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投资办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有企业投资办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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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投资主体是指本企业之外的境内、外各种经济实体或个人(含外国、港澳台地区的公司、企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海外华侨)。

二、新投资主体对国有企业控股51%以上，并接收原企业职工70%以上的，以新投资主体的资金投足前一年为基础，其新增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属我市收入部分，可参照《*市鼓励外商投资的若干规定》(湛府［*］47号)执行。

三、新投资主体参与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涉及的有关收费，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如发生注册资本变动、公司名称变更等涉及到工商登记的，原则上按变更登记标准收费，增加注册资本的，只收取增加部分的登记费。

(二)国有企业嫁接新投资主体资金的各项行政事业性、经营服务性收费，均按国家、省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凡规定有幅度的收费项目，均按最低标准收取。

对违反规定的收费，企业有权拒交，并可向有关部门或市人民政府投诉。

四、新投资主体参与国有企业进行改制后，*市赋予原国有企业的各种优惠待遇继续保留。

五、国有企业嫁接新投资主体的资金，其建设用地按成本价出让，减半收取征地管理费，项目的土地出让金，属市留部分可分期缓交，最长时间不超过一年。

国有企业嫁接新投资主体资金涉及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如该企业的土地属国家划拨的，国土部门应对转让部分的土地按规定优先办理有关手续。

六、市各职能部门必须严格履行职责，依法办事，对国有企业出让股权所申办的事项不得推诿。因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过错，影响甚至妨碍国有企业招商引资的，经查实后，由有关主管部门追究该部门的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七、国有企业与新投资主体洽谈投资项目时，必须积极热情，并如实反映企业现有条件，向新投资主体无偿提供咨询服务。

八、新投资主体有意与国有企业洽谈合资、合作经营、参股或整厂收购时，国有企业必须积极配合，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应及早介入，参与洽谈和决策。国有企业决定放弃时，必须先报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批准。未经批准，不得自行放弃。国有企业擅自拒绝新投资主体投资，错过改制机会的，应追究该企业负责人的领导责任。

九、国有企业向新投资主体转让股权后，派出的高级管理人员，如不遵守合同、章程和国家有关法规，不能与新投资主体合作共事的，要及时依法更换。

十、国有企业吸收新投资主体后，成为外商投资企业的，除享受本试行办法规定的待遇外，同时享受国家、省和市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各项政策。

十一、市有关职能部门要每年公布国有企业出让股权招商引资项目。

十二、国有企业出让股权的具本方案，可根据特殊情况，专门报批作个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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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直接效果来看，债转股可迅速改善银行和企业两方面的资产负债表状况。但围绕债转股也有争论。集中于二个问题：第一，债转股能使国有企业走出困境吗？第二，如何防止债转股变成债务大赦免，并克服新不良负债的形成机制？其实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它取决于债转股改革定位是否适当，配套改革是否到位。下面详细分析。

一、债权和股权的比较：债转股的政策定位

债转股在国有企业改革全局中到底能起何作用，须从比较债务融资和股份融资的特征入手。

1.不同融资方式的单位成本比较企业以不同方式融资的单位成本不同。一般规律是，债务融资的单位成本低于股本融资。企业为融入资本必须给投资者提供一定回报率，回报率的高低，基本上反映了融资单位成本的高低。而该回报率由无风险回报率加上风险贴水两部分组成。无风险回报率在各融资方式下都相同，所以投资回报率，即融资单位成本的高低，就取决于风险贴水的高低。债务融资方式下，无论是债券还是银行贷款，都必须按事先议定的债息率定期支付本息，而且在企业发生债务危机甚或破产时必须优先偿还银行贷款和债券债务，所以债权人面临的风险较小，所以企业需要支付给债权人的风险贴水较小。而股权投资者，不论是上市公司的股票持有者，还是非上市公司的股权人，其投资收益随企业经营状况而上下波动，面临较大风险。而且，在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时，仅能取回偿还各种债务后的剩余值，所以企业股本投资者的风险远比企业债权人的风险大，企业提供给股本资本的长期平均回报率，一定要高于给债务的回报率。也就是说，从长期平均成本的角度来看，企业用股本筹集资金的成本要比向银行或债券市场举债要高。

另外，债务利息往往计入成本，可冲减公司所得税，但股息则无此优惠。这样一来，股本融资的成本就又进一步高于债务融资于了。

2.不同融资方式对企业支付能力的时间约束比较企业在正常经营中，对于以债务方式融入的资金，其本息支付所面临的时间约束是“硬”的，回旋余地小。如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有权启动破产诉讼程序。与之相对，股本融资方式在支付、清偿方面的时间约束，相对较“软”，回旋余地较大，企业盈利好则多分红，盈利不好则少分红，甚至可以不分红。而且，不论是公开上市公司还是非公开上市公司，股东一旦认股后，除非由占相当比例股份的股东发起，并经法定程序对企业进行清算，否则，任何单个股东都无权要求退股，只能转售股权来变现。所以，债务融资方式下对企业施加的支付、清偿的时间约束，要远远“硬”于股本融资。

股本融资由于具有软时间约束和高成本两种特性，这种融资方式适用于投资收益波动大但预期收益高的企业，和投资要有一段较长的无收入或低收入期后才能有高收益的企业。

3.债转股的政策目标定位从前面的分析表明，如果资产管理公司是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经营，债转股事实上无法降低企业融资的成本，因为债转股后，企业应支付给资产管理公司的长期平均回报率须高于银行贷款利率。所以，认为债转股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的流行看法是一种理论上的误解。债转股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意义应该在于，债变成股以后，可以缓解国有企业高额存量债务在短时期内的还本付息压力，从而给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一段较为宽松、从容的“软”时间约束，来解决其长期存在的问题，提高其竞争和盈利能力。只有在这段软时间约束里，国有企业能够消除其竞争和盈利能力低的根本原因，并要求国有企业最终能给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支付比银行利息更高的投资回报，债转股才不会变成给予国有企业的又一顿免费的午餐。二、债转股的作用何在？

国内许多学者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把国有企业的高负债率作为国有企业竞争和盈利能力低的主要原因。要评价这个观点，我们必须弄清楚国有企业为何会普遍存在如此高的负债率。国有企业高负债率的直接原因是国家在1983年实行了拨改贷，对国有企业的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向银行的贷款。国有企业高负债率的间接原因则是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当国有企业发生亏损或经营困难时，国家由传统的财政拨款直接支持改为间接地由银行的低息贷款来支持，国有企业贷了款后经营状况没有改善，借的款越来越多，负债的比率也就越来越高。

作为企业投资的资金来源，贷款的成本负担比股本融资的成本负担低，而且，在我国，尤其是在近几年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之前，国有企业向银行的投资贷款相当程度上具有政策性质，国有企业贷款到期还息付本的时间约束压力也不硬。因此，说国家没有提供给国有企业股本投资，企业要对其子静止复银行利息，造成国有企业竞争、盈利能力低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债转股并不能经由降低企业投资资金成本的方式来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债转股的作用其实应该是在于提供国有企业一段时间和一种方式来解决国有企业高负债率的间接原因，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

自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科耐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的现象以后，预算软约束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个热门问题。许多学者把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归咎于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前苏联和东欧转型国家把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作为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首要措施，但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的研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原来存在于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变本加厉。

如果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不是由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那么预算软约束的根源为何？我和谭国富在发表于1999年5月份《美国经济评论》第89卷第2期上的《政策负担、责任归属、和预算软约束》一文中论证道，由于国有企业普遍承担着某些国家政策造成的负担，使国有企业蒙受了政策性亏损，国家对企业的政策性亏损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必须对这种亏损给予补偿，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企业可以把经营性的亏损也说是政策性亏损，国家分不清楚那些是政策性亏损那些是经营性亏损，只好把企业的所有亏损都背起来，国有企业的预算因而软化。当企业的预算是软的时候，企业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和其他治理问题也就会更为严重，出现一种恶性循环。预算软约束的根源是政策性负担，即使是私有企业，如果政府要其背负国家政策造成的负担，政府也必须对由此造成的亏损给予补偿，而私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向政府要事前的政策性优惠和事后的政策性补贴的积极性会比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高，这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在私有化以后预算软约束更为普遍、严重的原因。在不消除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的问题会更为严重，任何国有企业的改革措施都难于收到预期的效果。

到底我国的国有企业现在还背负有哪些政策性负担？对此，在我和蔡昉、李周所著的《充分信息和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人民和三联出版社，1997）一书和我们三人在1998年5月份《美国经济评论》第88卷第2期上《竞争、政策负担和国企改革》一文中有详细论述。归纳起来，国有企业现有的政策性负担可分为两大类：1．战略性负担。资金、技术密集的产业是资金相对丰富的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我国是一个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这种要素秉赋结构决定了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在我国必须有国家的保护和支持才能生存，在开放、自由竞争和没有政府的补贴和保护的条件下是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但出于国家要优先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的战略目标，许多国有企业被建立起来。改革前，这类企业能够生存，因为企业所需的所有投入要素的价格都被人为压低，而且，其产品在国内市场具有垄断地位，也不必面对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改革、开放后，各类投入要素的价格都已一一放开而不断上升，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也因国外同类产品和合资企业的进入而消失。于是，这类企业丧失了其自生能力。但这种资金、技术密集的国有企业是政府按国家的战略目标而建立的，企业本身对其产业和技术选择不负有责任，当面对市场竞争无法生存时，政府只好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和财政或银行的低息贷款补贴。

2．社会性负担。改革之前，我国实行了低工资政策，工人在就业时所领到的工资基本上只够当前的消费，工资应有的其他组成部分由国家直接掌握作为投资，工人的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由国家在工人需要时才以财政拨款的方式直接支付。在1979年的改革以后，对老工人的上述费用逐渐转由企业自己负担，增加了国有企业的成本。由于非国有企业没有这部分负担，国有企业在和其竞争时，也就处于不利地位。另外，改革前推行的是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投资很多，创造的就业机会却很少，为了解决城市新增就业的需要，国有企业的一个工作岗位经常分给好几个工人来就业，而有许多冗员，改革后放弃了统收统支制度，冗员对国有企业就成了一种由国家过去的政策造成的一种额外负担。

三、债转股的国有企业的转产转制。

“拔改贷”并不增加国有企业的资金成本。因此，也就不能指望通过拔改贷的逆向操作来降低国有企业的资金成本以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债转股的作用应该放在解决国有企业由政策性负担造成的预算软约束的问题，以硬化预算约束，改善经营机制，提高国有企业的盈利和竞争能力。

首先，对于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负担部分，可以根据企业的技术、产品和市场特性分为三类区别对待。第一类是技术、产品过时，在国内已没有市场的企业，如一些老军工企业，对这类型的企业，提高这类企业盈利能力的唯一办法是转产，利用债转股所提供的一段软时间约束，在市场上重新寻找能够利用其较好的工程设计能力而又符合我国要素秉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产品。转产成功后，产品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企业的自生和盈利能力提高，也就有办法支付给资产管理公司应有的股本回报。第二类是产品在企业的所在地已不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如上海的纺织业，因为劳动力成本在上海远比在国内的其它地区高，因此，无法和其它地区的纺织业竞争，解决的办法和第一类一样是转产，这类企业通常位于城内，地产的价值很高，适合经营商业和其他附加价值高的产业，债转股以后，也可以给这类企业的转产创造条件。第三类是，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有很大的国内市场，但由于生产所需的技术，资金密集程度太高，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在失去市场垄断以后，如果不克服我国资金相对稀缺、相对贵的比较劣势，这类企业的产品无法和国外企业和国内合资企业的同类产品竞争，电信和化工即属这类型企业。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利用市场换资金，让这类企业和国外的企业合资，或是到国外资本市场直接上市。债转股也可以给这类企业和国外企业合资或是到国外上市创造有利的条件。最后，还有少数一些企业，其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很高，为国防安全所需要，既不适合转产也不适合外资参股，这类型企业不管国有或是民营，其生存只能靠国家的支持，债转股可以使银行解套，将支持这类型企业的责任归还给财政，但债转股并不能提高这类型企业的盈利和自生能力。

对于社会性政策负担部分，应由政府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将企业冗员、职工养老、医疗等负担从企业中分离出来。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制度框架已初具雏形，对于支付现有在职职工所需的流量资金，已按照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共担的原则进行提取。难点在于以往把本应该用于社会保障的基金积累，已用于生产建设投资，形成了社会保障基金的历史欠帐。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可行办法是变现一部分国有企业资产，以弥补历史欠帐。债转股给变现国有资产提供了一个较为便利的方式，所以，也可以为社会性政策负担的剥离，创造所需的资金条件。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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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企业赢利亏损银行坏帐政府职能国民利益

——八年来，赢利的非金融类国有企业赢利额近五万亿之巨，超过1999-2001年三年合计的国家财政总收入，却根本没有上交过国家财政作为国民的公共开支。

——八年来，国有亏损企业亏损额一万多近两万亿元，相当于1997和1998两年合计的国家财政总收入。

——多年来，国有商业银行为国有企业转制承担巨大代价形成巨额不良贷款，需要3万亿元人民币（3600多亿美元）才能帮助银行全面纾困。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国有企业，从经济恢复时期到“五五”时期（1950-1980年）合计，国有企业利润上交国家财政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被誉为改革开放元年的1978年，国有企业利润上交国家财政571.99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50.5%。但到了1985年，国有企业利润上交国家财政下降为43.75亿元，只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2%，反而需要国家财政补贴企业亏损507.02亿。1993年，国家财政补贴国有企业亏损411.29亿，国有企业利润上交国家财政仅49.49亿，仅占4349亿国家财政收入比例1.2%。从1994年起，国有企业就同非国有企业一样只缴纳税金，再没有将利润上交给国家财政。

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资产中涉及数额巨大的亏损项目核销以剥离包袱，不断“做大做强”并强化垄断地位等，利润不增加。本文以1998-2005年八年来的相关资料和数据分析：

一、国有企业的利润、亏损与财政补贴

2005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9047亿元（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赢利企业赢利额减亏损企业亏损额，而且不包括金融类国有企业，下同），同比增长25%，再创历史新高。其中中央企业就占6413亿，占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七成以上，而且大部分是垄断性企业。以中国石油为例，继2004年利润总额1100多亿元后，2005年利润总额达1756亿元，占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总和的27%，其上市公司以1333.6亿元净利润，成为亚洲最赚钱的公司。地方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634亿元，同比增长20%。2006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3516.5亿元，增长16%。

2003年4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以来，国有企业不断要“保值增值”和“做大做强”，利润不断攀升，2003年实现利润总额5000亿元，2004年实现利润总额7368.8亿元。从1998-2005这八年，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合计3万多亿元。如果分开算，则这八年来，亏损企业亏损额一万多亿近两万亿元（相当于1997和1998两年合计的国家财政总收入），赢利企业赢利额就近五万亿元（超过1999-2001年三年合计的国家财政总收入）（表1）。

表1、全国国有企业赢利亏损状况（单位：亿元）

年份企业户数（万户）赢利企业赢利额亏损企业亏损额利润总额

199823.83280.23066.5213.7

199921.73290.72144.91145.8

200019.14679.81846.02833.8

200117.44804.71993.62811.2

200215.95588.81802.53786.3

200314.67589.12819.84769.4

200413.610429.43060.67368.8

20052.9747310269047.0

合计----47135.717759.931976

说明：1、1998-2004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2005》。

2、2005年的数据为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资料，其中赢利企业赢利额和亏损企业亏损额并非是全部国有企业，只是2.9万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而9047.0亿元利润总额是全部国有企业。

3、加上其它非金融国有赢利企业的赢利额，则可推算出八年来全国国有赢利企业赢利额将达五万亿元。

对于国有企业近年利润大增，根本原因就是能源资源价格的持续高涨和对市场的高度垄断。2004年国有赢利企业赢利额10429.4亿元中，仅6家国家垄断的石油石化和电信行业就占赢利额的70%。去年仅汽油涨价一项，消费者就多掏了427亿元给中石油，占其全年利润的近1／3，如果加上柴油、航空煤油和天然气，那么中国石油1333.6亿利润中有近600亿元是下游企业和老百姓贡献的[1]。中石化和中石油两大巨头拥有国内原油90%的开采权，集开采、进口、加工、批发、零售于一身，是承担着“政策”并给予行业垄断特权的企业，拥有绝对的垄断地位。

国资委李荣融主任在论证石油、电信、电力等国企“几乎没有垄断”时，有一段著名的话：“国有企业搞了半天，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然而，这八年来，国有赢利企业的利润就近五万亿元，相当于1999-2001年三年合计的国家财政总收入，却没有上交国家财政来为人民谋利益。反而，这八年来，国家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国有企业的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三项费用、填补企业亏损补贴合计就达一万亿元（表2）。

表2、国家财政用于企业的支出（单位：亿元）

年份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三项费用企业亏损补贴小计

199842.36641.18333.491017.03

199956.41766.05290.031112.49

200071.06865.24278.781215.08

200122.71991.56300.041314.31

200218.97968.38259.601246.95

200311.951092.99226.381331.32

200412.441243.94217.931474.31

合计235.96569.341906.258711.49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年鉴2005》P337、P342

说明：1、2005年没有具体数据资料，但不会低于2003年的幅度，则合计就达到一万亿元。

2、挖潜改造资金和三项费用也有用于非国有企业，其它两项全部用于国有企业。

二、国有商业银行为国有企业转制承担巨大代价

钟伟（2004）分析出：国有企业运用廉价资金，给中国银行体系带来的损失每年在1500－1700亿之间。这还不包括本应由市场定价，但却被作为国债建设项目配套资金而占用的银行资金的损失部分。合计存款人损失和银行损失两项，资金定价和配置的非市场化至少带来了每年2000亿左右的直接损失。

随着转轨过程中的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断下滑，导致银行的大量贷款沉淀形成巨不良贷款，但由于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健全及相关政策，国有企业不能大面积破产，国有商业银行还得承担着大量政策性或准政策性业务，继续维持企业生存。1994年为例，四大国有银行当年的贷款总额为四万亿元，其中70%以上贷给了国有企业，即银行向国有企业的贷款额为2万8千亿元。[2]

国有银行的贷款对象一向有以所有制性质划分的传统，国有银行贷款给有国家及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觉得较为“安全”，而且以非国有为主的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难以形成放贷的“规模经济”效果，再加上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的赢利能力加强，国有银行也实行商业化改革，建立起以利润指标为核心的多目标考核制度，其贷款对象则重点以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赢利企业为主。以短期贷款为例，2001-2004年国有独资企业短期贷款在占国家银行短期贷款总额比例平均为73%（表3）。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贷款的倾斜在此可见一斑。

表3、国家银行对国有企业短期贷款及比例

项目20002001200220032004

国家银行短期贷款总额49242.143679.845800.6747987.4646164

其中国有企业短期贷款合计34041.833911.534673.5334746.0732691.41

(1)工业贷款15657.715763.216745.3817639.0717400.71

(2)商业贷款16958.516463.515760.1215168.8314079.9

(3)建筑业贷款1425.61684.82168.031938.171210.8

国有企业贷款占短期贷款比例69.1%77.6%75.7%72.4%70.8%

说明：1、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2005》（国家银行人民币收支情况表）。

2、根据林毅夫（2003）的研究，年鉴对短期贷款进行详细分类，包括工业贷款、商业贷款、建筑业贷款、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三资企业贷款和其它短期贷款八项。认为前三项之和即工业贷款、商业贷款、建筑业贷款合计基本上可以代表“国有独资企业贷款”。

2000年之前，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情况被视为机密，从未对外披露。但事实上，被称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本的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在上世纪末已形成了一个惊人数字——1999年不良贷款余额高达25027.47亿元，因而在1999年为启动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铺路，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并且剥离14291亿的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2003年一次性注资450亿美元外汇储备给国有银行，年底在对中、建两行注资进行股份制改造时，核销了建行569亿元、中行1400亿元损失类贷款；2004年将建行1289亿元、中行1498亿元的可疑类不良贷款以50%的价格剥离给信达资产管理公司；2005年5月中旬工商银行2460亿元损失类不良贷款被等值剥离给华融资产管理公司；2005年6月工商银行4590亿元可疑类贷款按地区分为35个资产包，出售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施华强，2005）。这样，陆续通过注资、核销和剥离的资产合计近3万亿元。

然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承担处置银行剥离的巨额不良资产的责任，具有浓厚的政策性背景，对于国家财政或国有资产来说，始终还是“左袋转右袋”，正如以往建立股市主要为解决国有企业困境一样，结果却还未达到初衷目的。

2005年的审计报告更暴露出处置不良资产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违规剥离和违规收购不良资产、违规挪用资产处置回收资金为职工谋利或公款私存，造成回收资金损失等。这次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抽查审计中，抽查资产5544亿元，共查出各类违规、管理不规范问题和案件线索资金715.49亿元，占抽查资金的13%。[3]根据各资产管理公司公布的资料计算，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已承接的不良贷款共11806亿元，根据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数据，至2006年一季度末已处置不良资产8663.4亿元，现金回收率20.46%，回收现金仅1766亿元，资产（包括非现金资产）回收率24.2%（表4），那么，不良资产损失则是6567亿元。如果按已承接的11806亿元不良贷款计，则只能回收现金2400多亿，资产损失则是近9000多亿；如果按不良贷款余额25027.47亿元计，则只能回收5000多亿，资产损失将近20000亿元。

表4：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情况表（单位：亿元）

资产处置情况2004年末2005年末2006年一季度末

累计处置6750.68397.58663.4

其中：现金回收137017661805.6

阶段处置进度53.96%66.74%68.61%

资产回收率25.48%24.58%24.20%

现金回收率20.29%21.03%20.84%

说明：1.累计处置指至报告期末经过处置累计回收的现金、非现金和形成的损失的总额。

2.阶段处置进度指累计处置总额占购入贷款原值的比率。

3.资产回收率指回收的现金及非现金占累计处置总额的比率。

4.现金回收率指回收现金占累计处置总额的比率。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网站2006-04-24。

/mod_cn00/jsp/cn002013.jsp?itemid=9&type=1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施华强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从剔除政策性剥离因素和分类方法等影响后的不良贷款余额来看，2000年达到3.7万亿元的高峰，在此后的5年里，一直在3.6万亿元的高位徘徊，也没有明显减少。这表明，1999年以来，账面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的明显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两次政策性剥离（施华强，2006）。中信银行行长陈小宪指出：“根据最接近现实的估计，帮助银行全面纾困，需要3万亿元人民币，该数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这将使中国的财政状况严重恶化，政府举债总规模将会从目前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0%的较低水平，上涨到70%。如果将养老金欠账包括在内，全部政府借债的总规模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5%”。[4]而据标准普尔估计，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若要冲销呆坏帐，所涉及的开支可能达6000亿美元。

从以上数据可知，国有商业银行为国有企业的亏损和转制承担巨大代价所形成巨额不良贷款的严重影响。2007年，我国银行业即将全面对外开放，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显得更为迫切，巨额不良贷款成为最大问题之一。

三、国有垄断企业的“剥削”

国有企业一方面通过垄断获取不断攀升的利润，另一方面却存在巨大的资产损失。在2003年，中央企业就共申报核销资产损失3178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9.2万亿元资产总额的4%左右，3.2万亿元净资产的9.9%。加上财政部已核准的近1000亿元损失，央企共计核销损失达4000多亿元。而在过去几年中，四大商业银行也共计核销损失接近2万亿元[5]。2004年中央企业清产核资共清出各类资产损失高达3521.2亿元。对此，专家学者认为这只是全部国资损失中的冰山一角......[6]。2005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再创历史新高，亏损额1026亿元。

另外，从1994年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起，国有企业已经没有向国家财政上交利润，其依据是1993年底颁发1994年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规定，“作为过渡措施，近期可根据具体情况，对1993年以前注册的多数国有全资老企业实行税后利润不上交”的办法。[7]但实施起来却是所有国有企业和其他非国有企业一样只缴纳税金，所得利润甚至是通过行政垄断所得利润就没有上交作国家财政收入。

而对于非公有制企业的财政贡献，“从‘十五’末年税收数据看，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联营企业中的国有控资企业、股份公司中的国有控股公司、涉外企业中的国有控资企业）完成税收收入13235.90亿元，占全部税收收入的43.7%”。[8]则非公有制企业占全部税收收入超过一半。

一方面是多年来国有企业的巨额资产损失和国有商业银行为国有企业的亏损和转制承担巨大代价，需要属于国民的公共财政资金填补漏洞；另一方面是垄断的国有企业利润额大增，却已经和其他非国有企业一样，只按法律法规上缴税收而没有上交利润给国家财政；再一方面是由代表投资者及所有者（国民）的管理部门制定垄断措施由投资者及所有者（国民）的高价消费来获取所谓的“高额利润”，出现企业所有者的企业“剥削”企业投资者及所有者的现象；再另一方面是非公有制企业受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及垄断的国企行业职工待遇高于其他行业造成的收入不均。而且对于包括像两大石油巨头的国有（控股）等资源性垄断企业因在境外上市，中国的资源性收益还流出境外，利润却没有分给最大股东（国民）。因此可以这样说：用投资者自己的投资，开采投资者自己的资源，再以垄断高价卖给投资者，获得的垄断利润投资者却不能全部分享，出现企业所有者的企业“剥削”企业所有者的现象。[9]

现存的国有企业要靠政府庇护下成为享有特权的企业，通过非市场的手段获得稀缺资源进行垄断经营，则会伤害其他市场主体及国民的利益，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难以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许会停滞不前，政府也因此难以从对市场的干预中脱身，实现真正的职能转变。

四、国有企业及其政府部门的职能错位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全部财政收入都来自于国有经济，不过结果并没有将中国经济带上快速运行的通道，反而成为财政难以承受之重，上个世纪90年代，国家财政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一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0%（1985年企业亏损补贴507.02亿，占当年财政收入2004.82亿的25%；1989年企业亏损补贴598.88亿，占当年财政收入2664.90亿的23%），从1985年—2004年，国家财政支出用于企业亏损补贴共6357.4亿元。如果国有企业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有比较强的赢利能力，也许就不会轻言痛苦的“国退民进”了。

199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一直采取代价高昂的靠养企业来养人的思路，采取的是低工资高就业的方法，并对失去活力的企业输血，需要国家给予财政补贴和形成银行巨大不良贷款，始终需要国民来共同承担。直到90年代后期才开始实施下岗分流，减轻企业负担，但却没有同步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让这些对国家做出贡献的下岗职工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利益受损。所以，“和教育、医疗卫生领域的情况一样，这样的问题与其说是由于把国有企业职工推向了劳动力市场，不如说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发育不够。指望靠维持国有企业来防止职工下岗失业，其实不过是主张继续使用一种低效率的补贴制度而不是转向另一种效率更高一些的补贴制度”(张春霖，2006)。事实上，国有企业将下岗职工推向市场减负后的利润大增，却没有以此建立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机制，这并非是国有企业改革之错，而本身是政府公共服务与公共治理方面的缺失。

而在国资委成立以来，“要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并且提出“央企不能在规模上进入本行业前三位，就要进行重组。”出现强化国企垄断地位的动作，国资委的权力和国有企业正迅速“膨胀”，不断扩张的国有垄断企业及其节节攀高的垄断利润，影响着中国经济的“生态”。但是，国有企业及其政府主管部门，从职能上应该要保障国民的利益，国有企业出现亏损需国家财政补贴，国有企业及其政府主管部门通过非市场的手段获得稀缺资源进行垄断经营获取垄断利润，会伤害其他市场主体及国民的整体利益，不能保证国民利益最大化，存在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职能的错位问题。

现代政府一个公认的职能，是建立和维护支撑市场机制的制度基础设施，为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提供公平的环境，难道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最终结局就是要形成垄断性国有企业？政府如何实现真正的职能转变？

五、国有企业的效益指标及利润去向问题

我国的国有企业一直拥有庞大的经营资产，2004年资产总额达21.6万亿元，但一直以来，效益并不理想，如1998年合计的净资产利润率为0.4%，销售利润率为0.3%，总资产利润率更低至0.16%，多年来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平均超过45%（表5）。

表5：全国国有企业效益指标（单位：亿元）

主要指标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

汇编户数(万户)23.821.719.117.415.914.613.6

资产总额134779.9145288.1160068179244.9180218.9199709.8215602.3

净资产总额50370.753813.257975.661436.266543.170990.876763.2

销售收入64685.169136.675081.976355.585326100160.9120722

利润总额213.71145.82833.82811.23786.34769.47368.8

盈利面(%)31.346.549.348.850.147.448

资产负债率(%)65.565.4666564.865.965.7

总资产利润率(%)0.160.791.771.572.12.393.42

净资产利润率(%)0.42.14.94.65.76.79.6

销售利润率(%)0.31.73.83.74.436.1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年鉴2005》P384

虽然国有企业的效益并不理想，但其庞大的资产及所产生的利润对经济的影响不能忽视。多年来，国有企业存在的行业，一般是政府频频干预管理及限制准入的行业，人为制造出短缺与过剩。每当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后，出现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瓶颈”约束，产业结构出现严重失衡。这种局面的出现，有技术方面的原因，如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量大、周期长等，但更多的还是体制问题。一方面，这些行业内的国有企业不能对需求作出积极而正确的反应，这一点与其他行业内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反应行为相比较时会看得很清楚；另一方面，这些行业仍在较大程度上处在行政性垄断之下，行业外的能够作出积极反应的投资者难以进入（刘世锦,2005），形成不断的“短缺——加大投资——过剩——压缩投资——再短缺”的循环，既造成周期性的经济过热和经济起伏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资产中涉及数额巨大的亏损项目核销及其它负担的包袱剥离，并提出“要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不断扩张国有垄断企业，其利润相关效益指标也节节攀高，国有赢利企业赢利额由1998年的3280.2亿增加到2004年的10429.4亿。但利润主要集中在石油、石化、电信、烟草等国家垄断行业。如2004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7家公司实现的利润，就占到了全部中央企业利润的78%，其中6家是国家垄断的石油石化和电信行业。其中盈利继续向中央企业集中，如2005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6413亿元，占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七成以上，利润排序前10名的中央企业实现利润占全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55%。

但是，从1994年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起，根据有关规定国有企业就没有上缴利润作国家财政收入。既然国有企业利润没有向国家分红，则所获利润主要去向就是转为所有者权益留在企业里，即除了部分作流动资金和支付非国有股东股息（如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1333.6亿元净利润，支付非国有股东股息为14.86亿）[10]，以及部分作企业内部的（高）福利后，大部分用作新增投资。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为例，从2000-2003年，四年的净利润合计为954亿元，但2004年的固定资产却比2000年增加了934亿，[11]这就说明了大部分的利润转为固定资产投资，国有垄断企业既然具有来自垄断所带来的高投资回报率的“超额利润”，又不用上缴，转为固定资本投资是主要渠道。表5数据可知，全国国有企业户数从1998年的23.8万户减少到2004年的13.6万户，但净资产增加了2.6亿元，资产总额却增加了8万多亿元。

多年来国有经济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投资比例一直最高，1995年占54.4%，2000年是50.1%，均超过一半，2001-2004年分别是47.3%、43.4%、39%和35.5%，[12]虽然未过半但仍占比例最大。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8604亿元，其中，城镇投资75096亿元，仅在城镇投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就达40047亿元，占全部城镇投资的53.3%，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45.2%，比1999年多出近3万亿元。2006年1-7月，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完成44771.01亿元，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是20878.50亿元，占46.6%，[13]这两年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固定资产投资正在膨胀。

笔者根据《中国财政年鉴2005》和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计算，1998-2005年，国有赢利企业赢利额合计近5万亿之多，这些相当部分转为投资，国有企业利润转化为投资是造成投资率过高主要原因之一。

根据《公司法》规定，企业利润在企业内拥有自由支配的权利，那么国有企业属于国民的资产收益就可能被企业化、部门化，甚至那些境外上市的资源性企业，会导致中国的资源性收益还流出境外，侵蚀全体国民的利益。而事实上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将利润隐藏或以工资福利及奖金等形式分配，形成国有企业职工普遍的高福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等行业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距，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14]导致社会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垄断国有企业，通过垄断方式而并非通过市场竞争获取垄断收益，造成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六、国有企业分红充实社保基金

笔者认为，由于目前存量的国有资产中，一是来源于国有土地和矿产资源，二是对农村“剪刀差”的积累，三是以往从现收现付的保障机制转向基金积累制前的退休和参加工作未退休的职工，他们在过去的工作年限所积累的养老金及相关贡献实质上是转化在存量的国有资产中。国有企业资产既然属于全民所有，则必须为全体国民服务。社会保障是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也必须提供。虽然个人自我保障解决了大部分养老问题，但政府的养老金历史欠账依然有几万亿之巨，这还仅仅是对工人的欠账，如果把对农民的欠账也统计在内，则政府的隐性负债将会是一天文数字。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已成为现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15]国有企业利润承担对全民社会保障的义务，具有现实可能和意义。

现在，我国中央企业大约有12万亿资产，2004年全国13.6万户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368.8亿元，其中中央直管企业集团实现利润4673.1亿元，占全部国有企业的63.4%。2005年我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突破9000亿元，比上年增长25%，两年翻了一番。中央企业实现利润6413亿元，占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七成以上。因此有必要也有条件将部分利润上缴，充实全国社保基金，并建立全国统一的覆盖包括农村居民的全国性基础养老金保障制度。

2005年5月，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2075年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人民币。[16]

2001年5月，国务院颁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减持办法》），决定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减持国有股收入全部上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根据《减持办法》，社保基金的主要来源是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股减持收入和彩票公益金收入等，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同年10月被迫叫停，使社保基金失去了主要资金来源。

目前，仅养老金历史欠账就有几万亿之巨，但是，随着股权分置改革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其转让的主体主要为外资和民意企业，正加快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速度,如果全国社保基金不能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获得资金，将会失去一个重要的机会。因此，可以重新考虑国有股减持补充社保基金改为直接划拨的办法。

2005年我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突破9000亿元，如果按照一般国外的盈利水平的1/3折算，应该有4000亿的红利上缴；按2/3折算则有6000亿。这些资金将弥补相当部分的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已从“现收现付”的保障机制转向基金积累制，但目前仍然存在社会保险覆盖面过小而需保障面广、城乡差异悬殊和社保基金严重不足等问题，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因此，有必要把准备减持的国有股直接划拨给社保基金，社保基金作投资者直接（长期）持有，甚至可以将准备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部分股份直接划拨给社保基金，使社保基金成为战略投资者，既避免国有股减持对股市造成冲击，有利于保持重点国有股权的长期持有和改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并获得资本增殖和股息收入充实社保基金。长远而言，也可考虑逐渐将所有的企业国有资本划转给社保基金持有，由社保基金行使国有资本的股东职责，并以此建立全国统一的覆盖包括农村居民的全国性基础养老金保障制度。

七、结束语

这八年来，全部国有企业赢利总额减亏损总额后所得的利润总额为3.2万亿，赢利企业赢利额近5万亿元。按照1993年《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在“配套改革和其他政策措施”中，已经规定“逐步建立国有资产投资收益按股分红、按资分利或税后利润上交的分配制度”，但十多年来却一直没有实施过。

多年来，国有企业巨额亏损需要国家财政填补，获得的利润（包括垄断利润）却根本没有上交过国家财政作为国民的公共开支，这是对“国有企业搞了半天，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的讽刺。因为事实是：国有企业“搞了”这十多年，所获得的盈利根本没有上交国家财政来为人民谋利益，反而为了维持国有企业和为国有企业转制，国家财政不断为国有企业投入和补贴，造成国家财政的严重负担，国有商业银行承担巨大代价形成巨额不良贷款，严重影响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的推进。现有国有企业更有进一步强化其垄断地位之势，影响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

国有企业既然是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企业，则必然要为增加国民福利服务，而不能知识让为少数人受益。对于包括金融行业的所有国有企业，历年来究竟有多少资产损失？国有垄断企业对国民整体福利影响究竟有多大？如何处置政府、国有企业利益与国民利益的关系？这些都值得进行具体的研究及制定具体的措施。

目前，国有企业利润向国家分红即将实施，但具体方案仍未决定。笔者认为，国有企业利润完全应该纳入国家财政收入之中，作为政府对国民的公共福利开支，这应该成为必然。

参考文献：

1、《中国财政年鉴2005》[M].中国财政杂志社,2005年12月.

2、林毅夫、李志赟.《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林》[EB/OL].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download/2649-1.pdf,2003-10-06.

3、钟伟.《警惕“新双轨制”！》[N]，《南方周末》2004-12-09.

4、施华强.《国有商业银行账面不良贷款、调整因素和严重程度：1994—2004》[J].《金融研究》2005年第12期.

5、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金融风险研究中心.《中国不良资产市场发展报告概要》、《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成因及对策研究概要》[EB/OL]，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网站：/news/2006-01-05_714473_2629824.html

6、张春霖.《公平何处求？》[J].《比较》23缉.中信出版社，2006年3月.

7、刘世锦.《垄断性行业改革如何深入》[J].《宏观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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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中石油赚钱咋忘了咱老百姓》，《现代快报》，2006-03-22，A30版.

[2]林毅夫、李志赟：《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林》。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download/2649-1.pdf，2003-10-06

[3]李金华：《关于200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计署网站,2006年06月28日.

[4]陈小宪：《中国的银行改革出了什么错？》.《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第十二期.

[5]顾瑞珍：《谁该对巨额国有资产“蒸发”负责？》.新华网，2005-03-04.

[6]杨大鹏、熊贝妮：《3500亿国资流失只是冰山一角》.《经济参考报》，2005-11-08.

[7]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国务院（93）国发第085号，颁布日期:1993-12-15，实施日期:1994-01-01.

[8]国家税务总局2006-03-10季统：《各类型企业共同发展税收多元化特征明显》.国家税务总局网,

/view.jsp?code=200603101424042143.

[9]孔善广：《国有垄断企业利益与国民利益》.《光明观察》，2005-05-25.

[10]数据来源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年度报表》。其2005年会计报表于2006年3月20日经董事会审批通过。/chinese/tzzgx/2005nb/nb012.pdf

[11]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2000-2004合并资产负债表》./jyzk/gsnb2004.htm

[12]根据《中国财政年鉴》的数据计算

[13]2005年数据来源于《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6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进度统计。

[14]晓亮.《从工资改革谈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国经济时报》,2006-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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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state-owned enterprise； equity investment ； investment 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17）04-0027-02

1 引言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私营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迅速发展，已经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对此国有企业更应该加快改革的步伐，与私营企业一起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众所周知，一个企业的发展必不可少的就是资本的积累量，拥有足够的资本，才能更好地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上站稳脚跟。现如今，随着公司制的发展，资本运作和股权投资已经成为市场主体提高资本增量和改善资本存量的必要方式，所以在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环境不断成熟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股权投资无论是在投资规模还是在项目的数量上都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但在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这也是国有企业在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些问题。

2 国有企业在股权投资方面的问题以及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

股权投资一般指通过投资拥有被投资单位的股权，投资企业成为被投资单位的股东，按所持股份比例享有权益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下，企业通过股权来参与或控制其他企业的经营发展，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经营模式。但是在现实中，国有企业在股权投资时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使得资金的投资无法取得应有的利润，甚至有时会影响企业的发展。以下就是在国有企业的股权投资中经常会出现的问题，也是导致最后企业投资失败的原因。

2.1 投资的目标不清晰

企业在股权投资之前，都需要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严格的审查，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投资目标是股权投资成功的关键之一，但是国有企业在进行股权投资时往往会有投资目标不清晰的情形。而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很多国有企业都有跨领域生产和发展的情况，这种现象会使得国有企业在股权投资时，投资的目标呈现多元化的状态。这看似是多元化的发展，其实这也会造成企业在股权投资工作上找不到最重要的投资目标，需要各方利益进行平衡。各方面都接触，但是却没有精细化的管理，这并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2.2 个别投资不以经济利益为首要考虑条件

我国一直很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在很多政策上都给予了国有企业发展更加优越的条件。但这也会使一些国有企业的发展没有危机意识，或者在更多的时候国有企业的投资是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优先，比如有一些项目是为了承担社会责任，而投入资金；有一些项目是为获取资源和地方政府做交换等。这些项目并不一定可以给国有企业带来利润，但是国有企业仍然要投入资金。

2.3 没有建立完善的投资管理制度

投资目标的多元化，造成国有企业在制定投资管理制度的时候，没有办法结合某一投资项目的特点，制定切实有效的管理制度。针对股权投资的多元化，国有企业只能总体制定一些投资管理制度，这些制度大都会呈现虚、书面化的特点，这不利于对投资项目进行精细化管理，造成股权投资过于随意，往往会因为一些小利而进入一些和企业经营无关联的领域，容易导致股权投资项目最后的失败，进而加重企业的负担。

2.4 项目的可行性评估流于形式

项目的可行性评估就类似于企业的风险评估，对于企业投资项目的合理选取有着重要的意义，优秀的可行性评估报告有利于降低项目投资的风险[1]。但是项目的可行性评估比较复杂，同时可行性评估人员并不需要对项目失败承担一定的后果，而国有企业又缺少一些针对可行性评估人员的监管制度，这些都造成可行性评估人员在工作中有“走过场”的现象。

2.5 股权投资退出难

大型的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企业的经济利益，同时还要考虑一些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社会责任、员工安置和社会安定等，这些都会造成国有企业哪怕在看到某一些项目的弊端时，很难将投入进去的资金抽出来。

3 如何解决国有企业在股权投资方面出现的问题

虽然在国有企业发展的背后，一直有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但是作为国有企业的领导者也要主动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现状，??化股权投资，推动企业的经济发展。

3.1 要端正投资态度

从国有企业股权投资中存在的问题来看，在投资前端正投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开始。首先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才能在股权投资时以一个合理的心态选取投资项目，减少在投资目标选取时过多的加入个人的主观因素。

3.2 完善股权投资的管理制度

在国有企业管理体系中，普遍的缺少关于股权投资方面的管理制度，其实对于股权投资的管理在企业的管理体系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但是有些国有企业往往会忽略对股权投资的管理，造成项目的投资过于随意化。建立完善国有企业的股权投资管理制度，会使企业的股权投资管理更加科学化、系统化，更有利于企业的健康科学发展[2]。

3.3 选取理想的投资对象

在国有企业的股权投资中，最重要的是选取一个理想的投资对象，一个好的项目才能给企业带来好的利润和回报。所以要完善投资评价体系，落实奖惩机制，才能更好地选取理想的投资对象。股权投资如同与他人合伙做生意，追求的是本金的安全和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不论投资的公司能否在证券市场上市，只要它能给投资人带来可观的投资回报，即为理想的投资对象。其次要注意对投资公司的考察，选取有发展前景的公司进行投资。

3.4 控制投资成本

即使是一些优质公司，假如买入股权价格过高，也还是会导致投资回收期过长、投资回报率下降，算不上是一笔好的投资。因此，投资股权时一定要计算好按公司正常赢利水平收回投资成本的时间，通常情况下，时间要控制在10年之内。但有的投资者在买入股权时，总是拿股权上市后的价格与买入成本相比较，很少考虑如果公司不能上市，何时才能收回成本，这种追求暴利的心态往往会使投资风险骤然加大。所以，即便是很看好的商机，也要控制好投资的成本，以保证在投资失败的情况，企业仍能很好地发展，仍能东山再起，切不可因为贪?D利益而动摇国有企业的根本。

3.5 加强对国有企业股权投资方面的监督

在完善投资评价体系的同时，要加强对国有企业股权投资方面的监督，这其中包括在股权投资前的项目选取监督、项目进行中的监督和项目完成后的审计监督。这些监督对于促进企业项目的优质完成有着重要的意义，并且可以督促相关负责人承担相应的责任，是改善国有企业股权投资活动的根本所在。

篇5

关键词：风险防控；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管理

一、我国国有企业进行对外投资风险防控的背景

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必然会遭遇一些投资风险，由于对外投资与在国内进行投资的环境有一些区别，因此，对外投资风险与在国内进行投资的风险也有一定的区别，国有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管理的过程中，必须有针对性地处理对外投资风险，开展对外投资风险防控工作。从我国国有企业当前的对外投资管理现状来看，一些企业仍是没能充分考虑对外投资的风险，对于其风险并未良好处理。

二、基于风险防控的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管理现状

(一)进行投资决策之前，一些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管理上规划性不足

我国的一些国有企业进行投资决策之前，在对外投资管理方面的规划性不足，从投资之前就蕴含了一定的风险，当前，这方面的风险防控需要进一步加强。由于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管理上规划性不足，国有企业进行投资决策之前，部分企业对投资项目了解程度不够，未能深入了解对外投资项目的情况，个别国有企业甚至缺少实地考察这一项。由此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方面是过度投资，另一方面是盲目投资。当国有企业面临生产经营转型或扩大生产的时候，容易把目光投向于对外投资领域，在这时某些国有企业由于在对外投资管理上规划性不足，将过多的投入资金在某个领域的项目中，导致企业资金投入过于集中，不好开展后期的生产转型。同时，国有企业在选择投资哪个项目的时，存在盲目投资的情况，在不了解项目内容的前提下，将资金分散至各个领域，缺少对外投资目标，不利于企业利益的实现。

(二)国有企业由于对外投资经验不足，存在一定的管理经营风险

我国的国有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时间不长，一些对外投资管理的经验不足，缺少在对外投资管理经营上某些关键部位的关注，不能很好地对管理经营风险进行防控。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管理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内容，最为重要的两部分，一是业务方面的管理，二是财务方面的管理。在业务方面，由于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时有可能涉及的是企业了解较少的领域，因此企业可能在产品的定位上未能呈现出更接近需求的产品，产业链的构建上也稍显不足，在如何打开市场进行销售部分，国有企业的办法比较老套。在财务方面，因为缺少一定的监督机制，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方面的财务的预算以及支出未能在有效的监督机制下行使，在对外投资的融资、借贷上，监督机制存在一定的漏洞。

(三)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非常有可能受到东道国市场影响，产生市场风险

国有企业的一系列对外投资必须在东道国的市场环境内开展，那么，国有企业非常有可能受到东道国市场的影响，产生一定的市场风险。在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管理方面，国有企业对东道国的市场风险开展管理仍受到一定的忽视，在处理这类市场风险上，国有企业的相关措施还不够成熟，不能很好地进行风险防控。具体来说，东道国的市场风险是由于东道国的政治情况、自然灾害等各种客观因素和一些人为主观因素的变化，导致投资的企业无法实现预期的收益，给这些企业带来的风险。只要东道国的情况一变化就会产生新的结果，这种结果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不安全性，就是市场风险。

三、基于风险防控的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管理对策

(一)做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管理规划，尽可能减少对外投资决策上的风险

相比较在国内进行投资，由于对外投资有着更广大的市场和机遇，国有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所带来丰富利润和利益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此，国有企业，当前在看待对外投资时，更容易立足于对外投资的优势，而对于对外投资的风险不是非常明确。对外投资所涉及的内容很多，所包含的领域也很广泛，因此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管理，本身就是一项相对复杂的工作。国有企业要想做好对外投资，那么必须要在对外投资管理上下一番功夫，将风险防控做深做透。国有企业必须做好对外投资管理上的规划，简单来说，就是要明确企业的定位，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目的，同时也需要明确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周期和资金。对外投资要与企业特点相符合，并适应企业发展的基本战略，投资方向要合理，要与国家政策相符合，投资规模要在企业承受范围之内，并且与企业驾驭能力相符合，一般来说驾驭能力包括化解风险的能力、控制和管理的能力、资金支持的能力，最后，在企业的对外投资政策规划和制定好之后，要合理建立投资制度，明确投资的处置、管理、决策和调研，对其中比较重要的事项要进行特别安排，例如，在投资、资产处置、管理者委派、经营方针等，企业内部负责人的职责明确，相互牵制、程序清晰、有效运行。[1]同时，国有企业也必须对外投资项目的各项内容了解透，有条件地需要多次实地考察项目，以事实为根据，再进行对外投资决策，能良好防控决策上的风险。

(二)进一步深入国有企业的管理和经营工作，完善其监督机制

国有企业下定决心开展对外投资，其根本是由于对外投资的丰厚利润。国有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管理就是想实现对对外投资的相关事项的把控，更好地抓好企业的对外投资的工作。一般来说，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领域所涉及的范围是很广，如海西州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示，其对外投资项目包括产权收购、兼并企业、合资合作、设立公司、合伙企业、股权投资以外，还包括发放委托贷款、对外借款、可转债等债权投资，固定资产和其他项目投资，证券、期货投资，保本理财产品等金融产品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投资。由于开展的对外投资类型较多，国有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管理的压力也很大，特别是在业务上和财务上。在业务方面，国有企业要想将对外投资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吃透，那么必须要设立规范的业务流程，做好产品的定位和市场销售工作，需要引进专业的人才和借助外部力量，要让国际市场认可企业的业务。在财务上，每一项财务流程需要落实在每一个责任身上，让财务工作每一项有专人负责。同时，需要完善其监督机制，对于业务和财务两个方面进行监督。各项措施能否有效关键在实施,一项好的措施,实施不力或实施过程中发生扭曲都不会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加强相关监督机制，严格监管以保证其顺利实施也就尤为重要，强有力的监管要做到内部监管和外部监管并进,企业在做好内部自我监管的基础之上,应大力配合外部公共监管。[2]

(三)结合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选择法律健全、市场波动小的东道国进行投资

国有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并进行对外投资管理时，将与东道国产生密切相关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市场环境上有着突出的体现。虽说在开展投资之前，国有企业会对东道国市场项目进行分析和评估，即使分析的结果是此项投资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但国有企业都一直都需要面对的一个变化的环境，包括市场、政策等的变化。因此，国有企业应进一步结合实际情况，选择法律健全、市场波动小的东道国进行投资。西方法律制度较为健全，但是相对而言就是其对外来投资的限制也较多，在选择东道国进行投资时，首要利用各种渠道，包括我国本国机构，对其法律法规进行了解，做充分的调查分析，并对相关应对政策做好规划，虽然法律健全的国家有比较多的限制，但就风险性来说，法律比较健全的国家还是能规避不少风险，当争端出现时，可以采用谈判、司法诉讼、仲裁解决的方式来处理。[3]以这种方式，尽可能的减少东道国情况变化所产生的市场风险，有限防控这类风险对于国有企业的影响，使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时更加有底气。

四、启示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国有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步伐也逐渐迈向新的台阶，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参与到了对外投资中来。作为国有企业来说，地位比较特殊，其又好又快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坚实后盾。基于风险防控的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管理，简单说就是需要在对外投资管理中时时刻刻注意风险防范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对国有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中的各类风险进行防止和控制，在这个过程中，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开展对外投资管理，进一步降低对外投资的风险，为企业获取利益。

参考文献：

[1]唐彦昌.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管理中的问题分析[J].商场现代化,2013,20:123-124.

[2]张颖洁.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管理分析[J].现代商业,2015,12: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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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工作 紧贴服务 部门联动

广东省以产权改革为核心，推进国有经济股份制改造，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发展。

一、全面部署，规范工作

广东省档案局把国有企业改制档案处置纳入了“十五”、“十一五”期间全省档案事业计划，并在每年的全省档案工作计划中把国有企业改制档案处置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其中，全面部署处置工作的开展。2004年11月，省档案局专门召开了省属和中央驻穗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后档案处置工作座谈会，总结交流上一阶段的经验，布置下一步的工作。

为了使国有企业改制档案处置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广东省把改制企业档案处置工作纳入了地方档案法规和相关政府规章。在1998年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广东省档案管理规定》、2002年批准的《深圳经济特区档案与文件收集利用条例》和2003年批准的《珠海市档案条例》中，都对国有企业资产或者产权变动档案处置问题作了规定。2002年的《广东省驻境外及港澳地区国有企业档案管理办法》还规定了国有境外企业产权变动档案处置的原则，要求依法关闭、破产、拍卖的企业将有关档案运回国内保管。

及时制定《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暂行办法》实施细则。1998年国家档案局等四部门联合《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暂行办法》后，省档案局与有关部门联合制发了《广东省执行〈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全省各市、县（区）普遍转发了省的《实施细则》，并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了工作细则与实施方案，全面开展这项工作。

为了进一步规范全省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档案处置工作，广东省档案局会同国资委、财政厅联合印发《广东省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档案处置工作规程》，规定了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档案处置基本流程、档案流向的原则和相应范围、应进馆与不进馆档案的整理工作流程与标准、档案交接工作的流程与标准、档案销毁工作的流程与标准，并附有一整套用表，为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档案处置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较强的依据和规范。

同时，广东省各级各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把国有企业改制档案处置工作纳入执法内容，通过执法检查使国家与省相关的要求落到实处，推进国有企业改制档案处置工作。

二、及时跟进，紧贴服务

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1980年12月，是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全资直属企业。1999年1月16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式宣布广东国投及其三家全资子公司因不能清偿巨额到期债务而进入破产程序。这是我国首宗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案，也是迄今为止全国法院受理涉及财产金额最大的破产案件。广东省档案局积极介入，及时跟进，于同月25日向省政府提交了《关于接收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档案的请示》，提出了将广东国投档案接收进省档案馆的具体实施方案，得到了省政府的认可。其后，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省档案馆每天派员到国司工作，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高效优质的服务，为广东国投及其三家全资子公司的破产清算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赢得了省政府清算组的好评，最终也将该公司2.57万卷档案全部顺利接收进馆。

2006年12月18日广东发展银行重组成功。根据协定由四大股东之一的花旗银行牵头重组后的银行业务，行长由花旗银行派任，外资银行取得了对广发行的领导权、控制权和具体的经营管理权。为了既严格遵守国家保密法规和产权变动企业档案处置的有关要求，又方便银行因业务衔接对档案的大量查阅，广东省档案局于2007年1月派员到广发行，会同省保密局和广发行的有关负责人，商定了广发行重组后档案的处置方案，不仅履行了省档案局作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也树立了中国档案部门依法办事、合理办事、服务大局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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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指导意见》，加大改革调整力度

熊大新介绍，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北京市国资委2008年工作的重点是围绕着首都的功能定位，贯彻落实《关于推进北京市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加大国有资产战略性重组和布局调整的力度．具体将采取六方面举措：

一是按照“资产重组、业务整合、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原则，继续完善合并式重组、吸收式重组和托管式重组等多种方式，探索调整重组工作的新路径、新方式，促进国有资产加快向优势行业、优势企业、企业的主业集中，培育发展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大公司大集团。

二是鼓励一级企业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优化企业股权结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继续深化二、三级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积极鼓励非公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制，促进企业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尽快升级换代。

三是积极支持企业上市、上市公司重组和再融资，拓宽融资渠道，改善企业的资产结构和融资结构。制定《关于推动企业上市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推动资产或主业资产优良的企业尽快实现整体上市，争取国有资本的利益最大化。

四是按照《市国资委“十一五”期间劣势国有企业退出规划》要求，研究2008年退出计划，提高国有资产整体质量。

五是研究设立专业化的国有资本经营平台，运用市场化的方法，进行直接融资、收购债权、处置债务，全力支持国有资产处置、国有资本运作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保障体系的建设，实现国有资本投资效益的最大化。

六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制定印发关于加强董事会建设的指导意见及相关配套办法。健全防范化解风险的长效机制。

规范履行出资人职责，加强和改进国资监管

切实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力争国资监管工作更符合出资人要求，更符合企业发展实际是国资委规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具体体现。熊大新指出，2008年北京国资委加强和改进国资监管将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首先以健全制度和风险防控为重点，出台《企业法律审核工作暂行规定》，指导企业修订完善公司章程，加强以总法律顾问制度为基础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建设，夯实监管基础。

二是进一步细化分类考核，完善业绩考核指标体系，优化业绩考核办法，全面实行任期考核，探索股权激励等中长期激励方式。修订《北京国企业绩考核薪酬管理办法》，重点对科技创新、管理创新、节能减排确定考核指标，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严格执行《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失误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完善激励约束机制，真正做到“强激励、硬约束”。

三是结合国务院针对国有股全流通出台的3个文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认真研究全流通后协议转让、无偿划转、间接转让、大宗交易、市场减持五种方式的监管思路和审批程序，进一步做好国有资产的动态监测工作。继续推进产权交易市场规范发展，完善进场交易制度，扩大进场交易范围，创新竞价方式，提高竞价水平，规范国有产权管理。

四是进一步规范国有资本预算支出，着重支持符合发展规划的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重点品牌，支持国有企业技术创新。选择试点企业试运行经营预算，探索深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五是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监事会制度，更加重视事前、事中监督，并整合监管资源，提高监督效率。

切实加强企业管理，促进国有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针对企业管理中暴露的问题和薄弱环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把重组改制与加强内部管理结合起来，巩固和扩大调整重组的成果，促进企业科学发展，是国资委工作的最终目标。对此，熊大新提出将采取四项措施加以实现。

一是指导一级企业更加注重主业发展，坚持突出主业，集中力量发展主业。规范企业投资行为，合理分配各级企业的投资权限，对乱投资、乱担保造成经济损失的，要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切实提高集团管控能力。

二是进一步改革创新管理体制，国资委将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在国有资本预算、业绩考核上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督促企业结合自身实际，学习借鉴先进企业自主创新经验，把自主创新观念贯穿到企业各项工作之中。

三是指导企业提高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意识，率先落实有关加强节能工作和环境保护的政策措施，加大以节能减排为主要目标的技术改造和工艺革新，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带头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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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完整版全文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实现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国有企业的阶段性改革任务，加强对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专项资金的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指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包括省财政安排的国有企业关闭破产补助资金、企业挖潜改造资金、中央下划我省有色金属企业所得税留地方部分资金、省级企业国有资产收益用于支持企业改革发展的部分资金、省级集中的教育费附加等。

第三条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遵循统筹兼顾、科学分配、强化管理、加强监督、确保实效的原则。

第四条专项资金的安排与使用，根据企业当年改革发展的需要调整资金使用方向，突出重点。

第二章资金筹措

第五条20xx到20xx年，省级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安排新增财力以及集中部分国有资产转让收益等办法，3年筹集15亿元资金，用于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

第六条各级地方政府也要筹集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第三章资金使用

第七条专项资金使用范围：

(一)关闭破产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经国家批准的国有企业(包括实行属地化管理的原省属企业)实施政策性破产;

(二)企业挖潜改造资金重点支持企业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高、精、尖技术引进;

(三)有色企业当年上缴的企业所得税留地方收入，重点用于解决中央下划困难有色金属企业的突出问题。

(四)省级企业国有资产收益、国有企业土地出让金等资金的一部分，主要用于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妥善分流安置富余人员，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

(五)教育费附加重点向企业办社会职能倾斜，解决企业办中小学的实际困难。第四章资金申请和拨付

第八条使用省属企业关闭破产费用、有色金属企业所得税、国有资产收益等专项资金的企业，按要求向国资部门申报资金使用项目，经国资部门提出意见，财政部门审核确认，编制支出计划，报省政府批准。

第九条使用企业挖潜改造、省级集中的教育费附加专项资金的，按现行有关规定申报和使用。

第十条支出计划经省政府批准后，由省财政厅采用国库集中支付的办法直接支付。

第五章资金管理

第十一条筹措的专项资金必须纳入财政统一管理，专款专用。

第十二条各专项资金的具体操作实施，严格按照《甘肃省国有资产收益管理暂行办法》、《甘肃省省属企业关闭破产费用使用与管理暂行办法》、《甘肃省企业挖潜改造资金管理办法》、《甘肃省中央下划有色金属企业所得税资金管理使用办法》执行(见附件)。省级集中的教育费附加的使用管理执行国家有关规定。

第六章监督、检查和处罚

第十三条财政和有关部门要加强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严格资金项目审批和审核，并定期进行检查。

第十四条审计、监察机关应加强对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的审计、监督，规范资金使用行为。

第十五条财政部门对各资金使用单位的下列行为予以处罚：

(一)不按要求提供资金使用情况或审计、监察报告的，暂缓拨付资金;

(二)不按规定使用资金或擅自更改项目计划的，给予通报批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调减资金总额或取消其申请资格;

(三)没有按本办法加强资金管理，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或提供虚假资料，造成资金损失或浪费的，对直接责任人和主要负责人按国家有关行政法规进行处罚;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部门。

第十六条对截留、挪用、虚报冒领和侵占资金等违反本办法规定行为的资金使用单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七章附则

第十七条各地可根据管理办法的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地区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专项资金的具体管理办法，报省财政厅备案。

第十八条本办法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本办法自之日起执行。

附件：1、《甘肃省企业国有资产收益管理暂行办法》

2、《甘肃省省属企业关闭破产费用使用与管理暂行办法》

3、《甘肃省企业挖潜改造资金管理办法》

4、《甘肃省中央下划有色金属企业所得税资金管理使用办法》

附件1：甘肃省企业国有资产收益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为加强企业国有资产收益管理，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占有、使用国有资产以及设置国有股权的省内各类地方企业或公司、各级政府授权的投资部门或机构(以下简称企业)。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国有资产收益具体包括：

(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股应分得的利润;

(二)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有资产按出资比例应分得的红利;

(三)各级政府授权的投资部门或机构以国有资产投资形成的收益应上缴的部分;

(四)转让国有产权取得的收益;

(五)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股权转让收入(包括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转让收入);

(六)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出资转让的收入;

(七)其他非国有企业占用国有资产应上缴的收益;

(八)其他按规定应上缴的国有资产收益。

第四条国有资产收益的收缴工作由同级财政部门负责。

第五条财政部门收缴的国有资产收益按现行财政体制纳入同级政府国有资产经营预算。

第六条国有资产收益使用国家预算收支科目中第40类国有资产经营收益预算科目。

第七条国有资产收益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管理，缴入同级财政国库。其中同级政府集中20%30%部分用于地方国有资本增量投入、调整产业结构、建立导向性投资基金、补充社会保障基金等方面，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

第八条国有资产收益由同级人民政府统筹安排使用。国资部门或企业提出书面申请和资金使用明细清单，同级财政部门审核确认后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按适当比例返还国资部门或企业。

第九条企业应在国有资产收益确定后的5日内，向同级国有资产收益收缴部门如实申报，10日内上缴入库。

第十条上缴国有资产收益统一使用《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第十一条按规定应上缴国有资产收益的企业，必须及时足额上缴，不得拖欠、挪用、截留、坐支。凡拖欠、挪用、截留和私分国有资产收益的，按照《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规定》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二条各级财政部门应依据有关规定，加强国有资产收益收缴和企业对收益资金使用的检查、监督工作。

第十三条本办法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本办法自之日起执行。原有的管理办法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如国家出台新的国有资产收益管理办法，按新办法执行。

附件2：甘肃省省属企业关闭破产费用使用与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为确保我省企业关闭破产工作的顺利进行，规范省属企业关闭破产费用的使用与管理，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省属关闭破产企业。

第三条破产费用的来源：

(一)企业资产变现收入;

(二)中央财政一次性补助资金;

(三)省财政补助资金;

(四)其他。

第四条破产费用使用原则：

(一)弥补经国家批准的政策性破产企业破产安置费用不足的缺口;

(二)保证破产企业及其职工队伍的稳定，保障企业破产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确保破产企业职工的安置;

(四)确保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

第五条破产费用的使用范围：

(一)经常性费用，包括16级工伤、工残和职业病人员费用，抚恤人员费用和退养家属工费用;

(二)清算费用，包括诉讼费、资产评估审计费用、清算组人员费用、清算期间维护费用、清算期间职工生活费;

(三)在职职工安置费用，包括全民职工一次性安置费、合同制职工经济补偿金、混岗集体职工经济补偿金、预留按政策规定提前退休人员养老保险费用及710级伤残人员一次性补助金;

(四)移交设施补助费用，包括企业移交的学校、医院、公安、供电、供水、供暖等生活和公用服务部门及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费用;

(五)社会保险费用，包括应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养老保险统筹外费用;

(六)拖欠的费用，包括拖欠的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抚恤金、伤残补助金、丧葬费等。

第六条破产费用的审核。

(一)中央下划有色、煤炭、电子、军工等企业按财政部《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对国有企业关闭破产费用预案审核操作规程》规定，由财政部驻甘专员办预审后报财政部核批;

(二)省属企业由省财政厅审核，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审批。

第七条破产费用的拨付。

(一)由破产企业按主审法院要求成立的破产清算组编制破产费用支出明细表，统筹规划使用破产费用;

(二)费用支出明细表及用款计划由国资部门(控股公司)审查汇总后报省财政厅，经省财政审核后拨付破产费用;

(三)国资部门(控股公司)按照破产清算组的用款计划，及时将破产费用拨付到指定的破产企业清算专用帐户。

第八条省属企业破产费用根据年度预算指标，编制支出计划，报省政府批准。

第九条破产费用的管理及使用。

(一)破产清算组要设立破产费用专户，专户原则上应设在具体企业;

(二)建立健全申报、审批、使用管理办法，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范企业关闭破产操作;

(三)按照财政部《国有企业实行破产有关财务问题的暂行规定》和《国有企业实行破产有关会计处理问题暂行规定》进行财务处理和会计核算;

(四)清算组要严格按照确定的项目、范围、标准及办法及时、足额支付各项费用;

(五)清算组要定期编制清算期间的会计报告，报省财政厅等有关部门;

(六)企业破产终结后，按要求提交实施破产全过程的总结报告，上报省企业兼并破产协调小组及有关部门。

第十条破产费用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一)国资部门(控股公司)负责对拨付的破产费用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省财政厅视情况委托中介机构、指定专人或由财政监督检查部门不定期进行抽查;

(二)对于违规使用破产经费的企业，省财政将给予责令改正、调减或收回资金的处罚，情节严重的通过有关部门追究当事人的行政及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本办法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本办法自之日起施行。

附件3：甘肃省企业挖潜改造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快企业技术进步步伐，有效发挥财政支持企业挖潜改造项目补助资金(以下简称补助资金)的导向和促进作用，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企业挖潜改造项目是指企业为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促进产品升级换代、扩大出口、降低成本、节约能耗、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和三废治理、劳保安全等目的，采用先进的、适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等对现有设施、生产工艺条件进行改造的项目和其他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

第三条补助资金由省财政厅根据全省经济发展和企业改革发展的需要在年度财政预算中专项安排，专款专用。

第四条专项资金的投放主要采取项目投资补助和贷款贴息两种方式。对条件成熟的重大挖潜改造项目补助资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采取招标或政府采购方式下达。

第二章安排原则及支持重点

第五条坚持质量、品种、效益、替代进口、扩大出口和防止重复建设的原则，引进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

第六条项目选择坚持择优扶强，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和国民待遇的原则，不分所有制和隶属关系，择优扶持重点企业和重点行业的骨干企业，以及各地具有一定规模或具有发展潜力、影响力的企业。

第七条申请补助资金的企业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银行开立基本帐户;

(三)具有规定比例的自有资金，有一定数额的可抵押资产，有较好的财务核算基础;

(四)为规模以上企业;

(五)重合同、守信用，有较高资信等级;

(六)资金主管部门认为必备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资金支持的重点：

(一)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产品有市场、有竞争力、有效益，对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有带动作用的项目;

(二)社会效益突出的节能降耗、综合利用等重点示范项目;

(三)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信息化建设，明显提高技术含量和技术水平的项目;

(四)有利于促进企业存量资产流动、实现资产重组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项目;

(五)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经济效益好的项目;

(六)用于提高产品质量、发展壮大名牌产品的重点新产品开发项目;

(七)符合产业政策的重点合资项目;

(八)重点出口创汇项目及其他需要扶持的项目。第三章申报程序及要求

第九条凡符合资金安排原则及支持重点条件的项目，市(州、地)属、县(市、区)属企业由所在市、州、地主管部门或财政部门对申请报告进行初审，并在规定时间内，将汇总报告及所附相关文本上报省级主管部门，同时抄报省财政厅;属于财政安排资金的项目，直接上报省财政厅。省属企业须通过主管部门上报。无主管部门的，企业可直接将申请报送安排资金的部门。

第十条项目申请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项目内容介绍;

(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三)项目预算及资金来源;

(四)资金支持方式;

(五)贴息项目附贷款合同或支付利息凭据;

(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七)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八)相关证书等其他附件等。第四章项目确定及资金下达

第十一条相关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厅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后，按《甘肃省财政专项资金项目评审专家管理办法》，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相关领域专家若干名，对所申报项目进行评审，根据评审结果，确定初选项目。

第十二条初选项目根据资金预算经相关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厅进行综合平衡后，下达补助(贴息)计划。

第十三条补助资金按规定程序办理划拨手续，并及时足额拨付到项目承担单位。省属企业直接或由主管部门集中向省财政厅申请拨款。市、州、地所属单位的项目资金，由省财政厅统一划转地方财政部门。省级企业主管部门和地方财政部门在收到款项后1个月内将资金划拨到项目承担单位。

第五章资金管理及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项目承担单位收到投资补助资金，要按国家有关规定计入企业资本公积金。贴息资金相应冲减企业财务费用。

第十五条自资金下达之日起至项目竣工验收后2年内，项目单位应于每年底10日前向省财政厅和其他相关主管部门上报补助(贴息)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第十六条省财政厅和其他相关主管部门对项目执行情况直接或委托中介机构进行监督检查，并对项目完成情况、资金使用效益等绩效做出评估，作为今后是否继续支持的依据。

第十七条补助资金应全部用于项目挖潜改造，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违反规定的，按有关规定处理;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六章附则

第十八条本办法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本办法自之日起执行。以前所发文件凡与本办法有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4：甘肃省中央下划有色金属企业所得税资金管理使用办法

第一条为进一步推动和深化我省中央下划有色金属企业改革发展，加强和规范我省中央下划有色金属企业所得税留地方收入资金的管理使用，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中央所属有色金属企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xx〕17号)规定，按照省政府的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涉及中央下划有色金属企事业单位，是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中央所属有色金属企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xx〕17号)下放我省管理的原中央所属企事业单位，具体包括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含白银铝厂)、兰州铝厂(含西北铝加工厂)、兰州连城铝厂、甘肃稀土公司、西北有色冶金机械厂和西北矿冶研究院等15户企事业单位(以下简称有色金属企业)。

第三条有色金属企业实现的所得税留地方收入资金的使用应坚持实事求是、量入为出的原则。

第四条有色金属企业所得税留地方收入资金(以下简称资金)主要用于解决中央下划困难有色金属企业的突出问题、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重点技改项目及省政府确定的有关事项。

第五条资金从有色金属企业当年上缴的企业所得税留地方收入中安排，20xx20xx年每年3000万元。如有其他情况，经省政府批准，可另行处理。

第六条有色金属企业可根据资金使用要求向国资部门申报资金使用项目，国资部门、省财政厅进行审核立项后，编制支出计划，报省政府批准。

第七条支出计划经省政府批准后，由省财政厅负责资金的拨付，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八条有色金属企业用于生产经营的资金应列为国家资本金。

第九条使用资金的有色金属企业必须以书面形式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国资部门和省财政厅汇报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十条有色金属企业必须严格按照省政府批准的项目使用资金，不得挪作他用。如违反规定，省财政厅将给予责令改正、调减或收回资金的处罚。

第十一条本办法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本办法自之日起执行，以前下发的有关规定凡与本办法有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xx年10月12日印发

专项资金基本定义所谓专项资金，是国家或有关部门或上级部门下拨的具有专门指定用途或特殊用途的资金。这种资金都会要求进行单独核算，专款专用，不能挪作他用。在当前各种制度和规定中，专项资金有着不同的名称，如专项支出、项目支出、专款等，并且在包括的具体内容上也有一定的差别。但从总体看，其含义又是基本一致的。一般来说专项资金是指财政部门或上级单位拨给行政事业单位，用于完成专项工作或工程，并需要单独报帐结算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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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企业；资金管控；资金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2-00-01

随着我国国有企业不断发展，规模不断壮大，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有企业逐步向国有企业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如何加强资金管控成为企业管理的重点。在管理模式上，通过动态上保持良好的造血功能机制，静态上做好企业的财务计划，合理安排资金调度，避免因短贷长投带来的资金周转压力，实现“动态中求平衡，平衡中求发展”。同时，以资金网络控制系统为载体的资金集中管理模式可以有效解决国有企业财务集权和分权管理的矛盾，提高资金集中管理的运行效率和质量，有效地整合了国有企业的财务资源，为国有企业的财务经营决策提供及时、真实、可靠的财务信息。

一、当前国有企业资金管控中存在的问题

1.国有企业由于规模比较大，一般内部下设多级法人，其分支机构在地域分布上的分散性，资金不能集中控制与合理调配。一方面资金大量分散沉淀在众多商业银行；而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内部各分支机构在资金运用上存在很大缺口，被迫向当地银行大量贷款，在财务管理方面的体现就是国有企业内部银行存款和贷款大量并存，内部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财务费用居高不下。各个子公司之间缺乏交流，资金管理往往是事后的、静态的，国有企业内部没能形成高度集中的资金管理控制系统，缺乏统一规范的财务资金调控制度，没有统一的信息平台，信息传递渠道不畅，财务数据、资金结算、投融资管理集中不起来，致使国有企业决策者难以及时准确全面掌握生产经营相关信息，无法实施有效的管理、监督和控制。

2.投资不当，将资金投向失误的风险，偏离国有企业的目标，资金贸然投向不可行、不成熟、陈旧和将要淘汰的项目，投向市场上滞销、落后的产品上，投资回报未卜而大量占压资金，难以维持收支平衡，导致财务危机；投资规模过大的风险，投资前景不明，资金投放失控、规模过大，出现规模不经济，造成负债经营的负债率过高，出现沉重的债务负担，压垮财务；投资时机不当的风险，投资背时、贻误商机，资金的时间价值遭贬，直接影响投资报酬率；投资收益背离的风险，实际投资收益达不到预期要求，危及国有企业整体目标实现的期望值。

3.债权债务管理不到位，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有企业对现代企业制度认识不够深入，在资金管理上缺乏科学性，债权债务上呆、坏、死账多，金额大、形成原因复杂，历史遗留问题较多，解决难度大，赊账长期处于高位运行，严重影响着企业资金的周转，导致财务陷入困境。虽然自2012年以来我国加大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但对应收账款还缺乏有效的信用管理制度性约束，进而导致企业信用政策缺乏科学依据，未能有效运用。

4.管理人员、财务人员金融、投资、证券等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缺乏，理财观念滞后、理财方法落后，缺乏掌握知识的主动性，缺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这一切与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相距甚远，严重妨碍了信息化、知识化理财的进程。财务管理水平的提升速度明显滞后于国有企业的发展速度，成为国有企业发展和提高综合竞争力的障碍。

二、如何优化国有企业资金管理

1.放大思维，拓宽融资渠道获取资金，优化资金筹措的方法的组合：（1）利用交易信用方式；（2）获取银行短期融资；（3）发行商业本票；（4）出售交易票据；（5）应收票据贴现；（6）吸收社会游资；（7）获得供销商的特别融资；（8）客户预付货款；（9）财政资金；（10）申请专案贷款。以及财政资金、鼓励私人投资、风险投资、租赁融资、金融租赁等。通过多种资金组合，不但可以拓宽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而且可以通过优化长短期时间以及筹集资金的渠道，不但可以降低资金的成本而且可以有效控制资金的风险。企业无论选择哪一种筹资渠道，都应兼顾资金来源属性，同时加强对资金风险的有效控制能力，摆正自己在融资活动中的位置，保持良好信誉，依法保障出资者的合法权益，以增加出资者对企业的信任度，从而减少筹资的困难。

2.强化子公司流动资金管理，盘活资产，加速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资产结构，解决资产占用上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充分发挥自有资金作用，是优化筹资的最基础工作。创新物资管理，提高物资采购、储备环节资金运行效率，利用电子商务打破时空界限，以信息化为前提，建立虚拟国有企业，及时准确掌握各供应方库存，实现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高效运转，有效地降低采购成本，提高资金运行效率，能够做到一分钱办几分钱的事。创新作业过程管理，减少资金占用，加速资金周转，提高作业过程资金运行效率。企业中普遍存在现场管理乱，库存较多，质量管理不精细，成本高，交货时间长等现象。现代作业管理采取准时生产方式、持续地降低在制品库存，实现生产同步化，推行标准化作业，提高生产系统的柔性。重点放在提高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压缩库存占用上，缩短交货期，会大大地提高企业竞争地位，加速资金周转，从而带来巨大的经济效应。创新营销管理，加速资金回笼，以诚信为基础，以顾客忠诚为纽带，建立同盟合作资金，降低经营风险，确保资金按期回笼。把顾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公司努力通过市场信息，尽最大的可能了解顾客的需要、需求、偏好、购买方式，并利用该信息指导所有决策。

3.打造资金风险控制体系。对国有企业实行资金统一管理，必须注重风险防范，加强监管，逐级落实资金风险防范责任制。从完善资金管理的制度建设入手，制定《资金管理办法》、《信贷管理细则》、《担保管理细则》、等一系列资金管理规章制度，为资金风险控制提供了操作依据和制度保障。落实资金风险控制责任。由主要负责人亲自挂帅，专门落实国有企业资金风险控制工作，层层审批国有企业各项贷款、担保等重大资金事项，从业务流程的每个环节对风险进行预控。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纳入到了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制度化轨道。严格控制非生产经营性资金的对外支付。各单位的对外支付非生产经营性资金，必须经过国有企业主要领导的审批。同时加强企业管理者资金管理的意识，不断规范企业的资金管理行为，树立现金为王的思想，不断提高企业资金管理的主动性。

参考文献：

[1]王艳.国有企业企业资金集中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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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6年我国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包括国有、集体、股份、外资、港澳台资工业企业，总数一共有五十万六千四百多家，其中大型企业有7057家，占总数的1。3％，中型企业有16870家，占总数的3。3％，小型企业有482518家，占总数的95。3％。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同其它所有制类型企业的规模结构相比较，具有明显的趋向大中型化的特征。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共有86982家，仅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17％，其中大型企业有4946家，占我国全部大型工业企业总数的70％，中型企业有10817家，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数的64％，小型企业有71219家，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数的14％。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同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比较，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构成了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主体，是我国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从工业产值方面进行考察，1996年，我国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为27289亿元，占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产值的43％，其中国有大型企业的总产值为17282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7。5％，占我国全部大型企业总产值的69％，国有中型企业的总产值为5227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3％，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产值的54％，国有小型企业的总产值为4779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6％，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产值的16。7％。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为8742亿元，占我国全部工业企业创造增加值的48％，其中国有大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的33％，占全部大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76％，国有中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57。8％，国有小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17。6％。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为在我国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而且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创造的增加值方面，包括职工工资、社会福利、资本积累和上缴利税等，国有工业企业创造的增加值比重，明显超过其创造的产值比重，不仅体现了国有企业对全社会的巨大贡献，而且也体现了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相比之下，我国集体工业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96年占全国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30％和28％，股份制经济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2％和％5。2％，外商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9。49％和8。5％，港澳台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8。57％和7。32％，除股份制企业的创造增加值比重，与产值比重大体持平之外，集体、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创造的增加值比重，均明显低于其产值所占的比重。①

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对不同所有制类型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进行比较分析。1995年，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大型企业的比重为73％，三资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11％，集体大型企业所占的比重为8。2％，其中乡镇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3。3％；国有中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中型企业的比重为66％，三资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7。8％，集体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21％，其中乡镇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8。5％；国有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1％和69％，中型企业分别占20％和16％，小型企业分别占18％和14％；三资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27％和32％，中型企业分别占9。6％和8。7％，小型企业分别占63％和58％；集体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2和6。3％，中型企业分别占13。6％和12。7％，小型企业分别占80％和81％；乡镇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4。6％和4。8％，中型企业分别占10。4％和9。9％，小型企业分别占85％和85％。从上述数据中可看出，国有企业的生产集中程度和规模经济水平，远远高于其它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体现了国有企业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集体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较低，主要因大批乡镇企业的平均生产规模较小，城镇集体企业的平均规模高于乡镇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的平均规模则介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②

二、“二元”分化趋势及负面影响

尽管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但是，其规模经济水平和生产集中程度，同西方工业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英、美等国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一般呈现企业规模大型化和生产集中化的趋势，但是，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趋向分散化的态势。这种趋势的形成有许多的经济原因，其中包括乡镇、私人、三资企业的迅猛增长，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从93年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所占的经济比重不断萎缩，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的趋势加剧，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均面临严重困难，其它各类企业的亏损面也呈扩大趋势，私人、乡镇、三资企业集中进入的产业，多属于所需投资较少和企业规模较小的领域，特别是生产过剩的轻纺、家电制造行业，从而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负效应，包括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状况不断恶化，职工下岗大幅度增长影响社会稳定，银行债权和政府税源遭受重大损失，等等。因此，对于企业的规模结构与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经济效益的种种影响，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来龙去脉以及治理对策。

解放前，我国的私人企业的资本积累速度很慢，难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加速工业化进程。期间，我国利用公有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优势，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大规模工业企业，大大提高了许多行业的生产集中程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八十年代，我国推行了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政策，乡镇、个体和外资企业迅速增长，工业的规模结构开始呈现小型化趋势。我国大中型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从1971年的51％，逐渐下降到1986年的42％。有人认为上述趋势不符合西方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应该采取组建大企业集团等措施加以纠正。实际上，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上述规模结构小型化的趋势。我国的工业化过程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工业化早期，私人企业的特点是规模小而生产分散，经历了数百年的漫长工业化历程，企业规模和生产集中才达到很高的程度。我国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一大批大型企业，有利于利用规模经济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但是，社会资源利用过于集中于少数大企业，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展经济，因此，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存在某些合理性，有利于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八十年代，我国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的同时，各类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仍不断扩大，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数量也迅速增长，从1981至1987年，大中型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96倍，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29倍；化工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26倍，机械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2。34倍，建材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46倍，纺织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16倍。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结构规模的小型化，并未对国有企业的发展造成太大影响，无论从固定资产、销售收入或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工业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80至1988年间，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了134％，企业平均固定资产规模增长了102％，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了172％，企业平均销售规模增长了133％，国有企业创造的利税总额增长了95％，企业创造的平均利税规模增长了69％。八十年代，政府对乡镇、三资企业实行了优惠政策，包括“三减两免”的税收优惠和定价、投资等方面的自，乡镇、三资企业的竞争能力相对较强，其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因此，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全面的。国有企业的基数远远超过乡镇和外资企业，因此增长速度略低于其它类型企业是自然的，正如中国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西方企业，人们往往将其归于基数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80年代，国有企业不仅产值和利税增长较快，而且亏损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亏损额同利润额的比例长期低于10％。1991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56％，国有企业职工人均创造的利税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158％，国有企业职工人均上交利税费总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220％。由于企业承担税收负担的微小差别，就能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国有企业在税负非常不平等的条件下，其销售收入和实现利润仍能大幅度增长，技术水平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不仅为职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会保障，而且从未发生过职工下岗和停发工资现象，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保持很低的水平，这说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很好，仅仅因不平等竞争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绝不应理解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③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并未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是因为尽管规模结构出现了“二元”分化，仍然较好协调了各类企业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渐进方式，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的同时，仍然保持了重大比例的计划调节，因此，国民经济始终保持了均衡的顺利发展，从未出现重大的经济比例失调现象，从宏观上保证了各类企业的良好经济效益。我国坚持了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政府容易协调国有、集体企业之间的关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预缓解彼此矛盾，国有、集体企业职工的分配比较平等，职工收入增长保证了旺盛的市场需求，彩电、冰箱等消费品行业虽超高速增长，89年宏观紧缩之前从未出现过滞销。八十年代，我国还实行了“有保护的渐进式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时规定外销比例出让市场很少，87年三资企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不到2％，适度竞争没有冲击国内的民族工业企业，反而通过示范效应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当然，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也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主要是乡镇中小型企业的数量增长过快，仅乡办企业就从77年的13万家，迅猛增长到87年的24万家，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数量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集中进入盈利高的制造行业，导致了这些行业出现了市场过度竞争。例如，87年以前纺织行业的经济效益很好，86年行业资金利税率为22％，超过了20。4％的工业平均利税率，但是，到了1988年下降为19％，略低于20。5的工业平均资金利税率，90年代在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情况下，各地仍在不断创办新的纺织企业，尽管许多中小企业利用淘汰的落后设备，仍能利用税收优惠和地方保护主义生存，最终导致了纺织行业全行业的严重亏损。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变化趋势，具有更为明显的“二元”分化特征。从整体工业来看，企业的规模结构更为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更为趋向分散化。这一时期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变迁，同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大大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获得了高速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91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所占比重为4。8％，1995年迅猛增长到了15％，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比重，也从为91年的不足5％增长为95年的13。2％，国有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则从1991年的56％，下降为1995年的32％，集体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变化不大，仅从91年的33％增长为95年的35％。1995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数量为568万家，占全部工业企业数量的78％，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数量分别占19％和1。2％，但是，国有企业的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32倍，相当于集体企业的12倍，集体企业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1倍。八十年代，我国的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是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占绝对优势，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比重微不足道，从92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迅速下降，而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则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个体私有企业的平均规模大大小于国有企业，从而加剧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④

90年代，随着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的加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90年代国有企业面临经营困难的性质，同80年代相比也有了较大改变。80年代初，由于“”和“洋跃进”造成的困难，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曾经高达20％，但是，通过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82年下降到了12％，85年下降为9％，88年为10％，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亏损率比较低，即亏损总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较低，82年亏损率仅为7％，85年为4％，88年为8％。1988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891亿元，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亏损额仅为81亿元。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以及国有企业所占工业产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许多行业生产过剩和重复建设的状况加剧，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其它各类工业企业也出现了效益滑坡。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665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167亿元，下降幅度达到20％，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639亿元，，比较上一年上升了157亿元，上升幅度达到32％。1996，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总额为412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253亿元，下降幅度达到38％，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790亿元，比较上一年增加了151亿元，上升幅度达到23％，甚至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利润与亏损相抵净亏损378亿元，国有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额达到137亿元。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已不是80年代的相对活力不足，而是大规模破产的严峻生存威胁。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比较1988年下降了64％，亏损总额却比88年上升了9。7倍，亏损面比88年上升了358％，亏损率比88年上升了12。8倍。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企业改制，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继续呈现不断恶化的迹象。1998年，在国内景气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至4月份，预算内国有工业的实现利润为负112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总额为339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国有工业企业的上缴税金也首次出现下降，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1。6％。尽管从国有企业创造的净产值率和利税率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三资企业，但是，倘若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状况持续下去，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环境中，不可避免将面临大规模破产的生存威胁。⑤

为何80年代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没有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而90年代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出现大幅度滑坡呢？关键问题是“二元”结构的实质内容，90年代同80年代相比出现了较大的变化。80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和分散化，主要是城乡集体工业企业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乡集体企业仍然属于公有制企业，能够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和政府扶植，同时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和政策指导，因此，政府比较容易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协调“二元”结构利益矛盾和分工关系，例如，80年代初城市纺织工业同乡镇纺织工业，出现了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矛盾，后来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较好协调了两者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证了80年代我国纺织工业获得良好效益。8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经营责任制的创新为主，重新明确界定国有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重点放在调动社会各方面特别是职工的积极性，有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业产权改革则通过长期试点逐渐积累经验，避免因产权关系急剧变迁引起经营秩序混乱。八十年代，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较少的合资企业，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80年代我国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较好，我国工业企业的“二元”规模结构，没有影响国民经济的有比例协调发展，轻纺、冶金、机械、电子等行业均顺利发展，国有、集体和中外合资企业均呈现高速增长，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和购买力也不断提高。92年以来，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中，没有正确总结80年代改革的成功经验，出现了忽视市场调节盲目性弊病的倾向，甚至出现了泡沫经济的投机过热现象，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消耗和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必然引起企业经济效益恶化的连锁反应。80年代初轻纺消费品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工业规模的小型化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后来轻纺工业经过高速发展市场接近饱和，需要进行产业调整和加强经济基础领域，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以弥补泡沫经济损失，矫正泡沫经济过热造成的严重经济失衡，但是，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消弱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难以采取有力措施矫正比例关系失调。从92年至95年的短短三年中，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3倍，外商和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5倍，政府难以对私营和外商企业进行有效监管，也难以协调各类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关系，私营、外商企业不愿进入投资大的基础产业，大量进入80年代末市场接近饱和的加工行业，特别是纺织、轻工、家电等消费品制造行业，大大加剧了重复投资和生产过剩现象，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均陷入疲软，工业规模结构和经济效益也不断恶化，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现象日趋严重，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也显著扩大。许多人认为私营、外资企业的产权明晰而且效率高，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尽管国有企业的效益水平确实比以前显著恶化，但是，其单位产值创造的增加值和利税总额，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外资企业，如根据95年工业普查的统计，国有企业单位产值创造的全部税金，超过集体工业企业150％，超过私营工业企业330％，超过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160％。

九十年代以来，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却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倘若国有企业因严重亏损出现大规模破产，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将极大加剧。如上所述，国有企业构成了我国大中型企业的主体，占全国大中型企业占60％至70％，包括小企业的国有企业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一百多倍，不仅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更为先进，对职工、财政和社会的贡献也更大。近年来，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办法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纷纷廉价出售和拍卖困难国有企业，甚至从出售小型企业发展到中型企业，但是，这种办法并未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反而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益的进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加剧，个体私营和港澳台资企业的规模较小，不愿意进入投资大的基础工业领域，特别是建设周期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集中进入生产严重过剩的加工工业，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具有巨大规模，能够不惜代价甚至忍受长期亏损，全面争夺我国关键产业的市场控制权，采取先合资后控股的办法收购国有企业，这样国有企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击，无论是中低档消费品和高科技产品，国有企业拥有的市场份额都急剧萎缩，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税负远远低于国有企业，上述因素造成了国有企业效益进一步恶化，反过来加剧了“二元”分化和经济恶性循环。80年代我国改革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促进了社会各阶层收入的不断增长，但近年来，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三个不利于”现象，大批工厂设备闲置和职工纷纷下岗，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社会财产和收入差距出现了显著扩大。随着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的“二元”分化，私营、外资企业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私营、外资企业普遍采取各种途径逃避税收，大批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根本不交纳税收，政府进行税收监管的难度大、成本高，从而可能造成政府财政税收滑坡或增长缓慢，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触发财政危机的覆辙。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俄罗斯的国有企业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后，97年有50％的私有化企业陷入亏损，有25％的私有化企业实际已经破产，80％以上的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的行为，还有相当多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从来不纳税，97年企业上缴税收不到财政预算一半，俄政府因税源萎缩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甚至军队发工资也需依靠举借高利息外债，正成为酝酿一场新的金融风暴的发源地。当前，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国有企业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即将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负面影响，包括导致产业结构和企业规模结构的恶化，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和政府调控困难，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国家税收减少和银行贷款坏帐增长，等等。

三、协调“二元”结构关系有效改善经济效益

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包括“抓大放小”、企业改制、破产兼产、产权重组等等，在推动企业走向市场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并未缓解，而且效益滑坡趋势还有继续恶化的迹象。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战略，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关系经济命脉的大中型企业，同时对数量众多的小型企业放开经营，实行多种形式的改革如改制、重组、出售、承包等等。“抓大放小”改革已经实施了多年，促进了许多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竞争活力，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无论国有大中型企业或小型企业，经济效益依然持续下降，98年实现利润甚至出现了大幅度滑坡。许多人认为对国有小企业放开经营，就能像乡镇、三资企业一样具有竞争活力，实际上乡镇、三资企业的相对竞争活力，也来自国有企业为保证经济协调发展所作的贡献，包括服从了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上缴大量财政税收和承担各种社会义务等等，当前我国面临着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需求萎缩，“二元”结构加剧了比例失调和生产过剩，这种情况下不应简单强调依靠市场调节，放开经营和推向市场并不能搞活国有企业，反而可能导致企业效益和社会失业进一步恶化。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形成了复杂的分工合作关系，大型企业需要依靠众多中小企业进行配套生产，国有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远远超过其它类型企业，这样有利于协调利益关系和降低交易成本，单纯抓少数大企业不利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倘若国有小企业因销路不畅而被迫转产或出售，经济扩张时期大中型企业会失去合作伙伴，因无法组织配套生产丧失市场或被迫重新建厂。一些地方出现了大中型企业被政府管的“过死”，而小型企业却过于“放任自流”的倾向。八十年代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一直良好，这说明国有企业的数量多并非是困难原因，政府的适当监督和计划协调有利于企业经营，关键是明确界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协调不同规模国有企业的分工关系和利益矛盾，并且随着市场变化和企业经验积累逐渐调整，防止政府对企业的“过多干预”或“放任自流”。

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实行股份制改造，广泛筹集社会资金加快技术改造，促进转换经营机制和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扩大了企业利用规模经济的水平，但是，这种改革形式要求企业具有良好效益，否则难以吸收广泛来源的社会资金，许多地方纷纷对困难企业进行“包装上市”，这种办法欺骗了股民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也进行了多年，取得了一些成效如降低资产负债率，但是，这种改革形式的适用范围也有局限性，如吸收多元化投资一般仅适合效益良好的企业，不少地方反映未能明显改善国有企业困难，一些企业甚至还要求退出改革试点。许多国有小型企业推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取得了筹集资金和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效果，但是，不少地方具体操作办法往往很不规范，甚至以剥夺劳动权利来威胁强迫职工入股，有些企业通过筹集资金暂时缓解了经营困难，但是，后来因经营不善或市场疲软再次陷入困境，不少职工的长期积蓄也因此遭受了损失。近年来各地虽然采取了上述多种改革形式，仍然未能有效制止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恶化，于是各地纷纷出现了严重的“破产逃债”现象，甚至廉价拍卖或直接赠送盈利的国有企业。企业破产虽然有“优胜劣汰”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会产生相当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市场疲软时会引起强烈的反应，加剧社会失业困难和市场需求萎缩，甚至引起连锁破产风潮和银行信用危机。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连年出现了进一步滑坡，1996年国有企业的实现利润为412亿元，不仅比95年下降了38％，而且比88年也下降了68％，亏损额为790亿元，不仅比95年上升了38％，而且比88年也上升了9。7倍，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1996年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分别比较1988年上升了3。5倍和12。8倍。98年1至4月，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幅度更为令人惊讶，实现利润本身竟变成了负112亿元，比较97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额为399亿元，比较97年同期增长了40％，均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峻的困难形势。实际上，国有企业的困难并不是所有制原因造成的，近年来企业经营困难也不限于国有企业，如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现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98年上半年受宏观经济和东南亚危机的影响，沪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经营业绩都普遍明显下滑，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也都面临严重的经营困难，但是，由于统计不严格和浮夸掩盖了问题严重性，沿海某些地区的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受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市场萎缩的冲击，甚至出现了60％至80％的大面积亏损，但因担心债主追债或维护商誉不敢声张。倘若我们继续将国有企业困难归罪于所有制原因，认为放开经营或企业改制就能够解决问题，很可能因判断失误耽误采取政策措施，及时化解国有企业和其它类型企业的经营困难，导致企业效益加速恶化和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甚至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爆发金融危机的覆辙。

倘若我们未能及时采取新的有效治理对策，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继续持续下去，各地继续推行“破产逃债”和“廉价出售”作法，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将进一步下降，导致生产过剩和市场萎缩不断继续恶化，企业亏损和社会失业的状况将更趋严重，甚至形成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

1）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导致社会购买力下降和市场需求萎缩，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市场均出现生产过剩，全国的产品库存积压高达三万亿元，各类企业亏损和职工下岗状况更趋严重，职工下岗人数比上一年增长了40％，许多地方私营、三资企业也大面积亏损。

2）我国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是国有企业，随着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导致银行坏帐猛增，贷款总额中大约20％成为了呆账，银行为避免坏帐被迫缩小贷款规模，进一步加重了企业资金困难和亏损状况，一旦银行因坏帐积累出现了信用危机，广大人民和各类企业的存款都会遭受损失，股票市场也会因经济形势恶化出现崩溃，甚至导致国民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之中。

3）我国国有企业单位产值上缴的财政税收，相当于私营、外资企业的两、三倍，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长期持续下去，国家财政的比重甚至税收的绝对规模，都有可能因税源减少出现大幅度下降，98年1至4月我国的工商税收下降了2％，国有企业效益长期滑坡将会触发财政危机，政府、军队和科教人员将失去工资保证，甚至导致事业单位的大批职工被迫下岗。

4）倘若我们不采取有效措施重振国有企业，私营、外资企业崛起形成的“二元”规模结构，将会导致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类似于我国解放前和许多不发达国家的情形，私营企业的规模水平远低于国有企业，更加难以同西方大跨国公司的进行竞争，外国资本控制国内盈利高的正规产业部门，私人资本集中于盈利低的非正规产业部门，分散在市场夹缝中小规模生产低档的产品，社会财富集中于跨国公司和少数富人，两极分化导致人民贫困和社会购买力低下。社会经济“二元”分化趋势发展下去，还会诱发政治多元化和社会动荡，新兴资产阶级力量薄弱难以维护国家，西方跨国公司也曾屡屡干涉别国内政，国内外敌对势力可能趁机制造国家分裂，从而形成对国家和的威胁。

倘若我们不能及时地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制止国有企业纷纷破产或被廉价出售，防止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趋势，很可能给广大人民造成巨大社会灾难，甚至重演我国解放前和拉美国家的悲剧。我国解放前工业发展缓慢，外国大公司控制了主要工业行业，民族私营企业规模小难以抵抗外国竞争，许多次在外国竞争打击下几乎全军覆灭，如抗战胜利后美国向我国大举倾销过剩商品，上海、天津、北平的民族私营企业有60％破产。拉美国家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外资企业打垮了民族工业并垄断了当地市场，西方诱迫推行的非国有化变成了非民族化，外资企业采取不适用技术雇佣人数很少，出现了少量外企高级雇员构成的富裕阶层，以及广大人民构成的社会贫困阶层，贫富悬殊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而且严重阻碍了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外资控制了当地的主要产业和银行体系，本国政府甚至丧失了制订经济政策的。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的严重困难形势，并不仅仅是所有制或微观经营的原因。93年以来我国出现了较大的宏观经济波动，经历了泡沫经济、通货膨胀以及长期的紧缩环境。93年盲目的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消耗了大量资源，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积压了数千亿元的资金，投机涨价还误导了大量的盲目重复建设，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总值不过数万亿元，流动资产所占的比重就更少，因此，泡沫经济的损失仿佛“人体失血几分之一”，必然引起一系列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包括企业严重亏损和三角债拖欠危机。美国29年股票泡沫破灭之后，引起了企业破产风潮和社会失业危机，我国由于国有企业以社会责任为重，不轻易广泛采取解雇、破产的办法，大大缓解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也为其它类型的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西方国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教训，治理泡沫经济的后遗症一般采取经济扩张政策，适当降低税赋、放松银根和扩大财政开支。我国93年治理整顿取得了很大成绩，有效制止了盲目的开发区热，防止了泡沫经济继续膨胀的危害，但是，此后没有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产部门，以补充其泡沫经济期间的资源损失。我国国有企业以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为重，大大延缓和推迟了泡沫经济的连锁反应，但是，由于长期实行了财政金融“双紧”政策，紧缩银行信贷和压缩基建投资规模，企业销售不旺、资金周转困难，提高税赋消弱了企业的“造血”机制，当前国有企业已无力继续支撑下去了，被迫大规模破产倒闭和大批解雇职工，各地普遍采取破产逃债和廉价拍卖国企的办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如银行和众多企业因无法收回债务受到重创，必然导致社会市场需求进一步急剧萎缩，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加速恶化，企业收入和社会财产分配向少数私人倾斜，职工工资和国家税收的份额将会大幅度下降，加重社会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进一步加快经济恶性循环的过程。倘若上述趋势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缓的泡沫经济连锁反应可能重新出现爆发，社会失业甚至可能出现急剧蔓延的态势。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因多年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强烈冲击，正处于市场疲软和失业增加的特殊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改革思路进行调整，暂缓推行易于引起宏观经济恶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减员增效、破产清算、出售拍卖等等，否则可能导致市场需求萎缩和社会失业增加，加剧国有资产流失和“二元”结构分化，甚至形成经济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国有企业改革应该继承八十年代的成功经验，以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营责任制创新为主，产权制度等生产关系的改革则应采取稳妥方式，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需要长期渐进进行，防止急于下放资产处置权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避免产权结构的过快多元化导致经营秩序混乱，纠正监督松弛造成“权力失控”和“责任虚置”。俄罗斯的产权改革未能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反而造成了严重的经营混乱和“责任虚置”问题，98年俄私有化企业的亏损面竟然高达70%，我们应充分吸取俄罗斯企业产权改革失败的教训。

我们还应重新辩证地认识市场经济的利弊，市场经济有自发调节供求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容易导致经济比例失调的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和大规模社会失业，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数百年来，一般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我国改革也难以避免市场调节的弊端，如93年泡沫投机造成物资、土地价格猛涨，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占压资金数千亿元，投机涨价还误导企业进行了大量的盲目投资。有些经济学家认为92年出现的“经济泡沫”问题不大，这种观点低估了泡沫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八十年代国有企业的全部亏损额为五百多亿元，而92-93年泡沫经济两年中就造成了数千亿元的损失，比较国有企业十年的全部亏损还要高出十倍以上，这正是为什么国有企业80年代一直效益良好，而近年来却陷入严重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许多善于经营的著名国有和民营企业纷纷陷入困境，都可追溯到92-93年盲目的大举投资和兼并扩张。由此可见，我们绝不可以低估市场经济盲目调节的弊端，其造成的损失完全可能远远超过计划经济的失误，西方数百年来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就是明证。西方国家因泡沫经济破灭出现的经济萧条，必然导致资源浪费和破坏社会生产力，如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仅仅一年中，韩国有70％的私人小企业陷入破产，大量闲置的企业售价猛跌为原来的几分之一。我国93年因泡沫经济过热被迫进行调整后，国有企业具有的各种社会稳定功能，大大延缓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但是，倘若我们忽视国有企业的社会稳定功能，强迫其推行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改革措施，加剧社会经济结构“二元”分化的趋势，延缓的泡沫经济后遗症连锁反应可能重新爆发，甚至引起企业银行连锁破产和社会失业危机。近年来，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如破产兼并、减员增效、出售拍卖等等，但是，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仍不断恶化，大批企业职工下岗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这说明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弊端的严重性，探索克服泡沫经济后遗症的有效宏观调控对策。

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各种紧迫经济矛盾，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自发调节，原因是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普遍存在过剩，企业和银行采取单纯追求盈利的行为，将会导致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美国29年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私有企业面对严重的生产过剩，采取了削减工人和工资成本的办法，商业银行则缩小信贷规模以避免坏债危机，垄断资本趁机对中小企业实行破产兼并，结果导致了社会市场需求急剧萎缩，企业开工不足和亏损状况也更趋严重，出现了严重的企业银行连锁破产风潮，大大加深和延长了经济衰退。当前，我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政策，扩大社会基础建设增加社会有效需求，矫正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严重比例失调，利用大量过剩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以及大量的企业闲置设备和人力资源，用于水利、交通、能源、环保等方面建设，尽快促进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我国贯彻扩大基建投资启动经济的战略，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发挥主力军作用，因为，国有企业才能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采取有利于矫正经济失衡的“反周期”行为。无论从工业产值、投资和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机械等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能够通过广泛的产业间联系产生强大辐射作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摆脱经济疲软的困境。尽管社会基础建设获得的投资收益较低，私营、乡镇和外商企业一般不愿意进入，但是，政府通过计划调节和国有企业的积极配合，能够重新启动大量闲置的人力、物力资源，帮助矫正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通过产业间联系和乘数效应刺激工业生产，企业开工不足和职工下岗状况将明显缓解，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需求将大幅度增长，不同类型企业的经济效益都将显著提高，政府税收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明显改善。我国今后设计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坚持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注重协调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才能防止国民经济遭受周期性衰退的困扰。关于政府调节和国有企业的作用，我们不应该受西方国际经济组织的误导。西方国际经济组织从维护垄断资本利益出发，大肆宣传“科斯产权理论”以贬低国有企业，诱迫前和发展中国家推行私有化，导致这些国家民族工业陷入了严重困境，但是，事实上西方三十年代大萧条中，政府曾对濒临破产的私有企业实行国有化，保护了社会生产力并且缓解了经济萧条，二战后西方国家迫于冷战的压力，推行了政府干预和国有化的政策，出现了经济平稳发展的“黄金时代”，相对缓解了经济周期波动和社会贫富差距。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右翼推行的放弃政府干预和私有化政策，导致了工业衰退和严重的社会失业，政府税收减少和社会保障制度濒临瓦解，我们切不可盲目相信西方垄断媒介的宣传，追随垄断资本诱迫推行的灾难性“私有化潮流”。

我国还应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阻止社会经济“二元”分化的趋势，包括扶植国有、集体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形成良好协作的关系，加强政府对城乡集体企业的监督和指导，防止许多行业的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状况，协调国有、集体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对私营、外资企业采取鼓励与限制相结合的政策，等等。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是，必须有众多国有中小企业进行配合，否则大中型企业难以集中力量，发展专业化生产和提高规模经济水平，被迫重新走“大而全”的发展道路。当前我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加强社会基础建设，需要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之间密切分工合作，对于国有中小企业不应采取“放任自流”的办法，必须坚决刹住各地廉价出售国有中小企业的风潮，许多国有中小企业是地方经济的支柱，采取廉价卖光国有中小企业的错误作法，地方政府将失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经济基础。对于陷入严重困难的国有大中小型企业，也不应简单采取破产清算或出售拍卖政策，而应提供特殊的破产整顿保护政策，包括减免税收和暂停支付债务负担，恢复行之有效的扭亏增盈承包优惠政策，以促使企业恢复经营秩序和偿债能力，帮助有效地挽救而不是淘汰困难的企业，防止政府税源和银行债权的重大损失，保护社会生产力和广大职工的利益。采取依靠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发展经济的主张，难以搞活国民经济和解决社会失业，因为，这些企业集中在过度竞争的非关键性行业，难以产生启动国民经济的广泛辐射作用，在农村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全部吸纳完毕前，不会舍弃自身利益雇佣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

我国的城镇、农村集体工业企业，不应该将暂时的经营困难归于公有产权，也不应搞“放任自流”或私有化，而应该继承八十年展的成功经验，继续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加强职工监督和参与管理的民力，接受政府的政策指导并承担社会义务，促进社区的全面发展和居民的共同富裕。乡镇集体企业应协调同国有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接受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指导，避免出现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尖锐矛盾，集中力量发展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项目，纠正许多行业的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状况。我国应该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包括餐饮、服务、小型商业等等，还应鼓励私营经济生产拾遗补缺的小商品，但是，限制进入生产过剩的消费品行业，以免加重国有、集体工业企业的经营困难，还应限制其进入市场潜力大的高盈利行业，以保证国家财政和社会事业的经费来源，以及财政税收的比重不会下降；特别应严格禁止其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以及逃避交纳税收或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还应限制其进入容易产生负外部效应的行业，如破坏矿产资源或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业。我国应对利用外商投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继承以前“有保护渐进开放”的成功经验，吸取92年盲目竞争引近外资的教训。我们应该避免急于求成或粗心大意，纠正引进外资多多益善的惯性思维，辩证地全面衡量外商投资的利弊得失。我们既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正面效应，如引进资金技术和促进产值增长，也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负面效应，如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程度，相应的税收、就业和增长潜力等损失。跨国公司为了保持技术优势和高额利润，往往自己保留高附加值的生产过程，仅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原件组装，并且通过转移价格等各种手段逃避税收，因此，为我国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和税收较少，难以通过产业间联系广泛地促进经济增长，一旦通过挤占国内市场冲垮了国有企业，我国将丧失长远的经济发展利益，甚至还会触发社会失业和财政金融的危机。我们应该吸取东南亚过度依赖外资的教训，正视跨国公司控制国内市场的战略企图。我们应该根据不同行业和产品的情况，设计相应的利用外商投资的控制配额限制，利用外资的具体形式和股权比例限制，以及国内销售和出口的比例额度，既要适度利用引进资金和竞争的正效应，也要限制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例如，对于产品成熟但市场接近饱和的行业，较多限制外商投资的数额和股权比例，保证国内企业充分收回长期投资的效益，防止出现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的状况；对于拥有广泛产业联系的战略性行业，应该确保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导地位，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引进外资应以合资形式和国内控股为主，规定重要产品的零部件的国产化水平，适度利用引进竞争的激励和示范作用，严格防止跨国公司冲击和控制国内市场；对于国内暂时无法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为鼓励外商投资容许成立独资企业，但应考虑限制独资企业的数量和投资额，以为国内企业保留充分的开拓市场空间。

总而言之，我们在鼓励各种类型所有制企业发展的同时，仍必须坚持公有制企业的主导地位，纠正某些地方一方面强调发展私营、外资企业，一方面轻视公有制企业甚至搞私有化的错误倾向，正如同志论述我国现阶段的改革任务时，强调不能只讲“初级阶段”而忘记了“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因为，国有、集体企业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是贯彻政府制定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注释：

①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

②数据引自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资料。

③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编《统计摘要》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