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学特性范文
时间:2023-07-12 17:41:0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统计学特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急性髓系白血病;儿童;免疫表型;流式细胞术
急性髓系白血病是由于骨髓来源的自我更新的干细胞或祖细胞恶性转化引起的克隆性疾病,表现为分化障碍、增殖过度和凋亡受抑。有15%~20%的儿童白血病起源于髓系,是一类独特的血液系统肿瘤。免疫分型可利用细胞抗原表达差异来识别白血病细胞克隆的来源及分化阶段,伴随着流式细胞术(flowcytometry,FCM)在急性白血病免疫分型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形态学难以分类的AML分型检测在其诊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该研究采用四色FCM和CD45/SSC设门检测了127例儿童AML患者的免疫表型,并对免疫分型结果以及临床意义进行了分析。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我院收治的儿童AML患者127例,其中男性75例,女性52例,年龄从1岁到14岁,中位年龄7岁。按FAB标准分类M11例,M241例、M330例、M418例、M531例、M62例、M74例。
1.2检测方法
所有患者在初诊时采集骨髓标本,肝素抗凝,24小时内检测。每管中加入标本(1×106/ml)100μl及四色直接标记荧光抗体。所用单克隆抗体包括多甲藻叶绿素蛋白(Percp)标记的CD45、异硫氰酸荧光素(FITC)、别藻青蛋白(APC)或藻红蛋白(PE)标记的CD34、CD10、CD19、CD7、CD117、CD33、CD9、CD2、CD56、CD15、CD38、HLA-DR、CD16、CD13、CD11b、CD4、CD14、CD64、CD123、髓过氧化物酶(MPO)、GlyA、CD41、CD61、CD42b及同型对照IgG等。所有单克隆抗体及阴性对照均由美国BectonDickison公司。用FACSCalibur流式细胞仪、CellQuest软件获取并分析100000个细胞。通过CD45/SSC设门识别幼稚细胞,分析并计算该幼稚细胞群中各白血病相关抗原的阳性率。除胞浆抗原MPO(≥10%为阳性)外,幼稚细胞群中其它抗原阳性率≥20%为阳性。
1.3统计学方法应用
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采用卡方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检验、t检验及方差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AML患者的造血干/祖细胞标记抗原和髓系抗原表达情况
127例儿童AML患者中,各FAB亚型的免疫表型特征见表1。造血干/祖细胞标记抗原CD38、HLA-DR、CD34在儿童AML患者中呈高表达,分别为97.6%、71.6%、53.5%;但在30例M3患者中CD34和HLA-DR的阳性率分别为13.3%和16.6%,明显低于其他亚型(P<0.05),且在30例M3中CD9、CD13、CD33、CD117、CD64表达均明显高于CD34和HLA-DR(P<0.05)。127例儿童AML患者中主要表达的髓系抗原有CD33、CD13、CD117,分别达95.3%(121/127)、90.6%(115/127)及90.6%(115/127)。CD14和CD15主要在M4和M5中表达;CD64主要在M5、M3、M4、M2中表达,分别为83.9%、80.0%、66.6%、53.7%;CD64和CD15同时阳性表达多见于M4和M5。
2.2AML患者淋系抗原表达情况
在127例儿童AML患者中,有65.4%伴淋系抗原表达;以CD56表达最高,占38.6%,其次为CD7(21.3%)、CD19(11.8%)、CD2(7.09%)、CD10(0.79%)。30例M3、2例M6和4例M7不表达CD7,其他AML亚型中均可见CD7不同程度表达,CD7最常见于M2、M5。CD56最常见于M1、M7,其次为M5、M2。127例AML患者中,CD19表达于11.8%患者。所有淋系抗原中CD10阳性率最低(0.79%),见于1例M6。另外2个淋系相关抗原共表达者也较多见,CD7+CD56+共表达者7例(M11例,M21例,M41例,M53例,M71例);CD19+CD56+共表达者5例(M24例,M41例);CD2+CD7+共同表达者有3例(M21例,M52例)。
2.3LymAg+组和LymAg-患者临床特征的比较
根据淋系抗原(LymAg)表达情况,将患者分为两组:LymAg+组和LymAg-组。127例儿童AML患者临床生物学特征见表3,其平均年龄、男女比例、平均白细胞数、平均血红蛋白水平、平均血小板数、平均骨髓原始细胞百分比在LymAg+和lymAg-两组间均无显著差异(P均>0.05)。然而,LymAg+组CD34及HLA-DR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LymAg-儿童AML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3讨论
随着细胞免疫学的迅速发展,流式细胞仪广泛应用于白血病的临床诊断和科学研究中,免疫分型已成为诊断白血病的重要标准,它有利于对白血病做出更精确的分型。
本研究对127例儿童AML病例中免疫分型结果进行分析,其中髓系抗原CD33、CD13、CD117在各亚型AML中均有较高的阳性率,分别达95.3%、90.6%、90.6%。髓系相关抗原的表达可反映急性髓系白血病的细胞起源,而不同的髓系白血病往往停滞在细胞分化的不同抗原表达阶段,因此可通过相应的抗体对细胞发育阶段进行鉴别[2]。HLA-DR和CD34抗原表达见于分化较低的类型,如M0、M1、M2、M4、M5。M3患者的免疫表型有一定特性,CD13、CD33、MPO高表达,而CD34、HLA-DR很少表达。30例AML-M3病例中有22例CD34与HLA-DR均为双阴性,因此强自发荧光、CD34与HLA-DR双阴性并且表达相关髓系抗原,对于M3与其他亚型AML的鉴别诊断具有一定参考价值[3,4]。同时30例病例中有5例HLA-DR为阳性,高于文献报道成人M3中HLA-DR的表达[5]。CD9在M3患者中呈高表达,阳性率为96.7%。CD11b作为单核-巨噬细胞系统相关的分化抗原,在M4、M5中阳性率分别为44.4%41.9%,与其他类型AML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另一单核细胞分化抗原CD14在M4和M5的阳性率仅为22.2%和19.4%,虽然与其他类型AML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其阳性率偏低,这主要是由于CD14主要强表达于成熟单核细胞,而在原始、幼稚单核细胞表面低表达[6]。
关于AML患者淋系抗原表达情况,本组资料中伴1~2个淋系分化抗原的AML占65.4%,与文献报道的成人AML中20%~35%表达淋系抗原相比明显增高[7],最常见的是CD56和CD7。CD56是神经细胞黏附分子的异构体和自然杀伤淋巴细胞(NK)的标志[8]。CD56抗原在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AML)和其他恶性肿瘤细胞均有不同程度表达,CD56的神经黏附特性使CD56阳性表达的肿瘤细胞具有高度侵袭性[9,10]。本研究中CD56的阳性率为38.6%,主要在M1、M2、M5和M7中表达。CD7是T淋巴细胞表面抗原,但近年来,研究认为具有多项分化潜能的造血干细胞也表达CD7抗原。本研究中,CD7的阳性率为21.3%,主要表达于M1,其次是M5、M2、M4,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11]。
篇2
关键词:传统法;交际法;教学模式
专科英语的教学目的是指在有限的教学时内,帮助学生打好语言基础,同时还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言实际应用能力,并能进行简单的口头和书面交流。教学目的的实现需要借助一定教学方法的实施。近些年来,我国开始风行实际法教学,而忽视强调语法知识的传统教学法,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认为只有将二者进行有机结合,相互取长补短,才能搞好英语教学。
一、教学现状
近几年,由于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使英语师资紧张,加之现代化教学设备不足和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等情况,给英语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采用单一、固定的教学法是行不通的。为了研究适合专科英语学习的教学法,对32名学生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多向选择),部分问卷内容如下:
1.你学习英语的近期目标是:a.通过各类英语考试;b.提高口语,听力水平;c.提高阅读水平;d.提高写作水平。
2.你学习英语的远期目标是:a.与外国人交流;b.出国;。.找好工作;d.熟练掌握英语。
3.你认为学好英语的重要因素是:a.个人有强烈的兴趣;b.学习方法得当;。.教师的教学质量;d.能持之以恒。
4.喜欢的教学方法:a.教师讲解为主;b.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加以辅导;c.学生提出问题,教师加以解答;d.师生共同讨论。
5.口头表达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a.词语贫乏;b.害怕拼错;c.平时缺乏训练;d.不够流利。
调查发现,在第一题中有68%的学生选择a,说明大部分学生目前仍有较大的考试压力;在第二题中有89%的学生选择了d,看来学生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了英语学习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性;在第三题中有85%的学生认为“学好英语的重要因素”是兴趣和恒心;在第四题中,b选项占65%,而a选项只占21%,可见以学生为中心,教师进行引导和辅助的教学模式已得到学生的认可;在第五题中,有70%的学生选择c项,它提醒教师应尽量为学生创造使用语言的机会。从此次问卷可知,学生已经普遍意识到参与课堂教学活动的重要性,并努力尝试各种学习方法,希望通过学习英语,扩大知识面,增加交流与沟通的机会,提高自身竞争能力。如何帮助学生改进英语学习,提高语言技能,还要从教学方法上人手。
二、教学方法
传统教学法有助于巩固英语基础知识,但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际语言技能的形成,容易出现“哑巴”英语。因此,近些年我国的外语教学风行培养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交际法教学,逐渐忽略传统的语法翻译教学法。事实上,专科院校学生的英语基础不够扎实,如果不顾实际地一味追求交际法教学,学生则很难准确理解并进行表达,所谓的交际活动也很难顺利进行下去。
下面具体分析一下英语教学法在《实用英语》教材中的应用。根据教材编制,把专科英语课程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为基础阶段,侧重培养学生掌握基本的语言知识和日常交际能力。学生刚人校时英语基础较差,主要采用传统教学法来巩固基础知识。随着学习的深入,逐步过渡到交际法教学,根据实际情况对教学方法进行优化组合,如“语法翻译教学法”,“情景教学法”和“交际法”等方法的综合应用,而不是采用单一的教学方法。
第二阶段为业务英语阶段。它是对第一阶段学习的提高,培养学生对科技、经贸、管理等方面的阅读和翻译能力,加强学生在涉外业务活动中的交际能力。训练方式以对话样例和套用练习为主,采用敢说一说得出~说得流利~说得准确一说得得体的步骤,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不同的教学阶段,不同水平层次的教学对象决定着不同的教学方法。实践证明,英语教学没有灵丹妙药,根本不存在能适用于各种教学环境的固定的教学方法。将传统教学法和以交际法为代表的新教学法结合起来,才能搞好英语教学。
三、教学模式
在教学实践中经过不断研究,结合教育心理学,改进专科英语课堂教学模式,以《实用英语》第一册第十单元“广告”(Advertising)一课为例。
1.预习检查:通过听写或提问的方式,检查学生背诵单词的情况。
2.课文导人:设置一些问题,使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课文内容上。例如:
(1)Whatorledoesadvertisingplayinourlife,
(2)Whathaveyouboughtanythingadvetrised,
(3)Whatbusinessdoyouthinkadvertisingis,
然后教师介绍相关背景知识—广告的历史,功能及分类;最后介绍一些英文广告词,比如:
(1)ThingsgobetterwithCoca一Cola.
(2)Whenitrains,itpours.-MortonSalt.
(3)Wonderwheertheyelowwent.-Pepsode.
请学生给出相应的中文广告词。这些活动可以很快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课堂气氛热烈。
3.阅读训练:让学生快速阅读课文并划分文章段落,用英语概括段落大意,然后由老师总结。
4.课文讲解:在词汇方面,主要对efective,ex-pand,erspond等重点词语进行讲解。在语法结构方面,重点复习虚拟语气和特殊的反意疑问句。在内容讲解上,抓住“anintorductiontoad”和“thehistoryofad”两条主线,再分别进行细分:
(1)a.Advetrisingispatrofourdailylives;
b.Advetrisingisabigbusiness;
c.Thepurposeanddeifnition.
(2)a.Advetrisingisveryold;
b.Thedevelopmentofadvertising.
5.角色扮演:将学生分为4-6人的小组,组员分别扮演客户和广告公司的职员。先由客户描述产品,然后公司职员为产品做出宣传计划并设计广告词。请1-3组进行表演。帮助学生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锻炼了学生的应变能力。
6.小组讨论:将全班按每组5-8人分组。根据中国在“世界广告大赛”上选送的几十部广告作品竟无一获奖的现象,讨论他们的看法。
7.双向提问:教师关于课文内容和语言点提出问题,要求学生总结中心思想或复述课文。然后由学生对教学中的不明之处向教师自由提问。
8.布置作业:布置口头和书面作业。
篇3
关键词:传统法;交际法;教学模式
专科英语的教学目的是指在有限的教学时内,帮助学生打好语言基础,同时还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言实际应用能力,并能进行简单的口头和书面交流。教学目的的实现需要借助一定教学方法的实施。近些年来,我国开始风行实际法教学,而忽视强调语法知识的传统教学法,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认为只有将二者进行有机结合,相互取长补短,才能搞好英语教学。
一、教学现状
近几年,由于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使英语师资紧张,加之现代化教学设备不足和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等情况,给英语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采用单一、固定的教学法是行不通的。为了研究适合专科英语学习的教学法,对32名学生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多向选择),部分问卷内容如下:
1.你学习英语的近期目标是:a.通过各类英语考试;b.提高口语,听力水平;c.提高阅读水平;d.提高写作水平。
2.你学习英语的远期目标是:a.与外国人交流;b.出国;。.找好工作;d.熟练掌握英语。
3.你认为学好英语的重要因素是:a.个人有强烈的兴趣;b.学习方法得当;。.教师的教学质量;d.能持之以恒。
4.喜欢的教学方法:a.教师讲解为主;b.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加以辅导;c.学生提出问题,教师加以解答;d.师生共同讨论。
5.口头表达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a.词语贫乏;b.害怕拼错;c.平时缺乏训练;d.不够流利。
调查发现,在第一题中有68%的学生选择a,说明大部分学生目前仍有较大的考试压力;在第二题中有89%的学生选择了d,看来学生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了英语学习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性;在第三题中有85%的学生认为“学好英语的重要因素”是兴趣和恒心;在第四题中,b选项占65%,而a选项只占21%,可见以学生为中心,教师进行引导和辅助的教学模式已得到学生的认可;在第五题中,有70%的学生选择c项,它提醒教师应尽量为学生创造使用语言的机会。从此次问卷可知,学生已经普遍意识到参与课堂教学活动的重要性,并努力尝试各种学习方法,希望通过学习英语,扩大知识面,增加交流与沟通的机会,提高自身竞争能力。如何帮助学生改进英语学习,提高语言技能,还要从教学方法上人手。
二、教学方法
传统教学法有助于巩固英语基础知识,但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际语言技能的形成,容易出现“哑巴”英语。因此,近些年我国的外语教学风行培养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交际法教学,逐渐忽略传统的语法翻译教学法。事实上,专科院校学生的英语基础不够扎实,如果不顾实际地一味追求交际法教学,学生则很难准确理解并进行表达,所谓的交际活动也很难顺利进行下去。
下面具体分析一下英语教学法在《实用英语》教材中的应用。根据教材编制,把专科英语课程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为基础阶段,侧重培养学生掌握基本的语言知识和日常交际能力。学生刚人校时英语基础较差,主要采用传统教学法来巩固基础知识。随着学习的深入,逐步过渡到交际法教学,根据实际情况对教学方法进行优化组合,如“语法翻译教学法”,“情景教学法”和“交际法”等方法的综合应用,而不是采用单一的教学方法。
第二阶段为业务英语阶段。它是对第一阶段学习的提高,培养学生对科技、经贸、管理等方面的阅读和翻译能力,加强学生在涉外业务活动中的交际能力。训练方式以对话样例和套用练习为主,采用敢说一说得出~说得流利~说得准确一说得得体的步骤,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不同的教学阶段,不同水平层次的教学对象决定着不同的教学方法。实践证明,英语教学没有灵丹妙药,根本不存在能适用于各种教学环境的固定的教学方法。将传统教学法和以交际法为代表的新教学法结合起来,才能搞好英语教学。
三、教学模式
在教学实践中经过不断研究,结合教育心理学,改进专科英语课堂教学模式,以《实用英语》第一册第十单元“广告”(Advertising)一课为例。
1.预习检查:通过听写或提问的方式,检查学生背诵单词的情况。
2.课文导人:设置一些问题,使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课文内容上。例如:
(1)Whatorledoesadvertisingplayinourlife,
(2)Whathaveyouboughtanythingadvetrised,
(3)Whatbusinessdoyouthinkadvertisingis,
然后教师介绍相关背景知识—广告的历史,功能及分类;最后介绍一些英文广告词,比如:
(1)ThingsgobetterwithCoca一Cola.
(2)Whenitrains,itpours.-MortonSalt.
(3)Wonderwheertheyelowwent.-Pepsode.
请学生给出相应的中文广告词。这些活动可以很快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课堂气氛热烈。
3.阅读训练:让学生快速阅读课文并划分文章段落,用英语概括段落大意,然后由老师总结。
4.课文讲解:在词汇方面,主要对efective,ex-pand,erspond等重点词语进行讲解。在语法结构方面,重点复习虚拟语气和特殊的反意疑问句。在内容讲解上,抓住“anintorductiontoad”和“thehistoryofad”两条主线,再分别进行细分:
(1)a.Advetrisingispatrofourdailylives;
b.Advetrisingisabigbusiness;
c.Thepurposeanddeifnition.
(2)a.Advetrisingisveryold;
b.Thedevelopmentofadvertising.
5.角色扮演:将学生分为4-6人的小组,组员分别扮演客户和广告公司的职员。先由客户描述产品,然后公司职员为产品做出宣传计划并设计广告词。请1-3组进行表演。帮助学生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锻炼了学生的应变能力。
6.小组讨论:将全班按每组5-8人分组。根据中国在“世界广告大赛”上选送的几十部广告作品竟无一获奖的现象,讨论他们的看法。
7.双向提问:教师关于课文内容和语言点提出问题,要求学生总结中心思想或复述课文。然后由学生对教学中的不明之处向教师自由提问。
8.布置作业:布置口头和书面作业。
篇4
[关键词] 白血病;儿童;急性;临床特点;感染
[中图分类号] R725.5[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4-4721(2010)05(c)-184-02
感染是急性白血病患者常见并发症,也是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高强度化疗方案的广泛应用,骨髓移植期、骨髓移植前后,粒细胞显著减少或缺如,一旦感染常来势凶猛,进展快,不易控制,如不及时治疗,轻则使疗程延长,重则发生败血症,甚至危及生命。因此,抗感染措施在内的支持治疗对保障化疗安全进行、提高急性白血病患者疗效尤为重要,笔者回顾总结儿童急性白血病患者感染的临床特点,对致病菌用药的敏感性及特征、经验性抗感染治疗方案的选择及其疗效进行临床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36例儿童急性白血病患儿均为本院2007年1月~2010年1月住院发生感染的患者,其中,男25例,女11例,年龄9个月~15岁,平均5岁。其中,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32例,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ANLL)4例。
急性白血病患儿感染的标准[1]:体温38.5℃以上,排除其他原因导致发热的非感染性因素;体温
1.2 方法
1.2.1 微生物学检查:在发热前、后取咽腔分泌物或痰液进行微生物学培养及药敏试验,体温>39℃时抽血培养。单次血培养阳性则被认为败血症。
1.2.2 中性细胞减少严重程度的分级:轻度、中度、重度,中性细胞减少的划分标准分别为中性细胞绝对值(ANC)≥0.5×109/L且
1.2.3 抗生素应用原则及应对措施:参照《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依据患儿感染的临床特征,结合微生物学检查结果进行抗感染治疗及搬进高级无菌层流床。抗生素采用青霉素类,二代头孢霉素、三代头孢霉素,对于家庭条件好、感染严重者加用碳烯胺类(亚胺培南,美罗培南)治疗3 d后判断其疗效,并根据随后的微生物学检查情况调整抗生素的使用,疗效判断标准参照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进行判定[2]:痊愈、显效、进步、无效4级,痊愈、显效、进步,视为有效。停止抗生素治疗指征:ANC≥1.5×109/L,体温正常持续48 h以上,无感染症状特征;ANC
2 结果
2.1 急性白血病感染患儿的特征
36例患儿中位疗程3(1~12)个月,所有患儿均采用标准剂量化疗,采用VDLP、COAP、VMP、MA、MAE等化疗方案化疗,并加用昂丹司琼预防消化道反应,化疗过程中50%有轻度恶心、呕吐、黏膜炎。26例患儿在发热时伴有轻度寒战,12例在开始进入骨髓抑制期即搬进高级无菌层流床简易隔离,预防交叉感染。
患儿骨髓抑制期ANC轻、中、重度减少,中位持续时间为16、14、10 d,初治发热时体温为38.2(±0.6)℃,最高体温40.2(±0.5)℃,中位发热时间为9(1~26) d。
2.2 菌群分布特征
金黄色葡萄球菌、粪肠球菌、大肠埃希菌、链球菌、白色念珠菌、克柔念珠菌。
2.3 感染灶分布及特征
36例患儿中有12例发热,无明显感染灶,占33.3%,存在明显感染灶的24例,占66.6%,口腔溃疡及肺部感染最为常见,为18例,消化道及肛周感染为3例,皮肤感染为2例,导管相关感染为1例。
3 讨论
儿童急性白血病ALL占70%以上,本院统计占89%,ALL以原始、幼稚淋巴细胞为主,本身中性细胞减少或缺如功能降低,体内以大量的无功能白血病细胞为主,加之化疗引起骨髓抑制,不少患儿呈现不典型临床表现,主要体现在不易识别的感染部位和感染严重程度的判断,即使是轻微感染,也应予以高度重视,应以早期,大剂量联合应用广谱抗生素的原则,及时给予治疗,在患儿发病前及初热时,仔细寻找可能的感染灶并及时送检培养标本,之后立即施以经验性治疗,等病原菌明确后再换用敏感的抗生素。一般1周以上或症状消失后连续使用4~7 d。观察48~72 h,如病原菌不能肯定且病情难以控制,应及时换药,应注意双重感染及霉菌感染的可能性。根据其危险因素、微生物学检查情况和药敏特点,笔者以三代头孢霉素、阿奇霉素、注射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美罗培南等抗生素治疗,有效率达65%以上,对于霉菌感染或疑似霉菌感染者[3],加用氟康唑口服或静滴,对于侵袭性霉菌感染者,加用伊曲康唑或伏立康唑片治疗。
除选用有效的抗生素外还应加强支持治疗,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加用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大量静脉免疫球蛋白及入住无菌层流床或无菌层流病房。
[参考文献]
[1]秦铁军,秘营昌,冯四洲.急性白血病患者感染的临床特点和经验性抗感染治疗[J].中华血液学杂志,2008,29(3):204-27.
[2]邱莹玉,高凌霞,刘翠英.伊曲康唑治疗28例恶性血液病合并侵袭性真菌感染的临床分析[J].中国当代医药,2009,16(5):121-122.
篇5
【关键词】 学习障碍;记忆;才能;对比研究;儿童
【中图分类号】 R 395.6 G 4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10)05-0554-03
Working Memory and Executive Function in Children with Learning Disorder/LIU Jian*, DUAN Hai-hong, WANG Yong-guang, et al. * Hangzhou No.7 People's Hospital, Hangzhou(310013),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working memory and executive function in children with learning disorder, an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effective intervention and training. Methods 33 children with learning disorder were recruited from 607 students of grade 3-5 by using PRS and PSMATs, then 30 healthy controls were matched according sex, age and grade. Both the LD children and the control were examined with Working Memory Test and 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 (WCST). The results were then compared between LD and healthy control.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 the space reaction time was less than the LD children, but the correct percentage of speech memory test in contro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LD group(P
【Key words】 Learning disorders;Memory;Aptitude;Comparative study;Child
学习障碍(learning disabilities, LD)儿童是指智力正常儿童在阅读、书写、拼字、表达、计算等方面的基本心理过程存在1种或1种以上的特殊,推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某种功能障碍所致。目前有关LD发病率的报道差异很大,为3%~28%。国内静进等[1]的报道为6.6%,男女比例为4.3∶1。
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 WM)[2]是一种同时对信息进行储存和加工的容量有限的暂时记忆系统,是高级认知功能的基础,它包括短时储存(short-term storage)和执行加工(executive process)2个成分,与语言理解能力、注意及推理等联系紧密。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是一种重要的高级认知加工过程,是为了实现一项特殊目标而将不同的认知加工过程灵活地整合起来、协同操作的功能。许多研究显示,阅读困难(reading disabilities, RD)儿童与阅读正常儿童之间在阅读、写作以及其他认知功能方面的差异可以归因于WM的缺陷。数学困难则常表现出与执行加工、策略选择以及算法知识等高级技能有关的WM缺陷。本研究旨在探索学习障碍儿童的工作记忆和执行功能特征,在教育过程中进行有效的干预和训练,提高学习障碍儿童的认知能力, 为改善他们的学业提供指导。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杭州市西湖区2所普通小学,对三至五年级的在校学生,共计607名进行整群调查筛选,其中男生288名(47.4%),女生319名(52.6%);三年级学生188名(31%),四年级学生220名(36.2%),五年级学生199名(32.8%)。
1.2 工具
1.2.1 学习障碍筛查量表(PRS)[3] 该量表原为美国Myklebust编制,由言语和非言语2个类型5个成分共24个题目组成。分为5个分测验(理解记忆、语言表达、时空知觉、运动能力和社会行为)和言语部分、非言语部分、全量表总分3个部分。以言语得分在20分以下、非言语得分在40分以下为筛查标准。
1.2.2 小学生多重成就测验(PSMATs)[4] 是由范晓玲和龚耀先教授编制的,适用于四至六年级小学生,评定小学生相对学业水平,分为语文分量表(注音、词汇、阅读、语法、文学常识)和数学分量表(数概念、数运算、数应用、几何、数推理),研究显示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2.3 再认测验 采用计算机呈现方式。(1)言语再认作业:预警信号500 ms后,依次呈现5张图片各500 ms,图片中有1个汉语数量词,从一至十随机选,间隔3 000 ms后呈现第6张图片500 ms,图中有1个汉语数量词,要求被试立即判断是否与前张图片中有相同的数量词,如相同,按右侧反应键;不相同,按左侧反应键。(2)空间再认作业:预警信号500 ms后,随机呈现5个9方格围棋盘图片,中间有1粒围棋子,位置不同。每个图片呈现500 ms,第5个图片后延迟间隔3 000 ms,又呈现第6张,要求被试判断是否与前5张相同。如相同按右键;不相同按左键。进行实验时按言语再认作业空间再认作业顺序进行。完成一个作业后休息5 min。
1.2.4 Wisconsin卡片分类测验[5] 采用威斯康新卡片分类测验-简化版(Modified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 M-WCST):共有52张卡片,包括4张指示卡片和48张分类卡片,被试者根据指示卡片对分类卡片进行分类,分类规则有颜色、形状、数量3种,测试者不能告诉被试者分类规则,但是会告诉其分类正确与否,被试可根据主试的反应来推测应按何种原则分类;连续6次某种分类正确则指示其转入另一种未知分类规则。记录分类正确数、错误数、持续错误数、随机错误数、正确分类数和概括水平。持续错误数可以反映工作记忆、选择性注意、概念形成、转换和可塑性等方面的问题,与额叶抽象概念的转移、颜色、图形知觉、认知弹性有关。
1.3 方法 2007年5-12月对2所学校的三至五年级607名小学生整群进行小学生多重成就测验(PSMATs)的评定,同时由班主任老师对每个学生进行学习障碍筛查量表(PRS)的评定,根据2个测验的评定成绩进行初步筛选,符合筛选标准的:PRS量表言语得分在20分以下、非言语得分在40分以下者或PSMATs测验成绩低于同年级2个标准差的作为可疑学习障碍儿童。可疑学习障碍的儿童由专业精神科医生,根据DSM-Ⅳ诊断标准:A、存在某种特定学校技能障碍的证据,标准化学业成就测验评分明显低于相应年龄和年级儿童的正常水平,或相应智力的期望水平,至少达2个标准差以上;B、特定学校技能障碍在学龄早期发生并持续存在,严重影响学习成绩或日常生活;C、不是由于缺乏教育机会、神经系统疾病、视觉障碍、听觉障碍、广泛发育障碍或精神发育迟滞等所致。排除标准:(1)学习经历正常,不是因为缺乏正常的教育机会所致;(2)排除精神发育迟滞,智力测验IQ≥70;(3)检查无明显的视觉、听觉障碍;(4)不是继发于情绪障碍,注意力多动障碍及器质性脑病。根据以上标准进行个别访谈,确定研究组样本。确定的研究组样本,在经过儿童家长和本人知情同意后,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时在正常学生中随机选择年级、年龄和性别相匹配的学生入组作为正常对照组。最终确定研究组儿童33名,正常对照组儿童30名。采用盲法,针对以上入组小学生进行言语和空间再认测验和威斯康星卡片分类(WCST)测验。
1.4 实施和质量控制 整个研究过程,采用标准化评定工具,施测人员均经过专业培训,同时对班主任老师也进行课题评定量表的讲解和培训,每所学校有1名心理健康老师协助开展筛选和评定工作,这些可以较好地保证研究项目的顺利实施。
1.5 统计分析 全部资料均在SPSS 11.5统计软件包上处理,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法,比较研究组与对照组儿童在认知功能、工作记忆测验成绩差异。
2 结果
2.1 小学生PSMATs和PRS得分 不同年级小学生多重成就测验(PSMATs)和学习障碍筛查量表(PRS)的评定结果见表1。
2.2 学习障碍儿童的检出情况 根据学习障碍筛查量表(PRS)的筛查标准,言语得分在20分以下或非言语得分在40分以下的人数共有40人,其中,男生22人,女生18人,总检出率为6.59%。根据小学生多重成就测验(PSMATs)的语文、数学得分,低于2个标准差的人数共有29人,总检出率为4.8%。对以上筛选的学生进行访谈诊断,确定了33人作为研究样本,占总人数的比例为5.4%。
2.3 研究组与对照组间威斯康星卡片测验(WCST)成绩比较除随机错误数2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P>0.05),其他正确反应数、正确分类数、概括力水平对照组均高于研究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2.4 研究组与对照组工作记忆再认测验成绩比较 对研究组和对照组间的再认测验成绩比较显示:空间再认反应时对照组显著低于研究组(P0.05);言语再认正确率对照组显著高于研究组(P0.05),见表3。
3 讨论
3.1 学习障碍儿童诊断与筛选 学习障碍的诊断与评估,除了收集详尽的病史资料和进行临床检查以外,国际上一般都采用标准化、个体化学习技能或成就测验,结合智力测验来进行诊断。美国Mylebust 1981年编制的学习障碍筛查量表(PRS)已经翻译成多国版本,国内静进、周平教授分别以英文、日文修订版的学习障碍筛查量表(PRS)作中国化修订,显示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目前,国内还没有应用广泛的学业成就测验和学习技能诊断测验,范晓玲教授编制了三至六年级小学生多重成就测验(PSMATs)[4],进行了初步研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程灶火教授[6]编制了小学生学习技能诊断测验,初步研究显示了一定的信、效度指标,这些评定工具的修订和编制,对于学习障碍儿童的临床评估诊断,具有良好的支持作用。
本研究采用PRS和PSMATs测验进行较大样本的筛选,在筛选基础上再进行访谈诊断,确定了33人作为学习障碍儿童,占总人数的比例5.4%,与有关LD发病率的报道相类似。
3.2 学习障碍儿童的认知功能研究 大量研究发现,儿童的WM能力与其学业成绩密切相关,多数研究认为RD儿童的言语WM能力显著低于视空间WM能力,这一差异被认为是RD儿童语音储存系统缺陷所致[7-8]。数学困难则常表现出与执行加工、策略选择以及算法知识等高级技能有关的WM缺陷。研究结果显示,再认测验中空间再认反应时成绩研究组高于对照组,言语再认反应时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言语正确率研究组低于对照组,而空间再认正确率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析原因,可能由于本研究的空间再认测验难度要高于言语再认测验,在反应时方面研究组花费了较多的时间进行再认加工,使得空间再认正确率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相对容易的言语再认测验中2组反应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从而造成正确率研究组低于对照组。
Grant和Berg编制了威斯康辛卡片分类测验(WCST)[9],测验可以发现儿童对刺激卡片和目标卡片的相似性抽取能力;目标卡片的维度改变后,儿童抑制先前规则以发现新规则的能力。因此一些研究中发现儿童不能灵活转换的持续性错误,通常被认为是维度改变前所形成的规则成为抑制新规则的优势规则,工作记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研究WCST测验成绩比较除随机错误数2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P>0.05),其他正确反应数、正确分类数、概括力水平对照组均高于研究组(P值均
本研究入组的样本仍偏少,今后继续扩大样本,针对学习障碍儿童的亚型进行认知功能特征的研究。
4 参考文献
[1] 静进.学习障碍儿童认知障碍及其临床特征.国外医学:妇幼保健分册,1995,6(4):145-149.
[2] 张拉艳,周世杰.工作记忆及其评估.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5,13(3):360-362.
[3] 李君荣,周平,丁继良.学习障碍儿童筛检测试的应用研究.中国学校卫生,1999,20(6):414-415.
[4] 范晓玲,龚耀先.4~6年级多重成就测验的编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5,13(3):253-257.
[5] 刘哲宁.Wisconsin卡片分类测试的临床运用.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1999,26(1):6-9.
[6] 程灶火,陶金花,刘新民,等.学习技能诊断测验的初步编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7,15(5):447-469.
[7] ALLOWAY TP, SUSAN E, GATHERCOLE SE, et al. Astructural analysis of working memory and related cognitive skills in young children. J Experim Child Psychol, 2004,87(2):85-106.
[8] SIEGEL LS. Phonological processing deficits as the basis of a reading disability. Dev Rev, 1993,13:246-257.
[9] 季春梅.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在执行功能障碍研究中的应用.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2005,5(4):322-324.
[10]周世杰,张拉艳.学习困难儿童的工作记忆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4,12(3):313-317.
[11]TUNMER WE, HOOVER WA. Cognitive and linguistic factors in learning to read//GOUGH PB, EHRI LC, TREIMAN R. Reading acquisition. Hillsdale, NJ: Erlbaum,1992:175-214.
[12]KEELER ML, SWANSON HL. Does strategy knowledge influence working memory in children with mathematical disabilities? J Learning Disab, 2001,34(5):418-434.
[13]SWANSON HL, SACHSE-LEE C. Mathematical problem solving and working memory in children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Both executive and phonological processes are important. J Exper Child Psychol, 2001,79(3):294-321.
篇6
关键词: 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神经系统
1 一般资料
病例1,女性,23岁,主诉“发热,头痛5d,右侧肢体力弱2d”入院。入院前5d受凉后出现发热,体温37.2℃,并头痛,为全头轻度胀痛,在当地按“感冒”治疗,效果差。2d前中午吃饭时出现右侧肢体力弱,尚可持物及行走,无其他伴随症状。既往没有特殊病史。入院检查:T38.5℃,P97次/min,R21次/min,BP115/72mmHg,神志清,语言流利,脑神经无明显异常,右侧肢体肌力Ⅴ-级,左侧Ⅴ级,肌张力低,感觉及共济运动基本对称,右侧病理征(+),脑膜刺激征(-)。内科体检无明显异常体征。辅助检查:血常规:WBC 11.2×109/L, N 87%,L10%,RBC 4.6×1012/L,HB 112g/L,PLT 67×109/L,血凝指标及肝肾功能正常,尿蛋白(+),头颅CT可见脑肿胀,未见其他异常。按照“颅内感染”予以抗生素治疗。入院当晚出现意识障碍,昏睡,四肢肌张力高,双侧病理征(+),并癫大发作1次,第2天复查血常规PLT下降到58×109/L,肾功能正常,尿蛋白仍然(+),腰椎穿刺脑脊液基本正常,骨髓穿刺见红系增生,巨核系增多并成熟障碍。请血液科会诊后考虑TTP可能性大,转入血液科行3次血浆置换后,又输注新鲜冰冻血浆4次,体温恢复正常,神志转清,肢体肌力恢复,血常规恢复正常,痊愈出院。随访4年期间,出现一过性左下肢无力,约6h缓解,发作时肌力3级,考虑“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未特殊治疗。
病例2,女性,48岁,主诉“发热,皮肤出血点5d,少尿1d”入院。入院前5d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体温37.7℃,并发现双下肢出血点,自行服用解热镇痛类药物效果不佳,体温最高达39.2℃,出血点无明显变化。1d前出现少尿,24h尿量约300ml,恶心,无呕吐,以“发热查因”收住院。既往无特殊病史。神经科检查:神志嗜睡,轻度构音不良,脑神经未见异常,左侧肢体轻瘫试验(+),左病理征(±),右侧肢体正常。感觉基本对称,左侧共济运动稍差,脑膜刺激征(-)。内科检查无明显异常。头颅CT示全脑肿胀,右基底节可见1个点状低密度影。血常规:WBC 12.54×109/L, N 2%,L 5%,RBC 5.2×1012/L,HB 121g/L, PLT 74×109/L,血凝指标及肝功能正常,BUN 11.7mmol/L,CRE 205μmol/L,尿蛋白(++),骨髓象示幼稚巨核细胞增多。诊断“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建议血浆置换或输注新鲜冰冻血浆。家属因故拒绝。次日出现癫大发作并呈现持续状态,静脉用安定效果差,呕吐深咖啡色胃液,并双侧下肢及臀部出现瘀点,PLT下降到31×109/L,紧急行血浆置换2000ml后,未再发生癫,神志中昏迷,家属放弃治疗出院。
病例3,女,45岁,代诉“咽痛7d,神志不清、四肢抽搐7h”入院。7d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咽痛,乏力,饮食少,精神差,体温不详,按“感冒”治疗效果差。7h前突然神志不清,四肢抽搐,数分钟后缓解,抽搐间断出现,期间神智不能恢复。来我院查头CT未见异常,以“抽搐查因”收住院。既往无特殊病史。检查:T37℃,P92次/min,R24次/min,BP136/89mmHg,昏睡,不语,脑神经无明显异常,四肢均可活动,病理征引不出。脑膜刺激征阴性。内科检查可见肩背部、右腋窝、双下肢散在瘀点。血常规WBC 7.97×109/L,N 85%,RBC 3.08×1012/L,Hb 99g/L,PLT 12×109/L,血凝指标、肾功及电解质正常,尿蛋白(++)。入院诊断“脑炎?”,予以抗感染治疗。当夜最高体温达38.5℃,持续上消化道出血,复查CT见全脑肿胀,血常规WBC 7.35×109/L,N 85%,RBC 2.57×1012/L,Hb 82g/L,PLT 4×109/L,血凝指标、肾功及电解质正常,尿蛋白(+++)。第3天体温达39.4℃,神智中昏迷,眼球浮动,瞳孔光反射迟钝,四肢软瘫,双侧病理征阳性,四肢及躯干出血点明显扩大。血常规WBC 6.78×109/L,N 83%,RBC 2.11×1012/L,Hb 67g/L,PLT 7×109/L。请血液科会诊后诊断“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转入血液科行骨髓穿刺,可见巨核细胞减少,红系及粒系增生活跃,予以血浆置换2次,置换过程中反复癫发作,持续用安定静点,神智无恢复,血象无好转,家属因故出院。
2 讨论
TTP是临床少见病,误诊率和病死率高,有些病人以神经系统症状为首发表现,常常以脑血管病、脑炎收住神经内科,我们也有2例患者没有早期诊断,为了提高神经科医师对该病的认识,结合我们收治的患者及文献复习,总结其神经系统病变特点如下。
2.1 病因及发病机制 病因目前没有完全阐明。多数患者没有明确的原因可查,少数患者有遗传、感染、妊娠、过敏、器官移植、肿瘤等因素与发病有关,但是这些因素是发病原因还是促发因素,目前还不明确。一般认为是由于自身免疫系统功能紊乱或其他慢性刺激,引起血管内皮损伤,诱导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聚集成多聚体,而vWF裂解酶(ADAMTS13)活性严重不足,使vWF多聚体形成越来越多,诱导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血小板持续激活并消耗性减少,造成多个脏器功能障碍[14]。
2.2 病理 TTP的病理基础是微血管内微血栓形成并溶血。临床病理资料中肾脏研究最多,表现为微血管内玻璃样嗜酸性物质堵塞。关于TTP的神经系统病理资料国内外都非常少,仅有个别报道且均为患者死后尸检结果,目前还没有神经系统活体资料。刑浩伟等[5]尸检1例患者,粗略地描述神经系统变化是弥漫性脑水肿。朱明伟等尸检1例患者,大体标本见硬脑膜表面散在针尖至米粒大小出血点。未见蛛网膜下腔出血,未见海马及小脑扁桃体疝。大脑、脑干和小脑未见出血及软化。HE染色后可见皮层和皮层下白质、基底节、丘脑、海马、中脑、脑桥、延髓、小脑的中小血管内透明样血栓形成,散在点状出血,海马锥体细胞呈严重缺血缺氧性改变,脑白质水肿[6]。TTP与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不同点在于后者的脑实质内为点片状出血或蛛网膜下腔出血。
篇7
方法:选取我院收治的老年性心肌缺血患者56例,并对其进行分组,其中一组为实验组,对该组患者进行预见性护理,并在常规的临床护理基础上进行饮食护理,心理护理等措施;另一组为对照组,对该组患者紧进行常规的临床护理,并且在对所有患者进行护理时检测观察,患者的心率变化、发病时间等临床症状,以便医护人员更好地临床护理。
结果:在对患者2~3周的护理后,大部分患者的病情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并且实验组的患者对于医护人员的护理满意率可达92.5%,而对照组的患者对于医护人员的满意率,仅有64.2%,两组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结论:通过比较分析发现老年无痛性心肌缺血的临床特点,进行以预防为主心理护理等为辅的临床护理,对于提高患者的满意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老年无痛性心机缺血 临床特点 护理效果
【中图分类号】R4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1879(2012)09-0138-02
老年无痛性心机缺血又称隐性冠心病,其主要是指患者虽然在临床中存在心肌缺血的症状,但是患者并不表现出心绞痛的症状。目前,有关研究表明由于不同人的生理状态不进行同,因此对于疼痛感的最小阀值也存在差异,但是对于大多数隐性冠心病的患者来说对于在正常状态下,并无疼痛等明显症状,使得该病在临床中很难被发现与治疗,因此在临床中对于隐性心绞痛患者的临床特点研究与临床中的预见性护理具有重要的意义。老年无痛性心肌缺血在老年群体中十分常见,并且由于其症状不易被察觉,导致患者在不知觉得情况下出现心肌梗死甚至猝死现象的产生,为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本文对于老年无痛性心肌缺血的患者进行相关的研究,观察分析此类患者的临床特点,并对患者进行预见性护理、心理护理等方式进行护理,以便提高患者的治愈率,现具体阐述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选取我院自2002年12月~2005年1月内收治的56例老年心肌缺血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对所有患者进行随机分组,其中实验组28例,男18例,女10例,年龄最大的患者85岁,年龄最小的患者为64岁,平均年龄为74.6岁;对照组患者28例,其中男16例,女12例,年龄最大的为83岁,年量最小的患者为62岁,平均年龄为75.2岁,两组患者间性别、年龄等差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对所有患者进行临床监测,观察所有患者的心率、血压等生理状态,分析老年无痛性心肌缺血患者的临床特点。
1.2 主要方法。
1.2.1 对照组的护理。对于对照组的患者进行的常规临床护理,其主要是通过医护人员的讲解使患者了解到无痛性心肌缺血患病症的注意事项,以及该病的临床特征,帮助患者更好地了解该类疾病,同时医护人员要对患者的日常生活进行相应的指导,避免突发事件的发生,另外确保患者的饮食卫生,保证患者维持适当的饮食,防治患者出现便秘等不良症状的产生,并定期检测患者的心肌缺血状态,做到及时的发现及时处理,避免造成严重后果。
1.2.2 实验组的护理。对于实验组的护理,首先实验组的所有老年患者进行指标的各项检测,观察分析老年无痛性心肌缺血患者的心率、心肌缺血状态等,以根据老年患者的不同状态进行针对性护理,同时及时的提醒老年无痛性心肌缺血患者,在生活正因尽量避免剧烈运动、负重、暴饮暴食等行为,并且定期的对患者进行心率测定,做到对疾病的先知先觉,以便及时的进行救治的预见性临床护理,另外对于老年无痛性心肌缺血患者的心里护理也是必要的,由于老年患者自身体质若,免疫力低下,常出现浑身无力,头晕等现象,便自认为疾病发作而,产生恐慌情绪,因此在对老年无痛性心肌缺血患者进行适当的心理疏导,避免患者出现焦虑恐慌的心里,影响患者的临床治疗。
2 结果分析
2.1 临床特点。所有患者在经过2~3周的检测护理后,老年无痛性心肌缺血患者,在患者休眠时缺血现象较为严重,并且多发生于夜间,以及凌晨,同时老年无痛性缺血患者的心率明显较低,心肌供氧量也明显降低,另外患者的年量较大自身的免疫系统能力下降,对外界环境的刺激也不敏感,因此患者对于心肌缺血的各种反应以及疼痛也会相应地减少或降低。
2.2 护理结果。两组患者经过我院医护人员的护理后发现所有患者,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改善,其中实验组28例患者,基本满意15例,比较满意9例,2例患者十分满意,总满意率可达92.5%;而对照组28例患者中仅有18例患者表示满意,总满意率为64.2%,两组间满意率存在显著差异,即P
3 讨论
综上所述在对于老年无痛性心机缺血的患者的护理,要以预防为主,提高医护人员以及病人自身的自主意识,对于疾病的预防以及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医护人员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提高自身的服务质量,密切关注病人的心理状态,及时的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也是十分必要的,这对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黄素荣,晋康华.动态心电图诊断对无痛性心肌缺血90例分[J].析援中国现代医生,2009,47(13):24-35
[2] 王晶.老年无痛性心肌缺血的特点与护理[J].中国医药指南,2008,6(16):53-64
篇8
【关键词】AITP;CITP;单因素;多因素;血小板峰值;危险因素;预后
在临床中,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简称:“ITP”,属于出血性病症,多发于儿童时期。在长期研究中,发现免疫机制和ITP发病密切相关,所以ITP当被称作免疫性ITP。本文,将我院诊治的AITP(急性ITP)儿童分组分析,进而筛选出危险因素,使CITP(慢性ITP)可以得到有效预防。
1 资料和方法
1.1患儿资料 2008-03-29至2013-03-29,在我院确诊并且诊治的从AITP变成CITP的儿童78例,将他们归为愈合组。其中,男性51例,女性27例,年龄:2个月至11岁,人均:4.50岁。与此同时,随机抽选同期患AITP且在急性期中诊治康复的儿童78例为慢性组。在慢性组中,男女之比:50:28,愈合组与慢性组的诊断标准均和血液病学术诊疗建议(1998年修订)相符[1]。
1.2分析方法 1)调查分析。调查因素:个人史、母孕产史、家族史、既往史、家长生活习惯以及家庭住址等,经面对面询问儿童家长之后,将信息填入调查表中。2)实验室分析。经细胞分析仪(sysmex SE-9000)检验血常规,骨髓聚合细胞的具体数目即为巨核细胞在每单位涂片上的具体数目,每单位涂片面积:1.5cm×3cm。经免疫比浊法对补体C3、IgA、IgM水平(免疫球蛋白)进行检验。3)诊治方法。经地塞米松医治,前3d至5d,每日剂量:0.5mg/kg静脉滴注之后,降至每日0.25mg/kg,此剂量持续时间:3d至5d。之后,停用地塞米松,服用泼尼松,在儿童的PLT(即为:血小板)为25×109/L、小于25×109/L之时,增添丙种球蛋白,日用剂量:0.4g/kg静脉滴注,应用时间:5d。在儿童出血明显,且PLT为20×109/L、低于20×109/L之时,输入血小板。4)诊治效果。住院之后,早期的诊治效果可经每日化验血常规、身体检查确定。5)身体预后情况。在出院之后,定期对患儿实施门诊随访,并复查患儿的血常规,整个随访时间持续1年至4年。
1.3统计学处理 将调查数据录入Excel表格,与此同时,经统计软件SPSS15.0予以分析,定量资料:秩和检验[2-3],计数资料:X2检验,分析有意义、可探讨的因素。
篇9
【关键词】 行为,成瘾;双亲;问卷调查;对比研究;儿童
【中图分类号】 B 841.7 R 1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8)11-1002-03
行为问题不仅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心理健康和社会化过程,还会导致成人期发生社会适应不良、违法犯罪和精神疾病[1]。这些问题产生的基础在儿童期,因此早期筛查及干预特别重要。筛查儿童行为问题多用评定量表,但对问卷条目判断的准确性,受被调查者的教育程度、文化背景及与儿童的关系等因素影响[2] 。为比较儿童在不同场合以及父母和教师对儿童调查结果的影响,以便选择科学的调查和干预方法,笔者对昆明市小学生进行了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昆明市城乡结合部小学一~六年级在校学生956名作为调查对象。父母问卷由家长填写,教师问卷由学生所在班级班主任填写。共收回有效样本资料923份,有效回收率为96.5%。其中一年级158人(17.1%),二年级140人(15.2%),三年级 144人(15.6%),四年级 175人(19.0%),五年级 145人(15.7%),六年级 161人(17.4%);男生466名(50.5%),女生457名(49.5%)。
1.2 方法 Rutter 儿童行为问卷分为两类:第一类行为(A行为),包括经常破坏自己和别人的东西、经常不听管教、时常说谎、欺负别的孩子、偷东西等问题行为;第二类神经症行为(N 行为),包括肚子痛和呕吐、经常烦恼、害怕新事物和新环境、到学校就哭或拒绝上学、睡眠障碍等问题行为。
Rutter父母问卷总评分≥13分和Rutter教师问卷总评分≥9分,为有行为问题。“A 行为”总分>“N 行为”总分的归为“A 行为”, 反之为“N 行为”, A总分=N总分的为“M 行为”(混合)。该量表可靠性高,经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测试,灵敏度为90.2%,特异度为100.0%,总有效率为91.4%[3]。
1.3 统计学处理 调查结果用数据库软件EpiData双录入,相互核查无误后应用SPSS 11.5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行为问题检出情况 923名调查对象中,父母问卷检出有行为问题者278人,检出率为30.1%;教师问卷检出有行为问题者130人,检出率为14.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3.35,P<0.01)。
在有行为问题的学生中,教师问卷A行为检出构成比高于父母问卷,而父母问卷N和M行为检出构成比高于教师问卷,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6.05,P<0.01),见表1。
2.2 不同民族儿童行为问题父母和教师问卷检出率比较 805名汉族学生中,父母问卷检出率(30.1%)高于教师问卷检出率(14.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9.26,P<0.01);118名少数民族中,父母问卷检出率(30.5%)高于教师问卷检出率(9.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68,P<0.05),不论父母问卷和教师问卷,汉族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和少数民族检出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0.08,P=2.452)。
2.3 不同性别儿童的行为问题检出率在父母和教师问卷中比较 466名男生中,父母问卷检出率高于教师问卷,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4.78,P<0.01);457名女生中,父母问卷检出率也高于教师问卷,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8.40,P<0.01)。见表2。
2.4 不同性别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类型在父母和教师问卷中的比较 有行为问题的男生中,父母和教师行为分类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有行为问题女生中,父母问卷神经症(N和M)检出构成比高于教师问卷,而教师问卷A行为检出构成比高于父母问卷,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30, P<0.01)。不论教师和父母问卷,男生A行为检出率高于女生,而神经症低于女生。见表3。
2.5 儿童行为问题父母、教师问卷单独和共同的检出率 在923名儿童中,父母问卷总分≥13分同时教师问卷≥9分的儿童有86人,共同检出率为9.3%。父母问卷检出率(30.1%)高于教师问卷(14.1%),两者均高于共同检出率(9.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父母=126.15,P<0.01;χ2教师=10.15,P<0.05)。父母问卷和教师问卷相关一致性为0.32,男生一致性为0.37,女生一致性为0.20。
3 讨论
目前儿童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呈日益增长的趋势,已经受到学校、社会和研究者的关注,但Rutter父母问卷和教师问卷的检出率存在差异。儿童行为问题的父母问卷检出率(30.1%)高于教师问卷检出率(14.1%)。这可能显示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大多数时间和场合是与父母在一起共同生活的,父母更能够细致深入地观察发现儿童的各种问题。所以,父母问卷发现的行为问题明显多于教师问卷。
行为问题的分类情况为:A行为的检出率最高,N行为其次,M混合行为最少。在检出的行为问题儿童中发现,教师问卷对违纪A行为检出比例高于父母,而父母问卷对N行为和M行为的检出比例高于教师。这可能表明学校教师更注重教学的秩序、纪律和同学关系的和睦,而儿童在学校接触的人比在家明显增多,有许多的机会互动而发生矛盾,所以较容易显现和被观察到攻击、违纪行为。儿童在父母(身边)和家里有较多的情绪表达和体述自由,且父母较教师更能从内心深处体察入微,也更担心儿童的未来和心身健康成长,因而发现儿童躯体化的神经症较违纪多[4]。独生子女在家少有机会与同龄人互动,亲子两代人间很少有相互攻击矛盾,所以A行为检出比例低于教师。儿童行为问题症状具有情景性[2,4]。
昆明属边疆民族地区,此次调查儿童行为问题父母问卷检出率为30.1%,较该地1999年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11.2%)[5]增高,高于1993年北京地区的10.9%[6] ,也高于上海市区的(6.3%~10.5%)[7] 、长沙市的8.5%[8]、内蒙古地区的8.34%[9] 、哈尔滨的10.8%[10],与上述5城市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这可能与地区差异和时间有关,同时也可能与昆明地区近10 a旅游迅速发展以及城市化有关,因为经济文化的巨大变迁,使不同地区及民族都要面对社会生活巨大变迁的压力。在承受压力时,家庭内部必然出现应对矛盾和态度的冲突,最终影响儿童的心理发育,导致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
本地区儿童行为问题与性别有关,不论父母和教师问卷均显示, 男生行为问题检出率高于女生,与国内外报道[9,11]类似。分类比较显示, 男生的行为(A行为)比女生明显,而女生的神经症行为(N 行为)较多[12]。与父母问卷不同的是,不论男、女生,教师A行为检出比例都高于N行为。不同类型行为问题流行分布情况在性别上的差异,可能与男、女儿童生物学特征的差异有关,也可能与男女儿童在家庭中的地位及不同环境的反应倾向不同等社会心理因素有关[13]。
男生行为问题分类显示,父母问卷和教师问卷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女生行为问题父母问卷和教师问卷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行为教师问卷检出比例明显高于家长问卷,N和M行为家长检出率和比例均明显高于教师。在家里,男孩单独面对成年家长,其攻击性被制约,不可能有明显表现;而学校冲突机会多,攻击违纪行为虽然表现更多,但是教师很难顾及所有学生,不易观察到,所以攻击违纪行为检出比例虽然稍高,但与家长问卷也无显著差异。除因生物学因素导致女生行为问题分类表现与男生不同外,东方传统社会文化在家庭也影响女生的述情和行为表现,女生的亲子情感关系密切,所以父母能够发现较多神经症问题。在学校,儿童害怕新事物、怕上学、爱哭泣是不被同情或因此受益的,教师也不会长期允许,否则影响班级纪律和成绩,故教师问卷中神经症检出比例很低。儿童行为问题父母和教师问卷的共同检出率为9.3%,与父母或教师问卷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两类问卷的检出率一致性为0.32,其中男生为0.37,女生为0.20。Rutter两个问卷间的一致性在本研究中并不高,建议应同时使用,才能客观全面反映儿童行为问题,避免以偏概全。
4 参考文献
[1] LERNER JA, INUI TS, TRUPIN EW, et al. Preschool behavior can predict future psychiatric disorders. J Am Acad Child Psychiatry,1985,24(1):42-44.
[2] 李雪荣,主编.现代儿童精神医学.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66-74.
[3] 王玉凤,沈渔村.学龄儿童行为问题综合研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89,3(3):104-110.
[4] 章殷捷,叶文宣.小学生行为问题父母与教师问卷调查比较.中国学校卫生,2004,25(2):213-214.
[5] 韩云涛,王艳晶,许传志.小学生行为问题的地区差异性调查分析.昆明医学院学报,1999,15(3):15-17.
[6] 王玉凤,任桂美,顾伯美,等.不同时期北京市城区儿童行为问题比较研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0,14(1):51-53.
[7]薛兴邦,李建国,陆莲芳.上海市区学龄儿童行为问题及相关因素研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0,14(1):54-55.
[8] 赵淑英,郭桂平,罗建清,等.长沙市小学生行为问题及其因素分析.中国公共卫生,1996,12(5):23-239.
[9] 李秀连,王文瑞,萨仁塔娜,等.牧区蒙族儿童行为问题的流行病学调查.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5,9(1):35-36.
[10]彭涛,张鹤,李霞.小学生行为问题及影响因素分析.健康心理学杂志,2000,8(6):623- 625.
[11]RUTTER M. A children's behaviour questionnaire for completion by teachers: Preliminary findings. J Child Psychol Psychiatry,1967,8(1):1-11.
[12]章殷捷,邓君芳,王珍珍,等.儿童行为问题调查分析干预对策的探讨.中国行为医学科学杂志,2002,11(5):517-518.
篇10
[摘要] 新李斯特主义的前景取决于其经济学和管理学基础。但是,这一流派的研究者目前主要关注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后者。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以产业政策为中心,通过对于发展型国家论――与新李斯特主义具有学术渊源的理论流派或李斯特主义的政治学版本――的早期文献的重新解读,梳理出发展型国家论的两个重要研究传统,并以这样两个研究传统为出发点,对于强化产业政策效果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整理,确认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
[中图分类号]F091. 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03-0018-08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热潮消退之后,产业政策正在再次进入学界的视野。重新关注产业政策的学者主要有两类:一类采取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但是对长期指导后进国家发展的“华盛顿共识”持批判态度;另一类则依据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试图重构推动后进国家发展的政治经济逻辑。如果说第一类学者更多地是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政策措施进行微调的话,那么第二类学者则比较激进。由于与李斯特经济学具有直接的联系,后一类学者的研究逐渐汇聚为可以称为新李斯特主义的学术潮流。
在本文中,笔者将罗伯特・韦德( RobertWade)、艾丽斯・阿姆斯登(Alice Amsden)和梅迪・谢菲丁( Mehdi Shaeffedin)等秉承李斯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家称为旧李斯特主义者,而把运用制度与演化经济学分析框架的赖纳特(Erik S.Reinert)、张夏准(Ha-J oon Chang)和贾根良等学者称为新李斯特主义者。目前,新李斯特主义方兴未艾,有许多重大问题有待探讨,例如,1日李斯特主义者关于为什么强调静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模式未必会自动地为后进国家带来企业能力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一重要问题的分析具有说服力。但是,旧李斯特主义者并没有充分地讨论提高企业能力、实现产业升级的具体措施。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强调管理学基础对于新李斯特主义的重要性。
由于旧李斯特主义者往往将关于发展战略的选择还原为经济理论之争并有将企业能力或生产力
李斯特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的形成机制处理成“黑箱”的倾向,所以直接从旧李斯特主义的文献出发来构筑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具有难度。在这种背景之下,从与旧李斯特主义具有联系的相关研究出发,寻找构筑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的线索就成为现实的选择。我们认为,与旧李斯特主义具有内在联系的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为系统地把握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提供了出发点。
近年来,在比较政治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发展型国家论开始进入我国经济学界的视野。由于具有相近的学术渊源和类似的政策主张,新李斯特主义者对于发展型国家论表现出明显的兴趣。挖掘并重温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有助于存公共管理和企业管理两个方向上构筑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确认改进基于新李斯特主义的政策实践的途径。
一、为什么新李斯特主义需要管理学基础
长期以来,后进国家的发展战略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在新古典经济学家开设的政策清单巾,市场机制和自由贸易占有关键地位。对于市场机制和自由贸易的重视源于以下认识:尊重市场机制和白由贸易原则意味着后进国家依据比较优势来设计发展战略,而这种发展战略将自动地改变这些国家的资源禀赋,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但是,正如依据比较优势来设计发展战略的后进国家在工业化的早期可能在工农业关系问题上落入李嘉图陷阱一样,在初步完成了工业资本积累之后,如果后进国家完全依据静态比较优势来设计发展战略,则有可能在产业升级问题上落入比较优势陷阱。
作为发展经济学中的经典议题,李嘉图陷阱描述的是稀缺的土地资源对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进国家的工业发展的制约:在这些国家,人口增加往往引起粮食价格上升,粮食价格上升推动工资上涨并压低利润,而低利润意味着企业很难进行设备投资。在这一过程中,获利的只有土地所有者。相对于工业化初期的李嘉图陷阱,比较优势陷阱指的是,在初步完成资本积累之后,基于静态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未必能够提高后进国家的竞争力,其表现是后进国家被长期锁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价值链的低端。实际上,对于比较优势陷阱的表现形态和形成原凶的分析是新旧李斯特主义的出发点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政策效果不仅取决丁理论依据是否正确,而且受到政策实践的影响。换言之,即使理论依据是正确的,如果政府官员不能或不愿正确地设定具体的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企业不能或不愿有效地利用政策环境,那么企业能力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或者难以实现、或者伴随成本。实际上,保护国内市场、推行产业政策的一些国家并没有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
因此,尽管新李斯特主义者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之间的学术争论仍将继续,但是对于前者来说,在坚持介入必要性的前提下,如何提高相关政策措施的效率,即如何强化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显然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
二、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
对于高度重视政府介入的新李斯特主义者而言,政府介入的管理学基础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尽管一些具有新李斯特主义倾向的研究者和产业政策研究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没有进入体系化的状态,在相关领域的主流文献中没有占据关键地位。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后进国家发展战略问题上,新李斯特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存在长期的论战。对于前者来说,在经济学原理的层面上论证己方的合理性是最重要的议题。
东亚地区的政策史表明,以产业政策为代表的发展战略的出现未必以一个学术流派的压倒性胜利为前提,更多地是一个围绕国家的发展意愿展开的政治问题。换言之,学术争论有助于推动政策范式的变化,但是发展战略的形成更多的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现象,而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问题。有学者将产业政策理解为特定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果,其原因即在于此。实际上,姑且不论中国的政策实践是否符合新古典经济学或新李斯特主义的原则,在现实中,在政府积极推行产业政策的20世纪80年代,支持产业政策的学者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理论基础;类似地,在自由主义的影响迅速上升的90年代,产业政策也没有退出舞台。
对于新李斯特主义者来说,构建管理学基础的主要途径本来应该是从作为其理论依据的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演绎出具体的政策措施。但是,因为这些理论依据具有比较强烈的纯粹理论的特征,所以这种研究显然不能在短期内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更为现实的思路是对尽管没有成为新李斯特主义的主流文献,但是却与新李斯特主义的政策主张一致、从管理学的角度分析如何强化产业政策效果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但是,如果我们选择这种研究路径,如何整理这些研究将成为一个问题:尽管这些研究具有近似的问题意识,但是相互联系却并不明确。因此,如果缺乏明确的出发点和分析框架,我们能做的将只是罗列这些研究。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以产业政策为中心,通过对于发展型国家论――与新李斯特主义具有学术渊源的理论流派或李斯特主义的政治学版本――的早期文献的重新解渎,梳理出发展型国家论的两个重要研究传统,并以这样两个研究传统为出发点,对于强化产业政策效果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整理,确认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
一般而言,学术界认为查默斯・约翰逊( Chalmers J ohnson)使产业政策一新李斯特主义的主要政策主张之一 成为学术研究议题并开创了发展型国家论。但是,这种流行观点忽视了约翰逊之前的经典研究。实际上,发展型国家论的早期研究具有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两个相互补充的研究传统,前者的代表是约翰逊发表于1982年的《通产省与日本的奇迹》,后者的代表则是詹姆斯・阿贝格兰(Jamcs C.Abegglen)发表于1970年的《日本经营的探求:日本股份公司》。长期以来,约翰逊的著作被奉为发展型国家论的开山之作,阿贝格兰的著作则由于在日本出版而被英语学术界忽视。实际上,阿贝格兰的著作包含了后来被称为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流派的所有关键要素。另外,对于本文而言,尽管阿贝格兰和约翰逊的经典研究都包含了以政治过程和企业生产活动为中心来分析政企.互动两个思路,但是相对而言,阿贝格兰的重点在于后者,而约翰逊的重点则在于前者。更为重要的是,以政治过程为中心来分析政企互动的研究传统――本文称之为发展型国家论的上行路线或约翰逊传统――成为后续研究的主流,而以企业的生产活动为中心来分析政企互动的研究传统
本文称之为发展型国家论的下行路线或阿贝格兰传统
则流落于主流之外。然而,只有将包含在发展型国家论早期研究中的两个研究传统整合在一起,发展型国家论以及新李斯特主义才能更好地指导后进国家的实践。对于本文来说,只有将这样两个研究传统整合在一起,我们才能系统地梳理关于强化产业政策效果的研究。
首先,阿贝格兰被忽视的研究包含了发展型国家论的所有关键要素。众所周知,格中克龙的后发优势说是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起点,而后进国家如何解决融资问题则是格申克龙最为重视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阿贝格兰的研究与格申克龙的思路的相关性是非常明显的:在关于日本经济发展的分析中,阿贝格兰不但将日本企业对于外部资金的高度依赖视为其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且明确指出,这种融资结构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和央行介入的结果。一般而言,齐斯曼关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和金融政策的关系的研究被认为是发展型国家论中较早讨论融资制度的经典文献。但是,这一研究的发表远晚于阿贝格兰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阿贝格兰是最早将格申克龙的核心思路运用到关于东_哑经济发展的研究之中的学者。另外,强烈的发展意愿、自主的核心官僚机构、紧密的政商关系和选择性的产业政策被认为是发展型国家的主要特征,也是发展型国家论的关键要素,而阿贝格兰的分析则涉及了上述所有因素。因此,尽管没有受到发展型国家论者的重视,但是将阿贝格兰定位成发展型国家论事实上的开创者之一当不为过。
其次,产业政策是约翰逊和阿贝格兰的中心研究议题,但是两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路径有所不同。尽管约翰逊重视企业在政企关系中的作用、正确地评价了关注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的“企业合理化政策”的意义、甚至将管理学家德鲁克的名言――“只有管理者,而非自然、经济法,或者政府,能够使资源变得有效” 作为《通产省与日本的奇迹》的题记,但是,他对于企业层面的牛产活动的分析浅尝辄止。在总体上,作为一个具有历史制度主义倾向的政治学家,他的研究重点在于说明产业政策的形成过程.并试图将政府介入与日本的经济发展直接联系起来。相对地,作为管理学者的阿贝格兰对于上述问题的处理方式则完全不同。在论述日本经济的特征时,他将日本企业的组织形态和资金结构与政企关系并列,并倾向于通过分析政府对于企业的融资活动和劳资关系的影响来把握政府的作用。换言之,阿贝格兰的产业政策论建立在对于日本企业的竞争力来源的分析之上,其研究思路是通过分析政府介入对于决定了企业竞争力的企业层而的制度安排的影响来论证政府介入的作用。这种研究思路反映在《日本经营的探求:日本股份公司》之中,在后续研究之中也得到了延续。
再次,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将以政治活动和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为中心的产业政策研究分别称为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中的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的话,那么约翰逊和阿贝格兰的区别主要足程度上的:两种研究路径并存于两者的研究之中,但是约翰逊更倾向于上行路线,而阿贝格兰则更倾向于下行路线。但是,在发展型国家论成为显学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约翰逊传统成为主流研究方向,相对地,阿贝格兰传统极少被提及,少数延续了阿贝格兰传统的研究或者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或者没有被从阿贝格兰传统的角度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