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状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业发展状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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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入世，农业发展，农产品，农业生产，农产品贸易

我国加入WTO已经历时5年，迄今已经全面完成了入世议定书中承诺的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的各项义务，进入了所谓的“后过渡期”。在这5年中，我国的农业经济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势头，按可比价格计算，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2%，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5%，比1991-2001年期间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高0.04和0.08个百分点。我国的农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以WTO农业协议定义的农产品加上水产品作为统计口径，据商务部统计，出口额由2001年的160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271.8亿美元，年均增长14.5%，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进入2006年后，农产品出口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1-9月累计出口额达到218.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6%。可以说，我国农业基本上平稳地完成了向WTO贸易体制的过渡。

上述情况与入世前人们的普遍预期显然有相当大的反差。加入WTO时，我国在开放农产品市场方面做出广泛的承诺，包括大幅度削减关税、对部分重要农产品进口实行关税配额制度治理、立即停止使用出口补贴、限制农业国内支持支出、规范动植物检疫措施和食品安全技术标准等。履行这些承诺使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远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某些方面甚至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入世前，国内外有很多学者基于资源禀赋理论做出判定，我国在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上处于竞争劣势，但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上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因而入世后会出现在增加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进口的同时扩大畜产品、园艺产品和水产品等高附加值农产品出口的局面。鉴于当时主要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因而人们预期入世会导致这些产品的价格下跌，进而对农民收入提高产生不利影响。

从各方面情况看，入世后我国农业和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变化要比预想好得多，这种局面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造成的结果。从外部看，主要农产品国际市场价格在2001年后出现不同程度的回升，减轻了我国面临的竞争压力。从内部看，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农业和鼓励农产品出口的措施，如减免农业税、对部分粮食品种实施保护价收购、对粮食主产区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提高农产品出口退税等，而农民和涉农企业对市场信号变化和激励政策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使农业生产结构和地区布局实现优化调整，更好地适应了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得到了提高。

然而，虽然入世后的实际情况与入世前有关研究做出的判定存在较大差距，但这些研究所强调的一些长期趋势性因素仍然是有效的，并且将决定我国今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格局的演变前景。

首先，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农业资源外流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产生不利影响。这一点在土地上表现的最为明显。在目前的土地治理制度下，地方政府具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借助于行政力量从农民那里廉价征用耕地后将其转用于各种非农业开发项目，从中获取各种形式的收益。这导致大量耕地被合法甚至非法占用，直到近年中心采取严厉控制措施后才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这一局面。这一情况与国家为保护环境而实行的退耕还林计划和农民在市场机制驱动下扩大蔬菜等园艺作物种植结合在一起，导致大宗农作物播种面积减少，进而影响到总产量的增长。

第二，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导致食品消费结构的升级，需求总量的增加则主要体现在农业部门提供的工业原料上。受食品消费结构调整的影响，尽管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显著低于1996年创造的414公斤的历史最高水平，但是国内市场上并没有显现出粮食短缺的明显迹象。实际上除了2004年外，我国在谷物贸易上一直保持净出口地位。与此成对照的是大豆、植物油和棉花进口规模急剧增加，成为导致我国农产品贸易由盈余转为赤字的主导因素。然而，我国大量进口大豆是由于国内榨油能力急剧扩容引起对原料需求的增加，而榨油业扩大加工能力则是由于国内外企业预见到国内市场对植物油和饼粕的需求增加而大量投资所致，这一过程在入世前已经启动，入世后放宽对大豆进口的限制只不过是为这一发展增添了额外的活力而已。统计数据表明，入世后我国的大豆生产并没有下跌，而是维持增长，即进口增加只影响到大豆生产的增长幅度。类似情况也出现在棉花上。我国棉花进口急剧增加发生在2003年之后，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纺织业界面临纺织品贸易于2005年进入所谓的“无配额”时代而产生乐观预期，进而扩大纺织品加工能力所致。虽然2002和2003年我国的棉花产量低于入世前2001年的水平，但随后两年产量大幅度增加，2004年更创造出新的历史纪录。

第三，非价格因素日益成为影响农产品国内消费和出口的关键。国际经验表明，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会更为关注食品卫生安全、环境保护、劳工福利等问题，从而导致相关标准的提高。正是由于这一点，发达国家实施的标准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并且越来越严格，日本和欧盟于2006年开始实行的新食品安全法规就反映出这一趋势。恰恰在这些方面，我国的农业生产和经营体系存在诸多的薄弱环节。例如，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公害频繁发生，面临这一形势，政府监管机构表现出严重的能力缺失或不作为。由于这种情况，我国具有很强价格竞争力的畜禽肉类产品并没有能够如一些人预期的那样大量出口海外，进口产品却显著增加，使我国在这些产品上也成为净进口方。虽然我国的园艺产品和水产品出口保持了较好的势头，但也多次受到进口方限制措施的打击。然而，我国也有一些企业成功地突破了进口国设置的“绿色壁垒”，例如山东省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针对日本加强食品安全管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通过主动改善产品质量和调整生产结构，把别人失去的市场转变为自己扩大出口的新机会。

第四，只有不断扩大农民在非农业的就业机会才能够持续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在2001-2005年期间，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农民人均农业纯收入增长了30%，同期农产品生产价格提高了约20%，消除价格因素后，农民农业经营纯收入年均仅增长2%左右。鉴于在开放的贸易环境下农产品价格不可能持续上升，即使政府继续增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单纯靠发展农业显然不足以保证农民收入持续提高，更不要谈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了。另一方面，入世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的转移加快，第一产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比例由2001年的的50%下降到2005年的44.8%，由非农业经营活动得到的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然而，考虑到第一产业GDP占全部GDP的比例已经下降到12.6%，进一步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势在必行，非此不足以消除城乡收入的巨大差距。

最后，加入WTO对我国政府实施支农政策的空间构成严格限制。入世后，我国政府采取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逐步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持，这些惠农政策是导致农业增产、农民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政府可以选择的手段和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我国入世承诺的约束。这种情况在大豆产业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加入WTO时，我国完全开放了大豆和豆粕市场，大豆进口关税率为3%，豆粕为5%，进口数量不受任何限制；对豆油进口实行关税配额制度治理，配额内进口关税由2001年的13%立即下调到9%，配额外进口关税由2001年的121.6%逐步下调，到2006年过渡期结束时改为9%的单一关税。入世之初，我国利用制定转基因产品管制办法的机会限制了2002年的大豆进口，但2003年后大豆进口量急剧增加，2006年上升2658万吨，是2001年进口量的将近2倍；豆油进口量更由2001年的7万吨上升到2004年最高时的252万吨。面临这一局面，我国政府只能通过“大豆振兴计划”等间接措施支持大豆生产，对进口数量却无法有效实施调控。此外，很多符合WTO绿箱标准的政策在我国现行农业经营模式下面临操作成本过高的限制而难以实施，而价格补贴和口岸保护等操作成本较低的政策则受到WTO规则的约束，只能在有限程度上使用，这使得政府在制定农村发展政策上面临困难的选择。

总结我国入世后的农业发展实践，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熟悉：

第一，开放农产品市场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格局演变有重要的影响，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内因素，非凡是国民经济发展对农产品供给和需求的影响。

第二，我国农民和涉农企业对市场变化有相当强的适应能力，能够对市场信号做出及时和灵敏的反应，但在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府治理能力薄弱的条件下，农户和企业也会理性地利用市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机会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使其行为有时会损害到公众利益。例如，我国很多食品公害事件完全是人为造成的，而不是由于缺乏技术能力。

第三，我国尚未形成适合参与国际竞争的农产品产业链和有效的质量监管体系。一方面，农户与涉农企业之间普遍未能形成利益共赢机制，在缺乏社会征信保障制度的条件下，各方出于自身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经常导致产业链的断裂，出现“市场失灵”；另一方面，政府治理能力的缺失和不当作为经常不仅未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且造成“政府失灵”。这种情况加大了市场交易成本，损害了我国农产品在国内外消费者心目中的信誉。

第四，国内政策比口岸干预政策更有助于实现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入世后，我国政府在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在鼓励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我国得以避免入世前预期的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增长停滞甚至下降局面的重要因素。

尽管我国顺利地实现了向WTO贸易体制的过渡，但今后的农业发展仍面临严重的挑战，能否成功应对挑战决定了我国农业和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前景。

最近商务部了关于农产品出口的五年规划，提出了放低出口增长速度、加强质量效益、侧重于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方针。根据规划，2010年的农产品出口额将达到380亿美元，年均增长7%，其中深加工产品的比重达到50%以上。这一规划体现了将提高农产品非价格竞争力放在首位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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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主要做法

1.1推广减量节本增效技术

1.1.1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围绕“测土、配方、配肥、供肥、施肥指导”五个重要环节，全区农业科技人员开展了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服务指导与宣传培训、田间试验和示范推广等工作，指导农民科学合理施肥，较好地解决了农业生产中因盲目过量施肥造成肥料资源浪费、耕地地力下降、环境污染加重、农产品品质降低等问题，2010年全区实现测土配方施肥75万亩。

1.1.2抓好农作物秸秆还田通过秸秆机械粉碎、保护性耕作、秸秆快速腐熟、秸秆堆沤以及生物反应堆等多种方式实施秸秆还田。秸秆还田可促使土壤中有机质及氮、磷、钾等含量增加，增强土壤保蓄水分的能力，提高土壤肥力等级，同时也能改善植株性状，提高作物产量。2009年全区共推广应用各类农作物秸秆还田55.1万亩。

1.1.3开展低产田改造工程实施中低产田改造，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农用路建设、低洼地抬高等方面入手，通过合理配置生产区，完善水利设施，实施深耕改土、平整土地和大田块规划等措施，整体改造低产田。近几年，全区每年落实中低产田改造面积1万亩，有效推进了农田整体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1.1.4应用统防统治技术水稻统防统治能够抓准病虫防治期，对症下药，适时防治。萧山区积极组织作业队广泛开展水稻统防统治，有效解决了病害问题，提高了农药利用率，保障农药使用安全，减轻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提高了农产品品质。目前，全区的统防统治面积正在迅速扩大。

1.2开展废弃物综合利用

1.2.1推进养殖业排泄物治理萧山区从2001年开始对5家规模猪场开展废水、污水物化＋生化处理、达标排放的环污治理工程建设试点。经过近10年的努力，目前，全区存栏生猪200头以上的养殖场已全部完成了污水处理和粪便初加工处理设施建设，对改善猪场及周边的生态环境，加强疫病防控，减少疫病传播起到了较好的作用。随着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市场对畜禽排泄物制成的有机肥需求量激增，养殖场也抓住这一机遇，积极生产有机肥。目前，全区已建成较大规模的猪粪收集处理中心5个，年可收集处理猪粪10万吨，服务辐射周边几十个大型猪场，有效地解决了养殖业排泄物污染问题，促进了资源循环利用，提升了经济效益。

1.2.2实施水产养殖污水循环利用随着水产养殖产业的提升，水产养殖的规模和养殖密度逐年加大，再加上养殖过程中投入品的使用，使水产养殖排放水体存在诸多污染因子。为促进生态水产养殖的发展，水产养殖企业进行了积极探索。杭州伟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采用的水产高效生态养殖水循环模式，利用净化、沉淀和生态沟过滤等一系列程序，无需排放即可实现养殖排泄污水的循环利用，真正实现了水产养殖零排放目标，为水产生态养殖探索了一条新路子。

1.2.3加快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面对日益上涨的饲料价格和亟待处理的种植业弃料，萧山区积极引导养殖户利用农作物秸秆作饲料，这样既可降低养殖成本，也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如杭州富伦奶牛场扩建1500m2粗饲料加工场地，大量收购玉米、大豆秸秆用于饲料生产，解决了附近5000亩土地的秸秆利用问题。奶牛场年消纳秸秆1000万公斤，按每公斤0.2元计算，种植户可增加收入200万元。

1.2.4开发农村新型清洁能源近年来，萧山区委提出了“努力打造绿色低碳宜居的现代化新萧山”战略，全区热烈响应，积极开发和利用农村新型清洁能源。通过申报新能源建设项目，带动了农村新能源的利用和建设。目前全区已开始应用太阳能路灯、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电子显示屏、太阳能生态垃圾房、沼气等清洁新能源，全区农村尝试应用新能源呈现了良好的态势。

1.2.5实施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通过采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在统一农资采购发放，实行统防统治的同时，对诸如废弃的地膜、用剩的农药包装物等农业生产废弃物进行回收和利用，减轻了农业生产废弃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保障农产品生产安全、保护生态环境。

1.3探索推广生态种养模式

1.3.1种养结合模式全区重点推广“农牧结合循环型”生态养殖模式，有利用山地（园地）养鸡、稻鸭共育、猪—沼—果（稻、菜）等生态立体种养模式，倡导自然、生态、绿色的养殖方式。以沼气为纽带，利用食物链将种植业、养殖业联系起来，通过沼气池厌氧发酵，将种植、饲养和废弃物综合利用有机结合起来，在农业生产系统内做到能量多级利用，物质良性循环，达到高产、优质、高效、低耗的目的。

1.3.2水产混套养模式运用水产是萧山区农业的主要产业，全区积极开展水产混养、套养，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提高经济效益。如南美白对虾与中华鳖套养模式，鳖能吃掉虾剩下的饵料和病死虾体及虾的脱落物，防止多余的杂质导致水质变坏，改善了水体环境，提高了饲料利用率，减少了病害的发生。同时，由于南美白对虾生活在水体中层，中华鳖生活在水体下层，有效利用了水产养殖空间，提高了水体利用率。虾、鳖分批上市又降低养殖风险，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生态、经济效益双赢。

1.4积极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萧山区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累计制修订区级以上77个产品、147项农业标准规范，建立各级各类农业标准化示范园区（基地）85个，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模式图示范基地31个。其中粮油、蔬菜标准化技术覆盖率为45%，水果为65%，养殖业为60%；加强无公害基地建设，到2010年底，全区有效使用省级无公害基地证书单位140家，总面积达19万亩，有199只产品许可有效使用国家无公害标志。

1.5大力实施“森林萧山”建设森林覆盖率是生态环境好坏的重要标志之一，萧山区努力加快城乡绿化建设步伐，在保护好全区20万亩重点生态公益林基础上，积极实施以“钱塘江防护林带、交通道路生态带、河网水系绿化带”三条生态带和“村庄绿化、城区绿化”为重点的“五大绿化”工程，通过近三年的努力，全区新增绿化面积6万亩，全区林木覆盖率增加3%、达到24.9%；新增林地面积2.1万亩，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21.3%，初步建成了集防护、景观、碳汇等功能于一体的森林生态体系。

2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中还存在的问题

2.1生态循环经济观念缺乏

目前，广大农民对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重要性认识还不足，往往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相关部门对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宣传引导力度不够。观念的缺失已成为农业生产过程中资源短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

2.2资金投入力度不够

其一，广大农业生产经营者资金有限，难以满足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资金需求；其二，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投入大，见效慢，种养者不愿投入；其三，有的生态循环农业设施虽已建成，但因运行成本高，建而不用，造成浪费。

2.3农业技术力量薄弱

一是广大镇街农技人员队伍结构老龄化，后续农技力量较薄弱，致使一些已成熟的生态循环农业技术不能很好的推广应用；二是对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中所需的技术探讨还不够，一些急需的技术无法及时得到解决。对深入开发挖掘产业链的潜能、资源的精深最大化利用能力不够。同时生态循环农业的执行者———农民大多文化技术水平较低，不能全面掌握生态循环农业的技能。

2.4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不彻底

虽然，近年来杭州市和萧山区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一些畜禽养殖场因规模小、缺乏资金，对排泄物整治不到位，而粪便收集处理中心又不能对所有畜禽场实行全覆盖，加之千家万户的种养业，农户环保意识又不强，除畜禽粪便外，一些农业废弃物乱丢乱扔，因此，农业面源污染很难得到彻底的整治。

3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对策

3.1提高对生态循环农业的认识

生态循环农业完全不同于传统农业，为此，要积极利用农网、电视、报刊杂志等媒体，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生态循环农业宣传，提高农民对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认识，增强其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意识，营造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良好氛围。同时要定期举办生态循环农业知识培训和辅导讲座，使广大农户掌握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必要的技能，顺利推进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

3.2加大对生态循环农业的投入

生态循环农业属于全社会系统工程。一要制定有利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财政政策，加大政府对其发展的投入。要安排生态农业专项资金，用于生态循环农业的规划、技术培训、经验交流和试验示范活动。二要形成多渠道、多形式的投入机制，引导民间工商资本投资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三要通过政府财政及银行贷款等优惠政策，对规划中的生态循环农业重点项目给予必要的扶持，集中优势力量探索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好模式，示范带动生态循环农业的整体发展。

3.3加大生态循环农业的技术支撑

一要围绕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全过程，积极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治、无公害标准化生产、测土配方施肥、畜禽排泄物治理、动物尸体无害化处置、秸秆还田等技术，促使生态农业良性发展。二要加大生态循环农业的科研投入、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加快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高生态循环农业的经济效益。

3.4探索生态循环农业发展途径

一要继续与科研院所合作，开展高标准的循环农业示范，推广立体养殖、生态种植和“种、养、沼”三结合的物质循环多级利用生产模式。通过示范，以点带面，形成辐射效应，推动全区生态循环农业持续健康发展。二要积极探索适合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新技术和新模式，运用生物食物链和能量转化定律设计生态循环农业系统，通过创新模式，拓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空间，提高生态循环农业的覆盖面，达到物质良性循环、资源节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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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为鼓励和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健康发展，市委、市政府把推动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列为工作重点，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发展措施，在全市初步形成了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新格局。作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重要职能部门，全市各级工商机关以宣传引导、登记服务、合同和商标帮扶为重点，按照各级党委、政府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划，将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效载体，积极优化发展环境，强化工作指导，加大扶持力度，推动我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一是广泛宣传发动。深入农村向农民群众宣传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发展的好处及办理工商登记的条件和程序。各县分局分别组织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及登记管理条例培训班，市局在沾化召开现场会，全力助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二是优化政策环境。相继出台了《关于大力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通知》和《关于开展“五优化一创建”活动的通知》等文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申请实行书式审查，只要提交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即予登记。并坚持以农民为主体的前提下鼓励和支持多主体、多形式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了有效提高登记服务效率，市局在滨城分局就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权限委托下放基层工商所进行试点，并取得良好成效。三是优化服务环境。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坚持提前介入，积极引导，实现“零收费、近距离、无障碍”服务。并立足职能，对重点乡镇、专业村负责人进行培训，积极帮扶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品牌化、契约化经营，开办农产品市场。目前，全市共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489家，入社成员7210户，出资额达5.25亿元。仅今年一季度，全市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180家，新增出资额2.01亿元，分别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69%和38.3%。经营服务范围已涵盖农林牧渔、农技服务和农产品运销等多个领域。

二、我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特点及发展优势

从调研情况来看，我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组织形式多样。从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登记情况看，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农户自办型。即农村大户、能人等利用生产、经营服务等自身优势，为解决生产、销售等问题进行自愿联合和合作；二是龙头企业带动型。即以当地涉农龙头企业为依托，以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为主要形式的三位一体的经济性实体组织。这种运作方式，实行以龙头企业为主体占领市场，以合作社为平台开拓市场，以农户为基础保障市场，为新形势下实现合作社、企业、农户三方共赢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如阳信金地鸭梨专业合作社由该县重点龙头企业阳信金地果蔬有限公司发起成立。目前，该合作社已建立3万余亩的鸭梨标准化生产基地，年生产加工鸭梨系列产品3万余吨，带动农户4万余户从事优质鸭梨生产，形成了农业标准化产业链。又如无棣同丰肉鸡养殖专业合作社由无棣同丰实业有限公司联合当地养殖专业户发起成立。目前已发展成为集肉鸡、生猪标准化养殖、饲料生产、畜产品加工为一体的大型畜牧龙头企业。三是农业服务组织领办型。即由基层供销社、农技等部门牵头，利用已有销售渠道以及技术、服务、信息等优势把农户组织起来，成立专业合作社。如沾化县下洼冬枣专业合作社、农机专业合作社及阳县同益蔬菜生产合作社等分别由当地基层供销社、农机和农业部门发起成立；二是产业特色鲜明。多元化主体牵头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社，使我市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及到广泛的领域，呈现出各自鲜明的发展特色。如沾化县立足当地特色产业，目前已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106家，出资额达1.52亿元。其中，冬枣产业优势突出，以下洼镇枣农为主，共发展冬枣专业合作社43家。无棣县结合当地畜牧业发展实际，抢抓国家惠农政策机遇，积极引导畜牧业合作社发展。目前，全县畜牧专业合作组织达20余家。其中，近期新增同丰肉鸡养殖专业合作社、开元养猪专业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7家，带动农户2万多个。三是经济效益明显。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一新型互经济组织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劳动力与资金、技术及信息等资源的优化配置，其发展优势及促进我市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均得到了初步显现。（一）实现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尤其是农业龙头企业、农业生产资料生产经营企业、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由领办企业向合作社注入资金、技术、经营管理模式以及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农民向合作社注入土地承包经营权、劳动力。合作社为农民提供了优惠的农资、技术和农产品价格，合作社为领办企业提供了产品、市场和原料基地。农民和领办企业通过合作社实现优势互补，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又提高了产品质量。如阳信金地鸭梨专业合作社统一为入社农户提供技术和农资服务，统一商标，并收购社员产品。农户实行果园入股，统一享有生产资料供应和市场定价、产品加价。去年，凡按合作社要求生产的鸭梨 ，每公斤收购价比周边高出0.2元，每亩实现增收1400多元。（二）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标准化，提高了农产品质量。农民专业合作社充分利用领办企业的优质生产资料、技术和管理模式，组织入社农户统一技术、统一管理，保证了农产品质量。（三）迅速推动形成了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品牌。去年以来，全市各级工商部门在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走品牌化道路上给予了大力帮助和引导。如沾化县工商局先后引导沾化王尔庄海蜇专业合作社等4家合作社成功注册“鲁王尔庄”、“渤海利国羊肉”、“鲁新合作”、“全利”商标，使沾化特色产品拥有自己的品牌，并通过一系列的品牌宣传推介，打响“沾化冬枣”、“王尔庄海蜇”等系列特色农产品品牌的知名度，切实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目前，全县农副产品注册商标已达42件。总之，通过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逐步改变了以往从事农副产品生产经营“小船出海”的方式，初步从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多方联合共同搏击市场大潮的“航空母舰”。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推进我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诸如发展水平低、规模偏小，影响力不大，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宣传引导还不够深入。还有不少农民群众和干部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够了解，对法律法规的理解还有偏差，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义认识还不够深；二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还不够平衡。从行业分布上看，种植业、养殖业、农机服务类合作社占到80%以上，而加工服务业、仓储、运销类组织发展相对滞后，致使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诸环节的发展不够均衡。三是规范化建设水平总体不高。部分专业合作社虽然进行了登记，但内部规章制度不健全；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只能提供简单的技术服务，没有真正把农民组织起来等，很难有效地为农民提供服务，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因此，为进一步促进我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就要紧密结合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需要和我市实际，坚持增加数量与提高质量并举，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不断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化建设，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壮大。

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要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和要求，认真履行职责，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及时给予法律宣传和政策引导，在全市形成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共识和社会氛围，充分调动起农民参与合作的积极性。作为工商部门要深入农户、农业龙头企业、农资生产经营单位和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宣传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条件、登记程序、优惠政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等相关政策法规，让农民真正认识、了解成立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社的重要性及作用。同时，鼓励更多的龙头企业、经营大户、农村能人、基层党员干部发挥带头作用，创办领办专业合作社，引领广大农民共同富裕。

二是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相关优惠政策。作为登记主管机关，工商部门要进一步优化准入服务，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开辟“绿色通道”，全面推行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实现“一站式”服务，最大限度地降低准入门槛，减少登记要件，提高办事效率。并加强与市农业等职能部门的协作，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监管的新方式和新手段，引导其进行规范管理，切实解决专业合作社在发展中存在的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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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马莲渠乡廖桥村和巴浪湖村是__市传统的奶牛养殖村，有20多年的奶牛养殖历史，廖桥村还是__奶牛养殖的发源地之一。目前，廖桥村拥有土地2611亩，人口3011人，少数民族人口占到了90%以上，有6个村民小组，人均耕地0。9亩，奶牛存栏由过去的3500多头减少到现在的1000多头，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800元。巴浪湖村拥有土地1830亩，人口2577人，少数民族人口占到了80%以上，有7个村民小组，人均耕地0。7亩，奶牛存栏由过去的5000多头减少到现在的1700头，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300元。

在产业结构方面：这两个村都是二元结构模式，以奶牛养殖为主，粮食种植为辅，廖桥村几乎家家都养奶牛；巴浪湖村奶牛养殖户达到400多户，占到80%以上。这两个村有个体私营企业只有2家，且规模都不大，主要以传统粮食加工和饲料加工为主，产业结构单一，发展后劲不足。

在农民收入方面：农民的主要收入来自于两个渠道。一个是来自于奶牛养殖收入，廖桥村农民收入70%以上的收入来来自于奶牛养殖，巴浪湖村农民收入80%以上的收入来自于奶牛养殖。另一个是来自于外出务工和少量的粮食收入，这两项分别占到了农民收入的30%和20%，农民增收的渠道不宽。

在扶贫解困方面：由于人多地少，位置比较偏远，农民增收缓慢，低保户较多，贫困人口大多数集中在年龄偏大、身体残疾、长期有病、劳动技能差的农户中，廖桥村有低保户57户，巴浪湖村有低保户88户，低保户每月每户50元，一年600元，从根本上解决这部分人的生产生活还有很多困难。

二、在在的问题

这两个村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奶牛存栏数急剧下降。由于牛奶收购价格下降，农民宰杀奶牛数量比较多，造成奶牛存栏数减少严重。在发展高峰期，廖桥村奶牛最多存栏数达到3500多头，现在减少到1000多头，巴浪湖村奶牛最多存栏达到5000多头，现在减少到1700多头。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奶牛减少5000多头，奶牛存栏数急剧减少的根本原因在于，奶牛养殖成本增加，农户养不起。存在着多养多赔钱，少养少赔钱，不养不赔钱的问题。养殖奶牛多的，淘汰差的保存好的，或者淘汰大的保存小的；养殖奶牛少的，有的全部淘汰，有的仅留几头，等待时机。

二是奶牛养殖效益严重倒挂。由于玉米和油料饼价格上涨，导致饲料价格随之上涨，而牛奶收购价格又下滑，目前挤奶站牛奶统一收购价每公斤1。6元，散户牛奶收购价每公斤1。4元，一涨一降，两项负担同时增加到农户身上。据了解，现在一头奶牛每月倒挂600元。过去，农户以每头1万元左右的高价买进，现在只能以每头5000元左右低价卖出，一进一出，两项损失又叠加到农户身上。据推算，一头牛在买卖当中就损失5000元-6000元左右。这样“一涨一降”、“一进一出”，导致奶农亏损严重，无力维持，只能忍痛割爱宰杀奶牛。

三是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廖桥村地下水位高，地理条件差，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土地盐碱化，农业生产受到制约，为扶持奶产业发展，市物价局、经委、畜牧局制定出台了生鲜奶最低保护价政策，园区每公斤1。7元，巴浪湖村既无养殖园区，也没有挤奶站，只能按散户价收购，奶业经纪人转嫁危机，压价收购，散户收购价比园区收购价每公斤低0。3元左右，靠养殖业为主的农民，收入呈下降趋势。

四是粮食种植效益低下。由于种子、化肥、农药等价格上涨，政策补贴又少，种地没有多少经济效益，只能保吃饭，有的农民不愿种地，把土地摞荒。巴浪湖村由于受附近造纸厂排污影响，用污水灌溉，粮食产量只能达到正常地区的70%左右，企业每年给该村造成损失达100多万元，虽然经多方协商，但赔偿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五是村集体欠帐较多。这两个村集体没有经济收入，近年来建村部、搞“两大工程”等，村上欠了很多帐，仅巴浪湖村负债就达7万多元，由于家底薄，收入低，银行贷款难，群众机耕、发展生产都没有资金扶持，发展缓慢。

三、建议与对策

针对这两个村存在问题和实际困难，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积极争取项目支持。近几年来，中央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特别是“五补一免”政策的实施，给农民带来了很多实惠，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作为村党支部和村委员，要认真领会中央的政策精神，紧密结合实际，积极想办法、谋发展，不能被田暂时的困难吓住，不能被客观条件捆住手脚，积极向上申报项目、争取资金，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养殖园区、小额贷款、政策补贴等方面积极大胆地争取市、区、乡的项目支持，坚决克服等、靠、要的思想。

二是稳定发展奶牛养殖。奶牛养殖是增加农民收入、调整产业结构的优势产业，尽管目前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但从发展前景、经济效益、群众接受程度上看，奶牛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目前，全市奶牛基本形成了农户+园区+企业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进一步扩大规模，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我市出台了一系列稳定发展奶牛的政策，为奶牛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同时，这两村奶牛养殖时间比较长，发展基础比较好，奶牛养殖也是农民主导产业。所以，必须千方百计稳定奶牛数量，咬紧牙关克服眼前的困难，坚定不移地稳定发展奶牛养殖。

三是大力开展技能培训。有效应对危机和眼前的困难，确保农民收入不减，发展速度不减，生活水平不降，必须要提高农民的技术水平和实际操作技能。要通过各种技术培训班，从技术、技能、维权、劳动保护等方面对外出务工人员进行培训，使外出务工农民掌握更多、更实用的技能，在就业上把握更多的机会，不断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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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电视节目的发展现状

农村是个相对独立的乡土社会，具有浓重的乡土特点。由于农民世世代代定居在某一地区，以在这片土地种植粮食为主并易于满足生存需要，因而形成了小而全不求人的封闭经济，同时也形成了灿烂纯朴的民间文化和民族文化。当然，在这个不流动的地区里生活，往往会产生一种不善于适应，想回避新事物的性格和重农轻商的思想。尽管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逐步波及乡村社会，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造就了大部分农民喜守旧、追求静，想变又害怕变的性格。不过，我们也明显地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思想不断深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大量的信息借助各种媒体流入农村，农村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部分地区的农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与城市人的生活水平差距在逐渐缩小，农民这个称呼也在开始淡化。目前，我国的社会结构正从城乡分割、向城乡融合与协调发展的阶段。由于受文化素质、生活消费环境、欣赏习惯等因素的制约，相对而言，电视媒体比报纸、广播、网络等其他媒体更容易让农民朋友接受。电视不光是农民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也能起到丰富其文化生活的作用。2008年据济南市农村意识形态领域工作调研组调查，在所属的5个县（市）的乡村和农户进行调研，回收的2000份问卷中，在回答“你都喜欢收看哪类电视节目”的问题时，问卷显示排在第一位的是反映自己身边的人和事的节目，其次是新闻节目，第三位是电视剧，第四位是农业科技节目。对于“你对现在的电视节目是否满意”的问题，回答不满意、不太满意的有1402人，约占70%；满意、比较满意的有598人，仅占30%。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媒体传播系到我国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调查显示，无论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还是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农户最需要的信息集中表现为四大类：宏观类信息———政策、法律、法规等；实际操作类信息———新技术、新品种等；市场类信息———农产品价格、销路、供求等；科技知识类信息———科学文化常识、教育、卫生、健康等。另外发现，无论是贫困农户还是富裕农户，看电视的动机主要是娱乐和消遣，他们大都偏爱影视和文艺节目。专家分析认为，农民现阶段最需要的节目应当是改变旧观念，增加现代化观念的电视节目，也就是通过电视艺术的手法将现代意识注入农村，逐步改变农民落后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乃至审美情趣的节目。俗话说，转变思想，黄金万两；观念更新，黄土成金。观念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在农村的变革中，改变落后的过时的文化，保留优良的传统民族文化，引进先进的创新的文化，是农村变革的根本。被誉为“国际平民教育之父”的晏阳初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深入农村作了大量的调查，总结出中国农民身上存在的四个问题：贫、愚、弱、私。到现在为止，我国农村依然存在这四个问题。要解决这四个问题，就要从四大教育入手，即生计、文艺、卫生、公民教育。生计教育就是提高村民的生产力，以达到致富的目的；文艺教育是提高村民的知识力，以达到治愚的目的；卫生教育是提高村民的健康力，以达到治弱的目的；公民教育是提高村民的团结力，以提高农民的思想意识。贯穿这四大教育内容的电视节目正是我国农村最需要的电视节目。

二、农业类电视节目的发展思路

第一，扭转重城轻乡的思想观念，把关注的目光不光局限在城市，也投向农村。以传播先进文化为己任的电视媒体，应该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出发，承担起满足农民观众的收视愿望和需求的重要使命，改进和加强农村电视节目，做好电视媒体之间的联合与合作，交流和引进农民喜爱的电视节目，立足服务“三农”，推进“三农”问题的解决。第二，播放改变旧观念、增加现代观念的节目。农民面对多变的世界、面对城市化的转移，如何解放自己的思想，更新自己的观念，在创业的道路上如何勇敢地面对一个个的困难和挫折?电视剧《刘老根》中主人公对待人生的态度、处理问题的方式，无不带有时代色彩，而这种用形象演绎着的观念，常常成为受众的示范，并考虑效仿、采用或改进。因而，在节目中增加现代化观念，是促进农民发展创新的主要途径。第三，加大信息量，加强节目实用性。信息是农村发展与农民生计发展创新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任何一个农村社区，都会发现有些农户采用有别于其他农户的发展方式。导致这种区别的重要因素是获得了别的农户所没有获得的信息，而电视就是信息获取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在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收视调查中，农村受众把电视所提供的文化知识类和市场类信息又排在四大需求信息的后面，主要原因之一是电视所提供的信息与农民的需要相差太远。我们还没有做到随着季节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电视节目内容，推荐的致富经验实际上大部分农民都没法学习。根据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环境、条件，为农民提供及时的、准确的信息和经验，让他们觉得节目对生产、生活有用，能让他们在有限的土地上创造出更高的价值来。第四，创新农村节目形式，提高节目娱乐性。无论是贫困农户，还是富裕农户，看电视的动机主要是娱乐和消遣，他们大都偏爱影视和文艺节目。由于农村受众文化程度较低，对节目中生动有趣、直观的形象比较容易接受，因而观念更易受其影响。所以我们的节目不应该是简单的声画两张皮，也要研究如何发挥健康有益的娱乐效应。我们可以尝试利用个性化的语言，改“播”为“说”；在节目中设计小插曲，强化节目的戏剧性；提倡农民“参与式”的、“双向式”的、“互动式”的节目形式，充分尊重农民的乡土创新，以此来抓住观众，在潜移默化中使其逐渐从农村的旧文化状态进入新文化状态，接受现代化的观念，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乡约》栏目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三、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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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值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生态学家HTOdum于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一种以能值为测度单位的环境—经济系统综合核算方法[1]，不但可以定量分析生态经济系统的能量流动，而且可以把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能量转换为统一的标准———太阳能值，以太阳能值为统一尺度，将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有机联系起来，量化分析二者的互动演变关系，其研究成果对于调控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互关系、制定合理的资源开发政策等都具有科学指导意义。

能值(emergy)指一流动或储存的能量所包含另一种类别能量的数量[2]。任何能量均始于太阳能，故在实际应用中，采用太阳能值作为衡量某一能值的标准。任何流动或储存的能量所包含的太阳能(solarenergy)之量，即为该能量的太阳能值[2]。低质能量通过相互作用和做功，转化为高质量的能量。每单位某种类别的能量(单位J)或物质(单位g)所含能值之量称为能值转换率。由于能量在流动和转化中不断消耗和损耗，所以在系统的能量转化链中，所处等级阶层越高，能量数量越少，但能质逐渐增高，能值转换率也越高。即能值转换率随着能量等级的提高而增加。能量系统中较高等级者具有较大的能值转换率，需要输入较大量的能量来维持，具有较高能质和较大控制能力，扮演中心功能作用[2]。能值分析首先要做的是应用Odum的能量符号绘制能量系统图；其次是编制能值分析表，从系统生态、社会经济等方面选取主要项目，计算能值，剔除所占比重小于5%的项目；再次，选取主要的能值指标，对系统生态经济效益进行分析，客观分析系统现状，找出系统存在的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

1贵州民族自治地区基本概况

贵州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包括3个自治州及11个自治县，面积为10.02万km2、占贵州国土面积的56.88%，人口为1565.08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40.44%。其中，农业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58.24%，高出全省近26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为1088.83亿元、占全省国民生产总值的27.83%，产业结构为“321”型（第三产业比重最大，其次为第二产业，最后为第三产业），主要农作物为粮食、油料及烤烟，产量分别占全省的49.77%、35.19%、42.85%；主要工业产品为原煤和发电量，产量分别占全省的16.11%和19.00%。据2005年统计数据显示，黔西南、黔南和黔东南石漠化面积分别为4738.9、7766.7、1786.7km2，分别占国土面积的28.20%、29.65%、5.89%（表1）[3]。

2贵州民族自治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分析

通过《贵州统计年鉴》及相关社会、经济、环境调查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贵州民族自治地区生态经济系统的主要能量输入、支出方式及能量交换过程和关系，列出主要的能量输入、输出项，计算各类资源能流量，并结合各种资源的能值转化率，将不同度量单位转换为统一的能值单位———能值，编制能值分析表。从表2可以看出，贵州民族自治地区2010年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总能值为2.48E+23sej，其中，可更新环境资源能值为2.68E+22sej，所占比重为10.82%；可更新资源产品为1.56E+22sej，所占比重为6.30%，主要为粮食、油料及肉类；农业机械化及物资消耗为2.05E+23sej，所占比重为82.88%，主要为乡村从业人员的劳务输入及化肥施用能值输入；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能值投入、产出量分别为2.32E+23sej和1.56E+22sej，产投比为0.06。在总能值中，黔西南、黔东南、黔南三个自治州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合计为1.71E+23sej，占民族自治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总能的值68.95%；其中，可更新环境资源、可更新资源产品及农业机械化及物资消耗能值分别为2.04E+22sej、1.04E+22sej及1.40E+23sej，在自治州总能值中所占比重分别为11.93%、6.09%、81.97%；自治州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投入、产出量分别为1.60E+23sej和1.04E+22sej，产投比为0.06。

道真、务川等11个民族自治县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合计为7.69E+22sej，占民族自治地区能值总量的31.05%；其中，可更新环境资源、可更新资源产品、农业机械化及物资消耗能值分别为6.42E+22sej、5.20E+21sej及6.53E+22sej，所占比重分别为8.34%、6.76%、84.90%；民族自治县系统能值投入、产出量分别为7.17E+22sej和6.42E+21sej，产投比为0.07。在能值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了环境资源能值/总辅助能值、工业辅助能值/总辅助能值、可更新有机能值/总辅助能值、农产品能值/总辅助能值、单位从业人员能值生产率、环境负荷率、能值产出率、能值货币价值、基于能值分析的可持续发展指数等9项评价指标构建能值分析指标体系（表3），分析贵州民族自治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特征。可更新环境资源能值包括太阳光能、雨水化学能和地球旋转能，可更新资源产品指生产的各种农产能值，不可更新环境资源能值指土壤净损耗能值，工业辅助能包括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村用电量和化肥施用量能值，可更新有机能指乡村从业人员的劳务输入能值。从表3可以看出，贵州民族自治地区的能值结构中，可更新有机能值占绝对比重，化肥、农药等工业辅助能值所占比重不高，仅为2%左右，表明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能值的形成，主要依靠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劳务输入，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等工业辅助很少。一方面表明贵州民族自治地区农业发展极为落后，基本为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依靠大量劳动力的密集劳动形成为数不多的农产品能值；另一方面大量劳动力集中在有限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产出微乎其微，使得整个农业生态系统提供的能值只能用于（甚至不足以）维持农村劳动力的基本生存，没有多余的能值用于土地改良、环境治理等系统反馈，使系统不能朝着良性高效运转的方向转化，出现石漠化、水土流失、贫困等生态经济问题。从表3还可以看出，贵州民族自治地区单位从业人员的能值生产率为1.71E+15sej，仅为2005年中国平均水平的5%（2005年中国单位劳动力人数的能值生产率为3.0E+16sej[6]）。表明贵州民族自治地区农村人口的能值生产率极为低下。劳动力数量大，生产力低，土地贫瘠而量少，就产生了需求大而供给少的矛盾，这是民族自治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不能有效运转的原因，也是该地区一切生态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

环境负载率为系统不可更新能源投入能值总量与可更新能源投入能值总量之比[2]。即不可更新环境资源能值与工业辅助能值之和，与可更新环境资源和可更新有机能能值之和之比。该指标能反映地区生态经济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如该指数过大，则表明经济活动强度较大，已对环境产生较大压力，若系统长期处于较高的环境负载率，将产生不可逆转的功能退化或丧失[8]。贵州民族自治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环境负荷率虽然很小，为0.02左右，但是这主要是由于劳动力的劳务输入能值这项可更新有机能过大，增加了分母的值而使总的环境负荷率显得小，但是其实这样的劳作方式已经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基于能值分析的可持续发展指数为系统能值产出率与环境负荷率之比。该指标能很好地反映经济发展与环境负荷之间的关系，ESI值在1~10之间表明经济系统富有活力和发展潜力[1]；ESI>10是经济不发达的象征，表明对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够；ESI<1时，为消费型经济系统，系统的进口资源及劳务能值量（IMP）在总能值使用量中所占比重较大[9]。贵州民族自治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指数为5.48，表明农业生态经济的发展具有潜力，但目前还处于一个低水平持续发展的运转状态。#p#分页标题#e#

3贵州民族自治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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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通信产业　发展状况　实证分析

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通信服务也极不平衡，尤其是广大农村的通信服务水平较低，这必然会制约、阻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鉴于农村通信服务产业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抗灾减灾能力、提升生活水平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积极、有效、合理地发展农村通信服务，进一步提高农村通信服务水平，以此带动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选择。本文以浙江省为例，首先对农村通信产品的经济属性进行了界定，然后对浙江农村通信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农村通信服务产品的经济属性分析

从经济学特性上分析，通信产品不仅具有一定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而且还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作为一种基础设施或平台，通信产品不仅提供通信服务本身，同时还可以提供其他诸如传播知识、提供信息、构建平台、传情达意等公共服务，既能给提供者和消费者带来收益，而且还能使社会或他人受益。世界银行在这方面有过研究，发现经济发展和通信发展有正相关关系。因此，即使不能说通信产品是纯粹的公共产品，它至少也应是混合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这就决定了推进农村通信发展，实施农村通信普遍服务，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自发的力量，政府在其中要扮演重要的角色，要带动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来助推通信发展，努力使通信服务具有更强的可及性、便利性和公平性。

二、浙江通信服务发展状况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通信服务业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数据通信等业务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通信收入持续增加。

全省电话用户数从1978年的7.88万户增长到2005年的2231.65万户，见图1，年增长率达到23.26％。固定电话普及率从1990年的1.6部/百人增长到1995年的8.5部/百人，到2005年是45.6部/百人，年增长率25.02％，而移动电话普及率从1998年的3.7部/百人增长到2000年的11.8部/百人再增长到2005年的54.8部/百人，年增长率46.97％。

图1 浙江省电话用户增长情况

全省2005年末使用互联网用户达到345万户，使用宽带用户达到338万户。邮电业务总量从1978年的6851万元增长到2005年的8303851万元，见图2，年增长率30.08％。

图2 浙江省邮电业务总量增长情况

注：邮电业务总量1978－2000年按1990年的不变价计算，2001年开始按2000年不变价计算。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浙江省农村未通电话的行政村个数迅速减少，从1993年的19960个减少到2005年的295个，农村通电话行政村比重从1993年的54.1％增长到2005年的99.1％，见图3。

图3 浙江省行政村通电话比重

三、浙江农村通信服务存在的问题分析

近年来，浙江通信服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处于国内先进水平。但是，在一些农村尤其是有些山区、海岛地区，通信发展水平仍不尽人意，一些地区甚至处于停滞状态乃至出现倒退。加之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普及和大众消费观念等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上述农村地区低收入人群多、人员流动小、信息沟通弱、消费支出能力有限、农村经济组织化程度不高，导致农村通信需求不足，农村通信消费增长缓慢。地域之间、城乡之间在通信普及程度、网络及通信增值业务应用、通信消费能力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1、农村通信发展步伐相对缓慢

从电话用户总数增长情况来看，浙江省市话用户数从1978年的42043户增长到2005年的14215278户，同期农话数从1978年的32919户增长到2005年的8101240户，农话总数除2000、2001年超过市话总数外，其余时间一直低于市话总数。

从电话用户年增长率情况来看，浙江省农话用户增长率除了1994年－2000年期间有过高于市话增长外，其余时间均低于市话年增长率，特别是近几年，农话用户增长率出现明显的下降，2005年比2004年仅增长2.99％，远低于同期市话19.64％的增长率。

从电信市场的分布上看，农村固定电话用户数占全部固定电话用户总数的比重1978－1990年期间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从1978年的46.70％下降到1990年的30.99％，而从1990年――2000年出现上升趋势，从30.99％上升到52.56％，从2000开始又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从52.56％下降到32.06%。

2、城乡之间通信水平差距较大

浙江省城乡之间通信水平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态势。从城乡来看，截至2005年12月底，全省城市固定电话普及率为128.4部/百人，农村固定电话普及率为21.4部/百人,超出农村固定电话普及率100个百分点。移动电话在城乡的分布差距就更大，绝大部分用户集中在城镇。

3、农村村村通电话仍未完成

浙江省经过多年努力，农村行政村通电话的比重逐年提高，但是离村村通电话还有一定距离。浙江省1993年有19960个行政村未通电话，至2005年全省仍有295个行政村未通电话，未通电话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丽水、台州和温州等一些贫困山区，见图4。从横向比较来看，浙江省农村通电话行政村比重高于全国水平，但是与北京、上海、江苏、山东等完全实现村村通电话的省份比较，浙江省仍不甚理想。

图4 浙江省各地区农村通电话行政比重

4、农村通信需求层次较低

在通信业务的需求内容上城乡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层次差异:在各城市,基础通信业务的普及程度较高，通信业务增长集中在高速、宽带的非话音业务领域；而在小城镇、农村地区，通信应用还处于基础话音业务的普及阶段，业务使用单一，应用层次不高，诸如短信、悦铃、来电显示、语音小秘书等通信增值业务少有问津。

5、农村网络普及明显滞后

由于缺乏浙江省农村网络普及的统计数据，我们这里引用几组全国的数据来大致了解农村网络普及滞后的情况。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6年1月17日的第1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2005年底，农村网民数量为1931.4万人，是城市网民数量的1/3，仅占农村人口的2.6%；农村网民普及率是城市网民普及率的1/6，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3，仅相当于世界上网民普及率最低的非洲的网民普及率。

6、农村通信消费水平低，需求弹性大

近年来,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拉动和通信行业持续、稳定的发展,有效刺激了社会通信消费的增长。通信消费的增长幅度不仅远远超过社会消费的同期增长幅度,而且通信消费在社会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也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通信消费已成为人们社会和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农村通信消费同样呈现上升的趋势，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通讯消费支出84.98元，仅占生活消费支出的2.63％，至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通讯消费支出已上升到188.74元，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上升到3.62％，但是与城市相比，目前农村通讯消费水平仍较低，2000年城市居民人均通信消费支出为349元，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为4.97％，至2005年，城市居民人均通信消费支出为798元，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为6.51％，由以上数据可知，农户对电话消费的支出仍比较少。

农村通信需求弹性较大，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每部电话的月话务量与城镇电话相比有很大差距。二是逢年过节时话务量剧增，平常话务量低，零次(没有打出电话)用户比例大。据全国的一项统计，全国长途电话零次户数量一直居高不下，其中，农村电话用户占有较大的比重。三是不同地区电话来话(接受)与去话(打出)比例差异明显，欠发达农村地区来话数量远大于去话数量。通常，经济发达农村地区电话来话与去话比例基本在1∶1至2∶1之间，经济落后农村地区来话与去话比例一般在3∶1以上，有的甚至超过了10∶1。

四、发展浙江农村通信服务产业对策探讨

1、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村消费能力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在发展农村经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发展农村通信、提升农村通信消费水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下一步，要继续在增加农民收入上下功夫，包括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努力推进农村经济体制创新等。

2、建立电信普遍服务基金制度，实现普遍服务

电信普遍服务是指对任何人都要提供无地域、质量、资费歧视、且能够负担得起的电信服务。在追求企业效益的目标下，电信运营商势必选择经济发达的地区和赢利的电信服务项目开展营销业务。据统计，中国电信每年投入兴建和设备维护的1000亿和500亿资金中，分别有50亿和30亿属于普遍服务范畴。在各企业讲求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时候，让谁承担这笔费用，都是不现实、不合理的，必须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很多发达国家都成立了“电信普遍服务基金制度”，用于对盈利能力较差的普遍服务机构提供专门的资金支持。中国也应该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尽快建立电信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从所有获准经营电信业务企业的营业收入中按一定比例提取电信普遍服务基金。电信普遍服务基金主要应用于对那些在农村地区、边远地区开展业务的电信企业提供补偿，可以按照成本补偿的原则，对其发生的政策性亏损进行补贴。运用经济杠杆，落实电信普遍服务措施，进一步扩大农村电信消费市场。

3、继续调整和完善监管机制

电信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对市场秩序和企业行为进行监管，从而达到维护市场竞争、促进发展、维护国家权益、保证国家利益和安全的目的。我国电信监管机制不能适应电信服务业发展的需要，应该调整和完善电信监管机制。首先，应使电信监管机构更加独立。其次，电信监管的目标应该是维护电信市场的有效竞争。政府监管目标必须从简单的破除垄断、引入竞争转变为按照国际规则和对外承诺维护电信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民族电信服务业的正当利益。第三，监管的重点应该是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可以按照规定的比例自由进入中国电信市场，继续采取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限制的只能是国内的资本，因此，电信监管的重点应转向依法规范电信企业的市场行为，维护电信市场的正常秩序，保证电信市场的公平竞争。

4、提升电信运营商的服务水平

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显著，通信消费能力也快速提升。这既为农村电信发展提供了机会，也对电信运营商提出了市场创新的要求。电信运营商应该努力挖掘农村电信发展的潜力，实现农村电信服务方式的升级换代。农村通信市场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必须区别对待，实施差异化服务。通信运营企业既要发挥自身的网络优势，采取灵活、实用的技术手段，扩大农村电话和宽带互联网接入覆盖范围；又要加强市场细分，选择目标市场，因地制宜地提供适用的通信服务；还要坚持正确的营销策略，将农村市场开拓与当地信息化建设相结合，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村通信产品营销体系。要进一步优化调整农村通信资费体系。在国家有关部门积极推进通信资费管理改革的大背景下，探索更符合行业发展要求、尽可能释放通信需求能量的农村通信资费政策，能够进一步刺激农村通信消费，最大限度地发挥通信业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注：本文是2006年浙江省社科联重点研究课题《基于农民需求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06Z2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胡鞍钢:中国国情与电信普遍服务.电信软科学研究，2004。

[2] 楚俊国：中国农村通信消费现状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4)。

[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互联网发展地区差异分析[EB/OL]，新浪科技网tech.省略,2006年1月17日。

[4] 陈金桥、杨子真：我国农村通信未来发展与展望[EB/OL].省略ii.省略,2002年9月13日。

[5] 杜振华：构建电信普遍服务机制应注意的问题[EB/OL].省略ii.省略/index.htm，2002年9月2日

[6] 浙江统计局：浙江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年鉴，1995－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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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政府职能定位；园区体制

中图分类号： F276.44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4.11.013

现代农业园区是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矛盾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我国自1994年开始启动建设第一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以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我国的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我国先后启动建设了4批71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北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是2010年12月科技部批准的第三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之一，也是我国目前唯一一个具有鲜明海洋特色的国家农业园区。北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对于发展广西北部湾海洋水产业，增加农渔民收入，带动北部湾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北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受到了北海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其建设和发展仍然处于初创阶段，还面临着政府企业管理职能定位、示范带动机制的建立和融资引资等方面的制约。笔者系统梳理了北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背景、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初创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内一些学者从组织体系、园区定位、运行模式和园区规划等方面对国家级农业园区进行了研究。蒋和平 [1]对农业科技园区提出了比较完整有代表性的定义。卢凤君等[2]从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了政府、企业和协会为园区三大主体的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的组织模式。蒋和平等[3]对试点的国家农业科技园建设的功能定位、经营主体定位、运行机制定位进行了研究。蒋和平等[4]以山东寿光、河南许昌、武汉南湖和四川乐山4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为研究案例，对“设施农业+企业化”、“农业技术推广创新”、“农业科技企业孵化”和“特色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协会+农户”4种农业科技园区运行模式进行分析。蒋和平等[5]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技术对接机制的涵义及运行模式进行分析，归纳了“专家+农户”、“专家+农业中介组织+农民”、“专家+龙头企业+农户”和“专家+市场+农户”4种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技术对接机制运行的模式。邵华 [6]依据山东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总体规划的案例，探索和研究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规划的问题。

1 北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背景与现状

1.1 建设背景

北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孕育、发展和成型过程。北海市政府自1999年开始筹备北海海洋农业园区建设，直至申报成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共历时10年之久，大致可以分为3个发展阶段。

1.1.1 筹备建设期（1999―2003年） 1999年北海开始重视并着手海洋农业园区的建设，以地处铁山港湾的“北海南珠科技园”开始建设为标志。2001年“广西沿海现代农业实验区铁山港功能区”开始建设。2003年北海首次申报以海洋农业为特色的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但是由于基础条件较差未获批准。

1.1.2 基础提升期（2006―2009年） 2006年北海以海洋水产的特色产业优势参与“两广国家林产化工和水产星火产业带”建设，成为该水产星火产业带建设的主体地区并纳入建设重点。2009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明确提出“支持建设北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1.1.3 规范发展期（2010年以来） 2010年北海市再次申报以蓝色海洋农业为特色的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同时，该项目被列入“北海三年跨越发展工程”和2010年市政府主要目标任务。2010年12月北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获科技部批准，成为继百色之后广西的第二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1.2 发展现状

1.2.1 园区的主要布局及各功能区的定位 北海国家农业园区的总体布局是分为核心区、示范区和辐射区。

（1）核心区。规划区位于银海区及铁山港区。园区按照“一区多园”的模式规划建设，分别建设海洋科研创新园、海洋产品加工物流园和海洋科普观光园3个功能板块。核心区的主要功能是对具有地方特色的海水养殖优势品种的种苗繁育、集约化和健康养殖技术集成示范、水产品高值化精深加工技术研发、技术培训与信息服务、国际交流、旅游观光等。

（2）示范区。总面积约1.03万hm2，分布于铁山港的营盘镇，银海区福成镇、高德镇，合浦县东海岸的白沙镇、山口镇，合浦县西海岸的党江镇、沙岗镇、西场镇。示范区的主要功能是示范、推广海水养殖名特优新品种、高效安全养殖新技术，推进海水养殖标准化生产，以及出口型水产品养殖基地等。

（3）辐射区。辐射区作为园区技术和产业辐射带动区域，分布在北海、钦州、防城港以及北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岸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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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业保险 发展模式 对策

河南是我国的农业大省，自然灾害对其农业生产有着巨大的影响。作为一种分散农业风险、补偿农业损失、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促进农民增收的农业保险，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河南省农业保险的发展仍滞后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保险业发展的步伐，在实践中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和探讨。

一、河南省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河南省自1951年开始利用农业保险来分散农业风险，1982年开始尝试商业化经营，1984年全省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业务开始全面发展。种植业除棉花、烟叶两个险种外，还开办了林木火灾、水稻、花生、果木、塑料大棚以及小麦收获保险等险种；养殖业开办了生猪、养鸡、奶牛、养鱼、养兔、养鹿、养貂等牲畜保险业务。1998年后，河南省农业保险和全国其他地区农业保险一样，急剧萎缩。2003—2005年期间，中国人保在南阳、商丘、周口和新乡等地区开展了小麦、棉花等农作物种植保险，但因赔付率高达87%，严重影响了其开拓农村保险市场的积极性。2006年年底，全省人均保费0.83元，农业保险收入呈负增长趋势，除小麦火灾保险、农房保险以及列入农业保险的变压器保险外，其他险种基本停办。2007年河南省人民政府批转了《河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方案》，保障范围覆盖种养两业，拉开了河南省农业保险发展的序幕。同年，河南省农业保险的金额达到27.5亿元，同比增长了28倍，保费收入同比增长了177倍，赔款支出同比增长了30倍，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2010年8月，河南省推出了《2010年农业保险工作方案》，对政策性农险承保品种、金额、责任、费率、范围、保险经营方式、财政补贴、风险控制、业务操作等都做出了具体规定。农业保险承保品种包括玉米、小麦、水稻、棉花、能繁母猪、奶牛、烟叶、肉鸡等，在保险金额上，水稻由每亩保额258元调整为263元，每亩保费仍为15元，玉米由每亩保额190元调整为192元，每亩保费仍为11元，棉花由每亩保额216元调整为26元，每亩保费由13元调整为16元；在保险责任方面，洪水、暴雨、旱灾、风灾、冻灾等巨灾风险都属于可保范围。养殖业的保险责任则包括自然灾害重、大病害和意外事故所引致的直接死亡。另外，2010年河南省在洛阳和驻马店两市新增了小麦保险试点，以后将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向全省推开。

近几年，河南省农业保险快速发展，对农业和农村改革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其自身和外部因素的影响，河南省农业保险的规模还远远跟不上农业发展的实际需求。

二、河南省农业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

1、供给和需求的双向不足，使得农业保险发展艰难

从供给上来看，首先，由于农业保险具有高风险、高赔付率的特点，使得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很少。如2005年中国人保在部分地市开展了棉花、小麦和其他农作物种植保险，但因赔付率达到87%，使得商业性保险公司不愿开展农业保险。在河南承保农业保险的公司仅有人保财险和中华联合。其次，险种不足。2010年河南省农业保险承保品种仅有小麦、水稻、玉米、棉花、能繁母猪、奶牛、烟叶、肉鸡等，与河南省这个农业大省涉及的农作物品种相比，农业保险的品种少，责任范围小，保额低。

从需求上看，农户对农业保险需求的积极性不高，不少农民认为“入不入都可”。一项对河南省农业保险需求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251户农户中，28.3%的农户认为没必要，仅12.4%的农户认为有必要购买农业保险，还有59.4%的农户认为无所谓。这主要是因为农户普遍对保险公司的信任度不高，对风险的防范意识不强。传统的农村救济与农业补贴让农民形成了一种对政府的依赖思想。他们认为，当发生灾害事故时，不参加农业保险同样可以得到政府给予的保障，即使购买了农业保险产品，从保险公司得到的赔偿也未必比未参保的人从政府获得的救济多，这样，农户对参与农业保险就没有了积极性。其次，由于农业风险发生的概率高、损失大，导致其参保费率也较高，如一些地区农作物保险的费率高达10%。农民想参加保险，但交不起保险费；农民能接受的保险价格，保险公司又赔不起。这样，参保的农户越少，保险费率就越高。

供给和需求的双向不足，使得农业保险“投保越多、费用越低、保障越足”的保险原理难以正常发挥，农业保险业务必然会日趋萎缩。

2、无效的农业保险持续经营模式

1991年河南省一度走在了国内农业保险的前列，创造了农村互助统筹保险模式，曾在国内很多省市推广，但这种模式并没能延续下来。农村统筹保险互助会实际上是一种互助基金，不以盈利为目的，所筹集资金的结余及增值作为全体会员的风险准备金，借助农民自身的经济能力解决因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问题，属于农民互助互济性质的保险组织。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农村互助保险中既是设计者，也是组织、推广和具体经办者，同时承担了30%的分保和后盾工作。由于农村互助统筹保险具有非盈利、便于统筹核算、理赔简便等优点，政府对这一模式大力支持并免征了全部税费，这是农村互助统筹保险得以成功的关键因素。但是由于农业保险复杂、赔付率较高，1996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商业化以后，其对农业保险30%的分保失去了积极性，同时由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将农业统筹保险的收费和乱收费项目混为一谈，导致资金无法筹集，再加上河南省取消了农业保险处，农村互助统筹保险失去了组织依靠，从而导致这种保险形式的“流产”。目前，河南省的农业保险的经营仍没有有效的经营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保险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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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管理层认识不足

在农村的管理层中，很多人认为对于农村实行经营管理是没有必要的，认为农村的发展只要依照现有发展套路进行即可，并没有将农业的发展放到一个变化的大环境中进行考量，也缺乏对于农业突破发展线路的相关探索，且认为有关财务透明体制、减少农民生活负担等措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此导致了管理层的经营管理工作进行散漫，被动性强，也阻碍了农业的创新发展。

1.2相关体制不健全

农村经营管理模式涵盖的工作范围主要为农村财务审核、农民负担监督、农村土地承办等，工作议程设置十分复杂。虽然如此，我国当前有关农村经营管理的管理法规和相关体制却处于严重不健全状态，不能实现对于农村经营管理的有效监督，也没有适当的惩罚措施对不合理经营管理模式进行相应处置。奖罚体制的缺失造成了经营管理的主动性较弱，也就很难使农业实现突破性发展。

1.3土地经营规模不大

农民收益增长慢目前，农民的土地经营规模相对较小，很难实现大规模的经营管理，也就不容易实现对于农业项目的创新实践，一些大型机械无法在小规模的土地上进行作业，由此导致了农民的土地经营积极性较弱，农民收益低，田间劳动量投入较大的不合理发展状况。长此以往，农业的发展便有可能在这种不良循环中走向停滞，最终阻碍我国农业发展的整体态势。

1.4农村劳动力科技水平比较低

当前，城市中普遍存在“民工潮”现象，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我国农村地区的劳动力质量较低，具体体现在劳动力老龄化严重以及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因此，农民对于与农业相关的科技的接受能力较弱，很难实现对于机械化设施的操作，加之对一些科学的种植栽培技术的接受程度有限，导致了农村农业的发展处于低水平状态。

2完善农村经营管理的对策

2.1加大对农民的农业知识教育

针对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状况，要想实现农村农业的快速创新发展，首先就要对农民实现农业知识教育，使农民掌握农业的相关知识，以指导他们科学、高效地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国家可以选派相关的农业技术人员，深入农村对农民进行农业知识教育，教育的方式选择应符合农民的信息接收习惯，把科技性知识转化成简单易懂的语言，以方便农民对于知识学习的有效性。在进行农业知识培训时，培训员要充分调动起农民积极性，鼓励农民对于不懂的问题进行询问，以激发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活动的主动性，有利于我国农业的创新性发展。

2.2注重信息化的发展

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经营管理信息化发展较缓慢，这也就阻碍了信息的透明度以及管理层与农民的有效沟通，长期如此，则易引起积攒管理层与农民间的矛盾，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因此，农村的经营管理要尤其注意信息化的发展。一是要做好整体的规划，基于本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以及农民的合理要求制定相关条例，并及时将决策信息告知农民，实现信息的透明化；二是农村管理层应加快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广播、有线电视以及网络的畅通可以有效解决信息传达度的问题，因此，要想实现信息化发展，就要完善不同的信息传播路径建设，使相关决策能够快速、准确传达到农民耳中，避免农民由于信息获取缺失对农业生产活动造成负面影响；三是经营管理部门应建立相应的信息反馈机制，能够与农民之间形成有效的互动沟通，及时知晓农民的需求，了解农民对于当前所执行的相关决策的态度，以知道决策层制定出更加符合农民需求的决策，便于对农业生产实现有效经营管理，最终整体推动我国的农业发展进程。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