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变化与发展范文
时间：2023-07-12 17: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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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文化生活；变迁与发展；趋势
农村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不断发展的历程中，呈现出多样性、季节性、直观性、归属性和乡土性的特征[1]。在三农问题上，我国一直倡导着建设新型农民，培育有文化、会经营、懂技术的新型农民，这样新型农民的建设就需要充分的将亿万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发挥出来，就需要为农民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发展农村的文化生活，努力寻找农村文化生活的建设之路，下面从变迁和发展趋势的两个角度分析，以供参考。
1.农村文化生活的内涵及特征
对于农村文化内涵的可分为广义和侠义两个方面，从广义的角度来讲，农村文化所指的是农村人口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具体来说，其主要有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四个部分[2]。从狭义上的角度来说，农村文化就是指农村人们在精神文明中的一种活动行为，是农民在漫长的农耕活动中所创作出来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水平。农村文化不仅是农民在精神状态上的一种反应，同时也是农村在社会不断进步中的一种标志象征。在我国农村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形成了以多样性、季节性、直观性、归属性和乡土性为主要特征的农村文化生活，在农村的文化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作用。
2.农村文化生活的变迁及意义
2.1农村文化生活变迁的表现
在历史记载中，乡村中的农民在农闲时节其主要的活动都表现在晒太阳、蹲墙根、搓麻将、唠嗑之中，很多农村地区根本无文化生活可言，同时存在着看书难、看戏难和看电影难等问题。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政府对农村文化生活建设扶持力度的加大，农村地区逐步建立了农民自己的文化活动室、文化广场、广播站、宣传栏、体育健身设施、图书阅览室等，并在农民的耕地中组织农民科学种田。这些措施不仅使农民掌握了科学种植技术，同时丰富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广播电视在农村中实现了组组通、农家书屋建设在村中实现了全覆盖、文化电影下乡和信息资源共享的实现使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处于不断的完善之中。与此同时，农民群众也改变了以往的被动地位，自发的组织一些文艺活动，创新农村的文化活动形式，实现了农村在文化生活方式中的新突破。
2.2农村文化生活变迁的意义
2.2.1巩固了农村的基层政权
在农村之中，丰富多彩的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在一种程度上有效的加强了党群和干群之间的关系，通过文化活动和工作的结合，政府的号召力和办事成效了得到了提高，很多涉及到群众利益点的问题都得到了有效的化解。同时，以农村文化生活为载体的农村文化生活建设，对农村思想建设和文化阵地的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
2.2.2提升了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早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国的农村文化工作就已实施，同时也取得的良好的效果。在当时，其主要的活动集中表现在送文化、送电影和送图书方面。而在新世纪，科普宣传、农机讲座、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等多种文化活动的加入，使文化活动成为了引导农村致富的一种有力手段[3]。在农村之中，以“农家书屋”为依托，引导农民向科技知识层面的发展，使农民科学种养，增加了产量和收益。
2.2.3促进了农村的和谐发展
文化生活使农村中的很多群众都以此为载体聚集在了一起，在这个环境下，大家纷纷自发或有组织的展示个表演舞台，并且的相互交流，人际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融洽，使大家生活中的各种矛盾与这个环境下得到了有效的化解，有效的促进了农村村风和民风的好转，巩固和发展了农村和谐稳定的局面。
2.2.4有效的展示了农村群众的文化生活
众所周知，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些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俗语中，其很大一部分都是农民群众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劳动中对形成与凝结的。在这些说唱歌谣中，不仅反映了民间的生活风情，同时也是农民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真实反映。而在农民文化活动日益丰富的今天，这些民间的故事、歌谣等都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将农村群众的文化生活和农村文化内涵都有效的展示了出来。
3.农村文化生活的未来发展趋势
3.1内容上不断的更新
虽然目前的农村文化生活的发展已经非常的迅速，在形式上也具有一定的多样性，但是从目前社会的发展趋势上来看，农村群众的文化生活在内容上还是比较单一的。从农村文化生活的未来发展趋势上来看，其变化的内容将会以乡、村、户三级文化网络、具有较大规模的、内容极为丰富多彩的展示活动[4]。现如今，随着经济文化普及度的不断加强和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实施，农村中的很多群众在知识层面的结构也不断丰富。从目前的农村文化活动中可以看出，在贯穿着历史文化演变中传承着一些好的内容，不仅继承了传统的优先文化，而且融合到现代文明之中。从我国的舞龙文化来说，其流传的时间从古至今，虽然在舞动的形式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所表达的内容已经完全不同。历史上，舞龙具有一种迷信色彩，是为了祈求神灵保佑人间风调雨顺的一中仪式。现在，其所表示的内涵却是对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一种精神表达。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农村文化活动的内容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就是向着一种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方向进行发展。
3.2活动的质量向更高的方向发展
同样以舞蹈为例，在农村文化中舞蹈文化的实施是为了庆祝丰收而形成的，农民群众也是在这种由简单到复杂的拍打起舞发展到编排精细和声势浩大的场面的。以往这种带有封建色彩而又低俗的活动，在农村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的向一种高尚文化品质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农民在见识面、文化素养和自身审美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他们已经不仅仅满足在学会之中，而是要学的融会贯通。农民群众的这一变化是由单一性和低层次向多样化和高层次方向的一种必然发展趋势，而这种变化还将要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前途是一片光明。
3.3文化活动队伍将不断增加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下，农民参与文化活动的观念也随之发生着变化。在农村之中，一些先富裕起来的农村为了丰富文化活动，会专门花一些钱来请专职教师来组织一些农村文化活动的形式，这种现象在农村之中随处可见。同时，这种行为都是农村居民的一种自发行为，只是单纯的为了丰富文化活动，娱乐身心，没有任何营利性质。
【参考文献】
[1]钟文田.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6）：76.
[2]左海霞，郭明顺，张雯，杜鸿波.农民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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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建设；文化；农村；农民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182-01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没有文化的发展就没有灵魂的发展。同时，文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软实力，具有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作用。要完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各项目标任务，就必须加强农村文化建设，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扎实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文化需求，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
一、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新农村建设中的方向定位问题
当前在农村文化建设中，人们对农村文化建设主体的认识还不够明确。农民自身缺乏农村文化建设的参与意识和主动性，大多数农民都感觉农村文化无关自己。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首要问题应是方向定位问题。主体地位的确立，决定着新农村文化建设是为谁服务。文化农村就是以农民为主要参与者、以文化资源为主要生产对象，以文化产业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新农村形态，其突出特征是农村的文化资源与精神生产成为推动农村自身发展的主要力量与核心机制。
（二）农村文化资源匮乏
“早上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这是落后地区农村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农村文化设施落后，文体活动贫乏单调，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供给不足，为基层提供的公共文化资源总量偏少、质量不高。部分文艺作品脱离农村生活实际，不能较好地反映当代农村的精神风貌。
（三）对文化建设的认识不足
实现文化农村、提升文化“软实力”往往不能给农民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从而使得他们忽视文化建设，也对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农村文化的繁荣是民族文化的繁荣，民族文化的繁荣是国家文化的繁荣和综合国力的强大。建设农村文化，实现文化农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科学发展的战略选择。
二、新农村建设中加强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一）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文化建设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保障。建设新农村，把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放在首位是必要的，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紧密相连的。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农民可以学习到投身于新农村建设的各种技能和本领，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认识和自觉性，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文化建设是实现文化农村的重要途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乡风文明”。“乡风文明”是农村文化建设的范畴，主要是指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不断提高，崇尚文明，运用科学，社会风气健康向上。农村文化建设不仅为新农村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而且推动农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努力培育文明向上的社会主义新风尚。
三、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对策
（一）发挥农民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要清醒地认识到农民创造文化的主体作用。农民群众既是文化农村的建设者和创造者，更是文化农村的受益者。农村文化建设的活力源泉正是广大农村群众，农村文化活动的主体还是广大农村群众。没有广大农村群众的参与，农村文化建设就会失去活力。
.（二）加强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之间的交流
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农村乡土文化与现代的城市文化交流，有助于建立农民所需要的现代乡村文化。城市文化也只有在与农村文化的碰撞中，吸收农村文化浓厚的民族特色，才能引领时代潮流。
（三）挖掘培育民间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农村建设
优秀的民间文化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正确认识民间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充分挖掘蕴藏在农村传统民间文化的精髓，激发农村文化活力，有利于推动农村文化建设。我国改革开放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并没有变，农民在我国人口中所占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变，发展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对农村社会乃至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性作用没有变。因此，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任务。农村社会要进步，中华民族要振兴，我们自当认清形势，振奋精神，开拓创新，励精图治，共同来努力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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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地把工业品输送到农村，供应给农民，这是商业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党的一贯的政策。在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明确地规定：“城市和农村都需要的工业品，应该优先供应农村”。这就是说，商业部门对工业品的供应，不仅是注意城市人民的需要，同样也要尽各种可能作好满足广大农民的需要工作。我们要从农民手里取得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和副食品，就必需给农民所需要的工业品。供应农民所需要的工业品和收购农民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和副食品，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质需要，同时也为国家积累了建设资金，从而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改善了农民生活。又由于城市比乡村取得工业品方面条件更方便些，国家对城乡都需要的工业品采取优先供应农村的政策。这条政策，对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都有着很大的作用。
几年来，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从供应城乡工业品增长的比重上，从物资的调拨和摆布上，从对农村需要的某些另星工业品货源的组织上，基本上都贯彻了这一政策。例如，棉布从一九五四年度开始计划供应以来，一九五五年度的供应定量，城市人民增畏的幅度就比农村增长的幅度小。如天津、北京、上海三大城市的供应定量比一九五四年度平均只增长了百分之七点二，而县城和农村的供应量如湖北省平均增长了百分之三二点五，安徽省平均增长了百分之二六。又如食糖，一九五五年总的供应量比一九五四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七，而通过合作社商业供应农村的则增畏了百分之三十二；江苏省去年第四季度糖的供应量为一九五四年同期的百分之二四五，增长的部分主要的是供应了丰收后农村的需要。不仅在数量上优先增加了农村的供应，而且在花色品种上也尽可能优先满足农村需要的。＼如对红糖，商业部门就适当地压缩了城市的供应，支援了农村的大量需要。今后，城乡都需要的工业品每年生产增长部分，商业部门将根据国家的规定，以绝大部分增加农村供应。在物资调拨上，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类为了努力做好农村供应，经常地、特别是每年农村麦收、秋收以前，即集中一切力量，结合各有关方面繁忙地进行调拨运输工作，以保证农民在田间收获结束以后，农村旺季市场的供应需要。随着农村购买力的不断增长，农村私商改造和商业网的调整，国营商案和合作社商业现在已逐步扩大了农村需要的小百货商品货源的组织与供应，如中国百货公司上海采购供应站经营的另星小百货，去年第三季度已扩大到估全部商品经营比重的百分之二六点五。农村需要的针、线、发卡、头油等多种多样的另星工业品，是能充足供应的。
有些人认为，我们今天只注意改善出名城市的物置文化生活条件，不照顾小城市和农村。这种看法是没有充分根据的，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看法。有些人认为，商业部门在城市对自行车、手表、收音机的销售，采取了分期付款的办法（按手表并未实行分期付款），是对城市工作人员的照顾，而对小县城和农村都没有这种照顾，从而引起某些在农村工作人员的不满和有意见。分期付款的销售办法（赊销），在这一两年中，国营商业曾对一部分牌号的自行车、收音机采取了这一办法。但是采用这种销售办法，现在还是刚刚开始试办，既缺乏经验，也缺少办法。我们初步感到，这种办法如果在一些商
品库存充裕，生产不断增长，消费者又有需要，只是由于价值较大，消费者一次拿出这笔钱有困难，商业剖门采取分期付款的办法，这样做，一方面是加速了商业资金的周转，同时也满足了消费者的需要，对固家、对消费者都是有利的。但是，另一方面分期付款必然要多占用一些国家资金，商业上过多地占用国家资金，就要相对地减少建设资金，这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由于目前还是试办，由于分期付款的销售办法需要制订一些具体的办法和制度，还没有来得及在农村开办。将来经过总结前一阶段工作经验，制订了一些办法和制度，是可以逐步开展的。今后，随着工业品生产的日益发展，随着农村个体农民走向合作化这一新的形势发展，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商业的机构将逐步加强与扩大，实行分期付款的销售办法的地区和商品品种，也将会根据具体条件而有所扩大和增加，以适应域乡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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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农村；规划；景观建设；现状
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其内部经济的发展，还要高度重视对农村周边环境的保护。要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获得最大的环境收益、生态收益，以环境为代价的农村建设是短暂的，是不科学的，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农村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任务。
1 农村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一方面农村房屋逐渐增加，住房问题得到解决，另一方面村落景观出现倒退。土地资源浪费，树木没有规划的大批砍伐，无计划的开垦和放牧导致水土流失，一味追求跟城市接轨导致农村的传统景观遭受破坏，很多地方别具特色的乡土风貌和文化景观遭受冲击。环境污染、人口压力、自然气候的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人居环境。总之，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带来了农村景观发展的契机，同时也暴露了农村景观规划的缺失的问题。
随着国家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城乡之间差距缩小，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在农民收入增加的情况下，农民开始逐步修建较高品质的房屋，修筑水泥路，部分区域增加了公共娱乐场所，置办了娱乐设施，但是由于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开发不科学，导致某些地方旅游开发过度，生态失衡。许多农村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注重用地方性的行政手段控制乱搭乱建、破坏生态的行为。（见图1、图2）
2 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2.1 规划不适应当地发展
到现在为止，很多农村的发展没有科学依据，住房大多由本地农民自己设计，基本上没有娱乐设施；有一些村庄进行了详细的设计，但原理非常简单，因为没有和县市的区域规划相互结合，不能够满足长期的发展目标。要想设计出更好的村庄，必须结合当地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等，还要满足居民的居住需求，然后进行统一的规划处理。
2.2 建筑形式无特色
新农村农民的观念和意识在城市现代化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农民的文化素质较低，一些致富的农民放弃了对家乡的认可以及崇敬，而是盲目效仿城市，不断地城市化改革村庄，所以现代农村变得凌乱，各种各样的设计要素都混合在一起。由于现代材料地不断使用、建筑染料地不断涂抹以及建筑形式的漏洞，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乡村景观的发展。
2.3 农村景观设计城市化
农村是现今发展更新的主要目标，为了建设新农村，给农村居民带来城镇生活享受就开始了建设农村，但建设的方法出现问题造成农村建设的失误。现代农村的建设不但要改造硬件设施，还要改造环境，保留其原有使用价值，这样的改变才更具实用性和完美。
2.4 缺乏以人为本的设计
农村的景观以观赏为辅以实用为主，当地居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但会带来经济利益，还要达到可持续发展目的。但是新农村建设出现了一些错误元素，把农村改造与城市建造相混淆，误认为把城市花园别墅小区的模式搬入农村变为农民新居就是实现城市化，家庭庭院的缺失使得农村家畜无处饲养，种菜地被改建为花园，只有观赏能力不具实用性，粮食丰收也无处储藏。只注重建设而没结合农村实际应用，这实际上不是对农村的改建而是更改，它使农村失去存在价值，对居民生活和农村经济造成影响。
3 结语
新农村景观建设把握规划、建筑和景观的互动态势，形成良性的互动设计机制；探讨地域性历史文化及革命传统在新农村景观建设中的意义，及新农村景观与当地众多文化因素的结合方式；通过不断研究当地居民生活方式、文化内涵的变化与发展，制定出与时俱进、与人俱进的农村规划蓝图。使当地的农村景观更加人性化，更具有创造性，更能够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促进农村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可持续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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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劳动交换；农村社会结构；变迁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05-0318-04
农村社会结构是农村社会基本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是从微观到宏观一些要素的结合体，这些要素包括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等。以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劳动交换这一社会现象为切入点，分析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是一种独特的分析视角。在传统农村社会，农户需要通过劳动交换来完成盖房、农业生产等家庭任务，这些家庭任务一般需要较多的劳动力和物质资源（生产工具、牲畜、生活用品等）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在当时家庭各类资源普遍缺乏的条件下，劳动交换正是农户之间的一种资源互补和调配方式，是一种生存策略[1]。劳动交换是指农户之间以其家庭成员的劳动为主要交换资源、遵守一定行为准则、以完成各自的家庭任务和家庭目标为目的的一种广义社会交换行为。劳动交换的要素包括交换的主体、客体、规则、类型和特征等，这些交换要素的变化可以表征农村人口、农户家庭资源、农村交换规则等相应农村社会结构要素的变化。具体而言，劳动交换的主体是农户，客体是农户用以进行劳动交换的资源（包括金钱、劳动资源和物质资源等）。因此，根据劳动交换的内容，可以把劳动交换分为“劳动—劳动”、“劳动—物质资源”、“金钱—劳动”、“金钱—物质资源”等4种较为常见的类型，这些劳动交换类型在传统农村社会中往往以“换工”、“互助合作”等方式存在。劳动交换对于传统农村社会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它保证了传统农村家庭生产生活顺利进行、减少了传统农村家庭生产生活的风险、维系着传统农村社会的社会关系格局、同时还具有加强传统农村社会整合并维护传统农村社会风气等[2-3]功能。这也反射出传统农村各相关社会结构要素之间较为稳定的相互作用。
传统农村社会劳动交换的特点是周期长、效率低，没有绝对严格的等价性，只有以人情作为参照物，大约衡量一下交换双方的得失。这些特点反映了传统农村社会结构的特点是农户人口众多、家庭物质资源与金钱缺乏、村庄道德规范与集体意识约束力强、人际关系偏重于感性和建立在互助伦理基础上的资源分配规则[4]。伴随着我国农村社会转型的过程，劳动交换的主体、客体、规则等要素都发生了市场化的转变。本研究于2011年，以陕南闫沟村为调研对象，从农村劳动交换的变化出发，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法，分析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结果统计分析。闫沟村位于307省道旁，该村以农业生产为主，无规模化的经济作物种植，无乡镇企业和小型加工厂。全村农户有200 户左右，934 人。大量的劳动力外出使得留守人口基本上是所谓的“386199”结构，性别比例基本平衡。农户以务农为主，家庭年平均收入在7 000～20 000元，收入结构并不复杂：打工年收入约为1万元；在当地打短工也可以获得1 000～3 000元的收入；农业户均年收入约4 000 元；花椒、核桃、毛栗等经济作物年户均收入100～1 000元不等。总的来说，闫沟村还是个从传统向现代缓慢过渡的村落。
1 转型时期农村劳动交换特征的变化
1.1 劳动交换主体的理性化
劳动交换主体更追求交换效率而不是交换资源的节约。农户的家庭任务，像盖房、红白喜事、农业生产等，雇工现象越来越多，比如农忙时为了省事，越来越多的农户借助旋耕机、脱粒机等机械来提高粮食抢种抢收的效率。农户家庭成员外出打工，1 d或者30 d结1次帐，能见到现钱，若不外出打工而是在家进行劳动交换，则看不到有形的利益和价值，这样的利益博弈使得农户越来越倾向于用金钱代替自己的劳动来换取其他农户的交换资源[5]。农户的主要劳动力宁愿选择外出打工赚钱，然后从打工收入里选取一部分用于雇佣劳动力。另外，劳动交换主体对交换等价性的衡量受到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影响。比如闫沟村的闫某过去给邻居蔡某家帮过忙，2011年，蔡某的儿子本来要到商洛市务工，知道闫某家要盖房就专门留下来还工。闫某十分过意不去，觉得蔡家给自己家帮忙挣的工钱比他在外务工要少很多，这恰恰是把劳动力的市场价作为参考来计算人情的厚薄。
1.2 劳动交换类型结构的变化
家庭劳动交换的类型结构是在指一个家庭的所有劳动交换中，不同类型的劳动交换所占的比例。劳动交换的客体，即农户用以进行劳动交换的劳动资源和非劳动资源，它们在农户家庭内部的比例构成农户劳动交换的客体结构。农户劳动交换客体结构的改变必然导致其劳动交换类型结构的改变。显著表现为劳动力外出使得农户家庭劳动资源减少，同时打工收入增加了农户的金钱收入和物质资源，从而引起劳动交换类型结构的变化：一是农户之间生产领域的劳动交换减少，生活领域劳动交换增多；同时，“劳动—劳动”的交换类型在主要劳动力（青壮年男性）间减少，在非主要劳动力之间（老人、女性、少年儿童）增多。二是“劳动—物质资源”的类型逐渐减少，“金钱—劳动”与“金钱—物质资源”的类型逐渐增多。三是受劳动力市场价格影响，在“劳动—劳动”的交换类型中，长工参与劳动交换的情况越来越少，短工参与交换的情况仍旧很多。农户盖房所使用的劳动力里，有偿工占长工总数的33.0%，占短工总数的9.1%。因为长工需要的时间长，劳动交换不划算，只能用“金钱—劳动”的方式（请建筑队）；而短工帮忙的时间过于零碎，难以计算，用“劳动—劳动”的交换方式比较方便。
1.3 劳动交换对象具有多元化倾向
农户不同家庭任务劳动交换的对象在结构比例上有一定区别，也有共性。传统农村社会，农户劳动交换的社会网络主要覆盖着血缘、地缘关系，但在转型初期，姻缘、业缘等非核心关系也被纳入农户的劳动交换网络。还出现了以雇佣关系为特征的新型劳动交换对象，他们可能是农户平时关系一般的熟人或陌生人。例如，闫沟村99名被访农户，其盖房所用的长工里，无偿工包括邻居（17.3%）、血缘亲戚（16.8%）、同村同组人（14.7%）、姻缘亲戚（13.7%）、同学同事朋友（2.5%）和其他来源（2.0%）；短工无偿工包括血缘亲戚（26.0%）、邻居（21.2%）、姻缘亲戚（20.3%）、同村同组人（19.5%）、同学同事朋友（3.0%）和其他来源（0.9%）。值得注意的是，凡是有女婿的家庭，一般有大事需要帮忙时，女儿、女婿甚至是亲家都来帮忙，姻亲已经成为农户劳动交换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1.4 传统劳动交换规则的约束力减弱
传统劳动交换规则对闫沟村劳动交换仍具有较强的约束力，被调查农户中有56.44%的人表示在需要用工时“找关系好的邻居和朋友”。原因有以下3点：一是传统的互助村规。闫沟村有个传统村规，只要有人盖房或红白喜事，原则上每家必须派1个人去帮忙，保证了劳动交换的等价性和主家家庭任务的顺利完成。二是传统劳动交换周期长的特点。被访农户中，因为“以前给别人帮过忙”而愿意进行劳动交换的比例高达44.2%，说明传统劳动交换周期还没有结束，农户储存在亲戚、邻居和朋友家的劳动还未得到对方“还工”的兑现。三是机械团结的约束力仍旧强大。因为“互助村规”（66.4%）、“跟主家关系好”（11.8%）、“主家人品好”（7.6%）等原因而选择接受主家劳动交换邀请的占被调查总数的85.8%。尽管如此，传统劳动交换规则面临着约束力弱化的危险。在市场经济的渗透和影响下，针对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和日益沉重的人情负担，农户从“以低效率为代价追求低成本”逐渐转变为“不惜成本追求高效率”，使得传统劳动交换的规则不能够完全约束农户的劳动交换行为。随着农户对效率追求程度的提高，劳动交换作为日常人情互动方式的作用弱化，而作为促使农户家庭目标和家庭任务完成的作用强化，后者所要求的高效率是传统劳动交换规则所不能保证的。劳动交换的伦理依据是血缘和地缘的人情，它所要维护的是一种非市场化的人情与物以及劳动之间的交换关系[6]，然而此种互助合作伦理和精神逐渐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被调查农户在需要用工时选择“掏钱请人”的农户已经达到43.56%，其理由是“效率高，不耽误事情”（50.0%）、“农村没有劳动力了，只能请人”（26.2%）、“不掏钱没有人愿意帮忙”（14.1%）、“省事，不欠人情”（9.4%）。
2 劳动交换现象变化所映射的农村社会结构变迁
转型时期农村劳动交换的变化并不是某一个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相应的社会结构要素综合变化的结果。
2.1 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与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扩大化
转型社会初期，农户之间的劳动交换对象增加、交换规则中理性的互惠原则比非理性的亲情原则更重要，发生此种转变的原因是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与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扩大化。农业生产方式逐渐现代化，农户生产生活市场化，在纯粹的金钱收入既定的情形下，农村家庭面临着短期性货币支出的压力和周期性家庭赤字，即“货币化压力”[7]。在货币化压力下，金钱成为农户最为需要的资源。被调查农户中，有64.8%家庭，其2012年的家庭计划是“多赚钱”。近年来，农村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科技等新的生产、生活和交往要素进入到农户的活动之中，提升了农户缓解货币化压力的能力，越来越多的农户家庭成员从事非农职业，收入愈来愈多样化并且水平不断上升。收入的增加使得农民的个人利益地位得到肯定，个体的自主发展空间扩大，个人自我发展意识增强，他们在原有的家庭、家族关系基础上发展起多种社会关系，业缘、趣缘、类缘关系等，这些社会关系对农民在工作、生活中获得各种利益和个人发展的机会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农户扩大着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农户劳动交换提供了大量潜在的交换对象。农民的商业和其他生产经营活动遵守“互惠”原则，婚丧嫁娶等礼仪性活动及日常家庭生活与人际交往实行由差序格局决定的“人情”原则。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农户原有的亲属网络不能提供农户新增加的对资源的需要，只有通过互惠原则，扩大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才能增加农户取得各种资源的可能性、增多为其提供资源的渠道，显然互惠原则比亲情原则更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则，更能满足农户日益增长的对货币和其他利益的需求。这是农户对社会生产方式变化做出理性调适的结果，使得原有差序格局扩大化，利益正在成为决定人们之间关系亲疏的最大砝码[8]。
2.2 收入结构非农化与职业结构多样化
转型时期，农户越来越倾向于以金钱而不是劳动换取所需要的交换资源，从而完成家庭任务和家庭目标。“金钱—劳动”的劳动交换类型具有即时性、非循环型，缩短了劳动交换的周期、提高了劳动交换的效率，帮助农户高效优质地完成日益提高的家庭目标和日益增长的家庭任务，改善了农户的生产生活水平，这是农户收入结构非农化与职业结构多元化的直接体现。因为若农户之间仅依靠家庭剩余劳动力进行简单的劳动交换完成各自的家庭任务和目标，不仅效率低下，对于缓解农户的货币化压力也毫无帮助。出于该方面的考虑，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职业，多元化的非农收入逐渐成为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该种收入结构使得农户抵御单一农业生产风险的能力不断提升，从而保障了农户的基本生活。与收入多元化紧密相联系的是农民职业结构的多样化，闫沟村农户的非农职业包括当地打短工、商业经营、非农技术、农副加工业、运输等。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农民就业越来越社会化，其后果之一就是农民从家庭分工走向社会化分工，农户之间的“互帮互助”开始以市场化的交易行为出现[9]。
2.3 人口结构的弱势化与农户交换资源结构的货币化
转型时期，农村人口流动导致农村呈现人口结构弱势化趋势，人口总数减少、劳动能力减弱。农村家庭单靠农业种植、增收门路狭窄；农民对外出务工收入持乐观预期；农民工在城镇寻找工作的成本较小、机会多；农民工讨薪的难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和保障；一些村民在外面务工多年已经立足了脚跟，可以带一部分熟人外出。如此诸多原因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出农村，外出务工收入成为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进一步造成部分农村地区出现“空心化”现象。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从而在宏观上造成农村人口结构的弱势化趋势。闫沟村被访农户中，家庭主要劳动力共有278人，有110人（39.6%）外出打工，其中男性87人（79.1%），女性23人（20.9%）；外出打工人员年龄最小的15岁，最大的57岁，平均年龄为28岁。农村现有常住人口基本上是由老人、少部分妇女和未成年的青少年组成，他们在劳动能力上整体弱于外出务工的青壮年，但是却是农业生产任务的主要承担者。虽然农户之间的劳动交换，起到了农户之间资源互补下利益最大化的作用[10]，也体现了村民对共同体资源的利用方式[11]。但是劳动力资源的减少，使得农户普遍缺乏劳动力这一劳动交换资源；而外出打工收入的增加，使得农户金钱这一劳动交换资源增加，于是出现了农村中“金钱—劳动”的劳动交换方式比例逐渐增加而“劳动—劳动”的交换方式比例逐渐减小的现象。
2.4 传统道德约束力的弱化
在传统农村熟人社会里，农户之间的劳动交换遵循一种非理性的人情规则；在陌生人世界里，由于交换双方没有建立信任关系，传统劳动交换规则并不能约束交换双方的行为，此时农户之间的劳动交换遵循理性的市场规则。也就是说，转型时期，以村庄集体意识为基础的传统劳动交换规则在熟人社会里仍旧起作用，在陌生人社会里则失灵。劳动交换规则的部分失灵说明传统道德的约束力减弱。这表现为转型时期农村呈现出的一种集体意识逐渐缺失状态，即村庄内部出现了阶层分化，农民之间的异质性增强；农村传统文化制度和道德舆论逐渐失去了道德秩序约束力，农民合作赖以发生的诚信社会制度和值得信赖的精英也难以发挥作用，村庄成员之间交往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增强，农民对村庄共同体越来越缺乏认同感及归宿感[12]。农村社会道德和经济的非同步性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进步，但是以社会分工与个人异质性为基础的有机团结占主导地位的新型的社会结构却还未建立起来。这一事实验证了迪尔凯姆的道德真空预言。迪尔凯姆曾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分工的发展削弱了集体意识在日常生活领域的调节作用，个人的独立与发展有越来越多的空间，这是一种历史趋势，“由社会分工所推动的结构变化与道德规范的变化并不总是同步的，在旧的道德规范不再起作用，而新的道德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新旧交替时期，可能会出现社会道德的真空状态”[13]。
3 结语
农村劳动交换与其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一是农村劳动交换特点的变化能够表征相应社会结构要素的变迁。农村劳动交换通常促进、维护了相应社会结构要素的特点；反之，当社会结构要素发生变化时，劳动交换的特点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二是根据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程度，可以将农村劳动交换的发展做阶段性划分。农村劳动交换的具体形式是否具有现代社会的特点，其主要评价指标是劳动交换的效率。根据社会发展程度，可以把社会结构划分为传统农村社会结构、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农村社会结构和现代农村社会结构3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与之相应，劳动交换也可以划分为现代性程度和效率由低到高的3个发展阶段，即传统农村的劳动交换、转型时期农村的劳动交换和现代农村的劳动交换，这3个阶段的劳动交换各具典型特征。
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传统与现代2种形态并存的状态，使得劳动交换也是兼具传统与现代的特点。吉登斯认为，在贝克所说的“简单现代化”阶段，现代性与传统性实际上处在一种共生状态，传统作为过去与现在的媒介，在现代性的初期发展中始终占据着中心位置并仍在发生作用。由于现代社会的“约束模式”有其局限性，社会监督机制的效能主要是依靠与强迫性和羞耻焦虑联系在一起的情感控制的内化或道德良心来实现的，而这一过程正是由传统性因素来完成的[14]。社会结构中的传统要素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维持社会有序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农村社会结构转型的初期，传统与现代性结构要素将长期共同起作用。但从长远看来，现代性社会结构要素的功能将会越来越强、传统性社会结构要素的功能将会越来越弱。低效率是传统农村劳动交换的明显特征。转型时期，金钱的介入使得劳动交换的效率有所提高，农业生产方式、差序格局、收入结构、职业结构、人口结构、农户交换资源结构、传统道德约束力等社会结构要素发生了变迁，而这些社会结构要素的变迁又不够彻底，这使得转型时期的劳动交换呈现出传统性与现代性特征并存的特点，劳动交换的主体理性与感性并存、金钱、劳动与物质资源并存的客体结构、劳动交换规则在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执行双重标准等。社会变迁的长期性、复杂性决定了转型时期农村劳动交换这种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的状态将会长期存在。
从长远发展趋势看，社会结构继续趋于现代，促使劳动交换也向着现代化方向发展。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至少应具备生产过程机械化、生产技术科学化、增长方式集约化、经营循环市场化、生产组织社会化、劳动者智能化等基本特征，这客观上需要把农民大规模组织起来进行高效率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农业生产。与之相应，农户的生产、交换、消费也将高度市场化；农户对货币的需求更大，以金钱为代表的利益成为农户决策的首要动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几乎不再受传统差序格局的影响，而更多地是一种类似于社会组织成员之间的理性化的社会关系；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进一步扩大。
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相应，中国农村的劳动交换必将进入现代农村的劳动交换阶段发展，其典型特征为：一是农户依据市场利益规则和完全理性的利益博弈，在熟人和陌生人社会可以广泛而频繁地进行劳动交换，劳动交换以村庄集体或者其他政治性单位统一组织，政府行为的引导使得农户之间的劳动交换更加市场化、理性化和组织化。二是农户劳动交换的社会关系网络更加广泛，交换遵循有机团结的原则和市场规则。劳动交换的客体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劳动资源继续流失，同时物质资源和金钱更加丰富。三是交换的形式呈现以金钱为主要交换资源的多元交换状态，金钱与劳动、牲畜、生产工具等资源进行广泛的交换。四是劳动交换具有等价性、即时性和高效率性。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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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过渡性与异质性
政治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同时又具有发展性，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的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的改变，政治文化会发生相应变化，使当前的政治文化具有了过渡性和异质性特征。过渡性与异质性特征存在的基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迁
政治文化是对政治生活的客观反映，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环境与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生活构成的诸要素都在改变国务院农普办和国家统计局2008年2月21日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2006年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农村设施条件明显改善，作为政治活动的主体，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近年来，由于农村的基层民主制度已经确立并不断完善，农民政治参与的渠道日益畅通，农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明显提高，政治实践能力显著增强。这些都为农村政治文化的转型提供了条件。
（二）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政治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现有政治文化不可避免的会从已有文化中发现它的痕迹。政治文化是靠人来创造和传承的，在政治实践过程中，人们必然受到已有文化的影响。由于农民受教育水平较低，认识、分析政治现象的能力较差，传统政治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表现得更为突出。
1、宗族文化
宗族文化是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范围的家族关系以及由它产生的种种体制、行为、观念和心态，维系家族文化的是由血缘关系构成的角色定位和结构模式。村的社会状况是家族文化产生的土壤，农村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家族文化的变化，近年来，虽然农村的社会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家族文化在我国农村文化中的根基并为动摇，仍为农民现有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宗族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家长本位的存在，与之相随的是我国特有的伦理秩序。它主要体现就是在政治运行中，上级要求下级绝对服从。这种文化往往造就出的是一种权威主义人格，这种人格类型的特点是重权威，轻个体，民主意识淡薄；重礼俗，轻法治，法制意识淡薄。家族观念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整合功能，有稳定社会的作用，同时又具有明显的狭隘性，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运行起着巨大的阻碍作用。
2、人治思想
儒家的“人治”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漫长的封建统治过程中逐渐衍化为狭隘的“有治人，无治法”的极端的“人治”主义。
3、平均主义思想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体现了小生产者和社会下层成员要求取消等级特权的政治理想。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农村的利益格局，贫富差距逐步拉开，受平均主义思想影响的农民群体很难对贫富差距扩大有个正确的认识，在不平等的社会现实面前往往会产生不平衡心理和焦虑情绪。
4、官本位意识
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庞大而严密的官本位体系，上下级之间界限分明，要求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官本位体系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与官本位体系相对应的官本位意识的存在也就十分深远。官本位意识属于臣属型政治文化，在此文化形态下，民众只会消极被动地去配合政府的行为，民主意识淡薄，积极性不高。
5、小农意识
小农意识是伴随小农经济发展而存在的一种落后观念，时至今日，其传统依然在农村社会中有很大的影响空间。具体表现是保守，排斥变革，缺乏主动进取精神；在价值观念上，以安于现状、患得患失、平均主义诉求为特点；在思维方式上体现为经验性、直观性和不系统性，往往只重眼前利益和小集团利益。
（三）现代政治文化的冲击
近些年来，农村基层民主制度有了较大的发展，村民自治的实践给农民提供了参与的机会，农民政治心理与政治思想逐渐出现了变化。同时，随着农村物质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多的接触到现代西方的政治文明成果，那种在中国长期积淀起来的社会政治心理和习惯、政治态度和情感、民族精神价值观受到冲击，农村政治文化正处于重构的关键时期。
二、农村政治文化发展的滞后性
政治文化会随着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改变而改变。近些年来，农村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基层民主制度已经确立并不断完善，农民开始从实践上参与政治生活，为农民政治心理与政治思想的变化提供了条件。但是，相对于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来说，农村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明显落后。主要表现在：
（一）农民的政治判断和分析能力明显提高，对政治参与的程序逐渐熟悉，但是对政治组织、政治制度、政治运作程序等方面的知识仍然欠缺，对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缺乏充分的了解。
（二）现有政治文化在引导政治行为方面的实际效果与我国政治制度安排的价值目标之间有存在差距
农民在政治活动中往往是个人情感，家族利益占上风。对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长远发展上目光短浅。也就是说，现有政治文化在引导政治行为方面的实际效果与我国政治制度安排的价值目标之间有着较大的差距。农村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仍然落后于实际需要。
参考文 献：
[1]孙关宏，胡雨春任军锋.政治学概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6）.
[2]吴志华.政治学导论[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0），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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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功能定位；作用发挥；传媒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4-0046-02
一、引 言
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起，党和国家就不断努力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不断努力。新闻传媒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新闻传媒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也发生了变化，因而有必要对新闻传媒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功能定位和作用发挥情况进行重新分析和定位研究。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新闻媒介现状分析
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目标起，新农村建设已经经历了将近7年的发展。农民的生活和作业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与社会主义新闻传媒的力量是分不开的。电视节目对于农村、农民来说，给他们带来了丰富的文化生活。随着网络在农村地区的不断普及，农民学习、娱乐有了新的途径，农民对于网络的认识由最初的排斥和盲目已经逐渐变成了对于网络的探究和学习，这些变化无疑是新闻媒体对于农村地区的重要贡献。
然而，相对于城市受众而言，农村受众目前依然处在某种程度的“传媒缺失”状态之中，各种“涉农传媒”依然处在边缘化的尴尬困境。目前来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面向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涉农传媒数量比较匮乏。二是涉农的传媒本身就存在节目分配机制的先天性缺陷，涉农内容简单。 总体来说，涉农传媒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该积极为农民知晓国家惠农政策提供途径和学习的平台。
三、陕西关中地区新农村与传统农村媒介接触的对比调查分析
为了给传媒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价值和功能的探究奠定实践基础，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新农村典型代表和落后的农村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对象选择了陕西咸阳花马村与罗堡村。花马村是党和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产生的示范村，而罗堡村由于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目前依然属于传统农村。两个村子同属第一产业，花马村从新农村建设中逐渐走上了农业产业化发展。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新农村和传统农村村民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认知存在差异。花马村村民对新农村建设的内容较为了解，清楚本村的发展方向。罗堡村却对于新农村的概念了解不清晰。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传媒角度来分析，一个重要原因是接收信息、理解信息方面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决策的不同。两个存在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认知恰好验证了“媒介示范论”，即媒介对两个村村民的行为具有模式化的示范效果。
新农村和传统农村对于信息的需求产生较大差异。对花马村村民发放的问卷中，我们发现该村村民都对农业生产类信息和致富类信息关注度较高，而罗堡村对于该类信息的需求量较少。花马村村民对娱乐和法制教育这类信息的需求远远小于罗堡村的村民。这一对比可以看出在信息闭塞的环境中，环境以外的事物是无法影响到环境之内的事物的。正如罗堡村村民对娱乐和法制教育这类信息的需求度远远大于花马村一样。由于环境的影响，外界的声音传入这一地区的力度也是微乎其微的，罗堡村的村民接受到的新鲜事物还很缺乏，对法制教育的着重关注，说明他们自身并没有在这方面受到过信息的传递，在该方面属于轻度的闭塞。
四、新闻传媒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功能定位与作用发挥
（一）保障“受众权利”，实现下情上达
受众在大众传播中的基本权利有传播权、知晓权和传媒接近权[1]。新闻传媒作为保障受众权利的直接中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保障农民的该项权利，以实现下情上达，更好的为农民了解外界事物服务以及为国家做出决策提供信息支持。然而面对长期城乡二元化的体制模式和大众传媒的商业化利益的驱使，农民、农村一向作为弱势群体的现实决定了他们在媒体世界中的弱势状态，农民由于信息的闭塞和知识的匮乏普遍缺乏参与传播活动的机会和途径，缺乏接近媒介的条件和能力，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经常处于“失语者”和“缺席者”的境况。新闻传媒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排头兵，应该努力的丰富涉农新闻和信息，深入到基层和人民群众之中，了解他们的需求，及时将信息进行反馈和交流，做到下情上达。以陕西咸阳花马村与罗堡村为例，作为新农村和传统农村的典型代表，同样在新闻传媒上的劣势不言而喻，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前沿，涉农传媒应该积极的深入农村，了解群众的需求和现实生活状态，在实践基础上进行宣传和报道。
（二）实现“信息滑板”，支持农民自主创业
随着社会的变迁，当前农村、农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十多年来，大量农民离家、离开土地奔赴中国东南部发达城市去打工的情形彻底改变，许多农民在打工的过程中学习到了许多新本领，掌握了许多新技术，许多农民不再单纯的去打工，而是积极回到家乡去自主创业 。面对新农村发生变化的实际情况，新闻媒体应该在功能定位和作用发挥上进行相应变革。当前农村劳动力整体文化素质并不高，虽然他们在外打工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缺乏专业的技术和技能培训，加上农村信息化建设相对于大城市来说远远较为落后，农民从城市回来后获取农业信息和科技知识的渠道非常稀少，当前媒介娱乐化现象普遍存在，涉及农村信息和信息的节目匮乏，这给农民创业带来了不少困难。因而，媒体首先要“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但目前传媒的节目设置显然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解决该问题的基础便是积极的推动和实现“信息滑板”功能。在信息时代，凡可以随信息一起运动的区域发展与劳动力要素密切相关的文化教育成分等，都可以随现代信息传播跨地域、跨梯度地进行，从而使相关领域差别逐渐缩小。这便是新闻传媒的“信息滑板”功能[2]。在信息滑板价值下，新闻媒介应当积极的增加涉农媒体的数量，在宣传和报道的内容上积极增加农业科技和最新惠农政策等内容，为农民自主创业提供信息和政策支持。
（三）发挥“活血化瘀”作用，构建和谐新农村
当前我国城乡面貌都发生着重大变化，城乡之间、农民之间以及农民与政府机关之间的各种矛盾时有发生，现实中各种显现或者隐藏的矛盾时时刻刻有可能爆发出来，这一系列矛盾必然将会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和质量。新闻媒体必须在新农村建设中充分发挥“活血化瘀”的作用，将隐藏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各种矛盾不断的寻找出来，为政府决策和农村的和谐发展贡献力量。新闻传媒首先应该发挥自身预警功能，善于见微知著，捕捉新农村建设中的不和谐症状，并进行深入剖析，帮助受众认清其危害,将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3]。不可否认，在新农村建设中也显现了不少问题，由于农村、农民群体的利益不被重视，他们的心声没有一个适当的发泄途径，这使得各种以及上访等社会不和谐因素不断的显现出来。新闻媒介在新农村建设中应当不断的发挥其本身所具备的价值功用，在对待“”上，新闻媒体应当切实承担起营造和谐气氛、疏通渠道的职责，通过有效舆论的引导来不断化解矛盾，维护农村的稳定，预防“”等不和谐因素的发生。构建和谐的新农村，矛盾的发现比矛盾的存在和解决更有难度，所以我们必须在媒体功能发挥上下重力气。花马村与罗堡村在村民矛盾的解决方式上还是存在着若干差异，花马村侧重对媒体力量的寻求来不断的加大对村民的宣传，以此来化解村民间存在的若干矛盾。而处在传统农村下的罗堡村对媒体的运用还很欠缺。
（四）推动“环境监测”，适时调整农村发展
环境监测被认为是大众传媒的首要功能。大众传媒所拥有的信息丰富与触角广泛的特点，决定了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向大多数人提供有用、能够作为决策依据的信息，使公众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了解周围的环境，适时对自己的行为做出相应调整[4]。新闻媒介发挥监测环境的功能被施拉姆形象的比喻为“社会雷达”，它可以充分的了解农村地区的最新变化，为政府做出农村决策提供依据。新闻报道中，新闻媒介可以多多报道农村地区建设的最新情况和趋势，及时发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为国家及时采取措施提供信息支持，更好的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新闻媒体在花马村中农业成就的宣传和报道可以增强村民建设新农村的信息，同时也能寻找出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为上级领导的战略决策提供启示。
五、结 语
探究传媒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功能定位与作用发挥是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对于媒体价值的重新调整和整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固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通过对新农村与传统农村的对比分析以及传媒在建设中作用探究，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未来新农村发展的方向，据此来更加深入的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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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农村 基础教育 职业课程 农业课程 新取向
一、背景
近几年，我国基础教育虽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仍有多数学生不能继续升入高中。这就表明，较多的学生只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后就就业了，而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在传统的农村基础教育中，学生的选择是唯一的──接受升学取向的教育。因此农村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也是仅为升学服务，而较少考虑到相当大一部分未能继续学业学生的未来发展。这就使得这部分学生在接受完基础教育后，既没有学到先进的农业知识为家乡的农业生产做出贡献，也不能掌握一技之长外出打工。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基础教育的课程必须有所变革，必须要改变以往的单一升学取向，要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面向农村的实际需求，积极开拓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新取向。
二、确立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新取向的依据
（一）产业结构的调整
世界银行指出，当前的中国正经历两个转变：即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从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农村必然会伴随着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调整而产生重大变化。
表1：当前我国各产业所占比重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7%
50%
33%
表2：预计未来20～50年内我国各产业所占比重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5%以下
略有上升
50%左右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未来20～50年内，第三产业的劳动人口将远远大于第一产业。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化，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将向城市第三产业转移，随着农村人口大量转移到城市第三产业，城乡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农业人口将会越来越少，在服务业的劳动力将会大幅度增加。以往农村基础教育的任务过于单一，仅以向高中输送合格毕业生为目标，在这种教育价值取向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只注重书本知识，实践能力差，没有一技之长，难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和宏观发展走向下，农村基础教育任务也必然要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相应地要求课程设置作出相应调整，课程选择不能只以培养合格的高中生为取向，要着眼于学生的未来发展，为不能升入高中的学生铺设另一条道路。
（二）农村学生的真实境况
应试教育的淘汰过程对于不能升学的学生来说，是一个走向教育终结的过程。对于这些已走向教育终结的农村学生来说，他们不得不继续重复父辈的老路---回家务农，或是外出打工。然而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既不能对他们从事农业生产起到很有效的帮助，也不能为其外出打工提供谋生技艺。这就反映了农村教育虽然发生于农村，但却漠视农村社会、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唯教室、课本、纸笔，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他们接受的教育比父辈多，但他们在生存能力方面却远不如父辈，最终使得这部分农村毕业生在体现个人价值上感到非常茫然，不能看到所接受的教育究竟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长此以往，势必会减退农民投资教育的热情。
三、课程新取向的内容
农村教育提供给学生的选择是唯一的，那就是以升学为导向的教育，因此在课程设置上不可避免地具有极端功利性的特征，开设的所有课程都为升学服务，传统的农村基础教育课程设置对于绝大多数不能升学的学生来说，是一种缺乏选择的课程设置。因此，我们应该为农村的基础教育课程提供一种新的取向，为农村的毕业生多提供一种选择的机会，在农村的基础教育课程中适当加入农业知识课程以及职业技术课程，这既是提高农村农业生产的有效手段，也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实现方式。在提高农村学生实践能力、适应社会能力等方面都会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
（一）开设农业知识课程
1．开设农业知识课程的必要性
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转轨的过程中，农业发展靠科技，科技发展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这是我们的共识。因此我国农村要实现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必须拥有一批高素质的农业劳动者。没有高素质的农业从业人员，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就不可能得到推广应用，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就无法普及，农业劳动生产率就难以提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农业现代化。因此，培养适应现代农业生产的人才，向其提供必要的农业知识课程，使其更顺利地从事农业生产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2．开设农业知识课程的可行性
农村学生的学习能力较强。在农村，一部分接受完基础教育的学生势必会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在种田方面的经验或许不如父辈，但他们在知识的领悟能力、学习能力、接受新鲜事物能力等方面却远远超过像父辈一样终身务农的农民，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开设农业知识课程，使这部分学生掌握先进的农业知识，继而推广先进的农业工具，靠他们的力量去改变农民陈旧的生产观念，改进农村的落后生产力状况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农村丰富的农业资源为农村的农业课程提供了天然的实践基地，因此农村的基础教育课程应该立足于这些现有资源，使农村的农业知识课程应与当地的农业生产相结合，同时要适应农业技术变革的需要，与农业技术同时进步，使农村接受义务教育阶段地学生掌握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并因地制宜地把所学农业知识应用到实践中，提高农村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二）开设职业技术课程
1．开设职业技术课程的必要性
在农村，相当数量的学生在接受完基础教育后选择向城市转移。这种转移不仅仅是生活场所的变更，更重要的是实现从农村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向现代城市生存方式的转换，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转型时期的农村基础教育不仅要立足于当前的农村实践，满足农村的实际生产需要，也要服务于我国当前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要，使农村接受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掌握一定的技术，以便在不能接受更高一级教育时可以更顺利地进行角色转换，尽快融入新的生活。
2．开设职业技术课程的可行性
农村的基础教育资源相对较为丰富，有固定的教室、设备、师资等，这就为开展职业技术课程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避免了硬件设施的重复建设以及资源的浪费。
农村的学生有学习职业技术课程的愿望。不可否认，所有学生在学业成绩上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存在不同差别，尤其是在农村，这种差别的最终结果是一部分成绩不如意的学生走向教育终结，这种情况很容易使他们在求学过程中由于成绩差、升学无望而自暴自弃。因此，这部分学生非常希望能多提供给他们一些选择，让他们换种方式去实现自我，而职业技术课程的实用性和实践性恰好能与传统的课本知识形成互补，既给这部分学生带来就业的希望，也丰富了他们的学习生活。继而也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如何实现课程内容新取向
（一）国家支持
政策上，国家应采取鼓励、支持的方式，出台相应政策支持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的多样化，并放宽管理，给学校以一定的自主空间去选择部分适宜当地经济和农业发展的课程，增强其办学的灵活性及开放性；资金上，国家应多投入一部分资金为农村基础教育学校配备适宜开展农业知识课程与职业技术课程的设备，为实现课程的新取向提供必要物质条件；在课程编制上，国家应分级分层组织开发适应地方发展的新教材，使课程的新取向顺利实现。
（二）开发校本课程
现行的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具有明显的“城市中心”倾向，在这个倾向下课程开发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一味地迎合中考，而忽视学生的意愿和兴趣，没有真正地研究学生的多样化发展需要，没有给予学生真正发展的空间，脱离农村实际，缺乏农村特色，因此迫切需要富有实效地开发本土性课程。而校本课程开发的价值，就在于它“提高课程的适切性，为了不使相当一部分农村毕业生升学无路、就业无技术，学校应该进一步明确校本课程的宗旨，充分考虑学生发展需要，对学生发展需要做准确的评估后设置课程内容，切实增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的适切性。总的来说，校本课程的开发为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它是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发展的一个新的切入点。
（三）教师培训
教师是培养合格人才的关键，农村基础教育新取向的实现离不开教师的努力。在这种新取向下，农村基础教育中的教师，不仅是理论教学的设计者与执行者，还是联系实际的实践者和指导者。因此教师素质的提高是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目标，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要实现农村课程的新取向，首要任务是要建立一支结构合理、数量充足、质量合格的农村教师队伍。因此必须要加强农村中小学教师的队伍建设，队伍建设的重点，应放在两个方面：一是更新教育教学观念和提高业务能力。通过岗位练兵、实行传帮带和教育改革实验促进师资队伍整体水平的提高；二是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教师。农村学校的教师不仅要能胜任普通文化课的教学，而且要能懂一定的实用技术，能够承担实用技术课的教学。基于农村教师所担负的诸多角色任务，国家应在教师的培训上给予农村教师更多的机会以及更多的优惠政策。
（四）努力为农村基础教育渗透农业、职业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农村基础教育渗透农业课程以及职业课程是当前深化教育改革的新事物、新课题，在推进过程中，会遇到一定的思想障碍，社会、家长不容易接受，部分老师也因适应了应试教育，对渗透职业教育有顾虑，怕影响教学质量，损坏学校的声誉。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思想认识问题，在传统课程中渗透农业课程和职业课程将无法启动和推进。为此，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召开家长会议和教职工会议，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有关农村学校教育改革的文件，宣传农村基础教育渗透职业教育课程和农业教育课程的重要意义，使社会各界和广大家长充分认识到这种渗透能够使学生掌握一些本地经济生产、生活的科学知识和实用技术，为他们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结业后可以成为农村依靠科技脱贫致富的带头人。通过宣传教育和思想工作，消除学生家长和部分老师的思想疑虑，为渗透职业教育课程及农业知识课程工作铺平道路。
（五）加快职业技术教育基地建设和职业教育资源开发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重视学校农业教育以及职业技术教育基地的建设，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在政策上、资金上、土地划拨等方面为学校基地建设提供支持，政府应无偿将学校附近的荒山或公有土地划拨给学校，帮助学校加快劳动基地建设，为学生实验实习创造良好的条件。要协调有关部门，利用各部门的技术优势和条件，为实现课程的新取向创造有利条件。
在教育部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中提到：农村中学的课程改革即农村中学课程要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在达到国家课程基本要求的同时，可根据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因地制宜地设置符合当地需要的课程。在这样的政策指引下，我们积极拓展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的新取向。在改革过程中，我们要处理好普通基础教育课程与农业、职业技术课程之间的关系，农村必须通盘考虑文化基础课和农业、职业技术课的整合，处理好课程的基础性与专业性之间的关系。文化基础课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学习与可持续发展，是农村初中基础性的主干课程。农业、职业技术课程着眼于学生的现实生活，特别是那些将要回乡参加生产劳动学生的需要，它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与实用性。因此，在当前农村初中课程改革中，必须处理好这两类课程的关系，使文化基础课程与农业、职业技术课能程协调统一、互相促进、紧密结合，共同实现农村初中的教育目标。因此，从促进农村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我们在设置课程方面应充分考虑到农村的实际需求，考虑农村的发展、农业的发展以及农民自身的发展。积极推进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新取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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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艳梅，洪俊.对农村初中校本课程开发的评价与反思.现代中小学教育，2004（10）.
[3]覃章成.课程改革需为农村学生发展提供“第二种选择”.当代教育科学，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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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状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群体：一是已经获得非农化职业，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但在户籍意义上还是农民的人；二是完全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全职农民；三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在从事非农职业的同时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如果从农民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被征用状况来看。第一部分的农民往往是土地完全被征用的农民，他们一般居住在离城市中心较近的地方，身份正在或即将被改变而成为户籍意义上的市民。第二部分的农民土地还没有被征用，仍然在传统的农村、农业框架中生产生活，他们一般居住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第三部分的农民是正在发生变化的农民，他们的土地往往被部分征用，既难以在传统的农业框架中生存，也难以在城市的框架中生活，是处在“夹缝”中生存的群体。农民市民化不仅是针对于第一部分即将或正在进行户籍转变的农民，也要考虑到第二甚至第三部分农民的发展。因此，农民市民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农民”不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农民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其市民化的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已经非农化的农民在市民化上可能要比另外二类群体的农民(指上述第二、三部分农民)容易些，最起码他们已经有了稳定的非农经济来源与基本的生活保障，已在物质基础上斩断了与传统农业、农村的直接联系。
农民市民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从理论上讲，在农村现代化发展阶段中，非农化、城市化和市民化应该是三位一体、共同推进才是较为理想的过程，而在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它们却表现为一种特有的时序模式(即先有非农化，再有城市化，最后才是市民化)，而且彼此之间的发展十分不平衡。在农村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中，市民化才是最终的落脚点，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攻坚阶段，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和农业的问题更多地表现为物质形态上的问题，它受政策、技术和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大，当经济与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且制度上的条件也可达成的时候，农业和农村的问题相对比较容易解决。而农民与市民的问题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社会文化问题，除了制度和政策上的约束之外，它受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的影响较大。因此，当我国在完成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之后，可能还有很长一段农民市民化的道路要走。如何在逐步实现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民市民化，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趋势，也是城市化的必然要求和终极目标。其对我国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市民化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今后2O年中国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和农民。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最大的群体，但近年来农民的收入提高较慢，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瓶颈。因此，农村能否完成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对全国来说举足轻重。我们必须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优先位置加以考虑，切实在建设和投入上向农业倾斜，给农民实惠。只有让大多数农民尽快富裕起来，才能说中国真正富了起来，才能最终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2．农民市民化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农村人多地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解决这些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在于向城市转移，变农民为市民。这一方面使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依靠城市非农产业，增加收入，逐步实现脱贫致富。另一方面又通过农民市民化大幅度减少农民，把置换出来的土地资源适度集中到农民手中，提高农业劳动力人均土地资源占有量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以获取更多的农业收入，这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提高生产率的有效途径。可以说，让大多数人居住在农村，挤在有限的农业生产上，分享有限的自然资源，中国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3．农民市民化与农村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是“三位一体”的整体推进过程。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的工业化运动实际上是将一个完整的城市化进程划分为三个环节：首先是实行职业转变，即离土不离乡，将人口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实现非农化；其次是实现地域转移，即离土又离乡，将人口从农村引入城市，将分散居住迁移到城镇集居起来，实现人口城市化。三是实现角色转型，使农民在社会属性各个方面真正转变为城市市民，现实农民市民化。遗憾的是，尽管农民市民化的转变已经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但直到现在都还没有真正启动过，职业的转变#农化)和地域的转移(城市化)并没有直接带来农民市民化的结果，反而将同为国家公民的农民与市民置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利群体中，从而在整体上制约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因此，必须在实现农村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时，稳步推动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以共同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这是当前中国最优的选择，或者说是必须补上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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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必须要构建科学合理的法治化网络体系，通过加强农村的立法与执法队伍的建设，不断强化农村的法律监督体制，提高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加快我国农村地区法治化建设的步伐，从而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
一、构建法治化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意义
第一，构建法治化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推动农村经济建设的重要保障。上层建筑是由于经济基础的水平决定的，推动我国农村发展与进步的根本是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的经济建设是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基础，对我国的公平规则以及社会秩序有直接影响。构建法治化新农村可以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与支撑，通过法律手段来对农村经济进行规范、引导与保障。并且农村市场的孕育及发展、农村市场个经济关系之间的规范、农民的各种经济行为、农民自主生产经营权的维护以及国家针对农村的各种政策的落实等都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持与保障，因此，要实现农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必须要构建现代化的法治网络体系。
第二，构建农村法治化体系对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有很大帮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维护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也是构建农村法治化网络体系的一项基本要求。我国是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社会关系改革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我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农民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等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的需求、愿望以及利益也变得更加多元化，传统的利益分配方式已不再能够满足现代农民的要求，因此，国家必须要通过构建法治化网络体系来加强我国农村的法治建设，通过法律途径来应对各种各样的利益分配矛盾，从而有效保障我国农村的稳定与和谐，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第三，构建农村法治化体制是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农村是我国的主体，要全面实现依法治国必须要加强构建农村的额法治化网络体系。我国广大农民接受的文化教育程度较低，法治意识淡薄，加强农村的法治化建设可以不断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使他们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这样才能有效促进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从而实现我国依法治国的目标。
第四，构建法治化新农村可以推动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民主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而法治是新农村建设的保障，要推进我国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要严格遵守我国的法律及宪法，通过构建法治化网络体系来推动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要积极开展各种民主政治性活动，同时还要将其逐渐纳入法治化、规范化与程序化的轨道，真正实现选举、决策、管理以及监督制度的民主化管理，使民主政治建设与法治建设同步进行，共同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构建法治化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方法
第一，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强化农民的法治观念。要实现农村的法治建设首先应保证农民懂法、知法与守法，这就要求相关负责人要把各种法治建设的基本工作内容告知于众，加强农民对各种法治工作的认识。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在农村取得比较理想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对计划生育政策与法律的宣传比较到位，农民群众对其中的利害关系也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因此，要加强农村的法治建设必须要不断加大对宣传力度，增强人们的法制观念与法制意识。首先，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增加宣传资金在农村开展法律、法规普及教育，帮助农民群众掌握各种法律知识，不断增强法治观念。其次，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要积极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准则，要积极走出法院，通过在各地开展就地办案来审理各种典型性的案件，通过对这些典型案例的公审公判来教育农民群众积极遵守我国的各种法律制度。最后，国家教育部门要积极倡导我国中小学开展法治教育，从孩子抓起，使其通过接受法治教育丰富自己的法律知识，进而促进整个农村快速实现人人懂法、人人知法与人人守法的法治建设目标。
第二，使法治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步进行。农村经济建设与法治建设是相互影响的，农村的法治建设可以促进其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也可以使农村的法治化体系更趋于完善。在我国一些贫困的山区或者经济建设比较落后的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法治建设更是无法开展。在农村发展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应根据市场的不同需求进行改革，把农村的各种自主经营产业作为农村市场的主体，积极鼓励农民群众根据市场需求来发展各种商品经济。其次应倡导农村生产的产业化技术，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农村生产的经济效益。我国农产品的流通体制一般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价格机制，通过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来实现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除此之外，还要积极发展各种市场中介体系与合作经济体系，这样才能加强市场与农产品生产者之间的联系，通过有效合作形成我国农村的经济市场。农村只有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市场才能实现国家对其的宏观调控，这样才能使农村经济市场更加开放化、统一化以及有序化，也才能更好地构建农村的法治化网络体系。
第三，要建立有效的农村执法队伍。法律只有在积极的执行与贯彻中才能真正地发挥其约束及管理作用，因此，要构建法治化新农村必须要提高农村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不断加大执法力度。首先，要提高农村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及政治素质，积极纠正农村领导干部的治民不治官的执法观念，通过监督及管理使执法者树立起一个依法执政的公众形象，进而使法律的正义与公平理念深入人心。其次，在选用执法人员时，要对其专业水平进行考核，待录用之后要通过考核机制与奖惩机制对其进行约束与激励，使其形成严格执法的意识。最后，通过引进各种专业性的高学历执法人员来优化农村执法队伍的结构，提高执法队伍的整体水平。
第四，加大对各种违法现象的打击力度。要全面实现农村的法治化建设必须要强化司法与执法的力度，真正做到严格执法和维护我国法律尊严之间的一致性。首先，执法部门要从顾大局及讲政治的立场加大对盗窃耕牛、贩卖假药、破坏农用设施以及伤害农民的打击力度，对犯罪情节较重的人员要依法判刑，而一些对农村生产没有造成太大威胁的情况要通过罚款、赔偿或者批评教育的方式来提高其法制观念，积极改过自新，这样才能保持我国农村的和谐与稳定。其次，人民法院要积极发挥其审判职能，高效、公正地对农村涉案人员进行审判，对那些有履行能力但是拒不履行其义务，或者是通过暴力手段来抗拒执行的人员，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把我国的法治建设真正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