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知识与茶文化范文
时间：2023-07-12 17:40:5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茶知识与茶文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茶文化，可以由广义力一面分析，其是茶叶在生产、销售或者关于茶的活动中所包含的精神内涵即为茶文化，例如将茶为依托的制度、行为、心态、物态等文化。将具有文化内涵的茶产品进行生产、流通，以及以茶文化为主的服务行为即为茶文化产业，茶文化产业含义非常广泛，包含多个行业，包括茶文化有关系的产品及服务，通过茶产品与服务进行生产、交换、分配以及销售、消费等。换句话讲，就是可以体现出茶文化特点有关的产业，都可以称之为茶文化产业。由茶文化产业的内涵可以知道，茶文化产业是建立在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只要是有茶文化印迹的产品，都可以称之为茶文化产业。不管是传统的茶文化，还是现代创新的茶文化，都是茶文化产业组成的重要部分。把和茶有关系的产品进行生产、包装，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将现代文化内涵融入产品中，就可以创造出创新式的茶文化产业，这也展示出传统文化继承的一个重要力一式。
茶文化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间题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我们国家经济市场充分体现出其专业性、正规性、法制性的特点。对于某些没有根据市场规律从而进行野蛮发展的企业，不断被市场所淘汰。所以，对于茶文化产业的发展，应对其文化价值与功能加以重视。我国与茶文化知识产权有关的法律制度被有关部门及茶企业所关注，同时，对于相关法律制度，不断被更多茶企业所认同并运用。我国虽然制定了有关法律，但是，对于茶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机制还不完善，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从而影响了我们国家茶文化产业的发展，例如，大部分茶企还没构建一套茶知识产权建设体系，缺少建设体系的相关知识与能力，所以，未能制定出具有合理性、可行性的企业品牌发展战略。因为我们国家茶品牌发展刚少始起步，我国相关法律制定部门与实施部门对于茶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机制缺乏相关经验，大部分在法律的制定与执行力一面，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无法对茶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进行准确定位，所以，进行法律制定与实施时，难免产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现象。具体表现在以下两力一面。
第一力一面，对于某些地力一与层面，因为没有相关的法律保护，在茶行业中，冒牌产品层出不穷，尤其在我国低档茶叶市场别突出，对我们国家的茶品牌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例如，有的商家利用不法手段，盗取一些知名度较高的茶品牌，从而生产更多的山寨茶进入市场，使该茶品牌遭受巨大的损失，这个损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还会破坏企业形象，以及降低品牌的美誉度。同时，有些商家“投机取巧”，利用仿造手段来谋取不法利益，这样的情沉不仅在茶行业中存在，同时也出现在其它食品行业中。有的商家把一些知名度较高的品牌进行模仿，使消费者无法区别品牌的真假性，例如把“六个核桃”变成“大个核桃”，把“康师傅”变成“康帅傅”等。像这样利用相近字以及增加前缀后缀的冒牌模仿，在茶行业中也非常多。另外，有的商家钻法律漏洞，然后在一些不受我国法律保护的地区，例如台湾、香港等，注册一个和知名茶品牌相似的品牌名字，同时根据品牌包装进行模仿，使购买者无法分辨真伪。对于这种情沉，侵犯到了企业的知识产权，不只为企业带来损失，更为整个茶行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针对这种问题，我国应制定有关法律，以此来维护茶文化产业主体的利益。
第一面，我们国家茶企业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品牌资源利用与整合的距离相关甚远。通过相关调查数据得知，目前，我们国家进行茶产品生产与加工的企业超过了六万多家，不过，中请与注册品牌的企业只有不到五千家，比例严重失调。企业缺少商标没有自己的品牌，使企业无法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内。缺少法律的保护，就意味着容易受到各种不法行为所伤害。对于这一力-面，英国立顿茶品牌做得非常出色，对于我国企业可以进行借鉴，该公司进行品牌建立之时，就意识到知识产权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性，并重视法律保护机制的作用，在建立立顿品牌后，同时又建立许多子品牌，包括立顿奶茶和立顿果茶等多种子品牌，同时中请注册了商标。立顿公司的茶品牌受到法律保护，有着自己独特的品牌价值，使消费者更加容易辨认真伪，被市场所认可。该公司坚实的品牌基础与法律基础，值得我们国家茶企业借鉴。
利用知识产权保护促进茶文化产业发展的建议
3.1建内部制度，完善法律机制
第一，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和应用。进行少「发茶文化时，茶企业要有强烈的法律意识与思想，保护茶文化在少「发时的法律权责，以及使茶文化的少「发与挖掘能够达到经济价值的最大化。不管是茶文化的创始人还是权属所有者，都要对茶文化的价值与内涵深入了解，在茶文化少发过程中，应利用权责清晰界定有关环节因素，使茶文化在少发时，如果产生责仟问题，可以有据可循。
构建责任追究机制，加强企业内部管理。进行茶文化有关组织与机构，应提高茶文化活动监管力度，制定有效预防力一案，使茶文化时可以有效预防问题发生。另外，当问题发生时，应对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研究导致问题出现的根木原因，对问题进行处理时，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提高责任意识，使人员深入了解制度在茶文化发的重要意义，另外，在这过程中，也是7F发人员对茶文化化保护的一个过程。
第三，完善茶文化法律，从而将茶文化法律保护范围扩大。对茶文化保护，首先政府要发挥其职能，建立相关法律体系并进行完善，将法律制度、监督管理、履行职责进行完善，从而为茶文化保护打造坚实的法律制度基础;其次，茶文化企业不仅要重茶文化的工作，更要重视视茶文化的保护工作，企业是茶文化主体，企业应重视茶文化的保护才能使茶文化保护工作更好地发展。
3.2商标权保护
在茶文化产业中，企业商标是企业文化重要体现，文化品牌又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形象，企业对茶文化进行创新，使茶品牌展示出先进、创意、永久性的特性，而企业通过品牌来促进发展又是茶文化发展的创新性策略。我国于2013年8月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3修正)》，同时于2014年5月少「始执行，对我国茶文化产业实施品牌战略起到促进作用。
第一，集体商标保护。传统茶文化注册商标中请人有不特定性的特点，是某个地区群众传统下来的文化并不断进行优化的劳力成果，对于产权而n，并不是个人的，而是属于该地区所有的人们。我国传统茶文化产业商标充分展示出其地域特点，因此，可以中请集体商标，以及地理标志权。例如永春佛手、信阳毛尖、群山银针、漳平水仙、武夷水仙等，通过地域标志产品以及地理标志商标进行中请注册。针对集体商标，当地相关部门要提高品牌名誉的保护意识，建立商标管理部门以及成立协会，制订品牌质量标准，实施生产可追溯制度，提高集体商标茶产品质量，从而促进茶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立体商标。即商品外观包装设计注册为商标，例如知名度较高的可口可乐，其是通过玻璃瓶形状进行设计，并中请注册立体商标;以及众所周知的“zippo”打火机，其外观被设计成圆弧形盖，在打火机的侧面，沿边设计凹槽的形状，并成为其立体商标。立体商标中请为立体商标保护，保护有效期为十年，并且到了期限后还可以中请续延，但是，如果只是作为外观设计中请专利保护，虽然有十年的期限，但到期后无法续延。茶文化产业中的企业，可以制定立体包装力-案，把立体包装作为立体商标，同时进行中请保护。由此可见，将商标保护范围进行扩展，把茶产品具有地域性商标以及立体商标进行有机结合，对其商标权进行保护，不仅是品牌的一种，同时也是文化的创新。
3.3专利权保护
对于茶文化的文化不只是单纯地对传统茶文化进行模仿，是要通过我们的能力与灵感，通过创新为核心，从而实现有着经济价值的茶文化产业。茶文化首先要建立在现代化技术的基础上，而茶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专利法的基础上。企业要提高茶文化的专利权的保护意识。我国产品专利权保护有效期最长为十年，对我国民族传统下来的文化工艺，是上千年民族群众智慧与劳动的结晶，如果成功中请专利并在十年以后，该文化工艺会进入共享领域。因此，我国传统的茶产品制作技术虽然可以获得专利权，但是，在十年以后，茶文化遗产有的会消失，有的己不具备该地区特色以及民族特色，这种专利保护力一式无法使几千年继承下来民族传统文化得到有效保护。所以，建议未来进行《专利法》的修定时，可以根据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来修改保护有效期，对于茶传统文化产业的核心技术，所有权者可以利用商业机密力一式进行长期保护，对于一般技术，可以利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长期保护。例如众所周知的知名品牌可口可乐，由于该公司重视专利权的保护，其核心技术到如今还是无人破解，这也是商业机密保护的重要体现。
第四，核心技术商业秘密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内，其也是企业的无形财产。所以，我国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机制还没有完善的情沉下，核心技术的掌握者要重视核心技术的保护，制定多种保护对策，从而保护传统工艺技术以及核心技术不受泄露。在进行专利权保护与地域性标志权保护的基础上，还可以进行核心技术的保护。针对核心技术保护的法律，我国早在1997年就出台《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其中规定了:“制作传统工艺美术产品的企业应当建立、健全传统工艺美术技艺的保护或者保密制度，切实加强对传统工艺美术技艺的管理。从事传统工艺美术产品制作的人员，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泄露在制作传统工艺美术产品过程中知悉的技术秘密和其他商业秘密。”另外，在2011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中规定提出:“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传统医药、传统工艺美术等的保护，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武夷山大红袍与福鼎白茶，都将自己传统制作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中请保护。
3.4著作权的保护
第五，著作权即为版权力一面的保护。著作权可以保护茶文化产品，以及不仅有文化创新理念，同时又有内涵的表现形式。利用著作权来保护茶文化产业时，其著作权使用程度非常高。著作权可以保护茶文化的创新理念，可以充分保护茶文化产品中的创新产品。著作权的登记都是自愿登记，没有经过登记的原创著作权者人，不在法律保护范围内，更容易被抄袭与复制，无法进行有效保护。所以，对于茶文化产业中的原创作者，应及时对著作权进行登记注册。著作权的保护期是有限的，但是，由于茶文化产业是具有民族传统特点的产业，如果其保护期是有限的情下，无法有效保护茶文化创新性产品。所以，建议将保护期限进行延长，或者是无期限。在著作法运用的基础上，对茶文化产业进行多力一面的保护，例如具有文化特色的创新思想，通过有效措施进行保护。为明确权利主体，应及时版权登记，从而为茶文化产业的发展打下牢固的基础。
篇2
关键词：文化质差视域;中西英雄观;差异;根源
中图分类号:C91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6-0071-03
中国的英雄观具有群体主义、完美主义、悲剧主义及其塑造上的“三化”倾向特征，而西方的英雄观则倡导生命至上、民间化、精神化、人性化、平民化、独立性和个性化［1］(P28)。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哪一种更优秀，但从文化质差的视角，辅之人类一般价值观进行对比研究，可为当前我国某些社会倾向做一点观照和反思。
一、中西方生命存在观之异
中国千年的传统文化认为人的本质是群体或集体性的存在，即个体都融入集体中，个体非单独的存在，也没有单独存在的空间。西方式的“隐私观”在我国是没有存在的理由和土壤的，任何个体只有也只能在某个集体或群体中（现代叫单位）才能找到存在的位置。因此，中国式的英雄榜样一定是为某个集团、集体的利益而绝非是为个体的利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或牺牲，后者是得不到认同的。同时传统的文化也一贯坚决反对和不允许任何个体超越集体或不与集体保持一致，不允许哪个个体出人头地——就是科举中举，光宗耀祖的事也是代表集团而非个体意愿，否则，那就只好“枪打出头鸟”，把你扼杀在摇篮里。
在这样的价值观下“生命如草芥”、“舍小家为大家”等观念深入人心，而且根深蒂固并打上了进化的烙印。在历史上，国人的生命很多时候甚至还不如一只狗，在这种价值观下，个体生命就只能是一个非常轻贱而可有可无的东西。于是位高权重者可以任意的用无足轻重的下级、后生的生命去换取任何想要换取的东西，如唐代曹松言 “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事在历史上是绵延不绝。到如今我们的教育，报刊媒体过分强调的是“服从”、“组织观念”、“大局观念”、“整体利益”，不可否认，这些都是必要的，然而，我们有必要清楚的是，国家、民族、集体仅仅是一个概念，并不像个体这般的具体、明确。换言之，国家、民族、集体是不知道伤心、饥饿、寒冷、痛苦、绝望的，而只有一个个的个体才有这种痛彻心扉的感受的，因而，生活在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的感受才是真正反映一个集团、群体是否真正值得珍惜、保护和守望的根基。
而西人整体上认同人本质是单个的、有差异的人，人人都是与他人不同的‘独一无二的个体’,只有个体的存在、个体的感受、个体的经历和觉悟才是首要和至关重要的，任何组织、政党、集团无论以任何名义去压制个体的个性、鼓励个体去做以生命为代价的牺牲（包括舍己为人）均是反人性、反道德的，因此，陈晓平先生认为在一个完善的社会里，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它并不总是鼓励自我牺牲［2］(P40)，才符合人类一般价值观。世界上不可能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了，从西方的英雄是活着的英雄为多，到诺贝尔规定自己的奖项只奖励给活着的贡献者，而不能奖给死去的人——无论这个人做出了多伟大的贡献可见一斑。西方人坚持这种理念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如奥地利哲学家弗朗茨·M·乌克提茨所说，一个社会或集团要求它的国民都要为集团、集体牺牲自己，则会造成一个道德的悖论——即谁是牺牲的受益者？［3］(P111)如果一个个体生命牺牲后连具体受益者都找不到、说不清的规范、要求、行为，还值得我们去做吗？所以乌克提茨倡导“我们应该放弃那种以人为牺牲品的道德、规范或行为！”［3］(P224)这种允许和鼓励个体充分尊重自己的生命——哪怕是苟活式的行为和价值理念是很难在一个极端注重集团和集体的文化氛围里萌芽出来的。如西方亚里士多德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式的理念在鼓励打破权威、鼓励冒险、鼓励思想无、鼓励年轻人敢于挑战一切不合理的事物、敢于大胆想象等精神在当前的中国社会是十分需要提倡、加强和鼓励的。
二、中西方的哲学观之异
篇3
[关键词]诚信，法治，文化
一
探讨诚信与法治，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概念问题-无论是诚信，还是法治，都不存在一个公认的概念。况且，“在思想和价值观同商品和消费一样日益多样化的世界上，企盼定义的统一，几近于痴人说梦。”[1]因此，本文放弃了埋头厘清诚信与法治概念的努力，而是把的兴趣限定在文化的框架之内，试图在这种独特的视角之中能够对诚信与法治问题作一有意义的探索。
尽管本文舍弃了对诚信与法治概念进行厘清的努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它们在本文中的含义作一解释是无意义的。正如郑也夫所指出的，在从事一项具体的研究前，最好能够先给个定义，因为虽然“人们并不要求你的定义与他们相同，却希望能从你的定义中明白你讨论的是哪一桩事物，从而免除误读与误会。这是定义的价值之一。”[2]鉴于此，笔者将首先对本文中所使用的诚信与法治二词作一简单的界定。
在本文中，诚信一词首先是一种伦理的范畴，它意味着人们在人际关系中应当诚实不欺、讲究信用。在西方，诚信还曾经作为资本主义的理性伦理的一项重要原则，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3]在法律（尤其是民法）采用诚信作为自己的一项原则之后，[4]诚信还兼具有法律上的含义。诚信原则，就其宗旨而言，是为了维持某种秩序，这种秩序或体现为一定的利益平衡，或体现为一定道德基础的可供依赖；就内涵而言，是以模糊的公平要求为内容；就外延而言，具有不确定性，可补救具体规定的不敷使用；就其与司法活动的关系而言，意味着承认法官创造性司法活动，允许法官在法无明文时依据公平的要求进行裁判。[5]因此，法律意义上的诚信，既是当事人进行各种活动的行为准则，又是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的依据。
至于法治一词，本文根据法治的发展和韦伯的“理想类型”进路，认为法治存在着两种形态。一种是近代意义上的法治，这种法治将个人本位视为第一位的价值，把追求法律的形式合理性[6]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认为只有维护法的形式合理性，才能服务于保障人权的目的。尽管此种法治也包含了对某种实质合理性的追求，但由于它过分关注于形式合理性，因此在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通过牺牲实质合理性而满足形式合理性的需要。其理念正如什坦姆列尔所说的，“法之为正当的法，并不需要具有一定的内容，只要它形式上合乎标准，不管其内容多么糟糕，仍不失为正当的法。”[7]本文把这种近代意义上的法治称之为形式法治。形式法治发展到极端会导致一种发展危机，即形式法律理性的危机。[8]因此，形式法治会在法律变迁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压力之下进一步发展，即发展为意义上的法治。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以形式法治为基础并通过克服形式法治的危机发展起来的，因此，它追求的是一种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有机统一。这类似于欧洲学者所阐述的“形式法的再实质化”，也类似于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所说的“回应型法”。根据图依布纳的分析，这种法实际上包含了两个维度，即实质理性与反思理性。[9]本文把这种包含实质理性与反思理性的法治称之为实质法治。应当指出的是，实质法治并不是对形式法治的全面背叛，而是在吸收了形式法治的优点之后发展起来的。
二
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法治在一个中的确立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一部分。只有当一个社会的文化趋于理性化之后，一个社会的法治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来。换言之，法治的确立既是一个社会理性文化发展的产物，也是该社会理性文化的组成部分。对此，韦伯曾经论证，无论是在、、建筑方面，还是在、方面，近代的西方文明都表现出了与其他文明（如、印度）不同的特点，这种不同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问题。[10]在理性文化的这些方面中，“具有无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因为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11]由此可见，法治与一个社会的理性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在这一意义上，应当承认：近现代法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作为一种理性之治（the rule of reason），首先是指一种‘价值理性’意义上的理性之治，是体现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某些超验价值或宗教信仰价值的理性之治。”[12]
由此，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这种理性之治是如何形成的呢？在法治的形成过程中，诚信又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换言之，在发生学的意义上，诚信与法治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按照韦伯的分析，诚信曾经是“资本主义伦理中的最重要的原则，也就是通常被表述为‘诚实就是上策’的原则”。[13]这种原则一方面得益于西方基督教的改革-通过基督教改革所产生的各种宗教派别，包括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浸礼宗诸派等，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新的新教伦理，即一种以职业概念[14]为基础的新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诚信原则又对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产生了重大。正像韦伯所指出的：“浸礼宗尤其是贵格会所持的世俗禁欲主义的具体形式，就是这一准则（即诚信原则）的实际运用。”[15]因此，诚信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伦理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理性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要求人们在经济中应当通过“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它所欲达到的经济成功，而这与农民追求勉强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与行会师傅以及冒险家式的资本主义的那种享受特权的传统主义也是截然相反的，因为这种传统主义趋向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16]
由此可见，近代法治的产生与诚信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首先，尽管法治的产生并不仅仅是一种因素要求的结果，但是诚信的伦理以及由此所要求的经济上的理性化却对法治的产生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毕竟，如果没有一种形式上具有合理性的法律制度，“可以有冒险性的和投机性的资本主义以及各种受政治制约的资本主义，但是，决不可能有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17]其次，法治的确立也受到了诚信伦理及其所要求的理性化精神的推动。法治其实就是韦伯所言的“法理型统治”，[18]这种统治，按照韦伯的解释，具有如下特征：（1）一种官职事务的持续、受规则约束的运作；（2）这种运作是在一种权限（管辖范围）之内；（3）职务等级制原则；（4）技术性规则和准则要求必须有专业训练；（5）官职与生产或管理工具的所有权相分离；（6）职务的占有要服务于保障职务上纯粹事务的、只受准则约束的工作；（7）行政管理档案制度原则。[19]由此可见，法治的确立其实就是在法律领域内确立一种理性化的精神，而这在一开始是与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分不开的。
三
虽然以诚信为主要特征的近代资本主义理性文化对法治的确立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然而，法治与诚信的关系在后来却并不总是非常的和谐。一方面，法治秩序的建立和运行当然非常需要人们能够继续以诚信的伦理来处理人们之间的法律关系。例如，在合同领域，法律便要求人们能够诚实信用地订立与履行。正因为如此，合同甚至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可信赖的利益。事实上，为了使自己能够得到人们的普遍遵守，法律往往需要站在中立者的立场上，公正地规定人们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因此，在立法过程中，立法者往往把体现人们之间诚实信用的规范用法律确定下来。可以说，法律就是对人们之间的诚信行为作出的规定。不仅如此，法治作为一种理性之治，其实质就是要使法律的创设与适用摆脱意识形态（道德、宗教、权力政治等）的影响，实现法律的独立性与自主性。[20]因此，法治的实现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实现法律的信用的过程。由此可见，法治天然地与诚信是不可分的。
然而，另一方面，法治在确立之初，却奉行一种绝对的严格规则主义。所谓绝对的严格规则主义是一种力图从司法过程中完全排除法官的自由裁量因素的立法方式。[21]19世纪的欧洲大陆，在法治逐步确立的同时，却也逐步走向一种绝对的严格规则主义。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当时相继制定的一批法典[22]中都旗帜鲜明地反对法官的自由裁量。对此，梅里曼指出，罗马日耳曼法系各国法“试图对各种特殊而细微的实情开列出各种具体的、实际的解决办法，它的最终目的，是想有效地为法官提供一个完整的办案依据，以便使法官在审理任何案件时都能得心应手地引律据典，同时又禁止法官对法律作任何解释。”[23]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的法典都以制定无所不包的、祥备的、严密的、完整的规则体系为己任。在他们看来，法中所蕴涵的诚信原则已经包含在法典中，法官在适用法律时无需再考虑诚信因素，只要充当宣布法律的“喉舌”就可以了。因此，这个阶段的法治是不可能也未能在法典中把诚信作为一个基本原则进行规定的。正因为如此，本文才把这一阶段的法治称之为形式法治。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在法治的确立之初，之所以会奉行绝对的严格规则主义并把诚信原则排斥在外，其实跟当时奉行一种绝对的理性主义文化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根据徐国栋的分析，从根本上说，理性主义就是主张张扬理性，主张科学精神，锻造人支配自然的武器。[24]具体而言，理性主义有如下特点：第一，绝对主义的认识论。理性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注重知识的普遍性和对绝对精确性的追求。正如笛卡儿所说的：“只要遵循数学推理的演绎，从几个简单自明的公理出发，经过一步步的严密推理，就可以获得关于事物的确定有效的知识。”[25]第二，对人文系统与自然系统区别的抹煞。理性主义者们有将包括在内的一切都自然科学化的企图。理性主义的代表笛卡儿就认为人的身体是机器，认为心灵的本质是理性，而把想象、意志、感情和感觉等无法以数学方式加以把握的东西当作导致谬误的消极物排除出去。这其实是一般理性主义者所共同遵循的方向。[26]第三，将几何学方法捧上宝座。近性主义一直标榜自己热衷于科学方法，尤其是几何学方法。“理性主义者对知识的普遍性与绝对精确性的追求，正是利用几何学来实现的。以数学方式解释天体现象的成功，使人们建立起这样的信念，即世界是按数学法则建立起来的巨大机器，只要掌握了世界的法则和数学，就可以做世界的主人。”[27]第四，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19世纪（尤其是前半叶）欧陆的人们仍持一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把世界看作是静止的、不变的，把各门科学分割开来进行研究。
受上述这种文化理性主义的影响，法治在确立之初自然会表现出立法万能、排斥司法自由裁量权、排斥将诚信原则直接规定在法典中的倾向。博丹曾有一个最大的抱负，就是通过比较和综合一切最著名的国家的法律，以得到最好的一种，从而创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学体系。[28]立法者认为：“仅用理性的力量，人们能够发现一个理想的法律体系。因此很自然，他们都力图系统地规划出各种各样的自然法的规则和原则，并将它们全部纳入一部法典之中。”[29]凭着对理性的信仰，他们力图把法律的调节之手伸进社会生活的每一角落，追求详尽具体、无微不至的规定。他们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法官无论遇到多么复杂的情况，都能在庞大的法典中像查字典一样检索到现成的解决方案，因而这样的法典又被称为“决疑式”的法典。而对于法官而言，法官审判案件的过程则只需像一台“自动售货机”，从一端输入案件事实和法律条文，另一端就可自动吐出“判决”。因此，这样的法治当然就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更不用说可以授权法官依据诚信原则对案件作出判决了。
由此可见，形式法治内在的逻辑就在于追求一种以法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为核心的形式合理性。正是对形式合理性的追求造就了形式法治的独特品格，从而使法律的创设与适用摆脱了依附于某种意识形态（道德、宗教、权力等）的尴尬局面，并拥有了自己的正统性[30]基础。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如果说这种追求形式合理性的形式法治在理性主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里还能够获得它的正统性基础的话，那么，当理性主义的神话动摇之后，人们还能否对形式法治情有独衷却是非常值得疑问的。
事实上，在理性主义的过程中，一种与理性主义相对立的思潮就始终存在着。本文将这种思潮称之为非理性主义。尤其是在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期，理性主义的发展更是遇到了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法国启蒙运动理想破灭的结果。众所周知，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正是在启蒙运动的理想旗帜下酝酿、准备和实现的，可是，法国大革命过程中阶级残杀的血腥事实，却把启蒙思想家奉为“高踞于一切现实事物之上的唯一法庭”-理性-变成了十足的非理性。这使得人们对启蒙思想家所说的“意见支配世界”的正确性表示深深的怀疑，促使知识界进一步思考人类的世界是否真有一般的“合理性”的基础，因而泛起了非理性主义思潮。非理性主义者竭力地突出人作为主体的个别性和不可重复性，把人的心理因素中的非理性成分，如意志、情绪、直觉、本能等提到首位，并强调非理性的心理因素对人的认识活动和行为的决定作用。需要指出的是，非理性主义并不是说人可以不要理性，而只是指出理性有它的局限性，不能把人的本质仅看作理性。这种非理性主义反叛了西方的传统，构成现代西方哲学的一大支系。如果说传统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绝对性、必然性、普遍性、抽象性、本质性和确定性，那么现代西方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相对性、或然性、特殊性、具体性、概率性和模糊性。[31]
这种文化背景反映到法律和法学上面，就使原先由概念法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出现了与之相对立的各种反对绝对严格规则主义的流派，如目的法学、法学、自由法学、利益法学、新康德主义法学、价值法学、现实主义法学等等。这些法学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于明确地指出了立法不是万能的，法律在运行过程中必然会存在各种局限性，如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等，[32]因此，幻想实行一种单纯追求形式合理性的法治即使能够实现法律的一般正义，也是大量建立在对个别正义的舍弃的基础上，是不可取的。因此，“法律条文不可以太机械，我们制定法律时，要想到将来实施时一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形，这种意想不到的情形我们要预先注意，使得实施的时候，达到公平不发生困难。”[33]要实现这一点，就应当抛弃绝对的严格规则主义，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并对法官实施自由裁量权予以限制。在这种背景下，诚信原则被法治进一步接受，甚至被直接规定在法律中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根据施塔姆勒的解释，在具体法律规则的适用过程中，需要一种指针来指引，而“以爱人如己的社会理想为的诚信原则就是这样的指针”。[34]
在这种情况下，当1907年由瑞士国会通过并且于1912年生效的瑞士民法典首次把诚信原则规定在法律中时，许多人对之鼓与呼就不难理解了。瑞士民法典中的第1条第2款规定：“如本法无相应规定时，法官应依据惯例；如无惯例时，依据自己作为立法人所提出的规则裁判。”其第2条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对此条款，热尼满意地评论道：“可能这是近代的立法者第一次用普遍的说法承认法官为不可缺少的助手。”[35]
从上面的中我们可以知道，法治本身存在着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如何对待诚信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从拒绝承认诚信在法典中的地位到明确把诚信作为一种原则规定在法典之中，这体现除了法治从形式法治发展到了实质法治，体现了法治不仅要实现一种形式的合理性，也非常强调一种实质的合理性，并努力实现二者的统一。
四
就而言，的法治建设处在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一方面，不仅我们历来缺乏一种像西方在近代所出现的以诚信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伦理，而且在我们的文化中也非常缺乏像西方那样的理性主义传统，因此，我们今天如果想要建设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实任重道远。我们不仅要补法律这一课，而且要补诚信这一课。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的法治建设又处在西方从形式法治发展到实质法治的阶段，这对我们的法治建设又提供了非常难得的示范作用。尽管我们今天不必重复走西方走过的老路，我们也可以明确地反对“西方中心论”，但西治的发展历程确实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使我们避免走很多弯路。这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就是，在法治建设的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诚信原则制定在我们的法律之中，从而在一开始就努力实现一种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有机统一。当然，要实现这一点，我们还应该作出很多努力，但无论如何，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并不是一个难以企及的。
：
[1] 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7页。
[2] 同上，第7页。
[3] 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第二章。
[4] 1907年瑞士民法典首次把诚信作为基本原则加以规定，这标志着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确立。其第2条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其权利并履行其义务。”
[5] 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的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78页。
[6] 法的形式合理性与法的实质合理性是韦伯剖析世界法律体系中存在的各种法律思想时所依赖的一种理想类型分析框架。其中，法的实质合理性指的是法的创设与适用遵循的是意识形态体系的原则（道德、宗教、权力政治等），而不是法律本身；法的形式合理性又包括外在的和逻辑的两种。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论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998年9月版，第24—25页。
[7] 转引自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4卷，第77页。
[8] 参见图依布纳：《现代法中的实质要素和反思要素》一文，载《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
[9] 同上。
[10] 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第11—19页。
[11] 同上，第14页。
[12] 舒国滢：《西方法治的文化-社会学解释框架》，载张桂琳主编：《政法评论（2002年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28页。
[13] 同11，第117页。
[14] 根据韦伯的分析，职业思想是“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换言之，新教伦理的职业思想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家“把赚钱看作是人人都必须追求的自身目的，看作是一项职业”，因此，它要求人们在赚钱的时候应该通过理性的方式进行，尤其是应该注意诚实与信用。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路德的‘职业’概念”一章。
[15] 同11，第117页。
[16] 同11，第56页。
[17] 同11，第14页。
[18] 韦伯在《三种纯粹的合法性统治类型》（Die drei reinen Typen der legitimen errschaft[1922]）一文中使用的德文leagale Herrschaft一词，在汉语中通译为“法理型统治”。其实，legale Herrschaft与rule of law是可以对译的，在汉语上直接译作“法治”也无不妥。
[19] 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版，第242—245页。
[20] 对法治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分析，可参见塞尔兹尼克、诺内特：《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中的“自治型法”一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1] 同6，第152页。
[22] 此一时期，欧洲大陆法系各国相继制定了一批法典，形成了一场史家所称的法典编纂运动。著名的法典有：普鲁士国家法（1704年，19000多条）、俄国法律汇编（1832年，42000多条）、法国民法典（1804年，2281条）、德国民法典（1897年，2385条）。
[23] 梅里曼：《大陆法系》，西南政法学院印行，1983年，第42页。
[24] 同6，第168页。
[25] 参见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26] 同6，第170页。
[27] 参见陈宣良：《理性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28] 上海社会院法学所编：《法学流派和法学家》，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360—361页。
[29] 博登海默：《法：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
[30] 正统性一词译自德文Legitimitat（英文Legitimacy），指人们通过信仰体系服从某种统治的状态。该词与形式意义上的“合法性”（德文Legalitat，英文Legality）有别。关于两概念的关系，可参阅舒国滢：《战后德国法哲学的发展路向》，载《比较法研究》1995年第4期。
[31] 郑杭生主编：《现代西方主要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32] 对法律局限性的分析，参见徐国栋的分析。同6，第137—143页。
[33] 施塔姆勒语，参见杨幼炯：《当代政法思潮与》，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9页。
篇4
近年来,与高校校园主流文化相悖的“异构文化”逐渐在部分大学生中流行,尽管还不甚严重,但也比较常见。如任其发展下去,将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进而引发诸多校园及社会问题。
一、“异构文化”现象的表现
根据大学生对校园主流文化的基本态度、价值取向和外在表现,可以将大学生中的“异构文化”分为四类,即激进型、玩乐型、冷漠型和敷衍型。
(一)激进型
激进型表现为思想激进,不信服学校和教师的权威,盲目排斥校园主流文化,易于结成反学校文化的朋辈群体等,属于典型的“混混主义”。这一类型的学生逃课、作弊、酗酒、穿着特立独行、破坏公物、打架斗殴,以及“课桌文化”、“厕所文化”、“破坏式毕业留念”等也多出自这类群体。他们习惯于成群结队地行动,对其他同学表现出不屑。正是这种特性,使得他们更加看重所谓的“哥们义气”,冲动起来易走极端,易于酿成校园恶性事件,前两年发生在重庆某大学的因校园恋情引起纠纷、哥们义气引发学生间打群架等恶性事件,就是其典型表现。不过,这类文化在大学生中表现不是特别突出,影响范围也比较有限,这是因为大学生不断走向成熟,自我约束和控制能力在逐步提高。
(二)玩乐型
玩乐型表现为贪图安逸、生活随性、不重视学业,忽视学校所强调的责任感。他们既不愿意遵守校规校纪,也无意追求个人理想,丧失了自己在大学阶段的奋斗目标,颓废萎靡的同时,性心理早熟、性观念开放、对性的态度有偏差。不少人把“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作为处世哲学,追求享乐、满足贪欲。一部分大学生只顾眼前利益、缺乏远大理想,过多地考虑个人需要和自身价值;一些大学生为了追逐名利,虚伪掩饰、溜须拍马、不择手段。正因为如此,这类大学生往往会发生各种“拜金主义”和“沉沦主义”的行为,譬如“月光族”、攀比、傍款、混迹娱乐场所、“急嫁族”等。南开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28.8%的学生追逐“毕业就嫁人,要嫁就嫁有钱人”、“找工作看‘钱途’”等。这类文化模糊了大学生文化的先锋性,使其不能充分发挥“过滤”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生文化的生机活力和进取精神。
(三)冷漠型
冷漠型表现为对学校事务漠不关心,对能否拿到毕业文凭不甚关心,一般不太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与同班同学接触较少,而且关系相对冷淡,常常逃课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类学生反抗形式比较温和,一般不与教师、同学发生正面冲突。“冷漠型”与其他“异构文化”类型学生的主要差异在于,他们通常是单独行动,而不是成群结队。但是,这类学生也往往容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做出诸如自杀、暴力犯罪等极端行为。天津某大学学生马晓明勒死奶奶、砍倒父亲血淋淋的事件,体现了“冷漠型异构文化”的极大危害。
(四)敷衍型
敷衍型表现为表面上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但对学校的价值、目标不以为然,习惯于在背后以讽刺教师、批评学校等小动作发泄心中不满,认为学习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拿文凭。这类学生往往也喜欢追逐名利,选择了一些与主流文化教育相悖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心态,偶尔会做出一些让人“心惊肉跳”的举动。恋爱方式露骨、校园寻亲、“新陋室铭”等都是这一文化现象的表征。“分不在高,及格就行;学不在深,作弊则灵。斯是教室,唯吾闲情,小说传得快,杂志翻得勤;琢磨打扑克,寻思看电影,无书声之乱耳,无复习之劳神,虽非跳舞场,堪比游戏厅,心里云:混张文凭”。这则大学校园的“陋室铭”,虽有些夸张或戏谑,却也活灵活现地刻画了追逐这类文化的大学生的学习生活表现。与其他类型相比,敷衍型在大学生中表现稍多一些,因为这类学生在心理特点上更易有从众心理。
二、“异构文化”现象的本质
上述大学校园中的“异构文化”现象,孕育于现实的社会环境,体现出复杂的本质。
(一)“异构文化”现象是一种文化失态
当今,我国社会由于受多元文化影响,社会文化多样性日益突出,喧嚣浮躁、追名逐利在部分人群中表现明显。周围如此的存在投影到这类大学生头脑中,就形成了喧嚣和浮躁这种他们对整个世界的影像,由此决定了他们的心理趋于浮躁和失态,对各种“沉沦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行为盲目认同,进而做出各种荒诞不稽、反叛主流的“异构文化”行为。这种行为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文化失态和失范行为,是受周围世界深度影响的大学生在学校人、事、物的交互作用中,表现出的一种与校园主流文化及其代表人物相对抗的态度和行为。
(二)“异构文化”现象是一种媒介行为
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那些延伸人类器官的所有工具、技术和活动,其本身就是一种内容,而内容和载体是不可分离的。按照这个理论,部分大学生身上表现的种种失范的、反主流的讯息以及行为都是一种媒介行为和媒介符号,本身就是含有诸多意义的内容展现。也就是说,“异构文化”行为本身是一种媒介,通过这些媒介可以透视当代大学生身心之中的某些讯息和意义,折射出他们独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这些媒介行为有诸多的话语表现形式。麦克卢汉说,正是传播媒介在形式上的特性,它在多种多样的物质条件下一再重现,构成了传播媒介的历史行为功效。
(三)“异构文化”现象是一种盲目从众
文化在有意识的文化之外,也存在无意识的文化。大学生中的那些过度攀比、自杀、破坏、犯罪等“反向”行为,既是那些“问题”大学生在某种意识支配下的结果,又在很多时候体现着文化无意识的支配。不少大学生喜欢跟着自己的直觉走,缺少理性思考和辨析,让自己的内心感觉决定自己的思想感情以及行为方式,却不考虑由此引发的后果。譬如,大学生谈恋爱讲直觉,跟着感觉追时尚,尤其在从众行为上更加明显,不自觉地、无意识地追随别人,然后盲目模仿和复制别人的行为,而丧失主体理性。当然,从客观环境来看,宽松的、讲究个性释放的大学校园,也为大学生从众行为的发生提供了环境支持。
(四)“异构文化”现象是一种文化重构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系统都是旧有的文化系统受外部环境影响而变迁的结果。在当今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传统的文化系统不断受到冲击,局部甚至被消解,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激烈碰撞,社会文化这个自循环系统需要不断地更新血液以求自我发展。大学生中“异构文化”现象的出现,就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缩影。部分大学生那些看似怪异叛逆的行为模式有时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竭力突围和重新建构的愿景,他们一边对传统文化规范进行大胆解构,一边又设想重新建构一种新的文化模式,但是还缺少建立新的擎天大厦的文化资本,于是其“人性”被慢慢修改,变得过于桀骜不驯和浮躁。
三、“异构文化”现象的应对
面对大学生中的“异构文化”现象,高校以及社会有关方面要充分重视,理性认知,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抵御、教育及引导。
(一)要历史地审视大学生“异构文化”现象,承认其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存在的合理性
“异构文化”现象的出现,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常态”,而非突然冒出的异类或怪物。我国当代大学生群体正处在风起云涌的社会经济文化变革时期,他们身上某些自主而为的行为观念正好说明他们属于“青春本身”,而不是老一辈或者社会主流为他们强加的约束规范。历史也已证明,任何一代人都是创造力、生命力和破坏力并存的集合体,无论少时几多轻狂,社会未来的中坚力量还是由他们所构成,“异构文化”行为只是在特定时期少数人身上发生罢了。由于人在青年阶段多少会具有些激进反叛心理,由于我们正处在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转型期,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先从端正自身思想认识方面着手,丢掉偏见,客观地看到大学生中“异构文化”现象存在的合理性,而不是以偏概全地用少数人的负面行为去否定一个群体的价值品质。
(二)要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哲学认为,主流和支流是相对的、运动的、变化的,在一定条件下,主流、支流之间会发生位置调换。文化建设同样如此。我们要抵制局部存在的、处于支流地位的“异构文化”对大学生健康成长的负面影响,就必须加强主流文化、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即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七大及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是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重大理论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在当前高校大力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契机中,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作为理想信念教育的核心内容抓紧抓好,正确把握其深刻内涵,充分发挥其在凝聚力量、引领风尚、教育学生方面的重大作用,努力把它转化为广大学生的价值取向、愿望要求和自觉行为,进一步在大学校园形成统一的或者主流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为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同时,要不断强化大学生对校园主流文化的依赖感和认同感,坚决抵制各种文化糟粕。
篇5
关键词：跨国技术联盟；文化差异；知识转移绩效
中图分类号：F114.省略
原毅军（1955-），男，山东荣成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产业组织、经济系统分析与管理研究。
一、引 言
目前，跨国技术联盟成为企业吸收知识的重要形式。跨国公司由于掌握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其国际化经营对东道国的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经济国际化产生深远影响。许多中国企业希望通过与跨国公司组建技术联盟达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知识的目的。但是以“市场换技术”的联盟策略并没有达到目的［1］，跨国公司并没有把先进技术转移给中方合作者。
跨国技术联盟内部知识转移的过程可类比为信息沟通的过程，是知识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下从来源方向接收方的知识传输过程。知识转移的基本要素包括：发送者、转移渠道、知识、接收者和情境［2］。跨国技术联盟内部的知识转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影响知识转移效果的因素很多。Liu综述了1980―2004年有关知识转移的135篇文章后，总结出阻碍知识转移的因素有：国家特征（文化差异、文化距离）、环境特征（环境距离、环境不确定性）、技术特征（技术积累程度、技术复杂化程度、技术年龄）、知识特征（隐性化、因果模糊性）、组织特征（知识保护程度、经验）、知识转移方（缺少动力、知识源的不信赖感）、知识接收方（缺少动力、吸收能力差）、其他权变变量（单调的组织背景、缺少信任）等 ［3］。陈菲琼在讨论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知识联盟的知识转移层次时提出，对于大多数在国际间的合资项目上遇到的问题都可追溯到民族间的或组织间的文化因素上，合作者之间的距离和文化差异是学识交流的主要障碍［4］。
在前面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有必要研究跨国技术联盟内知识转移绩效与文化差异的关系。多数有关民族文化差异影响跨国公司知识转移的研究，都提出了概念模型和假设的研究，但缺乏实证研究［5-6-7］。在文化差异实证研究方面，李自杰和张雪峰在中外合资企业调研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证，研究表明国家文化差异对企业绩效有正相关关系，组织文化差异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8］。徐笑君 对德资跨国公司和美资跨国公司进行调研，获得微观数据；然后利用Hofstede国家文化模型进行分析，实证研究文化差异对德资或美资跨国公司总部知识转移的影响［9-10］。徐笑君研究表明，知识转移能力（发送方的转移能力和接收方的转移能力）、转移意愿和转移渠道是影响转移效果的主要因素 ［11］。
本文将从知识接收方的角度，分析跨国技术联盟中知识接收方的学习动力、吸收能力，以及跨国技术联盟中的知识转移渠道丰富性对联盟内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根据理论分析提出假设，并用数学方法进行推理证明。
二、跨国技术联盟内部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
1.知识接收方的学习动力
接收者的学习动机决定着其搜寻和获取外部知识的努力程度。Minbaeva等认为，学习意图与参与知识转移的动机联系在一起。在知识转移过程中，那些具有较强学习意图的组织或个体，知识转移的效果会更好［12］。Simonin认为，战略联盟合作伙伴之间若没有知识转移的动机，它们就会把自己的知识保护起来，这种防御行为会阻碍知识转移［13］。Liu也提到，知识转移方缺少转移意愿阻碍了知识转移［3］。
在跨国技术联盟中，双方的知识转移动机一般不对称，知识高势企业会设法保留或隐藏关键技术，知识低势企业会通过多种途径来获取或学习联盟知识。此时，由于跨文化因素，技术知识低势企业在接触、获取、领悟新知识方面会面临更多困难，因此也会产生更大的学习动力以得到联盟知识。
根据已有研究，于是我们得出命题1：跨国联盟中企业文化差异越大，联盟企业学习动力就越强。
2.技术接收方的吸收能力
吸收能力是指知识接收者用已有的知识发现新知识的价值，消化它，并利用它来创造新知识的能力。Liu的研究表明，知识接收方吸收能力不足和缺乏吸收意愿是阻碍知识转移的主要因素之一［3］。Minbaeva等学者经过研究，得出子公司的吸收能力越强，跨国公司知识内部转移水平越高。知识的吸收能力与接收者原有的知识储备、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知识距离有关［12］。
Lane在对跨国公司母子公司之间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后指出，子公司的知识吸收能力受到以下四项因素的制约：母子公司间的信任程度；母子公司间的文化相似程度；子公司先期积累的从母公司学习的经验；母公司所转移的技术与子公司产业的相关性。同时还指出，母子公司间良好的相互信任和文化适应性是知识顺利转移的必要条件；满足相互信任和文化适应必要条件，知识提供者才会主动积极地帮助知识接收者克服学习障碍，帮助其学习到其所要传授的知识。子公司若已具备先前来自母公司的知识转移经验，则有助于提高子公司的学习意愿与学习信心［14］。相关研究表明，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的吸收能力都受到知识转移双方关系的影响。根据Lane的观点，跨国联盟中如果双方文化差异越大，知识的吸收能力是越弱的，对知识转移绩效有消极影响。
于是我们得出命题2：跨国技术联盟企业文化差异越大，联盟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就越弱，联盟知识转移绩效越差。
3.知识转移双方文化差距
联盟组织知识转移绩效受限于知识接收者对被转移知识缺乏相关的知识与技能经验。Grant的研究展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知识整合的目的在于将不同个体所具有的独特知识紧密结合，以创造新的知识或是获得利润。拥有完全不相关知识经验的两个个体，知识整合无法达到最佳的状态；但是如果是两个完全相同个体进行知识整合，那将得不到任何好处［15］。因此在进行知识转移时，双方的知识基础不宜差距过大，否则将会影响学习的成效。合作伙伴间的知识缺口差距悬殊，学习几乎不可能发生。
当知识提供者与知识接收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知识落差时，知识提供者将无法在知识转移过程中了解知识接收者的需求与学习障碍，更无法了解其学习的心路历程，造成知识提供者虽然有很丰富的知识内容和强烈的知识分享意愿，却仍然导致知识转移绩效不佳得结局［16］。Hansen的研究表明，产生组织学习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知识提供者与接收者双方的知识距离或知识落差不能太大。这是因为双方的知识距离过大会导致学习步骤明显增多，以致知识转移的难度加大。因此，知识提供者与接收者在知识背景和知识距离等方面的适度匹配对知识转移绩效的提升起着关键的作用［17］。
知识转移双方的情境差异是知识转移过程中的最大困难。在跨国技术联盟中，联盟双方的文化差异和技术认知距离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差异越大，双方的技术认知距离越大。存在一定文化差异的联盟双方，会因为双方对技术认知的差异性而产生新颖感，促进双方的互动交流，促进知识转移绩效；但是当文化差异过大，双方对技术的认知达不到交叉的可能，这将会对联盟知识转移效果产生不利的影响。根据已有研究，本文提出假设1：文化差异与跨国联盟知识转移绩效之间关系呈倒U字型的函数。
4.知识转移机制
知识转移机制对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已有一些相关研究。不同的知识特性和知识构成，决定了知识转移需要采用不同的转移机制。日本学者Nonaka和Takeuchi在比较日本与西方公司的研究中发现：西方公司与日本公司在跨国交流中，西方公司强调显性知识，强调诸如手册与数据库等显性化的知识；而日本公司则强调隐性知识，认为知识是不可言喻的，需要亲身体验，需要在实际操作与观察中学习［18］。也就是说，当知识具有较高的内隐性时，无法以文件资料、数据图表等形式转移所有内容，比较有效的转移方式可能是人际交流、会议研讨、双方面对面交谈、在职培训和师徒制等。即转移不同特性的知识，需要采取不同的转移方式。
Gupta和Govindarajan等在对跨国公司知识流动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结论，子公司的知识流入与其知识传输渠道的数量呈正相关关系［19］。对于知识传输渠道，日本学者Szulanski 指出，知识传输渠道是指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进行知识转移的媒介与途径，是构成知识转移的基本要素［2］。关涛在其博士论文中对知识传输渠道进行了分类。根据被传播知识的特征，知识的传输渠道可划分为正式整合机制和社会化机制两类。其中正式整合机制是指在正规的体系、政策和标准之上建立的协调模式，这种机制通常有利于显性知识的共享和转移，而对隐性知识的转移显得作用不大。另外一种是社会化机制，这种机制所进行的联系是一种个人之间的、非正式的沟通与交流。许多研究表明，企业内部绝大多数的信息交换和决策制定，是通过非正式渠道或非正式关系进行的；也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将个人间的非正式联系作为信息沟通的首选方式［20］。
从前述相关研究来看，团队内部知识转移机制的选择，需要考虑到被转移知识特性、知识转移双方以及一些情境变量。同时许多学者的研究特别强调，知识特性与转移机制的配合对于知识转移绩效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在双方文化差异较大的情景下，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转移更需要知识转移机制的灵活多样，如增加转移媒介、丰富转移渠道和改善转移方式等。于是我们提出了假设2：文化差异越大，知识转移机制越需要改进、丰富和完善，给知识转移绩效的提高带来更大的挑战。
三、文化差异影响知识转移的数学证明
1.基本模型
根据命题1和命题2，我们利用数学公式来描述上述分析。用P表示联盟企业的学习动力，即用向上的斜线表示：
Pa1+a2CD;a1,a2>0（1）
用C表示跨国联盟中知识获取企业的吸收能力，即用向下的斜线表示：
Cb1－b2CD;b1,b2>0（2）
其中，CD是跨国技术联盟伙伴之间的文化距离（文化差异）。
借鉴吴先华等［21］的研究，本文将式（1）和式（2）相乘，所得结果即为联盟的知识转移绩效的简化模型。
TPP×Ca1b1+（a2b1-a1b2）CD-a2b2CD2（3）
式（3）用来作为分析的基本模型。
2.验证假设1
从式（3）可以分析得，在纳入“学习动力”和“吸收能力”的基本模型中，知识转移绩效达到最大时的文化差异距离（CD*）:
CD（-）（4）
最优的知识转移绩效（TP*）:
TPa1b1+（5）
从式（4）可以看出，若要使最优文化差异距离为正值，必须有b1>a1b2/a2或a2>a1b2/b1；从式（5）得TP始终大于0。因此，假设1中认为文化差异距离与联盟知识转移绩效之间关系可以看作一个倒U型函数，已经得到验证。
考虑到b1（对a2的分析同理，但不在文中体现）对最优文化差异距离（CD）和最优知识转移绩效（TP）的影响，即
>0（6）
这说明随着b1的增加，即企业吸收知识的初始能力增强，最优文化差异距离也随之增强，符合现实推导。
且当CD为正值（即b1>a1b2/a2）时，式（7）成立。
a1+>0（7）
可见随着b1的增加，最优知识转移绩效也随之增加。
综上，在跨国组建的技术联盟企业中，国家文化或组织文化的差异在一定范围内（0
许多研究跨国组织间知识转移的文献都认为，文化差异是影响知识转移的障碍因素。本文从新的视角探索文化差异对于知识转移的影响，发现文化差异是可以作为资源或动力来推进联盟组建和联盟组织内知识转移的。
3.验证假设2
我们就跨国技术联盟中知识转移机制对知识转移的作用来讨论。知识转移机制功能越强大，如转移渠道丰富、转移媒介众多、转移方式完善和转移形式多样等，联盟组织的学习动力和吸收能力就会因为外在环境的优化而增强。基本的模型式（3）中没有转移机制的变量，这里我们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情形1：联盟内知识转移机制（M）的完善，增加了联盟企业学习动力变量的斜率a2，设有如下表达式：
a2c1+c2M;c1,c2>0（8）
将该公式带入式（3）得到：
TPa1b1+（b1c2CD-b2c2CD2）M+（c1b1-a1b2）CD-b2c1CD2（9）
将式（9）对M求导，得到下式：
－（b2c2CD2-b1c2CD）
－b2c2［（CD－）2-］（10）
说明知识转移机制对联盟知识转移绩效的边际影响与文化差异距离有关。
（1）当0
（2）当CD>，联盟组织的知识转移机制对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为负。
情形2：联盟内知识转移机制（M）的完善，增加了联盟企业学习动力变量的截距a1，设有如下表达式：
a1e1+e2M;e1,e2>0（11）
将该公式带入式（3），并对M求导，得到下式：
e2（b1-b2CD）（12）
（1）当CD>，联盟的知识转移机制对知识转移绩效有负向的影响；
（2）当0
同样，我们可以分析知识转移机制对知识接收方接受能力的影响。随着文化差距的扩大，转移机制（M）趋于完善，可以提高知识吸收能力，其对吸收能力函数斜率b2或者截距b1的影响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通过两种情形的分析，验证了假设2，证明在适当范围内跨国技术联盟企业的文化距离越大，联盟组织的知识转移机制发挥的作用越大；也还可以说，文化差异在一定情况下推进了知识转移机制功能的高效发挥。从这一角度看，也说明文化差异可以促进技术联盟知识转移。
四、结论和研究展望
有别于大多关于文化差异的研究，把文化差异看作是跨国联盟组织知识转移的障碍因素，本文考虑到动态中由于跨文化的背景长期存在，联盟组织会经过调整知识转移机制来促进知识转移。因此，本文认为文化差异在跨国技术联盟知识转移可以当作是一种资源或动力，刺激知识转移机制的完善，增加知识接收方的学习动力，以及提高知识接收方的吸收能力，最终达到联盟知识有效转移的结果。
对于文化差异的研究，多数学者采用企业调研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工作量相对较大。本文把文化差异抽象、提炼，把文化差异对跨国技术联盟的知识转移绩效的复杂影响用简明数学公式来表达，是一种新的思路。
当然，本文不可避免存在不足，局限在于研究的实证性。如文化差异和知识转移绩效，难以找到可对应的衡量指标，或者是适合的量表，类似的实证研究较难进行。如何在缺乏数据的条件下建立文化差异对跨国组织知识转移绩效影响的模型，并进行仿真模拟，是笔者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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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教育国际化中外高校人文素质教育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才需求的国际化不断加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为提升本国竞争力以适应全球化挑战，纷纷掀起了新一轮教育改革潮流，分析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文素质教育的经验教训，对推进我国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
素质是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是指人的先天解剖生理特点，主要是神经系统、大脑及感受器和运动器官的特点。人的基本素质包含德智体美劳等诸多方面，涵盖了政治素质、身体素质、业务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等。大学素质教育就是在大学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利用教学和环境的积极作用，以全面发展的教育理论为指导，通过合理科学的教育活动，使每个学生都形成符合社会需求的素质结构，成为有较高综合水平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
人文，简单地说，就是人性与教养，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通过教育而获得了人性与教养，具有了人文素质，否则与动物并无区别。［2］所谓人文素质，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种人的内在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人文素质教育就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传统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及自身实践使其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气质。它是一种后天素质，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3］
二、中外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差异
（一）培养目标之间的对比。
中西方人文素质教育虽然在培养目标上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分歧，但在很多方面仍然具有可比性。一些发达国家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大都已经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了下来，例如美国教育部制定的总体性教育目标，各高校据此制定本学校的人文素质教育培养目标，［4］这样就使人文素质教育培养目标成为由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的国家意志，而我国的培养目标，国家只是从宏观上表示将其作为一个战略意图，还未能真正上升到国家意志；国外人文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对各高等院校教育教学活动的约束或指导能力比较强，而我国人文素质培养教育的目标，除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外，对各高等院校并没有太大的实际约束力；国外人文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大都具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指向，具有明显的可操作性，而我国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则大都仅仅是一种原则性很强而操作性很弱的指导性规定；国外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基本上已经在高等院校取得共识，并在这个层次上得到进一步的分解和细化，而我国的人文素质教育目标则基本上还处于一种“各自为战”的局面。
（二）教育主要内容的对比。
由于受全球化的影响，我国人文素质教育内容设置的状况已经有了改变。现在我国核心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包括政治理论教育、道德与法制教育、现代历史类教育等课程，占据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半壁江山。但是，与国外人文素质教育内容的设置相比较，我国人文素质教育内容的设置还存在着如下问题：尽管许多高校在开设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方面热情很高，但课程仓促上马多，精品课程少；临时起意多，长远打算少；随意性强，目的性弱。所以，总体的教育教学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做法相比，我们在人文素质教育内容的设置方面仍然不成熟，许多方面仍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三）教育基本方法的对比。
我国人文素质教育的方式方法既有与国外人文素质教育方法上的共性，又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和优势，但比较起来我国的人文素质教育有许多方面需要改进：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纳入课程体系的方式仍显得过于单调，除了国家教学计划规定的人文素质教育核心课程的强制性纳入和大量的人文素质教育选修课程的随机纳入之外，并没有更多途径使学生接受人文素质教育，这种状况与大学专业划分过细的弊端相映衬，往往会造成学生在不同学年段接受人文素质教育“苦乐不均”的问题。在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设置上缺乏科学性，没有考虑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及知识结构的特点和规律，更多的是教育者的一厢情愿和“单边主义”行为，这样的课程准入方式显然不可能达到好的预期效果。在教学方式上，过于强调灌输而忽视启发，其结果是学生日渐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
三、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发展的对策
鉴于我国高校人文素质教育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在下面方面进行改变，对于我国的人文素质教育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确立科学素质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和谐发展的战略。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科学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以及二者的有机结合上还缺乏系统的规划，对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相互依存、结合和互补关系还缺乏明确的认识。由于没有理清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科学教育得不到人文教育的支撑与补充，使科学教育缺乏人文文化的根基。因此，加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理顺科学文化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二者之间的关系，为人文素质教育进行动态定位，是规划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发展的首要前提。［6］
（二）提高认识，更新大学教育理念与目标。
大学教育的核心是坚持科学、创新、人文精神的统一，在市场经济改革、社会分工细化的情况下，知识体系也在发生改变，人文学科被忽视，在教学实践中，出现重智育轻德育、重理科轻文科的现象，教育的功利主义变得日益突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如何把握住前进的方向？作为未来社会的希望，当今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间接主导了这个社会的大方向。这就要求各高校领导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坚持发展观，进行教育理念的创新，指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发挥人文素质教育的作用。
（三）改革完善高校教学体制。
当前，在我国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中，对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的内容和评估比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已经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当务之急是改善高校教学体制，大力改革教学内容和课程的设置。完善文化课程的设置，使大学生得到系统的人文素质教育，应多设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选修课，如唐诗宋词、艺术史论、影视、音乐等，不要形同虚设，要有相应的学分。同时，实行辅修专业制，使学生在主修一门专业课的同时，能够选修一些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目前，许多学校都在实行这种制度，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实践表明，这种做法对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具有很大的益处。
（四）努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大学校园是大学生培养人文精神、思想道德情操的重要场所，是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课堂。大学的教化程度很大方面取决于大学的文化氛围，学校要定期开展文化艺术节和电影节等校园文化活动，举办各式各样的人文学科讲座，鼓励、扶持大学社团开展征文、辩论等活动，使大学生在寓教于乐中丰富情感、陶冶情操、净化心灵。还应重点进行校园人文景观建设（如历代名人的雕塑、具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建设的亭阁等），这样既可美化校园环境，又可对大学生进行历史文化教育，间接提高人文素质教育。加强校园文化环境建设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不可忽视的环节。
（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教师的人文素质。
篇7
[关键词] 文化差异 背景知识 作用 途径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存在的标志符号,更是文化的延伸和影响的外扩,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语言是形式,文化是内容。没有语言,便没有文化。正因为如此,仅仅学会一门外语的语音、语法规则和掌握一定量的词汇并不意味着能顺利地进行交际。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的双方若不能进入同一文化背景之中,就容易产生不解或误解,从而使交际失败。所以,我们的英语教学,存在着学习两种不同文化课题。新版教材介绍了英语国家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并在体例和编排上有很大变化,要求将文化差异和背景知识教学列为教学的重要内容。
一、文化差异和背景知识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和作用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约定俗成的,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要完成某一门语言的交际能力的培养,就不可避免地要对使用这种语言的国家的文化进行了解与学习。
1.了解语言的文化内涵是正确运用语言的前提
例如,英语中“Ladiesfirst,Thanksgiving,Home-coming,Girls LeagueDance,sandwich”等;汉语中的“少先队、黑五类、臭老九、一国两制、跃上新台阶”等,这些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如果把汉语中的“少先队、警察叔叔、月饼”译成英语就是:“Young Pioneer,Uncle Policeman,moon- cake”。这些词都很简单、常见,可是外国人却很难懂,因为他们不了解有关的文化背景。
同样,我们学习英语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例如,“You are indeed a lucky dog.”这句话,如果按字面翻译成汉语就是:“你真是一条幸运的狗。”这在汉语中完全是一句骂人的话。“狗”一词,在中国人看来是贬义的,如我们常说“走狗”,“癞皮狗”,“狗崽子”,“狗头军师”等,用来描绘所厌恶的人。可是,在英语中这句话是说,“你真是个幸运儿。”“狗”在这儿用来指人不但没有骂人的意思,而且还表示一种亲昵的关系。在美国“狗”是家庭成员。人们认为它往往含有褒情善意。因此,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意义不同。我们要想掌握和运用一种语言,就必须了解产生这种语言的社会,学习这个社会的文化。否则,就无法正确理解和运用这种语言。
2.掌握正确的交际知识和规则是母语教学和外语教学的根本区别
语言最本质的和最主要的是它的交际功能。要使学生获得英语基础知识和为交际初步运用英语的能力必须掌握英语的基础知识和运用英语的交际知识和交际规则。只有让学生们同时掌握以上两种知识,英语的社会交际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正是母语教学与外语教学的根本区别。只重视前者,忽视后者,往往会造出“高分低能”的学生,他们在实际运用语言的时候,就会遇到许多困难,甚至无法进行正常的交际。例如,一看到外国人就问:“Hello!Where do you come from?What's your name?How old are you?(你从哪里来,你叫什么,你多大了?)”这些问题会把别人弄得很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这是一种审问的口气,甚至非常正式严肃。
母语和外语直接互译是最常见的错误。如:“狼吞虎咽”,英语是“Eat like a horse,”被错误地翻译成“Eat Like a wolf and a tiger”;英语中的“ high school(高中)”被翻译成“高等学校”;“restroom(厕所)”被翻译成“休息室”等。即使语言准确无误,有时也会产生误会。例如,“Hi!Mrs li,where are you going?(李夫人你好!你上哪去呀?)”这是不礼貌的,因为这是私事。
再如,一位翻译陪美国客人吃饭,快吃完时,翻译用英语说道:“What staple food would you like?”意思是说:“您想吃点什么主食?”这位翻译的英语从语音到语法几乎无可挑剔,可却是不合适的英美人通常把一餐中吃得最多的食物称为主食,而中国人则把米饭、面食作为主食。
加强有关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使学生克服“母语的干扰”,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有助于学生积东西方文化为一身,提高文化修养。
二、文化差异和背景知识的传授途径
传授文化背景知识是为了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英语,更恰当地使用英语。加强文化背景知识教学的原则和方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通过多种途径尽可能学习更多的文化背景。要通过结交外国朋友,涉猎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观赏精彩的外国电影录像,欣赏格调高雅的外文歌曲等各种渠道来了解外国文化。
2.语言教学与文化背景知识教学紧密结合。后者要为前者服务,在进行文化背景知识教学时必须优先考虑外语教学的实践性和交际性原则。
3.适当扩展背景知识。要讲清知识点所包含的文化背景知识,适当扩展其知识内容,特别是外国的风俗习惯和交际常识等。例如,在讲到“floor”一词时,除了当“地板”讲,还可以当“楼层”讲。
4.利用比较法学习。中应同母语进行适当的比较,以便使学生了解两种文化的差异,从而掌握正确运用英语的方法。例如,在回答别人的称赞时,中国人往往过于谦虚。在中国文化看来,谦虚是一种美德;而在英美文化看来,这是自卑和无能的表现。我们还应当注意英美文化的差异,例如,“足球”这个词,英国人叫它“football”,而美国人叫它“soccer”等。
5.轻松愉悦地学习英语,避免烦躁,为难的情绪。情绪是影响学生学习和发展的重要因素。营造轻松快乐的语言环境,让学生在欢快和谐的氛围中学习和掌握语言,体验语言,感悟语言,从而掌握基础知识和文化背景知识,才能正确运用英语进行交际。我们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采取朗读、演讲、辩论、唱歌、录像、party、背诵小诗歌,学习成语、谚语的方式,让学生接受这种语言,无形中体验使用这种语言的快乐,让他们在母语般的环境中快乐的学习和提高英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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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简历；价值观；必要成分；可选成分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03-0090-03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0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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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当下语境之中，求职者想要在跨国企业获取工作，简历作为求职者的敲门砖，必然成为关注的焦点。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英简历差异时将侧重点放在了翻译层面，仅部分学者对简历内容的差异做了简易的总结，本文运用Hasan的语类结构浅势理论作为分析方法，将中英两种简历内容的成分进行对比，并且从文化价值取向的角度对差异进行解释，找出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
一、语类结构潜势理论概述
哈桑（Hasan）于1985年首次提出了语类结构潜势理论（Generic Structure Potential，GSP）她认为某一特定语类在原则上都有自己生成语篇的固定潜势，也就是说每个语类都有结构浅势，有必选成分和可选成分，必选成分决定类型，可选成分决定语篇的多样性。需要说明的是，语类结构在本文中是语篇的意义结构而不是形式结构，语类结构潜势是在同一语类中语篇结构的潜势。也就是说，属于同一语类的语篇结构应是从这个语类潜势中进行选择的结果。
哈桑认为语篇的独特性是由情景语境的三个变量决定的，即语场（field），语旨（tenor），语式（mode）。语场指实际发生的事情，语言发生的环境，包括谈话话题，谈话者及其他参与者所参加的整个活动；语旨指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包括参与者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角色。语式指语言交际的渠道或媒介。情景语境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决定语言意义系统的三个组成部分：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情景语境三个变量的综合就是一个语境配置（Contextual Configuration），决定了一个语类的结构潜势（Generic Structure Potential--GSP），即一个“语类”。语类结构潜势是一个语类中所有语篇产生的源泉和系统，它包括必要成分、可选成分。必要成分及其顺序决定语类。也就是说具有相同必要成分的语篇属于同一个语类。可选成分属于同一语类的语篇变异现象。根据上面对哈桑的GSP理论的总结，可知语境配置可预测语类的必要成分和可选成分，因而可预测语类结构潜势。
二、中英文简历的语类分析
在分析中英文简历语类之前，首先要确定语料搜集的范围和简历的情境构成。其次分别找出中、英文两种简历中出现的成分，通过成分出现的概率，可判断出哪些成分为必要成分，哪些成分为可选成分。
（一）语料搜集
简历（resume），顾名思义，就是对个人学历，经历，以及其他有关情况所作的简明扼要的书面介绍。它是有针对性、规范化、逻辑化的书面表达。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随机抽取的50份以中文为母语的求职者完成的中文简历和50份以英文为母语的求职者完成的英文简历。简历所涉及的行业较为广泛，包括银行、教育、法律、政府、媒体等，在简历搜集过程中作者发现，不分国界，凡相对正式的部门例如政府、学校、医院等均不接受个人设计的简历，而是要求统一填写规定的应聘简历，因此在搜集的中英共100份简历当中，也可划分为50份个人简历和50份应聘简历。
（二）简历的情景构成
语场：求职者向招聘者介绍自身情况。
语旨：参与者角色：求职者与招聘人员；社会地位：阶级性。
语式：渠道：书面符号，媒介：书面媒介。
简历的目的：通过求职者向招聘单位提供个人信息的简要介绍来获取相应职位的面试机会，并且最终获得工作机会。
（三）中英文简历的语类结构潜势
通过对中英文两种简历语类的必要成分和可选成分的分析确认，文章总结出中英文两种简历的语类结构潜势。
1.中文简历语篇中的必要成分和可选成分的分析和确认
一般来说，中文简历包括下列成分，这些成分可以根据Hasan的语类结构潜势理论归纳为必要成分和可选成分
1.求职者姓名：姓名、曾用名。2.个人自然属性：性别、出生年月、身高等。3.个人社会属：民族、政治面貌、婚姻状况等。4.联系方式：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5.教育或培训经历：学历、所学专业、培训经历等。6.工作经历：工作经历、担任职务、职位等。7.求职意象：求职意象、月薪要求等。8.个人概述：自我简介、自我评价。9.兴趣爱好：兴趣爱好、特长。10.执照或技能：外语水平、计算机水平、专业技术水平等。1 1.奖惩情况：奖惩情况。12.发展方向：发展方向、事业规划。13.家庭背景：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等。14.分割符号：表格分隔、强调符号等。
依据Hasan的语类结构潜势得出简历的必要成分和可选成分如图2。
通过图1可以看出求职者姓名、个人自然属性、个人社会属性、联系方式、教育或培训经历、工作经历、分割符这7项成分在50份中文简历中出现的频率为100%，因此可确认以上7项成分为中文简历语篇中的必要成分。语篇除必要成分外，按照出现概率的百分比，可依次将其他出现的成分排列为：求职意向>执照或技能>个人概述>奖惩情况>家庭背景>兴趣爱好>发展方向>座右铭。
2.英文简历语篇中的必要成分和可选成分的分析
1.求职者全名：姓名、曾用名。2.联络方式：手机号码、长期地址、邮箱等。3.执照或技能：驾驶证、语言水平、计算机水平等。4.教育或培训经历：学校名称、专业、实习经历等。5.社会工作经历：实习经历、职位、人事部门电话、监管人姓名电话等。6.美国合法工作许可：合法年龄确认、社会安全号码等。7.职业见证人：电话、邮箱、关系等8.求职意向：求职意象、月薪要求等。9.奖惩情况：奖励情况。10.参加活动或加入团体：组织会员、联盟成员。11.服兵役情况：服兵役。12.个人概述：个人资质概述。13.分隔符：分隔符，重点符号等。依据Hasan的语类结构潜势得出英文简历的必要成分和可选成分如图2：
通过图2可以看出，求职者姓名、联系方式、教育或培训经历、社会工作经历、分割符这5项成分在50份简历中出现的频率为100%，因此可确认以上5项成分为英文简历语篇中的必要成分。语篇除必要成分外，按照出现频率的百分比，可选成分依次排列为：求职意向>执照或技能>合法工作许可>职业见证人>个人资质概述>服兵役情况>组织成员>奖惩情况。
三、中英文简历语类结构总结
以上研究表明，中英文两种简历的必要成分和可选成分都存在着共性与差异性。
两者必要成分的共性总结。两者的必要成分都包含求职者姓名、联系方式、教育或培训经历、工作经历、分割符5项成分。通过简历的情景构成分析，编写简历的目的是求职者为了向招聘单位简要的介绍个人信息，首先求职者姓名作为个人的称号是必不可少的。其次教育和培训经历是招聘单位衡量应聘者资质的最客观、最直接的方法，工作经历作为招聘负责人重视的内容，在简历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它体现了个人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再次，当求职者符合招聘要求时，招聘负责人则会对求职者进行告知，以此体现联系方式存在的必然性。对于分隔符和强调成分的必要性，由于简历是对个人情况的高度概括，求职者为使招聘者迅速而准确的找到所需信息，需要强化每一个小标题，因此借助分隔或强调符号来实现。
两者必要成分存在的差异性总结。中文简历包含求职者的个人属性和社会属性，而英文简历并不包含这两项成分，差异存在的原因在下文进行解释。
两者可选成分的共性总结。可选成分是否在中英文简历中出现是根据求职者的实际经历来确定的。经历包括求职者是否拥有某种技能，是否获得过执照、奖励，是否参加过活动或社团，是否服过兵役。除此之外，可选成分的出现还受求职者的个人意图及求职意向的影响。例如兴趣爱好、座右铭这一类体现求职者的性格特征和工作态度的成分；以及个人概述、资格总结这一类体现求职者对自身优势评价总结的成分。如果以上成分有助于求职者获取所谋求的职位，增加应聘机会，那么这类可选成分就会出现。
两者可选成分的差异性总结。由于不同的招聘单位对简历的内容有不同的要求，导致了可选成分存在的明显的差异。在50份中文简历中，家庭背景这一成分出现概率为48%；在50份英文简历中，职业见证人成分出现概率为38%。这部分存在的差异，在下文价值观取向的角度进行解释。
四、中英简历的价值取向分析
通过上文的归纳总结，针对中英文两种简历存在的差异，文章通过价值取向的三个不同视角分别进行分析。
（一）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视角下的分析
20世纪60年代末，荷兰学者吉尔特霍夫斯泰德进行了文化价值观调查，在75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的个人主义指数排名为56-61，表明中国大陆倾向于集体主义的文化，而美国排名为第1位，是典型的个人主义的文化。个人主义倾向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松散，对自身和小家庭保护意识较强；而集体主义倾向的社会则十分注重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而对自身的利益保护相对较弱。个人主义文化强调所有的个人都具有相同和平等的权利和责任，推崇自我独立、相互尊重和个人隐私，并且强调对隐私的合理合法化；而集体主义文化的隐私意识却相对淡薄，保护个人隐私的要求也并不强烈。因此在中英文简历语篇必要成分对比中得出，中国求职者将个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这与个人工作能力并无直接关系的两项视为求职简历中的必要成分。而在英文简历中这两项内容在50份英文简历中均未出现。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集体主义，集体的利益永远大于个人的利益，家庭作为一个小的集体，他的集体成员即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很强的依赖性。集体主义的家庭观强调集体认同、内部团结、情感依赖和资源共享。因此在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了解求职者的家庭成员可判断求职者的社会地位。在50份中文简历中，家庭背景一项出现的概率为48%，其内容包含直系亲属的姓名、关系、工作单位以及职务地位。招聘单位通过此项内容对求职者进行进一步了解。个人主义文化的美国形成的家庭观强调独立、自由、平等，也就是说每个家庭成员都是以个体为中心，每个个体重视自身的需要和价值，与家庭相对独立，在美国受到强烈个人主义价值驱使，求职者更为独立，极少将个人家庭成员与自身发展建立联系，因此家庭背景对于个人求职并没有直接和广泛的影响，英文简历中也并没有出现家庭背景这一可选项。
（二）高低情境文化视角下的分析
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根据人们在沟通过程中信息传递与接受的准确性和清晰性提出了高情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和低情境文化（low-context culture）分析构架。1976年，爱德华霍尔总结了高情境文化的特点是：不重视外显性的口语讯息；重要信息通常表现在时空、情况与关系等情境性线索；高度强调和谐；注重建立社会信任；并具有模棱两可的语言与偏好沉默的倾向。低情境文化的特点是：不重视沟通的情境脉络；重要信息通常表现在外显性的口语表达。在50份英文简历中，职业见证人一项出现概率为38%，求职者列出了除亲属以外的前雇主、导师或同事等人的联系方式，并且在表格内说明可以直接联系以上人员证实个人的工作表现和工作能力。通过这样外显性、直白的信息传递来获取求职者的个人信息属于低情景文化的主要特点。而在中文简历中并没有出现此项内容，招聘人更偏向通过时空、情况与关系等情景性线索来判断求职者，这体现了高情境文化维护和谐、注重倍任、保护面子的一个方面。低情境文化的优点是以理性来实现管理的规范性和有效性。而高情景文化的优点则有利于建立雇主与雇员的信任和管理过程中的融洽。
（三）权力距离视角下的分析
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是霍夫斯泰德提出的另一文化纬度，它是用来表示人们对组织中权力分配不平等情况的接受程度，权力距离有大小之分，它的大小可以按指数来表示，中国大陆的权力距离指数为80，在74个国家排12-14位，属于权力指数较高的位置。而美国权力指数位40，排行较低，属于低权力距离的国家。在分析简历时作者发现，凡是涉及到有关职称、头衔时中英文简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中文简历中，求职者都将职位的头衔如志愿者协会秘书处处长、校广播台台长等按照时间顺序直接罗列出来，以强调求职者的个人能力，并且拉开了较大的权力距离，建立了气场，这正是权力距离大的文化的特色：即权利所有者应该最大程度地表现权力。在潜意识中，掌权者无需将工作内容一一汇报说明。而在英文简历中，美国求职者所编写的简历除了填写出任职位的头衔之外，全部都详细写明了自己所负责的具体工作内容，例如美国社会室内设计师（ ASID）学生分会主席，工作内容包含配合（co -manage）学生成员项目筹资，指导项目负责人，协调（co-coor-dinate）具有50个成员的每月例会和其他项目，为下一年度的活动设定计划。在权力距离小的国家，掌权者是尽量将等级差别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在他们的意识中设立等级只是为了便利而建立不同的职位角色而已，他们的权力是时刻接受善意判断的制约，因此美国求职者在编写简历中涉及到头衔时都将其权力所牵涉到的工作一一列出，以取得他人得信任。
结语
通过在Hasan的语类结构潜势理论视角下对中英两种简历的语类分析，尤其是对其必要成分和可选成分，及其文化价值取向差异的缘起进行分析，发现东西方的价值观也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且有着相互融合的趋势。目前东方传统的一些价值观正在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冲击，求职者的个人简历也将无法避免受到影响，今后求职者如何能够编写一份更好的个人简历，招聘单位如何能够更有效的通过简历了解求职者，通过从价值观取向的角度分析希望可以得到一份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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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茶文化；大学生；文化素养
中图分类号：S5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3-0252-02
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是以茶为载体传播各种文化，是茶与文化的有机结合。茶文化具有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促进社会进步和丰富文化生活等社会功能。
大学生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必须要德才兼备，不仅要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要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这也是国家提倡素质教育的宗旨。所以对高校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显得非常重要。
一、茶文化在提高大学生文化素养中的作用
现在大学生对茶文化基础和历史知识了解很少；对茶的健康与保健作用了解不多也不够全面；对茶文化的社会功能作用理解还不够深刻等。因此，在高校中开展茶文化学习与教育，对于传承我国的传统文化，增加大学生的历史和生活知识，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和健全的人格，都是十分有益的。
1.茶文化的知识传承功能。茶文化的内容非常广泛，茶文化的结构体系包括有关茶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这些内容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进行开展，能让大学生更多的了解中国的茶文化，丰富学生的茶文化知识、拓展视野，有利于祖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同时也可以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另外，茶文化已成为具有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内涵的动态文化体系。社会上也需要复合型人才，所以，有关专业的大学生有必要将茶文化纳入自己的知识结构中，以便走上社会，带来丰富多彩的生活。
2.茶文化的精神教化功能。茶文化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介绍茶文化的概念、内涵，同时还介绍了在茶艺表演时要用到的礼仪以及与茶有关的各种礼俗。引导学生讲礼仪、尊礼节，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同时还特别强调茶文化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作用，通过茶中蕴含的思想和道德观来影响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中国茶文化所倡导的“和、静、怡、真”的精神，将饮茶与人生处世哲学相结合，上升至哲理高度，形成茶德、茶道，茶道是茶文化的最高层次，也是茶文化的核心。把人们崇尚的道德情操、追求的高尚品质及人格赋予具体的茶及各种茶事活动中，不但可以促进身体健康，而且还可以修身怡情，有利于人的心态平衡，解决现代人的精神困惑，提高人的文化素养。①茶文化思想可引导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大学生通过对茶文化的学习，及通过对茶德思想的领悟，可调节心态，这样就有利于调整人际关系，解决现代人的精神困惑，对维持和谐社会和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作用。可以说，茶德思想可以为当代大学生培养健康向上的人生理想提供若干方面的深刻启迪。②茶道精神有助于思想道德修养。茶文化是以德为中心，倡导无私奉献，反对见利忘义和唯利是图。主张义重于利，注重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倡对人尊敬，重视修生养德，有利于人的心态平衡，解决现代人的精神困惑，提高人的文化素质。茶文化最大的影响是可以使大学生能调节好自己的心态，静下心来，以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去迎接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学习了茶艺，可以潜移默化的陶冶了情操，升华了思想，提高文化素养。
3.茶文化的美学功能。中国茶道人美、茶美、水美、器美、艺美和境美。在安静幽雅的品茗环境中进行茶事活动，感受茶之美、器之美、艺之美、人之美。在此种意境中使人产生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与行为约束，并在潜移默化中使自己的思想境界得到提升。大学生学习茶文化，会把茶文化作为一种美的享受、美的提升来对待，从而达到培养审美情趣和陶冶性情的目的。
4.茶文化的保健功能。饮茶有益人体健康，从神农得茶解毒始已有几千年历史。现代科学发现，茶中含有大量的营养成分和药效成分，对于维持人体正常生理活动需要，提高人体免疫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比如茶能提神醒脑、利尿强心、清热降火、止渴生津、溶解脂肪、帮助消化、醒酒解毒、杀菌消炎、预防龋齿、消除口臭、预防动脉硬化、降低血压、降低辐射危害、抗癌抗突变等多种功效。这些功效已不只是古代相传的偏方和经验，而是从生物化学、药理学、生理学、病理学等不同角度、不同学科加以证实。
二、茶文化在大学生中推广的措施
1.在大学的素质教育选修课中开设茶文化课程。目前有个别高校已开设此门文化课，通过老师的讲解，让大学生们了解茶文化的起源，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掌握茶的种类、制茶的基本理论、泡茶技艺及茶叶保健功效，一方面可以拓宽知识面，另一方面，通过了解中国茶文化和茶艺，可以陶冶情操，使精神世界升华到高尚的艺术境界。
2.通过讲座、展览等形式，扩大茶文化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可以邀请在茶文化研究方面有一定造诣的专家学者开设专门的茶文化讲座，通过网络、电视等形式将每年不同地区举办的茶文化节视频节目进行推广。也可以利用各高校图书馆等机构举办展览、播放教学片等形式，传播茶文化。
3.根据茶文化，大学生结合自身专业知识开展相关的研究、调查等。例如：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可以思考茶文化与旅游的关系，扩展旅游业。经济管理专业学生可以思考茶叶的包装销售。历史专业学生可以对各地、各民族茶俗进行研究。文学专业学生可思考茶文化与文学艺术的关系。外语专业可以考察韩、日茶文化以及中国茶文化在中华文化圈中的影响和地位。
通过以上的措施，在大学生中进行茶文化的教育与宣传，让大学生补充知识，开阔视野，完善思维，陶冶情操，平和心态，怡情悦性，感受生活的美好与诗意，启发对美的追求与向往。
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修养，塑造健全的人格品质是学校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中国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其思想与当今世界面临着“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想融合，以及与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作为一项长期的活动来开展，这样不但可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而且也可将一种潜在教育渗透到学生身上，这对于提高大学生文化素养、心理素质，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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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前教育；茶文化；传承与弘扬
说起茶文化，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几千年前的古代中国，茶就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必备的饮品，并且雅俗共赏，无论官宦人家还是市井小民，都有饮茶的习惯。同时，茶具有独特的回甘味道，在烹茶过程中又有诸多的讲究，手法精细，这与古代中国的儒、释、道精神具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以茶在古代中国，绝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饮料，其中也赋予了相应的内涵，所以茶文化已就此诞生，并流传至今。中国的茶，最早起源于官宦，在唐宋时期进入顶峰，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的战乱纷争，茶文化逐渐凋零，在当代，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快餐文化的兴起，茶文化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甚至被人们淡忘。想要在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重塑茶道，弘扬和发展茶文化，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进行广泛的宣传，而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根本入手，将茶文化植入到孩子们的学前教育中去，我们知道，孩子们培养兴趣的最佳时期就是学龄前的这一时段，如果我们能够相应的将茶文化引入到孩子们的学前教育，那么对于茶文化的发展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的，同时也对我们国家茶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着其他方式不可比拟的重要作用。
1茶文化概述
1.1茶文化的内涵
茶文化起源于古代中国的上三代，也就是夏商周时期，茶叶就己经出现在中华大地上，在茶叶逐渐发展和弘扬的过程中，因其独特的属性被赋予了深刻的内涵。总的来说，体现在一下三个方面：首先，是追求中庸的儒家精神。茶文化，最讲究淡薄的心性，在整个烹茶的过程中都需要张弛有度，尽可能的放缓速度，享受整个茶事的过程，饮茶时也要浅酌慢饮，体会茶中所飘散的清香，品味茶叶的苦涩以及苦涩之后的回甘，让饮茶成为精神上的享受，提升人的心性。其次，茶文化的内涵还体现在讲求道法自然的道家精神，所谓道法自然，就是在种茶的过程中，茶农充分的顺应自然，讲究茶树种植的温度、气候、土壤、水质，采茶也要选择相应的季节，炒茶也需要定制的器具以及火候的掌控，泡茶的水也讲究以钟乳石之水为上水，山洞溪水为中水，井水为下水，按照特定的方式方法才能保证茶的品质不受破坏，追求顺应自然，从而体现道法自然的文化内涵。第三，茶文化的内涵体现在顿悟内省的佛家精神，佛家精神讲究禅意，崇尚修行与内省，所以茶就成为了僧人最好的饮品，进而被赋予了佛教文化的内涵。
1.2茶文化的功能
通过上文对于茶文化的内涵的分析，茶文化的功能也就十分的清晰了。茶文化不仅是茶本身的文化，而是千百年来先人不断赋予的文化内涵，其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通过茶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我们中华儿女能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规范我们的行为习惯，提升个人的综合素养，从而增强民族荣誉感，尽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塑造我们的中国梦。
2茶文化对学前教育的积极影响
2.1精神的培养与继承
茶文化对于学前教育的积极影响在于精神的培养与继承。所谓茶文化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和”，这里所说的“和”指的就是和平、和气，说的简单一些就是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对于礼数的把握，要对人谦和，为人谦逊严谨，注重礼仪。在学前教育中，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够学习或了解茶文化，那么在未来的人生发展中，就能够更加的注重礼仪，处事心态平和，为孩子们的意志品质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弘扬茶文化的同时做到精神的培养与继承。
2.2行为的规范与约束
茶文化对于学前教育的积极影响在于行为上的规范和约束。中国的茶文化讲究凡事有度，点到即止，体现在做人上就是凡事留有余地，绝不咄咄逼人。同时，茶文化还讲究“清韵”，在人生中应该光明磊落，清高正直。由于计划生育的大力推行，多数的中国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这就不可避免的让孩子受到了太多的溺爱，性格过于的偏激执拗，处事毛躁任性，将茶文化植入到学前教育中，就能够更好的约束孩子们的行为，处事有度，做事磊落，知道约束自我，从而更好的提升个人综合素养。
2.3知识的学习与丰富
茶文化对于学前教育的积极影响在于知识的学习和丰富。茶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璀璨篇章，其知识包罗万象，例如茶树的种植和采摘，这就蕴含着地理与气候知识，茶叶的品鉴也同样包含着对于审美的选择。由于茶文化的源远流长，中华传统文化大多和茶文化都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将茶文化引入到孩子们的学前教育，就能够从更本上丰富孩子们的知识面，加强孩子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提升个人素养。
3学前教育传承与弘扬茶文化的策略
3.1以游戏为主体，激发幼儿主动学习
想要在学前教育中传承和弘扬茶文化，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在教学中一游戏为教学主体，激发幼儿的学习主观能动性。因为喜欢游戏是孩子们的天性，在教学中以游戏为教学手段首先就从根本上满足了孩子们的基本需求。以游戏为教学手段，能够集中孩子们学习的注意力，充分调动学习氛围，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例如，如果教师想要孩子们普及一些基础的茶叶知识，就可以利用组织游戏的方法来进行教学活动的开展，安排一个《老鹰抓小鸡》的游戏，由教师做老鹰，孩子们做小鸡，并告知孩子们一些茶叶基础知识，如果老鹰抓到了小鸡，那么就只有准确的说出茶叶基础知识才能够被释放，重新回到游戏，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孩子们对于知识的学习首先就更加具有兴趣，而游戏的开展又充分的促进了教学活动的展开，孩子们对于知识的理解更加明晰，在学到知识的同时也进行了游戏，不让教学活动显得乏味枯燥。同时，我们在教学中还可以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分组答题的形式学习茶文化知识，小孩子们的好胜心强，竞争机制的引入在极大的程度上能够刺激孩子们的学习思维，让孩子们的头脑迅速转动，从真正意义上加强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获得更好的教学成果，有助于茶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3.2以动画为辅助，培养儿童学习兴趣
想要在学前教育中传承和弘扬茶文化，那么我们就要做到以动画为教学的辅助手段，培养孩子们学习的兴趣。动画片本身具有丰富的画面感，并且十分具有教育意义，通过多年的教学，我们能够发现，孩子们在观看动画片的时候，他们的学习精力是最为集中的，并且对于动画情节有着更好的记忆力和还原度，这是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多项感觉器官的组合应用能够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这是符合基本教育规律的。所以，想要在学前教育中进行中国茶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我们就应该在教学的实际过程中以动画为辅助教学手段，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开发一部关于中国茶文化的动画片，从而使孩子们对于中国的茶文化有着更好的了解，学习起来也事半功倍。
3.3以实践为基础，展现幼儿学习成果
想要在学前教育中传承和弘扬茶文化，那么我们就要坚持以实践为基础，从而展示幼儿的学习成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也能够更好的考察孩子们对于茶文化知识的掌握程度，让孩子们真正的学到知识。我们的教学实践可以从两方面入手，第一是茶道实践，在学习之后，让孩子们模拟烹茶的过程其中包括茶具的选择、泡茶水的选择、以及泡茶的方法和步骤，但是要注意的是由于孩子们还太小，所以教学的成果不必太过奢求，主要让孩子们体会的是烹茶时的过程，并且要时刻的注意安全问题，做好安全监管。另一方面，就是茶理实践，茶理的实践，其实更具挑战，这不是对于烹茶过程的考察，而是更多的看孩子们的心境，因为个人理解能力、学习能力的不同，所以我们不要设置标准，随行就好，观察孩子们在生活中的变化，才是考察茶理实践的最好方法，最终，通过这种教学成果的展示，得以在学前教育中弘扬和传承茶文化。
3.4以父母家庭为保障，提高幼儿学习可能性
想要在学前教育中传承和弘扬茶文化，那么我们就要在教学的实际过程中以父母家庭为教学的保障，提高幼儿学习的可能性。家庭，学校，同龄伙伴，大众媒体，这些是影响着孩子们成长的四个最重要的因素，之所以将家庭排在第一位，是因为家庭是每个人学习和成长的第一所学校，父母和家庭对于孩子的影响是最直接的，这是孩子们成长的最重要的环节，如果茶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能够得到家长和孩子们家庭的支持，那么开展起来势必事半功倍，所以我们也要在教学的实际过程中要求家长也行动起来，在家中带领孩子们喝茶、泡茶，利用这种实践的方式激发孩子们对于茶文化学习的兴趣，让孩子们进一步了解茶的品行以及不同的烹茶方法，并且给孩子以讲故事的方法传播茶道知识，让孩子们理解茶文化所具备的文化内涵。第二，在孩子成长过程，总会有犯错、低迷的时候，家长在纠正和教育的过程中也可以利用茶文化告诫孩子们要温润和有礼貌，看到茶叶在杯中的起起伏伏，让孩子们能够重拾信心，通过这样的言传身教，让孩子们从心理接受茶文化，同时也乐于学习茶文化。只有这样的家校一体的教学模式，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将茶文化蕴藏于孩子们的学前教育之中，从而将茶文化更好的传承和弘扬下去。
4结论
中国的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璀璨绚烂的篇章，但是在快节奏的当代社会却逐渐的被人们遗忘，作为中华儿女，我们有义务将这样的文化瑰宝传承下去，并弘扬开来，将中国的茶文化引入到孩子们的学前教育之中，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让孩子们成为传承和弘扬茶文化的先锋，使中国的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早日实现祖国的伟大复兴，塑造我们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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