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发展与治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乡村发展与治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先说一句爱因斯坦的话，他说“不可能用造成这些问题的思路去解决问题”。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我们现在出现这些问题的思路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能不能还用这些思路去解决这些问题呢?爱因斯坦说不能，也许我们说能，创造奇迹吧。

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既有城市化又有去城市化的问题，实际上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应该说是我们进入了一个资本过剩的阶段，此前我们是资本短缺，大家都知道在发展主义导向的发展中国家，无论何种主义，何种党派，只要你面临经济基础领域中的资本短缺，政府都会亲资本，这都是必然的。而只要你引入外资，就会按照外资的要求来构建该国的上层建筑，也因此必然造成对外的负债，这几乎是无一例外的。因此不论何种主义，意识形态固然重要，但在经济基础这个决定性因素面前似乎就退而居其次了。只有告别了资本短缺时代才有可能出现战略性的政策体系调整。现在我们进入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都过剩的时代，也因此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等相应提出，这本身就是回应阶段性变化的产物。第二个阶段性变化也得提，这里面没有写，我在内部的会议上和一些国外的会议上提了，这个会上概括性引述一下。出于政府善意，我们在2003年10月份颁布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全面稳定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是好事，但任何事物都是两面性的。刚才陈锡文主任讲到日本是长子继承制，我们土地承包法规定的今后永远不再分地制度比长子继承制有过之而不及。乡土社会过去赖以生存的机制，其中的一个是分家析产机制，因为分家析产不至于产生严重差别，因为分家析产需要劳动力维持，但这两个东西都在带有政府善意的法律出台之后都不再存在可能了。因土地不能再分而使得现在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在自我阶级化、自我政治化，这也逐渐演变成了新的变化，也就是重大的社会结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变成了新的工人阶级，因为他不再是过去的农村小资产者。以前为什么叫“打工者”，他家里都有一份产，我们叫做“小有产者”，他们部分劳动力是小有产者派生的打工者。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收入，以防止小农经济不足以扩大再生产，你把这部分挡住的时候，这一部分人就变成了新一代的工人阶级，对抗性矛盾将在今后一段时间主导社会结构变化，这一点我们必定会再重复昨天的故事，不如讲新故事。同理，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是也有了自我阶级意识，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自觉的阶级了呢?多大程度上能够从政府经济中自我异化独立成一个阶级，这需要过程。当这两个对立阶级都成为独立的阶级的时候，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将会出现经典意义的变化。

重大矛盾在于历史阶段性变化，我们已经应该告别亲资本的政策体系了，应该变成亲劳工、亲贫困，这个变化正在发生，但因原有利益集团很难被调整，因此出现了变化。需要讲到，这个阶段恰恰是人类安全、社会安全最容易产生矛盾并且爆发的阶段。最近社科院的报告有关方面的分析认为最近十年中国中产阶级的人群将从1.3亿上升到7亿左右，相应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说这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因为尽管中国会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但始终是金字塔结构的，因此中国仍然在未来可见的十到二十年内还是一个劳动力总量不断增加的国家。我们每年相对能够解决的新增就业大约在1千万以下，我们新增的就业恐怕不在这个数之下。未来2010年之后中国会有9亿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主义，任何体制、任何制度、任何政治能解决9亿以上的劳动力就业问题。我接触过的所有的西方人士也都认同这样一个观点。我跟他们说，能不能搬用你们的体制解决我们的问题，他们说千万别，你们还是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吧。我们看，现在中国人有8亿劳动力，当我们讲到第二个重大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会演变成直接威胁所谓社会安全和人类安全的问题，这时候我们再用微观的机制来分析，就很难解释这一些重大的宏观社会结构变化了。

这一点可能还得再讲一下，中国的农村条件本身不足以养活这么多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在地理位置上和西亚北非干旱带相似的地区，中国有季节性的降水，有所谓的灌溉农业，如果把村舍文化破坏掉，就没有村舍这种理性；没有村合理性，灌溉农业就无法维持，非灌溉与灌溉之间的产量差别是70％。如果我们只用所谓现代农业的方式，增加现代要素投入，其结果一定会造成农业成为高污染的行业。大家知道最近刚刚公布的全国污染普查指出，农业是第一大面源污染的来源，占全部的47％，超过了城市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这是我们以有限资源追求高产量必然带来的结果。农业问题绝不是简单的过去说法，我们面对的新问题是如何使农业不再成为一个过度污染的领域。怎么解决，因此中央提出农业多功能性，这个我不多讲了。

农业另外一个问题是越多的农业就越贫困。从世界各国的分布图中看，这似乎是发展主义导向下难解的一个问题。只要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就都是贫困的国家，当然以工业为基础的国家是中等发达国家，以城市为基础的国家是高度发达国家。我觉得讨论最好复杂一点，这张图告诉大家，上面那个打圈是农业国，属于高度贫困的国家；这一部分(中间)是所谓工业化的国家，正在转型的国家；(左下角)这部分是城市化、工业化的国家，不贫困的国家恰恰是工业化、城市化搞得好的国家。我们到底怎么走，我们的城乡二元结构就产生于我们追求工业化的过程，无外乎是两大资源的流出：第一就是劳动力，计划经济也是大规模使用劳动力替代资源稀缺的资本；第二就是通过以乡为单位的成规模发展规模农业，使中国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进入了工业化。同时因为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过程，使得工业化内生机制导致了排斥农业发展的结构。在这个过程中间，不仅农业提供了剩余，而且农业承担了工业化过程因大起大落带来的问题。中国自1949年以来已经有了七次金融危机，每次都等着“三农”软着陆，他就软着陆。我们现在面对巨大的问题是严重的不安全，因为我们大量的原材料、能源要靠进口，从2002年以后中国的食品也出现贸易逆差了，也就是进口大于出口，所有的进口基本都在严重不安全地区，而我们又没有任何保障中国原材料和能源进口的能力。美国靠霸占军事基地，他的军费占了世界军费支出的一半，我们不知道靠什么，这不是我研究的领域了，比较麻烦。为什么内部社会安全问题也很严重呢?是因为大量的积累，从“三农”积累，导致农民生存所需要的要素大幅度减低，即使能够随工业化增加，也不过从过去零点几公顷提高到现在两公顷，这意味着中国老百姓说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但这绝不意味着改善。放弃那个梦吧，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农业现代化成功的典范。

我们看，当这样大量的资源流出的时候，农业剩下的剩余是否可以足以支撑现代上层建筑。这些事情不仅今天，百年来历朝历代、历党历派没谁解决好过乡村治理问题。到我们这儿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乡村问题更严重?财政占比在1993、94大规模推进经济改革的年代下降到最低，11.3％，连城里的干部都无法养活，更遑论支撑乡村的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了80年代以来的三次圈地，90年代来以地生财，当代的曲线很小了，那是因为50％以上不报，违规违法征占，现在叫“以地套现”。三次圈地各有各的特征，第一是生产性的，第二是消费型的，第三转变成负债性的，现在有多少万亿的土地负债谁也说不清楚

篇2

关键词:乡土价值观;农村教育管理;价值观;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G6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9-0257-01

我国教育发展水平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有了长足进步,但农村教育发展相对滞后。农村教育管理除固有的教育经费不足和师资力量缺乏,在农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现代文明对农村文化冲击也成为一个隐性问题,带来农村教育管理中不得不重视的难题。

农村城镇化发展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城镇化发展是指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在历史发展中,这一过程一直没有停止过,但乡村与城镇分属不同的文化形态,在这一过程中,两种文化形态的潜在冲突也没有停止过。教育从本质上而言是针对人的全面培养,这种文化冲突必然影响人的养成发展;因此,在城镇化发展中,关注乡村传统价值观与农村教育管理的关系显得很有意义。

城镇化发展中,初期主要表现为经济形态的变化,大量农业人口变化为非农人口,此时的社会进程基本上是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伴而行。城镇化的加速,在我国农村中,出现了占比重比以往大得很多的小城镇,它与乡土农村(又称乡村)的经济社会发育程度、人口集聚程度以及相应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程度等,都具有明显的差异。我们知道,不同的生存形态必然伴随不同的文化心理形态和价值观,这部分内容形成于生存形态之中而作用于人的心理和价值观中,具体到教育上,就表现为教育观念和价值理念在小城镇和乡村教育有不同的要求。

我国农村教育历来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予以布局,这一观念已陈旧落后。远的如“乡办高中、村办初中、小学办到家门口(自然村)”,早已被淘汰;就是“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的格局也受到了城镇化和计划生育后学龄人口减少的冲击,这属于教育行政设置方面。具体到乡村中小学的教育、教学管理本身,则是教育施行者与教育管理者在教育理念和组织文化方面的矛盾。

乡村文化相对趋于保守,传统文化形态对教育和受教育者的影响都比较深。传统道德观念、传统文化意识在乡村文化中占主要地位,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乡村是生活在一个“礼俗社会”之中,他认为在乡村中国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规矩不是法律,是从‘习’出来的礼俗。”在这样的农村社会中,传统价值观为主。在学校教育中,教育管理者乐意因势利导,以此为基本价值导向,藉此对学生展开教育,这既形成有特色的农村教育理念,也造成整体教育的落后。在教育管理学中,教育管理过程组织形态和组织文化得到很多关注,其中对组织文化的要求更多,认为:“组织文化由共享的信仰、种种期望、价值观以及组织成员行为的规范组成。”以此观,农村教育系统中,基本的信仰、期望和价值观仍然是一传统思想为主,而城镇化过程中,城市文化对农村教育基本理念和价值观都带来冲击,分别从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首先,农村学校管理的核心资源是学校人力资源,即教师和管理者。他们在学校教育中体现出智力性。教师和学校管理者是知识的拥有者,传播者和主宰者,是知识资本的使用者以及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在已经形成的组织文化中他们固有的信仰和价值观在时时引导农村教育中的受教育者,而在农村教育体系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这一关系被打破,教育实施者的知识结构和信仰习惯都受到冲击,这对农村教育管理带来根本上的困难。

其次,城镇化过程带来的必然是教育体系的重新调整,乡村基础教育原有的体系都面临重新整合,农村教育适龄人口减少和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的现状也促使农村教育管理需要尽快适应这一现状,进行积极调整。

第三,城镇化过程给农村教育体系原有组织文化带来冲击,这一问题不仅表现在教育实施者身上,更加反映在学生的思想行为变化中。这也要求农村教育管理者在具体教育对策选择中有明确的对应。

面对这一系列的冲击和变化,需要在农村教育管理中施行相对应的变化。在社会形态变革中,更加需要明确教育管理者的作用和地位,传统思想面对新文明的冲击,在农村教育的具体环境中,一方面需要做出积极的适应,但更加需要以传统教育文化思想为根基,重新思考农村教育管理的现状。

在社会形态变革中,基础的教育思想需要与时俱进,但不能因此对传统思想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典籍《中庸》中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思想,这一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强调“位”的观念,要求教育者首先明确自身的位置,即在新的社会形态中教育者的地位问题。潘光旦先生在其教育思想中对这一问题论述比较透彻,他认为:“社会位育”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位”,即社会秩序,这是保障任何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础;一方面是“育”,即社会进步,这是促进一个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这对社会成员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同异”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位”,是社会秩序,“秩序的根据是社会分子间相当的‘同’”;“育”,是指社会进步,“进步的根据是社会分子间适量的‘异’”“位育”构成了教育的本质所在,能把握住这个更为的教育问题,则即使社会变革剧烈,教育者和教育管理者都可以做到有的放矢。

以这一基本思路为契机,在农村教育管理向城镇教育管理转化中,明确教育基本目的,确保基本教育理念的根基稳固,保留传统文化思想对新社会形态的指导,才是城镇化过程中,农村教育管理者应该认识和思考的根本问题。

参考文献

[1] .乡土中国 [M] .北京:三联书店 1985年版

篇3

关键词：乡村治理;治理主体;乡村精英;农业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1-0067-02

20世纪末，治理一词才逐渐为大家所了解。学术界关于治理的概念和定义是这样的：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者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1]。一方面体现公共权力的多元化，政府，非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自身都可以作为权力的主体。另一方面，各治理主体之间是一种互相依存，互相协调的关系。而乡村治理界定了治理的主体和范围，很多学者对乡村治理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和雪峰认为，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党英国把乡村治理看作一种制度和系统，涉及选拔优秀干部，变更政府行政规程、监督政府廉政建设等，是多个乡村主体在协商合作的基础上共同管理乡村事务的自主管理，提高村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将村民纳入乡村治理的管理体系融合多方力量对乡村进行共同治理的过程;吴克伟认为，乡村治理主要是运用公共权威对乡村社区进行组织管理，构建乡村秩序，推动乡村发展。简言之，乡村治理是针对广大农村地区，由国家和社会共同作用形成公共权威，实现对乡村社会的调控、引导和管理，以求最大限度地增进共同利益，实现农村发展的动态过程。

一、乡村治理的概念与内涵

对于乡村治理的定义和概念的不同解读，实质上都包含了以下的共同点：第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条件，国家，政府，社会组织能够获得广大村民的信任与支持，尤其是能够吸引社会与乡村精英参与管理。第二，治理主体能够在思想上与时俱进，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治理方式化解矛盾和危机，做出实质性的工作，构建良好的服务体系。第三，乡村治理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发展现代化农业，使占9亿人口规模的广大农村成为我国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而不是阻力。

二、乡村治理的时代特征和困境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现代化进程，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乡村的治理不同于一般的地方治理，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三农”问题历来是国家和政府关注的焦点。本文先从现有的乡村治理模式出发加以分析，试着探究新的治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三农问题，政府打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的口号，在乡村治理采取村民自治的模式，设立村民委员会，民主程度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也得到鼓励，乡村治理的水平和质量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村建设有了一定的进步，然而，在新的形势下乡村治理又面临着新的危机和困境。

1.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缺陷。联产承包制是改革开放后农村的主要制度，虽然带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与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对比之下，小规模，小户生产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物质的要求，因此出现很多空心村现象，很多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农村里只剩下了妇女、老人和儿童，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乡村正在被遗弃，急需发展农业现代化来弥补小规模生产的缺陷。随着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留守儿童数量多，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农村资源闲置，城市拥挤，资源紧缺，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为农村发展寻求新的出路。只有让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缩小城乡差距才能发挥农村的潜力。所以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就显得特别重要。农村的资源很丰富，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都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在农业发展未形成大规模产业时，政府应该鼓励农民积极进行尝试，养殖业，畜牧业，零售业，旅游业等防止产业单一化，并给予指导和培训。近年来，很多乡村的旅游产业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旅游产业可以带动交通运输业，饮食，娱乐等服务业的发展，旅游产业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农村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给予合理的指导和鼓励，让农民动起来，让农村活起来。

2.城乡二元现象严重。二元现象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障碍，若不尽快解决，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停滞不前，甚至中断。城市居民、发达地区居民与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加大，会引起农村居民的愤怒和不满，导致社会不稳定，为现代化建设埋下隐患。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二元现象的重要手段，仅靠农村本身的力量来促进农村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乡村治理不应该走单纯的“以农治农”“以乡治乡”，乡村与城市在发展模式、生存习惯、生活方式，自然环境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二者是互相依存的关系，乡村治理离不开城乡的统筹发展。城乡的统筹发展需要国家强有力的制度支撑。统筹城乡发展，要从多个方面进行。第一，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主要指的是城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简陋，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的倾斜，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让农村居民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重视，从而加强对党和国家的信任。第二，统筹城乡文教卫生事业，城市的文教卫生事业在稳步发展的同时，农村的文教卫生工作由于先天的薄弱更需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与卫生工作要依靠国家政府的监管，让农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一样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农村居民能够和城市居民一样在家门口就医，加深农村居民对乡村的归属感。第三，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国家收入再分配维护社会公平，让农村居民能够免除后顾之忧，聚精会神搞建设。

3.乡村治理主体存在缺陷，治理资源匮乏，主要包括治理主体单一，农村精英流失。民主建设需要重点加强，要听取多方意见，完善农村选举提拔制度，现在的农村治理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农民处于被动地位，农民积极性低，导致农村公共事务瘫痪，乡村不能作为一个整体齐心协力搞建设。

治理主体单一，农民民主政治素质亟待提高。很多农村中的党委书记连任很多年，农村居民对农村选举比较冷漠，参与民主建设的热情也比较低，这就使得干群之间隔膜加深，不容易团结起来干大事。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较低，没有自主意识，不能够较好地履行义务行使权利，发挥主人翁作用。还要积极发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引进社会资金和管理经营体制，为乡村建设积累经验和资金。

乡村精英外流。乡村精英在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不是盲目夸大精英的作用，而是重申人才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贺雪峰指出，精英在农村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一方面对国家的政策有理解能力，另一方面与普通村民联系密切，所以农村精英是沟通干群关系的桥梁[2]。我们知道华西村、的乡村治理奇迹，我们在想到华西村的时候就想到了吴仁宝，的发展离不开王宏斌，所以无论什么样的农村社会，无论多特殊的情况，精英的角色都对农村的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由于农村经济状况差，农村精英流失严重，这些接受了高等教育有思想的人更愿意去城市打拼，不愿意留在村里担任干部或留在村里发展，精英人群的流失是信息、知识、观念、技术的流失，如何吸引精英人群来建设乡村，减少精英人群流失，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虽然近年来国家政策鼓励大学生回乡村担任干部，即我们说的大学生村官，在部分地区有了一些影响，但具体情况与预想相差甚远，很多大学生因为农村的条件太差，只是挂名，并没有实质的工作和乡村建设的热情，村民只知有大学生村官，却不知姓名，一年也见不到几次面，乡村精英急需回归。

三、乡村治理的建议和对策

在当前情况下，乡村治理的推进需要做出如下调整。

首先，最重要的是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主体多样化在乡村治理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使得乡村发展可能性增多。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村民自身都是乡村建设的主体，村干部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建立完善的干部选拔、培训、激励机制，从全局考虑，为村民的利益着想。村民也要提高自身素养，提升自己的主人翁意识，履行自己的义务，享用自身的权利，提高乡村民主建设水平;要发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使得社会资金投入农村，可以借鉴这些组织的管理体系，以及吸收农村劳动力，为农业现代化注入新的活力。未来的乡村治理将呈现由乡村主导到市场主导转换的趋势。

其次，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村继联产承包制后的又一大变革[3]，农业产业化的实践使得我国的农业发展及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将有着长远的生命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要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农业产业结构是一个有机整体，要对乡村产业结构进行整合和调整，提高乡村的资源利用率。农业现代化要转变只有第一产业的传统，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最后，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文化素质逐渐提高，产业发展刚刚开始，各方面逐渐起步的时刻，政府的指导和政策倾斜是必需的，政府应在乡村治理上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发挥城市对农村的拉动作用，充分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

乡村治理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各地的情况也各不相同，我们要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以理论指导实践，从实践中寻找规律，在国家政府的指导下充分发挥乡村居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乡村治理情况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各因素的发展速度不同，我们只能先从紧要处着手，然后逐渐铺展开来。同时寻求多个方面发展的可能性，从而推进新农村建设，影响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23.

篇4

关键词：乡村环境；治理变化；存在问题；完善对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相提并论。可见党央、国务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然而由于受客观环境的局限和农民自身的环保意识不强，大部分农村存在着垃圾到处倾倒、污水随意排放、家禽家畜粪便任意堆放的现象，乡村地区在实际发展中，受经济社会及改革开放的影响，其自然环境、内部构造以及相关组织形态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些改变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还给乡村治理带了许多问题，加强乡村环境治理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一、当前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与传统的乡村社会相比，现今的乡村社会已经被彻底重塑，在弥补传统乡村社会中存在的不足时，还进一步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的变化中，第一，乡村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大量务工人员的外出，对乡村人口的整体结构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第二，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乡村日常生活中，家电的普及，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第三，随着网络信息的迅速发展及道路交通的不断改善，乡村居民与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在缩小城乡经济收入的同时，还拉近了城乡居民之间的联系。其次，除了乡村社会发生重塑外，针对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还体现在乡镇政权上。受乡村整体变化的影响，导致乡镇政权处理存在着较大的困难，尤其是乡镇政权自身建设中，受相关因素的影响，导致部分乡镇政权不完善，直接影响该地的发展。

二、乡村治理环境变化带来的问题

（一）乡村社会新增了一些不和谐因素

作为当前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重塑在附着社会整体发展趋势的同时，还跟上了社会发展步伐。但在实际应用中，随着乡村重塑的大力开展，所引发的不和谐因素也逐渐浮现，首先，人口问题。面对外出务工人员数量的不断增加，导致乡村地区的人口结构多为老人、妇女及儿童。其次，养老问题。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在人口流动的影响下，导致大量空巢现象出现，在影响社会和谐的同时，还极大阻碍了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再次，留守儿童问题。2006年，我国农民工子女有2300万是留守儿童，现在也没有减少。由于父母在外打工，使很多孩子在受教育期间多跟没有教育能力的爷爷奶奶在一起，造成了很多问题。最后，村民自治能力难以提高。现在的很多村委会，很难找到能很好胜任村组干部的人才，很多自治组织常常被家族或乡村混混控制着。

（二）乡镇政权治理能力衰退

结合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导致乡镇政权在实际实施中，引发了许多问题，首先，乡镇地区自主能力非常小。一般来讲，只要涉及到乡村工作，各级政府都要在乡镇落实，且每项工作在开展时，需要经过投票，一旦出现问题，则无法依据实际状况进行灵活应对，导致该项工作处于瘫痪状况。其次，在乡镇政府办公中，面对大量的债务，对乡镇政府的信用造成了恶劣影响；甚至在情况严重时，导致讨债冲突的发生。最后，一些乡镇党委政府在开展工作时，没有端正自己的工作态度，本着“民不举官不究”的工作态度，导致许多该及时制止的事情发生，如：违法建房、葬坟等问题。

（三）国家统筹城乡工作的阻力增大

在当前开展的城乡统筹活动中，其核心目标在于广大农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第一时间分享到国家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成果，在感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喜悦时，还能第一时间了解党和政府颁布的优惠政策。但在实际运行中，受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受教育水平的影响，这些工作在实际开展中，仍会遇到一定的阻碍。

三、对开展乡村环境治理的建议

针对当前乡村治理环境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乡镇政府结合着本地的实际发展状况，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

（一）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科学的规划是农村环境卫生治理工作取得实际效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规划合理与否，必然直接影响农村的后序建设与发展，也必然影响到农村环境。因此，要高度重视乡村规划工作，规划先行，统一建设，统一管理。规划要超前考虑垃圾处理、污水排放、粪便堆积等农村实际问题，综合考虑公共场所、道路、水沟、公厕、绿化美化等多种因素，做到有实用性、可行性、操作性。

（二）加大投入，鼓励环保投资。环保资金能否到位，到位的资金是否切实用于农村环境治理，关系到农村环境治理的可持续性和成败。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县（乡）财政应将环境卫生治理经费纳入年度预算，并提高财政投入新农村建设、环境建设资金的倾斜比例。根据实际情况，集政府、集体、群众多方力量，通过多渠道筹集治理资金。对村级卫生治理实行以奖代补、以物代补。二是整合打捆项目。环境治理项目资金应严格落到实处，实行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打捆”涉农项目资金，使农村环境连片治理项目与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现代化相结合，与农村新能源开发相结合，与基本农田改造项目相结合，整合项目、集聚资金、成片进行、同步推进，使资金的效用最大化。三是运用市场机制。学习、借鉴一些地方的成功经验，鼓励民间资本、社会力量投资生态建设，积极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处置市场运作、循环利用的路子。

（三）明确部门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农村环境卫生治理是系统工程，各部门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行业优势和专业特长，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国土、城建、城管等职能部门要坚决执行规划，把拆违还耕、拆违还绿、拆违治脏、拆违添景有机结合起来。水利等部门加强河道治理与执法；环保部门重点监管企业生产垃圾和村民塑料袋等生活垃圾的处置；林业、农业等部门重点指导和规范清洁种植、畜禽粪便治理和生态家园建设。

（四）大力宣传，提高村民环保意识。通过等媒体，通过宣传标语、展板、电视、广播、报刊等多种形式强化宣传，使环卫知识家喻户晓，

（五）完善干部绩效考核制度，建立监督机制。将农村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纳入各级政府工作日程，将环境保护和治理与干部考核评比挂钩。发动广大村民，开展集体环卫活动，通过评比形式予以奖惩，营造人人争当环境卫士的良好氛围。对于可能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工程项目，要进行严格的环保评估，从源头上遏制破坏行为。同时，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群众监督职能，全程监督企业运行，健全事后审查机制。多管齐下，建立起一套长效管理机制，共同呵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综上所述，面对当前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乡村地区在治理环境时，要想取得好的治理效果，其核心因素在于采取与之相符的治理措施，并在开展过程中调动村民的环保积极性，使其积极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乡村治理环境的效果，才能进一步推动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丁培轩.农村环境卫生治理的问题及对策[J].北京农业，2013，12：273-274.

[2]冯刚.新农村建设中经济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模式研究[D].北京林业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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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镇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也为解决城镇化发展中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推进乡村振兴，要充分发挥特色小镇在优化城乡经济结构、推动新型城镇化、加强乡村治理、促进乡村文化振兴、改善乡村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作用。

特色小镇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作为一种创新探索和成功实践，特色小镇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也为解决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推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优化城乡经济结构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促进城乡经济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成为必然要求。特色小镇在优化城乡经济结构方面作用明显。一方面，特色小镇具有增强区域有效供给、优化产业生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改善内外环境、促进产业创新的功能，可以通过新的技术手段和发展模式激活传统产业，也可以通过聚拢高端人才等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另一方面，特色小镇是应对消费升级的战略选择，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有效载体，对区域产业体系的重构与竞争力的提升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推动新型城镇化

特色小镇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模式。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要求通过积极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提升城市功能带动新农村建设，完善土地制度和城镇住房制度，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等实施办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特色小镇采取就地城镇化发展方式，在传承和发扬我国千百年来的农耕文明基础上，把乡村建成既有乡土气息，又具备现代城市文明的新城镇。特色小镇建设注重产业、文化、宜居、环境等各种要素的整合，有助于提高城镇化发展品质。同时，特色小镇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结构，在规划和设计上可以根据城镇化建设发展的需求，制定合理有效的运行模式，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加强乡村治理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特色小镇从规划设计到建设发展，从治理主体到治理模式，使传统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融入现代化因素，进一步激发了乡村治理活力。特色小镇作为城乡间的桥梁，不仅在空间布局上一端连接着城市一端连接着乡村，而且从产业发展、城乡融合、生态保护等方面，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贯穿其中，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为加强基层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

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乡村的文化资源、文化活动、文化设施以及带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生产方式，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地域性和传承性。继承和发展优秀乡村文化，需要适应发展需要，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其更具感染力、传播力。文化是特色小镇的灵魂，文化要素在特色小镇建设中必不可少。不少特色小镇在挖掘文化要素的过程中，注重对传统文化及其产业进行保护与传承，以各种物质形式为载体，将文化物化，将物化的产品产业化，形成文创产品及产业链，提高了文化影响力。河北馆陶的粮画小镇、武强的周窝音乐小镇等就是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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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市委、市政府有关精神，经研究，决定从2013年12月开始至2015年底，在全乡广泛开展“乡村环境整治”三年行动。为有序推进此项工作，现就有关事项作如下通知：

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建设美丽、打造幸福家园”总体目标，以“三起来”（绿起来、亮起来、快起来）为具体目标，以“乡村环境整治”为抓手，着力实施设施提质、乡村整治、全民绿化、淳化民风四项工程，开展交通秩序、集镇秩序、治安秩序三项秩序整治，深入推进乡村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着力转变干部作风，提升居民素质，优化发展环境，形成乡村面貌改观、环境管理有序、形象提升的良好局面，为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打造繁荣和谐秀美幸福的新。

基本原则

（一）坚持以人为本、共享和谐。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注重培养提高人民群众的文明素养，大力推进乡村环境综合治理，干部指导示范并引导群众参与，让群众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二）坚持标本兼治、有序推进。综合治理乡村人居环境，把专项治理与长效管理、当前工作与长远目标、改善环境与提高素质有机结合起来，推动综合治理工作走向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

（三）坚持条块结合、以块为主。以村为责任主体，在各自辖区内组织实施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落实工作责任。其他企事业单位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参与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承担相应工作责任。

工作措施

（一）实施四个工程。设施提质工程。全面完成乡村主干道升级改造和硬化工程，乡村两级将出台相关奖励措施，加速组级道路硬化建设；逐步争取配套完善公交、排污排水、绿化、路灯等公共设施。乡村整洁工程。建立因地制宜、以户分类分散焚烧填埋沤肥等方式处理模式；逐步取消目前“村收集、镇中转、市处理”的垃圾处理模式；规范禽畜养殖排污管理，整治农业生产性污染，组织开展“最美村庄”评选，积极开展长沙市“十佳”乡镇、村、和省（市）卫生乡镇、卫生村创建活动。全民绿化工程。集中三年时间每年植树5万棵，突出集镇绿化建设和三边（塘边、路边、水边）造林绿化，大幅提高绿化面积。淳化民风工程。创新社会管理，广泛开展“文明村庄”、“文明单位”、“书香家庭”、“文明家庭”“道德模范”“优秀企业”等创建评选活动和“文明志愿者”服务活动，倡导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提高社会公德水准，提升全民素质。

（二）整治四项秩序。整治交通秩序。整治机动车违章行驶、超限超载、乱停乱放和行人乱穿马路，提高村民安全出行意识。整治集镇秩序。明确乡城建所和村级建设与管理职责，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逐步建立长效运行机制，从根本上消除卫生管理死角。规范集镇建设、户外广告、门店招牌设置，美化集镇环境。建立流动摊贩疏导管理机制，规范摊点设置。整治经营秩序。规范管理集镇及周边环境秩序，彻底改变“脏、乱、差”现象，取缔马路市场、占道经营等行为。整治治安秩序。加大投入，提高人防、物防、技防水平，开展“安全文明村”创建活动，提高群众安全感。

（三）健全四个机制。多元投入机制。建立乡财政环卫工作专项预算机制，从2012年起乡财政每年安排专项经费用于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各村、各企事业单位都要安排专项经费用于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要建立分区域包干机制，村包辖区内村组道路养护与管理、公共区域和农户环境卫生；根据受益最大化原则，企业包相应乡村道路养护和环境卫生；事业单位实行门前“三包”。市场运作机制。全面配合市政府推行的城镇环卫保洁有偿化服务和市场化管理和“异地绿化、货币领养、集中栽种”的办法，实行全民义务绿化，建立健全社会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的管理机制。全民参与机制。响应“美丽乡村大家建”的号召，广泛宣传动员，引导群众积极参与环境综合治理，切实营造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治理氛围，形成齐抓共管的长效机制。督导考核机制。建立督查问责机制和考核奖惩制度。把群众监督与行政监督结合起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动态督导机制，采取明察暗访、定期检查、突击抽查和随机复查相结合的方式，查找问题、督促整改，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具体考评办法见附件）。

工作步骤

（一）全面展开阶段（2013年12月至2014年12月）

开展以集镇“五要”（环境卫生要整洁、空坪隙地要绿化、交通秩序要畅通、建筑施工要文明、广告招牌要规范）和乡村“五抓”（一）抓清洁、清垃圾、清杂物、清“牛皮癣”；二抓绿化，抓道路绿化、河岸绿化、庭院绿化；三抓拆建，拆旧建新、拆违规广告招牌、拆违规晴雨棚；四抓改建，改水、改厕、建沼气池；五抓治污，治理禽畜养殖排污、治理农业生产性污染、治理农村工业污染）为主要内容的环境综合治理活动，力争在集镇面貌、村庄环境卫生治理、普及卫生和文明常识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二）推进深化阶段（2014年1月至12月）

集中开展集镇面貌治理、乡村环境提质和农庄庭院美化等专项工作，持续推进环境治理“八进”活动（进机关、进企业、进村组、进社区、进学校、进市场、进景区、进家庭），着力提高村民文明、卫生意识，加强管理人员和专业队伍建设，努力营造环境优美、生态良好、风貌协调、村容整洁、民风文明的新气象。

（三）巩固提高阶段（2015年1月至12月）

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完善、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促进乡村环境综合治理规范化、常态化，形成乡村面貌整洁、环境改善、管理有序、集镇品位提升、发展环境优化、居民素质提高的良好局面，实现社会、经济、人文环境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实施“乡村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是建设美丽、打造幸福家园的重要内容，也是创新社会管理、锤炼干部作风的有力抓手。各村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不断增强推进全乡环境综合治理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突出重点、攻艰克难，以更大的力度，更高的目标，更实的成效来推动全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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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精准扶贫 乡村治理 治理主体 治理环境 治理财政

1研究背景

“精准扶贫”理念是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的，这也是第一次把精准扶贫上升为国家政策。根据我国贫困标准统计，目前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而这些贫困人口几乎都生活在农村，因此农村是扶贫开发的主战场，农村强则中国强，农民富则国家富。

乡镇政府作为中国最基层的国家政权直接面对并服务于广大农民，是国家与原子化农民之间的“缓冲带”、“安全阀”。这里所说的乡村治理也就是转型后乡村治理，即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治理。在乡村治理背景下对精准扶贫进行研究，则更利于提高扶贫资源在农村的利用，从而促进小康社会的实现。

2乡村治理转型后对精准扶贫的影响

2.1乡村治理主体的改变

农业税改革前，乡镇政府被称为全能型政府：收税收费、计划生育、招商引资、社会治安无所不包。但是农业税费的改革后对乡镇政府形成了新的权力和格局，乡镇政府在免除农业税的治理中几乎不再有收入利益可言，对村庄治理进行全面干预不但没有足够能力，也没有了积极性和动力。在黑龙江省同样出现类似状况，自税费制改革后，许多地方的乡镇政府转变以往做法，转而支持村民自治。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治理主体很大程度落到了村庄精英肩上。在扶贫过程中，救助资金以及扶贫项目一般都要通过村庄精英来完成。随着扶贫政策的贯彻，村庄精英的功劳是首屈一指的。但是事物有两面性，由于人性的自私性，村庄精英在识别贫困户时可能存在不公平性，列为贫困户的不一定是真正的贫困者。在农村，村民文化水平低，思想意识落后，即使明白不公平性，也是跨级“闹”乡镇府、县政府。上一级无暇村级矛盾，很多不满也是不了了之，致使真正贫困户久久不能脱贫。

2.2乡村治理环境的变化

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到来，农村的社会结构开始分化，社会人口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流动性，进城务工成为当代农村青年的致富之路。这种“离土离乡”的变化使村庄成为空心村，尤其是在贫困村，空心化更为严重，留在村庄大多是老弱病残和鳏寡孤独，没有年轻力壮的青年做支撑，对产业扶贫的执行产生了阻碍。F村是国家级贫困村，土壤肥沃，阳光充足，适合万寿菊的种植，邻乡H村因万寿菊项目的开展，整村实现了脱贫。看到H村的成效，在乡镇府以及村干部的努力下，也引进了万寿菊项目，但是村民参与度并不高，尤其是贫困户更是不敢尝试，此产业项目在F村难以执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有能力的、年轻力壮的村民流失严重。此村没有产业扶贫的支撑，只依靠低保和社会救助的方式只能解决一时之急，并不能实现真正脱贫，而且返贫严重。

2.3乡村治理财政制度的转变

农业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从向下“收钱”变成了向上“要钱”，此后出现了“穷财政”与“有所为”、“权利小”与“责任大”、“政策好”与“遗憾多”等矛盾。这种“乡财县管”的财政管理体制和严重的村级债务，使乡村治理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别是在贫困村，村级负债甚至高达百万。从当前致贫的原因来看，呈现出共性因素和个性因素并存的特点。从共性因素看，许多贫困村、贫困户在交通、用电、水利等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方面仍很困难。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继续推进开发式扶贫，加大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开发和生态治理的支持力度。但是仅依靠扶贫资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乡镇财力的支持，因乡镇财力“空壳化”，无力实现“有所为”。X村是国家级贫困村，走访X村时，发现道路泥泞、房屋破陋，农田中水利设施落后，遇大雨天，则会出现“水漫金山”状况，有的贫困户家中，一年下来，颗粒无收也不是罕事。

从个性因素来看，针对致贫原因的多样化、个性化的特点。要结合实际，逐村逐户分析致贫原因，找准“病因”，对症下药。比如对于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可以利用专项扶贫资金鼓励其创业。但是除专项扶贫资金前期的支持外，乡镇政府财力却无力支持贫困者创业的后续工作，如发展进入困境期，乡镇政府是否有能力帮其度过困难？创业失败后又何去何从？没有强大的财力支持，就不能做到善始善终。

3基于乡村治理思维的对策建议

3.1加强治理主体的监督

村民自治是我国乡村治理的大势所在，村庄精英也将成为村庄治理的领导者。因此，加强对扶贫资源的立法监督必不可少，同时还要增强村庄精英为人民服务的大局意识，以带动贫困户脱贫为使命。另外，要对农民加强权力意识宣传，自下而上形成监督体系，做到“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

3.2改善治理环境

“空心化”的农村现状严重影响到了扶贫项目的进行，因此要结合农业政策，鼓励优秀的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为他们提供小额贷款的便利条件、技术支持等相关扶持。此外，要加强手工业的发展，例如借鉴山东农村脱贫模式，联系一些半成品加工工厂，在村庄开设手工作坊，使贫困者在闲暇时期可以有事可做，既不用远出，又可以增加家庭收入，还可以改正农村的不良风气。

3.3设置治理资金鼓励

除扶贫资金外，还应按照贫困村人口数量、贫困程度。国家应适度加大乡镇政府的财政掌控能力，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要加强资金利用的监督。鼓励贫困户参与产业项目发展，从“输血式”救助变成“造血式”自救。对于治理发展较好的村庄，应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提高更多村民的积极性和创新性。

参考文献：

[1]何晓杰.“后农业税时代”的中国乡村治理：以东北乡村为研究视域[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10

[2]邓大才.小农政治：社会化小农与乡村治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06-01.

篇8

[关键词]社会转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乡村治理;制度化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D6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5-0044-03

农民的政治参与,从有序性、规范性的角度来看,主要包括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两个方面。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1]所谓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不符合制度要求的,甚至是通过违犯法律规定的参与方式所进行的政治参与行为,它属于无序政治参与的范畴。通过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渠道来追求自身利益,是现阶段我国农民维护和保障自身利益和权利的主要途径。但是,一旦有序的、常态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途径不能满足农民自身利益的诉求时,无序的、非常态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形式,就成为农民维护自身利益和权利的一种必然选择。而当前,农民的这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正呈不断升温的趋势,事态的发展已严重影响到农村的稳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一、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基本表现形式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农民的权利意识和对利益的追求不断增长,农民政治参与的需求和行动呈现出迅猛增长之势。这对于推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与此同时,由于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渠道不畅,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在农村不断扩大。综观我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1.越级上访

所谓越级上访,是指人员反映问题,不是到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或上一级行政机关反映,而是直接到更上一级的行政机关反映,或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已经受理并正在办理时,又到更上一级的行政机关反映。通过渠道向国家机关表达利益诉求,反映问题,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农民上访的目的,从本质上说,是在自身利益受损时,通过到上一级行政机关或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反映问题这一形式,来追求自身合理的利益诉求。在当前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发展时期,农民上访的主要根源性因素是征地补偿、环境污染和村干部的贪污腐化等问题,尤其是因征地补偿问题引发的群体上访持续性升温。由于我国现有的征地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和补偿费用偏低的现实,失地农民获得的土地补偿费用难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更谈不上拿出一部分资金创业发展。而乡镇政府在安置失地农民问题上,又缺乏相应的制度性社会保障,导致失地农民既无地可种,又无法创业发展。在制度性参与和保障缺失的情况下,失地农民慢慢演化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失地流民。仅2005年,全国共发生因土地引起的农民群体性突发事件就高达19700起,占农村的65%以上[2]。对农民的上访,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国的部门或上级行政机关,要么将意见转交给有关部门,而并没有及时有效地进行后期的督办和检查,要么对农民的呼声漠然视之,甚至斥之为刁民闹事,农民的利益表达往往石沉大海。在合理利益诉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的情况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就成为一种必然,越级上访就是农民表达利益诉求的一种渠道。

农民的越级上访,从本质上来说,是希望以更大的权力来纠正较小的权力,这是法制建设不健全时期的过渡性办法。但是,如果越级上访失控,尤其是规模大、涉及面宽、要求高、组织性强的群体性越级上访成为一种趋势,不但会严重影响正常的维权,增加上访农民的经济负担和政府的管理成本,而且极易被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和利用,对社会的稳定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越级上访违反了国务院于1995年和2005年先后颁布的两个《条例》的有关规定,是一种无序的上访行为。

2.群体申诉

农民群体申诉型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农村。所谓农村,是在农村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由农民这一特定群体中的不特定多数人参与,经过一定的酝酿、组织和策划,围绕一定目的,而共同实施的、没有合法依据的聚众上访、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阻塞交通、集会、示威、绝食、聚众闹事等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事件和行为。学者于建嵘指出,农村主要包括3种类型:维权抗争型、突发骚乱型和组织犯罪型,其中维权抗争型事件占农村的90%以上[3]。

从2009年我国农村发生的来看,事件的实质是农民在其正当利益受损时,在利益协商和维护机制不健全甚至缺乏的情况下,试图以群体的力量来改变现实处境的一种努力。例如,维权抗争型,就是农民在自身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利等受到非法侵害的情况下,在通过、行政申诉等合法的制度化政治参与维权无效,甚至受到打击报复和严重人身伤害的情况下,而采取的集体上访、越级上访、堵塞交通,甚至包围基层党政机关等激烈的群体维权行为。所以,对于这类,从起因上来讲,对于推动农村社会问题和农民关注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的化解,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一旦由此而形成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思维怪圈,那么,这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形式就会在数量、规模、破坏力和影响力上产生极为不良的社会后果。特别严重的是,一旦某些抱有“法不责众”心理的人和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挑拨和恣意破坏,激烈的、破坏性极强的、与政府正面对抗的农村群体性冲突就难以避免。

3.直接对抗

在农村的快速转型时期,制度短缺是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所谓制度短缺,是指农村的利益格局在从单一性走向多元性的进程中,普通公民基于追求多元利益的需要而积极寻求利益表达的渠道,以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政治需求普遍扩大和现有体制下制度供给的严重不足之间存在的一种失衡状态。多元的利益诉求,就需要多元的制度保障。但现实是,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针对农民新的制度需求,并没有相应的制度供给,而原有的制度又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农民的需求,在直接的、有效的体制内,利益表达严重不足,甚至堵塞的情况下,在现有的一些制度安排流于形式的现实面前,加上一些领导干部对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活动的粗涉、不管不问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农民的正常利益表达不断受阻,那么采用一种暴力的或激进的直接对抗,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来使政府关注他们的利益诉求,就成为农民的必然选择[4]。

所谓农民的直接对抗,是指农民基于对乡镇基层政府或有关部门规定的不满,或认为自身合理合法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遭受到不法侵害时,拒不服从乡镇基层政府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管理,甚至暴力阻碍执法的行为。农民选择直接对抗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护自身合理合法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利和寻求一种公正平等的社会心理。农民是社会资源拥有量较少的社会弱势群体,本身就很难有机会把自身的合理利益诉求通过有效渠道反映到上级政府部门,但这并不表明农民不愿意通过制度化的渠道进行参与活动,只是他们急切的参与热情被短缺的制度现实所阻断。这种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产生的强烈的内在参与冲动,一旦遇到利益侵害行为时,就会转化为过激的社会行为,以直接对抗的形式来寻求表达的需要。如农民因征地赔偿不公而拒绝拆迁、搬迁,甚至与拆迁人员发生激烈的直接对抗等。

二、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是乡村治理成功的关键

乡村治理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农民能否通过制度化参与到乡村事务中来。乡村治理,核心是“乡村自治”下的村民自治。所谓治理,就是治和理的有机结合。治就是组织。理就是调控。乡村治理就是在乡镇政府的组织和调控下,引导农民有序地制度化地进行政治参与,逐步实现村级事务的自我管理。面对快速转型时期农民的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给乡村稳定发展带来的极大隐患,乡镇政务必切实有效地把治和理结合起来,采取有效措施化制度外为制度内,化无序为有序,以实现农民对自身利益合理追求的最大满足。

1.通过培育新型政治文化推进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为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乡村治理的有序运行是建立在稳定的社会环境基础之上的。社会的稳定源自于政治的认同,高度的政治认同感是维护政治稳定的核心因素。社会个体一旦认可政治价值观,就有归宿于这个群体的自豪感和为维护这个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自身使命感,就会发自内心地去维护其价值观,即使有矛盾和摩擦,也会视其在可容忍的尺度范围内,社会整体是和谐有序的[5]。高度的政治认同是在政治参与的进程中逐步培养起来的,而任何政治参与又都是在一定的政治文化中进行的。政治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任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进程所促成的。政治文化对实现高度的政治认同和有效的政治参与,消除不稳定因素,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促进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要真正实现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仅仅提供物质财富的支撑和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积极不断创建符合中国农民所需求的参与型政治文化,以推进农民政治主体意识的不断提升,这是实现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文化条件。为此,一要从积极参与、有效监督、恪守法规的角度努力培养农民的责任意识,自觉维护公共利益,进一步增强农民的公共责任。在遇到有关国家和社会利益问题时,必须坚决克服个体自我利益或本集团利益,自觉地维护公共利益;二要大力积聚社会资本,不断提高社会凝聚力,推动乡镇政府和农民的合作、信任和理解,实现社会和谐有序健康稳定的发展;三要发展协商民主,完善表达机制,始终把公民的有序参与作为现代民主的精神,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化解利益矛盾,维护社会和谐[8]。只有通过大力培育新型政治文化,不断提高农民的政治价值认同感,引领农民在政治认同上趋于一致,推动农民以积极的心态和行动参与到乡村事务的管理中来,在文化根源上消除乡村不稳定的各种社会隐患,才能为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2.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为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硬性保障

制度是乡村治理的硬性保障。加强制度建设,既是农民有序参与的必由之路,也是乡村治理的必要条件。当前造成我国农民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制度安排的缺失。要抑制和减少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在农村形成和谐有序的乡村治理环境,就必须突破制度的障碍,逐步完善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安排,不断拓宽和逐步畅通农民制度化参与的制度机制。为此,一是要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村民选举和决策的参与机制,推进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充满活力的政治体制,不但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且能使农民更好地参与政治。要始终坚持村委民选,让农民真正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并在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增进候选人与村民的沟通、交流,让农民群众真正了解候选人的思想观点、参政能力和道德品质,农民才能选举出自己真正信任的,文化程度较高、致富能力较强、乐于为公众服务的人进入村民委员会。也只有经过农民真正参与选举出来的村民委员会,才能得到农民最大的政治认同。而且农民在参与村民自治的实践中也不断创造出诸如吉林梨树县的海选模式、山西河曲的两票制、赣州的村民理事会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新形式。二是要拓宽参与渠道,为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提供畅通的表达渠道。要不断加快地方人大的立法工作进程,逐步制定出符合本地实际的,最大限度保证农村各个不同利益群体都能选举代表自己的法律法规,为乡村治理中公正的决策体制的出台提供制度的保障。要不断推进制度的创新,积极推行多部门联合接访,在农村建立固定的接访场所和信箱,配备专职人员,随时接待农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并不定期的组织党委、人大、行政、司法等多部门人员积极深入农村,随时了解农村情况,及时化解农民的利益诉求,变群众的来信来访为政府部门的及时走访,以便把矛盾消除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三是要发挥网络参与的作用。网络可以及时有效改善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手段,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兴趣和能力,保证政治参与的数量和质量[6]。特别是在当前由“民工潮”引发青壮年农民和乡村精英“规模化外流”,乡村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大量“空心村”不断生成,农民自治主体虚置化的情况下,网络参与的作用就更加重要。当然,对网络参与有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也要提前预知,防止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网络化的生成。

3.通过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为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管理环境

乡村治理,就是乡村的组织和管理,它是通过乡镇公共权威的运用对乡村社会进行必要的组织和调控,在农民广泛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基础上,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的需求。乡政村治村民自治下的乡村治理,乡镇政府最主要的职能,就是全面建立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服务型乡镇政府。要立足服务农村、服务农业、服务农民的宗旨,在职能定位上从以前包揽一切的全能型政府向只提供核心公共产品服务转变;在管理模式上从以前的“为民作主”向“让民作主”转变。要通过引进人才、建设市场、提供信息、支持民间投资和搞好社会治安等措施,为本行政区域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要进一步理顺乡镇政府与村组的关系,全面落实村民自治,对属于村民自治范畴的,都要引导农民群众通过规范的方式和程序,民主决策,自主管理,而乡镇政府要更多地通过法律、经济和教育等管理手段,在尊重村民自和村委会相对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对乡村事务的有效治理[7]。

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减少农民非制度化参与事件的爆发,还必须进一步完善政务公开制度,让农民群众对事关自身利益的乡村事务真正地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相当一部分是对事关切身利益的乡村政务缺乏应有的知情权,对事关农民群众的民生政务缺乏有效的监督权。完善乡村事务的公开制度,首先要公开的是乡镇政务。在推进服务型乡镇政府建设,完善政务公开的进程中,乡镇政府要把年度工作目标及执行情况、年度财政预算及执行情况等行政、经济管理活动,把征地补偿、安置补助费的发放和使用情况、宅基地的审批情况、计划生育情况等与村务相对应的事务,以及乡镇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办事程序、办事期限、监督办法等公开化、透明化。其次要公开村组事务。要把农民群众普遍关心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如村组财产和财务支出、集体土地和经营实体的承包、村干部的年度工作目标和工资奖金、征收土地和宅基地的审批、计划生育指标等农民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和村里的重大事项向村民公开,做到大事公开透明,小事清清楚楚。[8]

4.通过推动乡村社会的自律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为乡村治理提供广泛的社会资本

在当前的快速转型时期,推进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在乡村社会资本发展方面应着力抓好的工作是:一要提高农民的自身素质,逐步提高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意识、合作意识、主体意识和公共精神,推动农民以更加有序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身的经济利益和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在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宽容中,理智地对待和处理彼此间的矛盾和分歧,维护乡村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二要强化有效制度安排,构建农民对制度的信任度。制度是与“规范”社会资本紧密相联的。如果制度能够给农民提供畅通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政府与村民建立起有效的相互沟通的制度桥梁,就会极大增加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减少政治失序的可能性。三要加快乡村民间组织的发展。民间组织是多元社会主体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当今社会,由于公共事务的日趋复杂,乡镇政府必须借助政府之外的民间组织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意味着农村社会资本的增加。乡村农民通过民间组织,逐步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有利于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提升农民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行动力量,推动形成乡镇政府与农民合作治理网络体系的形成,更好地维护农民利益。

参考文献:

[1]王浦劬等.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66.

[2]龚志宏.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双重影响[J].学术论坛,2009,(8).

[3]于建嵘.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预警与防治[J].中国乡村发现,2007,(1).

[4]孔桂丽.论当前我国农民的非制度政治参与[J].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2).

[5]刘勇.“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心理分析及心理疏导机制构建[J].云南社会科学,2010,(1).

[6]苗贵安,王云骏.从群体性突发事件看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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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青海省 乡村水利管理 发展措施

青海省是我国多条河流的发源地，对于我国乃至亚洲的水资源的供给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支撑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人们对水资源的开采、利用、保护措施不当，再加上青海省自然环境的恶劣，难以进行有效的治理，加大高原乡村水利管理的难度。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对青海省高原乡村的自然地理特征和人文地理特征进行综合考虑，探讨促进青海省高原乡村水利发展的措施，对于促进青海省自身的发展和促进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水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都是十分重要的。

1 青海省高原乡村水利现状

自我国建国以来，青海省的水利管理工作在相关部门的正确指导下，再加上青海省人民对水利工作的支持，加大对水资源的保护利用，着重治理水力资源，综合考虑自身发展特点，对水利管理措施进行创新，打破传统水力资源的管理观念，进行高原乡村的水利项目建设，在水旱灾害和水利建设方面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全省加大资金投入管理高原乡村的水利工程，进行水利工程建设和维护。建设水库、涝池、引水灌溉工程、提灌工程、机井工程、河道治理工程和多个水电站等。大大解决了人们的用水困难问题，在水土流失的治理和水旱灾害的抗御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在高原乡村的水利管理工作中，加大对农田水利的管理力度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是提高粮食生产的保证，对于提高人们的收入，促进社会的和谐和富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就目前现状来看，青海省高原乡村的农田水利建设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例如：青海省的地势条件极差，山大沟深、环境恶劣、水利工程建设成本过高，这就极大的造成了高原乡村人畜饮水安全问题的突出；该地区的气候条件较差，降水稀少、太阳辐射较强、蒸发量大，气候较为干旱；由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资金缺乏，青海省的很多高原乡村的水利基础设施不健全、水利工程老化破损现象严重，整体落后于我国平均水利基础设施水平；再加上青海省的自然灾害较多，地形地势复杂，泥石流、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场退化等种种问题的出现和人们不合理的生产生活习惯，为高原乡村的水利管理带了极大的不便。

2 加强高原乡村水利管理工作的几点建议

针对该省水利管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探讨水利管理的措施，并结合高原乡村的经济结构特点、自然地理环境、人们的生活习俗等方面，将高原乡村的水利管理工作建议作出以下概括和归纳：

（1）保证人畜的饮水安。针对青海省高原乡村的经济结构，人们以农业、畜牧业为主，因此，保证该地区的人畜饮水安全十分重要。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将乡村人民的要求放在第一位，坚持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相关部门要加大资金投入，净化水资源、建设水库、加大水资源的保护力度，为人畜的基本的饮水安全提供保障。加快实施水利工程建设，促进饮水安全体系的构建。（2）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青海省高原乡村水利建设管理工作中，要注重对水力资源的保护力度，节约水资源，改造传统的灌溉方式，实施滴灌的灌溉方法，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对于已经老化的水利基础设施应该进行全面改善和维护治理。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开始，做到节约水资源，并减少磷化肥料和农药的使用，禁止随意倾倒污水。针对该地区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复杂的地形地势条件，青海省相关地质勘探和管理部门要加大勘探检测力度，对于危险地段及时进行保护，做好绿化工作，加大植被建设，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减少自然灾害的发生。加强防洪抗旱的水利工程建设，形成高原乡村防洪抗旱体系。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要引起重视，了解自己的生活环境特点，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禁止乱砍滥伐、过度放牧等。自始至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青海省高原乡村水利建设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3）进行水利改革的强化管理工作。青海省高原乡村的水利建设和管理工作的一项工作重点就是加大水利改革、强化水利管理工作。健全和完善水利法制体系，推进水利科技创新，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大水利工程的维护力度，保护河流的水源部位，东部和西部实行开源节流，南部和北部进行保护和修复。利用价格对水资源进行管理，适当调节水价，为青海省的水利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最重要的是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使青海省的高原乡村水利建设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3 结语

青海省是我国多条河流的孕育地，做好青海省的水利管理工作是促进青海省水源发展和我国水利工程的完善的重要举措。但是由于青海省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特征，做好该省的水利管理工作并不容易。由于该地区的经济水平较低，自然灾害多发，人们对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这些都对当地的水利工程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也加大了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维护的难度。促进青海省高原乡村的水利管理工作，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只需要相关部门的努力，需要青海省的人民加强水资源的保护意识。只有所有人一起参与进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青海省的高原乡村水利建设一定可以取得更加令人满意的成绩。

参考文献：

[1]陈兴峰.新形势下松山灌区水利管理发展方式探析[J].农田科技与信息，2008（07）.

[2]罗兴佐，贺雪峰.论乡村水利的社会基础---以荆门农田水利调查为例[J].开放时代，2010（04）.

[3]贺林州，刘锐.论乡村水利的经济基础---以豫南A镇农田水利调查为例[N].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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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日本；乡村；污水治理；责任管理；启示

中图分类号 X7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17-0170-02

日本的污水分散处理体系可以分为3个部分，分别是城市相对分散处理、乡村污水处理和净化槽处理。城市相对分散处理是城市集中污水处理（下水道事业）的一部分。日本乡村地区也存在一些小规模的城市，在这些城市的人口密集地区建设有公共下水道设施，设施服务人口一般为1 000～10 000人，这部分污水处理设施的主管部门为负责日本公共下水道及污水处理的国土交通省，由地方政府负责维护管理。乡村污水处理设施服务人口一般小于1 000人，由农林水产省主管，地方政府负责维护管理。净化槽主要应用于独户或单个建筑的污水处理，由环境省主管，住户个人负责维护管理[1]。

1 法律法规

在日本的行政区划中，都道府县相当于我国的省级行政单位，其管辖的下级行政单位为市、町、村。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制定了《清扫法》《下水道法》，其目的在于改善城市公共卫生环境。20世纪60年代，《建筑基准法》出台，旨在规范乡村地区粪便处理的净化槽技术与设施。1983年，日本乡村污水治理的主要法律依据《净化槽法》正式制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净化槽的制造、设置、维护检修及清扫；净化槽设置企业、管理企业的登记制度；净化槽清扫企业的资格；国家资格（净化槽设备员、净化槽管理员）。日本乡村污水处理法律、法规和制度具体见表1。

2 资金筹集

在日本，“谁污染、谁出资”和“居民自行建设并运行管理”的原则贯穿于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对乡村家庭生活污水采取分散式处理开始，直到2004年日本各地基本完成乡村污水分散处理设施建设的整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政府给予的适当补助，居民需要承担污水治理设施建设与运行的主要资金责任。

日本现行的乡村生活污水处理模式主要有3种，即公共下水道、农业村落排水设施和净化槽。各自治体（市町村）根据各地方的特点，将这3种处理模式结合使用，或者采用其中的1种或2种模式。为了推动乡村污水处理事业的发展，日本中央政府的各省厅（环境省、国土交通省、农林水产省）先后推出了补助制度，对设置净化槽和乡村地区的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建设给予财政支援，地方政府也积极采取措施，在国库补助的基础上，再由地方政府给予一定额度的补助，极大地推动了乡村污水处理事业的发展。

2.1 公共下水道

公共下水道依据“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其前提是因公共下水道而受益的居民要负担部门经费。其中，建设所需的费用被称为受益者负担费，管理所需的费用称为使用费。

2.1.1 受益者负担费。由于下水道的建设使得土地利用更加方便，因此需要负担部分建设费。基本上由土地所有人负担。在日本，公共事业通常是让广大的普通居民受益，其财源主要来自于税金，但仅能够给特定人群带来显著好处。因此，要让该利益获得者在一定的利益范围内承担部分事业经费，通过这样的举措保证公平负担。

2.1.2 使用费。由下水道使用者负担污水处理经费中的管理费。下水道收集的污水经终端处理场净化后排入河流等，为此，需要终端处理场的运行管理费和管渠的维护管理费等经费。另外，建设时还有贷款的本利偿还费（建设时贷款的偿还）。如果这些经费都由税金负担，则使用下水道地区的人和无法使用下水道地区的人之间就产生了不公平，因此需由下水道利用人负担。

2.2 农业村落排水设施

农业村落排水设施的运行成本分为用于建设的发行债券本息偿还金（建设资本费）与通常管理所需的经费（维护管理费）两大类，这些经费由于作为公营企业的性质，原则上和下水道事业一样由使用者交纳费用来维持。但是，资本金与维护管理费被认为应由公费（一般会计支出金）负担，所以是地方交付税（转移支付）措施的对象。关于维护管理费，根据《净化槽法》，属于维护检修、清扫、法定检查所需的费用，根据排水面积及排水人口，适用地方交付税措施。也就是说，日本农业村落排水设施的建设和运营资金主要由各级自治体筹集，国家给予财政支持。

2.3 净化槽

关于净化槽，几乎所有设施的维护管理主体都是个人，所以运行成本中包含了根据净化槽法进行的维护检修、清扫、法定检查所需要的费用。运行成本原则上也是利用者承担，但是一部分自治体采取了向合理安装合并净化槽并进行合理维护管理的使用者支付补助金的措施。随着合并净化槽的发展，由于政府对公共下水道与净化槽的补助额度相差很大，1987年建立了由市町村对家庭设置者给予资金援助，再由国家对市町村进行补助的制度。

日本开展的净化槽财政补助事业分为净化槽设置整备事业和净化槽市、町、村整备推进事业2个部分，净化槽设置整备事业是用于支持乡村家庭将单独处理粪便的净化槽改造为合并处理净化槽，具体费用除地方和国家分别补助40%的2/3、1/3，家庭需负担总费用的60%。净化槽市、町、村整备推进事业是为推动水源保护地区、特别排水地区、污水治理落后区等的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开展，家庭只需负担净化槽设置费的10%，国家承担33%，剩余约57%通过发行地方债券筹措[2-3]。另外，该计划还由市、町、村设立公营企业，承担净化槽的日常维护管理等业务。

3 组织管理

3.1 建设规划

首先以县为单位制订“生活污水处理建设构想制定手册”，下属市町村以手册为基础，编制各自的计划。之后由县一级汇总各市町村编制的计划，并经过全县范围的协调，最后制订并公布建设计划。环境省和国土交通省分别提供《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计划制订手册》和《为有效开展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都道府县构想制定手册》，扶助地方公共团体的工作。

3.2 实施与管理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对乡村家庭生活污水采取分散式处理开始，日本乡村污水治理就由行政机关、用户以及行业机构共同参与完成。行政机关主要负责污水治理设施的审批、监督和管理，并针对不同情况分别给予技术指导。但是，日本分散污水处理设施的组织实施更强调用户、第三方行业机构以及专业性行业协会与培训机构的重要作用。作为第三方的行业机构包括设备制造公司、建筑安装公司、运行维护公司和污泥清扫公司，且均需取得相应资质，并且从业人员都必须通过培训和考试获取相应的专业资格证书[4-5]。

4 经验与启示

4.1 强调排污者的主体责任

强调排污者的主体责任，即乡村居民承担污水治理的主要资金责任，包括乡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费用的承担与运行费用的承担。在日本，无论是公共下水道事业、农业村落排水设施事业还是净化槽事业，居民都是乡村污水治理的责任主体，需要承担污水治理设施建设与运行的资金责任。

4.2 通过全社会统筹的方式给予补贴

日本乡村污水治理一方面强调排污者的主体责任，另一方面又通过全社会统筹的方式对乡村污水治理给予多种形式的补贴，即政府在组织实施和管理过程中通过多种方式给予资助，并且政府补贴力度的大小与乡村污水治理效果成正比[6-8]。日本政府为了推动乡村污水处理事业的发展，各省厅（环境省、国土交通省、农林水产省）先后推出了补助制度，对设置净化槽和乡村地区的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建设给予财政支援，地方政府也积极采取措施，在国库补助的基础上，再由地方政府给予一定额度的补助。

4.3 突出政府管理者的组织实施和监督责任

日本在长期的乡村污水治理实践中逐渐确立了符合自身治理需要的管理体制，政府管理者组织实施责任明确，部门划分合理，监督机制健全。

5 参考文献

[1] 环境产业新闻社.2008年版废弃物年鉴[Z].东京：环境产业新闻社，2008.

[2] 公共投资报社.农业村落排水事业资料总览2007[Z].东京：公共投资报社，2007.

[3] 日本环境省.2007年度净化槽行政组织等调查结果[R].东京：日本环境省，2009.

[4] 日本环境建设教育中心.小型净化槽的结构及维护管理[R].东京：日本环境建设教育中心，2006.

[5] 日本环境建设教育中心.净化槽的维护管理[R].东京：日本环境建设教育中心，2008.

[6] 范彬，武洁玮，刘超，等.美国和日本乡村污水治理的组织管理与启示[J].中国给水排水，2009（1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