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治与哲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政治与哲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内容提要: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一部刑罚史就是一部国家权力对个体征服、控制和利用的历史。英国法对自杀者的惩罚和宽宥，一方面可以用福柯的刑罚政治经济学来解释，另一方面又扩展了刑罚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英国法的历史表明，从中世纪到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国家权力通过惩罚或宽宥自杀者而对活着的个体进行威慑、控制和利用，与此同时权力也自我调整，从而使个体的存在和发展与国家权力的转型和发展相契合。

一、福柯的刑罚政治经济学

对于人类社会中刑罚方式的变迁，许多人都乐于将其概括为一个“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并由此而赞美“启蒙和人性发现”的伟大。但对于以冷酷思想和锐利思维而著称的福柯(Michel Foucault)来说，这种温情脉脉、似是而非的人道主义论调显然是不够深刻的。因为据他考证，在欧洲近代刑罚史上，从酷刑转向监禁的过程相当短暂。虽然公开的酷刑在17世纪还非常盛行，但进入18世纪特别是中期以后，往昔热闹非凡的公开处决几乎都销声匿迹了，那种惨烈壮观的断头台场景再也难觅踪影。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刑罚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除了“启蒙”和“人性”之外，还有没有更深刻的原因？这正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1]一书中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历史问题。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福柯根据许多不引人注目且少为人知的边缘史料，细致地梳理出了三种刑罚权力运作机制：“酷刑展示与公开处决”模式、“传播惩罚符号表象”模式、“监禁”模式。他指出，在18世纪晚期，人们面对着“酷刑展示与公开处决”、“传播惩罚符号表象”和“监禁”三种组织惩罚权力的方式，它们分别以旧式君主制度、惩罚表象和强制制度为基础。在君主制度中，刑罚是君权在众目睽睽之下制造强烈恐怖效果的一种报复仪式，是君主及其权力的物质表现，但这种权力不连贯、不规范，总是凌驾于自身的法律之上。在惩罚表象中，刑罚被视为使人重新获得权利主体资格的程序，其采用一系列被编码的符号和表象，并使之在民众之间得到迅速和广泛的传播，从而阻断犯罪。而在监狱制度中，刑罚则被视为对人实行强制的技术，其以一种特殊刑罚管理权力的建立为先决条件，通过在习惯、行为中留下痕迹而训练肉体。

这三种模式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权力策略和技术：第一种模式基于旧式专横的君主制度；第二种模式基于惩罚的符号技术；第三种模式基于教养所的强制制度。通过阐述和分析三种刑罚模式之间的转换过程，福柯向人们展示了他从众多史料中提炼出来的刑罚政治经济学———在刑罚日益宽松的现象背后，并非温情脉脉的“人性和启蒙”，而是刑罚作用点的微妙转换，即从“鲜血淋淋的肉体”到“精神和观念”再到“驯顺的肉体”。这种转换的实质是刑罚权力策略和权力技术的转变，是国家权力对个体的征服和控制方式的转变；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部刑罚史就是一部国家权力对个体征服、控制和利用的历史[2]27-34。

毋庸置疑，福柯对刑罚史的这一发现和概括是惊世骇俗的，并且犀利睿智。但是，除了活着的个体外，福柯的刑罚政治经济学并没有涉及国家权力对自杀者的态度。而在欧洲，尤其是英国，有大量历史事实表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家权力的触角甚至还延伸到了自杀者的尸体和财产。这应作何解释？在发掘和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这一问题同样可以用福柯的刑罚政治经济学来进行解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扩展了刑罚政治经学的视野———从中世纪到资本主义的兴起，权力通过惩罚或宽宥自杀者(尸体和财产)而对活着的个体进行威慑、控制或利用，与此同时权力也进行自我调整，从而使个体的存在和发展与国家权力的转型和发展相契合。

二、英国法中自杀者的罪与罚

英国法中出现禁止自杀的规范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普通法，但直到封建制度瓦解后，普通法才代替了教会法和其他宗教规范对自杀进行惩罚。由于最早反对自杀的法律是以普通法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很难明确这类法律的起源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14世纪，自杀才被认为是重罪[3]253。14世纪中期以后，自杀在普通法中已被普遍当作谋杀罪，认定该罪的两个前提是行为人已成年和神智正常，这同时也是认定自杀未遂罪(被视为轻罪)的部分要件。除了所涉及的法律要件外，自杀罪还有一个特别的名称，“felo-de-se”，意思是“耻辱的自杀者”。从词源学上来看，“felo”指的是仆从破坏其与主人之间信任关系的一类犯罪；“felon”则是指实施前述犯罪的行为人，在以家臣制度(vassalage)束缚仆从的时代，这是一个被普遍使用的词汇；“felony”是对“最恶劣且无法弥补的犯罪”(具体案情见Hales v。 Petit (1565)， 1 Plowd， 253， 260。)的称呼，一般认为其派生于拉丁文“fell”(“恶毒”的意思)。由于在时间上，惩罚自杀的各种刑罚要早于禁止自杀的法律出现，因此，英国普通法在界定“felonies”这类犯罪时，更多的是从法律后果方面着手(例如会导致财产丧失)，而较少涉及其实体内容[4]139。

从13世纪到18世纪期间，惩罚自杀主要有两类刑罚。一类涉及对自杀者尸体的惩罚，另一类涉及对自杀者财产的惩罚。在第一类刑罚中，根据教会法，那些自杀或者自杀未遂的人被认为是“不名誉”的，不得举行基督教葬礼[5]87。这些规则后来为英国的普通法和成文法所采纳，效力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上半叶。对于自杀者的尸体，英国的传统作法是在夜间将其放置于十字路口并用木棍穿刺而过，此外还用石头压住死者的脸面，以此表征自杀者的“耻辱”。据考证，这种对尸体的惩罚源自非洲部落和澳大利亚原著民的原始宗教仪式[6]115。总体而言，公开亵渎尸体的实践意在给公众强化这样一种印象———自杀行为具有异教性，并以此威慑其他有自杀倾向的人；此外，这种实践还反映了一种鬼神信仰，即要用针将自杀者的鬼魂扎住，使其无法从坟墓中逃脱，这非常重要。

第二类刑罚是没收自杀者的财产，大约在1221年以普通法的形式出现，脱胎于一系列神智正常的人实施的自杀案件。13世纪一位著名的法学者布莱克顿(Bracton)区分了针对不同自杀者而应当实施的没收财产的刑罚，认为：一个人若是为了逃避被判罚极刑而自杀，就应当剥夺其财物和土地；若是普通的自杀，则只须没收其财物[7]97。但布莱克顿并没有明确被没收的财产应当归属于谁。另一位同时期的法学者威廉姆斯(Williams)则认为，“自杀者的动产应当与重罪犯人的动产等同对待”[8]102，不过他没有提及土地。在英国的司法实践中，尽管自杀者的财物常常要被没收，但没有证据显示自杀者的土地也要被没收。根据司法规则，没收自杀者的财物必须经过调查询问的程序，只有认定自杀者为“felo-de-se”(意为“耻辱的自杀者”)之后，才能没收其动产。由此，如果调查官员宽恕自杀者，认定其自杀是出于神智错乱或者其他可减轻罪过的情节，不构成“felo-de-se”，那么就可以避免自杀者的财物被没收。

在惩罚自杀的普通法出现之前，被认定为“felo-de-se”的自杀者的财产归属于其领主(Lord)。而到了中世纪晚期，自杀者的财产则开始成为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源[9]273。为了达到把自杀者的财产从其领主那里转移到国库的目的，国家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将自杀定为重罪。因为根据英国的法律传统，重罪犯人的财产是要收归国王的。与普通法上的其他犯罪一样，将自杀定为犯罪要经历一系列缓慢、零碎的司法程序，要建立在法院判决、传统和惯例的基础之上，而非以成文法的形式加以规定。哈里斯诉贝蒂特(Hales v。 Petit〔1565〕)案也许是这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案件。本案中，针对有争议的没收自杀者财产这一问题，布朗大法官(Mr。 Justice Brown)认为：“自杀是违反大自然的罪犯，是最为恐怖的事情。其不但因为违反戒律而背叛了上帝，而且因为导致国王丧失臣民而背叛了国王。”(具体案情见Hales v。 Petit (1565)， 1 Plowd， 253， 260。)这种观点的最后一部分尤为重要，因为其暗示了一种还没有发展成熟的国家理论，即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国王是首领，而民众是臣属。在政治国家开始从封建秩序的灰烬中建立起来的时期，这种对国家的关注俨然成为了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所要完成的重要“政治任务”。此外，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将自杀确定为犯罪还有助于现代政治国家的确立。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自杀者被视为重罪犯人，因而其财产要被没收并上缴国库，这增加了国家的财政力量；另一方面，确立一个新的罪名，能够使在具体层面上的司法权力和在总体层面上的国家权力，都扩展了各自相应的干预范围，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

当然，这两方面的功能与更大层面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是分不开的，而且只有将其置于从封建主义向重商主义转变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才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惩罚自杀的法律之所以规定要将自杀者的财产收缴国库，是因为一种基于土地所有和领主-仆从关系的制度(a system of land tenure and lord-vassal relations)，已经被另一种基于商业和商人-政治国家的制度(a system of merchant-state relations)所取代。国家政治经济环境的变革，使得针对自杀的刑罚也发生变化：在封建制度中，将自杀者的财产收归领主，目的在于补偿领主因丧失在封地内劳作的仆从而发生的损失，同时从经济后果上也对潜在的自杀者构成威慑，警告其不得自杀，否则就会拖累家人；而在重商主义制度中，将自杀者的财产收缴国库，一方面也会对潜在自杀者产生威慑力，另一方面还从源头上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强化了国家的权力。毕竟在以“自由”和“平等”标榜的重商主义制度中，财富的基本形式表征为财物(goods)，而非对人身的控制。

三、英国法对自杀者的宽宥

尽管自杀在普通法中被界定为一种犯罪，但在英国，从14世纪到18世纪，都少有自杀者被逮捕、起诉、定罪或判刑。而负责执行这类法律的、最常见的刑事司法官员就是验尸官。为什么验尸官没有严格执行法律惩罚自杀者呢？要理解这一点，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英国验尸官这一职位早在1194年就已被完全确立下来，而且一直到18世纪，验尸官都被赋予了广泛的权力。当发生非自然死亡的案件时，尤其是引发刑事责任的死亡案件(例如自杀、他杀以及其他暴力致人死亡的案件)，首先要由验尸官负责进行调查。此外，验尸官最初的一个名称就是“国王的保税官”(guardian of the king s revenue)，要通过执行刑事法律来保障国王的财政收入。验尸官甚至还被授权逮捕和没收重罪犯人的财产。当发现自杀者的尸体后，验尸官的主要职责就是进行调查并判定死亡的原因。如果无法确定自杀者死亡的地点，就如其他重罪案件一样，要全案移交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来调查，或者交由王座法院(the Court of the King’s Bench)来处理。通常，自杀者的死亡地点都可以确定，因此验尸官就成为了第一个调查涉嫌“felo-de-se”(耻辱的自杀者)案件的人。

协助验尸官询问证人和收集其他证据的是一个陪审团，其成员由12到30个与自杀者同等的人(peers)构成，而且全都是来自离事发地最近的四个乡镇。这些陪审员不但听审证据，而且还凭借个人知识或者所获悉的传闻，就自杀者如何以及为何自杀等问题，协助验尸官进行分析[10]47。验尸官要记录在调查中所发现的事实，以便为陪审团作出终局裁决提供依据。如果陪审团认定自杀者在自杀时“神智正常”，自杀者就不能获得基督教的葬礼，并且其财产也要被没收。相反，如果陪审团认定自杀者在自杀时“神智错乱”，自杀者就无须承担刑事责任，并且其家人也不会因此而负担惩罚性的后果。实践中，“因一时神智错乱而自杀”，是陪审团最为经常作出的认定结论。从14世纪中叶到19世纪，随着自杀案件的不断增多，这类裁决也不断增加。到了18世纪末，已经少有自杀者被认定为神智正常的人。例如，据记载，从1780至1888年间，肯特郡(the county of Kent)的验尸官在580例自杀案件中，只认定了15例案件当中的自杀者构成“felo-de-se”(耻辱的自杀者)[11]157。

然而，验尸官和陪审团在处理自杀案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慈悯，受到了18世纪一些重要法学者和史学者的尖锐抨击。布莱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就指责陪审团在“道貌岸然地作伪证”，利用“神智错乱”这一托词来帮助自杀者逃脱刑罚制裁。根据布莱克斯通的说法，如果验尸官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任何显示自杀者精神焦虑并有可能诱发自杀动机的证据，就会宣告正是这种焦虑“扰乱”了自杀者的神智；如果验尸官找不出自杀的动机，就会把自杀行为本身作为“神智错乱”的证据[12]324。同时代的霍金斯(William Hawkins)也批评了“每个自杀者必定是精神失常的”这种观念。他指出，这种推理的危险在于，一个杀害了孩童的人会据此而争辩自己当时已“神智错乱”，因为一个神智正常的人永远都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13]66。尽管存在这些批评，但判定自杀者“神智错乱”的裁决还是普遍存在。这种裁决不但可以使自杀者能够获得一个体面的葬礼，避免财产被没收，而且还可以使其抚养/扶养的人能够从保险公司那里领取保险收益。人们普遍认为判定自杀者“神智错乱”的裁决反映了英国社会草根阶层(the grassroots level)民众的意见，这种裁决的效果也许正是陪审员所预见和期待的。显然，大多数普通民众都不希望自杀法中那些严厉的刑罚被施加到自己朋友和邻居身上。而且事实上，正是这种强烈的情感使得民众在司法实践中，通过陪审团阻止了自杀法的完全实施。

广泛抵制自杀罪还是19世纪英国法律改革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运动由罗米利爵士(Sir Samuel Romilly)发起，吊诡的是，他本人后来就是以自杀的方式来了结生命的。罗米利认为，正是刑法当中那些极度严厉的刑罚导致其自身难以实施。尤其是，他重申了布莱克斯通所说过的一个观点，即由于刑罚严厉程度与行为违法性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从而使得陪审员自己都卷入了伪证罪，常常违反证据作出裁决。罗米利还进一步指出，将重罪犯人的财产收归国家是封建压迫制度的残渣余孽，应当被废除，因为其总是导致无辜的人因为犯人的罪行而被剥夺本应可以享受的物质财富[6]211。在罗米利与其他改革者一起领导的这场运动中，自杀法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其中两个最为重要的成果就是：1823年的《安葬权利法》(Right to Burial Act)赋予了自杀者获得宗教葬礼的权利； 1870年《废除没收财产法》(Abolition of Forfeiture Act)废除了个人因犯罪而被没收财产的刑罚。此时，尽管自杀仍被视为“felo-de-se”，是一种犯罪，但法律已不再惩罚自杀者的尸体或财产。到19世纪末以后，与自杀有关的就只有三类行为会受到法律惩罚：自杀未遂，教唆自杀和在自杀过程中导致他人死亡。

在宏观层面上，自杀法改革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英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进程。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自杀法的重大改革在时间上与继承法的改革相重合。这一吻合实质上显示了，针对自杀的刑罚改革在源头上与重商社会中的物质主义(materi-alism)是相通的。财产继承是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渠道，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尤为重要。然而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代际财产继承却受到长子继承制和其他封建法律制度的阻碍，迫切需要变革。为此，资产阶级兴起后，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的继承法就陆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许多新法律得到颁行，例如1833年的《继承法》(Inheritance Act)、1856年的《遗产统一分配法》(Uniformity in Distribution of Estates Act)、1890年的《非遗嘱财产继承法》(Intestate sEstate Act)和1925年的《遗产管理法》(Administration of Estate sAct)。显然，这些法律清除了诸多封建主义对遗产继承的限制，有助于其对资本财富的积累。由此可见， 1870年废除没收自杀者财产这一法律变革，与上述指向财产的制度改革和其他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改革，是相契合的。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只需认识到，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没收自杀者的财产实质上就是一种阻碍财富流转的封建制度。因此，没收自杀者财产这种刑罚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资产阶级改革者手中“柳叶刀”所要剖解的对象，正如资产阶级要迫切地解构封建土地法一样。与此同时，对于19世纪的政治国家而言，惩罚自杀者的刑罚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因为没收自杀者的财产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导致这种情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公众对自杀法的抵制极大程度地限制了国家所能获得的财物和金钱；二是，相比于中世纪，此时国家已有更多其他途径来获取财政收入，例如国内税、关税等。

四、结　语

在理论上，对刑罚的解释历来存在着报应论和功利论两种视角。报应论认为，“刑罚之所以应该存在，原因不在于惩罚可以带来有益于社会的结果，而在于作为惩罚之前提的犯罪是一种道德上或法律上错误的行为”，即“为惩罚而惩罚”；功利论则认为，“刑罚之所以应该存在，不是因为惩罚本身具有某种值得追求的内在价值，而是因为它具有服务于有益于社会的目的的工具价值”，即“为社会目的而惩罚”[14]2-3。围绕着报应论与功利论，有人将“刑罚进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人类对刑罚理性的不断发现与追求”，甚至断言“一部刑罚进化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刑罚理性的发现和完善史，亦即以刑罚体制的更迭为表征的刑罚理性进化史”[15]8-9。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另辟蹊径，从功能意义上对刑罚的历史变迁进行理解和阐释。在福柯看来，刑罚既有报应的因素，也有其他目的；无论何种刑罚机制，对于决定其是否能够继续存在的根本原因，都要从刑罚的制度性功能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中去寻找；只有当一种刑罚所发挥的制度性功能契合了社会结构、满足了社会结构的要求，这种刑罚才能获得正当性并得到贯彻。

遵循福柯的这一分析视角，我们就可以看到，英国法对自杀者的态度转变，不仅仅是“文明”和“理性”的进步，毋宁说是国家权力技术的一种革新。起初之所以惩罚自杀者，是因为在人身依附性极强的封建社会中，因惩罚尸体和没收财产所起到的威慑力，一方面能够有效地减少封建领主劳动力的损失，另一方面还能够补偿甚至增加封建领主的财产性收入。而后来之所以宽宥自杀者，则是因为惩罚自杀者的尸体首先在政治上遭到了民主司法的抵制，而且没收财产从根本上不利于新兴资产阶级原始资本的积累，无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因此，就英国法对自杀者的惩罚与宽宥、英国自杀法的变革而言，我们首先要认清其所处的大背景是社会结构和权力架构正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这是由经济力量所左右的，并且服务于那些控制着生产和积累财富的利益集团。由此，从英国法对自杀者态度的转变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作用于死者(尸体和财产)的国家权力技术，一种在福柯分析基础上扩展了的刑罚政治经济学。

注释:

[1]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9.

[2]黄永锋.历史变迁中的刑罚政治经济学[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1).

[3]Rosen， G..History[C]∥S. Perlin (ed. ) A Hand Book for the Study of Suicid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4]Pollock， F. ， F. W. Maitland.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w (2nd Ed.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5]Guernsey， R. S.. Suicide: History of the Penal Laws[M].New York: L. K. Strouse， 1883.

[6]Fedden， H. R.. Suicide: A Social and Historical Study[M]. New York: Benjamin Blom， 1972.

[7]Bracton， H.. On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England (S.E. Thorne， trans. )[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8]W illiams. F.. The Sanctity of Life and the Criminal Law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7.

[9]Holdsworth， W. S..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 III)[M]. London: Methuon and Co.， 1909.

[10]Moley， R.. Politics and Criminal Prosecution[M].New York: Arno Press， 1974.

[11]Moore， C. A Full Enquiry Into the Subject of Suicide[M]. London: P. N. K.， 1790.

[12]Blackstone， W..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4th Ed.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770.

[13]Hawkins， W.. A Treatise of the Pleas to the Crown(6th Ed. )[M]. Dublin: Eliz. Lynch， 1972.

篇2

[摘要] 目的 探讨安非他酮缓释片对抑郁症患者血清P物质（SP）和神经肽Y（NPY）水平的影响及疗效观察。 方法 将70例抑郁症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分别予以安非他酮缓释片和氟西汀治疗6周，观察两组治疗前后血清SP和NPY水平变化，并比较其疗效及不良反应。 结果 治疗6周后，两组血清SP水平[（40.12±12.73）、（48.43±12.17）ng/L]均较治疗前[（55.17±14.76）、（54.97±15.01）ng/L]明显下降，NPY水平[（138.49±23.17）、（119.53±22.86）ng/L]均较治疗前[（104.64±21.37）、（103.26±20.56）ng/L]明显上升（P < 0.05或P < 0.01），且实验组下降或上升值明显大于对照组（P < 0.05）；同时实验组患者的临床总有效率（94.3%）明显优于对照组（77.1%）（χ2=4.20，P < 0.05），不良反应发生率（14.3%）明显低于对照组（37.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79，P < 0.05）。 结论 安非他酮缓释片治疗抑郁症效果确切，安全性较好，其作用机制与其能降低血清SP水平及升高NPY水平密切相关。

[关键词] 安非他酮缓释片；氟西汀；P物质；神经肽Y；疗效

[中图分类号] R7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3（c）-0107-03

Influence and curative effect observation of Zyban Sustained Release Tablet on serum substance P and neuropeptide Y levels of depression

CHEN Xingyang TANG Yiping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Tai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Taizhou 3172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influence and curative effect observation of Zyban Sustained Release Tablet on serum substance P （SP） and neuropeptide Y （NPY） levels of depression. Methods 70 cases of depression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t random. The patients in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given Zyban Sustained Release Tablet， while 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Fluoxetine. The period of treatment in was 6 weeks. The changes of serum SP and NPY levels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medical treatment were observed， and the curative effect and untoward effect was compared. Results After 6 weeks' medical treatment， serum SP level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40.12±12.73）， （48.43±12.17） ng/L] were obviously declined than before [（55.17±14.76）， （54.97±15.01） ng/L]， while the NPY level [（138.49±23.17）， （119.53±22.86） ng/L] were obviously rose than before [（104.64±21.37）， （103.26±20.56） ng/L] （P < 0.05 or P < 0.01）， and the declining or rising rate in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much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total clinical efficiency in experimental group （94.3%）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77.1%） （χ2=4.20， P < 0.05）. The occurrence rate of untoward effect in experimental group （14.3%） was much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37.1%） （χ2=4.79， P < 0.05）. Conclusion Zyban Sustained Release Tablet has reliable curative effect on depression with high security， whose mechanism of action has close effect on reducing serum SP level and rising NPY level.

[Key words] Zyban Sustained Release Tablet； Fluoxetine； Substance P； Neuropeptide Y； Curative effect

抑郁症是常见的精神疾病之一，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患者常悲观厌世，严重者甚至会出现自杀企图和行为[1]。抑郁症诊断较容易，但治疗较困难，多数病例病情会反复发作，有研究表明其终身患病率高达15%～20%[2]。目前抗抑郁药物是治疗抑郁症的最主要手段，其种类多样，疗效各异。安非他酮是一种新型的去甲肾上腺素、5-羟色胺、多巴胺再摄取的弱抑制剂，近年来逐渐应用于抑郁症的治疗中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但其作用机制尚不完全明了[3-4]。本研究观察了安非他酮缓释片治疗抑郁症患者的效果及对血清P物质（SP）和神经肽Y（NPY）水平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2年4月～2013年1月在浙江省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我院”）门诊治疗的抑郁症患者70例。纳入标准：①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抑郁症的诊断标准[5]；②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分。排除标准：①伴有严重的心、肺、肝、肾等器质性疾病；②怀孕或哺乳期妇女；③有严重的自杀企图及行为；④长期使用镇静类药物；⑤抗抑郁类药物过敏者。采用随机数字表将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35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时间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本研究方案经我院伦理委员会讨论通过，两组患者入组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x±s）

1.2 治疗方法

实验组予以安非他酮缓释片（迪沙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规格：150 mg×12片，批号：111123），起始剂量150 mg/d，连用3 d，第4天开始加量至维持剂量300 mg/d，分2次服用，连用6周。对照组予以氟西汀分散片（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规格：20 mg×28片，批号：120106），起始剂量10 mg/d，连用3 d，第4天开始加量至维持剂量20 mg/d，每日清晨服用，连用6周，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均不合用其他抗精神病药物。两组分别在治疗前及治疗后2、4、6周检查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及脑电图，观察两组治疗前后的血清SP和NPY水平变化，并比较其临床疗效及药物不良反应。

1.3 观察指标

1.3.1 血清P物质与神经肽Y水平测定 抽取患者外周静脉血3～5 mL，采用3000 r/min低温离心20 min取上清液分装，置于-20℃冰箱内保存待检。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清SP和NPY水平，试剂盒由深圳晶美生物公司提供，操作过程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3.2 治疗效果评定[6] 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进行疗效评定，其中痊愈：HAMD减分率≥75%；显效：HAMD减分率5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内和组间比较分别采用配对t检验和成组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SP和NPY水平的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血清SP与NPY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6周后，两组患者血清SP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t = 2.98、2.26，P < 0.01或P < 0.05），NPY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上升（t = 2.89、2.30，P < 0.01或P < 0.05），且实验组下降或上升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t = 2.25、2.19，均P < 0.05）。见表2。

表2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SP和NPY水平的比较（ng/L，x±s）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 < 0.05，**P < 0.01；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 < 0.05；SP：血清P物质；NPY：神经肽Y

2.2 两组疗效比较

治疗6周后，实验组患者的临床总有效率（94.3%）明显优于对照组（77.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20，P < 0.05）。见表3。

表3 两组疗效比较（例）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5

2.3 两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实验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14.3%）明显低于对照组（37.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79，P < 0.05）。见表4。

表4 两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例）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5

3 讨论

抑郁症的病因及发病机制较复杂，迄今国内外对其作用机制尚未研究清楚，大多数学者认为其发病与心理因素、社会因素、遗传因素及大脑器质性改变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7]。近来，有研究发现抑郁症与肾上腺素、5-羟色胺、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失衡密切相关[8]。NPY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中枢和外周的多肽，具有增加应激反应、抑制肌肉及交感神经兴奋的作用，有研究发现NPY与感情培养和协作行为有密切的关系，NPY水平升高有利于缓解抑郁症患者的情感障碍，减少抑郁症患者的自杀行为[9-10]。SP是一种含有11个氨基酸的脑-肠肽激素，主要分布于中枢神经系统和胃肠道内，神经激肽1是SP的受体，其主要分布于纹状体、海马、杏仁核及下丘脑等处。有研究发现神经激肽1参与了情感障碍的病理生理过程，SP水平的降低能拮抗神经激肽的作用，达到抗抑郁的效果[11-12]。因此，SP与NPY水平能够有效地反映抑郁症患者的病情，调节SP与NPY水平可能是治疗抑郁症新途径[13-14]。

抑郁症的治疗是困扰临床医生多年的难点，其最主要的问题为抗抑郁药物治疗的临床治愈率低，复发率高，患者生活质量差[15]。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是以往临床上最常采用的抗抑郁药物，但使用后仅40%左右的患者能达到完全临床缓解。安非他酮缓释片是一种新型的抗抑郁药物，其通过抑制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再摄取达到抗抑郁的效果。安非他酮缓释片与5-羟色胺受体、组胺受体等缺乏亲和力，对突触前与突触后5-羟色胺神经传递无影响，因此药物不良反应少[16-17]。安非他酮缓释片治疗抑郁症的临床效果明确，但其抗抑郁的作用机制及与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治疗的效果及安全性的优劣存在一定的争议，临床上与之相关的报道较少[18]。本研究结果发现治疗6周后，实验组血清SP水平下降幅度及NPY水平上升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且实验组临床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由此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安非他酮缓释片治疗抑郁症与氟西汀比较更安全有效，其作用机制除了与抑制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再摄取相关外，还可能与其提高NPY水平及降低SP水平密切相关。

总之，安非他酮缓释片治疗抑郁症效果确切，安全性较好，其作用机制与其能降低患者降低血清SP水平及升高NPY水平密切相关。但由于外周血与中枢间存在血脑屏障，血清SP和NPY水平变化并不一定与中枢改变一致，必要时应对脑脊液SP和NPY水平进行测定，以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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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语境; 政治哲学; 研究

【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9-0048-02

1西方政治哲学首要主题:建构政治秩序

西方政治哲学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与政治危机相关,它的推动力是建构新的政治秩序:《理想国》是在雅典衰落之后探讨城邦和个人生活的正义,探讨真正理想之城邦的秩序构造;《毛主论》是马基雅维里进谏佛罗伦萨统治者,以强有力的统治使意大利摆脱外敌入侵、内政混乱的危机局面;《利维坦》写于英国内战,霍布斯试图以强大的拥有绝对权力的政府来为英国提供和平;《政府论》则是詹姆斯二世时期国王与议会之间因“排斥法案”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刻,洛克为议会派提供革命性理论资源的努力。可见,政治哲学的进步在于对政治制度的危机和挑战的回应,当制度无法整合政治各种社会力量、以往的价值理念和观念资源无法继续成为大多数人的信念,从而社会失序、混乱丛生、人的世俗生活和精神领域都得不到安宁的时候,往往需要思想家们反思已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进而为重新建构秩序提供思路,也为未来的新制度构建意义。因此,政治哲学思考的首要主题是秩序与和平,使某种范围内作为群体的人类能够和平地生存下去。

中世纪的政治哲学家们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将国家当作为教会和宗教目的服务的机构,从而建构起神学的政治秩序。15至16世纪,从意大利北部地区发端并迅速波及欧洲各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思想被用来反对神学。思想家们开始关注世俗事务,提倡理性和个性自由,反对神性与等级桎梏。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把个人理性当作精神信仰的唯一依据,抽空教会在上帝和信徒之间设置的思想钳制和清规戒律;加尔文在路德思想的基础上主张预定论,肯定个人的努力和现世积极谋取事业成功。经过韦伯的注解,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最为适宜的“伦理精神”。

2西方政治哲学基本倾向:理性、权利与自由

除了建构秩序之外,自古希腊至近代英国的西方政治哲学至少还有以下基本倾向,即理性、正义、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

如上所述,在西方政治哲学发展的大部分时段,思想家们都在追求或运用人类理性的力量。西方政治哲学史是从理性到信仰,又从信仰到理性的过程。古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于解说”,除了因为他们首创了数学、科学和哲学,最先写出有别于纯粹编年表的历史书,对于政治哲学而言,则是因为他们“自由地思考着世界的性质和目的,而不为任何因袭的正统观念的枷锁所束缚”。这种不为任何枷锁束缚的状态就是理性的状态。柏拉图代表的古典作家认为理性可以被用来发现真实的真理或观念,因此以理性作为政治知识的基础,《理想国》中苏格拉底等人在言辞中建立理想城邦即是古希腊人把理性当作政治思考的基础的典范。

虽然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关注的首要的问题是构建社会秩序,但是正是西方政治哲学以人的理性为基础,探讨秩序建构和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从而达成社会正义的一面对中国近代政治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因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道德所极力强调的正是以等级制度建构的稳定政治秩序,儒家从家庭等级秩序到国家等级秩序的思想对中国政治具有最为强大的支配作用。

3现代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引入:语境中的政治哲学研究

当西方思想进入中国的时候,随着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它在中国的境遇呈现以下几种特点:

3.1以彻底反传统为开端。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初步认识是以“启蒙”这一关键词为起点的。20世纪初的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启蒙运动的发端。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阵地,把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归结为落后的封建文化,主张为了民族生存而割裂民族传统文化,用西方文化来造就全新的中华民族新文化。这与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之后激起的改革呼声和举措都有所不同:之前的改革是以拯救民族及其文化为宗旨,而则在某种强烈刺激之下采取以激进方式拥抱西方文化的态度。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这与以人的理性为基础,高举科学与人权的启蒙价值完全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正如欧洲启蒙时代思想家们力图摆脱古代和中世纪政治哲学中等级和信仰因素一样,中国努力做到的正是与中国原有文化传统划清界限。

3.2以经济自由为第一要义。的完全反传统思路在中国“”时期得到夸张而扭曲的附和。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多年中,无论知识界,还是普通大众,学术思想和人们的思维意识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长期占据人们的思想和生活空间之后的大解放中,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最为重大的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以及“人应当如何生活”,答案就是中国要走向现代化。16经历了“”带来的物质、精神全面压制之后,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方面解放思想,另一方面发展生产力;但80年代末的休止符被认为是思想过分自由、全盘西化的结果。当学术界热烈的思想争论被中断之后,意识形态的导向和人们的自愿性选择一道(两者的力量均十分强大),将“发展生产力”作为基本国策,将中国推向急速市场经济化进程。工业革命和英国在近代世界帝国的确立使人确信:经济自由的力量堤无穷的。这样的经验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市场经济起到很大的刺激和促进作用。

4当前的重要问题:一种反思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与现代化相关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化”的结果,然而现代化过程中西方理论进入中国的过程所呈现的特点也造成了今天我们必须面对的—些根本性问题。

4.1以彻底反传统作为中国现代化开端的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受毁灭性打击。加上“”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再次批判,原本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决定了中国政治模式和人们政治思维乃至生活方式的儒学传统成为僵死的学说。尽管近年来有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学者做出颇有影响的成果,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传统文化已经死了,其仅仅是象牙塔内学院派研究的对象,远不是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标准。

4.2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以全力发展经济为主要方向的政策导向使得经济自由取代政治自由,经济理性取代政治理性。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政治哲学向经济发展的转向发生在自由主义政治理论臻于完善、代议制政府已经确立、自由观念深入人心的时候;近年来西方实证主义政治学的发展中用经济人理性假设研究政府行为问题,也是发生在西方以契约论为基础的责任制政府运行良好的时候。中西方政治发展的时间差导致中国在引入西方理论的时候往往会忽视其中“隐蔽的主题”——对于西方人而言已经没有必要再说出来的真理,常识,或者说,中国尚未遇到西方人现在面临的根本问题,而西方人现在则不必思考中国现在的处境。

4.3意识形态作为学术研究的标准,是国内政治哲学研究另一种潜在的危险。由经济自由取代政治自由、以经济理性研究政治行为的倾向导致一种世俗化倾向,这种世俗化与既定意识形态紧密结合,造就粗俗的所谓政治科学。这种世俗化不追究政治理性,对政治正义和公平也不怎么关心,它仅仅是一系列极端简化的最容易理解但往往与真理并不相关的政治信念。施特劳斯认为,政治哲学关注的问题是“善”和“正义”;它对政治具有价值判断,以获取好生活和好社会的知识作为明确的目标。因而政治哲学是具有超越价值的、求“真”的,对于政治的判断使它具有未定之未来。与之相对比,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意识形态而言,“普通百姓都认为它是正确的;哲学家认为它是错误的;政治家们则认为它是有用的。”Ⅲ意识形态则具有明确方向性、自我封闭性,“强势意识形态具有高度的自我封闭性,它往往与现代知识隔绝,甚至与常识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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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学；哲学；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08(2008)1020121-02

引言

如何提高马克思理论课程的教学效果?一个一直以来围绕该课程的讨论从未停止过的话题，几次的教材改革目的也是为了学生能更好地接受这门课程，但是改革的方法总是以改革教材为主，而忽视了对教学对象的考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围绕教材转。或囿于教材的限制，无法在忠于教材思想的前提下，做到超越教材。要让学生喜欢这门课程，要使教师的教学产生应有的正面效果。文章的基本观点是，首先要有课程本身所具有的理论魅力，才可能达到对学生思想的影响。在此基本前提下，文章将从教学目的分析、教学对象分析和教学方法分析等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教学目的分析

马克思理论课程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教学效果?按照国家教委的教材改革要求来说，就是要让本课程成为大学生“真心喜欢，终生受益”的课程。理论课程是一门大学生必修的公共课，课程的定位是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更加具体一点和更加务实一点。本课程的目的是要通过教学的影响，让学生成长为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人。要达到这样的教学目的，除了对教材要进行有效的改革之外，还要仔细分析一下该课程的教学对象。因为这门课程不同于其他的具体科学课程，不是重在知识的传输，而是素质的提高，但是，也要特注意，素质课程并不是说教课程，要进行良好而有效的素质教育，首先要有知识的魅力。如果理论没有理论本身应该具有的知识魅力，那么又怎么能够对学生进行素质的教育影响。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前者，后者即使装扮得再高尚再美丽，对学生是没有任何正面触动的，连触动都没有。和谈素质的提高呢?相反，现实早就证明，学生对说教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极度反感。教学目的不但无法达到，有时候倒是适得其反。

因此，要达到该门课程的教学效果，首要的就是要弄清楚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影响的关系。绝对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甚至割裂开来。两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渗透的辨证关系。不能孤立地就思想政治教育而思想政治教育。而是要紧密地联系知识教育的基础作用。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使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既忠于教材又能高于教材，同时，学生也能在理论的知识魅力影响下去思考，那么素质教育的目的也就水到渠成。

二、教学对象分析

明确了这一点之后，文章就从教学对象的角度开始分析这门课程的教学。

首先。从学生的知识结构来说。众所周知，我国的中学生在高中阶段无论文科理科都要接受哲学常识和经济学常识的教育，而高中的所谓哲学常识和经济学常识，实际上就只限于的哲学和的政治经济学，因此作为大学马克思理论课程的教学对象已经具有了关于这门课程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并且因为会考或高考的缘故，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已经做了相当多的教条训练。因此大学的理论课程必须改变教学思路，不能再重复高中的教学内容，而又必须和高中的教学内容保持一定的连接。

第二、教学对象已经具有了自己相对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那么在教学方法上就不能一味地灌输。只能是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要达到预期的影响，就必须从教条的情绪化宣讲转变到知识的理性思辩，使教育回到本真。

第三、学生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网络化的开放时代，各种信息、各种资料无限呈现。因此在一些关于理论的争议问题上必须主动面对，促进理论的进步和完善。从而使学生获得真的知识。并且在真的知识的必然影响下自然而然地提升思想素质。针对教学对象的这些情况，教学思路就要相应地作出调整。下面从体系教学、“所以然”教学和讨论教学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三、教学方法分析

(一) 体系教学。由于学生已经具有对理论哲学部分和政治经济学部分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了解，因此，在大学的教学中，首先就是把高中分散的知识点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让学生对该门课程的理论有一个总体印象。在总体理论当中，学生可以看到以前学到的零散的知识点之间的前因后果，这样有利于学生巩固在高中阶段所学的东西，同时，也正因为如此，教师可以在总体框架的基础上有重点地讲解，而不需要所有知识点面面俱到，全面开花。这是本门课程区别于其他具体科学课程的特点。这一方面减轻了学生重复学习的负担和反感，另一方面也使教师能够有所侧重地深入讲解和分析重点难点问题。例如在绪论部分，教师首先可以根据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体系这个定义出发，把的整个理论体系做一个分析，从该理论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理论人手，把七章的内容做一个体系贯穿，第一章讲世界一般，是总的哲学思想，第二张讲人能不能和怎样认识世界，这两章是个论证关系，在从第二章的肯定回答中论证了第一章的结论。第三章讲社会一般，和第一章是一个前后的推导关系，从世界唯物到历史社会唯物，第四、五章讲资本主义社会，即研究具体的社会，和第三章是一般到具体的关系，而第六、七章讲科学社会主义，是第四、五章理论分析的必然结果。这样就从体系上做了一个全面分析，让学生把从前学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具体关系弄清楚了。

从绪论的三个内容，即什么是，为什么有，要怎样对待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的关系是：“为什么有”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什么是”的，而“什么是”和“为什么有”都是为最后一个问题服务的，就是要学生认真对待理论。前面文章已经分析过，要达到学生认真对待理论这个教学效果，必须要在深刻理解“什么是”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之后才有的。因此，教学的重点就应该放在“什么是”这个问题上。

(二) “所以然”的教学。高中的哲学常识和经济学常识教学由于高中阶段的教学目的，这两部分的教学通常都采取应试教学的方法。学生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知识点大多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在大学的教学过程中就完全有必要进行知识点的“所以然”教学。这样在充分了解了一个概念或者一条原理的产生原因之后，才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点的准确把握。例如在讲到物质概念的时候，就可以给学生介绍列宁写作

键的是由实践观推导出来的马克思全新的世界观。而这有助于学生理解旧唯物主义在世界观上的机械性和唯心主义在世界观上的主观性。又如在真理观问题上实践标准的提出背景是什么?马克思为什么宣判资本主义必然会被替代?这跟他的政治经济学里资本积累理论有什么关系?

(三) 问题讨论教学。好的课堂是一个学生和教师充分互动的课堂，而要使课堂有互动气氛，最好的方法就是问题讨论。因此在理论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可以尝试设置问题，让学生讨论甚至组织辩论。因为学生本来已经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常识，开展讨论是有可行性的，而且在讨论过程中，加深了学生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理解和运用。在课堂上主动引进争议问题，不遮蔽不掩饰其他学者和学派对理论的批评，因为真理在争议中越来越明朗，而且也才真正体现了理论的与时俱进。前面已经提到，现在是一个开放的网络时代，遮蔽问题是一种虚弱而愚蠢的做法。况且理论本身是一个无限开放的理论体系，与时俱进，不断革新，在时代中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达到自身理论的完善。课程的教学目的不是维护某个理论，而是要让学生在明白各种事实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选择。这也是作为一个教师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因此不要惧怕争议和异见。

例如在哲学部分，首先就要提到什么是哲学的问题，由于高中的应试教学，虽然是哲学常识教育，但是与其说是哲学常识，不如说是的哲学常识，因为当问到学生什么是哲学的时候，他们通常的反应就是对哲学的定义，当看到学生异口同声地回答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时。内心五味杂陈。因为哲学本来是最自由的一门学问，现在却变成了一堆冷冰冰的教条。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按目前的情况看，的经济学根本不是经济学的教育，而是政治的教育。这是时代的悲哀，也是教育者的悲哀。

因此，在大学的教学过程中，不能再重复以前的教条，在忠于教材思想的情况下，设置哲学和经济学的问题，通过问题扩宽学生的思想视野。例如可以设置诸如什么是客观?认识何以可能?什么是真?等等经典的哲学问题，摆出各种哲学流派和不同的伟大的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的不同见解。这样就极大地增加了哲学理论的思辩趣味和理论魅力，又了解了不同的哲学流派，同时又因为这些问题本来就很贴近生活，学生也能进行积极的思考，在不断的设问中提高学生的哲学抽象思维能力，并且热爱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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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的演变历史来考察

“赠地大学”把合法性地位建立在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服务上。这些高等学校获得合法性地位的不同途径出现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或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3］。在美国建立早期，从殖民时代继承下来的学院或大学被看做为培养律师、医师、牧师和教师的场所，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依据也是政治性的。随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美国大学开始重视研究，逐渐成为一个像德国大学体制一样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的有机体，高等教育开始以认识论作为其合法存在的主要根据。到19世纪末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在美国大学里面共同存在。实际发生的事情是，贯穿19世纪的不断加速的工业革命的力量以及知识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占优势或主导地位的研究性大学所提供的学术知识催生了工业生产上的奇迹。政治论和认识论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开始并驾齐驱，政治论的哲学甚至压倒了认识论的哲学。“威斯康辛思想”的出现被看做是这两种理论并驾齐驱的最早例证。虽然“威斯康辛思想”获得了成功，但是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之间仍然缺乏和谐。政治论哲学以价值影响为核心，而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哲学强调价值无涉并希望摆脱价值影响。这才是两种高等教育哲学矛盾的根源所在。综上所述，历史性是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产生与发展的显著特点，认识论和哲学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交替着在美国大学占据统治地位。营利性大学，作为一种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其哲学基础也是深深植根于当时的历史及人们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巨大需求上的。

（二）从美国营利性大学的发展历史与教育市场需求来考察

美国营利性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地时期的私立学校，尽管它被排斥在主流的高等教育之外，然而它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满足当时社会对教育的需求。1862年“莫雷尔赠地法”推动了美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正式把职业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后，由于就业结构和产业调整的巨大变化，青少年人口的剧增迅速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自1945年后的30年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年代，以非营利性大学的迅速增长为表征。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被看做是一种公共产品。它的公益性使高校能获得政府巨额的补助和捐款，使以利润为动机的社会资本难以参与公平竞争。70年代之前，普通高等学校的营利行为极其罕见，营利性大学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它被不屑一顾地排斥在主流高等教育之外。70年代后市场化理论、服务产品理论、知识经济理论以及人力资本理论逐渐应用于教育领域，伴随着传统非营利性高校的营利行为的出现，营利性大学从9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1996年美国凤凰城大学公开上市，由私人资本控股的营利性教育集团开始出现，这对于营利性高等教育组织来说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从此大量私人资本开始涌入教育产业。美国教育部公布《高等教育法》（1996）新标准，高校类型被分为三大类，即公立非营利性高校、私立非营利性高校和私立营利性高校。1998～1999年，私立营利性教育类别开始定期出现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报告中“通过对九千所学校的统计，三类高校所占的比例如下：营利性高校47％；公立高校23％；私立非营利性高校29％”［4］。从国家政策与制度上，营利性大学获得了认可，并且在此领域快速发展。《2012搜狐教育行业白皮书》指出，“美国营利性学院每年的入学人数约为300万人”［5］。人的教育需求可能才是导致营利性大学产生、存在和发展繁荣的根本。这一需求被商人抓住才产生了营利性大学，才衍生出经济利益、高等学校的政治影响。“市场力量迫使营利性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哪里有人需要，哪里就有营利性教育”［6］。“营利性教育机构锁定了大批量的非精英学习者，为他们提供实用性，以就业为导向的学位。营利性教育机构的快速增长，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运用技术远远强大于他的竞争对手———传统教育。营利性教育机构的新形式迎合了学习者的需求，技术的广泛应用既满足国内又伸向跨境教育”［7］。作为一种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营利性大学哲学基础的产生既不是来自于认识论，又不是来自于政治论的哲学观点。那么，营利性大学产生与存在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呢？

二、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

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对营利性大学褒贬不一，主要是因为人们是持认识论立场，还是持政治论立场看待营利性大学这一现象。认识论哲学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独特机构，具有知识的理性价值，政治论哲学重视高等教育应该为国家服务，通过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实现社会的公平。如果没有政治论哲学，高等教育就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国家发展就失去了发动机。如果没有认识论哲学，大学就无法成为区分善恶、区别真理和谬误的伟大仲裁者，成为树立知识标准和思想标准的精神阵地，成为“社会良心”的代言人［8］。从两种哲学观看，营利性大学既不为国家的政治目标作出努力，也不献身于对价值无涉的真理进行探索，是没有存在理由的。杨红霞把哲学的多元化看做为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选择，资本论强调高等教育在创造文化财富时，也直接创造着经济价值。如果没有资本论，高等教育就难以脱身于经费的困扰，对其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构成威胁。对于一个国家高等教育而言，建立在单一的高等教育哲学上也是难以想象的［9］。对于一所普通的高等学校来说，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主导哲学观，其发展也必然是盲目的。作为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究竟是什么呢？

（一）从大学功能上看

无论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每一个社会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高深的知识，整理、分析、批判已有的知识，并创造新的学问。在现代社会中，这个机构就是大学，是人们对知识学问进行分析、鉴别、阐述与深入探究的地方。威斯康辛思想出现之前，大学的主要功能是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而现代大学又肩负起为公众和社会服务的功能。营利性大学的基本职能，也是教学、科研、服务社会，或许服务社会占得比重更大一点。因此，从大学功能上看，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偏向于政治论。

（二）从国家政策或制度上看

1996年，美国联邦教育部重新修订《高等教育法》，对高等教育机构给予新的解释，对公立学校、私立非营利性学校和营利性学校进行了界定。营利性大学必须开设准学士学位或准学士学位以上课程，课程授课时间在300个学时以上，学校开办2年以上并和教育部签署加入协议。1996年前，美国教育部把高等教育机构限定为那些教育部承认的认证机构评估认可的学校。这一规定将大多数营利性学校拒之门外（李丽洁，2009）。重新修订的《高等教育法》对营利性教育机构与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分类进行管理，还提供法律保障。这清楚地表明营利性大学获得教育部所需达到的标准，并在教育领域获得一定的地位。从国家政策或制度来看，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也是偏向于政治论的。

（三）从满足社会需求的角度考察

伯顿•克拉克曾说过：“如果社会不能从原有机构中获得它所需要的东西，它将导致其他机构的产生”［10］。传统高等教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第一，招生的学术性倾向。传统高等教育重视学生的学术测验成绩（SAT）和高中学业测评（GPA），这使得很多学生因学业成绩而无法入学。而营利性大学快速反映市场需求，向学生提供所需求的学位教育。它们所关注的不是学生入学时的学业成绩，而是如何满足学生对职业技能和实践应用方面的要求，以及如何实现高就业率。第二，课程设置的灵活度。传统高校的课程设置以学科为导向，而营利性大学的课程设置面向市场需求，课程快速更新以适应市场需求，让学生能够便捷地获得自己满意的服务。美国学者詹姆斯（E　James）认为，从需求角度看，存在着过度需求和差异需求。所谓过度需求是指政府提供的教育机会不足、学位数量有限；所谓差异需求指学生和家庭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学校教育资源具有稀缺性。非营利机构不能满足这两种需求，在适宜的制度和市场环境中，就有寻利性的资本涌入该领域来填补非营利性高等学校留下的市场空间。James（2010）认为市场力量迫使营利性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哪里有人需要，哪里就有营利性教育。Ann（2004）认为全球化与通信技术是高等教育变革的主要动力，美国成人学习的巨大需求与传统大学的高费用，推动了营利性大学的产生。营利性大学灵活的现代市场特征也是影响营利性教育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11］。高等教育市场需求不断增大，传统的非营利性高等学校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的巨大需求，这便为营利性大学留下广阔的市场空间。作为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的营利性大学，不仅满足了教育市场的巨大需求，而且通过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实现社会的公平，从而实现了大学的政治功能。从这一点看，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也是偏向于政治论的。

（四）从营利性大学与非营利性大学的区别性

特征看从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学校的区别性特征看，利润动机是营利性大学的显著特征（如表1）。“营利性大学，不需要隐藏追求利润的动机，它们对使用财务资源负有责任，对追求利润的动机不需要什么借口。如果高等教育没有什么利润可赚，这些机构也不会首先考虑进军这一产业”［12］。利润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营利是股东模式企业不可避免的动机。对于营利性大学，利润动机被诠释为一种影响整个机构的要点法则。营利性大学营利的一个原因是它们把收费标准定位在能赢利的基础上，同时在学生市场这一水平上又具有竞争性，能够被学生接受。市场经济的存在是营利性教育存在的最根本原因。利润的吸引也是营利性教育产生的重要原因。而投资收益与利润动机才是营利性大学产生与发展的内部驱动力。综述所述，在大学功能、国家政策与制度、满足社会需求及服务社会功能上看，营利性大学是倾向政治论的哲学基础，从营利性大学的办学价值理念与营利行为看，营利性大学倾向于投资收益的经济论哲学。因此，营利性大学的哲学基础是政治经济三、营利性大学哲学基础的经济要素教育既是一种消费，更是一种投资。在过去，人们往往只是认识到教育的消费功效，而忽略了其投资的功效，认为教育是非生产性的，不会带来物质利益。1960年舒尔茨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其核心思想为，人力资本应纳入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人类的生产能力大于其他形式生产能力之总和。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体现于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形成并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体力构成资本，并产生生产性作用。其主要内容为：（1）人力资本需要投资。（2）人力资本对国民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增加的贡献大于物质资本和劳动者数量。（3）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投资一样具有成本。（4）人力资本的关键在于投资教育［13］。贝克尔于1964年发表《人力资本》，其主要贡献是对人力资本的微观分析，其创新点在于家庭生育行为具有经济决策和成本效用，如孩子培养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家庭的时间价值和时间资源配置，教育与培训在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支出与收入的分析等［14］。以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是对人的投资，教育带来的结果是人力资本的累积。从高等教育的特点来看，高等教育属于教育中的中高层次的部分，有利于提高个人收入，进而改善受教育者的福利状况”。人力资本理论确立了教育既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投资的理念，奠定了教育市场化的基础。美国经济学家F•马克鲁普（F．Machlup）首次提出了“知识产业”的概念［15］。1971年，库兹涅茨（S．Kuznet）提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知识存量的增长［16］。90年代起，“知识产业”理论逐步完善发展成“知识经济”理论。知识经济概念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在全球知识产业发展中，教育占主体地位和领头产业的作用［17］。知识经济理论确立了知识的经济价值，知识作为商品，具有投资与消费的价值。服务产品理论为教育成为产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背景。按第三产业经济学划分，社会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消费资料包括实物消费品和服务消费品。服务消费品是指生活消费的服务品，如用于生活消费的教育服务、文娱服务等，亦称服务消费品。教育的产品是教育服务，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教育服务产品的提供者是知识拥有者，可以是学校、机构或者教师等。教育消费者是需求教育的人，可以是学生或者在职从业者等；如果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了知识交易关系，营利就这样产生了。

篇6

关键词：政治；经济；文化；哲学

高中政治作为高考的重要科目，每年的题目千变万化，但是考试的内容万变不离其宗。所以老师在教课的时候会让学生记住书上最基本的内容，在遇到时事政治分析题的时候举一反三，就一定能分析好材料。我国的高中政治大致分为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哲学生活四本书，以便让学生全方面了解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政策，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政治生活中的“变”与“不变”

我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人民民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等。这些基本的国策我国是不会改变的，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社会呈现发展的趋势。我国在坚持基本国策的前提下，应对新形势，应该提出新的方案应对，这时就会出现许多新的政策。比如，最近新颁布的“二孩”政策，就是应对我国现在的老龄化问题、经济问题等而提出的。以前因为我国人口不断激增而不得不采取的人口减少政策，明显不符合新世纪的发展了。所以现在做政治题的时候，老师会让学生多关注时事政治。政治是一门变化最快的学科，每天都会发生许多的事情，需要学生根据所学的政治知识去判断事件的核心。

每年的“两会”都会对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提出建议，从而制定出符合我国发展的一些政策，但这些政策都是依据我国的政策结合实际发展做出的正确决断。学生要学会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这样对材料分析题就会得心应手。

二、经济生活中的“变”与“不变”

我们在学经济这本书的时候，会了解到我国的经济政策，了解到价值规律，公司类型以及我国劳动法等等。世界上有不同类型的政治国家，但是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大体上差不多，都会遇到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等，这是人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须经历的过程。资本主义国家遇到经济问题解决的方法，当社会主义国家遇到经济问题也可以吸取经验，一些基本的经济规律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会感觉到我国目前的纸币越来越没有之前值钱，一部分原因就是通货膨胀。当学生学习到经济生活后，就可以试着用经济常识去解决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比如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的支出中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重，恩格尔系数越大，只能证明你把钱花在食品上多，对于其他的精神消费等就会减少，这样只能证明人们活得不太幸福，只有恩格尔系数减小了，那么你用于其他消费增多，就说明你生活挺幸福。这条规律是不会改变的，学生要根据给出的材料仔细分析，必定可以计算出一个人生活的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对人的影响也就信手拈来。

三、文化生活中的“变”与“不变”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大国，中国蕴藏着自己优秀的文化。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对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个人的成长历程中，而且表现在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中。对我国文化一直坚持的原则就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保护好我国的传统文化，发挥好优秀文化对我国的促进作用。

我国一直注重对优秀文化的保护，对传统节日的保护，学生要善于关注新闻，看国家的保护政策，当遇到新的时事问题，就能够准确分析出知识点，这样得高分就不是问题了。

四、哲学生活中的“变”与“不变”

哲学是经济、政治在精神上的反映，我国选择了正确的哲学。哲学实现唯物主义与辩证的统一，实现了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我国也坚持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我国现在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都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我国要坚持正确的哲学观点，在哲学的指导下，我国会越来越好。我国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从实际出发改变自己的政策，但是基本原则不能变。学生在做题的时候一定要把最基本的原则背熟，这样在用的时候才能得心应手。

总之，政治是国家社会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发展如此之快，离不开正确理论的指导作用。作为新时期的学生，要认真学习政治，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这样才能做好新时期的接班人。

篇7

[关键词] 罗尔斯的秘密； 斯退士； 黑格尔； 正义理论； 分析哲学； 政治哲学； 当代经济学

张国清： 罗尔斯的秘密及其后果

2013年7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一、 引言

每个伟大的思想家都有其特殊的学术出身和学术经历。他的特殊遭遇，他的求学或受教育过程，他遇到的一些具体的人和事，他个人的思想追求和精神困惑，他参与或经历的某些重大事件，比如重大的科学发现或科技进步、民族分裂或独立战争、种族或阶级斗争、社会变革和政治革命、社会基本制度的变化和更替、国内战争、国际战争，包括在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取得的具体进展，所有这一切造就了一个思想家的具体思想，也使其思想成就成为一个具体时所当然的结果。我们研究和了解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就需要具体研究和了解上面提到的诸多具体因素。但是，我们不能单纯依赖哲学家本人说出或公开的东西，还需要研究他没有说出或可能故意隐藏的东西。在当代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身上，就存在着一些没有得到充分揭示的隐秘事物，笔者称之为“罗尔斯的秘密”或“罗尔斯秘密”。

罗尔斯秘密的具体表现是，由于特殊的社会和学术原因，罗尔斯有意隐藏了自己的学术出身，主要是斯退士的东方神秘主义的印度教和佛教因素、德国古典哲学的黑格尔因素以及解决基本政治哲学问题的当代经济学路径。在以功利主义为主要攻击目标的幌子下，这些隐藏加上他一再明确表示的分析哲学的求学和研究经历，误导世人在分析哲学语境下来解读他的政治哲学。像“无知之幕”、“原初状态”、“重叠共识”、“正义原则”甚至晚年的“万民法”等众多概念或术语，研究者只是从单纯的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中给予解读，忽视了它们的非分析哲学的思想来源。由于国内的罗尔斯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罗尔斯秘密，他们便对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尤其是他的两个正义原则做出了错误的解读。由于两个正义原则在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核心地位，这种误解所产生的学术和社会后果都是严重的。

自大卫・休谟以来，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一直困扰着哲学家。尽管世人一般认为探索客观真理和追求社会正义是高度一致的，但要从哲学上论证这种一致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了20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的一大贡献在于明确表示，事实是事实，价值是价值，事实与价值分别属于两个各自相对独立的领域，不存在那种所谓的一致性。像艾耶尔认为的那样，价值断定不是科学的，而是“情感的”，“价值陈述……只是既不真又不假的情感的表达”[1]116。有关真理问题的探索属于事实领域，有关正义问题的追求则属于价值领域。后来分析哲学的发展似乎预示着属于价值领域的政治哲学的死亡。

正当人们对政治哲学的未来感到悲观之际，罗尔斯在分析哲学传统中发展出了一套精细的正义理论，1971年面世的《正义论》震动了整个西方政治哲学界。罗尔斯试图模糊分析哲学家在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区分，把公平正义作为一项可靠的分析哲学工作建构起来。比如他在此书第一节里的一段话似乎要把事实和价值的关系进行全新解读：“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实是思想体系的首要美德。一种理论如果是不真实的，那么无论它多么高雅，多么简单扼要，也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拒绝或修正；同样，法律和制度如果是不正义的，那么无论它们多么有效，多么有条不紊，也必然会为人们所改革或废除。”[2]3 通过仔细解读和考察，我们发现，罗尔斯政治哲学不仅印证了黑格尔关于哲学是时代的精华之论断，而且揭示了黑格尔关于晚近的哲学总是更加成熟的论断。随着罗尔斯在哈佛的两大授课笔记《道德哲学史讲义》（2000）和《政治哲学史讲义》（2007）的陆续出版，罗尔斯与传统哲学的关系部分得到了呈现。“虽然《道德哲学史讲义》只是一部罗尔斯在哈佛大学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讲座用的讲义，但是，透过《道德哲学史讲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罗尔斯哲学和历史上一些重要哲学流派的渊源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到罗尔斯作为一名哈佛大学教授的实际工作和实际身份。罗尔斯不仅是一位政治哲学家和法哲学家，而且是一位道德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史学家。”[3]1《政治哲学史讲义》也呈现了那种关系，罗尔斯与历史上一些重要哲学家的思想渊源是清晰的。问题是，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究竟属于分析哲学还是属于欧洲大陆哲学？或者说，罗尔斯和政治哲学传统究竟是什么关系？

除了梳理已为学界熟知的思想来源外，本文将探讨“罗尔斯的秘密”，重点考察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德国古典哲学因素，为解读罗尔斯正义理论提供一个新视角。

二、 罗尔斯和分析哲学：马尔柯姆、伯林与哈特

罗尔斯是一位地道的分析哲学家，其正义理论经由分析哲学四大重镇（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修造而终于成型。理查德・罗蒂把罗尔斯视为分析哲学的代表：“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区分是极其粗线条的，但它的确为区分哲学教授提供了一条捷径。要想了解一位哲学教授究竟喜好大陆哲学还是分析哲学，只要看他书架上摆放的书就知道了。如果他的书架上都是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原著或者研究他们的书籍，而没有摆上戴维森或罗尔斯的著作，那么他大概愿意被称作喜好大陆哲学的教授。”[4]120罗蒂以及罗尔斯的老师、哈佛同事和同时代哲学家对于罗尔斯的分析哲学家身份几乎已经达成共识。

罗尔斯的哲学启蒙老师、普林斯顿大学的马尔柯姆（Norman Malcolm）教授是维特根斯坦的弟子和密友，在常识哲学和语言哲学领域颇有建树，主要致力于把维特根斯坦思想在美国发扬光大。他对罗尔斯的治学态度和学业方向选择都有很大影响。马尔柯姆向罗尔斯开设了政治哲学入门课程，这是罗尔斯在大学本科阶段受到的唯一政治哲学训练，以至于罗尔斯传记作者、弟子弗雷曼（Samuel Freeman）说，罗尔斯几乎是靠自学成才的[5]2225。得益于马尔柯姆的指导，罗尔斯选修政治哲学并以之为一生事业。

1952―1953年，罗尔斯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成为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牛津的博士后经历使罗尔斯在学业上突飞猛进。在那里，他是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的贵宾桌成员，法哲学家哈特成为他的导师。除了出席哈特法哲学讲座，参加以赛亚・伯林和斯图亚特・汉普谢尔的哲学研讨班，他还参加了在吉尔伯特・赖尔住所定期举行的哲学研究小组。青年罗尔斯在1955年完成的政治哲学论文《两种规则概念》（“Two Concepts of Rules”）对“惯例”（practice）和“行动”（action）做了区分，让人想起伯林的政治哲学名篇《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和哈特的法哲学名著《法律的概念》（Concept of Law），明显带有伯林和哈特的思想痕迹，给人留下试图把两人思想综合起来的印象。

罗尔斯在牛津时的这些哲学家秉承罗素、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传统，注重语言分析和逻辑演绎。罗尔斯不仅继承分析哲学的研究方法，而且继承了哈特、伯林等人的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主题，他运用的论证方法是分析哲学常用的逻辑方法。罗尔斯试图回答伯林的多元价值论难题。伯林认为价值多元论难题是人类必须面对的困境，而罗尔斯设计正义原则的词典式排序，在一个公共理性框架之内，通过基本正义制度设置，尽量消除各种价值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完成对两种自由的保护，实现价值的完备性。罗尔斯一生追求构建一个可以实现的公平正义的乌托邦（a realistic utopia with justice as fairness）。

然而，罗尔斯对待语词的态度并非分析哲学家应持有的态度。罗尔斯对正义观和正义概念进行了区分，提出了自己的正义观，即作为公平的正义观；除了有限的语词界定外，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并无太多对语词分析的关注。罗尔斯对概念所处的语义环境亦并不十分关注，相比之下，他更关注概念在制度设计中的重要作用。罗尔斯既吸收了分析哲学的长处，又像哈特和伯林一样背离了分析哲学，把正义问题，实际上是社会基本结构的设计问题，当作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价值领域的事物，像公平、正义、爱、同情等等，不再像艾耶尔认为的那样，只是人的主观情感的表达，而具有其客观实在性和客观结构。罗尔斯想把“社会基本结构”客观地揭示出来。因此，正如《两种规则概念》中已经显露出来的那样，分析哲学对罗尔斯来说只具有方法论意义。

三、 罗尔斯的秘密： 康德、黑格尔和斯退士

由于当时的特殊社会原因或学术原因，一些思想家会给自己的思想改头换面，有意隐藏或抹去其思想中在当时不讨人喜欢的某些因素。罗尔斯在建构正义理论时，是否像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完全受到分析哲学启发，来源于分析哲学，还是有意隐藏了自己思想中不受欢迎的非分析因素，却披上分析哲学的外衣？下面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在19世纪以来的英美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传统中，一直有一个黑格尔传统，这在古希腊哲学研究者和《柏拉图全集》英文译者乔维特（B.Jowett）那里有明确的起点。乔维特的学生托马斯・希尔・格林（Thomas Hill Green）是当时著名的黑格尔主义者，他对积极自由和公共产品的讨论，是古典自由主义的重要转折。格林后来成为著名黑格尔研究者鲍桑葵（Bernard Basanquet）的老师，鲍桑葵的黑格尔国家学说对20世纪英美国家学说有着深刻影响。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也和这个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格林几乎与马克思处于同一个时代，是英国19世纪后期最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是牛津唯心主义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自由权利理论在英国思想史乃至整个欧洲历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格林在1855年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学院学习，师从乔维特，毕业后一直在牛津工作，曾经担任怀特讲座道德哲学教授。格林所处的时代，劳工阶级崛起，成为日益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要求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和生存状态，融入现代产业制度之中，分享现代化带来的成果。当时英国的整个社会意识也逐渐认同或支持劳工阶级的要求。于是，格林修正了早期的放任自由主义，提出了“公共产品”和“积极自由”等概念。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格林的影响下，自由主义在英美政治哲学占据主导地位。格林的修正自由主义学说为英国公共政策从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干预奠定了理论基础。

作为格林的弟子，鲍桑葵进一步发展了国家干预理论，提出了“国家至上”理论。他说：“国家的公共意志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必然是独一无二的。”[6]1314他在这种理论中明确加进了黑格尔因素，被称为新黑格尔主义。鲍桑葵谈到了“穷人”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格林和马克思共同关注的问题，更是后来罗尔斯关注的问题，只是罗尔斯用“最少受惠者”概念取代了“穷人”概念。“国家是最后的和绝对的调节力量，因而对每一个个人来说必然是独一无二的。”[6]13于是，他关于国家应当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积极角色的主张持久而深入人心。

然而，由于黑格尔政治哲学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的联系，有一种说法甚至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归结于黑格尔思想。黑格尔赞扬战争调和了市民社会因人们需求不满足导致的冲突，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国家自我完善的途径。在黑格尔那里，战争具有伦理学意义，它对于防止民族堕落、促进民族发展有正面作用。“战争是严肃对待尘世财产和事物的虚无性的一种状态……战争还具有更崇高的意义……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7]341由于黑格尔明确鼓吹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真实爆发，人类受尽苦难，黑格尔成为众矢之的。从此以后，黑格尔研究被排除出英美主流哲学圈。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美哲学学术圈，大家可以接受哲学家阅读康德，接受康德的影响，却闭口不提黑格尔。同为牛津学者，像查尔斯・泰勒那样从黑格尔出发来解读现代性问题的，毕竟是凤毛麟角。

因此，在牛津政治哲学传统中，既有英美分析的传统，也有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只是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黑格尔因素被刻意掩盖了起来。这一点在罗尔斯身上得到了清晰的体现。罗尔斯对待黑格尔的态度既有学术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罗尔斯的个人经历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创伤，使他在内心对黑格尔学说充满着排斥，他在意识层面坚决拒斥黑格尔哲学。相比之下，他更偏爱康德。他在哈佛讲授的“道德哲学史”课程几乎以康德道德哲学研究为主题。正义理论以他对康德尊重人的观念的解读为基础，建立在自律的概念上。从《正义论》“正当先于善”的观念以及公平正义的康德式解读，到康德（以及后来的政治）建构主义和“道德理论独立性”，再到《政治自由主义》的道德人格观、合理性（the reasonable）和理性（the rational）区分，最后到《万民法》拒斥世界国家（a world state）和“实际乌托邦”（realistic utopia）观念，罗尔斯的思想都留有康德的痕迹。康德认为，人是“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8]222，自律而主动。一切事物都须经过理性的裁判。根据罗尔斯的正义观，人们在原初状态下做出理性选择，为免于受到侵害，人们必然服从自由平等的理性主体一致同意的原则。于是，原初状态可以被看作是在经验理论的框架内对康德自律和绝对命令观念的程序性解释。

康德强调人的自主理性，黑格尔则重视制度的优先性。在这一层面上，罗尔斯却是接近于黑格尔而远离康德。追随于黑格尔之后，罗尔斯将社会基本结构视为正义的首要主题。罗尔斯特别提到，公平正义是政治的而非形而上的，这一政治观念尤其适用于现代民主国家的“基本结构”。社会基本结构指社会的基本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它们在社会合作中融合成一个整体[9]389。理性制度建构是罗尔斯关注的重点，他关注的不是人们的理性或信念，而是在社会基本结构中实现公平的正义。由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是一部有关人类基本制度结构的设计性著作，因此，虽然罗尔斯更加欣赏康德的哲学主张，但他和黑格尔实际上有更多共同的学术偏好。

因此，罗尔斯一直掩盖他与黑格尔的联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只好掩盖其同另一个未曾公开露脸的人物的关系，他就是斯退士。罗尔斯从本科开始就追随斯退士，并师从斯退士攻读博士学位。作为英语世界著名的黑格尔研究专家，斯退士的存在对罗尔斯哲学思想的形成是决定性的。罗尔斯的朋友、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德莱本（Burton Dreben）说：如果抹去《正义论》的作者，读者会以为这是一部从德语翻译过来的英文版哲学译著

这个说法转引自弗雷曼：“像以往世纪的任何一个伟大的欧洲哲学家一样，罗尔斯是一个系统的哲学家。因此，如果我们没有把罗尔斯整个理论以及他同其历史先驱的关系放在一个较大语境中来考察，就难以理解和掌握他的观点。在方法和风格上，罗尔斯都摆脱了分析传统。（他的朋友伯顿・德莱本曾经将罗尔斯整体论方法同黑格尔方法进行比较，并在谈到《正义论》时说道：‘它读起来像是从德语译过来的。’）”见S.Freeman， Rawl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28。。伯顿・德莱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评论，是因为黑格尔哲学通过斯退士深刻地影响了罗尔斯，以至于《正义论》的结构框架同黑格尔《逻辑学》的结构框架形成了一种呼应关系。罗尔斯有意无意地遵循大一二三和小一二三的逻辑结构来组织《正义论》的主要论题，即《正义论》由三编组成，分别为“理论”、“制度”和“目的”；每一编下面又有三章组成，如第一编的三章为“公平的正义”、“正义的原则”、“原初状态”；第二编的三章为“平等的自由”、“分配的份额”、“义务和职责”；第三编的三章为“理性的善”、“正义感”、“正义的善”。这是一种典型的黑格尔式安排。其中第三编的三章很有黑格尔式“正―反―合”或“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意味。

斯退士是一位有东方哲学背景的哲学家。他指导罗尔斯学习黑格尔哲学，也学习神学、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知识。在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期间，罗尔斯跟随斯退士研修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和康德哲学。罗尔斯有意隐瞒了与斯退士的师生关系，但罗尔斯通过斯退士仍然同黑格尔哲学联系在了一起，虽然罗尔斯生前很少谈起斯退士，也没有在任何著作中感谢甚至提到这位老师，甚至很少谈起他同黑格尔的关联。一旦揭示了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黑格尔因素和斯退士因素，我们就更容易看清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欧洲大陆哲学的因素，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因素。

罗尔斯“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2]3的看法表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直接指向社会基本制度。虽然罗尔斯明确表示，政治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索设计社会基本结构的法理依据或道德基础，是一项政治学的而非形而上学的工作，他想以此强调自己秉承分析哲学传统，但《正义论》开场白却完全是黑格尔式的叙述。罗尔斯不仅进行事实描述，强调人们经由主观价值判断做出判断，甚至整个正义理论得以构建都是基于欧洲大陆哲学的价值判断。

罗尔斯故意隐去斯退士影响的原因不甚清楚，但有一点可以得到明确判断，那就是在罗尔斯写作《正义论》时，黑格尔是被美英分析哲学界完全无视的人物。罗尔斯只有通过隐去在其学院出身上的斯退士因素，才能进而抹去其哲学思想中的黑格尔因素，使《正义论》显得是一部在分析哲学两大重镇普林斯顿和牛津的直接熏陶下，并且在维特根斯坦嫡传弟子马尔柯姆的直接调教下，在哈特和以赛亚・伯林等人影响下成就的政治哲学成果。

在斯退士和马尔柯姆之间，在黑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之间，在宗教神秘主义和常识理性主义之间，罗尔斯做出了艰难但聪明的选择，罗尔斯离开普林斯顿而投入马尔柯姆的康奈尔哲学阵营怀抱即是明证。弗雷曼干脆说，罗尔斯只受到马尔柯姆的少得可怜的政治哲学教导，几乎是自学成才的。弗雷曼有意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经济学，即功利主义哲学的社会科学基础，淡化黑格尔传统尤其是斯退士的影响。但弗雷曼还是不经意间披露了罗尔斯的秘密，即罗尔斯政治哲学的黑格尔起源。罗尔斯本人越是拒绝黑格尔，黑格尔哲学越是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无意识地呈现。他可以掩盖他同斯退士的师徒关系，但他的哲学著作掩盖不了那层关系。斯退士1967年在美国加州拉古钠海滩去世，四年后，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罗尔斯在《正义论》序言中，提到了许多朋友、同事和老师对他的帮助，其中唯独少了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斯退士。在整个《正义论》中，他只在一个脚注中提了一下：“有关这一点见W.T.斯退士《道德的概念》”[2]129。

四、 罗尔斯秘密的消极后果

正像当年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哲学中存在着“黑格尔秘密”一样，罗尔斯政治哲学中也存在着“罗尔斯秘密”。罗尔斯秘密的客观存在导致了一些消极的学术后果，主要表现为中国学者对罗尔斯正义原则和其他思想的误读，有些误读较为严重，已经产生消极的影响。鉴于正义原则在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关键地位，本文在此对由罗尔斯秘密导致的误读的具体表现只是点到为止（至于由这种误读产生的其他后果，将另文论述）：如果说中国的罗尔斯研究者把“the most extensive basic liberty”译为“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12]56，把短语“total system”或词语“system”译为“体系”，一开始就把《正义论》中文读者对第一个正义原则的理解引入了误区，罗尔斯本人负有一定责任，那么，当罗尔斯在回应哈特的批评从而弃用“system”术语后，用来表述第一个正义原则至关重要的术语“scheme”仍然被译为“体制”[13]70、“图式”[10]5或“体系”[14]47，就不再是罗尔斯的责任了。同样，在译介罗尔斯原著的翻译实践中，短语“the most extensiv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8]53被译为“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14]47，短语“a fully adequate scheme of equal basic rights and liberties”[15]5被译为“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之完全充分的图式”[10]5，短语“a fully adequat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16]4243被译为“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适当的体制”[13]70，这些译法都偏离了罗尔斯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些表述方式也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罗尔斯研究者已经深陷入罗尔斯陷阱之中而难以自拔。其实，在这里，无论“system”还是“scheme”，都只是量词，而不是名词。罗尔斯对“system”的自我澄清即“as a whole， as one system”[8]178是最好的佐证。同样，在讨论第一个正义原则时，“scheme”不能译为“体系”、“图式”或“体制”，而应译为“组合”、“组”或“套”。“the most extensiv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不妨译为“一套最广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a fully adequat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则译为“一套恰如其分的平等的基本自由”[17]1011。罗尔斯在1971年《正义论》中第一次表述第一个正义原则的恰当中文应当是：“人人拥有平等的权利，享有最广泛的基本自由，那种自由兼容于其他人皆享有的类似自由。”[2]10

同研究正义理论基本内涵一道，研究罗尔斯正义理论或政治哲学的思想来源是罗尔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笔者的考察，罗尔斯本人有意抹去同一些当代不甚重要的哲学家的关系。罗尔斯在谈到《正义论》的写作动机时，只说自己的工作是洛克、卢梭和康德的社会契约论传统的继续，有意回避我们前面提及的一些思想家对其思想形成的决定性影响。罗尔斯这种舍近就远的做法误导了罗尔斯政治哲学思想来源的研究者。

五、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第一，罗尔斯正义理论有着清晰的分析哲学来源。罗尔斯同斯退士、伯林和哈特的思想关系的紧密性超过了他本人表示的同洛克、卢梭和康德的关系，即使从政治哲学史上来看，他同休谟、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与他本人表示的同洛克、卢梭和康德的关系相比，至少是同等重要的。

第二，当代经济学理论是影响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全面展示罗尔斯政治哲学同当代经济学的关系，但弗雷曼的一段话足以呈现这种关系的基本轮廓。他说：“1990年，罗尔斯在接受《哈佛哲学评论》访谈时说，完成博士论文后，他在1950年秋季开始搜集与后来的《正义论》有关的笔记。在这个时期，他师从鲍莫尔学习经济学，认真研读了保罗・萨缪尔森的一般平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希克斯的《价值和资本》、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弗兰克・奈特的《竞争伦理学》以及冯・诺伊曼和莫根斯特恩的博弈论。”[5]13

第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有其深刻的思想来源和神秘之处。罗尔斯以经济学为武器，以分析哲学为研究方法，以功利主义为批判对象，解决基本自由的问题，将自己与社会契约论传统联系起来，构建起完善的正义理论。除了在方法论上部分继承分析哲学传统，无论在行文结构、价值判断或者是正义理论的构建方面，都具有黑格尔风格。黑格尔这位巨人很大程度启发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构建。在《我的教学工作》（1993）未公开发表的说法中，罗尔斯提到在《正义论》中他最喜欢的是第三部分，讨论道德心理学的部分，这恰恰是从黑格尔和斯退士那里获得的部分。

第四，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罗尔斯在《正义论》发表之初便说明这一理论得益于黑格尔，那么这本书也许会失去许多读者，至少它将无法进入一流哲学评论家的眼中。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本来交叉重叠，学习两者可相得益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面对大陆哲学尤其是黑格尔思想被摒弃的情况，罗尔斯或许在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之间做了艰难选择，运用分析哲学外衣，巧妙隐藏大陆哲学因素，去掉了令人不快的因素，取得了成功。

第五，我们试图揭去罗尔斯分析哲学的外表，揭示其深层的德国古典哲学根源，尤其是一直隐藏其中的黑格尔因素，以表明罗尔斯哲学既有英美分析的一面，更有欧洲大陆的传统。如此，长期以来在罗尔斯和桑德尔、泰勒、麦金太尔、罗蒂等人之间的争论并不是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是学派与学派的争斗，而更像是同一个大家族背景之下的“兄弟之争”。这一家族的家长有时是康德，有时是黑格尔，有时则是马克思。无论家长是谁，它显然有着纯正的欧洲大陆血统，而与英美分析传统无涉。如此，罗尔斯学说中的实用主义因素也得以清楚呈现。一般来说，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之间有一条明确的鸿沟。分析哲学反对黑格尔，实用主义则对黑格尔充满好感，黑格尔成为区分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准。然而，罗尔斯距离黑格尔并不遥远，离实用主义也不遥远，因此，从深层来说，罗尔斯是一位地道的欧洲大陆哲学家。

总而言之，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罗尔斯本人的主观原因，罗尔斯没有明确地澄清他个人的思想来源。罗尔斯政治哲学吸收和借鉴了德国古典哲学、英美分析哲学、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政治学、当代经济学等众多思想成果，呈现出从洛克、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斯退士）、马克思到维特根斯坦（马尔柯姆）、伯林、哈特的多重来源。其中，摆脱基督教的影响成为罗尔斯思考社会正义问题的逻辑起点，黑格尔哲学为罗尔斯构思正义理论提供了体系框架，分析哲学为他论证正义理论中的诸多原则提供了精细的方法论指导，当代经济学为罗尔斯解决正义问题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路径。由于罗尔斯本人有意隐瞒其中某些思想来源，尤其是隐瞒同黑格尔和斯退士的关系，形成了“罗尔斯的秘密”，导致中国学者误读了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进而误读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因此，中国的罗尔斯研究要想精确地把握其正义理论，必须从准确而全面地理解罗尔斯的思想来源开始，尤其是要注意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经济学因素，否则，仍将停留在似是而非的浅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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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美]罗尔斯： 《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J.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Revised Edition）， trans. by He Huaihong， He Baogang & Liao Shenbai，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9.]

[15]J.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篇8

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恩格斯化宫敬才 (4)

马克思《博士论文》与恩格斯《谢林和启示》之比较鲁克俭 (11)

地方政府与治理

关于大城市空间扩展的几个问题陈玉光 (18)

城市社区运转中的政治生态分析——以深圳、珠海为例范时杰 于风政 (23)

农村房屋拆迁中非正式制度的应用及价值——以北京市X镇T村为例高建强 (28)

政治·行政

英国全面绩效评价体系：实践及启示包国宪 周云飞 (32)

诱发腐败的相对剥夺心理：分析与比较李文 (37)

从自逼机制到他逼机制——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突破的一条途径李习彬 (43)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少数民族政治运动初探罗春寒 (48)

与当代

辩证思维及其当代意义冯国瑞 (53)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四大哲学创新——兼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不成熟论”林锋 (59)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哲学思考童萍 (65)

经济·管理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全林远 赵周贤 (70)

技术价值、历史遗产与分配正义于晓媛 (76)

首都研究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文化的教育命题孙善学 (80)

法律·社会

法律殉道者之法律接受与抗拒的现代性反思——以苏格拉底与安提戈涅为例孙曙生 (84)

台湾房屋拆迁的立法、补偿与冲突解决机制刘文忠 朱松岭 (90)

社会救助制度变革方向段美枝 (94)

哲学·人文

弗洛姆人道主义的基础：寻求与弗洛伊德主义的结合杜丽燕 (98)

周予同与经今古文学刘永祥 (104)

文本阐释的多元与同一孙际惠 (109)

省域文化品牌建设的思路与对策——以山东为例刘文俭 (1)

特大城市政府公共服务制度供给能力提升的路径探析陈奇星 胡德平 (6)

地权纠纷与乡村治理的“困境”——来自湖北S镇的调查郭亮 (10)

政治·行政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道德风险的成因及规避机制研究——基于利益博弈的视角丁煌 李晓飞 (16)

后冷战时期世界社会党发展与变革考量秦德占 钟文 (24)

论行政伦理的价值与建构——基于公共危机治理中自由裁量权合理运用的分析向波 (29)

危机过程、制度结构与危机预防——一个发生和预防机制的分析框架汪锦军 (34)

公共行政120年：从“双螺旋演化”到“治理的绩效管理理论”尚虎平 王菁 (40)

与当代

试论社会建设的生态方向张云飞 (46)

科学发展观人学思想探要寇东亮 (50)

新自由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西方国家思想界的反思与评析谭扬芳 (54)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投入机制研究秦维红 (59)

经济·管理

论干部工作的“三边模型”王喆 (63)

领导者自我精神资本管理问题探析韩勇 (67)

低碳经济——新的财富之源刘治兰 (71)

首都研究

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74)

法律·社会

压力型税收征收管理体制与我国税法的价值理念冲突李晓安 (78)

我国劳务派遣法律制度的反思与完善徐丽雯 (83)

论民办高校党建工作的定位张治银 程美东 (88)

制度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伍先斌 (92)

哲学·人文

关于“五四”运动的若干认识问题张翼星 (95)

科学与人文的互动——论怀特海的科学文化观孟建伟 彭彦 (99)

论塞尔日·莫斯科维奇对生态主义思想的贡献王莉莉 (104)

俄罗斯发展道路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拉古诺夫·弗拉季米尔·博里索维奇 杨青（编译） (109)

行政学院科学发展研究——论贯彻落实《行政学院工作条例》的若干问题 (1)

地方政府与治理

大部制改革后的完善路径探析——兼以重庆市大部制改革为研究个案傅广宛 (7)

非常态治理：关于建立“准大部门制”应急管理体制的思考——来自烟台市的调研报告胡象明 魏庆友 (12)

政治·行政

基于政治协调的区域公共治理的问题缘起及其应对臧乃康 (16)

当代中国行政区经济表现的再探讨刘小康 (22)

自决与民主的异同比较及关系梳理王英津 (28)

关于我国目前政府绩效评估的现状、问题和政策建议周美雷 董武 (34)

高风险社会中的自然灾害管理——以“2008年南方雪灾”为案例张海波 (38)

与当代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安启念 (43)

论的社会正义原则罗克全 (49)

马克思恩格斯民族性思想探析郭现军 (53)

经济·管理

多元化经营的利弊分析及选择要素彭新武 (58)

企业行为伦理标准的消解与建构曹凤月 (64)

北京金融服务业辐射力实证研究张辉 朱光楠 冯中越 (68)

首都研究

北京市基层群众自治的现状及问题王维国 周小华 (73)

法律·社会

正当程序中的自然法因素史彤彪 (78)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实施的问题及对策建议——以上海为例李瑜青 张善根 (83)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理论基础与本土实践谭志君 (88)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研究张江莉 (92)

安居基金：住房保障模式创新杨之光 杨家义 (96)

哲学·人文

论中国哲学中的“和”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与陶德麟先生讨论“和”与“矛盾解决方式”张耀南 (100)

文化软权力化与中国对外传播战略李智 (105)

论珠三角文化一体化的必然趋势刘建中 (108)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特点与改革李俊清 (1)

以程序规范权力推动湖南省地方政府行政改革翟校义 (5)

选举民主、政治合法性与地方治理——乡镇基层民主发展的若干命题初论马得勇 (10)

政治·行政

深化十大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构想何增科 (16)

基于危机管理模式的政府应急管理体制研究滕五晓 夏剑霺 (22)

哈萨克斯坦民族政策的变迁与思考张友国 伺俊武 (27)

政策制定中的电子参与：质量、满意度和效率李亚 韩培培 (33)

与当代

哲学是正确解释世界与能动改造世界功能的统一——评《“知识经济”批判》杨生平 (38)

对20世纪80年代初期异化问题争论的反思徐春 (44)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启示王小岩 (48)

何种文化？谁之霸权？——从苏联与中国的政治实践看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张羽佳 (51)

首都研究

北京市局级领导干部胜任力状况及培训对策研究 (56)

经济·管理

多元化用工制度下的企业文化建设——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限公司个案分析郑湘娟 任春晓 郑春牧 (61)

国外负所得税理论研究的十大启示李庆梅 聂佃忠 (67)

收入分配的税收调控模式转变：从经济效率型到公平正义型欧斌 (71)

基于战略地图的战略性绩效管理研究——以GW公司为例阮平南 邵亚平 (74)

法律·社会

“非直接利益冲突”的规律及制度性应对思考——对重庆万州事件、四川大竹事件、贵州瓮安事件的反思吴传毅 唐云涛 (77)

五四青年教育探析——倡导者的青年教育特点李毅红 (82)

论制作、贩卖、传播物品罪的立法完善吕华红 (87)

哲学·人文

存在决定意识基础上对学术和政治统一性的关注——高校师生思想变化特点探求李凯林 (90)

科举制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吴惠巧 (94)

数十载融会贯通 曾几番启路辟航——周一良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胡喜云 (98)

吉田松阴“巡狩”的视野与日本近代化政治资源的整合鲁霞 (104)

海外学术

确保俄罗斯经济竞争力的战略思考特鲁尼·维克托尔·伊万诺维奇（俄） 孙玉秀（译） (109)

关于行政学院加快四大体系建设问题周文彰 (1)

地方政府与治理

以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2009年地方政府改革典型调研分析石亚军 (6)

社会复合主体与城市治道变革——以杭州市为例毛寿龙 李文钊 (11)

政治·行政

批判性研究：行政学领域亟待拓展的研究路径颜佳华 朱逢春 (15)

从古希腊到近代德国的整体国家观解析舒绍福 (20)

篇9

关键词：教育；创造；人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4）05-0125-03

我曾问一位院士、大学者：“牛顿和爱迪生，谁更伟大？”我得到的回答是：“都伟大”。显然，这是回避了那个“更”字。还是同一位学者，几天之后对我说：“还是牛顿更伟大。”第一次的回答显然不像第二次那样作过了较为仔细的比较。

当我再问“牛顿和亚里士多德，谁更伟大”的时候，同一位学者作出了更肯定的回答：“亚里士多德”。牛顿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今天都还是大学生们所必修的，然而，牛顿的力学和微积分在表达方式上发生了深刻且实质性的变化，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则仍然原原本本地摆在大学生面前。

牛顿是伟大的科学家、数学家，亚里士多德是伟大的哲学家。牛顿也是哲学家，但确切地说，他是自然哲学家，跟亚里士多德还是有所不同。牛顿的代表作之一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而亚里士多德的经典之一名为《形而上学》。这大概都堪称伟大的著作，然而在意义上又是有所不同的。

上面是指人物与人物的比较，就内容而言，这种比较是否表明了哲学家更伟大的观点呢？

哲学确实代表了人类智慧，人类智慧孕育了哲学，被孕育出来的哲学，又孕育了一代一代人，他们若有哲学的习得，必走向更高的智慧，哲学本因智慧而生，故必给人以智慧；爱智的人必爱哲学；爱哲学者必爱智。有的人自觉地爱着，有的人不自觉地爱着。只要爱着，无论自觉与否，必走向智慧。

哲学毕竟是人的创造，伟大的创造。是否人之最伟大的创造呢？有比它更伟大的吗？

杜威所说的三段话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我们引述如下：

――“哲学甚至可以解释为教育的一般理论。”[1]（P347）

――“教育乃是使哲学上的分歧具体化并受到检验的实验室。”[1]（P38）

――“欧洲哲学是在教育问题的直接压力下（在雅典人中）起源的，这一点使我们有所启示。”[1]（P348-349）

杜威以欧洲、以希腊为例，说明哲学起源于教育。更具体地说，希腊哲学的产生与那些圣哲们创办学园有关，即与学校、与教育直接相关，教育催生了哲学。

在我们中国也如此。孔孟等圣哲也是在创办教育的过程中生成了他们的哲学。

为什么教育能催生出哲学呢？因为若要真正理解教育，必理解人；而若要真正理解人，必问“人是什么”，这便是哲学的第一问。首先是教育的第一问，而这个第一问也瞬即成了哲学的第一问。教育最早出现在哪里，哲学就有可能最先出现在哪里。事实能够证明这一点，逻辑也能说明这一点。

当我们再进一步问“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的时候，就会想到大自然，想到宇宙。于是“宇宙是什么”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出现在哲学里。这是哲学中的宏观问题，而“人是什么”则是哲学的微观问题。人们往往是在微观与宏观之间来回进行思考的，微观问题的意义一点也不亚于宏观问题。谁能说基本粒子的研究没有对物质世界整体的研究那样更有意义呢？

我们已经提到过，就起源问题而言，对于宇宙，自康德以来到近代科学，已作出了相当圆满的回答；而对于人这样一个“小宇宙”所隐藏的秘密，却远没有弄得很明白。科学不会停止对大宇宙的研究，当然也不会停止对“小宇宙”的研究；然而，哲学将更多地倾向于对“小宇宙”的研究。卡西尔就是走在这个庞大研究队伍行列中的一位，并且是特别杰出的一位。

希格斯或许终结了物质起源的研究，但谁能终结精神起源的研究呢？谁能终结意识起源的研究呢？现在还没有迹象表明这样的研究者是存在的。笔者相信，不存在这样的终结者。会有深入者，扩充者，更杰出的洞察者，却永远不会有终结者。有谁能终结神奇？有谁能终结神秘和神圣？有谁能终结还将继续的无数神话？

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继续思考和研究“人是什么”，满怀信心地深入下去，却不能妄想终结这一问题。不少哲学家认为自己终结了哲学，这可能是一个误会；如果认为自己终结了对人的研究，那将是更大的误会。这种误会更直接地终结哲学家自身的哲学。终结的，终究是误会，而不是哲学。

讨论至此，我们已知哲学是人伟大的创造，却不是最伟大的创造。在其压力下产生了哲学的教育，无疑更伟大。教育是不是人最伟大的创造呢？

当然，教育是人伟大的创造，更伟大的创造，对此，已有了充分论证。如果认为它是人最伟大的创造，那么，所需特别集中说明的，是一个“最”字。

在人的创造之中，科学、哲学与艺术特别耀眼，特别集中地反映或代表了人的智慧，并且三者常常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人的创造到了顶点，都会与哲学和艺术行见面礼的，科学往往是跟随艺术和哲学的，大凡杰出的科学家都明白这个道理，都有对艺术和哲学的独特感受，以致情感至深。

尽管如此，这三个方面还不能算人最伟大的创造，任何创造都难以与人所创造出来的教育相比。我们需要进一步阐明：教育为何是人最伟大的创造？

人类有过了千百种不同类别的活动，从陆地到海洋，从海洋到天空，从航空到航天，从月球到外星。未来，人类还会有很多尝试，令自己也难以想象的尝试。从理论上讲，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可是，这个限度在哪里，实际上说不清楚。

就已经历过的活动来说，什么活动伴随人的历史最为悠久？哲学，两三千年吧；宗教活动，最古老的也就只是一两千年；科学活动，近代以来的三四百年，算上古代朴实的科学活动，最多也只有三千年左右；可能艺术活动最早，大约四万年左右。

最为悠久的，正是教育。教育在广义的文化之列，但不如直接说教育更为确切。教育已有了多久呢？人类有了多久，它就有多久。现在所知的数字是382万年。教育伴随人类至今，且必将伴随人类至永远。就历史悠久而言，还有什么可与教育相比？

历史最悠久必然是最伟大吗？教育是人类创造中最悠久的，它因此而最伟大吗？

教育还最为人之所需。最为所需就最伟大吗？吃饭不也是最为人之所需吗？一个人一日一月一年无教育，问题不算很大，但一天一周一月不吃饭，问题就很大了，吃饭因此而最伟大吗？我们民间有一说：吃饭大死皇帝。开明的皇帝也明白，老百姓不能饿着了。但这是“大”，而并非伟大，更非最伟大。

衣食住行都很重要，很必要，但与很伟大在性质上还是有所不同。有了基本的衣食之后，人们就会开始寻求其他的创造，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创造。不过，教育作为人类活动与衣食住行一样最需要，这一点仍不足以说明教育更伟大。

特别需要指出三点，首先是人因教育而成为人，人创造了教育，就是人创造了使自己成为人的伟大壮举。人与其他生命体区别开来是从教育开始的。

第二，教育使人的继续发展成为可能，使文化一代一代相传、继承，并在继承中越来越富有知识、富有智慧，因而，人因教育而变得更强大、更伟大。

第三，教育是人的其他一切创造活动的前提，为其他一切创造活动提供条件。如今，一个人在学校度过的时光，至高中为12年，至本科16年，至研究生则是20年左右了。甚至，教育延至终身了，出现了所谓终身教育。

历史更为悠久，更为人之所需，更能持久与人相伴，所有这些方面综合起来，还不能说明教育是最伟大的吗？还不能说明教育是人最伟大的创造吗？

从布衣百姓到所有的大学问家，再到那些开明的政治家，其共同点或最大公约数，无论如何是对教育的虔诚。谁还敢在教育面前，在人类这一最伟大的创造面前懈怠呢？

我们的教育界曾流行一种说法，认为教育是社会经济的产物，是社会政治的产物，是为统治集团服务的，因而，也受着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制约。你制约我，我就只好适应你，教育就去适应经济发展，适应政治需要。这就叫做制约论、适应论，有制约论就必然有适应论，两者相伴相随。

然而，我们已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教育是人的产物。经济、政治等也是人的产物，但教育所具有的历史与现实地位都是经济、政治所无法比拟的。教育对经济、政治有最直接、最重大的影响，经济、政治也影响于教育，是相互影响，但并非对称性影响，教育的影响是主导的；社会越发展越进步这种主导性作用越显著。因此，教育是制约者而不应是被制约的；因而，开明的社会，应当去适应人的发展，而不是相反；故而，都应适应教育的发展。最靠近人自身的、最重要，因而，应处在主导的地位。

我们还可以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来比较教育活动与其他活动在性质上的差别。

例如，自然科学研究活动，它是指向外在的，研究物质世界的，研究天地日月的。然而，教育是指向人的，是指向内在的，指向人的心灵世界。这是一外一内之别。

又如，艺术活动，它是表现于形的，当然，真正的艺术是通过形而表现无形，是由形至神的。然而，教育并不用于表现，而是直接指向人之无形、人之神的。

再如，经济活动，无论是什么产业经济，都是为了创造财富。直言之，都将指向更高利润。然而，教育直接指向的是人的成长、人的精神财富的增长，这与利润不直接相关。经济也为人的生活之所需，为富裕之所需；教育则为人本身的美好之所需，富裕不等于美好。教育为经济活动的更为有效提供条件，经济也能让人更美好，但若无精神上的美好，经济可能产生的美好将不复存在。换言之，经济之类给人带来的是身外之物，教育给人带来的是身内之物。

篇10

[关键词]《法哲学原理》；劳动；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5－0046－05

王文臣(1976－)，男，上海政法学院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上海　201701)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本论(含手稿)》的世界历史批判理论及其当代意义”(项目批准号：11YJA710029)、上海政法学院院级课题“‘大思政’下的哲学通识教育与法律人才培养的结合机制”(项目编号：DSZl211)的阶段性成果。

作为黑格尔晚期唯一的正式出版物，《法哲学原理》被视为代表成熟时期黑格尔对国民经济学诸如法的关系、财产等问题的基本看法，尤其是黑格尔对劳动概念的全面阐释。黑格尔自耶拿时期便开始研究劳动概念，继而涉及国民经济学，又在《精神现象学》中得以深刻阐发，从而最终在《法哲学原理》中得到系统论证。马克思在1842—1843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着手对黑格尔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对国民经济学的看法做出批判，直至最终彻底颠覆近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而使哲学重新奠基。这个重新奠基的过程便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展示的哲学革命及其成果。

可见，深入分析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劳动概念，对于领会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具有重大意义，即切实领会马克思哲学作为当代哲学对当前改革与建设的指导作用。

一、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对劳动概念的全面阐述

早在耶拿时期黑格尔便开始研究“需要的体系”这一问题，可看作是对劳动概念的最终探索。“一般情况下，需要的体系已被视为一个高于普遍的自然依赖性的系统。人们自身的劳动或满足需要的能力不能完全满足自身需要，这就需要一个异己的力量来满足自身需要。”黑格尔在这里就已经看到劳动创造产品对人类生存的作用，他利用需要——劳动(交换)——满足的论证方式来阐述劳动的存在论意义。劳动在这里不仅仅是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中介，倒可以说是人的存在之根本确证方式，在存在论之根基处显示出劳动的根本意义。这为后来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论述主奴关系的辩证运动，以及在《法哲学原理》中阐明所有物——契约——不法等环节作了准备。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对“需要的体系”做出更为完整的论述，他指出需要的满足取决于两个因素：(1)自身劳动或他人劳动所创造的外在物，马克思称其为“物质生活本身”，自身劳动的产物是他人需要的对象，同样，他人劳动所获也是满足自身需要的对象。黑格尔这种论述符合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市场、分工以及交换等观点，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受到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影响。(2)个体之间满足互相需要的“中介”是劳动。“通过活动和劳动，这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中介。这里，需要的满足是满足主观特殊性，但普遍性就在这种满足跟别人的需要和自由任性的关系中，肯定了自己。……政治经济学就是从上述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

政治经济学是从现实社会的经济活动——生产劳动——开始来论证整个经济活动，黑格尔在这里同样也是坚持这种观点，也认为劳动是满足个体之间需要的中介。因为没有这个中介，就没有满足需要所需的客体；同时，失去这个中介，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复存在，需要的体系或说市民社会从何谈起呢?如果每个个体都没有劳动活动，那么满足彼此需要的对象——那个后来被黑格尔称为“一般社会财富”又怎样产生呢?因此，黑格尔在《耶拿实在哲学》中指出：“每个人的劳动就其内容来看是一种为一切人的需要的普遍的劳动……也就是说，劳动具有一种价值；他的劳动和财产并非对他个人来说的那样的意义，而是对一切人来说的那种意义。需要的满足是一切人相互之间的一种普遍的依赖性。”这里，黑格尔强调了人与人之间通过劳动及其产品实现相互满足的依赖性，而且称其为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