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基础病因学说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医基础病因学说，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伏气”学说的本质及其存废历来为世人所争论，因此出现了在最近的三版《温病学》教材中对于“伏气”温病的代表——“春温”定义的不一致。在对“伏气”学说的探究及对于“春温”病的再认识中，发现“伏气”学说立论关键重在发病学而非病因学上，若按此理解，春温的定义及病证类别归属也不再有太大的矛盾和疑惑。因此提出，“伏气”学说实为发病学说，并可以此来指导相关基础理论的学习、研究和临床辨证施治。

【关键词】 春温 伏气 发病学说

中医院校第5版教材《温病学》中指出：“春温是感受春季温热病邪而引起的一种急性热病［1］。”而在第6版即“十五”规划类教材中的论述是：“春温是由温热病邪内伏而发，以起病即见里热证候为特征的急性热病［2］。”在第7版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温病学》中对春温的定义却是：“春温是由温热病邪引起的急性热病，其特点为起病即见里热证候，如发热、心烦——甚则见神昏、痉厥、斑疹等［3］。”对于春温的定义看是相似却实则不同的论述，使人深感疑惑——即春温究属新感温病还是“伏气”温病。其本源也就是世所争论之“伏气”学说究竟属病因学还是发病学范畴。笔者带着疑惑，拜读前贤之作，愿对“伏气”学说作一探究，为今后的学习和研究奠定基础。

1 春温定义之困惑

综观以上3种版本教材对春温的定义不难看出，对于春温的认识共同之处为：其病因为温热病邪，其病性属热，病势急，发展快，病情重，变化多，也就是在7版教材中所论述的“春温是……急性热病，……发热，心烦，口渴，舌红，苔黄等，甚则见神昏，痉厥，斑疹等”，其共识多集中在对于春温的发病和症状的认识之上。虽说对于春温的认识有如此多的共识，可差异之处却是对于春温之病究竟是“新感”还是“伏气”的本质属性界定。5版教材明确说明导致春温的病因为春季之“温热病邪”，而在6版中却弃“春季”之谈，明确地指出春温病因为“温热病邪内伏而发”，如果从病因学的角度理解，此两版教材中对于春温病的属性界定就出现了矛盾之处，即5版认为春温是新感温病，而6版则认为是“伏气”温病；也正因如此，时至7版教材，干脆在定义中仅留对春温的共识，其为“温热病邪引起的急性热病”，而对于其病因“新感”和“伏气”之属不加论断，给出一个春温的特点“起病即见里热证候……”，留予读者自己去确认春温的“新感”与“伏气”。这对于初学者来说，实为无益。基于此，只有对“伏气”学说究属病因学说还是发病学说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才能明确春温的“新感”或“伏气”属性，避免对春温认识的疑惑及争议。

2 “伏气”学说之沿革

“伏气”理论导源于《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有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4］。”在《素问·热论》中亦有：“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之日为病温，后夏至之日为病暑”［5］之说，其最早指出了疾病有感于寒邪（外邪）却逾时而发的情况。时至晋代，王叔和在《注解伤寒论·伤寒例》中经过发挥后系统地指出：“冬时严寒……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6］。”明确阐明了“伏气”之性质为冬寒，伏藏部位为肌肤，所致疾病为春之温病，夏之暑病；系统地提出了人感冬时严寒，发病有即发和不即发两种情况，不即发者，寒毒伏藏于人之肌肤，至春或至夏而发均可致病的邪气伏藏之说。由此可见早期的“伏气”学说都是宗《内经》之意，以“伏寒化温”为其立论的依据。在其后的一千余年，王叔和的“伏寒化温”理论为众多医家所接受，并作为温病病机的公认解释以指导临床的辨证施治。随着医疗实践的经验积累，医疗理论的发展与细化，单纯的“伏寒化温”理论已不能满足临床工作的需要，于是出现了郭雍“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冬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7］。”的不独“伏寒化温”而致病的论述。这对于单纯的“伏寒化温”理论是一种冲击，但却促进“伏气”理论因此而变革，使其在病因病机，辨证施治和临床运用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病因上，除了既往“伏寒化温”之说，尚扩充了外邪伏藏、温热毒邪及素体肾虚、伏火等内外因。如刘吉人在《伏气新书》中提出：“感六而不即病，过后方发者，总谓之曰伏气［8］。”明确的提出非独寒邪伏藏化温，外感六均可感而不发，伏藏体内而成为“伏气”之始因，扩大了“伏气”之病因，拓宽了此类疾病的诊疗思路；在病机上，除“伏气”自发外，尚有新邪引发，病情隐伏等探讨。如柳宝诒在《温热逢源》中指出：“时邪外感引动而发者”［9］。在证治上除直清里热、兼顾外，尚注重了扶正助阳；在临床运用方面则从温病扩展至内科杂病，许多免疫性疾病、病毒性疾病用“伏气”学说得到了圆满的解释并指导临床治疗［10～13］。总而言之，“伏气”学说有了深入的发展并趋向成熟，是温病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

3 “伏气”理论之存废

诚然如上所述，出现对于春温定义的变动频繁和模糊不清，是因为对于“伏气”理论本身所属的范畴及其存废依然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主张废除“伏气理论”者认为，“伏气”学说因其概念模糊，对于病因病机、发病传变，辨证施治解释不清，对临床医疗工作的指导有限，故可以废之而不用。争议的焦点是从病因学角度出发，因而有了究竟为何邪伏藏，其为什么会伏藏体内过时而发，邪气又伏于何处，怎样的情况下而发病等等问题的出现。据此认为“伏气”学说违背了中医学的“审证求因”理论［14］。中医总是通过病人的外在证候表现进行辨证求因，在通过辨证明确了病因之后，进行临床施治。而“伏气”理论既然认为邪气伏藏过时而发，在初染邪气时不表现出相应的证候，那就无证可辨，如何进行辨证求因，而得知有邪气伏藏于人的体内呢？如果不能以证测因的话，“伏气”理论所说的邪气伏藏，只能说是一种臆测，因此首先在病因这一关上“伏气”学说就已经不能自圆其说；但也有从现代医学的思维角度来考虑，既然不能按照中医的审证求因思维方式，那么就应该通过建立类似于现代的病源微生物学的实验模型来首先对于学说的源头——所伏究竟为何邪给出具体的说明［14］，但这一点目前尚无法做到。

对于“伏气”病因认识的争议，即是把“伏气”学说作为一个病因学的范畴，来首先追求其病因的根本。但一整套学说的建立不仅仅是局限在病因之探上，它还应包括病机病位、发展传变、辨证施治、转归愈后等各个方面，如果只是一味的追求病因，不可不说是舍本求末。再者，即使是病因之探，“伏气”学说在自身的不断发展之中，尤其是在新感温病理论出现之后对于"伏气"理论发展的促进作用，下其病因理论也更加完善。早期源于《内经》的"伏气"学说宗其意以"伏寒化温"立说，随着临床实践的进行，临床工作的需要，通过总结观察，相继提出了冬月温暖之气伏藏之因，暑气伏藏之因以及推广至四时六之邪均能伏藏之因。如王焘在《外台秘要·温病论病源二首》中曰：“其冬月温暖之时，人感乖候之气，未遂发病，至春或被积寒所折，毒气不得泄，至天气暄热，温毒始发，则肌肉斑烂也。”［15］指出冬月温暖之气也可因积寒所折伏而后发；王肯堂在《证治准绳·杂病·诸伤门》中有云：“暑气久而不解，遂成伏暑。”［16］提出了暑邪也可伏藏而后发病；至刘吉人则更是提出：“感六而不即病，过后方发者，总谓之曰伏气。”将伏气之外因扩大到了六之泛，而非独有寒、温、暑等。其实除外感自然之六邪气外，跌扑损伤之淤血，内伤杂病之痰湿诸般，和受于外邪之病，经过治疗之后，病症虽得到解除，但外邪并未尽祛的遗留之邪，乃至先天受之于父母的本体之邪，都可以是伏藏于体内而后发的致病之因；另外，人的体质因素也是邪气是否伏藏，伏气是否发病的重要因素，如早在《内经》中就有：“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17］之论述。

4 “伏气”发病之我见

“伏气”学说理论体系之中，最终导致发病，不仅仅是看它究竟伏藏何邪而发，应该是综合考虑感邪、环境及体质等多方面因素来看病邪究竟为什么伏藏，伏藏之邪怎么外发致病，疾病如何发展等。所以“伏气”学说并不应是一个局限于病因学说范畴的理论，对于伏气病因的争论并不能成为否决“伏气”学说的支点。

回头而视，如上粗列的对于“伏气”病因的这些论述，其从何而来，真是臆测而来吗？是否真的有违中医的“辨证求因”之理论呢？其实不然。中医学的两大特色：一是辨证求因论治，再一个就是整体观念。即发之病，通过发病的证候来推求病因，当然是一种“辨证求因”；伏发之病，虽说过时而发，伏藏之时无证可辨，似乎无因可求，但以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各个时段的健康状态是相互关联，受到内外之因相互作用而被影响的，故此时发病之候，必与彼时所感之邪在整体上是相互关联的，由此推求病因，也是“辨证求因”之一种，并不违背。至于通过建立实验模型来推求伏气病因，更是中西医思维与方法之别，在此暂不作深究。

“伏气”学说理论的发展和成熟，是建立在临床的医疗实践基础之上的，是前人根据温病发病时的不同证候特点，结合对疾病发展、证治规律的临床观察，通过分析、归纳而上升为理论，用于审证求因，审因论治。但其确实存在的争议和疑惑，也说明了理论本身的不够完善，整个理论体系不够健全，以及我们对于这个理论的认识不够深刻。因此，在这种现实面前，我们仍应还“伏气”学说本义为妥。

何廉臣在《重订广温热论》中对“伏气”学说全部体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特别是总结了诸家“伏气”学说，将“伏气”温病之本义概括为“邪从里发”［18］，即以里热证为临床的初发症状，这一认识是为各医家所接受的观点。就这一共识而言，结合上文所述之“伏气”学说并不是一个局限于病因的理论体系之论，笔者认为“伏气”学说实则是发病学范畴的一个学说，是在对某些特殊温病发病特征观察的基础上提出的。换而言之，“伏气”温病是不同于新感发病的一类具有共同发病特点和证治规律的疾病，从它的发病进而测知其病所之浅深不同，病情之轻重不同，病机之安危不同，故其疗法亦因之而不同。其与新感温病的区别重在发病学而不是病因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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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春温“伏气”之再探

春温究属新感还是“伏气”，宗观历代医家之论无外3种，即“新感温病说”“伏气温病说”和“新感引动伏气说”。持新感观点者认为：“至春而病者，此特感春温之气，可名春温，……此新感之温病也。”提出了春温是由温热病邪引起，感而即发；持伏气温病说者乃是宗《内经》和王叔和之意，认为是冬季感寒，体不藏精，邪伏体内，郁久化热，春阳引动而发；持新感引动伏气说者认为除上述两种情况外尚有“时邪外感引动而发者”。这3种认识除了是对疾病发展、证治规律的概括外，最基本的出发点都是根据疾病发生时的见证而概括出的结论，因此，这3者都是对春温病发病规律的概括。从临床实际来看，春温初起即见高热、烦渴，甚则神昏、痉厥等里热证，符合“伏气”发病的特点。由于春温初起以里热证为特征，且其发展和证治规律更合乎“伏气”发病的辨证施治，故从发病学角度，春温当属“伏气”温病无疑；从病因学角度考虑，春温所感受的病邪是一种与季节气候条件密切相关，但又不同于风热的邪气，这种邪气作用于人体导致发病即见里热证候，且病程长，病情重，变化多，易损阴伤阳、动风、动血，即所谓之“温热病邪”或称“伏热病邪”，如果单从邪气与季节的相关性而论，将春温归属新感温病来论治，则往往使临床失于治疗。

春温病因定于“温（伏）热病邪”，其发病实与“温（伏）热病邪”究属新感还是伏藏并无太大的关联意义，其发病取决于“温（伏）热病邪”的病理属性及机体的状况；诚如上文所言之视“伏气”学说为发病学说，春温之发病特点，发展转变及以后相应的辨证施治完全可以按“伏气”温病来论，因此，可以说：“春温是一种与季节气候密切相关的，由温（伏）热病邪所引起的，以起病即见里热证候为主的急性热病。”故发病学认识范畴的“伏气”学使得对春温病的认识更清晰，让它既不失“伏气”温病之意，也不丢与季节气候即春季密切相关的温热病邪之因，让我们在临床实践之中就可以充分地考虑时令气候的特点，结合“伏气”温病的规律辨证施治，确立对春温的治疗原则——清泄里热，护阴透邪。

综上所述，对于一个学说理论的估价，应从临床实际出发，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能单局限于某一方面来考虑其价值作出存废的决定；另外，还应正确地理解学说的本意，不只是局限于表面之说，而误导临床工作的实际。就“伏气”学说而言，发掘其本意，回避但并不逃避无需的争论之点，留存“伏气”学说的精华所在，认识其本质为发病学说，对于今后的学术研究和临床工作是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孟澍江.温病学，第1版［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52.

［2］彭胜权.温病学，第1版［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73.

［3］杨 进.温病学，第1版［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160.

［4］南京中医学院医经教研组.皇帝内经素问译释，第2版［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28.

［5］南京中医学院医经教研组.皇帝内经素问译释，第2版［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251.

［6］王叔和.注解伤寒论，第1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34.

［7］郭 雍.仲景伤寒补亡论，第1版［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143.

［8］刘吉人.伏邪新书，第1版［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1.

［9］柳宝诒.温热逢源，第1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64.

［10］叶 霜.伏邪理论发挥［J］.中国医药学报，2000，15（6）：17.

［11］黄彩平，韦大文.伏邪说在感染性疾病治疗中的意义［J］.河南中医， 2001，21（6）：15.

［12］陆青媛，丘 智.浅谈对伏气温病的认识［J］.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 2004，4（5）：76.

［13］周继霞.新感与伏邪学说浅析［J］.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25（2）：68.

［14］周永学.伏邪温病与新感温病的浅析［J］.陕西中医函授，2000，6：5.

［15］王 焘.外台秘要，第1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129.

［16］陆 拯.王肯堂医学全书，第1版［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17.

篇2

【关键词】中国传统饮食文化；阴阳五行；饮食养生观

【中图分类号】TS97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智慧的结晶，是中国民族文化积淀的成果，其中蕴含大量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中医理论中的哲学思想，如“五行学说”中，“五味”对“五谷”膳食结构起决定性作用，成为人们的择食关键。“医食同源”巧妙地将饮食与用药结合在一起，既可以填饱肚子又可以防治疾病，堪称中国一绝。中医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就像一个挖不完的金库，值得我们深究。

1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所体现的中医哲学思想

1.1 阴阳学说

《素问·至真要大论》：“谨察阴阳而调之，以平为期”。可见调理阴阳是饮食中重要的一部分。中医认为，任何事物包括人的生理病理机能都可以分为阴、阳两种属性， 阴是指具有滋养，濡润、抑制、凝聚等作用的物质及其机能属性；阳是指具有温煦、兴奋、推动、气化等作用的物质及其机能属性。[1]在中医阴阳学说的指导下形成了因人、因时、因地择食的饮食观。

1.1.1因人择食

阴阳学说将人的体质分为偏阳质、偏阴质、阴阳平和质三种类型；将食物划分为温热、寒凉和平性三种类型。“视其寒温盛衰而调之” （《灵枢·经水》）告诉我们：饮食因先辨其体质再决定吃什么食物调理。偏阳者应少食温热性食物，而宜食寒凉和平性食物，否则将会导致阳亢及伤阴；偏阴者应少食寒凉食物，而食平性和温热性食物，否则就会导致阴盛阳衰。阳虚者宜多食温补之品；阴虚者宜多食甘润生津的食物。

1.1.2因时择食

“朝食三片姜，胜过人参汤”、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体现了阴阳学说中“因时制宜”的观点。日出、春夏属阳，日落、秋冬属阴，人体饮食需与外界环境相适应，所以春夏、早上宜食温热食物，如生姜；秋冬、下午宜食寒凉、滋润食物，如萝卜。

1.1.3因地择食

自然环境的不同使我国传统饮食文化呈现出复杂的地域差异，阴阳学说中“山南为阳，山北为阴”，我国南方属阳，北方属阴，南北的气候差异决定了南米北面的饮食结构，各地人们的口味也因气候差异而有所不同，四川、湖南一带湿气重，因而喜食辣；北方气候干燥，容易出汗，喜食润燥食物。由此说明，饮食与地理位置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1.2 五行学说

中医五行学说把自然界的事物分为木、火、土、金、水五个方面，从而构成不同级别的系统结构。中国传统饮食文化自然就被纳入到这一结构模式中，如把食物分为五味（酸、苦、甘、辛、咸），五谷（麦、菽、稷、麻、黍），五畜（羊、鸡、牛、犬、彘），五香（花椒、八角、桂皮、丁香花蕾、茴香子），五果（枣、李、杏、栗、桃）等。五行学说中，木、火、土、金、水的属性在五味中分别是酸、苦、甘、辛、咸；在人体五脏中是肝、心、脾、肺、肾；在季节中则是春、夏、长夏、秋、冬。各五行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食物五味与人体五脏来说，“五味各走其所喜：谷味酸，先走肝；谷味苦，先走心；谷味甘，先走脾；谷味辛，先走肺；谷味咸，先走肾。”（《灵柩·五味》）同样，五脏与五季之间也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春季属木属肝，夏季属火属心，秋季属金属肺，冬季属水属肾。由五脏与五味，五脏与五季的关系可以得出五季与五味也有着密切联系，这些关系对饮食的宜食、宜忌有很大的影响，饮食只有在不违背阴阳五行生克规律的前提下，才能维持着机体的动态平衡，从而维持身体健康。

1.3 病因学说

晋·傅玄《口铭》：“病从口入”。“饮食病因”在中医思想里面占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为饮食失宜（饮食不洁、饮食不节、饮食偏嗜），饮食失宜直接影响脾胃消化、运输功能，导致营养失衡，引起其他疾病。

很多疾病都是由饮食不卫生造成的，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指出：“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意在告诉人们不宜食变质、腐败、不洁的食物，注意饮食卫生。

《灵枢·小针解》：“饮食不节，而疾生于肠胃”，饮食不节包括“食量无节”和“饮食无时”。饮食过少或过多均不利于身体健康，过少使人饥饿，水谷精微不足而营养不良；过多则使饮食积滞于胃肠，引起消化不良。饮食无时是指没有按时规律的饮食，饮食应按四季，早中晚规律进食。

饮食偏嗜即为嗜食偏寒、偏热、偏酸、偏苦、偏甘、偏辛或偏咸之物，以及嗜酒等。长期饮食偏嗜会导致机体脏腑阴阳失调。

2中医哲学思想指导下的饮食养生

2.1未病先防：调理脾胃

未病先防是通过饮食养生来维持机体平衡，而饮食养生的关键在于调理脾胃，“人以水谷为生，故脾胃为养生之本”（清·徐文弼《寿世传真》），脾主运化，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胃有容纳和助消化的功能，即“主受纳腐熟水谷”， 食物中的精微物质都由脾胃吸收，化生气血输至全身，营养脏腑经络及维持其活动。脾胃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保障，脾胃功能一旦受损，人体脏腑机能将会随之受损。因此，饮食养生的关键在于调理脾胃。传统中医饮食养生观强调必须以脾胃为本，[2]重视保护和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

东垣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并认为：“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中医认为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饮食，五味偏嗜、过硬、过烫、过多或不规律饮食均会影响脾胃健康。因此，饮食只有以温、软、素、淡、鲜为宜，做到定时定量，少食多餐，注意饮食卫生，不偏嗜，寒温适宜，阴阳五味调和，方能达到饮食养生的目的。

2.2 调理阴阳 寒温适宜

饮食养生应以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规律为依据来调理人体阴阳，使人体维持和恢复阴阳相对平衡，达到“阴平阳秘”状态。调理阴阳包括补益阴阳之偏衰和祛除偏盛之邪气，即损其有余、补其不足。[3]阴阳学说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可按照阴阳学说划分属性：如食物、人类、四季、地势的阴阳属性。因此饮食宜三因制宜、寒温适宜。《饮膳正要》：“春气温，宜食麦以凉之；夏气热，宜食菽以寒之；秋气燥，宜食麻以润其燥；冬气寒，宜食黍以热性治其寒。”正是体现“损其有余”，“补其不足”，“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以调理阴阳的目的。总之，调理阴阳、寒温适宜是中医哲学思想指导下的重要饮食养生方法。

2.3谨和五味

食物五味即酸、苦、甘、辛、咸，其属性在人体五脏中分别与肝、心、脾、肺、肾相对应，五脏之间相互资生又制约着，因此，五味对人体脏腑的生理，病理有着重要的影响。《黄帝内经》中指出：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五味调和，脏腑得益，人体自然健康；五味偏嗜或不遵宜忌，将导致脏腑阴阳失衡，脏气功能紊乱，进而生成疾病。例如：过食酸，会使肝气偏盛，从而伤害脾脏，使脾气衰竭；过食咸，则使骨质受到损伤，引起心气抑郁或者肌肉萎缩；过食甜，可引起心烦胸闷，面色发黑，或使肾气失衡；过食苦，可使脾气受损而不濡润，胃气损伤而胀满；过食辛，会使筋脉损伤而松弛无力，精神消沉。因此，饮食应“谨和五味”，而不宜偏嗜五味，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身体健康，真正达到养生的目的。

综上所述可知，传统饮食在中医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通过整体观和辨证进食方法，坚持“审因施食”，“三因制宜”，“辩证用膳”的平衡膳食观，遵循“阴平阳秘”的健康观，“健脾调胃，去除诱因，药食同源，寓医于食”的养生观；使机体维持动态平衡，以达到预防疾病，延年益寿的目的。几千年的实践证明在中医哲学思想指导下的中国传统饮食方法是最科学的饮食方法。

参考文献：

篇3

1.1《内经》临床指导思想研究张天佐等从“人本思想”角度认识《内经》理论，认为《内经》所反映的人本思想包括生命观、诊治观和养生观，重视、保全人的生命是该书的基本指导思想。金光亮认为“治未病”是《内经》预防与治疗学的重要理论，对当代中医学的理论与临床发展均有重要指导意义。温海亭等认为“治未病”是预防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未病防病，已病防变，防患于未然，强调的是“预防为主”；升华了中医预防医学，对临床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周仲瑛认为“治未病”可分为治其未生、未成、未发、未传和未变等方面，包括了临床之超早期治疗疾病、治“潜病”、养生疗法、针对性治疗和防治疾病的内容，“治未病”理念对中医临床有重要的指导价值。王庆其认为，近来对《内经》临床医学指导思想的讨论，主要是指“以人为本”、“治未病”以及“天人合一、形神一体”的整体观3个方面，它们都体现了《内经》的临床医学思想，对临床有重要指导意义。周安方认为《内经》的临床医学指导思想包括以人为本思想、以防为主思想、以和为贵思想等3个方面。以人为本思想强调医学要以病人为根本、医生要以病人为中心；以防为主思想强调临床上要做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以和为贵思想强调调和阴阳气血、恢复阴阳气血平衡协调的生理状态是治病的基本法则。

1.2《内经》病因病机理论研究韩永明等认为《内经》的病因包括了阴阳分类、三部分类，六、七情病因的致病特点，以及饮食、房欲、劳倦、虫兽伤致病等内容；《内经》已经认识到体质、自然气候的异常、人体自身精神状态等都可以成为致病因素，因此是“病因学说”的源头。马小兰认为《内经》的病因涉及时气、疫疠、情志太过、饮食失宜、劳逸无度、起居不节及外伤诸方面，并以阴阳分类法和三部分类法对病因进行分类；《内经》的病机包括阴阳（寒热）病机、表里病机、虚实（邪正盛衰）病机、六气病机、五行病机、精气血津液病机、脏腑病机等方面。宋耀鸿认为《内经》“病机十九条”是把疾病所表现的错综复杂的病状加以综合考察进行病机分析的典范，并具有以下特点：五脏定病位，六气明病性；审病症病因之异同；求有无与虚实。吴弥漫认为《内经》病因病机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以下特点：比较“奇恒”，明辨适度与太过，过则为病；内外病因并重，而机体正邪盛衰只是相对而言；以动态的观点、从整体失衡的角度研究疾病发展变化机理；类比推理，以外揣内；综合归纳，以“证”命病。卢红蓉从论述方法、思维方式、内容共同点等方面研究《内经》病机特点，认为《内经》病机理论具有与人文医学相互渗透；以“证”论“机”，开阖有度；揣度奇恒，以“象”测“机”；注重功能，兼顾形质；提纲挈领，偏重原则等特点。

1.3《内经》临床诊察理论研究曾高峰认为《内经》的诊法原理为“以表知里”、“以常衡变”；诊法内容包括望诊、闻诊、问诊、切按诊，而切按诊又包括脉诊、虚里诊、尺肤诊、腹部触诊等。严慧芳等认为《内经》对舌的解剖、生理、病理都有明晰准确的认识，其“舌诊”理论以经脉络属关系为生理病理基础，以舌象变化作为判断疾病预后吉凶的重要依据，从而构建了舌诊理论的基本框架。杜松认为《内经》的色诊是望诊的中坚内容，包括了望色之神、望色之常、望色之异、五色主病、望色之位、望色之变等内容。徐振华等认为《内经》以十二经脉病证、奇经八脉病证以及特定穴理论为基础构筑了经络诊察体系，正如《灵枢•终始》所言“审、切、循、扪、按，视其寒温盛衰而调之，是谓因适而为之真也”，经络诊察的方法则有问、审、切、循、按等。杨杰认为，《内经》诊法以纵向观察疾病发生发展及转归变化，横向以四诊合参诊察病证；其诊法包括脉诊、尺诊、色诊、面诊、身体分部诊、病因诊、情志诊、梦诊、毛发诊、十二经诊、络脉诊、体质诊等近50种诊法。通过对《内经》诊法内涵外延的分析，认为《内经》诊法是以“整体恒动观”为基本理念，具有“因人因时因地”三因特色的诊法。

1.4《内经》临床论治理论研究陈钢认为《内经》理论指导诊治体现在以下方面：对疾病的整体预见功能、临床诊治的认识功能、对疾病现象和治疗的解释与方法功能、提高医生决策能力、批判临床错误观点和拓展诊疗潜力的能力。马赟认为《内经》是“诊、治、调”三位一体的诊治体系，在临床论治上以整体联系、点面结合及防护为主、以人为本为其主要理论特点。毛旭等认为《内经》治疗学的特征是从整体角度对人体机能状态进行综合调控，这种整体统一观体现在治疗主导思想、治疗原则、治疗方法以及手段中；它主要包括天人相应的整体观、脏腑相关的整体观、经络联系的整体观、全息调控的整体观。而针刺疗法中的“从阴引阳，从阳引阴”、“左病取右，右病取左”等则是《内经》治疗学中整体观思想在针治角度中的体现。王敏等认为《内经》极其重视在疾病治疗过程中对正气的顾护，对虚证强调“五虚勿近”，对实证提出“无逢其冲而泻之”；在疾病治疗中以顾护正气为主是《内经》治疗学中重要的指导思想之一。刘永旭等认为《内经》从生理、病理、临床诊治等方面阐述了人体阳气的重要性，扶阳思想是《内经》重要的治疗思想。邹澍宣等认为《内经》扶阳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重视阳气，阳主阴从；《内经》的治病立法首重扶阳，扶阳有助于阴阳平衡的恢复，“使人体阳气宣通、正常强盛”。冯文林认为《内经》的治则主要为治病求本、协调阴阳、扶正祛邪、因势利导、因时因地因人治宜以及治未病；治法包括药治、刺灸、导引、按摩、外敷、熏洗以及饮食治疗、精神治疗、手术治疗等。蔡旭认为《内经》的论治思想主要为治病求本、谨守病机，主张祛邪外出，强调系统调节、因情治宜、权变疗法以及治未病。周安方分析《内经》临床医学理论，认为其临床论治理论包括治病求本理论、阴阳求衡理论、气血求和理论、正邪求谐理论、时势求顺理论、五行制胜理论、以此调彼理论、各有所宜理论8个方面。

2结语

篇4

【关键词】 西北地区;新疆;西北寒燥证;西北燥证;动物模型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医药学的研究已经完全突破了长期以经典校注、引证发挥和临床诊治观察为主的传统模式，动物实验研究已成为现行中医科研方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实现了中医证候研究从临床向实验室的过渡。研究表明，证候模型动物的四诊表现和实验室检测数据与人类有相似的地方，可以用以模拟人类证候;而中医和中兽医近似相同的理论基础[1]，也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中医动物证候模型的可行性。

1 西北寒燥证动物模型建立的背景及意义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部，是典型的干旱地区，秋冬季节气候又兼寒冷之性。受此环境影响，初入新疆之人，机体会出现一系列诸如干涩、焦虑、烦躁等异常反应，这种环境也是日后诸如过敏性鼻炎、皮肤病、支气管炎，甚至某些心血管疾病等新疆特发高发疾病有多发倾向的共同原因[2]。国外的一些流行病学资料表明，居住高原高寒地区人群除易患肺动脉高压和右室肥厚外，高血压和脑血管病的患病率也较高[3-5]。在如此干燥寒冷环境下生活的人们，机体必然会由于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相应的病理生理变化，扰乱机体内部的“平衡”或“非平衡的有序状态”，进而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健康水平和患病状况[6]。如不加干预，在这种干燥寒冷环境应激下可使机体处于一种“亚健康”或者“疾病易感期”甚至“发病前期”的状态。多年来，虽有学者对此做过一些流行病学调查[7]，但这种气候对机体产生影响的具体机理尚缺乏进一步的认识。

由于地域、文化及民俗等历史方面的因素，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西北寒燥证的研究较少，文献极为匮乏。所以，有必要先建立一个相对可重复的动物模型，以此为切入点，观察西北干燥寒冷的环境究竟对机体产生何种影响，是否有相对特殊的、可供中医宏观辨证的生物表征和微观辨证的生物学基础存在?

2 西北寒燥证动物模型建立方法及命名依据

由于受伦理道德要求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要对临床研究和动物实验结果进行全面的比较尚有困难，因此，我们根据王永炎

院士提出“证候是四诊信息表达的机体病理生理变化的整体反映状态”新的证候概念和理论[8]，在中医病因学说指导下，并充分考虑到中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特点，在中国西北城市乌鲁木齐于秋、冬季节利用人工气候箱模拟新疆特有的寒燥环境并作用于小鼠，即每天将小鼠置于寒燥环境中10 h，使小鼠每天都受到温度及相对湿度突变的刺激以达到实验的目的。整个实验遵循病因模拟、生物表征观察、生物学基础检测的研究思路，以病因模拟为切入点、生物表征观察为落脚点、生物学基础检测为辅助，建立了西北寒燥证证候动物模型。

经过几次重复，我们发现，寒燥环境下小鼠至第14天有着明显的生物表征改变，而且，第21天的变化与第14天有明显的不同。这表明，上述改变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时程性和可重复性，而且和季节有着相关性，以秋冬季节症状较为明显[9]。这或许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中医四时辨证的科学性。

在新疆从事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同道，通过多年临床观察，得出了新疆多发以干燥症状为主的燥证证候的共识。新疆处于传统中医文献所称之西北方域，以燥气气化为主，故宜将新疆特发中医证候冠以“西北燥证”之名。西北燥证概念的提出至今已经有10余年的时间，期间部分专家学者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从而使西北燥证的客观存在性已从经验认识上升到统计数据印证的层面，结果显示，新疆确实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燥证，而且有着方域性的特点[2]。我们根据燥证主要有凉燥和温燥的分型特点以及中医理论中“寒为凉之甚”的观点，从新疆环境的模拟出发，主要针对秋、冬季节的干燥寒冷气候进行模拟研究，所研究的属西北燥证中的一个分型，结合中医外感病因学说，故将其命名为西北寒燥证证候模型。

3 相关微观辨证及辨证微观化的探索

中医认为“有诸内必形诸外”。我们认为这些生物表征改变的背后，机体内部应该有着某些脏器形态或者功能方面的变化，即随着应激的持续存在，也能引起组织器官的损伤或影响其功能的发挥。那么，在这种寒燥环境应激下，小鼠机体内部到底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由于中医证的本质是指证发生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些物质决定着证的发生发展之动态变化过程，是在证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物质群。由于生物有机体是由无数个大大小小、由众多小节点(蛋白质、RNA、DNA、小分子)组成各种各样，如规则的、随机的、复杂的网络所构成[10]。因此，人体受到外界干预而形成的“病”或“证”，亦都是以众多的分子网络变化为基础[11]。沈氏[12]在对肾阳虚证的研究中，采取以药测证，用补肾方在模拟肾阳虚证的皮质酮大鼠模型上，观察了以下丘脑为调控中心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中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胸腺轴的变化，发现肾阳虚证涵盖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而且直接作用于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调控中枢——下丘脑。

基于维医理论的研究也发现，异常黑胆质证的病因病机过程与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紊乱有内在联系[13-14]。异常黑胆质的产生可使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内分泌障碍，反馈调节机制破坏，从而导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从形态到功能的紊乱[15]。鉴于神经内分泌状态对疾病的发生十分重要，故根据目前应激学说的观点，我们选取了包括作为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枢纽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所包含的3个脏器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脏器，观察其组织形态和超微结构的改变;并测定了小鼠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多个系统递质或介质等的释放状态，希望从组织形态结合功能学的改变，立体地说明西北寒燥证证候模型的紊乱状态，藉此来说明寒燥环境对机体内部状态的影响。目前，我们已找到了这种生物表征背后的部分生物学基础[16]，并将把这种改变和所观察到的小鼠生物表征的改变联系起来，为丰富中医藏象学说的内涵做一个尝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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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沈自尹.衰老-生理性肾虚证的HPAT轴分子网络调控研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4，24(9)：84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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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阿吉?阿布里米提，玉素甫.维吾尔医学基础理论[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114-144.

篇5

关键词：咳嗽；证治特点；三因方；三因学说

咳嗽是肺系疾病的常见证候，同时也作为疾病受到古今各医家的重视。咳嗽的病因多样，病机亦不同，涉及到不同脏腑，治法也各有不同。《黄帝内经》中对于咳嗽已有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历代医家也各有心得。宋代医家陈言的著作《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简称三因方）中对咳嗽进行了专篇论述，首次从三因学的角度阐述了咳嗽的病因，并阐述了治疗咳嗽的基本思路，为后世医家论治咳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现将三因方中关于咳嗽病症的证治特点进行分析研究。

陈言在前人病因学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引申发挥，创立了著名的三因学说，提出任何疾病"其因有三，曰内，曰外，曰不内外。以此三条，病源都尽"[1]。因此对于咳嗽的分类可分为外因咳嗽、内因咳嗽和不内外因咳嗽，详述如下。

1 外因咳嗽

《内经》中首先提出"形寒寒饮则伤肺"的观点，指出咳嗽的病因主要是外感风寒邪气由皮毛而入，合于肺而为病，所谓"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合也"[2]。明代医家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首次把咳嗽归纳为外感、内伤两大类，他认为："夫外感之咳，必由皮毛而入，盖皮毛为肺之合"[3]。现代中医认为外感咳嗽为，外感六，从口鼻或皮毛而入，使肺气被束，肺失肃降，从而引起咳嗽[4]。陈言同样认为，感受外邪是导致咳嗽的重要外因。因此他提出的外因咳嗽亦可等同于现代中医认为的外感咳嗽。《三因方・卷十二・咳嗽叙论》中云： "故经云： 五脏六腑，感寒热风湿，皆令人咳。又微寒微咳，厉风所吹，声嘶发咳；热在上焦，咳为肺痿，秋伤湿，冬咳嗽，皆外所因。"陈言将外感咳嗽分为伤风咳、伤寒咳、伤暑咳、伤湿咳，风、寒、暑、湿四种外邪又可相互倚互为病，产生不同兼证，在治疗上亦有所兼顾。现将外因咳嗽进行如下分类。

1.1外感单证

1.1.1伤风咳的表现 憎寒壮热，自汗恶风，口干烦躁；脉浮。款冬花散治疗伤风冷嗽诸未效者，单味款冬花用量不拘多少。《本草纲目》：款冬花主治咳逆上气善喘，为温肺治嗽之要药。

1.1.2伤寒咳的表现 憎寒发热，无汗恶寒，烦躁不渴；脉紧。太白丹治疗肺感寒发热之咳嗽无度。组成为：白矾、钟乳石、寒水石各等分。白矾酸苦涌泄，祛除风痰，钟乳石温肺助阳平喘，寒水石清热泻火，属于温下并用之法。

1.1.3伤暑咳的表现 烦热引饮，口燥，或吐涎沫，声嘶咯血；脉数。治疗方剂陈言未单独提到。

1.1.4伤湿咳的表现 骨节烦疼，四肢重着，洒洒淅淅。脉细。白术汤治疗五脏伤湿之咳嗽。组成为：白术二两、五味子一两、茯苓一两、甘草一分、半夏四个。茯苓、白术配伍以健脾祛湿，半夏燥湿化痰，五味子收敛肺气，甘草调和诸药。

1.2外感兼证

1.2.1风寒咳之丁香乌梅丸，用于治疗膈气壅蔽，外感风寒，咳嗽痰涎白沫，胸背痛，不能俯仰，口干咽燥。组成为：乌梅肉四两，紫苏二两，木瓜二两，茯苓二两四钱，甘草三两三钱，檀香半两，人参七钱，麝香一字（本方名丁香乌梅丸，但方中无丁香，疑脱）。乌梅为君药敛肺止咳，丁香温中降逆，散寒止痛，紫苏解表散寒，行气宽中，人参补气益肺，木香、檀香行气止痛，麝香开窍通经止痛。

1.2.2寒湿咳之五味子汤，用于治疗秋冬季节，外感寒湿，寒气内折之咳嗽不已。组成为：陈皮二两，麻黄、杏仁、甘草、五味子、白茯苓各一两。陈皮辛苦温，健脾燥湿，温化寒痰，麻黄辛甘温，宣肺解表而平喘，合杏仁以宣肺降气，茯苓利水渗湿，五味子以敛肺生津。

2 内因咳嗽

《素问・咳论》云："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6] 《医学心悟》云："咳嗽属金，譬如钟然，钟非叩不鸣。风、寒、暑、湿、燥、火，六之邪，自外击之则鸣，劳欲、情志、饮食、炙怪火，自内攻之则亦鸣。"[7]《素问・咳论》将咳嗽分为五脏咳与六腑咳，分别为"肺咳，心咳，肝咳，脾咳，肾咳，胃咳，胆咳，大肠咳，小肠咳，膀胱咳，三焦咳" [6]，并详述了五脏咳与六腑咳的症状及传变规律。陈言则认为，情志失调是导致咳嗽的内在原因。他指出"喜则气散，怒则气激，忧则气聚，思则气结，悲则气紧，恐则气却，惊则气乱，皆能发咳，即内所因。"陈言首次将脏腑咳与情志相对应，喜伤心导致心咳，怒伤肝导致肝咳，思伤脾导致脾咳，忧伤肺导致肺咳，恐伤肾导致肾咳，并指出"内因多先有所感，世人并名肺咳嗽也，并属内所因"。陈言提出的内因咳嗽我认为相当于现代中医的内伤咳嗽，现代中医认为内伤咳嗽是因脏腑功能失调、内邪干肺所致。有肺脏自病，也有他脏先伤而病及于肺者，最终均导致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失调而引起咳嗽，内伤咳嗽尤以肺、肝、脾三脏的失调最为常见。病程一般较长，起病缓慢，病势C绵，多属虚证或虚实夹杂[8]。

由于内因咳嗽多属邪实与正虚并见，因此陈言在治疗内因咳嗽时多用祛邪兼补虚的方法，以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咳嗽日久必然导致肺气亏虚，陈言常用人参以温补肺气，《本草纲目》云："人参甘温，补肺之阳，泄肺之阴。肺受寒邪，宜此补之。"[9]如华盖散、丁香乌梅丸、人参散、平气饮、神效散中都含有人参。咳嗽日久亦可导致肺阴亏耗，肺失濡润，气逆作咳，陈言使用阿胶滋阴润肺之功效以治疗肺阴亏虚之咳嗽，如人参散、阿胶散中都含有阿胶。对于肺痿、肺痨使用华盖散加羊肺治疗，羊肺味甘性平，具有补肺、止咳的功效。"肺虚不能制下，大肠泄泻，上气喘咳"者人参散主之，人参补气，罂粟壳敛肺涩肠，款冬花润肺下气止咳。"元气虚寒，上气咳嗽，久年不瘥"者，蛤蚧散主之，蛤蚧具有补肺益肾，纳气平喘之功效。对于肾阳亏虚之久年咳嗽不愈者，用单味附子组成的白散子方治疗，《本草汇言》云："附子，回阳气，散阴寒，逐冷痰"[10]。

3 不内外因咳嗽

陈言指出"饮食生冷，房劳作役，致咳尤多，皆不内外因"。他认为除外感六和情志内伤的病因之外，饮食不当、劳逸失常也是引起咳嗽的重要原因。房劳过度损伤肾精，饥饱失常损伤脾胃，疲劳过度损伤肝脏，叫呼过度损害肺脏，劳神过度损伤心神，说明在肺脏损伤的基础上，亦会由于饮食劳逸损伤其他脏腑，使咳嗽出现多种兼证。故《三因方・不内外因咳嗽》云"病者咳嗽，发作寒热，引腰背痛，或复喘满，此因房劳伤肾；病者中满腹胀，抢心痛，不欲食，此因饥饱伤脾；病者咳嗽，左胁偏痛，引小腹并膝腕疼，此因疲极伤肝；病者咳嗽，吐白涎，口燥声嘶，此因叫呼伤肺；病者咳嗽，烦热自汗，咽干咯血，此因劳神伤心。并属不内外因"。

对于不内外因咳嗽的治疗亦可参考内因咳嗽，在此不多加赘述。

4 小结

陈言在其《三因方》中对咳嗽进行了专篇讨论，并从外感咳嗽、肺虚咳嗽、伤湿咳嗽、暴咳、虚寒咳嗽等方面进行论治，在《三因方・咳嗽治法》中陈言提到十五个方剂，对于外感引起的实证咳嗽多用散之、下之、吐之的方法，以宣发肺气或润肺下气，使肺气宣畅而咳嗽自止，并根据不同兼证注意滋补肺阴。对于肺虚引起的虚证咳嗽多用温的方法，或者温下并用，扶正补虚，标本兼顾。这些病因病机及治疗方法，为理清古代医家论治咳嗽的脉络体系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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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桂锋.从邓铁涛五脏相关学说探析内伤咳嗽的病机[J].中医学报，2010，7（4）：658.

篇6

摘 要:通过回顾SARS,寻找癸未年有大疫的历史证据;反观历史上的3次大瘟疫,探寻运气理论的可行性;分析2009年甲型H1N1流感的爆发符合运气理论的推断;结合疾病与季节气候相关性的运气学现代研究。剖析了五运六气学说的局限性及合理性,认为对于运气学说既不能机械推算,也不可主观臆断;既不能盲目夸大其预测作用,也不能一概否定其科学内涵。应遵循生态巨系统的规律,抱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去深入研究,这是最终解开这一医学玄机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运气;疫病;生态

中图分类号:R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10)04-0708-03

Ponder over Forcasting Infectious Diseases with the Doctrine of

Five Elements Motion and Six Kind of Matrual Factors

ZHANG Weijun1 ,TAO Gongding2

(1.Hubei Lollege of TCM,Wuhan 430065,Hubei,China;

2.Shanxi College of TCM,Taiyan 030024,Shanxi,China)

Abstract:Through reviewing the SARS, seeking historical evidence of infection outbreak; Retrospecting three pandemic plague in history, exploring the feasibility of the theory of five elements motion and six kinds of natural factors; Analysising the 2009 H1N1 influenza outbreak conforming to the deduction of this theory; Combining modern relevance research of season, climate and diseases with this theory; After parsing the limitation and retionality of this theory, considering neither simple deduction nor subjective judgement; Neither overstating its forecasting function, nor denying its scientific connotation. It is the final way to expose this medical mystery to follow the rule of ecological giant system, and practical and realistic attitude to further study.

Key words:five elements motion and six kinds of natural factors; pandemic plague; ecology

收稿日期:2009-11-27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30873211)

作者简介:

张维骏(1971-),男,山西太原人,讲师、主治医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黄帝内经》多学科研究。

通讯作者:陶功定(1955-),男,四川达州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黄帝内经》多学科研究。

千百年来,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医学水平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以至于上世纪60年代,西医曾骄傲地宣布:“现在该是合上传染病书本的时候了。”可就在到20世纪末,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近20年来,由于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等原因,新出现的和卷土重来的传染病至少有30种,仅1995年,全世界死于传染病的人数高达1700万人。无论如何,人类无法完全灭绝细菌和病毒,西医与微生物的对抗态度,使他们面临的将是一场无休止且无胜算的生物战[1]。

针对西医学的步履维艰,中医学的独特优势就在于始终谋求和探索与万事万物(包括西医志在灭之而后快的微生物)的共存之道。中医没有把目光聚焦在小小的必须用显微镜或更精密的仪器才能认知的微生物上,而是宏观地从人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与社会的平衡与互动中更深刻地认识疾病,更彻底地治疗疾病。《黄帝内经》中的五运六气学说正是站在生态大系统的背景下,对疫病流行的时间、地域、病因、病机等规律进行了探索和总结,从整体的角度阐释了生态环境、人和微生物之间的复杂关系[2]。

陶功定教授从《黄帝内经》的研究提出了大生态医学模式[2]。在大生态医学理论指导下衍生出的生态病因学理论[3],进一步提出了“病毒-环境-宿主”之间的非线性动力学关系[4],第一次用现代语言来初步阐述了中医五运六气理论和伏邪学说以及疾病传变规律。这无疑给我们以信心来深入研究,用玄妙的五运六气理论解释流感乃至其他传染病发生的内涵。

1 回顾SARS(非典) 寻找癸未年有大疫的历史证据

对于烈性传染病,目前国人谈之色变且记忆犹新的,当属2003年的“非典”。事实上,它属于中医的温疠范畴,与其他时令性疾病一样,“非典”是宇宙节律性周期变化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早在3000年前《黄帝内经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就已经对瘟疫流行有过预言, “癸未之纪,太阴湿土司天……二之气,大火正,其病温厉大行,远近咸若(无论远近都有此难)”即从运气上讲,癸未年(羊年)2003年为中国农历癸未年,这一年五运所属为火运不及,上半年是太阴湿土司天,其中第二步气(从春分-清明-谷雨-立夏)为少阴君火主气,同时少阴君火为客气,大火当令,火气太过则瘟疫流行,无论远近都有此难。南方气运早至,所以先时发病。到第三步气(从小满-小暑),也就是6-7月间,风热渐起,湿气大盛,此病会渐渐隐匿。如今看来,非典的发展过程简直是在验证此段预言的正确性。很多人在心怀敬畏的同时,也在思索:世界上真的有一种学说能预测疫情、“占卜”未来吗?

对于《内经》中“癸未之纪的易流行大疫”的推断,根据北京中医研究所李维贤教授的研究,按照60年一个周期,从1223-1823年, 600年间,共有10个癸未年,发现7个癸未年出现大疫是有史可查的,大体状况如下。

1223年,永、道二州疫《宋史•卷五十二•五行志》。

1523年,南京大疫、军民死者甚众《明史•卷二十八•五行志》。

1583年,仪真县大疫,《古今图书集成•卷五百三十三•医部―医术名流列传》。

1643年,二月至九月、京师大疫、传染甚剧《明史•卷二十八•五行志》。

1703年,春,灵州、琼州大疫。五月景州大疫,人死无算。六月曲阜、巨野大疫、东昌疫。八月文登大疫,民死几半《清史稿、卷四十•灾异志》。

1763年,嘉兴、湖州、松江、太仓、苏州诸州府,月内小儿,有口噤不乳,两腮肿硬,名谓螳螂子。第二年,“益都天花流行”(唐千顷《大生要旨》卷五)。

1823年,春,泰州大疫,秋、临榆大疫《清史稿卷四十•灾异志》。

虽然,仍缺少足够的统计学资料,但癸未之纪多灾多难的情况亦可略见一斑。可见岁运气候状况对疾病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影响的。

2 反观历史上的3次大瘟疫 探寻运气理论的可行性

根据历代官方和民间的史料记载,从公元前7世纪-公元20世纪,中国爆发的较大规模瘟疫竟达700多次,其中,东汉末年,金元时期以及明早期的大瘟疫这3次瘟疫最为严重,他们不仅夺走了成百上千万人的生命,更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发生疫病,建安七子之中竟有五人死于传染病。(《晋书》)曹植《说疫气》“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公元217年丁酉年,是天刑年,气克运,以上克下,故名天刑,为不相得之岁也。这一年的运气具备流行疫病的条件。其运风清热凡此阳明司天之政,……其政切,其令暴,蛰虫乃见,流水不冰,民病咳嗌塞,寒热发,暴振癃。岁木不及,阳明司天,燥乃大行,民病中清,胁痛,少腹痛,肠鸣溏泄。

公元1232年的汴京大瘟疫又是一场浩劫。当时的金国南有南宋,北面被蒙古压得喘不过气。到此年五月,“汴京(今开封)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元史•五行志》)也正是这场大疫最终导致了金国的灭亡。

公元1232年为壬辰年,太过之运被司天之气生为顺化年,发病重。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太阳司天之政,民病寒湿,发肌肉萎,足痿不收,濡写血热。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次年,疫情进一步扩大。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万历《山西通忘》卷26)在疫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在这场瘟疫的洗礼下,曾经强大的明王朝终于没落了!

1580年,壬午,小逆年,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凡此少阴司天之政,水火寒热持于气交而为病始也。热病生于上,清病生于下,寒热凌犯而争于中,民病咳喘,血溢血泄,鼽嚏,目赤,疡,寒厥入胃,心痛,腰痛,腹大,嗌干肿上。

1581年,为癸未年,1582年,为甲申年,事实上,按照五运六气学说中不退位,不迁正之说,以及《素问遗篇》中三年化疫的推断,是否应该考虑又是一个癸未年大疫的延伸。

3 分析2009年甲型H1N1流感的爆发同样符合运气理论的推断

2009年3月,首发于墨西哥的甲型H1N1流感,引起了各国的高度重视。2009年为己丑年,己土土运不足,司天太阴湿土。中运之土与司天之土符合。运气同化,为太乙天符。据《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太阴司天之政之“二之气,大火正,物承化,民乃和,其病温厉大行,远近咸若,湿蒸相薄,雨乃时降。”2009年二之气二之气:包括春分、清明、谷雨、立夏4个节气,少阴(君火)加临君火;主客均为少阴君火,有瘟疫局部流行。正与甲型H1N1流感之发作相应。邪之中人在太乙天符之年,名曰中贵人,如君主,是犯司天在泉之气,天地之气俱犯,故其病暴而死也。所以此次流感给人感觉是来势汹汹,防不胜防。上半年太阴湿土司天,以土湿之气为主。下半年太阳寒水在泉,寒气为重。土运不及,风气克之。司天之土助之,全年趋于平气,气候变化不太剧烈,基本无大面积灾害性气候变化,可能局部地方容易造成雨水相对集中。故而,从运气学说推断,疫病大规模流行的可能性不大。

4 疾病与季节气候相关性的运气学现代研究

有学者从季节气候方面分析了运气变化与疾病发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如徐建华[5]以运气学说为指导,根据中运的太过或不及,对连云港(新浦)台1954-1983年气象资料分析,发现平气之年的推算方法无显著差异,而非平气之年的符合率较高,最高可达100%,认为运气学说对于连云港只有在测定异常气候方面有实际意义。陈凤芝等[6]就《内经》中有关温疫的论述,从中医运气学角度谈了温疫的发生规律及防治方法。其认为不同年份温病发生情况是有规律可循的,气化运行异常,会导致气候异常而致温疫发生,不论何年支以及气化运行正常与否,三之气(约5-7月)、四之气(约7-9月)都不会发生大的温病(疫)。李建军等[7]从运气学说角度分析了冬季气象与疾病发生的相关性,若当年冬季主运属水运太过,则“寒气流行”、“雨冰雪霜不时降”的气象变化显著,并容易发生相关疾病;而其他岁运太过之年相应的“风、热、湿、燥”流行太过的气象变化相对不够显著,同时疾病的发生相对较少或轻浅。若主运属水运不及,则“寒冷不甚,湿气盛”的气象变化显著,并容易导致相关疾病;而其他岁运不及之年的气象变化相对不够显著,同时疾病的发生相对较少或轻浅。

5 讨 论

运气学说历来就曾褒贬不一,众说纷纭。即便今天,专家们用运气理论所作出的解释和推测也不尽相同,更有许多人提出了质疑。那么,该怎样认识。

运气学说是在古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综合天文、地理等多种学科理论,经过长期实践观察和经验总结,用以探讨人体致病规律的有力工具。该学说提出异常的气候与疾病的发病及流行密切相关,深化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对病因病机学说和辨证施治理论具有重大贡献。故而在整个中医理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素问》言:“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类似这样的话,在《内经》以及其他中医典籍里,比比皆是,又如《儒门事亲》中言:“治不明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充分证明了运气学说的崇高地位。五运六气是中医学创造的用于观测机体正气、天运之气和外在邪气的演变及其相互作用的一种推演工具和方法。[8]

从现代我们习用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角度看,它的推演方法是粗略而不严密的,它的周期循环理论是相对闭合的,由主观感觉和经验判断的内容太多,结论异出而模棱两可。比如说某年“寒”,究竟是指年平均温度还是指最低温度低于其他年份,没有定量描述。它的60年周期的来源和实践都缺乏多个周期的统计学方法证明,这种运用演绎法单连锁式的层层推理而来的远期气象和流行病预报,一方面如主观性太强,容易使推理的结果出现随意性,另一方面如按图索骥,又容易把错综复杂的事物看得过于简单机械了。如果仅从目前惯用的科研方法的眼光来看,是显得有其不可回避的局限性。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立足人天这个超巨系统[9],从整体功能、整体结构出发,运用生态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研究人天关系,就可以将人与环境、人与宇宙看成为各种开放的人天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与转换循环表明,人与大自然(天)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气象万千的人-天生态系统,人与天(地)于其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不能割裂开来。而巨系统的运动模式是模糊的、非线性的,是难以纯粹用精确的数理方法来表达的。所以,这种情况下,运气医学的推理方法又有相当的合理性。它没有具体告诉我们哪一年、哪一月或哪一天会发生疫病,而只是根据气运关系来推导,给出一种可能性。比如根据岁运、司天、在泉得出该年各阶段运气表现和发病的趋向性。同时也格外指出了人天巨系统运动的模糊性、不确定性,比如,不退位、不迁正等难以立即推测出的情况。正是由于这些不确定性,使我们看到了运气理论的复杂性。

通过以往的研究,对于五运六气学说,我们首先要注意克服其局限性,发扬其合理性,既不能机械推算,也不可主观臆断;既不能盲目夸大其预测作用,也不能一概否定其科学内涵。应抱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去深入研究,是最终解开这一医学玄机的必由之路。运气学说的研究之路任重道远,而对于它的解读也必将成为大生态医学理论中最耀眼的一道光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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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陶功定.黄帝内经告诉了我们什么-关于生态医学思想的溯源及其现代意义研究[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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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建华.运气学说的现代气象验证初探――连云港(新浦)台1954-1983年气象资料分析[J].北京中医,2001(3):8-9.

[6] 陈凤芝,周丽雅,苏颖.《内经》运气理论与温病SARS辨识[J].中医药学刊,2004,22(7):1308.

[7] 李建军,郭霞珍.从运气学说分析冬季气象与疾病发生的相关性[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2):86-87.

篇7

近年来，随着对传统毒邪认识的深化，诸多医家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中风病的病机探讨中，逐渐认识到毒邪与中风病的密切关系。以王永炎院士为代表，在中风毒邪论指导下形成了“毒损脑络”病机假说[2]，这一病机假说是对中风毒邪学说的发展和完善。该假说认为，中风发病是由于毒邪损伤脑络，络脉破损，或络脉拘挛瘀闭，气血渗灌失常，导致脑神失养，神机失守，形成神昏闭厥、半身不遂的病理状态。毒之来源，因于脏腑虚损，阴阳失衡，内风丛起，风火上扰，鼓荡气血，气逆血乱，上冲于脑，或风火夹击，内生瘀血，痰浊上犯于脑，交结阻于脑络等，终致营卫失和而壅滞，则毒邪内生。毒损脑络是中风发病和损害的最直接病机，因此，解毒以驱除损害因素，通络以畅通气血的渗灌，从而恢复脑神的正常功能，是中风治疗的核心环节。而日本汉方医家常把具有清热解毒功效的黄连解毒汤作为脑血管病常用方予以应用，临床疗效可[3]，从而也反佐证明中风确有内毒存在的事实。

尽管目前毒邪在中风病机中的作用逐渐成为热点，采用解毒、排毒法治疗也能提高中风的疗效，但从毒论治中风仍有许多问题需深入探讨，有待进一步充实完善。笔者不揣浅陋，试就一些问题稍作浅探。

1“毒损脑络”学说中毒邪的界定

毒的本义是指毒草，《说文解字》释：“毒，厚也，害人之草。”在古代医药典籍中，毒具有多重含义，或言病因，或言病证，或言药物，或言治疗等。就病因学而言，毒是指毒邪，有内外之分。外毒由外而来，侵袭机体，造成毒害，如寒毒、热毒、疫疠之毒等；内生之毒来源于体内，它是正衰积损、脏腑功能减退、体内排毒系统功能发生障碍的标志。

“毒损脑络”学说认为，在病理状态下的毒邪，系脏腑功能失调和气血运行失常使体内的生理或病理产物不能及时排出，蕴积体内过多而成。照此来说，中风“毒损脑络”之毒当属内毒范畴。笔者认为，中风发生发展过程中存在内毒之邪是肯定的，但致病因素中，尤其是在中风病危急重症中，此毒邪是否尚包括外来原发之毒？

外毒，顾名思义来源于体外，以外感六为主，六之邪侵袭人体，著者邪盛为毒，微者病因积累，日久反复外感，邪积为毒。就中风而言，此毒当以邪积之毒为主，且很多中风病起病急、来势猛，尤其是急性期，病程之短以致内毒尚未完全形成之时病情就变化迅速、变证丛生，从而也反佐证明了中风致病原因中尚存在外毒，且具有性质猛烈的致病特点。故认为，“毒损脑络”中毒邪的界定，确以内毒为主，但不排除外毒的存在。

2对“毒损脑络”学说中络的认识

《素问·调经论》云：“先客于皮肤，传入于孙脉，孙脉满则传入于络脉，络脉满则输于大经脉。”《灵枢·经脉》曰：“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可知中医学中的络，一是指经脉的一种，其大小介于经与孙之间；一是指连络。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有“久痛入络”，认为凡久痛、久病，多因络脉瘀滞而引起，亦因久痛、久病而致络脉瘀滞。张学文教授的“颅脑水瘀系指瘀血与水湿痰浊互阻于脑络”，此络似乎是指脉道而言。笔者认为，“毒损脑络”之说可以是指毒邪损伤脑部的某一脉络，亦可以是对毒邪侵袭出现的某一类证候而言，或者是某一基因调控紊乱的一组表现。毒损脑络，络之内涵有待深化。

3“毒邪”的具体含义及临证的难以把握性

前已述及，“毒损脑络”学说认为毒邪系脏腑功能失调和气血运行失常，导致体内的生理或病理产物不能及时排出，蕴积体内过多而成。然而，我们知道，传统中风病因病机中的风、火、痰、瘀等无不是脏腑功能失调和气血运行失常的产物，其与“毒邪”有何区别，风、火、痰、瘀蕴结到何种程度才化为火毒、热毒、痰毒、瘀毒，二者有何区别？其在临床上有何特异表现？临床辨证应以何依据为准？

冯氏等[4]在对中风毒邪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后提出发热、头痛、呕吐、神昏甚至厥脱可作为瘀血转化为瘀毒的标志；喉中痰鸣、喘促气粗是痰浊化毒的标志；火热化毒的标志是发热、烦躁不安、吐血、便血、便秘、尿少、尿赤、舌绛、苔黄燥、脉数等；二便不畅是毒邪内存的显著标志。这些都具有一定参考意义。刘氏[5]则强调毒邪具有依附性，内毒往往依附于体内的病理产物，如痰饮、瘀血、积滞等，形成痰毒、瘀毒、粪毒等各种毒邪。因是在原有病邪基础上而化生，故又保留了原有病邪的某些特点。王氏[6]也提出，作为病因而言，“毒”并不是一个单独的致病因素，而是依附于其它病邪而致病，即所谓“无邪不有毒”。其所以称为火毒、热毒、痰毒、瘀毒者，盖言诸邪致病暴戾，病势急骤，病情凶险，预后不良，或病情反复顽固，常规治疗难以奏效，且诸邪交挟为患。另外，“毒邪”亦表明邪侵部位的重要，如同为痰浊，若阻于脑窍、损伤脑神、出现神昏等病情危重者，此即为痰毒为患；若仅有言语不利、半身不遂、麻木等病情轻浅者，则宜称为痰阻脑窍而不称为痰毒。在此基础上，王氏提出中风发病后出现意识障碍是诸邪化毒的标志，具有一定临床参考价值。

笔者以为，中风病毒证是对中风病情危重、恶化状态的描述，反映风、火、痰、瘀诸邪亢盛暴戾，致病凶险，病情危重，预后不良；“毒为邪甚”，故毒邪致病的作用主要强调在瘀、热、痰至久至甚时的情况。但毒邪在临床上有何特异表现及临床辨证标准如何，仍需深入探讨。

4解毒法指导下的方药应用缺乏特色

迄今为止，很多医家已探讨了解毒法的应用。林氏[7]认为，中风“临证施治以解毒为要”。原氏[8]指出，解毒法在中风超早期和早期运用，不但能解毒、抑毒，导毒邪外排，而且会因毒邪被及时清除而瘀滞渐化。刘氏[9]则提出解毒降浊法是防治中风病机转归的关键。然纵观解毒法指导下的具体用药，不外乎清开灵注射液、醒脑静注射液、安宫牛黄丸、至宝丹及承气汤、黄连解毒汤之类，常用药物有生地黄、牡丹皮、赤芍、生栀子、生大黄、黄芩、黄连、丹参、天麻、黄芪等，所用方药与传统中风病因病机学说指导下的用药无甚区别。笔者认为，一种理论的创立，不仅在于创立了新的学说，更重要的是要在用药上有突破，这样才会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而目前尚不存在特异性中风解毒药，一般只认为能够缓解或消除某些毒性症状的药物，即为相应的解毒药。因而，笔者以为，解毒法与一般疗法之间如何区别应用，解毒药如何选择，是使中风内毒论真正确立、临床具有可操作性、研究具有可深入性的关键，尚需医家共同探索。当然，需要明确的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如果一味夸大毒邪的作用，只重视毒邪的存在，寻求纯粹的解毒方法与药物，置内毒原发病邪及辨证论治于不顾，恐怕也很难得到理想的治疗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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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澎涛，王永炎，黄启福.“毒损脑络”病机假说的形成及其理论与实践意义[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1，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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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林亚明.出血性中风的内生毒邪说[J].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91，14(1)：18－20.

篇8

【关键词】 中医病因

《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病因、病机学专著，由隋代巢元方编著。它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对病因、病机理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发展，全书共五十卷，分六十七门，一千七百三十九论，内容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的各种疾病，对各种疾病的病因病机都有论述，为中医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1 病因

病因是导致人体产生疾病的原因，又称“病原”、“致病因素”。它的起源很早，在西周时就已对“天之寒暑阴阳风雨晦明”及“人之喜怒阴阳”等因素的致病性有了一定的认识。春秋时代，秦国名医医和进一步指出“阴阳风雨晦明”是引起疾病的“六气”。《黄帝内经》不仅对六邪气、地土方域、时行疫疠等自然因素，情志内伤饮食起居失宜，劳役过度等生活因素的致病特点有了全面的认识，还对外伤、治疗失当、虫兽为害等原因以及病理性因素有所阐述。同时还将病因据其性质分为阴阳两大类。东汉张仲景则在《内经》的基础上，据各种病因的致病途径及传变规律将其分为三类：一为内所困，二为外皮肤所中，三为、金刃、虫兽所伤（《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而《诸病源候论》作为第一部病因病机学专著，除了对前人理论的继承以外，还有了新的认识和发展。

1.1 《诸病源候论》对前人病因理论的继承

1.1.1 六 六是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病邪，是引起外感病的主要原因。风、寒、暑、湿、燥、火本是正常的自然气候，简称“六气”。人在长期的生命活动过程中，通过自身的调节产生了一定的适应能力，一般情况下，六气不足以使人发病，而当自然界的气候异常，出现太过或不及，或如《诸病源候论》（以下简称《病源》）之《时气病诸候·时气候》所言“时行病者，是春时应暖而反寒，夏时应热而反冷……非其时而有其气”，使机体不能与之适应，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此时六气就成为“六”。

六在侵袭人体时具有以下致病特点：（1）六之邪侵犯人体多从肌表和口鼻而入，由表入里，由浅入深。（2）每个季节有各自不同的主气，因此所感受的邪气也不同。如春多受风，夏易受暑热之侵。但是由于除了暑邪以外，其他各邪都没有绝对的季节性，因此六为病就没有绝对的时间界限。（3）六致病还与居处环境密切相关，若久居水湿之地，则常有湿邪致病；若常处高温之地，则常有热邪或燥邪致病。（4）六致病并不仅是单独为病，多数时候，它们相兼为病，共同侵犯人体，如《病源》之《风病诸候上·风湿痹候》云：“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成痹”。（5）六致病后，在一定条件下，其证候可以发生转化，这种转化，多与体质和邪郁有关。六侵犯人体后，若不立即发病，而是郁而后发，则会发生转化，即如同书《伤寒病诸候上·伤寒候》说：“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而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为杀厉之气也。即病者，为伤寒；不即病者，其寒毒藏于肌骨中，至春变为温病。”

对于六而言，除了以上共同的致病特点以外，均有其独特的致病特点。现将《诸病源候论》中所描述的各邪气致病的特点和性质分述如下。

1.1.1.1 风邪 风为春时之气，故其引起的疾病以春季居多，但四时皆有。对风邪而言，它最突出的特点是“风为百病之长”，是指风邪是六中最为常见，最易侵犯人体的邪气，其余各邪多依附于风邪侵犯人体致病。在“风病诸候”中专门论述的风病候就有六十个之多，除此之外，在该书中风邪致病还贯穿于外、妇、儿各科之中。另外风邪具有“轻扬开泄”、“善行而数变”及“主动”等特点。

1.1.1.2 寒邪 寒为冬季之气，故寒邪为病多见于冬季。《病源》之《伤寒病诸候上·伤寒候》云：“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夫触冒之者，乃为伤耳。”若寒邪伤于肌表，郁遏卫阳，称为“伤寒”。若寒邪直中于里，伤及脏腑阳气，称为“中寒”。寒为阴邪，易伤及人体阳气，使其温煦气化作用减弱，出现一系列寒象。同时，经脉气血失去阳气的温煦推动作用而凝滞不通引发疼痛，症见“头痛恶寒”，“腰背强重”，“胸中满闷”等。

1.1.1.3 暑邪 暑邪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主要发生于夏至以后、立秋之前。由于盛夏为火热之邪所化，故其性炎热，本书《热病诸候·热病候》谓之：“暑病者，热重于温也。”暑邪使机体腠理开泄而多汗，致使津液耗伤，同时气随津泄而耗气。另外，夏季除了炎热之外，还多雨潮湿，因此暑邪多与湿邪相兼为病。

1.1.1.4 湿邪 《病源》之《风病诸候上·风湿候》云：“湿者，水湿之蒸气也。”夏秋之交阴雨连绵，潮湿充斥，是一年中湿气最盛之时，因此湿邪为病多发于此时。同时久居潮湿之地也易患此病。湿邪侵犯人体，易留滞脏腑经络之中，阻遏气机的正常运行，而出现重浊、粘滞的特性。湿邪易于与风邪相合而为病，如“风病诸候”的“风湿痹身体手足不随候”、“风湿痹候”及“风湿候”。

1.1.1.5 燥邪 燥邪为秋季之气，与湿邪相反，易伤津液，表现出一系列干燥之象。同时，由于肺喜润而恶燥，而燥邪作为外邪又多由口鼻侵犯人体，因此燥易伤肺。

1.1.1.6 火邪 为夏季主气，但并不像暑邪那样有明显的季节性，且比暑邪热性更强，因此除了伤津耗气的特性以外，还会生风动血，扰乱心神。

1.1.2 七情 七情是指人的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情志变化。这些本是人在受到外界环境的刺激后，所引起的正常的心理状态，一般不会使人致病。但当外来刺激突然、强烈或持久不除，超过生理活动的范围，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病源》之《气病诸候·九气候》云：“九气者，谓怒、喜、悲、恐、寒、热、忧、劳、思。因此九事，而伤动于气。”

1.1.3 饮食劳逸不当 饮食失宜是指饮食有背常规，引发或诱发疾病。其中主要包括饥饱失常，饮酒无度，饮食不洁。这些都会不同程度的损伤脾胃，使升降失司，而引起一系列胃肠症状。另外还有饮食偏嗜，过分的偏爱或拒食某些食物，都会使体内某些营养成分过剩或不足导致阴阳失调而发病。《病源》之《宿食不消病诸候·食伤饱候》云：“夫食过于饱，则脾不能磨消，令气急烦闷，睡卧不安。”而同书《血病诸候·吐血候》云：“夫吐血者，皆由大虚损及饮酒劳损所致也。”

劳逸失当是指过度劳累和过度安逸。对人体而言，劳逸结合有度，是维持健康的条件。过劳或过逸均会导致脏腑气血的失调而引发疾病。

1.1.4 其他 除了上述病因理论以外，《诸病源候论》还继承了诸如外伤、先天因素、病理产物等与发病有关的理论。外伤多为跌仆损伤及虫兽所伤，先天因素主要论及其母在孕期调养失当，伤及胎儿致出生后发病。如本书《妇人杂病诸候·癫狂候》云：“又，在胎之时，其母卒大惊动，精气并居，亦令子发癫。”病理产物主要有痰饮、瘀血、结石，都是人们在感受其他邪气后，影响了脏腑的功能，使气血津液代谢失常所致。

1.2 《诸病源候论》对病因理论的发展

1.2.1 疠气 疠气是一类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病邪。在隋之前，关于流行性传染病就有论述，大部分都归于温病、伤寒之中，而《病源》之《伤寒病诸候下·伤寒令不相染易候》则明确指出，伤寒之病，触冒寒毒之气，并无传染性，只有“感其乖戾之气”才会发生传染。乖戾之气致病，不仅具有强烈的传染性，易于流行，且表现的症状极其相似。

另外，本书《疟病诸候·山瘴疟候》还提到了瘴气，云：“其状，发寒热，休作有时，皆由山溪源岭瘴湿毒气故也。其病重于伤暑之疟。”瘴气是山林间蕴蒸的一种疫疠之气，多见于岭南一带。由于岭南地区天气温和，时虽入冬，草木并不枯黄凋落，虫类也不伏藏，各种毒气易于因暖而发生，多生瘴气病，这是一种地方性很强的疠气病。

1.2.2 寄生虫 寄生虫是对动物类寄生物的统称。有关虫病的记载，除蛔虫在《内经》、《伤寒论》中已有论述以外，其余均论及不多，直到《诸病源候论》的《九虫病诸候·九虫候》归纳为 “九虫”：伏虫、蚘虫、白虫、肉虫、肺虫、胃虫、弱虫、赤虫、蛲虫，其中赤虫“状如生肉”的描述很类似于现代医学的姜片虫，蛲虫的形态与引起症状的描述，与现代所说的蛲虫部分相同，特别是对寸白虫的形态和发病原因，作了确切的叙述：“长一寸”能“相生，子孙转大，长至四五尺”，并且认为与吃不太熟的牛肉及生鱼有关，这与现代医学对绦虫的认识完全相符。同时伏虫的症状与现代医学的绦虫相类似［1］。

1.2.3 毒邪 在《诸病源候论》中关于毒邪的记载多而广，共计二十多种毒邪：蜂毒、寒毒、热毒、疫毒、湿毒、水毒、痰毒、毒气、阴阳毒、瘟毒、鬼毒、恶毒、蛊毒、酒毒、食毒、药毒、虫毒、漆毒等。用毒邪命名四十多个病名，为后世毒气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2］。

1.2.4 皮肤病 在隋代以前，医家对于皮肤病病因的认识，大都从风邪或邪热伤于皮肤肌肉而论。但是《诸病源候论》在继承前人六病因学说的基础上，对皮肤病病因的认识发展到了病原体的高度，指出“癞”、“疥”、“癣”等病有虫寄生，如本书《疮病诸候·疥候》曰：“湿疥者，小疮，皮薄，常有汁出，并皆有虫，人往往以针头挑得，状如水内瘑虫。此悉由皮肤受风邪热气所致也。”其所指的虫与现代医学所指的真菌疥虫类似［3］。

另外书中《疮病诸候·漆疮候》在论述疥疮时，有这样一段话：“人有禀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毒……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煮，竟不为害也。”由此可以看出漆疮的发生与个体差异性密切相关。

1.2.5 其他 除了上述四点以外，《诸病源候论》对疾病病因还有一些很有价值的论述，虽然没有展开来作具体的论述，但是也可以体现出其认识的高度与丰富。例如《伤寒病诸候下·伤寒阴阳易候》“阴阳易”的提出，指出男女双方共同生活，可因一方有病而染易另一方。还提出由于体质的不同，不仅会产生漆疮，还会晕车船。对于“无子候”强调出了女方的原因以外，还与男方有关。还提出相同的病会因不同的原因产生，如破伤风可与金疮感染有关，在妇人可与产褥感染有关，而在小儿可与脐疮感染有关。最主要的是其在分科的论述中，指出妇人为病除了一般的邪气以外，多与冲任气血受损以及产后的调养失当有关。而小儿为病则与母体的遗传及胎儿时期母体的情志、饮食及病后治疗密切相关。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诸病源候论》的论述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多处提到了一些鬼神之说，对无法解释的疾病病因多归类于鬼神之邪为害。

2 病机

病机是疾病发生发展及演变的机理，它揭示了疾病发生、发展、变化以及转归的本质特点和基本规律。对临床的诊断、预防及治疗有着很大的意义。“病机”二字首见于《素问·至真要大论》，并且该篇还从临床常见的病症中，总结归纳为十九条，奠定了病机理论的基础。汉代《伤寒杂病论》阐述了外感伤寒病证六经病机变化及其传变转归规律，补充了《内经》六经病机之不足，并对脏腑、经络、气血、痰饮等病机有很大发展。《诸病源候论》作为最早的病因病机和证候学专著，其中较详细的论述了内、外、妇、儿等各科疾病的病机［4］。但是经过仔细分析，主要还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邪正盛衰 邪正盛衰是指疾病过程中，机体的抗病能力与致病邪气之间相互斗争所产生的盛衰变化，是产生虚实的病机。邪盛正不虚，则正邪交争成实证；正虚邪微或邪气已除，则成虚证；邪盛正虚，则虚实夹杂。实证多见于疾病的初、中期，虚证多见于疾病的后期或慢性疾病。

疾病的转归与邪正交争的结果密切相关。若正气旺盛，抗病力强且得到正确及时的治疗，则疾病好转或痊愈；若邪正相持不下，则会使病势处于迁延难愈状态；若邪盛正虚，机体抗邪无力，则病势就会迅猛发展。

2.2 阴阳失调 早在《内经》中就有“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论述，只有阴阳双方相互制约，相互促进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生命才能得以正常的进行。而当阴阳双方的任何一方偏盛或偏衰时，就会出现实热、实寒、虚热、虚寒的一系列症状。而当阴阳双方力量悬殊，一方偏盛至极，将极度虚弱的另一方排斥在外，使阴阳不相维系，出现阴阳格拒。同时由于阴阳双方本是互根互用的，一方的虚损就会影响到相对的一方。

2.3 气血津液失常 气血津液失常是指在疾病过程中，气血津液的生成、代谢、运化障碍，而导致功能失常的病理变化，气血津液产生于脏腑，运行于经络，又灌注滋养脏腑经络，是人体进行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脏腑失常与气血津液失常之间互为因果，一方的失常都会引起另一方的病变。如《病源》之《虚劳病诸候上·虚劳羸瘦候》云：“夫血气者，所以荣养其身也。虚劳之人，精髓萎竭，血气虚弱，不能充盛肌肤，此故羸瘦也。”

气、血、津液之间，在生理上相互依存，相互为用，因此在病理上也相互影响，产生精气同病，气血同病，气与津液同病，血与津液同病等。

2.4 脏腑病机 脏腑病机是指脏腑病变发生、发展、变化以及相互影响的病理机制，无论是外感还是内伤，都会导致脏腑阴阳气血失调。

2.4.1 心 心的病变是致病因素导致心的气血运行失常和精神情志改变为主的病理变化，即如《诸病源候论》之《五脏六腑病诸候·心病候》所云：“心气不足，则胸腹大，胁下与腰背相引痛，惊悸恍惚，少颜色，舌本强，善忧悲。”

2.4.2 肝 肝的病理变化有阳气易亢、阴血易亏的倾向，故肝气肝阳常有余，肝阴肝血常不足。同书《五脏六腑病诸候·肝病候》云：“肝气盛，……病目赤，两胁下痛引小腹，善怒，气逆则头眩，耳聋不聪，颊肿。”

2.4.3 脾 脾的病理变化是致病因素导致脾的气血阴阳不足或失调，影响了运化转输、统血以及相应的形体官窍所产生的病理变化，亦《病源》书中《五脏六腑病诸候·脾病候》所谓：“脾气不足，则四支不用，後泄，食不化，呕逆，腹胀肠鸣。”

2.4.4 肺 主要表现在肺气肺阴不足，致使肺的宣发和肃降功能发生异常。《病源》之《五脏六腑病诸候·肺病候》云：“肺气不足，则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嗌干。”

2.4.5 肾 由于肾中精气阴阳是全身精气阴阳之根本，所以肾病与其他脏腑的病变多互相累及，且肾病多以精气阴阳不足为主。同书《五脏六腑病诸候·肾病候》云：“肾气不足则厥，腰背冷，胸内痛，耳鸣苦聋。”

2.4.6 胆 胆病多由于胆气失调，疏泄失职，影响储藏和排泄胆汁的功能，出现胆气郁结及食欲不振。同书《五脏六腑病诸候·胆病候》云：“胆气不足，其气上溢而口苦，善太息，呕宿汁。心下澹澹，如人将捕之。”

2.4.7 胃 胃气以降为和，各种致病因素常可导致胃失和降。同书《五脏六腑病诸候·胃病候》云：“（胃）气盛为有余，则病腹?胀，气满。……胃气不足，则饥而不受水谷，飱泄呕逆。”

综上所述，《诸病源候论》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又对中医病因病机理论有了很多新的认识和发展，并且分门别类，对其进行论述，使中医病因病机理论更加规范化、条理化。虽然由于条件限制，它有一些荒诞的鬼神之说，但是对于中医病因病机理论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1 南京中医学院．诸病源候论校释（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571.

2 彭芳胜.《诸病源候论》对毒邪病因学贡献．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4，s1：25-27．

篇9

【关键词】 毒热证；内涵；外延；病因病机；证候

经典古籍中关于毒热的论述，最早见于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初受病时，毒热气盛”“毒热气渗溢经络”。儿科古籍论述较早见于《幼幼新书》收录的宋《婴童宝鉴》中的“胎中受毒热”“毒热兼风”“毒热胃中存”“热之甚为毒”。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热、毒既可单独作为致病因素存在，也可二者合而致病，同时反映病机变化过程，由热致毒，因毒生热，互为因果，贯穿于疾病发展始终。

1 从病因学角度认识毒热的内涵与外延

毒热是一类致病猛烈，具有火热性质，能引起机体功能严重失调、气机蕴结而产生剧烈阳热反应和火热症状的致病因素。其外延包括：外感火热邪气过极；温热毒邪；外感六邪气，郁而化火；疫疠之邪；脏腑失调，毒热内蕴。

1．1 外感火热邪气过极

外感火热邪气过极则为毒热。如《重订通俗伤寒论》言“火盛者必有毒”，也就是说火邪盛易于化毒。火热、温热邪气侵袭人体，与正气相争，发生一系列正邪交争，表现为热炽、热灼、热盛等病理改变。此由外来之温热邪气侵入人体，极易阻碍气机，便是“毒”产生的基础。

1.2 温热毒邪

温热毒邪是温病中引起机体发生各种急性热证的物质基础，是温病的共同致病因素。毒邪归属为温邪，毒是具有毒性明显、侵袭力强、易引起危重证候和局部特殊体征的致病物质，属温病的范畴，是达到一定程度的特殊温邪。

1.3 外感六邪气，郁而化火

“六气”发生异常、太过或不及，侵袭机体而发病，则为“六”；“六”过盛，达到一定程度，对机体造成严重损害，便成为“毒”。六过盛可为风毒、寒毒、暑毒、湿毒、燥毒、火毒，同时具备六的性质和毒的特点。一般情况下，六入侵机体后，蕴结不解，多先从火化，而后成热毒。如《素问·五常政大论》王冰注：“夫毒者，皆五行标盛暴烈之气所为也。”后者指外邪内侵，久而不除，往往蕴积成毒。《诸病源候论》指出：“风气相搏，变成热毒。”尤在泾在《金匮要略心典》中言：“毒，邪气蕴蓄不解之谓。”由此可见，邪气亢盛剧烈或蕴结日久可化为毒。又有伏邪为毒者，如王叔和在《伤寒论·序例》中言：“冬令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后发为温病。”

1.4 疫疠之邪

疠气为病，其证多属火、属热，邪变为毒，多从火化。温热疫毒是疫病的重要致病因素，已为大家共识，而疫病在临床上也常表现为热毒炽盛。毒热致病表现复杂多变，具有致病力强、传变迅速、危害严重、极易致死的特点，病情多呈急、危之象，这与疫疠之邪的致病特点尤为相符。关于疫气即毒，主要为一些温疫学家的观点。明代吴又可《温疫论·应补诸症》认为，疫气即毒，“今感疫气者，乃天地之毒气也”。王孟英《温热经纬》曰：“疫证皆属热毒，不过有微甚之分耳。”“疫疟皆曰热毒。”余霖《疫疹一得》谓：“瘟即曰毒。”因此在温病学中常有“瘟疫”“疫毒”“温毒”的提法，说明了温、疫、毒三者有较密切的联系。

1.5 脏腑失调，毒热内生

外邪、七情、饮食、劳倦等均可导致机体脏腑功能紊乱、气血阴阳失调，机体生理代谢产物不能及时排出或病理产物蕴积郁滞日久化为内毒。《素问·六微旨大论》指出：“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若承制失常，则亢盛为害，是为毒邪，损坏形体，生化衰竭。如“气有余，便是火”“五志化火”，是对机体脏腑气机运行失常导致“火毒”内生的表述。内生毒邪具有亢极或者蕴结的特性，而非完全亢烈性。

2 从证候角度认识毒热的内涵与外延

毒热证是指由具有强烈致病性的邪气侵袭机体，蕴结不解，从阳化火，火盛化毒而形成的具有火热性质的病证。其外延包括：外感毒热证；温毒；瘟疫；内伤毒热证。

2.1 外感毒热证

吴鞠通《温病条辨》所讲毒邪具体有风毒、热毒、火毒、湿毒、燥毒等不同，这表明了其所具有的证候属性。由温甚成热，热甚化火而致火热炽盛者称为“毒”，即“热毒”“火毒”之类。外感火热之邪炽盛，内犯脏腑，热盛则毒甚，可发展为热毒壅肺、心经热毒、肝胆火毒、皮肤壅毒等毒热之证。如气分热毒证见身热炽盛、口苦而渴、心烦尿赤，苔黄燥、舌红赤、脉弦数等。营血分热毒证见身体灼热、躁扰不安、神昏痉厥、吐血、便血、斑疹、舌红绛等。

2.2 温毒

温病是感受六气中的温热病邪，包括自然界“疠气”“毒气”等特异病邪所引起的以发热为主要表现的各种外感热性疾病。从证候学角度认识温毒的内涵，最初见于《伤寒论》：“阳脉洪数，阴脉实大者，遇温热，变为温毒。温毒为温病最重也。”成无己对此解释：“次前热未已，又感温热者也，阳主表，阴主里，洪数大实皆热也，两者相合，变为温毒，以其表里俱热，为最重。”温毒发病急骤，传变迅速，变证较多，证候凶险，及时诊治是很重要的。温毒多由火热炽盛而致，治疗时以清热解毒法较常用。

2.3 瘟疫

古代医家认识到瘟疫的病因不同于一般的外感六，但又不能完全认识了解，就命名为“毒”或“热毒”。明代吴又可《温疫论》始创“疫气”致病说，认识到疫病乃一种特异的致病因素所致，“温疫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疫气所致”。明清时期的一些医家除重视疫毒致病外，也观察到了疾病的传染和流行与气候变化有一定关系。如吴鞠通在解释“温毒”的发病时说：“温毒者，诸温夹毒，秽浊之甚也。”意即六之“温”邪与疫毒之“毒”邪相合而发病，对疫病认识更加客观化。

2.4 内伤毒热证

外邪、七情、饮食、劳倦等导致机体的脏腑功能紊乱、气血阴阳失调引起的毒热证候，或病理产物蕴积郁滞日久可导致痰毒、瘀毒、尿毒、粪毒及五志化火所致之郁毒等证候。如中医论神昏有“产后结瘀，毒热攻心”“溺毒入血，毒热攻心”之因。毒热证候虽无传染性，但可加剧脏腑气血的功能失调、组织器官的实质损害，也为“外感之毒”的更易入侵提供了条件。这种内毒与外毒常相互作用，互为因果。

3 毒热与现代医学的联系

3.1 传染病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是新发现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中医历代文献无此记载，但从其具有传染性和主要临床症状如发热、干咳、头痛、关节酸痛、肌肉酸痛、乏力、腹泻，甚或出现呼吸急促等来分析，可归入中医“温病”“瘟疫”范畴，尤其是与“瘟疫”中的“温疫(热疫)”更为近似。盛增秀等[1]提出“邪毒致热说”，认为温病毒寓于邪，毒随邪入，热由毒生，毒不去则热不除，变必生。在中医治疗上十分重视“解毒”，主张解毒之法应贯穿温病治疗的全过程。这个观点的提出，使“清热解毒”法在急性传染病上的应用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

3.2 感染性疾病

白凌军〔2〕从毒热论治小儿病毒性肺炎，指出该病由外感风温邪毒而起，认为毒邪为小儿病毒性肺炎致病之关键，痰、瘀等病理产物之生、变均与热毒密切相关。小儿体属纯阳，风温邪毒侵袭人体，未能及时祛除则迅速入里化火成毒，致热毒内盛变生痰、瘀。热毒内蕴，易炼津成痰，痰成之后，又助毒势，痰毒胶结，使病情加重。

高志卿等[3]探讨了毒邪对急进性肾炎发病及治疗的意义。认为毒是一类不同于一般邪气的具有强烈危害性的致病因素，具有骤发性、酷烈性、火热性、内向性、顽固性的特点，是急进性肾炎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毒热论治急进性肾炎符合临床实际，在具体治疗方案中，围绕解毒原则，应将清热泻火、通腑泄浊、活血化瘀诸法并举，综合调理。

3.3 恶性肿瘤

恶性肿瘤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常见疾病，毒热是其重要的发病原因之一，在癌瘤发展过程中可出现热毒内蕴而耗伤阴液。周黛翰[4]认为癌瘤的发生发展及转归、邪毒的传变，与温病学说的论述每有殊途同归之表现。温病研究温邪毒邪引起的急性外感热病，由于外邪的胜复，常能化火，热邪传变，透营入血，耗气伤阴，又与癌症的发展转归雷同。温邪具阳热属性，根据“温者清之”原则，清热解毒法应贯穿于卫气营血病证传变的全过程。

3.4 皮肤疾病

刘巧等[5]认为，引起皮肤病发病的“毒邪”是蕴藏在普通食物、药物、动物、植物及自然界的六气之中，这些“毒邪”作用于人体后致气血凝滞，营卫失和，经络阻塞，毒邪久羁，毒气深沉，外发皮肤而成皮肤病。可见毒邪既是一种从外感受的特殊致病因素，如食物毒、药物毒、化妆品毒、虫兽毒、漆毒等，又是人体受某种致病因素作用后在疾病过程中所形成的病理产物，如热毒、血毒、风毒、湿毒等，这些病理产物形成之后，又能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人体某一脏腑组织和皮肤，从而发生各种皮肤病证。

3.5 心脑血管疾病

杜武勋等[6]认为毒邪作为一种致病因素，有外来之毒和内生之毒之分。内生之毒常发生在内伤杂病的基础上，多由诸邪积、胶结凝集而成。毒邪易与火、热、痰、瘀、湿诸邪胶结，壅滞气血，毒邪内壅，气血不畅，气滞血瘀，损伤心脉，发为心痛。尤其毒邪最易与火相兼为病，且毒瘀更能郁而化火，灼伤血脉。急性心肌梗死血栓形成，心肌细胞缺血、损伤、坏死，并且损伤后导致一系列内分泌激素的释放，正是邪毒内蕴的表现。其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表现为发热、心率增快、血沉增快、白细胞升高，这些表现与中医所说的毒邪致病有密切的关系。

李运伦等[7]根据古今文献，提出热毒证是原发性高血压的重要病理类型，认为体质是其形成的内在基础，五志过极、饮食失节是其主要促危因素，具有火热性、从化性、损伤广泛性、兼夹性、病情复杂多变性等特点。治疗当清热解毒，又分清心疏肝泻脾以绝毒源、清热泻火以减毒势、调气通腑以排毒、发散郁火以祛毒等治疗方法。归纳总结出初、中、末三期是原发性高血压热毒证演变的主要形式。初期见火热入气分，脏腑气机紊乱，气火冲逆于上，热盛为毒。中期见火热由气入血，血热妄行而为毒，瘀热是其主要的病理征象。后期见气血逆乱，热极毒盛，则耗伤阴津，肝肾阴伤，虚火上炎，甚至阴极阳竭而致阴阳两虚。

【参考文献】

[1]盛增秀，王英，江凌圳.运用中医温病瘟疫学说抗击非典型肺炎[J].浙江中医杂志，2003，38(6):232.

[2]白凌军.从毒论治小儿病毒性肺炎[J].新中医，2008，40（1）:102.

[3]高志卿，陈玉龙，高志敏.试论急进性肾炎从毒论治[J].新中医，2006，38（10）：1.

[4]周岱翰.温病学说在恶性肿瘤治疗中的应用[J].中医杂志，2004，45（9）:73.

[5]刘巧，张永杰.从毒论治银屑病100例临床研究[J].中医杂志，2001，42（9）:550.

篇10

[关键词]弱症；中医证治；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R256.5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4721(2009)03(a)-058-04

弱症(asthenospermia)是指参数中前向运动的(a和b级)小于50％或a级运动的小于25％的病症，弱症又称活动低下，是导致男性不育主要原因之一。

传统中医理论中，虽无弱一词，但在中医有关“无子”、“无嗣”、“求嗣”、“绝育”、“种子”、“男子艰嗣”、“不男”、“丈夫无子”等不育症的理论研究中早有论述。近年来，随着现代中医男科学的快速发展，中医治疗男性不育症的临床与研究有了长足进步。已初步形成了由经验医学研究模式向现代医学研究模式转变的趋势。多数专家学者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男性不育症的病因病机，辨证诊断，治法方药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与实践，甚至有人提出了“无证可辨”、“辨证”等学说，逐步形成了以现代医学的“病”与传统中医的“证”相结合，即“病证结合”为主体的诊疗体系，从而使中医男性不育症研究更具现代科学特征。为此，笔者认为随着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以往男性不育症较笼统的辨“病”论治研究，急待进一步分类细化，而对男性不育中弱症的分类细化研究，则是发展中的必然。

1　弱症流行病学研究

国内相关研究表明。弱症已是临床引起男性不育的主要因素。如黄氏对253例男性不育患者进行了调查，其中弱精症103例，占40.7％，认为引起男性不育症主要因素为弱精症，其次为免疫因素、感染因素、微量元素异常等。吴氏调查880例男性不育症患者，其中弱精症519例，占59％；金氏对1186男性不育患者的调查，弱精症625例，占52.7％沙氏对2 367例男性患者进行常规检查分析，结果显示总异常率占97.16％，其中弱症占63.47，活率低下占59.65％，远远高于其他各项异常指标。也有人认为，因活力低下而导致的男性不育约占30％。由此可见，目前国内有关弱症的临床流行病学研究。虽尚缺更高级别、更大样本的调查，但弱症占男性不育的30％～60％，是导致男性不育的主要因素，已是不争事实。

2　中医“精气”理论与弱症相关性研究

传统中医理论中，早就有了有关“精气”与男子生育机制，“精气”不足(相当于活力下降)与男子不育病因病机的论述，并记载了大量治疗男子不育的实践经验。如在《周易》[匍中就有“不育”病名。中医第一部医学经典《内经》对男性生育生理也有经典论述：“丈夫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指出肾所藏精气充足，阴阳和谐是男子具备正常生育能力的生理基础。其所谓“精气”，包括了“精”和“气”，物质与动能两个部份，“精”是男子生殖繁衍的物质基础，“气”主运化、化生万物，为“精”提供生机与动能。只有“精气”充足，才能上行与卵子结合(阴阳和)，“故能有子”。反之虽“精”充，而“气”不足(相当于活力下降)，不能快速上行与卵子结合，男子生育受损，故不易得“子”。

汉代《伤寒杂病论》明确提出了男子不育与“精冷”、“精少”，“精时自下”有关。隋代《诸病源候论》则从病因学。症状学角度，进一步论述了不育与“精气”的关系：“丈夫无子者，其精清如水，冷如冰铁，皆为无子之候”。唐代《备急千金要方》提出：天、犍、漏、怯、变、“五不男”学说，其中“漏”即指不固，常遗精滑泄，致精气不充而不育。明代《广嗣纪要》提出：生，纵、变、半、妒、“五不男”学说，其中“变”即指：未至十六，其精常自行，或中年多有遗漏“自浊”，致“精气”减少而不育。至清代《石室秘录》，对“精气”充溢盛衰与男性不育的病因病机认识，则达到了一个较完整的更高水平，提出了“精寒、气衰、痰多、火盛、精少、气郁”的六因学说。

综上，古人早已指出“精气”不足是导致男子不育的主要原因，其论述与现代医学弱症极其相似。

3　现代中医男科学对弱症的研究与进展

3.1病因病机研究与进展

现代中医男科学者在继承传统病因病机理论的基础上，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弱症男性不育的病因病机，辨证诊断，治法方药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研究与实践，初步完成了由经验医学研究模式向现代医学研究模式的转变，使弱症男性不育的中医证治研究，更具现代科学规范特征。

如王琦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对男性不育症的发病提出了“肾虚挟湿热瘀毒虫”是其主要病机，即肾虚指先天禀赋不足，后天肾失滋养，肾精亏虚的生殖功能低下，少精症、弱精症等；湿热指过食肥甘辛辣，或过量饮酒，酿热生湿，或受湿邪浸，对生精功能的损害，包括前列腺炎及其他生殖系炎症；瘀指各种生殖系统的慢性病变形成的血瘀、痰瘀等病理因素，精索静脉曲张，液化不良等症；毒指化学药品，汽油、农药，工业废气及微波，放谢线、辐射，食棉籽油(棉酚)及腮腺炎引发的炎等对生殖器官、生精功能的损害；虫指性传播疾病各种微生物感染，包括梅毒螺旋体、淋球菌、支原体、衣原体、滴虫及结核杆菌等。

王琦教授认为从中医学的生理、病理看，男性育龄是从“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到“筋骨隆盛，肌肉壮满”的时期，机体处于精力旺盛，体力充沛，正气充实，邪气难袭。若邪气内侵，既可表现为虚挟邪实证候，也可表现邪实证候，因肾精亏虚是男性不育内在的病理基础，湿热、瘀滞、毒、虫等既可为外在的致病邪气，又可是病变过程的病理征象。因此凡是弱精症的男性不育，无论是以肾虚为主或是以湿热、瘀滞、毒、虫等为主要证候，其病机核心仍为“肾虚挟湿热瘀毒虫”，证候多以肾精亏虚或挟湿热、或挟瘀血、或挟毒、挟虫等。

徐福松教授对清陈士铎的六因学说则认为：精寒。可包括清冷、稀薄、质量下降；气衰，可包括肺、脾肾气不足所致的不育症；痰多，指有形、无形之谈，可包括无症状可辨的不育症的量、数多的不育症；火盛，包括心、肝、胃、肾阴虚火旺的不育症；精少，可指量、数过少不育症；气郁，精神抑郁可引起数量、质量下降，畸形。

由于临床上经常可以看到弱精症质量下降，但患者

的舌、脉象等证候表现无明显的、典型的变化，因而其证型难以确定。即无证可辨。由此，有人提出了一个较新的概念一辨证。辨证的主要理论认为：生殖器官位于阴位，属水为阴，为阴中之阴；精气属火为阳，属阴中之阳。则为阴中之阳，本身又可分为阴阳，体为阴――阳中之阴；存活率，活动率为阳――阳中之阳。根据《内经》“阳化气，阴成形”的理论，活动力强弱，存活率的高低当责之于肾阳的盛衰。由于阴阳之间既至相依存，又互相制约，往往出现阴损及阳，阳损及阴的现象。甚至出现阴阳俱虚的现象。当阳虚时，阳虚则寒内生，微观可见清冷，活动力减弱，存活率下降。阴虚则内热，或相火亢盛，灼煎津液，可见量少，黏稠，液化异常，活动力减弱，存活率下降。气虚不育：气虚则乏力，微观主要表现活动减弱，存活率降低。肝郁性不育：郁久化热，煎熬津液可使量减少，变黏稠，液化异常，数可能减少，活力下降。甚至死增多。

3.2中医药治疗弱症研究与实践

3.2.1古代经方回顾中医药治疗男性不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唐代《备急千金要方》最早提出了治疗不育症的专方七子散和庆云散，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就记载了许多增强和生殖能力的药物，如五味子“强阴，益男子精”，杜仲“益精气”，羊藿“主阴痿绝伤”等。仅在万全的《广嗣纪要》，叶天士的《秘本种子金丹》、岳甫嘉的《妙一斋医学正印种子篇》等治疗男性不育专著中，治疗不育的内服种子类药就达34种之多。方剂方面。较著名而至今仍广泛使用的有：《证治准绳》的五子衍宗丸，《景岳全书》的赞育丹，《卫生宝鉴》的三才封髓丹，《辨证录》的宜男化育丹，纯一丸、记忧散、造兴丸等。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五子衍宗丸，为古今医家所撷，为中医治疗男性不育的扛鼎力方。

3，2，2现代研究与实践临床中弱症不是一个孤立的病症，是多种疾病和因素引起的一种结果，因此，近年对弱子症的治疗研究，也从多脏腑、多病因，多方面展开，呈现出传统经典验方与现代药理相结合，一方为主随证加减，单方专用等多样化趋势。如曾庆琪、徐福松等认为弱精症男子不育，病情复杂，病因繁多，临证论治难以守据一法，当察其形气阴阳盛衰，脏腑寒热虚实，各求其原分而治之。提出了男子不育治疗九法：滋肝肾养精血，方选生髓育麟丹，五子衍宗丸合右归饮加减；温命门生肾火，方选赞育丹，七宝美髯丹合右归饮加减；煦脾气裕心火，方选归脾汤，七福饮合十全大补丸加减；疏肝郁悦情志，方选达郁汤，宣志汤合启阳娱心丹加减；清湿热泄虫毒，方选革解分清饮、四妙丸合菟丝子丸加减：化瘀阻通经络，方选血府逐瘀汤，当归补血汤合六味地黄加减；利湿邪祛痰浊，方选越鞠丸，涤痰汤合火土既济丹加减；驱寒邪温精室，方选暖肝煎，斑龙丹合还少丹加减。

又如罗建辉等从肾论治用补肾益精方(菟丝子、制首乌、肉从蓉、枸杞子、熟地、丹参、锁阳、鹿角胶等)治疗25例重症弱症，结果痊愈19例，总有效率84％，证明该方能提高密度，增强活动能力。曾雪武等吲用自拟补肾生精汤(熟地、仙灵脾、菟丝子、韭菜子、当归、黄芪等制成片剂)治疗少、弱症，同时设克罗米酚对照观察。结果治疗30例，总有效率86.67％，明显优于对照组。李金坤等从脾肾论治运用具有滋阴补肾，益气养血，健脾生精的生精助育汤(人参、黄芪、阿胶、仙茅、羊藿、山药、生地、茯苓、龟甲、丹皮、女贞子、覆盆子、丹参等18种中药)治疗男性不育症，结果表明，该方可明显提高的活动率及快速活动力，治疗前后对照也有显著性差异(P

陈金荣等认为对男性不育当审因论治，因证施治。做到辨病与辨证，整体与局部，攻邪与扶正，药物与饮食，情志与性事等方面的结合，强调生精首当补脾，填精贵在补肾，通精重视活血理气，护精勿忘补泻兼施，养精宜重视饮食宜忌，求嗣须调情择期的六项原则。这种整体辨治观点，对弱精症的治疗也同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4　药理研究与药物精选

4.1现代药理研究

纵观古代和现代中医男科专家治疗弱精症用药，虽然种类繁多，但其中使用频率最高，又最具特点的，当属子类药及动物药。子类药如菟丝子、枸杞子、韭子、五味子、覆盆子、女贞子、冬葵子、茺蔚子、白芥子等。动物药如鹿茸、蛤蚧、海马、海龙、水蛭、穿山甲、蜈蚣、全蝎、紫河车、乌贼骨、海螵蛸、桑螵蛸、九香虫等。徐福松教授在治疗男子不育症时，也提倡多用子类物和动物药，动物药乃血肉有情之品，走窜攻坚之性强，辨病使用相得益彰，事半功倍。子药乃物之子，按功能类比，能毓生命，促形成。研究表明果实类药物多含丰富的易于水解吸收的果糖，黏蛋白、黏蛋白酶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尤其是锌含量较高，这无疑对增强活力有很大帮助。

王琦教授应用超薄切片和冷冻蚀刻的电镜超微结构以及光学显微镜的检查研究，对王氏生精汤改变、提高人类质量问题做了科学的阐述，研究表明，该方可使发生过程的病理状态向常态方面转变。说明中药对病理性膜结构能进行改变。

而肖永新、李育浩，王学美、罗和古对五子衍宗九及子类药的药理研究表明：五子衍宗丸为主方的中药制剂能使幼龄小白鼠重量增加，活动率提高，畸形率降低；能提高未成年大鼠的血清睾酮含量、数及活率(力)；升高老龄大鼠血浆睾酮含量，降低雌二醇比值；提高雄性大鼠活动度、数和生育能力。同时对环磷酰胺损伤大鼠的性腺和副性腺器官都有明显增重作用，对血清黄体生成素之升高有降低作用，对家兔组织损伤的恢复有促进作用，提示该方有雄激素样及促性腺激素样作用。对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有作用。可见子类药物在弱症男性不育中有显著的治疗作用。

关于补肾药药理研究方面，很多学者如熊跃斌等、钟

百灵等的研究表明：补肾药有类性激素作用，含锌量高，对大鼠垂体性腺轴的影响显著，有调节内分泌失调的作用，能促进发育，增加睾酮水平，兴奋性机能，促进分泌，对改善曲细精管及间质细胞的损害均有一定效果，同时能增加大鼠附睾数量、活率、活力。使配对雌鼠怀孕率明显提高。

对人参，黄芪的药理研究表明：人参、黄芪可增加钱粒体活性，提高三磷酸腺苷(ATP)含量，改善活率与活力。

对羊霍的最新研究表明：羊霍不仅可以提高衰老大鼠血清SOD活性和雄激素水平，减少生殖细胞凋亡，改善组织的退行性衰老，还可通过抑制生殖细胞衰老基因P16蛋白表达，延缓性腺衰老。

4.2药物精选

近年随着中医药治疗男子不育研究的快速发展，新验方不断涌现，老药新用已成常态，药物种类繁多。为此，很多专家家学者应用现代统计学方法，对其也进行了研究筛选。如李彪对8 506例男性不育症的处方用药进行分析。总的概念是处方用药具有较大离散性，经验方占绝大多数，经技术处理后，很多处方与古成方相近，明显体现出集中趋势。成方的使用主要是六味地黄汤辈(包括左归丸、右归丸、金匮肾气丸、知柏地黄丸等)，总出现频率数高达84次；其次是五子衍宗丸，频率为42次。药物使用情况，常用者不超过55种，按高低顺序，补阳药物依次是羊藿、菟丝子、鹿角胶、肉苁蓉、仙茅、肉桂、巴戟天、附子、锁阳等；补阴类药物依次是熟地黄、枸杞子、山茱萸、五味子、覆盆子、生地、女贞子等；补脾益气养血类药物依次是茯苓、山药、当归、党参、黄芪、白术、白芍等；活血祛瘀类药物依次是丹皮、红花、路路通、川芎、丹参、赤芍、桃仁等；清利下焦湿热药物依次是黄柏、知母、龙胆草、栀子等。以上总结对于探讨弱男子不育症的处方用药规律无疑是有实际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