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公司外汇管理办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保险公司外汇管理办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近年来，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及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迅速。据统计，截至2015年末，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法人机构数达到385家，同比增长17.74%，从业人员76976人，同比增长38.51%，总资产达到64833亿元，同比增长29.35%。非银行金融机构跨境收支、跨境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跨境债券债务等外汇业务量逐年上升。截至2016年末，非银行金融机构结售汇总额达到1204亿美元，占所有金融机构结售汇总额的3.75%，占比同比微降0.10个百分点。随着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全面推进，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国内外金融市场的需要日益强烈。目前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存在法规体系不统一、监管方式滞后、监管范围不明确等问题，如何在简政放权、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优化事中事后监管方式，堵住监管漏洞，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合规性经营，是外汇管理部门亟待解决的研究课题。

二、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现行外汇管理框架

（一）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现状。1.资产负债规模占比逐年提高。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5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全国非银行金融机构①总资产达到64883亿元，同比增长29.35%，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3.25%，同比上升0.34个百分点，总负债为52657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负债总额的2.95%，同比上升0.43个百分点。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规模和市场地位不断提升，其平均资产负债率为81.16%，同比上升0.59个百分点，经营业绩和还债压力凸显。2.新型非银行金融机构不断涌现。近几年除了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等传统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新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迅速。截至2015年末，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三类企业从业人员达到35712人，同比大幅增长92.45%，法人机构数为42家，同比增长44.83%。新型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业务创新性强，发展迅速，同时也存在风险高、防控能力差等特点，加大了外汇管理难度。3.呈多个部门分业监管模式。目前非银行金融机构种类繁多，其主要的监管部门分别为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类机构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具体来说，银监会负责对信托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监管；证监会负责对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行监管；而保险公司则由保监会进行监管。一般来说，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办外汇业务，需经外汇局批准或者备案，但由于主管部门不同，各自政策存在差异，外汇局也未就“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定义及其需要开办的外汇业务作出统一的权威规定，部分业务难免会出现多头监管现象。…（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架构分析。1.现行有效法律法规体系。非银行金融机构种类多，业务类型不尽相同，经梳理可归纳为综合类政策体系、特定机构类政策体系和简政放权类政策体系三大类政策。其中综合类政策主要有：一是基本管理办法《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规定》，1993年外汇局在此基础上出台了一个补充规定，对上述管理规定作了更细化的说明。二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范围界定》，次年根据市场监管情况对外汇业务的范围进行了一定调整。综合类政策常年未修订，在外汇业务创新和人民银行职能调整的背景下，已不能适应当前市场发展需求。特定机构类政策主要有：信托公司的《信托公司受托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公司的《关于证券经营机构从事B股业务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汇业务经营范围的通知》、货币经纪公司的《货币经纪公司外汇经纪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以及涉及跨境证券投资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QDII）管理政策，但大部分政策较为零散，难以形成对某类机构的规范性政策体系（保险机构除外）。目前保险机构外汇管理政策最为全面，先后有《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暂行规定》、《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指引》，对保险机构的外汇业务进行了全方位的规范化管理。简政放权类政策主要体现在2005年外汇局将证券、信托、财务、金融租赁公司的外汇资本金结汇审批权限下放至所在地分局，外汇利润结汇由所在地分局或者授权下级支局审批；2010年外汇局将外资参股非银行金融机构（不含保险公司）外方利润购付汇的核准权限下放至外汇指定银行；2015年进一步简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将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事项的审批核准权限下放至银行，督促银行按照《直接投资外汇业务操作指引》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办理开立外汇账户、外汇利润结汇以及资金汇兑等业务。2.外汇业务范围。根据现行法规政策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外汇管理业务进行归纳整合，除金融消费公司外，其余八类非银行机构均有明确的业务范围（如图1所示）。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类型不同，主营外汇业务各有差异，依据的政策文件也不相同，但部分政策出台年份久远，如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所依据的《关于调整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外汇业务范围的通知》出台时间为1997年，政策有效性有待观察，而最新的《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指引》则为2015年，可见不同的机构外汇管理政策完备性和及时性存在较大差异，部分非金融机构管理政策亟待更新修订。3.行政审批服务事项。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公布的《外汇局行政审批事项公开目录》和《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操作指引与法规汇编（2015年版）》，依据业务性质种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分别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总局、机构所在地分局办理，具体的审批事项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主体信息登记及变更登记、外汇业务市场准入备案、结售汇业务市场准入备案、银行间外汇市场准入备案、外汇营运资金汇兑核准、QDII的投资额度审批等。同时，外汇局也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相关审批备案文件失效的情况进行了说明，当其总部及分支机构解散、终止金融业务、破产、被上级授权机构终止外汇业务时，经外汇局审批的相关文件失效，且非银行金融机构应在发生失效情形之日起30日内向所在地外汇局作书面报备。需要强调的是，保险机构具有专门的操作指引和政策配套，其开展境内外汇业务，按照保险机构外汇管理有关规定办理。4.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检查。外汇局对非银行金融机构采取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监督管理，非现场监测以数据整合和分析为主，通过收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年度情况报告、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以及外汇账户、国际收支申报、结售汇、外债等报表数据，综合分析其外汇经营状况和合规情况。对于存在可疑情况或者经营问题的机构，外汇局依法进行现场检查，若发现其存在未按规定开展外汇业务、未按规定报送相关材料、未履行国际收支申报等违规行为，外汇局依法进行处罚。

三、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存在的监管难点和风险问题

（一）基本法规时效性严重不足，亟待修订和更新。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的基本法规，1993年颁布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规定》和1997年的《关于调整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外汇业务范围的通知》已不能适应当前我国银行业改革和外汇业务发展的需求，部分条款不符合当前金融监管体制，但仍属于外汇管理局现行有效法规，修订和更新已刻不容缓。1.非银行金融机构准入审批部门已变更。《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规定》将非银行金融机构定义为，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中资信托投资公司、融资租赁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公司。目前，非银行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监管部门主要为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已不负责批准成立任何形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因此，该规定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定义与现实不一致。2.市场准入条件和申请材料的设置存在不妥。一是由于市场准入审批机构已非人民银行，该规定所要求申请主体提交的“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为金融机构的文件、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公司章程”等材料与当前监管框架不符。二是该规定将“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有1500万美元”和“地方性非银行金融机构有750万美元”的外汇实收资本金作为审批条件之一，不仅不符合当前市场主体经营现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的发展。同时根据银监会颁布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设立审批时已有相关的注册资本要求，外汇局无需再重复设置该类条件。3.部分外汇管理条款不合理。一是关于资本准备金、呆账准备金的规定降低企业运营成效。政策要求是非银行金融机构从税后外汇利润中提取资本准备金以补充实收外汇资本金，同时应按年末外汇贷款的0.3%至0.5％提取呆账准备金。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简政放权政策的落实，企业已是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资本准备金和呆账准备金的规定显然有违企业自负盈亏的原则，不利于提高企业资金运营效率。二是实行外汇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加大企业经营压力。政策规定了包括自有外汇资金占外汇风险资产总额的比率、外汇流动资产占外汇流动负债的最低比率、外汇流动资产占外汇总资产的最低比率等十二项比例，每项比例由外汇局根据需要确定和调整。非银行金融机构必须严格执行，若比例不达标或者违反相关要求，则要受到警告、暂停业务或者最高5万元的罚款。比例管理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将非银行金融机构等同于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管理，限制了企业经营行为。三是外汇业务检查规定与现行相关政策相违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规定》提到外汇局可根据实际情况和监管需要随时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进行重点检查，且重点检查可事前通知也可不事前通知。按照当前中国人民银行执法检查程序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令〔2010〕第1号）和现行外汇检查办案程序，检查部门应在实施现场检查前，向被检查人送达《执法检查通知书》，不事前通知就进行现场重点检查是不符合检查流程的。（二）外汇管理与其他监管机构政策体系衔接不顺。1.银监会认定基本法规不适用，政策效力相互冲突。银监会于2011年5月《银行业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文件中认定中国人民银行的66件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已不再适用，其中就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规定》和《关于调整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外汇业务范围的通知》。由于常年未修订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办法，这两项政策在不同的监管部门体系中的政策效力已截然不同。对于银监会的文件认定，人民银行和外汇局未及时出台相应的规范文件，非银行金融机构等相关市场主体在开办外汇业务时应遵循哪个监管的管理办法也未有统一的政策安排，引起定位不清、标准不明等问题。2.个别机构外汇业务呈多头管理状态，降低监管效率。根据银监会《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和证监会相关管理办法，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的开办应当遵循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有关规定，并接受外汇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因此，外汇局应为各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展外汇业务唯一的备案或者审批机构，大部分机构遵循这一安排，其中跨境证券投资由证监会、人民银行和外汇局联合监管，各司其职，但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除外。实施办法规定财务公司开办外汇业务，需要提交申请书、可行性研究报告、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外汇业务管理办法、业务操作规程和风险控制制度、信息系统建设说明、从业人员名单简历及取得的相关业务资格证书等相关材料，经银监会审批通过后方可开办，与外汇局的备案权限形成二元监管格局。财务公司需要向两个监管部门提交不同的申请材料，增大脚底成本，不同的外汇管理政策给企业统一理解和执行政策内涵带来一定困难。（三）不同类型机构外汇管理政策完备性不一，部分机构专项监管政策缺位。随着近年来我国外向型经济的飞速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规模增长迅猛，涉外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在促进我国金融多元化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良性作用，但由于机构种类繁多，主管部门不一，各类机构的外汇管理政策全面性和完备性存在较大差异，部分机构甚至缺乏专项的外汇管理专项政策，仅凭基本法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规定》显然不合时宜。具体来讲，保险公司外汇业务政策经过多年的修改和完善，已形成一套最为全面、系统的制度规范。其次是汽车金融公司和货币经纪公司，出台了相关业务管理暂行办法或者规范性通知，接着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和财务公司，外汇局针对具体的某类外汇或者跨境业务出台相关规定，政策完备性较差。最后是消费金融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目前仍未有针对性的管理政策出台，外汇局仅是对开办外汇业务的企业印发批复，明确资本金账户管理和验资询证等流程。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5年报》数据，截至2015年末，消费金融公司从业人员达到28493人，同比增长140.02%，法人机构数12家，同比增加100%，两项增幅在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均排第一，旧政策已无法适应新业务的发展，专项监管亟待同步跟上。（四）…监管手段存在一定局限性，缺乏整体研判和风险把控1.外汇业务系统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数据汇总和分析功能不足。目前非银行金融机构需要履行国际收支和结售汇申报义务，同时必须向外汇局报送经营情况报告、财务报告、账户信息等相关纸质材料，数据以单个机构为主，信息量有限，除了银行结售汇统计系统有针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月度、年度统计报表外，资本项目信息系统、国际收支涉外收付款统计系统和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分析系统均未能将数据进行汇总和分析，不能生成非银行金融机构统一业务报表，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类型差异大，交易性质不一，将统计要素进行归类设计难度较大。二是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重视程度不足，系统功能开发进程缓慢。2.部分机构的业务涉及外汇局多个内部部门，弱化主体监管效果。当前外汇局的监管方式逐步由行为监管向主体监管转变，意味着对市场主体的外汇收支全面性监管将替代原来的单项业务合规性监管。大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由资本项目管理部门负责审批和监管，但保险公司、财务公司除外。经常项目管理部门是保险机构外汇业务的主要负责部门，根据《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指引》，保险机构跨境保险以及跨境再保险等业务按照经常项目外汇管理规定办理，而直接投资、对外借款、境外上市等相关业务则按资本项目外汇管理规定办理，其外汇账户管理和数据报送也往往涉及两个部门。此外，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结售汇资格和综合头寸分别由资本项目和国际收支部门管理，数据也是分别报送。多业务条线管理可能会增加一定的协调成本，不能形成统一的主体数据监测，弱化监管力度。3.非银行金融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办法尚未建立，难以发挥考核通报的威慑力和风险防范作用。《银行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办法》自2008年起正式实施，经过多年的实践和修订，又出台《银行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2017年版）》，进一步细化了业务合规、数据质量、内控管理、风险管理等四类考核内容的评分标准，科学性和公平性显著提高，促进外汇指定银行依法合规经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非银行金融机构尚未建立起一套完整合理的考核办法，监管方式分散，对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考核结果不够全面和准确，同时未与银监、证监、保监等部门建立考核结果通报联席机制，使得外汇管理考核结果的震慑力大打折扣，不能有效激励非银行金融机构合规经营，也不利于促进其更好防范外汇违规风险。（五）部分业务管理规定不健全，埋下一定风险隐患目前针对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外汇管理政策更新缓慢，部分条款存在表述不明确、标准不一致、本外币政策差异等问题，容易引发相关管理风险。具体的风险点如表1所示。

四、完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监管体系的制度设计和路径思考

（一）全面梳理，修订颁布新版《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办法》结合目前金融监管体制现状，整合分析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政策体系及其存在的监管盲区，尽快研究新版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办法》，废止原有基本法规，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合规开展外汇业务提供权威的政策依据。具体的管理办法设计思路如图2所示。（二）…出台针对性实施细则，查漏补缺堵住监管盲区1.探索制定《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指引》。一是参照《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指引》，探索制定《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指引》，进一步落实《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明确每一类非银行金融机构所涉及的外汇业务操作规程以及政策依据，形成系统性的操作指引与法规汇编，完善政策体系。2.对现行政策进行专项修订，防范监管风险。一是统一中资、外资、中外合资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规定，落实简政放权精神，中外企业一视同仁。二是出台消费金融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政策文件，弥补这两类企业的政策空白。三是整合本外币政策差异，避免非银行金融机构跨境人民币数据游离监管之外，如保险机构数据报送时增加人民币计价的跨境保险和再保险等业务数据，掌握本外币业务整体情况。四是对证券经营机构和财务公司等其他机构的相关外汇政策进行更新修订，把模糊的内容具体化，如将QDII与RQDII一年内的有效使用标准为投资额度的60%，将机构按期报送的各类报告报表的内容规范化，细化各项经营指标和外汇业务数据，强化数据报送质量。（三）扩展开发系统功能，实现非现场监测全覆盖1.搭建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数据报送系统。建议外汇局针对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具体经营类型和情况，以《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指引》为依托，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应用服务平台搭建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数据报送系统，制定系统用户手册和报表数据要求，通过应用服务平台进行数据报送。具体的内容可参照表2。在系统报送数据的同时，各非银行金融机构还应按年度向外汇局报送《年度外汇业务经营情况报告》纸质版，内容为上述系统报表的整体情况总结，并附上经审计的自身财务报告和合并财务报告，便于外汇局核对真实性。2.增加非银行金融机构跨境资金分析模块。建议外汇局整合系统资源，在“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与分析系统”中增设非银行金融机构相关分析模块，数据来源于外汇金宏系统、数据报送系统和资本项目系统等，生成汇总数据报表，配以明细分析、匹配分析和主题分析等功能，掌握企业外汇资金流动方向、资金集中度和结售汇集中度，优化非现场监测质量。3.构建非银行金融机构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系统，全面评估经营情况。建议参照外汇指定银行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办法，制定《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办法》，同时着手开发非银行金融机构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系统，既有利于外汇局整合法规政策，形成监管合力，又能有效督促机构合规经营，提高其公平竞争和争先意识。具体的系统功能如表3所示。（四）强化协调，促进内外监管部门通力合作1.加强外部联合，落实考核结果通报机制。一是建立联席机制。外汇局与相关监管部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通报相关行业外汇开展情况，同时将非银行金融机构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年度考核情况以正式发文的形式传送至当地监管部门，发挥考核结果市场影响力。二是明确监管职责，理清权责边界。外汇局制定政策前要与监管部门做好政策衔接和效力确认，明确各方职责，避免多头监管和文件条款冲突，如目前银监会仍实行财务公司开办外汇业务审批制度，与外汇局的权限交叉，存在一定的重复监管，双方要加强沟通，理顺监管范围，简化业务申请资料和报批流程，降低企业业务办理成本。2.优化内部管理，提高监管效率。一是资本项目部门和经常项目部门共享政策经验，由于《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指引》主要由经常项目部门拟定，且内容翔实，条例清晰，建议资本项目部门在牵头拟定《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办法》及其操作指引时可充分借鉴经常项目部门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实践经验，两部门通力合作，提高政策的逻辑性和关联性。二是统一结售汇资格审批和综合头寸管理部门，由原来的资本项目部门和综合部门分别管理统一为资本项目部门。资本项目部门可根据企业经营情况、执行外汇管理规定考核情况调整各机构头寸额度，分析主体监测数据形成非现场监测报告在外汇局内部进行共享。（五）现场检查常规化，为优化事后监管提供一手资料随着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量和外汇业务种类的快速发展，给外汇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外汇局也要紧跟市场步伐。建议外汇局将企业约谈、现场检查等制度常规化，既能通过检查发现当前企业经营外汇业务存在的问题和漏洞，掌握市场发展方向和行业一手资料，既能为满足市场需求和改进监管政策提供现实依据，又能督促其合规经营，为其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同时，外汇局也应加强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向其他机构通报检查发现的问题，强化机构合法经营意识。

参考文献:

[1]匡皓：《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研究初探》[J]，财务与金融，2015.12。

[2]王华萍：《基于宏观审慎视角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研究》[J]，区域金融研究，2016.3。

[3]史丹利•费希尔：《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路径》[J]，中国金融，2015.7。

[4]宋晓华：《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与金融风险防范问题》[J]，财政金融，2014.6。

[5]奚宾：《新常态下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问题研究》[J]，武汉金融，2015.12。

[6]王英梅：《浅谈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现状与前景》[J]，时代金融，2016.7。

[7]张洁等：《证券公司外汇业务监管问题研究》[J]，吉林金融研究.2010.11。

[8]张万祥；《财务公司结售汇外汇监管探讨》[J]，福建金融，2014.9。

[9]蒋雄：《构建以财务公司为平台的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新模式》[J]，武汉金融，2016.4。

篇2

中国保险业投资范围是进入21世纪后才逐步放开，特别是最近两年，保险资金运用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为保险资金分享国民经济增长的成果提供了特别的渠道。

可以说，保险资金运用渠道逐步拓宽的历史，也是保险资金使用效益提高的历史。

依《保险法》，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不得用于设立保险业以外的企业。2003年6月，保监会公布了新的《保险公司投资企业债券管理暂行办法》，保险业投资企业债券的范围，由只允许投资三峡、铁路、电力、移动通信等中央企业债券，扩大到自主选择购买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发行、并经监管部门认可的信用评级在AA级以上的企业债券，投资企业债券比例由总资产的10%提高到20%。

2004年10月，《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出台，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可通过资产管理公司或者直接投资股票，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可以直接或委托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从事股票投资了，但投资股票的比例，按照成本价格计算，最高不超过该公司上年末总资产规模的5%，则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不得达到该上市公司人民币普通股票的30%。2005年2月，保险资金可以独立席位直接进入股市，保险公司自此拿到了进入“资本市场”的门票。

自2005年9月起，允许保险外汇资金在境外运用，并可适量投资红筹股，保险公司从此横跨海内和海外两个市场，遍布金融和资本两个领域。去年4月，依据央行六项调整外汇管理政策，保险机构可以用人民币购汇投资境外固定收益类产品和投资货币市场工具。2006年底中国保监会《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保险资金可以投资全球成熟资本市场。

从去年3月起，保险公司可间接投资交通、通讯、能源、市政、环境保护等国家级重点基础设施项目。按照规定，目前理论上将可以有700至800亿元左右保险资金投资基础设施项目，保险公司自此变身为“基础产业投资基金”。到了6月，“国十条”颁布，提出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鼓励保险资金直接或间接投资资本市场，逐步提高投资比例，稳步扩大保险资金投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规模和品种，开展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和创业投资企业试点；支持保险资金参股商业银行；支持保险资金境外投资，从此开始保险公司的投资领域已经横跨海内外的产业、金融和资本市场。

近几年，国寿投资布局从金融类企业向实业企业转变，投资布局从单一型向组合型转变，在金融资本及产业上的平衡投资，揭示了保险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去年底，国寿旗下的国寿集团斥资350亿元入股南方电网，持有约南方电网32%的股份，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一笔股权投资。国寿投资基础设施与寿险资金要求投资回报率高、投资方式稳健的特点十分契合。国寿集团公司还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和广东省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意向书，战略性介入两省区的金融、能源、交通和不动产等行业，并参与当地国有重点企业改制上市和国有股减持、国家重点工程项目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可见，国寿已一改单一的财务投资者身份，在向财务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双重身份转变。

国寿成功入股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中信证券，分享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改制的“盛宴”后，锁定的新一轮商业银行投资目标是未上市的城市商业银行股权。国寿认购广东发展银行20%的股权，收购了安徽商业银行10%的股份，瞄准了珠海商业银行股权投资。随着中国入世过渡期的结束，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已无政策障碍。WTO过渡期结束后，区域性城市商业银行为了应对外资银行的竞争，必然会扩充资本金，寻找新的战略投资者。国寿通过参股规模较小的城市商业银行，在重点城市取得区域的优势，依托这些城市商业银行，来整合地方金融的资源，以此作为混业经营的基础平台。

篇3

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国际收支情况的变化，扩大境外投资被提到更高的议事日程：一是经过多年发展，企业已经初步具备了境外投资的能力；二是国内资源、能源、环境的硬约束，要求我们加快海外扩张；三是国际贸易摩擦、市场分摊成本的因素，驱动我国企业通过境外布点进行“贸易转移”；四是扩大境外投资、从而促进资本项目平衡，是解决当前我国国际收支面临问题的主要渠道；五是一些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鼓励政策，构成吸引我国企业投资的外部原因。

企业境外投资主要是市场行为，必须由企业自主决策。但纵观各国海外投资发展历程，企业大规模海外扩张都离不开政府支持。我国目前对企业的境外投资还是以“管理”为主，有效的扶持政策尚不多见。相关管理部门之间的职能划分大体如下：发展改革委员会及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投资项目管理；商务部、商务局系统负责企业的合同和章程管理；而外汇管理局则负责与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有关事宜。

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04年10月颁布实施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该办法规定，在中方境外投资勘探开发原油及矿山等、投资额3000万美元及以上的项目必须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中方投资额2亿美元及以上，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报国务院核准。投资用汇5000万美元及以上，由发展改革委审核后报国务院核准。金额小于以上规定的项目，一般由各省级发展改革委核准，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

商务部关于境外投资的主要管理规定是《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工作细则》，该细则主要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安全状况、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投资方向、区域分布等，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要求，其中许多条款有助于企业防范境外投资风险，避免意外损失。

外汇管理局在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方面的政策变动频繁。近年来，政策的基本趋势是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更多便利。目前，在企业用人民币资金购汇用于境外投资方面，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事实上，在外汇储备迅速膨胀的背景下，作为“藏汇于民”政策的主要方面，外汇局甚至希望企业多多购汇，分散外汇持有。但是，由于企业境外外汇资金通过结售汇的形式调往国内(比如，境外上市筹集的资金)可能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因此仍将受到外汇管理局的严格管理。

政府及各有关机构在境外投资信息提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商务部的《国别贸易与投资环境报告》详细介绍了各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市场准入、经营壁垒、退出壁垒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官方网站提供了主要国家的国别投资环境状况。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对各国的政治风险进行了评估。

下一步，政府支持企业境外投资，主要还是围绕着以下方面展开：一是继续为企业提供境外投资基本信息；二是在彻底解决企业境外投资换汇问题的同时，更多考虑企业境外投资项目的外汇融资问题；三是继续通过无偿援助、援建，带动企业“走出去”；四是通过政府建立各类基金，组织企业海外投资；五是通过各种渠道降低企业海外投资的政治、政策风险。

年初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各界流传将组建直接隶属国务院的“国家外汇资产投资公司”，负责外汇储备的多元化管理使用。该公司成立以后，其投资方式必然与现有外汇管理局通过一些商业性国际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所从事的组合投资模式有所区别。同时，为避免“二次结汇”问题，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外汇资金不可能如很多人期待的那样，用于支持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目标，而是主要用于境外投资。

有观点认为，“国家外汇资产投资公司”可参照新加坡淡马锡政府投资公司(GIC)模式进行运作。近几年，淡马锡高声调、高姿态、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上活跃的明星企业。尤其是随着淡马锡在中国内地投资增多，对淡马锡经营模式及经营业绩的赞誉声迭起，很多人视淡马锡为国有投资公司的成功典范。不过，对淡马锡模式也存在一些质疑之声。

首先，根据淡马锡首次披露(2004年)的年度报告显示，过去30年里，淡马锡平均每年为股东提供了超过16％的总投资回报率。然而，在1993年到2003年的lO年间，淡马锡的股东平均投资回报率只有3％，而同期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达到13％。

其次，淡马锡控制了新加坡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由于它的高度垄断地位，使新加坡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损失了整体经济效率。

篇4

如何有效地规避各类风险，加快推进“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特别是鼓励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民营企业走出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宁波民营企业以明晰的产权优势自主驱动走出国门，在境外资源开发投资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一、宁波企业投资境外资源开发概况

截至2008年底，宁波在81个国家和地区设立892家境外企业和机构，其中，境外资源开发投资发展较快，总体呈上升趋势，投资额从最初的10万美元到2008年的7190万美元，增长速度非常快(见图1)。民营企业是境外投资的主体，占80％，以独资或合资新建资源加工厂为主，收购并购为辅，主要分布于非洲、东南亚，南美洲、大洋洲和北欧。在开发投资的众多资源中，矿产资源占80％，林业资源占6.7％，海洋资源占13.3％。矿产资源中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平分秋色，铜、铁、钴是开发投资重点。

但是，境外资源开发投资额与企业数在宁波市境外投资总量中占比较小。至2008年底，宁波仅有19家企业投资境外资源开发，投资总额11896.5万美元，占宁波企业对外投资总额的1.93％，相对于其他投资类别，排名最后。从运营状态上看，61％的企业能正常运营，其中13％的企业能持续盈利，48％的企业基本维持现状。另外39％的企业或面临倒闭，或出现利润明显下滑，或因其他原因尚未正常运营。

二、民营企业投资境外资源开发的制约因素

(一)资金制约

从宁波民营企业投资境外资源开发的状况看，之所以出现起步慢，无法投资大项目，或后续经营不佳的现象，最大的制约因素是资金不足，主要原因有四方面：

其一，投资额核准条件名亡实存，在源头上制约着企业的对外投资规模。2006年以前，审批部门在核准投资额时执行“企业投资额不能超过净资产一半”的规定。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正式实施，从法律层面取消了对外投资额的比例限制，但各部门操作不一，外汇管理部门审核企业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时仍按老办法，如宁波兴隆车业有限公司原打算投资2000万美元，但因净资产不够，只能投资800万美元，最终错失良机。

其二，融资渠道过窄，使企业投资后难以持续经营。目前，企业的官方贷款机构只有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两家，重国有企业，轻民营企业，惜贷现象普遍存在。宁波华州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加蓬勘探到矿产后进入冶炼阶段，东道国落后的经济条件逼迫企业自行投入大量资金来建设基础设施，而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的贷款始终未获批准。只能将大部分股权(开采权)忍痛卖给投资商，大大影响公司发展。

其三，财政支持覆盖面小，大多数企业难以获得。目前，国家对“走出去”企业的财政支持包括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资金、支持纺织企业“走出去”专项资金，主要形式为前期补助或贷款贴息，但“僧多粥少”现象十分严重。如2007年全国有1000多家企业申请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只有十分之一的企业能得到，其中中石油等国有大型企业又挤占了民营企业的得款空间，宁波已连续数年未获资金。当然，地方政府对这几类支持基金也会同比配套，如宁波市级和区级财政就根据投资额的大小给予3—15万元人民币的补助，而这对企业而言是杯水车薪。

其四，外汇和税收制度阻碍资金的有效运作。目前，外汇管理部门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放宽了资本项下的用汇条件，取消了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和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等，但仍需对资金来源进行审查，自有外汇投资的仍需在外汇账户上存足对应金额外汇，对后续外汇投资和资金汇出仍需逐笔登记与核准等，依然阻碍着民营企业流动资金的有效动作。

对企业境外收入主要采用税收抵免等直接鼓励措施，加速折旧、延期纳税等间接鼓励措施涉及较少。这些政策虽然透明度高，但对于投资大、见效慢的资源类项目刺激效果有限，资产运营效率较低。

(二)行政制约

表现一，审批程序复杂。商务部在今年已出台《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并将于5月1日实施，原第16号令《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同时废止，该办法大量下放核准权限，但国家发改委于2004年的第21号令《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仍在实行，对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做出的具体规定与商务部标准不一，造成同一个境外投资项目两头申报，效率低下。行政部门间的权力制约使投资项目越大越难成功。2008年，宁波合盛集团已被宁波外经贸局批准赴俄罗斯投资建厂，但因注册资金过大(7000万美元)至今仍压在国家发改委，未获批准。

表现二，审批材料多且随意性大。行政部门随意或变相增加核准所需材料的现象频现，如对境外收购项目，需先备案(即先书面上报项目的基本情况)然后核准。

(三)人才制约

一是缺乏国际型的企业家。调研显示，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动因之一是创办人具备国际眼光或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但在后期管理、决策与运营中这种企业家精神的效应减弱，小富即安、国际化管理水平弱等民营企业家的软肋开始显现。

二是缺乏复合型的国际化操作人才。对外投资的复杂性和国际性需要大批通晓金融、外语、科技、管理、法律、信息工程的复合型人才和高素质的稳定员工，但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的规模、财力和环境都无法吸引这些高素质人才，人才瓶颈从根本上制约了境外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四)支持服务体系薄弱

一是信息服务体系缺位。调研显示，民营企业获取东道国的信息渠道单一，主要以进出口贸易、商务考察和国外亲友介绍为主，缺少专业的信息与评估中介，企业由于获取信息不畅导致投资失误或延后的案例不少。

二是对外直接投资保险机制不够健全。目前，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国内唯一的政策性保险公司。承保对象主要惠及国有企业，承保范围仅涉及政治风险，即征收、汇兑限制、战争以及政府违约风险，未涉及海外市场风险。

当然，民营企业本身也存在问题，如内部治理不完善，缺乏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等。

三、加快中国企业境外资源开发投资的政策建议

当前，“走出去”的主客观条件已成熟，政府在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应从战略高度规划、管理、指导和支持境外资源开发投资。

(一)提高认识，形成境外资源开发投资的战略机制

投资境外资源开发是企业行为，更是国家的战略行为。应发挥新闻媒体的主渠道作用，如开辟“走出去”专栏，定期宣传“走出去”政策导向、成功典范和各国投资信息等建立对外投资的共识。应制定资源开发投资的远期规划，建立多元化资源合作与供应渠道，发挥外交为经济服务的作用，构建长效的支持服务体系。

(二)深入改革审批管理体制。加快核准进程

一是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理顺关系，归口一个部门核准管理。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2004年)，除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外，对不使用政府投资资金的建设项目，一律实行备案制，淘汰审批制。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真正落实企业投资自。

二是提高核准效率。放宽核准条件，彻底消除投资额与企业净资产间的关联；简化手续，减少申报材料，可要可不要的材料坚决不要，不随意增加材料；确立具体可量化的审批标准，对材料的必要性和繁简度在部门间实现统一评价；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加快核准进程。

三是根据中国外汇储备现状，相应改革“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如取消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或先规定取消的时间限额，放宽境外企业利润汇回等限制，简化对外担保的审批和履约核准手续，消除境外放款资格条件和资金来源的审查要求，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外汇便利。

(三)加大金融、保险、财政支持力度，完善税收鼓励政策

1充分运用金融创新，构建双层三位的金融保险支持体系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政府提供政策性金融和保险至关重要。中国应充分运用金融创新，尝试构建国家与地方相结合，政府与企业、银行相结合的双层三位支持体系。

第一层，国家应增加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增加贷款额度，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合理扩展贷款贴息和保险的规模与范围。不但在“走出去”的初期，更要在后期加大政府财政支持的力度，对民营企业不但要“扶上马”更要“送一程”，真正显现支持效果。

第二层，作为地方政府应结合国情市情，通过金融创新构建政企银三位一体的合作模式。首先，政府整合服务资源筛选优质企业推荐给金融机构获取贷款，并做好后期跟踪服务，借银行之力振兴企业；银行通过财团贷款或企业联保等多种形式支持企业，借政府之力降低风险。其次，建立风险补偿基金。由银行“出让”部分贷款上浮利率的利润和政府的一部分财政补贴组合，为银行提供风险保障，同时弥补资源获取型ODI周期长、见效慢等项目劣势。第三，政策性金融机构实行项目贷款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简化手续，提高服务水平。第四，降低保费，增加保险品种，拓展高风险国家(地区)的保险业务。

2完善税收鼓励政策。

结合新一轮税制改革，制定独立的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税收鼓励政策，尤其加大境外资源开发投资的优惠力度，增加设立亏损准备金、加速折旧等间接鼓励措施。建立健全与资源丰富国家的税收协调网络，避免重复征税。并以信息化建设为基础，提高税务机关的纳税管理水平。

(四)以境外投资促进机构为服务主体。形成服务体系

学习外商投资促进中心的做法，成立境外投资促进中心。设立“境外投资业务咨询专窗”，将外经贸、海关、商检、银行等境外投资所涉及和全部行政部门归口咨询，实行首问责任制，使企业在遇到困难时的第一时间得到服务，减少“关系”成本。

中心主要职能是：提供人才培训与引进，成立人才服务中介；为企业提供境外投资项目的信息咨询；提供经常性投资业务培训；组织企业参加各类国内外投资活动，推动企业与外方的联系；提供行业协会的办公场所，以第三方力量整合“走出去”优势。

(五)建立健全符合国际惯例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

建立完善一整套法律体系。包括最基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及配套的单行法，如《对外投资保险法》《对外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对外投资审核法》《对外投资外汇管理法》等，加快制定《对外收购法》，填补法律空白。

四、企业对策

一是采用多种措施，全程控制投资风险。投资前要注意了解投资国当地情况，尤其是人文风情、生活习惯、劳工政策等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定，尽最大可能地做好调研与评估工作。要正确选择投资路径，积极进入周边亚太地区、中亚和俄罗斯市场，适当参与非洲市场，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可灵活开展商业运作模式，采用独资、合资、兼并或收购等投资形式。投资后，通过增加当地员工的持股比例、采购当地原料配料、关心当地公益事业等本土化策略弱化投资风险。

篇5

2007年，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继续深化，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外资银行法人化改制进展顺利，证券业和保险业对外开放也取得新进展。在外资对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进一步加大的同时，中资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国际金融市场，更多的中资商业银行在境外设立机构，中资证券机构的境外并购和投资也迈出重大步伐，中资保险机构投资国际金融市场的范围和规模显著扩大。中国金融的改革与发展为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金融市场的全球影响继续有所扩大。

今后，中国将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中国金融市场的效率、联通性和安全性；进一步优化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者结构，适当扩大境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参与规模，提高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质量；进一步加强国际监管合作，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推动中资金融机构和机构投资者参与国际市场；继续发挥金融市场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中的作用，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资本项目的有序开放，为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创造条件。

国际收支总量扩大

国际收支规模是经济开放程度的具体体现，也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开放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随经济开放程度提高而增加的涉外经济交往，都反映在国际收支规模中。因而，国际收支总量与GDP的比例是衡量一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指标之一。迅速增加的国际收支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同时迅速增长的国际收支也对金融市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随着对外经济联系的增多，金融市场的交易主体和交易量都会增加；另一方面，随着汇率弹性的增强，涉外经济金融部门需要规避汇率风险，这将刺激汇率、利率等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

2007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规模持续增长，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格局

中国国际收支规模持续增长，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继续保持较快发展。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为1.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5%；与同期GDP之比达到141%，比2006年同期提高14个百分点，比2006年上升15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

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格局，国际收支顺差增幅较大。其中，经常项目顺差占主导地位，2007年上半年，经常项目顺差在国际收支总顺差中的比重为64%，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在国际收支总顺差中的比重为36%。

2007年上半年，国际收支各项目呈现不同特点

2007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各项目呈现不同特点，具体看：经常项目中，货物贸易顺差再创历史新高，收益项目顺差显著增加；资本和金融项目中，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持续增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继续增加，同时，证券投资逆差出现明显下降。

货物贸易规模继续扩大，顺差增长较快。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7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9587 亿美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5472 亿美元，增长28%，进口4115 亿美元，增长18%，货物贸易顺差1357 亿美元，增长70%。

服务贸易规模增长较快，逆差回落。2007年上半年，服务贸易收入559亿美元，同比增长39%；服务贸易支出590亿美元，增长28%；逆差31亿美元，下降44%。

直接投资增幅较大，净流入上升较多。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7年上半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583亿美元，同比增长56%；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74亿美元，同比增长17%。

证券投资逆差下降幅度较大。2007年上半年，证券投资项目逆差48亿美元，同比下降83%。逆差下降的直接原因是上半年境内机构对外证券投资规模的同比下降更为显著。

外债余额略有增加。截至2007年6月末，中国的外债余额为3278.02 亿美元（不包括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对外负债），比上年末增加48.14亿美元，增长1.5%。

外资的参与进一步加大

QFII 规模进一步扩大

2007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共批准6家QFII机构，合计9.5亿美元的投资额度。其中，1家QFII 获批1亿美元追加投资额度，5家QFII共获批8.5亿美元新增投资额度。2007年12月9日，为进一步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水平，QFII总投资额度扩大至300亿美元。

截至2007年末，已累计批准49家QFII共99.95亿美元的投资额度，累计汇入资金99.26亿美元，结汇约787.71亿元人民币。截至2007年末，QFII中的长期投资机构所获投资额度占总额度的33.7%，比2006年提高了5.31个百分点，而证券公司占比下降了7.48个百分点。

中国自2002年以来稳步推进QFII制度试点，取得了良好效果。QFII制度促进了中国资本市场投资理念的转变和先进风险管理技术的应用，扩大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影响，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以及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接轨发挥了积极作用。

银行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外资银行法人化改制进展顺利

2007年，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截至2007年末，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1714.63 亿美元，比年初增长 47%，占全国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2.4%，其中各项贷款余额951.56亿美元，比年初增长54.7%，占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2.5%；负债合计1554.23亿美元，比年初增长45%，占全部金融机构负债合计的2.3%，其中各项存款余额606.63亿美元，比年初增长68.8%，占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的1%。

截至2007年末，中国银监会已经批准21家外资银行将其中国境内分行改制为外资法人银行，其中17家已经完成改制开业。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外资银行在华发展的市场格局已经实现了由“分行主导”向“法人主导”的平稳过渡。截至2007年末，在华外资法人银行26家（下设分行及附属机构125家、支行160家）；外国银行分行117家（下设支行9家）。

截至2007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利用外资余额为754.01亿美元，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投资完成额为207.46亿美元，境内外资金融机构实收资本和营运资金余额为133.69亿美元，中资银行海外上市（H股）引进资金412.86亿美元。截至2007年末，共有25家中资商业银行引入33家境外投资者，投资总额212.5亿美元。

2007年12月13日，经中国银监会批准，中国第一家外资村镇银行――湖北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开业。

外资证券类机构新设较多，外资参股证券公司的条件进一步放宽，境外证券交易所开始设立驻华代表机构

2007年3月，瑞银证券中方股东向瑞银集团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转让24.99%的股权。截至 2007 年末，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共有7家。

2007年，中国证监会共批复12家证券类机构（不包括资产管理类机构、境外交易所）在境内设立外资代表处，其中上海4家，北京5家，深圳、南京和广州各1家。

2007年，中国证监会新批准设立4家合资基金管理公司。截至2007年末，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共有28家，其中14家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股权达到49%，共计管理基金259 只，合计利用外资17.3亿元，其中2007年外资对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增加了3.56 亿元。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各有3家和4家特别会员，并各有46家和19家境外证券经营机构直接从事B股交易。

2007年12月29日，中国证监会颁布了修订后的《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以及新制定的《证券公司设立子公司试行规定》，外资参股证券公司的条件进一步得到放宽。《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修改的内容主要有5个方面：一是将外资参股证券公司中取得证券从业资格的人数要求，从原来的不少于50人降低至不少于30人；二是放宽了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境外股东的条件，从原来的境外股东限于证券经营机构，放宽到金融机构和一般机构投资者，并将境外股东持续经营年限的要求从原来的10年以上降低为5年以上；三是取消了外资参股证券公司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的限制；四是明确了境外投资者参股上市内资证券公司的合法途径、股东资格和持股比例；五是修改了滞后于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部分条款。与原规则相比，修订后的《设立规则》规定的外资参股境内证券公司的准入条件更为宽松、参股渠道更为多样、监管机制更为适当，符合中国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实施证券业对外开放的一贯政策。

为规范境外证券交易所驻华代表机构的设立及其业务活动，2007年5月20日，中国证监会《境外证券交易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并宣布该管理办法自7月1日起施行。此后，中国证监会先后批准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东京证券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韩国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设立北京代表处的申请。

外资对保险市场的参与程度进一步提高

2007年，中国保监会批准了3家境外保险公司的市场准入申请，其中1家来自中国香港，2家来自中国台湾。截至 2007年末，共有15个国家（地区）的43家外国（地区）保险公司在华设立了134个营业性机构。入世至今，共批准23家外资保险公司准入，共批准21个国家和地区的141家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14个城市设立200家代表处。

截至2007年末，保险公司总资产共计29003.92 亿元，同比增长36.9%。其中，外资保险公司总资产为1256.42 亿元，较年初增加348.53亿元，增长38.4%，占比4.3%。截至2007年末，中国保险业外币资产为292.3亿美元，占总资产比重为7.4％。

截至2007年末，全国保费收入7035.8亿元，其中外资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为5.97%，比去年增加1.58个百分点。

港澳机构方面，截至2006年末，港资通过参股中资保险公司方式投入资本142.13亿元，占全国保险公司资本总额的 13.6%。截至2007年末，共有20家香港地区保险公司在内地设立了27家代表机构。

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比较活跃

据万得（WIND）咨询不完全统计，2007年，外资新参股上市公司48家，其中外资控股的上市公司有4家。截至2007年末，外资参股的上市公司（含B股公司）共128家，其中外资控股的上市公司（含B股公司）共17家。

外资对黄金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

2007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黄金交易所在完善相关配套制度的情况下引进在华外资银行作为会员。此举将加强国内外黄金市场之间的联系，促进国内黄金市场的发展。

按照《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补充协议，2007年共有3家中国内地与香港合资期货公司获准成立。

自2006年引入做市商制度后，2007年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市场主体结构进一步优化。截至2007年末，在人民币外汇即期市场上，外资做市商银行机构数占比41%，同比上升7.9个百分点。外资银行机构数由于部分外资银行改制为独立法人以及风险和成本控制等原因，数量有所下降，占比为52%，同比下降8.8个百分点。2007年，在银行间外汇远期市场上，外资银行交易量占比33%，交易量同比增长19.01%；在银行间外汇掉期市场上，外资银行交易量占比为48%，交易量同比增长378.6%。

2007年，在银行间外币/外币交易市场上，外资做市商银行交易量占做市商银行交易总量的97%，交易量同比增长 15.8%；外资会员银行交易量占会员银行交易总量的35%，交易量同比增长630.6%。

外资机构还参与本币衍生品市场。2006年2月9日，人民币利率互换交易正式开展，截至2007年末，已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交人民币利率互换交易风险管理制度等材料的市场参与者66家，其中外资机构30多家。2007年11月1日，远期利率协议业务正式开展，截至2007年末，已向交易中心提交备案材料的市场参与者为24家，其中外资机构有8家。

2007年，外资通过银行间市场进行资金融通的数额显著增加。从融入资金方面看，2007年外资或合资机构从银行间市场共融入资金7.31万亿元，同比增长164.8%；从融出资金方面看，2007年外资或合资机构从银行间市场共融出资金3.35亿元，同比增长174.7%。

2007年，外资银行继续参与银行间衍生品市场交易。从融入资金角度看，2007年外资或合资机构通过银行间债券远期交易累计融入资金223亿元，占全部交易量的8.9%；从融出资金角度看，2007年外资或合资机构通过银行间债券远期交易累计融出资金68亿元，占全部交易量的2.7%。

2007年，外资机构还积极参与基准利率市场建设。截至2007年末，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的报价银行团由16家商业银行组成，其中外资银行有3家；共有14家机构对以Shibor为基准的利率互换业务进行报价，其中有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2家外资机构。

中资多形式参与国际金融市场

中资金融机构境外经营和投资取得显著进展

1、中资商业银行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在多方面取得突破

截至2007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走出去”成效明显，共有5家中资银行控股、参股9家外资金融机构，有7家中资银行在海外设立60家分支机构，海外总资产2674亿美元。

2007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快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的步伐。中国工商银行莫斯科分行开业，中国银行在英国设立子行，交通银行设立法兰克福分行、澳门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悉尼代表处开业。2007年11月，美国金融监管当局批准招商银行设立纽约分行，这是美国1991年颁布实施《加强外国银行监管法》后批准的第一家中资银行营业机构。

2007年，中资银行更多地使用并购方式开拓国际市场。2007年，并购（或投资参股）或拟并购（或拟投资参股）海外银行的行为共有6起，其中，中国工商银行4起，中国民生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各1起。

2007年，监管部门积极支持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境外投资。3月，银监会和外汇局联合《信托公司受托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信托公司募集投资者的人民币资金及外汇资金进行境外证券投资；5月，银监会《关于调整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境外投资范围的通知》，将银行类QDII产品投资范围拓宽至股权类产品，明确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产品可包括股票、股票型基金等。截至2007年11月底，共有21家境内商业银行获得总计166亿美元代客境外理财购汇投资额度。2007年获批QDII额度的商业银行有7家，其中外资银行5家。

2、中资证券机构的境外并购和投资迈出重大步伐

2007年5月，中信证券公告称，公司已完成对中信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增资2.8亿港元的相关工作，并将该公司更名为“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10月，中信证券计划与贝尔斯登公司开始全面战略合作。根据双方的合作预案，中信证券以2%的股权换得贝尔斯登6%的股权，价格分别为两家公司2007年10月19日前5个交易日的股票平均收盘价格。双方还计划整合双方在亚洲（非中国大陆）的业务并在香港设立合资公司，出资比例为50%对50%。

2007年6月，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证监会批准，在香港设立海通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下设海通证券（香港）经纪有限公司、海通融资（香港）有限公司和海通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并就证券交易、期货合约交易等相关牌照向香港证监会提出申请。截至2007年底，已有9家内资券商在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运行情况良好。

证券业境外投资试行办法出台，证券业境外投资迈出重大步伐。2007年6月，人民银行和证监会联合《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对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等证券类经营机构境外证券投资业务进行规范。截至11月底，共有5家基金公司获得195亿美元投资额度，其中4家为2007年新批。2007年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获得50亿美元投资额度。证券类QDII已经成为QDII最重要的实施主体。

3、中资保险机构投资国际金融市场的范围、规模显著扩大

截至2007年底，中资在境外共设立了42家保险营业机构，9家保险代表处或联络处。境外保险营业机构以产险公司为主（19家），其次分别为保险集团控股公司或综合性保险公司（7家）、保险中介公司（6家）、寿险公司（5家）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3家），再保险公司和保险自保公司各1家。中资境外保险机构（营业和非营业）主要分布在香港地区，有26家机构，其次分布在英国和美国，分别有9家和6家保险机构。中资在境外设立保险类机构的主要特点是：机构跟着业务走，业务规模普遍较小，设立区域主要集中在港澳地区。

2007年7月，人民银行、保监会和外汇局联合《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允许保险机构在总资产的一定比例内，以自有外汇资金或购汇进行境外证券投资。《办法》允许保险公司通过委托管理方式，将不超过总资产15%的资金投资境外，并将境外投资范围从固定收益类拓宽到股票、股权等权益类产品，支持保险机构自主配置、提高收益。截至2007年11月底，共有18家保险公司获得71.66亿美元的境外投资额度。2007年获批QDII额度的保险公司有16 家。

中资企业以股权形式融资规模回落，但登记外债余额增长较快

1、中资企业境外筹资规模回落

2007年1~9月，经证监会批准，全国共有4家公司首次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10家公司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1家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累计筹资81.55亿美元。截至2007年9月底，共有151家公司首次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其中52家公司增资发行，6家发行可转换债券，5家公司退市。截至2007年9月底，境外上市外资股共募集资金1030.47亿美元。

2、中资企业登记外债余额增长较快，中资银行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截至2007年9月末，中国外债余额为3457.05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7%；其中，中资企业登记债务余额为47.37亿美元，占登记外债的2.1%，同比增长26.5%。

2007年4月，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对公众发行期限为7年、金额达117亿港币的长期债券。

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1月14日公告，内地金融机构经批准可在香港发行人民币金融债券。6月，国家开发银行在港发行期限2年、票面年利率为3%的人民币债券50亿元。这是境内金融机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的第一只人民币债券。其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别在港成功发行20亿元和30亿元人民币债券。

2007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较多，中国正积极探索拓展外汇储备投资渠道

截至2007年1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53万亿美元，增加4619亿美元。在外汇储备的管理上，中国始终以确保国家外汇资产安全，流动与保值增值为根本原则。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已形成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储备经营管理体系。目前，中国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海外高评级的政府债券，国际金融组织债券等，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将始终坚持长期及战略发展的经营理念，积极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2007年9月，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按照依法合规、有偿使用、提高效益、有效监管的原则，积极探索和拓展国家外汇资产投资的渠道和方式。

社会保障基金境外投资取得了较好收益

2006年5月1日，规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外投资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规定》正式颁布生效，对社会保障基金境外投资的范围和比例作了规定。目前，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外投资采用委托投资方式。按照《暂行规定》的规定程序，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公开选聘了10家境内外专业投资机构和2家银行作为境外投资管理人和资产托管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外投资品种包括美国股票组合、全球股票组合、全球债券组合、香港股票组合和现金管理组合5大类。2006年12月，首笔委托资金划拨，境外委托投资运作正式启动。

截至2007年12月31日，境外委托投资累计投入本金16.6亿美元。按基准货币美元计算，自委托以来境外委托投资总体取得了21.5%的收益，2007年以来取得了19.4%的收益（数据未经审计）。

继续融入国际金融市场

中国金融市场在全球所占份额仍然不高。随着中国经济与外界联系的日益增强，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上升，中国金融市场继续融入国际金融市场。

中国债券、股票、黄金、期货等市场规模的全球占比有所上升

1、中国国内债券市场成长迅速，在全球国内债券市场中位居第7位，商业银行债和企业债占比依然较低。

中国国内债券市场快速成长。截至2007年6月末，中国国内债券市场余额为1.368万亿美元，比2006年末增长15.5%，占全球国内债券市场余额的2.58%，比2006年末上升0.25个百分点，位居全球第7位。从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交易的债券品种结构看，国债和中央银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占比仍然较高，而商业银行债和企业债的占比较低，这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有较大差异。

2、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全球占比提高

据世界交易所联合会统计，截至2007年末，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为36943.4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2.7%，市值增幅列全球第1；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为7845.19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4.2%，市值增幅列全球第2。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总市值为44788.67亿美元，占全球股票市场市值的7.38%，占比较2006年末提高5.12个百分点。

据世界交易所联合会统计，200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成交金额（含投资基金，下同）为40700.72 亿美元，同比增长450.9%，成交额排名第7位（比2006年提高8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成交金额为21024.44亿美元，同比增长396.2%，成交额排名第11位（比2006年排名靠前了8位）。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股票成交金额为61725.16 亿美元，占2007年全球证券交易所股票成交金额的6.15%，占比较2006 年末提高4.49个百分点。

2007年，中国A股市场合计融资7668.39亿元，其中首次发行融资4590.62亿元，再融资3077.77亿元，融资额约占全球股票市场融资额的11.46%，融资额占比较2006年提高8个百分点。

3、中国期货市场一些品种的交易量全球排名靠前

2007年，上海期货交易所（SHFE）铜期货交易量与LME和COMEX铜期货交易量（按成交吨数计算，下同）之比为 1:7.2:0.5；SHFE铝期货的交易量与LME铝期货的交易量之比为1:45.3；SHFE橡胶期货的交易量位居世界第1位，是TOCOM橡胶期货交易量的6倍。

2007年大连商品交易所（DCE）玉米期货的成交量位居世界第2位，其交易量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和东京谷物商品交易所（TGE）玉米期货的成交量之比为1:11.6:0.78；DCE大豆期货成交位居世界第2位，与排名第1的CBOT和第3位的TGE大豆期货成交量之比为1:9.1:0.13；DCE豆粕期货与CBOT豆粕期货成交量之比为1:1.7。

2007年郑州商品交易所（ZCE）白糖期货的成交量位居世界第2位，交易量与纽约期货交易所（NYBOT）原糖期货的成交量之比为1:2.4；棉花期货交易量与NYBOT棉花期货交易量之比为1:9.7；小麦期货的成交量与CBOT和美国堪萨斯商品交易所（KCBT）小麦期货的成交量之比为1:6.8:1.5。

尽管中国期货市场的某些品种交易量排名靠前，但由于目前参与者仍以国内为主，其国际影响与其全球排名尚不相称。

4、中国黄金市场以场内交易为主，主要交易品种是现货，场内日均交易量相当于伦敦金银市场协会日均清算量的1.2%

上海黄金交易所以黄金现货为主要交易品种。2007年上海黄金交易所累计成交黄金1828.13 吨，同比增长46.3%，日均成交量为7.55吨。2007年伦敦金银市场协会黄金日均清算量为2029万盎司，约为631.14吨。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的日均成交量相当于伦敦金银市场协会的1.2%，比2006年上升0.43个百分点。

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价格走势的关联性有所增强

1、中国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仍呈扁平化特点

2006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国债收益率曲线呈现明显的扁平化或倒挂的特点，该特点在2007年得到较大修正。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上，由于2007年中短期国债和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基本同步走高，因此其国债收益率曲线仍呈扁平化特点。

2、中国外汇市场与国际外汇市场交易价格走势基本一致

随着银行间外币/外币即期交易市场推介的扩大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市场主体日渐增加，市场效率也不断提高。2007年，银行间外币/外币即期市场上主要外币对,例如欧元/美元、美元/日元等，交易价格的走势与国际市场基本一致。

3、中国股票市场2007年股指涨幅远高于其他主要股票市场

2007年末，上证综指和深证综指分别报收于5261.56点和1447.02点，同比分别上涨96.7%和162.8%。在全球主要股指中，中国主要股指2007年涨幅最高。

4、中国期货市场价格走势与国际市场基本一致

2007年，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铜、铝期货与伦敦金属交易所和纽约商业交易所的铜、铝期货的价格走势基本一致。根据我们的统计分析结果，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贸易的迅速扩大，特别是2005年7月21日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成功后，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价格发现功能逐渐完善。上海期货交易所在铜期货价格上与国际主要交易市场价格相关度很高，并逐渐增强；三大交易市场的期铜价格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伦敦金属交易所在期铜的国际定价中仍居主导地位，上海期货交易所对伦敦金属交易的正向价格引导作用初步显现；在期铜市场上，上海期货交易所已超越纽约商业交易所，成为全球第2大期铜定价中心，但其影响力仍远小于伦敦金属交易所。

2007年CBOT大豆期货与大连商品交易所（DCE）大豆期货、CBOT玉米期货与DCE玉米期货、CBOT豆粕期货与DCE豆粕期货价格走势基本一致。

郑州商品交易所（ZCE）小麦与CBOT小麦，ZCE棉花、白糖与NYBOT棉花、白糖的期货价格走势基本一致，但又表现出自身的独立性。

5、中国黄金市场价格走势与国际市场基本保持一致，国内与国际黄金价差减少

2007年，中国黄金市场价格与国际市场紧密联动，行情走势基本一致。自2004年8月推出黄金现货延期交收（T+D）品种后，2007年11月5日，上海黄金交易所又推出延期交收品种Au(T+N1)和Au(T+N2)，黄金延期交收品种交易量在黄金交易总量的占比为49.2%，比2006年上升2.9个百分点，大量企业通过延期交收合约进行套期保值操作。2007年3月1日，交易所延长了原有夜市的交易时间，使得国内黄金交易进一步与国际市场接轨，促进了国内外市场联动。

在以上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交易所投资易比重逐渐增加，国内外价差进一步缩小。2007年国内外黄金价格的平均价差幅度为0.21元/克，较上年减少0.08元/克，下降27.6%。

中国金融市场借鉴国际经验加快创新

2007年，中国金融市场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加快创新步伐。

一是交易产品创新。2007年8月14日，中国证监会正式颁布实施《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公司债券发行正式启动。截至2007年末，共有3家上市公司成功发行了公司债，发行规模112亿元。期货市场先后推出了锌、菜籽油、线性低密度聚乙烯和棕榈油等4个商品期货新品种。黄金期货、股指期货筹备进展顺利。首个黄金投资信托产品的信托计划正式设立。银行间市场推出远期利率协议业务，银行间外汇市场推出人民币外汇货币掉期业务。创新型封闭式基金正式推出。

二是交易方式创新。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紧密跟踪国际市场上交易技术的发展趋势，开发和完善新一代外汇交易系统，支持做市商报价驱动机制下的竞价和询价交易等功能。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采用系统集中交易和协议交易两层市场结构，支持债券现券竞争性做市商制度，建立卖空机制，支持灵活结算模式。

三是市场制度创新。国务院颁布《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中国证监会配合推出《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和《期货公司管理办法》等法规，完善了期货市场的法律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同业拆借管理办法》，以更加开放的政策促进同业拆借市场的发展。《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品主协议》的颁布，是中国银行间市场加强自律管理的重要标志，将有助于促进中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规范、健康发展。

推进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

根据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客观要求，中国将积极稳妥主动地推进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为中外资参与中国金融市场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中资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创造良好氛围。在金融市场发展和开放过程中，中国将加强风险防范，特别是防范游资对金融市场可能形成的冲击，促进金融市场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加强中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中国金融市场的效率、联通性和安全性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整合提高了市场效率，促进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和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功能的加强。因此，有必要加强中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中国金融市场的效率、联通性和安全性。

一是顺应国际金融市场托管清算结算系统的发展趋势，考虑到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中国金融市场托管清算结算系统的一体化整合采取分步骤、分层次策略；二是尽快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托管结算体系；三是顺应中国经济金融发展日益开放的内在需求，着手规划和建设境内外币支付清算系统、人民币跨境及境外支付清算系统。

优化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者结构，适当扩大境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参与规模，提高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质量

从国际经验看，优化参与者结构可以在推进金融市场创新的同时，促进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随着国内经济金融与国际经济金融联系的日益密切，国内金融市场日渐成熟，可以考虑放宽或者取消一些限制。

一是外汇市场参与者进一步向境外机构开放。目前，中国外汇市场的境外交易成员只有中银香港和中银澳门，而且这2家机构的引入只是因为它们作为境外人民币清算行需要进行人民币资金头寸的平盘。可以考虑进一步引入境外机构参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外汇交易。

二是债券市场产品更加多样化，吸引多层次融资者和投资者。逐步改变发行者集中于财政部、开发性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的格局，推动资产支持证券市场的发展。发展多样化债券产品，特别是发展浮动利率产品、利率衍生品，增加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提高债券市场效率。

三是股票市场可以考虑允许外资企业、外国企业发行上市，以增加境内股票市场与境外市场的融合度，提高境内市场质量。

四是黄金市场要完善外资会员的相关配套政策，充分发挥外资会员连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作用。

五是优化期货市场投资者结构，促进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投资者队伍的形成。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动各类金融机构合规运用期货市场进行风险管理；推动相关企业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推动各类金融机构参与金融期货业务。

进一步加强国际监管合作，积极创造条件推动中资金融机构和机构投资者参与国际市场

进一步加强与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共同防范金融风险。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推动中资金融机构和机构投资者参与国际市场。鼓励更多符合条件的中资金融机构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或合资公司；积极推动内控制度良好的机构投资者参与国际金融市场，通过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熟悉和掌握国际金融市场的规则、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国际竞争力。

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资本项目有序开放，为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创造条件

目前，中国已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但对资本项目仍实行一定管制。近年来，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中国深化改革，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制的《各国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资本项目交易可分为7大类43项。截至2007年末，中国一半以上的资本项目交易已实现可兑换，严格管制的不足一成半。

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在当前国内国际环境下，资本项目有序对外开放，有利于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及其与国际市场接轨，便于市场主体扩大对外投资，分散风险、提高收益，有利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篇6

早在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登陆中国的那一天，国内机构对QDII盛宴的盼望就已开始。好像自家的葱油大饼已经让外国人咬了一口，好歹我也得尝尝人家的汉堡一样。

这一盼就是三年多。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但到底该如何品尝这个“汉堡”，它的滋味又如何呢?

QDll，开闸的现实

本质上说，QDII与QFII制度都是一个国家货币没有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尚未开放条件下的过渡性制度安排。

我国将要实行的QDII制度，其改革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在QDII仍然执行严格额度管理条件下国内机构投资者究竟能从这盘大餐中分得多少羹呢?据估计，月前放行QDII的资金规模不会超过100亿美元。截至去年底，国内社保基金资产规模为2010．2亿元，保险业总资产规模达到15225．94亿元，再加上约5141．05亿元净值的基金资产总规模，即使不考虑818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区区100亿美元无论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还是给国内居民提供投资渠道上来说，都是杯水车薪，远水解不了近渴。

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国内机构的海外投资面临着巨大的汇兑风险。中国平安、中国人寿和中国财险等三家在海外上市的中资保险公司，2005年就遭到13亿元人民币的汇兑损失。如果国内金融市场无法提供规避汇率风险的工具和途径，汇兑风险将给国内机构从事QDII业务的积极性造成很大影响。

当然，“远水难解近渴”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拒绝“远水”。至少“远水”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远处有充足的水源，只要你努力往前爬，就可能比别人先喝到甘甜的清水。这也许是国内机构争先恐后申请QDII，希望抢占先机的原因所在。

QDII制度的深层意义并不在于为国内机构和个人带来多少投资机会，也不在于为人民币升值减轻多少压力，而在于为人民币自由兑换探索有益经验，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

审批和监管管理层的新课题

目前，银行类QDII已经开始了实质操作。其实，商业银行此前的外汇理财产品已经具有了QDII雏形，特别是外资银行，具有比国内银行更丰富的国际金融市场操作经验。

保险机构具有比其他金融机构更强烈的多元化投资需求。近年来，保险机构的资产配置已悄然发生变化，银行存款开始下降，2005年大约在35％的水平，而金融债、企业债、证券投资基金和股票在保险资金配置中的比例逐步增加。因此，近年来积极寻求资产配置多元化的国内保险机构，无疑会成为QDII业务的积极尝试者。

国内证券类QDII目前仍处于证监会审批阶段，具体细节也将很快公布。据业内人士透露，国内证券类QDII机构很有可能在华安、南方、上投摩根富林明以及招商这四家基金管理公司中产生。这其中，华安基金呼声最高，有望成为第一家。

在资本管制条件下，国内每年都有大量资金通过非法渠道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近年来，脱离监管的地下金融规模越来越大。这部分跨境流动的资金由于脱离了监管，游离于国际收支统计核算之外，影响了汇率市场的稳定。实行QDII制度，可以将这部分脱离监管的资金纳入到监管体系中，从而有助于加强外汇管理及资金的流动，也有助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传导。

在推动QDII的过程中，央行与证监会的目标似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一致。对个央行来说，更希望以QDII制度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给国内日益增加的外汇储备寻找更多的投资途径，而对证监会来说，对QDII的推行就显得非常谨慎，A股市场资金的分流是其最大的担心。这从“5号公告”的规定中就可看出端倪。很明显，在制定这一政策时，管理层仍对QDII是否会对国内证券市场造成冲击心存疑虑。

从目前看来，监管层希望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稳步推进QDII，不仅从总量上进行额度管理，而且对不同经营机构的投资范围也有约束，对不同机构进行分类管理。国家外管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副司长孙鲁军曾经说，“对银行类QDII，为了避免和减少经营风险，我们明确了双托管制度，也就是境内、境外双重托管制度，来保证资金的安全，尽可能降低风险。”而对于证券机构和保险公司，孙鲁军只强调外管局目前正在加紧时间和保监会、证监会等相关部门一起拟定管理办法，一起加以落实。

实际上，这反映了我同监管机制在面对金融混业经营和国际化潮流时的尴尬：缺少统一监管。各监管部门目标函数的多元化将可能使政策推进时面临各种矛盾，并最终影响到监管效率。

放宽QDll投资限制有助于规避风险

从“5号公告”看，管理层对各机构投资海外市场的领域是有一定规定的。银行类机构允许投资境外固定收益类产品；基金管理公司等证券经营机构则允许投资包含股票在内的组合证券投资；而保险机构则只允许投资境外固定收益类产品及货币市场工具。这反映了央行在风险管理上的谨慎态度。但在目前国内分业监管的架构下，QDII业务具体管理细则却有可能突破“5号公告”的限制。如保监会的《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和《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中，允许保险机构投资的品种远远多于“5号公告”中要求的品种，不仅包括固定收益类产品及货币市场工具，还涵盖结构性存款、住房抵押贷款证券、货币市场是金、中国企业境外发行的股票等投资品种。

对保险机构而言，资产的安全性是第一位的。固定收益类产品相对其他金融产品具有较小的市场风险，目前，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债券品种收益率大概有2％的差距，如国内10年期国债的投资收益率在3％左右，而美国10年期同债的收益率达到了5％。不考虑汇率风险，美国国债收益率较国内国债收益率高山200个基点。

然而，资产配置结构单一化，特别是将大量资产配置于风险源同一化品种，将加大资产管理风险，有悖于资产配置的基本原则。

“5号公告”规定保险机构只能投资于固定收益产品和货币市场工具，这两类产品对利率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可能使保险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出现不利变化时面临风险。因此，保监会对保险机构QDII投资品种的拓展是有其可取之处的。如投资新华富时香港指数就是一种风险相对较小、收益相对较高的投资品种。应该鼓励保险机构将部分资产配置到风险源不同、收益水平较为稳定的金融产品中。

目前看来，QDII最有可能进入如下投资领域：

一、 国外成熟的固定收益类产品。这是“5号公告”明确允许投资的产品。由于美国等发达金融市场具有期限结构相对完善的固定收益产品，且国内外汇资产多是美元，因此，肯定会有部分机构将资产配置到美国的各类债券产品中去。如国债、企业债、按揭债券和外汇基金票据，等等。由于目前美元面临贬值趋势，人量资产配置到美元资产并非明智的选择。QDII应该将主要投资方向放在非美元资产上。这是目前资产配置的最大原则。

二、中国优秀的海外上市企业，特别是在香港上市的红筹股和没有发行^股的H股。目前，国内A股市场经过近段时间上扬，总体市盈率已经上升到50倍以上，远高丁香港的平均水平。海外上市企业在A股市场发行新股，可以迅速提高每股净资产，获得股权溢价。

三、国际成熟市场中流动性好的股票。如大盘蓝筹股，以及全球性资源类股票，如原材料、石油、有色金属等。目前，全球经济复苏迅速，特别是中国、印度的经济增长对全球资源类商品需求巨大。如国际铜价在短短两三个月内就从5000美元上升到8000美元以上，贵金属也一度突破700美元，上升幅度远高于同期金融市场的上涨。

篇7

中外合作经营公司合同范本

第一章 总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中国的其他有关法律，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同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昆明市，共同投资举办合作经营企业，特订立本合同。

第二章 合作各方

第一条 本合同的各方为：

中国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成立的企业，在中国地登记注册，其法定地址在中国市区街号。

法定代表：姓名职务国籍

**国公司(以下简称乙方)，是依据法律成立的企业，在国地登记注册，其法定地址在。

法定代表：姓名职务国籍

第三章 成立合作经营公司

第二条 合作各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中国的其他有关法规，同意在中国境内建立合作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作公司)。

第三条 合作公司的名称为有限公司，英文名称为。

合作公司的法定地址为：省市路号

第四条 合作公司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条例规定。

第五条 合作公司的组织形式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合作公司以其全部财产为限对债务承担责任。合作各方以各自合作条件对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第四章 生产经营目的、范围和规模

第六条 合作公司经营目的是本着加强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的愿望，采用先进的适用的技术和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提高产品质量，发展新产品，并在质量、价格等方面具有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提高经济效益，使合作各方获得满意的经济利益。

第七条 合作公司生产经营范围是：

第八条 合作公司的生产规模如下：

1、合作公司投产后的生产能力为。

2、随着生产经营的发展，生产规模可增加到年产。产品品种将发展。

第五章 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

第九条 合作公司的投资总额为人民币元(折万美元)。

第十条 合作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元人民币(折万美元)，其中：甲方美元占%，乙方美元占%。

第十一条 合作各方提供下列合作条件：

甲方：

乙方：

第十二条 合作公司注册资本由合作各方按出资比例分期缴付，每期缴付的数额如下：

第十三条 合作一方如向第三者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合作条件，须经合作他方同意，并经审批机关批准。

合作一方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合作条件，合作他方有优先购买权。

第六章 合作各方的责任

第十四条 除本合同其他条款已有规定外，合作各方应履行下列责任：

甲方责任：

办理为设立合作公司向中国有关主管部门申请批准、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等事宜;

向土地主管部门办理申请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手续;

协助办理合作公司建设期所需的机械设备的进口有关手续和在中国境内的运输事宜;

协助合作公司在中国境内购置或租赁设备、材料、原料、办公用具、交通工具、通讯设施等;

协助合作公司联系落实水、电、交通基础设施;

协助合作公司招聘当地的经营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工人和所需的其他人员;

协助外籍工作人员办理所需的入境签证、工作许可证和旅行手续等。

负责办理合作公司委托的其他事宜。

乙方责任：

负责(协助)将作为出资的机械设备等物资运至中国港口(交付合作企业);

办理合资公司委托在中国境外选购机械设备、材料等有关事宜;

提供需要的设备安装、调试以及试生产人员、生产和检验技术人员;

培训合作公司的技术人员各工人;

负责技术转让的外方应负责合作公司在规定的期限内按设计能力稳定地生产合格合同产品;

负责办理合作公司委托的其他事宜。

第七章 技术转让

第十五条 合作各方同意，由合作公司与乙方或第三者签订技术转让合同，以取得为达到本合同第一章规定的生产经营目的、规模所需的先进生产技术，包括产品设计、制造工艺、测试方法、材料配方、质量标准、质量控制、培训人员等。

第十六条 乙方对技术转让提供如下保证：

乙方保证对所转让的技术是合法的拥有者，否则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1.乙方保证为合作公司提供的的设计、制造技术、工艺流程、测试和检验等全部技术是完整的、准确的、可靠的，是符合合同经营目的的要求。保证能达到本合同要求的产品质量和生产能力;

2.乙方保证将本合同和技术转让合同中规定的技术全部转让给合作公司，保证提供的技术是乙方同类技术中最先进的技术，设备的选型及性能质量是优良的，并符合工艺操作和实际使用的要求;

3.乙方对技术转让合同中规定的各阶段提供的技术和技术服务，应开列详细清单作为该合同的附件，并保证实施;

4.图纸、技术条件和其他详细资料是所转让技术的组成部分，保证如期提交;

5.在技术转让合同的有效期内，乙方对该项技术的改进，以及改进的情报和技术资料应及时提供给合作公司，不另收费用;

6.乙方保证在技术转让合同试产期内使合作公司技术人员和工人掌握所转让的技术。

第十七条 如乙方未按合同及技术转让合同的规定提供设备和技术，或发现有欺骗或隐瞒之行为，乙方应负责赔偿合作公司的损失。

第十八条 技术转让费采取提成方式支付。提成率为产品出厂净销售额的%。提成交付期限按第十九条规定的技术转让合同期限为期限。

第十九条 合作公司与乙方签订的技术转让合同期限为年。技术转让合同期满后，合作公司有权继续使用和研究发展该引进技术。

第八章 产品销售

第二十条 合作公司的产品，在中国境内外市场上销售，外销部分占%，内销部分占%。

第二十一条 产品可由下述渠道向国外销售：

由合作公司直接向中国境外销售占%。

由合作公司与中国外贸公司订立销售合同，委托其代销，或由中国外贸公司包销占。由合作公司委托外方合作者销售，外方合作者销售占%。

第二十二条 合作公司内销产品可由中国物资部门、商业部门包销或代销，或由合作公司直接销售。

第二十三条 为了在中国境内外销售产品和进行销售后的产品维修服务，合作公司可经中国有关部门批准，在中国境内外设立销售、维修服务的分支机构。

第二十四条 合作公司的产品合作商标为。

第九章 董事会

第二十五条 合作公司董事会于合作公司注册登记之日，为正式成立之日。

第二十六条 董事会由人组成，甲方委派人，乙方委派人。董事长由方委派。副董事长由方委派。董事任期年。经委派方继续委派可以连任。

第二十七条 董事会是合作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合作公司的一切重大事宜。对于重大问题，应一致通过方可作出决定。对其他事宜，可采取多数或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或者简单半数决定。

第二十八条 董事会是合作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因故不能履行其职务时，可临时授权副董事长或其他董事为代表。

第二十九条 董事会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由董事长召集并主持会议。经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提议，董事长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会议记录应归案保存。

第十章 经营管理机构

第三十条 合作公司设经营管理机构，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经营管理机构设总经理一人，由方推荐，副总经理人。由甲方推荐人，乙方推荐人。总经理、副总经理由董事会聘请，任期年。

第三十一条 总经理的职责是执行董事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领导合作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工作。

第三十二条 总经理、副总经理有营私舞弊或严重失职的，经董事会会议决议可随时撤换。

第十一章 原材物料、设备购买

第三十三条 合作公司所需原材料、配套件、运输工具和办公用品等，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应尽先在中国购买。

第三十四条 合作公司委托乙方在国外市场选购设备的，应邀请甲方派人参加。

第十二章 筹备和建设

第三十五条 合作公司在筹备、建设期间，在董事会下设立筹建处。筹建处由人组成。其中甲方人，乙方人。筹建处主任一人，由方推荐，副主任一人，由方推荐。筹建处主任、副主任由董事会任命。

第三十六条 筹建处具体负责审查工程设计，签订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组织有关设备、材料等物资的采购和验收，制定工程施工总进度，编制用款计划，掌握工程财务支付和工程决算。制定有关的管理办法，做好工程施工过程中文件、图纸、档案、资料的保管和整理等工作。

第三十七条 合作各方指派若干技术人员组成技术小组，在筹建处领导下，负责对设计、工程质量、设备材料和引进技术的审查、监督、检验、验收和性能考核等工作。

第三十八条 筹建处工作人员编制、报酬及费用，经合作各方同意后，列入工程预算。

第三十九条 筹建处在工程建设完成并办理完毕移交手续后。经董事会批准撤销。

第十三章 劳动管理

第四十条 合作公司职工的雇用、辞退、工作、劳动保险、生活福利和奖惩等事项。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劳动管理规定》及其实施办法，经董事会研究制定方案，由合作公司和合作公司的工会组织集体或个别地订立劳动合同加以规定。

劳动合同订立后，报当地劳动管理部门备案。

第四十一条 各方推荐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聘请和工资待遇、社会保险、福利、差旅费标准等，由董事会会议讨论决定。

第十四章 税务、财务、会计

第四十二条 合作公司按中国的法律和有关条例规定缴纳各项税金。

第四十三条 合作公司外籍员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缴纳个人所得税。中国员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缴纳个人收入调节税。

第四十四条 合作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结合本企业的具体情况加以制定，并报当地财政部门和税务机关备案。

第四十五条合作公司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规定提取储备基金、企业发展基金及职工福利奖励基金，每年提取的比例由董事会根据企业经营情况讨论决定，但应不少于%

第四十六条 合作公司的会计年度采用日历年制，从公历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一切记帐凭证、单据、报表、帐簿用中文书写。

第四十七条 合作公司应聘请在中国注册的会计师对合作公司财务审查，并将结果报董事会和总经理。

如一方认为需要聘请其他会计师对年度财务进行审查，另一方应予以同意。其所需要的一切费用由聘请方负担。

第四十八条 每一会计年度的头四个月，由总经理组织编制上一会计年度的年度自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和利润分配方案，提交董事会审查通过。

第十五章 外汇管理

第四十九条 本合作公司的一切外汇事宜，按《中国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和有关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五十条 本合作公司应分别开立外汇和人民币帐户。

第五十一条 本合作公司的一切外汇收入都必须存入中国银行或经外汇管理局批准的其他国外银行，一切外汇支出由合作企业外汇存款帐户中支付。外汇平衡由本合作企业自行负责。

第五十二条 本合作企业的外籍和港澳员工的工资和其他正当收益，外汇部分在依法纳税后，有权汇出国外。乙方分得的外汇红利，依法缴纳税收后，可以汇国外。

第十六章 利润分成

第五十三条 自获利年度起，合作各的利润分配如下：第年至第年，甲方占%，乙方占%，第**年至第年;甲方占%，乙方占%。

第十七章 合作期限

第五十四条 合作公司的期限为年。合作公司的成立日期为合作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

经一方提议，董事会会议一致通过，可以在合作期满六个月前向原审批机关申请延长合作期限。

第十八章 合作期满财产处理

第五十五条 合作期满合作公司应依法进行清算，清算后的剩余财产无偿归甲方所有。

第十九章 保险

第五十六条 合作公司的各项保险均在中国的保险公司投保，投保险别、保险价值、保期等按中国的保险公司的规定由合作公司决定。

第二十章 合同修改、变更与解除

第五十七条 对本合同的修改，必须经甲、乙双方签署书面协议，并报原审批机关批准，才能生效。

第五十八条 由于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或是由于合作公司连年亏损、无力继续经营，经董事会一致同意通过，并报审批机关批准，可以提前终止合作期限和解除合同。

第五十九条 由于合作一方不履行合同、章程规定的义务，或严重违反合同、章程规定，造成合作公司无法经营或无法达到合同规定的经营目的，对方除有权向违约一方要求索赔外，并有权按合同规定向合同审批机关申请批准终止合同。如合作各方同意继续经营，违约方应赔偿合作企业的经济损失。

第二十一章 违约责任

第六十条 合作任何一方未按本合同第五章投资的各项规定依期如数提交出资额及提供合作条件时，从逾期第一个月算起,

每逾期一个月,违约一方应缴付应交出资额的百分之的违约金给守约的一方。如逾期三个月仍未提交，除累计缴付应出资额的百分之**的违约金外，守约一方有权按本合同第五十九条规定终止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第六十一条 由于一方的过失，造成本合同及其附件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有过失的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如属双方的过失，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

第六十二条 为保证本合同及其附件的履行，合作各方应相互提供履行的银行担保书。

第二十二章 不可抗力

第六十三条 由于地震、台风、火灾、战争以及其它不能预见并且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防止或避免的不可抗力事故，致使直接影响合同的履行或者不能按约定的条件履行时，遇到上述不可抗力事故的一方，应立即将事故情况电告知合作方，并应在十五天内，提供事故详情及合同

不能履行或需要延期履行、部分履行的理由的有效证明文件，此项证明文件应由事故发生地区的公证机构出具。按事故对履行合同影响的程度,由双方协商决定是否解除合同、或者部分免除履行合同的责任、或者延期履行合同。一旦不可抗力消失后，受到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立即采取措施，继续履行需履行的合同。

第二十三章 适用法律

第六十四条 本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第二十四章 争议的解决

第六十五条 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合作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根据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合作各方都有约束力。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第六十六条 在仲裁过程中，除各方有争议正在进行仲裁的部分外,本合同其他条款应继续履行。

第二十五章 文字

第六十七条 本合同用中文和文写成，两种文字具有同等效力。

第二十六章 合同生效及其他

第六十八条 按本合同规定的各项原则订立的附属协议文件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第六十九条 本合同及其附件，均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审批机关批准，自批准之日起生效。

第七十条 合作各方发送通知的方法，如用电报、电传通知时，凡设计各方权力、义务的应随之以书面信件通知。合同中所列合作各方的法定地址即为合作各方的收件地址。

第七十一条 本合同于一九年月日由合作各方的授权代表在中国昆明市签字。

篇8

关键词：跨国公司　“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

德国在长期促进经济迅速增长的过程中以其优良的综合投资环境、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日臻成熟的政府服务理念吸引了大量国际跨国集团落户，同时，德国本土也迅速涌现出一大批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德国在跨国公司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管理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对于促进我国的企业走出去发展，提升国际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德国跨国公司的“引进来”和“走出去”

(一)以最优的自然及人文环境为主要手段吸引跨国公司

德国政府并没有为吸引外资制定专门的优惠政策。德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主要靠其良好的投资环境，主要体现在高效劳动生产率(虽然德国的工资成本高，但因劳动生产率高，实际工资成本相对降低)、高素质的技术及工作人员、良好的基础设施、合理的工业结构、优美的自然环境及绝佳的地理位置(地处欧洲中心)等方面。此外，有关股权转让所得利润免税的条款也吸引境外投资者。德国政府虽然没有制定总体优惠政策，但各联邦州有各自的优惠政策。

(二)制定有效的法律措施促进本土跨国公司实现境外投资便利化

1、德国政府对本国国民(包括自然人和企业)向境外投资，原则上一视同仁，不论其投资者类型、投资方式、投资类型和投资国别，而且一般并无审批和登记等要求(敏感性行业如军事工业等例外)。投资者如向银行贷款，则由承贷行对项目进行评审。德国央行汇总统计所有通过银行汇出资金的数据(时间、数额及用途)。

2、德国政府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签订投资促进与保护双边协议来保障德国企业在国外的经济利益。协议的主要内容是投资者可以享受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保证资本和盈利的自由汇出；法律手段对私有财产进行保护；投资者与所在国发生争议时可提交国际仲裁法庭解决。德国已和125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协议。另一方面，德国政府对德国企业在国外的政治风险予以担保，担保的投资有股份、公司股东以股东形式的借贷、给境外分公司配置的资本(调拨资本)。除担保本金外、每年可以对股份和以股份形式的借贷的盈利担保达100％。担保期一般为15年，特殊情况可延长到20年，担保期满后可以续延，每次最多5年。

3、德国政府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动标准和经合组织制定的对跨国公司的指导原则，对跨国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重点是雇工、环保、竞争手段和纳税；德国金融监督管理局对德国的跨国公司，特别是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境外资本运作起着重要的监督和管理作用，并定期向联邦财政部提交报告：联邦卡特尔局与欧盟卡特尔局合作对德国公司超过一定限度的跨国并购进行评估，以防止产生市场垄断，包括区域性的垄断。

(三)政府各部门发挥联合服务效应，并借助社会中介为跨国公司提供全方位的咨询服务

多年来，德国财政部、经济劳动合作部、中央银行、金融监管局等部门致力于建立科学、高效、透明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为跨国公司提供投资国家的法律政策、投资环境分析、市场和风险咨询等，并委托律师行、会计师行及各类专业调查公司协助跨国企业做详细的市场调查，使跨国企业能够“有备而来”、“有备而去”。

二、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发展态势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已有450多家在华进行了投资并设立了分支机构。与此同时，我国提出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国民储蓄呈较高水平，国家外汇储备充足，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这些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重要条件。但总体来看，我国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还处于较低的水平，涉外经济的“引进来”与“走出去”尚处于不均衡的状态。

(一)外资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策略和资金运营动向分析

伴随着投资总量不断提高的同时，在华的外资跨国公司的投资策略和资金管理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

1、从以前经营单一业务转向对业务经营及管理进行全面的优化组合。主要表现在：(1)注重产业链的整体构建，以增强产业的辐射能力和集团的控制能力，从原来单一的制造活动向现在的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包括投资研发、采购、销售、服务等环节；(2)注重核心业务发展，实行非核心业务外包、核心业务内聚的经营战略；(3)经营管理日益集中化，许多跨国公司在调整经营战略的同时，也对经营管理和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实行投资管理一体化，如建立地区总部、投资性公司、资金运营中心，以便整合、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率。

2、从“绿地投资”为主转向“绿地投资”和股权并购相结合。外资跨国公司经历了在我国市场的调整和巩固阶段之后，就进入了扩张阶段，收购与兼并将成为未来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一个战略性方向。在华外资跨国公司一方面加大绿地投资，另一方面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并购活动。当前除对一些高科技、高附加值的行业加大并购投资外，房地产投资方面，不少跨国公司将投资的目标锁定在具备丰富土地资源的项目。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不仅实现了快速扩张，而且获得了大量的人民币资产，还巩固了在中国的市场基础。

3、向高附加值和外部性强的行业转移，尤其是加大了对金融业和零售商业的投资。目前跨国公司以多种形式进入我国金融业。外资银行加大了金融业高附加值业务的投入，如零售银行业务、贸易融资业务、代客理财业务等，同时与中资银行在高端客户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国际零售业巨头也纷纷加大了来华的步伐，外资连锁商店如雨后春笋一样，在各大中城市出现。跨国公司正从更深层次上渗透到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

4、跨国公司进出口融资非均衡分配现象日渐突出。虽然跨国公司扩大了在华融资比例，但在融资分配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进口融资多选定在中资银行，出口融资多选定在境外银行，解释这种行为跨国公司有很多的理由。这样的安排，不仅不利于中资银行的风险控制，而且不利于监管资本的恶性外逃：在经济振荡时，会加剧经济波动的幅度和对经济的破坏力。

5、关联交易大增，交易方式复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境关联交易已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实现资金跨境流动的主要渠道，呈现出多样性、隐蔽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尤其是以转移利润、逃避税收、规避

外汇管理、转移境内资产、进行变相融资为主要目的的关联交易值得我国各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中资企业“走出去”投资策略和资金运营分析

目前，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走向海外，而且投资规模日益扩大。从原来的贸易型逐渐转为生产型，从绿地投资转向绿地投资和股权并购相结合，投资领域从家电行业为主逐渐转向石油、矿山等战略资源。但是其资金管理模式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国内融资、分散管理的模式上，这种模式目前来看已经产生了一些问题。

1、融资渠道不够畅通成为企业发展境外投资的重要瓶颈。目前我国跨国公司在境外由于多种原因，还很难获得境外的充分融资。境内母公司虽然可以从境内银行获得融资，但是根据现行外汇管理规定，无论是将国内资金汇出境外，还是国内银行担保在境外的银行融资，都需要比较复杂的审批手续，因而从数量上和时间上很难满足境外公司的融资需求。

2、集团内外汇资金内部运作限制条件苛刻，使跨国企业很难真正实现外汇资金的集约化管理。现行法规已允许中资跨国公司将境外闲置外汇资金在成员公司间运作，使境外子公司之间多了一条融资渠道，但规定的“门槛”太高，限制条件苛刻，多数企业集团不能达到规定条件。

三、几点启示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本，劳动力的教育程度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是要达到德国的水平尚需时日。虽然我国和德国在经济制度、法律体系、货币政策及汇率机制等方面有着太多的差异，但这并不影响德国对经济主体的先进管理经验及理念带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认为，无论是促进我国企业“走出去”，还是吸引境外跨国公司“走进来”，我们的政策尚有很多地方值得完善。

(一)加快涉外经济的立法和制度建设及完善工作

在过去的数十年，影响全球资本流动最重要的因素是制度的质量和法律体系起源。德国在涉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制定和出台了相当全面而严谨的法律配套制度，比如对境外投资的保护性制度和措施、对跨国公司在境外的经营活动进行的有效监督和管理、对跨国公司的境内外并购交易所设定的限制性条款等。而我国在涉外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在相应的法律体系的完善和配套制度建设方面仍有相当的距离。比如，中国股市正日渐成为世界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很多在华跨国公司也把能进入中国股市作为经营的目标之一，他们或者直接上市，或者通过收购上市公司间接上市，而目前我国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证券市场还缺乏统一的管理规定，很容易导致不公平的竞争格局。我国监管部门当前必须考虑在鼓励境外跨国公司进入我国证券市场的同时，应对进入证券市场的外资公司的资格和规模等进行必要的管理，在政策规定中，既要体现外资跨国公司与境内中资公司的公平待遇，又要防止出现垄断行为或敌意并购行为。

因此，我们需进一步完善涉外经济的立法和制度建设工作，提高政策透明度，降低境外跨国公司在我国经营活动中的法律风险和交易成本，同时也为国内中资企业进行境外投资及在国际市场进行并购交易提供更有效的法律保障。

(二)加快建立和完善政府各个管理部门间的合作机制

德国在跨部门合作方面堪称典范，而且在政府颁布的法律中有明确而清晰的界定，无论是在统计数据共享、现场检查合作、共同制定政策、处理重大事件的意见交换等方面都有很清楚的合作要求，极大地提高了管理效率。我国在这方面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合作效率仍有待提高。因此，要下大力气完善商务、海关、税务、工商、外汇等监管部门共享的信息平台，使跨国公司方方面面的行为同时进入各部门的视野，加强联合分析工作，对“走出去”的企业要实行各部门认同的“一揽子”鼓励和保护政策，对“引进来”的企业也要实行相同程度的优惠政策，对异常的跨境关联交易要联合进行跟踪、联合打击，提高联合执法效力。

(三)全面注重引进外资的质量和综合效益的评估，加快实现利用外资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增长型转变

德国在引进外资跨国公司的过程中，主要依靠的并不是大量的土地及税收上的优惠政策，而是以过硬的劳动力素质、严谨的工作作风而产生的高效的劳动生产率吸引了很多国际跨国企业进驻，尤其在环境保护方面，德国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先驱国家，颁布了一系列规定及条例，德政府一直将环保因素指标列为引进外资的核心指标之一，并规定了很多细项，考核这一指标的工作程序也很复杂而严格。对比我国的情况，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引进外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外国直接投资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创造大量的社会就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总结其中的教训也不少，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采取竞相压低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的方式吸引外资，有的地方甚至默认税款流失。在环境保护方面也睁只眼闭只眼，绿色GDP在某些地方只是在走过场。此外，长期以来大量初级加工制造业的引进导致大量加工产品的出口，造成近几年来进出口贸易的持续大额顺差，影响了国内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也引发了一些后遗症。因此，我们在继续坚持利用外资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其核心质量和综合效益，应适时取消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在引进及保留高端制造业的同时，应加快建立国际服务外包生产基地，提升出口产业结构；应进一步完善跨国公司投资的行业和地区的统一规划，推动经济协调、和谐发展。

(四)进一步简化和完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手续，满足企业境外投资的需要

德国在本国企业境外投资的管理上没有任何行政审批或登记要求，手续相当简便，只是由德国中央银行对所有境内汇出数据进行全面统计即可。我国尚处于资本管制阶段，但有些环节仍有简化的必要和空间。比如，在中资企业集团“走出去”方面，应在试点的基础上，放宽集团内外汇资金内部运作条件，降低“门槛”，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进一步简化企业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手续；改革现行境外账户管理办法，可考虑将开立境外账户事前审批制为事后备案制，允许境外承包工程企业以联营体名义在境外开立账户；加强境外投资外汇管理信息化建设，提高技术手段，完善境外投资统计监测系统，提升监管手段和监管效率；尽快制定境外投资保险制度，为企业在境外投资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护。

篇9

关键词：技术寻求型；FDI；影响因素

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到来，使技术在各生产要素中成为最为活跃和重要的因素。但是绝大多数技术创新以及成果产业化活动都发生在发达国家，并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专利申请数量和被引用的次数仍居世界前列，这都表明我国企业距离世界先进水平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与此同时，随着计算机、通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以贸易自由化、生产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等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生产要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这都迫切要求我国企业在垒球范围内配置和整合资源，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实力。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海尔、万向集团等中国企业纷纷通过海外建厂、跨国并购、设立海外研发中心等方式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以此获取当地的技术资源，实现反向技术外溢，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从而实现技术赶超。与其他类型对外直接投资相比，这种以获取技术为目标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投资动因、作用机制、影响因素、区位和产业选择等方面存在着明显不同。自从Kogut和Chang(1991)开创性地对技术寻求型FDI研究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此类投资现象，然而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尚未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对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并不充分。因此本文从国家、产业和企业这三个层面出发，深入和全面的分析在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FDI中存在的关键影响因素。

一、国家层面

1　经济发展水平

我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经济始终保持高速稳定发展速度，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培育出了一批如海尔、联想、万向集团等具有较强实力的民族企业。这些企业资金雄厚，融资渠道广泛，技术水平较高，拥有一批优秀的管理和技术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实施技术寻求型FDI的前提条件。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正逐渐丧失比较优势，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开展技术寻求型FDI已成为解决产业升级过程中技术创新不足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此外，东道国经济波动也会对技术寻求型FDI产生重大影响。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正式爆发后，对国际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造成了强烈冲击，美国金融业、汽车业等主要产业也受到重创。一方面，美国政府为了保证国内的就业和生产，放宽外资进入限制，另一方面，部分美国企业面临着严重亏损的局面，资金链处于随时断裂的困境，导致其股票价格大幅降低，从而减少了外国投资者收购美国企业的成本，并扩大了外国投资者可选择范围。

2　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的发展有利于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并能为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FDI以及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提供资金保障。目前，我国金融服务发展相对滞后，政策法规体系并不完善，中小型民营企业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而且企业海外投资保险的覆盖范围较小，例如，在政策和利益的共同驱动下，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愿意为境外油气、工程承包和矿产资源等境外投资项目提供金融保险服务，然而对投资回收期长的技术寻求型FDI支持力度远远不够。

3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自从1993年美国政府宣布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以来，信息技术发展极大地改变了跨国企业传统的生产和管理方式。特别是在知识管理方面，国际互联网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母公司更有效地管理和控制东道国子公司的运营，而且在知识平台的建立、知识(主要为显性知识)即时共事和快速传播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而有利于反向技术溢出在企业内外部的扩敞。

4　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东道国良好的科技基础设施可以为反向技术溢出实现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大型的科学设施和综合型的研究基地，尤其以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以及技术领先企业为基础的高技术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能够为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有效的基础性支撑，而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特别是活跃的技术市场，能够促进高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从而有利于东道国技术创新的扩散。

5　人力资本存量和技术差距

Borenszten et al(1998)提出了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认为技术差距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对技术溢出的吸收。林青和陈湛匀(2008)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投资国研发投入和高等教育水平超出东道国的多少决定了该国技术吸收能力的强弱，即是说，投资国超出东道国的研发和高等教育水平越多时，该国有较好的技术吸收能力，反向溢出效应就越明显。而当它的研发投入和高等教育低于东道国时，该国的技术吸收能力较差，反向溢出效应就越不显著。邹玉娟和陈漓高(2008)指出我国企业还处于自主创新能力较低的模仿学习阶段和过程之中，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还不是很强。人力资本存量和技术差距这2个指标反映了企业对反向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强弱，是对技术寻求型FDI有着关键影响的因素。

6　政策法律法规

2000年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并逐步出台了一系列的对外投资政策和法规，鼓励企业对外投资，例如2002年10月，原外经贸部联合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了《境外投资联合年检暂行办法》，2004年国家发改委和中国进出口银行颁布的《关于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给予信贷支持政策的通知》，2004年商务部了《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2005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扩大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商务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于2004年、2005年和2007年联合制订了《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一、二三)，2007和2009年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了《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2009年商务部颁布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等。这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进一步放松了对境外投资项目审核的管制，简化了审批程序，规范了对外投资行为，加大了资金支持力度，以及完善了对外投资的服务和监管体系。然而，我国政策的重点仍在于境外加工贸易领域，对技术寻求型FDI重视度不够，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投资项目审批程序仍就过于繁琐，海外保险体系并不完善，也没有统一的机构负责制定对外投资的政策和法规，正如邹玉娟、陈漓高(2008)所指出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缺乏十分稳定的机制和政策支持服务系统，不能长期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此外，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过程中也需要考虑东道国的政治风险。例如我国企

业收购美企，需要通过包括美国外国在美投资委员等多个部门的审查，在一些敏感性行业中我国资本的进入受到较大的限制。

7　文化环境

我国的儒家价值观强调集体主队精神，而西方国家的基督教价值观强调个人主义和自我价值实现。由于中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那么如何很好地实施文化整合，已成为我国企业开展技术寻求型FDI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吴先明和糜军(2009)提到，跨国并购的成败主要取决于整合的成效。其中，最为根本的是文化整合。在并购发达国家企业的过程中，中国企业由于其后发特征，在文化上往往处于弱势，而发达国家的老牌企业往往具有较强的文化认同度，加之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文化差异，中国企业很难以自己的文化去整合对方的文化，而必须学习、吸收被并购企业文化中的有益成份，形成一种新型的企业文化。

8　汇率波动

Froot和Stein(1991)首先提出“财富效应”，他们认为全球一体化的资本市场中信息是不完备的，外部融资的成本高于内部融资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当东道国的货币贬值时，外国投资者持有以本国货币表示的相对财富就会增加，资本成本降低，使外国投资者能够购买东道国资产占有优势。自从1994和2005年人民币汇率体制重大改革以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呈现为上升趋势，这有利于我国企业对美以并购方式开展直接投资。

9　技术寻求型FDI影响因素的国际比较

本文分别以人均国民收入、私人部门贷款占GDP比重、每千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每千名劳动力中研究人员数、R&D支出占GDP比重来表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服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存量和研发投入强度。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仍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特别是人力资本存量和基础研发领域差距过大，这都对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FDI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企业层面

1　企业治理结构

清晰的产权关系、科学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能为企业开展技术寻求型FDI提供良好的组织和制度保障。随着我国企业改革的深入，国内企业经营管理逐步走向规范化，治理结构正变得更加清晰。然而冯跃(2008)指出目前企业自身内部治理仍存在缺陷。企业内部没有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表现在企业组织结构安排、企业管理制度设计方面不能有效地激励经营者和各级员工达到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制约了技术寻求型FDI。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公司股权结构中国有成分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特别是存在较为深厚的政府背景时，在收购外国资产过程中就容易受到一些国外政治因素的影响，导致收购难度增加和周期延长，而且即使收购成功，也会由于涉及到国家安全因素，使新企业在争取东道国政府相关订单方面处于劣势。联想集团在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过程中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做出了较大让步，包括承诺放弃部分美国政府客户名单等，而且联想集团将个人电脑总部部分转移到美国后，在获取美政府采购订单方面仍遇到较大困难，因为“外界将联想看作是一家国家控制的公司”，例如美国务院向联想集团采购办公电脑的计划就遭到了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反对。

2　国内市场销售规模

吴彬和黄韬(1997)指出劣势企业进行FDI时，不仅要熟悉东道国市场运作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学习与积累经验，提高自己的总体营销能力，从而形成一种追赶(国际)先进企业的态势，以保证在竞争中不会轻易“出局”，在东道国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而带来的损失(或机会损失)可以通过竞争能力的改善在母国(或第三国)更好地经营来弥补。由于我国企业与发达国家在管理和技术水平上存在较大差距，海外投资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可能处于亏损状态。在此情况下，企业可以通过实现反向技术溢出，提高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增加企业销售收入，补偿企业因实施技术寻求型FDI产生的投资亏损，但前提条件是需要企业在国内市场上达到一定的销售规模。

3　与东道国企业互动程度

Braconier，Ekholm和Knarvik(2001)认为跨国企业分支机构与东道国其他单位的互动程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从事研发活动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的互动很可能够促进技术知识的传播。杜群阳(2006)提出反向外溢的渠道一是母国企业可通过与东道国的技术领导者建立更紧密的地理联系，以降低投资者的生产成本，获得积极的外溢效应；二是母国企业可利用与东道国的产业联系，实现知识获取，以获得反向外溢。我国企业如果能与东道国当地企业建立长期紧密合作关系，通过人员交流和培训、技术指导、合作开发、参加行业研讨会以及相关人员俱乐部和社团等方式学习先进的管理和技术知识，那么就更能实现反向技术溢出。

4　进入模式

Kogut和Chang(1991)实证检验了1976-1987年日本制造业对美直接投资，并将日本企业进入模式分为新建、合资、合作形式，结果发现日本企业合资模式存在技术寻求动机。由于发达国家企业技术优势建立在大量隐性知识基础上，这些隐性知识可编码性差，需要通过观察、模仿和亲身实践等形式来进行学习。相比独资模式而言，显然合资模式能为此提供较多的学习机会，提高与当地企业面对面的交流互动程度。

5　国际化经验

如果企业在以往的国际化运营积累了大量经验，并培养出具有国际化经验的管理团队，那么就能帮助企业尽快熟悉东道国的法律法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并融入其中，特别是在跨国并购活动的管理整合、企业文化整合、销售体系整合、生产整合等过程中可以少走弯路，节约时间和资金投入，提高整合的效率。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从国家、产业和企业这三个层面来看，我国企业尚不完全具备实施技术寻求型FDI的条件，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在人力资本存量、研发投入、国际化经验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和措施：

首先，政府部门应高度重视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同时积极发挥政策引导作用，扶持国内企业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获取技术资源，帮助企业在“微笑曲线”中向高附加值领域突破，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地位。

篇10

［关键词］LP；专业化；市场化；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5-0151-01

1 中国LP总量很大，供给充分

（1）社保基金可投资额已达到1000亿元。2008年4月，经国务院同意，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经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的产业基金和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的市场化股权投资基金，总体投资比例不超过全国社保基金总资产的10%。截至2010年社保基金总量已达1万亿元，其中1000亿元资金可投向股权投资基金。

（2）政府引导基金可投资额已超过400亿元，预计在未来3~5年可达到1000亿元。2008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并转发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引导基金是由政府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策性基金，主要通过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引导基金本身不直接从事创业投资业务。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北京、上海、广州、山西、湖南、陕西、重庆等几十个省、市已经设立政府引导基金，而计划设立引导基金的地方政府还在不断增加，目前全国各地方政府引导基金承诺出资总规模预计超过400亿元。随着各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的不断设立，预计在未来3~5年时间，将超过1000亿元。

（3）保险基金可投资额已达到2000亿元。2010年9月3日，保监会《保险资金投资股权暂行办法》（保监发［2010］79号，以下简称《办法》），允许保险资金投资未上市企业股权和股权投资基金。其中，投资未上市企业股权的账面余额，不高于本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5％；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等未上市企业股权相关金融产品的账面余额，不高于本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4％，两项合计不高于本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5％。据保监会公布数据，截至2010年3月底，保险公司的总资产达到4.29万亿元，按照《办法》相关规定计算，可投资额已近2000亿元。

2 中国LP面临“制度环境不完善、市场功能不健全和GP监管不完善”三方面主要障碍

（1）制度环境不完善。中国LP发展的制度环境不完善，我国目前的LP制度体系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个层次是国务院下属各部委先后的通知和规定，主要涉及部委有财政部、发改委、外汇管理局、国税总局等；第二个层次是各地方政府的地方性行政法规，是指省级人民政府和地、市级人民政府和区、县级人民政府公布的区域性行政法规；第三个层次是一行三会的相关通知，即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有关通知。

这些通知和规定，或从行政管理角度、或从地方经济发展角度、或从行业监管角度，都从不同方面对LP的管理作出了相关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和规范了中国LP的发展，但作为LP发展的根本性法律文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虽经长期规划，但一直尚未出台。由于缺少统一立法基础，使我国的LP的制度环境还有很大欠缺，同时也使LP发展的制度环境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限制和制约了我国LP的发展。

（2）市场功能不健全。中国LP发展的市场功能不健全，首先体现在LP的预期回报不清晰，部分人民币基金尤其是产业投资基金的管理周期过长，基金的清算和结束存在困难，尤其是公司制基金的清算和结束存在操作上的障碍，使LP的投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其次是市场化的GP激励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国有GP的内部激励无法与基金业绩保持一致，与国际GP的激励惯例相差较远，GP在基金管理过程中的压力和动力不足。第三是市场化的LP管理人才欠缺，市场化LP的管理人才需要更高层次的专业背景、管理能力和市场经验，尤其是市场经验需要长期的投资实践积累，难以在短期内快速提高，目前国内市场化LP管理人才比较欠缺。

（3）GP的监管不完善目前对GP的监管尚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是全国性的行业协会还未成立，行业自律还无法完全实现。其次是欠缺合格GP的准入机制，在市场功能尚不完善的情况下，LP无法对合格的GP进行有效的鉴别。三是没有GP的惩罚和退出机制，当GP不作为或有侵害LP利益的行为发生时，没有明确的惩罚和退出机制，也没有明确的实施主体。

3 完善中国LP发展环境，实现LP的专业化、市场化和多元化

（1）完善制度环境，实现LP专业化。建议尽快出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完善LP发展的制度环境，逐步实现LP的专业化。

实现LP专业化，要建立合格LP的市场准入制度，LP的投资是风险相对较高的领域，国际成熟市场都对合格的LP做出了严格的限定，通过LP的市场准入，逐步实现LP的专业化。我国目前的LP很大一部分为国有资金，对这部分资金更应该强化LP市场准入管理，减少因专业化程度不足而带来的投资风险，应由相应主管部委或监管部门予以相应的市场准入。

（2）健全市场功能，实现LP市场化。健全市场功能，实现LP市场化。首先要明确公司制基金的退出的方式及渠道，尽快出台公司制基金清算和结束的实施细则，参照国际经验及国内实际情况确定基金管理周期，尊重LP的市场化投资收益。其次要参照国际惯例制定GP的正向激励机制，使GP的回报与基金的业绩保持一致。第三要在LP的管理人才上采取引入与培养相结合的方式，从国际上引入高端LP管理人才，同时建立LP管理人才的培养机制和体系，培养市场化的LP管理人才。

（3）完善GP监管体系，实现LP多元化。在市场功能不健全的情况下，GP的适度监管将有利于LP的多元化发展。目前，国内LP的政策性资金多于市场性资金，政策性资金在LP发展起步阶段体现出一定的优势，可以促进行业较快起步，但从发展角度来看，没有多元化资金的参与，中国LP将无法长期的健康发展。完善GP的监管体系，明确GP的惩罚与退出机制，限制GP的非理性寻租及损害LP利益的行为发生，将增加LP对GP的投资信心，有利于实现LP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