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和政治的关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哲学和政治的关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代谢综合征;心脑血管疾病;胰岛素抵抗

作者单位：132001吉林市医学会

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 Ms)是指伴有胰岛素抵抗的一组疾病的聚集。即以肥胖，高血糖，高血压，以及血脂异常为主要症状的代谢异常和心血管病危险因素聚集症侯群。这种聚集能增加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和死亡危险，也是Ⅱ型糖尿病的高危因素［1］。由于MS、有多个危险因素参与，病理生理机制复杂，临床表现为异质性的特点。因此，代谢综合征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和生活质量，以成为社会的严重负担。随着人们日益生活水平的提高，MS的患病率不断上升，所以必须重视其预防和治疗。对MS各个疾病进行分组治疗，以全面降低他们对心血管和糖尿病的危险性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80例患者均来自我科住院患者，其中女27例，男53例，年龄(58.91~71.73)岁。高血压诊断均符合1999年WHO/ISH制定的高血压标准。糖尿病诊断参照1999年WHO糖尿病诊断标准。对照组为正常来院体检50例分别测量血压，血糖，血脂其中男30例，女20例，平均年龄(56.46~70.78)岁，两组间年龄、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本组80例患者住院后，次日均测量，血压，空腹分别采集血糖，血脂，糖耐量。空腹血浆胰岛素及餐后血糖，尿微量白蛋白的测定。

2 结果

治疗组与对照组各项指标比较有显著性差异，治疗组血糖，TG,TC,LDLC,FNS及糖耐量尿微量白蛋白，均较对照组显著升高，差异显著(P

3 讨论

3.1 高血压与代谢综合征的关系

高血压被认为是代谢综合征的一个组分，主要依据是许多研究结果显示，胰岛素抵抗或高胰岛素血症与高血压密切相关［2］。胰岛素抵抗是Ⅱ型糖尿病和原发性高血压发生的共同病理生理基础，其发病机制为胰岛素抵抗主要影响胰岛素对葡萄糖的利用效应。胰岛素的其他生物学效应仍然保留。继发性高胰岛素血症使肾脏水钠重吸收增强。交感神经系统活性亢进，动脉弹性减退。从而血压升高。在一定意义上胰岛素抵抗所致交感活性亢进使机体产热增加，从而使血压升高。

3.2 中心性肥胖使代谢综合征的一个重要病理生理机制

超重尤其是腹型肥胖是导致MS的因素之一，是脂肪组织功能障碍的重要临床表现。腹部脂肪的聚集可能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直接相关。腹部脂肪的聚集量与冠心病也是密切相关的。因此肥胖是代谢综合征的首要症状。

3.3 脂代谢紊乱是代谢综合征主要组分

由于代谢综合征胰岛素抵抗病是该病的主要病因，胰岛素抵抗的表现形式是高胰岛素血症，高胰岛素血症通过影响机体脂代谢而引起血脂异常［3］。高胰岛素血症时血浆脂肪酸增加，大量自由脂肪酸进入血液，过剩的葡萄糖和脂肪酸进入肝脏使其合成的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VLDL是富含TG的脂蛋白。它的升高代表内源性TG增加，而TG的增加可直接影响HDL的代谢，这种组成的改变导致HDL血循环中的清除率升高、浓度下降。在高TG的患者血液中存在小而密的LDL更具有致动脉粥样硬化的特质。而LDL水平的升高预示冠心病发生的危险性升高。

3.4 胰岛素抵抗与高血糖的关系

胰岛素抵抗是指机体对一定量胰岛素的生物学反应附于预计正常水平的一种现象。IR和胰岛素分泌缺陷是普通Ⅱ型糖尿病发病机制的两个要素，由于胰岛素对其靶组织的生理效应降低，胰岛素介导下骨骼肌脂肪组织对葡萄糖的摄取，利用或储存的效力减弱，同时对干葡萄糖的输出的抑制作用减弱，为克服这些缺陷，胰岛B细胞代偿时分泌更多胰岛素(高胰岛素血症)以维持糖代谢正常。但随着病情进展，仍然不能使血糖恢复正常的基础水平。最终导致高血糖［4］而糖尿病患者由于胰岛素不足脂肪合成减少，脂蛋白酯酶活性低下，血游离脂肪酸和三酰甘油浓度升高。本实验可以看出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腹型肥胖患者，均是该病的高危人群。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药物通过长期使用可以达到治疗所有MS的组分的目的，因此目前只能采取分别治疗各个组分的方法，针对改善IR为基础的全面防治心血管危险因素的综合治疗。视具体情况应用抗血小板治疗，对于肥胖者在运动及饮食不能有效减轻体重时适当采用减重药物，对胰岛素抵抗的患者应用药物提高胰岛素敏感性改善MS中的成份，减少发生心血管病的危险，总之，无论是改善生活方式，还是药物调整或是两者结合，都是有效改善代谢致心血管发病和死亡风险。针对不同个体，不同状况进行个体化干预将是可行的。

参 考 文 献

［1］ 叶任高，隋再英.内科学.第6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815814.

［2］ 李光伟.代谢综合征一百年之.中国实用内科杂志,2008,28(11):925.

篇2

【关键词】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尿毒症；皮肤瘙痒

皮肤瘙痒是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常见的皮肤症状之一，在血液透析期间和透析后症状最为明显，发生率约为36.1%，单纯血液透析治疗可增加瘙痒的发生率，约60.0%～90.0%［1］。我们采用血液透析(HD)联合血液灌流(HP)治疗尿毒症皮肤瘙痒患者，取得良好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6年12月至2011年12月我院共有维持性透析并出现皮肤瘙痒患者60例。原发病为慢性肾小球肾炎25例，糖尿病肾病13例，多囊肾3例，高血压肾病10例，慢性肾盂肾炎2例，慢性梗阻性肾病3例，狼疮性肾炎2例，痛风性肾病2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30例。治疗组：年龄36～80岁，男12例，女18例，平均65.8岁。对照组30例,其中男16例、女14例,年龄38～85岁、平均66.8岁，两组临床资料具有可比性。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原发病、透析时间、皮肤瘙痒程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HA130型血液灌流器，费非森，尤斯透析器，透析机，碳酸氢盐透析液。所有患者均口服抗组胺类药物，对于皮肤瘙痒症状，使用乳化油剂进行外用。对照组使用常规血液透析治疗，3次/周，4 h/次，连续使用8周。治疗组使用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治疗。血液透析2次/周，4 h/次，同时使用血液灌流进行联合治疗,1次/周,连续使用8周。透析液流速为500 ml/min，血流量为200～250 ml/min。

1.3 观察指标 检测治疗前及治疗8周后的血液中甲状旁腺激素(PTH)水平，观察皮肤瘙痒改善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

2 结果

2.1 治疗前后皮肤瘙痒改善情况 治疗组患者中21例患者皮肤瘙痒症状完全消失，5例患者症状明显缓解，2例患者有所缓解，2例患者症状无明显改善，治疗有效率为93.0%；而对照组所有患者治疗后，仅有9例皮肤瘙痒症状减轻，其余无明显改善，治疗组和对照组之间采用配对t检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两组治疗前后PTH值比较 治疗组在疗程结束后，血浆PTH水平较治疗前明显下降，治疗前：(36.5±6.10）ng/dL、治疗后：(11.7±4.20)ng/dL；(P0.05)。

3 讨论

皮肤瘙痒是尿毒症患者最难忍受的临床症状之一，有资料显示，有50%～75%的终末期肾病患者存在皮肤瘙痒，其中37%的患者可表现为严重的瘙痒，乃至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2］。尿毒症性皮肤瘙痒发病机理尚不清楚，可能与PTH水平升高、周围神经病变、组织胺水平、阿片样物质等升高以及透析相关性瘙痒、皮肤干燥、钙磷代谢紊乱等多种因素有关，PTH已被确认为引起尿毒症临床症状作为治疗效果的观察指标［3］。本组采用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结果显示患者皮肤瘙痒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HD+ HP组患者治疗效果优于HD组患者(P

参 考 文 献

［1］ 吴华.维持性透析患者心血管并发症的防治策略.中国肾脏病杂志,2006,22(3):140，142.

篇3

关键词：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循证药物；治疗效果

中医学中将导致心血管疾病出现的因素归纳为：饮食失节、寒邪内侵、年迈体衰以及情志失调。心血管疾病的主要病理机制为心脾肝肾功能失调、气血亏虚以及阴阳两虚导致气滞血瘀，最终引起心脉为浊痹阻塞从而发病。糖尿病的主要发病因素包括先天因素以及后天因素两类，先天因素指的是先天禀赋与常人比较弱，五脏虚弱从而导致疾病，后天因素指的是情志失调、多食肥甘以及精神刺激等。心血管疾病合并糖尿病患者的病情比较急，对于患者的身体健康产生十分严重的威胁[1]。本文选取心血管疾病合并糖尿病患者资料100例实施回顾性分析，F将具体报告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8月～2015年8月心血管疾病合并糖尿病患者资料100例实施回顾性分析，100例患者全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中对于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将100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50例，对照组50例；观察组患者中男性患者20例，女性患者30例，患者的年龄48～79岁，平均（64.1±5.9）岁，患者的病程3～8年，平均（4.6±1.5）年；对照组患者中男性患者21例，女性患者29例，患者的年龄48～78岁，平均（65.0±5.6）岁，患者的病程3～11年，平均（4.3±1.7）年；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没有明显的区别（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50例患者通过常规西医方式进行治疗：将患者病情作为依据，使用普萘洛尔片、硝苯地平胶囊、小剂量阿司匹林以及硝酸酯类药物为患者提供对症治疗；观察组50例患者通过中医循证药物进行治疗：组方包括山药20 g、黄芪20 g、猪苓12 g、丹参15 g、西洋参10 g、白术12 g、枸杞子10 g、蜈蚣2条、菟丝子10 g、地龙9 g，倘若患者存在气滞症状，组方中加入白芍药、柴胡以及郁金，患者存在寒凝症状，组方中加入制附子以及桂枝，患者存在痰淤症状，组方中加入瓜蒌以及半夏，上述药物用水煎服，1剂/d，早晚服用；两组患者连续治疗30 d，治疗过程中对其饮食进行控制。

1.3疗效判定 患者的临床体征以及症状全部得到缓解，症候积分降低70%，则为显效；患者的临床体征以及症状有所缓解，症候积分降低30%，则为有效；患者的临床体征以及症状没有改变，症候积分降低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2.0软件处理实验数据，计量资料使用（x±s）表示，实施t检验；计数资料使用χ2检验。其中将P

2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之后，观察组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P

3 讨论

由于现在人们生活水平以及人口老龄化影响，心血管疾病合并糖尿病患者数量不断升高，患者长期受到疾病的侵害，使其身心健康受到威胁，同时心血管疾病是引起糖尿病患者残疾以及死亡的关键因素[2]。大量实践证明，中医药在防治心血管疾病合并糖尿病中存在显著优势，能够提升治疗效果[3]。通过对本文患者的分组研究显示，观察组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糖化血红蛋白水平、胰岛素抵抗指数与治疗之前比较得到了明显改善，其中观察组患者改善效果更加显著。

综上所述，心血管疾病合并糖尿病患者通过中医循证药物治疗效果理想。

参考文献：

[1]成细华，程莉娟，张琴，等.滋阴益气活血解毒法对糖尿病合并脂肪肝小鼠SREBP-1c表达的影响[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36（8）：534-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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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血液透析 血液灌流 微炎症 甲状旁腺激素 钙磷代谢紊乱

心血管疾病（CVD）是导致长期血液透析患者死亡的首位原因，而长期血液透析患者的心血管疾病与慢性微炎症状态及钙磷代谢紊乱有密切关系[1]。血液透析患者炎症水平的增强与体内氧化代谢产物增加及氧自由基清除系统受损，从而形成氧化与抗氧化失衡，炎症与抗炎症有关。继发性甲旁亢（SHPT）可引起心脑血管损害、皮肤及软组织异位钙化、肾性骨病等，并可加重肾脏损害[2]，成为导致终末期肾病（ESlm）患者生活质量低下、致死率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研究采用血液透析与血液灌流联合治疗，考察治疗前后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微炎症状态及钙磷代谢紊乱的影响。资料与方法

2009年2月～2012年1月收治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45例，随机分为两组，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HD+HP）组23例，男15例，女8例，年龄38.6±16.8岁，平均透析（27.5±9.8）个月，血液透析（HD）组22例，男12例，女10例，年龄（40.2±13.7）岁，平均透析（25.1±10.2）个月。

排除标准：严重心脏、肝脏疾病或合并妊娠及其他严重的慢性疾病或合并严重感染等疾病。

治疗方法：①HDP组每周接受1次血液灌流治疗，间期采用普通血液透析治疗，透析剂量为每周3次。将血液灌流器与血液透析器串联，先行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2小时，树脂吸附达饱和后取下灌流器，继续血液透析2小时，单次总治疗时间4小时，采用HAl30树脂灌流器，透析器采用聚砜膜透析器，血流量HD+HP 200ml/分。HD 240～280ml/分；灌流器与透析器串联后，先用2000ml生理盐水充满灌流器，然后用20mg肝素加入500ml生理盐水充满灌流器和管道闭路循环15分钟后开始治疗，同时用手轻拍灌流器以排除气泡及除去微粒。常规肝素抗凝，治疗时间4小时。血液透析采用聚砜膜透析器，碳酸氢盐透析液，钙离子浓度1.5mmol/L。②HD组接受单纯血液透析治疗，治疗时间4小时，透析器采用聚砜膜透析器，血流量240～280ml/小时。采用碳酸氢盐透析液，钙离子浓度1.5mmol/L。

观察指标：观察治疗前后血CRP，iPTH指标的变化。

统计学处理：将所有数据输入SPSS13.0软件包。计量资料以“（X±S）”表示，方差齐者采用t检验，方差不齐时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P

结 果

篇5

[关键词] 乳腺癌；免疫组化；Survivin；病理学特征

[中图分类号] R737.9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4）05-080-03

乳腺癌是中老年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呈逐渐上升和年轻化的趋势。乳腺癌的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明确，研究已证实其发病是一个多基因、多步骤和多阶段的病理演进过程，其中癌基因的激活和抑癌基因的失活是其中主要的病理机制[1]。Survivin是凋亡抑制蛋白（IAP）家族的新成员，是迄今已知作用最强的细胞凋亡抑制蛋白[2]。Survivin主要表达于人和鼠的胚胎发育组织中及多数人类癌组织中，在正常人体组织中不表达或表达较弱[3]。近年来Survivin的抗细胞凋亡作用及其在癌组织中的作用越来越引起临床的重视[4]。本研究观察了乳腺癌组织中Survivin蛋白的表达，并探讨其与患者的病理学特征和预后的关系，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2008年1月～2013年8月女性乳腺疾病蜡块标本70例。纳入患者均有完整临床资料且经术后病理检查证实，其中乳腺良性增生26例，乳腺癌44例；年龄28～82岁，平均（56.4±6.7）岁。乳腺癌按TNM分期法进行分期，Ⅰ级12例、Ⅱ级15例、Ⅲ级17例，术前未行放化疗或免疫治疗。另取15例正常女性乳腺组织作为对照组。

1.2 免疫组化染色

采用S-P法进行检测。石蜡包埋标本，连续4 μm切片，采用高温抗原修复，正常血清阻断15 min，倾去血清滴加Survivin一抗工作液4℃过夜，其余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采用DAB显色，苏木精复染，脱水至透明，封片。分别采用正常扁桃腺组织和PBS缓冲液作阳性或阴性对照。兔抗人Survivin抗体和免疫组化S-P试剂盒购买自北京中杉金桥生物公司。

1.3 结果判定[5]

Survivin蛋白阳性是指细胞浆或细胞膜上出现黄色或棕黄色颗粒。细胞无明显的着色或着色细胞的比例≤10%为阴性；着色细胞的比例>10%为阳性。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结果以相对数表示，采用χ2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Survivin在正常乳腺、乳腺良性增生及乳腺癌组织中表达差异

Survivin在正常乳腺、乳腺良性增生及乳腺癌组织中阳性率分别为0（0/15）、26.92%（7/26）和70.45%（31/44），呈明显上升趋势（χ2=27.25，P < 0.01）。见封三图5。

2.2 乳腺癌组织中Survivin表达与病理特征关系

乳腺癌组织中Survivin表达与患者的临床分期和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χ2=6.73、7.74，P < 0.01），与患者的年龄和组织学分级无明显关系（χ2=0.86、1.32，P > 0.05）。见表1。

2.3 乳腺癌组织中Survivin表达与预后的关系

Survivin蛋白阳性表达组的3年生存率明显低于Survivin蛋白阴性表达组（χ2=5.81，P < 0.05）。见表2。

表2 乳腺癌组织中Survivin表达与3年生存率的关系[n（%）]

注：与Survivin表达阴性组比较，*P < 0.05

3 讨论

凋亡抑制蛋白（IAP）家族是一类细胞结构和功能相似的凋亡抑制蛋白因子，在细胞凋亡中起明显的负性调控作用。Survivin基因定位于人体染色体17q25，是IAP家族唯一同时具有细胞凋亡与细胞周期调控作用的分子[6，7]。Survivin分子中含有一个凋亡抑制蛋白重复序列，能与Caspase-3及-7发生特异性结合，从而抑制Caspase-3及-7由酶原转变为有活性的酶，从而抑制Caspase-3及-7引起的细胞凋亡，导致细胞永生化或癌变[8]。Survivin表达只存在于G2/M期，可对抗G2/M期细胞凋亡的诱导，从而允许变异细胞通过有丝分裂异常增殖，导致细胞发生癌变[9]。Survivin基因具有独特的基因和蛋白分子结构，主要在胚胎组织和肿瘤组织中表达，而在正常分化组织中不表达或表达较弱[10]。

近年来有关Survivin基因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国内外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探讨，已证实Survivin基因与乳腺癌的发生、发展和预后的关系十分密切，参与其发生、发展及浸润和转移等病理过程[11，12]。刘春富等[13]研究发现Survivin阳性率在正常乳腺组织、癌旁组织和乳腺癌组织中分别是0、4%和68%，提示Survivin基因在乳腺癌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本研究结果发现Survivin在正常乳腺、乳腺良性增生及乳腺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呈明显上升趋势，表明Survivin表达在乳腺癌发生和发展不同阶段呈进行性上升趋势，验证了乳腺癌发生过程中多步骤、渐进性的特点。魏晓丽等[14]研究发现Survivin表达与乳腺癌患者的临床分期及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可作为判断乳腺癌发生、发展和转移等病理学特征的一个指标。本研究结果发现乳腺癌组织中Survivin的表达与临床分期和淋巴结转移等临床病理特征密切相关，而与年龄和组织学分级等临床病理特征无明显关系，提示Survivin在乳腺癌的浸润、发展和转移等活动中起明显的促进作用。毛杰等[15]研究发现Survivin基因的抗凋亡特性在乳腺癌发病中起极其重要作用，可作为乳腺癌预后判断的敏感指标。本研究结果也发现Survivin蛋白阳性表达组的3年生存率明显低于Survivin蛋白阴性表达组，提示Survivin基因可作为乳腺癌预后判断的指标，与其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

总之，Survivin表达在乳腺癌发生和发展不同阶段呈进行性上升趋势，且其表达与临床分期和淋巴结转移等病理特征和预后密切相关，在乳腺癌细胞的侵袭、发展、浸润和转移等活动中可起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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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鲁祥石，刘彦龙，王涤，等. 凋亡抑制蛋白Livin和Survivin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意义[J]. 中国癌症杂志，2007，17（7）：542-545.

[3] 王亚利，王中卫，王西京，等. Livin、Survivin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其与Caspase-3和临床病理的相关性[J]. 西安交通大学报，2009，30（9）：466-469.

[4] 华立新，黄桂林，李豫江. Survivin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J]. 国际外科学杂志，2008，35（5）：31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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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杨升，卢辉山. 凋亡抑制基因Survivin与肺癌的关系[J]. 肿瘤研究与临床杂志，2008，20（9）：641-643.

[7] Ai Z，Yin L，Zhou X，et al. Inhibition o f survivin reduces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duces apoptosis in human endome-trial cancer[J]. Cancer，2006，107（4）：746.

[8] Span PN，Sweep FC，Wiegerinck ET，et al. Survivin i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marker for risk stratification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J]. Clin Chem，2004，50（11）：1986-1993.

[9] Zaffaroni N，Pennati M，Daidone MG. Survivin as a target for new anticancer interventions[J]. J Cell Mol Med，2005，9（2）：360-373.

[10] Fangusaro JR，Caldas H，Jiang Y. Survivin： an inhibitor of apoptosis in pediatric cancer[J]. Pediatr Blood Cancer，2006，47（1）：4.

[11] 吴伟. 乳腺癌组织芯片中Survivin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的关系[J]. 中国医师杂志，2010，12（2）：197-199.

[12] 杨晓文，崔明. 生存素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特征分析[J]. 重庆医学，2007，36（20）：2049-2051.

[13] 刘春富，董琦，纪艳超，等. 乳腺癌组织中Survivin表达及其与预后的关系[J]. 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2009， 25（3）：267-269.

[14] 魏晓丽，张玉，刘敏丽，等. 乳腺癌组织中Survivin、Ki67的表达变化及意义[J]. 山东医药，2013，53（3）：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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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哲学；伦理学；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西方学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是以罗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正义论》为标志的，而在我国学界，政治哲学研究进入活跃状态已是21世纪的事情，晚于欧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国，政治哲学仍然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会带来对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厘清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这个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同时也涉到我们对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内在相关性的理解，更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伦理学的最高范畴；“正义”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无论是“善”还是“正义”都代表着一种体现健全人格和健康社会的正面价值，因此对“善”的追求和对“正义”的追求，无论是在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哲学中，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试图通过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阐释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

一、古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是善者，这一点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体的瓦解。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从其主要内容上看，就是一种包含政治学说在内的伦理道德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时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学创始人孔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意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恶。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离开了“道义”，不仅无从判断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会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义原则广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是最为卓越的。尽管他们二人对诸多政治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把“善”或“至善”作为政治活动、国家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是衡量政治行为和人的政治品质的最终标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从“善”的理念中获得最终的依据。如柏拉图所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柏拉图在他的著名著作《理想国》中就是把正义作为他的国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正义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国家)主要由三个阶层的人构成，即统治者(护国者)、辅助者(保卫者或武士)和农耕商人，每种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适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扰，这是构成城邦的原则。所谓“正义”就在于符合这个原则，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同时，正义就是智慧与善。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为“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其中，“智慧”是属于城邦统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属于城邦保卫者的美德，而“节制”则是属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义的城邦就应当是“善”的，“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柏拉图还确信，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具有一种同构性。国家有三个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也有三种品质，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当人的这三种品质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他们能够带来城邦的和谐。

亚里士多德同样把“至善”理解为人们组成城邦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开篇就说：“所有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菩，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义”。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为政的准绳。他说：“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了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欲和贪婪。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事实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在古代哲学中，政治哲学之所以从属于伦理学，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而言，习俗、习惯和道德作为生成和维系秩序的文化机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远得多。习俗、习惯和道德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有

效的行为规则以及解释这些行为规则的观念。这些行为规则和观念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已经固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理结构下意识层面中，成为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阶级、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规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产生也就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但是法律和政治制度与社会习俗、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习俗和道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须与这些习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实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过立法程序和政治过程而将那些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总体秩序至关重要的习俗和道德规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习俗和道德。离开了习俗和道德，政治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图之所以在《理想国》中呼吁让哲学家出任国家统治者，就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够将“善”作为自己的执政标准，他们不看重浅近的物质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权力，因而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良好风尚的建树。

其三，政治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来自于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据并不在于政治活动自身，而在人们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中。因此，只有伦理学才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是所有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归宗。

二、近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疏离

在欧洲传统政治学说中，确信“善”与“正义”、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罗马教会的强权统治，使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即作为“至善”的神是王权或国家权力的全部根据。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教权的腐败、王权的专制、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宫廷内部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等等，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也越来越难以相信政治统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渐对“政治植根于道德”这一传统观念产生怀疑。

最先对这一传统政治观念提出挑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他在《君主论》一书中干脆把政治统治与道德本性剥离开来，提出一种“用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原则的政治无道德论。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政治理想上说，他崇尚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面对当时意大利人性堕落、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的状态，他认为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他看来，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无需考虑手段的道德性质。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即所谓“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所以他在《君主论》中说，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当君主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恶性，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也就不必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着办了却能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这就是说，政治统治的正义是用其最终目的和效果来说明的，一切与此无关的道德都应该被抛弃。基于这种观点，马基雅维里明确地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同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可以说，他是近代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的思想家，因而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

当然，在近代政治哲学中，马基雅维里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学观点并不多见。多数政治哲学家并不否认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蕴含的道义原则。这特别体现在近代法学和政治学有关自然法的讨论中。所谓自然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如“各有其所有，各偿其所负”(格劳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应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当然，自然法的内容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法律和政治行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为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没有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社会生活就建立不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维持不下去。

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为共同的生活准则而不致于被个人的任意性所破坏?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贯彻的道德根基?对于这样的问题，近代思想家则比较普遍地表现出对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认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干脆否认了人凭其本性执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尽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则，但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约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须依靠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他说：“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按照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政治的正义与其说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说是为了防范人性的恶。

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恶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天生就是要过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最初的“自然状态”应当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状态，一个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行动，并受理智的约束，在理性的范围内，其行动服从自然的道德律，这就是“自然法”。洛克还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根据自然法来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的权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赔偿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权利。由此看来，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又肯定了个人执行自然法的正当权利，但他同样认为，政治的正义不可能直接从这种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产生。因为，尽管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行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约束的，但人们的行为却常常是非理性的，这就造成了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 法律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从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关系而心存偏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运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个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这就使他们的裁决因情感和报复之心而超越正当的范围。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这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无法解决在理解和执行自然法方面所产生的分歧，这就易于导致战争状态。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战争状态，就必须走出自然状态，组成公民社会和公民政府，把每个人执行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交给这样的政府，通过颁布和执行确定的、众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来维护自然法和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他说：“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既然人们都像他一样有王者的气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他在这种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

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观点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诸多学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欧洲正处在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而市场经济是以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为内在驱动力的，这就必然要求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不管这种私人财产权利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还是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劳动(如洛克)，或者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如卢梭)，私人财产权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们看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们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将私有财产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并使之得到有强制力的国家的保护。因而在近代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看来，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义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总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发生。这样，政治思想家们在人们角逐私利的行为中难以相信道德意识本身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同时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寻求实现正义的政治途径。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疏离使政治思想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国家政府之类的问题当作独立的研究领域，探讨政治过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遍兴起，政治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诞生了作为实证科学的政治学。

三、现代政治哲学：为政治正义确立道德依据

当政治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政治哲学一度衰落，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被纳入实证科学的轨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道德问题从政治视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政治学界一度对政治哲学采取漠视的态度，认为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价值判断，没有严格的确定性，只能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因而不值得重视。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应当说，把政治生活作为独立的对象，从“事实”的意义上加以研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政治生活的总体上说，排除道德问题的或忽视“价值”维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离的。从客观事实上说，人类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它在任何一个历史起点上的未来演化趋势都具有多种可能性，而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人们对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平等与自由等道德原则的理解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人们的历史活动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骤。正是由于这一点，罗尔斯在试图通过对政治正义的思考来解决政治过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时，也指明了政治哲学对于伦理学的从属性。他说：“政治哲学有它自己的明确特征和问题。作为公平的正义是针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个具体问题而言的一种政治正义观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围要比统合性的哲学和道德学说狭窄得多，诸如功利主义、至善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其他的学说。它关注的是(以基本结构形式存在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不过是道德问题的一部分。”

在罗尔斯看来，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平的合作系统，那么这种平等的基础就是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因此他确信，作为公平的正义将公民视为从事社会合作的人，这种人拥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的能力：它是理解、应用和践行(而不是仅仅服从)政治正义的原则的能力，而这些政治正义的原则规定了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另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善观念(conception of good)的能力：它是拥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这样一种善观念是由各种终极目的和目标组成的有序整体，而这些终极目的和目标规定了一个人在其人生中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被视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因此，罗尔斯高度注重政治的正义与道德能力的关系，他在《正义论》中这样说：“我希望强调，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重复一个十八世纪的题目)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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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言架构政治思想

思想是人脑对想法提取锤炼而又经过精炼的话语描述出来的价值观、世界观，我们有时会歪打正着，让自己的思想与某个哲学家曾经说过的哲言或提出的哲学思想类似，殊途同归。那么把自己的思想戴上哲学的桂冠，我们的思想陡然在恍惚间变得神圣。对政治这门学科来说，其中思想俯仰皆是，我们如果利用哲言的形式将其架构，其思想的光芒就会陡增，学生也会更加顺着这一光芒的指引走向趣味横生的政治课堂，而不会对政治这张呆板的脸存在芥蒂。

可以笼统地说，哲学与政治学同属一个母系，它们的血统不尽相同，都是洞察世界、人生、社会的。所以这为它们的二者相同提供了契机。以初一政治第一课“珍惜新起点”为例，初中学习序幕的拉开象征小学到初中学习的一个过渡。政治学科初一第一课“珍惜新起点”就是一个很好的序幕。关于这一课，教师完全可以将哲学问题挪来一用，这并不是牵强附会。在充满激情的学生时代的另一新起点的演讲过后，教师可以提问学生用一句哲言为新起点做一次宣言。这时，学生就会热情洋溢，打开大脑的知识储存库，输入新起点这一词条，进行哲言宣言。如陶渊明的“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等。

二、政治观点哲学概括

各类学科都有自己的语言形式，而这种语言形式虽是学科个性的崭露，但在无形中又成为学科之间拉近距离的搭桥牵线者。政治与哲学这两门学科也是如此，源于它们研究范畴的交叉相似处，其相区别的语言形式也从两条无法交叉的平行线变成可交叉的两条线。根据这一点，我们可对某些政治观点运用哲学性的语言形式来概括。这与本文所阐述的第一点不同，政治观点的哲学性语言概括不是哲学前辈们千古流传下来的哲言，这里所说的是我们应用自己的力量去对“碎”和“乱”的政治观点进行“锻造”，使之成为简明扼要的哲学性语言，这种哲学性语言点染了我们的个性色彩。

基于哲学与政治的相通之处，教师可以激发学生打开自己的哲学宝典，用哲学的语系去论述政治观点，这是一次完美的概括和观点表达，学生可以言简意赅，可以大方说辞，也可以平白直叙。在学生思想的碰撞闪光中，政治课堂也得到了一次升华，而政治学科的面目看起来也不再狰狞。另外，学生在政治观点的哲学性语言锤炼过程中也兴趣盎然，得到思维的开拓。这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得到双赢的一种途径。例如，“珍爱生命”这一课，关于生命，它是无限可挖掘的哲学空间。在教师的激发下，学生就会联系自身进行一场珍爱生命的哲学语言之旅：生命本身就是财富，我们要去珍爱；生命无价，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无限的价值，是对有限生命的敬重和珍惜等。

三、政治词条哲学延伸

应该说，名称就是我们分门别类记住万物而输入大脑的一个词条，当谈话的时候，我们说起词条，便能想起词条所延伸出的词条定义。关于政治这门学科，它靠无数的词条来分章分节、构成知识体系。由于政治学科与哲学之间的微妙关系，我们曲径通幽，将这些词条做一次哲学性的延伸。正如英国诗人布莱克所说：“双手撑起无限。在这一延伸的过程中，我们从有限的空间入手，撷取无限的知识，我们在增加知识储备量的同时，也获得向哲学领域探究的乐趣，而且政治课堂摆脱从前的照本宣科，进而变得血肉丰满而有灵魂。”

教师不仅仅要给予学生课内既有的知识，还要帮助学生进行一次知识拓展之旅。拓展学生知识面，让学生依靠这些知识来看人生、看生命。政治与哲学之间存在类似之处，依据这一点，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把政治词条作为船桨，由政治的此岸摆渡到哲学的彼岸。以“让挫折丰富我们的人生”这一课为例，其中“挫折”与“人生”这两个词汇是本课最重要的两个词条，教师围绕这两个词条，会找到上升到哲学层面最能令人奋勇前进的人生观、价值观等。而教师可以将政治词条的哲学性延伸交给学生，让学生查阅资料，分享在课堂。关于挫折、人生有许多哲学性观点，例如：珍珠是牡蛎生病所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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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当代中国制度改革确实反映了人类文明进程的某些真实逻辑，这种逻辑应该是东西方文明共通的，是布坎南意义上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再现。

因为，表面上看，中国制度改革的客观过程，既不同于传统政治哲学关于封建政治体制的暴力革命过程――如同中国建国以前或者传统东方国家几千年来的古老故事，也不同于传统西方政治学关于一般民主政治的社会选择过程――如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激进改革故事（这里没有任何贬义的区分）。

但是这种实践与理论的外在矛盾，并不是实践本身的缺陷，恰好是传统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极度简化之处。或可能，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体的国家、民族，乃至不同理论学派、不同政党，都是通往现代意义文明社会的同路人。就如同交通规则的“右行”体系和“左行”体系一样，彼此之间或许可以互相交流，和平相处，并不必定存在绝对对立的冲突关系。

其中，相关的广义社会对话机制，正是讨价还价博弈的核心内涵所在。这本来也一直是启蒙运动以后西方政治学、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思想传统的题中之意。然而，随着“二战”以后思想意识形态之争，在冷战时期的政治阴影下，特别是在原子时代的核毁灭威慑下，人们之间的理性社会对话似乎变得不可思议，越来越远离我们这个可爱但充满危机的蓝色星球。

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世界范围内社会转型实践的一个独特标本，当代中国社会改革的实践创新，恰好为我们继承传统意义上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及其逻辑方法，同时深化传统意义上政治哲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内涵，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和实践镜像。

因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正是通过一种广义社会对话的讨价还价机制，实现了传统意义上彼此不同或者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广义对话”――表现为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给予恰当的非暴力“妥协”和“对接”。

另一方面，对于这种与西方传统自由主义哲学思想相通，但有待深入研究的实践逻辑，如果坚持某种积极、科学的探索精神，而不是采取或者盲目崇拜权威理论，或者全盘否定既有逻辑的态度，不仅能帮助我们自己认清中国进一步改革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也是彻底解开国际主流学术界对中国当代社会和平崛起的误解，乃至消解在政治上对中国社会体制转型的意识形态敌意的唯一理论途径。

当然，这要求我们对讨价还价博弈理论本身的特殊逻辑给予清晰的阐释，从而准确地理解作为对一般交易逻辑深入刻画的讨价还价博弈。其与古典博弈――可以形象地比喻为哑巴的博弈――有了很大区别而包含着人类行为中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双重性社会价值的理论伦理。

任何一种作为行为规范的社会制度，必须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这是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家们的常识性结论。然而，这种常识却往往超出纯粹意义的经济学语境，以至于人们在拓展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时，总是将这些应该时刻牢记的常识，不恰当地遗忘。

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家H.博尔蒂斯在其《制度、行为与经济理论》的开篇指出：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一个整体，关键在于人的行为是语言依赖的。尽管人类社会为这种“语言依赖”付出了极其巨大的社会代价和演化成本，然而，没有“语言”的社会一定是低级的社会，高级社会一定依赖于人们彼此的承诺、威胁及相应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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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就是提供确立公民政治的价值规范、价值评价的原则, 这些基本的原则通常是: 民主、自由、平等、人格、权威、理性、秩序、公正、美德、人权、法治等,它们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形态下会有不同的现实表现和价值倾向, 即使在同一政治制度形态下, 公民政治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也会有不同的特色内容和价值诉求重点。

公民政治哲学不仅要提供确立公民政治价值规范和评价的原则, 还要探讨这些原则在公民政治的运行过程中所实现的生活状态的意义、模式、目的和理想问题,即公民的政治生活方式问题。基于这些原则基础上的政治生活方式, 既可能是一种融合政治生活的现实意义的、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行辩护的知识体系的范式, 是实证性的;也可能是一种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意义进行反思、对公民政治生活的信念和信仰进行追问的评价体系的范式,是规范性的。二者都是公民政治哲学的内容,前者是对公民的现实政治生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问题进行论证, 后者是对公民的理想政治生活秩序的理论构建。二者并行不悖,在特定的社会政治体系中, 谁成为某个时期的公民政治哲学的倾向性主题取决于该社会政治体系所能提供给公民政治生活在经验、思想和信仰诸方面的空间性,一般来说, 遮蔽和限制性的空间会导致倾向于对理想范式的憧憬和对现实形态的批判, 舒展和开放性的空间会产生倾向于对现实模式的辩护和维持。但无论出现何种倾向, 公民政治哲学都是对公民政治生活方式的反思或解构。

哈贝马斯( JHabermas,1929- )是法兰克福学派后期最着名的理论家,也是西方新的主要代表。其公民政治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交往行为理》(1981)、《对话伦理学解说(1992)》以及《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1992)等着述中。

哈贝马斯公民政治哲学的起点是通过对现代民主模式的分析而确立其交往行动与理性理论。哈贝马斯认为, 现今的民主模式无外乎有与自由主义政体相匹配的自由主义模式、与传统政体( 共和制) 相匹配的社群主义模式、与社会民主政体相匹配的交往与对话理论模式三种。这三种模式与社会的四个领域也紧密地联系着: 自由主义模式对应于私人领域和市场领域,社群主义模式对应于国家领域, 而只有他提出的交往与对话理论模式才真正地对应于公共领域。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是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核心部分,包括各种福利性、公益性和宗教性的志愿社团,自助团体,公共媒体,医疗保健、教育及科研单位,工会联合会、雇主联合会等社会运动。他所说的公民社会不同于黑格尔、马克思所侧重的从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社会中所出现的非国家影响领域(通常理解为“市民社会”),而是表示国家领域、由志愿组织组成的公众领域以及涉及私营企业和工会的市场领域这三者之间的一种有活力的和相互作出反应的公开对话领域, 哈贝马斯认为这一概念可适用于所有的在国家和家庭之间存在着社会生活领域的国家,“公共领域是舆论于其中形成的社会生活领域, 是一个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的社会活动领域, 它是在每一次谈话中形成的”。“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像整个生活世界一样,公共领域也是通过交往行动——对于这种行动来说,掌握自然语言就足够了——而得到再生产的;它是适合于日常交往语言所具有的普遍可理解性。”

这样的公共领域(或称公民社会)的特点是:第一,是以现代公民的产生作为基本前提的, 这样的公民自由权利,能够对“一般性利益问题”自愿展开讨论而没有政治的强迫。第二,是随着新的社会阶层的成员的参与而不断扩展,对话空间是开放的, 也是拓展的。第三, 不管公民们的政治见解如何,公共领域都容许所有的人有机会确定新的意义,怀疑、改革和废除已有的传统,并创造出一种新的公共生活,即“公共领域也是通过交往行动而得到再生产的”。第四,强调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以及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其核心就是把公民的集体共识与公民之间的积极互动作为公共意见的引领,其作用则是要调节公民、公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形成和谐交往的第三空间,避免国家与社会之间产生直接的冲突。也就是说,自由的、理性的和批判性的讨论是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进一步地理解, 所谓“自由的”是指公民讨论公共事务的空间必须不受胁迫和从属等级这一类不平等关系的干扰,不受来自政治强权、市场和传统观念的干扰;所谓“理性的”是指交往中的理性,而不是意识哲学中的理性,不是自由理性而是主体间理性,理性不再是自我封闭的主体对自然的控制手段,而成为一种克服偏见、向其他主体敞开的交际通道。

在这样的主体间理性和共识伦理基础上建立的公民政治,是真正的现代民主。哈贝马斯在这里更多地是把民主看作一种对待争论、协调公民集体行动的一般方式,而不仅仅是某种程序。这种理性权威涉及的是法,尤其是宪法, 是公民由对宪法的认同而形成的共同身份感(普遍的公民性) 以及集体一致性( 国家的统一和团结)。 哈贝马斯由此对其公民政治哲学的核心支撑——人民理论进行了历史追溯和重构。他认为,近代以来由卢梭、康德等人完善起来的人民理论具有明显的缺陷。卢梭式的人民建构的是一个同质的伦理共同体,而在不存在基本信仰同质性的现代性社会中是无法建构起来的;卢梭式的民主是公意强制之下的民主,而非“公众舆论的民主”;同样,康德的人民理论所赖以奠基的公民自我立法观念被归结为自然法意义上的单个人的道德自我立法,而道德立法者并不等同于现代性社会中作为法律承受者而同时被赋予创制法律的主体。总而言之,哈贝马斯认为传统的人民理论都是建立在主体理性基础上的,是基于对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分离的假定基础上的,而没有看到社会主体的互为主体间性以及由于相互交往形成的交往理性。现代社会的生活世界是凭借语言、互为主体性的意义世界, 人民的实现事实上是一个公民们在公共领域中通过商谈进行的政治意见形成和政治意志形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民成为了建立在商谈伦理学基础之上的话语民主, 成为了体现于一系列交往预设和程序安排中的程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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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哲学的基本特征

按照稚斯贝尔斯的理解，世界哲学是一个目标概念，它不是单纯的欧洲哲学或亚洲哲学，而是开放的全球哲学。世界哲学中的世界”一词是指相互理解的空间向度，因而世界哲学是普遍交往的未来哲学。

雅斯贝尔斯提出世界哲学这一任务的前提是人类已进入科学技术时代。对于他来说，我们的时代是物质上、精神上崭新的时代，从这个时代中产生了“新世界的意识”。交通和通迅的发展使地球连成一体，地球的统一出现了。然而，这只是地域的统一，还必须把它创造成共同的精神空间和政治共同体。战争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一要求十分迫切。原子弹造成了全新的境况：现代人可以毁灭整个人类。在如此彻底改变了的条件下，每个人的思维和行为已不是过去那种生存与超越者的垂直关系，而是个人与全人类的交叉关系。因此，哲学家必须严肃地意识到这一全新的世界现实，探索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精神形式，以此参与构筑“新时代的根据”。

由于科学技术这一现实，世界自身已移入现实的中心，“世界”成为哲学的最高概念，世界哲学成为一切哲学研究的新任务。雅斯贝尔斯强调，世界哲学是唯一符合未来时代的思维形式，唯有借助这种形式，哲学家才能关注全球问题，对世界的精神、政治现实提出疑问，寻求那些使世界范围内的共同体成为可能的条件，最终为人类的统一、世界的统一提供理论基础。

世界哲学是一门全球哲学，它以“世界公民”为对象，所以它必须“为所有的人理解”，必须成为“民主性的哲学研究”。

世界哲学应成为人类总的交往领域的思维，它致力于人类的统一、世界的统一。从当下现实上看，那些国家中心主义课题（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安全保障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依然存在，但从宏观和长远看，这些课题只具有相对意义。在新的时代应该抛弃过去那种民族的、国家的观点，而以整个地球作为统一的框架结构进行思考。也就是说，在新的时代应该超越民族种族中心主义的心理、社会和文化的偏见，要以全人类的理想为动力，实现全球精神-政治共同体的构建目标。

诚然，世界哲学关注作为精神-政治统一体的未来世界并指向未来人类的普遍史，但世界哲学又注重当下批判，即注重对现存的政治、经济状况作出实际分析，使之导向理性的未来。重要的是，当下现实既要再现以往历史，又要理解和超越新的现实。因此，世界哲学的任务总是三重的：（1)思维的思维；（2)现实的思维；（3)对实现的呼吁。换言之，在全体广度中再现过去;在可能的总体空间中澄明、批判当下；在普遍交往的意志下，呼吁性地预见、澄明自我显示的东西。

世界哲学最初萌发于叔本华、多伊森等人的著述中，但作为一项任务则是人类总体体验，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后果。同舍勒一样，雅斯贝尔斯也把创建世界哲学视为源于我们时代的必然任务。

伟大的思想总是悄悄地向人们走来。雅斯贝尔斯最早在《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中使用过“世界”概念。在此，世界概念通过“世界观”、“世界图景”、“世界的思维可能性”这三个向度为心理学提供理论根据。在1932年完成的《哲学》三卷中，他仍然专注于“世界”问题，他从世界定位出发，探讨了所有自然的文化评价。完成《哲学》后，雅斯贝尔斯一度觉得想说、该说的都已说过了，但在《理性与生存》中，他却突破自身哲学思维的生存中心说，重新把理性、大全、真理置于自己思想的中心。与此同时，他花了大量时间钻研中国、印度哲学，他发现历史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可以重新获取的思维空间。

通过接触伟大的东方哲学传统，雅斯贝尔斯第一次从外部觉察到了西方思维的局限，这使得他日益把目光转向作为总体思维的世界哲学。尤其是，战争前后，战争技术的迅猛发展，直接威胁到整个人类，这促使他进一步增强了创建世界哲学的意识。

二、世界哲学的基本内容

雅斯贝尔斯对世界哲学的理解“猜测多于了解，是尝试性的而非占有的”。众所周知，西方不少思想家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过广泛的理论概括。例如，斯宾格勒提出过8个历史有机体，汤因比则提出过21个文明。然而，对诸如此类的历史观，雅斯贝尔斯提出了尖锐批判，因为按照这类有机体、形态学的历史观，历史就没有意义，没有统一性。可是，历史哲学所要探求的却正是历史的意义，正是历史的统一性。

历史哲学探求历史的全体统一性，它以全人类为对象；历史哲学追问人类存在的意义，其典型形式是追问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雅斯贝尔斯从信仰命题中找到了这一整体世界观的结构：人类具有唯一的起源与目标。人类历史起源于人类意识，又因人类意识走向统一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1)人类文明与人道化；（2)自由与自我意识；（3)崇高人物的精神创造；（4)人之中存在的启示，即神性的启示。这些统一的目标成为历史统一的根据。

历史哲学意味着历史的统一、人类的统一。但是，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历史的统一并不是一个既成事实，而是一个无止境的任务。历史位于起源与目标之间，统一的理念在历史中起作用。人类沿着历史大道前进，但并不因实现历史的最终目标而终结历史。

由于普遍交往的出现，我们的时代展现出真正全人类的历史，世界和全人类的统一正在变为现实。它的预备阶段是地理大发现时代，并在本世纪真正开始。对于雅斯贝尔斯来说，由于全球地域的统一，全球政治统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确切地说，由于技术现代化，世界政治统一的前景已确凿无疑地展现在人类面前，就象当年地中海人民面前的罗马帝国一样。

雅斯贝尔斯构想了未来世界政治的前景，这就是从民族国家状态经过大规模的管理机构状态达到世界的政治统一。由于这种统一必须以自由为前提，因而他不像汤因比和罗素那样考虑一种世界帝国，而是考虑一种世界秩序。

尽管世界政治统一的时代是不能预先描绘的，但是未来的世界政治必须以世界和平和政治自由为目标。雅斯贝尔斯的“世界秩序”思想来源于某种类似于康德永久和平的理念的东西®。大体来说，世界秩序思想包括下述几方面的内容：（1)废除战争；（2)建立一个包容世界各国的联邦制国家；（3)放弃民族的绝对自主权；（4)自由与社会公正的相互约定；（5)全部生产用于联合的人类发展；（5)所有对外政策均转变为世界对内政策；（7)世界秩序中应设立法庭；(8)贯彻公认的国际准则，例如，康德的永久和平准则；（9)政治与道德的一致;培养政治道德感，树立道德尊严；（10)人类的自我教育与伦理道德。

在雅斯贝尔斯那里，正如世界统一一样，世界秩序也不是既成事实而是一个恒久目标。因此，世界秩序不能一蹴而就，而只能以自由的各个阶段出现，其具体途径是：（1)法律范围内各国秩序的日臻完善；（2)国内政治自由的普遍化和持续化；（3)各国之间的共同协商和共同决定；（4)各国之间、各民族之间的自由交往。

政治即世界政治，它以世界秩序和政治自由为目标，但客观上，世界秩序和政治自由却依赖于现实政治，即依赖于各国政治进步的程度。因此，在雅斯贝尔斯的政治哲学中始终贯穿着双重运动：一方面，从各民族走向较大统一（亚洲的统一、欧洲的统一），然后越过这些偏向寻求世界的政治统一。另一方面，从世界秩序的和平与自由理念返回到至今仍在推行的现实政治道路，如议会辩论、选举、政府组织等。

迄今西方哲学史上曾出现过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康德的先验逻辑、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存在哲学的拯救逻辑等。与这些逻辑不同，世界哲学逻辑学是一门普遍的逻辑学，是无所不包的思维可能性的系统学，它旨在指明真理显现的一切空间。

1947年，雅斯贝尔斯发表了《论真理：哲学逻辑学》第1卷，此后，他留下了三卷本遗稿.《范畴学说》、《方法论》和《科学理论》@。他把此四卷通称为新的无所不包的逻辑学即“交往逻辑学”。第1卷构成“前逻辑的逻辑”；后三卷构成“逻辑的逻辑”。

“前逻辑的逻辑”通过打开存在的空间，揭示思维的根源，并在前逻辑中指示其复杂的交织性。换言之，在此在空间中，思维把自身的特殊真理展现为实用主义的有用真理；在意识一般空间中则展现为包容性理念的意义真理；在生存空间里展现为个体生存的绝对真理；在超越者空间里则展现为浮动着的暗码真理；最后，理性的真理表现在通过思维把一切根源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存在空间中，并不存在那种普遍适用的绝对真理，但存在的诸空间均具有自身范围内的真理意义。

在“逻辑的逻辑”中，范畴学说说明哲学语言，方法论说明获得知识的方法，科学理论划分知识内容。这样，一切范畴都被把握，一切方法均得到阐明，一切知识内容都有其所辖的范围。在这种逻辑中，真理获得了作为联系和交往的全新含义，由此，这种逻辑学也是世界理性的逻辑学，它使由各种思维组成的交往成为可能。

雅斯贝尔斯经历过纳粹政权的迫害，他对基督教的排他性信仰与源于科学迷信的欧洲虚无主义深感失望，这促使他寻求一条通向本真信仰的哲学之路。现代人企图抛弃信仰，抛弃自由，但是人若没有信仰就根本无法生活，这是雅斯贝尔斯的根本信念。因此，在他看来，问题不在于从信仰与不信仰之间选择哪一个，而在于从自由的信仰与暴力的信仰之间选择哪一个。

雅斯贝尔斯毕生反对两方面的敌人:一方面是以人的名义出现的“不信仰”，它表现为一种否定的信仰即“超越者不存在”(无神论）；另一方面是以上帝的名义出现的对象化超越者的信仰，它表现在“上帝在启示”(启示信仰）。作为信仰，两者都放弃了自由，在其他生存中封闭了自身，导致交往的中断，从而直接危害生存。

哲学思维在客观的意义上终将返回到信仰。因此，自《理性与生存》开始，雅斯贝尔斯公开倡导“哲学信仰”，将它看作哲学学说的意义®。哲学信仰是源自大全并受大全引导的信仰，故它是自由的信仰、理性的信仰。作为开放的信仰，哲学信仰有助于纠正启示信仰的“排他性权力主张”，也有助于克眼各种形式的虚无主义。进言之，哲学信仰趋向普遍交往，使未来的自由共同体成为可能。

哲学信仰揭示了一切信仰的历史多样性和局限性，但它并非借此摧毁信仰的可能性，而是在开放的大全思想中，把各种信仰扩展为普遍的广度和宽容，以便让一切存在者都能对超越者给以提示。一切信仰方式都有其不同的根源，在这些根源中，它们有权包容哲学的理性信仰，但哲学的理性信仰并不因此架空有神论。

雅斯贝尔斯坚信，一旦超越者不再从无神论角度加以狭隘理解，一旦一切信仰立足于哲学洞察放弃其偏狭、封闭和非宽容，那么有朝一日便能开始一种真正无所不包的“世界信仰”。世界信仰将为形成全人类统一的意识、道德规范和永恒价值铺平道路。

在他的著述中，我们还可获得“世界哲学”一词的其他含义。“世界”一词亦指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全体、地球的统一、人类的统一、世界秩序和世界历史、世界维护等等。世界哲学即是世界广度和世界开放的思想，这一思想用理性贯注每一个生存，把个体生存的自由导向一切理性人的团结一致，使之日益对世界负起共同责任。

质言之，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思想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1)全球性。凭借全球广度，世界哲学能够诉诸全人类；（2)理性。凭借理性的无限开放性，世界哲学能够深入到当下的世界之中；（3)普遍交往。由于普遍交往的意志,世界哲学能够通向所有形态的真理，达到世界的可能统一。

三、世界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雅斯贝尔斯并未完成世界哲学的任何部分，他仅仅走在通向世界哲学的半路上，但是，他的未来世界哲学思想中包含着许多新思想的真理因素。

在世界历史哲学中，他冲破了传统史学中欧洲中心论的偏见，把中国、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发源地置于同西方文明发源地同等的地位，从而奠定了东西两极的历史观。在他以前，康德就已提出过“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历史观”，但雅斯贝尔斯把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历史观视为普遍的世界历史还是第一次。

世界历史哲学必然进入世界政治哲学。在世界政治哲学中，雅斯贝尔斯构想了以世界和平与秩序为目标的未来世界政治的前景。他立足于科学技术时代,将康德的政治哲学思想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想融为一体，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世界公民的共同体”学说。

在哲学世界史中，雅斯贝尔斯根据全体、理性、交往等理念，构思了世界哲学史的宏伟篇章，重新解释了哲学史的性质、任务，具体规定了哲学史的研究方法、撰写标准等。

在哲学逻辑学中，雅斯贝尔斯通过大全思想揭示了思维的不同根源，阐明了多元主义真理在世界信仰中，雅斯贝尔斯通过阐明哲学的理性信仰，试图为未来人类的统一意识、伦理和价值开辟道路。

雅斯贝尔斯未来世界哲学思想的宗旨在于人类的统一、世界的统一。如果考虑到人种及其文化差异，实现世界的精神-政治统一或许是人类不切实际的梦想，但我们认为这一梦想可以把世界政治的基本方向变为现实。从理论上看，人类是由未来的意识支撑的，任何哲学意识都不能没有关于未来的意识。从实践上看，对未来的希望和热情决定人类今后的发展方向。因此，人类应对未来抱有期望和理想，没有理想，人类就归于灭亡。

展望未来，尽管人类相互冲突、相互憎恶的反面势力还很大，但从全人类的立场和希望方面看，人类相互合作、相互理解的机会和场所将与日俱增。尤其是，今天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尽管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作法各异，但是在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人权的社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这表明，世界政治的可能性在人性中有其深刻的基础。从长远和宏观上看，未来时代必将唤起新的政治意识，康德、雅斯贝尔斯的世界政治构想有可能被提上政治日程。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当今文明中存在着事实上的8个或10个文化区，而这些文化区是有着不同宗教、法律和国家概念的集体形式的个体。在这些矛盾现实中，如何引导政治意愿超越民族国家而迈向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统一体，无疑是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这也表明，雅斯贝尔斯的世界政治构想远非是那么乐观的，但不可否认。这一世界政治的前景依然存在于一个遥远的未来之中。

雅斯贝尔斯一生的思想经历了从生存哲学到理性哲学、世界哲学的转变过程，那么，他后期的世界哲学是否背离了早期的生存哲学呢？是，又不是。他的思想历程表明，他从早期主导性的生存-超越者理论继续前进，不断把目光转向世界共同体，最终放弃了早期哲学中“内向性”的优先性。在后期哲学中，哲学交往意味着“公众的精神之战”，即他们之间的相互辨认、相互澄明。因此，这个时期的哲学交往标志着一切理性者之间的团结一致和无限交往。这导致雅斯贝尔斯哲学思维中的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