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体育服务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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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齐齐哈尔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现状
[中图分类号]G8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7 — 0101 — 02
1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概念、特征及构成要素
1.1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概念
现阶段我国许多专家及学者从不同方面对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在建设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方面也提出了相应的思路，但是从目前来看，我们对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本研究认为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是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了满足广大社区居民的生活及体育需求，在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引导下，通过多种途径为社区居民参加体育锻炼，提供各种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总和。
1.2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特征
1.2.1公共性
根据体育相关条例及体育法规的具体指示精神，公共性是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基本特征，公共性主要强调社区居民在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中参与的公平与均等，要满足不同层次的全体居民及整个社区的体育健身需要，保证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最基本的健身锻炼的权利，并且每个人在社区中都能享受最基本的体育锻炼公共服务。
1.2.2服务性
现阶段我国政府的基本职能中包括公共服务，其各个部门的根本理念是“管理=服务”。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由于面对的是以社区、街道等组织形式进行实施，以社区全体居民为对象，因此，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形式借助的是街道、居委会等基础单位，然后再通过基础单位向全体公民提供最基本的体育公共服务。要想健全并完善该体系最重要的就是把服务放在第一位，其本质就是对开展社区体育活动或居民参与体育活动提供什么服务、如何提供服务以及在服务过程中如何进行科学管理与监督。
1.2.3多样性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参与对象的不同，即参与居民的年龄、性别、职业等存在多层次特征。正是由于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面对的是社区全体居民，决定了服务内容和服务对象的多样性，因为服务对象不同的体育需求、广大居民通过社区体育活动达到的目的和功能不同、居民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时间和地点不同等多方面因素。导致社区体育服务的内容也必然要适应不同参与对象的体育需求的个体特征，这也决定了服务主体的多样性和服务方式的多样性。
1.2.4基础性
社区体育服务的对象是社区全体公民，组织实施是以街道或社区居委会的形式进行，因此，其供给必须凭借街道和居委会等基础单位为载体，为社区的全体居民提供最基本的体育服务。在所提供的服务、产品和实施的管理中，我们必须要从参与活动的个体的实际需求出发，这是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基础性的最直接体现。
1.2.5 政策性
按照体育相关的法规和条例的要求，社区体育的核心基本上是以制定相关政策制度、实施和政策制度的建设为主，逐渐形成社区体育政策的“依法行政，有法可依”。以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相关法规为导向，为构建遵纪守法、政策性良好的社区体育奠定坚实的基础。
1.2.6科学性
科学性的体现主要是：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思想要科学、制度要科学、方法要科学，体育公共服务要做的合力有效。同时，综合评价体系的建立要集中体现出科学发展观，并使之与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相统一，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1.2.7创新性
第一，要积极推进服务观念的创新。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树立起公平和效率意识，努力做好各项服务。
第二，要切实推进服务体系的创新。实现制度化和公共化，因地制宜的建立适合本社区特点的服务制度。
第三，要推进服务体系的技术创新。
第四，要推进服务体系的管理创新。制定长远规划和发展战略。
2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构成要素
任何一个体系的构成都需要有诸多子系统的共同协作，同样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也需要许多子系统组成，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体育活动的需求类要素，第二类为服务于体育活动的支持类要素，第三类为第二类服务的保障类要素。
2.1社区体育相关政策及法规体系的现状与分析
体育政策是指为了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保障公民在全民健身活动中的合法权益，提高公民身体素质的政策性文件。这一系统是保障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能够正常供给运行的基础。自《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于1995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以来，齐齐哈尔市始终以全面健身活动为中心，进行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探索与实践，紧紧围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制定相关的地方性全民健身法规，在制定的相关政策中，社区体育又被置为发展的重点，经过多年的努力，齐齐哈尔市社区体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发现社区在制定的规章制度方面，只是针对部分场地器材和设施管理，没有根据地方性特点或社区具体情况所制定法规制度，这说明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法治化还没有形成，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
2.2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现状与分析
体育场地及器材设施系统是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载体，是居民参与体育锻炼必备的条件，它是指能够满足居民进行体育锻炼的场地器材等一切体育设施的有机整体。对于场地器材系统的建设，我们应首先考虑的是能否满足社区居民的体育需求，其次我们还要根据社区实际情况考虑方便性和有利性。在研究中我们发现，齐齐哈尔市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状况还不能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主要问题是器材设施较少且比较单一，缺乏足够的场地，并且设施的损坏情况比较严重，健身器材没有及时维修和更新，在健身区域划分上也没有明显的性别、年龄界限，有很多社区体育场地设施成了儿童专门的游乐场，严重阻碍了社区居民参与健身锻炼活动。因此，我们在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系统的管理上要加大力度，不仅要增加场地和器材的投入，还要注重设施、器材等的维修和更新，使其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为居民提供健全的健身器材，满足人们健身的需求，更好的享受体育公共服务。
2.3社区体育组织及管理系统状况分析
社区体育组织及管理系统是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主体，社区体育组织管理系统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社区居民能否参与到体育健身的活动之中，它是由政府及相关部门、街道社区委员会、体育协会等机构组成的统一体。它在整个体系中起着主导作用，直接决定了一切社区体育的政策、管理、服务方式等各项环节。目前通过对齐齐哈尔市社区体育组织及管理状况来看，体育活动几乎全部为居民自发性组织形成，这也说明了我市社区体育的组织管理系统管理较差，相关部门并没有尽到该部门的服务职责，从管理内容上来看，该体系的管理内容主要是场地器材的管理和建设、活动经费与资金的来源、支出等，对于组织社区居民的体育活动并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因此，在构建社区体育组织管理体系时应加大对该系统的建设。
2.4社区体育经费保障系统的状况分析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中的经费来源主要有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拨款、居民自筹、商业赞助等。它是指由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资金筹集支出、使用配置等构成的有机统一体，是全体居民参与健身活动的基础，经费保障系统直接决定了该服务体系的服务质量的好坏。足够的活动经费，可以使场地设施系统、组织管理系统、培训系统等各个体系的运行更加流畅。通过对社区体育经费的来源的调查，我市社区体育活动资金主要靠政府拨款资助，商业和个人的供给比例很小，由此可见，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经费来源和供给模式比较单一，不仅不能满足居民健身活动的需要和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需要，严重影响了整个体系的开展，而且会给政府增加负担，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社区体育经费保障系统的建设，不断加大活动经费，动员商业赞助等社会各界的捐款，拓宽来源渠道。
2.5社区体育教育培训系统的状况分析
教育培训系统是由指导社区居民体育活动需求等构成的有机统一体，主要包括社区体育指导员、社区体育管理人员的教育培训，还包括居民健身信息的宣传、健身活动的理论研究、健身方法的指导和推广，技能指导等，它是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关键环节。本文对该体系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社区体育指导员，通过研究发现，社区体育指导员的数量与齐齐哈尔市社区居民的体育需求比较，存在很大差距；同时社区体育指导员的结构比例也存在一定问题，主要是学历结构偏低、年龄结构偏大、性别结构不平衡。除此之外，没有进行相应的知识更新与培训，还未形成专门的社区体育组织。因此，我们要建立与社区体育服务体系相适应的社区体育指导员队伍，为社区体育服务体系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2.6社区体育创新及可持续发展系统的状况分析
创新及可持续发展系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区体育居民健身活动的内容创新；
二、社区体育活动的组织形式创新；
三、社区体育活动服务创新；
四、社区体育活动运行机制创新；
这一体系着重体现的是社会创新意识，也是社区体育可持续发展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以使广大居民能够享受最科学的、最有价值的体育健身服务。
结论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主体是以休闲娱乐为主，表现形式是大众健身活动，向社区或某些特定的群体提供健身活动和休闲娱乐的体育公共服务。齐齐哈尔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相关政策建立不完善，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体育场地设施状况匮乏且损坏情况比较严重，活动项目开展的较少，尤其是不能满足老年人这一群体的健身需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组织管理系统管理较差，相关部门并没有尽到该部门的服务职责；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经费来源和供给模式比较单一，不仅不能满足居民健身活动的需要和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需要，严重影响了整个体系的开展；社区体育指导员的数量与齐齐哈尔市社区居民的体育需求比较，存在很大差距；社区体育创新及可持续发展系统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要想建设一个完整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我们必须要针对以上几点存在的不足，走“政府—社区—高校”相结合的服务模式，真正实现社区体育服务于人，服务于社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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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公共体育服务 内在动力 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8（a）-0235-01
1 国外公共体育服务发展内在动力研究述评
体育的管辖界限肯定在欧洲联邦政府之后的参与中起着一定作用。政府介入的本质和程度受到政府间关系好坏的影响很大。当时的训练计划是要和各个省份一起制定的，因为各个省本来也要在这些运动员的训练工作中起一定作用。在第一阶段内，欧洲联邦体育政策还处在初期阶段。政策讨论多数发生在议会、联邦政府和省级政府中。虽然欧洲联邦体育教育协会没有参与法律的制定，但它却提倡这个法律的理念。所有的讨论和法律都认为是由各个省共同努力的结果，并用例证说明了联邦政府介入体育的不确定性和这种介入的方向。
这两个概念和不同政策目标都有关系。参与仍然和健康这个概念有关，而精英体育必然和国家团结有关。在这一阶段，参与体育的机会这个概念也开始渗透到参与和精英体育当中。一些因素诸如收入、性别和能力等，被认为对这一时期参与体育的机会大小具有影响。女性一般要负责养育后代和家务事，但她们的可支配收入比他们的丈夫少，这使她们更难去参加体育活动。而且，低收入家庭一般也很难支持他们的孩子进行体育活动。其中一些是在这个阶段（1930―1960年）的最后一年发生的，这说明政府政策出现了变化。一些议会成员认为，政府介入体育只有在和以下广泛的健康目标相关时，才是可以接受的。1961年《健身和业余体育法》通过时，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全党派观点，虽然为加拿大体育做出贡献至关重要，但这种行动具有政治风险，除非以全民身体健康的名义。换句话说，以健康这个正当的掩护为政府介入体育领域提供了正当理由。这种观点加上上文提到的因素，如管辖权上的争议，更清楚地描绘了这项政策的大体立场和随后向精英体育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在随后与体育政策制定有关的事件中得到了强化。
1986年由保守党政府执政时，出台了《体育加拿大：体育中的女性政策》该政策的目的是为女性在体育的各个层面赢得平等机会。其中一个目标就是保证《体育加拿大》中的所有政策和项目都能解决或满足女性在体育领域的需求。该政策认为，国内和国际体育的组织应该以技能为标准，而不是性别。体育组织需要代表男性和代表女性，因为在《体育加拿大》中一种运动只承认一个组织。这还将有利于平衡男女领导的机会，以保证女性能够担任能带来改变的权力职位，协调男女的竞争机会。这包括平等地享受个体、接受竞争性训练所需的资源（如教练、旅行支持和参加重要比赛的资格）。《体育加拿大：体育中的女性政策》没能消除提高成绩的潜在的结构，这限制了女性参与体育中的实质性和持续性改变。
2 一些启发与思考
真正的政策反映了体育和国家荣耀之间的关系，和体育只是一种娱乐活动的这一说法相反。该法的大体立场以及体育和国家荣耀之间的联系影响了联邦政府的方向和它对精英体育的倾向。因为电视的出现产生了两种影响。首先，它使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习惯久坐，身体活动量减少；其次，它增加了加拿大运动员比赛的曝光，这使联邦政府更加注重这个方向的发展。很明显，加拿大运动员的发展比不上其他同台竞争的国家。《健身和业余体育法》通过之后，对魁北克国家主义背景下的国家团结的关注和冷战在对联邦政府继续介入体育的合理性的辩护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健身和业余体育法》和联邦成本分担协议证明无法促进大众参与，这个事实在20世纪60年代变得更加急迫。这些成本分担项目针对的是公共体育参与问题，却没持续多长时间，然而剩下的行动常常是和精英体育相关的。因此，这些协议被终止，政府已经调整了方向。对加拿大联邦政府而言，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是把这些资金用在了不能体现联邦理想的项目上。最后，管辖权问题使这些项目终止了。为了解决和业余体育有关的问题，先解决这些组织问题至关重要，后来也被形容为鼓励体育职业化的“关键”。正如上文提到的，这些都不是什么新奇的概念。
但是，特鲁多是这些概念被提到最前沿的重要因素，他把体育当做支持他国家团结构想的工具之一。他的许多政策和行动都是通过宣传“国家政府渥太华”来打击魁北克国家主义。特鲁多个人的政治视野深深地扎根于理性，而国家主义是基于感性，而非理性。特鲁多的政治视野从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影响着体育。第一，重视体育在国际上的出色表现被用于促进国家团结。第二，体育财政和目标及表现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体现了公共部门管理改革中的变化。随着新自由意识形态的出现，这种趋势持续到下一个阶段，并得到了强化。体育特别小组的结论中的这个重点成为后来政府意识形态的转变的印证。联邦政府加大了介入体育的力度，并使对精英体育的追求成了主要标准。皮埃尔・特鲁多自己对高水平竞技体育的热爱和他促进国家团结的愿望在改变联邦政府介入的方向上起到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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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公共体育服务；公平正义；科学保障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9)01-0045-03
Abstract:Along with the arrival of national fitness craze and the intensity of "fitness path" to mark the "national fitness project" construction constantly increasing,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hance the capacity and standard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To persist fairness and justice is the foundation; scientific security is the responsibility; Raising the level is targets.
Key words: public sports services； fairness and justice； scientific protection
国家颁布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以来，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便以构建亲民、便民、利民的体育服务体系为目标，着眼于建设群众身边的健身场地、健全群众身边的体育组织、开展群众身边的体育活动三个环节来为人民进行服务。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健身路径”为标志的“全民健身工程”建设的力度更不断加大。这也要求政府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政府的公共体育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要求政府重视提高公共体育服务的质量，还要求政府具备提供高质量公共体育服务的能力。
1 公共体育服务界定和基本责任的界定
1.1 公共体育服务的界定
公共体育服务是公共服务的下位概念[1]。所谓公共服务是指公共组织为满足公共需要而提供的公共物品、混合物品或服务。从其定义可以看出：公共服务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内容；政府是为社会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主体；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一项职能；公共服务是以政府为主的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的目的是满足公共需要等等。根据公共服务的概念，我们可以顺乎逻辑地导出公共体育服务的定义，即政府公共组织为满足其公民的公共体育需要而提供的公共物品、混合物品或服务。
1.2 基本责任的界定
公共体育责任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它是一种道德责任,又是一种法律责任。二、它是一种义务，包括不威胁、不侵犯社会利益的第一性义务；以及违反此种义务而应承担的第二性义务,它既可能是补偿性的,也可能是惩罚性的,它是一种对违法行为的纠错机制。三、责任相对人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上的责任,即对委托人(政府、捐助人等)承担责任；二是对下的责任,即对服务对象的责任；三是对外的责任,即对外部专家和同行所承担的责任；四是对内的责任,即对雇员和志愿者等的责任。
2 公共体育服务的基本理念
2.1 公平正义是公共体育服务的基础
公平是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法律、道德、政策等）、正当的秩序合理地待人处事，是制度、系统、重要活动的重要道德品质。公平包含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生活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分配公平。正义则是公正的义理，包括社会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等。公平正义是每一个现代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
公共体育服务实行均等化分配，主张公共体育服务在保障公民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经济效率的基础上，要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民生状况，对那些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过程中受益最少的弱势群体要给予额外的利益补偿，确保他们能够均等地享受基本的公共体育服务。
因此，许多国家都在尽可能加大公共体育服务和社会保障力度的同时，高度重视机会和过程的公平。公平正义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也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2]。实现群众体育和谐发展,保障全体人民体育权利,为全体人民提供体育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同样需要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3],同样需要制度的根本保证,同样需要一个群众体育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国家为和谐社会而构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应当包括群众体育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群众体育要努力建设自己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2.2 科学保障是公共体育服务的责任
社会保障是依据一定的法律和规定，为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而提供的资助和补贴，它的主体是政府，它代表国家参与社会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形成社会保障基金，为社会提供物质基础。社会保障在于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是维护社会公平和公正的一种制度安排[4]。
科学的保障制度是覆盖全体社会成员所应享有最基本的体育权利。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转轨经济条件下，在城乡社会成员间社会分配不公、利益分化过于悬殊的问题，起到社会平衡的作用。同时为那些无力参与竞争或失去竞争能力的社会成员，以及那些基本生活暂时出现困难的社会成员提供必要保障，以消除这部分社会成员的不安全感。起到社会“稳定器”和“调节器”的作用，以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只有坚持公平正义，以民主法治作为制度保证，真正做到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充分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人们之间才能形成和谐相处的关系，社会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国家才能稳定有序和长治久安。
公共体育服务基本责任就是保障个人基本生活和发展权利所必不可少的公共体育服务。一个人如果缺少了这部分公共服务，那就保证不了其在既定社会下维持谋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公共体育服务是维护人的尊严和促进社会合作的基础性公共品，因此需要由社会和政府来提供这种保障。和谐社会的最起码要求是，所有公民在公共体育服务面前所享有的权利应当是均等的、无差别的。
在我国传统公共体育服务体制中,政府角色错位或缺位,使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率低下,无法满足公众的需求。所以，完善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保障机制的关键是加强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政府必须转变传统公共体育服务理念,创新公共体育服务体制，牢牢掌握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规划决策权，做好对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宏观调控，加强对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过程进行严格的监督检查才能确保社会成员得到科学的保障。
2.3 提高水平是公共体育服务目标
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各级地方政府已经或有条件实行全民最低生活保障，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实施均等化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稳定资金来源。各级政府都应从扩大扶贫范围、提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等方面入手，给公共体育服务明确基本责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不断提高公共体育服务和管理水平，一要做到增强公共体育服务意识，考虑问题、作出决策必须从公众的立场出发，充分考虑如何服务才对公众最有利，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要加大公共体育服务财政支出，总体而言，我国包括公共体育服务在内的社会性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非常低，近年来该比重虽有所增加，但仍没有超过24%，它远低于发达国家的49.5%和中等收入国家42.1%的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27.5%的水平。而从支出结构上看，绝大部分用于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对群众体育支出却相当少，各级政府应扩大财政的社会性支出比重，从构建和谐体育出发，让低收入群体也能获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三要创新公共体育服务方式，要积极创造各种条件，让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更广泛地参与公共体育事务管理，要以提高公共体育服务效率和质量为中心，整合各类相关资源，做到以最低廉的行政成本提供更多优质、高效的公共体育服务
3 构建和谐社会公共体育服务责任探析
3.1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元化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体系
确立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公共产品内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居于主体地位，这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5］。当前，由于我国民间组织参与程度低，多元公共治理结构尚未有效形成，因而需要发挥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领域中的“强势作用”，而不仅是“拾遗补缺”。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中的主体地位体现于制订公共体育服务政策、监管公共体育服务的生产与提供、付费、直接生产和提供某些公共体育服务。
3.2 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
政府作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主体，并不排斥公共体育服务提供主体与方式的多元化。多元化的参与主体与方式，有助于提高公共体育服务的总量与效率。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在提供公共体育服务方面的积极作用，把民间组织发展纳入到公共体育服务体制建设中才有利于填补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中的某些“空白”，有利于社区的公共治理且民间组织的参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使政府的公共政策更贴近现实、贴近百姓，提高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和提高公共体育服务的投入效率。
3.3 建立多元化的治理结构，考虑优先次序，实现重点突破
公共体育服务的治理机制有政府主导的治理、政府参与的治理和政府不参与的治理等形式，这种多元化的治理结构可以更好地确保公共体育服务的质量、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6]。建立公共体育服务体制必须考虑优先次序，实现重点突破，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来看，公共体育服务体制建设应该以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制建设为突破口。
3.4 建立公共体育服务体制，注重制度建设
公共体育服务体制的建立要关注相配套的体制，实现制度间的兼容。在政府转型的过程中注重人文价值导向，构建政府转型所需要的基础性制度，只有注重具体制度安排与更基础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综合配套，公共体育服务体制建设才能事半功倍。
3.5 推进公共体育服务体制建设，建立高层次改革协调机制
公共体育服务体制建设涉及到各方利益关系，当前改革已进入以重大利益关系调整为特点的攻坚阶段，需要建立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制，统筹规划公共体育服务体制改革，公共体育服务体制改革要上下联动，防止“上改下不改，改了也白改；下动上不动，动了也白动”。只有注重改革的联动性，才能减少改革中的“死角”和“真空”，使改革取得更大的成效。
3.6 提高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水平
社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和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不足且不均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障碍。中国公共体育服务短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公共财政视角来分析,可以归结于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民主财政的缺失和财政透明度不高等因素。要解决公共体育服务供应短缺问题,关键是要按照公共财政的思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坚持民主财政的原则,提高财政透明度,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这些问题的解决固然有赖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完善，但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体制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顺利推进，必须统筹规划，从制度层面出发，注重不同制度安排之间的联系，并且找准切入点，实现重点突破，提升整个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水平。
3.7 创新公共体育服务的新型理念
加强公共体育服务建设，提高公共体育服务水平，关键是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大力推进公共体育服务创新，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BT3]
3.7.1 以人为本，创新观念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7]。作为政府劳动保障主管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政府管理思想，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坚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树立全心全意为广大劳动者服务，千方百计维护广大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政府新形象。 [BT3]
3.7.2 深化改革，创新体制
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推进管理体制创新，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要创新公共体育服务理念就需加快政府职能的根本性转变，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8]。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管理公共体育事务，为推进公共体育事业发展，加强公共体育服务设施建设，提高公共体育服务水平和效率提供科学的保障体系。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社会保障的同时，努力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比较完善的公共体育服务保障体系。政府需大力推进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充分发挥行政系统内部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的作用。努力实现保障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制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
3.7.3 应用科技，创新手段
按照统筹规划、资源共享、面向公众、保障安全的要求，加强科学保障建设和公共体育服务信息网络建设。建立专业化、标准化的体育服务基础数据库，把法律信息、政策信息、市场信息、改革信息、实践经验和国际动态等整合起来，为公众和政府部门提供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咨询服务，努力改善公共体育服务的技术条件和服务手段。
3.7.4 建设队伍，创新组织
适应政府管理体制创新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必须大力建设打造高素质的公共体育服务队伍[9]。要广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服务组织，使之成为保障公共体育服务的社会载体。大力发展遍布城乡的社区保障体育服务组织，把保障公共体育服务延伸到社区是非常必要的和有效的措施通过改革，我们要逐步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以法律为依据、以维护劳动者根本利益为宗旨、政府和社会组织职能有机结合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为广大劳动者提供科学的社会保障服务。
4 小 结
新形式下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要求政府重视提高公共体育服务的质量，还要求政府具备提供高质量公共体育服务的能力，要坚持公平正义是公共体育服务的基础，科学保障是公共体育服务的责任，提高水平是公共体育服务目标；构建公共体育服务责任要围绕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元化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体系、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建立多元化的治理结构，考虑优先次序，实现重点突破、建立公共体育服务体制，注重制度建设、推进公共服务体制建设，建立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制，提高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水平。创新公共体育服务的新型理念要以人为本，创新观念、深化改革，创新体制、应用科技，创新手段、建设队伍，创新组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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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臧乃康.和谐社会构建中政府责任维度与责任实现［J］ 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4：5-6.
篇5
【关键词】 城镇居民体育消费;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分析;建议
一、前言
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快速发展，人们在体育消费方面的支出也呈上升态势，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旧存在，而在国内，不同区域间的体育消费水平差距尤为突出，这与当今社会提倡体育消费健康投资，注重人的身体健康安全，巩固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以人为本，统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是不相适应的。本文拟采用描述统计和灰色关联分析的方法，对居民体育消费支出及相关数据进行数理统计和分析，把握我国城镇居民体育消公费水平的区域发展规律，对影响我国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进行影响程度的计算，为进一步分析我国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影响机制提供数据基础。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研究与专家访谈法，查证文中相关概念的界定以及研究方法的选择命名，选取和筛选出影响我国城镇居民体育消费的诸多因素，确保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准确性与科学性。
通过访问国家统计局官网，获取了2003年-2013年居民体育消费数据以及相关数据，通过查阅中国体育事业年鉴，获取了2001-2013年的公共体育服务相关数据。采用Excel2007对数据进行常规处理。采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处理。通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了解到影响居民体育消费的若干因素，主要指“国内生产总值（GDP）”、“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体育事业经费”等的影响程度，为进一步分析经济因素对居民体育消费的影响机制提供数字依据。
三、我国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水平概况
1、总体发展态势
2003年至2013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支出呈直线上升趋势，见图1所示。然而对东中西部体育消费水平进行分析，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水平总体上不高，且存在不平衡现象：一是东西部体育消费不平衡;二是城市和农村居民体育消费水平不平衡。
图1 2003-2013年期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增长趋势
（注：鉴于没有直接的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指标，因此用我国城镇居民文化娱乐型消费支出指标的数据（文化娱乐型消费支出包含文化娱乐用品、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间接代表居民人均体育消费水平。
2013年，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支出排名前5名的地区：上海、北京、广东、江苏、福建，均在东部地区;排名后5名的地区：、甘肃、河北、青海、黑龙江，河北划归东部地带，人均体育消费支却居于东部地带最末位。人均体育消费占消费支出比例的排名中，山西和贵州均靠后，但所占的比例却靠前，分别为第2名和第5名，见表1所示。初步推断，居民体育消费支出基本上取决于地区经济水平或可支配收入，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当地体育经费投入与体育消费观念和理念。因此，发展体育产业或与居民体育消费，不应受限于地区经济水平，而应从加大体育投入或转变体育消费观念做起。
2、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支出的区域差异情况
在同一社会历史阶段下，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会导致不同区域的公共需求存在差异性的侧重内容及表现形式，同时，体育消费观念与习惯滞后也会影响体育消费行为与水平，2013年我国城镇居民体育消费呈现出较大的区域差异，见表2。
四、政府公共体育服务投入简析
1、体育事业经费相对规模呈下降态势，影响体育事业的发展
北京奥运以来，政府在体育事业方面的财政投入快速增长。随着政府对体育事业财政投入的不断增加及对体育实施的优惠政策尤其是体育彩票的发行，体育事业经费以年均19.5%的速度保持增长。体育事业财政投入的不断增加为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经费保障。
然而表3也显示出，体育事业经费投入占GDP及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较低。2002-2007年，体育事业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仅为0.12%左右，到2010年，下降至0.08%，而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也是逐年缩小。西欧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的体育经费投入，与本国GDP的比值超过1%以上。此外，国家体育事业投入的不足，影响到国家体育总局对体育事业发展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利于体育事业的均衡发展及我国体育公共财政保障体系的建设。
2、公共体育投入呈现出较大的区域差异
2008年以来，我国公共体育投入逐年增长，但也长期伴随着较大的区域差异，见图2。目前公共体育投入经费主要用于体育场地（馆）的建设。
图2 2007-2013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带文化体育传媒财政支出对比图
而区域差异从也从数量差异逐渐地转变为功能质量上的差异。图3图4显示，2010年西部地带的新增场地所占比例较大，但场地面积的数据比例相对较小，可以推断，西部新建的场地主要特点是数量多、规模小，而东、中部地带新建场地数量虽少、规模较大，可能与西部地区人口分布有关。
图3 2010年体育场地数量对比（%） 图4 2010年体育场地占地面积对比
比例（%）
五、灰色关联分析
1、灰色关联模型的建立
以“全国城镇居民人均体育消费支出”为研究对象，将“国内生产总值（GDP）”、“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体育事业经费”作为相关因素，进行建模研究。建模过程如下。
（1）数据处理过程
设“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服务性消费支出”为主行为因子的时间序列：
并依次设：X1―“国内生产总值（GDP）”;X2―“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X3―“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X4―“体育事业经费作为相关因素”。同时，X1，X2，X3，X4相关的时间序列为：
计算关联度系数：
式中为分辨系数，用来削弱（max）过大而使关联系数失真的影响。人为引入这个系数的目的在于提高关联系数间的差异显著性。。可见，关联系数反映了两个数列在某一时刻的紧密程度。例如：当=时，=1，关联系数最大;当=时，关联系数最小。由此可见，关联系数的取值范围为。
根据常规，一般取分辨系数，因此，将相应的X0（K）和
Xi（K）的数值代入，得：
（3）计算关联度R（X0， Xi）
根据公式分别计算出国内生产总值（GDP）、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体育事业经费关于全国城镇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性消费支出的关联度R1，R2，R3，R4。
R1=R（X0，X1）==0.8776;R2=R（X0，X2）==0.9996;R3=R（X0，X3）==0.9930;R4=R（X0，X4）==0.4438。由关联度数可以看出：R2> R3> R1 > R4。
2、数据结果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水平”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两项指标的关联最为紧密，这也与人们在经验上的直观感觉相一致。在居民文娱消费保持较高速增长的有利背景下，基于体育锻炼与健身价值日益受到社会重视的现状，我们预计社会公众的体育消费和公共体育需求在今后几年也将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这就要求体育行政部门加快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以满足国内社会公共需求变化趋势中不断增长的公众公共体育需求。
六、小结
综合上述，在加快公共体育服务构建的进程中，我国体育行政部门更需要明确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导向，进一步加强政府主导作用，构建科学、透明的公共体育服务网络;加快消费观念的转变，逐步改善投入软环境;扩大公共体育投资渠道，使供给方式趋于灵活性;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内容应趋于多层次、多样化，采取积极措施以公正、有效地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将满足公众的公共体育需求作为目标，努力建设成为公共需求导向的服务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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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体育公共产品；服务外包；供给模式；竞合互动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5-0020-03
1 体育公共产品的辨析
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作为对位概念，区别二者的标准主要是消费上的非竞争性与受益上的非排他性。曹可强等人认为体育公共服务是基本的公共服务之一，是以社会成员为服务对象，使他们可以共同拥有、享用体育资源，并把满足他们的共同需要、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作为主要目的。在我国现有的体制条件下，体育公共服务是指由公共部门或准公共部门共同提供的，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体育需要为目的，着眼于提高市民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既给市民提供基本的体育文化享受，也提供并保障社会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体育环境与条件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为的总称［1］。根据闵健等［2］（2005）、贾文彤等［3］（2009）的观点，体育公共产品则是以社会全体成员为服务对象，以满足社会全体成员对体育的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为目的，社会成员共同拥有并可能享用，对社会产生整体功效，具有公共性质的体育场地设施和相应服务。
本文认为，公共体育首先是一种公共文化商品，而多数文化商品与服务都是混合商品，同时具有私有产品与公共产品的特性。由闵健、李万来、刘青主编的《公共体育管理概论》一书中指出：公共体育服务是公共体育组织和公共体育服务人员，为满足社会公众对体育活动的需求所提供的体育产品和体育劳务。体育公共产品既包括“实物形态”的体育产品，也包括“非实物形态”的体育劳务［4］。可见，体育作为一种公共资产，除了拥有经济价值外，还内含、蕴藏或提供文化价值。体育公共产品以两种形态存在：一种是有形的体育文化资本，以体育场馆设施、体育器材等样式存在，包括有形的体育文化遗产，这类体育文化产品的外在特征与实质资本很相似，就如实质资本一般，它由人类活动所创造，持续存在一段时间，若不加以保养则会毁坏，随着时间产生服务流量，通过投资会增加，拥有可衡量的经济价值，因此可以被买卖。第二种则是无形的体育文化资本，属于心智的资本，以群体共有的体育观念、体育习惯、体育信仰及价值的形式存在，这类体育文化资本也会以实体的形式存在，例如具有公共产品特性的体育法律法规、体育明星等。这种心智资本存量，若被忽视则会腐朽，而通过新投资则会增加；它同样地也会随着时间经过而产生服务流量。现存心智的维护及新资本的创造都需要投入资源。
无形的体育公共产品，也称体育公共服务。它进一步可分为两种，一是制度性的体育公共产品，如政府的体育政策、制度等。一项具体的政策或制度，以及实现该政策所采取的行动和效果，是政府利用掌控的公共权利，为满足社会的共同需求而提供的一种广义上的公共产品。某项体育政策、制度的出台，及其实施后的效果所产生的广泛社会效益，就体现了社会对体育的共同需要和体育对社会的整体功效。二是信息性的体育公共产品。普及的科学健身知识和锻炼方法就是一种信息性的体育公共产品。从体育衍生的文化功能来看，体育能够激发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能够焕发社会成员勇于挑战、积极向上的活力，具有这种社会效益的体育精神产品也属于信息类的体育公共产品［5］。
2 体育公共服务外包的本质
首先，从国外的发展经验看，欧美国家何以发展出公共服务民营化、市场化的趋势·在早期公共服务的提供，民间力量占了主要部分，其来源主要是家庭、社区、民间机构、慈善团体等。此时社会问题或所谓的公共产品的问题尚未严重，人民所需的服务、福利也比较单纯，所以以民间的力量便可以支应。工业革命后，社会形态起了极大改变，如人口增加、工业化、城市化的形成等等，随之形成的社会问题如公共设施、公共卫生不足等公共服务需求增加。致使政府为求社会安定而制定法律、政策，开始在公共服务提供上扮演积极角色［6］。
本质上，体育公共服务外包反映的是从“官僚体系”到“结合市场机制的官僚体系”的转变。关于体育公共服务外包的讨论，正表达了公共行政中应以何种体制来从事体育公共服务提供较佳的问题。在政府与市场的选择中，市场失灵现象凸显了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上的功能，然而若干政府失灵的现象又使当今政府与市场机制结合的论点获得支持，而朝向以“市场途径”管理公共服务的方式发展。
篇7
通过对公共体育服务需求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公众对体育的需求趋势具有多元化、个性化和组织化的特点。公众对体育服务的重视已经不止着眼于硬件服务，对软件服务的要求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高，为满足这一社会需求，要求体育主管部门既要对公共体育服务的各种需求予以关注，又要建立长期有效的公共体育服务需求表达机制，以及时了解公众在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的各种问题及需求状况。对于公共体育服务的分析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首先，要对共计的主体进行分析确认，明确由谁来提供公共体育服务；其次，应从提供服务这一过程进行分析，讨论供给的方式。政府供给应在公共体育服务多元的供给主体中占据主体地位，另外其他两种供给方式，即市场供给和社会供给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当前，在我国现行社会中，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主体并没有想象中的丰富，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体单一且供给的对象非常有限，导致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总量远远不能满足公众的需求。另一方面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不健全、供给方式较单一、供给结构不平衡也严重制约着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对于怎样供给这一问题，涉及到产品的生产方和资源的提供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一般来说，资源的提供者都不是生产者，例如，政府可以为公共体育服务建设提供场地和资金，但政府并不是自己亲自来完成的，而是委托建筑企业，将建造的任务交由他们来实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事先声明哪一方是资源的提供者，哪一方是生产者，就很容易让人产生混淆。
二、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发展分析
在对目前社会的研究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发展取向，一种是遵照公平的原则，对公共体育服务实现均等化的改革，另一种则是遵从效率至上的原则，对公共体育服务实现市场化改革。目前，我国公共体育发展的真实现状则被广大学者们普遍认为是非均等的。我国公共体育非均等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体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城市资源拥有量明显高于乡镇资源拥有量；公共体育资源总量不足，人均资源占有量明显偏低；城市各区之间的大众体育人口与消费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城市弱势群体对公共体育资源的享有权被剥夺；公共体育服务制度和法规不够健全；公众社会体育方面的服务存在严重的缺失等。总的分析，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公共体育服务在质量上和数量上的严重不足。
三、建立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共用体育服务均等化指标，可以对我国各地区的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有效的衡量。一般情况下为了更加便于操作，建议使用人均公共体育服务拥有量来作为衡量标准，但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不要忽视了地区内公共体育服务的不均等现象。
四、实现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措施分析
1.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不均等化与很多原因有关，包括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管理制度的缺失、供给主体单一、供给结构不平衡以及体育市场化等原因。要实现公共体育服务的均等化，就应大力发展公共财产在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实现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要对公共体育服务制度进行完善，对公共财物的预算、决策、投入以及绩效的评定进行严格的跟踪评估，并建立公共服务型的政府，从而保证公共财政可以在共用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2.为解决地区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不均衡现象，还应从社会发展的本质出发，让经济先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只有在保证生活宽裕的前提下，人们才会开始注重生活品质的提高，对体育锻炼提起重视。所以政府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努力：一是对相对落后的地区进行重点的扶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二是可以通过调整政府预算，对财政进行控制，人为有意地去设计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模式；三是鼓励多种形式的供给方式，可以通过政府与市场的结合，鼓励企业和社会为公共体育服务提供支持，实现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的多样化；四是关注弱势群体和重点人群，使公共体育服务的覆盖范围更加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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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体育民间组织；体育民间组织概念；体育民间组织分类
中图分类号： G 812.1 文章编号：1009-783X（2012）01-00011-04 文献标志码： A
民间组织发展是社会发育不可缺少的途径，无论是在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中，还是在社会建设方面都将是一支重要力量。
根据民政部门统计，全国在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数量从1988年的4 446个发展到2008年底全国共有各类民间组织41万4 000个。从行业分布上看，主要分布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保、社会中介服务、工伤服务、农村专业经济等领域。其中：社团23万个，体育类社团1万1 780个，占社团总数的5%；民办非企业单位18万2 000个，其中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5 951个，占民办非企业单位总数的3.3%，基金会1 597个[1]。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催生了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有关体育民间组织的研究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进而成为热点。
1 体育民间组织概念的界定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都日益感受到一股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在崛起，这股社会力量包括大量的社区团体、医疗诊所、学校、体育俱乐部、环境组织，以及其他类似实体。国际上普遍采用的称谓有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民间组织、第三部门或“公民社会”部门。尽管这些组织的称谓不尽相同，然而它们都具有某些重要的共性，正是这些共性使它们区别于国家和企业，介于两者之间存在。其共同特征是，独立于国家机构体系之外自我运作、不分配利润，公民可以自由加入组织。“民间”这个词汇在中国文化中由来已久，它与“官方”一词相对应，反映出中国传统二元社会结构的角色关系，民间组织是近些年中国社会改革和行政管理中提出和使用的概念。体育民间组织的上位概念是民间组织；因此，要研究体育民间组织首先要对民间组织进行界定。
1.1 我国民间组织概念的界定
对民间组织概念的研究实际上涉及到民间组织的内涵、外延和与民间组织相近或相关的概念的理解等3个层面。
现代社会将社会组织分为3种类型：与政治领域相对应的政府组织；与经济领域相对应的营利组织；与社会领域相对应的民间组织。
民间组织的内涵，在中国官方认为它包括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3类社会组织。其中：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根据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有关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2-4]。
民间组织是由公民自愿组成的从事非营利活动的社会组织，从它的外延看，一般是指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相对独立性和志愿性特征的社会组织。
20世纪90年代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一词引入中国，简称NGO。此后，我国学术界在民间组织研究中使用的术语多种多样，学者们使用较多的称谓有“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公民社会”“第三域”“志愿组织”等。由此可见，在民间组织的定义上，形成了官方和学者的不同派别，但无论是使用哪种概念，在民间组织的特征方面达成的共识是这些组织都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相对独立性和志愿性特征。
在学术界使用的各种研究术语中：“非政府组织”强调组织的非官方性，在政治领域表明其不属于政府组织系统；“非营利组织”主要突出在市场领域与企业的区别，强调它不以追求利润为目标；“志愿者组织”强调组织的志愿性特征；“慈善组织”强调组织的公益慈善性质；“公民社会组织”强调组织以公民自治、民主治理等特征[5]； “第三部门”强调组织是相对政府代表的公共部门和企业代表的私人部门之外的另一个部门。这些概念尽管有交叉但并不完全重合，学术界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概念或定义能够涵盖所有民间组织的形式和特点。民间组织本身的多元性特征使研究和使用者对这类组织的理解出现了多元化的理解和不同称谓。“民间组织”概念的外延不但可以涵盖上述各概念所要表达的主要意思，而且这个称谓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政治框架相对吻合。
1998年国家民政部正式成立了民间组织管理局，政府管理部门加强了对民间组织的管理与研究。在正式的法规中，把民间组织界定为2类：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并将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的登记管理统一归口到民政系统的民间组织管理部门。近年来，官方开始有逐步使用 “社会组织”概念来取代“民间组织”用语的倾向，社会组织作为民间组织的上位概念，其包容性远远大于民间组织。从宏观社会上看，可以涵盖人类社会；从中观上看，可以看作国家、社会与市场三分法中的一部分；从微观上看，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并论的社会：因此，容易产生理解上的歧义，至少目前还不适宜用社会组织完全取代民间组织这一术语[6]。对民间组织概念的研究说明了2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民间组织的复杂性决定了与之相关的概念的分歧，许多研究的差异实际上是研究对象界定的不一致所引起的，这种状况一方面是与中国民间组织具有自己的特色有关；另一方面是因为民间组织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的结果。
1.2 我国体育民间组织概念的探讨
基于对民间组织概念研究的逻辑，尝试沿着这一轨迹对体育民间组织概念进行梳理。在官方认定和学术界的已有研究成果中，是按照行业的分布来进行研究和统计的。如按照行业将民间组织分为教育、科技、体育、文化和卫生等行业，这种划分方法对于研究国家整体的社会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种分类式的研究对于有着独特运作规律的我国体育事业研究来说，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嫌，因此，就体育民间组织概念研究的本身而言，对于我国社会体育的发展具有独特的意义。
关于体育民间组织的含义，依照我国民间组织行政法规的界定和学术界惯常使用的概念来分析，体育民间组织应包括体育社团和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体育基金会。
民办非企业单位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大量发展，2000年11月10日国家体育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联合《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以法规的形式认定：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社会力量和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以开展体育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民办的中心、院、社、俱乐部、场馆等社会组织。数量少但公益性强的体育基金会以从事体育事业为目的，按照有关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
在这3种形式的体育民间组织中，体育社团组织的发展与其他社团相比，历史较为独特，与政府职能部门、事业单位等组织有着比较复杂的交织关系，在社团形成、领导的产生和社团经费来源方面，形成了有官方、半官方和民办等类型的体育社团，它们之间的差异比较大，要寻找这些组织之间的共性并不容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社团发展迅速，但是对于体育社团性质的认识始终是模糊的，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界，即便是在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2001年9月24日颁布的《全国性体育社团管理暂行办法》中，也只是列出了体育社团的范围，如体育协会、学会、研究会、联谊会、基金会等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等，也没有对体育社团明确定义。共同特征说是一种对社团定义最常见的方法，希望通过归纳各种不同社团组织的共同特征说明社团是什么[7]。我国1998年出台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就是采用共同特征说以法律的形式定义社团的。借鉴共同特征说方法和法律定义，基于社团的本质属性，本研究认为：“体育社团是指中国公民根据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在体育领域活动的具有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
分析这3种形式的民间组织的具体构成可以发现，其中既有公益性组织，又有互益性组织；既有成员型组织，又有非成员型组织；既有基于人群集合的，又有基于体育项目集合的；既有基于资金集合的，又有基于实体集合的组织。这就使“体育民间组织”这个概念所指代的对象过于庞杂，对于这个构成复杂的研究对象，唯有使用分类方法才能进一步地界定概念的外延。
2 体育民间组织的类型分析
国际社会对民间组织尚无统一的分类标准，从而形成多样的类型分法。常见的分类标准有：按法律地位分类、按组织性质和体制分类、按活动领域分类、按活动范围分类等。其中，莱斯特·萨拉蒙教授主持的全球范围非政府组织的比较研究项目中，按活动领域进行了12大类26小类的分类。体育组织被划分到第1大类文化娱乐中的第2小类。这种划分对于梳理民间组织的各种类型会有帮助，而对于深入研究体育民间组织则意义不大。按照活动范围的分类方法可以把我国体育民间组织划分为社区的组织、城市或地方性组织、全国性组织等。这种分类对研究有借鉴意义；但仅局限于组织的活动区域和活动范围，对组织的内在性质、运作方式无法甄别，故不作赘述。
我国学者曾经长期对体育民间组织的分类作过研究，如卢元镇先生最初把体育社团划分为7大类：竞技体育类社团、社会体育类社团、体育科学学术类社团、体育观众社团、体育娱乐享受型社团、体育经济性社团等[8]。也有按照组织正规程度，将体育社团分为正式体育社团和非正式体育社团；顾渊彦先生按照活动内容将体育社团分为群众体育社团、学校体育社团和竞技体育社团3类。近年来，体育社团分类开始采用社会合法性的概念和分析方法[9]与非营利组织的分类框架[10]等，还有根据社团组织的形成、社团领导的产生、社团经费的来源将体育社团分为官办社团、半官办社团和民办社团3类。在以往的研究中，为体育民间组织分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在社团分类研究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由于只注重了体育社团，而忽略了体育民办非企业单位，这种忽略了二者上位法规概念的研究，使得到的结果难免失之偏颇，不利于对我国体育民间组织研究的整体把握。
2.1 按照合法性分类
合法性是民间组织最基本的分类依据，参考高丙中先生对社团的分类方法[11]，将体育民间组织分为3类，如图1所示。
我国体育民间组织表现的实际形态并非与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类型完全相同，除第1类现行法规正式认可的“体育社团、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体育基金会”等民间组织外，还存在着大量具有非政府性、公益性特征的体育组织，多自发产生于民间。因“准入”的门槛过高或其他原因未在民政部门登记获得法人资格的第2类行政合法性民间组织。
具有行政合法性的民间组织主要有2种形式：1）社会团体或事业单位下设的二级机构开展活动，如普遍存在于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体育人群协会、项目协会，大学生体育协会下属的各单项协会等，这类组织需要履行必要的登记手续，或者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可将合法性让渡或传递过来，但是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2）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并获得企业法人资格的体育组织。
第3类的体育民间组织是许多没有经过登记注册的组织，不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内，得不到法规制度的保护发展并受到制约；但这类组织积极活跃具有较为鲜明的NGO特征，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民间组织的“社会合法性主要有3种基础：一是地方传统； 二是当地的共同利益；三是有共识的规则或道理”。一个社团要在一个地方立得住， 至少应该具有其中的一个根基。农村的舞龙、舞狮和龙舟这类组织就是基于传统延续的；社区内活跃的体育组织则是有赖于共同生活的利益和兴趣；互联网的出现和交通工具（如越野车、赛车和摩托车运动）的普及将更大范围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
2.2 按照组织性质和体制分类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王名等提议借鉴国际类似组织的分类方法，综合考虑国内特殊发展背景对民间组织进行分类[12]，使研究得以从组织性质和体制的视角来整理体育民间组织分类，如图2所示。
按照组织性质和体制分类是民间组织的基本分类之一，按照组织性质，体育民间组织可以分为公益性和互益性2大类。统称在国际上作为最基本的分类，采用这种分类主要是与税收的优惠条件有密切关联。公益性体育民间组织的目的主要是提供公共体育服务，它的受益群体分为2类：一是特定人群——运动员；二是多数人群。互益性体育民间组织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组织成员，它们存在的目的是维护共同的利益或追求共同的兴趣爱好，以及促进互助关系的发展。
按照组织体制也可以将体育民间组织分为会员制和非会员制2类，这种分类表明了组织的基本建制属于国际常用的NGO分类标准。一般可以将这2种基本分类集合起来判定体育民间组织的属性类型，通常的判断是互组织以会员制类型为多，如体育商业行会、行业体协、体育人群协会和项目协会等，而非会员制组织主要包括体育基金会和体育实体机构，基本上属于公益性组织；但是，在我国以上2种标准并不完全重合，有些组织也是公益性的，基于公众参与代替体育行政部门实现公共体育事务管理与服务，如各单项运动协会、体育科学学会和职工体育协会等。
3 分析与讨论
我国体育民间组织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研究领域涉及到体育经济学、体育社会学、公共管理学；但是，关于体育民间组织这个概念很少涉及，绝大部分的研究都是涉及体育社团的概念与分类研究。在现实的管理和工作中，体育社团处于民间组织概念的下位。这种研究有利于体育社团问题的深入研究，但是对体育民间组织这个整体则缺乏全面的把握，得出的研究结果显然是片面的。
民间组织是中国行政管理工作中提出的新概念。民间组织的叫法由来已久，它不同于西方的NGO、NPO或第三部门。它的内涵和外延有自己的特征，所以对民间组织的研究，是我国行政管理工作的需要，也对我国民间组织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国际上的社会组织基本分为政府、企业公司、非政府机构3大类。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组织分为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4大类。改革开放以后，事业单位分为国家资助的事业单位和民办的事业单位，如民办医院、民办学校等。中央把民办的一部分从事业单位中分出，由民政部成立社团管理司专管，并将此分为2部分：一是民办事业单位，在后来的条例中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另一部分是社会团体，而民政部后来调整机构为民间组织管理局。由此，在我国的行政管理工作中，出现了民间组织这个称谓，而在后来的实践当中，得到民间的认可，所以，民间组织分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2大类。在我国现实的管理中，无论是国家民政部，还是省市级的民政局，绝大多数是将民间组织划分为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来管理。
分类是对一个现象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我国对于民间组织的概念与分类目前并没有达成共识，学者和官方因此而分为2大类。官方的划分，政府提出了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分类公式，其民间组织的概念内涵界定是清晰的，划分类别也简单明了。不过，这种划分是从行政管理角度进行的一种分类，仅可以作为狭义的民间组织类型划分。实际上，我国社会存在着大量的不属于民政系统管理的广义民间组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了众多的分类方法。
对体育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分类，进一步理清了我国社会体育组织目前被社会、行政部门和法律的认可程度，以及这些组织生存的层面和组织边界的界定；但这种分类似乎也不能给在体育民间组织的性质和体制等特征方面以满意的答案，结合对体育民间组织性质和体制的分类。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更加清楚地看待体育民间组织的边界和特征。以上2种分类在理论和实际操作方面提供了一些借鉴，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而对于体育民间组织的研究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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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现状；对策
1主要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以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城市社区(头格社区、七格社区、智格社区等27个社区)的体育公共服务的构成要素为研究对象。1.2研究方法1.2.1文献资料法利用超星数字图书、NCKI数据库和谷歌,收集和此次研究相关的数据,资料进行归纳分类,来获得对该文有用的信息。1.2.2专家咨询法咨询长期从事社会公共服务研究和管理的专家和政府工作人员10人,掌握城市基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现状,困境以及制约因素等。1.2.3访谈法走访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相关领导(开发区主管文化体育的领到1人,街道领导1人,社区领导18人和有关专家5人),了解下沙经济开发区城市社区体育服务的基本情况,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改革方向。1.2.4问卷调查法对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7个城市社区,每个社区随机向居住人员,分发20份问卷,共计问卷540份,回收有效问卷528份,有效回收率97.6%。
2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社区居民享有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现状
2014年杭州的居民人均GDP超过39310元,居民的生活结构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公共服务需求凸显,人们生化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体育锻炼不再是生存需要,更注重提高身体素质和丰富业余生活。该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对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7个城市社区居民体育公共配套设施进行了摸底调查,结果如以下几点。2.1开发区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政策与制度因素的现状通过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的数据显示,开发区还没有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相关法规制度。由于缺乏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中间管理层制度设计,导致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开展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如表1)。2.2开发区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因素的现状(1)社区公共体育设施不足。由于开发区处于筑成到建城的阶段,体育器材多建设在已经成熟的广场和学校等地方,设施也比较单一,随着后期城市建设的完善会更加完整。(2)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不合理、不齐备,存在安全隐患。对27个社区的调研,发现开发区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资源配置不均衡,在高校集中或者企事业单位集中的社区,体育设施资源较丰富,而其他社区的体育基础设施就显得拙荆见肘,不能满足居民健身的需求。问卷结果表明,只有54%居民觉得健身器材比较多,另有11.2%的人觉得够用,有23.8%的被调查者觉得器材单一不能满足需求,有36.4%的被调查者认为器材很少,还有28.6%的被调查者反映居住小区内基本无健身器材。从设施的种类来看,80%的社区居民认为,目前体育设施单一,无法满足各类不同层次的锻炼身体需求。2.3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因素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信息因素是一个关于城市社区体育有关理论知识、信息收集、信息的系统,通过这一系统的运行,让广大社区群众直接了解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信息,同时政府可以及时、准确地了解群众对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需求信息,为科学决策提供帮助。在调研的27个社区中,没有一个社区有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网站,只有45%左右的社区通过社区的海报张贴栏、通过墙报的方式或者QQ群、微信或者通知文艺骨干去传来向居民传达体育服务信息或者是体育健身知识。2.4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资金保障因素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资金保障体系包括政府的拨款、社会捐赠、赞助、基金、经营收入等。(1)社区体育经费来源情况。从表2对27个城市社区的调查结果显示,开发区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经费来源主渠道有这样3个,即上级主管部门拨款、本级政府部门自己筹措资金以及接受社会各界的捐赠。(2)社区可供支配的体育活动经费过少。2.5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管理、组织、教育培训因素包括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服务志愿人员的聘用、培训以及对社区居民的城市社区体育宣传、教育、培训与指导。2.5.1城市社区体育组织与管理现状(1)城市社区体育组织薄弱。开发区近50%的社区没有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专门主管部门,只有海天城,清雅苑等社区自主或在一些兴趣小组和公益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某些单个活动小组,并且有了相关固定的活动场所,而一些健身会所和收费性的俱乐部普遍存在。由表3数据统计结果来看,当前开发区社区居民体育活动组织的建立途径主要是群众自发组织和经营性俱乐部,主管部门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公共服务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城市社区体育管理职责不明。社区管理人员中没有专职的体育管理人员,且自身缺乏专业的理论知识和活动的策划能力以至于社区体育活动基本上处于想到就做,上级有要求就做,想不到或没有任务就不做的随意状态。缺乏工作的积极性和创新性。2.5.2社区体育指导及其人才现状(1)社区体育指导员数量不足,服务参与率不高。目前开发区社区人均社会体育指导员约为1∶3023。这与日本1994年统计的1∶2000仍存在较大差距。在各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中,国家级占1.6%;一级占8.1%;二级占35.8%;三级占54.5%。管理型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学历结构中,本科占23.9%,专科占42.8%,高中或高中以下占33.3%;在指导型社会体育指导员中,专科占18.8%,高中或以下占81.2%;社会体育指导员中,具有体育专业学历的仅占3.1%,其他均为非体育专业。(2)社区体育指导员年龄偏大,且兼职为主,服务质量效率不高。(3)居民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满意程度。城市社区居民对社区体育指导员指导健身活动的工作满意度(见表4),比较满意以上的比例为70.1%,说明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工作能够受到大多数社区居民的认可。2．5.3教育培训因素目前还没有一个社区有进行体育骨干的教育培训的,开发区城市社区的体育公共服务从业人员大都是兼职的,相关的知识结构不合理,业务能力一般。因此,加强相关人员的继续教育,提高业务技能,培养一批基本功过硬,指导能力强的体育公共服务人才是目前构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2．5.4社区体育宣传教育缺乏力度,社区居民健身意识有待提高2.6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创新因素2.6.1体育活动内容的创新目前90%以上的社区提供的体育活动较少,只有50%的社区一年举办过1次综合运动会,50%的社区一年举办过四次以上的单项体育运动会,仅有25%的社区有和其他社区进行体育交流的活动,只有25%的社区进行过3年以上的体质监测活动。以政府为主导的体育公共服务的提供部门提供给社区居民的体育服务内容偏少,项目单一,无法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的体育需求。2.6.2组织和开展形式的创新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主要受上级有关主管部门体育事业规划的影响,都是按照上边的行政计划开展活动的,因此,如果今年没有比赛,社区一般就不举行体育赛事,这种“一等,二靠,三观望”的办事理念严重影响了社区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所以,社区有关体育主管部门,一定要通过各种渠道,筹措资金,创新体育活动的组织和开展形式,为居民提供丰富多彩的健身活动。2.7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监测体系尽管有75%的社区有体育公共服务的信息反馈通道来对相关体育主管部门提供的体育公共服务进行评价,但是仅有25%左右的社区有居民体育监管会议。而75%的社区是自己内部评价,这种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双重角色无法有效地对有关提供体育公共服务的部门进行监督和评价,因此,完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监测网络,促使有关部门提高服务态度且构建以民生为导向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
3结论
完善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资金投入,科学体育公共服务管理、教育培训内容,加快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创新,构建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监测网络,使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政策、制度和服务内容真正落到实处。
4对策
该文通过对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7个社区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现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后认为:(1)开发区有关社区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相关政策缺失,法规不健全,不利于城市社区体育活动的开展,阻碍了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产品供给的重要方面。(2)开发区社区公共体育设施不足,不仅数量上无法满足社区居民健身的基本需求,质量上表现出体育器材规格单一,无法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社区居民健身需求,体育公共服务设施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问题。(3)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信息的传递和反馈以及体育公共服务监督体系缺乏有效运行,体育健身知识的普及,居民健身需求的信息等不能得到及时地反馈,导致社区体育服务的提供缺乏一定的针对性和体育公共服务效率低下。(4)开发区社区公共体育经费来源主渠道有3个,即上级政府财政拨款、职能部门自筹资金和社会捐赠,但是社区可供支配的体育活动经费量极少,远不能满足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活动的开展。(5)社区在工作职责中没有明确相关体育公共服务内容职责,以致街道和居委会抓体育工作缺乏制度依据,体育组织不健全,体育指导员的结构不合理,活动经费不足等因素,都制约着体育公共服务的提供。(6)目前政府为主导的体育公共服务的提供部门提供给社区居民的体育服务内容偏少,项目单一,服务方式单一,无法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的体育需求。因此,亟需创新活动内容,向社区居民提供简单易行,趣味性强,健身效果好的项目。(7)明确政府的体育公共服务的主体职责,构建服务型的体育政府职能部门,创新公共服务的供给体制和机制,完善体育公共服务财政制度,加大体育公共服务人的才培养力度,完善体育公共服务的监督体系,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社会和市场为辅的体育公共服务主体,为社区居民提供高效优质的体育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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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体育场馆；运营模式；人员配置；收入支出；泉州
中图分类号：G81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7）02-0046-06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6th General Survey of School Sports Fields in China， the thesis vertically and horizontally unifies the comparison with methods of documentation and statistics on the operating model of the gymnasia in Quanzhou city as well as the employee， income and expenditure.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firstly， the self-organizing dominant operating model of gymnasia in Quanzhou city is single； secondly， indoor gymnasium， commercial gymnasium， high risk sporting events gymnasium and large scale gymnasium are the main parts of personnel allocation； thirdly， the operation of gymnasia in Quanzhou city is in the black while the profit margin is limited. As a consequence， the main countermeasures are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enact matched policy measures，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big operation and advance the nationally-built but privately-operated model.
Key words： gymnasium； operating model； personnel allocation； income and expenditure；Quanzhou
体育场馆设施是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依托。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在其主要任务提出：“积极推进场馆管理体制改革和运营机制创新，引入和运用现代企业制度，激发场馆活力。鼓励场馆运营管理实体通过品牌输出、管理输出、资本输出等形式实现规模化、专业化运营。”“运营”由英文“operation”翻译而来，为区别于有形产品的提供，而将无形产品的提供用运营来表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把组织向市鎏峁┑牟品和服务的各项管理工作，总称为运营[1]。体育场馆的运营是把场馆的人、财、物等资源通过调整、配合、组织等管理行为转化为使消费者满意的服务的过程，是创造服务的过程。为此，本研究以2013年全国第六次体育场地普查资料为依托，对泉州市与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体育场馆运营模式、从业人员、收支情况等进行比较分析，并以此提出泉州市体育场馆运营方略，为提升泉州市体育场馆运营效能水平，促进体育消费、发展体育产业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1 泉州市体育场馆运营模式
1.1 泉州市体育场馆运营模式总体概况
体育场馆运营模式即在长期的实践中，在经营与管理权限分配、盈利及利润分配方式、资产的结构等方面出现不同运营方式。体育场馆的运营模式主要包括自主运营、合作运营、委托运营三种模式。不同运营模式的体育场馆因其所获取的资源不同，场馆的运作受到的约束和自由度也不同，因而各有其特点与局限，但其最终目的是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之下提高场馆管理效益，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2]。
调查显示（表1）：泉州市体育场馆运营模式以自主运营为主。自主运营场地达12 196个，占99.38%；委托运营场地54个，占0.44%；合作运营场地仅22个，占0.18%。可见，泉州市体育场馆运营模式相当单一，自主运营在泉州体育场运营中占绝对主导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自主经营能够较充分享有自主经营的权利，较好达到责任到人，保障体育场馆的充分利用和维护，保障体育场馆的公益性性质，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但也存在着经营目标不明确，缺乏动力，经营管理水平低等缺点[3]。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体育场馆构成了我国体育产业化进程中的体育场馆市场，以其独立或相对的经营实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它具有消费群体多，市场需求大，辐射面广的特点。为此，不断丰富体育场馆的运营模式，将给泉州市体育场馆带来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1.2 泉州市体育场馆运营模式与福建省及三大中心城市比较
体育场馆作为体育市场的组成部分，是社会文化建设的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体育产业发展的引擎，日益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泉州市体育场馆运营模式与福建省相比较而言，泉州市体育场馆自主运营模式比福建省的平均水平高出0.71个百分点，但委托运营和合作运营模式却比福建省平均水平低了0.70和0.11个百分点。可以说，自主运营模式是福建省体育场馆运营的共同特点。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我国公共体育场馆设施主要是政府利用税金、公益金或者是拨款修建的，大部分体育场馆都属于政府及单位统一管理，极少部分通过委托管理的方式由私人、企业或社会团体管理，这种管理方式不仅单调、不灵活等，而且限制了其他社会团体和部门参与管理的积极性，从而使参与主体的责任感也相应的削弱，致使我国的体育场馆设施不能物尽其用，造成物质资源和管理人员的巨大浪费。“政府根据需要委托民间组织从事某项公共事业服务，并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或补偿，或者政府通过购买的形式把某个公共事业服务项目交由民间组织委托办理”。这种方式在西方国家普遍采用，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资金资助和支持，主要就是通过服务委托和服务购买方式进行的。当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体育场馆在建造方面缺乏政策支持和引导，造成整体投资偏低，社会融资方面缺乏政策，而且没有规定场馆建设的合理布局和功能开发，并缺少从政策上鼓励场馆开展多种经营，以达到“以商养体”良性循环的目的，体育场馆的运营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开发，整体运营业绩不佳[4]。
泉州市与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体育场馆运营模式相比较而言，泉州市体育场馆自主运营模式分别高出福州市、厦门市1.92个、2.13个百分点，而委托模式则分别低于福州市、厦门市的1.77、1.62个百分点，合作运营模式也分别低于福州市、厦门市的0.15个、0.51个百分点。相较于福州和厦门两个中心城市，泉州市作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2010中国经济十大领军城市和第三个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其体育场馆运营模式显得单一和缺少活力。显而易见，作为改革试点单位和实验区，以及经济领军城市，这种单一的运营模式与泉州社会经济发展格局及城市名片极不相称。发达国家的城市决策部门都能够把体育场馆融入城市现代化发展战略之中，取得良好效果。由此，泉州市相关决策部门应重视体育场馆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从政策源头上鼓励体育场馆开展多元运营与开发，推动泉州体育场馆运营潜力得到充分的开发，实现最佳运营效益。
2 泉州市体育场馆从业人员配置
体育场馆从业人员是指在本场地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或收入的年末实有人员数。包括在岗职工、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在本企业工作的外方人员、港澳台方人员、兼职人员、借用的外单位人员和第二职业者以及为各场地提供外包服务的人员[5]。人力资源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之一。根据体育场馆业务发展的需要，适时调整组织架构，确定各部分最适宜的人数配置及人员和岗位结构也是运营管理的重要内容[1]。
2.1 泉州市体育场馆从业人员配置
按照经济学原理，体育场馆自身条件的好坏与功能完善程度是影响经营开发的重要因素。如果场馆在设计之初就留下缺陷，日后必然造成场馆功能单一，既无法满足消费者多元需求，经营项目的丰富性也受到限制。普查显示（表2）：泉州市单个体育场馆平均从业人员排列前15位依次为：高尔夫球场、室外马术场、游泳馆、水上运动场、体育馆、天然游泳池、室外游泳池、保龄球馆、室外轮滑场、网球房（馆）、武术房（馆）、综合房（馆）、室内五人制足球场、台球房（馆）、体育场。由此可见，室内体育场馆、营业性体育场馆、高危体育项目场地（馆）、规模较大体育场馆是泉州体育场馆从业人员配置的大户。这主要是这些场地（馆）不仅需要场地运营管理、设施运营管理、活动运营管理，而且对安全管理、环境管理、质量管理和风险管理要求较高，同时还需对消费者进行服务管理、营销管理和权益保障，这些管理的过程需要大量人力资源配置。而从这些单个体育场馆平均人员的数量来看，除了高尔夫球场、室外马术场这两个高消费体育场馆外，其余体育场馆的平均从业人员都在10人以下。当然，从资源的有效配置角度来看，其人力资源得到较为有效利用，但从体育场馆建造设计与规划布局及运营的角度来看，也显现了这些体育场馆功能单一、设施简陋情况，经营项目也可见一斑。
2.2 泉州市体育场馆从业人员与福建省及三大中心城市比较
就泉州市体育场馆从业人员配置与福建省及三大中心城市比较来看（表3），泉州市单个体育场馆平均从业人员为0.57个百分点，比福建省平均水平高出0.04个百分点，比福州市和厦门市分别低了0.99百分点个和0.37个百分点。这一方面与福州和厦门室内体育场馆比例分别高出泉州6.31个、12.01个百分点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福州和厦门两个城市委托运营模式分别高于泉州1.77、1.62个百分点，合作运营模式也分别高于泉州0.15个、0.51个百分点等因素息息相关。此外，福州市作为福建省的省会城市，不仅高等学校云集，而且是福建省竞技体育运动训练基地，大型体育场馆建设的主要集聚地；而厦门市则因其经济发展、城镇化程度高于泉州市发展水平，以及居民体育消费观念与购买力、体育健身娱乐业市场远远好于泉州。以上这些因素使得泉州市体育场馆从业人员配置远不及福州和厦门两个城市。
3 泉州市体育场馆收入支出情况
所谓的“收入合计”是指本年度本场地（含附属用房）取得的全部收入之和；“支出合计”是指本年度本场地（含附属用房）付出的全部支出之和[1]。目前我国体育场馆的经费来源主要有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经营收入、经营收入及其他五种渠道。发达国家在体育场馆运营中非常重视公益，他们更愿意把体育事业看做公益性事业，把体育场馆看成非经营性实体，因此，多数情况下由政府投资兴建体育场馆并承担场馆日常维护等运营支出。他们认为，不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投资场馆都是为了更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而不仅仅是盈利。当然，要实现这样的社会公益性，必须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保障[4]。
3.1 泉州市体育场馆收入支出情况
普查显示（表4）：泉州市体育场馆收入24 598.40万元，支出21 823.00万元；单个体育场馆平均收入2.00万元、平均支出1.78万元。总体看来，泉州体育场馆在经营上处于盈利状态，但盈利幅度和空间较为有限。就各体育场馆类型收入支出情况来看，游泳馆、健身房（馆）、武术房（馆）、羽毛球房（馆）、保龄球房（馆）、室外游泳池、高尔夫球场、户外营地等单个体育场馆盈利空间较大，这也预示着游泳、健身健美、小球运动、户外休闲健身是我国体育场馆产业发展的趋向，这些场馆在经营上都不同程度建立其较为完善的管理机构，拥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发挥出场馆较好经济效应，获得一定经济利润。而小运动场地、其他体育场馆、全民健身路径、田径场、乒乓球场、登山步道等虽在单个体育场馆投入支出上也占据一定比例，且其收入资金主要来自事业单位的全额拨款或差额拨款，故其在收支上基本平衡。特别要强调的是篮球场、排球场、体育场馆这些老百姓身边体育场馆和学校体育场馆主要类型，其收入支出处于亏损状态。这是因为这些场地多数情况下由政府投资兴建，其目的是为了更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具有鲜明公共产品特性，追求的最大限度开放各种设施供大众使用，体现的是公益服务和社会效益，故其在体育场馆运营收支上会产生经费缺口。为此，把握体育场馆运营的基本规律，理清体育场馆效益的影响因素，抓住体育场馆核心问题，选择适宜的运营模式，是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局面的重要途径。
3.2 泉州市体育场馆收入支出与福建省及三大中心城市比较
调查显示（表5）：泉州市体育场馆数占福建省的19.56%，体育场馆收入占16.71%、支出占15.51%，运营效益占福建省的42.67%，平均单个体育场馆收入小于福建省总体平均水平0.3万元，但支出也小于福建省总体平均水平的0.4万元。反观泉州市体育场馆数量与收入支出及运营效益在福建省的占比，泉州市体育场馆无论在体育场馆运营管理上投入或支出的资金额度都小于福建省平均水平，但在运营经济效益却获得较好的绩效。就泉州市体育场馆收入支出与福州市和厦门市相比较而言，泉州市体育场馆数量与收入支出及运营效益与福州市占比基本相同，但与厦门市占比相比较，其占比却呈现较大反差。也即厦门体育场馆数占福建省场地数比例仅为8.74%，但收入支出却占比18.60%、20.21%，高出泉州1.89和4.7个百分点；平均单个体育场馆收入支出高出泉州3.0和3.4万元。这些特征说明了泉州市体育场馆运营开发市场化程度、运营投入产出水平远远不如厦门。
4 泉州体育场馆运营发展对策
4.1 深化公共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改革，提升体育场馆运营效能水平
目前产权关系和赛事资源的计划性制约了我国体育场馆的发展。201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提出：“要积极推进场馆管理体制改革和运营机制创新，引入和运用现代企业制度，激发场馆活力[6]”。为此，泉州市政府及职能部门应尽快出台泉州市体育场馆实施意见，进一步完善体育场馆运营管理体制机制，积极探索体育场馆的所有权、行业管理和监督权，以及体育场馆运营权分离的新模式和新路子。积极吸纳民营资本进入场馆服务领域，探索体育场馆集团化运营模式，尽快完成由行政型向企业型转变，实现所有权、经营权、监督权的分离，让经营者成为独立的法人，按照市场规律参与竞争。同时，制定泉州市体育场馆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和运营管理综合评价指标，并将评估指标与财政贴补、购买服务等政策挂钩， 不断提升各级各类公共场馆运营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体育场馆运营效能的整体水平。
4.2 制定体育场馆运营的配套政策措施，搭建体育产业发展平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1995）和《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2005），以及国家体育总局等八部门颁布《关于加强大型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改革创新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意见》（2013）都相应提出要完善财政政策，制定对公共体育场馆公益性配置的扶持政策。由此，建议泉州市体育场馆制定其以下扶持政策：第一，对体育场馆实施免税或税收优惠政策，并降低能源使用费用等。第二，在投融资方面给予政策支持与优惠，建立由政府主导的投融资机制。第三，设立“公共体育场馆发展基金（专项资金）”，列入市级、区级财政预算，专款专用，以确保体育场馆的建设与维修实现良性发展。第四，将大型体育场馆纳入地方体育产业引导资金和其他政策性引导资金的补助范围，通过贷款贴息、项目补贴、后期奖励等方式，加大对大型体育场馆的扶持力度。第五，倡导“健康储蓄”理念，不断创新体育惠民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的作用，推行“医保-健身”一卡通制度。即可借鉴兄弟城市的成功经验，由市体育局和市人社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市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购买健身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医保卡个人账户购买健身服务相关问题进行了明确和细化。拓宽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范围，鼓励广大参保人员积极参与体育健身活动，推进城市居民体育生活化，并以此加大对商业性体育场馆扶持力度，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4.3 引入体育场馆“大运营”概念，推进“公建民营”运营模式
运营的本质是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协调内部资源、外部环境和市场需求的动态平衡，以促成市场交易行为的完成[1]。欧美发达国家一百多年体育场馆建设与发展的历史表明，体育场馆的建设需要与城市社会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及全面健身体系建设相适应，科学统筹体育场馆布局，合理规划体育场馆规模。为此，对一些新建体育场馆要引入体育场馆“大运营”概念，即体育场馆运营管理各方面要从场馆的规划及城市规划时期开始介入，参与场馆的建筑设计，在建设同时开始运营前期工作，以便达到真正的赛后或建成后的无缝运营。第二，积极推进“公建民营”运营模式，即对于一些已经建成的体育场馆也可试行政府向民间体育设施“购买服务”试点工作，组织开展基本公共服务“公建民营”试点工作，逐步与政府建立起符合企业运营规律和要求的市场关系，将原有的政府补贴转变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通过委托经营等形式，吸引运营能力强的企业对基本公共体育场馆设施进行运营，提高公共体育设施使用率和经济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刘青，主编.体育场馆的经营与管理[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38.
[2]W鹏飞，陆亨伯.宁波市公共体育场馆不同运营模式效益比较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3（5）：77-80.
[3]阮伟，钟秉枢，主编.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报告（201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12-113.
[4]江和平，张海潮，主编.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报告（2008-201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