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辩证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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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哲学；自然科学；科学哲学；理论

[作者简介]张媛媛，吉林大学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讲师，吉林长春130012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3）01-0001-04

自然辩证法究竟是什么？是一个学科，是一项事业？还是一个学派，是一种理论？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这些争议一方面表明了自然辩证法本身的复杂性及人们对其理解上的差异性，同时也给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和研究的人提供了探索的必要和可能。但在笔者看来，这些争议只是表层问题，其深层问题是：如何理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这才是争议的关键之所在。若认为哲学“凌驾于”科学之上，那是近代哲学的观点；若认为哲学“从属于”科学之下，那是科学哲学的主张；而认为“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则是自然辩证法。本文拟对这一认识和理解，从自然辩证法的创立、自然辩证法与科学哲学的关系，以及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理论学科三个方面加以阐释。

一、自然辩证法的产生

自然辩证法的产生，既是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更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从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古代，自然科学大都是以自然哲学的形态出现的，其特点是科学和哲学浑然一体，很难区分，习惯上我们将其称为自然哲学。到了近代，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以及近代城市化社会的兴起，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同时自然科学自身也在为争取自己的独立性而斗争。16世纪中叶，一场酝酿已久的科学革命开始了，近代科学就诞生于这场伟大的革命中，其标志是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发表的《天体运行论》。而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则是这一时期自然科学领域中最辉煌的成就。虽然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其他部门如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也有一定的发展，但基本上还是处于襁褓之中。当然，应该承认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经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生产水平和科技水平的限制，当时科学研究方法（实验、解剖、分析、归纳等）养成的习惯，加上社会的、阶级的原因，使得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不能不打上机械论、形而上学和经验论的烙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宇宙不变”和“物种不变”，代表人物是牛顿和林耐。进入19世纪，自然科学研究的重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以前主要是搜集经验事实转向对事实材料的综合整理，并将经验材料概括抽象为系统的理论。自然科学也相应地由搜集材料阶段过渡到整理材料阶段，由经验阶段发展到理论阶段，这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与此同时，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特别是天文学领域的康德一拉普拉斯星云假说，地质学领域赖尔的渐变论，物理学领域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和电磁理论，化学领域的原子论和元素周期律，生物学领域的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一次又一次地打开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缺口，揭示出自然界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客观辩证法。这些都为自然辩证法的产生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前提。恰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恩格斯则更明确地指出：“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

从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古代的哲学以“知识总汇”的形式而囊括了全部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呈现为一个简单而庞杂的混合体，哲学研究的重心是本体论问题。近代的哲学则发生了“认识论转向”，把认识论问题置于哲学的中心位置，把人们对于认识的理论考察推向了新的阶段。认识论本身的这些问题虽然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但却受本体论的制约并反过来影响本体论问题的解决。19世纪初，黑格尔批判法国机械唯物主义哲学，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提出了系统的辩证法思想，他“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在《自然哲学》中，黑格尔又把自然界看作“是一种由各个阶段组成的体系，其中一个阶段是从另一个阶段必然产生的”，整个自然界的发展过程表现为：无机界向有机界的发展和转化，有机界向生命界的发展和转化。这表明了“自然界自在地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黑格尔是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的人，他的著作是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但是，黑格尔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因为他认为“精神、思想、观念是本原的东西，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摹写”。因而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仍然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所以，恩格斯一再强调：“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

从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发展的历史来看。科学和哲学是人类理论思维的两种基本方式，它们是在超越神话和常识的过程中产生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科学以未分化的形态而蕴含在哲学母体之中，哲学则以“知识总汇”的形式而囊括着全部科学。人们常常在“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概念，也在“科学”的意义上使用“哲学”这个概念。然而近代以来科学的迅猛发展和日趋成熟，致使各门科学纷纷从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不断地把哲学“驱逐”出其传统的“世袭领地”，自然、社会和思维都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而此时的哲学仍企图以“科学的科学”的姿态而高居于科学之上。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恩格斯指出：“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可见，恩格斯既反对用哲学代替具体科学的“科学之科学”，也反对把哲学“从属于”科学之下、妄图取消哲学的实证主义。

正是19世纪自然科学、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方面出现的重大进展，为创始人研究和阐述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提供了重要基础，推动了自然辩证法的产生。

二、自然辩证法不同于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是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哲学学科，它主要研究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哲学的产生是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获得迅速发展，科学理论层出不穷，尤其是经典物理学的衰落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创立，非欧几何学的发展，代数、算数的公理化以及命题逻辑的符号化等。这些科学上的重大而根本性的变革自然地唤起人们对科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另外，还有一些哲学家主张要用科学来改造传统哲学。例如，德国著名学者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指出：“本书认为，哲学思辨是一种过渡阶段的产物，发生在哲学问题被提出，但还不具备逻辑手段来解答它们的时候。它认为，一种对哲学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不仅现在有，而且一直就有。本书想指出，从这个基础上已经出现了一种科学哲学，这种哲学在我们的时代的科学里已经找到了工具去解决那些在早先只是猜测对象的问题。简言之，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要指出，哲学已从思辨进展而为科学了。”一般认为，科学哲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形成后，才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

作为一门哲学学科，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的概念框架的研究，即是对科学的概念框架的批判与反思。科学概念框架是科学理解的工具，是科学家理解他所探索的世界的基本方式，所以科学哲学是一种理解科学的东西。维也纳学派创始人之一、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菲利普·弗兰克指出：“为了不仅了解科学本身，而且也了解科学在我们文明中的地位，以及它同伦理、政治和宗教的关系，我们就需要一个关于概念和定律的统一体，在这体系中，自然科学以及哲学和人文学科都有它们的地位。这样一种体系可以叫做科学的哲学，也就该是科学和人文之间的‘缺少的环节’。”从这种意义上讲，对科学的人文理解，也就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具体而言，科学哲学就是要探讨科学的性质，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发现与科学证明的逻辑，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的提出、论证、检验和评价，科学理论的结构、解释和更替，科学发现的模式，科学思维的形式、要素、特点和作用。同时，在进行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过程中，科学哲学也不绝对排斥考察科学的社会本质，不绝对排斥对科学的本体论研究。进而，科学哲学强调，新哲学的出路只能是使其变为像科学那样实证，或以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把哲学从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变成从属于科学之下的“关于科学的哲学”或“科学性的哲学”。

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我国最早是从1956年开始的。这一年，国务院组织制定了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十二年规划”（1956—1967）。在这个既严肃又严谨的规划中，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辩证法规划草案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在二者之间存在的一门科学。草案说：“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门科学，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学科，我们暂定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进行过的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规划草案既没有简单地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哲学，也没有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自然科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定位在两者之间。

从这个规划草案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开展科学技术研究是比较早的。但与西方科学哲学学者不同，我们一直是在“自然辩证法”的名义下从事这项工作的，而且始终强调要以为指导，因为“自然辩证法同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联系”。正是基于此，龚育之在1996年就已经把“自然辩证法”描述成了“的科学技术论”。

综上，无论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哲学的产生、发展，还是从理论框架、学科定位来看，二者都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它们的研究对象有交叉或重叠之处，即都要对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因此，不能把自然辩证法等同于科学哲学。

三、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理论学科

自然辩证法既然位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因而使其具有二重性：哲学性与非哲学性（如科学性）。向哲学靠近，它具有哲学性；向科学靠近，它具有科学性。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自然辩证法这个“大口袋”里只有大约“不到四分之一”偏重于哲学，偏重于对科学的哲学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自然辩证法理应归属于哲学学科。但是，自然辩证法还确实具有科学性，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逻辑与理性特征在自然辩证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那么，自然辩证法与哲学（尤其是哲学）和科学技术之间是何关系呢？我们认为自然辩证法属于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的中间层次，是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联系的桥梁与纽带。哲学、自然辩证法和各门科学技术学科之间是普遍、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因此，一方面，哲学通过自然辩证法为我们认识自然界和进行科研活动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和科学技术方法的革新也通过自然辩证法充实和丰富到哲学理论体系中，使之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因此，自然辩证法具有交叉学科性质。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辩证法是以为指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与相互融合的、广阔的研究领域。”自然辩证法的深入发展，必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汇流，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深入、更系统地研究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探索科技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实现人与科技、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存、共荣。我们应该正视并承认“自然辩证法”作为交叉学科的特征，发挥其交叉学科的优势。

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正像于光远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学科是“具有的特色或色彩的诸科学部门的总称”，带有哲理性质，但“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这不仅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创立自然辩证法时，即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自然科学，分析自然科学的各种哲学问题，而且还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自然科学的性质、作用及其发展规律，并写下了许多札记、论文和著作；同时也表现在，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也在纵横两个维度上不断深化和扩展，以至其中的许多内容如科学方法论、技术创新论、工程哲学以及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等都是哲学学科涵盖不了的。譬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有人强调它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哲学命题，也有人认为它是一个经济学的命题。”将“自然辩证法”看作哲学的二级学科，势必要用哲学的学科范式规范“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围和方法，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研究那些不属于哲学的内容，就会被认为“失职”、“不务正业”。哲学学者时常批评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和教学的人“搞得太杂”，“专业性不强”，“研究的很多东西不是哲学”，这种批评意见可以理解，但不完全正确，因为“自然辩证法”中的许多内容确实不属于哲学。勉强地将“自然辩证法”的所有内容都说成是哲学，不仅在学术上不严格，学生也很难认可，同时对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与研究的工作者来说也不是很公平。

而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理论学科，就可以把那些不属于哲学的内容也包括其中。这不仅尊重了我们的学术传统，也符合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和学术发展的实际；既凸显了本学科的特色，又体现了本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正因为如此，在2004年由黄顺基担任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统编教材中对自然辩证法作了如下的表述：“自然辩证法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

总之，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理论学科。同时由于自然辩证法目前还是我国高校理工科硕士研究生必修的一门公共理论课。因此，我们强烈呼吁有关部门将自然辩证法纳入到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进而使自然辩证法能够在新世纪、在当代中国以至当代世界重振雄风（于光远语）。

[参考文献]

[1]龚育之.自然辩证法在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全国工程硕士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组.自然辩证法——在工程中的理论与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7]黑格尔.自然哲学[M].梁志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H·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M].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9]F·弗兰克.科学的哲学——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纽带[M].许良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0]朱凤青.科学哲学：对科学的人文理解[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6）.

[11]自龚育之.科学·哲学·社会[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

[12]张纯成.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与发展方向[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13]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4]李桂花，肖爱民.“自然辩证法概论”在“理论课”教学中的定位——兼论它与“基本原理概论”、“现代科技革命与”的关系[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

篇2

[关键词] 原发性肾病综合征；血脂；代谢；免疫状态

[中图分类号] R69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2）07（c）-0244-02

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是一种临床上十分常见的免疫性肾病[1]。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者常由于尿液中大量丢失免疫球蛋白导致患者的免疫功能异常，从而使患者易感染，加速病情的恶化；而且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者往往伴有血脂代谢紊乱的现象，长期的高脂血症可能导致患者的动脉粥样硬化等并发症。本文笔者着重研究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者的血脂代谢及免疫状态的变化情况。现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9年2月～2011年7月来本院就诊治疗的38例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者（实验组）和同一时间段本院健康的工作职员40名（对照组）。38例实验组患者中，男21例，女17例，年龄17～63岁，平均35.2岁；健康对照组40例患者，男20例，女20例，年龄23～56岁，平均37.4岁。健康组40名员工经体检未发现心、肺、肾等脏器功能异常；实验组患者均符合原发性肾病综合征诊断标准[2]，且均未接受过相关治疗，实验组患者在入选时排除了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或近期内使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的患者。

1.2 检测

1.2.1 血脂检测 采用BD公司生产的带分离胶的真空标本采集管对患者的清晨静脉血进行分离测定，利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患者的血清三酰甘油（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载脂蛋白A1（ApoA1）、载脂蛋白B（ApoB），比较两组的血脂差异情况。

1.2.2 免疫指标检测 清晨抽取患者的静脉血，检测患者的血浆蛋白、IgA、IgG、IgM、C3、C4、CD3，CD4、CD8、CD4/CD8，比较两组的免疫指标差异。

1.3 统计学方法

利用SPSS 1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行t检验，P ＜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者的血清三酰甘油、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载脂蛋白B较健康对照组明显升高；而从免疫指标来看，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者的IgG、C3、C4、CD4、CD8较健康对照组降低，IgM显著升高，上述指标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具体见表1。

3 讨论

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是一种临床常见的免疫性肾病，它常表现为大量的蛋白尿、高度水肿及严重的高脂血症。这往往可以引起患者一系列的并发症，如动脉粥样硬化、免疫功能异常、易发生感染等，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生命安全有着极大的影响。

此次实验，笔者主要研究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者的血脂代谢及免疫状态的改变情况，为进一步的治疗研究提供稳固的基础。通过检测38例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者及40名健康工作人员的血清三酰甘油、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载脂蛋白A1、载脂蛋白B。实验组患者在这些血脂指标均高于健康对照组，P ＜ 0.05，这与有关研究报道的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者伴有高指血症发生率达70%～80%的结果符合[3]。有学者指出，肾病综合征的重要危害之一便是高血脂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引起心血管疾病，ApoB作为LDL-C的主要载脂蛋白可以促进动脉发生粥样硬化[4-5]。从此次实验结果来看，实验组患者ApoB明显增高，ApoB在肾脏的沉积会加速肾小球的硬化，导致肾功能的损害，这很大程度上加大了患者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可能并损伤其他功能性器官，应引起高度重视。然而，由于肾病综合征患者肾小球滤过膜通透性增高导致大量的免疫球蛋白缺失从而引起了患者的免疫功能变化。从此次实验结果来看，实验组患者的IgG、C3、C4较健康对照组明显降低（P ＜ 0.05），表明患者的存在着明显的体液免疫系统紊乱现象，体液免疫紊乱可以易导致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者发生严重的感染。而CD4及CD8的降低（P ＜ 0.05），表明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者发生了严重的T细胞亚群的比例失调，这影响了患者机体免疫反应的调节能力，破坏了患者机体免疫的稳定性。这与梁丽俊等[6]的研究的46例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者CD8降低的结果一致。

总之，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者常伴有血脂及免疫功能的障碍。患者不仅血脂水平较健康人群增高，而且体内免疫球蛋白大量缺失，T细胞亚群比例严重失调，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机体免疫功能，应引起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 曾华松，郭仁寿，陈重义，等. 小儿原发性肾病综合征脂质紊乱与蛋白代谢异常的关系[J]. 中华肾脏病杂志，2007，14（2）：100-103.

[2] 陆再英，钟南山.内科学[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513-525.

[3] 司晓芸，贾汝汉，黄从新，等. 肾小球足细胞损伤在脂质肾损害中的作用[J].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2009，19（2）：157-160.

[4] 张爱华，王海燕，高进，等. 低密度脂蛋白对人肾小体系膜细胞增殖的影响[J]. 中华内科杂志，2008，33（11）：758-762.

[5] 刘华锋，皇甫长梅，李康娟，等.成人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者血清脂蛋白（α）的检测及其意义[J].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04，14（10）：40-42，46.

篇3

【摘要】在为辩证法确立根基的意义上，实践辩证法概念是清晰的，但是在以下两个方面它又呈现出模糊状态：一是实践辩证法的思想史定位不清，二是实践辩证法的思想特质界定不清。基于此，我们提出从实践哲学的视角阐释辩证法的议题。一方面，在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比较视域中，揭示其思想脉络，勾勒其学术纹理；另一方面，通过辨析实践哲学与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实践等概念的区别及其与辩证法的关系，进而揭示其思想特质和当代价值，从而进一步获得对实践辩证法的清晰印象。

关键词 实践哲学；辩证法；实践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2－0033－05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践本质研究”（14CZX05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志军，湖南郴州人，哲学博士，（北京100089）首都师范大学讲师。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中，实践辩证法是一个似清晰却又模糊的哲学概念。说其清晰，大致是指“实践的辩证法” 的思想语法很简洁，以“实践的”这样一个形容词来修饰辩证法，以表明与传统意义上“唯物辩证法”的区别，突出辩证法的实践特性。一般来说，与唯物主义辩证法把基础和根基安置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中不一样， “实践的辩证法”是奠基于实践基础上的辩证法，即是以主客体关系为载体的辩证法，于此便为辩证法重新找到了一个根基、中心和基础。在学理层面，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显然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就此而言，实践辩证法是清晰的。

然而，实践辩证法在我们的印象中又是一个处于模糊状态的概念。这种模糊状态主要表现两个方面：其一，实践辩证法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具体而言，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它在思想史中的定位是不清晰的。如果将它的思想渊源仅仅上溯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是不够的，在这个思想界域内，我们不足以获得关于实践辩证法的学术纹理，更无法划定实践辩证法的研究边界。要使它获得厚实的学术底蕴，显然还要推进辩证法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把握其思想脉络；其二，在学界对实践辩证法的阐释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对“实践”自身的理解就直接影响到实践辩证法的研究。在“实践”的光圈中，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实践哲学等相关概念相互逐鹿，纷纷建构它们自身与辩证法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有关“实践”的概念群中，实践辩证法的研究呈现出一种莫衷一是的局面，使实践辩证法的思想特质似乎愈发模糊。

诚然，指出关于实践辩证法的模糊认识，并非是虚妄到要形成一种阐释辩证法的统一方式。我们认为，要说明实践辩证法的学术渊源或者思想脉络，恰当的做法是应该将其置于实践哲学的视域中来考察，这不仅符合辩证法思想本身的历史进程，也符合实践辩证法研究的内在要求。更进一步而言，在实践哲学的视域中阐释辩证法，或者说要揭示实践辩证法的思想特质，需要在实践哲学与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实践之间做出合理区分，以及辨析它们各自与辩证法的关系。

二、“从实践哲学阐释辩证法”的思想脉络

在对辩证法的众多阐释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异质性阐释方式，一种是立足于理论哲学的视野，将辩证法看成是关于思维的逻辑或方法，另一种是从实践哲学的视角，把辩证法与实践关联起来，从而揭示辩证法的实践本质。这两种阐释方式或视角并存于当今辩证法的研究中，而且各自为自己的合理性或正统性进行辩护，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某种相互对立、有我无他的态势。在我们看来，这种为争正统而只取其一的研究态度，本质上仍是或属于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非辩证的。以理论哲学的方式和以实践哲学的方式阐释辩证法，都是研究辩证法的一种有效渠道，而各自又都有自己的合理性界限或范围。

必须承认，从理论哲学的角度理解和阐释辩证法是一个悠久的传统。如果把这种视角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便会发现他的《论题篇》、《辩驳篇》和《修辞术》都是从理论哲学的维度阐释辩证法的杰作。事实上，西方哲学史意义上的辩证法都离不开这个视野，其核心的线索和议题便是知识论。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作为或然性知识学说的辩证法、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辩证法、康德的理性辩证法，还是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在这里都可以得到合适的理解。在家族内部，恩格斯强调辩证法作为理性思维把握对象本质的科学方法，也是理论哲学的阐释方式。不过，恩格斯对辩证法的阐释并没有走上西方传统知识论的道路。正如学者孙正聿所说的那样：“恩格斯所概括的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不是‘思维’ 与‘存在’的问题。这个实质性区别表明，哲学不是以‘思维’ 和‘存在’ 对象，形成关于‘思维’和‘存在’ 的某种知识，而是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作为‘问题’ 予以反思。”① 正是由于这种区别，从理论哲学的视角来阐释辩证法的方式并没有因为西方传统知识论基础的坍塌而寿终正寝。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利奥塔的后现代知识状况报告，还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只是将西方传统的知识论抬进了历史博物馆，而并没有驱除理论哲学的存在，或者说没有令哲学颜面扫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内以孙正聿为代表的以理论哲学来阐释辩证法的学术路径和恩格斯的理解息息相关。从理论哲学的视角看，辩证法作为关于思维的方法和智慧，是一种高级思维的艺术，它以通晓概念的辩证本性和思维运动的规律为前提，或者说主要体现为理论探索和创新过程中的运思技巧。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辩证法的批判本性亦即哲学的批判本性，是对思维与存在的否定性同一关系的理论表达，也就是对人类自身的超越本性的理论表达。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人类从事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自然的和绝对的前提，而哲学和辩证法的任务就在于把“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批判地反思这个“前提”，这是哲学和辩证法的价值的根本方面。② 准此，辩证法主要被界定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作为科学研究方法的辩证法，它与形而上学的方法相对立，这种界定的理由在于把理论思维而非经验思维看成是辩证法的理论本质，其实质在于以辩证的概念来把握存在，从而实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二是作为理论思维的运行方式，同样，它也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相异，这种界说主要是把辩证法理解为思维活动的规律，认为思维的运行规律具有一种辩证法的形式，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思维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辩证法就是这些规律自身及其对这些规律的反映；三是作为理论智慧的辩证法，这是一种与理论哲学本身有区别但又相互关联的界定，其前提在于认为理论的运思需要把握一定的度和技巧，所谓理论智慧便是辩证法通过辩驳和批判能够实现理论对存在之为存在的探寻和理解。

以实践哲学阐释辩证法的方式并没有像理论哲学的方式那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尽管如此，它们同样具有深厚的学术底蕴。这一点与辩证法的思想史密切相关。苏联学者捷·伊·奥伊则尔曼主编的《辩证法史》系列著作认为，辩证法在古代哲学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实质上它和哲学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③，而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统治时代（十四到十八世纪），辩证法退居了次席，这与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经院哲学的勃兴、教会的精神专制都有着密切的关联。① 在奥伊则尔曼看来，德国古典哲学最重要的成就，是创立了作为发展理论、认识论和逻辑理论的辩证法，这一点与古代哲学把辩证法建立在日常经验的基础上，以及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占统治时期的辩证法只有零星的发展具有重大区别，正是在德国古典哲学这里，辩证法得到了系统的制定和研究。② 在罗森塔尔编著的《辩证法史》中，被认为是辩证法走上科学道路的通道，即辩证法挣脱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基础，获得了唯物主义的阐释。在我看来，这种划分辩证法史的方式不仅具有年代学的意味，而且是完全按照哲学史的套路来书写的。尽管不无启示，但是问题在于人们以何种方式来理解辩证法的历史并没有得到明确说明。我认为，从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划分来看，辩证法史事实上可以作以下划分：在古代哲学时期，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既存在着理论哲学的阐释，也存在着实践哲学的阐释，但前者占据着主导地位；在之后的中世纪和德国古典时期，理论哲学勃兴，实践哲学式微，继而辩证法的阐释也是在理论哲学的视域中展开的；而以马克思为开端，辩证法被纳入了实践哲学的视野。由此可见，在辩证法史的视域中，以理论哲学阐释辩证法占据着主流，而以实践哲学阐释辩证法的方式却或者被压制、或者被忽视。从这一点来说，在当代突显实践哲学的视角，有助于揭示辩证法的完整性、展现辩证法的多维性，从而使其恰当地履行时代所赋予的使命。

事实上，从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这两个视角理解辩证法，在西方现代哲学的线索上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比如海德格尔、罗蒂、伽达默尔等人对辩证法的阐释可以看作是在实践哲学的地基上展开的。其中，马克思立足于实践哲学理解辩证法具有开创意义。需要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尽管有其实践哲学，但是他并没有自觉地从实践哲学的视野中来阐释辩证法。与此不同，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哲学，而且他立足于实践哲学来理解辩证法，但也不乏从理论哲学方面理解辩证法的思想。无论是以此为思想背景，还是借助于西方哲学中的实践哲学资源，国内的辩证法研究开始日益凸显辩证法研究的实践哲学视角。究其因，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使国内实践辩证法的研究初具雏形，此后一段时间受到压制，当今学界从实践哲学的视角来阐释辩证法可以看成是对那段研究的继承、批判和发展；二是学界开始有意识的将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区分开来，一方面通过追溯它们的历史起源，或它们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来阐明其差异，另一方面当学界意识到辩证法作为理论哲学或实践哲学的基本议题时，其实也就预示着谋划辩证法的新阐释已成为可能。

鉴于对实践哲学理解的差异，学者们并非都是用该词来意指辩证法的新阐释，但是其渠道却是相通的。比如，贺来教授就从实践理性的视角来阐释辩证法，他认为传统理解的辩证法批判本质主要是立足于理论哲学或理论理性的角度，它无法克服有限的理论视角和无限的生活实践之间的矛盾，因而主张从实践理性和后形而上学的视野来理解辩证法的批判本性。“最为关键之点就在于超越长期支配着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与理论哲学思维方式，从后形而上学视野和实践理性的层面上来理解辩证法批判本性。”③ 与此不同，王南?教授一方面认为在作为哲学思维方式的意义上，在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基本哲学问题的意义上，我们应当确认辩证法作为一种理论逻辑的现实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相对于理论思维的有限性、单一性和片面性，生活实践本身则具有无限性、多维性和整全性，因而他把“实践活动中通过实践整合而构成包容多视角的实践知识的行动称为实践活动的辩证法”④，简称实践辩证法，或者作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无论是把辩证法与实践理性，还是与实践智慧关联起来，都是与理论理性或理论智慧相比较而言的，与前两位学者注重“辩证法研究”不同，刘森林教授的《辩证法的社会空间》更注重“研究辩证法”①。他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实践辩证法，而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三式，这种辩证法的根基是立足于自然世界、物品世界且面向意义世界的社会世界。换言之，辩证法所要面对的是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但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社会世界，因此，他以重新回归实践的方式，进一步探索了辩证法的新发展和新样态，② 比如在现代性的视野下重新探讨了矛盾概念，分析了异化话语的构成和历史。

以上论述试图说明两点：一是以理论哲学阐释辩证法并不能替代实践哲学阐释辩证法，反之亦然，它们承担各自的功能，履行各自的使命。但问题在于，以实践哲学阐释辩证法这种方式在辩证法史上并没有得到突显，甚至在当代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作为内涵于辩证法史中的两种阐释方式之一，实践哲学这个维度的突显能够更完整的揭示辩证法的理论内涵和批判本性，以契合于它自身的使命与功能，或者说契合于处于现时代中人们赋予它的使命与功能。这是以实践哲学阐释辩证法的重要理由。二是通过描述在当今以实践哲学阐释辩证法的大致路径，试图阐明学界在实践哲学内部阐释辩证法的共同点和差异之处。其大致的共同点在于都意识到了在理论哲学视域中阐释辩证法的局限性和有限性，都认为理论思维的有限性与生活实践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不可能在理论哲学内部得到解决，除非立足于实践哲学的视域中。因此，他们的差异就在于如何在实践哲学中阐释辩证法，如何解决有限性和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有的从实践理性的视角，有的从实践智慧的视角，还有的直接从现代实践本身所蕴含的矛盾中来寻求解决之道。

三、“从实践哲学阐释辩证法”的思想特质

不弄清楚实践哲学这个维度的含义，就无法讨论辩证法本身。这里的前提预设是实践哲学并非是一个现成的拿来就可以用的哲学思想，它需要加以选择和辨析。实践哲学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研究实践”的哲学，或者说在哲学层面对实践的研究，它还是一种以实践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作为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础，作为人的一切关系和能力得以形成、展开和实现的孽生地，以此为前提和视角而展开的对哲学理论的各种形式及内容的理解、反思和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将实践哲学与实践理性和实践智慧甚至实践自身区分开来，进而将它们与辩证法的关联及其各关联之间的区别进一步揭示出来。

首先，实践理性是与理论理性相对而言的，是人的理性在运作和功能角方面的区分。如果说理论理性的使命和任务在于使人认识、把握对象的“是什么”、“为什么”和“会怎么”，那么实践理性则是要解决人要“做什么”、“如何做”；理论理性借助于抽象在思维所设定的理想环境中将对象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各种条件予以分解（分析）和统和（综合），因而对许多偶然的东西、非本质的东西予以忽略或舍弃，以求发现规律和趋势，那么实践理性就必须充分考虑主体所处的当下条件和特殊境遇，从现实存在的多种可能性中依据价值大小而选定自己的目标（做什么），制定行动的计划（如何做）。二者的功能和运作方式不同，但又不是对立的，毋宁说是统一的，至少是应该相互为用、相互促进的。贺来教授的《辩证法与实践理性》直接把实践理性和实践哲学等同起来，似乎实践哲学就是关于实践理性的哲学。在笔者看来，如果对实践理性不作过于宽泛的理解，那么就应对实践哲学与实践理性进行一定的区分，实践哲学比实践理性的内涵和外延都要大得多。一方面，实践哲学关涉两个维度，一个是实践的科学维度，另一个则是实践的价值维度，它包括研究实践的非理性维度，比如价值、情感、意志等等。在后者的意义上，徐长福教授认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首先是一个价值本体论概念。另一方面，从关于实践理性与实践哲学的思想史来看，实践哲学比实践理性具有更深厚的学术传统，所蕴藏的学术资源也较为丰富。辩证法作为实践理性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是理论的有限性与生活实践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辩证法作为实践哲学则是要突出辩证法解决这种矛盾的内在规范性，即要揭示出辩证法的三个基本维度：一是它作为一种人的生命活动逻辑，二是价值作为它的内在规范维度，三是它的超验性维度。

其次，实践智慧与实践哲学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徐长福教授认为， “实践哲学只能揭示实践智慧所蕴涵的道理，因此它不能替代实践智慧本身。实践智慧是实践主体在实践中长期养成的，不是某种实践哲学理论转换的结果”①。换言之，实践哲学研究揭示的是关于实践的一般性或普遍性道理，如实践中主体、客体、中介和条件的复杂关系、实践的目的和手段、计划与方法、实践的样式与因素等等，而实践智慧则是人们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凝结的成功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特定的方法、特殊的方式、特别的途径等等，是在特定的情景中产生的实践能力，简言之，它具有特殊性和个别性。王南?教授比较强调实践辩证法与实践智慧的一致性或共同性，认为“实践辩证法也就是一种实践智慧，或者说作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②。一般地说，这样表述当然是可以的，甚至可以说是很重要很深刻的，但如果把实践辩证法与实践哲学等同，或者说辩证法就是实践辩证法，这种说法可能会消泯实践哲学与实践智慧的区别，既没有注意到从实践哲学理论向实践智慧转化的问题，也没有给理论智慧和理论辩证法留下足够的空间。

最后，还要区分出实践哲学和实践的关系。正如前文所言，实践哲学既是关于实践的哲学，是以探讨实践问题为核心的反思性和批判性理论，还是以实践为基础、把一切现实、感性、对象都“当作实践去理解”的哲学。但无论多么重视实践，它毕竟还是一种哲学，是哲学理论，属于“批判的武器”，而不是“武器的批判”，不是实践活动本身。马尔科维奇曾指出， “必须把实践（Praxis）同关于实践（Practice） 的纯认识论范畴区分”③。在他看来，实践（Practice） 仅指主体变革客体的任何活动，是可以被异化的；而实践（Praxis）则是一个规范性概念，指一种人类特有的理想性活动，这种活动就是目的本身并且有其基本的价值，同时又是其他一切活动形式的批判标准。从这个角度而言，实践（Praxis）比实践（Practice） 更靠近实践哲学的意蕴。前者具有规范性和批判性，是对“做”本身的一种形而上思考，而后者则具有事务性和操作性，是对“做”的形而下演绎。实践哲学既以现实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同时又对现实的实践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同样的，实践辩证法既以揭示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律为前提，又以批判现实实践从而提升实践为使命。这就要求，实践哲学、实践辩证法应当也必须与现实实践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张力，既不能脱离现实实践，又不能非批判地一味地迎合实践。应该指出的是，在一些研究者那里，这种距离和张力是被抹去了的，或者说批判现实实践的维度是不彰的，我们以实践哲学阐释辩证法，就是试图重新恢复或者阐释二者之间的差异或张力。

篇4

关键词 科尔施 哲学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在西方理论中，科尔施对哲学性的强调最具有开拓性和代表性，正因如此，科尔施的思想日益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他是早期西方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与卢卡奇、葛兰西并称为西方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和哲学》是继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后西方领域内的又一重要著作，在《和哲学》这本书中，科尔施提出了一种历史的和批判的观，从辩证的角度阐述了和哲学的关系。

1科尔施哲学思想的起源

科尔施以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思想为基础，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坚持认为是具有哲学内容的科学理论。科尔施的哲学思想主要是通过对资产阶级和各个流派的哲学观点的批判而产生的。通过对资产阶级理论家，以及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理论家观点的批判，找出产生教条化的重要根源，提出了自己对哲学的理解。

1.1坚持是具有哲学内容的科学理论

科尔施认为理论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来源于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哲学，他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核心思想，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因此，科尔施坚定地认为是有哲学内容的科学理论，并且以实际行动批判资产阶级和各个流派对和哲学之间的关系的误读。

1.2对不同哲学观点的批判

科尔施在自己对哲学观点阐述的著作《和哲学》中写道：“在和哲学之间关系上的这种纯粹否定的观点……起因于对历史和逻辑的非常肤浅和不完整的分析”。对此，科尔施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批判。

科尔施认为，对与哲学关系的否定性回答以及对哲学问题的轻视，是产生危机和教条化的重要根源。资产阶级理论家、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理论家，犯了同样的错误。尽管不同理论家的理论之间有很多矛盾，甚至第三国际的理论家列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对哲学性表现出了重视，但在科尔施看来，由于对理论和实践统一的辩证法的忽视，这些理论在有关哲学性的问题上却是一致的，它们都否定了与哲学的内在关联。因此，科尔施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从对的哲学性的捍卫，即通过对资产阶级理论家、第二和第三国际理论家的哲学观的批判而形成的。

2科尔施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科尔施通过《和哲学》、《关于“和哲学”问题的现状》等著作阐明了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科尔施认为：哲学是非教条和反教条的历史的和批判的哲学，辩证法与其他学者思想相比有其独特的内容。哲学有着其特有的内涵和特征，而对其内涵和特征的正确理解是理解哲学的关键。德国唯心主义和之间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辩证法，然而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是强调社会革命行动的革命理论。

2.1哲学是唯物和辩证的哲学理论

在科尔施看来，“是完全非教条和反教条的、历史的和批判的，因而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科尔施于1930年写了《关于“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文。在该文中，科尔施指出，在他写的《和哲学》这本书中，他所提出的观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他认为是完全非教条和反教条的、历史和批判的，这种唯物主义是辩证法不同于其他学者思想的独特内容。

科尔施的哲学是在继承前辈的思想遗产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起来的。科尔施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二者共同构成了的哲学性。科尔施在这本书中，侧重论述了辩证法中的过程论和整体性。

整体性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哲学和理论中的其他学说及其他学派有着紧密的联系。哲学的确立不是孤立完成的，它也是要依托前辈的思想和前人的理论成果的，它也同样是在批判地吸收其他理论精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的理论不能孤立于其他理论。除此之外，的理论中自身的几个方面之间也是同样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较后的阶段，这个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们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要素，科学理论和社会实践，进一步分离出来了。我们可以使用马克思自己的一种表达说，它的自然联系的脐带已经断了。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这决不会产生代替整体的大量的各个独立要素。”

第二层含义是指将社会和历史当作整体来把握。像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讲的，科尔施在《和哲学》中也把社会和历史看作不可分割的整体。科尔施认为，这一整体性是哲学的基本要求。社会中的各个因素、不同环节都是一个有机整体，每一个因素，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物质、意识等，都反映着另外的因素并在相互之间发生作用，“这些形式只有在迄今通过这些形式被理解的物质生产关系自身在客观――实践上被的同时，才能够在思想和意识上被消灭。”

2.2哲学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理论

在科尔施看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哲学的内涵和特征，对它的准确理解是能否正确理解哲学的与辩证法的内在关联保证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总体性，并强调了意识革命在这一总体性中的重要性，使与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与费尔巴哈的抽象――科学的唯物主义和所有其他抽象的唯物主义――无论是早期的还是晚期的，也不管是资产阶级的还是庸俗的――相对照，的唯物主义首先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唯物主义，它的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而它的实践则颠覆了这个整体”。在那里，“理论上的批判和实践上的在这里是不可分离的活动”而这就是“新唯物主义原则的最精确的表达”。

2.3哲学是行动的革命理论

科尔施认为，德国唯心主义和之间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就是辩证法，正是因为与辩证法的内在关联才证明了的哲学性。然而，哲学与德国唯心主义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对社会革命行动的强调。

他认为，是一种社会革命的行动理论，这是与德国唯心主义本质的区别。科尔施通过对与哲学的历史性关联的分析，找到了的原初的和实质性的规定，即“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这使把黑格尔辩证法中潜在的革命原则变成了现实的行动原则。科尔施认为，“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的方法是从那里产生出来的。他们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改变黑格尔的辩证法，使它从一个表面上是唯心主义的，但潜在地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转换成一个明显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与社会观点的指导性原则”虽然黑格尔“在事实上也分派给哲学一个超出理论领域之外、并在一定意义上是实践的任务。”但是“这个任务当然并不要去改变世界，像马克思所主张的那样，而毋宁说是要借助概念和理解力，使作为自我意识的精神之理性与作为实际现实之理性得到和解”。

3科尔施哲学思想的意义

科尔施对与哲学的原始关联的恢复，对于当代研究中有重大意义。这种恢复的基础是和黑格尔哲学在辩证法上的一致性，证明了哲学的合法性。

第一，科尔施对辩证法的重视和回归，有利于维护哲学的哲学性和哲学思想的发展，防止当代研究中的教条化倾向，有利于科学的学习和坚持。

科尔施认为，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是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这种意识和存在、理论和现实相互统一的辩证法，确定了的革命性和批判性。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实体即主体的辩证法，辩证法与理性思维的重要区别在于，它超越了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对立，在二者的对立统一中理解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因为辩证思维使哲学区别于常识，现代许多哲学家如卢卡奇、葛兰西、哈贝马斯等虽然一直在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十分重视辩证法的地位，辩证法的坚实基础让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那些忽视辩证法的思想家，他们的哲学往往容易倒向科学和宗教。

当代的学习和研究中，虽然没有人质疑的哲学性，但在很多人那里，由于缺乏辩证法的视角和方法，哲学经常被他们等同于科学、宗教或者常识，从而导致他们经常在科学、宗教或者常识的视角里面理解、阐释和学习哲学，而不是在哲学这个正确的视角里面。这种错误的导向会导致教条主义和脱离实际，不利于哲学的发展，因此，对辩证法问题的重视，是学习的前提，也是学习和坚持的前提条件。

第二，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过分推崇，导致科尔施的哲学观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一方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科尔施提出理论和实践统一的辩证法为基础，批判了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倾向和列宁主义的知识论倾向，是合理的。另一方面，由于当代研究深受苏联教科书哲学影响，科尔施的哲学观对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虽然科尔施在其著作中一再强调是“辩证的唯物主义”，但由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过分推崇，很难使科尔施的哲学思想与黑格尔哲学明显区分开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乌托邦违背了辩证法的精神。

第三，对意识形态的过分强调使科尔施的哲学思想具有唯心主义色彩，但是他的钻研精神和对理论的贡献值得后人学习。安德森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科尔施等人“长期求助于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传统所带来的危险，是不需再作强调的：它们之中所包含的大量的唯心主义的或者宗教的主题是人所共知的”。

科尔施对辩证法的论证以及对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的批判是站在当时那个时代的角度，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有其合理性。但是这种批判中的不妥之处也受到了资产阶级各个流派的谴责，同时也受到了其他哲学家的批判。但是，他对于哲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对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对我们科学地学习和坚持也有可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科尔施.和哲学[M].王南，荣新海，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58-59.

[2] 安德森.西方探讨[M].高，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79.

篇5

关键词:恩格斯;古典哲学;辩证法:唯物主义思想中图分类号:BO-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1-0002-02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是最能体现恩格斯的哲学观点的著作之～,书中恩格斯理清了与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费尔巴哈之间的思想关联,使我们深刻地理解了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这些先驱者的理论基石之上的,有着十分深厚的学理根基。反之,也使得我们从中更加理解是如何通过对他们的思想成果的进行扬弃和发展后而深刻地解答了自己时代的重要哲学课题,成为人类思想史上又一笔宝贵的理论资源。

一、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思想的批判

在《终结)一书中,恩格斯对辩证法思想的讨论是从回顾德国1848年的革命开始的。他指出这场政治革命的前奏是德国的哲学革命,没有这种思想上的重大变化就不会产生以后的政治变动。但是恩格斯紧接着提到了法国大革命,并将其与德国革命进行了比较,特别是反映在哲学思想上的差异。他认为在哲学上法国人要远远比德国人表现的激进,他们为了自己所相信的思想和主张敢于同法国当权者做激烈的斗争,豪不畏惧各种危险,而德国人在哲学上却表现的很保守,在行动也并不积极,但是这对于德国哲学来说却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革命的因素深藏在晦涩的言辞之下,而这种对革命有所论证的观点为事实证明对1848年的德国革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恩格斯的《终结》就是从分析在德国出于主流地位的黑格尔哲学内在的革命因素入手的。恩格斯认为能够最好地体现这种革命因素的思想就是黑格尔提出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这样一个哲学命题。对这个命题的理解可以是仁者见仁,知者见者的。对于德国当极者而言,这是关于自己合理存在的最好证明,而德国的自由派也是因为如此看待而表达了对这一哲学命题的愤怒,但是,在恩格斯看来,黑格尔德这一命题中却包含着正好与此相反的具有革命性的思想因素,而这一点也曾经被德国诗人所指出。在这个哲学命题中,黑格尔用合乎不合乎理性来衡量现实事物的存在价值,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似乎正是证明了当时德国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后半句又恰恰限制了前者,隐含与前半句可能截然不同的结论。恩格斯指出,正是在这里体现了黑格尔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的思想成分,不论现实怎样,用理性来衡量和决定一切现实事物存在的必要性、正当性,这就必然要受到现实事物所处的特殊环境的制约,在黑格尔看来事物都是出于变动不居的发展过程的,没有任何事物在限制自身的各种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时毫不为其所动,那么此时被理性证明是合理的事物就不可能在另一时间也被理性如此证明,反而有可能向着先前相反的方向发展,所以一切事物存在的合理性都不是永恒的,而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有所改变,由此可以引申出旧事物原先存在的合理性由于外在条件的变化而丧失后就必然会被合理性已然实现的新事物所取代,或者即恩格斯所说的“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在黑格尔的命题中蕴含的这种思想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而应该是“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人类世界里并没有绝对真理的存在,凡是现存事物的合理性都只是暂时,因而它们也只能暂时的合理存在,这种思想充分体现出了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因素。

恩格斯在《终结》里虽然明确指出了黑格尔哲学作为唯心主义的缺点,但是更强调了黑格尔哲学中体现出的辩证法思想,而且积极肯定了黑格尔在哲学上的这种伟大成就。认为黑格尔“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所以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是采取批判扬弃、为我所用的基本态度的,通过对黑格尔的哲学命题的分析揭示出其辩证法的实质内容,进而充分肯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的理论价值。

恩格斯在《终结》的第一个部分里主要是清理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内容,对其哲学体系与辩证法思想之间存在革命性与保守性的内在矛盾进行了透彻地分析,为后文阐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做好铺垫,因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就是汲取了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积极成分后创造出来的,总而言之,黑格尔哲学和哲学存在着渊源关系,要理解马克思所提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就必须理解他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联系。

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批判

恩格斯在《终结》的第二个部分里将讨论的焦点转移到唯物主义之上。他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根据对这一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可以在哲学上区别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同时这个基本问题在哲学上也可转变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从而区分可知论者和不可知论老,他指出黑格尔哲学虽然是唯心的,但是仍然坚持人类理智能够认识客观世界,而以休谟、康德维代表的近代哲学家却“否认了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

随后,恩格斯分析了费尔巴哈哲学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观点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突破的原因,他认为这种哲学的突破不仅受到了“纯粹思想的力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起到的推动、促进的作用。但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唯物主义观点并不彻底,只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坚持了唯物的观点,在进一步运用这一观点到社会历史领域中进行研究时就停止不前了。而且费尔巴哈没有将唯物主义的一般世界观与唯物主义具体的发展形式区别开来,所以在他眼里的唯物主义就只能是机械唯物主义而非其他。但是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有着很大的局限,它将人简单地看作像机器一样,企图像研究自然科学那样来研究人,而且它无法“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当然这些局限和机械唯物主义所处时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紧紧联系在一起,并非完全是由自身造成的。

恩格斯接着分析了施达克寻找费尔巴哈哲学中唯心主义因素上方向性的错误。施达克只是将一些表面现象当作了唯心主义的表现,比如认为费尔巴哈哲学中追求“理想目的”的观点或反映在人脑中的“理想的意图”即是唯心的表现,甚至还将费尔巴哈哲学主张人类“总的来说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信念”简单的当作是唯心的。

简而言之,在《终结》这部分的内容中,恩格斯着重分析了费尔巴哈哲学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对黑格尔哲学的突破,这是费尔巴哈最重要的哲学贡献之一,但是也指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唯物性是有

限的,主要仅止于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已,继续深入下去后就无法坚持这种唯物立场了,更深入的详细分析在《终结》第三部分里得进行。

恩格斯在《终结》一书的第三部分深入分析了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与伦理学中所体现出来的唯心主义的局限,他认为这些观点的思想性与黑格尔的相关论述比较起来相差很远。

三、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阐述及应用

《终结》的第四部分是恩格斯所写全书的核心所在,他在这里简要而详尽地阐述马克思的哲学观点,即:辩证唯物主义,并通过运用这一观点分析人类社会历史与宗教发展来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清除地看出恩格斯《终结》的主旨,就是从哲学上理清马克思的哲学观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联系,阐明后者既是对前者的继承更是突破,是适应当时自然科学与社会发展的最高哲学成果,树立马克思的哲学在德国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在这一部分开始,恩格斯就比较了深受黑格尔哲学影响的德国哲学家,包括: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他认为这些人中只有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在哲学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贡献。

恩格斯紧接着分析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因素的内容,并进而阐明了可马克思是怎样对这一伟大的哲学思想进行扬弃并创造出自己新的理论成果的。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主要是“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作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作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辨正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而且应该认识到“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既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

恩格斯在《终结》里批判地分析了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具有的革命性的辩证法因素,而且指出这些思想观点得到的扬弃与吸收,在理论上获得了新的阐发。接着,恩格斯抓住”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一方面肯定了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中正确的方面,另一方面又批评了其他思想家在这一问题上所持有的唯心观点,而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主张在这里也受到了恩格斯严厉地批判。随后,恩格斯在进一步分析了费尔巴哈哲学思想中的积极成分后又对其在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上的错误观点给予细致而深刻地批判,透彻地指出了费尔巴哈在哲学上的缺陷和局限性。在《终结》中,恩格斯在批判、扬弃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简明扼要地阐述了的哲学观点,即辩证唯物主义,指出这一崭新哲学思想所产生的时代条件、科学条件,并且运用这一新的哲学理论深入地探讨、阐释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宗教的历史演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0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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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术思想关系；对立论：一致论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2-0027-04

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问题的产生，可追溯至马克思恩格斯在世之时，对此问题深层追问就是“什么是”。在发展史中，不论正统、学院派、非还是反，都无法逃避对马恩关系的探讨。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反映了不同的学术进路及其对不同的理解和阐释。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西方和西方马克思学相关著作的译介，马恩关系问题真正进入中国学界，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20世纪80年代，主要进行相关著作的译介，独立研究较少；第二，20世纪90年代，涌现一批研究马恩思想的论著和文章，形成批驳“马恩对立论”坚持“马恩一致论”的基本论断；第三。2l世纪发展至今，众多学者参与其中，有共鸣有争议，从观点到方法都有了实质性的学术发展。以这三个发展阶段为线索。本文将对国内学者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深入介绍评析。

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集中译介回应不足

20世纪80年代，为推进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编译与研究工作。国内学界对西方和西方“马克思学”代表人物的作品进行了比较集中的译介。西方方面，徐崇温首次主持翻译并陆续推出了西方各主要流派的代表作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马列主义研究编译资料》、《马列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等资料。也对一些较有学术影响力的代表作品进行了摘要和整理。例如阿尔温・古尔德纳的《两种》、《两种的社会起源》、费切尔的《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和科拉科夫斯基的《哲学的主要流派》。杜章智对现代西方马恩对立论的代表人物诺曼・莱文《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进行整理，编译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比较―莱文的(可悲的骗局f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的主要观点摘编》。翻译的作品还有戴维・麦克莱伦的《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马克思以后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等专著。

这些译作的出版，为拓展国内学者学术视野奠定了文本基础，但是当时影响甚微。究其原因，在思想涌动的20世纪80年代，多数学者面临如何定性的问题。暂无能力进行更深层次的批判研究。仍固守传统的是“一块整钢”的观点，与之相异的观点较少。谢斌和刘文仲可以代表当时理论界对此问题的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上的一致是国人研究的既定前提”，是研究的基本立场。谢斌针对卢卡奇和萨特对自然辩证法的批判，指出在辩证法、自然、实践范畴等“关于自然辩证法的一系列思想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点或出发点是一致的，但他们又都保持有各自的特点。”具体而言，一致方面，在方法上，恩格斯构思和叙述《自然辩证法》的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方法是完全一致的；在内容逻辑上。自然辩证法是从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统一到自在之物和为我之物的统一再到实践的有机过程。差异方面，马克思侧重社会历史的辩证法，自然范畴主要表现为社会历史意义上的范畴；恩格斯侧重自然辩证法，自然范畴的社会历史涵义是从属于认识论含义的。刘文仲探讨了二重化的问题。认为“硬是人为地制造出一个马克思哲学和恩格斯哲学，说它们在什么思维坐标上、出发点上、建构原则上都是不同的，并以此得出哲学‘二重化’的结论，完全是一种不科学的、非历史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论证了哲学并不是二重化，“实践唯物主义”和“现代唯物主义”并不相悖，视为“二重化”是不合适的。刘文仲代表了传统的观点，坚持哲学是“一块整钢”的一体论观点，在当时占主流。谢斌的观点较为新颖，与传统观点有所差异，作为另类声音主张存有差异的一致论，在当时虽为少数派，却不容忽视。

对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问题的学术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并不很深人。首先，文献利用上，译介西方和西方马克思学的著作不在少数，但是国内学者面临着如何定位的问题。其次，理论研究上，由于追随苏联哲学家的脚步太过紧密和自身理论研究的限制，学界暂无能力形成自己独立自由的理论研究氛围。再次。马恩关系问题的回答关涉对哲学本质的理解，国内学者大多固守比较传统的观点。即使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也成为被批驳的对象。最后，作为对马恩关系问题的初步研究。虽不够深入，但较多的文献资料和理论争鸣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独立著书正面应对

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是国内学者开始独立著书正面应对的十年。先后出版了陈先达《被肢解的马克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孙伯等《西方“马克思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余其铨《恩格斯哲学思想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徐琳等《恩格斯与现时代――兼评“两方”和西方“马克思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叶卫平《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朱传等《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比较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相关著作。除此以外，探讨马恩关系问题的学者明显增多，其研究基本是对马恩对立论的批驳，从不同角度肯定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一致。

1　在唯物辩证法方面，多数西方学者从不同学术立场和方法出发否认自然界中存在辩证法进而否认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强调马克思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历史辩证法，造成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隔离，凸显马恩对立。国内学者强调辩证法的客观性基础，主张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是一致而非对立的。一方面，“马克思同恩格斯一样，从来都是坚定地相信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存在。并力图去揭示它”；另一方面，马克思从来没有用社会历史辩证法否定自然辩证法。虽然“在研究对象上的不同而各有特点，但者在任何时候都不应以强调它们的特点而隔断他们之间的联系。更不应因强调历史辩证法而否认自然辩证法”。西方学者用人化自然否定自在自然，其理论错误就在于把本体论和认识论混淆起来。朱传具体批判了胡克的

思想，认为“胡克的观点完全是主观的臆造，……其目的是妄图以实用主义的行动方法取代唯物辩证法”，“胡克的歪曲，除暴露他反对唯物辩证法的目的外，还暴露了他的形而上学性。”

2　在认识论方面。多数西方学者认为恩格斯是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形而上学的经验论，而马克思是坚持实践第一性的辩证的反映论。余其铨把西方学者责难恩格斯的实质解释为“实践一元论”与“物质一元论”的对立，“辩证实践论”与“形而上学经验论”的对立，“辩证反映论”与“机械反映论”的对立。驳斥了诺曼・莱文、麦克莱文、卢卡奇等人否定恩格斯有实践思想的观点。反对卢卡奇、阿多诺等人否认反映论的立场及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批驳，认为“的认识论，……以科学的实践观作为基础及其基本特征，并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揭示了人的认识过程的矛盾运动，成为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朱传批驳了胡克制造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认识论上对立的错误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批判是始终如一的，对唯心主义哲学和康德的不可知论的批判是一贯的和深刻的”。之所以能拙劣地制造马恩对立，“这是胡克为强化美国的帝国主义社会制度，而鼓吹危机的根本政治目的决定的。”

3　在历史观方面，西方学者多数认为马克思倾向道德主义、唯心主义和唯意志主义论的人类中心说，而恩格斯是行动主义、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论。国内学者从以下三个角度做出积极回应。首先。关于历史观的本质特征问题，强调马恩主张辩证的决定论的历史观，“在肯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的同时，又承认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情况”，“正是恩格斯对社会历史一般意义上的单一性的揭示和马克思晚年对具体意义上的多样性的分析构成了社会历史理论的辩证统一体的全貌。”其次，关于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地位问题，充分肯定恩格斯的突出贡献。陈先达认为“正是恩格斯对社会历史一般意义上的单一性的揭示和马克思晚年对具体意义上的多样性的分析构成了社会历史理论的辩证统一体的全貌”。冯景源认为经济事实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动力、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祸端的根源、从社会物质生产探讨社会发展的原因等基本论断都是恩格斯的突出贡献。任瞪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两种生产理论、对马克思跨越式理论的新发展均有力完善和补充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最后，关于马恩在俄国农村公社思想上不同意见的问题，毛石成、许春华、张炳亮等认为两者从不同角度辩证分析的观点虽有差异，但并非对立。

4　在人学理论方面，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与科学主义的恩格斯是西方学者提出马恩对立论的主要依据。国内学界对此重申了恩格斯在人学理论上的突出贡献及其与马克思思想的协同一致。一方面，恩格斯强调自然界客观性的同时，并没有否认人的能动性。恩格斯“过多地强调自然界的客观性，但并没有因此而否认人的能动性。相反。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对这两个方面作了辩证的肯定”，“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具有较浓的思辨性特点，……恩格斯的人学思想则具有从实际材料中吸取和形成自己的人学思想的现实性特点。但是，他们两人都注重研究经济关系和物质利益在人的本质关系形成中的意义，他们的这个共同点是根本性的，二人的差别是非根本性的。”另一方面。恩格斯早于马克思提出人学观，对马克思有所影响。祝大征认为恩格斯从政治、宗教、财产等角度的异化出发论说人的异化和人的解放问题，这些观点启发并影响了当时的马克思。为共同创立唯物史观的异化观和人学观做了理论准备。

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在前期文本资源的基础上，学界取得了较丰厚的理论进步，同时囿于历史局限性，真正有效对话并没有完结。进步方面，研究成果颇丰。论说的理论水平和着力点有所提升。第一，针对西方学者的主要观点。做出较有说服力的批判回应和捍卫。第二，站在的理论高度在整体框架下研究，理论回答的基础上进行了宏观审视和把握。有待发展方面，第一，关于马恩关系问题的论争仍存留过多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攻击”、“歪曲”、“污蔑”、“虚构”等字词带有明显的战斗意味，意识形态性占上风，学术争鸣的意味相对较弱。第二，囿于反击回应的片段性，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的系统整合。虽然论说的许多方面都被提及，但强调一点的同时无暇顾及其他，显得破碎无序，有待系统深入研究。

三、21世纪发展至今：学术争鸣中独立思考与对话

21世纪发展至今，引人瞩目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其中，学术争鸣中彰显中国学者的独立思考和对话精神。学术立场上，多数学者批判西方学者所谓的客观中立立场，认为他们没有逃离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研究方法上，王金福等人倡导解释学立场上的问题探析和俞吾金首倡的差异分析法从方法论视角做出了积极探索。学术观点上，既有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绝对一致论，也有并非一块整钢的差异基础上的一致论观点。俞吾金的差异分析方法及其观点引起了热烈讨论，何中华和杨楹、周世兴之间的争论也成为关注的热点。

1　学术立场上，虽然西方马克思学标榜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但是仍然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探讨问题的。吴家华代表了中国学者的基本态度，“在论述的出发点、材料的选择、观点的评价上，实际上都是以西方主流的哲学或社会学理论为范式”，一方面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歪曲。使其当代化，以适合当代西方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需要，另一方面在马恩关系上采取褒马贬恩的态度。

2　研究方法上。解释学和差异分析方法被明确提出。王金福等人从辩证的解释学立场出发，认为“在理解和理解对象之间，存在着不可根本消除的‘间距’即相异性。理解总是相对的，绝对正确的理解是不可能的，”由此认为恩格斯和马克思的一致不是“一体”而是有差异的，在创立中，马克思是“拉第一小提琴”的。虽然如此，恩格斯在的创立和发展中有独特的贡献。无愧于的创立者之一，无愧是马克思的伟大战友。俞吾金提出了差异分析方法。主张从对事物和问题求“大同”的思维习惯转向对其差异的深入考察，强调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区分开来。在马克思学说的研究问题上，差异分析方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差异：“马克思”、“的创始人”和“”等研究对象的差异、马克思德文版、中文版不同版本之间的文本差异、马克思和恩格斯、卢卡奇等人的研究视角的差异。由此主张把创始人的思想与思想区分开来，把马克思的思想与恩格斯的思想区分开来，把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区分开来：并进而主张区分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不同的视角。解释学方法上差异的一致论和俞吾金的差异分析方法及其研究论断在批判马恩对立论的学术大环境中成为探讨甚至批判的重点，不管其观点遭受怎样的质疑，但是其影响不容忽视。

3　学术研究的争鸣局面，在马恩关系差异论与一致

论的两次大论争中可见一斑。论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差异论、对立论及差异基础上的一致论。

第一场论争围绕俞吾金运用差异分析方法解读马恩思想的几大差异展开。2003年以来俞吾金陆续撰文，运用差异分析法以《终结》和《提纲》为文本基础探讨马恩关系问题，认为马克思强调的是实践、本体论维度和人的问题，恩格斯强调的是自然界、认识论维度和纯粹思想的问题，两者之间存在重要差异。他的观点引起了热烈探讨。王昌英和胡蓓认为，俞吾金运用差异分析方法实际将马恩对立。由于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方向和理论重点等的不同，《提纲》和《终结》虽存有差异，但二者的根本观点是一致的。朱子椠较为激进，认为《提纲》和《终结》不仅在理论原则、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而且二者所要达到的终极目的也是一致的，以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式解读马恩的著作是错误的。马拥军从对《终结》的研究分析得出，人们对《终结》的解读存在对世界观的“哲学”性质、“哲学基本问题”和“理论思维”三个方面的严重误解，以此推论马恩对立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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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失分原因的分析

1.学生对哲学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没有很好地理解和掌握。

高中政治必修4“生活与哲学”的内容主要分为四大块，即辩证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唯物辩证法、人生观与价值观。其中有很多概念、哲学原理及其方法论要求需要学生掌握，因为熟记并理解这些基本的概念、哲学原理及其方法论是解答主观题的前提和基础。而不少学生在哲学学习过程中最容易走两个极端：一是完全否定“死记硬背”，认为这样做不符合新课程的要求，哲学知识点只要理解就行，其实，新课程并不否定“记”和“背”的重要性，新课程反对的只是“死”和“硬”，如学习矛盾的不平衡性中的两个原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原理，矛盾的主次方面辩证关系原理，对这两个原理的内容很多学生一是不能记住，二是经常混淆，试想这样怎么可能在考试中运用这些原理分析问题呢？因此缺乏必要的识记是很难在考试中得到高分的。二是认为“背诵万能”。有一些学生认为，哲学的学习就是背课本，于是埋头苦背，最后陷入“死记硬背”的误区而收效甚微。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知识点的主干知识有三句话：“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我们只记住这几句话还不行，更要进一步理解为什么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为什么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才能在考试中得高分。

2.部分学生对学习哲学知识缺乏信心，不愿下工夫。

一些学生在平时的练习中不愿配合老师进行系统的训练，从而巩固所学知识。哲学概念、原理虽然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往往比较抽象，初学者往往难以理解和掌握，如果缺乏必要的练习就更难以掌握和运用。如唯物论中的“物质”概念，哲学上的“物质”概念与自然科学领域所学习的物质概念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是世界上各种具体物质的高度抽象和概括；又如“矛盾”的概念，与日常生活中所讲的矛盾就有很大区别，学生理解起来存在困难，需要通过大量的练习才能逐步理解掌握。可是我们不难发现，在平时的练习中，不少学生只喜欢做选择题，对主观题要么不愿做，要么怕做错，所以干脆空着不做等老师讲解直接把答案写上去完事，这样没有经过自身思考所获得的答案，不可能达到增强学习效果的目的。

3.对已经掌握的哲学基本原理不能加以区分，不能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考试中，有的题目要求我们用唯物论的原理予以解答，而有的题目要求运用辩证法的原理予以解答。可是我们发现不少学生对于唯物论部分包括哪些原理，辩证法部分又包括哪些原理不能正确地加以区分，导致把辩证法中的内容如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原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当成是唯物论的内容，而又把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当成辩证法的内容，这样一来在考试中失分就是必然的了。

4.不能把所学过的哲学原理与考试题中的材料联系起来，从而做到解题有的放矢。

一些学生在解题的过程中对于材料不能很好地分析，不能从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即无法把材料内容与具体的哲学原理联系起来，要么完成不了解题任务，要么是泛泛而谈，得分很低。比如说考察物质与意识辩证关系，一些学生在考试中不能从材料中找出“实际”是指什么？“意识的能动作用”体现在哪里？导致虽然记住了原理内容但还是难以完成解题任务。

二.提高主观题的得分对策。

1.坚持识记与理解相结合。

在哲学知识的学习中，一方面对具体的高考知识点要做必要的识记，也就是该记的要记，该背的要背，对其中的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基本原理要做到准确快速地进行表达。另一方面要做到在记忆的过程中多思考，多分析，多问几个为什么，从而把识记与理解结合起来，做到在记忆的过程中加深理解，在理解的过程中加深记忆，这样才能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2.要树立信心，相信自己，多看课本，勤做练习。

自信是成功的一半，每位学生对老师布置的练习一定要认真对待，一定要动笔去做，只有勤做才能更好地巩固所学知识，逐步提高解题能力，哪怕是做错了通过老师的讲评也可以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为什么会做错？可以总结经验教训，从而向成功的方向发展。除了要做好练习外，还要多看书。要认识到练习是一种检查和评估看书效果的重要方法，通过做题，知道自己有没有真正掌握课本的基础知识。另外，还能发挥练习对看书的引导作用，以题目为载体，以点带面、举一反三，带动课本其他相关知识的复习和巩固。

3.对于所学的哲学原理要能够加以区分，正确运用。

而要做到这一点，授课老师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对每一个哲学原理及其方法论加以归纳，并按哲学四大块知识体系予以区分，帮助学生建立一个清晰的知识体系。而学生上课要摘写笔记，把老师补充归纳的知识认真地记录下来。如学习矛盾分析法，老师一定会把矛盾分析法所包含的一些具体方法及其理论依据归纳出来，就一定要记下来。有些同学有这样的想法，认为政治课的学习根本不需要记笔记，这是不对的，如果在平时的学习中认真地把老师归纳的哲学原理及其方法论记下来，对于提高考试成绩将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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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研究视域中，更多的是强调恩格斯对理论全面而系统的贡献；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在恩格斯对理论体系的贡献中，更为突出的恐怕不是那些具体结论与设想，而是他所坚持的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强调离开了历史辩证法的哲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科学基础，科学社会主义便无“科学性”可言。第二，强调哲学不是一种抽象的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哲学(杜林)，也不是一种狭义的仅仅关注人生问题的道德哲学、爱的哲学(费尔巴哈)，而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的思维方法。

首先，晚年恩格斯提出并解决了一个重大而基本的理论问题：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从“空想走向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究竟怎样才是可能的?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之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其科学性在内容上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对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奠基于近代英国和法国的机械论与经验论的唯物主义，而是建立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之上。

在恩格斯看来，近代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及其变种(不可知论)不可能产生出科学社会主义。从表面上看，它们是合乎常识的科学，但实际上是一种孤立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人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知性的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出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很难赞同这种观点：只有英语国家的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唯物主义，才是通向科学的康庄大道，起源于英法经验论的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的历史就是从德国的理想主义走向英国的经验主义的过程。我们认为，的科学生命力恰恰在于它是一种总体的历史科学。我们如果要全面地把握今天复杂多变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就必须依靠从总体联系出发的辩证与历史的唯物主义方法，而不是那种“从个别经验事实出发”、“从El常生活的常识出发”或“从专业知识出发”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其次，晚年恩格斯提出的另外一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是：与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哲学”?答案也很明确而简单，有自己的哲学，但主要不是一种哲学体系，而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的思维方法。

从历史上来看，关于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先后被提出过三次。第一次是由恩格斯在l9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的。当时德国古典哲学已经终结，西方进入一个以“反认识论”和“不可知论”为标志的“后黑格尔”的哲学时代，而则在这个时候蓬勃发展，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于是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第二次则出现在2O世纪初第二国际的理论破产之际，以列宁为首的苏联为一方，以卢卡奇等人为首的西方为另一方，重新提出了被第二国际理论家所遗忘的的“哲学向度”问题。第三次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直到今天，当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瓦解之后，与哲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的“哲学”究竟是什么?这又成了一个基本问题。这场争论已经进行了20多年，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个重要的工作还需要我们做。

这就是重新研究恩格斯晚年所提问题的原初意义，这也是我们今天对理论体系进行创新的出发点。恩格斯实际上指出了，理解与哲学之关系的关键，就在于从本质上区别知识论的、本体论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与辩证法的、历史的科学方法这两种哲学形态。哲学的革命意义与当代意义均在于此。在这一点上，恩格斯还提出过一个着名的说法：“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科学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我们不要误以为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案，恩格斯的这个说法与黑格尔将哲学表述成为一门科学的观点具有相似性。黑格尔说每一门真正的科学必然是哲学的；而恩格斯则说要把哲学变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要求，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是要克服具体科学与凌驾于具体科学之上的哲学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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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批判；终结；德国哲学

一.把“批判”写在旗帜上

法兰克福学派是由众多理论家组成的一个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们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下聚拢在一起。

社会批判理论对现存社会进行的激烈批判涵盖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们都难以望其项背。具体地说，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在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泉源。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为止，法兰克福学派在的名义下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尽管远非彻底但却非常全面的批判。

早在法兰克福学派奠基时期，霍克海姆在题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这篇社会批判理论的纲领性宣言中，就提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以坚决的批判，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而批判的时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论就是适应批判的时代要求的批判理论。

在霍克海姆看来，传统理论是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并把现存社会制度作为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的理论，它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为宗旨。它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解释时，以为与操纵物理自然过程相似，都要求积累一大批知识，甚至是一套经过整理的假说提供的知识。由于积累知识的需要，理论的概念总会被绝对化，变成了具体化的意识形态范畴，而理论的批判功能却因此与它绝缘了。传统理论的理论活动特点“不管是象在历史学和其他具体的描述性学科里那样，问题在于综合大量资料并获得普遍规律，学者特有的主动性(即理论活动)都是接受、改造实际知识，使它合理化。”[1]因而传统理论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有着修补功能，善于发现现存社会枝叶上的不和谐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却被作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为检验和排斥任何新产生的不谐和因素的标准。

霍克海姆认为，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独立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把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一个系统的过程。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中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的东西，证实它们的不真实性，从而加以否定。他说：“批判理论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2]，它不在于揭示某些社会弊病，并提出救世良方，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现存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结构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适宜的和富有价值的因素。批判理论从具体的、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出发，去认识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遭受的异化，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意识形态危机，寻找个人解放的道路。批判理论拒斥对社会历史作抽象的、逻辑的探讨，要求具体地分析社会历史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进程，它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主体-客体统一的和运动着的总体。

因此，批判理论超越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立场和政治实践，它除了对废除社会不公正感兴趣之外，再无其它要求。也就是说，批判理论是从属于反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的，是这个斗争的产物和一部分，它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对这个社会展开批判的。

二.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

霍克海姆认为社会批判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批判理论怀疑既定的社会存在是现实的人的先决条件。

霍克海姆说，尽管批判理论“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帮助这个社会结构的任一要素更好地运行；不管从它的主观意图还是从其客观意义来说，都是如此。相反，当较好的、有用的、恰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范畴被人们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加以理解时，它怀疑它们，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3]因为，“在采取了批判态度的人看来，现存社会整体的两面性是一个有意识的对立。他们认为现存经济形式及由此产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又是人类目前能够并且已经给自己提供的组织的产物。因此，他们认同于这个整体，并认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这个整体是他们自己的世界。同时，他们也感受到，社会可以与非人的自然过程、可以与纯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拟，因为由战争和压迫支撑着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觉的意志的创造物。这个世界不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4]

批判理论之所以认同现存世界的整体，其目的正在于否定这个整体。因为这个整体无非是由劳动分工和阶级划分构成的社会结构，无非是由个人活动之间的盲目作用决定的，一旦批判理论使个人活动从盲目性之中摆脱出来，纳入有计划的范畴，就能够实现对这个社会结构整体的否定。

其次，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不同。

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在一种“确定的框架”中活动，他与既有社会是统一的。批判理论则不同，它是一种不接受既定框架的思想。批判理论的主体“‘作为’科学家，学术专家把社会现实及其产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东西”，但他的目的则在于“试图消除个人目的性、主动性、合理性与那些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劳动过程关系之间的对立”，“期待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把知觉给予的客观实在“认作是原则上应该由人类控制的产物、或至少在将来会实际上由人类控制的产物”。[5]因此，“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功能，也不是个人的总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体是处在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真实关系之中的、与某个阶级相冲突的、因而是处在与社会整体和与自然的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个人。这种主体与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自我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数学点；他的活动构成了当前社会。”[6]

再次

，批判理论的唯一功能就是变革社会。

霍克海姆认为，批判理论超越于阶级利益而不受这种利益所局限。持批判态度的人“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只是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表达，而且还是促进变革的力量。”[7]批判理论不准备系统阐述某个阶级的感情和观念，它是与那些要求替无产阶级代言的理论不同的。同样，批判理论与一切资产阶级学说也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它“不会为既存的现实服务，而只能吐露那个现实的秘密。不管在任何特定环节上可能发现的荒谬和错误有多么不可辩驳，不管那种可能表明是复仇行为的错误有多么多，批判理论事业的总趋向是不接受所谓人类健全理智的制裁。”[8]批判理论并不寄希望于财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的社会合作方式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而是谋求社会性质的变革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对于持批判态度的人，“他的职业就是斗争”，通过他的斗争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由于批判理论具有超越于阶级利益和超越于现实社会的性质，所以，它彻底变革社会的功能是具有充分保障的。

第四，批判理论的目标是彻底消除现存社会的非正义和追求未来社会的合理状态。

霍克海姆说：“批判理论追求的目标─-社会的合理状态，是由现存的苦难强加给它的。”[9]现存的苦难是批判理论的动力和源泉，因为现存的苦难能够促使人们要求建立起一个合理社会的趋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为偶然地认识到自己的东西。同样，正是现存的苦难把追求未来合理状态的努力放置在对现在的批判之中。在批判理论看来，对现在的批判本身就是把当代社会转化为一种正义社会的活动。对于批判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永远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动态统一，它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限于对具体的历史状况的表达，而且旨在促进社会变革。所以，批判理论是一种超越现在的现实，它关于消除社会分裂和非理性状态的见解，它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在其批判中不断地得到更新。

第五，批判理论以自我再生的总体为根据。

霍克海姆认为，在传统理论那里，主体与客体是分离开来的，客观事件是不依赖于理论的，客观事件的必然性所意味着的是对观察者的独立性。因而传统理论深深地陷入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它永远不可能成为伟大历史变革主体的自我意识，无法成为作为一种真正现实力量的理论观念。批判理论作为最先进的理论，是与社会形式向未来社会形式转变的过程一致的。它的概念和理论结构处在与历史发展相平行的发展中，批判理论自身的内容也不断受到“根本怀疑”，批判理论家不断地重新开始。它在构造社会发展图景时，在构造具有历史性的存在判断时，让整个理论结构不断适应全新情况。批判理论家在对消除社会不公正的关心中也不断否定着自己的理论。因此，批判理论的行动原则就是：思想活动的内在本性使它面向历史的变化，面向人们之间公正关系的建立。

在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霍克海姆对批判理论作出的上述规定得到了证实。马尔库塞、弗洛姆，甚至哈贝马斯都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方面表现非凡的人物。他们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单面性”的指责，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怀疑都体现了不屈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远非是积极的，因为它把现实的社会存在与现实的人割裂开来，把批判的主体限制在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少数科学家、学术专家之列，试图超越一切阶级，用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来取代革命阶级的价值评判，所以，它走上了绝对怀疑论的道路。它不仅怀疑现实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对自身的存在也产生怀疑。在这种绝对怀疑的前提下，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也必然会在“不断超越”的要求中化为乌有。

三.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其哲学基础的。

早在1941年，马尔库塞在其《理性与革命》这部专门探讨黑格尔主义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论敏觉嗅到了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试图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否定的”哲学基础。1947年，霍克海姆与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出版，标志着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否定的辩证法已初具体系的雏型。1966年，阿多尔诺发表了《否定的辩证法》这部专门著作，从而使否定的辩证法理论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

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极力去发现“批判的黑格尔”，他不仅在早期黑格尔那里发现了作为政治学范畴的国家整体和作为伦理范畴的文化整体的否定内涵，而且，通过对黑格尔逻辑体系的考察，把握客体、主体、实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畴所标示的否定统一体；通过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考察，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换关系整体、法律制度整体对个体的否定，并进一步超越这种否定，从未来的意义上理解被黑格尔规定为普鲁士现实的“在共同利益之中统一起来的自由个体的联合”。马尔库塞甚至干脆把黑格尔哲学称作“否定的哲学”。

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分篇考察中，马尔库塞继续探求可供社会批判理论汲取的质料。马尔库塞认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必然证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对立的两个领域，本文来自范文中国网。一个领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劳动，以至于劳动限定了他的整个存在；另一个领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拥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于这种拥有和占有而使其成为主人。”[10]由于这两个领域的存在，自我意识就只能从其“对立”的意识中获得自由。因为，作为客体的整体束缚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维的领域，进入自我意识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世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现实持积极的“否定态度”。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积极的“否定态度”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所正在身体力行的。

“否定的辩证法”这个词是由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来的，它是社会批判理论彻底反传统的标志。就如阿多尔诺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中所指出的：“否定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

辩证法这个概念已经蕴含着否定的含义，即通过否定达到肯定，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也已极力证明“否定性”是辩证法的基本特征。阿多尔诺认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还不够，必须在“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性

。因为，在社会批判理论这里，否定就意味着批判、革命。既然他们从不准备在现实社会中发现物质革命的主体，去完成物质的行动，而仅仅期望通过自己的理论批判去实现社会变革，那么在他们理论的旗帜上写上“否定的”一词，也许能起到惊世骇俗的作用。

阿多尔诺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的思维方式，是关于社会和自然的对抗的普遍解释原则。当然，作为普遍解释原则的辩证法决不停留在对表层的解释上，而是要求对现实的内在联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辩证法只能是否定的。阿多尔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了它的思维进程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任务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在事物之中体验这种不相称性。”否定的“辩证法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不管事物的对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坚持客观的、对抗的固定观念。在未平息的总体中，任何个别的事物都是不平静的。”因为，“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11]

“否定的辩证法”是“社会批判”的哲学表述。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尔诺表明了一种思想倾向，即对一切现实的和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东西的作出绝对的否定。当然，对于社会批判理论来说，一切现实的存在无非是传统的凝结，对现实的批判也就意味着与传统的彻底决裂。因为，在他们眼中，现实存在着一切，无论是观念形态还是物质形态的东西，都已经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桎梏，人类的未来必须以现实的一切彻底毁灭的前提下。这无疑是一种激烈的，是对社会革命一词的误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延续，不仅人的现实存在必须不断地从传统的存在中汲取其精华，而且，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设计也需要以传统的存在为前提。所以，面对传统必须作出理性的抉择。

篇10

一.把“批判”写在旗帜上

法兰克福学派是由众多理论家组成的一个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们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下聚拢在一起。

社会批判理论对现存社会进行的激烈批判涵盖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们都难以望其项背。具体地说，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在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泉源。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为止，法兰克福学派在的名义下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尽管远非彻底但却非常全面的批判。

早在法兰克福学派奠基时期，霍克海姆在题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这篇社会批判理论的纲领性宣言中，就提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以坚决的批判，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而批判的时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论就是适应批判的时代要求的批判理论。

在霍克海姆看来，传统理论是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并把现存社会制度作为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的理论，它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为宗旨。它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解释时，以为与操纵物理自然过程相似，都要求积累一大批知识，甚至是一套经过整理的假说提供的知识。由于积累知识的需要，理论的概念总会被绝对化，变成了具体化的意识形态范畴，而理论的批判功能却因此与它绝缘了。传统理论的理论活动特点“不管是象在历史学和其他具体的描述性学科里那样，问题在于综合大量资料并获得普遍规律，学者特有的主动性(即理论活动)都是接受、改造实际知识，使它合理化。”[1]因而传统理论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有着修补功能，善于发现现存社会枝叶上的不和谐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却被作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为检验和排斥任何新产生的不谐和因素的标准。

霍克海姆认为，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独立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把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一个系统的过程。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中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的东西，证实它们的不真实性，从而加以否定。他说：“批判理论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2]，它不在于揭示某些社会弊病，并提出救世良方，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现存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结构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适宜的和富有价值的因素。批判理论从具体的、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出发，去认识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遭受的异化，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意识形态危机，寻找个人解放的道路。批判理论拒斥对社会历史作抽象的、逻辑的探讨，要求具体地分析社会历史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进程，它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主体-客体统一的和运动着的总体。

因此，批判理论超越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立场和政治实践，它除了对废除社会不公正感兴趣之外，再无其它要求。也就是说，批判理论是从属于反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的，是这个斗争的产物和一部分，它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对这个社会展开批判的。

二.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

霍克海姆认为社会批判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批判理论怀疑既定的社会存在是现实的人的先决条件。

霍克海姆说，尽管批判理论“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帮助这个社会结构的任一要素更好地运行；不管从它的主观意图还是从其客观意义来说，都是如此。相反，当较好的、有用的、恰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范畴被人们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加以理解时，它怀疑它们，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3]因为，“在采取了批判态度的人看来，现存社会整体的两面性是一个有意识的对立。他们认为现存经济形式及由此产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又是人类目前能够并且已经给自己提供的组织的产物。因此，他们认同于这个整体，并认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这个整体是他们自己的世界。同时，他们也感受到，社会可以与非人的自然过程、可以与纯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拟，因为由战争和压迫支撑着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觉的意志的创造物。这个世界不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4]

批判理论之所以认同现存世界的整体，其目的正在于否定这个整体。因为这个整体无非是由劳动分工和阶级划分构成的社会结构，无非是由个人活动之间的盲目作用决定的，一旦批判理论使个人活动从盲目性之中摆脱出来，纳入有计划的范畴，就能够实现对这个社会结构整体的否定。

其次，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不同。

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在一种“确定的框架”中活动，他与既有社会是统一的。批判理论则不同，它是一种不接受既定框架的思想。批判理论的主体“‘作为’科学家，学术专家把社会现实及其产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东西”，但他的目的则在于“试图消除个人目的性、主动性、合理性与那些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劳动过程关系之间的对立”，“期待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把知觉给予的客观实在“认作是原则上应该由人类控制的产物、或至少在将来会实际上由人类控制的产物”。[5]因此，“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功能，也不是个人的总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体是处在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真实关系之中的、与某个阶级相冲突的、因而是处在与社会整体和与自然的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个人。这种主体与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自我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数学点；他的活动构成了当前社会。”[6]

再次，批判理论的唯一功能就是变革社会。

霍克海姆认为，批判理论超越于阶级利益而不受这种利益所局限。持批判态度的人“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只是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表达，而且还是促进变革的力量。”[7]批判理论不准备系统阐述某个阶级的感情和观念，它是与那些要求替无产阶级代言的理论不同的。同样，批判理论与一切资产阶级学说也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它“不会为既存的现实服务，而只能吐露那个现实的秘密。不管在任何特定环节上可能发现的荒谬和错误有多么不可辩驳，不管那种可能表明是复仇行为的错误有多么多，批判理论事业的总趋向是不接受所谓人类健全理智的制裁。”[8]批判理论并不寄希望于财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的社会合作方式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而是谋求社会性质的变革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对于持批判态度的人，“他的职业就是斗争”，通过他的斗争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由于批判理论具有超越于阶级利益和超越于现实社会的性质，所以，它彻底变革社会的功能是具有充分保障的。

第四，批判理论的目标是彻底消除现存社会的非正义和追求未来社会的合理状态。

霍克海姆说：“批判理论追求的目标─-社会的合理状态，是由现存的苦难强加给它的。”[9]现存的苦难是批判理论的动力和源泉，因为现存的苦难能够促使人们要求建立起一个合理社会的趋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为偶然地认识到自己的东西。同样，正是现存的苦难把追求未来合理状态的努力放置在对现在的批判之中。在批判理论看来，对现在的批判本身就是把当代社会转化为一种正义社会的活动。对于批判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永远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动态统一，它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限于对具体的历史状况的表达，而且旨在促进社会变革。所以，批判理论是一种超越现在的现实，它关于消除社会分裂和非理性状态的见解，它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在其批判中不断地得到更新。

第五，批判理论以自我再生的总体为根据。

霍克海姆认为，在传统理论那里，主体与客体是分离开来的，客观事件是不依赖于理论的，客观事件的必然性所意味着的是对观察者的独立性。因而传统理论深深地陷入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它永远不可能成为伟大历史变革主体的自我意识，无法成为作为一种真正现实力量的理论观念。批判理论作为最先进的理论，是与社会形式向未来社会形式转变的过程一致的。它的概念和理论结构处在与历史发展相平行的发展中，批判理论自身的内容也不断受到“根本怀疑”，批判理论家不断地重新开始。它在构造社会发展图景时，在构造具有历史性的存在判断时，让整个理论结构不断适应全新情况。批判理论家在对消除社会不公正的关心中也不断否定着自己的理论。因此，批判理论的行动原则就是：思想活动的内在本性使它面向历史的变化，面向人们之间公正关系的建立。

在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霍克海姆对批判理论作出的上述规定得到了证实。马尔库塞、弗洛姆，甚至哈贝马斯都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方面表现非凡的人物。他们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单面性”的指责，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怀疑都体现了不屈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远非是积极的，因为它把现实的社会存在与现实的人割裂开来，把批判的主体限制在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少数科学家、学术专家之列，试图超越一切阶级，用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来取代革命阶级的价值评判，所以，它走上了绝对怀疑论的道路。它不仅怀疑现实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对自身的存在也产生怀疑。在这种绝对怀疑的前提下，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也必然会在“不断超越”的要求中化为乌有。

三.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其哲学基础的。

早在1941年，马尔库塞在其《理性与革命》这部专门探讨黑格尔主义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论敏觉嗅到了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试图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否定的”哲学基础。1947年，霍克海姆与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出版，标志着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否定的辩证法已初具体系的雏型。1966年，阿多尔诺发表了《否定的辩证法》这部专门著作，从而使否定的辩证法理论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

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极力去发现“批判的黑格尔”，他不仅在早期黑格尔那里发现了作为政治学范畴的国家整体和作为伦理范畴的文化整体的否定内涵，而且，通过对黑格尔逻辑体系的考察，把握客体、主体、实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畴所标示的否定统一体；通过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考察，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换关系整体、法律制度整体对个体的否定，并进一步超越这种否定，从未来的意义上理解被黑格尔规定为普鲁士现实的“在共同利益之中统一起来的自由个体的联合”。马尔库塞甚至干脆把黑格尔哲学称作“否定的哲学”。

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分篇考察中，马尔库塞继续探求可供社会批判理论汲取的质料。马尔库塞认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必然证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对立的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劳动，以至于劳动限定了他的整个存在；另一个领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拥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于这种拥有和占有而使其成为主人。”[10]由于这两个领域的存在，自我意识就只能从其“对立”的意识中获得自由。因为，作为客体的整体束缚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维的领域，进入自我意识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世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现实持积极的“否定态度”。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积极的“否定态度”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所正在身体力行的。

“否定的辩证法”这个词是由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来的，它是社会批判理论彻底反传统的标志。就如阿多尔诺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中所指出的：“否定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

辩证法这个概念已经蕴含着否定的含义，即通过否定达到肯定，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也已极力证明“否定性”是辩证法的基本特征。阿多尔诺认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还不够，必须在“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性。因为，在社会批判理论这里，否定就意味着批判、革命。既然他们从不准备在现实社会中发现物质革命的主体，去完成物质的行动，而仅仅期望通过自己的理论批判去实现社会变革，那么在他们理论的旗帜上写上“否定的”一词，也许能起到惊世骇俗的作用。

阿多尔诺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的思维方式，是关于社会和自然的对抗的普遍解释原则。当然，作为普遍解释原则的辩证法决不停留在对表层的解释上，而是要求对现实的内在联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辩证法只能是否定的。阿多尔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了它的思维进程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任务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在事物之中体验这种不相称性。”否定的“辩证法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不管事物的对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坚持客观的、对抗的固定观念。在未平息的总体中，任何个别的事物都是不平静的。”因为，“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11]

阿多尔诺所理解的辩证法只有一个原则，即绝对的否定，他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亡之时都是否定的”。不过，阿多尔诺一再声明，这种绝对否定的辩证法决不进行抽象的否定，而是进行现实的否定，即坚持不懈地否定它不愿意认可的现存事物，即使否定之否定也不会意味着肯定，他说：“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12]如果认为否定之否定能够走向肯定和同一性的话，那只能是一种一开始就从肯定性出发的唯心主义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