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法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统文化与法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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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社会控制模式以及价值系统，不仅强调国家通过法律来控制社会，而且也强调国家本身受法律的支配。但作为西方文明产物的法治有着深厚的西方文化基础，体现出人权、民主、平等的文化精神;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具备民主法治的文化精神。因此，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探讨了我国法治进程中应正视和思考的几个问题。

一、困境:中国传统文化对推进民主法治的消极作用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冬的政治和经济。本文在使用文化这个概念时，仅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所内化而成的一套价值观念和评判标准，并表现为一种普遍、持续和较为稳定的思维与行为的方式。简言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共同具有的观念与标准.即观念文化。

作为近代西方文明产物的法治，体现出了人权、民主、平等的文化精神;而中国传统文化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秉承儒家“内圣外王”的指导思想，经封建君主专制的固化长期沉淀而成的。契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是“德治”或“人治”，这便成了在中国推行法治之艰难的社会心理因素。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基于血缘纽带的宗法伦理导致了权力绝对化

宗法伦理是原始社会父系家长制公社成员之间的亲族血缘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密切交融的产物，其直接表现为等级制和礼教。根据宗法制原理，与国君血缘最近的、辈分最近的在政治上地位最高，相反则政治地位低。而礼教则把宗法人伦等级制度以文化的形式正式固定下来，成为维护等级制度的精神工具。“礼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基于血缘纽带的宗法伦理，只承认人伦关系网络的存在，而否认个人可以独立于这种关系之外享有的民主权利，整个社会就分成尹命令和服从两个等级。个人毫无权利可言，没有公平、正义，只有绝对的服从，权力由此而绝对化了。

宗法伦理形成的文化，导致人们在进行行为选择时，总是首先考虑是否符合上司的要求、会不会使当权者的利益受损，而不管是否符合正义或是法律。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反过来必然导致对普通民众权利和法律规则的视而不见。权力的绝对化还会导致对权力的绝对崇拜。权力本位的社会结构中，人的个体主体意识丧失，权利意识、平等观念匾乏，不能形成追求正义、公平、权利、自由的行为模式。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律工具主义致使对法律权威的信仰难以树立

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它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他的信仰。”法律权威信仰是民主法治社会人们普遍守法的情感基础。在西方文明中，这一信仰己凭借宗教对上帝权威的信仰而内化为每个成员的文化基因。正是基于对上帝的忠实信仰，法律权威渊源的合法性得到巩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古往今来强烈的法律工具主义性质和意识，使得人们难以产生神圣的法律情感，而法律情感恰恰是法律信仰的心理基础。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作为人文精神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宗法伦理”，而非“宗教伦理”，它的目的是为了纯粹的实用，因政治而生，又被所利用，文化的价值观念体系本身缺乏对公平、正义与公正的追求。法律只是一种统治手段，不体现公平和正义，人们也只是敬畏法律而非信仰法律，法律权威的神圣性并不存在，因而社会心理中也就难以树立对法律权威的信仰了。

(三)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国家本位主义，忽视个人权利自由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使人们长期意识不到对社会的独立性，不能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专制政治的目的是为专制统治的稳定和统治者利益的实现服务，强调整体为本位，把整体看做起点、核心和目的，整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体没有任何地位，个体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整体的部分而存在。绝对整体主义的道德要求个人无条件服从整体，为整体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要求个体完全融于整体之中。个人不得有个性和人格，更谈不上独立、权利、价值和尊严。

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人类建立个性主体观念走过了两个历程:一是人类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二是摆脱对社会(家庭、组织)的依赖。后者在中国至今尚未完成，而且其进程也是缓慢的。强调国家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注重团结，这本是中华民苏的美德，但是如果这种妥协没有了限度，就否定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个性。而尊重人的权利、自由和个性正是法治所追求的。今天国家本位主义的法律传统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已经被否定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这直接导致了现今我国公民对权利的不尊重，维权意识的淡薄。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中华民族的人民习惯了顺从、忍让.无形中导致了对法律的轻视、远离和不信任，因此他们难以真正地以纳税人的身份理直气壮的监督政府行为，理所当然地要求政府保障自身的权利，不卑不亢与政府对话。

二、关于文化的两对范畴:民主与法治论题下的中国传统文化

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确实对推进民主法治产生了消极影响和一定程度的阻碍。但如何才能突破困境，找到由中国传统文化通向民主法治的出路呢?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两对范畴:一是文化的道德层面与法律层面;一是学术思潮与社会心理。

道德层面和法律层面是文化的两个基本层次。道德层面的文化主要是一种观念形态，它以一些社会公认的价值准则为内核，来指导和制约着人们的个人行为，因而也具有社会规范的作用。法律层面的文化与道德层面的文化不同，往往带有国家意志属性和广泛的约束力，调整的强度也要大于后者。但某些情况下，二者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某些公认的社会道德也可能上升为法律，成为法律层面的文化渊源之一。由此可见，法律与道德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前者体现的是国家强制的普遍性;后者体现的则是意志自由与自觉的个体性。二者调整的范围与方式均有所不同。

著名学者梁治平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法律隐含了“一个绝大的秘密，即道德的法律化与法律的道德化”。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法往往包括礼仪、伦常等的道德内容，刑罚制裁与道德礼教互为表里，道德的内在要求被赋予法律的形式而得以表现。这就形成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征之一的泛道德主义”在法律领域的具体表现，而泛道德主义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性格形成有着全面而深远的影响。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使得法律与其本身所固有的确定性相冲突，另一方面也阻碍了道德的理性化。道德产生于人的思想，必须以自由为前提。但“在中国，道德是一桩政治的事务，而它的若干法则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机关来主持”困。因此，以执行法律的方式来强调道德，在某种程度上是压制了道德，从而使得思想的自由没有发展的空间。

道德层面与法律层面是文化的两种静态划分，而学术思潮和社会心理则是文化发展过程中两个密切相关而又各具特色的阶段。学术思潮是某种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在学术界内引起了多数人的共鸣而形成的思想潮流:而社会心理是指社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性格、感情、爱好以及习惯等心理特质的总和。一般来说，一种文化的发展与变化以学术思潮为先导，而变化发展的结果则体现在社会心理上。

从社会心理的层面来看，决定一个人思维与行为方式的主要因素是内在趋利避害的本性和外在环境的某种规律性。对文化所作的任何结构性解释，也是按照个体心理作出的解释，但他既依据心理学，也依赖历史。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决定一般并不是以所谓“文化”为取向，而是以现实过程中的利害关系为依归。而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各个民族，将本民族在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法律思想和法律价值观加以积累，使某种观念在人们心理中凝聚，经过世代相传从而形成该民族一种“超稳定形态”的民族法律社会心理，成为千百年来民族文化传统积淀的产物。因此，学术思潮本身与民族文化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而民族社会心理才是民族文化存在的基础。那么很明显，不管古代典籍中存在多少体现民主与法治的成分，不管其记载的学术思想有多么先进，如果它没能转化为社会心理，则仍旧不能说它是民族文化的体现。

三、出路:在传统文化与民主法治之间

基于以上两对范畴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寻求从中国传统文化到民主法治的出路之时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为法律和道德正位，抑制泛道德主义的影响，推动法律成为最主要的社会控制方式

法律与道德将人区分为外部行为与内在精神世界。法律对人的行为的规制是直接的、强制性的，制裁力度较大;而道德对人的行为的约束是间接的，非强制性的，制裁力度与前者相比也较小，只能通过自我良心、社会舆论等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因此，法律的规制才是客观的、确定的，并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其约束效果明显优于道德。再次，道德的作用需要权威的支持。在其它一些形式的社会中，宗教组织、社会组织常作为支撑的力量。但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法律是唯一的权威，道德规范对人的有效约束必须借助法律的权威方可建立。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泛道德主义是不能适应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需求的，也不可能产生适应现代民主法治需要的新文化。实现民主法治的过程，必须完成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传统文化更新，而传统文化的更新和进步也并不意味着完全驱除道德对法律的作用。换言之，法律和道德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是两种不可或缺的社会控制方式，我们要做的只是摆正二者各自的地位和关系。由此，笔者提出“法主德辅”的思路，即以法治为价值目标，以法律和道德为共同手段，来推动我国的法治进程。具体的现实途径主要有:

1．客观评价道德的规范作用，加强以法制为支撑的制度建设。不可否认，目前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有过分高估道德的规范作用的倾向。在某些领域，对个人行为依靠道德进行自律的方式寄望过高，实际效果也不尽人意。这实质上是传统“人治”遗留下来的影响。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认为，人是“经济人”，不仅会作出“利己”的选择以实现个人福利和效应最大化，而且还会作出损人利己的“败德行为”。因此，必须重新客观评价道德约束的实际效果，改变过分倚重个人道德自律的现状，加强以法制为支撑的制度建设。该用法律规范的地方坚决壁律，该用制度规范的地方坚决用制度，这样社会秩序才能得到有效保障，个人行为才能得到有效约束。

2.充分利用利益激励，正面引导遵纪守法的行为。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动机“是指引起个人行为，维持该行为，并将此行为导向某一目标(个人需要的满足)的动力”。它体现着所需要的客观事物对人的行为的激励作用，并把人的行为引向一定的、满足其需要的具体目标。个体利益动机的形成和发展既有个体内在因素的作用，也有客观环境的制约。在我国，要使大多数人主动遵守客观上已经建立的法律制度，就要大力加强其对形成个体利益动机的内在因素的作用，特别是对个体需要和个体价值观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协调来强化个体的法治观念。如此，个人在按法律规范去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就能在满足自己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社会利益。例如，国家为了鼓励人们消费之后索要发票而推出了有奖发票，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索要发票的人较之以前普遍增多，有效地减少了逃税漏税现象。这实际上是法律对是非的一种评价，而这种评价向也个体传达了法律所体现的价值观。如果个体接受了这种观念，并反复实施法的规范要求，其价值观就在个体意识中逐渐得到强化。

(二)促进先进学术思潮向社会心理转化

事实上，不管社会心理在多大程度上与传统文化相一致，都与积极维护传统文化认识的努力基本上不相干，其原因在于从学术思潮到社会心理的过渡缺乏一种有效的转化机制。“认为西方与中国之‘精华’的结合将产生一种很好的新文化的看法将是错误的。因为，那些能被现代人重新肯定的中国的传统价值，将依然是符合现代人各自的标准的价值，其中包括甚至对传统一无所知的人所肯定的价值。社会心理中所遗留的传统性糟粕与这种努力同样无关，而只是由于这些糟粕产生的外在条件目前还未彻底改变。

文化是政治、经济的集中体现，其形成和积淀只是果，而非因。文化在政治与经济的长期作用下自然形成，而不是由专家直接设计出来的。因此，即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依然给民主法治事业造成了影响，也不能(其实也不可能)通过就“文化”论“文化”的方式来消除这种影响。要使得学术思潮向社会心理有效转化，笔者认为主要途径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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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遗产；岭南舞蹈；传承；发展

中途分类号：G7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2-00068-01

岭南传统舞蹈源远流长、悠久灿烂，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舞蹈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承载着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使命，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广东人走出国门，将岭南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样带动岭南传统舞蹈的传承与发展。岭南传统舞蹈除了现如今大家最常见的“狮舞、龙舞”还有很多颇具名族特色的舞蹈形式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已经失传的艺术文化我们无法挽回，如今应该做的是如何将千年流传的岭南传统舞蹈与现代艺术相融合，促使岭南传统舞蹈能有效的传承和稳步发展。

一、岭南舞蹈的概述

1.岭南舞蹈的起源。据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代古南越族的先民在岭南就有舞蹈活动。岭南舞蹈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一是独立发展时期。远古时期的岭南舞蹈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只能从考古发现中去寻找舞蹈形象。二是汉越舞蹈文化融合时期。这时期的舞蹈我们除了能在考古发现外，还有文字资料记载中去展开想象。三是岭南舞蹈的传承与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很多舞蹈形式都保留到了现在。

2.岭南舞蹈的多元化。岭南地区多名族聚集，形成了多元化的岭南舞蹈。其中除了汉族的“狮舞”、“龙舞”、“采茶舞”、“闹花灯”、“钱鼓舞”还有黎族的“招福舞”、“草笠舞”、“钱串舞”、“跳娘舞”、“清音舞”；壮族的“绣球舞”、“扁担舞”等等。岭南舞蹈形态各异，内容丰富多彩，有表现期盼丰收、喜庆的酒歌舞，有表现辛勤劳作的劳动舞，有表现爱情的情歌舞。这些舞蹈都蕴含着岭南各族人民的生活和梦想、快乐与哀愁。这些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艺术瑰宝我们要重视、保护、传承并将它发扬光大。

二、广东岭南舞蹈的传承与发展

广东岭南人经历了岭南舞蹈文化和中原舞蹈文化相融合的过程，创造了绚丽多彩富有 广东特色的岭南舞蹈。广东民间舞蹈，多数是农时节令、婚丧礼仪、岁时节日、等民俗风气中展开。

1.广东民间传承的岭南舞蹈

1.1.傩舞：50年代在钦州发现傩舞“跳岭头”，随后在海康发现“走成伥”，湛江市郊发现“考兵”，化州县发现傩舞“跳花棚”，吴川县发现傩舞“舞六将”、“舞二真”。从广东“考兵”等几个傩舞特征考察，舞蹈动作和面具比较古朴，内容主要都是祭神驱鬼。流行于海康县等地的舞具有戏剧性的特点。

1.2.宗教舞蹈：佛教在广东历史悠久，香火旺盛，信佛拜佛者甚多，族中和家中做香花佛事也很普遍。在民间常可看到的较有代表性的有：“打莲池”舞蹈源自“目莲救母”的神话传说。是宣传佛教慈悲为怀、驱难报恩、普度众生。舞蹈时气氛严肃悲凉，低沉哀切，舞姿轻盈回转。

1.3.民俗舞蹈：岁时节日，是人们相互祝愿、共同娱乐、交流感情的重大民俗活动，而民间舞蹈在这些节日喜庆活动中，成了最活跃、最能宣泄人们情感的活动内容。在春节和元宵节的传统节日里，“英歌舞”、“钱鼓舞”在潮汕地区盛行。以及佛山“十番”等，这些几百年历史的舞蹈直接反映人们的生活，抒发人们的美好情感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这是一种表演性较强、艺术价值较高的民间舞蹈，深受人民群众欢迎。

2.岭南舞蹈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2.1.专业舞蹈演员不足，岭南舞蹈在日常的生活中演出机会很少，农时节令、婚丧礼仪、岁时节日这些时候才会展开，所以岭南舞蹈的演员薪资收入就较少，导致岭南舞蹈的演员严重不足。

2.2.观众对岭南舞蹈认识不足，岭南舞蹈不像电视上常见的歌舞表演，喜闻乐见，岭南舞蹈演出的机会比较少，所以观众对岭南舞蹈认识不足，喜好程度不深、受众群体太窄。

2.3.专项制度不健全，目前岭南舞蹈传承与发展中面临着专项制度不健全的问题。只有一小部分人在为这一传统的舞蹈表演的传承和发展努力，没有相关部门对它进行有效的管理。

三、更好的传承与发展岭南舞蹈办法

1.加大媒体推广，电视台和广大新闻媒体是信息传播最快、最广的途径，岭南人想要把岭南舞蹈推广到全国乃至全世界，让广大观众都了解岭南舞蹈、接受岭南舞蹈、热爱岭南舞蹈就要加大媒体推广。政府也要成立相关部门扶持岭南文化的传承，多推荐优秀的舞蹈演员参加电视台的娱乐活动，加大电视台及广大媒体对岭南民族民间舞蹈的传播，发挥媒体优势，加大宣传力度，在观众欣赏岭南舞蹈的同时，加深对岭南舞蹈的了解及认可，促进岭南舞蹈的全面发展。

2.加强专业舞蹈人才培养，岭南舞蹈由于历史悠久，岭南日常生活中岭南舞蹈影响深远，岭南人对于基本的岭南舞蹈有所了解，但岭南舞蹈的技巧、内在情感和表现力，岭南人民了解甚少。因此，要想岭南舞蹈在当代社会中继续传承，就必须加大专业舞蹈人员的培养，重视舞蹈教学，对舞蹈人员的基本功、专业技能、美感意识、情感表演等进行专业的培养。才能感染观众，加大观众对岭南舞蹈的认可。

3.追求创新，岭南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底蕴，它以各名族各时代的意识为主体，传扬一种具有精神内涵的文化状态。由于岭南地区，是沿海地带，也是我国贸易出口的重要地区之一，国外丰富的文化、商业文化、科学技术引进丰富及文化的传播，岭南民族舞蹈在创作新品时，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学习西方先进的舞蹈形式。岭南民间舞蹈在社会文化历史之中，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传承文化的同时不断的探索创新，激发人们潜在的想象和创造力，促使岭南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

4.社区平民化推广，现在广场舞、健身操已经普及到全国各个乡镇。岭南舞蹈的专业演员有志之士也可以组织在一起编排一套适合广大观众学习的健身舞蹈，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岭南舞蹈的热情及欢乐，营造活跃的氛围，把岭南舞蹈传播到神州大地每个角落，促进岭南舞蹈平民化、大众化。

参考文献：

[1] 崔英美.岭南舞蹈的传承与创新.《南方论刊》 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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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特权文化；私法审判；制约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117-01

一、探源中国传统司法审判中贵族官僚的刑法特权

周礼将“刑不上大夫”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提出了“八辟之法”，据《周礼・秋官・小司寇》记载，“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①也就是说，凡是属于以上述八种人犯罪，不得直接处刑，而需经过特殊的“议”才能定罪科刑。

然而战国时期法家并不承认贵族官僚的刑法特权，商鞅变法时还将太子的两个老师处以极刑，韩非子明确提出，“法不阿贵”不过先秦法家的这种“刑无等级”的主张并没有真正废除刑法上的特权，他们只是以此废除旧贵族的特权，同时确定新贵族的特权，从赎刑的出现便可看出。秦汉初期，在一定程度上奉行先秦法家“刑无等级”的主张，贵族官僚在刑法上拥有较小的特权。随着“立法合一”的进一步发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作为一项治国的刑法原则被确定下来，其主旨及内容不断充实和完善，逐渐演变成为中国古代刑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和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贵族官僚刑法特权制度缘起于西周，发展于魏晋南北朝，成熟于隋唐。曹魏政权制定新律时，为了笼络官僚贵族集团，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以周礼所规定的“八辟”之法为基础，首次将“八议”制度正式写入法典，使官僚贵族的司法特权逐渐法律化制度化。“八议”入律，使一部分贵族官僚取得了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的司法特权，充分体现了同罪异罚的贵贱尊卑等级秩序。此后历代政权在法典中基本保留了“八议”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前后沿用一千六百八十余年，直到清末修律才正式废止。“上请”制度，源自于汉朝，指贵族官僚犯罪后，一般司法官员无权审理，须通过廷尉直接上奏皇帝进行请示，由皇帝根据犯罪者与皇室关系的远近亲疏、官职功劳的高低大小，决定刑罚减免与否的制度。由于身份和官品、爵位等级不同，所享受特权的范围也不一样，这突出反映了封建法律所具有的公开不平等的特性。在北魏及南陈时期，出现了官吏犯罪可用官爵抵罪的“官当”制度。所谓“官当”，指一定范围的官僚违法犯罪后，允许他们以其官职折抵罪责，折当徒刑。自两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以来，它一直为隋唐宋等各代政权沿袭，直到元代。总之，中国历史发展到唐朝时，统治者以议、请、减、赎，以及官当等多种方式，将贵族官僚的特权法律化、制度化，使他们享有的特权更加广泛、更加系统，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刑法的特权法性质。②

二、统治阶级赋予贵族官僚刑法特权的必要性

首先，官僚贵族的刑法特权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阶级性是阶级社会中法律的基本特征，阶级社会中的法律最本质的意义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贵族官僚的刑法特权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能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自夏启改禅让制为世袭制后，维护世袭的君主专制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最高宗旨。即使是一个勤勉的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也不可能事必躬亲，他需要百官去服从旨意，执行命令。为了巩固其最高统治地位，更好地管理这个国家，必然需要一套政治体制，而这个政治体系运行的关键则在于官吏。

再者，官僚贵族的刑法特权符合以“礼”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思想。每一种社会制度的形成都有一定的思想渊源，法律制度作为一种服务于君主专制的封建等级社会的政治制度，无处不体现着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宗法关系是维系中国古代社会的纽带，各种社会制度的制定与运行都以此为基础，宗法观念将人分为士农工商等不同的等级，不同等级的人各自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地位，享有各自的权利，并相应地承担各自的义务，各个等级的人都必须严格遵守，不能逾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一社会思想自然会使官僚们享有一定范围的专属权利。

最后，官僚贵族的刑法特权还在于对官职概念特殊理解。官职本来只是一种行政职务，而官吏也只是从事行政工作的人而已，在中国古代社会，官职被理解成为一种特殊的身份，有此身份的人，一般被成为“士”。“士”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社会阶层，他们是次于君主贵族的统治阶级组成部分。“士”在取得官职的同时，也取得了与官职相应的身份，拿以官抵罪的“官当”制度来说，犯罪的官吏丧失的只是行使一定职权的权力，官吏的身份仍然存在，去职后仍可以享受特权。这也是中国官本位思想的根源所在。

三、刑法特权消亡的必然性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权思想与当时社会贵贱有别、尊卑有序的主流意识是一致的，巩固维护了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然而，阶级特权对古代司法审判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它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法律作为社会行为规范，是社会成员的基本行为准则，是评判是非对错的准绳，而法律的有选择性地执行，严重破坏了法律权威的统一性。特权思想的泛滥，严重破坏了司法审判应有的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八议”“官当”这些贵族刑法特权，使官僚贵族因拥有特殊的身份而逃避法律的惩处，严重地破坏了法律本身应有的内在价值，集中反映了封建法治的不平等性。随着民主、法治思想被人们所熟识和接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谁想再要凌驾于法律之上，明显是不合时宜的。封建社会特权法律现象的存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在维护阶级统治、调和社会利益冲突、确保社会稳定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一种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其根基的情势或者自身内部盾发生了质的变化时，这种传统如不能改变以适应新的情势则将走向消亡。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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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文化；法治理念教育；教学方式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2）12-0067-02

关于运用儒家文化对大学生法治理念培养的意义，国内早有学者进行过探讨，但如何在新形势下创造性地利用儒家传统文化进行大学生法治教育，提升法律素质，是教育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有必要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对这一课题进行简要的分析：

1转变教育理念，做到文化教育与法治教育并重

高校在办学与教学过程中，要做到文化教育与法治教育并重，文化教育与法治教育相互融合。大学生法治理念的培养不仅需要德育教育，还需要与高校法治教育以及其他学科教育相配合。否则，对学生的法治理念教育就难以有收获。高校在加强传统文化道德教育的同时加强法治教育。因此，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教育应该作为一个重要学科纳入高校教学计划，运用文化教育的手段推进法治教育，使法治教育与德育并重。

在当前的大学教育体系中，学生接触法律知识，学习法理念的主要途径还是通过学校设立的法律课程，但是其单纯作为一门公共课程，很难单独达到法治理念教育的目标，所以必须加强教育内容的课程体系建设，建立起既包含法律知识、法治理念教育，又通过文化道德学习来互相补充的一个完善的课程体系，力争做到在及时把现行法律、当代法治理念传授给学生的过程中，及时与所学习的传统文化知识相融合。

2合理进行课程设置，完善教学教材编排

在当前很多高校当中，文化教育与法治教育呈现出完全割裂开来的趋势。高校一般都为低年级学生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但在实际授课过程当中，大多数教育工作者尚未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法律以及法治教育之间的联系性和相辅相成性，在传授传统文化时只注重文化知识的传播，在传授法律知识和法治理念时只注重法律方面知识的讲解，没有认识到其中的共通性。并且，现行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只是机械地将法制教育与思想道德修养相结合，这种结合的方式在实践过程争议较大，部分教师认为法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了，同时对传统文化的传授也不到位，结果只会让学生一知半解。

运用儒家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法治理念教育，一方面要突破当前大学课程设置的局限性，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通过系统学习、了解和研究的方式进行有意识的渗透，以突出其目的性和倾向性，增强其积极影响的效应。从目前实施的情况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课时较短，并且将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机械地压缩在一个科目内，不仅使学生学习知识的时间大幅减少，并且没有将文化教育与法治教育的共通性进行研究分析，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矛盾。因此，建议在课程设置上应当同时开设道德文化与法律教育两门或者更多课程来进行学习，并且设置专门的章节和课时对二者的联系性进行讲解。

就学习儒家思想文化而言，其进入高校课程的关键是克服我国高校现有的学科专业限制。把儒家文化作为通识课，面向所有学生开设，提高大学生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并且在文化传输的过程中，力争做到全面、系统，既要传授儒家道德文化，又要重视儒家文化当中关于法治的理念的学习。教材编写要注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真正选择儒家文化的精髓，古为今用。在教学中要把握好思想品德教育与法治理念教育的界线，教学要适合大学生的特点，做到在学习思想道德文化的同时，传授儒家关于法的认识，寓思想教育于文化传授中，更要注重以古寓今，密切联系当前社会现实，做到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有机结合。教材要有针对性，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使用的教材要有所不同。这样可以培养学生从学科专业入手研究儒家文化，从儒家文化角度研究学科专业，真正发挥儒家优秀文化的教育功能。

3培育良好文化氛围，加强校园法治建设

校园是一个提供多元文化意识的传播平台，对大学生的思想、意志以及健全人格形成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和教育性。校园文化作为一种环境教育力量，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有巨大的影响。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展示优秀儒家文化的途径和方法应体现多样性、开放性、时代性和民族性。而校园文化是在学校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全体人员所创造的，浓郁丰厚的校园文化所渗透弥漫的精神氛围需要高校师生员工的整体努力。作为将儒家文化融入到对大学生进行法治理念教育的一种有效形式，教育工作者应通过多方面努力将儒家文化糅合于校园文化建设中，注重营造浓厚的传统优秀文化的学习氛围，培育大学生法治精神，以良好的文化氛围为基础，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和环境。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首先要强化法治文化与儒家文化理念的融合，把法治文化建设与儒家文化当中的传统精神、理念等全面融合、有机结合，在浓厚的熏陶中使广大学生建立对法治的信仰，营造尊重法律权威的法治氛围。其次是强化法治文化的传播推广，积极推进学校法治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创新载体，建设传播法治文化的主阵地。充分利用校园文化广播站、校园网络、校园宣传栏、校报的宣传功能，扩大法制刊物、节目的覆盖面。第三是与传统儒家文化与法治文化联系性的理论研究，切实发挥学生自主研究团体、研究会以及各类学会的作用，通过举办有关儒家文化的学术讲座、书评会、辩论会，开设儒家文化宣传栏、开展知识竞赛、名著欣赏等活动可以引导学生接触儒家经典，逐渐加深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加强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和传统文化理念研究，探讨法治学校建设的新特点和新规律，并在法治实践中加深对儒家文化理论的理解，更好地指导学校的法治实践。第四是强化儒家思想与法治理念的媒体宣传工作，选择学生关注、影响力大、富有时代特征、校园特色的事件，设计和推出各种形式的法治文化活动和法治文艺活动，为广大学生提供丰富的法治文化产品，使学生受到形象生动、潜移默化的法治熏陶。

4丰富社会活动，在实践中深化传统文化和法律理念

运用儒家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法治理念教育，除了加强理论与知识的研究学习外，更要注重社会实践活动，将所学习到的传统文化与法治理念在社会中得到运用，高校要充分利用校内、校外资源，设立学生实践基地，组织义工活动、志愿者活动、参观、社会调查等，用儒家文化精神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体会儒家文化的内涵，使学生做到知行合一，促进知行转化。同时，通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让法治理念教育贴近大学生的生活，满足大学生的内在需要。

在文化与法律知识教育同时推进的过程中，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阐述基本理论的同时，又要结合社会热点、典型案例进行综合分析，要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活动，对学生进行生动、直观的法律教育以充实、延伸和深化课堂教学内容。应当从传统教学模式———被动的填鸭式到实践性教学模式，以主动学习为基础。学校要引导大学生深入社会生活，了解传统儒家文化在现实中的影响，法治观念在社会生活中

的运用，并结合自己及身边发生的法律实事进行思考，形成多种形式的第二课堂，让大学生把在课堂中学习到的知识充分地加以应用。使学生能在自觉参与、身临其境中得到教育和启迪，同时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对社会现象给予关注的热情和兴趣，增强高校法治理念教育的实效性。这些实践活动将加深大学生对法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对大学生法治理念的深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不仅可以丰富大学生的课余生活，同时可以丰富他们的人文知识，提高人文素质，陶冶情操，提升道德品位，使儒家文化精髓产生润物细无声的思想道德教育作用。

当然，通过儒家文化学习加强对大学生的法治理念的学习不能仅靠学校单方面的努力，它需要社会、家庭、学校的共同努力，如加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培养他们健康的心理素质、加强校园内部管理、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充分发挥教育机构和司法机关的职能等。建立和规范利益协调、矛盾处理、权利救济等机制，针对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治理活动，回应学生的新期待，全力推进法治建设实施工程，让广大学生真正感受到法治建设带来的实惠。简言之，只有社会各界共同创造一个有利于大学生发展的环境，大学生才能通过学习取得自身道德意识与法治理念的全面提升。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儒家哲学　[M]，湖南：岳麓书社，2010

[2]许建良，先秦儒家道德论[M]，江苏：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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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多角透视

法律文化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组织、机构的总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来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统称，是指从上古起至清末止，广泛流传于中华大地的具有高度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主要有：

第一，“德主刑辅”的法律文化，“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学说占据了重要地位。“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法律思想是在‘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和‘出礼人刑’等原则下实行儒法合流的。”法律思想推崇“仁政”，“礼”被视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统治方法，主张“出礼人刑”，在“礼、法、德、刑”的关系上即是“德主刑辅”，强调道德教化为主，法律强制为辅，主张“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

第二，无讼的价值观，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

“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造就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追求秩序的和谐，而“讼”是矛盾的集中体现，无讼才能和谐，所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素来是“无讼的价值观”，以诉讼为耻，“无讼为德”，无讼成为一种最佳的社会秩序状态，在这种价值观的主导下必然使矛盾的调解止于内部或私了，这就大大节约了因形成诉讼而需支付的诉讼费、费、调查取证和差旅等开支，大大节约了社会成本。

第三，“重义轻利”的义利观，“见利思义”价值取向

儒家思想的“重义轻利”的主张一直对封建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在“义”与“利”发生矛盾之时，应当“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经济落后，统治者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商人阶层萎缩，“追利”的思想受到限制和打击，这种对“利”的态度和儒家的“德主刑辅”的思想相联就形成了“重义轻利”的义利观。

第四，集体本位的责任意识，整体、系统的法律价值观

在中国传统道德的发展演化中，公私之辩始终是一条主线，《诗经》中的“夙夜在公”，《尚书》中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西汉贾谊的《治安策》中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等都强调以国家、整体利益为重，强调一种对集体的责任意识。

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显著特征。从先秦诸子的天人之辩，到汉武董仲舒“天人合而为一”的命题的提出，再到宋明理学家的“万物一体”论的形成，整体观鲜明地贯穿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全过程。中国古代史以家庭和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和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个人是家族的缩影，国家是家族的放大。法律的功能首先在于确立和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来规定个人的权利义务，传统法律文化具有鲜明的集体本位主义的特色，就连清末的变法图存，引进西方民主和的过程中。都没有离开过集体本位，换句话说，清末变法图存，引进西方民主和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繁荣，而不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人权和自由，也正是在根本出发点上的差异导致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和民主的误读。

当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还有其他特征，如工具主义的法律理念，“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等级思想等，因为它们更多的是体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相冲突的一面，在此就不过多赘述。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现代法治的相容性

法治即是法的统治。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指西方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一整套系统的法治理论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理性、正义、权利，正是西方法治传统的精髓。现代法治理念的思想渊源，一般都追溯到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在西方，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法治已从思想家的思想转变为一种切实的国家形态，最终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法治理论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

现代法治主要体现为以下三项基本原则：法律至上的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人权与自由原则。

乍一看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似乎并不具有兼容的特性，甚至在某些价值取向和法律理念上是彼此迥异且水火不容的。然而，要想判断两事物的相容与否，并不是找出他们的相似之处，我们讨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相容性，是为了找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有用的法治资源，并不是从表面上找其相似性这么简单。事实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现代法治的相容不仅是可能的，在构建现代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也是必要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相容首先源于文化本身在历史进程中的贯通性和连续性。历史和传统是无法割裂的，传统注定要对现实产生影响，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完全摆脱与过去传统的联系。法律文化作为人类历史的积累和沉淀，必然有其自身的延续性与承继性。中国法治建设若离开对传统法律文化价值的发掘与弘扬，则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不能经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获得”。作为一个历史的连联过程，传统法律文化并未因其是历史的东西而丧失其自身的价值，它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以某种新的形式获得延续，进而在现代法治文化系统中发挥新的作用。

同时，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其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中都面临着如何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实现科学合理承接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法文化都深深地植根于一定的文化土壤之中。都是在各自具体的民族环境和地域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延续千百年的民族文化在法律这种文化现象上的反映和折射；而这种文化一旦形成并经过长期发展就会根深蒂固地积淀于人们的文化心理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指导或制约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及生产实践。那种主张所有传统的法律文化，在废墟上建立现代法治的想法不仅是幼稚的，也是行不通的，传统法律文化必然要与所准备构建的现代中国法治具有相容性，否则，即是构建了现代法治也会遭到传统法律文化心理的排拒而无法实现，因此，现代法治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相容性的研究抑或从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其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容的东西并加以改造，找出其现代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统法律文化中所蕴含的现代价值内容：

第一，“德主刑辅”，道德渗透于法律的现代借鉴价值

“德主刑辅”是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最基本的法律思想，固然，现代法治主张“法律至上”、“法不容情”，法律不能过多的包含道德因素，但是我们也必须牢记，法治是良法的统治，丧失道德性支持的法律绝对不是良法，离开了道德评判的法律即使实现了统治也不是法治。传统法律文化对礼法的道德评判的关注，对现代立法具有借鉴意义。任何法律的制定及其最终实施，都离不开社会环境中的道德观念，离不开民众的心理的认同。我们看到，当前有的法律法规的制定由于充分考虑了民众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实施时收到良好的效果。因此，在推进法治的进程中，德礼入法的传统是值得借鉴的，法律应密切关注与各个历史时期相伴随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观念，司法也应越来越多地体现人情与人性。一方面，立法者在创制法律的时候，必须以道德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精神为指导，充分考虑人们的道德观念，在一定条件下，立法者甚至可以把某些重要的道德规范纳入法律规范，使其直接上升为法律，成为法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人们的道德观念也会不断发生变化，立法者应注意对已经制定的法律进行必要的补充、修改和完善，以顺应道德发展的要求。

第二，“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的现代价值

“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将法律建立在民族的伦理道德之上，通过礼法互动来保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要实现我国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必须借鉴“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以礼行法，减少推行法的阻力，以礼明法，增强道德的约束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现代西方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紧张对立所造成的法律的僵化及普遍的道德冷漠。

第三，重义轻利的义利观的现代价值

在义利观方面，中国传统道德虽然主张“重义轻利”。但并没有把义和利完全对立起来，只不过在两者关系上偏重于义，即强调“见利思义”。这种思想对我们今天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同时具有积极的意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利有义”，“见利恩义”，这是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任何社会形态应具有的最起码的道德准则。

诚信，是中国古代一向倡导的一个道德原则。“诚者，开心见诚，无所隐伏也”，“信者，诚实不欺，信而有征也。”孟子曰“思诚者，人之道也。”可见，诚信既是为人之道，也是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目前，我国“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帝王条款”的作用，与这种义利观也不谋而合了，我们在经济活动中应大力倡扬“诚信”的道德精神以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良好的道德氛围中得以健康发展。

第四，整体、系统的法律价值观的现代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素来都强调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蕴含其中的“以整体的观点发挥法在治国和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作用”的理念，对于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仍具有借鉴意义。其一，法治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由法治原则、法治制度、法治组织、法治观念、法治过程共同构成的整体，是一个由合乎法治要求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共同构成的整体。只有单项发展，没有全面推进，是不能建成现代法治的。其二，在司法实践中，要全面、系统地实现法的多重功能，应注意防止单纯的惩罚主义，既重视依法审判，也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劝人悔过自新，导人向善，既要实现法的惩罚功能，又要实现法的教育、指引、预测以及评价功能。其三，就法治的驱动模式而言，中国法治化应当走政府推进型与社会推进型相结合的道路，既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方向的时代责任，也需要社会民众广泛参与，使依法治国拥有牢固的群众基础，进而保证法治旺盛的生命力和无穷的动力来源。

第五，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制定法与民间法并立的“混合模式”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法律渊源上来说，是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制定法与民间法并立的“混合模式”，尤其是清代成文法、判例法几乎是交互使用的，律和例甚至可以在一个案件中同时引用，“混合法”模式中的成文法、判例法共存集大陆法系成文法之严谨与英美法系判例法之灵活之长而避两者之短，而其中的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又可以弥补制定法之不足，在法律之外。通过其他社会规范来调节社会关系。“混合法”模式下的法律实践活动可以有效地弥补法律的漏洞，实现法律的妥当性价值，更好地稳定社会秩序。

综上所述，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确实有许多合理的因素与现代法治有不同程度的相容相通。这些因素都是我们进行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的资源。但是，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许多观念都具有两重性，我们必须对其进行认真地甄别，去其封建性的糟粕，取其合理性的精华。更需指出的是，传统法律文化虽有许多可资借鉴的因素，但它们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它们并不是可以直接拿来使用，而是要根据时代的需要，赋予其新的内容，使之随着时展而更新，从而更具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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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建设重点，更是其灵魂所在，能充分彰显国家综合实力。成语文化是汉民族语言文化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因此，弘扬中华成语文化就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者关系密切、一脉相承、协同推进，有利于中华语言文字推广与语言能力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构建，有利于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关键词】成语文化 社会主义价值观 教育探索

一、中华成语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系密切

（一）中华成语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体现

中华成语是汉语言的精华，多源于神话、传说、寓言、典故，并记载于古代诗文名篇和文化典籍中，世代相传。一部《成语大词典》，一部《中华成语探源》，其实就是一部中华文学史、中华文化史和中国历史的反映和写照，详细记载了每条成语的释义、出处，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中华国学典籍中的所有成语的意蕴、历史典故。因此，中华成语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全息元”、“活化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

（二）中华成语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

中华成语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表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和价值追求，在成语文化中有充分的体现。比如“仁者爱人、与人为善”体现了“讲仁爱”的思想；“以民为本、与民同乐”体现了“重民本”的思想；“待人以诚、背信弃义”体现了“守诚信”的思想；“正义凛然、义愤填庸”体现了“崇正义”的思想；“、和而不同”体现了“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这些成语中体现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以“诚信”为例，有成语“信及豚鱼”，出自《周易・中孚》：“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原意指信用及于小猪和鱼那样微贱的东西；比喻义指信用非常好，充分体现了“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中华成语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包罗万象、意蕴多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理论支撑，必然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任。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华优秀成语文化“继往开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孕育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思想启蒙在中华成语文化中得以充分体现。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型之“儒学”思想，其所倡导的“仁、义、礼、信、和”等价值取向在中华成语文化中有充分体现，与之对应的成语如“仁者见仁”、“见利忘义”、“文质彬彬”、“一诺千金”、“同舟共济”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体现为“友善、公正、文明、法治、诚信、和谐”等。与之对应，体现“友善”价值观的褒义成语有“c人为善、乐于助人、心怀坦荡、积善成德、济寒赈贫、抑恶扬善、宽仁大度、关心备至”等。体现“公正”价值观的褒义成语有“廉明公正、大公至正、守正不阿、刚正不阿、公正无私、大公无私、光明正大、正气凛然、正直无私”等。体现“文明”价值观的成语有“彬彬有礼、举止端庄、礼尚往来、互助互爱、见义勇为、敬老慈幼”等。体现“法治”价值观的褒义成语有“法不阿贵、法不责众、法不徇情、奉公守法、秉公守法、井然有序、禁止令行、军令如山、执法如山”等；贬义成语有“法出多门、目无法纪、依法治国、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生杀予夺、徇情枉法”等。体现“诚信”褒义成语如“实事求是、诚意正心、开诚布公、言行一致、信而有言、信守不渝、名副其实、诚心诚意、一言九鼎”等。“友善”指友爱、善良，与孔子倡导的“仁爱”有异曲同工之妙。体现“和谐”价值观的成语有“和气致祥、家和福生、和睦相处、兄友弟恭、同心协力”等。

二、中华成语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相得益彰

（一）中华成语文化“活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中华成语文化活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关键在于它活灵活现、魅力四射、灵活多样，以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方式让大众广泛并积极地接受和参与。

首先，成语典故活灵活现，能够提供鲜活案例。以成语“精忠报国”为例，出自明・冯梦龙《喻世明言》卷三二“岳飞精忠报国，父子就戮”，其爱国英雄“岳飞”典故，是“爱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宣传与教育的“典范和榜样”。

其次，成语语言魅力四射，能够展现教育美感。成语大部分源于古代典籍和诗词文赋，本为熟语，言简意赅，朗朗上口，且保持古汉语语词和语法结构；同时又具有庄重的书面语语体色彩和古雅的语义色彩与结构。具有韵律美、结构美、形式美等特征，能够提供美育元素，让人们欣赏成语语言魅力中潜移默化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再次，成语产品灵活多样，能够激发参与兴趣。目前得以广泛开发的成语文化产品主要有成语图书，如普通市民读本、故事读本、绘画读本、连环画读本、漫画读本，以及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的电子成语图书。其次是成语电视产品，如动漫产品、成语综艺节目等。再次是不同艺术形式表达的成语产品，可以是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篆刻、戏剧等表现形式。另外还有成语为主题的玩具、旅游产品、商品等。这些成语产品目的在于丰富教育素材，增强实效性。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华成语文化弘扬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练，吸收了人类现代优秀文化成果，对传统文化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思想信仰和价值取向，是道德行为规范，它能使中华成语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强国与中国梦实施的进程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代表中国最先进文化的方向，发挥引领和引导作用，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方向标和旗帜，也引领着中华成语文化发展的方向，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能够为中华成语文化弘扬与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增强了中华成语文化发展的生命力和思想导向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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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企业管理;理念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在我国老百姓的观念里，已经世世代代形成了中国式的五伦“孝道”，这就是常说的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除了五伦外还有五德，即：仁、义、礼、智、信。个人行动也多以这些道德规范为依据，每个人都按照社会定位的角色履行自己的义务，确保“名实一致”，这样每个人就处于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中。因此，在我国民族中小型企业中，形成了以家族管理为出发点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传统管理思想及实践的文化底蕴就是中国伦理型文化传统。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有着深刻的联系，我们要把古代优秀的文化与我国管理实际结合起来，促进管理的发展，形成中国中小型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它是企业为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而树立形成的，在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并遵守的、带有本组织特点的使命、愿景、宗旨、精神、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以及这些理念在生产经营实践、管理制度、员工行为方式与企业对外形象的体现的总和。在我国传统文化形成的“家邦”关系中诞生的企业“老板”是与员工有一种父子似的共融性关系，由此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产生了一种信赖、亲情，管理中也就形成了宽容、仁爱、平均为准则的伦理型管理模式。这样的传统文化对企业行政管理的产生较大影响：1、重形式轻效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决策迟缓。2、重人治轻法治。传统文化中重人轻法，人情风盛行。3、重权威而轻民主。传统社会的“家邦”关系使得企业行政民主难以实现。4、缺乏创新和活力。5、注重大一统集权缺乏必要的分权意识。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及伦理观念根深蒂固，影响着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假如企业在管理上完全用中国传统式家庭管理方式进行，可能在创业时期有积极的作用，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它肯定会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如果照搬西方的现代管理理论会因国人心理抵触，其效果将大打折扣。若企业在行政思想、行政心理、行政道德、行政观念和意识、行政传统和行政习惯当中不革除传统文化的不良影响，不对家族管理模式进行改造和创新，不尽快跳出“家族主义”的框架，将肯定阻碍企事业的发展。聪明的企业家应该保留和发扬优秀的传统，在行政管理方面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加快建设廉洁、高效、健康的行政管理体制，才能跟上历史的滚滚车轮而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

在我国做事情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讲的就是要把人的活动与环境条件协调起来。同样道理，企业的管理理念从以物为本走向以人为本、走向以知识为本。所以企业生存、发展与人和环境之间存在着互动发展的关系。每个企业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和实际所处的环境来决定各自的发展目标，建立自己的完善的企业文化。因为企业文化是现代企业长期发展必不可少的竞争法宝，一个没有企业文化的企业是没有前途的企业，一个没有信念的企业是没有希望的企业。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及管理思想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我们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既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及管理思想的精髓，又学习西方制度化管理的优势，实施组织化、科学化管理，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的明智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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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农村；农村文化；可持续文化动力；第三种力量；文化安全

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丰富内涵，其中农村文化建设正日渐成为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动力。目前，我国农村建设与新农村的要求差距较大，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和矛盾已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最显著的矛盾之一。解决这一矛盾，需要调动广大农民参与的积极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长效机制的建立，社会第三种力量[①]激发政府与市场的合力，进行农村文化创新。第三部门从文化冲突中寻求创新动力，实行文化宽容，进行文化整合，以求在实践中贡献文化的价值。既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优秀文化，又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加强城乡之间、国内外之间的交流、融合与创新，从而促进我国农村先进文化的形成。

一、文化冲突与外发：第三种力量解构农村文化的文化动力

泰勒认为，文化是各种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文化作为综合概念，是社会传统的沉积，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基础，主要有内含于社会生活之中的隐性文化和外化于社会之中的显性文化，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力”概念最早见诸于日本，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已在日本得到验证。农村文化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以农民行为为基础逐渐形成的文化，具有明显的封闭性、边缘性和落后性，因此我国农村文化动力具有区别于城市的自身特点。社会是矛盾的统一体，不断向前发展和进步，不断从一个问题走向另一个问题，从一个矛盾走向另一个矛盾，在这冲突和矛盾中产生社会进步的力量，从而促进社会发展。我国广大农村积淀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古典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社会形态代代相传，历久不变，这种“闭固性的风格”在社会高速发展中产生了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矛盾冲突。因此，我们需以内涵和外延的综合视角，解构农村文化动力，从文化冲突中寻求发展之道。

文化是复合性、综合性的概念，文化动力是一个系统性的有机整体，因此在解构文化动力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文化动力的内涵予以明确，特别要对可持续文化动力加以理解。可持续文化动力是一个可循环的有机整体，除内含文化动力的基本内涵外，还包括文化内在张力、文化承载力、文化发展力。首先，内在张力和承载力是文化发展的内涵基础。文化的内在张力和承载力属于两个不同层级，内在张力在文化发展起基础作用，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积极的体现文化的宽容度和吸纳能力。承载力则是静态的概念，具有相对确定性和被动性。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具有去粗取精、自我发展的优秀传统，是一个能够保持和发扬自身特色而广泛吸收、融容其他民族文化的开放系统，具有宽阔的胸襟，能充分吸纳先进文化并不断促进社会的发展。同时，我们应明确文化张力和承载力需要依赖于一定外部环境，但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以及落后的经济条件，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传统文化张力的发挥，从而产生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与短裂。其次是文化动力。文化，产生于社会生活，同时也反哺予社会生活。从深层次考究，文化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生存方式、社会发展进路、社会规则的制定等。文化动力有推动社会发展的正动力和抑制社会发展的负动力之分。我们应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使正动力外发成新农村建设的助推器，使文化负动力转化为协调力，从而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间接动力，使之成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从文化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究，应在此基础上形成可持续文化动力。

现代化的发展，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新陈代谢，是中国传统的合理的保持下的更新，是体现了传统文化动力的可持续发展。从文化角度考虑，中国现代化决不能建立在虚无之上，而必须建立在一个对传统继承和发展之上，现代与传统之间没有一个楚河汉界，传统与现代实是一“连续体”，因此我们不应、也不能完全铲除传统。[1]最后是文化发展力。从文化动力到文化发展力，既需要文化动力的内在优化，又需要外部环境的推动。我国正努力进行先进文化建设，以先进文化为引导力，促进社会发展，就体现了文化发展力。可持续文化动力的四个层级，是一个不断循环发展的有机整体，文化承载力和文化张力明确了文化的融容度和吸纳能力，从而加速文化正动力的形成，促进文化发展力的生成。而文化发展力又能拓展文化的承载力，外发文化的内在张力，逐步形成文化可持续动力体系。随着社会发展，传统文化所影响的农村乡土自生秩序逐渐受到现代社会秩序的冲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产生了剧烈的碰撞，主要包括：先进隐性文化与传统隐性文化的冲突；先进隐性文化与传统显性文化的冲突；先进显性文化与传统隐性文化的冲突；先进显性文化与传统显性文化的冲突。[②]如何引导使之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动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目前，在现实中我国农村文化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优秀文化遗产流失，封建落后文化复兴，文化交流融合缓慢，农村内部文化组织松散，农民文化自主创新不够等。传统政府力量无法在广大农村设计出文化进步的捷径，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服务社会时，往往倾向于“中位选民”的偏好，不可能在质和量方面满足各方面的需求。社会多样性的发展，人类价值观和需求的多样性，传统第一种力量无法单独满足这种多样性需求。市场能力更是无法完成。萨缪尔逊（P．A．Samuelson）认为，“市场不是理想的，存在着市场失灵”。市场竞争并不能够提供市场机能充分运作的法则，因而造成所谓“契约失效”的问题。目前促进社会发展的传统力量，即第一、二种力量，在农村文化创新中显得动力不足，无法形成强大合力，需要在文化冲突中形成外发力，需要在农村内生出全新动力，并对各力量进行重新组合。社会第三部门以公益性、民间性、志愿性为特征，注重人们之间的互动和参与，发挥人们互和利他性，进一步提升人们的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意识。现实社会实践告诉我们，如果社会主体行为无法发挥最大效益或取得满意绩效时，可以考虑改变其行为方式和组织形式进行战略组合。农村的松散个体农民无法在农村文化创新中发挥最大作用，可以考虑进行组织合作，农村社会第三部门以农民为主体，改变单个农民行为方式，以增强农村的凝聚力和组织性。为了发挥农村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动力作用，我们需要建设一个以政府引导，市场推动，农民自主创新“一体多元”的中国特色农村先进文化体系。

二、文化宽容与内生：第三种力量创新农村文化的原创性资源

文化创新应具有四个条件：第一是创新的动力。没有动力的文化创新过程是不可想象的；第二是创新的资源。创新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第三是创新的机制。促进各种创新元素有效地运作起来，形成资源整合；第四是创新的价值。创新的价值应当具有可感性，并能给社会发展带来利益。文化冲突并外发创新动力，文化宽容创新农村文化原创性资源，文化宽容为农村文化创新丰富了内涵和价值，促生社会第三种力量，并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反过来，第三种力量又能为文化宽容和外发提供现实条件，从而形成了内生与外发的完美结合。中国文化是一种以道德精神为本源的人性“本善”文化，故而可以通过教化内在地达致“天人合一”的境界。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论述到“家族生活、集团生活同为最早人群所固有；但后来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西方人集团生活偏胜，各走一路，西方之路基督教实开之；中国之路则打从周孔教化来的，宗教问题实中西文化的分水岭”[2]。文化是在人类互动中产生的，而互动会导致人们修正自己的行为，就必然包含着为别人着想的意识，包含着从互动中实现双赢的意识。当前社会是一个冲突不断、日新月益的社会，是一个文化多样性的社会，具有多元不足、整合不够的特点，这种特点在广大农村地区表现尤为突出。进行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的建设应对农村内生资源进行原创性创新，以建立长效的促进机制，包括内涵的丰富、价值理念的升华、作用力量的内生和作用机制的创新。

第一，文化内涵的丰富。人性是一个古老的话题，现代市场建构的基础是对各种市场主体的“经济人”假设。随着社会发展，“经济人”仅仅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假设、一个对人类道德“零值”的预设，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得到验证。现实要求人类逐渐从传统的“经济人”上升为“道德人”“社会人”“公益人”。这种人性升华的过程中具有层次性，“道德人”属于人的基本本性，随着社会化的发展“社会人”成为人的本性假设，而社会发展到一定高度，需要实现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公益人”便浮于现实中，并呈现出愈渐壮大之势。同时，人的利他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人和其他生命物种进化中得到表现，并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即奉献精神，从而在现实生活不断丰富了文化内涵。

第二，价值理念的升华。现代市场经济文化价值取向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追求效率和功利的经济价值观；二是认同崇尚自由竞争的行为价值观；三是尊重个人独立和追求多元价值的权利价值观；四是形成普遍认同的公正价值观念，即在个人权益和社会性道德义务要求之间达致某种平衡。这四个方面具有实现层级性，个人权益与社会性道德义务要求达致平衡是社会最高层次，使社会人利他性最大发挥。

第三，作用力量的内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多样性需求，促进文化繁荣的重要方式是让更多人参与文化与学术的研究和竞争，需要一个文化发展的载体，为文化创新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的支持，社会第三部门发展将成为这种需求的全新载体。第三部门以公益性和志愿性为特征，以奉献为活动价值取向，在此氛围下，第三部门的活动促进了社会捐赠、义务劳动等社会志愿活动的展开，促进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从而实现社会和谐。近代社会以来，人类社会需求的满足主要通过四种途径：法定途径、商业途径、非正式途径、志愿途径，志愿途径主要依靠介于政府和私人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提供特定服务来实现。[3]志愿途径的积聚满足了人类的时代需求。第三部门可以有效沟通城市与乡村，既可以积聚农村内部的松散资源，又可以创新和拓宽外部捐赠等公益性资金的输入途径。第四，作用机制的创新。马克思指出，当一种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时，它会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巨大促进作用，而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与状况时，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作用机制的创新包括多方面：市场机制的完善、第三部门内部管理制度的创新、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文化动力与人文生态环境的协调创新等，农村文化创新力量的发挥依赖于相关机制的有效运行。

当然，文化宽容对农村内生资源进行创新，建设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并不是主次不分，而是按照“双百”方针，以主流文化为主导性文化动力与支流文化辅文化动力形成的“一体多元”有机整体，从而形成以农村先进文化为导向的可持续文化动力体系格局。总之，第三部门既是文化宽容的重要载体，又的能够创新农村内生资源，改善外部环境，促进农村文化和谐发展的重要载体。

三、文化整合与创新：第三种力量创新农村文化的运行机制

广大农村发展相对落后，农村文化处于相对边缘、落后和封闭的状态，吸纳先进文化的能力不强，多元共存、分化不足、整合不够是当前我国农村文化主要特征。促进农村文化创新，寻求在农村社会中促使个人权益和社会性道德义务要求达致平衡，必须整合各方资源，包括文化动力、环境力和制度力的协调整合问题，从而创新农村文化运行机制，实现农村文化的理念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

第一，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建设理念的创新。以和党的领导为原则，以先进文化为引导方向，坚持以民为本的创新理念。我国把作为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文化必然是以为指导的文化。从根本上正确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农村，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落后、愚昧、盲从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难以彻底消除，必须经过长期的思想教育和农民自身的实践进行文化创新。同时，我们应明确创新的服务宗旨，根本性问题是农村文化建设与发展是为什么人服务的。农村文化创新是为了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在我国实践中，农民是农村文化创新的生力军。因此，我们必须以民为本，以广大农民为出发点和归宿。先进文化需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人民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得人治思想已经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改变目前落后的状况必须以尊重和实现人民的基本权利为前提，实行依法治国，使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从而促进我国先进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建设组织的创新。改革政府文化管理体制，逐步形成以“民办官助公督”为基础，以“国投官办民参”的先进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建设思路。近日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农村文化建设，创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和机制，包括：加快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逐步推动经营性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大力发展农村民办文化等。”这为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很好的指导。农民是农村文化创新的主力军，要形成农民自己的特色文化，应创新文化价值观，丰富文化内涵，体现科学性，增强社会认同感。科学性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特征，以科学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科学文化以成为先进文化的先导。科学文化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思想方法和科学精神几个方面，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了先进文化的基础框架，科学的创新理念和价值取向代表了先进文化的活跃前沿，科学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社会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由于政府行为的有限性和人们需求的逐渐多元化之间产生了对抗式矛盾，政府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多样性需要，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回馈或让渡部分权益给社会，让社会有能力自己承担起社会发展的主体责任，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有序运行。在农村文化创新中，政府作为传统力量应逐步从具体管理中退出，发挥其应有的引导和宏观调控作用，让农村内部形成创新环境，以城市带动乡村，促进城市和乡村的文化资源整合，[4]从而建构和谐新农村的全新组织载体。

第三，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运行机制的创新。逐步建立以先进文化为导向，以法律为保障是运行机制创新的目标。农村文化通过历史的因袭而不断巩固、完善和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农村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应寻求经济与文化的结合点，寻求社会与文化的结合点，寻求环境与文化的结合点，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人文历史与经济建设的结合点，更应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创新点。在实践中，我要努力发掘农村的村落文化，树立农村品牌文化，对外可以扩大影响，对内可以促进凝聚力；[5]我们要坚持和党的领导，大力推进特色文化建设，推动农村先进文化的建设，逐步形成“一体多元”的农村文化新格局。农村文化创新实践还应以法律为保障。首先，农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家”的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舍己为家的意识浓厚，个人权利意识淡薄，这也是农民权益屡受侵犯，农民自主创新能力差的原因之一。其次，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建立现代制度，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序的市场运行。最后，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其一，文化资源保护法律的健全。目前我国传统文化资源正不断遗失，而且创新的知识产权也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因此必须不断完善和创新相关法律制度。其二，第三部门的法律规制。目前，我国对农村各种民间组织立法尚未出台，需要进一步用法律来规范民间组织的发展，为其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其三，农村文化资金管理法律制度。政府财政对农村文化坚持的支持在逐年加大，但成效不够明显。社会力量对农村文化事业的捐助，支持建设农村公众文化事业，加强这些资金的监管，促进效益最大化。

第四，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的相关资源整合创新。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是价值的引导和民族的粘合剂，其作用不仅停留于满足人们精神上的愉悦，而是已体现于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巨大的实践价值。为此，我们要对可持续文化动力的相关资源进行整合创新。首先，文化动力与环境力的整合创新。文化发展与环境密切相关，文化主体的文化创作对环境的影响也日渐加强，同时环境对文化发展也发展着重要作用，因此文化与环境形成了一个开放性的整体，即文化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是指相互交往的文化群体借以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背景和条件，是人类主体文化活动得以进行的天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统一体。[6]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环境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动力，从而形成环境力，正如《文化部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强西部文化建设的意见》中提出的“在搞好西部再造山川秀美工程的同时，要重视西部文化生态环境建设，做到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环境并举。”其次，文化动力与市场力的整合创新。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按市场规律进行配置，文化资源也应以市场为基础，在市场中体现价值，建设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就必须充分利用市场资源。最后，文化动力与制度力的整合创新。制度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和保障，良好的制度能保证文化动力的有序。社会制度同样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动力，从而形成制度力，在和谐理念指导下的新农村文化建设，制度力与文化力、环境力能形成有机整体，能促进文化正动力的发展，抑制文化负动力的负影响。 四、文化贡献与和谐：第三种力量实践农村文化的创新价值

文化事业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关系到人类自身的发展，农村文化发展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文化包括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隐性文化隐含于社会生活之中，并影响和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显性社会文化，产生文化动力，因此文化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我们不仅要创新隐性文化，提升人们的意识、价值观和道德观，还要使隐性的文化在现实生活实践，创设先进的显性文化。同时，创新农村文化要产生社会价值，具有可感性，并能真正给农村社会发展带来利益。国办2005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加强公共文化建设，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规范农村文化市场。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部门，对人们意识、习惯的改变，到人性的升华，社会资源的积聚，人文生态环境的改善，文化制度的完善等都将发挥重要作用，已成为实现农村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组织形式。笔者认为，第三种力量对建设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的贡献在现实中体现为“五个创新”，即内涵、动力、环境、机制与实践的创新。

第一，创新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的价值实践，丰富农村文化内涵。由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等各种因素影响的价值观、社会意识、习惯等不同，文化内含的价值理念也具有多样性。首先是人性的升华。从起初的“自然人”，再到“经济人”“道德人”“社会人”“公益人”，实现了层次上的逐渐递进。其次是社会利他性的发扬。这种人的利他性在社会发展中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即奉献精神，从而使人性价值得以体现。再次是现代法文化的形成发展。随着法治进程的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然在法治环境下进行，我国传统文化中不乏“法治”资源，但由于传统文化的发展范式无法生成现代法文化，培育农村现代法文化应是农村文化的重要内涵。最后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和谐创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形成背景和涵盖的内容侧重点不同，但相互之间互补形成良性互动，共同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境界。

第二，创新农村文化的动力组合，促进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的生成发展。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的有机体，其生成和发展以农民创作为基础，而目前松散农民的单个行为无法形成强大合力，政府与市场又无法满足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建设的需要，第三种力量应运而生，为农民创造提供载体，协调了政府与社会存在的某些对抗关系，激发了政府与市场的内在合力。

第三，创新农村人文生态环境，促进文化力与环境力的整合与和谐。文化发展需要在社会中实践价值，良好的环境是文化实践的条件。农村文化建设应注重文化力与环境力的发展，既要注重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又要加强人文环境建设，以保持良好的农村文化生态环境。第三部门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如绿色环保组织在协调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作用、农民合作组织在协调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作用等。

第四，创新农村文化促进机制，完善农村文化运行体系。体系包括价值理念、主体、行为方式、制度等要素的有机体。第三种力量从丰富农村文化的价值理念，到创新动力的解构，再到主体创作方式以及相关制度的完善都发挥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建设应以农民的主动参与为基础，以农民组织为组织载体，以提高农民的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以制度为保障，最终形成可持续的农村文化运行机制。第五，创新实践模式，促进农村文化的健康发展。农村文化可持续发展，需要从三个基本方面着手：首先，培养农村文化人才，加强公共文化建设。人是因素是发展的关键因素。高素质、复合型的文化人才是发展农村文化的关键。目前，农村文化人才匮乏，工作质量低下，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第三部门的发展能促进文化活动的组织性，很好的连接城市与乡村，统筹城乡文化人才开发，促进文化人才交流，“文化下乡”和“乡戏进城”就是很好探索。其次，推动农村文化市场发展，活跃农民文化消费。农村文化产业目前非常薄弱，但随着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农村文化市场具有极大的市场潜力，文化消费正逐步在农民生活消费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规范农村文化市场，对文化经营者和服务者进行管理，并对文化产品价格进行差别管理。创新农村文化产品网络，改变农村市场供给不足的现状，以第三部门为纽带，把农民的消费需求反映出来，把各种农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及时送到农民身边。最后，促进农村文化健康发展，维护农村文化安全。文化具有特殊性，不同国家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以及意识形态和公共管理文化也不尽相同，因此文化发展的路径也不一样。文化具有二重属性，它在繁荣文化的同时，也难免会带有逐利性等特点，歪曲先进文化本质的现象，如失之管理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应坚持以农村先进文化为引导，防止其异化，维护农村文化的安全。

结束语：文化是社会的血液和灵魂，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涵。目前，我国农村文化正处于“文化矛盾凸显期”和“文化发展战略机遇期”，应整合社会力量，走出农村文化的冲突困境，构建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实现农村文化现代化。第三种力量为农村文化的发展进行资源的原创性变革，包括农村社区文化的建设、城乡文化交流的拓展等诸多方面，并与其他各力量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在新农村建设中，真正实现文化的价值创造与价值贡献。

注释：[①]第三种力量，即第三部门，有人也称之为“社会中间层组织”、“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经济”等，其内涵所指称的范围几乎一样，本文中主要使用第三种力量、社会中间层组织、第三部门是同一内涵的概念。具有非营利性、志愿性、民间性、公益性等特征。在我国农村社会的第三部门组织，目前正在发展之中，文中所提第三部门，并不仅指农村内部的第三部门，还包括已经城市发展较完善的第三部门在广大农村的拓展。笔者认为应是各类组织协调发展、综合促进，如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业行业协会、环境保护协会、文化艺术协会等。

[②] 文化冲突在现实中的表现如：先进的法文化受农村传统习惯影响无法植根于广大农村，先进的显性制度也无法在农村产生最大社会效益，甚至在实践中往往让位于农村内部传统制度等。

参考文献

[1]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44。

[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95。

[3] Hayes， Treasa (1996): Management ， Control and Accountability in Nonprofit/Voluntary Organization ，Aldershot:Ashgate Pubishing Limited.

[4] 李长健．农村文化转型及其化阻机制[J]．河北学刊，2005.11：120-123。

篇9

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历经漫长的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民族精神。然而自古以来，我国就缺乏法治文明的传统，采取外源型的发展模式，中国法治现代化之路漫长。所以需要将民族精神引入法律理论的领域，构建以民族精神为核心的法律本体论，这对于我国法治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法治;现代化;民族精神

一、法治现代化进程的背景

一直以来，我国在法治文明传统较为匮乏，在法治化进程中主要采取了外源型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建立起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律体系，但是仍然会面临法律流于形式不能得到有效落实的情况。这应该足以引起我们深思。其实，不必将法治的现代化进程看得多么高不可攀，它体现为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也是一种文化与生活方式，应该深入人心，体现对人民权利的尊重和保障。目前许多国内学者认为我国法制现代化模式主要采取“内生———外发”的混合型法制现代化，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西方法律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力。然而一味地移植西方法律制度并不能深入人心，拉近民众与法治的距离。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不断发展变化，需要有一定的法治作为根基。因此，充分利用法律文化渗透立法活动，推进我国法治的现代化进程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二、民族精神在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作用

(一)民族精神的定义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思想文化、语言文字、思维模式、生活习惯、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共同价值观。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在萨维尼看来，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秉性，是自发的创造力量，他主要是希望在德国通过民族法实现民族国家。他认为法律是土生土长的，存在于特定的民族精神中，而并非由人的理性创造的。应该从“民族精神”中去发现法律，这就为探索中国法治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二)民族精神的作用

中国民间存在许多自生秩序和民间法，也是通常所说的民族精神。费孝曾经指出:“从基层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是具有乡土性的。”在“乡土社会”里，秩序主要是通过老人的权威、村民们对社区中规矩的熟悉以及服从来保证的。但是陌生人如果不熟悉这些乡土规则的话，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与民间法的冲突和矛盾。同时，在我国社会中还存在许多‘活法’，这些活法并非被制定法律条文，而是具体生活和秩序的非正式规则，发挥着法律秩序的作用，甚至在特定的范围内可以置换国家制定法。因此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忽视“民族精神”这一民族共同信念和内在意识的作用。在社会转型时期，为了保障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通过大量地移植西方法律制度迅速建立法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并不能深入制度的内部。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如果没有借鉴和移植国外的法律，那么便难以建立起中国的法律体系。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法治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将重点放在本土资源的利用上，关注中国的法律传统文化，不断实现“民间法”、“活法”和制定法之间的互动。所以在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应该重视中国正式法律背后掩盖的“活法”、“民间法”，使得中国法治不再是空壳，还是一种生存共识、生活方式，使得法治文明逐渐融入中国社会。

三、构建以中华民族精神为核心的法律本体论

以宗法制为本体的礼治思想在国民脑海中根深蒂固，严重阻碍中国法治文明的发展。民族精神与法治是本原与存在的关系，民族精神决定法治文化，在共同的信仰下，制定的规则才有可能得到大家自愿的尊重与信守，这样以民族精神为核心的法律本体必定会产生法治文明。实现中国法治的现代化进程，不仅需要引进西方法治，还需要渗透中华民族精神，这是根本的出路。我们是一个团结、个体之间具有认同感以及整体存在归宿感的民族，所形成的价值观能够统一和团结中国人的思想和灵魂，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因此我们要将民族精神渗透到每一个国民的血液中，形成法治文化，推进法治现代化。从每一个人做起，为中华民族的利益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加强中华民族法治精神教育，让每个人更好地传播、教导民族精神;学习先进文化，不断继承、发展民族文化传统;建立中华民族精神祭拜堂等物质载体，颂扬那些为民族精神作出贡献的人，从内心树立起我们的民族信仰等。相信经过华夏子孙的共同努力，法治现代化必然水到渠成。

参考文献：

［1］魏建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非制度因素关注及其意义［J］．社会科学战线，2011(07)．

篇10

关键词：传统文化 扬弃 “中国梦”

五千年的璀璨文化，一直以来都是炎黄子孙的骄傲。然而，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的今天，在西方文化愈加深刻地走进日常生活的今天，我们的价值观是否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传统文化在当今的中国又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如何合理鉴别与扬弃传统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国梦”有什么重大意义？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一起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之间寻找答案。

一、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

对于韩国成功申请“江陵端午祭”为世界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事，作为中国人，我们感到羞愧。对于80后、90后以及00后疯狂追星、追捧哈韩文化、欧美嬉皮士文化、黑帮文化却恰恰忽视了中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不禁黯然神伤。近年来，我们不难发现譬如腊八节、寒食节、清明节、中元节等等的中国传统节日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甚至连春节和中秋节这对于中华儿女来说有重大意义的节日也再没有曾经那份浓厚的期盼，更没有了往日的节日气氛。相反，每当圣诞节到来前夕，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处处是狂欢的男男女女，每当2月14的情人节，玫瑰花的销量尽管是平常价钱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却总是能榜上有名。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我们不禁要问是传统文化过时了吗？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打磨殆尽了吗？是西方文化、哈韩文化就比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更有内涵、更有韵味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过时，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意蕴依然犹存，只是国人出现了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

在这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出现多元文化并不稀奇。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入了世贸组织，国门向世界敞开的同时，也将我国充分地卷入了世界市场之中。随之而来的就是信息化的颠覆性革命，网络和通讯设备的普及改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方式，同样也带来了一定的困扰，那就是文化的迷失。互联网的使用让我们的教育更加丰富多彩，然而也恰是因为网络的高度使用，家庭、学校和小范围的社会生活已经无法满足新生代获取知识的需求，因此在形形的网络文化中，新一代被看似时尚、潮流、个性的别国文化所吸引，渐渐地就在文化中迷失了。这也是市场经济给我们价值观带来的冲击的结果，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使人们唯利是图，不讲“仁义礼智信”，不讲谦恭，不讲孝道，传统的价值体系遭到了严重破坏，文化的认同危机就是这样顺理成章地诞生了。

二、传统文化的扬与弃

当然，传统文化在今天虽然遭到西方文化和其他亚洲文化的冲击，但并不是然无存。在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存留方式也有不同的形式，总体上是优秀文化与糟粕文化并存。在对待传统文化上，我们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摒弃糟粕文化。在弘扬优秀文化的方式方法上也要注意发展和创新。

（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抛弃糟粕文化

传统文化之所以被区分出优劣，并不是其本身的好坏，只是现代人用现代人的标准来加以考量的结果。那么究竟这个考量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被考察的传统文化是否能够顺应时展大潮、是否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这个意义上划分，我们得到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例如忠义孝道、仁者爱人、信守承诺、乐于助人、路不拾遗等等优良的品质。然而，在时代不断发展变迁的道路上，有些消极的传统文化也依然遗留在现代的中国社会生活之中，例如封建迷信的盛行、男女地位不平等、重农抑商、官本位问题严重等社会现象。

良好的社会风气要有一定的社会文化作为基垫，优秀的文化引领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糟粕的文化则使社会倒退最终走向崩溃的边缘。因此，我们要想实现祖国的繁荣昌盛，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就要大力弘扬先进的优秀的积极的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的精华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汉语热与孔子学院的广泛建立让世界听到了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依然在闪烁着璀璨的光辉。同时，我们也要坚定地摒弃社会上不健康、不积极、不阳光、不传播正能量的传统文化残余。近期，食品安全问题再一次拉紧了国民的神经、电信诈骗屡禁不止、传销组织打着连锁经营的幌子在各大城市坑害民众、儿女们住着洋房老人却无处安身，这些现象反映出部分国人道德的缺失、诚信的匮乏、孝道的背离，而孝道忠厚、诚信有礼正是中华民族近千年来流传下来的优良文化。正如《三字经》上说：“首孝悌，次谨信”①。可见，古人是多么重视孝道和诚信。孔子对于孝道和诚信也有自己的见解，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②孔子教导我们要谨遵孝道、讲诚信，亲近仁德之士。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万万不可不细细钻研。

（二）在方式与方法上要推陈出新

在弘扬传统文化过程中也要注意方式和方法的发展与创新，使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接轨，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尤其要让年轻人容易接受。新生代们出生在信息化、市场化与全球化的时代，传统文化的根基没有那么深厚，特别容易在文化认同上迷失方向。而今天的青少年就是明天祖国的希望和栋梁，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否在未来的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千年以后依然熠熠生辉，关键就要看一代代的薪火相传。因此，为了紧跟时代，我们要在宣传优秀文化时紧贴现实、推陈出新。可以在网络上加大宣传力度，用传统道德文化约束网络失德行为；可以在教育中加入传统文化的精华成份，以娱乐的方式让学生们在快乐中潜移默化地被感染和熏陶；可以加大对身边好人好事的表彰力度，培养社会良好的道德风气；可以在媒体上多创办优秀文化栏目，扩大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从某种角度上说，我们已经将这些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方法融入了社会生活之中，《三字经》《弟子规》走进了课堂，传统文化的知识竞赛与文艺汇演争先上演，感动中国的年度评选人物让我们钦佩不已，《百家讲坛》《快乐汉语桥》等优秀电视节目使优秀传统文化再次走入普通百姓的生活，传统道德文化观念深入人心。

然而，在我们取得了一定成果的同时，有些不合时宜的做法也值得深刻反思。在某些教育讲坛中，听众都是一些八、九岁至十三、四岁的青少年，而在宣传传统文化时竟然与佛教紧密相连，从小就让他们有浓烈的，进而在长身体的阶段禁食肉蛋奶，只吃素食。我们尊重佛教的信仰，但这种做法是否是我们想要的宣传传统文化的效果，这种方式是否科学值得我们深思，在这种模式下培养出来的青年一代能否在身体与心智上承担起祖国托付的重任，我们不得而知。还有一些人以宣传传统文化为名，出售盗版光碟和书籍，成立会所，从而谋取暴利，在他们出售的光碟视频中要求女人要谨遵《女儿经》的盛典，女人要把男人当成天，否则德不配位是要遭到报应的。这是很明显地在宣传传统的“三纲”，中国近代以来刚刚把妇女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救出来，却要在21世纪还要将妇女置于男人之下，非要分出个三六九等，这难道不是历史的倒退吗？因此，强调在宣传传统文化时要注意方式方法的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是十分必要的，要将不符合时展潮流的消极文化改良或摒弃。

三、提升文化软实力，助力“中国梦”

传统文化是v史给予我们的丰厚遗产，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并发扬光大，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这对于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中国梦”的实现都有重要意义。

（一）优秀传统文化对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意义

中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考量综合国力的标准从来都不只是GDP的增长，还要衡量人口、政治、军事、环境、文化、科技等多方面因素。国家的发展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驾齐驱。文化软实力的增加对于我国的综合国力的提升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作为有着五千年光辉历史的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更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文化根基。中国传统文化与古印度文化、西欧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并列为四大文化系统，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文明进程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也在世界各大文化中闪耀着中华文化的光芒，孔子学院在全世界已经建立了200多所，汉语、中国民俗、中国画等等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在走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这有利于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因而对于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增强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增强文化自信，进而增强民族凝聚力。因此优秀的传统文化从对外和对内两方面都对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保护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为提升文化软实力提供储备力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就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过程。

（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圆梦“中国梦”的重大意义

在参观《复兴之路》的展览上首次正式提出了“中国梦”，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③。“中国梦”是国家富强梦，是美丽中国梦，是强军梦，是科教兴国梦，也是文化传承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支撑。“中国梦”的伟大梦想是传统与现代相互融合的成果，“中国梦”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之中，又结合时代的发展要求而得到的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美好的夙愿和不断追求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八荣八耻都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是圆梦“中国梦”的重要精神依托。只有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中国梦”的实现才得以可能，伟大的复兴梦才能够一代代延续。

其次，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与世界其他文化进行交流的重要凭借。在这个全球化发展迅猛、文化多元的时代，文化早已突破国界，多种文化信息等待着人们去学习、去感悟、去接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独到的中国特色，代表着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发展水平，彰显着中华儿女的勤劳与智慧。因此，在对外文化交往中，中国人有无比的自信与自豪，优秀传统文化给予我们与世界其他文化相媲美的底气，是我们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法宝。现阶段，中国综合国力大增，国际影响力也十分广泛，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学习浪潮，中国传统文化被多国人民所喜爱和效仿，这就是优秀文化的魅力之所在。因此，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窗口，为“中国梦”的最终实现，增添了助力。

最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增强每个人的文化自信，提升文化和道德整体素质。“中国梦”不仅仅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更是每一个中国人民的梦。“中国梦”的实现要凝聚中国力量，这力量的源泉就是每个中国人。深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是每个中国人的必修课。优秀传统文化给中国人民以浓厚的文化底蕴，进而提升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素养。这对于“中国梦”能否圆梦具有关键意义，它关系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创造力、后发动力和可持续发展力。

注释：

①钱文忠：《钱文忠解读》，北京：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2009年。

①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①王庆生：《为了伟大的中国梦》，《求是》，2013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钱文忠.钱文忠解读《三字经》[M].北京：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2009.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