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资源资产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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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资源资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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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公路资产化的必要性

（一）明晰农村公路管理主体的需要

我国法律规定，公路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各级公路管理部门经国家授权委托行使管理职责。目前，虽然各地都成立了专门的农村公路管理机构，但隶属部门不同，有的隶属于交通部门，有的隶属于公路部门，还有的隶属于政府，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养护职能也相互交叉，这样难免有“政出多门”的现象。因为农村公路只进行实物管理，并没有资产化，管理主体不明，造成公路资产权责不对等。

（二）扩宽融资渠道的需要

农村公路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中央补助资金、省级配套资金，市县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和自筹资金，农村公路里程长，资金需求量大，各级财政压力大。高速公路收费权的引入让管理部门关注到公路的资产属性，并衍生出PPP、BOT、TOT等新的管理模式，迅速扩大了我国公路建设的速度和规模。农村公路虽然不是收费公路，但只要纳入了资产价值管理，就可以明晰产权边界，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公路资产化经营，如利用冠名权、路边资源开发权、绿化权等方式筹集资金，发挥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有条件的还可以开发资产金融工具和衍生工具，多方筹集资金。

（三）提高资产使用效益的需要

农村公路是一项惠民工程，也是民生工程，长期以来，农村公路存在贪大求全，重建轻养的状况。由于农村公路没有资产化，农村公路的投入产出无法核算。各级政府在修建农村公路时较盲目，导致项目建设不切合当地实际，也没有分清轻重缓急。由于农村公路没有资产化，农村公路谈不上保值增值，造成管理部门盲目争取延长农村公路修建里程，而现有的农村公路却得不到养护资金保证，年久失修，不合理使用、人为损坏等因素使农村公路失去应有的价值，投资效益低下。

（四）规范农村公路财务管理的需要

农村公路管理单位资金主要投入农村公路的建设和养护项目上，长期以来，农村公路管理单位的部门预算资金缺乏，原有养护体制下人员众多，人浮于事。虽然《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一再要求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但由于农村公路没有资产化，农村公路管理单位将修建和养护资金费用化，年终和财政补助收入或上级补助收入对冲，第二年这部分费用不在财务会计账目中体现，这就给其他日常公用支出占用农村公路修建和养护资金提供了可乘之机，虚增了农村公路项目支出金额，导致财务信息失真。

二、农村公路资产化的可行性

（一）农村公路资产的可确认性

根据我国《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事业单位资产是指由事业单位占有或者使用的能以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总和。农村公路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农村公路的修建都是可以以货币计量的，所以农村公路符合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对资产的定义。农村公路使用年限长，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符合固定资产的定义，应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二）农村公路资产的可计量性

建设农村公路所发生的一切合理和必要的支出，都是通过货币支付的，因此可以由货币计量。农村公路资产的计量由工程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以及土地征用费等费用构成，可采取两种方法确定其价值。第一，历史成本法，即对于新建成交付使用的农村公路，按建造该公路实际所发生的所有合理和必要的支出计算。第二，重置成本法，对于过去已建成的农村公路，可计算在当前条件下重新修建全新的相同标准的农村公路所需支付的直接和间接费用，并按照已使用年限，扣减应计提的折旧，即为当前农村公路的价值。

（三）农村公路产权的明晰性

农村公路是我国公路网中重要的一部分，农村公路作为公共物品，都是以国家投资为主体建设，自筹资金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土地也是国家所有，农村公路的产权只能是国家，农村公路管理部门经国家委托和授权，对农村公路资产进行管理。如果把农村公路的产权定义为集体或个人，就会给农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混乱。

（四）农村公路资产化的可参照性

按照我国现行的财务会计制度，高速公路、铁路上的桥梁、隧道及附属物以及民航机场的停机坪、航站楼都作为国定资产核算，同样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的农村公路，应比照其他基础设施的核算办法，纳入资产管理的范畴。

三、农村公路资产的会计核算

（一）账套设置应简化

根据财政部印发的《新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的通知，事业单位执行新制度后，应当至少按月根据基建账中相关科目的发生额，在“大账”中按照新制度对基建相关业务进行会计处理。作为农村公路的管理机构，并不是农村公路的项目法人，基建支出并账虽然能让基建投资财务信息定期在事业单位会计“大账”上反映，但其实质仍然是执行两种制度，设两套账，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基建支出完全并入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问题，这种双轨运行机制不仅增加了会计人员核算的工作量，而且也不符合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不利于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的实施。作为农村公路的管理机构，并不是农村公路建设的项目法人，为全面反映事业单位的财务状况和收支情况，简化会计核算，建议取消基本建设资金账，使事业单位各项经济业务适用一种会计制度进行核算，从而保证会计核算的完整性。

（二）科目设置应和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一致

农村公路管理机构会计科目的设置应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保持一致，设“在建工程”科目，并设“基建工程”明细科目和“农村公路工程”子科目，核算尚未交付使用的农村公路已经发生的必要支出。当工程交付使用时，借记“固定资产”，货记“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基金”，同时，借记“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农村公路工程”，贷记“在建工程――基建工程――农村公路工程”。

（三）资产折旧的核算有其特殊性

农村公路前期养护维护费用少，运行成本较低，随着通行车辆的不断增加，养护费用也逐渐增加，所以农村公路资产的折旧不宜采用加速折旧法，宜采用平均年限法，在使用年限内平均摊销。由于农村公路的改扩建都是破碎性的重建，有的甚至是改道重建，原有公路没有利用价值，所以农村公路折旧核算的残值为零。

（四）农村公路资产的后续支出应分情况资产化或者费用化

农村公路改扩建和大中小修应参照固定资产后续支出的核算。农村公路的大中小修主要是为了维持农村公路的正常运转和使用，充分发挥其使用效能而进行的维护，因此应在当期费用化。而农村公路的改扩建却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宽度，改善了功能，增加了使用价值，类似于固定资产的改良支出，所以应予资产化。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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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增收途径的选择必须面对以下三方面问题。一是地区有差异。2012年底，全市村集体收入70万元以下的行政村还有121个，占总村数的13.5％，主要集中在金坛市、溧阳市和新北区的辖市（区），集体收入增长缓慢，经济发展不快，村集体基本没有积累，村级公共事业建设比较落后。二是村情有不同。各地所辖的行政村由于区位位置、地理环境、当地经济氛围等不同，村级收入和集体实力也参差不齐，所选择的增收途径不尽相同。三是增收有难度。行政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增收途径，在后续发展中还是有一定困难的。首先是启动困难，村级项目不是受用地限制，就是受规划限制，许多项目因此搁置。其次是资金难筹，项目投资大，动辄成百上千万元，大部分村筹资困难。其三建后难租，有相当一部分村集体的项目建成后出租相对困难，而且租金不高，较难收回成本。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应深入挖掘自身优势，因村制宜，选准路子，创新发展模式，走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发展“道路”。一是路径要选对。其一物业资产租赁。城区、中心镇区等区位优势比较明显的村，可以大力发展物业经济，通过构建物业、经营资产等方式，增加村级收入，培育村级集体经济增长点。其二集体资源开发。在土地、山林、生态等资源比较丰富的村，依托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或高效农业，提高集体资源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其三合作互助增收。鼓励村集体组建各类专业合作社，组织农户开展合作生产和联合经营，在为农业生产提供信息、技术、销售等方面服务的同时，增加村集体服务性收入。其四抱团资本运作。推进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股份化、股份市场化的“抱团发展”，鼓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以镇为单位组建经济实体，进行市场化运作，通过“统一经营、产权独立、收益归村”的形式，实现村集体联合发展，共同富裕。其五异地谋求发展。鼓励自身土地资源紧缺，但集体经济实力较强的村，可以采取“走出去”战略，跨地区兴建标准厂房和物业设施，打破地域限制，拓展运作空间。二是镇级要牵头。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主体在村、主责在镇”，正因为村级增收有各方面的难度，镇（涉农街道）要把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摆上重要工作日程。各镇（涉农街道）要积极落实市级和辖市（区）的政策办法，俯下身子，主动为村集体的优质增收项目解决用地、规划、资金筹措和承租上的难题。要敢闯敢试，以镇为单位统一发展物业和经营资产，避免分散无序的发展模式，扩大项目的规模效益，较好地解决发展集体经济缺项目、缺资金、势单力薄等问题。强化政府引导，跳出地域局限，打破行政界限，以各镇（涉农街道）为单位，组建股份合作联社、集团公司等联合性经济实体，采取抱团发展和资本合作形式，进行城市化等各项建设。

二、减轻负担问题

2010-2012年全市村级支出情况分别为3.82亿元、4.0亿元和4.71亿元，村均42.5万元、44.5万元和52.4万元，村级负担日益加重，少数村甚至入不敷出。一是公益事业建设负担很重。村庄环境整治、垃圾集中处理、河道清淤、道路硬化、绿化美化、便民惠民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村级投入大量的资金。2012年全市村级在环境整治和修建道路上共支出4.08亿元，村均支出45万元，是村级支出的大项。二是社会保障性支出逐年增多。如农民养老保险、失地农民保障、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五保户供养等，都要村级承担一定的资金，人口较多的村每年需要承担10万-20万元左右。三是非生产性开支居高不下。主要是管理费用、报刊征订、办公经费和办公条件改善等方面。工业化、城镇化向农村推进后，农村居民正逐步向市民角色转变，但政府公共财政还有相当一部分未覆盖到农村。村级公益事业、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环境整治等仍需要村级大量投入。一是严禁各种形式的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取消不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达标检查活动，减少村级无实质性意义的费用开支。二是村级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建设必须坚持量力而行。严禁举债进行非生产性投入，严禁各级平调、移用村级所拥有的资金和资产，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坚决杜绝村级新增不良债务。三是尽力减少村级负担范围，本应由各级政府承担的项目，不能转嫁到村级头上；进一步加强对规范村级负担的督查，对市以下增加村级负担的各项规定要进行全面清理。总之，要通过各种有效举措减轻村级负担，确保正常运转。

三、内部管理问题

从农村集体“三资”的管理和运营的实际操作过程来看，其管理主体基本上由村“两委”班子成员组成。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集体资源、固定资产承包租赁合同不规范；财务管理执行公开透明度不到位；村务监督委员会，民主理财意识不强，开支随意性较大；财会人员业务素质不高，变动频繁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真实存在。要积极探索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新机制，利用现代化网络，全面推进农村集体“三资”信息化监管，逐步实现“三资”管理制度化、运营规范化、决策民主化、手段信息化，提高村级集体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一是加强财务管理。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严格财务运行监督，执行预决算制度、财务审批制度、民主理财制度、村会计制度等多项管理制度。通过加强管理、抑制非正常开支来发展和巩固集体经济。二是加强合同管理。明确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主体。对鱼塘、经济林、荒山、荒坡等资源发包以及集体资产租赁，积极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公开招标经营，确保集体收益稳步增长。三是加强民主监督。农村集体“三资”经营管理的重大事项一律实行民主决策，村民主理财小组要由事后监督向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转变。广泛开展村集体经济审计工作，执行好干部责任审计、干部离任审计和专项审计等制度。四是加强信息化监管。发挥好“三资”信息化监管平台作用，进一步亮明集体“三资”家底，透明“三资”运作，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状况实行业务管理、过程监控、查询分析和动态预警，有力保障农村集体“三资”保值增值和安全运行，切实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四、改革放活问题

在工业化、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征地和拆迁使村级资产性、资源性收入大幅减少。如何抓住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机遇，更好地融入城市，让股份合作经济成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有效实现形式，推进资源资产化、资产（资金）资本化、资本股份化、股份市场化的发展模式，已成为村级集体经济改革发展的新课题。一是大胆探索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发展社区股份合作社，鼓励组建以镇为单位的股份合作联社，联合经营，增加收益；发展农地股份合作社，积极鼓励村集体以资产投入、设施投入和服务等组建农地股份合作社，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增加收益；发展劳务合作社，在发展合作社同时，鼓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开展互助合作，组织开展村集体之间的合作生产和联合经营，在为农业生产提供信息、技术、销售等方面服务的同时，增加村集体服务性收入。二是加快探索建立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集体资产产权交易市场，通过公开拍卖、招标、招租、发包等市场运作方式，有效配置农村集体资产、合作社股权等，规范村级集体经营性、资源性、非经营性资产的购置、处置和交易等行为。在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的基础上，改造升级为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推动涉及农村集体和农业生产领域中相关的产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交易，对各类农村生产要素发挥集聚与整合、信息披露、价格发现、规范交易行为等市场功能，为各类农村生产要素交易和各类涉农企业市场化融资提供服务，盘活农村资源，促进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实现农村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

五、基层组织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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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马克思价格运动理论价格运动一般规律农村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

一、马克思价格运动理论的主要内容

1.价格运动的一般规律：围绕价值或转形价值波动。马克思认为，由于价格的运动与价值的运动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经济机制，价格运动虽以价值或转形价值为轴心，但他们却不是时时处处都完全相等的。价值通过价格来表现而产生的各种复杂的问题，都是价值创造出来以后在经济运行中所发生的各种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相对独立于价值创造的。“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这样，价值就表现为市场价值，价格也就表现为市场价格。短期看来，价格总是不直接等于价值的，这是一种不平衡状态；但长期的，总是存在一种自然力（市场条件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价格的运动逆向于不平衡的方向，这一作用过程将把价格与价值间的盈亏拉回一种平衡状态。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交换”，“交换”过程中，不平衡是必然的，而平衡则属于偶然，这也是符合辩证法的思想范畴的。所以，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价格经常以价值为轴心受市场条件的影响围绕价值或转形价值波动，这也就是价格运动的一般规律。

2.价格运动的作用：调节个人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杠杆。马克思的价格运动理论内涵了价值规律，而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恩格斯指出：“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得到贯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 可见，以货币形式出现的商品交换价值也就是商品价格，而也正是价格成为了劳动按比例分配在商品经济社会所借以实现的形式，它调节着社会劳动的分配比例，调节着社会生产，发挥着调节个人及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杠杆作用。因此，价格就是作为价值规律发生作用所必然具有的形式，要运用价值规律，也就必须重视价格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无疑，马克思价格运动理论对土地，包括农村土地，这种资源性的重要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是具有指导性作用的。

二、我国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

“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建立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同时兼具资源与资产双重性质，其价格机制的研究与完善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然而，这里所提到的具有资源与资产双重性质的土地，就目前而言，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城市土地的范畴，而作为整个社会资源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土地在资产意义上的逻辑架构却很少被提及，这也直接导致了农村土地价格体系的缺失。

就运行层面而言，我国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仅处于初级阶段，表现为透明度和可操作极差的隐性市场，问题和矛盾突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规范的农村土地权能体系，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科学的价格体系与制度供给。

现实中，针对家庭承包责任制等旧体制所暴露的弊端，为提高农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全国不少地方在农地的配置制度上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如农地的作价入股、出租等形式都是具有新时期市场化意义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运用马克思价格运动理论，推进农村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其中，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1.切实重视农村土地在“资产”意义上的架构。由于长期以来对农村土地“资产”意义上的逻辑架构缺失，造成了农村土地运行的低效率，而此种低效率的运行不仅关系到农村土地的流转和合理配置，更牵扯到中国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并且农村土地资源的“资产化”将可能在农村土地配置市场化的进行中进一步凸显出来，这也是需要长期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2.切实完善农村土地的地籍管理工作，建立农村土地价格评估体系。不同的土地权力应对应不同的土地价格，目前农村土地征收、转租、流转中牵涉的土地权力如集体土地所有权、作价入股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等等都应该科学严密地对应不同的土地价格。规范的土地价格应跟上土地权能的规范，科学合理的农村土地价格是市场化的农村土地配置的必要根基。

3.切实推进符合新时期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模式的制度建设。以成都出现的“乡产权” 开发模式为例。这种“类房地产开发”产生的利益回报，基层政府可以拿出一部分向农民分红，剩余的用于投资乡镇建设，缩小城乡发展不平衡带来的二元鸿沟。但是，这些组织的层层工作又应该如何监督，目前却还是一个空白。也正是由于相应制度供给上的滞后，才直接造成了如今“小产权”房问题的倍受争议。可见，相应制度的供给是市场化农地配置顺利进行的根本保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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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约因素：铜仁市与江津、都江堰等户籍制度改革开展较好的地区相比，进城落户的门槛更低，但多年来转户情况并不理想。究其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2011年铜仁市GDP总量357亿元，不到江津区的一半；财政总收入50.6亿元，都江堰作为一个63万人的县级市，财政总收入就超过80亿元，差距极为明显。二是城市吸引力不强。从城镇化率看：2011年，铜仁市城镇化率为32.7%，全省排名倒数第二，武陵山区排名挂末，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城镇规模看：无论是铜仁城区还是各县城，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城市规模小、人口少、基础设施落后、竞争力不强。三是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与周边市州相比，教育方面，全市78.21万学生只有各类学校1745所，而怀化市70.02万学生有学校2244所，湘西州43.96万学生有学校1277所，教育资源严重短缺：卫生方面，全市病床总数不足一万张，仅为怀化市的41%，湘西州的74%。此外，保障性住房还难以满足城市低收入人口需要，城乡社会保险还未普及。四是改革的要素资源尚未完全激活。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特别是土地制度创新尚在探索之中，农村土地资源还未形成资产化，出现城市发展用地严重受限、农村土地一定程度上闲置的状况。五是农民进城顾虑较多。一方面由于土地还未能从根本上变成农民的财产，农民进城后带不走，农民担心进城后丢失财产，导致进城缺乏动力。另一方面目前部分农村人口在就学、就医、计生、社保等方面享受的待遇比城镇人口还优惠，导致部分农民不愿进城。加之近年来国家惠农政策不断增多，部分农民不愿离土离乡。

2 有利条件：尽管制约因素较多，但近年来铜仁市政策机遇好、经济发展快、思想动力足，户籍制度改革具备难得的有利条件。一是国家赋予先行先试的使命。二是铜仁市面临的政策机遇前所未有。从武陵山片区范围看，铜仁市是支持政策较多的地区，除武陵山扶贫攻坚规划外，国发[2012]2号文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等叠加政策为铜仁市加速发展、后发赶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三是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为改革奠定了基础。户籍制度改革必须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作支撑。近年来铜仁市紧扣“两加一推”主基调和工业强省、城镇化带动主战略，深入实施“构建两带两圈产业体系、推进六个新跨越”发展战略，各项经济指标保持了较高增速。四是一些政策措施的出台为户籍制度改革创造了条件。近年来，铜仁市在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改革、农村“三权抵押”金融服务创新工作已启动，《铜仁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实施意见》即将出台。这些都为户籍制度改革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

二、推进铜仁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1 科学合理规划，积极稳妥推进。建议按照“统筹规划、积极稳妥、综合推进、以人为本”原则，重点围绕铜仁中心城市、县城和乡镇（集镇），推进“两区一村”户籍制度改革。“两区”指铜仁中心城市及各县的城规划区、各类园区，建议采取吸引与助推方式，强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引导转户农民向铜仁中心城市、县城和产业园区集聚转移。“一村”指依托乡镇所在地、集市所在地，按照“社区综合体”模式统一规划、建设新村，采取用优惠政策吸引为主的办法引导农民集聚转移。

2 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激活农村资产。坚持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协同推进，严格按照《省政府关于开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要求，重点深化三项改革：即农村房屋产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权改革，让农民既拥有资源，又拥有资产，放放心心进城。建议建立农村土地自愿、有偿、弹性退出机制，对“两区”范围内转户农民的农村房屋产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权改革，设立3至5年退出过渡期。过渡期内转户农民原来享受的各类优惠政策一律不变，待其实现城镇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后，按有偿退出方式一次性给予适当的退出补助，切实维护群众产权收益。对“一村”范围内的转户农民，建议不设过渡期，让群众长期拥有农村产权。其产权由村级集体负责统筹，采取转让、流转、租赁、入股等方式实现城乡资源共享。加快“三权”确权颁证步伐，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开展“三权”抵押放贷，为转户群众提供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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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化解村级债务工作汇报

__县共有12个乡镇，1个风景名胜管理区，185个村，8.05万农户，农业人口33.78万人，耕地面积20.58万亩。20__年底，我县村级债务总额2740.8万元，村平14.82万元，人平81.14元；村级债权总额1568.74万元，村平8.48万元，人平46.44元；债权、债务相抵，村级净负债总额1172.06万元，村平6.34万元，人平34.70元。沉重的村级债务成为当前困扰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几年来，县委、县政府不畏难、不等待、不观望，坚持把化解村级债务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面铺开村级债务化解工作，始终将化债工作纳入乡镇、村年度工作实绩考核范畴，化债工作取得一定成绩。截止目前，全县累计化解村级债务483.45万元。我们的主要做法是：一、严格“五道程序”，清理锁定村级债务。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严格按照以下“五道程序”进行村级债务的清理锁定。一是清理摸底。对村集体所有债权债务进行彻底清查，逐笔登记。二是公示核对。以小组为单位公示债权债务摸底结果，同时入户核对。三是审查核定。对公示核对无误的债权债务，经村民主理财小组审核，确属村集体所有的债权和应承担的债务，由债权人、债务人、签证单位（经管站）三方当场签订《村级债务核定书》和《村级债权核定书》，作为确认村级债权债务的依据和锁定村级债权债务的标志，同时进行第二轮公示。四是登记入帐。根据核定书，及时登记或调整账务。五是汇总上报。经过核定入帐后的债权债务，进行逐级汇总上报，并进行第三轮公示，作为考核化解村级债务工作的基准数字。

二、采用“八种方法”，切实化解村级旧债。我们结合各地实际，依靠群众，大胆尝试，不断探索切实可行的化债途径与办法，积极稳妥地化解了部分村级债务。一是削减高息减债30.2万元。对村集体所欠的民间高息借款，通过政策宣传，双方协商，比照金融部门规定的同期同档贷款利息进行结算换据。二是清理债权化债130.66万元。对清理核定后的村级债权，根据不同对象和性质，区别对待，分别采取经济、行政或法律手段进行清收。对农户税费尾欠，根据其偿还能力，通过宣传教育和民主评议促其主动还款，不搞强行清收；对国家干部、村组干部、企事业单位的欠款，先宣传后强制，限期逐笔逐人清收。三是结对抵冲销债32.2万元。对村集体与往来单位或个人形成的三角债，在做好工作，协商自愿的前提下，动员债权债务人自愿结对，协商互抵，从而冲销集体债务。四是划转债务50.6万元。对不应由集体承担的债务及经清查不实的债务，落实责任人，从村集体债务中剥离或剔除。五是核销减免债务34.4万元。对债权人已撤消、死亡或自动放弃追债要求的，按规定程序予以核销；对符合减免规定的税费尾欠以及确无还款能力的特困户、军烈属以及死亡绝户，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予以减免。六是盘活资产化债38.8万元。对村组集体拥有的企业、土地、矿场、固定资产以及“四荒”资源，采取拍卖、租赁、承包等形式，综合开发利用，盘活存量资产，筹集资金用于还债。七是协议还债42.34万元。对村组集体所欠财政、金融等部门的债务，暂无还债能力的，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制定还债计划，签订还债协议。八是其他措施化债124.25万元。各地通过规范制度堵塞财务漏洞、清理审计账务严惩违规违纪行为、发展集体经济壮大村级经济实力等措施，节省和筹集资金用于还债。

三、健全“四项制度”，坚决杜绝新债发生。一是推行了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象集体举债、公益事业建设等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事，全部实行民主决策，坚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不由村干部或少数人说了算。同时对村级事务实行全过程公开，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二是出台了《__县农村财务“双代管”制度》。在完善和规范“村账站审”制度的基础上，全面推行“村级资金、账务委托乡镇经管站代管”制度。三是制订了《__县农村财务管理制度》。统一规范了村级财务的预决算、资产管理、开支审批、民主理财和财务公开制度，全面实行了村级招待费“零管理”、报刊订阅“限额制”等制度。四是建立村干部离任审计、责任审计和责任追究制度。村主职干部离任，必须接受审计。凡是违反规定，擅自借款发生的债务，按照“谁借款，谁负责偿还”的原则处理。对给村集体经济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人，依法追究责任。通过建立和落实以上制度，从源头上防止新的债务发生。

我县化解村级债务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也面临一些实际情况和困难。一是负债面广。基本上村村负债，全县仅有5个村不负债；二是负债额大。村平负债14.82万元，负债20万元以上的村有40个，负债最高的达55万元；三是债权清收难。村级绝大部分债权属外出户和困难户所欠，不仅清收工作量大，而且清收成本也大，同时目前政策规定暂缓清收；四是“普九”债务沉重。全县村级“普九”债务总额为1317.76万元，占总债务的48.1；五是集体经济脆弱。我县大部分村级集体经济属“空壳村”，靠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维持正常运转，根本无力还债，化债的困难相当大。我们将进一步加强领导，强化措施，完善制度，探索和创新办法，积极稳妥地推进村级债务化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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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度约束是环境资源问题产生的根源

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总是在特定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属性和“外部效应”，市场机制无法在环境资源保护方面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即所谓“市场失灵”，从而为政府干预即通过制度创设和供给降低交易费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提供良好环境这一公共物品，政府应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由负外部效应引起的环境污染、资源耗损等，由政府运用法律、经济手段加以矫正，以控制经济运行轨迹趋于正常状态，同时也为市场机制功能的有效发挥提供良好的平台。因此，要实现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共生必须具备明晰的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健全的市场交易制度、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有效地基本控制制度。然而，我国在上述制度方面均存在一定的缺陷或不足。

1.1环境资源产权制度虚设

我国宪法规定，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在经济管理体制中却没有明确指出谁代表国家统一行使所有权，这样的产权设置致使所有权的责权利无人监督落实，所有权事实上已被使用权所替代，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严重浪费，环境污染也因此得不到有效控制；同时由于环境资源产权不明确，还使环境资源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因为当各方面利益发生冲突时，所有权往往从属于经济管理和行政职能，产权所有者利益不能实现，难以调动积极性，造成资源的浪费与破坏。所以，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环境资源管理体制，使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满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必须建立与市场经济和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相适应的产权制度。

1.2环境资源市场交易制度不健全

在环境资源保护中，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正确反映环境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机制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消除环境资源利用方式的不合理和企业内部效率低下引起的社会成本问题。市场机制上述作用的有效性以市场完善、产权明晰为前提，以交易收益大于交易成本为原则。但事实上，我国不仅环境资源产权不明晰，而且市场交易制度不完善。首先，许多环境资源（如大气资源）不存在市场，这些资源的价格为零，无偿使用这些资源己成为一种社会习惯。资源无价，使得资源耗竭速度和稀缺程度也就不能用价格信号准确地反映出来，政府难以用经济手段加强对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助长了资源开发的无责任化倾向，资源日益稀缺也就成为必然结果。其次，有些资源（如水资源）虽然存在市场，但价格偏低，只反映了劳动成本，资源成本在开发总成本中往往被忽略，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的正常积累被削弱，使资源与开发者利益不是一种相容的关系，从而强化了经济主体的个人利益，助长了短期行为。最后，有些资源（如能源）市场存在垄断。由于规模经济、法律政治因素导致的进入障碍、高信息成本等原因，使一些资源产业的市场形成垄断，垄断定价不是按边际成本制定价格，因此帕累托最优条件遭到破坏，不可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

1.3环境信息披露制度透明度低

由于环境资源领域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各种经济行为主体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就可能出现一些经济主体拥有其他经济主体所不拥有的信息的情况，即信息不对称。这样，在现实中污染者就可以利用人们环保知识的匮乏排放污染物或转嫁污染，并且出于各种原因特别是效益方面的考虑封锁污染信息。另外，地方政府出于对当地政治、经济影响的考虑采取弱化的态度，导致对环境信息掌握和披露的局限性以及对污染现象发现的事后性和解决的滞后性。

1.4基本控制制度的监控不力

在许可证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制度、企业环保考核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监测和环境统计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1）排污收费制度虽然在控制污染和筹集环保资金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从排污收费政策的效应来看，存在着以下突出问题：首先，收费制度不能保证收入来源的稳定性、可靠性。环保收入的主要来源——排污费属于预算外资金，没有纳入预算内统一管理。在我国预算外资金管理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时常发生挤占、挪用、拖欠、积压排污费的现象。其次，由于收费面不全，收费标准偏低，致使企业宁愿交排污费也不愿治理污染。最后，污染治理资金使用效益低下。现行政策规定排污费只能用于工业污染的末端治理，不能用于清洁生产和集中控制设施，治标不治本，从而影响排污费资金的投资效果。

（2）缺乏企业环保考核制度。长期以来，GDP是衡量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GDP数值越大，综合国力越强，人民生活水平就越高。因此，对高质量生活水平的追求就表现为对GDP增长速度的片面追求。但这一原理是建立在环境资源无限的前提条件之下，而未考虑把环境污染带来的负影响作为成本之一计算到GDP中去，这种收入与成本的不对称核算方式必将导致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在现实中，人们逐渐发现生活质量并不是与GDP增长同步提高的，其原因在于恶劣环境、生态失衡减少了社会福利。

（3）环境主体在环护方面的有限理性。从本质上看，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类的经济活动。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受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以无偿使用等传统观念左右，采取各种手段无节制地开发自然，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出现了许多不可逆转的环境变异。又因为环境是公共物品，经济主体只愿享受环保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却不愿为治理污染付出任何代价，甚至形成了“治理环境污染是政府的行为”的观点和习惯。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之下，包括法人和自然人在内的环境主体不管在决策还是行为方面，都将环境保护排除在经济、社会发展之外，长此以往，经济发展与环境发展的不和谐便形成了。所以，环境问题是经济发展直接或间接的后果，环境问题的治理和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省悟和良知。因此，进一步加强环境文化教育，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己成为当务之急。

2制度创新是实现环境资源与经济共生的必然选择

要真正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促使外部成本内在化，就必须以改变现有制度的缺陷或不足为切入点。目前，我国各项改革己经进入突破性进展的阶段，应当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努力进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制度创新。

2.1产权制度创新

按照责权利相统一原则，改造传统产权制度，进行产权制度的创新。

（1）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创新。其实质是明确产权主体并使其利益得到实现，即保证国家的资源所有权在经济上得以实现。要加强环境资源有效性评估，完善环境资源产权的交易转让市场，建立健全环境资源市场化机制。具体来说，包括资源核算制度、资源产权管理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有偿转让制度、资源补偿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创新。

（2）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其实质是强化财产内在约束，按照权利和责任义务对等原则来构造产权主体。企业是经济运行的基本单位，只有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产权主体、投资主体和法人实体，企业才可能真正独立承担投资风险，承担环境损失费用，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这样，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争压力和利润最大化目标动力下重视环境问题，把环境损失纳入成本核算，促进技术创新大幅度提高环境资源要素效率，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改变。

2.2建全市场交易制度

（1）逐步完善和培育环境资源市场，为环境资源的合理开发和配置创造条件。市场通过引进规范、有序的竞争机制和健全、高效的价格机制保证了资源配置的高效率性，从而有助于环境资源资产化，以及共享资源的产权转化。

（2）建立有效的价格机制，控制环境污染。取消不合理的财政补贴，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价格机制，使环境资源价格反映真实的全部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内化能够有效地调整能源产业结构，刺激企业改进技术，达标排放污染物，有助于消除不利于环境保护的因素。目前急需对环境资源的自然价格进行合理的评估，为实现环境资源的有偿使用和资产化管理提供基础条件，实现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

2.3完善环境信息公告制度

为了弥补环境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市场失灵，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应建立起环境信息公告制度、环境听证会制度并及时向公众提供各种环境信息，让公众在知情的情况下，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监督企业排污情况，促进企业改革生产工艺，积极防治污染，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2.4基本制度创新

在继续贯彻执行“三同时”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制度、环境监测制度的基础上，当前急需进行以下几方面制度创新：

（1）建立规范、高效的排污收费制度。在没有征收环境保护税之前，改革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提高收费标准，收费标准要等于或略高于污染治理费用，变超标收费制度为达标收费制；超标排污加倍收费并予以处罚。同时，各级财政应加强对排污收费制度的管理，改变环保收费机构坐收坐支的财政状况，实行收支两条线，列入各级财政预算综合管理，并保证财政资金的有效使用，避免所收取的环保资金无效使用或挪作他用。与此相应，按照“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在可实施情况下，各环境主体应有偿使用或购买环境公共物品或服务设施。

（2）构建完整的环境税制体系，矫正负外部效应。首先，将排污费改为环境保护税，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设计税收制度。其次，完善资源税。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将森林、草原、淡水、海洋等资源纳入征收范围，把各类资源性收费并入资源税。鉴于土地也是一种资源，应将与土地相关的一些税种如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并入资源税中。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只要是采伐、垦荒、兴建工程、生活设施建设用地等，都应根据土地的地理位置、开发用途、使用期限等征收资源税。再次，运用税收支出，诱导社会资金投入环保，促进环境产业的发展。最后，应将“可持续发展”贯彻于中国21世纪税制改革。其他对资源、环境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税种，均应通过税收减免的方式有效保护绿色产业的建立与发展，鼓励企业引进环保技术进行清洁生产、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

（3）实施许可证制度，对环境资源实行资产化管理。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带来了巨额的收益、财富，因此不管是国有还是非国有的环境资源均属于资产，均应作为资产来管理。在实行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应对环境资源实行有偿开发利用、有偿使用制度。目前我国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实行许可证制度，它包括开采或使用许可证和排污许可证。对于前者，必须根据环境资源的再生性和不可再生性确定其开采或使用的最高限额和利用方式，而且从环境资源的经济特性看，这些限额必须是可以转让的，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对于后者，环境监测部门制定排污总量上限，按此上限发放排污许可证，许可证可以在市场上交易。排污许可证侧重于总量控制，美国等国的实践证明排污权交易制度是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它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实现了环境的目标管理。同时，环境资源管理部门应该有效地代表国家行使管理国有资源资产的权利，有权对环境资源的经营者征收环境保护税和资源税，以体现资源的价值和实现资源所有者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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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经营管理；新时期；工作任务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5）08-0306-02

在整个国家的“三农”工作体系中，农业部门承担的工作无疑是最重也是最基础的。农业部门内部的工作从总体属性上可分为农业生产管理和农村经营管理两大类，前者属于农业生产力发展和提高的范畴，工作的目标是保障农产品供给的数量和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而后者属于农业、农村内部生产关系调节指导的范畴，工作的目标是如何调节农业、农村内部的各种关系，主动适应农业经营、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充分发挥生产力的最大潜力，推动农村社会进步，构建“四化”协调发展的新局面。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农村改革的全面深化，农村经营管理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新内容、新挑战，农村经营管理体系建设也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1 建国以来农村经营管理工作的沿革

建国以来我国的农村经营管理工作大体上可分为改革开放前后2个阶段。改革开放前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体制下，农村经营管理工作的任务有2项：一是指导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年度收益分配，包括收益分配方案的审批、落实生产计划、下达并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二是指导管理农村会计队伍，承担对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会计的业务培训和管理，搞好村组一级的核算。当时有一种形象的说法是农村财务管理是农经工作者的看家本领。改革开放后农村经营管理的工作面逐步拓宽，工作重点不断转移。随着的落实，20世纪80―90年代农村经营管理工作重心由财务管理、收益分配管理转到了落实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维护农民权益、保持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上来，出现了农村合作基金会繁荣的短暂局面。进入21世纪，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农村土地承包及土地流转管理、农村集体资产与财务管理、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指导农民合作组织、指导农业产业化、指导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成为农村经营管理工作的重心，也就是所谓的“三大管理、三项指导”，农经工作涉及面广、任务增加。近年来，一些工作又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内容不断拓宽延伸，比如下一步将开展的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农村土地经营权确权登记、健全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工作等将成为农村经营管理工作新的中心[1]。

2 新时期农村经营管理工作面临的任务

2.1 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利，保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并长久不变

随着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到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再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演变，我国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正逐步深化。

新时期坚持“家庭经营”基础地位最重要的工作是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力，保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并长久不变。这就要求农村经营管理工作者要把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层次、新水平。搞好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确权登记颁证是前提，规范流转行为是基础，合同管理是手段，建立流转市场是关键，纠纷调解仲裁是保障。必须集中一段时间对农民承包土地进行确权登记颁证，彻底解决农户承包土地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空间位置不明确、登记簿不健全等问题，为开展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调处土地纠纷、完善补贴政策、进行征地补偿和抵押担保提供重要依据；通过确权登记颁证建立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转让、互换、变更、抵押等内容的登记制度，确认农户对承包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各项权利；通过确权登记颁证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应用平台，实现对土地承包合同、登记簿和权属证书管理的信息化。必须建立完善县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为流转双方提供流转信息、政策咨询、合同签订等系列服务，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必须建立健全纠纷调解仲裁体系，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法》的要求建立土地纠纷乡村调解、县市仲裁、司法保障的纠纷调处体系。

2.2 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农民增收必须突破家庭经营的单一格局，通过对农村集体资产的产权改革，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实现收入来源的多元化。逐步加快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步伐，走城乡一体的道路，实现党的“十”提出的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现代工农、城乡关系，确保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发展，使广大农民充分享受我国现代化成果。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除了盘活农民对集体土地使用权以及承包地的使用权能，让农民手中的“资源”成为致富的财产外，更重要的是对农村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为此，必须稳妥地推进产权制度改革[2]。这项工作是农村集体资产与财务管理的延伸，是新时期农经工作面临的又一个新课题。不仅涉及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集体建设用地、非家庭承包土地等资产的股份量化，也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等十分敏感、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农村经营管理工作者大胆积极探索，其最终目标应是在农村指导建立新型的农民股份经济组织和产权交易中心。通过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依靠落实农民的财产权利，尤其是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财产权、集体经济收入分配权等，使农民真正在法律上拥有、占有、支配、处置这些财产的权利。使农民的财产资产化、资本化，农村生产要素实现自由流动，农民在自己财产的交易流动上才能获得应有的增值收益，从而突破农民收入依靠家庭经营的单一格局，实现收入的多元化，破解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3-4]。

2.3 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

针对目前我国农村小规模农户经营的现状，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解决农户分散经营与发展现代农业的矛盾，使经营体系适应现代农业技术装备水平的要求、适应城镇化的要求、适应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要求。

中办发（2014）61号文件指出，要“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培育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经营管理工作者面临培育指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光荣任务，责任重大。当前工作重点应放在分级建立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的示范体系，健全管理服务制度，发挥典型示范作用，通过加大规范化建设培训力度，逐步规范经营行为，提高其经营效益。使新型经营主体的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明显高于分散经营的农户，吸引农户流转土地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走出一条坚持农户家庭经营基础地位不变的农业现代化道路[5-6]。

2.4 完善双层经营体制，探索农村集体经营的有效实现形式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已经被写入了国家宪法，必须坚持。“双层经营”制度设计的初衷是要充分发挥集体经营和农户家庭经营2个方面的优势，做到优势互补，从而最大限度地发展农村生产力。但目前农村由于集体经济普遍薄弱，使集体统一服务功能的严重弱化，多数地方双层经营实际上变成农户单层经营。如何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农户开展多种形式的生产服务，通过统一服务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是农村经营管理工作者面临的一项新课题。要大胆探索，在有条件的地方根据农民意愿通过统一连片整理土地，将土地折股量化、确权到户，经营所得收益按股分配，也可以引导农民以承包地入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组织，采取自营或委托经营方式变相为农户生产提供服务，不断完善双层经营体制，探索农村集体经营的有效实现形式。在集体统一经营功能弱化的情况下，指导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采取政府购买服务也是农经工作者需要探索的课题。

2.5 强化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20世纪80―90年代，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形成了预决算审批、专项审计、监督卡等“三项制度”。进入21世纪，随着国家财力增加，从2005年起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国家逐步对农民实行种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支农惠农政策。由于农民的显性负担基本不再存在，“三项制度”中的预决算制度不再存在，但专项审计制度、监督卡制度仍然是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的有效手段。如何在新常态下加强对农民隐形负担的监管，建立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长效机制，确保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落实是农村经营管理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

2.6 推进产业化经营，拉长产业链条，增加农民收入

随着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深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是我国农业经营的主力军，农村将涌现出新型的职业农民队伍。要改变新型职业农民仍从事初级农产品生产的状况，有效增加其收入就必须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拉长产业链条，建立新型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使其参与到产业化经营当中去，这项工作将是新时期农村经营管理工作者要长期面对的课题。

3 参考文献

[1] 卢金玲.农业经济管理现状与趋势浅析[J].科技与企业，2014（17）：88.

[2] 许世亮.信息化在现代农业经济管理中的应用探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4（31）：47-48.

[3] 王雅鹏，杨涛，张岳君.农业经济转型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思考[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1-5.

[4] 郑晓杰.论转型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J].农业与技术，2014（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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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权交易交易品种投资主体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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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建设，真正实现“美丽苏州”

《关于有效保护“四个百万亩”进一步提升苏州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决定》这一地方性法案在苏州市十五届人代会上获得全票通过。这使苏州成为有史以来首次以地方立法形式宣誓保护“鱼米之乡”，也是全国首次立法保护地方特色农业的城市。根据这部地方立法，苏州力争用2至3年时间，确保该市农业总面积不低于410.56万亩：优质水稻110.56万亩，特色水产100万亩，高效园艺100万亩（其中蔬菜面积50万亩），生态林地100万亩。

“当前苏州正处于工业化转型、城市化提升、城乡一体化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人口压力、资源瓶颈、环境约束矛盾愈发突出，苏州的耕地、水面、园艺等土地面积急剧锐减，农业发展的载体不断告急，生态环境受到严峻挑战。”蒋宏坤指出，在苏州相关的政府文件中，如此清醒的表述，表明了市政府将以更严厉的举措保护生态环境的强大决心。

“过去看农业，注重的是生产功能，要确保粮食安全；今天站在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角度看苏州的农业，生态功能更加应该得到重视。蒋宏坤说，“四个百万亩”是苏州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根本性战略资源，保住万顷良田，生态家园才有保障。“‘四个百万亩’不仅是苏州农业的底线，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

作为“四个百万亩”战略的配套制度，生态补偿机制将得到进一步强化。蒋宏坤告诉记者，市里已将“苏州生态补偿条例”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苏州“生态补偿”有望在全国首次上升为地方性法规。用公共财政为生态建设买单，让作为生态效益生产者的农民获取相应回报。2010年，苏州在全国率先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连片的水稻田、生态公益林、水源地村和生态湿地村予以经济补偿。其中，连片1000亩至1万亩的水稻田，按每亩200元予以补偿；连片1万亩以上的，每亩补偿400元。这样做，是要让农民在保护和发展农业中得到更多实惠，只有确保他们收入增长有保障、不吃亏，这项战略工程才能变成现实。

半数农民喜迁新居

以往提及苏州，人们先想到的往往是“人间天堂”、“鱼米之乡”；如今说到苏州，让很多人赞叹的是这座城市的现代化，以及城市和农村的完美结合。

2008年9月，江苏省委、省政府批准苏州成为全省唯一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试点区；2008年10月，国家发改委将苏州列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联系点，同时，苏州还和重庆、成都、嘉兴一起被国家发改委列为中澳管理项目试点城市。

巨大的政策空间孵化出了新的苏州。如今，苏州已经成为江苏甚至全国城乡一体化的标杆。有人说，苏州是离城乡一体化最近的城市。

目前，苏州城乡规划分隔的局面已被打破，城镇空间规划不断优化，工业、农业、居住、生态、水系等重大专项规划逐步实现了城乡对接，形成了一个中心城市、四个副中心城市、若干个中心镇的城镇发展格局。

更令人兴奋的是，除了规划一体化之外，城乡产业一体化布局也已基本形成。蒋宏坤告诉记者，目前苏州积极推进“三个集中”，即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居住向社区集中、农业用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目前全市90%的农村工业企业已经进入工业园，88%的承包耕地实现规模经营，48%的农户迁入了集中居住点。

此外，苏州基础设施也基本实现了城乡联通，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就业社保体系也实现了城乡并轨。

蒋宏坤举例说，就基础设施城乡联通这一方面，全市行政村班车通达率达99%，城乡公交一体化覆盖率90%以上，90%的规划保留村庄实现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村村实现生活垃圾集中收集。

城乡收入差距逐渐趋于合理

蒋宏坤告诉记者，城乡一体化取得的成绩，全是苏州市推进改革所产生的“红利”，这些改革包括户籍制度、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农村股份合作、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五个方面的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是破解城乡二元体制难题、打开城乡一体化大门的“钥匙”，也是苏州推进改革的首要工作。

早在2005年，苏州市就实施了以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的户籍管理制度，此后，苏州又出台政策，鼓励引导农民以集体资产所有权等权益和资产换股、换保、换房。目前，苏州累计136万农民通过这种“三置换”的形式，实现了居住地转移和身份转变。

苏州也在农村土地使用制度上进行了大胆创新。

蒋宏坤告诉记者，苏州市积极探索、完善了集体建设留用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万顷良田”建设等政策措施；加大了农民住宅和宅基地置换城镇商品房的力度，盘活了城乡存量建设用地，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全面建成了镇级土地流转管理服务中心，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如何让农民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中，通过股份合作获得持续性收益，一直以来是苏州市城乡一体化探索的重点。

近年来，苏州市推进了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股份化，大力发展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土地股份合作、农民专业合作等“三大合作”经济组织。这些组织不仅成为农民财产投资性收入增加的重要途径，也形成了集体经济发展与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大大促进了农民变市民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步伐。

在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苏州市制定和出台了配套政策意见。要求把被征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保体系，同时加快推动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向城镇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向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向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并轨，实现了城乡社会保障同一平台、同一标准。

此外，苏州市在江苏省率先对粮食规模经营户实施收购价外补贴，率先探索了基本农田保护和生态补偿机制。目前，苏州基本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保险体系，累计投保农户408.8万户次，承保风险132.9亿元。

蒋宏坤告诉记者，经过多年来的探索实践，苏州城乡居民收入比始终保持在2：1以内，这一水平全国领先。

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

经过多年实践，苏州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已经走在全国前列。但是，苏州市并不满足于现状。

蒋宏坤对记者说，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苏州依然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问题。比如，依附在户籍上的权益仍然存在，有的地方存在“逆城市化”的矛盾。未来，苏州要在改革攻坚中破解深层次矛盾，必须围绕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土地节约集约、户籍和社会管理、资源环保等问题，实现体制机制创新，正确处理好利益关系，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

同时，蒋宏坤也认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要以城镇化为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苏州提出的“三个集中”，其本质就是解决城镇化问题。

蒋宏坤解释说，“城乡一体化，‘化’就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必须在工业化、城镇化达到一定水平后才能实现，否则就难以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镇支持农村、城乡统筹发展的实力。日本、韩国也是在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发展到一定高度，将80%左右的农民转移到城镇后，才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苏州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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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一体化；一体化发展；改革；配套改革

最近几年，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国内各大地区掀起了一体化城乡建设浪潮。基于十七大党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政策，当地政府部门需全面落实到位，将综合改革视点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加快推进，坚持科学发展观原则，突破农村改革发展模式，创新发展新路子，带动综合改革，促进全面发展。

一、树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指导理念，创新发展思路

紧跟国内开放型经济的高速发展趋势，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城市化、工业化及国际化经济的发展进程，尤其引领全局改革发展的的科学发展观原则，严格遵循城乡统筹发展的大潮流，坚持“三农”、“三化”齐头并进，转变改革发展新格局，带来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大变化。处于改革发展新阶段，经济发展区面临着各种挑战，存有一定的问题：土地资源欠缺，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空间需求无法满足；未集中农户住宅，居住环境欠佳；生产方式落后，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等种种问题。针对此情况，综合配套城乡一体化改革推进已迫在敏捷，重视经济二元及社会架构的转变，运用新型发展方式，积极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城乡建设，提高科学发展水平，努力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

立足当地经济发展实际，坚定发展引导理念，将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真正落实到位，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走向特色发展道路，进一步规范改革发展目标，坚持以优富领头为发展向导，科学规划，创新制度，拓展内需，保障组织建设顺利进展，努力营造和谐先进优美的现代文明发展环境，争创规划城乡发展、综合配置资源、布局产业、公共服务及各项管理结为一体化的新格局。对此，城乡一体化发展建设过程中，需建立在四条基本原则基础之上：首先，贯彻优先发展富民的原则。综合配套城乡一体化发展改革推进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主要在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落实、维护与发展。其次，贯彻创新制度的原则。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相关环节需大力创新，深入实践，用事实来证明一切，并积极构建公平性、高效性、科学化的发展体制。再者，重视基层建设，尊重群众发展诉求。合理转变传统城乡二元化结构，推进一体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改革，一定程度上可进一步创新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现代化农业和谐推进，建设实践性和谐发展的社会，并适度放手，予以一定的激励和支持，将统筹兼顾原则贯穿于发展始终。最后，有机结合发展改革、城乡以及经济社会的关联性，突破关键点，综合推进，政府协助市场化运行，并合理统一当前发展目标与长远规划，兼顾好改革发展间的稳定性关系，有效分类引导，合理制定改革发展统筹策略，加快改革发展进程，夯实创新改革系统有序进行。与此同时，一体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体制的建立需予以特别关注，兼顾长效保障农民收益、农业现代化发展以及新型集体经济的动力体制、城乡公共服务基本均等化运作体制、统筹社会管理城乡机制。

二、立足实践，推进城乡一体化机制改革

创新体制是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的根本环节和核心点。快速推进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明确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向导性，尽可能实现一体化城乡建设政策体系的建立，夯实农村发展基础，加速农业转型再升级，才能进一步提升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着力实现农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在发展转变过程中，注入了全新动力，拓展了经济内需空间，实现了经济发展建设的大飞跃。除此之外，有力地支撑了民生改善、社会和谐发展的保障策略，最大限度的推动了全局发展工作，促进了经济迈向更快、更高、更多农业实惠的新轨道。

一是全面推进一体化城乡建设“三大集中转变”原则的贯彻实施，布局城乡空间进一步优化。试点改革先导区，需充分发挥其自身的良好示范性作用，大力推进分散的农村居住向集中社区转变，乡村工业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农业用地向规模化经营转变，促使城镇、工农业、居住、生态等功能空间优化布局。

二是全面落实“三大置换”，深入探索农村户籍制度改革的捷径。制定并实施相关政策规定，鼓励农民将集体资产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及住房置换成股份合作社股权、城镇保障性住房，实行换股、换保、换房进城进镇。

三是促进“三合作”，走富民强村道路。加快发展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土地股份合作、农民专业合作，建立各类富民合作社，实现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股份化，形成了集体经济与农民持续共享资源增值收益的长效机制，创新了全新化模式的共同富裕之路。

四是重视“三大创新”，全面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创新农业发展载体、农业经营机制和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着力发展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并适度拓展农业的发展规模，对粮食规模经营户实施收购价外补贴。

五是加强“三项举措”，加快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统筹推进城乡生态环境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各项社会事业均衡发展。着力推进集合各项功能于一体的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并重点关注垃圾无害化处理体系的建设。提升具备良好发展前景的部分中心村，打造一批创新型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引导周边小型自然村庄有序集中营造基础；增强小城镇发展活力，建设一批新型小城镇，为吸纳农民进镇入户、享有公共服务创造有利条件。

三、加强组织引导，夯实一体化城乡改革发展强大后盾

一是坚持改革发展的全局性。各级政府部门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理解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意义，充分认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也在农村，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真正的现代化。为此，需要形成城乡齐抓共管、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的农村工作机制。设立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财政专项资金，增加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和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改善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民生工程，切实支持农业农村发展。

二是坚持改革发展的开创性。将突破核心、点面互动贯穿于改革发展始终，鼓励和引导先导区试点建设，充分发挥典型示范的带动作用，合理建立先导区，加大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投融资和金融制度、户籍制度、农村合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创新力度，切实增强改革发展的开创性。

三是坚持改革发展的实效性。巩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建立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农民群众得实惠的长效机制。建立完善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考评体系，把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工作实绩作为检验各级干部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志，作为考核各级干部政绩和工作水平的重要内容。通过加强对各有关部门改革发展重点工作的考核，每年年初制定考核细则，明确考核内容，年终进行考评和奖励，确保改革发展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全面提升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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