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信息化市场规模范文
时间：2023-07-10 17:21:0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业信息化市场规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IT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将渗透到每一个行业，如果某一个行业的信息化或互联网化程度很低，那么这个行业的IT互联网产品需求则相对较大。纵观所有行业，农业是一个信息化水平非常低的行业，因而对于IT互联网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巨大的增量市场。
我国农业所面临的大背景就是，耕地面积每年都在下降，扎根农业的劳动人口数量也在下降，一方面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另一方面则是城镇化进程导致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还有新一代出身的农村青年不喜欢种地，所以土地流转就是大势所趋。因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需要提高粮食亩产和人均单产，来保障粮食安全。
信息化引领农业变革。从土地检测、作物生长情况数据采集、产量分析到农机自动化耕作、食品安全保障、农产品（咨询、买卖）电商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大数据、云端、卫星导航、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将逐步应用到农业发展中。同时，未来3年，互联网将使农产品直达社区，省去中间环节，农产品品牌化，农民收益大幅上升。
篇2
Abstract: What electronic commerce specialized raise is the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 Needs to enhance the actual operation skill unceasingly through the practice.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background, has carried on the analysis to the electronic commerce specialized employment avenue and the development.
关键词：电子商务 就业渠道 渠道拓展
Key words: The electronic commerce employment avenue channel develops
作者简介：谢刚（1983.8-），男，湖北随州人，学位：硕士，研究方向：电子商务，工作单位：武汉商贸职业学院
一、电子商务专业特点
电子商务专业是融计算机科学、市场营销学、管理学、法学和现代物流于一体的新型交叉学科，电子商务专业培
养的是复合型人才,既有商务和管理的内容，又有相关的技术内容，具有很强的操作性,需要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需要通过实践不断提高实际操作技能。
二、电子商务专业就业渠道分析
1.实务操作型
实务操作人员在传统商业活动中都有雏形，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网络虚拟市场的使用者和服务者，一方面要求他们是管理和营销的高手，同时也熟悉网络虚拟市场下新的经济规律；另一方面也要求他们必须掌握网络和电子商务平台的基本操作。
（1）企业网络营销业务，代表性岗位有网络营销人员。
（2）网上国际贸易，代表性岗位有外贸电子商务人员。
（3）新型网络服务商的内容服务，代表性岗位有网站运营人员、主管。
（4）电子商务支持系统的推广，代表性岗位有网站推广人员。
（5）电子商务创业。
2. 技术型
技术型人才要求有扎实的计算机根底，但考虑到最终设计的系统是为解决企业的管理和业务服务，又需要分析企业的客户需求，所以该类人才还应该对企业的流程，管理需求以及消费者心理有一定了解，而这将成为电子商务人才的特色所在。
（1）电子商务平台设计，代表性岗位有网站策划、编辑人员。
（2）电子商务网站设计，代表性岗位有网站设计/开发人员。
（3）电子商务平台美术设计，代表性岗位有网站美工人员。
3. 战略管理型
战略管理型人才则难以直接从学校培养，而是市场磨练的主物。
（1）电子商务平台综合管理，代表性岗位有电子商务项目经理。
（2）企业电子商务综合管理，代表性岗位有电子商务部门经理。
三、电子商务专业就业渠道的拓展
1. 电子商务与具体行业结合
（1）农业电子商务。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信息化一直是三农工作的重点和突破点。不仅各省市普遍建立了《农业信息网》，还涌现了类似《中华十亿农副产品网》、《福州亚峰》和《南京白云亭》这样一些大型网上市场。网上经营的品种一改过去以粮食，化肥为主的局面。副料、家禽、农药、土特产、花卉、园林、水产品、茶叶、鲜果等全部上网，随着农业信息化的发展，作为电子商务学生未来在农业电子商务上可大有作为。
（2）旅游电子商务。旅游电子商务，是旅游企业基于Internet 提供的互联网络技术，使用电脑计算技术、电子通信技术与企业购销网络系统联通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商业活动。这是一种基于信息网络综合技术的信息流程与商务运作程序的结合形式。国内目前的携程、乐途、东方、艺龙、芒果和千龙等旅游电子商务网、自助旅行网等发展迅猛，必将拉动其旅游电子商务人才的需求。
（3）可视化电子商务。可视化电子商务也就是视频电子商务，是通过专业的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和商家把自己制作的产品视频广告，投放到互联网上，供经销商甚至是消费者观赏、了解，从而达到高效率、低成本、形象化的传播目的，考|试/大并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供需双方迈出电子商务的第一步。专家指出，电子商务已经到了必须革新的时候了，商务视频技术的成熟为其提供了最好的应用。
（4）移动电子商务。据CCW预测：当前移动商务的市场规模将达到306.5亿元，年复合增长率40.7%。随着3G牌照的发放，为移动电子商务加速发展打开一路绿灯。移动电子商务在中国的发展才刚刚起步，前景必将开阔。
（5）文化电子商务。网上文化市场发展很快。网络传输的广域性，资源的共享性，参与的交互性，为网上文化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文学，音乐，美术，绘画，收藏，集邮。钱币，工艺品及健美，休闲等网站林立。网上音乐会，MP3免费下载等，更为网民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大餐。
2. 网络新经济增加电子商务专业就业机会
从整体来说，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经济”为社会创造了大量新工作岗位，许多职位以前没有，如网管、网编、网站设计师、网络安全工程师、系统工程师、动漫设计师、数据库管理员、网络应用开发工程师、网游设计师等；许多工作带有鲜明的网络特色，如网络商业分析员、各类网络产品经理、网络产品渠道专员，网站运营、推广、客服人员，等等。
3. 金融危机情况下电子商务专业的新机遇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蒋耀平称,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但此次危机对电子商务产品和服务提供商则是不可多得的机遇，电子商务将帮助企业走出困境，电子商务无疑成为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困境最为可靠的手段之一。
另外，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宅男宅女”的比例逐渐升高，衍生出电子商务“宅经济”的新概念来，势必会带动电子商务B2C等领域的发展，拉动岗位需求。
四、总结
作为电子商务学生应紧密跟踪商务模式的发展，跟踪社会和市场对人才的具体知识和技能需求，寻找适合自身的切入点，积极调整知识结构，通过实践来锻炼技能，这样才能从容应对市场的变换，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篇3
1前言
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呈越来越扩大的趋势。农业经济发展所面对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已经严重制约我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亟待解决。
2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21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阻碍农村经济发展
第一，农业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滞后，跟不上农业经济发展的步伐，目前以塘堰、水库、沟渠等为主体的基本水利设施大都年代久远，无法承担起农业生产中抵御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的能力，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第二，农业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农业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道路交通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最重要的一环，但总体还比较落后，主要体现为运力不够、质量不高、道路宽度不够，结构单一，甚至有的地方还未通车，没有形成交通网络。水、电、通信设施比较落后，自来水网络不健全，生活用水质量低，电力设施不能承载大规模的工程建设，通信网络不发达，满足不了农业信息需求。
22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体制落后
当前农村农业生产力低，农业机械化程度低，耕作工具原始简单，大多时候还是靠天吃饭，土地还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主要从事种植业，品种单一，质量低。农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低下。
农业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经济体制落后。农村农产品市场规模不大，运营不规范。农业市场不管是从规模、场地、监管还是农产品流通、产品质量来说，都处于初级阶段。农业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刚刚起步且发展缓慢，承担不起农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支持；乡镇企业虽有数量，但质量不高，科技含量低，只能进行初级农产品加工、销售，无法形成现代一体化农产品市场；农业产业化、市场组织化程度低，虽然形式多样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所发展，但规模普遍不大，覆盖面小，管理不健全，无法产生规模效应；农村资源开发力度不够，资源利用率低，资源闲置、浪费严重，资源优势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
23农业科技水平低、推广应用能力不足
农业科研的总体水平低，科技成果贡献率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都处于低级阶段，农业科技力量不足、投入少、资源配置不合理。虽然建立有多级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但与农业科技推广的需求规律相违背，人力财力集中在远离农村的省市级机构，而最需要支持的农村基层机构却力量薄弱、人才短缺，基本上乡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力量不足或没有，村级机构甚至是空白。政府对农业推广经费的投入也严重不足。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应用效益低。农业技术推广单位的政府属性没有改变，在技术推广中注重科研特性，而不是以应用到农户田头为己任，农业科研脱离生产实际，使得农业科研成果质量不高、成效不足。城市化的发展，大批有文化、高素质的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事农业生产的多是老弱妇幼，农业人口素质较低，农业科技推广难。
24农业政策不完善
土地政策不完善，没有建立完善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农业生产规模化程度低，影响土地使用效率，导致农产品价格低迷，土地附加值偏低，土地转包困难大，出现新的耕地抛荒现象。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流转障碍多。短期式承包造成对土地的掠夺性经营，降低土地质量。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粮食流通市场未完全开放，粮食品种顺价销售困难，粮补不到位，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滞后。
25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
农村的部分地区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教育投入不足，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工作缺失，农民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养老保险还处于试点阶段、没有惠及广大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力度低。无法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阻碍农村经济发展。
3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31着力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第一，大兴农田基本水利设施建设，农业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完善并举，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加强农村河塘清淤整治，田间渠系配套。鼓励农业节水技术，建立节水奖励和补贴机制。第二，加强农业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加大农村路网建设，增加国家财政投资，对乡村进行硬化，路面拓宽，进行道路“乡乡通”“村村通”建设，打造乡村交通网络。加强农村自来水网建设，改善农村生产与生活用水质量。加强农村电网改造，促进农村工程开发。完善农村通信网络，促进农业信息化。
32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第一，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引进先进生产、管理、加工技术，提高劳动技能，推进农业机械化、信息化，改变落后的农耕模式，形成现代农业。第二，优化农业经济结构，改变纯种植业的单一农业结构，打造农、林、牧、副、渔多种产业并存一体化立体农业。在结构调整上推优淘劣，推进农产品的优质化和多样化，提升农业经济的整体水平。第三，规范化建设。加大管理与培植力度，健全管理制度，固定场所，扩大规模，规范市场交易秩序，培植农村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促进农村市场繁荣。第四，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扩大乡镇企业生产规模和经营范围，促进生产产品多样化，扩展乡镇企业产品销售市场。引入资本投入，加大技术升级，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高管理能力，改变农产品初级加工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形成供、产、销产业化的机制。第五，加大农村资源开发力度，提高资源利用率。合理开发，有效利用，加强生态保护，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33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
创造有利于农业科技推广应用良好条件。改革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明确各级农业职能管理部门的职责，将农业发展效益作为农业科技推广部门的主要考核标准，优化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引进优秀人才充实到县以下一线工业科技机构中，使农业科技人才真正面向一线。加大对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的投入，尤其是加大对农业科研推广的公共财政投资力度。加快农业科技的转化与应用力度，依靠技术进步，推广节水型农业灌溉技术，建设节水灌溉工程；推广农业科学测土配方施肥施药技术；针对农作物病虫害问题，积极开展农作物抗病虫害治理研究和种子选育。开展农业科技教育与技术培训，组织农业技术专家深入乡村、田间地头，普及农业科技知识。
34完善农业政策
第一，完善农村土地政策，依法界定农民土地承包权，加强农村土地的产权保护。建立“依法、自愿、有偿”的土地流转机制，以家庭承包制度为基础加快土地承包权流转。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加强管理和服务，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健全农地流转机制，加强市场引导，规范市场运作，加快法制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健全土地供求机制，促进土地流转。第二，放开粮食收购市场，深化粮食流通的市场化改革。加快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将商业性经营与政策性经营剥离，实现国企与其他粮食企业的同台竞争。加快粮食市场体系建设，促进粮食市场的一体化。全面放开粮食经营，敞开收购、国有粮食企业改革与保护主产区和种粮农民利益措施并举，加大农民种粮的给予直补力度，提高粮食风险基金用于直补种粮农民的比重。
篇4
一、全球有机农业的发展概况
1.全球有机耕作面积概况据Helga Willer[1]在2010年调查数据显示，全球共有3 700万的有机农业用地，大洋洲是全球有机耕作面积最大的洲，约1 200万，其中99%分布在澳大利亚；在欧盟(含12个成员国)、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列支敦士登、爱尔兰、挪威、瑞士)以及土耳其等国约有805万有机耕作面积；拉丁美洲国家有机耕作面积已达到800万；亚洲有机农业发展快速，目前从事有机耕作面积为315万；北美洲从事有机耕作面积为245万；在非洲尤其是非洲南部国家，有机农业发展较快，从事有机耕作面积为105万。全球有机农业种植面积位于前3位的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阿根廷和美国[2]。全球1/3的有机农业用地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在拉丁美洲国家，其次是亚洲和非洲国家。
2.全球有机食品市场现状近年来，全球有机农产品消费需求持续增长，Organic Monitor调查显示，2009年全球有机农产品消费总额达到了550亿美元[2]。根据SOEL-FIBL 2009年度调查，全球有机农产品的消费市场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洲，这两个地区有机农产品的销售额占到了全球有机农产品销售额的97%，全球有机农产品一半的消费在欧洲，其中德国是欧洲有机农产品最大的市场，亚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是有机农产品重要的生产者和出口者。在亚洲，有机农产品需求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与中国香港等富裕的国家和地区。日本是亚洲最主要的有机农产品消费市场，也是中国有机农产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之一[3]。
二、北美洲、欧洲和亚洲有机农业发展状况
20世纪北美洲、欧洲有机农业的发展尚处试验探索阶段，因其产量低，效益少，当时的文献大多是对北美洲、欧洲有机农业发展情况的简单介绍，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机农业在探索中不断前进，世界各国有机农业运动蓬勃发展。如今有机食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已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许多农场皆已具备直接加工和销售的能力，尽管有机产品售价高出普通产品的20%～30%[4]或更高，但却备受消费者的欢迎。近10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有机农业的发展的研究，逐渐由探索怀疑的态度转向肯定、支持并大力推广。现在北美洲、欧洲的一些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等都设有专门的有机食品检测机构，从生产、加工、储藏、运输到销售每一环节都实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同时还制定了一整套有机农产品的认证标准和法律法规。
1.北美洲有机农业的发展状况
(1)美国有机农业的发展状况。美国2010年有机农业面积为190.0万，占全美耕地总面积的14.4%，在世界排名第3位[2]。另据美国农业部(USDA)统计数据，2007年美国获得有机认证的有机生产者约有11000家，占美国220万农民的0.5%，有机农场数量为20437个，有机农产品商品总价值占全美的38.4%[5]。潘慧锋等[6]、唐其展[7]、马细兰等[8]对美国有机农业的发展现状、有机农业的标准、有机食品的认证、标签、政府支持政策做了简要的介绍，并为中国发展有机农业提出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陆婧等[9]介绍了美国有机食品是通过直接销售、天然食品专门店、超市连锁店、有机餐馆和自助餐厅食品服务消费进行销售的。焦翔等[5]指出，美国有机农业是以家庭经营的农场为基本生产单位，专业化程度较高，大都属于自负盈亏的企业经营方式。在美国同时还活跃着大量的各类农业合作组织，主要维护农民的共同利益和宣传推销农副产品。因此，美国农业在以家庭农场为基本经营单位的基础上，形成了产业体系化、网络化、规模化和高度集约化，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2)加拿大有机农业的发展状况。加拿大2006年有机农业面积达54.6万，世界排名第13位[10]，大约有3 555家有机生产者，有机食品加工企业达到800余家。有机产品零售额共计10亿加元(1加元约合6.22元人民币，2012)，占所有食品零售总额的1%[11]。许勇[11]指出，加拿大发展可持续农业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广大农民的认可，达到农业生产者的经济需求与社会环境保护目标协调统一的要求。任生亮[12]对比了中国与加拿大发展有机农业的差距，提出要改革中国农产品流通体制、加大引进外资力度、加强农业国际合作并建立有机农业和有机食品信息网。加拿大的有机食品主要通过传统商店、有机农产品专卖店和露天市场进行销售。
2.欧洲有机农业的发展状况
(1)德国有机农业的发展状况。德国2009年底有机农业的面积达到了95.0万，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4.3%，在世界排名第9位[13]。方志权等[14]、潘永圣等[15]介绍了目前德国有机食品的销售渠道：第一是农户直销，农户直销中分3种方式：在农场内设立直销店；到专业市场承租柜台进行直销；根据订单直销送货上门，在一些发达地区还实行了网上订购和邮购。第二是有机食品专卖店。第三是传统店设专柜、专区销售。德国有很多由农户自发组织的有机农业协会负责农户间以及生产与市场间的相互协调，及时提供各类产销信息、技术资料，刊登各类公益广告等。德国政府还非常重视将有机食品推广到外食市场，特别致力于各级学校餐采用有机农产品，并办理各种推广活动、提供教材等[16]。张华建等[17]指出，德国现代化水平高、区域性强，政府采取补贴、强化管理、法律法规保障，协会推动和严格检验把关等措施使得有机农业发展较快。借鉴德国经验，中国政府应转变职能，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明确有机农业的发展战略，加强检测监督，建立农业协会和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法国有机农业的发展状况。法国2005年底有机农业的面积达到了55.0万，在世界排名第12位[10]，有机食品市场的销售额15亿美元左右，有机农业经营者总数达到111万名。严会超等[18]对法国有机农业发展的趋势和目标以及发展有机农业所采取的措施等进行了分析，并结合中国发展有机农业的现状和实际，提出了中国发展有机农业必须进一步转变观念、加强技术研究和示范推广、建立健全质量标准体系及加强政府扶持和资金支持等建议。法国有机农业食品销售渠道主要由自然食品商店、 专业市场和大中型超级市场等方面组成[19]。
(3)意大利有机农业的发展状况。意大利2009年底有机农业的面积达到了111.0万，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6.86%，世界排名第8位[13]，有机食品市场的销售额15亿美元左右。韩沛新等[20]指出，由于意大利农业的历史渊源，有机农业重要组分是谷类和畜牧产品，但是市场对果品的需求在增加。主要的加工产品是意大利通心粉、橄榄油和果酱。意大利有机农产品销售的主要渠道是直销方式和专卖店销售。
(4)荷兰有机农业的发展状况。荷兰2008年共有2.8%的农业用地用于生产有机产品，有机农产品市场占有量为2%。袁涓文[21]采用收集二手资料、访谈以及参与式观察对荷兰的有机农业生产进行了调查研究，对荷兰的有机农业生产情况及社区支持型有机农场进行了介绍，指出政府对有机农业农场的发展进行适当调控，实行补贴政策并进行技术培训和服务以防止产销不平衡情况的产生。
(5)奥地利有机农业的发展状况。奥地利2005年底有机农业的面积达到了32.9万，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2.9%，世界排名第16位[10]，2008年奥地利有机农产品销售总额为6.27亿欧元。王宝锟[22]介绍，为了推动有机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奥地利政府专门推出了一项“有机作物生产区计划”，在全国共设立了113个有机作物产区。有机商品超市是促进有机农作物市场繁荣的关键因素之一，带动了有机农作物生产和加工业的发展。此外，政府出面主导，积极推动加强有机农业与销售业、旅游业和餐饮业的伙伴关系，通过这些下游产业保证和扩大了有机产品市场。
3.亚洲有机农业的发展状况
(1)日本有机农业的发展状况。日本2006年共有0.5万农户被认定为有机农产品生产者，生产有机农产品数量是48 172t，占农产品总产量的比重为0.16%，共有4 611个农场获得有机认证，获得认证有机农产品占农产品总产量的0.16%[23]。方志权等[24]介绍了日本本着兼顾“食”与“绿”，即提高农产品自给率与环境保护并举的原则，致力于发展有机农业。日本有机农产品流通的主要形式有6类：一是通过建立产销联合组织，实行直销；二是由专业流通配送组织实行宅配化；三是由生协组织配送；四是大型连锁超市、大卖场与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实行订单销售；五是设立连锁专卖店进行销售；六是外食加工企业与日本国内外有机农产品基地实行订单直销。罗芳等[25]从组织管理机构及相关法律法规、认证程序、经营情况、运行机制4个方面分析了日本农业可持续经营的做法，重点介绍了其生产者—消费者“提携”系统：生产者与消费者通过直接对话与接触，加深互相了解，双方都要提供人员及资金去支持本身的运输系统，他们通常会设立运输站，使差不多3～10个家庭的消费者都可以取得已运抵的产品。作者从转变思想与观念、建立网状的有机农业协会、完善有机农产品管理制度3个方面提出了日本有机农业发展经验对中国的启示。陆建飞等[26]提出，随着日本有机农产品市场的扩大，日本逐步建立起有机农产品“生产、流通、消费”一体化的经营体系。在该体系中设立一个运销流通公司来统一进行所有有机农产品的销售。以大型企业为龙头的经营方式，可以规模化运作，有计划地建立销售点和销售网络，但要维持这么庞大企业体系的运作是有相当难度的。
(2)韩国有机农业的发展状况。韩国2000年有机农业面积超过14 235，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0.7%，韩国有机农业产品的市场规模达到6 000亿韩元(100韩元约合0.55元人民币，2012)，而且每年以7.0%的速度增长[27]。刘权政等[28]介绍，韩国政府对发展有机农业非常重视。近年来，为了对有机农产品进行促销，政府通过对有机农产品进行补贴和对有机农产品的贸易费用进行支持的办法发展有机农业。
(3)泰国有机农业的发展状况。泰国获得有机农产品认证的土地面积约为15 300，约占全国可耕作土地面积的0.07%[29]。郭荣[30]综述了中泰两国有机食品认证、生产方面的区别以及泰国有机食品生产现状，介绍了泰国有机食品的销售途径：一是有机农场与国内的进出口贸易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二是送往有加工能力的大型有机农场；三是大型有机农场直销进入国内超市或出口。文中指出，泰国的有机农业大多以集体合作社形式和农场形式组织生产。
三、国外有机农业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1.加大政府对有机农业的扶持力度 在有机农业市场发育不够健全阶段，政府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扶持和引导，有机农业才能实现持续、健康发展。首先要完善有机食品认证与监管体系，制定有机农业与有机食品的法律法规，普及标准化生产方式，对有机产品生产、加工、包装、运输、销售各个环节实行全程质量监控[17]；其次要对有机食品的生产进行补贴，在生态环境建设、商品基地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和技术推广等项目中资金向有机农业开发倾斜，保护和提高有机食品生产者的积极性；再次要建立、培育和完善有机农业的社会服务机构，加强行业管理，提高行业组织化水平，把农民、企业、科技人员、市场等各个环节紧密结合起来，逐步形成完善的服务体系[31]。
2.加强有机农业市场化建设中国应建立各级有机农产品管理中心与运销组织，充分协调各方力量，实行地区间的相互配合，采取产销联合、定点销售、开设专卖店等办法，建立便捷而完善的多元化流通体系[24]，可重点建立和完善“销售龙头企业带动式”和“产销直挂式”相结合的流通模式[26]，同时要开拓灵活多样的有机食品零售渠道，重点加强消费者服务策略、品牌形象策略和销售保证策略的建设[32]。
3.加快有机农业技术的研究、示范和推广 有机生产基地禁用化学合成物质，势必要求较高的生产技术与之配套，只有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来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有机农业基地才能健康稳定发展，因此要加快有机农业生产关键技术、病虫害防治、有机食品加工、包装、运输、储存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将农业科研、教学、生产紧密结合，形成“三位一体”模式，为有机农业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18]。
篇5
【关键词】交易模式 大数据 大数据结构化
doi：10.3969/j.issn.1006-1010.2016.05.009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10（2016）05-0041-04
引用格式：李骥宇. 大数据交易模式的探讨[J]. 移动通信， 2016，40（5）： 41-44.
1 引言
大数据应用已逐渐渗透到各个行业领域中，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对海量数据挖掘、分析和运用，将提升社会生产力，引起新一轮的社会产业变革。大数据产业正处于迅速发展的初级阶段，2014年全球大数据市场规模达到约285亿美元，增速在50%以上。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约为84亿元，2015年将达到115.9亿元，增速达38%[1]。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0月，中国的移动互联网的用户达到9.5亿，居世界第一位，预计到2020年，中国所掌握的数据将占到全球整个数据量的20%。根据《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被受访已使用大数据产品的企业一致认为大数据应用将提高效率与决策能力，有效降低风险与运营成本等。其中，50%企业的大数据资源从内部获取；32%企业通过外部购买；18%企业通过政府公开市场获得。
由此可见，中国大数据拥有量庞大，而且已使用大数据的企业都认为大数据的应用有助于企业的创新发展。因此，如何将这些大数据作为资源销售成为未来大数据产业发展中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大数据的市场需求正逐渐扩大，谁先进入市场，谁将获得市场的主动权。而大数据的价值需要通过交易才能实现，大数据实现交易将打破行业信息壁垒，优化提高生产效率，深度推进产业创新。因此，下文将首先根据数据结构化程度，总结了目前四种大数据交易模式，随后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最后在此基础上亦提出了几条发展建议。
2 大数据交易模式分类
本文所提及的大数据交易主要是指将大数据作为一种资源，通过各种交易方式转移到需求者手中获得收益的过程。总结国内外各种大数据交易，根据大数据结构化程度，目前大数据交易模式主要分为四种：
（1）原始大数据交易模式。常见的有国内的百度与国外谷歌关键词的搜索；国内微博与国外Twitter、Facebook等社交网站的个人评论足迹的追踪、统计；知网、维普的学术数据检索使用。这种模式交易的特点就是以大数据使用权交易为主，能够实现多次交易，价格相对较低，主要是大数据需求方通过向产生数据的企业以大数据在线租赁等形式实现。例如，美国Factual公司不仅向大公司提供数据，同时也面向规模较小的软件开发商提供数据。目前在中国，作为创业公司的数据堂公司的数据商城平台，以电商的形式实现大数据资源的在线共享与交易。
（2）经过分析、甄别处理后的大数据交易模式。其特点是分析、甄别处理后的大数据交易主要存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易，有数据出租、买断、收益等形式。这种交易类似于信息交易，已具有信息交易的雏形，受到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2015》显示，在被调查的企业中，70%企业选择自建大数据平台，37%企业选择购买云服务来构建大数据平台。由此看来大多数企业都希望获取基础大数据，然后研发大数据技术获取分析、甄别处理后的大数据。例如，沃尔玛就是借助于大数据分析公司天睿的分析来获得营销的灵感与创新。
（3）基于大数据的决策方案交易模式。这种模式交易的特点是以大数据拥有权的决策服务提供、一次易为主，主要提供商为大数据企业，目标客户包括个人、企业、政府（如图1所示），价格相对较高。国外主要有麦肯锡公司提供市场分析、性能基准测试和定制研究，以帮助能源公司做出战略投资、交易和操作的关键决策，而且涉及领域非常广泛，包括先进的电子、航空航天与国防、化学制品等。IBM不仅提供大数据技术，出售分析后的大数据及行为决策，同时还提供大数据的技术指导服务，其特色服务是提供简便的方式来访问Hadoop集群上的数据，构建应用程序以及分析结构化数据或非结构化数据的水平更是领先于国内的大数据厂商。目前多数国内面向大众的分析平台技术只能分析结构化数据，如国内蓝讯的数据集中备份解决方案、数据库集群解决方案以及企业信息化建设方案等。
（4）大数据中间商交易模式。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作为全球第一所大数据交易所，本身不生产数据，而是通过与提供大数据源的企业合作，将大数据出售给会员，收取手续费，这是大数据新交易模式的探讨。截至2015年12月，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接入的数据源企业超过100家，会员单位达300家，大数据总量超过10PB，交易金额突破6000万。大数据交易所是中国大数据交易模式的新探讨，作为战略部门在政府的扶持下正快速发展。可以说，这种大数据交易模式是中国的创新，为数据供求双方搭建桥梁，带动大数据产业的继续向前，现有企业大数据模式如表1所示。
根据大数据产权转让，分为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三种交易模式：
（1）大数据使用权交易模式。数据主要以租赁、检索等形式进行交易。常见的形式为数据库的出租，企业可以将数据库数据销售给尽可能多的消费者，如国内知网的学术数据库、美国EBSCO学术期刊数据库、UMI提供的学术研究图书馆与医学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等。这些数据库大多以出租的形式让消费者在指定的时限内使用，超过时限若继续使用就要续费。大数据企业可以对大数据进行再次加工，以更高的价格出售给其他消费者。
（2）大数据收益权交易模式。主要是指大数据需求者对数据使用后得到的利润需要与大数据提供商进行利益分割。就目前而言，这种以大数据收益权为交易对象的相对比较少见。一般是大数据供给者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加工后，形成基于大数据的解决方案，提供给某个用户的个性化定制产品服务。
（3）大数据所有权交易模式。指的是大数据需求者获得大数据产品的使用权，如决策分析报告、大数据技术服务等，以大数据的所有权进行交易的产品一般是形成知识产权的大数据产品，针对性很强，对于数据买家的创新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 大数据交易模式存在的问题
（1）大数据企业面向个人应用市场的缺乏。个人消费者是目前中国的大数据企业最容易忽略的群体，因为个人消费者大数据获取的投入难以与企业或政府相比，但个人消费者却是最庞大的消费群体，因此，未来中国大数据企业的发展方向应该集中在个人消费市场。当前，面向个人消费群体的大数据企业主要是提供搜索引擎、数据检索等免费服务，通过广告推广的形式实现盈利。而国外不缺乏能够让个人消费者主动付费的大数据产品。美国的孟山都公司，搭建以“种业+农药”为核心，集农资一体化、农业信息化于一体的农业综合服务平台，根据土地情况，通过大数据分析为农民就如何优化及提升种植产量提供农业咨询、市场信息、天气预警等，其成功的原因在于挖掘了个人对大数据的需求。因此，挖掘个人对大数据产品的需求并为消费者提供大数据产品成为中国大数据企业个人市场方面今后发展的方向。
（2）大数据企业面向政府的大数据交易较少。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没有意识到大数据在政府部门的应用价值，导致政府缺乏对大数据产品的购买。2012年，欧盟委员会在“欧洲数字化议程及其挑战”中制订了大数据战略。美国为了提高政府数据的公开，成立了政府公开的数据网站，截至2012年11月，Data.gov共开放出了388 529项原始数据和地理数据。根据麦肯锡的研究报告《大数据：下一个创新、竞争和生产率的前沿》，大数据可以应用到任何一个行业内并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在政府部门中，如果大数据运用到公共领域，欧洲政府每年可以减少1000亿欧元的开支，每年可以提供15%～20%的支出下降空间，在未来十年可以创造1500亿到3000亿欧元的价值，效率能提高0.5%。西班牙将大数据用于救援、打击罪犯等，能有效地缩短救援时间和破案时间。大数据在政府应用具有广阔的前景，但从目前情况看，中国政府对大数据的重视程度不足，使用度低。面向政府的交易模式应该是由政府公开数据，引导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当地政府应加强对决策应用型数据的购买。
（3）企业对企业的大数据交易多以技术出售为主，数据产品出售欠缺。目前，国内的大数据企业交易仍然以提供原始的大数据为主，数据商品的应用价值有待提高，即数据经过挖掘分析后的信息和知识产权出售相对较少。中国大数据产业目前处于大数据技术发展阶段，数据分析处理的工具提供商众多：阿里巴巴的阿里云、百度云、腾讯云等技术提供商，但本身并不对数据处理后进行出售，这也导致了目前中国的大数据交易仍然以基础大数据的使用权出售为主。
4 大数据交易模式的发展建议
（1）扩大产业规模，吸引个人用户。通过企业的并购与收购不仅能扩展大数据业务的领域，而且能够扩大企业的规模，最终降低大数据交易成本，提供个人消费者能够负担的且愿意购买的大数据应用。
在企业收购方面，国外的科斯塔公司拥有浩瀚的房地产数据信息，为了提升自身的数据资产竞争力，在2012年并购在线房屋租赁销售网站―环球在线；2014年收购了数据化分类广告企业。这些决策活动主要是为了数据业务的扩展，而不在于人员与技术的流动。与此同时，科斯塔的盈利也在收购后得以增加。HIS公司本来是提供有关航空领域的业务，从2010～2013年累计收购了31家公司，实现数据业务领域的延伸，涉及化工、科学技术、海事物流等领域。这也给了中国的数据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作用，大数据企业通过相互之间的合作或并购实现数据的流动，数据质量倍数增长，从而实现企业大数据交易领域的延伸与扩展，最终降低大数据的交易成本。
（2）大数据的技术提供商转变为数据提供商。腾讯云在大数据技术分析上有所发展，开始提供有关游戏开发领域的大数据分析结果，但这远远不够，不仅涉及领域过于狭窄，而且大数据分析的相关技术更是不如国外。同样的大数据检索服务，国内的百度与国外的谷歌对同一个关键词的检索，谷歌的检索结果是百度的3倍多。因此，今后大数据的技术提供商转变为数据提供商不但成为一种趋势，而且企业对分析处理后的大数据提供成为今后发展的一个重点。
（3）政府应适当增加相应的大数据购买。目前，大数据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各地方政府也应该积极扶持当地的大数据企业。其次，政府大数据的公开能进一步促进大数据产业发展。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数据公开化程度都相当高，这些国家都有各自的政府公开数据网站，使得数据获取更加便利，从而增加整个社会对大数据的开发和应用。中国各级政府大数据公开是今后大数据企业发展的一个重点。
5 结束语
目前，我国大数据交易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数据流通过程中的产权界定、交易模式都不成熟。随着数据商业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大数据交易商品化与产品化成为未来大数据产业发展的重点。因此，对大数据交易模式的探讨将有助于确立大数据产业交易的规则，促进大数据产业的发展，本文在总结大数据交易模式的基础上，指出其存在的3个问题，并就产业规模、技术发展、大数据公开3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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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农民收入继续快速增长，前三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增长12.3%，增幅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2.5个百分点，预计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仍将保持较快增速。
农业农村发展形势良好，既得益于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力度不断加大，更得益于中央不断推进农业农村体制机制创新，理顺农业生产关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仍将是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任务。
一、创新农业农村体制机制四“推手”
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以来，我国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城乡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结构深刻调整，给农业农村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把握机遇、应对挑战，要求我们必须深入推进农业农村体制机制创新。
创新体制机制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创新体制机制能够有效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目前我国耕地、水、劳动力等农业必需的生产要素逐渐减少，而农产品需求却呈刚性增长态势。因此必须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一方面高效利用耕地、水、劳动力等传统要素；另一方面引入资金、管理、技术等先进要素，利用有限的资源扩大农产品供给。为此必须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推动农业专业化、集约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通过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水平，加快农业科技推广应用，革新农业经营管理理念；通过改革农村金融保险制度，拓宽资金输入农业农村的渠道，提高农业生产风险保障水平。
创新体制机制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需要。创新体制机制能够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拓宽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来源。体制机制创新能够改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和规模化水平，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拓展农业功能范围，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体制机制创新能够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彻底解放出来，为其到城市从事生产效率更高的职业解除后顾之忧，同时产业化龙头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展也创造了很多农村二三产业就业机会，能够有力推动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体制机制创新还能激活农村房屋、土地等资源要素的内在价值，利用市场化、资本化途径使其产生财产收益，提高农民租金、红利等财产性收入。
创新体制机制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需要。建立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关系和促进城镇优质资源向农村流动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必须通过改革征地制度、建立城乡平等就业制度、完善农村金融制度等农村体制机制创新，改变城乡资源要素交换方式，使农村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资源要素以合理价格进入市场，最大限度地维护农民利益。
促进城镇优质服务资源向农村延伸，必须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统筹规划城乡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壮大农村产业基础，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通过公共资源的倾斜带动社会资源的流动，更好地实现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创新体制机制是促进“四化”同步发展的需要。目前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发展相对超前，而农业现代化相对滞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最大表现。
因此必须加快农业发展速度，使农业现代化水平尽快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处于同一个发展阶段和发展平台。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既可以强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对农业的反哺带动作用，利用工业实力、城镇繁荣和信息畅通带动农业农村快速发展，也可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使农业现代化对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支撑更为坚实。
二、农业农村体制机制创新的重点领域
我国区域之间资源禀赋、发展水平不同，现代农业发展呈现多元化模式，因此，创新农业农村体制机制在不同区域有不同的需求和侧重点。从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要素来看，创新体制机制要重点关注土地、组织化、社会化服务、金融保险等四个方面。
（一）农地使用制度创新
土地制度安排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效率，关系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关系到农村社会长治久安。进一步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必须不断健全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维护农民土地权益、提高土地产出效率。下一步农地制度创新的目标应该是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充分释放土地制度在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巨大潜力。
1.建立“两权分离”的农地制度。近年来，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农地资源配置状况和农业外部条件深刻变化，细分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必要性日益凸显。承包经营权包含占有、使用、收益等多重权利，各项权利既可由同一主体承担，也可分由不同主体承担。实践中，农户流转土地时转移的大多是经营权，承包权并未发生转移，两种权利是分离的。有些地方还通过发放权证的方式予以明确，比如山东枣庄对参加试点土地合作社的农民，不仅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还发放土地使用产权证。农民持土地使用产权证可以依法使用、经营、流转土地，也可作价折股作为资本从事股份经营、合作经营、抵押担保等。土地使用产权证实际上代表了土地经营权，单独颁证方便了经营权流转。实行两权分离，既有利于稳定承包权，使农民获得稳定的土地资本收益，也有利于流转经营权，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从未来发展看，为切实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益，要在确保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在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的基础上，明确将承包经营权界定为独立的承包权和经营权，实现承包权、经营权“两权分离”，探索并凸显承包权和经营权新的功能，确保农民拥有完整的土地权利。
具体地说，承包权实行长久不变，农户从事非农产业可以转出经营权，并获得由承包权带来的收益；经营权流转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要强化承包权的物权功能，使农户在土地流转和征收（用）时能获得更多的资本收益，增加财产性收入。
2.鼓励农地经营权流转。推进农地经营权流转，能应对务农劳动力不足、土地粗放经营甚至撂荒的问题，也能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
因此，流转土地经营权是“两权分离”农地制度的重要目标之一。目前土地流转过程中还存在不少矛盾，包括土地权属不清，土地权证发放不到位，或者经常调整承包地，导致农民对土地缺乏稳定预期，心存疑虑不愿流转；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土地流转“非粮化”现象，而且越是发达地区越为突出，一些地方还出现土地流转“非农化”；转出土地的农户对流转价格普遍存在上升预期，造成土地流转短期化，影响了土地经营者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
解决这些问题，要在坚持农地农用和依法自愿有偿的前提下，通过健全土地流转市场、规范流转中介服务、强化流转合同法律保护等措施，稳定土地经营主体预期。
一是明晰农民土地权益。通过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稳定农民对承包权的预期，为承包土地维权和流转奠定制度基础。
二是加强土地流转服务和管理。建立土地流转服务平台，明确土地流转政策边界，加强项目监管和土地用途管制，遏制耕地流转“非农化”倾向。
三是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在土地流转时切实尊重农民意愿，减少行政干预。鼓励规模经营主体与农户建立长期、稳定、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探索推广实物计租货币结算、租金动态调整、土地入股保底分红等利益分配办法，稳定土地流转关系，保护流转双方合法权益。
3.扶持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随着土地流转日趋活跃，近年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土地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不断涌现，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力量。据农业部统计，目前全国经营面积达30亩以上的种植业大户已达887.4万户。农业规模经营有利于推广先进科技，降低生产成本，抵御市场风险，提高生产效益，确保粮食安全，符合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和要求。但考虑到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必须适度，以种粮为例，北方一个家庭经营100亩、南方一个家庭经营50亩，比较符合规模经济，也能够适应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需要。
总体上看，目前我国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发育仍然不足，各地对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条件、途径缺乏统一认识，采取的政策措施有明显差异。有的地方担心引起土地流转纠纷，推动适度规模经营的意愿不强；有的地方则将规模经营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盲目扩大经营规模，甚至强行推动农民流转土地。这些措施都不利于规模经营主体的长期稳定发展。
此外，农业生产性建设用地不足也对规模经营主体发展造成障碍。一些平原地区几乎都是基本农田，规模经营主体在建设生产性设施如粮仓、晾晒场、烘干机房时，缺少农业生产性建设用地指标。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对农地使用制度的研究，根据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长期趋势进行改革和调整。
（二）组织制度创新
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有效促进了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显著提高了农业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产出效率和规模收益，深刻体现了“两次飞跃”的改革内涵。下一步，要重点抓好对新型经营主体的政策扶持。
1.将新增农业补贴向规模经营主体倾斜。在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农业兼业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规模经营主体必将成为未来农业生产的中坚力量。在很多地方，规模经营主体既难以像普通农户那样享受种粮直补、农资综合直补等补贴，也难以像龙头企业那样享受贷款贴息、项目扶持、税收优惠等政策。
为支持规模经营主体发展，特别是鼓励其从事粮食生产，不少地方都在探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如苏州2008年开始实施水稻价外补贴政策，补贴标准逐步提高，目前对售粮5000斤以上的农民，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在收购时每斤补贴0.1元。财政对基本农田每亩每年补贴400元，对以村为单位连片种植1000亩以上的，每亩再补200元，以镇为单位连片种植1万亩以上的，每亩再补400元。这些政策对稳定当地粮食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此为鉴，今后新增农业补贴应向规模经营主体倾斜，集中利用财政资金，避免“撒胡椒面”。一是种粮直补增量用于种粮大户专项补贴，对种粮大户按经营耕地规模给予直接补贴；二是对新型经营主体购置农业机械，鼓励地方在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基础上再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三是提高财政对新型经营主体购买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四是农作物防灾减灾稳产增产关键技术补助、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农业项目，优先安排新型经营主体实施。
2.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支持。虽然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增长很快，但整体实力依然不强。原因在于经营上的联合虽然可以改善组织机制，却不会天然地吸引集聚外部生产要素，合作社必须依靠自身积累缓慢发展。因此要加快合作社发展速度，必须建立引导生产要素向合作社流动的机制，关键是加大资金支持，利用资金集聚带动人才、技术等要素集聚。目前，合作社在获取资金支持上还面临不少困难：贷款方面，不少银行不认可合作社的贷款主体地位，即使认可，合作社也往往缺少有效抵押物。税收方面，目前国家规定合作社内部交易免税，这实际上并未给予合作社特殊优惠。一些地方税务部门未将合作社作为纳税主体类型，合作社必须按企业法人进行税务登记，并执行企业会计制度。还有一些地方对合作社实行据实征税，而农民无法提供发票和生产成本收益明细。
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深入推进金融和税收制度改革。一是探索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由财政出资设立农业担保公司，为各级专业合作社示范社提供贷款担保。对合作社贷款给予财政贴息。鼓励龙头企业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贷款担保。对于合作社用盈余购置的房屋、机械设备等资产以及合作社的农业在产品，支持用于抵押。二是完善合作社税收优惠政策。制定针对合作社的特殊税收优惠政策，减免营业税和所得税。尽快把合作社作为纳税主体列入税务登记系统，制定适合合作社的会计制度。对合作社所得税采取核定征收方式，印制合作社专用税务发票，使购买合作社产品的市场主体能够享受增值税进项抵扣政策。
3.合理引导工商资本经营农业。近几年不少工商企业到农村租地，引起广泛关注，对此应辩证看待。一方面，工商资本可为改造传统农业注入资本要素，有利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经营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保证农产品质量；另一方面，若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农民可能沦为农业雇佣工人，不能合理分享土地经营收益；还有一些工商企业低价长期租赁土地后搞土地“非农化”，甚至变相用于房地产开发，损害了农民土地权益。
从国外看，随着务农劳动力日益减少，允许工商资本到农村租种土地，减少土地撂荒、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是东亚国家普遍发展规律。日本最初限制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实行“农地农用农民用”，但后来允许工商资本经营农业，实行“农地农用全民用”。目前我国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超过50岁，有必要向农业内部引入多种经营主体，保持农业发展内在活力。对于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带来的弊病，可以通过完善制度、加强监管加以解决。
引导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关键在于坚持几个原则：坚持家庭承包制，充分尊重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坚持土地流转自愿原则，不允许任何组织强行流转；坚持建立健全企业和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与农民形成利益共同体，将土地经营收益合理返还给农民；坚持依法依规经营，不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避免“非农化”和“非粮化”。坚持这四条原则，因势利导，就能充分发挥工商资本的优势，减少和消除不利影响，维护好农村社会稳定。
（三）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制度创新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解决老人农业、谁来种地问题。现阶段，务农劳动力短缺、规模经营比重提高、新型经营主体对农业服务的需求持续增长，为农业社会化服务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
1.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家庭经营是我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千家万户的农户都必须完成从种到收全过程。实际上大量的生产流通环节完全可以采取社会化服务的方式来完成。从世界农业发展规律看，社会化服务是解决务农劳动力老龄化的根本手段，也是促进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的重要途径。目前老年农民接受新知识的能力较差，而且劳动能力正在逐渐下降，新生代农民工又普遍不会务农、不愿务农，因此通过社会化服务来完成农业生产的关键环节，成为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家庭经营+社会化服务”将成为未来农业生产的重要形式。
为此，必须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组织，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服务体系。
一是完善公益机构管理体制。近年来各级财政不断加大对乡镇农技推广、疫病防控、质量监管等公益机构的投入力度，使其条件能力得到明显增强，但依然面临机制不活、人员老化、能力欠缺等问题。下一步需要真正做到公益性机构全覆盖、有保障，细化职能，落实责任，同时完善工作考评机制，关键是使农民的意见充分体现在考评结果中。此外，要重视农业科研院校的作用，完善职务评聘、工作考核等激励机制，建立推广型教授、推广型研究员制度，鼓励科研教学人员向新型经营主体提供技术指导。
二是培育壮大经营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技术协会、龙头企业、农村经纪人、专业服务公司等构成了经营性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主体，这些机构目前数量较少、覆盖面小、服务能力不强、服务领域较窄、服务行为不规范。对此要分类引导，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技术协会，关键是加大扶持力度，不仅包括项目、资金、信贷上的支持，还要引导农业科研院校向其提供技术指导。
对于农村经纪人、专业服务公司，关键是要规范其服务行为，取得农民的认可。对龙头企业，关键是引导其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能够分享经营收益。
2.突出社会化服务重点领域。农业社会化服务涉及的领域很多，包括农技推广、农机作业、动物疫病防控、病虫害统防统治、农村沼气管护、农产品流通、标准化生产、农业信息、农资供应、农民教育培训等。但考虑到目前公益性和经营组织的能力仍然不强，而农民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又十分强烈，因此发展社会化服务不能面面俱到、平均用力，必须突出当前关系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关键领域，集中有限资源重点加以支持。
主要包括以下六方面：
一是农业技术推广，加强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建设，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二是动物疫病防控，在开展好公益基础上，引导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向农户提供疫病防控服务；
三是病虫害统防统治，完善行业准入制度和作业标准，并对统防统治费用给予适当补贴；
四是农机作业，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等服务组织，规范农机服务市场秩序，完善农机服务信息网络；
五是农产品市场流通，完善农产品市场流通网络，培育流通主体，完善信息服务，加强产销衔接；
六是农村信息服务，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农业信息服务，完善农业信息体系基础设施。要充分发挥公益性和经营性组织的互补作用，公益性组织重点解决基础性、普惠，经营性组织重点解决针对性、多样性、特色。
（四）创新农村金融保险制度
当前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尚未取得根本性突破，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越高，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制约就越强。必须从基础制度上对农村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强化金融机构支农责任，创新农村产权抵押方式，开发农村金融产品。
1.加大对农村金融机构考核力度。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积极性高低，决定了农村金融供给的水平和质量。一般地，小微型金融机构业务以本地小微型项目为主，支农意愿强于大中型金融机构。不过，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都属于商业性金融，在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驱使下，对工业和城镇贷款的偏好要高于对农业贷款的偏好，对大中型龙头企业贷款的偏好要高于对普通农户贷款的偏好。
可从两方面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发展合作金融，培育具有内在支农动力的金融机构。合作金融是农民自己的金融机构，目前真正符合合作金融内涵的只有农村资金互助组织。
应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开展信用合作，关键是控制好风险。要明确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运行原则，以此约束和规范资金互助行为，促使其健康运行。包括社员民主管理，一人一票；不吸收公众存款，只吸收成员股金；不对外放贷，只为社员服务；对社员不支付固定回报，盈利主要用于积累；不跨镇经营，限制社员人数；只支持农业生产贷款，不支持消费贷款。
二是以硬性约束为主、政策扶持为辅，强化商业性金融机构支农倾向。商业金融机构盈利规模庞大，依靠财政补贴来弥补其支农机会成本，难度很大。应以硬性约束为主，对定位于服务农村的金融机构明确提出支农指标，作为监管考核的重要内容。
比如，要求农林牧渔业贷款也实现“两个不低于”，明确规定农信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农林牧渔业贷款占贷款余额的比例，新设新型金融机构必须在乡镇等。同时，加大对农林牧渔业贷款的财政奖补和税收优惠力度，对种养大户和专业合作社贷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给予贴息，引导金融机构开发这些领域的贷款产品。
2.探索开展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新型经营主体资金需求量大，通过小额贷款或联保贷款往往难以解决问题，需要依靠抵押贷款。目前，不少地方已开始尝试放宽抵押担保范围。如山东省枣庄市探索开展农村土地使用产权抵押贷款，效果良好。其主要做法是发权证、建中介、控风险。
发权证，即发放土地使用产权证。县政府除向农户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还发放农村土地使用产权证书（又称“小证”）。持证人在产权期限内按规定用途可依法经营、流转、入股、抵押土地。县政府鼓励以土地合作社为主体申请贷款，合作社将入社农民的土地使用产权证集中后，可向农村土地产权交易服务所申办合作社土地使用产权证（又称“大证”），凭大证向金融部门申请抵押贷款。
建中介，即由县政府出资成立农村土地产权交易服务所和农村土地资产评估事务所。产权交易服务所的职能主要是公布流转信息，办理产权变更登记。资产评估事务所负责对土地使用产权和各类农村资产进行价值评估，为银行确定贷款额度提供依据。控风险，即严格执行“1/3”和“三年”的抵押限制。“1/3”是指用于抵押的土地最多不能超过土地合作社经营土地面积的1/3，“三年”是指用于抵押的土地使用产权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消除了农民长期失地的风险。2009年以来，枣庄市农信社累计为土地合作社提供2.66亿元土地使用产权抵押贷款。
借鉴枣庄经验，农村产权抵押贷款要做好四个环节：一是明晰产权。土地经营权、林权、房屋所有权等都要在确权颁证、明晰产权归属后才能用于抵押。二是评估价值。由银行、农户都认可的权威机构评估产权价值，以产权价值的合理比例确定贷款额度。三是交易产权。建立有形产权交易市场，提权抵押登记、变更登记等基本服务。四是拍卖变现。一旦出现坏账，通过产权交易市场或其他市场，将抵押产权拍卖变现，降低银行损失。做好这四个环节，就可以将农村产权抵押范围扩大到农业机械设备、多年生经济作物、农产品等。为控制贷款风险，还可以做以下制度安排：只允许农民用部分土地使用权或短期土地使用权做抵押，以避免农民长期失地；保证该抵押品在当地具有一定市场规模，比如开展茶园资产抵押贷款应当选择茶叶主产区，以便产权拍卖变现；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由财政出资设立风险基金，对坏账损失给予一定补助，降低银行贷款损失。
3.对地方特色农产品保险给予保费补贴。生产规模的扩大使自然风险带来的损失随之增加，因此新型经营主体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明显强于普通农户。为支持新型经营主体扩大生产规模，一些地方在中央财政提供保费补贴的15个品种之外，还探索开展了特色农业保险并给予保费补贴。
江苏省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保险，省级财政给予相应的保费补贴。如果高效设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到主要种植业保费收入的一定比例，省财政在原有保费补贴比例基础上还要给予相应的保费奖励，以抵减农户的自缴保费比例。同时，江苏对农机保险、渔业互助保险也给予保费补贴。这些补贴措施为发展特色农产品保险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
发展区域特色农业保险有利于加快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有利于降低农业生产风险，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有利于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应鼓励地方发展特色农业保险，支持有条件的省份针对当地规模较大或符合政策扶持方向的农业产业，发展农业保险并给予保费补贴。考虑到中西部地区财力较弱，中央财政应选择一些区域重要农产品，如茶叶、苹果、柑橘等，给予保费补贴。尽快开展设施农业保险试点，并将渔业和农机互助保险纳入中央财政保费补贴范围。
三、政府部门要积极推动体制机制创新
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证明，政府部门对于不同阶段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农村改革，都有效地发挥了规范、引导、提升、支持、推广的重要作用，对于改革的顺利推进是不可或缺的。新时期创新农业农村体制机制，同样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动。
（一）高度关注改革
我国农业农村深层次体制机制矛盾仍未根本破除。在政策效应充分释放、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体制机制束缚逐步显现，客观上要求调整生产关系。当然，现在改革难度更大。过去多是帕累托式改革，改善一方利益，无损其他各方，而现阶段各种利益盘根错节，利益格局很难撼动。因此，再次把农村改革提上重要日程时，要敢于趟改革深水区，敢于触动既有利益格局，把改革作为破解农业农村发展难题的根本途径予以推进。
（二）加强基础设施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降低制度创新的交易成本，引导市场主体开展体制机制创新，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比如通过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等项目，可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科技推广应用，减少风险、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通过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和评估机构，既可为新型经营主体流转土地提供服务，支持其扩大经营规模，也可以降低金融机构评估、拍卖抵押品的成本，推动其开展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应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工作予以优先支持。
（三）加大改革投入
并不是只有发展政策需要投入资金，制度创新同样需要资金支持，而且改革任务越艰巨，越需要资金对制度进行先破后立。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个缓慢渐进过程，难以适应我国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认可“花钱买机制”的必要性，通过加大改革投入来加速改革进程。比如面对新型经营主体数量少、实力弱的现状，必须将新增补贴、财政项目等向这些主体倾斜，集中投入资金、技术、人才等先进生产要素，促使其尽快发展壮大；面对农村金融天然弱质性的现状，应当对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给予贷款贴息、保费补贴等支持，以更好地解决金融供给不足问题。
（四）强化考核机制
无论是建设基础设施还是加大改革投入，都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必须建立完善的考核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的积极性。首先要设计合理的农业考核指标体系，反映农业发展成果，特别要强化改革指标。过去很多时候更强调发展和稳定，对改革重视不够，但实现发展往往需要改革先行。其次要提高农业在地方政府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权重，使农业考核结果对地方官员升迁产生明显影响，使发展农业成为硬约束。特别是对农业主产区和农业大县，更要以农业发展作为主要考核指标。
（五）发挥试验区作用
2011年底，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下，农业部会同19个部委批复成立了2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试验内容涉及农业农村体制机制方方面面。不少试验区在试验主题上已有多年实践，初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应当对这些制度进行总结、分析、完善，使之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在更大的范围内予以推广。还有一些试验区虽然刚开始试验工作，但试验内容很有开拓性、试验方案很有针对性，应当充分发挥其先行先试作用，鼓励大胆探索、积累经验。
篇7
展望四季度，我国各地加大宽带网络建设力度，将进一步推动“宽带中国”战略落地实施；社会对公共信息资源需求日益迫切，其经济价值愈发凸显，微博、微信等移动政务服务将成为政务服务新渠道；繁荣的4G终端市场将带动信息消费新的增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在企业的应用，企业信息化进程加快。
基本情况
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快
第三季度，我国宽带建设速率明显提升。截止到2014年8月31日，三家基础电信企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净增922.2万户，总数达到1.98亿户。4M以上宽带用户占比超过85%，8M以上宽带用户占比提升到33.6%，用户占比突破三分之一（见图1）。光纤接入FTTH/O用户总数达到5757.2万户，占宽带用户比重达29.1%，比上年末提升7.5个百分点。移动互联网规模不断扩大。8月，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达到8.79亿户，同比增长6.2%，比上年末净增7192.1万户。95%以上的移动互联网用户使用手机上网，对移动电话用户的渗透率达到66.4%，创今年以来最高点（见图2）。全国移动电话用户净增357.9万户，移动宽带用户（3G/4G）净增1211.9万户。移动电话用户中2G、3G和4G用户总数占比分别为59.8%、37.9%和2.4%。
信息技术创新应用仍在快速深化
目前，人工智能、大数据、卫星通讯、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轮信息技术创新应用取得重大突破并不断向深层次发展。
百度利用人机交互技术、动态传感技术和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识别技术研发了百度眼，可应用于探索导览、商业购物等场景，为佩戴者实时提供各种信息、知识、解答、提示、解决方案、服务等；大众、奔驰、沃尔沃、路虎、东风、比亚迪、红旗、长安标致、启辰乘风、奇瑞等众多品牌汽车依托物联网技术纷纷推出新能源智能汽车，开启汽车互联新时代；李嘉诚持股的Facebook推出Atlas新广告系统，开始利用大数据增加广告收益，其股价曾因此冲至79.71美元的历史高点；北京市将以云计算为基础，建成健康云市民体验中心，接入100家智能设备厂商，帮助普通老百姓建立数字健康档案，持续跟踪和服务他们的健康情况；广东省推出4G智慧医疗系统，为“登革热”疫情防止提供4G网络远程会诊、信息快速收集。
移动政务服务悄然兴起
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智能手机等新技术的兴起和普及，使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体验到移动政务带来的便捷、高效，纷纷开通自己的官方微博、微信。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同时开通了微博、微信“工信微报”；国家税务总局开通了微博、微信；南充市已开通政务微博账号1121个，初步建立起覆盖市、县、街道、社区四级的政务微博矩阵体系；广东佛山市三水区开通了新浪、腾讯政务微博70个，政务微信26个；湖北省130个检察院全部开通了微博、微信，形成了门户网站、手机客户端、微博、微信、博客五位一体的“鄂检网阵”；佛山市政务微信数量已达212个，其中市直机关34个、禅城29个、南海60个、顺德45个、高明15个、三水29个；九龙坡区分局开通重庆首个微博、微信“失物招领”平台；贵州省日前也了《贵州省政务微信建设指导意见》，要求在年底前认证开通300个政务微信公众账号，推动全省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运用即时通信工具开展政务信息服务；山东临沂市印发了《关於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市、县各部门于10月1日前，全部开通政务微博。
智慧城市应用覆盖多个领域
随着住建部和科技部两部委联合推进第三批国家智慧城市申报试点工作的启动和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土部、住建部、交通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多的智慧城市应用于城镇规划、基础设施、城乡住房建设和公共服务等领域，智慧城市建设进入实质性建设和推进阶段。
日前，上海《推进智慧城市建设2014―2016年行动计划》，以生活、经济、城市管理、政务、区域示范等五大领域为着力点开展应用；长春市将重点打造宽带长春工程、智慧政务工程、智慧交通工程、智慧医疗工程、市民卡工程和智慧长春体验馆工程；辽宁省大连市政府了《大连市城市智慧化建设总体规划（2014～2020）》，将在公共管理、民生服务和经济发展等领域深入推进智慧化建设；为缓解公众看病难问题，宁波市利用信息化和互联网技术，启动了“云医院”建设；为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食品药品安全风险，遂宁市搭建了与智慧城市系统对接的智慧食药监管平台，将建立全市统一的监管对象电子信息档案库，实现执法助手、远程食品安全监管等功能。
各地积极探索促进信息消费
为拓展信息消费领域，各地积极探索新思路、新模式，信息消费总体发展态势稳步增长。截止今年上半年，全国信息消费整体规模达到1.34万亿元，同比增长20%，上半年网络零售额超过1.08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8.7%，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
统筹协调方面，许多信息消费的试点城市成立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如，北京市构建了四级组织领导体系，由市领导统筹协调、市有关部门协调推进、各区县组织落实、重点依托企业实施保障。吉林省建立了信息消费项目进展情况每月定期上报制度，形成了省、市（州）、县（区）以及企业的上下联动、逐级督办、分片负责、协同推进的联动工作机制。政策方面，北京、四川等20个省市出台了促进信息消费的意见或者方案。石家庄、厦门等38个试点城市制定了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同时，各地纷纷开展重点工程建设。如蚌埠市实施了智慧城市建设、信息惠民、政务信息化、电子商务发展、两化深度融合、农业信息化等六大工程。广东省通过实施重大工程项目推动物联网产业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13年全省突破1900亿元，同比增长40%。
主要问题
信息基础设施亟待进一步完善优化
虽然，各地政府和电信运营商加大了信息基础建设的力度，但在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和用户实际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以4G为例，由于4G频段高，自由空间损耗、穿透损耗、馈线损耗均增大，在商业楼宇、地铁、机场、小区、政府等公共区域的内部深度覆盖尚难达到令人完全满意的程度。此外，一些小区住户担心基站辐射，往往也不愿意运营商将基站建在附近，使得运营商的深度覆盖实施进展容易受阻。据ITU统计数据显示，移动通信发生在室内的业务占比达70%，数据业务发生在室内的业务占比达80%。室内深度覆盖问题仍是运营商4G网络建设的一大难点。
政府网上服务能力和水平有待提升
面向企业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是政府网站的核心内容，能否让老百姓能更方便地使用政府网站成为政府网站服务能力和水平的重要体现。但从目前社会公众对政府网站的普遍反映来看，对政府网站的满意度和使用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一方面，用户难以快速找到有价值的信息。打开一些政府门户网站的首页，新闻动态类的信息占据了各大门户网站过多的篇幅，而一些老百姓非常关心的信息则放置在页面不太明显的位置，大量多至3、4屏的政府网站首页设计使得老百姓经常找不到所需服务的具置。
另一方面，政府网站难以为百姓提供全流程网上办理服务。各级的政府网站能够实现网上预约和网上申报的事项非常少，难以找到能够实现全流程网上办事的政府网站。
网络空间行为效力亟待法律法规认可
当前，网络空间的应用正在向深层次发展，很多新行为亟待法律和制度的认可。例如，网上办公、网络会议、电子发票、网上投票、网上民意表达等，都亟待通过制度和法律的认可，只有认可了，网络空间才能得到充分利用，才能真正把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相当大一部分内容转移到网络空间中。发生在网络空间中的活动如果能够依据法律制度认定行为的性质和有效性，就打破了实施这些网络行为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信息化的应用。
四季度走势判断
宽带网络建设将推动“宽带中国”战略逐步落地
进入第三季度以来，许多地方围绕宽带网络建设制定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和资金方案，预计第四季度，“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将不断深化。
如，河南省印发了《关于切实加强通信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保护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宽带中原”战略，依法加强通信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保护，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通信需求；山东省出台《山东省“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方案》，提出了山东省实施“宽带中国”战略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对推动宽带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广西壮族自治区出台了《宽带广西战略行动计划》，计划明确提出了广西加快宽带网络建设的技术路线；广东省印发了《宽带广东发展规划（2014～2020年）》，对广东省的宽带建设制定了三大阶段目标。资金保障方面，青海省为扶持宽带青海建设，制定了20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分配和使用方案；黑龙江省引进民资1.3亿元参与驻地网建设。日前，工信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文确定了39个城市为2014年度“宽带中国”。预计下季度，随着本年度示范城市的确定和各地政策资金的支持，将大力推动“宽带中国”战略逐步落地。
公共信息资源经济价值愈发凸显
随着社会对数据开放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数据的价值将愈发凸显。通过对北京、上海的政府数据开放网站和其他信息服务网站的调查发现，地理位置类信息和气象信息等公共信息资源的应用呈上升趋势。以地理信息为例，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地理信息企业间并购总额超过100亿元，企业并购重组趋于活跃。预计，今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产值将超3000亿元，增长率达20%以上。
另外，如气象信息，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将对“中国气象网应用软件”进行开发，这将有助于提高我国气象服务年产值。此外，已有百度、方正国际、九州联宇、医行华夏等很多企业表示希望能利用并开发公共信息资源。预计到第四季度，企业关注度和参与度将不断提升，将通过拓展公共信息资源应用释放巨大经济价值。
移动政务服务将成为服务新渠道
以移动终端办理业务的移动政务充分满足了公众无处不在的服务需求，作为政府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新途径，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2014年9月1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各地网信部门推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积极运用即时通信工具开展政务信息服务工作。”根据通知要求，第四季度，我国政务公众账号将达到6万个。
据2014年7月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5.27亿，手机上网的网民比例达83.4%，首次超越传统PC80.9%的上网率。从国家政策支持和手机上网用户使用情况来看，我国移动政务服务将全面覆盖，发展趋势已显而易见。
4G终端繁荣将带动信息消费新一轮增长
随着4G的全面商用，电信运营商加快了4G终端和业务的部署，丰富的4G终端将带动信息消费一轮新的增长。
目前，我国4G移动电话用户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8月净增942.7万户，创单月净增规模新高；总数突破3000万户，达到3005.3万户。截至7月底，中国移动的4G手机已经超过了400款，预计年底将超过700款；中国联通计划到年底将150款双4G终端；中国电信计划投入400多亿元人民币用于2014年度的4G网络建设，年底将有70余款天翼4G终端全面上市。
由此可见，国内三大运营商竞争日趋白热化，加之人们期盼已久的IPhone6即将在国内发售，预计到第四季度，4G终端市场将呈现繁荣景象，成为信息消费新的增长点。
企业信息化环境将持续改善
近期，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信息化技术在工业企业的应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极富含金量的政策措施，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各地将加快企业信息化建设。
篇8
〔关键词〕 扩大内需；民生；消费；投资；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 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2-0091-09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其中出口的扩大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国际市场不景气，对中国出口造成了较大冲击。加上，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贸易的比较优势正逐渐消失，原来那种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的安定稳定，必须转变发展方式，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而民生问题是扩大内需的度量衡。因此，扩大内需必须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中国扩大内需的现实意义
（一）扩大内需是加快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出口的扩大支撑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是通过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所实现的经济增长，只是数量上的增长，没有质量和效益的提升，且当前中国仅依靠出口促进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因此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而扩大内需则是加快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实际上，外需的不景气只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短期原因，而根本的、长期的原因在于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消失。过去，中国凭借着人口红利和土地要素红利，在国际贸易中具备了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低成本优势，但现在这两大红利却正在逐渐消失。一方面，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刘易斯拐点”正在到来，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人口流动已经到达极限，劳动力也不再廉价，多地甚至出现了民工荒，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另一方面，土地资源也不再无限供给，近年来中国建设用地紧张，土地价格飙升，使得中国的土地要素红利也逐渐消失。因此，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已经走不通了，中国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更多依靠扩大内需来推动经济发展。
（二）扩大内需是促进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有力引擎
当前，中国内需市场仍然是一块巨大的蛋糕，潜力无限，亟待进一步开发。内需的有效扩大能够支撑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无论是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还是信息化，都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潜力与消费潜力。从需求群体上看，中国拥有13亿人口，消费与投资需求群体庞大，这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巨大市场；从需求类别上看，中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居民需求的差异也较大，市场需求呈现出多元且多级的特点；从消费能力上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国民财富已经居于世界第二，居民收入水平也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中国政府和居民都具备较强的消费能力；从消费供给上看，近年来，中国重视内需的扩大，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建设，新兴服务带动新兴消费，新型消费经济正蓬勃发展。投资和消费是内需的组成部分，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两驾重要马车。当前，内需特别是消费的扩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促进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扩大内需是改善中国民生的有力抓手
当前，虽然中国经济实现了较快增长，但是中国的民生问题，如就业、收入分配、养老、教育等问题却也越来越突出，如何解决好民生问题，是当前摆在中国面前的一大课题。扩大内需与改善民生相辅相成，民生的改善能够支撑内需的进一步扩大，是扩大内需的治本之举，而扩大内需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民生，又是改善民生的有力抓手。第一，扩大内需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扩大内需更为重要的是扩大消费，而扩大消费的题中之义则是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及福利水平，因此，扩大内需的同时也改善了民生。第二，扩大内需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通过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的投资，有利于盘活农村和中西部经济，提高农村居民和中西部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缩小城乡居民之间和东西部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第三，扩大内需有利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扩大投资、优化投资结构。可以看到，近年来通过扩大内需，中国在铁路、公路特别是高铁等方面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实质性成效，也给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第四，扩大内需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通过扩大消费与投资，有利于激活市场经济，从而进一步刺激市场对用工需求的增加。从改善民生的角度来看，扩大内需不仅仅只是短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权宜之计，而且还是使得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稳定富强的长久之计。
二、当前中国扩大内需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至今，中国对扩大内需的认识有所深入，成效逐渐显露。但是当前中国扩大内需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民生问题，制约着中国内需的有效扩大。民生问题是扩大内需的度量衡，在民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中国是难以真正深层次地扩大内需的。姚景源研究员在评价中国扩大内需的成效时指出，中国在扩大内需方面缺少实质性的进步和根本性的成就。[1]
（一）收入与消费不协调，抑制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
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收入水平与居民生活水平紧密相关。当前中国居民消费不振最直接的原因，可以说，就是因为居民收入没有得到合理增长。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严重抑制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收入没有得到有效增长的前提下，扩大内需就是个“伪命题”。[2]
1. 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国民财富居于世界第二，人均GDP和居民人均收入都实现了稳步增长。但是从增速上看，中国居民人均收入却增长缓慢，远远低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如图1）。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41908元，剔除价格因素影响，是1978年的18.5倍，折合约8.7%的年均增长率。而2013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6955元，是1978年的12.3倍，年均增长仅约为7.4%；农村居民纯收入仅8896元，是1978年的14.8倍，年均增长约为8.0%。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GDP快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却增长缓慢。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率与人均GDP年增长率相差约0.7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与人均GDP年增长率相差约1.3个百分点，这就是民富与国富之间的差距。居民在创造世界第二的国民财富之后，并没有充分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种GDP快速增长了，但居民收入却没有实现同步增长的增长，是“只长骨头不长肉”的。从这个角度看，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导致中国消费长期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直接影响了中国内需的有效扩大。
2. 收入分配差距较大
201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3，虽然这已是十年来最低水平①，但仍超过国际“警戒线”，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依然严峻。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低且呈下降趋势（见表1）。2012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可支配总收入中仅占62%，比2000年降低了5.5%；而政府收入与企业收入占比则分别提高了5.0%和0.6%。另一方面，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较低且呈下降趋势。劳动者报酬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当前资本分配所得较多，而劳动分配所得较少，已经严重影响了大部分居民收入的增加与消费水平的提升。据统计，2012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在GDP中所占比重仅45.6%，比1990年降低了7.8个百分点，而营业盈余在GDP中所占比重为25.7%，比1990年提高了3.8个百分点；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报酬占比都高于50%，且呈上升趋势。[3] 可以看出，中国的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偏低，亟待进一步提升。根据凯恩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收入分配不均衡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会致使社会总消费量出现下降。当前，中国的消费需求疲软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这个民生问题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较少，影响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
中国居民储蓄高企，挤出了大量消费。据统计，2013年中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超过40万亿元，人均储蓄也已经超过3万元，中国不仅储蓄总额在世界上排名第一，而且人均储蓄额也位居世界前列。③追究中国储蓄率高企而消费率较低的原因，这其中固然有中国先储蓄后消费传统观念的影响，但关键在于中国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较少，影响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中国居民的税收负担很重，但跟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高税负并没有带来高福利，大部分居民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高福利。虽然中国的公共服务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是与国际相比，中国的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仍然偏低。如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社会民生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4%，高收入国家甚至高达12%，而中国仅约为2%；世界各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约为6%，而中国仅为1%；世界各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为4.6%，而中国却还不到4%，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
根据经济学原理，若收入是持久的，则居民可能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而若收入是暂时的，则居民可能将大部分用于储蓄。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最重要、最主要的职能之一，较高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能够使得居民生活无后顾之忧，有利于改善民生，进而促进居民的消费。而中国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仍然较少，无法有效满足居民需求，导致居民倾向于多储蓄、少消费，为未来的高预期支出被动做准备。从中国的高储蓄来看，中国的居民收入似乎并不低，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假象，高储蓄并不等于高收入，更难以有效转化为高消费。由于中国基本公共支出较少，使得居民不得不将收入中的一大部分储蓄起来，被动地购买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住房、医疗、教育的“难”“贵”问题已经成为了压在人民身上的“新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不仅降低了大部分居民的幸福感，而且挤出了居民大量的其他消费；养老问题的凸显也增加了居民未来的预期支出，从而影响了居民对当前消费的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不完善，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民生问题之一，也是制约内需有效扩大的一大瓶颈。
（三）投资占比过高，挤占了消费的空间
扩大内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切实改善民生，进而扩大居民消费，而不应是盲目投资于重复建设。当前中国内需结构存在着消费占比明显偏低，而投资占比却明显偏高的问题，投资与消费关系的不协调，影响了中国内需的有效扩大。从二十一世纪初至今，中国消费的贡献率基本都明显低于投资的贡献率。2013年中国消费贡献率为50%，同比下降幅度高达9.26%，而投资贡献率则超过54%，同比增长了15.74%；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据世界银行统计，国际上消费的贡献率平均高达75%，投资贡献率仅约为23%。可以看出，中国消费的贡献率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而投资的贡献率则远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的消费与投资存在较大的不协调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的投资增速都较快，且在GDP中占有较大比重，而中国的消费不仅是最短的“木板”，而且还是最慢的“马车”（见图2）。中国投资占比过高背后还隐藏着投资结构的不均衡，中国大部分投资都集中在第二产业，房地产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中国的支柱产业，而第三产业则投资增速慢、占比较低，导致中国低端工业产能过剩，购房消费挤出大量其他消费，而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而在消费中，政府消费又占据了较大份额，如2013年政府消费支出在最终消费支出中占了27.4%，导致居民消费水平进一步被压低，居民消费率仅为34%，远低于美国69%的居民消费率水平，甚至比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消费率水平还低十几个百分点。①可以说，中国是全球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居民的消费需求被严重抑制了。本来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最直接的表现则是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但中国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倒置”问题，即牺牲居民消费去支撑高出口以及高经济增长水平。一方面，大量消费品被生产，另一方面，居民却无法扩大自身的消费。居民消费水平严重偏低是中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城镇化不完全，制约了农民工消费潜力的释放
中国城镇化水平虽然实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2013年城镇化率达到53.7%，但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另外，中国的城镇化是不完全的，是一种“伪城镇化”。城镇化的实质应该是人口的城镇，核心是以人为本、改善民生，而中国的城镇化却存在着明显的“城镇地域化” 或“行政区划化”问题，即中国土地城镇化的速度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大量人口“被”城镇化，导致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和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53.7%的城镇化率是根据中国常住人口计算出来的，如果按户籍人口算，2013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36%。这二者之间相差17.7%，而这17.7%的差距却意味着中国2.34亿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是没有城镇户籍的城镇常住人口。[5]中国的户籍制度与福利待遇相挂钩，受户籍制度的影响，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却无法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如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民生保障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这就导致农民工在城镇缺乏归属感与安全感，不敢也不愿在城镇多消费。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能够使农民工通过市民化，拓宽收入渠道，提升消费意愿，进一步壮大城镇消费群体，使得消费市场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另一方面能够刺激城镇对住宅、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等方面建设的庞大投资需求。一般来说，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约为农村居民的3倍，如果农民工能够成功实现市民化的转变，那么将极大地拉动城镇消费和投资的增长。本来农民工群体是一个消费潜力巨大的群体，但受制于户籍制度，这样一个消费群体的庞大潜力被大大抑制了，这就是不完成城镇化带来的消费不足[4]。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影响中国内需扩大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中国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实现路径
民生问题是扩大内需的度量衡，改善民生是扩大内需的治本之举。中国要想进一步扩大内需，根本在于解决民生问题、改善民生。中国应以改善民生为切人点，努力实现内需扩大与改善民生的双赢。针对当前扩大内需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提出了进一步扩大中国内需的三条实现路径。
（一）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当前中国扩大内需更为重要的是扩大消费。中国消费需求潜力巨大，消费需求潜力的有效释放，能够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关键应增加有效消费需求和有效消费供给。
1. 增加有效消费需求
从需求方面来看，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关键在于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只有居民拥有合理的收入且无后顾之忧了，消费需求才可能真正旺盛起来。以农村市场为例，占全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约为8896元，不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①再加上社会民生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消费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远未被充分开发。
一方面，要增加居民收入，特别要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使得居民有钱可花。收入问题是最大的民生问题之一，也是影响中国内需扩大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应该加大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从制度层面上看：一要有底限，要继续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保障工资水平，以保障民生、保障消费需求。韩国自1988年开始实行《最低工资法》，制造业工人工资涨幅最高达90%，有力地推动了消费的增长。二要有增长，韩国职工工资有着较为完善的增长机制，其将职工工资水平与上一年度经济增长水平、通货膨胀水平等相挂钩，基本实现国民收入增长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以及物价上涨水平相当，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比1970年的水平，上升了约20个百分点，[6]居民消费得以较快增长，2013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上升至51%。②中国应借鉴韩国经验，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和物价上涨情况，建立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三要有权利。发达国家工会力量强大，工人权益受保障，居民呈现高消费状态。中国应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加大力度保障劳动者权利，释放工人消费潜力。2014年北京大学了《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报告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较为严重，2012年，中国顶端1%的家庭所拥有的财产超过全国总财产的1/3，而底端25%的家庭所拥有的财产仅约为全国总财产的1/100。[7]因此，除了要提高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之外，取缔隐性收入与灰色收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也至关重要。以税制改革为例，应该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以家庭为征税对象，实行综合征税，减轻家庭税收负担的同时，使税负也更加公平，这种做法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已经比较成熟与普遍。总的来说，既要“做大蛋糕”，还要“分好蛋糕”，让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另一方面，要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使得居民无后顾之忧，有钱敢花。以社会民生保障为例，当前中国社会民生保障存在高度“碎片化”问题，社保缴费率高企，居世界第一，严重制约着民生的改善和内需的进一步扩大。学者蔡P提出，只要给20%的低收入群体增加一项社会民生保障，就能使其增加100亿元的消费支出。从美国经验来看，1933年受经济危机影响，美国私人消费仅4848亿美元；通过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案》，美国私人消费水平不断攀升；至今，美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居民消费率最高的国家，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①可以看到社会民生保障这方面的空间很大。虽然中国社会民生保障方面已经实现了长足进步，但当前中国养老保险还未真正实现全覆盖，多保并存、保险待遇悬赏等问题也仍然存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衔接办法》之前，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需缴满15年才能享受相应福利，否则就白缴费了，导致大部分农民工和城镇非从业居民被迫选择参加待遇较低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社会民生保障的不足，已经严重影响内需的扩大。因此，要提高城乡低保水平，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继续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衔接办法》的贯彻实施，建立健全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用制度红利来维护公平，刺激消费。从教育方面来看，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教育支出占据了居民消费支出的大部分，较大程度上挤出了其他消费。发达国家基本都已实现免费义务教育全覆盖，中国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重点发展的地位，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力度，加强教育经费的管理。从医疗保障方面来看，应继续扩大和提高基本医保的覆盖面及保障标准，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让看病不再“难”、不再“贵”。从住房方面来看，住有所居是全体人民最大的梦想与最现实的需求。澳大利亚对没有能力买房的群体，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将联合资助其买房或给其提供廉租房，中国应该借鉴澳大利亚的优秀经验，以改善人民福祉为根本目的，通过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完善住房价格调控机制等，打消居民买房巨额预期支出的后顾之忧，增加刺激居民的当前消费等措施。
2. 增加有效消费供给
当前，中国居民收入有所提高，消费需求也不断升级，但由于国内消费供给的不足以及供给质量的欠缺，导致中国部分消费转向了国外，如奢侈品消费、奶粉消费、汽车消费等，如果这些境外都能转化为国内消费的话，对内需将起到极大的拉动作用。因此，构建消费需求长效机制不仅要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还要解决消费供给不足的问题。
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服务业。总理提出，服务业有效供给的增加、服务水平的提升，能够使中国巨大的内需潜力得以释放。应该完善服务、刺激消费，如加大力度促进服务于信息消费、绿色消费、老人消费、儿童消费市场的建立健全，充分挖掘市场消费需求潜力。以信息消费为例，作为一种绿色、低碳的新型消费业态，信息消费具有巨大的潜力。到2014年第三季度为止，信息消费的规模已经达到1.9万亿元，同比增长18%，明显高于比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目前全国行政村宽带的覆盖率高达92%，中国的网购市场已位居世界第二，②可以看出中国的服务经济大有可为。
另一方面，要优化消费环境。一要积极发展消费金融。消费金融产品使提前消费成为可能，在发达国家中已经广受应用。以汽车消费为例，美国汽车消费中高达八九成都有使用消费贷款。据汽车之家网站的调查显示，中国超过90%的被访者表示会考虑使用汽车金融产品，只有不到4%的被访者不愿意使用金融产品，而中国目前只有12%的用户使用了汽车金融产品。③可以看到，金融产品的缺失，已经影响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消费的增长。因此，要积极发展消费金融，用宽松的信贷条件来鼓励消费，促进居民潜在需求向有效需求转化。二要建立健全诚信服务体系，加强市场监管。很多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消费环境的优化，使得居民消费意愿和满意度都很高，从而呈现高消费的状态，而中国的消费环境则亟待进一步改善。以食品安全问题为例，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繁，从而大大抑制了居民消费的增长。食品安全是民生之大计，韩国政府将食品安全问题列为四大恶之一，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中国必须重视市场监管的加强，严厉打击不法分子，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努力提升消费的满意度与幸福感，从而增强居民消费的意愿。
（二）优化投资的质量与效益
投资并不是越多越好，应该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投资质量的改进与效益的提升。从某种意思上来说，中国扩大内需一定程度上误入歧途了，为了投资而投资，投资大部分都集中在重化工业的低端，投资不仅对消费的贡献率不高，而且还造成了较大的浪费，实际上降低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因此，要想扩大内需，必须从民生出发，切实优化投资的质量与效益。
1. 优化投资结构
优化投资结构既要优化投资的产业结构，还要优化投资的区域结构。一方面，要优化投资的产业结构。一要加大对服务业的投资。目前，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46%，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则高达74%，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也有53%的水平，[5]中国成为了全球服务贸易的最大逆差国。可以看到，中国服务业发展还有很多的欠账和很大的发展空间。扩大内需的最大产业潜力在服务业，因此，应该加大对服务业方面的投资，特别要加大对关系民生事业的投资，如对文化教育、娱乐休闲、医疗保健等的投资。二要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提升与优化方面的投资。首先，中国环境问题较为严峻，如雾霾已经严重影响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应加大对环境保护、节约能源、降低排耗方面的投资。其次，中国高精尖技术受制于人，产品附加值较低，以汽车行业为例，中国汽车主要依靠国外资本与技术，仅获得约三成的利润。因此，应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资。再次，中国投资主要集中在重化工业的低端，高端重化工业，如装备制造业投资不足。主席曾明确提出，装备制造业是中国制造业的脊梁。因此，应改造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重化工业等传统产业，加大对高端重化工业的投资。三要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如加大对新能源产业、新一代信息产业、生物产业等的投资；四要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建立健全农业合作组织以及农业信息服务平台，加大对农业技术、农村基础设施、农村能源的投资等，以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市场规模。
另一方面，要优化投资的区域结构。中西部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与中西部基础设施不完善、消费市场秩序落后有着不可分割关系。因此，优化投资的区域结构也不可忽视。东部地区的投资量已经较多，进一步的投资应致力于质的提高，如注重提升技术水平、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生态环境、完善相关基础设施等。另外，要重视加大对中西部的投资，包括对中西部投资数量的增长以及投资质量与效益的优化。如给予中西部优惠的投资政策，鼓励、吸引多方投资；加快中西部产业转移承接方面的投资；增加对中西部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对中西部环保节能方面的投资等。
2. 完善投融资机制
从制度方面，应完善投融资机制，以提高投资的质量与效益。一方面，要发展资本市场。发展资本市场对扩大中国内需、改善民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中国约八成的融资主要依靠间接融资，这不仅不利于资金的有效利用，而且还缺乏对技术创新的鼓励。应该学习美国优秀经验，充分利用市场本身的力量，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使得企业融资主要依靠股票市场，政府融资主要依靠债券市场，进而鼓励创新，激活市场。一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大对资本市场的支持、鼓励力度，建立健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创新优化金融产品，在更大程度上满足市场对资金的需求；二要完善资本市场相关法律法规，营造高效、有序的资本市场环境；三要减少政府对资本市场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减少行政审批程序，充分发挥市场对资金的配置作用等。
另一方面，要扩大民间投资。扩大民间投资不仅能够使得投资更加有效，而且还能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渠道，起到增加消费的作用。当前，民间资本在国民经济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3年，民营企业数量已经占全部企业数量的82%，对GDP的贡献率高达60%。①虽然政府已经出台了不少支持、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相关政策，但是政策的落实效果并不显著，民间投资还是难以进入中国的重要投资领域，这就阻碍了民间投资活力与优势的发挥。追究民间投资捉襟见肘的深层次原因，关键在于民营经济根本没有完整的法律地位和竞争地位。与国有企业这个“大儿子”相比，民营企业永远低人一等。因此，要想进一步扩大内需，必须扩大民间投资，通过完善相关制度设计，切实降低民间资本投资的门槛、放开民间投资的领域，赋予民营经济完整的法律地位和竞争地位。
（三）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总理提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8]城镇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进一步扩大内需最重要的引擎之一，具有巨大的消费潜力与投资潜力。辜胜阻教授提出，城镇化仅提高1个百分点，就可以替代10万亿元的出口；如果按照当前城镇化的发展速度，中国消费总水平将可以从10万亿元的水平上升到20万亿元的水平，可以维持年均20亿元的投资规模20年。②同时城镇化建设还对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正是扩大内需的应有之义。因此，应该把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以改善和保障民生为核心，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1. 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改善民生、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然而户籍制度却严重阻碍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推进，因此应该加快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有学者提出，户籍制度导致城乡之间存在60多种不平等福利待遇。户籍制度是最不公平的制度，它将农民工排除在基本民生福利之外，使农民工无法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无法真正实现市民化。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12年中国农民工达2.6亿人，而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仅约为4543万人。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国大部分农民工是没有享受到城镇养老保险福利的。①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人数已经占全国总人数的17%左右②，他们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工作、生活没有保障，预期支出较大，导致这个庞大群体的消费潜在被扼杀在了摇篮中。城镇化建设应该以改善人民生活为根本，不应该以牺牲农民工的利益为代价。因此，应该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根据城镇当地具体情况，实行差别化政策，合理有序放开中小城市的落户条件，逐步适当放松大城市的落户条件。
另一方面，还应该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改革，重视社会保障、就业、住房、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建设，致力于改善民生，避免农民“被上楼”。带有明显歧视性质的暂住证到了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应加大力度建立健全居住证制度，将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与居住时间联系起来，让没有城镇户籍的常住农民工也能逐步在城镇享受教育、就业、医疗、社会民生保障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应重视农村相关产权制度，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使农民享受到更多财产权利；应拿出土地收益中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农民工住房问题的的解决等。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城，解决好农民工的进城问题，是解决当前民生问题，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必经途径。
2. 优化城镇布局与功能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存在明显的地域化倾向，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2014年，东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约为62%，而中部、西部的城镇化率却分别只有49%和45%。[5]中国城镇化布局的不均衡，导致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进而导致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影响了中西部地区内需的扩大。大城市应该在吸纳新增人口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大城市的吸纳能力也是有限的，大量人口涌入大城市，必然带来就业竞争的激烈与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不足。民生问题是扩大内需的度量衡，因此，中国城镇化的不能搞“摊大饼”，而应该致力于城镇，特别是中小城镇功能的提升，以改善民生，吸引更多人口落户，进而促进地区均衡发展，进一步扩大内需。具体来看，一方面，要合理规划新型城镇化布局。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大大刺激当地的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全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可以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中西部地区，科学规划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规模与布局，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尽快实现大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目标，刺激当地内需的扩大。同时，应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通过将城市发展要素，特别是先进技术与人才资源带入到农村，并通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带动农村发展，实现农民的就地城镇化，挖掘农民的内需潜力。另一方面，要提升城镇功能。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应该致力于城镇，特别是中小城镇对人需求满足程度的不断提升，以进一步扩大内需。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应该学习欧洲模式。以德国为例，德国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小城镇中，究其原因，在于德国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交通等功能都与大城市基本处于同等水平，因此，大部分德国人更愿意居住在小城镇。中国应借鉴欧洲经验，注重中小城镇产业集聚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如通过发展当地产业，集聚就业人口，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就近从业的积极性；不断完善中小城镇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优化当地医疗、教育、娱乐资源与服务；加大保障房与公租房建设力度，逐步解决住房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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