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教育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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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有劳动科学教育体系的缺陷

劳动科学教育体系从对象上看,包括博士、硕士、大学本科、大专、中专等各层次,下面仅从大学本科层次来分析其缺陷。

第一,基础理论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过份拘泥于思辩式的哲理探讨,坐而论道,逻辑推演,忽略实证性分析研究。传统的劳动经济理论课程过多地围绕着政治经济学来讨论生产关系,空泛笼统,大而无当。不但不能对劳动要素的社会化和市场化过程做出最起码的理论指导,反而远远滞后于和脱离于经济实践和改革实践,不但不能对竟争性劳动市场的形成及运行规律做出实证性分析,反而在一系列非经济范畴内徘徊不前,甚至对一些语义性问题纠缠不清。

例如,长期陷入讨论劳动力是不是商品,劳动力所有制能否成立,失业和待业有何异同,以及实现劳动要素市场配置的机制,应该称之为劳动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抑或职业市场等等而不能自拔。有鉴于此,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我国传统的劳动经济科学几乎不能被认为是经济科学,而是一种劳动哲学或者劳动伦理学与劳动管理技术的混合物。并指出为什么一门实证性很强的应用经济科学不注重事实研究,反而热衷于思辩式的哲理探讨呢?原因就在于传统的劳动经济理论体系无法克服与解释它的理论基点和现实劳动管理过程的矛盾冲突。因此,它只能用空泛而抽象的哲理去填补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间隙和空白。

第二,用政策解释代替基本经济理论分析,不利培养学生坚实的理论基础。基本理论是学科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该学科存在的基础,一本好的教材之所以具有较长的、稳定的时间效力,就是因为这一学科内容有较为固定的基本理论体系作支撑。基本理论应用于具体实践,就形成了方针政策。或者说,方针政策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分析基础上的。倘若学生掌握了理论分析方法,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政策,并且在适当条件下修改或完善某一政策。所以说,理论分析是工具,政策不过是结果。过去的课程内容中有相当部分是对现时具体政策的解释,学生难以获得举一反三、闻一知十、执十绳百的基础能力,无异舍本逐末。

第三,劳动经济学与劳动管理学相混淆,经济学没讲透,管理学也沦为附属。劳动经济学与劳动管理学是研究对象和任务截然不同的两门学科,前者主要研究经济活动中劳动要素运动及劳动关系发展规律的科学,侧重于进行基础理论研究。而各业务领域的劳动管理学则是研究各劳动管理领域和环节的管理方法与手段的科学,侧重于进行应用性和操作性研究。劳动经济学虽然也涉及各领域和环节的劳动管理问题,但它主要研究各管理领域和管理环节之中带有共性的管理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结构性和功能性联系。按现有的学科内容,劳动经济学是把劳动就业、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定员定额各有关内容抽出一部分组成,是一个“拼盘”。这就造成两个问题。一是内容重复,劳动经济学对各门具体管理课程的内容是蜻蜓点水,点到为止,没有深人探讨,而各门具体管理学科为求得自身体系的完整,又要重复劳动经济学的有关内容。二是忽略各门管理学科之间的联系,造成这方面知识的疏漏。

例如,从劳动力配置管理、工资、社会保险三大管理制度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看,工资是劳动力流向、流量、流速的调节器,其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了劳动报酬的范围。社会保险体系是劳动力市场得以建立的前提。同时,工资和社会保险同是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形式,相互之间又存在一定的数量比例。然而,这些内容在劳动经济学中没讲透,各门管理学又基本不讲,使整个学科内容出现一定程度的断层。

第四,定量分析未能占有应有地位,忽略了劳动经济科学的量度性、边缘性特征。

劳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劳动科学从基本质看,虽然属于经济科学,但是它要涉及生理学、心理学、卫生学、法学、社会学、计量学等多门学科知识。还要运用系统论、控制论、数学模型、计算机等现代科学方法和手段,从而使得这门学科具有显著的量度性与边缘性。而现有的劳动科学教育体系对理论结论的研究和论证,过多地使用“大概”、“可能”、“非常”、“相当”、“部分”等无明确数量界限的术语,未能揭示各劳动要素发展变动的量的规定性和规律性,其研究的结论也就缺乏在实践中充分利用的精确程度和具体程度。

第五,学科内容比较封闭,未能更多地借鉴国外先进的劳动管理经验并向国际惯例靠拢。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体制下面临不同的劳动问题,由此产生不同的劳动理论与制度、政策,采用不同的劳动管理手段和方式。然而,由于劳动是人类共同的实践活动,劳动管理中一些普遍规律以及具体的管理方式和技能与社会制度无关。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扩大和社会经济国际化趋势增强,劳动管理也必须按照国际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进行运转,即按国际惯例办事,过去的学科内容过多地按姓“资”、姓“社”区别劳动关系,一些中性的专业理论和技能也加上政治框框,对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先进的管理方式讳若莫深,作茧自缚,更谈不上对劳动管理方面国际惯例的借鉴,衔和遵循。

二、设计劳动科学教育体系的原则

第一增强学生对社会、对工作岗位的适应能力。课程设计中一般不应过份强调未来工作性质的区别,而应当强化基础训练。在此前提下,本着适当照顾多数原则.增加微观劳动管理技能课程的门类和份量。大量运用案例教学方法。使毕业生更能适应社会需要。

第二,课程体系设计应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为背景,研究劳动要素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而不是只做定性的空泛的研究。

第三,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劳动管理经验,注意对国际惯例的介绍和衔接。

三、劳动科学教育体系设计的基本思路

(一)构成劳动科学教育体系中的五大骨干学科及其前导和后向关联学科。

学科之间沿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的渗透,都会产生新的边缘学科。从世界范围看,自第二次世界以来,构成劳动科学体系的各学科发展迅速,从原来的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生理学以及心理李中逐渐分离出来,形成若干独立的学科,其中一些学科已基本孕育成熟,成为劳动科学体系中的骨干学科,围绕这些骨干学科又有一系列前导课程、后续课程及其他配套课程。

1.劳动经济学。

研究经济活动中劳动要素运动及劳动关系发展规律的科学。它是劳动科学体系中发展最早、影响最大、成熟度最高的一门主干学科,是劳动科学的基础理论学科。

劳动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劳动的基本理论;劳动要素及其运动规律的理论;劳动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劳动过程中104劳动要素与其他经济要素相关关系的理诊;劳动生产率增长规律的理论,劳动耗费的物质补偿和劳动服报酬分配规律的理论;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劳动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理论;劳动经济组织的理论;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和合理配置的理论;劳动投人产出经济效益分析的理论;各劳动管理领域之间的结构性、功能性联系,等等。

劳动经济的前导课程是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前导课程的开设是‘为学生打好一般经济学基础,为学习劳动经’济学作准备。其中,政治经济学必须是经过改造,摒弃陈旧过时的观点和体系;发展经济学应更多地结合我国人口与资源、就业与经济增长方面的基本国情;开设西方经济学的同时或之后,还应开设财政学、货币银行学、会计学、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等配套课程,其中操作性、技能性知识应尽量与国际惯例保持一致,这些课程主要是为了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劳动经济学的后向关联课程是劳动经济学说史、外国劳动经济学、宏观劳动经济政策分析、劳动经济计量分析、社会保障经济学、人力资源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后续课程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深化劳动经济学、深化专业基础。其中些些课程可作为选修课来开。

2.劳动管理学。

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研究各个劳动管理领域的管理制度、’方法和手段的科学。劳动管理学是劳动科学体系中的一个应用学科群,它包括劳动就业与用工管理、工资管理、社会保险管理、职业安全与职业卫生等专业管理学科。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劳动力的合理配置与使用;劳动报酬的确定和分配方式,社会保险基金的收缴、支付及运营;劳动管理的组织和效率,等等。劳动管理学的前导课程是管理学基础、国民经济管理学、企业管理学、行政管理学、管理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通过前导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掌握管理的一般原理,管理学说的发展过程、宏观经济管理、微观经济管理及行政管理的范围、程序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学生可以很自然地将管理学的一般原理应用于对劳动要素的管理。

劳动管理学的后向关联课程主要是一些更为具体的的操作性、技能性课程,其目的在于通过大量的案例教学,提高学生的动丢能力。这类课程主要有:工作职务分析方法、人员素质测评、工薪制度设计、劳动定员与劳动定额、人机工程学、计算机在劳动管理中的运用、社会保险财务会计,等等,这类课程与劳动管理学之间是一种分解组合关系,在条件不成熟或课时不充裕时,,劳动管理学可以涵盖部分操作性、技能性课程,在条件成熟时,则可分别讲授。后一种方法难度较高,但有利于学生尽快进入工作角色。

3.劳动社会学。

运用社会学原理分析劳动问题,从而把劳动问题纳入整个社会运行中加入研究,以开拓分析问题视野的一门边缘性学科。开设这门课程的主导思路是探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保持社会稳定与公平口劳动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劳动群体及其社会功能;劳动群体中的人际关系;劳动的社会控制和社会鼓励;劳动者的八小时之外;劳动的社会化与劳动者的现代化,等等。劳动社会学的前导课程是社会学及社会保障经济学。其后向关联课程是社会调查研究程序与方法。

4.劳动法学。

研究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科学。劳动法体系包括总的劳动法典和一系列专门法,主要包括:工厂法、工会法、就业法、工资法、劳动合同法、职业培训法、劳动争议处理法、社会保险法、职工福利法、劳动保护法、国际劳工公约等。劳动法学的任务是对上述法律规范进行理论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劳动法的产生及其历史发展;劳动法的本质,作用和特点、劳动法在调整劳动关系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具体的劳动法的各种法律规范,等等。劳动法的前导课程是法学基础、其后续课程是劳动争议与劳动仲裁处理。以及与之配套的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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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未能与教育很好地结合的主要问题有：一是知识化，常常组织学生集体参观一些劳动教育基地，听听讲解，少有技术操作和模仿。二是片面化，认为智育第一，劳动不是教育的目的。三是形式化，劳动就是在学校扫扫地清洁一下卫生，或者是在家里帮家人洗洗碗，打打鸡蛋。四是边缘化，认为教育就是学习文化知识，就是培养道德品质，而不是要学会劳动，劳技课常常被数学、英语等所谓的主科挤占。五是狭隘化，认为劳动就是种田，劳动就是惩罚，甚至将劳动教育赋予思想政治改造功能。六是功利化，认为劳动无用，劳动者工作强度大、工资福利低、晋升机会少、职业前景差等。劳动未能与教育很好地结合造成我们教育出来的学生区分不了韭菜与麦苗，不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不以劳动为荣，不尊重他人劳动，不珍惜劳动成果。脱离生活和劳动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育。

劳动未能与教育很好地结合，劳动教育被弱化被淡化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传统因素，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等。二是文化因素，如学而优则仕，君子谋道不谋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三是制度因素，如应试教育是以训练获得高分的考试选拔制度。四是社会因素，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学生群体，家长的过度期待，一夜暴富不劳而获的思想蔓延等。五是教育因素，如手脑分离、知行脱节，未真正实行素质教育等。劳动并不等同于劳动教育，劳动与教育结合，培养热爱劳动、尊重劳动、爱惜劳动的真正的劳动者，关键是要赋劳动以教育意义，发挥劳动本质的价值。

劳动曾经让我们的教育很灵动。陶行知提倡“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主张的生活教育是一种活的教育。他立下宏愿要“征集100万个同志，创设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他写的《手脑相长歌》：“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手不用脑，快要被打倒。用脑不用手，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语言朴素，形象生动。他首次把垦荒、施肥、修路等劳动列为考试科目。教育部曾于1958年规定开设生产劳动课，初中开设手工劳动和农业基础知识，高中开设农业实习和机械实习，还规定学生每年要参加14至28天的体力劳动。把生产劳动教育制度化、课程化的做法，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

劳动是立国富国之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问德国经济成功的秘诀，德国总理默克尔回答：“我们至少还在做东西。”可见劳动是德国经济领跑欧盟的秘诀。劳动让我们国家繁荣富强。劳动创造财富使中国工厂变成了中国市场，中国市场正迈入全球最大市场。劳动孕育创新使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智造，正迈上赶超德国制造、日本制造和美国制造之路。数据表明，2012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突破10万亿元，201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突破25万亿元，2014年中国游客境外消费超过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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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青少年;成长;影响

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教师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职业之一，也是最伟大、最神圣的职业之一。

老师和家长在教育孩子过程中，都有这样的经验，孩子在成长中，有几个特殊的年龄段，处在这几个特殊年龄段的孩子问题特别多，特别令老师和家长头疼。

一、家庭教育

家长是孩子教育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是孩子接受习染的最早环境。家长，应当成为孩子生命的第一责任人;家庭，应当成为孩子品德修养与学识智慧的培训基地。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优秀，但在这个共同目标之下的家教理念与行动却是大相径庭，结果，孩子成人之后也就相去甚远。如何做好家庭教育，对于绝大多数家长来说，仍然很迷惘。本人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孩子。对孩子进行全面的教育，做到德、智、体、美、劳兼顾在体育方面，要注意孩子良好生活习惯的培养和体育锻炼，防止营养过剩，有意识地锻炼孩子的力量、耐力、速度，灵敏度以及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对不利环境因素的抵抗能力;在品德教育方面，要根据社会对儿童青少年思想品德方面的要求和儿童青少年年龄特征进行教育，做到适时适势;在智育方面，主要是进行早期智力开发，激发学习兴趣，培养良好学习习惯，开阔孩子的知识眼界，对文化知识的学习进行必要的指导和辅助以及制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气氛，做到适时而教，遁序渐进;在美育方面，培养孩子正确的审美观点和创造美的意识;在劳动教育方面，放手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等。总之，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孩子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二是家长要提高的自身素养。做到以身作则，榜样示范的提高家长的自身素养，包括要有知识，比如儿童青少年生理学知识、儿童青少年心理学知识、教育学知识等;要有能力，例如要有了解子女的能力，分析问题、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有威信，要有义务感等等。总之，家长要提高自身的素养。

三是父母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影响孩子的成长。现在的父母大多忙于挣钱，为自己的孩子提供一个好的生活学习环境，会忽略了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有些父母可能简单的认为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有最先进的学习工具就是对教育的投资。其实不然，父母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仅仅是一些物质的简单投入，而更多的包括对孩子心理的关爱和呵护。

二、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制度的不完善对青少年成长的负面影响：

一是过于严格的制度使学校过分“封闭化”，青少年沦为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习机器”。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社会交际能力，也很难有机会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青少年完全地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生活学习，个性、兴趣和天赋都被打压。而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他们是个性发展的重要时期，严格的学校教育制度忽视青少年各方面的需要，造成了青少年自我学习，自我思考能力的丧失。人们把学校看成工厂，意味着制造某种规格的产品，学生毕业就同产品出厂一样，因此人们总是更看重学生是否被塑造成标准形象，对学生出厂后的情形关注并不充分而且学校教育也并不存在一个类似于工业、商业中的“售后服务”体制，学校教育对毕业后的关注难以实现，给青少年的成长带来无法弥补的负面影响。

二是现行的学校教育制度中的课程设置过于刻板，缺乏灵活性。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与社会的飞速发展，“呆板化”的课程与学制设置所培养的人才在知识、技术、能力上已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学校教育成果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青少年只能在书本上解答应用题，却无法灵活的运用到生活中，这对青少年的成长毫无益处。所以大学毕业也就失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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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职业教育　发展进程　发展特点

日本堪称世界上职业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日本的现代职业教育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从出现最早的近代职业教育学校到将其正式纳入学制系统，使职业教育制度得到确立，日本仅仅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短短的30余年，日本职业教育迅速从落后的学徒制发展成为先进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并为社会提供了各级各类技术、管理人才和熟练劳动力，使日本的经济在战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让人们在现实层面深刻地感受到了职业教育的威力。回顾日本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思考日本职业教育发展的特点，可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汲取有益的养分。

一、日本职业教育的发展进程

日本职业教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明治维新时期(1853―1911年)，是日本职业教育的发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12--1945年，日本职业教育在波动中迅速发展成长；二战后(1945年至今)，则是日本职业教育获得根本性改造和完善的时期。

1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职业教育的发端(1853-1911年)。

1872年，日本颁布第一个《学制令》，规定开办工业、农业、水产、商业等实业学校，首次确立了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位置。1874年设在东京开成学校内部的“制作学教场”可以看作是日本第一个中等程度的职业教育机构，是中等职业学校的萌芽。这一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目标主要是实现职业教育的初始体制化，基本形成职业教育体系。初等职业教育在数量、规模上的扩充是这一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显著特点。此时，职业教育形式主要有徒弟学校、实业学校、实业补习学校、各类学校和专修学校、实业专科学校。实业学校的种类是多种多样的。在专业结构上，分工业、农业、商业、商船和水产；在授课形式上，有全日制的实业学校和业余的实业补习学校；在设置上，又分为公立的、私立的。可见，其系统趋于完善，其类型和结构愈益多样化。

这一时期各类职业学校一般只限于中等程度教育。1903年政府颁布了《专科学校令》，增设各种职业科的高等专科学校，以培养中级技术人员。职业教育体系向纵深方向发展，形成了包括初等、中等、高等在内的职业教育体系。1907年创立了的一所私立的高等工业学校――明治专科学校。但这一时期发展的重点是中等职业教育。

可见，在明治中期。日本确立了国家主义教育体制，职业教育也在此框架内初步实现制度化；明治后期，随着国家主义教育的扩充和加强，职业教育体系也基本形成。

2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职业教育在波动中成长(1912--1945年)。

这一时期日本职业教育已经初步形成一定的体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度化、完善化，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高移，此时，高等职业教育和补习教育迅速扩充，得到大发展。

一战后。产业界出现倒退，实业教育一度结束了扩充的趋势。“”的爆发，使日本工业发展出现转机，摆脱了萧条的局面，再度出现繁荣，实业教育也摆脱了衰退的困扰。从1932年到1940年的8年期间，甲种中等实业学校增加了345所，乙种中等实业学校增加了34所，增加的重点是工业类学校，甲种工业学校在短短的8年时间内增加了一倍。

1915年。实业补习学校有8909所，学生数为498178人：1925年则增加到14232所，学生达9960905。1935年，工业学校有145所，学生数49250人；1945年则有471所(增长幅度达275％)，学生数285180人(增长幅度达480％)。

为了满足战时需要，除增加招生人数外，高等、中等工业学校总数和学科的设置都得到了全面的扩大。从1919年到1924年，一举创建了11所官立高等工业学校。就工业学校专业设置的情况看，从1900年的35所公立工业学校的51个专业，到1921年发展到87所学校237个专业，1942年更是高达222所学校681个专业。以1940年为分界线，在高等和中等工业学校中出现了学校和专业的全面扩大。

各类学校开始向高等教育发展。随着工业学校的全面性扩充。以重工业部类的学科为中心的各类学校骤然增加。

此时，企业内技术教育开始变得突出，原因在于一般的实业学校特别是徒弟学校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企业内技术教育在数量上的扩充，是从实业学校令制定以来逐渐开始的。

3　二战后日本职业教育的改造与完善(1945年至今)。

与之前的两个时期相比，日本职业教育的发展出现一些新特点。如果说日本在二战前职业教育发展是对欧美职业教育体系的“复制时期”，那么二战后则是日本职业教育的“个性发展”时期。二战后，日本对战前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

1947年颁布的《学校教育法》规定：高中以实施高级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为目的。根据这个法令建立的新制高中，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综合化。综合制的推行导致全国范围内对高中进行了调整与合并。此时，日本职业教育受到严重的削弱，以致于难以适应产业界的需求。企业界强烈要求改革职业教育，使教育更紧密地为经济服务。

1951年日本颁布了《产业教育振兴法》，成为日本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职业高中由衰退转向发展，中等教育结构由单一转向多样化，日本职业教育出现了一个发展的新。综合高中不断减少，职业学科纷纷从综合高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科职业高中。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重点整顿高中职业技术教育，目标是使之多样化。进入70年代，由于生产方式、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变化，产业界对职业高中毕业生的需求明显降低，职业高中呈现衰退的迹象。80年代，日本政府为了谋求经济的继续发展，把“技术立国”定为经济发展战略。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特别重视对中等教育阶段职业教育的整顿与充实，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如：学科设置的集合型和学科内容的综合化：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结合等。

90年代以来，为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日本高中阶段职业教育呈现以下的新趋势：一是强调职业科高中的基础知识教育；二是充实普通高中的职业教育；三是把一部分“各种学校”升格为短期大学性质的专修学校，作为广义的高等教育机构的一环。

二、日本职业教育的发展特点

纵观日本职业教育的发展进程，呈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三个显著的特点：

1　内涵扩大：确立“大职业教育观”。

日本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表明，正确理解职业教育的内涵是发展职业教育的前提与基础。我国自1996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把“职业技术教育”统称为“职业教育”，一直沿用至今。长期以来，我们对职业教育的内涵的理解都比较狭隘，其表现是：职业教育 常常被等同为就业教育；职业教育总让人联想到学校教育；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间总是泾渭分明的：而职业教育的院校与各类职业培训总是缺乏联系，甚至存在对立等。

在1999年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技术教育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正式文件中首次使用了“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Teehnle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的提法。可见国际上对职业和技术教育的理解是：是普通教育的组成部分；是在某一职业领域就业作准备的手段；是继续教育的一个方面。可见，我国迫切需要扩大对“职业教育”内涵的理解，确立包括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与培训在内的“大职业教育观”。

2　取向转变：以人为本的职业教育。

发展经济的强烈需求下，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似乎已经偏离了传递人类社会经验、文明，帮助学生挖掘、发挥自己内在潜力、抚育学生成长的轨道。职业教育的目的被狭隘地理解为训练学生掌握专门技能、技术和技艺等，以达到求职的目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训练适合现代经济发展的专业技术人才的工具，而不再是帮助学生挖掘自身潜力、抚育学生成长的工具”，职业院校俨然是一个个的“人力工场”。

日本经济学会于1993年建议实施“结构调整和以人为本的教育”，强调教育改革要适应人在工业时代的需求。这种以人为本的职业教育是对以往强调职业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做法的反思。它强调“以人为本”的人文价值取向，强调以关注人的终极目标的发展取向是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所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认为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都应该按照人的需要、人的本性而进行。职业教育应该充分重视学生在能力、态度、兴趣和职业发展方面的真正需要，真正做到为人们“就业、地位和个人发展创造更公平的机会”，并“使人们一生都能享有这些的机会”。

3　时间延伸：贯穿终身的职业教育。

终身教育思想自20世纪60、70年代被提出以后，就受到广泛的重视，对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次职业技术教育大会把“终身学习与培训：通向未来的桥梁”作为会议的主题。这届大会的其中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技术和职业教育是终身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在终身教育体系中占特殊的位置，它是终身教育的实践者，是火车头，是关键所在。

日本职业教育为了应对未来的要求、适应社会的发展，在终身教育思想的指导下，从终结型教育模式向终身教育模式转化，逐步建立起贯穿终身的职业教育体系。战后60年来，日本的职业教育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方位的教育体系。从办学性质上分，有公立与私立；从办学的类型上分，有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企业教育。其中学校教育是基础和核心；从办学层次上分，有职业高中、专修学校、高等专门学校、短期大学等，其中职业高中、专修学校是职业学校教育的重点，同时适当增加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比重，提高了职业大学的地位：在办学形式上灵活多样，有职前教育、在职教育、转业教育，学制有长有短，灵活多样、互相补充。

注释：

①“各类学校”是指区别于按教育令规定设有完备学科的学校，进行相当于学校教育的教育部门。

②根据1976年修订的学校教育法，“专修学校”是指修业年限在1年以上，授课时数超过文部大臣规定的授课时数，学生经常保持在40人以上的学校。

③王桂编著，日本教育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196，

④[日]细各俊夫编著，肇永和，王立精译，技术教育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129，

⑤[日]细谷俊夫编著，肇永和，王立精译，技术教育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141，

⑥[日]细谷俊夫编著，肇永和，王立精译，技术教育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130，

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建议A[A]，生产劳动教育与职业教育[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16l

⑧陈杰华，现代教育目的的探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3)，

⑨转引自肖凤翔21世纪职业技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价值取向[J]，教育评论，1998(5)，

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黄仕琦译，第二届国际技术与职业教育大会主要工作文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1999(10)，

参考文献：

[1]王桂编著.日本教育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

[2][日]细谷俊夫编著.肇永和，王立精译.技术教育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建议A[A].生产劳动教育与职业教育[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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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情感态度；价值观；建构

一直以来，历史学科一向被作为德育教育的手段而广泛应用，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早已成为历史教师的共识。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明确规定历史教学的课程目标并将其分为三个部分，而情感态度价值观在三维目标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老师在历史教学中不仅要使学生掌握历史知识，而且应把重点放在培养与提升学生的能力上面，强化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培养，追求完美人格的塑造等，简单地应归结为让学生学会学习历史与学会做人。历史教师应抓住课改和青少年成长的有利时机，为课堂注入新的活力，使课堂不仅成为传授知识的地方，更应成为进行德育渗透、塑造学生思想品质的阵地。

一、高中历史教学中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建构的现状分析

1.对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建构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

受传统历史教学模式的影响，部分教师仍把历史课程看作传授历史知识、认识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工具，对新课标蕴涵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建构的功能没有准确理解，甚至简单地把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建构等同于思想教育，这种片面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素质教育的展开。

2.教师自身素养不高及教学方法滞后

当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教师要不断汲取新的知识能量以适应现代教学需要。然而，部分教师仍沉醉于过去陈旧的知识结构和教学方法中，即使有一些情感色彩的历史教学，也只是形容词的堆砌。这种机械、灌输性的教学方法严重挫伤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3.不合理的课程评价体系

传统的教学评价体系是通过考试方法来测评学生，而学生考试的成绩也相应地成为考核教师的标准。这种考试制度本身就不带有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测评，无疑影响到教师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而学生在此方面的能力必将严重弱化。

二、进一步提高中学历史课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实效性和针对性的对策

1.转变教育教学观念，服务学生人生

历史课教学的着眼点不应该只是升学，而应该着眼于全体学生长久发展。“一切为了分数”的应试教育制度和观念是制约历史课德育功能发挥的主要因素。因此，我们要摈弃这种落后的教育观念，确立素质教育的思想，建立一套新的、可行性强的有关学校、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估机制，使老师和学生从考试、从分数的框框中解脱出来。

2.转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建立教学新模式，提高实效性

在教学过程中，要转变教学方式、建立教学新模式，改变原有令人乏味的、过于单一的传统教学方式，激活历史课，使学生在学习中自觉提高素质，自觉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从而发挥历史课在德育工作中的作用，增强历史课德育的实效性。

3.拓展历史德育资源，提高德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历史课是一门社会学科，应发挥在课堂教学为教育的主阵地基础上，向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展，把历史课同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恰当地利用并整合存在学生周围、课堂内外丰富的德育资源，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科的德育功能，大大提高德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教师们应知道省市县的历史是很好的乡土资源，要充分挖掘。另外把活生生的社会事件、大众密切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与教学内容，利用它来进行道德教育，学生往往比较感兴趣，容易接受。现在的华尔街金融风暴与历史上很多经济危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这是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很好的素材，有利于学生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4.开展活动，创设情景，实现知、情、意、行统一

德育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将自己的思想道德认知转化为自己的道德行为，实现知、情、意、行统一。因此，通过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比如：社会调查，在工厂、农村建立劳动教育基地等。创设情景，有利于促使学生在参与活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将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行为，逐步提高历史人文素养。在课堂上通过角色扮演和辩论等方式都可以提高学生历史的认识和素养。历史是现在的过去，现在是历史的延续。历史可以说离我们很远，但也可以说离我们很近。我们老师要提供一个好的平台，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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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知识经济 教育观念 能力本位 终身教育

一、破除单纯以智力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树立德、智、体、美、劳几方面协调发展的教育观念，使学生知识与能力同步，做人与做事并行。

在所有学校教育中，德、智、体、美、劳除了各自的特定任务外，它们互相渗透、互为补充，共同完成育人的任务。根据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学校的任何教育活动都要涵盖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都要全面地考虑如何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这种教育把人当作整体的人，促进学生整体素质的发展。只有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能适应教育服务于经济建设的需要。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出既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有深厚的文化修养、熟练的劳动技能、健康的身体素质，又有美的情操和审美能力。从人作为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劳动力来考察人的发展，应当是智力和体力得到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人的智力和体力的发展与生产过程的统一，既对人的全面发展提出要求，也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从人作为一定社会中的成员来考察人的发展，应当对道德品质和美的情趣有所要求。创始人曾多方面提到不属于生产领域的人除了智体之外的其他一些特征和属性，诸如人的道德和审美等。即使马克思把人看作生产力因素来考察人的发展时，他也始终把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来分析的。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发展，高尚的道德与美的情趣必然是重要的组成因素。

真正的教育应包含智慧之爱，它与人的灵魂有关，因为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如果一种教育未触及到人的灵魂，未能引起人的灵魂深处的变革，就不称其为教育。如果单纯把教育局限于知识传习上，即使它的传习是“成功”的，它的灵魂也是匮乏而不健全的。其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功能值得怀疑。

二、破除以继承知识为中心的教育观念，树立能力本位，培养创新精神的教育思想，使学生从书本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做知识的主人，不做知识的奴隶，增强社会适应性。

学校智育教育的中心任务是使受教育者具备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真实本领，表现在知识目标上就是通而有专，有比较广博的知识，成为“通才”，也要使学生在通的基础上有所专，掌握所学专业范围内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和发展趋势，有比较专精的现代化专门知识和技能，表现在能力目标上就是自学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以及应变的机智等。体育的基本任务是授予学生卫生保健、身体锻炼的知识与技能，促进学生身体正常发展，增强身体素质，提高健康水平，养成讲究卫生和经常锻炼身体的习惯。美育的基本目标在于培养学生具有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情感和能力，完善审美的心理结构。而目前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普遍存在的教学手段、教学方法、考核方法不能完成上述目标。人是高度社会化的有机体，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人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具体地讲，就是在个体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中，环境塑造、接纳个体，个体认同、接受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并积极参与社会的过程。在这样的逻辑前提下，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应当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促进学生社会化的责任。但在一切为了升学的目标导向下，我们痛心地发现：学校的教学活动与学生的生活严重地分离了。这种封闭式的传统教学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保证了教育对社会的一定程度的超越性，但同时又导致了学生与周围的社会生活相脱节，与知识更新的速度相脱节，抑制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

这种教学模式中培养出来的学生，将来很难适应社会的需要。与此同时，我们的教师为了保持学生心灵的“纯洁”，总是尽量回避甚至不让学生了解社会的丑恶现象。这样，学生长期与社会相隔离，对社会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结果一旦接触社会，看到某些阴暗面以后，就会感到茫然若失，无所适从。当前校园中出现的所谓学生人格扭曲现象：诸如自私、孤僻、自我过分膨胀、受挫力低等现象，就是教育活动缺乏社会性的一种必然的消极后果。为此，我们的教育必须变封闭为开放式的社会化教育。社会化不是一种机械、被动的变化，而是积极地接受、主动地参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准确地勾勒外在世界的座标，确定自己的位置与角色，把握自己的准则与方向，这就是社会化的目标。

三、破除一次性教育定“命运”的教育观念，树立“终身教育”的新观念，把学校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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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双师型教师 发达国家 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650 文献标识码：A

高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高级阶段，是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服务和管理第一线职业教育，它以培养实用型、技术型和技能型专门人才为目的的高等教育。高职教育的根本属性是“高等性”和“职业性”。要求教学知识中包含相当的高深科学理论，培养人才的目的是解决职业中的实际技术问题。这就决定了高职教师必须具备“双师型”素质：既懂理论又善实践。发达国家的高职教育较早，他们在高职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我国高职教育起步较晚，国外在高职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的经验对我国高职“双师型”队伍建设具有很好的启示。

1国外发达国家在高职教师队伍建设的主要经验

1.1发达国家对高职教师有严格的准入机制、突出实践经验能力

美国要求高职教育教师必须具有学士以上学位，并对所授技术课程有1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及最新经验；德国要求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必须获得博士学位，并且至少有5年的专业实践的经历。丹麦对高职的师资基本要求是，完成了第三级职业教育、具备专业技能并拥有5年以上的实际工作经历。澳大利亚对教师除高学历要求外，还需有5年的职业工作经历。日本对高职教师的资格作出的规定是，必须具有硕士学位，且在学校、研究所、医院、工厂从事与上课内容有关的或与研究、技术有关的业务。可见，各国对“双师型”教师的资格有不同的标准，但是，综观发达国家对高职教师的规定和要求，其共同点是对高职教师的学历作出较高要求外，均对教师的实践经验和技术资历作了具体的规定。比较而言，美国对高职教师的实际技术工作年限要求较短，仅需要1年，但强调最新经验，反映了美国对创新的追求；德国在学历学位方面要求较高，需具有博士学位，体现了德国对技术的高度严谨；日本对从事教师工作和实际职业技术工作做了要求，体现了日本人的务实态度。另外，德国、丹麦、澳大利亚三个国家均规定高职教师必须拥有5年以上工作经历，可见高职教师至少具有5年的职业工作经历是大多数国家的共识。

1.2发达国家的高职教师培训模式既注重职业技能又强调教育理论培训

德国的职业教育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德国职业学校教师任职资格的取得，必须经过严格的专业资格培训和职业教育理论进修，教师不仅要接受严格的专业技能训练，掌握实训设备的操作规程，还要掌握职业教育学和劳动教育学知识。德国注重对职业教育教师的继续教育，德国对教师的培养可分为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职前培养，可分为两个阶段，在校师范生在毕业前参加并通过第一次国家性考试，获得学位证书；第二阶段的学习是在第一阶段学习的基础之上，经过18个月教学实践和教学实习后，顺利通过考试才能被聘为职业教育教师。丹麦职教师资培训采取附加培训方式，在专业技能经验的基础上，补充教育教学专业知识技能的培训，使有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成长为合格的职教师资。日本专门培养职业技术教育师资的机构是职业能力开发大学，其课程设置是以学科为核心、以培养学员的实践能力为出发点，在大学取得教师资格证书后先去企业工作，然后再转到教师岗位上来。英国对高等职业院校教师的培养也值得我们关注。《英国合格教师专业标准与教师职前培训要求》于2002年6月颁布后，英国高职教师培养体系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三段融合”，二是“三方参与”。“三段融合”即职前培养、入职辅导和职后提高“三段融合”的培养模式。通过职前教育，帮助有意成为教师的人员获得政府认可的教师资格；入职辅导则是帮助教师快速进入专业角色的捷径； 通过职后培训，帮助教师不断更新自身知识结构，提升教学能力，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高职教师。“三方参与”即充分整合大学、职业学校和企业三方资源，融合三者特色，积极推进高职教师培养社会化。

1.3发达国家在高职教师队伍管理管理模式强调“兼职”和“任期制”

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师资管理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师资管理模式的束缚，除思想认识等方面的原因外，主要是在实践上缺乏一套切实可行的管理模式。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的高等职业学校都有一套严格的教师管理制度，其共同点是大量聘用兼职教师，对教师实行任期制。日本高职院校兼职教师是专职教师的 1.7倍。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理工学院是一所知名度较高的高等职业院校，目前拥有教师1500多人，其中约2/3是专职教师，1/3是来自工商界的兼职教师。美国高职院校中兼职教师人数在增加，专职教师人数则在减少。据美国联邦教育部 2012年1月公布的调查报告，其中31%为专职教师，69%为兼职教师。对高职院校教师实行任期制是发达国家高职“双师型”教师管理的共同特点。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后，原来日本的教师终身雇佣制度逐渐产生了“制度疲劳”，任期制作为一种教师人事制度逐步开始受到重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政治经济改革和大学改革加速了大学教师任期制的形成，日本高职院校则普遍实行教师任期制。美国高等职业学校教师的任期以短期合同制为主。它是指根据学校需要及教研经费的情况和教师工作的质量，每年签订合同，决定去留。

1.4发达国家“双师型”教师的激励机制具有较好实效性

一般来讲，发达国家从事职业教育的“双师型”教师在社会福利、工资待遇以及社会地位等都高于普通学校的教师，甚至高于国家公务员、大学教授。因此，发达国家的职业学院的“双师型”教师队伍稳定，有很强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向心力。德国“双师型”教师是一个社会地位和工资收入较高的职业，其身份等同于公务员，他们的法律地位是由各州的公务员法决定的。日本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的考核晋升与工资待遇的提高直接挂钩，国家对职业教师给予较优厚的待遇，其工资比担任其他课程的同级教师高10%，比公职人员高16%，而且原则上工资一年提升一级。

2发达国家“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2.1我国高职“双师型”教师资格认证应突出实践操作性

国外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拥有较为完善的制度保障，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定保障，这对我国具有借鉴和学习的意义。我国应先由国家制定出统一的资格认定标准，在各个省设立相关负责机构定期对职业院校的“双师型”教师进行考核与认证。同时可在以下方面完善“双师型”教师资格认证制度：首先，根据“双师型”教师的不同来源，制定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两种类型的资格认证制度，从而在根源上规范“双师型”教师队伍结构。其次，资格认证的相关内容应体现出“双师型”，高职教师应具备的教学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涉及内容包括学历要求、本专业的工作经验年限、企业实践经验等各个方面，制定出严格的高职教师准入标准。这就要求高职教师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和良好的专业能力，还要有教育学、心理学知识来及时了解学生，与学生进行沟通。从技能结构的角度来看是指要掌握专业的教育知识与技术和具备专门的职业技能，并能够不断掌握最新的职业技能。实施职业教育教师准入制度对推动教育人事改革、实施教师聘任制，加强和完善职业教育制度建设有着很大的作用。采用职业教育教师资格证，是对从事职业教育的人是一种准入制度，只有通过严格的考核、经过认定程序、具有资格的条件者发放资格证，以此来提高职业教育教师的水平。

2.2加强和完善高职师资队伍的培养体系建设

国外发达国家拥有较为健全的职教教师培养体系，注重职前与职后一体化培养，具有职前培养专业化、职后培训制度化的特点。我国担负职教教师培养的高等院校和职业技术师范类院校在课程设置上应更加注重其应用性，注重专业设置的时代性与前沿性，使其培养的职教教师能够更加适应职业院校的教学工作。在美国，职业教师的业务进修大多数属于个人行为，但学校仍然设立了教师进修和生活保障机制，确保教师有充足的研究经费，设立相应的培训机构，教师自愿去进行培训，提高教学水平。对于“双师型”教师的职后培训应大力整合和发挥大学、职业院校与企业的三大资源，联合加强对高职“双师型”教师的培养。

2.3制定有效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激发高职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高职教育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教师的专业技能和实践操作能力，而普通高等教育侧重学术性教育，这两种教育存在差别。这就决定对其教师的评价也不能用同样的标准，高职院校应建立具有高职特色的教师考核评价制度，使其能够全面、动态地评价“双师型”教师。与美国的职业教育师资评价想比较起来，我国关于职业教育师资的评定系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美国的职业教育师资评定系统非常细化，针对不同的专业对教师有不同的评定标准，通过考核制度提升竞争意识，促进“双师型”教师自我完善与提高，同时对未经过考核的教师进行重新培训与教育，不断提升“双师型”教师队伍素质。我国相关部门应单独制定职业学校教师的职称评定标准，以适应职业教育的自身的特点。要稳定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留住人才，职业学校也应出台相应的措施来激励教师队伍。

2.4加强对兼职教师的培养，构建长效稳定的兼职教师队伍

兼职教师是高职师资队伍的主要来源之一，他们的专业素质直接关系到职业教育的质量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在美国职业学校的兼职教师占有很大部分，他们聘用、培养和留用的兼职教师首先都是以教育培养目标出发，其次非常注重在平常的教学中加强兼职教师的责任感和教学技巧的培养。由于我国高职师资的缺乏，职业院校采取从企业、产业部门引进一些有实践经验的技术骨干，来进行教学，但他们缺少一些理论方面的教学知识，因此，作为学校要建立一支质量高的兼职教师队伍，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就要对兼职教师要进行职业教育理论、教学理论和教育技术等方面的培训，不断提高教育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激励兼职教师对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化的积极参与，扩大他们自身的内部驱动力和外部驱动力，对职业教学充满热情。另外鼓励本校专职教师在和兼职教师的交流与合作中，不断充实完善自己业务素质。

西方发达国家在高职教师队伍建设的成功经验：严格明确的“双师型”教师任职资格，规定高职教师具有较高学历的同时还具备较高的实际技术资历；完善系统的高职教师培养体系，夯实的双师型教师激励机制等；灵活的管理模式，大量聘用兼职教师。我国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双师型”教师资格认证过程中应突出实践操作性，加强和完善高职师资队伍的培养体系建设，制定有效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激发高职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对兼职教师的培养，构建长效稳定的兼职教师队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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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白智童.英国高等职业院校教师培养对我国高职“双师型”教师培养的启示[D].东北师范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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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儿童发展；发展理论；发展性特征；研究

儿童发展研究的现代领域起源于遥远的过去，从在西方中世纪时，儿童被视为预先成熟的小型成人，到现在儿童被视为是“未来的资源”、“有能力的主体”。儿童具有发展性，儿童是一个全面发展、正在发展的个体。目前，人的全面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各国教育普遍重视并努力实现的目标，作为教师必须从日益知识化、科学化、智能化、审美化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看到人的全面发展是何等的重要。缺乏全面发展的观念，甚至忽视全面发展，都不能培养和造就出适应现代和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全面发展的人才。[1]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对搞好各级各类教育十分重要，现代幼儿教师应树立全面发展全程发展的教育观，使幼儿园教育成为促进幼儿体、智、德、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过程。教育对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2]同样也要促进个体的发展，发展性是现代幼儿教师教育行为的基本特征。

一、发展的理论

关于发展方面的大量信息来源于大量跨学科的研究，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对此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进行了长期的探讨和研究，关于个体的发展领域至今已经成为一个汇集众多学科的大熔炉，并逐步提出了关于人的全程发展和全面发展的一些理论学说。

（一）弗洛伊德的理论

弗洛伊德（Freud）维也纳精神科医生，从他细致的探讨中发现病人的无意识动机，构建起人格发展的性心理理论，他强调父母对儿童早期在性和攻击驱动力方面的控制对其人格健康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人格可分为三个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在人格发展的五个阶段密不可分。[3]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使儿童发展中的家庭关系的重要性得以凸现，他的理论第一次强调了早年经历对个体毕生发展的重要性。

（二）艾里克森的理论

艾里克森（Erik Erikson）的心理社会理论认为，儿童的社会经历并不会导致自我在本我欲求与超我约束之间的矛盾，自我也是人格发展中的积极力量，在人格发展的每个阶段，个体都需要获得对社会积极参与的态度和有所贡献的技能。在从积极到消极的连续统一的发展过程中，基本的心理社会冲突将决定个体每个阶段的发展结果，可能是健康的，也可能是适应不良的，儿童正常的发展必须从各自文化独特的生存状态出发来加以解释。人生全程是连续不断的人格发展历程。个体出生以后与社会环境接触互动而成长，在调试自我，克服发展危机中获得个体的自我成长。

（三）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的认知发展理论是从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的观点出发来研究人的认知发展的。组织、适应、平衡、同化、调适这五个概念是认知发展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在皮亚杰看来，人的认知的发生、发展过程也就是人的认知结构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过程。[2]儿童的认知发展是儿童的行为图式（内因）在环境（外因）的影响下通过同化、顺应、调节而逐渐达到平衡。儿童在不停地实现同化和顺应的过程，其目的就是在追求和保持一种平衡，追求和保持这种认知的理想状态。儿童在同化和顺应过程中，在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循环中不断地丰富、提高和发展自己的认知结构。所以，儿童认知发展的本质也就是儿童的行为图式通过同化和顺应日益复杂的环境而达到渐进平衡的过程。积几十年的大量观察探索和实验研究，皮亚杰提出了儿童认知发展的四个非连续的发展阶段：感知运动阶段（出生-2岁）、前运算阶段（2-7岁）、具体运算阶段（7-11）和形式运算阶段（11岁以上）[3]皮亚杰认为，儿童的智力发展从感知、动作开始，在活动中感知动作逐渐内化而构成直觉思维、具体思维，最后达到逻辑思维、理性思维。根据他的认知发展理论在儿童对他们的外部世界进行操作和探索的同时，他们积极地构建着自己的知识体系，认知发展是分阶段出现的，在皮亚杰认为，教育应在儿童发展的不同年龄阶段，按照他们自身思维结构和心理发展的阶段性，用不同的形式进行教育。

（四）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

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ev Semenovich 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zno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理论，力倡教育有促进儿童认知发展的积极作用，[4]认为教育必须要考虑儿童已达到的水平并要走在儿童发展的前面，才能提高教育质量并促进儿童的发展。教育能促进儿童认知发展，源于个体时时刻刻存在的，又在不断变化的两种认知水平。儿童的认知发展的两种水平是：一种是儿童现有的发展水平，由儿童已经完成的、一定发展系统的结果而形成的儿童心理机能的发展水平，即儿童独立解决问题所具备的心理发展水平；另一种是借助别人的帮助所能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是指在有指导的情况下，借助成人的帮助可以达到的水平，或是借助于他人的启发、帮助可以达到的较高水平。这两种水平之间往往是有差距的，前者水平不及后者高，它们之间的差距，就是“最近发展区”。因此，维果茨基主张教育应当先了解儿童的实际发展水平和可能达到的水平，以确定儿童的最近发展区；教育应当走在儿童现有发展水平的前面，从而带动儿童的发展；每个儿童的最近发展区都是有差异的，教育要因人而异；教育是发展的源泉，它创造着最近发展区；教育创造着新的最近发展区，然后又把最近发展区转化为现有发展水平；只有那种走在发展前面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

（五）赞科夫的“教育促发展”理论

前苏联心理学家赞科夫的“教育促发展”理论是在维果茨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实验与理论研究，提出了“以尽可能大的教育效果来促进儿童的一般发展”为核心内容的理论体系。“一般发展”和“特殊发展”是“教育促发展”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赞科夫倡导的“一般发展”是指儿童个性整体的发展，它包括儿童智力、情感、意志、品质、性格、集体精神及身体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和谐发展。在提出一般发展的同时，赞科夫又强调了特殊发展。“特殊发展”是指儿童在某一方面的特殊发展。赞科夫主张教育要以尽可能大的教育效果来促进儿童的一般发展，并且使儿童的一般发展尽可能达到最理想的水平；教育要把关心全体儿童的最优发展与促进儿童的特殊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因为一般发展是儿童特殊发展的基础，特殊发展在适当指导下又可以促进一般发展；儿童心理发展的实质是各种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教育要重视采用正确的教育结构，要重视儿童在学习活动中的内部诱因，要重视儿童学习的“情绪生活”，要重视儿童学习的练习设计，还要努力探求新的途径来有效地促进儿童的一般发展；为了使教育先于发展、引导发展、促进发展，教育要坚持高难度进行教育的原则、高速度进行教育的原则、理论知识起主导作用的原则、使儿童理解学习过程的原则、使全班儿童都得到发展的原则。

二、教育与儿童的发展

教育与发展的关系表现为相互制约与促进，这具体体现为：首先，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主从关系。儿童的发展是主，教育只是从属于儿童发展，为儿童发展服务的；其次，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儿童的发展是源于人类本性的发展目的实现过程，而教育则仅仅是实现发展的特殊手段，其特殊性，恰恰表现于教育人员的专业性、教育场地和设施的固定性、教育活动的计划性、教育目标的明确性、教育方法的多样性、教育内容的确定性、教育周期的稳定性，都是以对儿童身心发展的科学性认识为基础的，它要求教育要遵循并适应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以更好地促进儿童的身心发展。所以，与同样能够对儿童的发展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遗传素质、家庭生活背景和一般性的社会人文地理环境等相比较，教育的影响力量更强大，更具有决定性。教育是促进儿童身心全面发展的基本手段，发展应当成为教育过程的基本功能。

三、促进儿童发展的教育行为策略

（一）教育目标确定的终身性

终身教育是为了追求人的生活质量而形成的现代教育理念。[7]其核心是以个人一生主动自愿学习为基础，以个性化、多样化、非职业化学习为特征，以个体发展多样性、个体享受丰富性为原则，其实质是以人为本、品质为优、能力为先、服务为核，其本质是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7]终身教育理念是教师教育的基本指导思想，教育要为儿童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因此，教育既要重视儿童的智育，也要重视儿童的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既要加强对儿童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又要发展儿童的智力、培养儿童的能力、激发儿童的创造力；既要面向全体儿童，注重儿童的整体发展，又要照顾每个儿童的特殊性，促进儿童的个性发展；既要关注现实的教育效果，达到传授知识与发展智能的协调、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协调、身体发展与心理发展的协调，又要关注未来的教育影响，使儿童养成学习的习惯和继续学习所需要的各种能力，以更好地促进儿童的可持续发展。

（二）教育内容组织的差异性

每个儿童都是有差异的，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家庭环境、成长经历、兴趣爱好、学习方式和特长，对教育的形式、内容和方法会有不同的反应和要求。这要求教师要实施有差异的教育，促进儿童的差异发展。差异发展意味着儿童在生理、心理、品德、价值观、审美、技能等各个方面都能得到不同的发展，是儿童个性的全面发展。差异发展强调儿童个性的充分、自由的发展，强调儿童优势区域和特长的发展，强调儿童个性化和社会化的协调发展。实现儿童的差异发展，教师教育首先要了解儿童的自我意识、学习态度、学习风格、智力或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教育中要照顾、尊重和促进儿童的差异发展。其次，要发展儿童的自学能力，通过儿童自主选择学习内容、自己制定学习计划、自我反思总结学习经验，促进儿童的自我发展。再次，要加强对儿童的个别指导，因材施教，把儿童的差异发展引向正确的方向，为社会培养出学有专长、富有个性的人才。

（三）教育方法选择的协作性

教育交往是协作发展的主要形式。教育交往是一种特殊的人际沟通，它是指在教育情境中师生相互交流信息、思想、感情和共享信息的人际沟通活动。[8]教育交往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基本途径之一。教育交往的质量如何，是否符合教育规律和教育目标要求，不仅直接关系到教师的教育效果，而且对儿童主体性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教育交往，儿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发展；通过教育交往，拓展了儿童个性的发展空间；通过教育交往，儿童的创造性和潜能得到充分发展。因此，儿童主体性的发展离不开教育交往，教师教育中应特别关注儿童在相互交往中的协作发展。良好的教育交往应该具有的特点是：坚持沟通和对话、关怀人性和个性、主张民主与参与、引发竞争与合作、支持探究与创新。教师应该把这些特点作为自己教育行为设计的基本取向，才能更好地促进儿童的身心发展。

（四）教育过程实施的实践性

教育过程是一种特殊的实践过程。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9]①时间目的具有特殊性。教育过程中的实践目的是为了使儿童验证所学理论知识、获取掌握理论知识所必需的感性经验、发展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不是通过实践创造物质或精神上的社会成果。②实践环境具有特殊性。教育过程中的实践主要是在教师创设的具有教育性的特定环境中进行。③实践方式具有特殊性。教育过程中的实践方式有作业练习、实验操作、见习实习、参观访问、社会调查、生产劳动等。尽管教育过程中的实践活动具有特殊性，它不如一般社会实践那样广泛深刻，但对儿童学习来说，却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价值。它加深了儿童对知识的理解和认识，培养了儿童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态度，提高了儿童运用知识的实践能力等。所以，加强教育的实践环节，才能更好地促进儿童的身心发展。

（五）教育评价的多样性

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是教育的最终目标，教育评价的主要依据是教育目标。因此，儿童发展的全面性决定了教育评价趋向的多样性。教育评价不仅要关注对儿童身体发展方面的评价，还要关注对儿童心理发展方面的评价；不仅要关注对儿童认知发展的评价，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方面发展的评价，还要关注对儿童动作技能发展的评价，包括对模仿动作的理解、组合、协调等方面的评价；不仅要关注对儿童能力方面的评价，包括领会、转换、表述、分析、综合、概括、评价和判断等方面的评价，还要关注对儿童意向发展方面的评价，包括需要、兴趣、情感、态度、意志等方面的评价，更要关注对儿童个性特征发展方面的评价，包括气质、性格和能力等方面的评价。教育评价趋向的多样性，为教育促进儿童的学习和全面发展提供了保证。（作者单位：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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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健生.现代教育制度与思想[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25页

篇9

    “教育”被视为一种人类的“实践活动”，人们已经对此达成共识，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教育常识”，似乎无需再加以探问和深究。然而，常识既是思考的出发点，也是思考的生长点。作为出发点的常识，是理论思考和知识生产的根基：从常识出发的思考才有根有基；作为生长点的常识，是理论创新的必要环节：重审常识，打破常识意味着理论生长的开端。

    被打破的常识是那种经不起严格追问的常识。“教育是一种实践”，就是这种有待进一步追问的常识。追问的方式有三：一是横向式追问：作为人类实践活动或形式之一的“教育实践”，与其他形式的实践是何种关系?二是纵向式追问：教育实践与其他实践形式的关系，在不同时代的演变轨迹如何?这种演变对教育实践和其他实践的发展历程，意味着什么?带来了什么?三是纵横交织式追问：教育实践在人类整体实践体系中的地位、价值及其演变轨迹如何?

    横向式追问者云集，代表人物有德国教育学家底特利希·本纳(D.Bnener)。他认为，实践的含义普遍有两层：其一是有意愿地，在活动和行动中创造的可能性；其二是在扭转人类遭遇困境时对“必要性”的回应。为此，他概括出人类实践的多种形式：包括道德实践、政治实践、经济实践、艺术实践、宗教实践和教育实践等，它们之间不能相互推导演绎。①纵向式追问相对寂寥，主要集中在某些教育史著述之中，但对这种关系的发展演变史及其意义的研究者并不多，而且形成了单向式的思维模式，只考虑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实践等对教育实践的影响，较少双向思考：教育实践对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实践有何影响?纵横交织式追问更为罕见，追问者的目光要么只定位在人类整体实践活动状态对于教育实践的影响，缺少反向追问：教育实践对于人类实践发展，包括实践论哲学的方式有何意义?要么将教育实践窄化、弱化和边缘化，导致教育在人类实践体系中的地位尚未被充分认识，它从未被视为人类实践的基础性构成，只是被当作社会机器中的螺丝钉和调味品。其他实践形式的主体，或者无视教育实践的现状，仿佛是与其毫不相关的域外世界；或者把教育实践当作一种服务于己的工具；或者视教育实践为社会问题的渊薮和替罪羊，一味指责、批评和利用，却很少思考自身应该为教育实践承担什么责任，提供何种服务，以求实现双向共生。与此同时，教育实践主体也趋向于自我窄化和边缘化，视野集中在如何应对、满足其他实践形式发展带来的挑战和要求，但却遗忘、遮蔽了另一种可能：教育实践如何主动参与其他实践的运作，做出只有教育实践才能做出的贡献?

    教育实践在人类实践体系中的地位，相当于教育学在人类科学系统中的地位。两百年多前，德国教育学者赫尔巴特(J.F.Herbart)曾有一著名断语：教育学成为其他学科的殖民地。两百多年后，教育学在学科之林中的弱势和边缘地位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教育学研究者难以离开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滋养，但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很少将教育学作为自身研究的思想资源，他们几乎不与教育学者对话，不看教育学的著述。教育学成为一个被轻视被遗忘的寂寞荒野。

    1994年，来自哲学界的李泽厚却预言：“语言学是20世纪哲学的中心。教育学——研究人的全面生长和发展、形成和塑造的科学，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的中心学科。”②

    站在教育学的立场上，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预言，但仍需谨慎深思：为何教育学会成为21世纪的中心学科?如何成为中心学科?李泽厚并没有深究细谈，从而为后来者留下了想象和接续的空间。

    21世纪已经过去了10余年，这一预言还远未实现，还停留在希望和可能的范畴内。我们需要在深思熟虑中追问：教育学从边缘走向中心，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解答这一事关教育学命运的重大问题的钥匙，在于教育学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如果教育实践能够成为人类实践体系的中心和基础，以教育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和学术使命的教育学，也有可能成为一门中心学科。教育学的地位和命运首先取决于教育实践的地位和命运。

    为此，我们的思考将从“教育实践”开始，踏入人烟稀少的道路，探问：

    教育实践在人类实践体系中的地位究竟如何?能否成为人类实践体系中的基础?能否成为人类历史实践本体?

    这一追问隐含着一种思考方向的扭转：从“面向实践的教育”转向“面向教育的实践”。前者是一种理解教育的传统思路，以一般意义上的“实践眼光”看教育，使教育面向实践的眼光，接受这种眼光的审视和质询，这是从实践到教育的思路，是从普遍看特殊。后者试图实现目光的扭转，把教育变成一种考量实践的眼光，使人类实践发展状态面向教育的眼光，接受“教育眼光”的衡量和评价，这是以特殊看普遍，同时试图使这特殊变成新的普遍。获取这种眼光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把教育实践带入眼帘，成为人类实践的基础构成，转化为思考人类实践的基本视域，完成实践的“教育转向”。

    这还不是问题的终点，看待实践的教育眼光还可以朝前延伸，延伸到实践论哲学和教育学的理论领域，在回应李泽厚预言的同时，尝试重建基于教育实践的实践哲学，寻找实践论哲学发展的教育方向和教育学方向。

    二、教育是一种“生命·实践”

    什么是教育?这是一个被无数人提出并回答的问题，但大多是在教育的语境中思考教育，即以教育的眼光看教育，就教育谈教育。若将教育放置于人类实践体系中以实践的眼光审视，提问方式则转换为：“教育是一种什么样的实践?”这是基于实践、面向实践的对“教育”的提问方式和理解方式，即“面向实践的教育”。

    如果不预先就“实践”本身作出界定性的回答，我们就无法理解“教育是一种什么样的实践”。有关“实践”的定义已如满天星斗，本文无意作重复繁琐的考辨梳理，但必须明确我们站在哪种立场，沿着什么样的思想之路前行，提出何种实践观。

    李泽厚的实践观引发了我们对实践的再理解：“要以使用和制造工具来界定实践的基本含义，以统一实践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③在繁杂的人类实践活动之中，使用—制造物质工具的劳动 操作活动，亦即社会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础的“实践”。它促成了文化积淀和“人性”的产生。这种实践立场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实践立场的承接和转化。马克思在对费尔巴哈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人的感性的物质活动”④。李泽厚通过“工具”、“操作”、“物质”、“社会”等关键词来理解和表达这种实践观。他认同马克思提出的“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观”，同时主张“实践生活的社会本质观”：实践本质上总是一种“社会实践”，而非“个体实践”。这也是恩格斯眼中的实践观，其构成更加具体化：“社会实践，即工业和科学”⑤，它们都与使用—制造物质工具的操作有关。

    李泽厚在此基础上构建出的“人类历史本体论”，主张人类经验来自于“实践”，这是从实践出发形成的人类历史起源与发展的观点：“从实践出发，也就是历史具体地从社会生产方式出发，从亿万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出发，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从使用—制造工具的操作活动出发”⑥。这就是李泽厚的“实践眼光”。

    这一眼光的洞察力与合理性毋庸置疑，但任何一个“词语”，犹如一扇窗户，都有其所见和所不见，“工具”、“操作”、“物质”、“社会”等词语构成的看待“实践”的窗户，除了从中可以看到的实践景致之外，还有哪些是它们所看不到的，因而是被遮蔽的?

    李泽厚阐明的广义实践“包容宽泛，从生产劳动中的发号施令、语言交流以及各种符号操作，到日常生活中种种行为活动，它几乎相等于人的全部感性活动和感性人的全部活动。”⑦但我们没有看到“教育实践”的位置。当李泽厚描述实践论的具体研究内容时，这一缺漏更加明显：实践论或历史唯物论当然还有其一般社会学的科学层面，即具体地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国家、文化、家庭等等问题。在林林总总的实践论研究对象中，我们看不到教育实践的踪影。这并不是说“教育”在李泽厚的实践论视域里全然没有位置，他曾经多次提及“教育”，如“历史终结日，教育开始时”⑧，这是他与大多数实践论者的不同之处，但这个有位置的“教育”却在其潜意识里处于“低位”或“下位”，是其他实践活动的从属或附属之物(如附属于经济基础)。这是他与大多数人的相同之处。“教育”在李泽厚的实践论阐述中，始终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是工具性质的，而不是本体性质的，最终是形式上重视的教育，实质上低估的教育。

    李泽厚的“实践眼光”中内含的普遍性实践标准，难以回答“教育是一种什么样的实践”。我们需要从普遍性的实践观抽身而出，转而直面“教育”的具体实事，在“教育实践”的特殊性中寻找“实践”的普遍性，进而转化为新的普遍性。

    问题依然是：教育是一种什么样的实践?当我们直面教育实践的实事之时，首先面对的就是两个互有关联的前提性问题：其一，人类为什么需要教育这样一种实践?其二，“人”是什么?

    任何实践形式的产生，都是出于人类的需要。制造—使用工具操作的产生，无非是为了人类满足生存、延续的需要，其他实践形式的存在来源也是如此。教育实践来自于人类“教育需要”。这种需要的产生与人性有关。李泽厚实践论中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

    一是“人性能力”，包括理性内构(认识能力)、理性凝聚(意志能力)、理性融化(审美能力)。

    二是“理性化提升”，“即将动物的自然本性予以自觉认识、社会解说和系统培育和教导，使之巩固、明确、传承和扩大。这当然是通过各种伦理规范和群体秩序而实现的。”⑨提升的结果是人由自然人变为社会人，人性就在这样历史性的理性化提升过程中生成和积淀。

    理性化提升和人性能力的提出，打通了人性论、实践论和教育论三者之间的通道。它们催生了教育需要，理性化提升的主要途径就是教育，人性能力的培育和塑造必须通由并转化为教育过程来完成，它们共同创造了“教育实践”这种人类独特的实践形式。

    由此形成了“教育是一种什么样的实践”的第一个回答：教育是一种人性能力塑造和培育的实践。

    这种实践的独特有三：

    第一，它假设存在“人性能力”，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且该能力有塑造和培育的可能性。

    第二，它设定实践目的是形成理想的“人性能力”(包括认识能力、意志能力和审美能力等)，使人成为人。这使人性化为教育的根基，教育成为面向人性、扎根人性、改造人性的事业，成为使人成为人的事业。

    第三，它明确实践行为或方式是“塑造”和“培育”，这既意味着一种朝向理想目标，即理想人性能力的具体行动，也表明实践对象在现实意义上的不完整不合理的潜在或前在状态，教育就是改变人性意义上的不完整不合理，将其提升到理想境地的实践。

    如上界定在目标上十分明晰，但可能存在如下问题：其一，改变提升人性能力不只是教育实践独有的功能，在其他实践领域也有可能发生。例如，劳动实践也会带来“人的变化”。我认为，任何实践形式都可能具有的“教育功能”不等同于教育本身，教育一定是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的系统行为，即以改变和提升人性为目的，是一种有意识、有计划且有系统的行为。其他实践形式不会以此作为核心目的，更不会有系统策划。所谓“理性化提升”，反映在教育实践里，就是一种理性化的策划和操作以改变、提升人性的过程，这是教育独有的理性化特征。其二，以“能力”来界定和理解人及人性，既不符合当代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的一般规定，也不符合人的实际。“能力”可以作为人之人的核心，但不是人这个宇宙世界的全部，它不能完全包容知识、情感、态度等内容。其三，固然可以将“人性”及“人性能力”作为教育目的，但人性毕竟是抽 象之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想象之物，实际教育生活中直面和正视的不是抽象的人性，而是具体、鲜活的生命，它是人性的载体，也是人性的旨归，所有的人性能力改变和提升都是为了生命的美好和完善，教育始终是直面生命、为了生命和在生命中的事业，不能以“人性”替代完整的“生命”本身。⑩其四，它在表明实践目的和行为的同时，忽略了“实践过程”，即教育实践是如何发生如何展开的?这个过程的性质是什么?在我看来，“转化”就是教育实践过程的基本性质。李泽厚所言的“自然的人化”，其实就是一种转化，是外在自然向内在自然的转化，把动物本能转化为理性情感，使人从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

    这样，我们得以重建“教育实践”的特质：“教育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塑造、培育和完成人的‘生命·实践’，它在发现、开掘人的生命潜能，进而把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中，使人成为人”。

    如上定义表明教育实践的两大特质：

    特质之一，它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且有计划，以人的整体生命的成长和发展为对象的实践，是针对生命的实践，即“生命·实践”(11)。作为“生命·实践”的教育实践，表明它是以如何促进生命的成长与发展(12)为实践对象、实践内容和实践过程的实践。教育实践的重要功能，就是为生命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服务。主宰这一实践的基本假定就是：人的生命成长与发展，需要借助于理性化系统化的教育，在教育活动中，人具有将自身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可能性。与其他实践形式不同，只有教育实践才将促进生命的成长与发展作为自身实践的唯一对象和内容，它是对生命的介入式和改造式实践，即试图介入并置身于生命的成长与发展过程之中，建构生命，改造生命：“教育改造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造，它不仅包括观念、思维、话语、价值的改造，还包括礼仪、规则、实践行为的改造。”(13)教育实践因此是一种生成性的实践，按照教育目的的要求生成包括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在内的与一切完整生命相关的内在要素。衡量这一实践成效的主要标准是：生命有没有在教育活动中不断地生成并最终得以完成(即成为完整的人)。与劳动生产和创造物质价值相比，教育生产和创造的是人类自身。它把人的生命问题，从纸面上的问题、黑板上的问题变成了现场实践的问题，转化为一种独特的创作问题，教育实践，就是对生命的再创作。

    特质之二，它是一种转化性过程性的实践。教育实践具有鲜明的转化印记，教育过程的实质就是以转化为目的的过程，最终结果是使人从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这是通过“把外在的知识、价值观念和规范等文化转化为个人的内在精神”(14)来实现的。具体表现为：整体上，教育实践活动实现的是由教育者为代表的社会主体的目标追求向以受教育者为代表的个体发展的转化。它包括了相对于受教育者来说的外在的教育目的向受教育者自身发展需求和价值观形成的转化，外在的教育内容(此即李泽厚所说的历史形成的文化积淀)向受教育者内在的精神世界发展(包括知识、方法、能力、行为方式、个性品质、人格力量等)的转化，外在的调控机制(奖励、批评等)向受教育者自我教育、自我调控的机制和需求、能力形成的转化。(15)

    这种种转化是教育实践对人的力量的提升和对社会延续与发展的最大贡献，这一切都来源于“生命·实践”活动。

    三、实践论的教育转向与教育基础

    作为“生命·实践”的教育实践，尚未在人类实践体系的框架中得到充分理解，更未能在人类实践论的意义上获得拓展性的认识。

    教育实践对于总体人类实践体系有何价值?它的出现和存在带来了什么?意味着什么?有此实践和无此实践的人类实践体系有何不同?业已进行的研究不是没有这样的思考，但基本上是“从实践的眼光看教育”，用一般意义上的实践尺度去套裁教育，没有“从教育的眼光看实践”，要获知对教育实践更充分、完整和深入的理解，还应“从实践的眼光看教育”转向“从教育的眼光看实践”。前者看到的是“教育的实践逻辑”，这一逻辑只在教育实践的框架内有效。后者则试图发现“实践的教育逻辑”，它期冀展现教育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的基础性意义，揭示教育在人类实践中的基因性构成，凸显人类社会以教育为实践基础的运行机制，同时也隐含了一种努力：对实践论新方向的寻找，尝试开启实践论的教育方向。它不满足于解答“教育是一种什么样的实践”，还试图提出和回答另一个问题：有了作为“生命·实践”的教育实践，实践论的理论大厦将发生何种改变?这种转变的基本要义可以归纳为：在面向教育的扭转中，促使实践论发生“教育转向”这一重大转变，确立人类整体实践体系共享的教育基础。

    当人类实践面向教育，有了“教育眼光”之后的实践论有何不同?

    “教育转向”后的实践论，带来的第一个改变是增添了“教育尺度”(16)。

    “眼光”即“尺度”，尺度亦是视角和参照系。已有的实践论体系中缺失“教育尺度”、“教育视角”和“教育参照系”。

    表现之一，在“实践”概念的界定上，缺失“教育”的内涵。已存在三种针对实践内涵界定的范式：(17)一是伦理—行为范式，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正式形成。在这一范式里，实践被理解为人类实现目的性的活动和具有自主性的活动。二是技术—功利范式，始于培根，主要存在于近代唯物主义和某些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基于这种范式，实践就是能动性、创造性活动和主观改造客观的活动。三是生产—艺术范式，在亚里士多德的创制活动那里也可以找到其开端，到马克思那里成型。但不同的是这种活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只是位于理论活动、道德实践活动之下的最低等活动，而马克思则认为这种活动乃是人类创制和改造世界的第一活动。如上范式界定下的实践内涵中，教育要么以一种下位概念或者边缘化活动的方式内含其中，要么被彻底遗忘。

    表现之二，人类总体实践体系提出的各 种尺度和标准中，没有“教育尺度”的位置。这尤其体现在对“人的本质”认识上。人所以为人的标准是什么?通行的方式将人与动物比较，从中寻找人之为人的尺度和标准。亚里士多德将实践看作是人和动物的基本区分标准，实践的主体是人。只有人类才有可能实践，动物是没有能力实践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不是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是实践，具有改造性质和功能的活动才有资格称为实践。不过，具有改造性质和功能的人类实践活动众多，什么样的实践才是最根本的尺度和标准?李泽厚指出：“人的本质是历史具体的一定社会实践的产物，它首先是使用工具、制造工具的劳动活动产物，这是人不同于物(动物自然存在)、人的实践不同于动物的活动的关键。”(18)这是一种劳动—经济实践尺度，此外还有判定人之为人本质的还有道德尺度、宗教尺度、艺术尺度等。但我们却难以看到以“教育实践”作为区分人与动物的尺度，即“教育实践使人成为人”。

    表现之三，在处理教育实践和其他实践形式的关系上，“教育尺度”被替代被湮没。人类习惯于以其他实践的尺度要求和衡量教育实践，致使后者处于被动或被迫应答，以适应和满足其他实践形式的要求与需要的地位。所谓被动应答，在时代性的社会转型中，人们总是以经济转型、政治转型等为理由，要求教育实践为其转型服务，使教育实践成为附庸和应声虫。所谓被动适应和满足要求，就是主张“教育转型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19)，似乎教育实践转型是在社会转型变革的外在“要求”下实现的，它自身并无内在的转型需要。我们只需要探究社会发展中其他实践形式，如经济发展“要求”教育有什么变化，教育就与之配合发生变化。“适应论”与“先行论”互有勾连，“先行论”强调，其他实践始终先行于教育转型，教育实践只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即“在后”的教育实践转型，存在的价值只是为了与“在先”的政治转型、经济转型“适应”与“配套”，如此才有以下常见的观点：“我国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教育和其他方面一样进行了深入的改革，也取得了巨大的教育成就。但面对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社会转型的新的形势要求，面对世界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的国际竞争背景，我国教育在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育结构、人才培养模式以及教育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还相对滞后，还不能与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和发展相配套、相适应。”(20)这背后的思考逻辑不是教育逻辑，而是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是以实践眼光看教育，而非教育眼光看实践。

    教育尺度的缺失表明，人类诸实践形式的主体普遍缺乏教育意识，更缺乏对教育的责任，总是强调教育要为自我实践服务，使教育面向自身，却忽略了如何为教育实践提供更好的服务，使自身面向教育，让教育实践在各实践领域中发挥更有利的价值。整个人类社会实践体系，普遍缺少对教育价值和功能的把握，各种承担实践任务的社会组织机构没有成为内含教育责任和为社会成员提供学习的平台，也未能成为具有教育价值和功能的机构。我们常常听到的只是各实践主体对教育的种种抱怨，却很少感受到他们承担了何种教育责任的意识和行为。

    面向教育的实践论，将转变在人类实践活动中政治尺度、经济尺度等尺度的强势地位，增添一把久被遮蔽、被弱化的教育尺度，它既可以衡量某一国家或人类社会整体实践体系的发展状态，也可以衡量其他实践形式的发展状态，包括其各自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在此尺度下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应该如何发挥教育实践在人类实践体系中的作用，如何发掘各种实践形式的教育功能和教育价值?其他实践形式如何为教育实践提供良好的服务和发展条件，共同为人的生成、完善与发展提升承担什么具体责任，进而为人类社会奠基、创造和建设基于人类能力完善与提升的教育基础，促使整个社会实践，都成为“面向教育的实践”?例如，要实施终身教育，在这个背景下去考察现有的人类实践体系的已有和缺失，如政治实践、经济实践缺什么，应该加强什么。这就是采用教育尺度去衡量其他实践形式，追问和回答若有终身教育的基础，需要其他实践形式做哪些努力等。

    通由教育尺度审视的人类实践，使“实践”的教育内涵得到丰富和强化。它在认同实践的物质性同时，也强调了实践的生命性，实践既是一种感性物质活动，也应是一种“生命·实践”活动。

    教育尺度的增添，为实践论带来的第二个改变，是生成“教育基础”这一新问题，即“教育实践”是否可能以及如何成为人类实践体系，包括诸种实践形式共有的发展基础?各实践形式主体是否应具有公共性的“教育基础”意识?

    究竟何种实践形式是人类实践体系的根本或发展基础?并无定论。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经济基础”论出发，判断一种实践形式是否为“基础”或“根本”的条件有三：(1)它能否满足人类生存、延续和发展的内在需要?(2)假设如果没有这种实践形式，人类是否还能够生存、延续和发展?(3)它能否成为其他实践形式的内在基础?经济实践有充分的理由满足这些条件。然而，这是否为人类发展的唯一基础?

    人类发展的基础和根本不是唯一的，在强调物质—经济实践的基础性地位的同时，不能忽略以“生命·实践”为特性的教育实践，同样具有“基础”和“根本”的地位。

    其一，教育作为基础，满足了人类生存、延续和发展的内在需要，人类不能没有教育。人类的生存延续只有物质经济基础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教育基础。经济实践的过程是人类不断适应和改变外部环境条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要求人自身不断改变和完善，否则难以适应变幻莫测的外部世界，也就难以生存延续。这就产生了教育需要，培养人主动适应和改造环境的能力，亦即人的主体能动性，这就是教育实践存在的价值。如果说经济实践使自然物质世界或客观世界发生变化，教育实践引发的则是人的变化：教育就是“人引起人变化”的活动。教育试图引发这种人的改变，目的在于让受教育者“学会 ”改变自身，通过主动改变自身来改变外部的客观世界：“社会实践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人们的主观世界”(21)教育由此成为人类赋予和提升人主体能动性的一种实践形式，它赋予了“主体性”以其他实践形式所无法赋予的内涵：“主体性”是指人能够主动实现以他人和自我生命为对象的改造和完善。

    主体性不只是人的性质，也是“能力”。主动改造外部客观世界和自身的主观世界都需要相应的能力，它们是各实践形式的基础，例如，制造—使用工具等创造物质就需要主体的能力，无此能力人类无法生存延续。这些能力不是天赋先验的，而是必须“学会”的，这就是教育的任务：让受教育者掌握各种能力。与之相关的“经验”和“知识”等都需要个体学会和拥有，更需要在个体和群体间传递和保存，不然将会随着个体的消亡而消亡。教育成为传递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它满足了历史积淀的因各种实践形式而来的经验和能力在人际间传递与保存的需要。

    其二，教育作为基础，是其他实践形式的实现载体和前提条件。所有实践主体都是人，所谓“人性能力”、“人格”，人的“素养”、“美德”、“智慧”等，对实践成果具有决定性影响。人的养成依托的是以“成人”为目的，作为“生命·实践”的教育。诸实践形式都内含教育需要，并产生于“生命·实践”过程之中，如经济实践需要之于劳动教育，道德实践之于道德教育，宗教实践之于宗教教育，艺术实践之于艺术教育等，它们均产生于并依赖于各具特性的教育实践获得延续和发展，共同促成“文化心理积淀”。这个意义上，教育实践通过培养、改变和完善人的“生命·实践”，成为其他实践形式的基因构成和实现载体，成为其他实践形式不可或缺的教育需要，进而转化为生存需要。

    不同实践形式均有独特的“教育基础”。例如，英国学者安迪·格林(A.Gelin)有关“教育与国家形成关系”的研究(22)表明，教育实践对于政治实践、经济实践的基础性作用。格林运用的国家理论、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的霸权理论，揭示了教育的国家意义和国家形成的“教育基础”，即教育能够介入国家形成过程并在其中发挥巨大的独特作用。在此过程中的教育实践行为，就是建立国家教育制度，规范学校的类型、教育目的、内容和方法。他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以英国、美国、法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教育发展和其国家实体以及民族认同感的建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民教育体系的快速构建，既是加速国家形成过程的推动因素，又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其作用与同时期的经济实践不相上下。格林发现，发达国家教育体系的建立，大致是在18世纪、19世纪。19世纪可以说是公立教育系统建立的黄金期。美国学者麦克·凯茨曾提出，到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公立学校系统已经逐渐成形。教育不再是家庭和学徒制的随意附属品，而是正规的机构教育，以期在年青一代的社会化、社会秩序的维持及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但是，正如格林所指出的，在主要发达国家之间，教育成为一项国家事业，以及公立教育系统的形成，其进程并不是一致的。由于各个国家历史进程中的宗教实践、伦理实践等其他实践形式发展的差异，以及对教育实践的重视程度，国家教育系统建立的时间有着很大差别。从传统的角度看，这些差异反映着国家在公共教育体系建设上的不同价值取向和相应的政策。它们从反面说明：恰恰是那些较早承担起公立教育责任，因而建构起相应的教育基础的国家，其“国家形成”过程相对顺利，经济发展速度也相对超前。而那些在公立教育体系建设方面滞后的国家，即便如最先实现工业化的英国，在随后的发展中也因为教育基础的滞后而被超越。

    借助格林的研究发现，英国作为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有其特性：首先，早期的经济成功多半来自殖民地贸易和投资；其次，第一个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不需要太多技术或正规培训；正因为是“第一个”，所以它缺乏真正的竞争对手。但是，这些独有的特性并不适用于后工业化国家，如德国和法国。在这些国家中，金融和产业资本必须携手前进，当它们面临工业化的时候，不可能像英国那样依托自由政治就能够自然地实现。先进技术的发展必须要求科学培训，其实就是需要教育力量的系统接入，因此必须动用一切国家力量(其中对教育的积极干预，以及将其纳入国家系统是一个重要的举措)争取经济赶超。在此关键时期，英国由于缺乏国家干预教育的充分动机和积极主动的意识，缺乏国家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教育尺度、教育责任和教育基础，导致几乎成为发达国家中最后一个建立公立国民教育系统的国家。如格林所言，没有国家对“教育责任”的全力鼓励，再加上缺少有效的协调，教师培训和教学督导都很薄弱，课程和考试改革也异常缓慢，又缺乏全面和理性的计划，系统内不同部分之间更缺乏有效的协调等，英国的教育就是在如此混乱的模式下发展起来。这样的教育基础，无法应对日益激烈的科技竞争。于是，当欧洲大陆和美国经济实现大发展时，英国的经济却在19世纪中期开始走向相对衰退，这印证了以下论断：“在经济因素促成的社会变迁方面，教育是形成社会变迁的条件；在意识形态促成的社会变迁方面，教育是导致社会变迁的动因。”(23)这说明政治实践、经济实践的延续发展，需要与之相应的教育基础，主动引入“教育力量”介入其中，至少需要教育作为“中介”和“载体”来实现。至于李泽厚所言的“立美启真”、“以美储善”和“以美立命”等涉及道德、艺术、美学实践的人生境界，要从理想变为现实，离开“教育实践”这一最基本的载体和路径是无法实现的。

    通过教育尺度和教育基础，教育转向后的实践论引发的第三个改变，是改变了人们认识实践的研究思路和思维方式。对于如何认识教育实践和其他实践形式的关系，已有研究大多考虑其他实践形式如何影响教育实践，要求教育发生何种变化，但却很少关注教育实践如何影 响和改变其他实践形式，更少将教育实践作为其他实践，乃至人类整体实践系统的动因和基础来考察。

    教育尺度的提出，将为研究带来一种反向思路，反过来理解：人类社会实践发展到今天的程度，整体社会实践内部以及各种实践形式的教育基础是什么?面对今天的时代，它们的教育基础应该发生什么变化?这种思路试图打破通常的研究视野，不再立足于人类总体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学校教育提出变化的要求，转而要考虑的是整个社会实践及各种实践形式的发展水平对教育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与此相应的教育基础已经和将要发生什么样的转化?例如，20世纪中国社会走出古代，走进现代后，引发了教育实践形态的巨大变化，这个变化不仅要求教育实践系统的变化，更要求整个社会实践系统对教育实践的支持发生变化，要求各实践主体呈现出的教育实践状态发生变化，这意味着社会实践转型带来的是社会内部整体的教育基础发生转型，对此我们一直缺乏系统认识。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中，最大的变化就是知识社会的来临带来了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从这个意义来讲，社会需要新的教育基础。它提出的新的研究课题就是：为整体社会实践发展奠基的教育基础怎么转变和怎么打造，社会整体，包括政治实践、经济实践等其他实践形式需要为这种变化了的教育基础做些什么?

    研究思路的改变，必将带来思维方式的改变，原先那种被动、单向、割裂的思维方式，将被多向交互式思维和整体式思维取代。基于多向交互思维方式，我们不仅要关注包括其他实践形式的人类整体实践体系怎样向教育实践提要求，而且还要研究教育实践如何向整体实践体系提要求，教育实践发展与其何以形成多向交互的关系。就教育实践与人类整体实践体系而言，这种关系背后是一种双向意义上的责任追问：人类整体实践体系与教育之间，双方互相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基于整体式思维方式，今后实践论的研究，我们将不再把教育实践与人类整体实践视为两个相互割裂的部分，以加减法思维来考察二者的关系，转而在每一方都置于多向交互式内在关联的关系层面上，对人类实践发展的“教育基础”进行统整性研究。今天的时代，已经不能脱离教育实践，或者让教育实践抽象化边缘化空转化的方式来思考和推进实践，已经到了使所有实践形式都朝向教育实践，都面向人的生命成长和发展，在各种实践形式与“生命·实践”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时候了。

    注：

    ①底特利希·本纳：《普通教育学——教育思想和行动基本结构的系统的和问题历史的引论》，彭正梅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章“关于教育实践在人类总体实践范畴中的地位”。

    ②《明报月刊》，1994年第7-10期。

    ③⑤⑥(18)(21)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第六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78、264、208、70、114页。

    ④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⑦⑧⑨李泽厚：《哲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217、109-110页。

    ⑩关于“生命”的整体理解，可以参见叶澜《“生命·实践”教育学引论(下)》，载叶澜主编《命脉(“生命·实践”教育学论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9页。

    (11)此概念最早由叶澜提出，参见《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创建而努力——叶澜教授访谈录》，《教育研究》2004年第2期。2009年，叶澜又对“生命·实践”概念进行了系统的解读，参见叶澜《“生命·实践”教育学引论(下)》，载叶澜主编《命脉(“生命·实践”教育学论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2)李晓文区分了成长与发展的不同含义。认为“发展”指向具有更为积极的方向，生命发展要比生命成长具有更为内在、更为丰富、更为深刻的性质。生命的发展方向反映了人们对于发展前景的理想性目的性选择，是基于人类个体发展可能性的主动建构。发展是建构出来的，是主动心向的产物，而成长更多的是自然形成的。参见李晓文《潜能发展观：生成于“新基础教育”研究性实践的青少年发展研究观》，载叶澜主编《立场(“生命·实践”教育学论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本文认同这种区分，但同时认为，成长之“成”，有“成人”之意，符合教育实践的目的，同时也有“发展”所无法涵盖的意义，因此，本文不加严格区分。

    (13)周浩波：《教育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页。

    (14)(15)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330页。

    (16)“教育尺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叶澜于2010年8月在华东师范大学新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举行的一次小型交流会上提出的。

    (17)参见王南湜：《追寻哲学的精神——走向实践的哲学之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19)(20)和学新：《社会转型与当代中国的教育转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22)安迪·格林：《教育与国家形成：英、法、美教育体系起源之比较》，王春华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