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基本理论范文

时间:2023-07-12 17:41:1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医的基本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中医的基本理论

篇1

循证护理近年来已在我国护理领域迅速推广,意为“遵循证据的护理学”,可定义为: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所获的临床资料,结合护理人员的专业水平,考虑患者的愿望和价值,制定完善的护理措施。实践步骤为:确定问题;检查有关文献资料;评价证据的真实可靠程序及临床价值;根据资料、护理人员、患者三者之间的能动关系制定最佳护理计划;实施计划进行自评和评议。中医基础理论以整体观念和辩证施治(护)为特点,以中医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的生理与病理为基础。中医一贯重视护理,古训有“三分治疗,七分护理”之说,中医护理包括精神修养、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饮食护理与禁忌及用药护理等方面的内容。为适应现代护理模式的转变,在护理工作中充分发挥循证观念,围绕以“患者为中心”创造特色整体护理。

2循证护理与中医基础理论的联系

2.1以实证为依据循证护理的核心思想是寻求证据,应用证据。以有价值的,可信的科学研究结果为证据,提出问题,寻找实证,应用实证,以对患者实施最佳的护理。中医基础理论是通过整体人体感官的“望、闻、问、切”获取患者宏观物理表象及自我感受,将这些信息“四诊合参”,经过归纳、辨析,形成对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功能状态的认识,作为论治施护的目标和证据。两者都重视临床证据和文献依据,但层次、角度和目的有区别,循证护理注重的是对诊断和治疗结果的量化,标准化分析与评价,主要用于指导临床决策,而中医护理更重视患者个体的主观感受和客观表现,对文献研究也偏于定性而无量化,缺乏统一标准。

篇2

[关键词] 世界历史 资本 意蕴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观点,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机制的探讨也就成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人们以往关注较多的是生产力与交往及其互动关系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和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而对资本的积极作用却关注不够。本文旨在对资本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积极作用进行深入探讨,并彰显其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世界历史与资本的本性

世界历史的形成,是资产阶级奔走全球各地的结果。那么,资产阶级为什么要拼命“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呢?马克思认为,这主要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剩余价值的减少:资本价值自行增值过程的障碍或限制。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本性是无限制地攫取最大利润,为此,它必然要打破以往行会制度的限制和地方上的限制,使整个世界和所有生产方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种统治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民族社会内部,资本把任何劳动都变为雇佣劳动,并打破生产和交换上的一切行会限制和地方限制;另一方面,在国外,资本通过国际竞争来强行传播自己的生产方式,使世界上所有的生产方式都服从自己。马克思指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随着资本的发展,国内市场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小,以致成为资本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要实现资本的不断增值,资本家必定要突破国内市场而走向国际市场。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资本的本性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虽然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资本事实上就是这样开创出世界历史的。

资本走向世界,开辟国际市场,最初是由商品流通领域开始的。随着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的不断渗透,生产的国际化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趋势,并且,生产的国际化最终战胜流通的国际化而在整个市场体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样,在生产国际化的带动下,各种经济因素也日益向国际化方向发展,最终使各国经济联成一个整体,形成世界市场总体。“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值得指出的是,资本的这种国际化扩张,在当代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日益显现出强劲的势头。以跨国公司为载体,资本已深入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领域。

资本开创世界历史的冲动完全是出于最大限度攫取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但是,当它这样做的时候,却不自觉地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力量。马克思从“普遍性”的角度看到了资本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认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不光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体系,而且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这就必然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加快社会发展进程。因此,马克思讲:“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可以说,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还是世界历史的开拓,都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是资本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

二、世界历史与资本的形成、发展

马克思不仅从资本的本性上分析了世界历史的形成,而且从资本的形成、发展上考察了世界历史的形成。

最早的资本,出现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集中在城市的行会里面。这些城市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它体现为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由于交通和交换不发达,资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父传子、子传孙。这种资本不同于现代资本,它不是以货币来计算的(用货币来计算,资本体现为哪一种物品都是一样的),而是与所有者的完全固定的劳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完全不可分割的,因此,它是一种等级资本。这种等级资本,虽说是一种最初级的资本形式,但相对于旧的剥削方式来说,它毕竟还是一种新生事物。这种等级资本,总起来说,发挥作用的范围还是很有限的。它产生并生存于等级森严的行会之中,自然首先要受到行会制度的严重束缚,封建割据和行会的种种措施使得它的交往能力极其有限,同外部的交往不多,尤其是同本民族、本国家以外的交往更是微乎其微,各城市之间的联系很不密切。所以,等级资本不可能真正打破地方限制而建立起世界性的联系。但它确是朝着世界历史方向走出的第一步。

随着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商业和生产发生了分离,商人阶级开始形成。“越过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而向前迈出的第一步,是受商人的出现所制约的,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如果针对当时的情况来讲,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随着商业往来集中在特殊阶级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于是在生产和商业之间也产生了相互作用。商人可以根据市场的预期变化来组织生产,因而促进了生产的专业化发展,同时,也扩大了生产内部的分工。城市彼此间发生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到另一个城市,生产和商业间的分工随即也引起各个城市间在生产上新的分工,在每一个城市中都有自己特殊的工业部门占着优势。商人资本的“活动”性又使交往不断冲破地域的限制,使民族交往、国家交往日益发展起来,“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

继商人资本之后,资本的又一跨越就是工场手工业的出现。相对于商人资本而言,工业资本是一种更高级的资本形式,能满足更大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工场手工业一出现,就吸收了大量自然形成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活动资本的数量;同时,它还吸纳了大量力求摆脱行会控制的农民充实自己的劳动力资源,这样,工场手工业进一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增加和工场手工业的繁荣,各国之间开始了竞争,而且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残酷。这种竞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工场手工业由于其本身的脆弱性,是不能离开保护的:“在国内市场上实行保护关税,在殖民地市场上实行垄断,而在国外市场上则尽量实行差别关税。本国生产的原料(英国的羊毛和亚麻,法国的丝)的加工受到鼓励,国内出产的原料(英国的羊毛)禁止输出,进口原料的(加工)仍受到歧视或压制(如棉花在英国)”。17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集中创造了大工业。大工业使竞争走向普遍化,它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成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这样,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每个人的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它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人类开始步入世界历史时代。

综上所述,世界历史是伴随着资本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等级资本到商人资本再到工业资本的形成,既是资本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

三、资本与世界市场

伴随着资本从等级资本到商人资本再到工业资本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起步阶段。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直接诱发了欧洲商业革命的爆发,加速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移,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逐渐孕育成熟,由此开始了资产阶级开创新的世界市场的历史进程。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明确指出:“15世纪末各种大发现造成新的世界市场”。“资本的现代生活史,是从16世纪现代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出现的时候开始的。”马克思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起步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它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传统的自然经济的过程中形成的。

第二阶段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殖民地的开发所带来的巨大的商业利益,一方面促使那些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的商品生产超出本国市场的需求而以各殖民地为消费对象;另一方面引发了这些国家争夺、瓜分殖民地的斗争,并进而达到殖民地的垄断。这个时期的世界市场实际上已经在空间上扩展至全球范围,并以宗主国、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为基本格局。在这一阶段,欧洲一些主要的国家如英国、法国等相继爆发了工业革命,完成了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体现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取代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自然经济,这不仅意味着欧洲这些工业国家的商品生产能力和输出能力全面增强,而且意味着整个世界市场被纳入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

至19世纪中叶,世界市场的发展达到了第三个阶段。1847年欧洲经济危机之后的工商业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工业和商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交通、通讯技术的变革,使资本的扩张获得了全新的技术手段,从而真正开始了“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过程,而“自1867年最近的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显然,这时的世界市场与前一阶段相比,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显著的跃进,商品和资本的输出无孔不入地冲击着世界各国的民族经济,并借助于政治和军事手段打破那些试图闭关锁国的国家的大门。自此,全球范围内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避开世界市场的牵制,经济全球化虽然尚未达到今天这样的深度和广度,但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世界市场标志着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全球化的开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不可能停留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资本的扩张本性决定了它一定要打破一切限制,而“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因此,“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没有世界市场的建立和扩张,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没有世界历史的形成。

四、资本与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时代的主体作用

如果说没有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没有世界市场的建立和扩张,就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没有世界历史的形成,那么,没有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时代的主体作用,也就没有世界历史的形成。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作了客观评价。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空前的生产力总量,而发达的生产力正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物质前提。“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第二,由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而且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消除了以往各民族之间的孤立隔绝状态,迫使落后国家的民族不自觉地加入了世界历史进程。它在亚洲等落后社会造成“惟一的一次社会革命”,这对于表现不出历史首创精神的落后地区不能不起历史进步作用,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世界成为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

第三,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根本问题即人自身的解放和全面发展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已提上历史日程,因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人由对人的依赖状态发展到人的独立性状态。资本主义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在人身上的各种依附关系,人成为人身自由的个人。虽然个人不免受到各种物质关系的制约,尤其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制约,但人的主体价值终究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人对自然力量的征服而宏扬出来。

第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锻造出将世界历史推向纵深发展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正是这样,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的使命,不自觉地担负起了开创世界历史的历史使命,充当了历史发展的工具,“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

篇3

一、经济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所有权关系的本体论基础

所有权在经济领域体现的是人与劳动对象的法定关系,是人们一切经济行为的基础。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时开始其研究思路由哲学向经济学的转向,所有权关系成为其讨论中的基本关系。这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一是人与劳动对象的关系,其二是人与自身活动对象化结果的关系;前者体现为劳动与资本、自然资源(土地等)的关系,后者体现为劳动与劳动结果的关系。在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马克思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关注这一问题:一方面是纵向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是横向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展开;《大纲》的魅力也许正在于此。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下简称“《第一分册》”是马克思在《大纲》基础上尝试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六分册中的第一册,实际上也是这一计划中出版了的唯一一册;该分册出版后,马克思的整个研究计划发生了改变。我们在该分册的初稿片段中能够看到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思路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的反思,这其中就包括所有权问题。

在《第一分册》的初稿片段中,马克思对所有权问题的关注对象,除了洛克的劳动本体论,即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对其劳动对象的所有权解释之外,还列举了其他经济学家对所有权问题的认识,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归纳,指出:无论是偏重于经济学还是法学的所有现代经济学家们,都把个人自己的劳动说成是最初的所有权依据(即洛克观点),与此相应,把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前提,亚当?斯密就持这样的观点。(cf.Marx/EngelsGesamtausgabe,Bd.II/2,S.4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版,第348页。下引只标卷数和页码)

不过,他们的这一理论解释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被颠覆了。因为,劳动所有权作为经济交换关系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是建立在以交换价值为前提、而并非以简单交换关系为前提的基础上的。(ibid,S.48-49;同上,第348-349页)言下之意,由于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与其创造价值的价值不相等(这在《手稿》时期并没有得到充分论证),劳动所有权的基础受到了侵犯。

显然,马克思的批判并不是指向劳动所有权这一原则本身,而是指向劳动所有权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经济交往关系中被颠覆的现象,而政治经济学原理则试图论证劳动所有权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区别所在。

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家们把来自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观念,即劳动所有权理论,称为一般规律,又把这一规律的现实性延伸至还不存在所有权的黄金时代(原始时代)(ibid,S.49-50;同上,第349-350页),也就是说,将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权占有规律看作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一切发展进程中的永恒的规律。

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则从资本主义的经济交换关系中去理解这一观念的形成,将其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的产物。那么,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呢?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对此进行解释。

马克思对经济学家们的批判不是指向他们对所有权的劳动基础的解释,而是指向他们将所有权规则抽象为永恒的规则。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家们的这一认识方法在两个方面引起麻烦:第一,从不存在所有权的史前社会那里去寻找所有权的本体论基础;第二,看不到劳动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着的悖论。(ibid,S.50;同上,第350页)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去解释资本主义所有权理论的生成,进而从社会生产发展状况去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经济学家们的两个麻烦:第一,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第二,这一所有权被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颠覆。

不过,在这里我们同样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形成的历史条件与这种经济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是解读这一问题的两个不同的认识维度:一方面,我们看到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及其被颠覆的客观性,这是马克思尝试去论证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进一步看到并且分析这一悖论现象之所以产生的内在机制。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家仰赖于普遍原则的批判,促使他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演变,这是第一个认识维度。他对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悖论现象的揭示,促使其关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这是第二个认识维度。前者是纵向的,后者是横向的;对前者的分析维度能够包含后者,但是不能够取代后者。

从横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劳动所有权原则的被颠覆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从纵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条件是历史的,而非永恒的。对这一条件的形成历史和运行机制的分析,一方面进一步将马克思的研究思路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将这一研究思路与哲学家的思路区分开来。从横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条件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因素:其一是与劳动相关的对劳动对象(如土地、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对外化了的劳动结果(货币资本)的所有权;其二是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并非简单交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程序;在一定的程序中,前提成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条件,被资本雇佣者的劳动所有权受到颠覆。对于自然劳动对象的占有问题,马克思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人类学的历史资料来关注的。

国民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是以这一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他们既然没有将资本的利润看作是工人的剩余劳动,也就不会去关注劳动原则的被颠覆问题。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权原则是对自然状况下存在着的原则的延续。而哲学家只是提出了抽象的原则,而没有去分析这一抽象的原则为什么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被扭曲;哲学视角中的异化劳动并不能够对这一扭曲现象进行论证。

根据马克思对财产与劳动所有权分离的历史程序及其结果的阐述(cf.Bd.II/1.2,S.367-369;参见第30卷,第2版,第450-452页),我们可以理解,劳动所有权原则的被颠覆为什么能够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增加了的物质财富在一部分人手上集中起来,而大多数人则陷于贫困(或者相对贫困);而且这些集中起来的财富能够成为进一步颠覆这一原则的客观条件。

显然,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从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所有权的形成及其原则。但是我们同时应该看到,原则的形成与原则的实现条件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其一,扭曲原则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与原则形成的历史路径,涉及的是不同的问题。其二,扭曲原则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并没有否认原则本身的存在,它仍然能够成为其自身被扭曲了的社会制度的理论支撑;尽管这一原则本身已经成为“幻想‘幽灵'被颠倒了的意识形态,但是仍然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支撑着这一社会。

二、经济关系中的哲学问题:原则、程序与悖论

我们看到,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对所有权问题在认识上的分歧,并非产生于对所有权形成的自然基础在认识上的差异;虽然马克思强调的是其形成的历史性,不过这是纵向意义上的。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早期生产方式、财产权形式的认识,并没有一个先入之见或者抽象原则: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晚年的人类学笔记,马克思都非常关注历史资料和人类学研究的最新进展。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们对所有权问题在认识上的差异,植根于对一定历史条件下这一原则的一致性及其背离在认识上的分歧。这一分歧缘起于对异化劳动的认识,有待于对剩余劳动的论证。这里已经存在着如何理解观念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中,所有权原则与现实之间的悖论进一步构成了自由和平等原则与现实之间的悖论。在《大纲》中,马克思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深入到经济关系之中,从原则的形成与原则实现的程序上来分析悖论的形成:

在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程序,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dieFreiheitundGleichheit)的现实基础。作为纯粹观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程序中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化的体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自由和平等只不过是从另一个方面再现出来。(Bd.II/2,S.60;参见第31卷,第362页)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了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这些观念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法律的和政治的方面再现出来。这是马克思的理解思路,对于马克思而言:一方面,观念是现实的产物(cf.ibid;同上),但是另一方面,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对这些观念的背叛(cf.Bd.11/1.2,S.685-686;同上,第230-231页),体现出来的是不平等。

那么,反映现实的观念是如何形成于被扭曲了的现实的?换句话说,既然观念是现实的反映,为什么不直接反映被扭曲了的事实,而是反映被扭曲前的假设?

一方面,抽象的观念是现实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以等价交换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关系体现的是人们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它自发地依据于自由原则和等价交换原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由观念和平等观念;另一方面,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扭曲了这一观念,但是这一观念仍然是其奉行的原则,是其基本的理念支撑。

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非始于马克思,当时的其他思想家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自由和平等的观念为什么带来的是非自由和不平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尝试揭示这一观念被扭曲的现实依据。

如果说自由和平等观念是支撑资本主义体制的理念,那么作为经济关系的产物,它们形成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简单的经济交往关系即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和等价(值)交换为基础,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这种简单商品经济的状态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社会形态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前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存在资本因素,也不意味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交往关系就是一种平等的交换关系;经济关系并不能独立于整个社会关系。

但是,当这些观念被高举着作为一种理念、一种意识形态用来支撑资本主义社会时,在现实中它们实际上已经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这一发生转折的契机,存在于简单商品交换向劳动与资本交往关系的发展进程中;这是历史的程序。

在《手稿》中,马克思比较充分地讨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形成的历史进程,并且揭示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交换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的区别:

关于公平和正义的空谈,只是要用适应于简单交换的财产权关系和法的关系的标准,去衡量交换价值的较高发展阶段上的财产和法的关系。(Bd.II/1.1,S.236;参见第30卷,第279页)

将前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区别开来,是为了彰显后者在质上所发生的变化:正是这一变化使得简单经济交换关系的理念不再符合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对于此时的马克思来说,他已经清晰地看到劳动与资本交换的表面平等与实质不平等。

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这些观念在用来评价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时,实际上包含着三个基本内容:自己拥有(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自主权),规则平等(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所强调或者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平等观:这里的平等并非指收入或者物质财富的分配平等,而是指经济交换关系中的原则平等),等价交换。前者体现为自由原则,后两者体现为平等原则,三者缺一不可。

从现象上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似乎符合这三个基本条件,但是实际结果为什么走向了反面呢?换言之,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不断分裂的资本主义现实社会是由于其前提而走向了反面呢?

马克思的批判并没有针对前提本身,而是从前提进入其得以实现的程序:马克思的分析对从价值的形成(劳动)到价值的实现(工资、利润)的整个过程的程序进行层层解析、剥离,将问题的症

结归结于劳动力与资本的交换这是_个不等价(值)交换。不过,这_认识本身也有着一个过程,而并非是一下子完成的。这可以从马克思所使用的“劳动”概念向“劳动力”概念的变化中看出。另外,从马克思在手稿中所留下的一些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以及对抽象的价值概念的论证问题等等中,我们又看到问题并未完结。

显然,对原则与其结果之间的悖论关系,从原则的实现程序中去进行批判,与对观念的虚假、颠倒进行的批判比较起来,要更加具有说服力、更加深刻。后者是哲学领域的批判,前者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批判。

三、经济关系中的伦理问题:个别性与普遍性

个别性与普遍性是抽象的哲学概念,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是经济伦理概念,对后者的问题在抽象的意义上进行讨论,或许就是(政治)经济哲学问题。这样的区分可能显得机械、累赘,但这个问题是在反思基础上必然要生成的问题: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或者对于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性研究的马克思来说,他们对这同一个问题的讨论有时是在非常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

对于马克思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下,以普遍性形式存在着的自由、平等原则在现实的资本关系中被颠覆,与此同时,社会财富的增长同时意味着社会分裂的进展,对象化了的劳动脱离其创造主体而日益集中于其他少数人之手。马克思看到的普遍性是以个体、阶级之间的对抗为基础的。

与马克思的时代不同,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上述情况既可以通过生产领域也可以通过非生产领域发生,例如文化产业与文化消费、信息产业与信息消费现象的出现,后者预示着新的需要进行研究、发掘的领域。

黑格尔在哲学观念上对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从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不同层次进行推论,用抽象的普遍性统一特殊性、个别性。这其中的具体关系并不在他的关注视野之内,他的使命似乎是构建一个能够把握社会的概念体系,用自在和自为的统一预测未来的社会。

而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甚至今天以所有权、契约原则、等价交换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来说,原则的普遍性是最重要的,是构建现代社会的基础。至于现实社会为什么会因为普遍原则的实施而日益分裂,他们对此又有着非常不同的解读和认识。诺齐克并不认为普遍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了颠覆;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在原则上具有逻辑一致性。罗尔斯也没有认为普遍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了颠覆,但是他试图在原则的现实化程序中对其极端的社会分化结果加以矫正。

各类非理论家并非诉诸于一种有违伦理的理念作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支撑,相反,在他们看来,只有普遍的原则才能符合伦理的基本要求。至于奉行普遍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现实中为什么不断强化着贫富分化、从而产生整个社会的不断分裂,这似乎没有进入他们的关注视野。至少在信念上,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原则在现实社会中被颠覆,或者反过来说,他们并不认为社会分化是因为奉行普遍原则的结果。

马克思与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尝试揭示使普遍性原则受到颠覆的现实社会条件,而不是仅仅将这些普遍原则作为虚幻的、颠倒的意识形态并且满足于抽象的批判。即使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甚至当今自由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看,如果不是借助于整个社会关系体系,那么只依靠一种抽象的普遍原则,少数人是不可能仅仅凭着一种能够积累起来的符号(从实物货币到数字信息)而占有整个社会、自然的大部分资源的。

因此问题就在于:这一普遍的原则借助于什么样的魔力,在合法的途径下产生了社会分化的现象?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人们在自觉意识中又是如何认识这一矛盾的现象的?

在《大纲》中,马克思在当时的语境中尝试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自欺欺人的普遍性:主体还尽可以有这样一种神圣(erhebende)的意识:他不顾他人而谋得的个别利益的满足,正好就是被扬弃的个别利益即一般利益的实现。(Bd.II/2,S.56;参见第31卷,第358页)

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一种很常见的观点。个别性与一般性体现在人们意识中的矛盾,是以现实经济关系中存在着的个体与整体之间在利益关系上的相关性、冲突性为基础的: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只是作为自身的手段或自我的目的,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最后,意识到一般(allgemeine)利益或共同(gemeinschaftliche)利益只是自私(selbstsUchtigen)利益的全面性(Allseitigkeit)。(Bd.11/2,S.56-57;参见第31卷,第358页)

马克思在这里没有使用个人的“自我利益”这一中性词汇,而是选择了“自私利益”这一贬义性词汇。这说明马克思没有简单地来看待各个个体的利益与一般利益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这个一般利益并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集合,在财产权占有发生社会分化的前提下,人们彼此之间的利益是分裂的、异化的。在互为手段和目的的经济交往关系中,资本的利益是在牺牲和占有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而获得的。

马克思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不仅使得所有权的持有原则发生了悖论,而且使得劳资关系之间等价交换的原则也发生了悖论。于是,从所有权的持有到所有权的交换原则都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普遍的原则成为虚假的观念一颠倒了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性认识在最初的意义上是以异化劳动理念为基础的。

这是马克思与其他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分歧所在。这一分歧并不产生于对抽象原则的认同与否,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与其原则之间存在着的悖论;这一悖论在人们的意识中又以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体现出来。在马克思那里,对这一悖论的认识是以其劳动价值理论及其核心内容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的,换言之,只有借助于剩余价值理论才能论证原则及其悖论的存在。

在马克思的研究维度中,哲学问题与政治经济学问题是交融在一起的:一方面,人们的对象化劳动结果具有个别性,但是当人们将自己的劳动产品作为交换价值与他人进行交换时,他的个人劳动产品已经具有了社会性,他的个别性在一般性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正是这一对象化的程序、交换过程,或者说个别性转向普遍性的过程,孕育了社会分化的可能性。

这一可能性在资本主义交换关系取代简单商品交换关系的前提下发展成为现实性:简单商品交换关系中存在着的等价交换,在资本与劳动的交换过程中被否定。不过,这一可能性一方面并不涉及这一转折的契机,作为结果的现实本身不能够又成为原因;另一方面也不能用来解释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形成。

这一理论解释模式具有历史阶段的局限性,它仰赖于剩余价值理论,首先仰赖于劳动价值概念的形成。马克思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那里承袭了劳动价值概念,但是已经赋予其不同的涵义。

为了更加清晰地使用这一概念去把握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马克思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衡量劳动价值的尺度(cf.MarxEngelsWerke,Bd.^,S.83;参见第4卷,第1版,第94页):个别性只有在一般性意义上被认同才是有效的,否则少、慢、差、费也在创造着劳动价值,这种一般性的认同程序自然地在市场竞争中完成。但是,这只是劳动价值概念的一部分内容,另一部分内容取决于劳动者的生存成本(同样以劳动价值来衡量)。(cf.Bd.II/1.1,S.72;参见第30卷,第84-85页)劳动者获取的报酬(部分劳动时间),不是以其创造的价值(全部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是以其生存成本(部分劳动时间)被支付的。两者之间的差价构成了能够被异化的剩余价值(剩余劳动或者积累劳动)。

剩余劳动的情况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并且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剩余、没有积累,就没有发展。直至今天,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并不缺乏这样的例子。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剩余价值被资本占有和支配,并且是在原则平等、公平交易的理念中进行的。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个人自主活动变为被动活动,对象化了的劳动变为被异化了的劳动一这是从劳动者一方来说的被异化现象。从劳资双方来说,或者从资本主义经济交往关系中的个体来说,人们彼此之间的经济交往活动出自于个人的自由意愿,这是一种自主行为;在这一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共同体,从整体的意义上来说,又形成了规律性,具有必然性,超出任何个体的可控性。

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涉及到个体在经济交往活动中的自主性与异己性问题:经济规律作为外在于个体的社会存在,是个体不得不受其约束的力量,它们对于个体来说具有偶然性。这一思路的发展,就是个人的自由交换行为与客观的、异己的规律性问题,例如难以为个人所预料、所抗拒的经济危机(生产过剩)、金融危机(信贷过度)。但是,这一必然性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制约与普遍原则的制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不可同日而语。

简言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马克思从以下几个不同层次涉及了经济交往关系中个别性与一般性的关系:第一,现实中个体、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第二,意识到了的伦理关系及其困惑;第三,个人自主行为与其社会结果客观规律性之间的关系。

篇4

关键词: 《高等教育哲学》 “高深学问” “以人为本”

“高深学问”贯穿于《高等教育哲学》一书的始终,并围绕“高深学问”形成一种严密的逻辑体系。布鲁贝克立足于“高深学问”这一基点,提出:“在二十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强调认识论的人趋向于把“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然而,这种对知识的探究不仅是闲逸的好奇了,只有越来越精确地知识验证才能使人们得到满足。高深学问忠实于真理,不仅要求绝对忠实于客观事实,而且要尽量做到理论简洁、解释有力、概念文雅、逻辑严密。真理能够站得住脚的标准是它的客观性或独立性、学术的客观性或独立性来自于德国大学所称的价值自由,教授们依据这一原则力求得出“不受价值影响”的结论,尽力排除所有的感彩[1]。强调政治论的人则认为探求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即政治论哲学强调“政治目标”和“为国家服务”,这两种哲学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冲突不断,或此消彼长或“并驾齐驱”[2]。

尽管这两种教育哲学观在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上大相径庭,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忽视高等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培养作用,远离了教育最根本的对象――人,尤其是人的精神价值和道德领域。这不可避免地淡化了长远的责任意识。这种对人的忽视,并不是说高等教育完全不重视人,而是说它所重视的是“经济人”、“政治人”,却不是“完整的人”和“全面发展的人”。高等教育要超越社会现实文化,为现代化进行价值定向,根本的还是取决于高等教育能否超越自身,追寻被工具理性文化所遮蔽的本质和本体价值,使高等教育真正是属于人的教育,是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完美的人的教育[3]。

高等教育何以存在?人是生命存在物,但人的生命存在和动物的生命存在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4]“人是一种双重生命的存在,既具有自然生命,又具有超自然的价值生命,是自然生命与价值生命的统一体。”人的价值生命的获得,不能通过基因遗传,而是通过社会遗传、文化遗传。而社会、文化的遗传是由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来完成的。康德在其著作《论教育》中写道:“动物终身为本能所支配,只有人是需要教育的生物,而人因为教育而成为人,发展人,人的目的是‘做人’。”人的这种生命特性在高等教育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高等教育的主体是有一定思想,并已形成一定价值观的人,高等教育给予他们的将是一种和他们未来生活一体的、内在的东西,是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对生命的一种更高程度和层次的提高,是生命的一种升华,是获得超自然价值生命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形式。所以,高等教育的几点只在于生命本身,因生命而发生,生命才是高等教育的“家”。高等教育当以人的生命为基点来展开,任何偏离这个基点的教育,都不是真正的教育或是多教育的异化。

高等教育因人的生命而发生,离开了生命及其活动,就没有了教育。人在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中,体现自己的生命,完善自己的生命。因此,高等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充分理解生命的内涵,尊重生命的逻辑,倾听生命的律动,不断地创造条件,促进生命的发展,提升生命的意义,增大生命的价值,创造新的精神生命。高等教育关注的就是人的这种自我创生的超越性发展,是以人的生命存在的“应然”为理由的不断超越的过程,是生命自组织的过程。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高等教育从各个方面充分印证和展示了人的生命特性。所以,只有把追求自由、幸福、公平和生命质量的不断提高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才是高等教育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动力[5]。

理解高等教育,不能离开生命,不能离开人。高等教育对人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高等教育立足于人生命的视角,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教育。人的生命特性和教育的关系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存在基础[6]。

存在主义是二十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流派。存在主义高等教育哲学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注重现实人生。存在主义教育观强调教育要以人为本,以关注人的存在为逻辑起点;强调人的自我实现,强调学生在教育的帮助指导下自由、有选择、负责任地成为自由的人,以实现自我。其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波尔诺夫、尼采、萨特等。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的存在时一切存在的出发点。他说:“所谓教育,不过是对人的主体间灵肉的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下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西方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自由教育(博雅教育)传统,不少西方高等教育思想家也精辟地阐发过大学教育的人文理念。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它既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又服务于人的生命存在,生命存在既是教育的出发点又是教育的归属。因此,教育以人的生命存在为核心。教育的本体是人的生命存在。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类型,是从后者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中西方早期的教育并无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之分,教育的目的也包括了高等教育的目的,高等教育也是为了人生命的存在,这种生命存在表现为人的自由、自在、自为的和谐发展。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主要思想,这种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存在和发展。高等教育本体论探究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哲学的表达。它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因而注重实现人生的人本论哲学史高等教育哲学的另一种重要形式。

高等教育哲学的人本论思想并没有因为政治论或认识论的彰显而湮灭。它作为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仍然深刻地影响到西方高等教育的实践。从亚里士多德的自由人的教育,到纽曼的自由教育观,再到《耶鲁报告》的自由教育思想,都闪耀着人本论的光辉。从美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十至六十年代、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中后期这三次通识教育运动来看,人本论思想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美国,“大学本科的教育则始终相信应该以培养具有广阔的文化意识与修养的人才为目的”。尽管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存在着不同之处,通识教育的发展更加起伏曲折,但是通识教育已经成为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二十世纪美国本科教育改革的主题。因此,忽视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作用是有很大局限性的[6]。

高等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对人的关怀和塑造,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探索高深学问、促进政治文明、提高经济效益的高等教育功能。这就意味着必须自觉地重新思考和认识高顿成教育价值观上可能有的偏颇和片面化,平衡地看待经济成就、民主和公民意识、生活的自主豁达等重要的人生目标,力求使自己平衡全面地获得所有这些人生意义的取向。因此,现代高等教育哲学应“以人为本”,即不仅要始终关注当代大学生当下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且要关注其未来发展潜力。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做到“人文见长”,亦即培养的学生,既要有谋生技能,又要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懂得何以为人,为何而生。总之,哲学为学,现实为实,哲学与现实总存在差距,教育则是解决二者难题的方法。只有当魅力的教育与智慧的人结合时,教育才会更具魅力,人才会更加智慧。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不是将人具体地塑造成某种工具,而是使人成为存在的人、不断发展和超越的人。高等教育要引导人走出自我中心和欲望的藩篱,将他们的兴趣引向更宽广的社会、生活和创造的领域。因此,高等教育哲学应“以人为本”[8]。

参考文献:

[1]姜国钧.《高等教育哲学》镜诠[J].大学教育科学,2009,(06).

[2]约翰・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3]李仙飞.再论高等教育哲学以何为本――基于高等教育哲学“内在紧张”的思考[J].高教探索,2008,(0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6][8]郭芳芳.高等教育哲学应走向人――对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观的质疑[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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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本主义 护生 急诊科 教学质量

中图分类号:R197.3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5―0515(2010)07―214―02

护生实习是护理教育的重要阶段,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关键环节。在过去的教学中,教师是知识的灌输者,信息的传递者,忽视了“人”的存在,不刺激学生去分析和综合他们的观察,学生在临床的所学所为也只能停留在浮浅的水平上,压抑了学生的思维,削弱了学生对学习的兴趣。 而人本主义理论强调学习要以人为本,重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在学习中的重要作用,重视人的价值和人格的发展,强调教育要以学习者为中心,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促进者。[1]为了提高急诊科教学质量,将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应用急诊科护生带教中,取得良好效果,现报告如下。

1 对象

选取2009年5月~2010年3月在急诊科实习四周的护生共56人,均为女性,年龄20~23岁。按单月进科与双月进科,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组28人,本科生3人,大专生25人;对照组28人,本科生2人,大专生26人。两组护生年龄、学历一般资料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2 方法

2.1对照组 采用传统教学方法,老师讲,学生听;老师做,学生看;安排学生做等方法进行。护生完成教学计划,最后一周进行理论和操作考试,并填写护生对带教老师评价调查表。

2.2 实验组

2.2.1 组织带教老师学习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提出了教师应具备下列特征①真诚:老师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某种理想的榜样。②接受和信任:学生是一个有自的人,是一个值得尊敬和关心的人。每个学生有其独特的特点,教师应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同时接受她们的缺点。③移情理解:教师能够把自己放到学生的位置上,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问题。可以按照学生的需要建立学习项目,为其提供资料和人力帮助。[1]

2.2.2 充分运用人本主义理论进行教学 每位护生进入急诊科起,记录当日工作内容、带教讲授的知识、工作体会等内容,第二天交带教老师批阅,带教老师根据护生实习笔记内容了解护生的实习进展、收获、反思和困惑,及时通过临床示教、健康宣教、护理服务缺陷查房等教学方式给予指导,每周进行一次总结。

具体方法:第一周对她们给予热情接待,介绍实习计划,使学生对实习目标、实习方式有初步了解。充分肯定护生对实习的热情和已具备的良好基础,以减轻其压力,使其树立信心。介绍病区环境,物品、仪器及抢救药品的放置、预检分诊工作程序,讲解各科急腹症的特点及鉴别诊断。带教老师将急诊常见危重病例与基本操作技能如心电图机、心电监护仪、洗胃机、吸痰器、除颤仪、呼吸机的使用结合,设计模拟场景、增加护患沟通的内容,让学生反复练习,精心设计问题,随机提问,护生回答不确切的,指导护生通过查阅资料、相互讨论,直到得到准确答案,同时让护生提出问题,师生共同讨论解决。帮助护生尽快适应陌生的环境,消除初期的焦虑心理,改变在病房实习的思维方式,主动进入急诊护士的角色。第二周当护生对急诊工作有了初步了解后,带教老师根据护生掌握情况和带教计划,让护生跟随带教老师学习急诊抢救配合如心律失常、心肌梗死、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的病情观察与抢救,进一步系统的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护理基本操作技能应用到护实际护理工作中;组织护生进行一次更加全面的知识讲座如根据急诊常见疾病分类讲解“十四类抢救药品”,启发式的提出患者使用抢救药后的症状或体征,让护生通过思考、提问的方式掌握急救药品的作用、不良反应及注意事项。第三周带教过程中,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带教方法[2],鼓励护生发现问题,每位护生每天至少提出一个问题,带教老师与护生共同探讨解决;老师提出问题,让护生带着问题去操作,在实践中去解决问题。带教老师认真完成剩余的带教计划,如:放手不放眼,让护生独立完成急诊常见病的急救配合等。带领护生跟随“120”出诊,指导护生做好急诊病人的院前急救工作如有机磷农药中毒、外伤性休克、多发性骨折患者的现场救护,体验急诊科工作环境、性质及涉及的相关急救护理技术等与各病房的差异,具有突发性、紧迫性、艰难性、复杂性、灵活性等特点。第四周由护生根据急诊科常见病例组织教学查房,主讲人护生担任,参加人以护生为主体,科室带教老师和护士长负责指导,查房过程中,参加人员踊跃发言提出不同见解,最后由护士长或带教老师总结讲评,以提高护生的组织管理能力。进行理论和操作考试,填写护生对带教老师评价调查表。

2.3 效果评价方法

2.3.1 理论知识考核 实习第四周进行统一的理论考核,由总带教老师按正规的试卷形式出题考核,两组考核难度相同,满分为100分。

2.3.2操作技能考核 以心肺复苏术作为考核项目,由总带教老师监考,以《福建省医学临床“三基”训练护理分册》中基本技能的心肺复苏法评分标准为评分依据,重点考核开放气道、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压等步骤,不合格者进行补考,满分为100分。

2.3.3 综合能力评分 护生综合能力的评分包括职业素质、专业行为、急救护理配合能力、沟通表达能力、临床分析能力和理论提问,满分为100分。

2.3.4 护生对带教老师评价调查 所有护生不记名填写带教老师满意度调查表。调查表为宋春燕和沈宁[3]设计的临床带教老师评定量表,量表包括3个因子;护理工作,教学组织和师生关系。师生关系,教学组织,临床护理工作3个因子分别包括的项目数为19、9、6,量表共34项条目,满分为170分。护生对临床带教老师的评分值在170~136分优秀,135~102分为良好,101~68分为一般,67~34分为较差,34分以下为很差。内容效度指数(CVI)为0.81,Cronbach’s系数为0.979。

2.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护生理论成绩、操作成绩与综合成绩采用t检验 ,护生对带教老师评价采用X2 检验。

3结果

3.1 两组护生理论成绩、操作成绩与综合成绩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护生理论成绩、操作成绩与综合成绩比较

组别 理论成绩 操作成绩 综合成绩

对照组 86.57±3.52 90.82±1.44 88.50±1.69

实验组 91.46±2.24 93.25±1.33 90.75±1.43

t值 6.202 6.553 5.384

P

由表1可见,两组护生成绩经t检验,具有高度显著性差异。

3.2两组护生对带教老师评价比较,见表2。

表2两组护生对带教老师评价比较

组别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总计

对照组 6(10.5) 9(9.5) 7(5) 4(2) 2(1) 28

实验组 15(10.5) 10(9.5) 3(5) 0(2) 0(1) 28

总计 21 19 10 4 2 56

由表2可见,实验组护生对带教老师的评价高于对照组(X2 =11.98,P

4 讨论

4.1 应用人本主义学习理论提高护生的综合素质 在传统的教学中,往往是老师做到哪里就讲到哪里,忽视了护生的兴趣,护生是被动的学习,老师只注重知识的灌注,忽视护生感悟了多少。人本主义学习理论的教学以护生为中心,强调情感、态度、价值观在学习中的作用,使护生学会自己主动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了解相关知识从而起到增强巩固知识和促进更新业务能力的作用,通过分析问题,整合知识解决问题,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护理研究的兴趣,学会对知识的融汇贯通,在问题解决中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充分调动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发护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从而使他们的在急诊科实习的理论成绩、操作成绩及综合成绩有了明显的提高。

4.2 提高教师的素质 优秀的临床护理教师是维持良好的教学环境、确保临床护理教学质量的决定因素。[4]传统的教学过程中,临床带教老师们往往只起到消极的监督作用,不以问题方式引导学生实习,不刺激学生去分析和综合他们的观察。运用人本主义理论,转变了教师的观念,提高教学意识,接受学生的个体差异,认真钻研,结合急诊工作实际,帮助护生提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自学及自我评价的能力,同时也促使带教老师认识到自己在某些方面的不足,而加以完善或弥补,对带教老师在提高自身素质和业务能力上产生了积极的督促作用。这种理论的运用,使人性化教学得以体现,利于教学,使双方发挥最佳状态,从临床护理教师调查表中可发现这种理论的运用增强了护生对带教老师的尊重与敬佩。

由于条件有限,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样本例数较小,研究的对象是来自不同院校的护生,可能会出现选择偏移。

参考文献

[1]郑修霞.护理教育导论[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36~38.

[2]李建群.PBL教学法在护生临床带教中的应用[J].当代护士,2009,(8):94~95.

篇6

一、会计基本理论必须前后一贯

(一)“两论”结合,建立前后一贯的会计基础理论体系

会计基础理论体系包括:动因、对象、本质(结构)、职能、目标等范畴。

1.会计与会计学。

2.社会环境与会计系统。会计是为适应环境和经济管理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对其有重大影响。社会环境千差万别,并不都与会计相关,即使与会计相关,其作用和影响也不一样。会计、统计、审计的社会环境相同,其本质和职能大不相同。应当充分重视社会环境的重大影响,深入研究会计系统的内部矛盾。

3.会计职能与动因。会计职能是会计系统的外在行为,联系会计系统与环境,体现会计环境包括会计主体及有关方面对会计的根本要求以及会计系统满足这些要求的可能性,是需要与可能的统一。

会计为什么会形成两种结构、两种本质、两种基本职能、两种基本目标呢?归根结底,在于建立会计系统的客观需求(或称客观必然性)。这里,首推节约劳动时间规律,它是会计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因。根据动因要求,既要核算劳动时间的消耗量和劳动成果,又要强化管理,促进劳动时间的节约,促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高,这样就形成了会计的结构、本质、基本职能和基本目标。动因反映社会环境对会计的需求,是环境需求与会计本质、职能结合的统一与概括。基本动因是制约会计本质、职能、目标等“一切矛盾的胚芽”。以基本动因为逻辑起点,以基本职能为研究起点,建立前后一贯的会计基础理论体系。

4.会计对象与会计对象要素。会计对象是价值运动,会计对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是会计对象的初步分类。会计对象要素是会计科目的分类概括。会计反映是对会计对象要素具体内容的确认、记录、报告与分析。会计控制是对会计对象要素具体内容的规划、调节、监督与考评。

5.会计结构与本质。我国会计学界对什么决定本质、什么表现本质缺乏研究,从而影响对会计本质取得共识。决定事物本质和职能的是事物的结构,是事物的内在矛盾。两者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其外部表现是功能(职能)。功能表现结构,结构决定功能,功能是结构和本质的外部表现。通过基本职能研究结构和本质,不仅是系统理论的一般原理,也为会计理论研究所证明:通过反映职能,发现会计的信息处理结构和经济信息系统本质;通过控制职能,发现会计的经济管理结构和管理活动本质。

信息系统论和管理活动论都反映了会计本质,不应各执一词,而应将“两论”科学地结合起来,以全面地反映会计本质。职能内显结构和本质,外联环境和对象。结构和本质决定职能,职能表现本质和结构。本质和职能受环境影响,适应环境需要,但其决定因素不是环境而是结构——事物的内部矛盾。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6.会计目标与作用。会计目标是指导会计工作、评价会计准则的指南,是会计系统应当达到的境地。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职能是固有的、潜在的、相对稳定的,目标随环境的变化按有关方面的需求而变化。没有该项职能就不可能提出相应的目标,因而直接决定会计基本目标的是会计的基本职能。葛家澍、余绪缨教授指出:职能是体现会计本质的功能,而目标则是……会计职能的具体化。

基本目标为总目标服务,受总目标指导,力求实现总目标。根据《会计法》第一条,会计的总目标应是: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目标是应当达到的,作用是已经达到的,从整体而言,会计目标达到了,会计作用也就发挥了。两者只是角度不同。

综上所述,会计基础理论体系简略图示如下:

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在会计产生和发展的动因推动下,两种结构、两种本质、两种基本职能、两种基本目标,相互联系,前后一贯。按照质量要求,作用于会计对象,实现会计总目标。信息系统论与管理活动论结合是会计基础理论体系实现前后一贯的关键。

(二)以会计目标为起点,建立统一会计制度理论框架

统一会计制度理论框架(或称财务会计概念结构),是财务会计理论中最实用的一个部分,是用以指导和评价包括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在内的统一会计制度的理论体系。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统一会计制度理论框架包括会计目标、基本前提、会计原则、质量特征以及会计对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等。

统一会计制度理论框架以会计目标为起点,提供真实信息与强化经济管理并举,包括对会计规范、会计方法和会计工作的丰富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统一会计制度理论框架上承会计基础理论体系,下导会计规范与核算方法理论和会计工作,是两者的中介,构成前后一贯、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

(三)以会计对象为基础,建立会计规范与核算方法理论体系

会计对象是会计核算和控制的客体,是统一会计制度、会计方法规范、核算、控制的内容,也是会计科学赖以建立的客观基础之一。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与其对象存在着相似关系,所以我们研究会计规范与核算方法理论都必须从其原型——会计对象出发,把会计规范与核算方法理论建筑在会计对象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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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构成要件的过早实现现象在实践中较为常见,究竟该如何处理,日本学界纷争不已,学说林立。在理论上区分预备的故意、实行的故意或既遂的故意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也没有区分的必要。构成要件过早实现的案件的犯罪形态,应根据第一行为是预备行为还是实行行为具体加以判定。

    所谓“构成要件过早实现”,亦称结果的过早发生,具体是指行为人原本计划在实施第一行为之后,紧接着进一步地实施第二个行为以惹起构成要件结果的发生,但意外的是,在第一行为实施的阶段就发生了构成要件的结果。1 关于构成要件过早实现的具体处理,日本刑法学界认识不一,争议较大。本文拟以日本司法中的“氯仿麻醉杀人案”和“放火自焚案”两起判例及其引发的学说纷争为中心,就构成要件过早实现问题所涉的争点及其具体的认定略陈管见,以期能收抛砖引玉之功,并希冀对我国刑法理论与司法实务有所裨益。

    一、日本相关判例概要及其处理

    (一)日本相关判例概要

    1.氯仿麻醉杀人事件

    被告人欲杀害自己的丈夫甲,找来a 等人帮忙。a 等人计划在车上先用氯仿将甲麻醉,使其昏迷,之后再将车开到两公里远的海边,并将车颠覆至海中,以造成发生意外事故的假象。a 等人依计划用氯仿使甲昏迷(第一行为)之后,便开车到两公里远处的海边,将载着甲的车颠覆到海里(第二行为)。但甲究竟是因氯仿摄入过量窒息而亡,还是因溺水而亡,并不明确。(最决平成16•3•22 刑集58 卷号187 页)。

    2.放火自焚事件

    行为人决意在自家放火自焚,在室内泼洒汽油之后,想要在临死之前吸上最后一根烟稍微放松一下,便掏出打火机点烟,不料却引燃室内空气中漂浮的汽油分子。行为人惊慌之中忘了自杀的事,迅即逃了出去,造成火宅。(横滨地判昭和58•7•20 判时1108 卷号138 页)。3

    (二)日本判例的基本立场

    对于上述杀人的事案,日本判例的基本态度是:可以说,第一行为的实施对于第二行为的容易实施是不可或缺的,在第一行为实施完毕之后,对于完成杀人计划而言就不存在特别的障碍,第一行为与第二行为之间在时间、场所上具有接近性,且第一行为开始的时点已经具有导致他人死亡结果发生的客观的现实危险性,所以第一行为实施的时点就是实行的着手。同时,由于从着手到杀人目的的实现系紧密连接的一连串的杀人行为完成的,即便因果的进程与行为人的认识不一致,亦即,即便在第一行为的实施阶段就导致了结果的发生,也不应当否定杀人故意的存在,应以既遂论处。4 对于上述放火事案,日本判例认为,其中的第一个行为即泼洒汽油行为实施的时点就可肯定实行的着手,因而,即便导致构成要件结果早于行为人的计划在第一行为阶段过早发生的,只要存在着因果关系,就应肯定既遂犯的成立。5

    二、中外学说诸相

    (一)日本刑法学界不同观点之争鸣

    上述构成要件过早实现的事案在日本学界掀起了广泛而深入的理论研讨,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体上形成了以下三种代表性的学说。1.未遂故意与既遂故意区别说山口厚教授认为,基于故意而实施的直近构成要件的结果的行为人的惹起行为本来是符合既遂犯的构成要件行为(实行行为),而行为人自身尚是计划留待将来实施结果惹起行为(第二行为),因而在第一行为阶段肯定既遂犯的构成要件行为(实行行为)的见解并不妥当,因为终究第二行为(法益侵害惹起行为)才是既遂犯的构成要件行为(实行行为)。所以,在内心留待将来实施的第一行为阶段,只能认为是实行了既遂犯的构成要件行为以外的行为,从欠缺既遂犯的故意的角度来看,构成要件过早实现的事案中,应根据第一行为阶段肯定着手而成立未遂犯,而非成立犯罪的既遂。6

    林干人教授亦持类似的见解,着手的实行行为被认为是既遂的实行行为前的阶段;既遂犯的实行行为,则是为了使结果的发生已经实行了全部的行为而不要再实施其他的进一步的行为(放手理论)。因此,着手未遂的场合,对构成要件事实的认识作为既遂犯的故意处理是不充分的。况且,第一行为时点的犯意在这里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在第一行为的时点不能被认为是既遂的故意。正是基于此,既遂犯的故意和未遂犯的故意当然有所区别。7 对于上述放火自焚的事案,松宫孝明教授也指出,该事案中,尽管行为人的行为已非预备阶段,而且,因果进程也并非异常,但存在的问题是:在这种事实显著偏离计划的情况下,不应承认既遂的故意责任,亦即不承认“归属于结果的故意”。因而,即便在着手阶段引起结果发生的,如果与行为人所计划的明显背离,就应否定成立放火罪的既遂,并认定为放火未遂与(重过失)失火较为妥当。8

    2.未遂故意和既遂故意不必区分说

    对于山口厚等教授的上述未遂故意与既遂故意应当区别的见解,西田典之教授则持不同的意见:既然已明明肯定存在实行的着手与未遂的故意的情况下,却仅仅否定存在既遂的故意,这在理论上并无可能。也许行为人确实计划实施第二个行为,但如果行为人对客观上奠定结果发生的危险存在认识,那么就应肯定成立既遂。例如,行为人本打算第二发子弹打死被害人而开枪射击,但出乎其意料,第一发子弹命中并打死被害人,一般会肯定杀人既遂的成立。其实,上述情形与此并无不同,不能将故意区分为未遂的故意与既遂的故意,只要客观上已存在实行行为,其存在对实行行为性质的认识即故意,其后便只是因果关系的错误问题。9 大谷实也认为,“在构成要件过早实现的场合,客观上有实行行为,只要就该行为具有认识,即便是经过意想不到的经过引起了结果,就应当对结果追究其故意犯的罪责,这种思考方法和法定符合说是一样的”10。

    3.预备的故意与实行的故意区别说

对上述放火事案,浅田和茂教授基于其所倡导的实质的•形式的客观说11 指出,尽管根据实质的客观说的立场,泼洒汽油的行为就具有导致既遂的具体的高度的危险,但刑法规定的是放火,因而无视“火”的登场而承认是实行的着手,是不妥当的。12 因此,泼洒汽油的行为从客观上来看是预备行为,之后打火行为才是实行行为(相等于实行的着手),基于此,点火行为之际因欠缺放火的故意,因而构成放火罪的预备和重失火罪。而对于上述麻醉杀人案,浅田教授则认为,在客观上的确可将第一行为认定为实行行为,但在实行行为的时点行为人主观上只有预备的故意,因而只能认为成立杀人预备罪和重过失致死罪,而将之认定为杀人既遂是存有疑问的。13

    (二)我国学界的认识

    对于“构成要件过早实现”的现象,我国刑法论著或教科书中均有涉及,但在理论上并无“构成要件的过早实现”或“结果的过早发生”这类提法。至于其具体的处理方式,我国学界争论不大,一般是通过类似如下的案例进行说明:张某打算将被害人李某推下挖好的深坑里,再用石头将其砸死。结果李某被推下坑时,头部撞到坑里的一块石头上,造成出血性休克死亡。在这里,张某推李某下坑的行为可认定为是犯罪的着手,尽管后来李某死亡的原因是其头部撞到石头上造成出血性休克死亡,而非像行为人计划的那样将其推下坑后再用石头砸死。但这只是行为人对因果关系的进程产生的误解,并不能否认李某死亡与张某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存在,因而,对张某仍应当以杀人既遂处罚。据笔者了解,对于这类案件,我国司法界也是基于这一认识加以处理的。

    三、主要争点及其笔者自己见

    由上可见,关于构成要件过早实现的案件,中外刑法学界和实务部门分歧明显,主要争点在于:其一,第一行为的性质究竟是预备行为抑或实行行为?这涉及的问题是实行行为与预备行为的界分标准的问题,即实行的着手的认定标准的问题。其二,在犯罪形态的确定问题上,有无必要区分预备的故意、未遂的故意和既遂的故意?

    毫无疑问,上述问题直接关系到被告人的犯罪形态的确定,进而影响到对犯罪人的犯罪性质的认定及其量刑的轻重,因而不容忽视。以下,笔者拟就上述争点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略陈管见。

    (一)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的界分

    一般认为,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的界分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实行的着手的认定标准的问题。对此,以往新派学者基于主观主义、行为人的立场主张行为人的犯罪意思或一定程度的犯意表示就是实行的着手。但主观主义与现代刑法是行为刑法而非“行为人刑法”的本质相违背。在强调罪刑法定主义的刑法理论中,犯罪的本质在于侵犯法益,犯罪的物质本体是包含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的“危害行为”,而不是行为背后的“行为人”,因此,对实行行为的着手的认定及未遂犯的处罚基准不应背离法益侵害的基本立场。此外,由于“单单凭犯意的被表动就足以认定着手,这样预备也就成为未遂,从而丧失了以实行的着手来限定未遂犯的成立的机能”。14 正因为此,作为实行的着手标准的主观说,在德日刑法学中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理论。15 同样,在我国刑法学界,也无学者认同这一学说。目前,理论上居压倒性多数的见解则是客观说。

    客观说是基于客观主义刑法理论的立场而被提出的主张,认为应在客观行为的危险中探寻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及实行着手的时期。客观说内部具体可分为形式客观说和实质客观说。

形式客观说以构成要件为基准,从形式的观点把握实行的着手。日本学者中持形式客观说的学者有小野清一郎、团藤重光等,如小野清一郎认为,犯罪的实行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着手”即是该符合构成要件行为的开始,或多少实行了一部分。16 我国刑法通说亦持此一见解,“所谓着手实行犯罪,是指行为人已经开始实施刑法分则规范里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如故意杀人罪中的杀害行为,抢劫罪中侵犯人身行为和劫取财物的行为等”17。

实质客观说论者基于法益侵害说的立场,从实质的观点把握实行的着手时期,即认为具有惹起既遂结果的现实的(具体的)危险发生之时,就是实行的着手。此说目前在日本是通说,18 日本学者平野龙一、山口厚、西田典之、前田雅英、佐伯仁志教授等都是实质客观说的代表。我国学者张明楷、黎宏二位教授也是实质客观说的倡导者,如张明楷教授指出:“犯罪的本质在于侵犯法益,故没有侵犯法益的行为不可能构成犯罪,当然也不可能称其为实行行为。不仅如此,即使某种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但这种危险性非常微小时,刑法也不可能将其规定为犯罪的实行行为。另外,刑法处罚犯罪预备的行为,而预备行为也具有法益侵害的危险。因此,实行行为只能是具有侵害法益的紧迫危险性的行为;行为人开始实施这种行为时才是实行的着手。”19黎宏教授认为,“所谓实行的着手,就是开始实施行为人所追求的、具有引起某种犯罪结果的现实危险的行为。”20

    应当说,形式客观说基于从开始实施犯罪构成中的客观要件行为的立场来考虑着手问题,是同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精神一致的,但仅从形式的标准来认定实行的着手,也不无问题:其一,可能导致着手的提前。例如,行为人基于骗取保险金的目的,实施了放火烧毁自己已投保的财产的行为,但在去理赔前被公安机关抓获。根据形式的客观说,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的行为是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因而甲放火的行为就是实行的着手。但事实上,造成保险事故的行为只是为诈骗保险金创造了条件,这对保险金融的秩序与保险公司的财产侵害的危险程度尚未达到现实、紧迫的程度,因而不能认定为保险诈骗罪的着手。只有在行为人实施向保险公司提出支付保险金的请求的行为时,才是实行的着手。其二,不能准确认定不作为犯的着手。不作为犯,是以保证人违反作为义务为前提的。根据形式客观说,保证人开始不履行特定作为义务之时就是实行的着手。但实际上,对于大多数不作为犯而言,并非保证人一开始不履行作为义务就构成犯罪,而是应当从实质上考察其不履行特定义务的不作为是否对刑法保护的某种法益构成现实的危险。21 其三,不能准确界分不能犯与未遂犯。对于类似行为人拿博物馆陈列柜中的模型手枪向他人开枪的行为,可以说在形式上是符合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按照形式客观说的主张,此行为应成立犯罪未遂。但由于这一行为在通常情况下不具备侵害法益的现实危险性,一般不会被认为是实行的着手,在性质上应属于不能犯。由此可见,对实行的着手的判断离不开实质的判断。

    实质的客观说主张应从法益侵害的立场探寻着手的标准,这对于从实质上准确界分实行行为与预备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仅从实质上的层面把握着手,而忽视形式上的定型性的判断,有时可能会导致着手认定的提前。在南京曾发生过这样一起抢劫出租车案:三个湖北农民合谋到南京抢劫出租车,途经武汉时购买对折刀两把、安眠药30 粒。到南京后又购买了尼龙绳、毛巾等物,并将安眠药碾碎。三人携带上述物品,在南京火车站附近搭乘一辆出租车,要求出城前往安徽某地。因为三人形迹可疑,且目的地不甚明确,驾驶员在车行至道路检查站时,打开应急灯,并停车报警,三人遂被抓获。对于本案,南京某区法院认定三被告的行为已是抢劫罪的着手,构成抢劫罪的未遂。该判决的主要根据在于:三被告携带作案工具进入出租车之后,行为人已直接接近被害人,司机和车作为犯罪对象已经特定化,并受到深藏凶器的行为人的现实威胁。22 在笔者看来,这只是坚持单一的实质客观说的着手标准所得出的结论。诚然,三被告携带对折刀、尼龙绳、碾碎的安眠药等作案工具上车之时,因他们携带凶器,且已接近被害人,作为犯罪对象的司机的人身及其财产安全已面临现实的侵害威胁。但由于三被告人一直都是在车中等待合适时机以有效地实施抢劫,很显然,这种伺机抢劫的行为并不属于抢劫行为本身,不符合抢劫罪实行行为的定型性,在性质上应是制造条件的预备行为。正是基于这一点,类似的抢劫出租车案在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被认定为抢劫罪的预备。23 由此可见,坚持单一的实质的客观基准说,有时候就存有着手认定提前的问题,从而导致未遂处罚范围的扩大。这同实质的客观说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和保障自由的立场而主张限制未遂犯的处罚范围的初衷明显相悖。由此,实质性客观说也必须受到构成要件的制约。

    综上,笔者以为,就实行的着手的判断而言,“形式的客观基准”与“实质的客观基准”,两者可以说是并非排他,而是互补的关系。具体言之,一方面,判断实行的着手不能超出刑法分则对犯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定型性规定的范围,否则就会使实行的着手的判断失去客观的定型的标准,这势必严重违背刑事法治的基本理念和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要求。另一方面,在以定型性构成要件行为为实行的着手判断标准的基础上,还要进行行为的法益侵害的现实危险的实质判断。否则,就会落入“形式的客观基准说”的窠臼,导致有些犯罪的着手的认定过于提前,从而混淆了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乃至罪与非罪之间的界限。一言以蔽之,着手的判断标准应是形式客观基准基础上的实质客观基准。

    (二)预备故意、未遂的故意与既遂的故意之区分并无必要

     犯罪预备与未遂的区分(着手的认定)主要涉及的是判断行为在客观上是否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和法益侵害性的问题,而非从主观上判断是预备的故意抑或是实行的故意的问题。24 例如,一个人基于杀人的故意而买刀的行为就是杀人预备行为,砍向被害人的是实行行为,而并非从主观上去判断行为人何时是杀人的预备的故意或者是杀人的实行的故意。同样,某一行为是成立未遂还是既遂也并非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是未遂的故意抑或是既遂的故意。例如,恐怖犯罪分子基于炸死多人的目的,手拿爆炸装置,实际上只要摁下a 这一按钮,就会发生爆炸,但是犯罪分子误以为依次摁完a、b 两个按钮之后才会发生。结果在其摁下a 按钮之时发生了爆炸,炸死了多人。对于这种情形,应该不能否定成立犯罪的既遂。

    四、构成要件过早实现事案的类型化及其处理

    笔者以为,“构成要件的过早实现”案件的处理不应局限于个案的解决,而应进行类型化的整理,并探寻出具有一般性的解决方案,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之路径。具体而言,构成要件过早实现的情形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其一是第一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实行行为的情形,即所谓的实行行为阶段的构成要件过早实现。其二是第一行为尚是预备行为的情形,即所谓的预备行为阶段的构成要件过早实现。以下笔者拟结合有关构成要件过早实现的具体事例,进一步阐释、分析。

    (一)实行行为阶段的构成要件过早实现及其处理

    就前述的在日本发生的氯仿杀人事件而言,笔者认为,行为人用氯仿麻醉被害人进而扔向海中的行为如同先勒被害人的脖子使其昏迷再扔向海中的行为一样,其中的前一行为本身均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具有导致被害人死亡的高度、现实危险性,因而这一行为的实施就可以理解为杀人的着手。对于上述的放火自焚事案而言,尽管“放火”的实行行为原则上是点火的行为,需要“火”的登场。但由于汽油属于引火性很高的物质,基于放火的故意泼洒汽油,即便没有实施点火行为,也可认定为实行的着手。25 基于这一点,日本学者浅田和茂教授所主张的上述两种情形都只有预备的故意因而仅仅构成预备罪和重过失罪的见解实不可取。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行为人的行为是构成故意犯罪的既遂还是构成故意犯罪的未遂和重过失罪呢?这实际上所涉及的就是前述的“有无必要将故意作未遂的故意和既遂的故意的区__分,或者将实行行为区分为未遂的实行行为和既遂的实行行为”的问题。如上所述,笔者是持否定态度的。

    第一,很显然,在第一行为属于实行行为的构成要件过早实现的案件中,由于行为人原本计划结果的发生依赖于第二个行为,因而通常是行为人所认识的结果与第二个行为才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在这一意义上说,作为故意犯罪处理的场合,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行为应是行为人自己意识上可能控制的危险制造行为,超出其控制的就不能作为故意犯予以重罚。但是,“人对外界的事物并非具有完全有效的控制能力,因而希冀行为人理性、有效地控制着行为的因果进程,直至最后才达到既遂,这明显是一种过高的要求”26。例如,甲欲杀乙,但不想一刀就杀死乙,而是打算多砍几刀,以尽量折磨乙,使其在极度痛苦中慢慢地死去。但没想到第一刀就将乙砍死了。又如,基于杀人意图而自制定时炸弹,但由于爆炸装置上的时间标记弄错了,结果比计划爆炸的时间提前两小时发生爆炸,被害人被炸死。对于诸如此类情形,很难否定既遂的成立。实际上,行为人只要基于某种明确的犯意实施了其得以控制行为的主体部分,且因这一行为导致结果的发生的,就能够作为故意犯予以重罚的基础。

第二,更为关键的是,如前述的日本判例态度所明示,由于第一行为和第二行为通常在时间上、场所上具有紧密相接性,二者同属于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的“一连的实行行为”,因而,客观上应对它们进行一体性的评价,而无必要进行未遂的实行行为与既遂的实行行为的区分。

    第三,在确定第一行为属于实行行为的性质的情况下,即便并非如行为人计划的那样在紧随此后的第二行为阶段发生结果,而是意外地在第一行为阶段导致结果发生,从本质上来说只是因果进程同行为人的认识不一样(属于因果关系认识错误问题)而已,这并不阻却行为人的犯罪的故意和影响犯罪既遂的成立。作这样的处理,从刑罚的适用、社会效果及其刑事政策的立场来看,也不至于导致罪刑的失衡和对犯罪的打击不力的恶果。

由上分析,关于实行行为阶段的构成要件过早实现事案,对日本的判例的立场及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应当予以肯定。

    (二)预备行为阶段的构成要件过早实现及其处理

   以上就第一行为构成实行行为情形下的犯罪形态的具体认定问题作了研讨,对于第一行为尚不属于实行行为的场合,其犯罪的形态又如何认定?需结合具体事例加以说明。

    第一,丙欲杀害丁,到丁的住宅附近时,想确认一下枪中是否装填好子弹,但此时不料枪走火,将一行路人打死,尔后证实该路人就是丁。就此事案来说,丙当时只是想确认一下其枪是否装填好子弹而导致枪走火,恰好将丁打死。很显然,确认枪中有无子弹及其之前的行为,显然缺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的形式上的定型性和实质上的侵害法益的现实危险性,因而不是杀人罪的着手;同时,行为人对枪械走火导致丁死亡的后果主观上具有过失,故而应构成杀人罪的预备和过失致人死亡罪,两罪并罚。类似的事例还有:行为人基于杀害家人的犯意而自制炸弹,在制作过程中不慎使炸弹爆炸,将家人炸死,这种场合同样成立杀人罪的预备和过失致人死亡罪两罪。

    第二,妻子欲杀其夫,买回了毒药并掺在威士忌酒中,计划等丈夫从外地出差回来时,让其饮用。随后妻子将毒酒放在冰箱里,便回娘家去了。但没想到的是,丈夫当天就完成了出差任务并提前回家。丈夫回家看到冰箱里的威士忌,就把它拿出来一下子喝光了,当场中毒身亡。在本案中,丈夫的死亡同妻子事先买回毒药,在威士忌中下毒的行为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这一点不容否认。但一方面,妻子买回毒药、下毒的行为尚不具有侵害生命法益的现实危险性,因而,其行为在性质上只不过是为杀人进行准备的预备行为;另一方面,妻子将毒药放在冰箱里的行为是导致丈夫死亡的直接原因,主观上存有过失,故而综合本案,应认定妻子的行为成立杀人罪的预备和过失致人死亡罪两罪。

    综上,构成要件过早实现的犯罪形态的认定,主要取决于导致构成要件过早实现的第一行为的性质是实行行为还是预备行为。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的界分(着手的认定)主要涉及的是判断行为在客观上是否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和法益侵害性的问题(即所谓的“形式客观基准基础上的实质客观基准”),而非从主观上判断是预备的故意抑或是实行的故意的问题。立足于此一基准,如果第一行为尚只是为犯罪的实行做准备的预备阶段的场合,其行为本身构成犯罪预备,在该行为阶段意外地导致结果提前发生的,行为人主观上有过失的,应同时认定构成相应的过失犯罪,实行数罪并罚。在导致构成要件过早实现的第一行为已经属于实行行为的场合,并在该行为阶段意外地导致结果提前发生的,可径直以犯罪既遂处理较为妥当。 

 

 

 

注释:

  1参见[日]高桥则夫:《规范论与刑法解释论》,成文堂2007 年版,第61 页。[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新版第2 版),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170 页。

  2参见西田典之、山口厚、佐伯仁志编:《刑法的争点》,有斐阁2007 年,第67 页。

  3、5、8参见[日]松宫孝明:《刑法总论讲义》(第4 版),成文堂2009 年版,第239 页。

  4、7、12、13参见[日]浅田和茂:《刑法总论》(补正版),成文堂2007 年版,第377 页,第375 页,第375 页,第377 页。

  6参见[日]山口厚:《新判例から见た刑法》(第2 版),有斐阁2008 年版,第88-89 页。

  9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181-182 页。

  10 [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新版第2 版),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170 页。

  11浅田和茂教授在其《刑法总论》(补正版)中指出:“依我之见,未遂犯的处罚根据是结果发生的实质的(具体的)危险,这就意味着,作为实行的着手的判断基准的实质客观说是妥当的。但同时由于刑法第43 条中的‘实行’意指实行行为(构成要件符合行为),所以,应同时采取形式的客观基准说。这样一来,实行行为的存在,而且,具有结果发生的实质的危险的场合,才成立可罚的未遂,缺少其中任一要件都不成立未遂(实质的•形式的客观说)。实行行为的存在是基于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结果发生的实质的危险性则是基于未遂犯的处罚的根据而得出的结论,其中任何的一面都不能忽视,亦即只有两者的齐备才成立可罚的未遂。”参见[日]浅田和茂:《刑法总论》(补正版),成文堂2007 年版,第371 页。

  14 [日]山口厚:《刑法总论》(第2 版),有斐阁2007 年版,第267 页。

  15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年版,第620 页;[日]西原春夫:《犯罪实行行为论》,戴波、江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10 页。

  16参见[日]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王泰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125 页。

  17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上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309 页;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上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年版,第269 页以下。

  18参见[日]佐伯仁志:《未遂犯论》,《法学教室》2006 年1 月号,第121 页。

  19张明楷:《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286 页。

  20黎宏:《论未遂犯的成立要件》,《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 年第2 期。

  21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中国刑法解释》(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399 页。

  22参见李传松:《从抢劫出租车案看犯罪着手行为的认定》,载《法学杂志》2003 年第4 期。

  2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编:《刑事审判参考》,2001 年第11 辑,第10-11 页。

  24需要注意的是,实行的着手问题并非完全不考虑故意的问题,因为实行的着手终究关系到某一危险行为究竟是何罪的实行行为的着手的问题。脱离行为人的主观因素,就会导致具体犯罪的实行的着手认定上的困难。例如,行为人用拳头猛击女子头部的行为,究竟是杀人罪或伤害罪的着手,或者是罪或抢劫罪的着手,这在客观上判断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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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以史带论;基本原理;教学改革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加快、经济全球化日渐深入和互联网快速发展,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日益纷杂化,继续巩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日显重要。作为对大学生进行理论教育的主渠道,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面临挑战。众所周知,基本原理概论是系统传授理论的课程,其地位重要,理论更深,逻辑性更强。如果采用一般教学法,其理论很难真正为学生所理解、掌握并运用。由此,在教学中贯彻“以史带论”教学法,将会有效改变当前此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大力提高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一、“以史带论”教学法及其优势分析

众所周知,理论与历史无法简单分开,任何一个理论都有逐渐生成、发展的形成史,而历史特别是思想史也表现为理论的不断发展与更新。由此,把握理论必然离不开对其渊源的追溯。也正因如此,人们在讲授理论时,总是将历史过程梳理与理论观点分析结合起来,先后提出如“史论结合”、“寓论于史”等教学方法,强调在教学中以历史及其发展脉络为主,中间穿插对理论观点的分析和揭示,以提高教学的实效性。与上述方法相比,“以史带论”教学法主张在讲授理论时,注重历史回顾,通过巧妙地穿插一些对相关理论形成发展史或背景的简要揭示与回顾来达到对理论的分析和揭示,即在理论的历史发展回顾中着重阐释相关理论,从而使理论更形象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便于学生理解掌握。因此“以史带论”教学法有其特点和优势。

首先,“以史带论”教学法在教学目标上强调对“论”的价值追求。在“史”与“论”相结合的教学法中,每种都有其侧重点,它们或以“史”为重点,或以“论”为重点,或两者并重并有机穿插组合。“以史带论”教学法在运用中始终强调以“论”为重点,突出阐述和分析“论”的目标追求,在“史”与“论”关系上明确“论”主“史”辅,即对“史”的分析不是最终目的,只是达到分析“论”而让学生理解的一种手段和方式。

其次,“以史带论”教学法在教学环节选择上始终强调“论”的核心地位。在运用“以史带论”教学法时,必须要将对“论”阐释置于核心地位,不能顾此失彼。在教学设计和实施中,不能过于追求对“史”的追溯,而冲淡或忽略了对“论”的分析。这要求在教学环节的设计、教学时间的分配以及教学材料的选择上都要以始终将对理论的分析与阐发置于教学的中心地位,不能让对“史”的引述淡化“论”的核心地位。

二、“以史带论”教学法契合的理论特质与要求

高校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其目的是要用来教育和武装大学生,使之养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但每门课程又都有各自的教学目标和重点,如中国近代史纲要主要是帮助大学生懂得“三个选择”的必要性。而基本原理概论则是侧重系统阐述,使大学生对此理论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依此,在基本原理概论教学中贯彻“以史带论”教学法,是一种必然与必需。

首先,“以史带论”教学法是理论的本质要求。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主要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从的创立过程可以看出,它的形成离不开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抛开这些来讨论便没有任何意义。同时,也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产物,它植根于西方深厚的文化土壤,是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并吸收人类关于自然科学、思维科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而创立起来的崭新的科学体系。它的每一个理论观点,都可以在西方文化中找到其渊源;梳理其理论发展轨迹,还可以领会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中吸取过往思想的合理内核。由此出发,要做到让学生真正理解及其精神实质,理解每一个理论观点,必须要运用“以史带论”教学法,了解马克思在批判中实现对旧思想的扬弃,在通晓形成史中理解。

其次,“以史带论”教学法是全面把握理论的需要。在中,科学性、革命性与实践性实现了有机结合。是科学的,在于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观点与方法,随时代与实践发展与时俱进;是革命的,在于它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是实践的,是因为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检验中强调发挥对实践的能动作用。可以说,理解了这三者及其辩证关系,才能全面把握的理论价值与魅力。依此,在教学中,如果割裂了“史”与“论”的内在逻辑,忽视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创造性发展,单调地讲授的基本原理,就会缺少历史的厚重感。因此,贯彻“以史带论”教学法,借助理论发展脉络的回溯,将有助于全面准确理解。

再次,“以史带论”教学法有利于提高大学生应对问题的能力。在发展史中,“史”与“论”密不可分,二者结合就表现为一个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理论所遭遇的每一次挑战总是以一个崭新的理论观点出现为终点和下一个起点,而这样一个个应对挑战的经过串联起来则构成了的发展史。高校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其首要任务是通过理论教育,促进大学生良好品德的养成和人格的不断完善,提高他们在复杂社会环境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基本原理概论教学中贯彻“以史带论”教学法,特别是对发展史和一些理论观点形成史的回顾,将不仅使抽象的基本原理更加形象地呈现出来,而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应对时代与现实挑战以及理论作为观点和方法在解决这些问题中的担当,既增加了的理论魅力,更是培养大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非常好的契机。因此,贯彻“以史带论”教学法有助于大学生应对问题能力的培养。

三、“以史带论”教学法在基本原理概论教学中的运用

在基本原理概论教学中贯彻“以史带论”教学法,即在讲解基本原理、观点时,侧重分析它们是在怎样的理论基础、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上产生的,以及它们的出现解决了时代与实践发展面临的那些问题,从而将理论与历史、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让理论有充分的历史和实践作引导与支撑。这样,理论讲授更有说服力,而学生在学习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并逐渐树立对的坚定信仰。当然,在实际教学中贯彻“以史带论”教学法,除了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讲授者在史料选择、史论结合以及教学形式安排方面还必须遵循一定的要求。

首先,在史料选择方面,要做到准确性、典型性与宏观性并重。基本原理概论是系统向大学生讲理论的课程,而要在教学中贯彻“以史带论”教学法,首先必须要在史料选择方面下功夫,即不仅要在钻研、吃透教材的基础上,全面掌握各个知识点的背景资料、理论渊源以及涉及到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更要通晓与基本原理中各个理论观点的理论源头及相关观点在人类思想史、特别是欧洲思想史中的整个逻辑发展脉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中选取合适的史料。当然,在史料选择方面,讲授者必须进行细致甄别,力求做到使选择的史料准确无误,并能对理论起到充分的佐证作用。同时,史料必须体现出足够宏观的历史感,必须能够使由此分析得出的结论绝对可信、可靠、有价值。如:在讲解第二章认识论之前,有必要对认识论在欧洲思想史上的历史发展作一个简要回顾,由此突出在认识论的划时代变革与创造性贡献。但在欧洲思想史上,认识论的探索源远流长,而从古希腊开始的思想家在历史发展中探究形成的理论观点更是纷杂多样。运用“以史带论”教学法,必须要从这些汗牛充栋的理论中挑选出少量有代表性典型性的观点。如在讲授中可选择简要介绍德谟克利特的“影像说”、柏拉图的“回忆说”、中世纪神学的“天启真理”、近代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说”和洛克的“白板说”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主张等观点,并复述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这之后再来理解认识论,便不太困难。

其次,在史论结合方面,要做到有机性、统一性与适度性共存。选择合适史料只是搞好教学工作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全部。这是因为一方面此课程的课时所限,讲授者不可能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对与课程内容有关的“史”和“论”的分析都做到面面俱到,另一方面也是课程性质及其定位主要在于传授“论”,而不是讲“史”。因此,运用“以史带论”教学法,比史料选择环节更为重要的是讲授者必须按照教学目标,依据自己的经验对经过挑选的史料进行细加工,使史料的内容在详细程度、时间跨度以及与理论的契合程度等方面要符合课程教学的要求,要和理论能实现有机结合,不至于“史论脱节”。同时,对于史料时间长短问题,也必须要做到精心安排,使对“史”的叙述既能满足对“论”的足够支撑,同时又不至于冲淡“论”的主体地位,出现“重史轻论”、“以史代论”等倾向。如:在第六章“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部分,如果讲授者只就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而不注意其中内在逻辑的历史感,学生对此问题的理解只会停留在表面。而运用“以史带论”教学法,讲授者可以社会主义思想从诞生至今在500年中的三次历史性飞跃为主线,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就每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必然性及其逻辑架构进行细致分析。这样做,此部分理论在学生思维中就同时具有了纵向历史感和横向立体感,教学效果定会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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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本主义 中外合作办学 英语教学

1.引言

从我国中外合作办学产生之初至今的20多年时间中,伴随着中外合作办学事业的发展,针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研究亦日益深入,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多以办学理念、运行模式、管理体制、政策法规等宏观机制层面为主,对于中外合作办学中相对微观的英语语言教学模式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一般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英语教学分为两类,一类是英语语言教学,一类是用英语讲授专业课程,多为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或全英教学。本文仅就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英语语言教学展开讨论,以河南工业大学国际学院为例,从人本主义教育观角度探讨适合中外合作办学培养目标的英语语言教学模式。

2.河南工业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英语教学情况

河南工业大学自2003年开展国际合作教育项目已经有六年时间。在英语语言教学实践过程中,发现存在一定问题。如:目前的英语语言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方法尚难以确保学生顺利进入专业核心课程双语课教学;学生对于外方教师的全外语授课、全外语教材有畏难情绪,实际利用率低。因此,对英语语言教学进行改革,解决英语语言教学的“低效”问题迫在眉睫。学生的英语能力是确保学生接受全英语专业课程教学、阅读消化原版教材、真正掌握学科的最前沿知识、提高创新能力的前提,也是培养外向型、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3.人本主义学习理论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英语教学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外语教学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强调学习者的行为(行为主义)强调引起行为的思维过程(认知主义)转到强调学习者的非智力因素――情感因素(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主要包括马斯洛(A.Maslow)的自我实现论和罗杰斯(C.R.Rogers)的人格自我论等[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财富蕴藏其中》(1996)一书中指出,教育必须围绕四种基本的学习能力,即教育的四大支柱:learning to know(学会学习――掌握认识世界的工具),learning to do(学会做事――学会在一定环境中工作),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学会合作――培养在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参与和合作精神),learning to be(学会做人――以适应和改造自己的环境)[2]。教育的四大支柱强调了学的重要性和全面性,以及学习者自身的重要性,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同样强调了学与学习者的重要性,重点就是研究如何为学习者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学习者从他自己的角度来感知世界,达到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在人本主义学习理论看来,真正的学习不仅仅是为学习者提供材料,而是能够使学习者发现他自己独特的品质,发现他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特征。这与中外合作办学的培养目标有着内在联系和契合点,其多以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专业人才为目标,这种模式下的英语教学应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既具有实用性,又应以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为目标。

4.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英语语言教学模式

4.1教学目标

河南工业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本科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既具备专业理论技能又掌握国际化通用语言,具有国际视野的外向型、应用型人才。根据该合作项目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本主义学习观“以学生为主体”的要求,其英语语言的教学目标有两个:一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为出国学习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二是具有实用性,即英语语言教学辅助专业课程的学习,以适应外籍教师全英授课。

4.2课程体系设置

根据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培养目标要求,英语语言教学体系的设置应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根据不同阶段的学习特点,采用为其创造更多的独立的、可供选择的课程模块,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英语水平和需要自主选择,使学生成为英语学习的主人。

国家教育部于2004年1月下发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作为各高等学校组织非英语专业本科英语教学的主要依据。《课程要求》将大学阶段的英语教学要求分为三个层次:一般要求、较高要求、更高要求。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设置也必须体现英语应用能力培养的阶梯性。

在英语语言教学的初级阶段,由于学生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在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上都存在适应问题,所以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从被动式学习向自主性学习过渡,采用以课堂内教学与课堂外网络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课程设置应体现中外合作办学英语教学的一般要求,可以采用传统英语模式,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奠定学生的基础知识。同时,教学组织规模应以小班教学为主。

在英语教学的中级阶段,应充分考虑学生的需要,学生在本阶段应该进行有目的、有步骤的适应性自主式学习。通过课程设置,为学生提供更多自主式学习的机会,减少课堂学时、增加课外辅导课时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色。进一步丰富教学形式和手段,通过网络,建立英语学习资源平台,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条件和氛围。除继续开设“听、说、读、写”四门课程外,还要充分发挥网络平台的作用,为学生提供网上学习资源,针对雅思考试、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不同需求进行课外辅导。同时,该阶段的教学应该是从功能型教学向综合型教学转变,提高学生对英语国家文化背景、教育体系、社会知识等方面的了解,为其出国深造打下基础。

在进入英语教学的高级阶段,由于学生已经奠定了较好的英语基础并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进入到专业课程的深入学习阶段,因此可考虑开设专业英语课程,介绍专业术语、专业背景知识等,以辅助专业核心课程的学习和适应外籍教师授课和学习原版教材需要[4]。

4.3教学形式

人本主义学习观强调学习者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尊重学习者自己的意愿。教师应该看到人具有个体属性――学生的个体情感、风格与意志等都存在差异,同时还应认定每个学生均各有其天赋的学习潜能。因此,教师不但要研究自己怎么“教”,更重要的是研究学生怎么“学”,让学生充分发挥个人能动性,以人为本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3]。教师在设计课堂活动时,要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为其创造更多的具有独立性的、创造性的、合作性的学习活动,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人本主义“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论没有明确规定教学的程序,但是提出了一些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措施,主要包括:(1)认真组织教材,使之适合于学生的知识水平、学习兴趣和特长,便于学生自学;(2)提出真实的、现实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好奇心和学习动机;(3)提供可选择的各种学习条件情景和目标,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出选择;(4)允许学生自己确立学习目标、计划和内容,按自己的兴趣选择学习程序;(5)分组教学,建立自由度很大的学习小组,学生自由结合、共同学习、互帮互学;(6)让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进行自我评价,教师和其他同学对学生的自我评价给予反馈。在人本主义教学思想指导下营建的学习氛围中,自主英语学习行为是一个潜移默化、逐步形成的过程[5]。

5.结语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已经并将继续对英语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然,这一理论给予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英语教学的启示不仅仅是这些,还应从教学实际出发,结合外合作办学项目下学生的学习状况,了解学生的个体需求,营造宽松、民主、平等、和谐的教学氛围,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力,让学生感觉到自己是教学认识活动的主体,积极地、自发地参与到教学中来,掌握语言知识,提高其语言认知能力,以确保学生接受全英语专业课程教学,阅读消化原版教材,真正掌握学科的最前沿知识,从而提高中外合作办学的人才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贾冠杰.二语习得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3]徐晓晴.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及其对外语教学的启发[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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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医学:培养具备自然科学等基本理论知识的高级专门人才的一门学科。

2、预防医学:是制定公共卫生策略与措施,提高生命质量为目标的一门医学科学。

3、临床医学:是学习基本理论和医疗预防的基本技能的一门学科。

4、口腔医学:是学习口腔医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一门学科。

5、中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疾病诊断与防治以及摄生康复的一门医学科学。

6、护理学:是学习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医学基础等基本理论知识的一门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