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对年轻人的重要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统文化对年轻人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在不久前，我们得知了一个可喜的消息：保定市安新县端村音乐会在消失近三十年后，在村里两个热爱传统文化的青年人田炳辉、刘立奇的竭力促使下，奇迹般地逐步恢复了起来，并于2012年4月12日被保定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准其进入“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端村音乐会是怎样凤凰涅槃般地获得新生的？分析其中原因，总结其成功的经验，对于更好地抢救保护、恢复发展具有较大历史文化价值的冀中音乐会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端村音乐会的复兴之路

（一）音乐会的消亡与老人们的复兴梦想

端村的音乐会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老艺人们口口相传：该会于清康熙年间建会，由端村永兴寺乐僧所传，至今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时间如梭，端村音乐会年复一年地义务服务乡民，在各项民俗活动中为百姓求福祈祥。一个民间善会，保一方平安，安一方百姓，代代如此，功莫大焉，乡民尊之。

“”时期，端村音乐会遭到了灭顶之灾，会旗会帐、神灵吊挂、乐谱乐器等物品大多被毁，仅有一本乐谱和少数几件乐器被乐师偷偷保存而得以幸免。“”后的1980年，音乐会曾有过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式的活动，随后就了无声息了。

音乐会不能活动了，但老乐手们对往昔岁月有着挥之不去的深深怀念，并对音乐会的衰亡深怀愧疚之感。老乐手们时刻梦想着恢复音乐会，但真正将想法付诸行动，却谈何容易：老乐手们都已年逾古稀，而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经商发财，谁来学这摊当不了吃喝、遇到乡俗之事还要白搭功夫的技艺？虽然乐谱还在，乐器却所剩无几，买乐器的钱从哪里出？这是全村人的大事，可人心不古，想法多样，如何聚拢人心，使几个人的想法变成全村人齐心合力的行动？

然而，转机从两个年轻人的参与开始出现了……

（二）两个年轻人的志向

田炳辉和刘立奇一瘦一胖，今年都刚三十挂零，还都如痴如醉地热爱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田炳辉为人忠厚，属于那种“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早年在外打工时，他曾随一个工友学过吹管子。如今他开着一个广告公司，生意还不错。刘立奇说话有条有理，头脑灵活，善于与人交往。他对于传统文化涉猎广泛，喜欢京剧，在本村京剧社里唱“老生”。现在他办着一个具有白洋淀文化艺术特色的芦苇工艺画公司，产品行销各地。

端村音乐会衰落后，原来的最后一任会长王振民在京剧社当起了琴师。刘立奇凭着对音乐会的美好记忆和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建议老先生恢复音乐会，见自己说不动老人，就与同怀此心的田炳辉多次商量。2008年，两个年轻人共同找到王振民，郑重地表示想拜他为师，学习乐器的演奏，努力恢复端村音乐会。历经坎坷的老先生以为这只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对此一笑置之，摇头不应。初度受挫，两个年轻人毫不气馁，软磨硬泡，反复表示诚意。王振民见两个年轻人心坚意诚，不由心中暗喜。他又与赵小盾等几个老会友进行了商议，最后郑重地做出了决定：支持两个年轻人的想法，从这两个新手教起，逐步恢复音乐会！

2008年秋天，田炳辉和刘立奇正式拜王振民为师。两个年轻人学习非常刻苦，田炳辉学管子，刘立奇学笛子和笙，几个月下来，二人进步神速，已经掌握了多首曲牌的韵谱和演奏。

2009年的春节，田炳辉和刘立奇已经学有所成。王振民说，可以买些乐器，扩大阵容了。因办广告公司而家有积蓄的田炳辉，二话不说地捐出了几千元钱，和王振民、刘立奇一起开车到了保定市的乐器店，购买了音乐会用的各种乐器。“音乐会要恢复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向四面八方，端村一些有乐器演奏技能的人纷纷赶来一试身手。

2009年农历正月十五，在端村音乐会会旗的引导下，音乐会的队伍终于又重新出现在了白洋淀边的这个古老村镇，乐声震天，人心沸腾，虽然这次出会只演奏了一首打击乐曲牌《长三牌》，但人们仍备感亲切，追逐着出会队伍一路前行，孩子们流露出新奇的眼神，老人们释开了心底的眷念，这种节日的红火味道，久违了！

（三）复兴大业终成功

开场锣鼓敲响了，当务之急是扩大队伍。田炳辉和刘立奇在王振民等人的支持下开始八方游说，还贴出招收学员的广告，希望通过耐心细致的传授，使音乐会的曲目逐渐为大家所掌握。通过积极有效的动员，当地对音乐会有感情的爱好者纷纷来参加学习。其中有小学老师，有务农、经商的村民，还打破原来不收女学员的规矩，招收了几位农家女来入会学习。到2009年5月，这些新学员就已经学会了十几个曲牌。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端村的庙会，也是音乐会例行的出会日。2009年端午节，复兴后的端村音乐会第一次以比较整齐的阵容出现在大家面前。众多乐手以行街演奏的方式走街串巷，演奏《柳黄烟》、《翠太平》等古老曲牌，笙、管、笛、锣、铛、鼓、铙、钹八音齐鸣，声动四方。在古老大地上回响了上千年的悠扬旋律，在端村断响几十年后，又重新响起来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神圣的会旗，动人的乐声，在庄严地向人们宣告：中国传统音乐在端村的一脉香火又重新续燃！

为音乐会的长远发展考虑，田炳辉和刘立奇又决定从小学生中发展新学员。他们认为，孩子们记性好，学得也快，一旦学成，能够保证音乐会生命持久。教会一茬孩子，就能够保证音乐会至少在几十年的时间内香火不断。面对年龄较小的孩子，他们采用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比如先旁听观摩引起兴趣，再进入韵谱与乐器学习；利用MP3等工具把老师的韵唱和演奏录下来，业余时间反复温习；同龄孩子之间沟通相对较容易，让先学一步的孩子做小老师，对教、学双方都非常有益。

到2010年秋天，端村音乐会演奏已经接近了其历史上的最好水平，音乐会服务乡里的各项民俗活动也全面地恢复了。如果从2008年田、刘二人正式拜师开始算起，端村音乐会的恢复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

（四）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端村往东五公里有个圈头村。圈头村音乐会由于受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张伯瑜教授等人的关注而名声在外，已进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田炳辉和刘立奇得知建立从县、市、省到国家的各级保护名录，是非遗保护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时，端村音乐会的“身份”意识也在他们心中觉醒：只有进了各级名录，才算在政府系统那里上了“户口”，才有人去关注你，也才更利于你名正言顺地开展各种活动。

2011年夏，田炳辉找到安新县文广新局相关领导，把自己的想法一一道出。在领导的支持下，2011年8月，端村音乐会入选安新县县级非遗名录，同时申报保定市市级非遗项目。2012年4月12日，端村音乐会正式入选保定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老会长王振民在拍摄申遗录像时中气十足地介绍了端村音乐会的悠久历史，并击鼓指挥音乐会的演奏。但谁也未曾料到，这个在晚年对音乐会的复兴做出巨大贡献的老人，在像春蚕吐丝那样把自己的毕生所学都教给晚辈后，于拍摄完申遗录像不久，就发现其身患癌症已到晚期去世了。音乐会的全体乐手用他亲自传授的乐曲，来为这位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做出巨大贡献的老人送行，《普庵咒》、《五声佛》、《送贤人》，一首首千年古乐送老人的英灵驾鹤西去。值得欣慰的是：先贤已去，薪火未失，古乐传承，功载永世！

二、端村音乐会复兴的启示

（一）冀中音乐会能够克服其生存危机

冀中音乐会这种诞生、发展于农耕文化背景之上的传统音乐文化形式，在向现代化社会迅速转型的今天，它的生存状态急遽恶化，数量锐减，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走向消亡是它在今天社会背景下的必然结局吗？

对此，有的学者比较悲观。但笔者的看法是比较乐观的：诞生在农耕文化背景上的冀中音乐会，在今天虽然不会再有往日的辉煌，数量也会锐减，但它如果能够在与新的社会环境的互动中主动适应新环境，还是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的，不会完全灭亡，不会失去其活态生存的方式而变为一种死的标本。

其一，音乐会所依附的民间信仰还有着相当稳固的社会基础。冀中音乐会绝不仅仅是一个音乐组织，它与当地多神崇拜的民间信仰密切相关，具有神圣性和较强的仪式功能，这使其有着比号子、山歌一类世俗性的民间音乐更强的生命力；其二，音乐会在丧俗中的应用，使它在当地人的生活中有着较强的实际需要；其三，今天商品意识虽然越来越浓，但积德行善、和睦乡里的传统观念并未消失，这使音乐会的无偿服务仍在乡里盛行；其四，虽然社会文化形式日益多样化，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爱好和精神需要仍然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其五，人们生活的富庶，为音乐会的生存提供了更为充足的财力保障。如端村为恢复音乐会要买乐器，家有积蓄的田炳辉立即捐出了几千元钱，这在过去的年代是难以办到的；其六，虽然社会的巨大变化对音乐会的活动造成了很大冲击，但局内人正在采取各种积极措施，主动适应变化着的社会环境，困难不是不能克服的，端村音乐会对传承问题的积极应对就是很好的例证。

（二）局内人自强不息精神的可贵性

一些已经不能活动、趋于灭亡的音乐会，其局内人的心态往往是无可奈何、怨天尤人，没有奋力自救的作为，只能眼看着后继无人、曲终人散；而一些生存状态良好的乐社，其局内人虽然也面临着种种困难和问题，但他们往往以自强不息的心态来应对困难、克服阻力，顽强地生存发展下去。端村音乐会就是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沉寂后，由于两个年轻人的竭力促使，在老一辈人和各方面力量的帮助下，又使其死而复生的。

传统音乐文化的持有者不等不靠、奋力自救的精神，是其在当代社会生存发展下去最重要的动力。渴望外界关注、渴望外部社会的支持和帮助，是许多民间乐社的共同心态，但是“自助者人助”，只有局内人的自强不息，才可能获得外部社会的支持和帮助。端村音乐会正是由于自强不息地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恢复到了较好的水平，从而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重视，顺利地进入了县、市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吸引了大学的学者和研究生的注意力，促使其主动前去进行考察研究。

传统文化的持有者行动起来，认识到自己所持有的文化的重要价值，调动自己的聪明才智，克服各种困难，创造性地保护发展好自己代代相传的传统文化，这比什么都重要。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局内人的作用是任何外部力量都难以替代的。

（三）“抢救第一”的重要性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其中“抢救第一”的重要性，在端村音乐会这个个案中得以充分彰显。试想：如果在掌握音乐会全部技艺的王振民老人去世之前，没有两个热爱乡土文化的年轻人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去主动恢复这个乐社，那这个乐社就算死定了。

端村音乐会绝响近三十年后又重新恢复成功的实践还证明，曾经有过音乐会的村落，只要其老谱本还在，会里能够韵谱的老人还有在世者，这个音乐会就有死而复生的可能性。在冀中地区，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是“”后“音乐会”这一乐种的全盛时期，此后逐渐走向衰败。现在已经不能活动的音乐会，其消亡时间顶多也就有三十年。从理论上讲，已经不能活动的冀中音乐会，绝大部分都有得到恢复的可能性。

问题在于：从内部讲，这些村落能否出现田炳辉和刘立奇这样热爱传统文化、不怕困难、有智慧、有能力的年轻人？从外部讲，我们的“抢救第一”的非遗保护政策能否落到实处？政策导向是否能够激发局内人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奋斗精神？

（四）培养后辈传人是保持生机的关键

今天的农村，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经商了，农闲时光也没有了，音乐会后继无人，上岁数的人又逐渐谢世，音乐会衰败的命运就不可避免了。

但是在端村、圈头等村落，我们欣喜地看到当地人以多种方式来吸引小学生入音乐会参加学习，并探索出了适应这些小学生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使得一批十几岁的小孩子逐渐成长为音乐会的新生力量，有效地解决了音乐会后继无人的问题。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一举措的巨大意义。这是传统文化的局内人主动适应变化了的社会背景并取得成功的一个范例，它说明社会背景的变化并不可怕，只要应对得当，危机是可以克服的。如果一个民间乐社里有一批十几岁的孩子做接班人，就能够保证这个乐社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呈活态存在而不会灭绝。所谓“传承发展”，还是要寄希望于孩子。

我们的学校教育，在传承传统文化尤其是乡土文化方面做得非常不够。今天的学校教育本来是文化传承的主渠道，可是这个主渠道在传承传统文化、乡土文化方面显得没有担当、没有作为，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如果冀中音乐会能够在中小学音乐课或课外活动中进行传承（至少其技能部分可以这样做），它的传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得到解决。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像这个民族本身一样，经百折而生机依旧，历九曲而波涛难阻，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其强大的生命力经历过重重考验。相信在社会向现代化急遽转型的今天，它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再现生机，端村音乐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篇2

“韩流”“汉风”文化交流

中韩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双方都有古老的文明和丰富的文化遗产，通过相互间的频繁的交流而取得许多优秀的成果。在历史上，两国属于一个文化圈，具有相近的价值观、伦理观和文化理念，这正是长期文化交流的结果，我们要加以珍惜。近些年来，“韩流”在中国、“汉风”在韩国盛行，对两国人民的生活影响很大，原因之一可能是历史上形成的思想文化的某种同质性为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提供了有利条件。现在中韩两国文化交流在大众文化的普及方面取得很大成效，特别是电视、电影、音乐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韩流”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从最初韩国的歌曲、音乐、戏剧、舞蹈、电影、电视剧、足球，进一步扩展到韩国的游戏、服装、化妆品、餐饮、电子产品和汽车等各个领域。这些与普通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本身就具有广告作用，对韩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做好了铺垫和宣传。同时，在这些行业中又涌现出一批大腕歌星、影星、球星、音乐人、舞蹈家、模特等吸引了大批中国观众的目光。这些明星的宣传作用和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韩流”所包含的方方面面，已极大地吸引了中国人的目光，决定着人们的旅游选择。电视剧《大长今》在中国的播放更使“韩流”的传播面越来越广，借助于现代媒体，“韩流”风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一直吹到一些内地城镇和乡村。“韩流”的影响是巨大的，人们从“韩流”中了解韩国的文化，发现了韩国的产品，产生了好感，很多人选择了韩国作为旅游目的地。

到韩国旅游的入境游客中，中国人所占的比例日益升高。几年来持续增长的旅游人数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中国，年轻人一般比较喜欢韩剧，现今到韩国旅游的游客中以年轻人居多，他们中大多数都是因为受到“韩流”文化的吸引而喜欢韩国，希望利用假期时间去韩国亲身体会自己在银幕上看到的感觉。因而在去韩国旅游的中国游客中，年轻人高达70%以上。在对韩国的总体印象中，大多数人的反应都较好，其中年轻人所占的比例最高。从韩国观光公社在2001年的外来游客调查中，对501个中国人分年龄段进行的调查分析，大部分中国人对韩国的印象很好，其中又以年轻人的比例居多。也就是说，受“韩流”文化影响的人数较多。“韩流”让中国人认识了韩国，也让中国人选择到韩国旅游。

在韩流文化盛行于中国时，汉风也在韩国兴起。上世纪50年代，韩国只有3所大学有中文系。80年代，开设中文系的大学增至20所。现今，韩国全国142所四年制大学，没有一所不设中文系。在韩国，四年制正规大学里，中文系以及和中国有关的学系有114个。两年制专科大学里和中国有关的学系就有28个。就连3所网上大学也都开办中文系。中国是韩国人旅游人次最多的国家，去年到中国来的人次超过200万。在韩国书店的电脑检索，只要打上“中国”，就会出现在韩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名，大概有3000种。在中国大学，韩国留学生已有4万5千人，是留学中国人数最多的国家。除了大学生，还有不少小学生去中国读书。韩国父母认为提早让孩子从小去中国留学，前途更好。在韩国，学中文已成为“过好日子”的代名词。韩国父母望子成龙或盼女成凤，中文已经成了不可少的学问。

但是中韩文化贸易发展还存在不均衡的现状，导致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不对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韩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也反映出发展中国文化产业的紧迫性。首先向韩国学习文化产业发展经验。目前，韩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已走在中国前面。中韩两国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也有相通之处，研究、学习和借鉴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经验，无疑有利于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且向韩国学习文化产业发展经验的过程本身就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其次必须在思想意识上改变对传统文化以及文化商品化的态度。长期以来中国对于传统文化重视不够，中国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之后，各种外国文化蜂拥而入，占领中国文化市场。在中国人的意识当中，文化与生意是两个领域的问题，没有认识到文化商品化的重要性，中国必须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并融合其他先进文化，加强自身品牌建设，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打入韩国市场。

篇3

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魂，如何追溯？无论是为了酬神、祭祖先，还是为了庆贺丰收、祈祷来年，节日文化，无疑都是最能体现和传承一个民族性格、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探四方佳节，守护恒悦古今的精神家园。9月15～18日，笔者走进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京族，和当地人民一起庆贺京族最重要的节日——哈节，探访这个古老而又神秘民族的文化传承，体验海洋文化融入京族人的日常起居和节庆风俗的每一个细节。

为海洋而生的哈节

赶巧，当我们的车队到达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巫头村时，正好是农历的八月初一，巫头京族人的哈节。一大早，全村男女老少穿着节日盛装，聚集在哈亭，集队举旗擎伞抬着神座准备迎神。

没有锣鼓喧天的吵闹，只有长者嚷嚷绕口的祭文。我们也饶有兴趣地加入到迎神的队伍中。京族人迎接的主神是“镇海大王”，靠海而生的京族人对海的敬畏不难理解。但之所以说京族的哈节是因海而生，据当地人讲还缘于一个传说。

在500多年前，一群人拖家带口从邻国越南涂山迁徙到我国大陆海岸线最西部的位置。然而，大海里有一条蜈蚣精，每次渔民出海捕鱼，它都要吃掉一个人。于是海神变化成一个乞丐随渔民登船将蜈蚣精斩成三段，保护了渔民的平安。而蜈蚣精被斩断的三段身体也变成了今天东兴市的万尾、巫头、山心三个小岛，在岛上不足两万人的民族，就是“京族”。

把神迎进哈亭后，把所养的“象”（其实就是猪）赶到哈亭绕行三周。然后留到半夜杀掉用以祭神，再由主持哈节活动的头人组织参加哈节乡饮，也称千人宴，边吃边听哈。按照传统，乡饮只能由村里的男人参加，而对于我们这些外乡人，女士也荣幸地成为了座上客。

其实，哈节的仪式并不复杂，除了迎神、祭神的仪式外，最主要的就是“娱神”。表演内容不但穿插了人们喜闻乐见、反映生活情趣的古诗词演唱、历史故事说唱，还要唱“进香歌”、跳“进香舞”“进酒舞”“天灯舞”。歌舞中都是日复一日的海洋生产生活的写照，散发着京族传统文化注入了浓郁的海洋气息。

要问哈节对京族人有多重要，当地京族人说：“远行的村民春节可以不回家，而哈节这天，无论身在何方，都会千里迢迢赶回来。”哈节在京族人心目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传统文化“失而复得”

然而，对京族人来说如此重要的节日，却曾一度中断，一断便是近40年，直至2005年，才在当地政府的主持下重新办起来。

“民族传统节日的保护与传承，是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和环节。”随行专家、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小璞在谈到这段历史时也颇为惋惜，她认为，民族传统节日都是集民族文化的大成，京族作为我国唯一的海洋少数民族，以海为生，与海相伴，其最重要的哈节充分反映出京族鲜明的民族、地域和海洋文化特色，具有强大的文化魅力。

值得庆幸的是，京族人努力地保存了其独特的海洋文化传统，并开始逐渐重视它。2006年5月20日，哈节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后每年，在政府的主持下，京族聚居的万尾、巫头、山心三个小岛，分别会在农历六月初十、八月初一和八月初十，海边的一些村落则在正月二十五来举办哈节。

经过几年的筹办，哈节不仅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纷纷来参观，也唤起了当地人对自己民族节日的重视。据巫头哈亭亭长介绍，从去年起，哈节已经基本由当地居民自主捐钱筹办，“我们自己的节日要自己办”。亭长自豪地说。

不单单是哈节“失而复得”，单凭一根弦，一根摇杆，便能独弦成曲，令人叫绝的京族特有文化——独弦琴，也在万尾村苏春发的坚持下保存了下来。现在，每到哈节，苏春发总会带着弟子们弹上几曲为节日助兴。在1993年的时候，京族人里会弹独弦琴的就只有苏春发一人。从1994年开始，苏春发在自家办起了独弦琴培训班，免费收徒授艺。在近20年的时间里，苏春发将一身琴艺倾囊相授。截至目前，已有300余名学生接受其指导。

活体传承并不乐观

苏春发回忆过去，不禁慨叹，50年前拜师学艺时，5个学生里只有他一个坚持下来。甚至连父母都疑虑：“你这么卖力有没有用？”

20年前，中越恢复交往，苏春发到越南去演奏，当地人惊讶称“中国也有独弦琴？”苏春发说：“我们祖祖辈辈都会弹。”此后每年，生活在中越两国的京族人都会相邀参加对方最隆重的节日哈节，比一比谁的琴弹得好，舞跳得好。

苏春发的坚持让人感动，他代表中国与越南交流、使独弦琴普及为京族学校的选修课、通过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窗口让世界瞩目，可是在人口不到两万的京族里，究竟还会有多少人会有苏春发这样的坚持？

在对京族的探访中，我们看到在哈节唱哈仪式上，哈哥、哈妹都不再年轻；反复以双膝微颤的三角步进退往复于神案前简单的舞步，却早已不见婀娜多姿的年轻女子翩翩起舞的身影。而祭神祭文所用的“喃字”，知晓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年轻的京族人仿佛已沦为哈节民俗的旁观者。

不仅如此，世代以捕鱼为生的京族独有的高跷捕鱼技艺，已几近失传，到现在为止还能掌握高跷捕鱼技艺的京族人，只有五人。在我们的探访中，见到了五人之中的三人，三人中，一人70多岁，另两人已80多岁高龄。我们在惊叹之余也忧心不已。

周小璞分析，历经几百年的哈节，是世代以捕鱼为生的京族人民对海神发自内心的崇拜与敬畏，无论舞步有多枯燥、多简单，虔诚祈祷的人们仍会年复一年地跳舞唱歌。而现在的年轻人，出门打工的比较多，对海洋文化的淡化和对海神的敬畏也逐渐淡薄，所以他们很少花时间去继承。而这种踩着高跷捕鱼的技巧难度太大，又有几个人能忍住绑高跷的疼痛去捕鱼呢？

篇4

“啃老”古已有之，传统社会，家业家产本来就是代际传递的，年轻一代结婚生子，终老于祖业，被视为传宗接代的荣耀，没人以为“耻”。尤其在宗族社会发达的时期，家，指的不是核心小家庭，而是根系庞大的家族。这时的啃老，不是制度设计，而是一个时代的文化传统和伦理关系，植根于农业文明的社会基础。 当“啃老”成为制度设计

“啃老”成为一种制度设计，却是新现象。这个时候，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伦理关系，正在经历着瓦解和变化，于是，新的伦理困境和文化纠结产生了。

考察当下的制度设计，如果有一对适龄夫妻，收入中等，育有一个学龄儿童，这时，按照他们的正常收入积累，恐怕是买不起一套一线城市中心区学位房的。但是，制度捆绑了房产和儿童就学权利的关系，而现实中实施起来，却发现多数人都把这个难啃的“硬骨头”给啃了，房产并没有难倒多数夫妻，这又是为什么？啃老，多数人依靠父母的资助顺利买了房。

可以说，房产和教育权利的绑定，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绝大多数人都能依靠“啃老”解决这个问题。义务教育权利与房产直接挂钩是一种固化“啃老”的制度设计，而饱受诟病的中国博士生待遇也隐含着同一逻辑。国外的博士生被视为完全个体，奖学金相当于一份正常工作的薪水，不仅能养活自己，还能支撑起结婚生子所需，而中国的博士生，还在被当成未成年人看待，需要填写父母经济状况，被预设为读博士一定可以“啃老”，靠家庭资助为主，学校发放的生活补助只是杯水车薪。

换言之，制度预设了“啃老”的伦理正当性，并将原来还仅仅是一种文化的“啃老”现象，以制度的方式给持续强化了下来。

这看起来与提出“个体化”概念的贝克夫妇所警惕的方向截然相反。贝克夫妇认为，欧洲社会陷入了过于依赖福利国家提供的保障和财富才能维持“本体论意义上的安全感”的“制度化个人主义”悖论式发展。

当然，贝克并不否认“个体化”的内在价值，他以颇具哲性思考的文字，洋洋洒洒总结了“在失控的世界中为自己而活”的15条重要性，其中有一条是这样概括的：“在后现代情境下，为自己而活意味着一个人能享受极高的自尊。”

自尊，这是“为自己而活”的核心价值。然而，啃老似乎全然不“自尊”。“啃老”这个词的出现，与“剩女”等词汇逻辑雷同，都带有贬抑鄙夷之意，要么“等靠要”，要么“没人要”，在言说者的价值坐标中，大概只能当“三等公民”。

这就是悖论的所在，“啃老”被制度鼓励甚至巩固下来，而文化观念却已发生变化。 代际关系与“孝文化”

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驱动下，社会的开放性和亚政治化带来了国族政治的去政治化，一个去传统的个体化进程在势不可当地铺陈开来。人们继而发现，“为自己而活”是一场关系革命，需要全新的人生逻辑，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习惯已经失去经验效用，表现在个体与社会、个体与组织、个体与家庭以及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都面临着新的调适和变革，没有一套既定模式可以沿袭。

在上述一系列关系中，代际关系是与“啃老”现象直接相关的一组关系，也是文化意味最强的一种伦理关系。孝文化在中国传统中源远流长，今天复兴传统文化的声音中，就不乏对孝文化的极力推崇。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发表文章称：“孝就是使带给父母的满足效用最大化。譬如，让父母丢面子，就是‘不孝’―这涉及子女的行为对于父母心理和精神的影响。最大、最高的孝就是在符合法律和伦理的前提下使自己的行为给父母带来最大的精神满足，譬如人生成功、光耀祖先。”网友评论说：“我没考公务员，让父母没面子，我不孝”，“我离婚了，让父母没面子，我不孝”……从网络舆论来看，专制式的孝文化，早已没有了市场，得到的是一片讥笑之声。

人类学家阎云翔在其著作《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当中，比较了中美两国年轻人的啃老现象，对中国年轻人的观念做出了倾向性的批评，认为中国的年轻人没有美国的年轻人那么独立，虽然美国的年轻人也接受父母的资助，但主流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并不鼓励年轻人从父母口袋里拿钱，此外，在情感上，阎云翔同情中国乡村里的父母们，他这样描述道：“很多老村民告诉我，他们并没有被年轻人的说辞所愚弄，很清楚年轻人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但是，他们还是向年轻一辈做出了让步，因为他们都有一颗‘父母心’。‘父母心’意味着父母对孩子无尽的爱与仁慈，这是父母愿意为孩子操劳的最强烈动机。不管孩子如何让他们失望，甚至辜负了他们的爱与关怀，父母仍然十分关心子女的幸福。”

这段道德意味极强的描述，只是看到了代际矛盾的一个浅层次的表象，却没有进一步论述中美代际文化差异背后的制度构成。其实，论主流意识形态，中国比美国更强调“孝道”，中国甚至立法强调“孝道”，把“常回家看看”这种个体生活安排上升到法律高度进行强制，杭州等地甚至立法禁止“啃老”。可以说，带有强制性的孝文化是中国所特有的，也因此，“啃老”的中国年轻人在道德上的压力，并不比美国年轻人小，甚至还要更大。这是因为，美国的福利制度保障，使得年轻人即便阶段性地“啃老”，也被视为一种相对平等的互助，而不是施恩意味十分强烈的父母之牺牲。美国的父母们也较少像中国的父母这样既要出手帮助，又牢骚满腹地抱怨年轻人不知道感恩。 “80后”子女与“50后”父母

相比之下，为什么中国的“80后”和他们的“50后”父母的代际矛盾如此突出？豆瓣甚至有一个专门控诉父母的小组，叫“父母皆祸害”，聚集了8万多自称“小白菜”的年轻人。他们在小组自诉遭受到的来自父母的各种心理伤害，并探索化解之道。这看起来不像是一般性的代际鸿沟，并不仅仅是时间的线性差异，而是有着深刻的、特定的时代背景。“80后”的父辈，主要是“50后”，也就是学者阎云翔这一代人。“50后”的人，成长于“”当中，并由于“”“中断学习-恢复高考”而被急遽分化成为精英和失意者。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一批人，此后纷纷成为各个领域的精英，而没有参加高考或考不上的那一拨人，遭逢了时代的裂痕及创伤。后者这一拨人，成为了对时代遽变恐惧而又怨愤的一代人，体现在他们为人父母的心态上，也就不那么平和与从容，他们的焦虑情绪与专制作风，与成长于改革开放的“80后”子女产生了激烈冲突。

而农村父母更甚，他们还生活在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中，他们是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难以覆盖到的一个孤立无助的群体，当他们看到养儿防老的构想在时代裂变中日渐破灭，而且，养儿甚至还成为“蚀本生意”，还要支付数额不小的彩礼为儿子操办婚事。这时候，难以要求他们像养老无忧的美国父母们那样豁达平和，无怨无悔。

如果看不到制度设计的内在影响以及时代激变事件留下的烙印，脱离制度背景、时代情境地去作道德评判和情感投射，则难以对代际关系的伦理困境得出公允的社会学人类学观察和道德评价。 “啃老”与新一代婚恋观

“制度性啃老”的普遍存在，不仅影响“父母-子女”这样的血缘关系，还影响着一代年轻人的婚恋选择和情爱观念。

“制度性啃老”意味着个体生活的最低成本被抬高了，其中，房子成为其中最大的支出项。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年轻人结婚并不需要另置产业，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房子中即可拜堂结亲。那时候一门婚事的缔结，成本主要是聘礼和嫁妆，而这是依据各家条件自由约定，并没有政府的权力资源进行强力捆绑。

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乡村到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变化了，政府变得强有力，也能够更加系统地提供公共服务，这时，迁徙的城市新移民，就需要为这些服务和资源埋单了。因此，政府希望能够有更多新居民购房，投资当地的经济建设，这是没有错的。关键的问题在于，确保公民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公民权利得以实现，是政府最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个伦理设计，必须把年轻人不需要“啃老”作为基本条件来衡量。如果以此为基点，就很容易核算出，一对年轻夫妇买不起房，而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必须享受义务教育，是常态的城市新移民状况，将教育资格、独立成户（有些城市规定结婚必须把户口从集体户迁出，而独立成户则需要有房产）与房产捆绑是一项多么不正义的制度设计。

从结婚到子女入学，系列的制度设计都在把年轻人往“啃老”的路子上赶，一些研究者则试图从道德上为年轻人的“啃老”开脱，为父母资助子女购房赋予积极价值。如钟晓慧、何式凝发表于《开放时代》的文章认为，父母在购房行动中是“积极父母”角色，“父母为独生子女购房，是建立协商式亲密关系的实践过程”。文章认为：“积极父母在三个方面对子女有孝道期待。第一个是参与期待。即希望子女愿意向父母坦陈小家庭事务，在共同协商中接纳父母意见。第二个是回馈期待。哪怕是经济条件不错的父母，也期待子女有金钱物质方面的回馈，并将此理解为两代人感情亲密的象征。第三个是空间期待。对父母们来说，最理想的居住模式是在‘一碗汤的距离’内与子女比邻而居。”

文章进一步认为“西方文献中的亲密关系概念，讲的是夫妻之间的、横向的、去物质化的关系，因此强调相互倾诉、语言表达、情感体验。而中国家庭的亲密关系，在实践形态上包含了三代人之间的纵向关系，以及不脱离物质利益的共同决策与情感寄托”。

上述分析事实上已经承认了父母的经济资助是期待回馈的，这个回馈包括对子女人生大事的共同决策权，以及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和精神照顾。也就是说，直到“五四”95年后的今天，国人不仅在观念上没有走出大家族，而且，在制度设计上，比过去时代还更加强化了年轻人与父母的关系，从经济权力上确立了家长制的权威，使得“啃老”不仅仅是个人生活选择，还是一道非常强有力的制度屏障，以经济统治了年轻人的人生。

正是因为经济上的依附型，新一代年轻人看似走出包办婚姻的牢笼，实则进入了新的桎梏：在强大的经济压力之下，他们往往不敢听从心灵的声音，而是服从于房子的召唤。于是，婚嫁中，男方或男女双方必须有房子成为新的“婚姻不自由”。

当西方社会在讨论更好的伴侣关系是注重精神的私密分享的伙伴式伴侣，而不是哪一方经济占据统治地位的统治式伴侣关系，当贝克夫妇在《个体化》一书中谈论一种新型的家庭关系―后家庭时代的到来时，中国式婚姻却在“房子-户籍”的一系列“制度性啃老”设计里与父辈纠缠不休，唯独没能享受到贝克提出的“为自己而活”的人生快意。

在这种条件下，年轻人常常抱怨他们并不能充分享受爱情，爱情总要让位于房子和经济利益的计算。他们甚至在30岁就显得暮气沉沉，为了一套房子发誓不再去爱，认命了，与合作买房的那个人好好过日子吧。

于是，新一代的婚姻，实际上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合作买房城镇化运动。 直到“五四”95年后的今天，国人不仅在观念上没有走出大家族，而且，在制度设计上，比过去时代还更加强化了年轻人与父母的关系，从经济权力上确立了家长制的权威，使得“啃老”不仅仅是个人生活选择，还是一道非常强有力的制度屏障，以经济统治了年轻人的人生。 出路

为“制度性啃老”披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把代际冲突中本质的结构性因素忽略不计，而着力于谴责某一方或哪一方都不谴责，做和事佬，这些视角都有些因小失大，对制度对人的伦理观念所产生的致命影响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都不能准确回应贝克关于欧洲个体化进程的洞见和忧虑，不能有效地提炼出中国式的个体化问题。

“制度性啃老”趋势的发展，影响的可不仅仅是代际关系和婚姻关系，更为要命的是，它还深远地影响了年轻人的创造力发挥，也就是一个民族的创造力。

媒体就有这样一则新闻，报道叙述：“以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研究员齐俊桐为代表的一群80后研究者，将我国旋翼飞行机器人多个关键技术推进到世界先进水平。其实齐俊桐是个啃老族，经常需要父母支援。啃老归啃老，他拒绝了多家企业开出5倍的高薪。齐俊桐说，那不是我的梦想。我的梦想是希望飞行机器人技术能不断往前走。”

这样短短一则新闻概要，就展示了社会的主流舆论认为，啃老是可耻的，但是―他好歹是做出了成绩……也就是说，我们善于把制度的不完美转嫁为个体的道德不完美，进而忽略制度产生的结构性掠夺。

篇5

关键词：文化反哺;文化传递;后喻文化;亲子互动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5-0104-02

引言

所谓“文化反哺”，是指“在疾速的文化变迁时代，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文化吸收的过程”。其实质是青年人通过文化传递手段积极、主动影响成年人的过程。从社会学角度看，“文化反哺”是一个“反向社会化”的过程，即传统受教育者对教育者反过来施加影响，向他们传授社会知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化过程。玛格丽特・米德的三喻文化理论开启了文化反哺和代际传承研究的先河，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她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将文化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1]。这三种文化有各自的差异和内涵，前喻文化意味着亲代向子代实施教化，并喻文化实质为子代和亲代的文化传递都依靠同辈人完成，后喻文化则表明子代反而承担亲代教化者的角色。玛格丽特・米德研究重点在后喻文化领域，她认为：在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动下，新的代际传承模式必然出现，原本接受文化传递的子代会主动向亲代传递各种文化即反向社会化过程。20世纪80年代，米德的三喻文化理论开始进入我国研究人员视野。我国社会学家根据实际国情，发现中国众多家庭出现子代向亲代传递器物等表层文化特征，其中，南京大学的周晓虹教授首次提出文化反哺这一全新概念。长期以来，家庭作为一个小的初级群体，使得子代在其中得到应有的哺育和教化，子代在这个群体中生活成长，所以被定义为子代社会化的场所。特别是在被封建礼教束缚的传统社会中，亲代在子代面前从始至终都是教化者的角色。但是，代际间文化传承并非一直依循着由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传递的单向模式，传统意义上的受教育者反向影响施教者也开始成为文化传递的重要部分。“文化反哺”作为实现文化传递多样性的又一载体开始成为专家、学者讨论研究的对象。

一、文化反哺的表现领域和影响因素

（一）表现领域

1.新信息使子女帮助父母了解和使用新器物

相比过去，今天孩子的生活环境更加开放，物质生活基础更加殷实。他们眼界开阔，对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价值观念接受快，思维也更加敏捷。源于这种优势，使子女获得了向父母反哺新知识、新观念的能力。如今随着微信、微博等新的交流平台的不断出现，给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交流沟通带来极大便利，上了年纪的父母渴望通过这些平台进行亲子互动以及开启全新的社交模式，但他们并不能像孩子一样熟练地操作，需要子女的帮助和教辅。网络上红极一时的“儿子为父母自制微信使用手绘本”获得众多网友的赞许和效仿，不难看出，青年一代凭借着在“数字化”时代里所具备的优势，在电脑、液晶电视、智能手机等新器物面前，都显示出巨大的“反哺”能力。同时，研究调查表明，父辈对于子辈在新器物等表层文化的反哺方面也呈欣然接受态度。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互联网大范围的普及，“网童”开始频频出现在网络世界里，子辈低龄化反哺趋势愈加明显。例如在日常生活中，“网童”常常作为施教者向父母及祖父母传授如何使用“ipad”“iPhone”以及如何操控其他电子设备。除此之外，子代在对新时尚、新潮流的把握上也具有明显优势。子代在代际沟通中掌控着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同时反向传递给亲代一些当下流行的网络文化。很多家长表示，最先从孩子那里了解并应用“坑爹”“土豪”“女汉子”“给力”“点赞党”等这样的网络语言。

2.子女对父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

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市场经济的转轨，群众的生活方式也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变革。在这些变化中，年轻人开始拥有“教化者的身份”，对老一辈们的生活方式进行着潜移默化地影响，也不乏思想观念的日渐改变。比如在消费方面，越来越多亲代主动撕下了“守财奴”的标签，开始购买理财产品和网络投资。同时，亲代开始接受多元化的消费观，消费理念也逐渐变得前卫。在必要时愿意采用信贷方式实现提前消费，很大比例的父辈也开始选择网购。在休闲方面，父辈们对服装、发型、品牌等方面的关注度提高，工作之余，更追求提高品位的生活方式，影院观影，KTV唱歌的娱乐支出也在亲代的消费支出中呈上升趋势。

价值观是指个人对周围客观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体评价和看法[2]。个人的价值观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虽然，在新形势下仍然会受到新观念的挑战和影响，父辈会在子代的影响下对现实社会的很多方面重新审视。但是，从反哺程度来看，子辈对父辈早已形成的传统观念改变力较小。例如，在婚姻家庭领域，父母固有的“婚恋观”以及“生育观念”常与年轻人“不婚主义”“丁克家庭”等全新婚恋观发生冲突，文化反哺发挥的功效较小。

（二）影响文化反哺的因素

1.子女的代际特征对文化反哺的影响

研究表明，“90”后的子女在文化反哺方面的能力更强。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给这代人带来了更广阔的眼界，掌握的信息量更大。他们的自我意识更强、具有较多话语、感受文化变迁的敏感度更高。虽然，其他年代子女成长中也经历过社会变迁，但多是政治变迁而非文化变迁，因此他们的父辈在文化传递上保持着前域文化的不可撼动性。

2.父母受教育程度对文化反哺的影响

官方调查显示，通常，文化反哺程度与父母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子代对亲代反哺通常是对一些新器物的了解和使用。一些新理念和新事物，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往往更容易也更有机会接受。教育程度高、具备全新教育理念的亲代更容易扮演子代朋友的角色，继而顺利接受子代的文化反哺。文化水平不高的父母对新知识的掌握相对于文化水平较高的父母而言要少一些，从理性角度出发，他们更应该接受拥有新文化资源的子女的反哺。可在现实生活中，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父母做法却背道而驰。一方面一些子女认为父母教育程度太低以至于与家长沟通存在障碍，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低的家长刻板的权威观念也阻挠了反哺，他们“父为子纲”的思想根深蒂固，导致其进一步失去了子代对其反向社会化的机会。

3.亲子关系类型对文化反哺的影响

平等和谐的亲子关系是促成文化反哺的必要条件。科学研究表明，民主型亲子关系中更容易出现文化反哺现象，权威型亲子关系则较少出现文化反哺。权威型亲子关系中长辈的权威并不利于与晚辈进行交流和分享，长辈向晚辈请教、学习的意愿也会被其居高临下的身份所磨灭。一位权威型家长一度浪费一天时间解决网络问题，其实他立刻与孩子商讨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了。另一位民主型家长在孩子的帮助下弄懂了英文说明书上传递的使用方法，高效快捷地开始了新买家电的使用。由此可见，权威型亲子关系与民主型亲子关系相比，不利于亲子二代文化的双向传递。

二、文化反哺的辩证解读

文化反哺不但充实了文化传递的模式，而且它反映了对刻板印象即“亲代是子代的施教者”的质疑和挑战。从更深远的层面讲，文化反哺更体现了代际文化传承模式的更新。中国自古以来即是农业大国，尤其是在变化的乡土社会中，亲代掌握着绝对的教化性权力，然而，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并不能只靠经验和传统办法作指导[3]。文化反哺作为文化变迁的产物，在新时期亲子二代文化传递过程中有着积极深刻的影响。尤其在今天这个文化激烈变迁的大数据时代，晚辈凭借着在新科技领域的优势反哺给长辈，丰富了亲子二代文化传递模式的类型。青年文化反哺的影响力也日益呈现扩张趋势。

笔者认为，在文化反哺得到赞美的同时，更应兼顾传统文化血液的延续。子代由于涉世未深其人生阅历较浅薄，文化传递过程中已进入盲目随性的误区。人类文化是历史沉淀的结果，反哺现象存在于某些方面，但并不是正向文化传递模式（即子代从亲代那里学到的一切生存方式和生活法规）已经消失，同时，前喻文化还是广泛存在的[4]。同时，从青年自身成长角度看，接受传统文化的哺育是其成长之必要因素。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活动的结晶，集中反映和凝聚了相应人类群体的生活、经验和精神。受传统文化的哺育是一项需要代代相传的重要任务。然而“90”后的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在这方面，许多实证研究的指向性都并不乐观。尤其是历史文化知识的匮乏，即使是学历较高的人也如此。近年来，“国学热”已经成为社会的一大热点，一些高校纷纷成立国学研究机构;不少海内外学者著书立说，四处讲学;很多父母也对孩子开启了“四书五经”的传统教育。

新时期，我国亲子二代文化传承并非呈现亲传子或子传亲的单一线性模式，而是呈现出网状结构。青年一代在获得表层文化的哺育并反哺给父辈，同时，亲代把基本生存技能、道德规范、传统文化等传递给子代。值得注意的是，成功的文化传承模式应是多元化的，长辈和晚辈互为教化者彼此进行文化交流，这便是李新华提出的互喻文化[4]。所以，亲子二代在文化传递中，应当与时俱进地辩证看待，即看到子代在某些方面文化反哺亲代的事实，但同时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子代一样需要得到文化哺育，特别是亲代赋予的传统文化哺育。只有亲代文化哺育和子代文化反哺相辅相成的存在，传统文化才得以完整保留，现代文化体系才得以顺利地构建。

参考文献：

[1]Margaret Mead.Culture and commitment：a study of the gene- nation gap[M].NewYork：The American Meseum of Natural History，1970.

[2]周怡.代沟现象的社会学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4（4）.

[3]龚界文，胡静.“反向社会化”与“文化反哺”现象研究述要[J].青年探索，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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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来自我校2012级和2011级5个系部（护理系、针灸推拿与保健系、药学与检验系、中医系和临川医学系）的专科学生，共发放问卷500份，收回有效问卷470份。为了体现样本的代表性，我们采取的是分层抽样。由于各系部的总人数有较大的差异，因此，首先计算了各系部人数之间的比例，然后按照比例分配问卷给每个系部，每个系部两个年级人数总数差异不大，因此问卷份数在两个年级之间平均分配，然后在每个系部当中，按照系部的班级来抽取几个整体，在从整体中按照学号来随机抽取组成我们调查的样本。

课题组通过对问卷结果、访谈信息和搜集的其他资料综合加以分析，较为全面地掌握了我医科院校大专生的礼仪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引发了我们队对我校大专生礼仪教育的相关问题的思考。470分问卷中有290份的调查者是女性，男女比例基本平衡。

一、礼仪的内涵及其重要性

我们设计“礼仪是什么”这一问题，是为了提高大学生对礼仪的真正认识。因此，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们采取了开放式的形式，学生在填这个问题的答案时，让我们意识到了礼仪内涵在他们心中的缺失。首先，有极少的学生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并且答案五花八门、不中要害，描述得都是比较浅显的东西，就是一般的礼貌、礼节等。

我们在调查前考虑到这一情况，因此在问卷的设计过程中，将第二个问题变成了选择题，让被调查者选择礼仪的内涵。有83.7%的被调查者选择礼仪的内涵是“一个人内在修养和外在敬人的表现”，6.3%的被调查者选择的是“内心对他人的尊重”，7.1%的学生认为礼仪的内涵就是“一个人的穿衣打扮得体”。

当被问及礼仪对自身而言的重要程度时，有68.8%的被调查者认为礼仪“对自身而言非常重要”。17.1%的被调查认为礼仪“可有可无”。我们在访谈这些被调查者为什么认为礼仪“可有可无”时了解到，这些学生认为礼仪至今为止没有在自己的生活、学习、工作中起到任何客观作用，没有关注礼仪问题时也没有给自己的学习、工作、生活带来任何的困难与不便。7.3%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还没有关于礼仪重要性方面的意识。6.8%的被调查者还不清楚礼仪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

二、对中国传统礼仪的态度和掌握情况

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掌握情况的分布中，我们看到，虽然没有学生认为中国的传统礼仪文化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文化的糟粕应该摒弃。但是，有10.3%的被调查者不知道传统礼仪是什么；只有76.6%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传统礼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所在，值得继承和发扬；13.1%的被调查者认为传统礼仪仅仅是古人待人接物的礼节。并且，这76.6%的被调查者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真正了解。

关于对中国传统的冠、婚、丧、祭等基本礼仪的了解，69.5%的被调查者表示略知一二，28.2%的被调查者完全不了解，只有2.3%的学生较为了解。可见学生对传统基本礼仪的了解程度确实不够，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们调查组认为，国家和学校对传统礼仪知识的重视程度和普及工作不够应该是主要原因。

被调查者认为对自己最重要的五种节日是春节、中秋节、清明节、圣诞节及情人节。可以明显看出，在学生的内心，代表家人团聚重逢的春节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们通过访谈了解到，学生之所以认为圣诞节也较为重要，是因为圣诞节的气氛较为活跃，为年轻人的玩乐、浪漫提供了机会。

三、对日常文明礼仪的实际履行情况

68.5%的被调查者上课时会提前把手机关机或调至震动静音，12.7%的被调查者认为重要的课才会关机，15.9%的被调查者表示，如果教师课前提醒，自己才会自觉关机等，而另有2.9%的学生“经常不会”。

56%的学生曾将早餐或者零食带到教室，23.6%的学生曾在课堂上吃零食；88%的学生会在公交车上给“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让座；91.7%的被调查者离家或归家时会主动给父母打招呼；72.1%的被调查者会主动给来家的客人招呼问好，为客人敬茶；58.4%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在公共场合很注意小声说话；55.3%的学生会主动清理课桌抽屉里面的垃圾；51.4%的被调查者对于大学生在公共场合的亲密行为表示反感，认为公共场所应注意自己的举止。

从整个调查问卷的分析情况来看，我校的大专生礼仪素养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研究组将进一步讨论如何提升我校学生礼仪素质的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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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有生机和活力，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得到世界广泛的认可和尊重，传统文化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文章分析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传统文化 教育

引言

1.在一次针对小学生的问卷调查中，有按重视程度给传统节日排序的题，大部分学生按照春节、中秋、清明、端午的顺序排序。端午竟成了学生眼中相对不受重视的传统节日，而将圣诞节和端午节相比，一些学生更喜欢圣诞节。今天，部分年轻人不重视传统节日而喜欢过洋节，不重视传统手工艺而崇尚西方的科技产品。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面临一定的困境。作为一名美术教师，笔者每每看到这样的现象或听到这样的报道便很揪心。笔者不愿看到漠视乃至忽视传统文化艺术的现象愈演愈烈，不希望传统文化艺术只能成为人们脑海里的模糊记忆，而人们徒留悲叹和深深的惋惜。笔者希望尽最大的努力通过美术课的教学传递重视传统文化的信息，感染、影响学生，让他们在重视传统文化艺术的道路上有所作为。

2.笔者认为，重视传统文化艺术应该从学校、从课堂抓起，让学生形成重视传统文化艺术的意识，尊重、呵护传统文化艺术。在美术课堂上，教师不应仅仅照本宣科向学生传授书本知识，而应该有所作为。中国的文化艺术博大精深，有很多令人叹为观止的精华被尘封在角落里。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一些人更看重的是效率、品牌、时尚。而传统文化艺术很古朴、很稚拙、很耐人寻味，它才是真正的中国味道，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笔者认为，教育者有必要在课堂上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结合课本知识潜移默化地传授给学生，让他们能够在长期耳濡目染的学习环境中提升品德修养，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艺术。如何在学校美术教学中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笔者的看法如下：

一、在教师队伍中提倡再学习的必要性

现在一些教师从教后在具有压力的工作环境中，已无心继续学习以充实自己的学识，更谈不上在教学中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再加上本身对传统文化不够重视，难以对学生产生影响。教师代表了强有力的文化力量，所以必须加强教师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再学习。现在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学习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痴迷于中国的京剧、武术、书画、皮影、剪纸等文化艺术。一个伟大的民族的生命力就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古人云技进乎道，对于教师来说，技就是教学技能，而道就是文化，教师的教学必须以文化为基础。教师学习传统文化迫在眉睫，只有这样，其才能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播。

二、在教学过程中让传统文化艺术与教材相结合

中国是礼仪之邦，这体现在方方面面。如，在建筑中我们看到故宫的布局严谨、左右对称、色彩绚丽、庄严神圣、前朝后寝等，处处体现了天子的威严和皇权的至高无上。还有民居，如北京四合院，通过体量、布局、空间、色彩等体现了自然、等级、内外有别、尊卑有序等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哲学观念：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比。而西方人在建筑中更多体现的是人定胜天，征服自然，具体表现有修剪得非常整齐、壮观的树木苗圃以及高耸入云的尖顶等，严谨的计算和度量也体现出他们严谨的思维与科学观念。这就是东西方人的思维差异。教师在关于建筑的课堂上向学生讲解这些内容，既让学生了解了中华传统文化在建筑中的体现及其对建筑的影响，又能深刻剖析教材、拓宽教材的知识面。

三、教材与本土文化相结合

教育部规定中小学每周必须上一堂书法课，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开始重视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重要性。文字是人类表达思想的工具，中国书法作为中国特有的艺术，亦是我国古今教育的要科之一。教师在美术课堂上要重视对书法的教学。

一是通过多媒体让学生欣赏、了解五千年的汉字文化，并通过解释一些汉字的渊源，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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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畲族民歌；传承方式；传承危机；发展创新

中图分类号：C9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6-0106-04

2006年5月20日，畲族民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畲族没有文字，有关畲族人民的祖先传说、迁徙路线、战争灾难、、行为习惯等内容都保存在族民歌里。从民歌里我们可以窥见畲族人民的艺术形式，从中感受到畲族歌唱艺术魅力的留存。畲族人在千百年的繁衍生活中所选择、延续、保存、相传的畲族民歌正是他们生活中最为宝贵的东西。畲族民歌蕴藏着畲族千年历史，不得不承认她就是畲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我国多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畲族民歌的传承

伍国栋说：“民间音乐传承是一个动态的音乐过程，它具体是由居于这一音乐传承过程中心地位的音乐群体和音乐个体完成实现的。因此，民间音乐的口口相传和身传言教，在不同民族和地区范围内的民间音乐生活中，由于传承者和受传者的状态不同，便主要表现为群体传承和个体传承这两种不同的形态。”[1]（P164）畲族民歌的传承有三种基本方式：其一，在民歌活动中，传承者和受传者传承角色经常临时互为转换；其二，在家承和师承中，传承者和受传者身份角色相对固定；其三，有的传承者和受传者没有直接发生关系，而是通过媒介如文本间接实现传承。

1活动传承

畲族人无歌不成宴，无歌不成婚，无歌不成礼，歌俗与礼规世代相袭。畲族人把每年农历的“三月三”作为盛大歌会的日子，举行全国性的畲民歌会联欢。福建的畲族在“二月二”、“招兵节”也把歌会作为主要活动内容，十里八乡常常对歌，三日不绝。在歌会活动中，畲族都是全民参与对歌，竞相飙歌，互相学习。此外，畲族祭祀、婚嫁、传师学师等礼俗活动也都以歌为主。在这些活动中，传承者与受传者的角色相对不固定，时常互为转换，这也使畲族民歌得到最为广泛、最有效的传承。

2家承与师承

历代宗法制度影响着人类的主要活动，家族由血亲种族划分，血亲种族总是以家庭为单位，并以此脉络进行传承。家庭是族人学习民歌最初的学校。除此之外，拜师学艺，尊师重教，是畲族人获取歌技的另外途径。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双后降畲族村的蓝陈契老大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畲族民歌）代表性传承人之一，她的启蒙歌唱老师是她母亲，母亲每晚唱畲歌伴她入睡。在母亲的影响下，随着学习的深入，她陆续拜访了村里会唱山歌的前辈，学习到了更多的山歌。自此之后，她成为了村里能歌会唱的泼尼崽（畲语音：女孩子）。1994年，她受到日本福井市环太平洋民间艺术节民歌交流活动的邀请把畲歌唱到了日本。如今，她自己的女儿也成了她的学生，除此之外，她还收了十几个徒弟跟她学唱畲族山歌。家承与师承是一种最直接的传承方式。

3媒介传承

畲族有民族语言，但没有民族文字。畲族民歌能一代代的流传下来，其中非常重要的媒介就是畲族山歌本。畲族人用汉字和生造字来记录歌词。一般情况下，歌词中的汉字代表词意，其发音遵循畲语发音。畲族有很多生造字，为了记录特殊的词意，这些生造字都可以在旧时的山歌本上看到原型。各地的畲族民歌都有着本地传统的耳熟能详的曲调，后人只需参照歌词便能唱出山歌来。

除了老歌本以外，近年来，热心研究畲族音乐的工作者纷纷加入到继承和创作畲族音乐的队伍中来，创作了很多优秀的畲族音乐作品，这种创作文本传承也对畲族音乐的发展和创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畲族民歌的传承危机

21世纪的世界正在迅猛发展，在全球化、信息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大浪潮中，各民族共融的趋势正在日益增长，文化同化的现象正日益突出。这种文化同化使得弱势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得不面临着被边缘化、消亡的危机。在这种形式下，畲族的文化传承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如今，畲族村寨畲民几乎全部身着现代服饰，年轻一代大多数人不会说畲语，会盘歌的民间歌手所剩无几，珍贵的山歌本被村民当废纸换钱。在经济条件改善较快的畲族村落，这种文化遗失更加严重。2011年11月，笔者在浙江衢州市开化县范树畲族村采风时，发现被村书记吆喝前来唱畲歌的竟然都是村里的汉族女子。由于村里没有会唱畲歌的人，没有人会说畲语，又因村里旅游政策的要求，这些汉族女子被选去充当畲族歌手，她们唱的畲歌居然是从附近龙游县群艺馆老师那里学来的。被誉为“畲歌王子”的雷志华感叹说：“畲歌如果消亡了，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精神文化的消亡……但是现在，年轻人基本都不知道畲歌是什么了。”[2]

1语言传承的断裂

语言与民族是一对孪生姐妹，语言是民族的标志和重要特征，畲族语言是畲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生活中发展成熟起来的，历史上虽与汉人杂居，但畲族的语言主体并没有流失，而是在融合中进行发展。文化的传承除了物质传承以外，更多的文化传承是通过非物质的形式，用语言一代代传承的。族民歌与族语言密不可分。在当今社会大融合、经济大发展、文化趋同的背景下，畲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孩子们走进了明亮的教室，学说普通话，努力改掉方言口音。长期的学校学习经历，使孩子们渐渐地疏远了畲语。笔者在景宁畲族自治县菖蒲村田野调查时发现，钟兴元家族中在世的第一代能说传统的畲语，第二代已经有了外出打工的经历，在表述畲语的时候会夹杂一些现代词汇和流行语，第三代钟慧芬接受了全日制大学本科教育，常年在外求学使其较少有机会使用完整的畲语，钟慧芬坦言，由于定居场所的改变她的下一代将不知道什么是畲语了。 从目前的现实来看，要找到合适的传人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个传人首先必须会讲传统的畲语，其次才是唱山歌的嗓音条件和兴趣。畲族语言传承的断裂直接导致畲族民歌传承基石的瓦解。

2师承礼仪的断裂

畲歌之所以从历史上能流传下来，全凭口传心授、歌场学歌和拜师学艺才得以较好的保存下来。年轻一代对外来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盲从，使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价值退化甚至丧失。如今，畲歌原始的音调、单调的旋律、固定的唱法已经不能打动年轻一代了，他们更倾向于学习现代流行音乐和其他乐种，对畲歌没有丝毫兴趣。目前畲歌老艺人都已经是六十至八十高龄的老人，如果没有承继的人，恐怕珍贵的山歌就要随着这些畲歌老艺人的离世彻底消失了。景宁畲族自治县东弄村村民蓝荣昌说现在的年轻人贪图物质享受，对于传统的民族技艺的学习感觉很累，他们愿意外出打工挣钱，不会选择拜师学艺这种途径去学习畲族传统文化。畲族传统的拜师习俗也渐渐减少，畲歌师承礼仪的断裂直接导致了畲族民歌传承将后继无人。

3歌场环境的破坏

畲族人唱山歌，往往随性而发。在田间、在山野、在密林、在家中、在坝场……迎客时、嫁娶时、祭祀时、丧葬时、节日时……随处随时可闻可见。每逢畲民相聚欢歌时，总是全族男女老少集体相邀。如今，歌会活动渐渐悄无声息，田间地头稀有歌声，年轻男女不再以歌传情定终身，畲族礼仪习俗也因为汉族文化和现代生活的影响在慢慢简化和流失，传统文化环境业已遭到改变，畲族民歌渐渐失去了表演的场所和土壤。虽然近年来，由于国家和有关部门的重视，畲族歌会也在每年固定的日子里举行几次，但植根于畲民心中那无处不在的歌声已经消失了，似乎只有在节日里才突然想起歌唱自己的民歌。畲族民歌歌场环境的破坏使畲歌的传承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

三、畲族民歌的保护

目前，畲族族群面临着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之下的尴尬境地，而顺应潮流和固守传统之间又出现了激烈的对抗。虽然现代生活与传承传统并无直接矛盾，但是，多数人却选择了现代生活而抛弃了传统生活，甚至抛弃了民族习俗。王文章说：“一个民族深层文化基因的改变，必然带来民族个性的变异和扭曲，以及民族特征的弱化甚至消亡；特定地域、群体中凝聚其文化传统的那些难以用外在尺度衡量的文化表现形式的消解，也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混乱。”[3]（P14）保护畲族民歌，应从保护传承主体、保护传承形态和保护文化生态环境三方面入手。

1保护传承主体

龚德全说：“ ‘人’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环节，‘人’的因素应该被高扬和放大，因为他们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者，是传承链中最为关键的一环。而以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缺失之处就在于：没有对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给予更多的关注和保护。”[4]（P33）传承主体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传播者，二是承继者。畲族民歌在传承中，除了传播者的传授，最重要的还是承继者对于传统艺术的接受。文化受到传承成为传统，需要原初主体的被创造，更需要后继主体对原初主体的接受和继承，文化传统的形成和传承离不开后继主体的积极作用。畲族民歌的传承要靠传播者的传授，更多的要靠承继者的参与。所以，尊重民间口传心授的传承模式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对老艺人脑子里的民歌要进行抢救和保护，否则伴随着传承链的断裂，珍贵的畲族民歌会随着老艺人的相继离世而逐渐消亡。

2保护传承形态

畲族民歌在历史长河中通过活态传承的维系向前发展。首先，畲语占据主导地位。一个民族的母语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身份，也奠定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畲语是畲歌的语言表达形式，保护畲语的传承就是保护畲歌的传承。其次，音乐旋律形态是其主要表现方式。大多数传统畲歌的旋律形态一般表现为四句一条、八度音域范围、大六度音程大跳、大二度小三度迂回级进为主、结尾下行且压抑为其主要旋律形态特征。我们在承继畲歌的基础上发展创新畲歌时，始终在传统畲歌旋律形态特征的基础上去发展创新就不会失掉畲歌本色。再次，音乐文化形态是其根本动因。畲歌的出现离不开畲族的历史文化，是畲族的图腾、历史传说、民族风俗等民族文化的深厚内涵推动了畲歌的发展和成熟。我们在保护发展畲歌的同时，更要保护和发展畲族的社会文化和音乐文化。

3保护文化生态环境

戢斗勇说：“所谓文化生态环境，指的是文化的生存和发展赖以进行的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各种条件的总和。文化生态环境的范围很广，既包括自然环境，又包括社会环境。”[5]（P155）畲族民歌是在南方群山、丘陵地带出现的，其地域特点和自然生态促成了畲族民族文化具有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特点，其民歌也受地域形态的影响有着含蓄而压抑的特征。畲族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和调节，促成了畲族民歌的文化形式。畲族民歌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地理语境中，其历史阶段、社会状况、经济条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形成的文化生态环境都应该得到保护。

四、畲族民歌的创新

相对于传统畲族民歌面临的口传心授模式的“活态”传承断裂的危险而言，新畲族民歌在学者和作曲家的创作下展现了新的一面。作曲家们在这些传统畲歌原有的特色之上，在创作上做了大胆的创新和尝试，并结合现代民族声乐的技巧把畲歌创作成符合新时代视听的新民歌作品。

1丰富曲式结构

传统的畲族民歌一般都是单一部曲式结构的歌曲，由两个平行乐句或对比乐句构成，在结构形式上较单一。作曲家们按照现代的审美需要，几乎都对新创作的畲族歌曲做了结构上的调整。新创作的作品不再是单一的一部曲式，开始出现了单二部曲式和单三部曲式，这些结构多样的歌曲常常在新作品中出现。如：《畲乡风雨桥》（薛霄九词、潘立峰曲）、《畲山窝里飘着畲家的歌》（彭慧娥词，刘程远曲）就是典型的单三部曲式结构的歌曲，歌曲开头都有一个极富特点的引子，由畲族民歌衬词“哩”、“哈”、“”组成。大部分创作畲歌的结构几乎都得到大幅扩充，音乐骨架变得饱满，歌曲内容更为丰富。

2增加曲式旋法

畲族传统民歌的音域一般不超过一个八度，大跳一般不超过六度，级进音程在大二、小三、纯四中迂回进行，结束音往往呈回落姿态。在这些具有典型民族性格的音乐特征之上，现代作曲家们在作曲技法上进行了一些夸张手法，力图使歌曲中更加凸显畲歌的民族特色。以《畲山窝里飘着畲家的歌》为例，音域是从小字一组的e1开始至小字二组的b2，引子部分的第一句就从e1开始经过g1、a1到长音e2后通过甩音方式结束到b2音上，第一句亮嗓体现了音域的大幅跨越；歌曲a段中出现了八度的反复跳进和几个乐句对比跳进，使畲族民歌大跳特征得以强烈凸显；a段b段中级进的迂回进行变得丰富多彩，同时常穿插六度音阶大跳，使歌曲旋法特点在多处体现；结束段落时，采用变化发展手法，使旋律音域在e2至b2音上下来回波动，通过“放高音”唱法来表现尾段音乐。结束时也改变以前的回落姿态，在g2高音处以强音结束。

3增加演唱难度

由于畲歌新作品增加了音域、扩充了结构，对旋律进行了一系列的创作手法，使得作品的演唱难度变得极富挑战性。演唱者往往在一个小节内就必须完成几个六度、八度或十度的大跳后又马上回到大跳前的低音，要求声音的连贯顺畅，这种演唱难度在新畲歌作品中是常见的。大跳一旦超过八度，如果完成不好，就会出现音色不统一、真假声打架的现象。在结束音时往往会进行到a2以上的长结束音，如果气息和声音位置都欠缺的话，就无法出色完成这个长音的演唱。歌曲在完成音域的上下扩宽、大跳的连续、级进的反复、衬词的变化、长音的时值等技巧后，还要完成对歌曲结构层次的演绎。相对于传统的畲歌单一结构的演唱，新畲歌的创作在传统畲歌的基础上增加了多种创作元素，无论在旋律上还是结构上都增添了技巧难度和新内容，这样的创作特点既有传统的色彩又有新时代的印记，符合现代音乐审美需要，让新畲歌在新环境下吸引年轻的音乐人去关注和推广。虽然目前这些畲族创作新歌的数量和质量都还处在畲歌的创作发展过程中，但长此以往，畲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展现出新的面貌，发表更多创作精品。畲歌创作可以使更多人从畲歌的角度去了解畲族及其民歌，可以让更多的音乐创作者参与进来，让更多的声乐爱好者参与进来，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畲歌的推广工作，让畲歌的传播在信息化的当今社会占有一席之地。

近年来，很多畲族聚居区政府和相关专家已经意识到抢救畲族文化的重要性，积极开展了大量抢救和发展畲族文化的工作，某些畲族地区已经恢复畲语的教学、开办畲族民歌传习所、举办畲族歌会、建立畲族民歌音乐档案资料数据库、开展畲族民歌研讨会，已经取得了明显的实效。但畲族民歌的传承仍面临断裂的危险，抢救畲族民歌工作依然形势严峻。

[参考文献]

[1]伍国栋.中国民间音乐[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

[2]钟剑宾.歌声中蕴藏的畲族文化[N].福建日报・文化大观，2006.

[3]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篇9

按照美国传播理论家拉斯韦尔1948年发表的《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提出的，传播活动包括“谁传播”、“传播什么”、“通过什么渠道传播”、“向谁传播”、“传播效果”五个要素。②我们依次对青春版《牡丹亭》的传播予以剖析。

一、“谁传播”。作者创作出戏曲作品以后，把戏交给演员在舞台演出。如果是在建国以前，传统的班团制，演员处于中心的传播者地位。戏的演出内容，观众大都是熟悉的，观众是冲着演员去的，所以演员在戏的传播中起着主要的传播者作用。但是，建国以后，由于模仿苏联的剧团体制，导演、舞美等也开始在“传播者”中占据重要地位，演员的中心地位受到了冲击。所以有研究者认为演员中心地位的下降，无法涌现出以前那样好的演员尖子，是戏曲演出面临危机的突出原因。毋庸置疑，此次青春版《牡丹亭》的制作，也是综合了导演、舞美、剧本修改小组、演员的全方位的力量，包括从开始白先勇做主要的策划制作者，也是起着“传播者”的作用。但是在这之中，演员占据着突出的地位。

作为策划者的白先勇先生从选主角开始，就明确地体现了他意识到在演出中演员的重要性乃至中心地位。《红楼梦》中贾府中戏班选演员特意到苏州选，白先勇也不远千里地跑到苏州选秀。不过他的着眼点和以前更重演员演技有所不同，而是和“青春版”的推出有关。他非常重视演员青春靓丽的容貌和气质，白先勇认为，“首先《牡丹亭》本为一曲歌颂青春、歌颂爱情、歌颂生命的赞美诗，男女主角正值花样年华。因此，我们举用青年演员饰演杜丽娘与柳梦梅，符合剧中人物年龄形象”。③

在当今社会，要吸引住年轻观众的眼球，第一视觉印象非常重要。这是和以前更重演技有所不同的地方，但是白先勇选好了主角后，又为他们选了张继青、汪世瑜这样的昆曲名师，让他们严格按照传统的拜师仪式拜师学艺。

事实也证明，这两位演员的外在形象确实符合了大多数年轻人心目中的杜丽娘和柳梦梅的形象。当然，相比来说，在技艺上，他们还需要多加打磨。

舞美则尽力向原来的“一桌二椅”靠拢，不喧宾夺主。演员的服装设计，精美得可以用美轮美奂来形容。如果妨碍演员的演出动作，造型设计就要重新考虑。这些无不体现着演员为中心的思想观念。

二、“传播什么”。汤显祖在原作《牡丹亭》中曾经感叹“世间只有情难诉”。他在《牡丹亭》中塑造了一个“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的一往情深的杜丽娘的形象，感动了后世无数读者。

围绕着“情”的核心，白先勇组织人员对《牡丹亭》本着“只删不减”的原则进行改编。改编后的《牡丹亭》总共二十七出、分为三晚演出，每晚的核心分别表现的是：“梦中情”、“人鬼情”、“人间情”。这种新的处理方法体现在对原作“情”的实化、纯化和人情化。

1.实化。原来的剧本和舞台演出都是以杜丽娘的戏为主，柳梦梅是她情感追求折射投影的一个人物，有点虚化，可谓是“梦中情人”。而青春版《牡丹亭》则为了让今天的年轻观众更真切地感受剧作的“情”，在舞台上加强了柳梦梅的戏分，与杜丽娘的戏相对称。原作更主要突出杜丽娘对情的勇敢追求，经过改编后的戏则突出表现的是杜丽娘和柳梦梅两个人对爱情的追求、珍惜，似乎更贴近当代年轻人的审美口味。当然，这种实化“爱情”的处理方法一定意味上冲淡了原作虚化手法背后蕴藏的哲理内涵。但是，青春版《牡丹亭》之所以名曰青春，它定位于年轻的观众尤其是大学生，歌颂的、凸显的是年轻人美好的青春、生命和爱情，传播的内容和意旨上一定程度上和原作有距离。

2.纯化。原作中柳梦梅和杜丽娘的爱情当然不可谓不纯，但是在舞台上演出处理时，如果处理不当，男主人公柳梦梅的形象容易流于油滑、轻浮。比如柳梦梅在杜丽娘的梦里初次和她相会，便大胆请她题诗，要和她“那搭儿讲话去”。这会让人尤其是当代年轻人觉得无法接受。所以青春版《牡丹亭》要表现的是两人之间这份纯纯的、浓浓的“情”。笔者2005年在苏州大学采访饰演柳梦梅的小生俞玖林时，他讲到白先勇先生反复告诫他演出时要突出柳梦梅的“纯”，不要演“油”了，同时要突出他的“傲骨”，是“一介不畏权势，敢于与礼教抗争的傲骨书生”，要突出他值得杜丽娘爱的优秀品质。从白先勇先生选择两位主角扮演者时年龄、容貌、气度乃至眉角眼尖流情的挑剔，到对演出扮演人物形象的要求，都体现了对剧中爱情纯化的处理。

3.人情化。原作《牡丹亭》给人的总体感觉，是杜丽娘生活在一个压抑沉重的封建氛围里，所以有研究者指出，杜丽娘的死，似乎并没有受到直接的压迫，但却又让人感到来自她周围环境的无形压力。但青春版《牡丹亭》却给这沉重的环境增添了几丝温暖的人情味。首先体现在春香和小姐情谊的处理上。汤显祖在创作《牡丹亭》时，对她们虽是主仆却又是朝夕相处的少年玩伴的深厚感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刻画，只是笔墨简略。而在青春版《牡丹亭》中却通过舞台的处理加强了两个纯真少女之间的友谊。另外比之原著，青春版《牡丹亭》还表现了柳梦梅和他的老仆人郭驼之间相依为命的情谊。再如对石道姑这样有生理残缺的人物来说，原作似乎缺少尊重，而青春版中则突出表现了她热心助人的心灵美，富有人情味、具有正常健康的人性的一面。

总之，剧中对几个配角的适当改编处理，都起着烘云托月的作用，更有助于表现青春版《牡丹亭》所刻画的爱情。如果说原作主要表现在严酷似寒冬的封建环境里的杜丽娘对爱情的追求，那么青春版则为之增添了几丝春的温暖和曙光。

可见，在传播内容上来说，青春版《牡丹亭》传播的是经过一定处理的、更贴近当代年轻人审美心理的既古老又年轻的爱情，所以它又经典又青春现代。

三、“通过什么渠道传播”。通常，传播活动就其通道而言，主要分为“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前者指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以及小群体之间的信息传递，后者指传播机构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工具向千万受众传递信息。传统舞台演出的戏曲，实际就是一种表演者与观众对面交流的“人际传播”，而通过电台、电视、网络所进行的戏曲传播则属于“大众传播”。

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仍然是注重与观众对面交流的“人际传播”，不过与以前的戏曲演出有所不同的是，它的人际传播渠道的主要构成是校园里的舞台演出。从没有哪部戏主要是在校园里进行演出的。这也体现了青春版《牡丹亭》传播中有关传播途径的新特点。

另外，对其演出信息的宣传也是其辅助传播渠道。青春版《牡丹亭》非常善于利用现代的各种媒介进行宣传，这对于进一步提高青春版《牡丹亭》的知名度、扩大其影响力起着极大的作用。

四、“向谁传播”。白先勇先生指出：“昆曲是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古老剧种，但昆曲的演出不应老化；昆曲的前途，在于培养年轻的演员，吸引年轻的观众”。④这番话道出了青春版《牡丹亭》的观众定位，“向谁传播”的问题。青春版《牡丹亭》这样明确地定位于年轻观众，尤其是大学生，是有其考虑的，可以说体现了白先勇内心深切的焦灼和忧虑。昆曲面临传承危机、观众危机，而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中坚力量，赢得大学生的欣赏、了解，就赢得了持续的观众群。如同曹树钧在《让古老艺术焕发青春的崭新创意》一文中提到的：“青春版《牡丹亭》的主创人员明确地认识到：青年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力，是民族繁荣发展的希望。青年最少保守思想，分析能力较强，心理上具有求新求异求美的特点。歌颂青春歌颂爱情的《牡丹亭》尤其适合青年观众。从昆曲事业发展而言，昆曲也只有走向青年，拥有新一代的青年观众，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生存发展的土壤。”⑤今天的大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使他们应当能欣赏这一门古老艺术的雅致和精美。白先勇深信：“真正好的艺术是百无禁忌的。如果有人不能欣赏，那只能说明我们做得不够好，否则，他们一定可以理解的。”⑥

昆曲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人类的遗产。白先勇继青春版《牡丹亭》在国内演出成功后，也将其带到国外进行演出。在国外演出的时候，白先勇同样主要定位于年轻观众，也是主要在学校演出，所以前不久刚刚去了美国的几所高校演出，同样取得了成功。

五、“传播效果”。青春版《牡丹亭》在台湾首演时，剧院里座无虚席，剧终时全场掌声雷动。此后来大陆各大高校演出，每次学校的剧场里都“人满为患”，无法进场的学生在剧场外迟迟不肯离去。在美国各高校演出时，不同皮肤、不同发色、受着不同文化熏陶的观众同样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演出效果极好。

但是现在的演出成功并不能代表以后的持续效果，青春版《牡丹亭》有特别的受众――以大学生为主的年轻人。但是年轻人的冲动和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虽然，主创者的定位明确，但是对于这个群体究竟怎样看青春版《牡丹亭》？从中看到什么？特别是看后是否再传播以及如何再传播？还没有深刻的思考与认识。”“目前的状况大体是，学生看时激动，想时感动，过后无动，缺少可持续的效果生成。”⑦

青春版《牡丹亭》的另外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是，它定位于年轻的大学生，是否是在现在昆曲危机的情况下不得已的举措。因为昆曲的广泛传播还是应该面向大众，只有在大众中它才有生命力。而仅仅局限于大学生，像古代昆曲越来越局限于文人圈一样，那它的出路是不妙的。但现在为了培养年轻观众这样做的积极效果还是明显的。只是说如果从长远目光来看，青春版《牡丹亭》的模式是一个个例，而不能成为普遍遵循的模式。这是由它特定的受众决定的。

①⑦俞虹：《传播学视角的青春版〈牡丹亭〉》，见《曲高和众》，白先勇策划，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297、303页。

②转引自《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沙莲香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45页。

篇10

关键词：传统文化活动 新价值 高中历史 新思路

【分类号】G633.51

随着“汉语热”的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古代传统文化，也提出很多将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相融合的创新点。传统文化活动是我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并保护传统文化活动是我们的责任与义务。除开传统的封建帝制以及礼教，传统文化中还有很多有营养的成分需要我们汲取。例如“仁、义、礼、智、信”，是古代人为人处世的信条，但加入现代的一些新思想，仍旧具有较强的教育意义。历史学科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学科内容虽然囊括了古今中外，但是学习我国历史文化是重中之重。要以新思想、新观念来看待传统文化，巧妙的将传统文活动融入高中历史课堂。所以，笔者主要从两个方面来阐述：即传统文化活动与历史课堂结合的意义以及如何发掘传统文化活动新价值和开拓高中历史教学新思路。

一、 传统文活动与高中历史课堂融合的意义

1.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在高科技盛行的当下，人们的娱乐活动举不胜举，相比之下，传统文化活动很少有人青睐。很多同学对传统文化活动并不是很了解，也很少关注类似活动的举办。传统文化活动不仅仅是古代人悠闲娱乐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学习历史学科，需要近距离的感受并倾听历史的声音，真正走进历史，了解历史。通过对传统文化活动的组织与宣传，有利于学生加深对历史学科的印象，也有利于传承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需要一代人一代人的努力与坚持。传统文化只有去其糟粕与时俱进才能够真正融入新时代，才能充分发挥新的价值。

2.有利于提高历史课堂的效率

历史学科属于文科性的学科，需要大量的背诵与记忆，有的学生难免产生厌倦的情绪，也有的学生只注重考试成绩，而忽略对历史文化的探讨与发现。若是在课堂上引入传统文化活动，既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增添课堂的乐趣。高中学生学习压力比较大，总是忙碌于各科的作业与任务之间，适当的组织传统文化活动，可以缓解学生学习的压力。也可以促进学生对历史学科的了解，有助于理解历史学科内容。同时，传统文化活动的举办，有利于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可以更好地沟通与了解，也对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有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

二、 传统文活动与高中历史课堂融合的建h

1.引导学生树立学科新思想，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活动

现在的中学生基本上接触的是快餐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只有零星半点。要将传统文化活动与历史学科教学融合在一起，首先需要引导学生正确的看待传统文化，不能片面评价，要学会去粗取精。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与封建帝制与礼教息息相关，但也并不能否认传统文化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其次是要通过传统文化活动引导学生树立史实观念。很多学生所了解到的传统文化都是受到电视剧以及电影的影响，但其中很多细节是经不起推敲的。例如“夜市”的出现，有的电视剧中唐朝也出现有夜市的场景，但实际上唐朝只有上元节这一天夜市开放，有的还认为“夜市”是起源于北宋东京，在两宋时期经济繁荣，夜市发达，商品琳琅满目，有各种各样的商业服务。最后是教师要补充知识储备，尤其是传统文化知识。要调动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师就应该全力以赴的备课，完善教学内容。

2.以传统文化活动为契机，培养学生人文精神

传统文化活动没有现代活动的喧嚣与杂乱，更多的是恬静与和谐。传统文化活动，不仅仅是休闲娱乐，更重要是陶冶情操，在欢快中感受文化的气息。传统说教式的教学方法很难让学生真正感受到历史学科的魅力，也很难真正培养起学生的人文精神。要将课堂大胆的交给学生，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主动去了解传统文化活动，与大家一起分享参与传统文化活动的感悟与体现。教师应该及时进行点拨与评价，让学生们在活动中逐渐寻求积极的人生态度，塑造健全的人格，培养坚强的意志与团结合作的精神。

3.多种方式组织传统文化活动，活跃课堂气氛

要将传统文化活动与历史学科紧密的结合起来，需要运用多种有效的教学方式。既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通过声情并茂的讲解，宣传传统文化活动，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印象。例如播放关于祭祀的视频，祭祀在夏商周时期的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华夏礼典中的一部分，是儒家礼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也可以组织学生形成历史爱好小组。例有的学生比较喜欢汉文化，尤其是汉式服饰，可以在教授汉代文化思想时，让学生分享汉式服饰的知识。也有的学生比较喜欢古代的思想文化，例如主张仁爱的儒家、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一切讲究自然的道家等等，可以组织学生分为各派代表，围绕一个主题进行辩论，感受当时百家争鸣的氛围。还可以设立历史普及文化角，让学生在课堂内外都能够感受到历史的魅力，例如历史上的今天，既能够让学生铭记历史，也能够使学生时刻体会到历史的重要性。传统文化节日的普及与传播，近两年来外国文化节日不断地涌入，很多年轻人争先恐后的去过节，而把我国传统文化节日抛在脑后。例如“二月二龙抬头”，俗话说“龙不抬头天不雨”，在二月二这天最重要的事情是祭祀求雨，要“剃龙头”辞旧迎新，保佑平安。

结语

传统文化是我国历史文化中的瑰宝，虽然有封建迷信的成分，但要以新时代的眼光对待并且挖掘传统文化的新价值，使得传统文化在新时期发挥重要的作用。高中历史课堂要与时俱进，适应教育改革的新潮流，需要开拓学科发展的新思路。传统文化与历史学科是紧密相连的，将传统文化活动引入历史课堂，既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也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课堂的效率。首先要引导学生正确的对待传统文化，树立新思想新观念，教师要重视自身教学能力的提高。其次是要通过传统文化活动的开展，注重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提高学生的文明素质，培养优秀的现代型人才。最后是通过多种教学方式，将传统文化活动与历史课堂密切结合起来。

参考书目：

[1]董劭伟.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研究论丛（第1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