析评价体系,合理划分成本核算单元,满足科室成本、项目成本、病种成本、床日和诊次成本核算的需要。
2.加强预算管理,实行全面预算管理
加速推进预算管理基础工作,卫生行政和财政部门应尽快推出适合医院的预算管理细则,方便各医院参照执行, 要进一步强化医院成本控制意识,实行全面预算管理,从各环节上杜绝浪费现象,实现医院整体成本控制水平的提高。
3.增设减值准备科目,真实反映资产价值
在资产核算方面,医院可以增设减值准备科目,来记录固定资产、存货、投资由于市场价格的变化造成的价值降低,避免资产发生虚增。确保会计信息的准确,另外,还可以根据各类资产的使用寿命和特点,来进行其预计净残值的估计。
4.加快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步伐
新制度对医院财务信息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院要加大对医院信息化建设的投入,以财务制度的要求为核心,建立或优化医院财务信息化平台,同时促使软件开发公司进一步完善核算软件,进而全面实现财务管理手段的信息化。
5.改进坏账准备审批的具体操作办法,定期审批核销医院坏账
新的医院会计制度规定账面时间超过三年的,确定没有办法收回的其他应收款和应收医疗款,在经过审批确认后可以视为坏账损失处理,建议尽快制定审批的坏账准备具体操作办法,有效控制坏账变化对医院经营管理的影响,有关部门要定期审批核销医院医疗坏账。
6.完善财务报表体系,健全财务报告分析体系
新制度增加了现金流量表、财政补助收支情况表和报表附注,全面改进了各报表的结构、项目及其排列方式,但医疗收支情况表仍然过于笼统和简单,建议借鉴企业的报表模式进行细化,进一步扩大收支项目分析指标的宽度和深度。
7.重视无形资产的管理,对其核算范围、摊销制定明确的细则说明
总之,经过一年半来的实施,新会计制度弥补了原会计制度的一些不足之处,真实的反映了医院的财务状况、资产管理、成本核算情况,对推动医院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工作的不断强化具有深远的意义。但在新会计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因此,我们建议上级有关部门对医院会计制度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做出有关补充规定和实施细则,以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医院财务和会计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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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烟叶密集烘烤过程中关键温度点稳温时间和湿度组合调控试验的结果表明:下部叶以处理T3、中部叶以处理T2、上部叶以处理T4的烤后烟叶外观质量总体得分最高,且在同部位中与其他处理的差异均达显著水平。
关键词:关键温度点;稳温时间;湿球温度;烤烟;外观质量
中图分类号:TS44+1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1-4942(2014)04-0056-04
密集烤房具有节能、省工、降耗等多方面优点[1,2],但由于工艺相对滞后,烤后烟存在颜色浅淡、僵硬、组织结构致密等多方面问题[3],工艺与设备的配套已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在烟叶调制过程中,变黄和定色的温湿度状况及其持续时间长短影响并制约着叶片组织内含物质的转化程度和烟叶香气物质的形成[4],因此,研究烟叶调制关键温度点的湿球温度和稳温时间对提高烟叶烤后品质有很重要的意义。高玉珍等研究了烟叶烘烤过程中温湿度条件对烤后烟叶质量的影响[6~12];谢已书等
研究了烟叶烘烤过程中关键温度点的稳温时间对烤后烟叶质量的影响[13~16]。本试验采用关键温度点湿度和稳温时间组合控制的方法研究了不同湿度和稳温时间组合对密集烤房烤后烟叶的影响,以期为密集烘烤工艺的本地优化提供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地点设在卢氏县杜关烟叶工作站康家湾试验点。供试品种为云烟87,5月5日移栽,田间管理按生产技术规范进行。各部位烟叶的取样方法是:下部叶取第5~6叶位的烟叶,中部叶取第9~11叶位的烟叶,上部叶取第15~16叶位的烟叶,每竿编烟120片左右,编竿后对样竿进行称重并挂牌标记。
供试烤房为符合《密集烤房技术标准》建造要求的气流上升式密集烤房8座。
1.2 试验设计
1.2.1 关键温度点稳温时间与湿度控制组合
T1:38℃(36±0.5℃)温度段,稳18 h; 42℃(37±0.5℃)温度段,稳16 h;45℃或47℃(38±0.5℃)温度段,稳12 h;54℃(39±0.5℃)温度段,稳12 h。
T2:38℃(36±0.5℃)温度段,稳24 h; 42℃(37±0.5℃)温度段,稳20 h;45℃或47℃(38±0.5℃)温度段,稳24 h;54℃(39±0.5℃)温度段,稳20 h。
T3:38℃(35±0.5℃)温度段,稳18 h; 42℃(36±0.5℃)温度段,稳16 h;45℃或47℃(37±0.5℃)温度段,稳12 h;54℃(38±0.5℃)温度段,稳12 h。
T4:38℃(35±0.5℃)温度段,稳24 h; 42℃(36±0.5℃)温度段,稳20 h;45℃或47℃(37±0.5℃)温度段,稳24 h;54℃(38±0.5℃)温度段,稳20 h。
1.2.2 各处理样竿在烤房内的挂置位置 每个处理样竿数为18竿,重复3次,挂置在一个烤房内。方法如下:在隔热墙2、4、6 m的位置,每一棚次的两路每点放置1个样竿,距离相同的样竿为一个重复。
1.2.3 总烘烤时间统计 点火~烘烤结束所用的总时间。
1.2.4 每烤出烟量统计 烤前对18个样竿称重,去掉竿重,即为样竿鲜烟重。烤后对18个样竿称重,去掉竿重,即为样竿干烟重。
每烤出烟量=(样竿鲜烟重/18)×总装烟竿数
鲜干比=样竿鲜烟重/样竿干烟重
1.2.5 烤后烟叶外观质量评价 回潮后,根据烟叶外观质量评价指标对样竿烟叶进行打分,标准见表1。
1.3 烤后烟叶取样
烤后烟叶,每个处理按X2F、C3F和B2F各2 kg进行取样。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处理烤后烟叶外观质量比较
2.1.1 下部叶各处理烤后烟叶外观质量比较 从图1可以看出,处理T3的颜色、身份、油分和色度都好于其他处理;成熟度各处理区别不大;叶片结构处理T1得分最低,其他处理无显著差别;外观质量总得分情况为T3>T1>T4>T2。
图1 下部叶各处理烤后烟叶质量比较
2.1.2 中部叶各处理烤后烟叶外观质量比较 从图2可以看出,处理T2在外观质量的各个方面都好于其他处理;处理T4次之;处理T1最差。
图2 中部叶各处理烤后烟叶质量比较
2.1.3 上部叶各处理烤后烟叶外观质量比较 从图3可以看出,处理T4在外观质量的各个方面都好于其他处理;处理T2次之;处理T1和T3相对较差;外观质量总得分情况为T4>T2>T3>T1。
图3 上部叶各处理烤后烟叶质量比较
2.1.4 各部位各处理烤后烟叶外观质量差异性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下部叶中处理T3总体质量得分最高,T2得分最低;中部叶处理中T2总体得分最高,T1得分最低;上部叶处理中T4的总体得分最高,T1得分最低。经Duncan’s新复极差法检验,上部叶处理中T4、中部叶处理中T2和下部叶处理中T3均与其他处理差异显著或极显著,T4、T2和T3各为上、中、下三个部位处理中的最优处理。
2.2 各处理经济运行情况比较
从表3可以看出,在烘烤时间方面,上、中、下三个部位都以处理T4时间最长,处理T1时间最短。各部位各处理烤后烟叶的情况为:下部叶的上中等烟比例以处理T3最高,处理T2最低;中部叶的上中等烟比例以处理T2最高,处理T1最低;上部叶的上中等烟比例以处理T4最高,处理T1最低。上、中、下三个部位烟叶的鲜干比都是以处理T4最高,处理T1最低。在能耗方面,上、中、下三个部位都是以处理T4的千克干烟耗煤耗电量最大,处理T1最低。
3 结论与讨论
由于各部位鲜烟素质的差异,各个试验处理在三个部位中的结果差异较大,对处理T1来说,由于稳温时间较短,烘烤全过程用时也较短,能耗较小,下部叶烤后质量较好,但较处理T3为差,不适合中上部烟的烘烤;对处理T2来说,由于湿球温度相对较高,虽然稳温时间最长,但烘烤全过程用时与T3相差不大,能耗也相差不大,相对较高的湿球温度,相对较长的稳温时间,有利于烟叶内含物质的充分转化,烤后烟叶以中部叶质量最好,上部叶次之,下部叶最差;对处理T3来说,由于湿球温度较低,稳温时间较短,所以烘烤全过程用时较短,能耗和T2相当,这个处理对下部烟的烘烤比较有利,相对较低的湿球温度,相对较短的稳温时间,可以协调烟叶变化和失水,下部叶烤后质量好,但对上部叶的烘烤可能不利;对处理T4来说,由于湿球温度较低,稳温时间最长,所以烘烤全过程用时也最长,同时能耗最大,相对较低的湿球温度,相对较长的稳温时间,能促进内含物质的充分转化,上部叶烤后烟叶质量较好,但对下部叶的烘烤不利。
综合各部位各处理的烤后烟叶质量情况,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上部叶以处理T4、中部叶以处理T2、下部叶以处理T3的烤后上中等烟比例最高,烟叶质量总体得分也最高,且在同部位中与其他处理的差异都达到了显著水平。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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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场外交易市场 做市商 混合交易制度
一、引言
交易制度设计的目的是形成价格发现机制,提高市场流动性。而设计原则是,在场外交易市场体系内,对于公开发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和非公开发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也应有所区别。由于发行条件不同,公司应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不同,公司股份的投资风险也不同,因此,应对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的公司的股份转让制度有所区别。所以场外交易制度的发展方向是,在代办转让系统目前的集合竞价制度下引入做市商制度予以补充,提高市场的流动性,但有必要通过一定的制度设定提高做市商的做市动力。而对于在产权交易所的非公开发行公司目前还是采用柜台转让的方式,当形成了一个全国联网的统一信息平台后,可引入多元做市商制度,形成有效的价格发现机制和形成机制,提高市场的流动性。实质上就是混合交易制度,混合交易制度的优势在于,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市场流动性,并且不存在交易成本较高、较难监管做市行为等缺陷;但难点是存着“做市商困境”――混合交易制度下的做市商难以仅用来自做市行为的获利平衡所承担的报价义务、因而不具有做市动力。所以我们再设计混合交易制度时,要做出提升做市商作市动力的制度安排,如“大宗交易的延迟报告制度”。综合考虑我国场外证券市场的情况,依据制度变迁理论“路径依赖”的原理,应保留目前在场外证券交易市场上的协议转让模式。在发展混合交易制度的同时,应该设立场外协议转让模式作为补充,投资者可以在做市商交易系统之外,通过该模式直接成交。总体上看,这种方式既兼顾了市场公平,又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做市商的合理利益。
二、传统做市商制度与混合交易制度的比较研究
(一)做市商制度的两种方式 严格意义上的做市商制度是指传统的竞争性做市商制度,即由做市商向市场提供双向报价,投资者根据双向报价与做市商成交。20世纪90 年代以后出现了在竞价交易系统中由做市商承担双向报价义务的交易模式,一般称为混合交易制度(Hybrid Trading System)或者附流动性提供者(Liquidity Provider)的竞价交易制度。(1)传统做市商制度。传统做市商制度也叫报价驱动(Quote-Driven)交易制度,是指做市商向市场提供双向报价,投资者根据报价选择是否与做市商成交,投资者委托不直接配对成交。相对于竞价交易制度,投资者无论买入还是卖出股票,都只能与做市商成交,而不是买卖双方直接交易,即在一笔交易中,买卖方中的一方必定是做市商。一般情况下,会有多名(至少有两名以上)做市商同时对某一股票进行报价。1997 年之前的NASDAQ 市场以及伦敦证券交易所市场以传统做市商制度为主。目前,在一些新兴的OTC股票市场上,也采用了传统做市商制度,如日本JASDAQ市场对部分股票改用传统做市商制度,台湾股票市场对“兴柜股票”采用传统做市商制度。(2)混合交易制度下的做市商制度。在这种方式下,市场交易主要以竞价方式进行,虽然也存在做市商的双向报价,但做市商的双向报价与投资者的委托共同参与集中竞价,在交易系统中做市商报价与投资者委托没有区别,交易仍然主要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进行。做市商或者承担连续报价的义务,或者只承担特定情况下(无其它报价或者其它报价价差过大等流动性严重不足的情形)的报价义务。在竞价交易系统中引入做市商的主要目的是解决部分股票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如欧洲大陆的德国交易所在1998 年设立指定保荐人,亚洲的香港交易所于2001 年在权证等产品上设立庄家和流通量提供者,澳大利亚、韩国股票交易所也在ETFs 等产品上引入了做市商。
(二)两种做市商制度的比较分析 (1)传统做市商制度的利弊。传统做市商制度的优势在于市场存在着指定的流动性提供者――做市商,而在竞价交易制度下,只能由投资者的限价委托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因此,在流动性很低的情况下,做市商制度最具有优势,更能增强市场流动性、保证市场成交活跃。此外,做市商还在辅助大宗交易和证券推介方面具有优势。从做市商角度看,由于投资者只能与做市商成交,总体看做市商能够从做市行为中获利,因而做市积极性较高。尽管如此,在实践中,传统做市商制度表现出两方面的重要不足,特别是在市场流动性得到改善时,不足之处会日益凸现。第一,做市商制度下交易成本较高。一般来说做市商市场的买卖价差会高于竞价市场。第二,较难对做市商的做市行为进行有效监管。虽然从理论上说,多名做市商之间会相互竞争以提供最优报价、最终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但实际上,由于做市商之间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因此,对做市商而言,相互合作进而合谋、以损害市场效率和投资者利益为成本来实现做市商集体利益的最大化,成为比相互竞争更为明智的选择。(2)混合交易制度的利弊。相比竞价交易制度,由于存在做市商双向报价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因此,混合交易制度更有利于提高极端情况下的市场流动性,双向报价客观上起到了活跃市场、方便投资者成交的作用;同时,混合交易制度本质上是竞价交易制度,克服了传统做市商制度交易成本较高、较难监管做市行为等缺陷。但混合交易制度下存着“做市商困境”――混合交易制度下的做市商难以仅用来自做市行为的获利平衡所承担的报价义务、因而不具有做市动力。相比之下,在传统做市商制度下,做市商往往可以通过做市行为的获利来平衡所承担的报价义务,即做市行为具有“垄断性”收益,因为投资者必须与之成交。因此,混合交易制度取得成功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市场须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大宗委托的比重较大、较大的报价变动单位等。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做市商就需要额外补偿以提高做市积极性,因此,如何平衡做市商的权利与义务始终是个难题。进而影响混合交易制度的实施效果。
(三)传统做市商制度与混合交易制度、竞价交易制度的比较 对比传统做市商制度与混合交易制度、竞价交易制度的主要特征,如优缺点、监管风险、券商盈利模式、交易系统改造/新建成本等,结果如(表1)所示。
三、混合交易制度引入的作用分析
(一)混合交易制度的作用 就交易制度发展趋势而言,随着20 世纪90 年代计算机技术在证券市场的广泛运用,混合交易制度逐渐成为一种新趋势。总体上看,混合交易制度起到了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提高了市场公平程度,有利于打破做市商的垄断交易地位,这是相对传统做市商制度而言;二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有限的提高市场流动性的作用,这是相对竞价交易制度而言。这两方面的作用与形成混合交易制度的两种途径密切相关。第一种途径是由传统做市商制度向混合交易制度的过渡。在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流动性有所提高之后,传统做市商制度存在的缺陷就会凸现出来。出于追求市场公平等原因,近年来各主要做市商市场的都开始引入竞价交易制度、制衡做市商对市场价格形成的控制权。具体方式有两种,一是直接建立竞价交易制度,取代原有的传统做市商制度,如伦敦证券交易所于1997 年10 月推出SETS(Securities Electronic Trading System),将部分流动性较好的股票改为采用竞价交易制度,完全放弃原有的传统做市商制度。二是建立混合交易制度,在做市商制度中引入竞价交易成分,如1997 年NASDAQ 开始引入竞价交易因素、2003 年11 月伦敦证券交易所引入SETSmm 系统等。出现这种差异主要原因是 “路径依赖”――交易制度改革往往会因为涉及到各相关团体的根本利益而异常艰难,因此,在引入竞价交易制度的同时,需要顾及原有做市商的利益,这时,混合交易制度就成为一种不错的选择。在由传统做市商制度向竞价交易制度的过渡中,混合交易制度可以部分维持原有做市商的既得利益,虽然做市商在委托簿中的优先权很有限,但成为做市商能够使它在大宗交易方面获得一定的优势,这有利于保持其原有的收益。此外,成为做市商后,也能够继续保持原先的其它优惠,如各种费用减免等。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类的混合交易制度不是出于提高市场流动性的目的,而是为了市场公平的需要。因此,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能说明混合交易制度具有提高市场流动性、从而适用于流动性较低的OTC股票市场。第二种途径是在竞价交易制度中引入做市商。出于解决市场流动性不足的需要,原先采用竞价制度的市场也开始引入各种形式的做市商,以做市商的报价来提高市场流动性,形成了特殊的混合交易制度――附流动性提供者(Liquidity Providers)竞价交易制度。在这种方式下,做市商的双边报价与投资者的委托共同参与集中竞价,交易仍然主要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进行,做市商或者承担连续报价的义务,或者只承担特定情况下报价的义务。欧洲大陆的德国交易所在1998 年设立指定保荐人,Euronext 在2001 年设立流动性提供者,亚洲的香港交易所于2001 年设立“证券庄家”、“流动量提供者”;在ETFs 等产品交易方面,有澳大利亚交易所设立“做市商”、韩国股票交易所设立“Liquidity Supplier”等。相比竞价交易制度,这类混合交易制度具有相对优势,如更有利于提高极端情况下的市场流动性。至于更高效地满足机构投资者大宗交易需要,则可以通过大宗交易等方式予以解决,采用竞价交易制度的市场普遍设立了各种形式的盘中、盘后大宗交易平台。但是,混合交易制度在提高市场流动性方面的作用是较为有限的。这是因为混合交易制度下存在着“做市商困境”――混合交易制度下的做市商难以仅用来自做市行为的获利来平衡所承担的报价义务。具体来说,在有利可图时,其它券商就会主动加入成为“无名却有实”的做市商。在某一证券的价差过大或者没有委托时,如果券商认为能够通过双向报价来赚取价差收益,那么,该券商完全有动力提交双向委托,事实上充当了做市商的角色,它们提交的委托(报价)实际上也向市场提供了流动性。不仅如此,即使做市商已经进行报价,其它券商只要提供稍优的报价(一个报价变动单位,在目前的情况下是0.01 元或0.001 元),就可以把原本属于做市商的盈利机会夺走,即“非做市商”的可以用相当低的“插队”成本抢走“做市商”的盈利机会。也就是说,“无名却有实”的非做市商可以保其“相机抉择”的权力,在有利可图时可以抢夺做市商的好处;在无利可图时,由于不承担做市商义务,非做市商可以不进行报价。相比之下,做市商却不得不为“名”所累,不能随意放弃双向报价的义务。显然,充当做市商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等。因此,针对这种情况,混合交易制度下,承担做市义务的做市商往往需要额外的补偿,这些补偿大致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法定责任豁免,如在突破法律要求的持股比例限制时可以延迟披露、延迟披露大宗交易信息等;二是来自交易所的各项费用减免等;三是来自上市公司的补偿;四是来自市场的补偿,如有利于提高知名度、有助于获得IPO 承销资格等混合交易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竞价交易制度――能较好地维护市场的公平,但不能有效地提高市场流动性,因此只能适用于流动性较高的市场,不适用于流动性特别不足的OTC股票市场。
(二)我国OTC市场引入做市制度:混合还是传统 目前为止,主板、中小企业板的实践表明,上市股票并不缺乏流动性,因此,引入做市商制度的必要性并不明显。但不排除未来OTC股票市场,包括非上市公开发行公司等,部分股票流动性不足的情况,在竞价方式(包括集合竞价)不能满足投资者需要的情况下,引入做市商制度将成为解决市场流动性不足的重要手段之一。这样,就面临两种做市商制度的选择――传统还是混合?(1)混合交易制度的优势与劣势。就我国证券市场现状而言,采用混合交易制度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优势。首先,能够融合竞价制度与做市商制度的优势,既能发挥竞价交易制度交易成本低、交易公平公正的优点,又能发挥做市商制度提高市场流动性的特点。其次,监管相对简单。由于投资者的委托可以与做市商报价竞争,做市商并不具有垄断地位,因此该模式下对做市商做市行为的监管并不存在很大的困难。再次,不需要建立新的交易系统和券商终端系统,只需对现有系统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因此,实施成本相对较低。但混合交易制度也有其内在缺陷,即较难平衡做市商的权利和义务。前面的理论分析已经表明了这种模式具有内在不足。从现实角度看,混合模式的难点可能在于,如何让券商有动力做市。如不放弃集中竞价制度就意味着券商很少有直接来自交易的盈利机会,因此必须给做市商特殊优惠。从我国实际情况看,与做市商承担的做市商责任相比,优惠显得不够充分也不够确定,海外市场提供的种种优惠在我国可行性都不大。做市商普遍担心收益相对有限而因做市责任带来的损失可能无限,没有积极性进行双向报价。为解决了混合交易制度下做市商动力不足的难题,海外的经验是,由于交易所能够进行的补偿非常有限,因此,往往由上市公司对做市商进行补偿,以及其它一些潜在补偿,如未来的承销机会等。(2)是否允许同时存在其它交易模式。第一,问题的提出。引入传统做市商制度后,是否允许同时存在其它交易模式,使得投资者在做市商交易系统之外直接成交?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做市商是否完全具有交易垄断地位。如果不存在其它交易模式,做市商交易系统就是唯一的交易途径,那么,对做市商而言,更容易获得做市利润,因而具有较高的做市积极性。不过,带来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即限制了投资者的交易权,实际上失去对做市商的制约,因此,在保护做市商做市利益的方向走得更远。如果存在其它交易模式,则投资者可以不通过做市商交易系统成交,从而不必依赖该系统。这实际上意味着做市商即使在做市商交易系统内具有垄断地位,也不具有完全的垄断地位。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在做市商市场中,维持做市商的垄断交易地位,同时,开辟其它交易途径从而对做市商形成制约,NASDAQ 市场、LSE市场都是如此。第二,不同交易模式之间的协调。如果同一个股票同时存在着两种或以上的不同交易模式,那么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如何协调不同模式下产生的不同价格。在台湾兴柜市场设立初期,由于兴柜股票仍属于未上市股票,因此可以继续在盘商处进行买卖,从而导部分兴柜股票在盘商间的成交量竟大于兴柜交易,甚至有部份兴柜公司的大股东,利用兴柜交易冷清的现况,刻意维持兴柜价格高高在上的假像,另一方面,却在未上市盘商间倒货,夸张交易的传闻。为避免利用合法的兴柜市场来掩护非法的未上市盘商交易,兴柜市场对交易制度进行了改革,方向是增加做市商的做市责任,从而将交易吸引到做市商系统中。因此,对于不同模式的价格差异,一般是通过市场机制自行调节,而不另行规定相互间变化的关系
四、我国OTC股票市场引入混合交易制度的思考
(一)对于OTC股票市场,混合交易制度是首选 综上所述,对于OTC股票市场,考虑到部分挂牌股票的流动性不足,建议考虑采用混合交易制度,而不是传统做市商制度或者竞价交易制度。在非上市公开发行公司股票转让市场等OTC市场采用混合交易制度。目前,退市股票采用一日进行一次集合竞价的交易方式。预计在非上市公开发行公司挂牌股票增加后,将出现流动性分化情况,因此,即使在初期直接采用集中竞价(连续竞价和集合竞价)方式,也有必要考虑对部分特别不活跃股票采用传统做市商制度。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综合起来看,对于OTC市场上流动性特别不足的股票,引入传统做市商制度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二)基于效率与监管,需建立电子化做市商交易系统 为有效提高交易效率,以及监管做市商的做市行为,必须建立完善的电子化做市商交易系统。根据台湾市场的经验,做市商交易系统必须同时具备报价、成交、成交信息等功能,而不是仅具备报价、成交信息功能但缺乏交易功能。兴柜市场前期的交易系统不具备交易功能,但后期的新交易系统就增加了这部分功能,即议价点选系统新增了成交功能,除了大额委托可以在柜台议价成交外,其它所有成交都必须通过该系统达成。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革新,这意味着议价点选系统实现了竞价交易系统中撮合功能,非常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更有利于对做市商报价及成交行为的监管。(1)相关考虑因素。建立新的做市商交易系统需要必须考虑市场的认同程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投资者的认同程度,二是经纪商的认同程度。由于OTC市场的投资者很大程度上与更高层次市场的投资者重合,而这些投资者已经习惯了原有竞价交易制度,因此,在OTC市场引入传统做市商制度,必须考虑投资者的认同程度。如果新交易系统不需要改变投资者原有交易习惯,可使投资者很方便、低成本地了解市场行情和提交委托,则有助于吸引投资者参与。台湾证券柜台买卖中心的兴柜股票交易系统与竞价系统的交易方式具有很大的类似性。同样地,OTC市场的经纪商也基本上以主板市场的经纪商为主。这些经纪商的交易信息接收、显示系统,以及委托处理系统等都是适应原有交易制度而建立的,因此,新系统建立必须考虑这些系统的可兼容性。如果只需要进行成本很低的软件改造,那么,对经纪商而言,参与OTC市场交易的成本是最低的。相反,如果需要经纪商建立专门的系统和设备,那么,对经纪商而言,成本就会显得过大,也因此会妨碍市场的发展。因此,新系统的建设必须考虑投资者以及经纪商对新交易系统的认同程度,详细评估对投资者参与交易带来的影响,以及对经纪商业务成本和收益带来的影响。(2)日本、台湾经验借鉴。建立新的做市商交易系统的确面临着风险,需要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即使是类似的市场环境,其结果也可能大相径庭。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如JASDAQ和台湾兴柜市场较成功地建立了传统做市商交易系统;也有失败的教训,如日本NASDAQ-Japan 未能成功建立传统做市商交易系统。2001 年5 月NASDAQ-Japan 决定建立新的交易系统,即类似NASDAQ市场的竞争性做市商制度,这要求经纪商进行较大的系统改造。但这并不符合日本各大券商的利益。但在日本,除了JASDAQ 之外,其它证券交易所都采用电子化竞价交易制度,并且NASDAQ 在日本的合作者大阪证券交易所也采用竞价交易制度。它们坚持认为,新的交易系统会大大增加它们的系统运行成本,从而降低它们的利润。但NASDAQ 还是一意孤行地坚持开发新交易系统,结果不得不取消该计划并退出日本市场。NASDAQ-Japan 在2001 年推出全新的传统做市商交易系统是导致NASDAQ-Japan 在日本证券市场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相比之下,虽然NASDAQ-Japan 引入做市商制度以失败而告终,但JASDAQ 却较成功地在流动性不高的部分股票上引入了传统做市商制度。(3)建设电子化做市商交易系统的两种途径。就我国证券市场现状而言,建立电子化混合交易系统可以沿着这样的思路:通过对目前现有的竞价交易系统进行技术改造,使之满足传统做市商交易的要求。这种做法的主要特征是:依靠现有竞价交易系统来建立,委托收集、撮合等功能都通过竞价系统实现;分离投资者与做市商的报价,分别形成做市商报价队列以及投资者委托队列;系统对外只披露做市商的报价及数量;投资者根据系统揭示的做市商报价信息,提交限价委托,规定成交价格及数量;在收到投资者的买入(卖出)委托后,撮合程序自动扫描做市商的卖出(买入)报价队列,若能成交,则按照对手价(即做市商报价)成交,数量分别为做市商的报价对应数量;成交后,做市商按照要求更新报价;若投资者的委托没有完全成交,则进入专门的投资者委托队列,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原则进行排队;该买卖委托队列只向所有做市商揭示,不向其它投资者揭示;在看到投资者的未成交委托时,做市商可以提交相应的报价,与投资者的委托全部或部分成交;成交遵循“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原则”。
(三)设立场外协议转让模式作为混合交易制度的补充 (1)设立场外协议转让模式的必要性。根据前面的分析,应该在做市商交易系统外存在其它转让途径,作为对做市商做市行为的制约,使得投资者可以不通过做市商而直接成交。这样,做市商的垄断地位仅限于做市商交易系统,而不是整个交易市场。海外市场普遍遵循交易自由化原则,因此,设立做市商交易系统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转让都必须通过该系统进行,自然也就不需要在做市商交易系统之外再设立其它交易模式。但是,我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必须由市场组织者在做市商交易系统之外另行设立其它交易模式。具体来说,我国证券市场不遵循交易自由化原则,而是对股票交易场所有着严格限制,所有股票的转让都必须在指定的场所进行交易和转让。我国《证券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依法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它证券,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者在国务院批准的其它证券交易场所转让。”这意味着,股票只能通过市场组织者提供的交易模式进行交易或转让,而没有其它的途径,这与海外市场普通允许投资者间直接转让的规定有较大区别。因此,对未上市公开发行公司股票转让市场等OTC市场而言,一旦采用传统做市商制度,还应该同时设立其它交易途径作为补充和制约。否则,投资者的所有交易都必须通过做市商交易系统进行。综合考虑我国证券市场的情况,应该设立场外协议转让模式作为补充,投资者可以在做市商交易系统之外,通过该模式直接成交。总体上看,这种方式既兼顾了市场公平,又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做市商的合理利益。(2)场外协议转让模式的主要作用。场外协议转让模式可以允许投资者、做市商之间不通过做市商交易系统直接协议成交。因此,它可以发挥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允许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不通过做市商直接进行挂牌股票的大宗转让,对做市商做市行为形成间接制约;二是便利做市商调整存货头寸,减少不能及时平衡存货头寸而带来的风险。(3)设立场外协议转让模式是对混和交易制度的有效制约。交易时间内做市商与协议转让并行的做法不会对做市商形成很大的冲击,反而会成为一种有效的制约。一种担心是,若允许协议转让模式并行,投资者可能选择先通过协议转让方式交易,如不可行再寻求与做市商成交。这样将压缩做市商双向报价的价差,减少其通过做市盈利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其做市积极性,产生与混合交易制度类似的后果。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如果做市商交易系统的报价劣于协议转让系统的报价,那么对投资者来说,参与协议转让将更为有利。此时,做市商交易系统的优势已经不存在,采用竞价方式可能更为合理。(4)协议转让价格与做市商报价的协调。两种交易模式有可能产生两个成交价格,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否有必要对协议价格进行限制,如目前的大宗交易成交价格必须在日内最高最低价或当日涨跌幅限制范围内等。综合海外市场经验,建议不设立两个价格之间的联动机制。一般情况下,OTC市场的交易不活跃,可能出现每日仅成交数笔或连续数日无成交的情况,因此,即使建立了做市商交易系统,往往不对股票涨跌幅进行限制。而在做市商系统不设立价格涨跌幅限制的情况下,再依据一两笔或一个过时的做市商系统成交价格来限制协议成交价格就更加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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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过文俊:《台湾发展场外交易市场的经验及对大陆的启示》,《当代亚太》2005年第12期。
篇10
我国合同法第126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与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结合该条款及《解答》 ,介绍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
(一)实施意思自治原则现状分析
我国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在确定合同准据法时,首先采用意思自治原则,允许当事人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这种意思自治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必须是一国的实体法而不包括冲突法,并且只能是任意性的实体法,不能是强制性的实体法。这说明我国不接受反致与转致。
(2)当事人选择法律双方一致且为明示方式。
(3)不得违反强行法。我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与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从而排除了当事人的选择权利。
(4)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
以上限制性规定基本相同,但本文作者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第一是我国是否承认默示法律选择的问题。我国并不支持默示法律选择。明确反对默示法律选择的理由主要在于,外国法院为了竞相适用本国法律,会过分利用其自由裁量权,来达到适用法院地法的事实。为此,我国在《解答》中将当事人的法律选择限定为“必须是明示的”。毫无疑问,明示的法律选择直接明了,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中总是得到肯定的。但默示的法律选择在本质上是否确实是合同当事人法律选择的合意?
(二)实施最密切联系原则现状分析
我国《合同法》第126《法通则》第145确立“意思自治原则”为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性地位时,又确立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辅或补充性地位。即规定在当事人未选择法律时,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由于“最密切联系地”是一极富弹性的连结点,因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以往的实践中采纳了“特征性履行原则”,并作为对合同的最密切联系地进行界定的依据。
(三)适用国际条约与国际惯例的原则现状分析
《民法通则》第1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国内共和国声明保留的除外。中华人民国内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民事性质的国际条约和民事诉讼性质的国际条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可以直接适用。 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原则和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的准据法是我国法律,但是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也有规定,并且当二者不一致时,优先适用国际条约。
二、完善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制度中两个问题的思考
(一)关于涉外合同管辖权的法律适用
涉外合同纠纷的管辖权本来与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是两个问题,之所以要专门加以论述,实在是它们之间有着太强的联系。为此,我们有必要在这里作一下简要分析。管辖权与合同的法律适用,实际上,当一个涉外合同纠纷的管辖权被确定,法律适用在很大程度上会是法院地法或其冲突规范指向的法律。尽管各国对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都有相当多的规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种种原因,外国法律是很难适用的;还不必说本国的程序法、强制性法律规定,本国的公共秩序必须强制适用;仅在实体法的确定上,有管辖权的法院在合同法律适用的确定上,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法官确定合同准据法的过程中,因为法官所接受的法律教育和法律实践,其所具有的主要是本国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文化,法官内心都希望适用自己熟悉的本国法律;加上本国国家利益的考虑,所以法官倾向适用法院地法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各国法院都争取适用本国法律作为合同准据法,但是,为了公平解决因争夺管辖权引起的争议,各国在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上,还是会发生适用外国法的情形,我国也是如此,并且随着我国加入WTO,适用外国法的机会会更多。
(二)关于涉外合同成立的法律适用
我国关于合同的成立,新《合同法》颁布后,依据第25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126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解答》对“合同争议”解释为“凡是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合同成立的时间、合同内容的解释、合同的履行、违约的责任,以及合同的变更、中止、转让、解除、终止等发生的争议,均应包括在内”;即合同的成立应当以当事人选择的法律确定。如果按照原《解答》对合同争议的解释,依据特殊法律优于一般法律的原则,涉外合同的成立应该依据该合同本应适用的法律确定。但是,鉴于《解答》关于“合同争议”对合同成立的解释在实务中的矛盾,应该进一步明确涉外合同的成立应适用的法律。
合同是否成立应以合同成立的准据法来确定,并且不得违反法院地的强行法律规定。原因如下:(1)如果直接适用法院地法,因合同争议可能在不同国家审判而适用不同的法律,这样就会产生不同的审判结果,不符合审判一致性的原则。此时出现一个问题,合同成立适用合同成立的准据法可能不符合法院地国家的强行法律规定。对于这个问题,因为各国法律都规定本国强制性法律和公共秩序不得违反,其违反不具有法律意义,这样即使法院依据合同成立的准据法确认合同是成立的,法院仍然可以其违反了法院地国家的强行规定而确认合同无效,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这次《合同法》本身就将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作了划分,成立的合同违反法律规定是不生效的,只是违反法院地法时合同全部(或部分)无效。但它并不限制合同成立所适用的法律。(2)依照《合同法》规定,涉外合同的争议应适用涉外合同本应适用的法律解决,涉外合同成立也可能发生争议,应以合同成立的准据法解决该争议。(3)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由假使合同已经成立,以此确定合同的准据法来解决。这种观点创立于国外,但已被我国许多学者所接受。确定合同的成立依据是合同成立的准据法,不能将一个涉外合同首先看作一个国内合同法意义上的合同,那样就忽视了涉外合同的特殊性。(4)如果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于合同的法律,那么合同成立本来就应该满足合同准据法的要件。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合同的适用法律,对于仅因合同成立发生的争议,应该依据冲突规范确定合同成立的准据法,对于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应依据分割理论确定合同成立的法律,因为双方当事人履行合同,本身就确认了合同的成立。(5)合同法律适用缔结地法的观点优点在于缔结地法为当事人所熟悉,而且缔结地法这一客观标志容易确定。但是也有弊端对于隔地合同,其缔结地难于确定,使合同的法律适用不具有确定性。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应该依合同成立的准据法确定,并且不得违反法院地国家的强行法律规定。我们在实践中要注意这一点。合同成立与合同效力是分开的,只要符合了依冲突规范确定的合同成立的准据法,合同就成立,但生效要符合法院地国家的强行法律规定,这一点应该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加以明确。
结语
本文主要研究了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原则,并引出了我国涉外合同立法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一一介绍了具体的可行方法。本文作者认为最好我国能制订一套统一的国际私法规则。这样才能为我国在国际中的商事贸易交往提供有利保证。
参考文献:
[1]邵景春著:《国际合同法律适用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