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形成要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间借贷形成要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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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借贷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区分 效力

区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民间借贷的概括标准

从私法角度观察，民间借贷行为是一种合同行为，属于合同法调整的范畴，即使该类合同约定的利息可能因超出法律规定的限额而无效，但这并不影响合同的整体效力。从刑法的角度观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行为，是一种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破坏金融秩序的行为。在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往往是以借贷关系的形式出现的，即从形式上看，符合民间借贷的要件。因此，区分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具备了借贷合同或相关债权凭证等形式要件，也不在于当事人的身份是自然人还是单位，而在于接受款项的一方实质上是否从事了“吸收存款”这项金融业务。也就是说，普通的民间借贷，只是一般的借贷合同关系，并不构成一项金融业务，吸收存款虽然也可从私法角度解释为一种借款合同关系或储蓄合同关系，但其本身就是一项金融业务，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前者除了限制最高利率限制以外，并无其他公法上的规制，属于当事人自治范畴。后者则受到从业资格、许可制度、经营规则等一系列金融法规的规制。只要未经许可，从事了吸收存款业务，就应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这就需要进一步明确构成“吸收存款业务”的要件。从商法的角度分析，营业性的构成要素有二，一是持续性而不是偶尔一次的活动，二是把交易相对方当作抽象的客户对待，即以一种能够显示的方式表示将与不特定的或潜在的客户从事一定的交易。按照这一理论，构成“吸收存款业务”的关键要素在于，在商业模式上，把向其提供款项的人当作一个其业务交易中的客户而不是特定的借款方，具体表现就是吸收方通过某种方式显示，按照格式化的或固定的还本付息交易条件向不特定的或潜在的相对方收取一定款项，而对客户的数量和吸收款项的规模没有限制。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构成要件的标准及行为封闭性判断要素

201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主要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相关概念、特征、行为方式以及定罪量刑标准等内容进行了规定。但是《解释》所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构成要件，仍然存在一些需要加以明确问题，区分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除了前述概括性标准以外，还需要对《解释》所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要件进行分析。

（一）认定“借用合法经营形式吸收资金”应从严掌握

《解释》把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作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构成要件之一。未经批准的情形暂且不论，但是“借用合法经营形式”本身意味着借入方具备合法经营资格。如果对“借用合法经营形式”的认定过于宽泛，容易导致原本合法的民间借贷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借用合法经营形式吸收资金的认定从严掌握，从借款人的经营形式或资金使用形式进行限定。

民间借贷行为从经营形式或者资金使用形式及借款合同约定的角度，总体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资金的使用完全符合约定，第二类则为没有用于合同的约定用途。其中第一种情况显然不应认定为借用合法经营形式吸收资金。第二种情况也应具体分析：一是将所筹集的资金用于与银行相竞争的业务，如货币和资本的经营。这种行为触犯了国家强制性的规定，侵犯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保护的法益，应当认定为非法借用合法经营形式吸收存款。二是合同约定的用途完全是虚构的，合法的经营资格虽然存在，但根本没有相关的经营活动，这种情况下借款人的行为是一种诈骗行为，依据具体情况应构成诈骗罪或者集资诈骗罪；三是筹资的资金没有用于约定的用途，但用于另外一种合法用途。个人认为这种责任还是不宜用刑事责任来规制，而应当通过民事责任来解决当事人的风险承担问题，用行政监管措施对借款人的行为予以规制，对相对弱势的群体进行倾斜性保护。

（二）承诺给予还本付息或回报不应成为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标准

《解释》把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作为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构成要件之一。首先，合法借贷关系也允许承诺还本付息。将承诺还本付息作为一项标准，容易造成把合法借贷认定为非法集资的现象。从现状来看，在民间借贷市场，无息贷款是非常少见的，承诺给予回报是目前民间借贷市场中的一种常态，若将还本付息作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要件之一，则很容易导致打击非法集资行为的一种不当扩张，增加了合法民间借贷的风险。至于对于承诺回报过高的处理问题。首先应判断承诺回报的高低，笔者认为应当从借款人所实际从事或者宣称的用途来判断，如果所承诺回报与借款人所宣称的或者实际用途的回报率相差显著，根本不能实现，则应当认为这是一种过高的回报。在我国，目前并未对高利贷行为有完整的法律规定，法律仅仅规定对超过法定利率4倍的利息率不予保护，这种规定并不能有效抑制高利贷行为的发生。从香港的经验来看，设置两个利率限制标准，一种利率相对较低，另一种利率相对较高。违反不同的利率限制会产生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超过相对较低的利率时，承担的是欺诈的民事责任，而超过相对较高的利率时，即是一种犯罪行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这样既可以起到打击和遏制高利贷的作用，也可以避免滥用刑事制裁手段，实现法律责任的梯级过渡。值得借鉴。

（三）关于吸收资金方式公开性与吸收对象公众性的认定

《解释》第一条第二款和第四款把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作为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构成要件。这一规定旨在强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和公众性。其中第四款中规定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筹集资金目前被认为是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最核心的区别。对于筹资活动来说，筹资对象的特定性和不特定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有的学者包括该《解释》认为这种特定和不特定性的区分标准在于具体的人数，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可行。“特定”与“不特定”最核心的区别应在于行为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既体现在借款活动的外在表现上，也体现在借款人对借款活动的一种自我控制。具体来说，是否具有封闭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标准进行判断：

1.借款数额。借款的数额是判断是否具有封闭性的基础，任何民间借贷活动都是以资金为基础，没有资金的需求和供给就不可能产生民间借贷市场。在一般民间借贷活动中，主要参与者是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进行借贷的初衷都是为了在银行借不出钱的情况下可以快速便捷的获得资金，满足自身持续运营的需求。因此借贷资金的数额应以能够满足借款人自身的需求为限。资金满足了借款人的需求后，就要考察借款人的后续行为，如果借款人不再通过各种方式筹集资金，那么就符合封闭性的要求；相反，如果后续仍然在继续筹集资金，即筹集资金的数额已经超过了实际需求，那么这种行为就违反了封闭性。

2.公开宣传。公开宣传，是指借款人通过一定的方式向一定群体对其筹资行为进行宣传以获得资金。其手段多种多样，包括但不限于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此标准的判断核心在于借款人是否进行了公开宣传，并且基于公开宣传吸收了资金，如果借款人的行为符合了该标准，那么就可以认定借款人的借款行为不具有封闭性。从而以一种显示于外部的方式向不特定的客户发出了要约邀请，从行为方式上来说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行为相类似，吸收人的行为属于非法金融业务行为。

3.存在经常性的营业活动。虽然在现实中有些借款的活动没有进行公开宣传，但是如果借款人将借款行为作为一种经常性的营业活动，那么也应当认定这种行为具有公开性和公众性。其核心表现是对提供款项的人数不进行限制，并且按照定型化方式即时吸收资金，“来者不拒”。这体现出借款人对自己的借款范围并没有进行必要的控制，处于一种放任的状态，按照定型化方式即时吸收存款。

上述三个判断标准是层层递进的。首先，对于一个借贷行为最直观的判断来自于借贷的资金，所以将借款的数额作为首要判断条件。如果筹资的数额明显超过了借款人本身的实际需要，那么就可认定借款行为破坏了封闭性。其次，即使借款人筹集的资金没有明显超过其实际所需要的资金数额，但是如果借款是通过一种公开宣传，以向公众发出要约邀请的方式进行，就应当认定借款行为不具有封闭性；最后，虽然没有进行公开宣传，但是如果借款人将借款作为一种经常性的营业活动，具有方式定型化和即时吸收资金的特点，也可以认为其借款行为并不具有封闭性。

4.关于“口口相传”认定。在实践中，“口口相传”也是一个很难判断的问题。在借款人完成了合同中相应的承诺，出借人得到本金和利息之后，就会产生 “口碑”，出借人有可能会向其他人进行宣传，进而吸引更多的人提供借款。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口口相传的现象进行区分。“口口相传”行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真正”的“口口相传”现象，即借款人完成了在借款合同中的承诺，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信任，形成了一定的“口碑”；二是“不真正”的“口口相传”现象，即借款人人为制造一定的现象，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变相进行公开宣传，这种行为实质上就是一种公开宣传行为，已经破坏了封闭性。“真正”的“口口相传”，借款人对“口口相传”现象而形成的资金来源在数额、范围、借款形式以及营业性上根据自身需求进行了必要限制，虚假的“口口相传”借款人没有对前述相关因素进行限制，这体现了借款人主观上的一种放任。

不同情形下以民间借贷名义从事相关活动的效力认定

笔者认为在现行法下，民间借贷行为的效力认定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首先是性质认定，即对于以借款关系或其他名义进行的民间融资活动，是否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非法金融业务或集资诈骗行为。其次是根据性质进行效力认定，如果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行为。并且构成犯罪，应追究刑事责任，则不存在从民事案件的角度对借贷合同或借贷关系的效力认定问题，出借方的损失一般只通过刑事案件中的追缴返还。如果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但不构成犯罪，出借方与吸收存款方的关系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按照无效合同处理原则解决其纠纷。如果不能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等非法金融业务，则应按照借贷合同处理。原则上应确认其为有效的合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当事人约定的利息和其他交易条件予以确认和保护，同时对于不能偿还借款的，按照违约处理。三是对不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非法金融业务行为和非法集资行为，又不属于现行法认可的合法民间借贷关系的效力认定，即企业之间借贷的效力认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现行法律确认合法的民间借贷为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活动。企业之间的借贷活动是否合法，理论中虽有争论，但在司法实践中，依据《商业银行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和《贷款通则》等法律法规，普遍把企业之间的贷款活动认为是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的非法金融业务，认定其行为无效。笔者认为，限制企业之间的借贷，目的是防止企业从事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类似的金融业务。如果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活动不是通过吸收他人资金而后借出，也不是经常性的面对不特定客户的一种借贷业务，而是偶尔从事的以自有利润解决特定对象、特定用途的资金需求，则该行为不具备前面所说的金融业务性特征，不构成非法金融业务，则不属于违反金融法规的行为，应列入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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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民间借贷活动的飞速发展，但因为与之相匹配的法律制度基础尚未完备，引发了较多的法律纠纷，其中很多甚至触犯了刑法，涉及民间借贷的违法犯罪行为很多，本文对其中联系最密切的非法吸收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进行分析，对如何理解法律适用做出了一番阐述。

关键词：民间借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还未健全的金融制度和法律规范无法满足高速发展中经济的需求，涉及民间借贷违法犯罪的案件越来越多，具体涉及的罪名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等，这类案件造成的损失巨大，且被害人众多。因此，对涉及民间借贷违法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理解、准确认定和适用法律尤为重要。笔者结合相关材料及实践总结谈谈对涉及民间借贷违法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以求抛砖引玉。

一、民间借贷的界定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

民间借贷是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借贷，关于如何界定民间借贷，理论界较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民间借贷是指金融体系中没有受到国家信用控制和监管机关监管的金融交易活动，包括非正规的金融中介和非正规的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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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间借贷的特征

从司法解释的角度，民间借贷具有以下几个主要法律特征：

1、民间借贷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借贷双方通过签订书面借贷协议或达成口头协议形成特定的债权债务关系，从而产生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债权债务关系是我国民事法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关系一旦形成便受法律的保护。

2、民间借贷是出借人和借款人的合约行为。借贷双方是否形成借贷关系以及借贷数额、借贷标的、借贷期限等取决于借贷双方的书面或口头协议。只要协议内容合法，都是允许的，受到法律的保护。

3、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前提是借贷物的实际支付。借贷双方间是否形成借贷关系，除对借款标的、数额、偿还期限等内容意思表示一致外，还要求出借人将货币或其他有价证券交付给借款人，这样借贷关系才算正式成立。

4、民间借贷的标的物必须是属于出借人个人所有或拥有支配权的财产。不属于出借人或出借人没有支配权的财产形成的借贷关系无效，不受法律的保护。

5、民间借贷可以有偿，也可以无偿，是否有偿由借贷双方约定。只有事先在书面或口头协议中约定有偿的，出借人才能要求借款人在还本时支付利息。

二、涉及民间借贷的违法犯罪行为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概念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2、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吸收公众存款的管理秩序。本罪的行为对象，是社会上不特定的人群，如果存款人是特定的少数人，如仅限于本单位人员，则不构成本罪。本罪的行为方式，是未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即不具有吸收公众存款的法定主体资格而吸收公众存款。本罪的行为形式多种多样，如利用非法成立的组织吸收公众存款，比较典型的形式有抬会、地下钱庄、民间互助会、地下投资公司等。

3、如何理解非法吸收存款罪中的“非法”

主体非法，即没有吸收公众存款权利的单位吸收公众存款。只要没有吸收公众存款权利的主体实施了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即符合本罪“非法”的定义，即可能要定罪处刑；

行为非法，即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违反国家关于吸收存款的规定吸收公众存款，具体有以下几种形式：

（1）直接以非法提高利率的方式吸收存款，扰乱国家金融秩序。（2）以变相提高利率方式吸收存款，扰乱金融秩序。

5、如何理解非法吸收存款罪中的“公众”

公众反映了客观行为指向对象的广泛性，如果吸收的是少数几个存款人的存款，即使是以违反法律法规限定的利益来吸收资金，也不构成本罪；

公众又反映了客观行为指向对象的不特定性，如果是向特定的对象吸收存款，即使人数众多，也不能认定为本罪。如公司、企业动员内部职工募集资金，因为其吸收资金的对象限于本单位，对象具有特定性，即使存款人数众多，存款数额巨大，也不能以本罪处罚。

6、如何理解非法吸收存款罪中的“扰乱金融秩序”

根据《刑法》第176条明确规定，扰乱金融秩序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必要构成要件，但我国立法规定的“扰乱金融秩序”确实过于弹性，给理解适用带来困惑。有学者认为，应该综合考虑吸存行为客观方面的诸要素，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地点、范围、数额以及给存款人造成的损失及对当地银行造成的影响等，来量定“扰乱金融秩序”的程度。如在银行营业范围不及的偏远之地，行为人非法吸收了一定数额的存款用于正当生产经营，并没有造成存款人的损失，就没有扰乱金融秩序，可不以本罪治罪。又如具有吸存资格的金融机构，为了完成存贷计划，以提高利率的方法吸收数额较大的存款，没有造成存款人的损失，也没有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乱，就可不认为是本罪之“扰乱金融秩序”。[2]

（二）集资诈骗罪

1、集资诈骗罪的概念、特点

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

集资诈骗罪的特点主要有下列三个方面：

（1）受害群体多、范围广。集资诈骗的对象既有个体户，也有企事业单位职工，也有少数党政干部，集资人员多数不是共同生活在一地，被广告宣传、亲友说教等方式扩散集资范围，经常是一个集资案件牵涉到数个县市、村镇。

（2）手段多样化，隐蔽性和欺骗性强。作案手段主要有：①隐匿真实身份、②虚构业务项目、③承诺低投入高回报、④虚假广告。

（3）受害者风险防范意识不强。犯罪分子主要针对有一定积蓄和经济能力的中老年群体来实施犯罪，受害人因信息来源不对称，对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了解不多，易被表面假象所迷惑，防范犯罪的意识十分淡薄，基本上没有考虑投资风险，给不法份子以可乘之机。

2、如何理解集资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由于非法占有目的是行为人的一种内在心理表现，要证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确实非常困难。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了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其行为属于“非法占有为目的”：

①携带集资款逃跑的；②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③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④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

3、如何理解集资诈骗罪中“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

（1）如何理解非法集资

从目前案况看，非法集资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种形式：

①借种植、养殖、项目开发、庄园开发、生态环保投资等名义非法集资；

②以发行或变相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等权利凭证或者以期货交易、典当为名进行非法集资；

③通过认领股份、入股分红进行非法集资；通过会员卡、会员证、席位证、优惠卡、消费卡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④以商品销售与返租、回购与转让、发展会员、商家加盟与“快速积分法”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⑤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或者地下钱庄进行非法集资；

⑥利用现代电子网络技术构造的“虚拟”产品，如“电子商铺”、“电子百货”投资委托经营、到期回购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⑦对物业、地产等资产进行等份分割，通过出售其份额的处置权进行非法集资；

⑧以签订商品经销合同等形式进行非法集资；利用传销或秘密串联的形式非法集资；

⑨利用互联网设立投资基金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⑩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2）非法集资应不以“使用诈骗方法”为前提

学者认为，本罪的本质特征是“以非法集资的方式诈骗”，只要行为人有采用非法集资手段募集资金，非法占有集资款的实质，即使没有诈骗的表面行为，也属于集资诈骗的欺诈行为。此时集资诈骗罪仍可以成立的理由在于：根据现有经济学理论，现在世界资金的年利润一般都在15%以下，而且是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水平都比较高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而实施集资诈骗的犯罪分子，他们绝大部分没有正常经营的能力，也无正常经营和回报投资人的打算，只是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实施欺诈行为。因此，为避免此类犯罪危害后果扩大，一是加强政府的及早介入，强行清理，依照有关行政法规，加大对非法集资的处理力度；二是对构成犯罪的，但非法占有目的又不明显的非法集资，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论处，这样更利于定罪和防止损失蔓延。[3]

结 语

当前民间借贷活动，在高利润的驱动之下很多民间借贷活动不可避免地朝着非理性的方向发展，违法从事民间

借贷活动的主体很有可能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骗取金融机构贷款罪、贷款诈骗罪和高利转贷罪等等，这对检察机关如何区分何种行为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何种行为属于民商事的民间借贷行为，以及属于何种违法犯罪行为是个较大的考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及集资诈骗罪在涉及民间借贷违法犯罪中占据了较大的比例，理解这两个罪名，以及法律适用，对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都有很大的帮助。虽然民间借贷带来了巨大的法律风险，但其对经济巨大的促进作用使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它，谨慎对待它。

注释：

[1]张书清：《民间借贷法律体系的重构》，载《上海金融》2009年第2期.

[2]丁九人、韩武：《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司法实践及法律适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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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借贷；发展状况；原因探析；相关建议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自发的融资方式，以方便、快捷、灵活等特点得到众多资金需求者的青睐，近年来民间借贷行为日益活跃，规模不断扩大，对地区的经济及金融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民间借贷基本情况

(一)民间借贷的主体、形式及利率水平

民间借贷的主体由原来的单元化向多元化发展，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成为主要借款者。放贷者由传统经商人员为主发展为三大类：一是借款人的亲朋好友；二是以获利为目的的食利人员；三是资金宽松的私营业主；四是典当行。

民间借贷的金额大小、信用程度决定具体的借贷形式。双方是亲友、熟人，相互了解信任程度较深，借贷金额较小时一般只以口头协议完成；双方是经中间人引荐，或是相互了解的企业之间借贷，一般以书面协议的方式进行，载明相应的借贷金额、利率、期限等内容，双方签字后予以确认；双方仅是买卖关系，若向食利人员借贷，借贷双方签订借款合同，载明金额、期限、利率，结息方式等。若向关系一般的企业融入资金，一般还提供原材料等进行抵押，但一般只是在合同中载明即可，不经法定的公证、登记手续；向典当公司借入资金时，手续较为正规，一般需要提供相应的抵、质押或担保，执行100%质押率。

民间借贷利率灵活，通常受地方经济状况、行业利润程度、借款金额大小、使用时间、信用程度及双方关系等影响。今年以来，国家紧缩措施的不断出台，民间借贷市场利率不断走高，通过调查发现，在农牧区发生民间借贷利率范围在10‰-20‰之间；在市区或城乡结合部发生民间借贷利率在20‰-35‰之间；从典当公司融入资金的最低利率为40‰。

(二)民间借贷分布及发展

近期，民间借贷市场活跃，民间借贷行为蔚然成风，分布范围广泛，遍及城市、乡村及城乡结合部，民间借贷利率受地方经济发展程度及贷款行业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强的敏感性。下面就某地区民间借贷规模情况举例说明：

1.房地产行业：据调查样本估算，到目前为止，房地产行业民间借贷发生占全部民间借贷额的60%。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活跃，房屋价格的一路走高抬高了利润，毛利达到30%-40%。房地产行业的高利润带动了行业兴盛，行业扩张行为显现。随着国家宏观紧缩政策的出台，房地产行业贷款受到限制。但受利益驱动，民间借贷成为该行业发展的支柱，并受市场需求旺盛影响，民间借贷利率不断盘升。截止目前，城市民间借贷最低利率为30‰，普遍利率为35‰，有时高达40‰或更多。从融资情况看，中等规模房地产公司从民间融资占比为20%-30%，实力较小的房地产公司从民间融资占比为40%-50%。

2.商品流通行业：该行业民间借贷发生占全部民间借贷的10%左右。商品流通行业利薄的特性决定了民间融资的规模及利率。该行业资金流动中自有资金占80%，对短期资金需求采用民间借贷融入资金，中长期贷款选择银行贷款。该行业民间借贷利率较低，一般在10‰-20‰之间。借款关系固定，严格遵守“不熟不贷”原则，借款人一般是有固定收入的个人，以安全作为利益的前提，放贷期限较长。

3.种植业：农村金融服务的严重缺位，为民间借贷行为提供了市场，种植业民间借贷发生额占全部民间借贷的20%。如某县下设乡年生产加工油菜籽100万公斤，当地大约有70多家油料加工购销点，到购销旺季时每家需要100多万元的周转资金，共需周转资金约7000万元。当地农信社不能满足油料购销的需要，油料生产加工需要的周转资金，资金缺口几乎全靠民间筹集。利率在15‰-25‰之间，民间融资以其灵活方便的特点给当地经济增加活力。

二、民间借贷活跃程度及原因

近年来，随着地方经济的繁荣、农村经济的发展，个人及企业普遍改变传统的理财意识，为活跃民间借贷的买卖方市场提供了支撑。尤其去年以来，经济的高位运行、紧缩的宏观政策加快了民间借贷市场的扩张，以下诸因素为民间借贷活跃奠定基础：

一是CPI与存款利率的倒挂是民间借贷卖方市场趋盛主要原因。如：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是4.14%，扣除利息税后名义利率为3.9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6以上，实际利率仍为负。银行存款收益的负增长削弱居民的存款意愿，而民间借贷的高收益性符合公众增加收益的需求。

二是目前金融机构的授信管理体制、产品等无法满足中小企业及个体经济融资和授信需求。金融机构信贷门槛普遍高，贷款手续复杂，对借款人的资格审查、担保人的经济状况等有着严格的限制。个体户、民营企业发展初期，资金需求量大，自身造血功能不足，现有的信用、抵押物等与金融机构放款标准有一定差距，难以得到金融机构的授信支持。

三是法定贷款利率的不断上调，缩小与民间借贷利率差距。近几年，农村信用联社是农户、个体工商户及民营企业资金的重要补充。去年以来，为抑制流动性过剩，控制信贷规模，央行连续6次加息，以1年期短期贷款为例，基准利率已累计上调了1.08个百分点。信用社为提高自己的利润空间，普遍执行基准利率上浮100%的浮动档次。以上因素综合导致农信社最高贷款利率达到13‰，与农村民间借贷利率(15‰―20‰)相差无几。

四是金融机构微弱的信贷支持远不能满足买方市场。以农村市场为例：今年以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走高，农业生产成本加大，由于信用社存量资金少，仅能满足农民资金需求的五成以内。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资金需求呈刚性增长态势，资金的缺口只能靠民间借贷填补。

三、民间借贷的利弊分析

(一)民间借贷的发展是对地方经济金融的有利补充

1.民间借贷可以弥补银行信贷支持的不足，为有发展前景的个人和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对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2.民间借贷行为的存在，增加了在金融服务市场的竞争，可以促进金融机构提高服务水平，开发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包头市包商银行为争夺这一市场，2005年起推出的产品――个人微型贷款，因其手续简便、效率较高，获得很快的发展。

3.除少数私人钱庄融资和民营企业的内部集资外、民间借贷行为多以信用形式存在，即贷方主要是以借方的信用做保证实现借贷行为，借款人一般情况下都能恪守信用，按时还本付息，较之正规金融具有更强的信用可靠性。所以，尽管民间融资是一种自发的借贷行为，但实际上违约比率并不高，而且近年来，民间借贷对个人诚信度的考察也在加强，诸如融资方要求借款人提供一定的财产抵押、由中间人做担保、公证合同等情况在增加，这种情况对社会诚信建设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二)民间借贷的发展削弱了宏观调控力度，不利于社会稳定

1.大量资金的体外循环，不利于国家宏观调控。一是民间借贷的盛行，很大程度上削弱银行吸收社会闲散资金的能力，不能有效支配信贷资金投放，影响国家经济发展。二是民间借贷投放不接受国家政策导向，被国家限制发展的行业(高耗能)得不到有效控制，对国家的宏观经济的调控政策产生一定影响。

2.由于不了解法律和不注重法律程序，造成借贷纠纷案件呈增加趋势。民间借贷中，不少情况下双方基于信赖、碍于情面等，未形成一定的法律凭据，产生纠纷；其次是贷款方由于未能准确了解借款人的信誉和偿还能力、借款用途和借贷利率是否合法、是否为非法集资等，导致资金损失，进而产生纠纷。纠纷案件的增加，对社会的安定及和谐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3.受民间借贷高利的驱使，逐步形成一些食利阶层。由于借贷行为隐蔽，无法律约束，不用承担相应的税收、准备金等义务，因此具有较高的利益驱动，一些人员逐步发展为专门从事资金的借贷，其中一些人员对于逾期借款往往采用暴力或恐吓等手段收回，这种现象的持续发展将会为黑社会、洗钱等犯罪提供滋生的土壤。

四、对策建议

对于民间借贷，一方面我们要承认民间借贷行为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立法逐步规范其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大金融体制改革，促使金融机构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增加金融机构的市场竞争力，将民间借贷市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民间融资现已成为社会资金融通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民间融资的发展势头，政府部门不应忽视民间融资的存在，要进一步客观的研究和分析，并及时做出政策调整。面对民间金融的庞大规模的非公经济融资难的现实，国家应及时调整政策取向，通过立法对民间借贷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方式、契约要件、利率管制、税务征收、违约责任和权益保障等方面加以明确，用法律手段治理和规范民间借贷市场，同时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区别，加大对非法集资行为的打击力度。

(二)加强对民间融资监测体系的建设，选取有代表性的行业、适量的借贷企业及个人作为监测点，定期对融资的额度、利率、期限、用途等内容进行分析监测，自觉申报摸清底数，准确反映辖区资金运行情况。其次，在上述监测体系建设的基础上，逐步通过立法形式，建立自我申报和纳税制度，对于未申报的民间借贷行为给与一定的法律和经济制裁，使得民间借贷纳入正常税收管理渠道，缩小与银行在税负方面差距。

(三)加快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增强金融机构吸纳社会闲散资金的能力。同时鼓励中、小企业以入股的方式吸收民间闲散资金，拓宽民间融资渠道，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四)金融机构要改善金融服务，在保障银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开发能满足有市场、有效益、守信用的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个人等合理的资金需求的产品，对符合贷款要求的中小企业简化贷款手续，为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金融服务。

(五)加快信用社利率定价建设步伐，信用社要充分发挥利率市场化的灵活调剂作用，建立符合市场需求的信贷管理体制，利用利率市场化的机会，建立风险与收益平衡的管理机制，逐步占领民间借贷市场。

(六)加快社会的信用体系建设，为正规的金融机构发展中小企业和个人贷款业务提供相应的支持，进而增强银行与民间借贷在中小企业和个人贷款业务市场上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周永红.对西部地区民间金融的现实思考.集团经济研究，2007.12.

[2]周红岩，曾立平.民间借贷的风险隐患新特点与应对措施.金融纵横，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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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份额不断上升，对县域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为深入了解当前民间投融资情况，进一步拓展民间融资渠道，力促民间投融资持续快速增长，我们对济宁市辖区的兖州、曲阜、微山、鱼台、金乡等五县市民间投融资情况进行了专门调查。

一、县域民间投融资的特点

1、城乡个人资金积累是民间投融资的主要资金来源。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个人手中的资金积累越来越富余，由于存款利率较低，个人尤其是农民的投资渠道比较狭窄，诸如股票、债券、保险等领域对他们还比较陌生，加之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尤其是民营和个体私营经济的日趋繁荣，民营和个体经济成为城乡个人资金投向的重要渠道。调查了解，在多数较小规模的民营企业和绝大多数个体私营企业自有资金的比重占到90—100%。

2、民间投资依赖地方资源的倾向性明显。调查显示，近年来，济宁市民间投融资大都紧紧围绕当地优越的自然资源，积极投向加工业、水产品养殖业、煤炭及运输业，民间投融资高度集中。如微山县由于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湖泊资源及横穿南北的大运河，该县民间投融资活动异常活跃，其中民间投资煤炭洗选、运输的民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达350户，投入资金5亿元；投资水产品养殖、加工的有1300多户，投资2.6亿元；投资水上运输及造船业的有1500多户，投资金额4.6亿元。上述三项占该县民间投资总额的96%以上。同样，金乡县是全国著名的大蒜之乡，大蒜年产量60万吨，所以大蒜冷藏、加工业成为该县民间投融资的主要行业，其中，以大蒜冷藏加工为主的民营企业有200多家，约占该县民营经济总量的70％以上。

3、民间资本出现了由第二产业向第一产业流动的趋势。随着县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国内外市场环境的变化，农业及相关产业成为民间资本追逐的新的投资热点。据鱼台县调查反映，该县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农业综合性开发，农民投资兴办各种特色种养业已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以大蒜、小麦为主的农副产业加工业是近年来依靠民间投资发展起来的支柱产业，初步形成了鲁王集团、中鲁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美亚食品有限公司等民间投资群体，目前吸引民间投资2.72亿元，同比增长66.12%。

4、民间投资的技术层次不高。民间投资的主体多为个体私营企业，他们出于经济实力和管理水平的限制，一般都比较看重投资的快速回报，所以效益较好而又容易上马的短、平、快项目比较受青睐，项目的科技含量较低，短期行为明显。据鱼台县调查反映，该县民营企业中，技术密集程度高、附加值高的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等高技术领域的企业占比不足5%。

5、民间投融资方式呈现多元化特征。近年来，政府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引导民间资金注入生产投资领域，主要做法有：一是以“改”融资。即通过部分乡镇企业、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使民间资金迅速流入生产领域；二是以“出”引资。即积极走出国门，到海外融通资金。如曲阜市民营企业圣旺药业，通过上海中智投行公司运作，收购一家美国网络公司，5月份成功地在美国实现借壳上市，融通资金150万美元；三是以“策”引资。即依靠政府出台优惠政策，广泛吸取民间资金。如从征地价格、基础设施配套等多方面给予优惠，有力地调动了投资者的积极性。

6、受融资渠道较窄的影响，民间借贷活跃。由于各国有商业银行纷纷上收贷款权限，抬高贷款“门槛”，银行资金供给远不能满足市场资金需求，强劲的内在需求为民间借贷创造了发展空间。据对微山县5个乡镇的抽样调查显示，5个乡镇普遍存在着民间借贷行为，借款规模占当地贷款余额的42%，比2003年同期提高了6个百分点，抽查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农户发生民间借贷行为的分别占所调查户数的82%、94%、26%，借贷总额较上年增长11%。据初步测算，目前该县民间借贷额高达6个亿左右。另外，当前民间借贷用途广、投向多，从借款用途看，从以往解决临时性资金短缺为主，转向生产经营、商品贸易、煤炭运输等行业，用以解决各类企业、各种专业户、个体工商户等生产经营资金的不足，几乎渗透到私有经济的各个领域。

二、民间投融资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效应分析

民间投融资的快速发展，效益的明显提高，直接拉动了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2002年省计委为鼓励民间投资，制定实施了《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规定民间投资享受与外商投资同等的待遇，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上市，也可以竞买政府投资项目等多项政策措施，从而激发了民间加大投资的热情，使得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成为县域经济中最具活力的新的增长点。止2004年7月末，济宁市民营经济户数发展到19.07万户，从业人员107.72万人，注册资金159.94亿元，完成营业收入710.18亿元，同比增长50.8%,上缴税金19.43亿元，增长55.5%。同时，民营企业拉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兖州市兴隆庄镇，今年来围绕着太阳纸业积极发展造纸助剂、纸品加工、包装产业等，对该镇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

三、制约民间投融资发展的因素分析版权所有

1、民间投融资渠道不畅通，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突出。目前各商业银行信用等级评定标准十分严格，从企业规模、担保能力、信用评价多个方面限制了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资金支持，加之部分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不能提供完整的财务资料，难以达到金融机构支持的要求。中小企业贷款门槛高、障碍多，使正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现阶段非常突出。民间中小企业在无法取得贷款的情况下，纷纷转向高于同档次贷款利率4倍的民间借贷。一方面加大了民营企业融资的成本，加重了企业经营负担；另一方面民间借贷的高利诱惑分流了银行机构存款，增加了银行机构组织资金难度，也使借款人在还款困难时大多优先归还民间借贷，而对银行贷款则采取拖欠、逃废手法，甚至把风险转嫁给金融部门。

2、民间投资受国家政策限制，投资领域依然较窄。尽管国家计委2001年12月颁布了《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强调要逐步放宽投资领域，使民间投资与外商投资享有同等待遇。但是，对很多预期利润率较高和发展前景看好的产业部门，如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市政工程项目的投资等，却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体制原因不能进入或难以进行，使民间的投融资领域较为狭窄。由此造成两个弊端：一是有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在寻找稳定、可靠的投资项目，有钱没有地方投；二是一些需要投资的领域又限制民营企业进入，民间资本想进进不去，从而束缚了民营企业投资发展的手脚，压抑了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间投资的较快发展。

3、民间投融资服务体系不健全，缺乏行之有效的法律保障。虽然民间投融资比较活跃，但国家或地方尚无规范管理民间投融资活动的组织管理机构和具体措施。宏观经济政策和环境的多变造成民间投融资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在经济不景气时鼓励民间投资，经济高涨时忽视民间投资的情况未根本改变。投资者在履行程序、选择投资方向、争取技术支持等方面得不到有效服务，往往造成投资的盲目性和经济损失。同时，法制环境仍不完备，非公有企业在兼并国有企业、保护土地使用权和知识产权、明晰财产权等方面，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再者，与国家金融信贷相比，民间投融资大多靠道义约束，几乎没有任何法定程序的审查和监督，给一些非法融资和投资诈骗造成可乘之机。

四、扩大、激活县域民间投融资的对策及建议

在当前县域金融的信贷资金供给与服务滞后民营经济投资需求的现状下，如何规范管理，进一步扩大、激活民间投融资活动，已成为解决县域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重要手段。

1、建立民间投融资服务体系，优化民间投融资环境。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民间投资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应把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融资纳入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要给民间投资以更多的宽松政策和更有效的支持，可建立健全民间投融资管理组织体系，鼓励建立为民间投资者服务的商会、行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发展为民间投融资者提供政策、法律、财会、技术、管理和市场信息等服务的中介组织，帮助民间投融资者建立规范的产权制度、财会制度和人员培训制度。

2、疏通民间投融资渠道，规避民间投融资风险。应出台相应保护和促进民间投融资进入政策，同时应普及股票类、基金类、债券类金融投融资知识，拓宽民间投融资渠道，尤其是国债的发行要向农村和小城镇倾斜。投资方面，要允许和鼓励有条件的个体私营企业参与能源、通讯、交通、水利、交通、电力、城市供水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允许个体私营企业参与从事房地产开发和经营；融资方面，随着民间投资主体实力的逐步增强，融资渠道也应由单一的依赖银行贷款资金支持逐步转向利用外资、集资、自筹等多种形式，支持、鼓励个体私营企业与国有、集体企业实行联营、合资或合作，促进有条件的私营企业以股票、债券等非信贷方式直接融资。同时，对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民营企业的投融资活动，人民银行和银监部门要加大监测管理力度，预防和严厉打击非法集资和非法融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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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自身发展来看

一是社会认可度不高，业务拓展受制约。就德阳辖内而言，尽管融资中介公司发展速度较快，但绝大多数公司成立时间不超过1年，社会认可度不高，与相关管理部门的业务通道还不顺畅，导致公司很多业务办理受到不同程度制约。从德阳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土地管理部门仅认可银行和担保机构申请的土地抵押权，而对民间融资中介公司的土地使用权抵押则不予办理。这一现状使得融资中介公司与银行业机构处于不平等的市场地位，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业务的拓展。同时在动产抵押登记方面也存在困难。二是借款人抵押物缺乏，风险控制难度较大。调查发现，需要通过民间中介融资的借款人往往是由于缺乏抵押物或者抵押物存在瑕疵，达不到银行贷款条件，不能通过银行渠道获得贷款才转向民间借贷，这对融资中介的风险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于有“瑕疵”的抵押物，需要业务人员依靠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准确评估其实际价值，降低借款风险；对于缺乏抵（质）押物的借款人，业务人员要根据借款人的实际情况，要求借款人寻求保证或担保。据调查公司反映，实际操作中抵押物落实难度较大，一方面这些业务往往涉及到专业评估知识、法律知识。另一方面，很多借款人隐瞒实际情况，将一些不符合条件的抵（质）押物也提供给公司，加大了风险管控的难度。三是“居间地位”的度很难恰当把握。融资中介公司主要的经营模式是寻找借款人和出资人，为它们牵线搭桥，提供中介服务，从而收取居间服务费。从法律上讲，公司并没有承担债务的义务。但实际操作中很多公司为维护客户关系，保持业务的持续经营，或者迫于出资人的压力，往往间接承担了担保和最后还款人的职责。调查中有公司反映，尽管没有发生违约事件，但出现借款人无法按时归还利息，最后公司先代偿利息再向借款人收取的情况。但从公司的实际偿债能力来看，德阳大多数融资中介公司的注册资本在200万左右，而实际业务中，有的单笔借贷额就达到500万，远远超过了企业的资本金，一旦发生大额违约事件，公司根本无力承担债务，很容易引发资金链条断裂，形成金融风险。

从外部管理来看

一是准入门槛过低，不利于整个行业发展。民间融资中介没有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限制条件，属于一般经营项目，只要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无需其它主管部门批准即可成立。由此可见，目前对融资中介公司准入基本没有限制，这一方面导致了此类公司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给整个行业发展留下了风险隐患。从实际经营项目来看，融资中介从事“准金融”服务，属于高风险行业，对公司内部管理、从业人员素质、资本规模都有着很高的要求，而对这些准入条件的弱化将会导致整个行业发展参差不齐，甚至引发金融风险。二是监管主体缺位，缺乏行业操作指引。从目前德阳对融资中介公司的管理情况来看，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在企业注册登记、经营范围等方面对公司进行管理，缺乏行业主管部门对业务进行实质性监管和指导，这既不符合金融稳定管理的需要，也不符合企业发展的要求。而融资中介服务蕴涵着很多风险点。如中介公司能否保证不挪用出资人的资金、风险管理人员能否对借款风险做到尽责调查、在整个服务过程中能否保证出资人的资金真正用于项目投资等问题。实际经营中缺乏相关部门对业务的监管，仅仅依靠企业自律行为，后期风险暴露可能性较大。在调查中很多公司也表示希望有相关主管部门对整个行业进行管理，企业认为这样不仅能有效提高行业的社会认知度，更重要的是它们担心部分公司不按规定开展业务，对整个行业形成不良影响。除此之外，由于缺乏行业操作指引，使得很多公司对未来发展方向把握不准，对行业前景比较担忧。

对策和建议

完善民间融资市场的法律和制度环境

建议尽快出台《民间融资法规》、《民间融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对民间融资的组织形式、运作模式、融资主体、中介服务、交易方式、契约要件加以明确，对利率水平、担保要求、违约责任等方面加以规范，将民间融资引入合法、有序、规范发展的轨道。

明确行业主管部门，加强行业管理力度

可以考虑由地方金融办牵头对融资中介公司的行业准入、日常经营活动、业务的合规性等方面实施监管。组织成立同业协会，加强业务交流和沟通协调。同时要求融资中介公司向当地人民银行和银监部门备案，接受其在相关业务领域的管理和指导。人民银行要加强对其业务指标的监测，建立系统科学的监测体系和行之有效的监测手段，将借贷规模、利率、期限、投向、借款偿还情况、违约情况等指标纳入金融稳定监测系统，以便及时掌握民间融资风险状况。

制定行业管理办法，指导行业规范发展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设立行业准入条件。包括最低注册资本、经营管理人员从业资格，业务办理设施和场所等。对于经营管理人员应该具备5年以上经济金融管理工作经验。二是进一步明确企业经营服务范围。融资中介公司只能提供中介服务，收取中介服务费，绝对不允许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揽存。三是制订行业收费标准，单笔借款最高限额、借贷利率上限等事项。对于收费标准既要考虑公司服务成本，也要考虑借款人实际承受能力。融资中介在业务开展中尽量考虑借贷利率在4倍基准利率以内的业务。

优化经营环境，降低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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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万借款借条堪称范本却不受法律保护何解

任某听说走私香烟能赚大钱，决定铤而走险。筹措资金时，任某将自己的打算向战友贾某和盘托出。贾某看在战友的情面上借出了8万元。结果，任某在推销香烟时被查获。贾某得知后，持借条把任某告上法庭。法院审理后作出民事制裁决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收缴用于非法贩卖香烟的借款8万元。

这是任某给贾某打的借条内容，可以说堪称完美无瑕：

为了做生意，现收到贾某(身份证号：2345670898)以现金出借的￥80000.00元(人民币捌万元整)，借期陆个月，月利率6(仟分之柒)，贰零壹叁年拾贰月捌日到期时本息一并还清。如到期未还清，愿按月利率10(仟分之拾)计付逾期利息。立此为据。

借款人：任某

(身份证号：7654321817)

贰零壹叁年陆月捌日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法院不支持原告贾某的诉讼请求呢?8万用人民币就这么没了吗?贾某很不服气，接下来小编就给您讲讲，请朋友们认真阅读，千万不要大意!

7个方面关键要素决定了借贷合同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1、借贷进行非法活动。

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如明知个人借款用于赌博、贩卖假币、贩卖、走私等非法活动而借款给他人，其借贷合同不受法律保护，对行为人还要处以收缴、罚款、拘留，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2、非法金融业务活动。

包括：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

(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

(三)未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

(四)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

(五)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非法金融业务活动。

实践已充分表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扰乱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从根本上损害了群众利益，给经济生活和社会安定造成了严重危害。按照国务院(1998)第247号令第18条规定，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所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这是因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本身是违法行为，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也是不合法的，参与者由此造成的损失，不受国家法律保护。

3、非金融企业以合法借贷掩盖的非法金融活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

(一)非金融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

(二)非金融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

(三)非金融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

(四)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

该批复还规定：借贷利率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办理。无效的民事行为不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因而不能产生行为人预期的法律果。

4、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

《贷款通则》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务。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违反国家金融法规，属于无效合同。依照有关法规，对于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法院除判决返还本金外，对出借方已经取得或约定取得的利息应当收缴，对借款方应处以相当于银行利息的罚款。

5、明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合同。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除本金可以返还外，对出资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利息应予收缴，对另一方则应处以相当于银行利息的罚款。

6、违背真实意图的借贷关系。

一方以欺诈、胁迫等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图的情况下所形成的借贷关系，应认定无效。借贷关系无效由债权人的行为引起的，只返还本金;借贷关系无效由债务人的行为引起的，除返还本金外，还应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给付利息。

7、高利贷利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由此可见，高利贷利息不受法律保护。

结合本文开头的案例做一分析解释：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赌博、走私等非法活动而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保护。本案中，贾某的出借行为显然违法，故法律予以惩戒。

同样，我们再看2个法院判例，便于朋友们理解：

案例：乘人之危。

万某的儿子突发疾病需住院治疗，为此万某急匆匆向邻居滕某借款1万元。滕某提出要按月息5%给付利息，迫于情势，万某违心写下了一张半年后归还1.3万元的借据。还款期到，频遭催债的万某实难以高息还款，诉至法庭。法院审理认为：原告的行为系乘人之危发放高利贷，属无效民事行为，判决万某偿还滕某本金1万元及利息541.6元(按银行短期贷款利率计算)。

合同法第54条规定，一方以欺诈等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所谓乘人之危，是指利用他人的危难处境或紧迫需要，强迫对方接受某种明显不公平的条件并做出违背其真意的意思表示。本案中，高息借款并非万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滕某在主观上具有乘人之危的故意，所取得的利益明显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综上，原告的行为符合乘人之危的构成要件。

案例：手段非法。

篇7

犯罪嫌疑人张某系某地农村合作银行某支行信贷员。案发前，张某在单位尚有20余万贷款逾期未归还。为此， 2006年至2011年间，张某利用其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经他人同意，由其本人具体经办，通过虚构贷款用途，伪造贷款资料，尔后由他人在借款合同上签字的手段，先后以陈某等十余人的名义分别贷款共计70余万元，该款均被张某借走且大部分用于投资石料厂等项目。上述贷款逾期后，张某因经营不善无力归还贷款。2013年2月，张某被公安机关抓获。经查，张某在经营期间曾偿还他人部分本金及利息数万元，但逾期未还贷款本金合计达60余万元，利息30余万元。

现就本案定性有如下意见：

一、不构成犯罪

理由：本案中，银行借款合同上的借款人均系真实的自然人，签字生效后，双方已形成借贷法律关系。尔后陈某等人再将所得贷款借与张某使用，其性质应为民间借贷行为，不应由刑法来调整。

二、贷款诈骗罪

理由：张某在案发前尚有20余万贷款逾期未归还，表明其作案时并无偿还能力，应认定其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合客观上采取了欺诈的手段骗取贷款，应认定为贷款诈骗罪。

三、挪用资金罪

理由：张某作为银行信贷员，利用其审查贷款的职务便利，与外部人员相勾结，以他人名义骗取单位信贷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巨大，其行为符合挪用资金罪的构成要件。

四、骗取贷款罪

理由：张某多次伙同他人虚构贷款用途等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应认定为骗取贷款罪。

五、违法发放贷款罪

理由：张某作为银行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造成重大损失，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

笔者同意第五种意见，分析如下：

第一，本案不是民间借贷。

张某是实际的借款人和使用人，在案件中起主导作用。陈某等人事先对此明知且积极协助，通过虚构借款用途等欺诈手段非法取得银行贷款，事后不履行还款义务，陈某等人的行为实质上属于张某骗贷行为的帮助犯，只因每个人的骗贷数额未达到法定追诉标准而不以犯罪处理。显然这与他人在合法取得银行贷款后，再转借给张某的性质完全不同。

第二，张某的行为不构成贷款诈骗罪。

贷款诈骗罪的成立以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虽然张某在案发前尚有贷款逾期未归还，但不能仅仅凭此即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应当结合其它情节综合予以认定。本案中张某作案的动机是通过取得贷款用于投资，是为了偿还旧欠，客观上也将大部分贷款所得用于投资，且期间偿还过部分本息，其最终无力归还贷款是意志以外的原因。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张某行为不能认定为贷款诈骗罪。

第三，张某的行为亦不构成挪用资金罪。

虽然张某的身份符合挪用资金罪的主体要件，其行为亦侵犯了金融企业的财产权。但从客观行为上看，挪用资金罪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而实施的，即行为人利用其主管、管理、经手单位资金的便利条件。而本案中张某作为单位信贷员，其职责做好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其本身并不具有直接主管、管理、经手单位资金的便利条件。因此，张某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并不能直接挪用本单位资金。其所骗取的贷款，实为利用其工作上的便利条件而实施的。职务便利与工作便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此外，张某的行为不仅仅了银行的财产权，更主要的是侵犯了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安全。所以，张某的行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

笔者认为，综合全案分析，张某的行为分别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与骗取贷款罪，根据牵连犯的处理原则，应以违法发放贷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首先，从查明的事实看，本案中张某最终目的是为了骗取银行贷款使用，为此其找到陈某等人提供帮助，多次借用陈某等人名义通过虚构贷款事实、理由、用途，编造虚假贷款资料的手段骗取贷款，最终给银行造成60余万元的损失，其行为完全符合骗取贷款罪的客观评价标准。

其次，张某作为贷款经办人，应当对借款人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确保贷款安全发放，但其明知以上贷款不符合条件，但其为达到骗取贷款的目的，仍然违反国家规定予以发放，最终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张某的行为亦符合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构成要件。

再次，本案中，张某为了骗取贷款，采取了违法发放贷款的手段，其目的与方法的行为分别触犯两个不同的罪名。根据牵连犯的处理原则，应择一重罪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的标准（二）》之规定第二十七及第四十二条之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给银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20万以上的或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的；……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发放贷款，给银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20万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同时根据《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之规定，本案中张某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涉嫌骗取贷款罪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两者取其重，应以违法发放贷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篇8

[关键词]口头借贷；举证责任；审判实践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091-02

《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自然人间的借款合同可以用口头等非书面形式设立。此规定符合我国民间借贷的实际情况，为民间口头借贷提供了法律保护。但该规定在为借贷关系有效成立打开方便之门的同时也带来了弊端，如口头借贷发生纠纷时往往举证不能，导致司法争议。实践中对于口头借贷纠纷，除非对方当事人承认借贷事实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否则难以确认双方借贷关系的存在。甚至有些案件即使债权人自以为握有证明债权的证据，但对于证据的认定与采信，法院也可能有不同的见解。

一、案件回放

张某与李某是邻居。张某因有资金需求，向李某借钱，李某答应借给张某，并按照张某要求将借款转帐给他。因双方的关系不错，加上李某认为有银行转帐凭证在手，故没让张某出具借条。就这样，在2010年1月至2010年4月期间，李某共向张某转帐十次，共计借给张某60万元。此后，张某因生意失败，无法归还借款。在多次催讨未果的情况下，李某委托律师于2011年初提讼，要求张某归还欠款。

一审中，被告张某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仅提交书面答辩状称其从来没向原告李某借过款项，李某提供的银行对帐单不是借条，请求法院驳回李某诉求。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原告提供的银行对帐明细体现原告多次向被告转款，但被告对借款事实不予认可，且原告既未提供借条也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原、被告间存在借款关系，不能排除原被告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可能。故原告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证据不充分，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李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中，张某依然未到庭参加诉讼，仅提供书面答辩称其未向李某借款，李某提供的银行对帐单不是借条，请求维持原判。二审法院认为，李某虽无法就借贷合意充分举证，但其提供的银行对帐明细作为付款凭证可以体现李某自2010年1月起陆续向张某转款共计60万元，该对帐明细可以证明借贷事实的发生。因此李某已初步完成其举证责任。张某对李某的转账事实未提出异议，仅抗辩称双方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本案的举证责任应转移至张某，即张某应当对双方非借款合同关系而系其他法律关系的事实进行举证，但其在一、二审诉讼过程中均未提交任何证据，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二审法院认为李某的上诉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判决结果有误，应予以纠正。据此，二审判决，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2、张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李某借款600000元及利息。

二、评析

本案一、二审法院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使自己对民间（口头）借贷纠纷的举证责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实践中，一般来说，法院对民间借贷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通常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五条，即“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据此，传统观点认为，在民间借贷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中债权人应当对借贷金额、期限、利率及款项的交付等借款合意、借贷事实的发生承担证明责任。债权人仅提供借款交付凭证，未提供合意凭证，债务人提出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或其他关系抗辩的，债权人应当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提供进一步证据，而借款人则对于其已履行还款义务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一审法院即是遵循这一原则，认为原告李某应对其与被告张某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承担举证责任，但李某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不能排除原被告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可能”，所以没有支持李某的诉讼请求。反观二审判决，其视角并没有局限于《证据规定》第五条，而是在认同该法条的基础上，还兼顾了《证据规定》第二条。，两个法条相得益彰、完美结合，才使本案得出了一个公正的判决。该案中，李某主张张某向其借款60万元，属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张某主张没有向要李某借款，属于“反驳对方诉讼请求”。双方对各自的主张均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李某提供的银行转帐记录虽无法就借贷合意充分举证，但此作为付款凭证可以体现李某自2010年1月起陆续向张某转款共计60万元，可以证明借贷事实的发生（《合同法》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张某对收到李某提供的60万元的事实没有提出异议且其反驳李某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仅有单方言词，并没有提供客观证据加以证实，也不能对收到60万元做出合理解释，不足以否定李某所主张的借款事实，故张某应承担不利后果。

纵观此案一、二审判决，“排除合理怀疑”一向是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但却被一审法院应用到民事案件当中，以“不能排除原被告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可能”为由驳回李某的诉求，的确难以令人信服。此外，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一审法院有陷入德国法消极事实说的误区之嫌。该学说将待证明事实分为积极事实和消极事实，主张积极事实的人应当承担证明责任，主张消极事实的人则不承担证明责任。根据德国消极事实说，则本案中张某不需要承担任何举证责任，而李某举证不利，故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但消极事实与积极事实往往只是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将举证责任根据表达方式绝对化，明显不符合事实与常理。这不仅直接导致原被告之间地位不平等，而且把证明的重担全部压在原告一方，被告反而无须承担任何证明责任，诉讼的不公正也就不可避免。这就造成了证明责任承担上的不正当倾斜，有违证明责任的公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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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借款费用的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的有关规定，借款费用是指企业因借款而发生的利息及其他相关成本，包括借款利息、折价或者溢价的摊销、辅助费用以及因外币借款而发生的汇兑差额。其中，借款利息是指企业向其他组织、个人借用资金而支付的利息，包括企业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等借入资金发生的利息、发行公司债券发生的利息等。根据借款费用准则的规定，借款费用确认的基本原则是，企业发生的借款费用，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的，应当予以资本化，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其他借款费用，应当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二、企业借款利息支出税前扣除的类型

企业向股东或其他与企业有关联关系的自然人借款的利息支出，如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一是企业如果能够证明相关交易活动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或者该企业的实际税负不高于境内关联方的；二是金融企业的关联方的债权性投资与其权益性投资比例不超过5：1，其他企业不超过2：1。此时，应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六条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税前扣除标准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121号)规定的条件，计算企业所得税利息扣除额。

企业向除有关联关系的自然人以外的内部职工或其他人员借款的利息支出，利息支出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也可以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前扣除。此时，应根据税法第八条和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及《关于企业向自然人借款的利息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777号)的规定，计算企业所得税利息扣除额。

三、企业向自然人借款的要件

非金融企业向个人借贷应具备下列条件，并完善下列程序和手续：(1)非金融企业借款的对象――个人是特定的，如内部部分职工、企业管理层的个别亲友等，借款对象不存在不特定社会公众的情形；(2)非金融企业应就向特定个人借款事宜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之类的有效法律文件，明确借款对象的姓名、身份、借款金额、期限、利率、用途、条件等，借款利率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3)非金融企业应与个人签订规范的书面借款合同；(4)非金融企业向个人借得的款项应用于正常的经营活动，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并有真实、合规的会计记录；(5)非金融企业向个人支付利息时，应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并履行支付利息的审批和签领手续。

根据《合同法》中借款合同的规定，借款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根据法释[1999]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1)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2)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3)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4)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国务院令第247号)第四条中规定，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未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等。

被认定为有效的民间借贷行为，借贷利率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法[1991]21号)的有关规定办理，即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含利率本数)，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也就是说法律上承认公民(个人)与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只要是利率不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以内就受法律的保护，只要不是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职工集资，就是合法的，因此而发生的借款利息可以在税前扣除。

四、企业向自然人借款利率的确定

在周税函[2003]1114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贷款支付利息税前扣除标准的批复中规定，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利率和浮动利率。在法(民)发[1991]2l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文件第六条中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如果借款违背以上规定，利息支出不得税前扣除。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0号)规定，自2004年1月1日起，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不再根据企业所有制性质、规模大小分别制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到(0.9，1.7)，即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客户贷款利率的下限为基准利率乘以下限系数0.9，上限为基准利率乘以上限系数1.7；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到(0.9，2)，即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下限为基准利率乘以下限系数0.9，上限为基准利率乘以上限系数2。

五、企业向自然人借款利息涉及的税种

一是营业税。个人收取资金占用费应当适用于国税函发[1995]156号文件的规定，对个人取得利息收入按照“金融保险业”税目征收5％的营业税。

二是所得税。个人取得贷款利息则应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全额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0％。

三是印花税。依据《印花税暂行条例》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规定的通知》(国税发[1991]155号)对借款合同的规定，只有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与借款人签订的借款合同应当缴纳印花税，对既不是银行又不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企业向借款人的借款，无论是否签订借款合同(或协议)，或者出具其他凭据，均无须按“借款合同”税目缴纳印花税。

四是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按照现行税法的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人是在征税范围内从事工商经营，缴纳“三税”(即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下同)的单位和个人。住何单位或个人，只要缴纳“三税”中的一种，就必须同时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城建税实行的是地区差别税率，按照纳税人所在地的不同，税率分别规定为7％、5％、1％三个档次，具体是：纳税人所在地在城市市区的，税率为7％；在县城、建制镇的，税率为5％；不在城市市区、县城、建制镇的，税率为1％。教育费附加是随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附征并专门用于教育的一种特别目的税。教育费附加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税额为计征依据，教育费附加率为3％，分别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同时缴纳。

六、企业向自然人借款利息支付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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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在欠条上签字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民间借贷解释》)第21条规定：“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此规定对指导案件裁判，乃至引导公民日常的经济行为，均具有一定价值，但实务中行为人在债权凭证上签字或盖章之行为，问题十分复杂，值得探讨。

一、典型案例

原告张某诉称，20xx年3月起，被告李某的哥哥各其借款，截止20xx年10月，尚欠10万元未还，李某哥哥为此向其出具一张欠条;此后，李某哥哥按约向其支付利息，直至20xx年4月病逝;在李某哥哥去世后，被告李某自愿作为债务人承担还款义务，并在欠条上签字确认;原告因多次向被告催要欠款未果，故诉请要求被告归还欠款并支付利息。

被告辩称，原告张某所述与事实不符，其在欠条上签名并非为了替哥哥还钱，签字的原因是当时哥哥公司的会计在现场让其在欠条上签名证明李某的哥哥确实欠原告张某这笔钱，其就签名做了证明人。其对原告主张还款责任不予认可，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

二、原告的观点

1、被告在其哥哥去世后自原承担其债务，构成民法上的债务加入，应承担还款付息的责任。

依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第十七条“债务加入”的规定：“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双方协议或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可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人的债务。”被告哥哥于20xx年4月左右去世后，被告自愿承担其债务，并在欠条上签字。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被告行为符合民事活动的自愿原则，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构成民事上的“债务加入”，理应承担还款付息的法律责任。

2、被告的签字行为，不构成是欠款的“证明人”。

本案所涉的欠条证据，从法律性质上而言是债权凭证，且欠条是被告哥哥于20xx年10月出具的，此时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确立。而被告在欠条上签字的时间，是在其哥哥去世后的20xx年4月份左右，此时欠条的债权凭证早已形成，无需被告证明欠款事实的存在。

在原债务人去世的情况下，债务人的主体资格即灭失，理论上此债权只能在原债务人有遗产的情况下，向其继承人主张，但被告自愿承担债务，并在欠条上签字。当时的客观情况，原债务人已死亡，被告在原债务人的公司主持工作，原告上门来讨要欠款，不存在也没有必要，要求被告证明欠款的事实。

如果被告认为其签字只是起证明的作用，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明知在欠条上签字所承担的法律义务，若其主观上只是作为证明人，理应在签字时注明“证明人：某某某”，此举才符合生活常理。

3、本案应当依据证据规则，并利用经验法则作出裁判，判令被告承担还款付息的责任。

本案被告与原债务人之间，存在特殊的身份(兄弟)关系，而原债务人生前与原告也曾是朋友关系。在被告哥哥的后事处理完毕之后，原告找到被告，要求处理该欠款，被告当场表示“不能让哥哥丢人”自愿承担债务并当场签字确认。尽管被告现否认该事实，但依据日常生活的经验法则来判断，原告的说辞更符合情理。

另从举证责任分配有角度而言，被告未拿出证据证明其是“证明人”;从证据的形式来看，被告在欠条上签字，也未注明系“证明人”;证人的证言，也只是“我认为他是作为证明人签字”，证言明显是主观的判断，而非客观的描述，故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此外，正是因为有被告的签字承诺，使得原告在可以采取“自助”措施，来实现债权的机会丧失。正如原告所述，如果被告不承诺还款，他完全可以从原债务人的公司拖走部分钢材，来抵冲欠款。正是被告的承诺，使得原告丧失私力自救的机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与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

根据上述规定，结合省高院的司法意见，本案被告在欠条的欠款人处签字，依法应认定为一种单方承诺的“债务加入”行为，其自愿作为债务人履行还款的义务。原告的主张，在证据上得以印证，在情理上符合生活实际，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司法原则出发，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

三、一审的裁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提交载有被告签名的欠条及其与实际借款人的银行往来明细，证明本案诉争债务的真实存在及被告签字行为构成债务加入，完成了其提出本案诉讼的初步举证责任。

但通过案件审理，查明原告在要求被告签字的过程中，既没有向被告提出要其承担还款责任的要求，亦没有明示签字后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在该事实基础上，被告的陈述与证人的证言相互印证，结合被告及其妻子俩人月收入不足三千元这一客观情形，原告所述被告为主动承担债务而签名的行为有违日常行为逻辑、客观发生的可能性较小;被告所作“在证人的劝说下，以证明人的身份签字”的抗辩则获得前述查明的事实及证据支撑，其行为的发生符合日常行为逻辑，具有高度的盖然性，形成了被告签名系以证明人身份签字这一合理怀疑。

针对该合理怀疑，原告依法负有进一步举证证明被告系自愿承担债务以排除合理怀疑的举证责任。但原告未能就此继续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此案因原告息诉，未进行二审，判决已生效。作为一则确有争议、值得深究之案例，笔者颇有遗憾。

四、对《民间借贷解释》第21条的评析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清楚地得出，在债权凭证上签字盖章的情况，在实务中非常复杂，可以是共同的借款人、担保人、见证人或证明人等多种身份，准确定性签名者的身份性质，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签名前有身份的限定词，比如保证人、证明人等。在未表明签名人身份的情况下，法院应当通过其他案件事实进行推定，查明案件事实，仍无法得出签名人身份性质的，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如前所述，如出借人请求签字人承担借款人的责任、构成债务加入等情形，是否也应当不予支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