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区域协调发展范文
时间：2023-07-10 17:20:3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业区域协调发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传统农区；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5）10-2542-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5.10.064
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传统农区作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特殊区域，其重要性越来越明显[1]。但是随着资金、土地、劳动力等各种资源的加速外流，制约传统农区发展的不利因素越来越多，“谁来种地”、“谁来种粮”、“如何种地”等问题愈发突出[2]。在这样的背景下，客观评价传统农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水平，找出制约二者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而缩短与全国整体发展水平的差距，实现区域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就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基于此，本研究以黄淮平原的黄淮4市（河南省商丘、信阳、驻马店、周口）为例，定量分析评价传统农区的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水平，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1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水平评价体系
1.1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框架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是一个动态综合的体系和过程[3]。通过对传统农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价，不仅可以有效把握二者协调发展的趋势过程，而且也有利于发现影响协调发展的各个因素所起的作用，科学合理地选择促进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措施。因而，如何构建一套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于二者协调发展的情况进行量化评价和分析，使传统农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向着实现协调发展的方向转变就显得极为重要。
按照科学性、系统性、代表性的原则，结合传统农区自身的特点，参考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4-7]，建立传统农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框架如图1所示。
评价指标体系的目标层是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系统层是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子系统层包括6个方面：经济发展城镇化、社会发展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农业投入和装备的现代化、农业产出的现代化、农村经济的现代化。
城镇化指标体系中[8，9]，经济城镇化反映的是经济结构演变的非农化过程，用人均GDP和人均工业增加值表示；社会城镇化反映的是城镇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高低，是城镇化发展的最终结果，用城镇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表示；人口城镇化表现为城乡人口空间的分布结构，反映的是城镇人口所占比重的上升，用城镇常驻人口比率来表示。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中[10，11]，投入装备的现代化反映的是农业生产手段和投入的水平，用单位耕地机械数量和有效灌溉面积比重来表示；农业产出的现代化反映的是农业投入产出的效率，考虑到传统农区的实际特点，用单位耕地粮食产量和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来表示；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反映的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升，城乡发展差距逐步缩小，用农民人均纯收入来表示。以上城镇化指标体系和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均为正向指标。
1.2 指标权重的确定
首先对于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所谓指标的标准化就是将所有的指标都转换为无单位、取值范围在0～1之间的方法，这样就可以对不同的数据直接进行核算。由于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的含义、核算方法、量纲不同，因而不能进行直接综合计算，必须首先对指标进行标准化的处理，去除量纲的影响。由于所选指标均为正向指标，其数值越大越好。正向指标的数据标准化处理过程如下所示：
Rij=1，Vij>Vijmax（Vij-Vimin）/（Vijmax-Vijmin），Vijmax>Vij>Vijmin0，Vij
Rij是标准化指标，Vij是原始指标，Vijmax、Vijmin分别为原始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其次是对于标准化之后的数据采用熵值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所谓熵值法就是通过指标信息熵对于指标的有效性和价值作出判断，信息熵越小，指标的权重越大。其计算过程如下：
为了使计算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城镇化子系统与农业现代化子系统协调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C为协调系数，P为调节系数，P≥2，取P=2。协调系数反映了在城镇化子系统和农业现代化子系统综合效益或者发展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即 l（x）和m（y）之和一定的时候，为了使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复合效益或者发展水平最大，也就是l（x）和m（y）最大，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效益或者发展水平进行组合的数量程度。C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最大值1就是最佳协调状态，最小值0就是最差协调状态，也就是协调系数越大，系统之间越是协调。
尽管协调系数能够反映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彼此相互协调的程度，这对于约束二者的发展行为，促进二者健康、合理、有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协调系数却不能反映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综合效益的高低、整体发展水平的高低。也就是说具有相同协调系数的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的不同时期，其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水平会出现高低不平。按照协调发展的内涵，将衡量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水平高低的定量指标定义为协调度，公式为：
式中，D代表协调发展度，C为协调系数；T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琢和？茁为待定权数，本研究认为二者的重要性相同，所以选择？琢和？茁都是0.5。一般T的取值范围是（0，1），这样可以保证D的取值范围也是（0，1），便于比较分析。
2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水平的评价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是全国、河南省以及黄淮4市历年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个别缺失数据采取线性差值方法进行弥补，数据的时间范围为2003-2012年共10年的数据，通过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相对水平变动趋势，评价4个农业大市相对于河南省以及全国来说，其协调发展的水平。
2.1 指标权重的确定
对于指标体系中与价格有关的指标数据，比如人均生产总值、人均工业增加值、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1990年的价格指数为基数进行价格处理，这样就可以消除物价因素带来的影响。然后对于原始数据的每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这样不同单位的指标就可以消除单位带来的影响，然后计算各个指标的信息熵、冗余度、权重，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城镇化子系统指标体系中，占比重较大的指标主要体现在经济城镇化，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是影响城镇化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对于城镇化的综合水平影响较为显著。单个指标中权重最大的是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其次是人均工业增加值以及人均GDP。农业现代化子系统指标体系中，占比重较大的体现在农业投入和农业装备方面，这说明农业现代化的水平更多的受到投入和装备的影响。单个指标中权重最大的指标都是乡村人均用电量，其次是乡村人均农业增加值和乡村人均肉类产量、单位耕地农业机械总动力。
2.2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系数、协调度得分
在计算出相应指标的权重之后，根据相应的公式计算出全国、河南省和黄淮4市2003-2012年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系数和协调度相对发展水平的得分，结果如表2～表5所示。
2.3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相对水平的结果与评价
从上述评价结果可以看出，2003-2012年作为传统农区的黄淮4市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自身的发展水平提升很快，协调状况一直在好转。但是相对于全国和河南省来看，该区域的4个农业大市的发展水平依然相对较低、发展依然相对较慢，尤其是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水平方面，与河南省以及全国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1）从城镇化相对水平发展走势图（图2）可以看出，黄淮4市城镇化发展水平始终处于上升的阶段。但是与河南省、全国同期水平相比，黄淮4市城镇化发展的相对速度却越来越慢，导致差距越来越大。如2012年城镇化综合水平最高的商丘市为0.457 1，最低的周口市只有0.341 9，河南省的城镇化水平为0.772 5，而全国城镇化的水平为0.993 5，这说明黄淮4市城镇化发展水平落后的状况相当明显。
2）从农业现代化相对水平发展走势图（图3）可以看出，黄淮4市农业现代化水平相对较高，甚至在个别时期与全国水平非常接近。但是整体水平依然落后于河南省、全国的平均水平，尤其是2010年以后，发展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2012年发展水平最高的商丘市农业现代化综合得分为0.674 4，略高于河南省0.661 8的水平，但是依然低于全国0.735 2的水平。
3）从协调度相对水平发展走势图（图4）可以看出，相对于全国、河南省的发展水平，黄淮4市的协调度虽然在上升，但是差距越来越大。在2012年最高的商丘市才达到0.524 8，最低的周口市仅为0.393 2，这说明相对于河南省与全国的发展水平，黄淮4市的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很不协调，同时发展的水平也是处于非常低的阶段。
3 传统农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对策
由于传统农区城镇化总体水平较低，城市反哺农村的能力较弱，因而不能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就业岗位转移，结果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较为缓慢，二者处于低水平协调、甚至不协调的状态。由此可以看出，传统农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二者不协调或者协调性差的关键问题在于传统农区的城镇化水平发展滞后，不能发挥引领带动作用，阻碍了农业发展水平的提升。因此，作为一类特殊的区域，传统农区必须结合自身实际，按照国家的总体规划和功能区定位，在确保粮食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农产品有效供给、生态环境良好和农民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发展的机遇和有利条件，提升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水平，坚决避免工业的发展造成农区环境的破坏和恶化[12]。
3.1 以农业产业化为主线，夯实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基础
这需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健全财政支农惠农政策，加大粮食生产的财政补助[13]；建立粮食生产核心区，通过增加农民种粮收入的方式来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拓展拉长农业产业链条，进行产业链的纵向和横向延伸，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等的发展，实现工农结合、农企结合、产销结合、促进农业发展的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通过土地的适度流转，推动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提升农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14]。
3.2 以产业城镇融化为基础，推动城镇化持续快速发展
产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城镇化健康发展的过程就是非农产业带动的过程。对于传统农区来说，城镇化发展滞后主要是非农产业发展的滞后，因此只有产业兴旺发达了，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以人为本，因地制宜，通过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通过就地发展小城镇，可以实现农民的就地转移，提高农民的非农收入，这需要重点发展县城和中心镇，提升其公共服务能力，产业积聚能力、人口集中能力。由于传统农区城镇化和非农产业滞后，必须合理地引导部分农业劳动力异地城镇化，尤其是引导转移人口进入城市群来实现异地的城镇化。这就要求通过制度的改革，真正地为外来人口解决就业、入学、就医等问题，使其真正地享受市民化待遇。
3.3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实现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必须进行体制改革，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根据城乡人口流动加快的实际，逐步放开城乡户籍制度，为农民进城、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扫清障碍；以维护农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解决城乡要素不平等交换的现实，尤其是通过农地制度的改革，实现城乡土地市场的“同权同利”。通过资源配置的均等化，实现新农村和城镇化的同步均衡发展，让农村和城镇都成为农民安居乐业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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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中原经济区 五位一体 经济发展 创新
2012年11月，国务院批复《中原经济区规划》，建设中原经济区拥有了纲领性文件，中原经济区（CPER）地处中国中心地带，以河南省为主体，包含山东省聊城、菏泽、东平两市一县。一直以来，鲁西是山东省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在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获批后，由于没有国家扶持政策，鲁西势必与山东东部沿海经济发展差距越拉越大。此次中原经济区的获批，为鲁西的经济崛起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将使得山东省东西部经济发展更加均衡。积极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路子，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核心任务。加入中原经济区后，两市一县将可以享受到国家在财税、金融、投资、产业、土地等方面给予中原经济区的支持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两市一县可以依托中原腹地进一步开拓市场，扩大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加强区域内资源和产业合作。
作为中原经济区的组成部分之一，山东区域与其他地区一样属于传统农业区和粮食主产区，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近，也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和问题。集中表现在：农村人口多、农业比重大、保粮任务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农村富余劳动力亟待转移、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低，“三农”问题突出是制约“三化”协调发展的最大症结，人多地少是制约“三化”协调发展的最现实问题，城镇化水平低是制约“三化”协调发展的最突出矛盾。必须大胆探索，创新体制机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新型城镇化引领作用、新型工业化主导作用、新型农业现代化基础作用，努力开创“三化”协调科学发展新局面。如何进行创新是困扰该地区发展的主要问题，现从以下方面进行创新发展分析。
一、创新理念与体制，构建特色经济区
作为一个在时间序列上比较靠后的区域发展战略规划，由于后发展变得比别人掌握更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在未来发展中我们更能够发挥后发优势，做一些理念特色创新的探索，为全国的区域发展战略规划做出一些贡献。为承接东西南北人口、产业转移搭建平台，不仅有助于中原地区经济的发展，更有助于中国塑造未来三十年整体经济布局以及新的增长极的理念创新特色。对整个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的完善能起到新的增长极的理念创新特色示范作用，对国家发展宏观的战略有创新塑造意义，添补了国家经济建设区域空白。这样很有说服力、影响力、吸引力。
各中原省区本着“市场主导、政府推动、优势互补”等原则，消除地方保护壁垒，建立无歧视的共同市场，力求在具有牵动作用的合作项目上先行突破，加快推动区域经济、生态、文化一体化协调发展。正式确定以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为核心的多层次协商、决策、执行机制，共同打造大中原区域协作又一特色范例。
对于山东地区来讲用好淮海经济区、中原协作经济区等现有的经济协作组织和提升级别。改变单向的城乡一体化，为中原区域内多向的城乡统筹一体化创新特色体制。
二、以“五位一体”为指导进行政策特色创新
中原经济区山东地区能够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国家也会给相应的政策，能够在破解土地、就业、产业问题上做出一些创新。有必要通过体制和政策的倾斜和创新来构建一个特殊的经济区域。有了经济区就有了改革优先权和创新示范权，拿到改革优先权就有了体制、机制的优惠政策和创新机会。所以改革优先权对于一个区域的发展至关重要。才能吸引区域伙伴。才能实现 “五位一体”的目标，就是要实现规划同盟、市场同体、交通一体、污染治理协作、生态环境共建。一定要两手抓，既抓增长极的培育壮大，又抓城乡统筹县域经济的发展；既要发挥郑州中心的辐射带动，也要欢迎周边等大城市辐射带动中原的发展。才能进一步做好规划、实施的政策特色创新。
中原经济区山东地区的规划也要有阶段性，实施过程中要有阶段性的政策制度创新，要把要素市场化的问题在中原经济区发展过程中，通过制度创新，最后收敛并且服务于中原经济区的崛起这个目标上。
三、建立独特经济模式，突出土地特色创新
中原经济区更需要市场化、品牌化、资本化经济模式特色创新。资源是往市场化和品牌化、资本化竞争力强的地方流动。如土地、人力、资本、知识等要素。要走出一条以内需为主的经济模式特色创新的发展道路，提供可供全国借鉴的经验。
经济模式特色创新统筹安排城镇建设、产业集聚、农田保护、村落分布、生态涵养等空间布局。
在中国要打破土地瓶颈制约，必须实现土地特色创新集约式发展大城市大产业，以大城市大产业带动中等城市和中小产业为主，构成一个大的集群体，工业向大园区集中，人口向大城镇集中，减少宅基地和其他建设用地的占用。实现大集中小集聚，土地增减挂钩保红线、保性质。土地确权发证定价后可交易流通即可达到土地高度集约，又可为农村剩余人口进入城镇转入新产业提供资本。土地特色创新是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确权发证定价后可交易流通上打破土地瓶颈制约，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加各项土地存量，扩大土地使用者的土地用量和经营的范围，进行集约化、产业化、资本化经营。土地特色创新即解决城乡统筹发展的有效途径，也保护农民三个权利不受侵害。
篇3
【关键词】产业集群；理论综述；区域创新
1古典区位理论阶段
在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学者们所关注的事单个企业选址和产业的地理布局问题。这一时期大致开始于19世纪2O年代到20世纪中期结束。古典区位论从成本的角度分析了工厂定位与原料地、市场区位以及运输方式等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以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为原则发展起了一套定量的工厂区位分析方法，奠定了经济地理学中产业空间分析的数量化基础。
1．1杜能的农业区位论
杜能(Thunen．J．H．von)是农业区位论的奠基者，他在1826你年出版的著作《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第一次从区位学角度来研究农业生产布局问题。他以农民经营农场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引入地租和运费变量，并假设地租与耕地到中心城区的距离成反比、运输费用与这一距离成正比，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根据不同农产品的生产运输方式特征，得出农业生产布局的最优解。并在此基础上，画出了不同农作物种植布局的模型图为一个围绕中心城区形成一个个同心圈层，即“杜能圈”。他揭示了即使在同样的自然条件下，也能由于生产区位与消费区位之间的距离，使农业生产方式在空间上出现分异。呈现出同心圆结构。
1．2伟伯的工业区位论
德国经济学家阿尔佛来德．伟伯(Weber．A)是研究工业区位论的先驱，他在1909年的《工业区位论》中构建了一个以成本(尤其是运输成本)为核心的工业区位选择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指标和原则，并第一次将集聚理论系统化。韦伯从运输费用、劳动费用和集聚效益三个方面分析了决定企业区位移动的影响，提出了运费指向因子、劳动费指向因子和集聚指向因子。在这些因子中韦伯极为重视集聚因子对产业布局的影响。他认为集聚是一种优势或者说是生产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到一个地点所产生的市场化，并将这种集聚优势归结为技术设备发展、劳动组织发展和整体经济良好运用性等几个方面。他进一步界定了集聚的含义，指出：集聚理论研究工业的集中化，这种集中化存在于工业生产综合体中．以单位产品的生产而变得更加经济而存在。韦伯还对产业集聚做了定量研究，按照迁移增加的费用至少小于集聚所带来的成本节约原则，以等差费用曲线为分析工具来确定产业集聚程度．指出实际支付运费最小的地点将会成为工业集聚的地点。
2产业联合阶段
在古典区位论时期．产业区位论的微观研究大多是将企业的运输成本最低、工资成本最低等单项成本因素作为影响产业区位选择的关要素。到20世纪50年代后，多种成本因素的综合分析代替了单一成本分析。同时，分析的内容也由单个企业的选址问题转向了多个企业间的协同关系上来。更加注重企业的投入产出分析和产业间的前后关联．强调要素在空间上的极化、辐射、回程和累积效应。这一阶段大致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主要理论有增长极理论、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和产业梯度转移理论。
2．1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概念是由法国学者佩鲁(Francoisperroux)于1955年首次提出，后来经过美国学者弗里德曼(John．frishman)、瑞典学者缪尔达尔(gunnarmyrda1)和美国学者赫希曼(A．O．hischman)等人在不同程度上的丰富和发展了．使这一理论趋于完善。增长极理论认为在地理空间上经济增长是不平衡地发展的，它以不同强度程点状分布，一个地区当嵌入一个推动性工业单元以后就可以产生集聚经济．形成增长中心，从而推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佩鲁将增长极可以定义为：围绕主导部门而组织有活力而且有高度关联的一组工业，它不仅本身迅速增长．而且通过乘数效应带动其他经济部门增长。增长极一旦出现后对周围地区发展将产生两方面效益：即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极化效应指周围的生产要素不断向中心集中，使发达的中心区越发达．落后的地区越落后：扩散效应指增长极信息、技术、生产要素等形式向周围地区扩散，而带动周围地区发展。增长极理论强调区域问不均衡发展，因此将会导致地区间贫富发展的两极分化，形成地理空间上的二元经济，甚至形成独立于周边的“飞地”现象。而这种“飞地”型“增长极”是不能很好地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因此到了70年代后，增长极理论开始受到批判。
2．2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
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是由前苏联学者在总结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克洛索夫斯基是这一理论学派的代表，他认为地域生产综合体是：“在一个工业点完整的地区内。根据地区的自然条件、运输和经济地理位置，恰当地(有计划地)安置各企业，从而获得特定的经济效果．这样的一种各企业间的经济结合就称为生产综合体”。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强调区域生产专业化与区域综合发展相结合，综合体内的核心产业主要由各地的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条件决定，而与之项配合的相关企业和机构则主要依靠有计划的分配方式来实现。地域生产综合体在前苏联时期产生过很大影响．对苏联各同盟国的经济发展也取到过重要作用．但随着苏联政局的解体和各主要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到8O年代中后期也逐渐不被理论界所采纳。
2．3产业梯度转移理论
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最早源于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费农(Venron)等人首创的工业生命循环理论。该理论认为：各工业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他们和生物一样．在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和衰退四个阶段。区域经济科学家将这一思想引入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并形成了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经济技术的发展在不同区域内是非均衡的，客观上已经形成一种经济技术梯度，生产力的空间转移是从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转移的，由创新活动而产生的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生产管理方式等大多发源于高梯度区．并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命循环阶段的变化逐步向低梯度区转移。
产业梯度转移在地理空间上具有明显的从核心向广大落后区转移的特征，而且存在着回程效应使得这种转移过程不仅难以解决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使低梯度区陷入“马太效应”的恶性循环中，造成地区间贫富差距扩大。因此这一理论同增长极理论一样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
3社会整合时期
这一时期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产业集聚研究不仅是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热点，而且也引起了社会学和地理学等多学科的高度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研究形成了众多的产业集聚理论，由于这些理论关注的已不再是单个企业的选址和生产问题，也不是产业间关联和互动问题．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影响整个区域环境的文化、制度、政府、诚信和创新等社会性资源上，因此将这一时期称为社会整合阶段时期。
3．1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
迈克尔·波特(Michae1．E．Porter)在1990年出版的著作《国家竞争优势》中将产业集群定义为：那些既竞争又合作的相互关联的公司、专业化供应商和服务商、相关产业的企业和相关机构(如大学、行业协会)在特定领域内的地理集中。波特把产业集群纳入竞争优势的分析框架中．用“钻石模型”来解释一国产业集群形成的国际竞争力。“钻石模型”的构成要素包括需求条件、要素条件、企业战略组织与竞争强度、相关支持产业、政府和机遇。这些要素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协同作用的．任何一种要素的薄弱都会限制产业升级和创新的潜力。地理上的集中能够促进四种因素相互作用，使“钻石模型”模型系统产生活力。波特非常强调政府在集群中的作用，他认为政府应该在产业政策制定、基础设施、人才培养和基础教育等方面发挥较大作用，而不应该直接参与到集群中。
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学者们认为该理论主要集中在宏观的国家层面上外部环境分析．对企业的微观层面的运作论述较少。集群产生的背景也主要都是发达国家比较成熟的经济主体，而对于尚处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的指导和解释力是有限的。
3．2新产业区理论
在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Marshal1)提出产业区概念，在他的著作《经济学原理》中对这种生产上的地域集中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产业区的形成是由于劳动力资源共享、中间产品的投入和技术溢出所形成的外部经济，使集聚到产业区内的企业可以获得比其他地区企业节省更多的成本，从而获得经济利润。关于新产业区的研究最早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意大利的社会学家伯卡蒂尼(Becattini)在系统考察了意大利中部的Tuscany地区后，把“第三意大利”称作“马歇尔式的产业区”．认为这些产业区的发展，得益于本地劳动分工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外部性以及当地社会文化背景支持下企业之间的相互协同作用。并将这些产业区定义为“产业区是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与社会意义的地域上形成的社会地域生产综合体”。
新产业区理论是近些年来研究区域经济和区域产业集聚现象的主要理论，由于资本、劳动和信息移动变得更加容易，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似乎在减弱，有学者就提出“光滑”的生产空间概念。在这种“滑溜溜”的生产空间中，学者们发现具有一定“粘结”行的区域，将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场所。而新产业区无疑就是这样的一种能够吸引资本和劳动的区域。
篇4
一、制定依据
本《目录》依据国务院《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国发〔2005〕40号）、《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2008〕11号）、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以及钢铁、水泥、石油化工、轻工、纺织等行业结构调整意见，按照《乌昌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乌昌地区中心城市（**）建设发展规划指导意见》，并结合我市发展实际制定。涉及外资投资项目按国家、省、市有关规定执行。
二、划分标准
本《目录》分为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其中，不属于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的，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为允许类。允许类不列入指导目录。
鼓励类是指符合国家和**市产业投资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够形成比较优势和可持续发展的产业。
限制类是指工艺技术落后，不符合行业准入条件和有关规定，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督促改造和禁止新建的生产能力、工艺技术、装备及产品。
禁止类是指不符合国家、自治区和**市产业投资政策，技术水平低并对环境有严重污染的产业。
对鼓励类投资项目，按照国家、自治区和**市有关投资规定进行核准或备案，并享受国家、自治区和**市制定的有关工业、农业、旅游业、科技等相关优惠政策。
对限制类的新建项目，禁止投资。投资主管部门不予审批、核准或备案，政府不予投资支持，各金融机构不予贷款。对未经核准的限制类项目，有关部门不予办理有关手续。对违反规定进行投资建设的，要依法处理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对禁止类项目，禁止投资，限期淘汰。对不按期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企业，有关部门要责令其停产。属取证产品的，质监等相关部门要依法取消其生产许可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对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三、**市投资导向
以《乌昌地区中心城市（**）建设发展规划意见》指导，坚持“南控北扩、东延西进”的城市建设发展战略，控制城市主城区投资建设，把投资建设向具有水、土、交通优势的城市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地区发展。着力加快城北新区、甘泉堡工业区和米东区、头屯河区两个城市副中心建设和发展进度。
（一）城市投资建设导向。
城市现状用地布局由主城区、城北新区、米东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甘泉堡工业区）、米东区和头屯河区两个城市副中心组成。
1、主城区：由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新市区、水磨沟区的城市建设用地组成。主城区划定三个控制区，实施差别投资政策。
第一控制区：北至新医路、东至金银大道、南至团结路、西至阿勒泰路，总面积23.9平方公里。从严控制新建项目，对重要区段实行“只拆不建”。禁止新建住宅类项目，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城市绿化空间。
第二控制区：北至苏州路、东至七道湾路、水磨沟路、中环路，南至珠江路，西至104团、九家湾。适度开发建设，合理控制建设总量。
第三控制区：北至北站至石化铁路线，东至东过境路，南至城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西至乌奎公路。加强规划引导，有序开发建设。
将喀什路以北、七道湾路、骑马山等片区，作为城市北扩的过渡区，在过渡区内安排集资建房用地的同时，将该片区发展与头屯河区统筹布局，形成以北站区域为中心的物流带。
2、城北新区：由古牧地、安宁渠、五一农场三个片区组成，重点发展古牧地片区。
3、米东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甘泉堡工业区）：利用“500”水库地区水、土地和交通的优势，依托两个国家级开发区和米东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甘泉堡工业区）进行开发建设，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200平方公里。
4、米东区城市副中心：包括米东区的建设用地，正在建设的米东区化工工业园区。依托米东区现有公共设施，安排生活居住设施。
5、头屯河城市副中心：包括头屯河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农十二师分区（经济合作区）的建设用地。在乌昌一级公路以南，结合现有的基本农田保护，发展生态农业观光旅游。
（二）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环境优美、宜于人居的小城镇。
1、城市东南部—达坂城区、城市南部—**县南郊的板房沟、水西沟、托里、甘沟等乡镇作为城市生态涵养区和适度发展区。
2、**县北郊、米东区乡镇和农十二师团场发展都市农业。
3、重点建设**县新城以及水西沟镇、安宁渠镇、达坂城镇、铁厂沟镇等中心城镇。
（三）工业用地布局及导向。
坚持“招商进规划、工业进园区”，强化规划调控作用。全市工业园区建设实施统一规划。
1、**现状工业用地主要分布在：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水磨沟工业园区、头屯河区工业园、米东区化工工业园和米东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甘泉堡工业区）。
2、城市主城区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新市区和水磨沟区不再安排新的工业园区。原则上不发展工业。同时，对主城区内有污染的企业将逐步搬迁。
3、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水磨沟工业园区现行的区域范围内，原则上不鼓励发展工业。
4、工业投资项目逐步向甘泉堡工业区转移。大力加快甘泉堡工业区的发展，进一步调整、优化米东区、头屯河区两个城市副中心的工业布局，形成以甘泉堡工业区为核心的乌昌地区新型工业化中心。
四、**市产业布局
按照《乌昌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总体部署，**市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增强整体竞争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共同繁荣为目标，坚持“优化一产、强化二产、提升三产”的产业发展方针，重点发展基础和比较优势明显、市场需求和扩张潜力大、关联效应强和带动作用大、资源支撑能力强和环境友好型产业。
大力发展石油化工、煤电煤化工、冶金、机械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建材、生物医药、纺织、食品加工家具制造、电子信息“十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商贸、旅游、信息中介等服务业；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畜产业。积极打造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柱，现代农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支撑体系，逐步形成二、三、一的产业发展格局。
坚持产业发展空间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有机联系，优化配置资源，引导优势产业向重点区域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产业布局以工业布局调整为重点，逐步形成由中心服务密集区、出口加工及高新技术产业区、工业集聚区和生态农业区组成的产业布局体系，促使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全力将**打造成为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能源资源合作基地、出口加工基地和现代化的国际商贸中心、服务业中心、文化交流中心、区域联络中心。
（一）城市区域产业布局。
1、中心服务密集区：由主城区——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新市区、水磨沟区组成。加快发展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科技服务等生产型服务业。优化提升商贸流通业、旅游业、会展业，以及房地产、文化娱乐、体育、社区服务和餐饮等消费业。
2、出口加工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区：由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体，集中发展机械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以及新疆特色优势资源深加工产业。
3、工业集聚区：由米东区、头屯河区、甘泉堡工业区组成。重点发展石油天然气化工、煤化工、冶金、建材、新材料新能源上下游产业、资源型工业等。
4、生态农业区。由达坂城区、**县南、北郊区、农十二师的部分团场组成。重点发展生态旅游、设施农业、经济林果业、畜产业、都市农业和休闲度假旅游业。
（二）各区（县）产业布局及发展重点。
1、天山区：鼓励发展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电子商务、科技服务、现代物流等生产型服务业，优化提升商贸批发零售、民族特色旅游、教育、医疗、文化娱乐、居民服务和餐饮等消费型服务业，结合旧城改造打造市级商业中心、对外商贸交易中心、金融商务区和民族风情旅游区。
2、沙依巴克区：鼓励发展现代物流、信息咨询、科技服务等生产型服务业，整合提升商贸批发零售、房地产、旅游、文体娱乐、居民服务和餐饮等消费型服务业，打造中心城区的生态旅游区、面向中亚的服务贸易中心。
3、新市区：鼓励发展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生产型服务业，大力发展房地产、文体娱乐、教育、居民服务和餐饮等消费型服务业，打造城市楼宇经济区、总部经济区、城市研发中心区。依托民航空港等交通枢纽，大力发展空港物流业，建设区域性国际航空枢纽中心。
4、水磨沟区：鼓励发展现代物流、信息服务、会展等生产型服务业，加快房地产、都市文化旅游、餐饮、教育、医疗、文化娱乐、居民服务等消费型服务业。优化提升满足城市需求的纺织、家具、服装为主的都市型工业，打造都市文化旅游区、区域性经贸交流会展中心。
5、头屯河区：鼓励发展以冶金工业、建材、食品工业为龙头的上下游产业，以及满足生产、生活需求的信息服务、电子商务等生产业，房地产、教育、医疗、文化娱乐、居民服务和餐饮等消费型服务业，依托铁路交通枢纽，加快发展物流业，打造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建设城市副中心。
6、米东区：鼓励发展石油天然气化工上下游产业，煤化工产业和资源型工业。加快发展房地产、特色旅游、教育、医疗、文化娱乐、居民服务和餐饮等消费型服务业，优化提高设施农业、特色优势农业水平，打造城市副中心。
7、达坂城区：在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上，适度开发煤炭、盐等优势资源，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生态旅游业、设施农业、特色养殖水产业以及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业，建设**生态旅游区。
8、**县：在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上，适度开发煤炭等优势资源。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围绕城市需求，加快发展设施农业、经济林果业、精品农业、畜产业，建设都市农业区和城市休闲度假旅游区。
（三）各园区产业发展重点。
按照“工业园区化、园区产业化、产业集群化”的要求，乌昌地区工业园区建设发展实施统一规划、统一政策，明确各工业园区发展定位。
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发展风能装备制造、机械加工制造、民族医药、食品加工制造等上下游产业。建设成为新疆优势资源产品出口加工基地、先进机械制造业基地，全国可再生能源装备制造示范基地。今后新建的机械加工制造项目原则上向经济开发区聚集。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药、电子信息、高新技术和技术含量高的新型支柱产业，建设全疆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今后技术含量达不到国家高新技术产业要求的新建项目，原则上不得落户于高新区。
出口加工区：以口岸经济为依托，鼓励发展出口加工业，加快出口保税区建设，打造我国东联西出、面向中西亚、欧洲的出口商品生产及贸易基地。
头屯河工业园区：依托八一钢铁中长期发展的产品优势和已经形成的与之相关的工业门类，重点发展冶金业上下游产业、新型建材主导产业，以及食品加工业。
米东区化工工业园：充分利用产业基础优势，重点发展以石油天然气化工为主导的上下游产业，加快发展精细化工、轻化工、建材化工、氯碱化工等。今后，新建的化工项目原则上不得落户其他工业园。
水磨沟工业园区：重点优化整合纺织、家具、服装和鞋业为主的都市工业。
米东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甘泉堡工业区）：重点发展煤化工、新能源、新材料上下游产业，以及新疆优势资源深加工产业，建设能源资源合作基地。依托两个国家级开发区建设成为全疆现代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核心集聚区。
五、本《目录》适用于对**市产业投资的指导。
篇5
新常态下，国民旅游需求的增长与国家发展的需求相吻合，旅游业的战略地位日渐凸显，旅游发展战略价值的到广泛认可和关注。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将从根本上改善旅游发展环境，激发旅游发展动力，推进“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秦巴山脉地区历来是自然灾害频发，基础设施薄弱，生态环境脆弱，贫困人口集中地区，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主战场中涉及省份最多的片区，在五大发展理念的引导下，该区域将成为影响中国整体发展的重大功能区域。而秦巴山脉所覆盖区域的西宁、西安、郑州、重庆等城市又是“一带一路”规划所提及的重要节点城市。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与全域旅游强劲势头下秦巴山脉地区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秦巴山脉河南片区能否把握该机遇为中原崛起贡献力量，将取决于正确的战略选择和发展战略的制定。
二、秦巴山脉河南片区概况
秦巴山脉地处我国地理中心区域，共覆盖了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四川、重庆等地的20多个区市地区，该区生态价值突出，是国家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水源涵养区，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被确定为生态功能区保育区。而河南片区是秦巴山脉生态功能区的重要组成成分，涵盖河南洛阳市、平顶山市、三门峡市和南阳市四个省辖市属的17个县（区、市），包括：洛阳的栾川县、嵩县、汝阳县、宜阳县、洛宁县，平顶山的鲁山县、叶县，三门峡的陕州区、卢氏县、灵宝县，南阳的卧龙、南召县、镇平县、方城县、内乡县、淅川县和西峡县等。
从社会概况来看：秦巴山脉河南片区所覆盖的4个直辖市属17个县（区、市）总人口为1100万，占秦巴山脉地区总人口的19%，占河南总人口的11%。该区域面积近40000km2，占河南省总面积的24%。秦巴山脉河南片区是典型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口89万、贫困村1270个，占河南省贫困人口的16%。该区域城镇化率较低，秦巴山脉河南片区4个省辖市内的城镇化率均低于河南省约10个百分点，低于全国约20个百分点。秦巴山脉河南片区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人口基数大，贫困人口多，脱贫任务艰巨。
从经济概况来看：首先就产业结构而言，秦巴山脉河南片区17个县（区、市）的三次产业已经初步完善，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为468.58亿元、1512.65亿元、1014.32亿元，分别占全省增加值的11.3%、8.5%、8.0%。就秦巴山脉河南片区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情况而言，以第二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最高，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三次产业比重不尽合理，经济发展以第二产业拉动为主。17个县的GDP超过全国的仅有4个，其中以灵宝市为最高，超过全省的有6个，即该片区70%以上的县（区、市）人均生产总值都低于全省平均值。2015年各县（区、市）三次产业增加值及GDP如表所示。
从生态环境状况来看：秦巴山脉河南片区“强生态环境”特征突出，该区域以大陆性季风气候为主，处于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度地带，雨量充沛，四季分明，生态环境良好。区域内森林覆盖率高，达到51%，占整个秦巴山脉地区的10%，区域内有国家级森林公园10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个，国家地质公园3个。
从旅游发展状况来看：秦巴山脉河南片区不仅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而且资源品味极高，以历史文化价值尤为突出，有遗址遗迹类资源543处（如南阳西峡恐龙遗迹园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3处（医圣张仲景祭祀等）。该区域文化底蕴深厚，融汇了以郑州为代表的中原黄河文化，以武汉为代表的荆楚文化，以西安市为代表的西北秦文化以及以商洛、汉中、安康为代表的巴蜀文化，四大文化在此处融汇贯通、交相辉映。
秦巴山脉河南片区旅游资源种类齐全、数量众多，17个县（区、市）共7230个单体资源，涵盖了8个主类，其中部分旅游资源级别较高（世界文化遗产1处、世界地质公园1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1处、省级88处），以平顶山鲁山县旅游资源数量最为众多，且以自然旅游资源居多，单体种类中以地文资源尤多。
三、基于区域发展空间均衡模型的秦巴山脉河南片区主体功能区定位
区域发展空间均衡模型是指，由经济发展状态（Di1）、社会发展状态（Di2）和生态发展状态（Di3）构成的综合发展状态的人均水平值（Di）在标识区域（Ri）内大体趋于相等。即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区域可能由于社会或生态环境良好，而并不比经济发展水平高但社会和生态环境不佳的区域综合发展状态的人均水平值低。
实现区域空间均衡发展的必备条件是：区域内各影响因素能够最大限度地在空间内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根据这一模型形成的不同主题功能区可以实现各主体功能区的经济、社会、人口、生态环境各要素的适时转换，从而实现区域各空间综合发展状态的均衡和谐。
设区域Ri和区域Rj的人口总量为Pi和Pj，则区域发展空间均衡模型就是：
其中，Di、Dj、Pi、Pj分别表示区域i和区域j综合发展状态的人均水平值和当地人口总量；m=1，2，3...；Di1和Dj1是经济发展效益；Di2或Dj2是社会发展效益；Di3或Dj3是生态环境效益，该模型追求区域i和区域j的综合发展水平相当。
全域旅游的理念是，在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而主体功能区的划分依据也是在打破现有行政区划的情况下，旨在促进区域分工，实现优势互补，缓解资源环境矛盾，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全域旅游”所追求的，不再停留在旅游人次的增长上，而是旅游质量的提升，追求的是旅游对人们生活品质提升的意义，追求的是旅游在人们新财富革命中的价值。因此，在此基础上对区域空间均衡模型进行改良，加入旅游要素，以期在全域旅游的视角下，打破各县区间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的“小而全”的发展所带来的恶性竞争和无序开发，为秦巴山脉河南片区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得到新的区域空间均衡模型，即：
四、基于区域空间均衡模型的战略制定
区域空间均衡模型的提出是为了能够通过区域间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合理分配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目标，与全域旅游“全要素、全行业、全过程、全方位、全时空、全社会、全部门、全游客”的“八全”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在全域旅游理念引领下，划分不同主体功能区，依据区域空间均衡模型，结合秦巴山脉河南片区的实际地理区位，实现该区域的均衡可持续发展。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域。
秦巴山脉河南片区的17个县（区、市）的平均综合发展状态的人均水平值为0.035，低于该值的县（区、市）为洛宁县、宜阳县、嵩县、汝阳县、鲁山、叶县、卧龙区、镇平县、方城县、淅川县。从行政区划与地理区位上来看，该10个县全部位于秦巴山脉河南片区的东半部分。从各指标情况来看，这10个县（区、市）均属于人口较多，经济发展状态相对落后的区域。高于平均综合发展状态人均水平值的县（区、市）有7个，为栾川、陕州区、灵宝市、卢氏县、南召县、内乡及西峡县。
从主体功能区定位来看，洛宁县、宜阳县、汝阳县、卧龙区、镇平县、方城县、淅川县以及平顶山的鲁山、叶县属于重点开发区，应积极推进该区域的工业化进程，适度集中人口、产业，形成产业聚集态势；充分挖掘区内生态与旅游资源优势，深度挖掘资源特色与文化品位，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旅游产品；践行全域旅游理念，该区域一直以来是重要的农业区域，应采取旅游+农业的模式，形成产业全域，加快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形成服务全域，创新旅游活动，形成天天有民俗、月月有节庆的时间全域；另外，该区域人口较多，应适当控制人口增长，加强教育体制建设，提高居民文化素质，培养知识型人才。
伏牛山主脉所经过的栾川，嵩县以及西峡、南召地区是拥有着最高的生态价值和旅游资源潜力的地区，该区域从生态涵养角度来看，是重要的生态调节地区，因此该区域的主体功能区定位为生态保护区（限制开发区）。该区域的发展战略是基于优越的生态条件及特色地域文化，以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为主，适度发展文化旅游及水经济产业，限制其他生产建设活动，保障该地区的绿色循环可持续发展。
灵宝、陕州区、卢氏县以及内乡县以应为优化开发区。该区域经济势能良好，环境承载力较高，经济基础好，地理位置优越，位于陇海铁路南缘（洛阳-三门峡-豫陕界段）。该区域的发展战略是充分发挥良好的经济和区位优势，摆脱以往单纯以第二产业拉动的路径依赖，实现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充分利用现代产业技术与现代网络技术融合发展模式（互联网+），以旅游+的思维融合一、二、三产业，优化该区域产业结构，抓住国家规划倾斜机遇，促进该区域健康持续发展。
五、结语
篇6
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度
1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3］。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是限制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也是导致农业外资吸引力弱的原因之一。农业投资环境对外商的吸引力较小，政府已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但农村公共产品不足的问题仍普遍存在，农田水利设施老化、村庄道路差、环境污染等问题成为农业现代化发展制约因素，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资农业的欲望，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外商投资硬环境。对此，政府应在财政上给予更大支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并积极引导和调动各方力量，形成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民间渠道。加强乡村道路，兴建现代化农田水利，进一步改善农村交通、通讯、供电等基础设施，治理耕地、水源等污染问题，在人畜饮水、小水电等工程建设方面继续加大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基本生活条件。
2改善农业投资软环境。投资环境不仅包括基础设施状况等硬环境，还包括无法用具体的物质形态所表述的投资软环境。与投资硬环境相比，外商投资政策、服务等制度方面的投资软环境对农业外资引进的影响显著。优化外商投资软环境，应积极营造有利于农业外资的软环境，制定农业引进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是投资软环境提高的内容之一。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农业投资项目都存在风险大、利润回收期长的特点，相应的实行投资政策上的倾斜，对于增强外商投资的信心有促进作用，可以吸引更多投资者。例如给予税收优惠或为外商投资农业提供土地出租、延长使用年限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最大限度地减免外资企业投资项目的各项税费，保证外商投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同时保证农业外资政策的稳定性，并真正落实，降低外商投资的风险。另一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因素的制度因素是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应建立健全外商农业投资的相关法律和法规和法规体系，保障外商投资的合法权益。其三，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服务意识，设立外商农业投资服务中心，提供农业投资咨询服务，对外商投资项目，减少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降低外商投资成本和交易费用。
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农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均衡
我国农业领域内的外资由于缺乏合理规划，各地区在农业外资引进政策措施上存在较大差别，农业项目审批各自为政，缺乏宏观上的政策引导，导致农业外资过于集中在东部地区。农业引资的东、中、西部地区平衡发展应是以后农业外资政策调整主要方向。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外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部和西部外资比重较低，对农业区域协调发展产生影响，尽管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以鼓励外资向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农业利用外资已开始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但外资区域分布依然呈现“东多西少”的发展态势。
1加强农业外资政策向中西部倾斜，努力改善中西部地区农业投资政策环境。应积极营造有利于农业外资的制度环境，制定农业引进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如给予税收优惠或为外商投资农业提供土地使用权审批权限等便利。同时保证农业外资政策的稳定性，并真正落实，降低外商投资的风险。
2西部地区应强化集聚效应、提升区位优势，以吸引外资的进入。西部地区应当依托本地优势农业资源，建立具有地区产业特色的外商投资农业示范园区，有意识地引导外资集聚，发挥“以点带面”的作用。农业示范园区应该建立一些优势农产品产地，使外商就近投资生产，以此避开地理上的障碍、基础设施不足等不利的区位条件，并使其发挥“示范效应”。农业自然条件的地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粮棉油、农林牧渔生产的地域空间分布格局，还会影响到不同区域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和农产品的品质。我国中、西部地区，如内蒙古、新疆、四川等地在农业资源上都有优势产业，如内蒙古的奶业，新疆的棉花、番茄，陕南甘南的苹果，四川柑橘等，这些自然资源优势是相对稳定且不可替代。因此，在农业外资的吸引过程中应因地制宜，强化地区农业资源效应，发挥地区的农业资源优势在引资中的作用。
3农业示范园区要完善配套产业体系，形成产业关联。有效的办法有2个，一是搞好东西部产业链的对接。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大多集聚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应在产业上与东部地区开展垂直分工与协作，建立起稳定的产销关系，以解决在西部地区外商投资的“市场通路”问题;二是根据产业前向联系，西部地区还应积极引进处于农业产业链下游的食品加工企业和农产品销售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强化聚集的根植性。
引导外资投向，鼓励外资进入农产品深加工领域
农业外商直接投资从不被看好的产业变为外商投资的热点领域，吸引农业外资的政策也应由原来的注重数量增长转变为质量方面的提高，因此除了农业外资投入不断增长外，农业外资区域政策调整更为重要的是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引导。农业外资吸引政策在产业引导上不明显，不能适应农业外商投资所产生的新问题。目前，农业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农产品初级加工领域，在农产品深加工及高科技含量、高新技术农业项目少，无法进一步发挥农业外资对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的作用，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农产品的精加工、深加工将是今后的发展方向。引导农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既可以促进农业外资的产业结构优化，同时也可以消除外资大举进入农业领域对产业安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发展和完善农业产业链
农业产业集群不仅是一个规模化的区域农业专业化经济体，更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组织结构，这种结构包含了生产养植户、加工生产企业、运输销售企业、中介服务企业甚至政府在内的利益共同体，这一网络组织结构成为推动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力量。在集群内部，企业之间会由于长期的合作和交流形成的相互信任关系，减少市场交易中的机会主义和不确定性风险［4］。当前，我国农业产业集群还存在产业链条短、分工水平低的发展困境，但是农业生产是以有生命的动植物为对象，整个生产过程具有时效性，“迂回生产”程度受到一定限制，因而其技术工艺创新、产品创新的难度更大，需要政府和企业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发展和完善产业链。
培育发展龙头企业，积极吸纳中小企业
产业集群内部龙头企业的发展对于整个集群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龙头企业凭借雄厚的资金和生产能力，能够带动较大范围内的农户以及企业的发展，从而带动集群发展和整个地区发展，这是农业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主要特点。因此，中小企业可以依附龙头企业的市场和经营，发挥和利用自身有限资源优势，成为龙头企业的一部分，在产业集群内形成大中小企业密切配合、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完善的网络体系，共同构建农业产业集群效应。因此加快农业龙头企业发展是加快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举措，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
篇7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农业经济增长；面板模型；三大区域
1引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性生产部门，同时也是劳动力资源的需求部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吸引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镇，老人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在经济水平不同的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也有差异，值得我们重视。针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其影响，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毛雪峰(2009)分析表明：农业生产主体逐渐向年龄大的层次偏重，老龄劳动力在中国农业生产中占相对重要的位置。李旻(2010)利用辽宁省2003~2008年的固定农户连续跟踪调查数据，分析得出辽宁省农业劳动力已明显出现老龄化现象，并有持续加剧的趋势。陈锡文(2011)在计算农业劳动力投入对农业产出的贡献度和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劳动力投入增长的影响的基础上，得出2002年以后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升高对农业产出产生负作用的结论。郭晓鸣(2014)根据四川省501个农户的问卷调查发现，传统农业区的人口老龄化现状远远高于城镇，60岁以上老人成为农村家庭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本文在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试图探讨东中西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提出可行性的建议。
2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
2.1模型设定
本文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兼顾劳动力、人力资本、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的变动影响农业经济发展，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为：其中：Y为人均第一产业总值，K为人均农业物质资本，H为人均农业人力资本水平，age为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UR为城镇化程度，IS为产业结构。
2.2变量选择
人均农业增长水平（Y）：为第一产业增加值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之比，人均产出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富裕程度，同时较高的人均产出量，保障充足的老年人口经济资源。为合理反映农业实际产出，以1985年为基期，在剔除价格变动的基础上转换成不变价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人均农业物质资本（K）：本文参考陈锡文（2011）采用农村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乘以固定资产投资缩减指数推断2000~2014年各地区的农业物质资本。并用估算结果除以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得人均农业物质资本投入。人均农业人力资本水平（H）：由于农村地区统计数据有限，选取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6》中各地区乡村实际人均人力资本衡量教育收益和教育质量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农村人口老龄化（age）：现有研究衡量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常用指标主要有乡村老年人口抚养比和农村人口老龄化率（农村65岁以上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两个指标，前者从经济角度反映人口老化社会的后果，后者从农村总人口的角度考察农村老年人口的分布。本文将两个指标分别建立模型进行研究对比和分析，并加入乡村少儿抚养比与乡村老年抚养比进行经济角度的纵向研究。两个控制变量：城镇化程度（UR）：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产业结构（IS）：第一产业生产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考虑样本数据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本文选择2000~2014年中国29省面板数据。由于数据缺失，本文没有考虑和上海两个地区。数据来源为《中国农业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6》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
3实证结果与分析
中国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使得各地区的农民收入和农民生活水平均有较大差异，而农民生活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农村人口的预期寿命，进而对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产生影响。此外，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带来中国农村地区大规模的年轻人口流出，加剧各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发展程度。图1依照国际惯例将乡村65岁以上人口占乡村总人口7%为基准，绘制各地区的2014年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从图中清晰发现：新疆、青海和三个地区农村老年人口比例均在7%以下，说明这三个地区还没进入农村老龄化社会；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等东部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区域，以及重庆、四川、安徽、湖北等一些劳动力流出大省市。因为各地区农村老龄化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分东中西三个地区，分别对其进行回归，以期发现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经济影响是否存在地区间差异。对东中西三大区域分别建立模型，结果如表一所示。从表1来看：Hausman检验对应的P值<0.05，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是最为合适的；根据农村老龄化指标，无论老年人口抚养比还是老年人口比重，可以看出农村人口老龄化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农业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但制约了西部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这可能主要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流动有关，东中部地区较西部地区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科技优先应用等优势，农业人才和现代化设备的引入缓解老年人口带来的负向影响，相反，西部地区大规模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出，老年人口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造成农业人才严重缺失和现代化设备不足，很难寻找劳动力的替代品。西部地区物质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最大，西部>中部>东部，这和现实情况也是相符的，由于东部地区经济优势、人才优势、发展优势等促进其由传统农业转型为现代化农业更有优势；人力资本投入显著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其估计系数仅次于物质资本投入。
4建议
根据上述结论，我们提出两点的政策建议。首先，科技和人才引领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加大农业新科技的研发、推广力度和高端人才培养。政府和企业应投入大量资金从事农业新科技的研发、新型用药、老年机械设备的研发等等，并加大推广力度，使农业科研和农业生产最大限度相结合。其次，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建立城乡一体化互补性的现代农业产业结构，充分运用新技术带动新要素由城市向农村转化转移。推动建立一二三产业融合现代农业，发展信息农业、电子商务农业、互联网农业等各类新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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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俊,杨钢桥,胡贤辉.农业劳动力年龄对农户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来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实证[J].资源科学,2011(09).
篇8
关键词：农业大省；二元结构；现代农业；中原崛起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支撑中原崛起的农业与农村发展问题研究》(2004DJJ015)的相关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关付新(1965―)，男，河南长葛人，管理学博士，河南财经学院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综合发展、农业组织创新研究。
中图分类号：F304．5；F12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6)06―0043―04
收稿日期：2006-07-21
一、农业问题是制约中原崛起的瓶颈
河南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和中部传统农业大省，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特征突出，要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中原崛起发展目标，在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条件下，存在着资源约束、制度约束、市场约束和技术约束等。只有突破这些因素的约束，资源要素才能在产业间和空间上合理配置，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优化结构，快速推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实现中原崛起的发展目标。当前制约中原崛起的瓶颈存在于河南农业。
1．庞大的农业人口所需要的经济活动空间加剧了土地资源的稀缺，形成制约中原崛起的资源约束
2004年，河南省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82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3倍，人地矛盾突出。河南占全国1．7％的土地承载着全国7．5％的人口，人均土地资源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河南省乡村人口比重大，乡村从业人员多，农业从业人员占有耕地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9％。2004年河南乡村人口比重为71．1％，比全国平均水平58．2％高13个百分点，而乡村从业人员比重为84．4％，比全国平均水平64．8％高出19个百分点。考虑到河南乡村人口和乡村从业人员在全国总量中所占比重大这一因素，剔除全国平均水平中河南自身的作用，河南省乡村人口和从业人员比重比其他省区的平均水平更高。河南省农业用地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74．3％，而全国农业用地只占国土面积的69．1％，但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经营耕地面积1．52亩，仍低于全国平均2．00亩，表明河南省农地资源和后备土地资源严重不足，即使在人多地少的中部地区，也处于最低水平。农业的特点是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必须有足够的土地资源承载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人口。河南省耕地面积减少和乡村从业人员增加的逆向变化，加剧了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再加上农村居住建设用地扩张及发展工业和城镇建设对土地“农转非”的需求，工农用地的冲突和城乡发展的矛盾更加突出，土地成为发展的最大资源瓶颈。
2．过去的农业政策及相关政策所导致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成为制约中原崛起的制度约束
在交易的社会中，制度安排有三种方式，一是企业制度，二是市场制度，三是政府制度。政府制度和市场制度共同造成了河南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并制约现代农业企业制度的建立。
第一，政府和市场造成河南省二元特征显著的社会经济制度。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主导的二元结构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造成的二元结构，在河南省的叠加和强化，突出了河南省二元特征的社会经济制度。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国家长期对农业实行“多取、少予、管死”政策，以剪刀差形式获取农业利益，支持工业和城市优先发展。与此相关的影响城乡不平衡发展的土地征用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教育卫生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加剧了河南的城乡分化。在计划经济奠定的城乡割离和工农利益失衡条件下，市场化进程中的劳动、土地和资金等要素趋利而动，流向城市和工业，形成河南省突出的二元结构特征。
第二，全国农业市场化削弱了河南传统优势，而国家的农业政策制约了河南的市场进程。在传统农业阶段的产品经济条件下，河南土沃粮丰，优势明显，而当农产品长期短缺问题得以解决后，土地密集型的大宗农产品优势衰减。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河南省棉花、烟叶等传统经济作物的优势被严重削弱，总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下降(见图1)。在我国粮食生产向北方转移的同时，棉花主产区向以新疆为中心的西北棉区转移，最大的烟叶产区转向西南地区。河南农业传统优势在全国农业市场化进程中丧失，而国家农业政策却制约了河南的市场化进程。政府制度长期主导河南农业发展，而市场制度落后，作用较弱。在改革开放的市场化进程中，国家对粮棉生产和购销的计划控制时间最长，市场化改革最晚。河南作为粮、棉、油、烟、肉等大宗农产品生产大省和农村人口大省，对这些计划政策产生了突出的响应效果，市场化进程迟缓。2002年河南省的市场化程度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位列第18位，农业生产商品化、农村市场发育程度和农村市场化程度都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河南省的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和市场化农业的发展任重道远。
第三，由于资源条件和制度约束，河南现代农业企业制度的建立面临着较大困难。在进入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的新阶段，制度创新的重点是农业组织企业化的制度创新，塑造现代农业发展主体。由于人多地少资源禀赋条件的限制，落后的市场制度和滞后的农村土地制度与金融制度的约束，河南农户在企业化进程中存在较大困难。其一，小农数量有增无减。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一般呈现出农户数量减少、家庭经营规模扩大的规律，而河南省的农户数量从1990年的1734．8万户增加到2004年的2015．6万户，户均耕地面积由5．99亩减少到5．43亩，表现出逆现代化趋势，相悖于市场化、社会化和专业化的现代农业发展，不利于现代化农业经济组织发育。其二，小农性质难以改变。在农业市场化进程中，
二、农业发展是中原崛起的基础
农业的特征决定了农业活动是协调自然、经济和社会三大系统关系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方式。作为农业大省，河南的农业发展直接关系着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环境改善。
1．农业发展能够巩固中原崛起的经济基础
根据《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到2020年总人口控制在1．07亿以内，城镇人口达到50％，非农业劳动力达到60％，人均GDP在2010年的1．2万元的基础上翻番，二、三产业GDP占90％。农业发展是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是经济结构优化的条件，也只有农业现代化，才有条件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
第一，农业发展为实现中原崛起提供粮食安全保障。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必须具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证本省的粮食安全，并为国家粮食安全做贡献。通过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以更少的农业从业人员，满足日益增多的非农业人口的食
河南小规模粮食生产农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凸现。以粮食生产为保障手段的小农大量兼业，“拐杖农户”成为河南农业生产的主体。传统农民缺乏机会和能力从市场获利，家庭经营收入的比例降低，收益增长缓慢。农民既不愿种地又严重依赖土地的情况较为普遍。在当前资源条件和制度的约束下，兼业户不断增加，并且以农业收入为主的一兼户比例高于以非农收入为主的二兼户。这样的格局难以形成专业化生产经营的农业组织，制约农业企业制度的建立。
3．传统农业的现代化改造任务艰巨，全面制约农业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形成现代农业发展的技术约束
发展现代化农业，要用现代技术改造农业，以现代组织形式经营农业，全面提升农业市场竞争力。农业竞争力表现为有着递进关系的四个层次，即农产品竞争力、农业资源要素竞争力、农业经营组织竞争力和农业产业竞争环境持续力。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是建立在发挥资源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而比较优势的发挥是以农业经营组织能够根据资源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进行决策为条件的。最终能将比较优势提升为竞争优势的条件是，通过农业组织的竞争与合作，营造和健全其他地方无法复制的农业产业环境。河南传统农业在人地关系紧张条件下，农户小规模粮食生产的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小规模经营还弱化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努力，再加上市场环境的影响，强化了河南改造传统农业的困局。所以，河南农业的“小规模”和“剩余劳动”排斥现代技术的“过密化”小农特征比全国突出。在全国农业发展格局中，正处于沉降态势的以河南为代表的中部农业，相对于东部以市场为导向的外向型农业、东北部土地密集的资源型农业和西部资源依托型的特色农业的发展，形成盆地态势。物需求。这样为农业发展提出的要求是，由2003年的每个农业劳动力为2．9人供给食物，到2020年提高到4．4人。考虑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业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减小，再加食物结构中肉、蛋、奶比例的增加，对农业劳动力供给食物的数量和质量的要求更高。第二，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为服务业发展开拓新的领域。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在河南省的兴起得益于既有的传统农业基础，其持续发展需要发达农业来支撑。农业从过去温饱水平下满足人们粮、油、肉食物需要和棉、烟、麻工业原料需要，扩展到满足小康阶段的饮、药、赏等新的需求。因此，我们一是要推动健康饮用品、现代中药等新兴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二是拉动一、三产业一体化的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第三，为二、三产业发展提供劳动资源。推算静态绝对量，到2020年，不仅新增1033万总人口中的乡村人口全部转移到城镇，而且还需要从现有的乡村人口中转移出1687万，这要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条件。第四，为二、三产业发展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包括新增农资需求、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服务需求等。2004年河南省城乡消费水平之比为3．3：1，占总人口71．1％的乡村人口，消费只占总额的43．7％。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高全省市场购买力。第五，为城镇化和工业化提供土地。到2020年实现河南省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城镇人口相当于在2003年城镇人口基础上翻番，必然带来建设用地的大量增长，尤其是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必然有更高的建设用地需求。这要求从现有的农地中腾出空间用于城镇扩张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2．农业发展能够强化中原崛起的社会基础
第一，农业发展是农村稳定的基础。农村稳定是河南省社会稳定的根本，是中原崛起的基础。在中原崛起进程中，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不同经济组织之间、市场主体之间发生流转和重新配置，利益关系不断调整，其中对传统农民影响和冲击最为严重。一是要实现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二是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农民要完成向市民的转变；三是要面临观念、知识更新和传统习俗改变的冲击。只有农业的发展，才能打好农民完成这些转变的基础，相对降低农民进人新环境和新职业的门槛，减轻农民的压力；只有农业的发展，才能在政府对农业“多予、少取、放活”进行利益调节的基础上，再增进农民利益，减少利益冲突；只有农业的发展，改变农业和农村的落后面貌，才能提升农民的社会地位。第二，农业发展是协调城乡关系的条件。2004年河南省城乡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为3．0：1，人均消费水平之比为3．3：1。形成这些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控制农业、优先城市工业政策的影响。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要求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为20000元和8000元，其比为2．5：1。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途径就是发展农业，繁荣农村经济。
3．农业发展能够改善中原崛起的生态环境
中原崛起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目标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具有良好生态环境支撑的可持续发展基础上。但河南省人地矛盾突出，造成的人口压力、粮食压力、环境压力和资源压力等，威胁可持续发展能力。随着城市的扩张、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经济发展空间的扩展，一方面对生态基础的要求更高，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威胁更大。河南省人均资源数量的不足，需要以更高的质量来补偿，但目前面临的数量减少和质量下降的双重压力，削弱了河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态基础。黄河缺水和淮河污染问题直接影响到河南省的工农业生产和城镇用水，农村“逢河必干，遇水必污”对农业和农民生活危害极大，全省森林覆盖率偏低导致水土流失，农业面源污染恶化了农村环境。要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相协调，使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重要途径就是在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交织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实现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同步增长，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在平原农区，通过采取政策措施、技术措施和工程措施，控制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的过度使用，发展生态农业和绿色农业，同时利用作物秸秆发展畜牧业和农村沼气工程，解决面源污染问题，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与自然环境的冲突。通过采用节水灌溉技术和作物品种改良，解决粮食生产与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在丘陵和山区，通过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用材林、名特优经济林、生态林，形成生态保护与山区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通过发展山区特色农业，打破山区生态贫困、经济贫困和知识贫困之间的恶性循环。只有通过发展能够强化生态功能的现代农业，才会全面实现中原崛起目标。
三、发展现代农业，支撑中原崛起
中原崛起是国家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先后实施的东部开放、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依托不同的背景和条件。中部地区是我国传统农业精华所在的粮食主产区，区别于其他地区，农业与农村发展在中部崛起发展战略中具有基础作用和特殊意义。农业和人口使河南省成为中国的“老大”，没有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就会使河南成为中国发展的
“老大难”。所以，中部崛起看河南，中原崛起看农业。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是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途径，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而发展农业，则是加快河南省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举措。
1．发展农业，加快河南工业化进程
《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农业大省工业化的根基在农业，这不仅表现在一般意义上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且对河南省工业化的发展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首先，在现有的工业结构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占有重要地位。2003年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的企业数量、工业增加值和工业销售产值分别占全省轻工业的74．2％、78．5％和78．6％，占全省工业的33．3％、22．9％和26．2％。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的企业数量、工业增加值、资产和利润总额，分别占河南省工业的15．3％、9．1％、6．2％和lO％，远远高于全国平均的8．1％、5．1％、3．8％和3．4％。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的企业数量所占工业企业比重，也高于河南省1999年的14．8％。农业发展还与河南省具有优势的烟草加工业、纺织业和木材加工业等高度相关。其次，在河南工业化的战略中，农业的作用依然突出。发挥河南省劳动力和农产品丰富的优势，发展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资源的精深加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继续支持乡镇企业和农村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加快农区工业化步伐，这是河南省工业化的重要举措。与农业相关的食品医药和轻纺是河南省的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生物工程和现代中药是要培育的新支柱产业。把河南建成全国重要的优质农畜产品生产和深加工基地，是河南省产业基地建设的重要内容。
2．发展农业，加快河南城镇化进程
加快城镇化进程，是实现工业化、推进农业现代化、全面繁荣城乡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必然要求。《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要求，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经济支撑有力、基础设施完善、服务功能健全、人居环境优美、发展协调有序的现代城镇体系，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大幅度提高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2020年全省城镇化水平达到50％以上。农业发展是实现城镇化发展目标的基础和条件。
首先，发达的农业是中原城市群健康崛起的基础。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等，要在全省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非农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达到80％左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60％左右，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省的60％以上。2003年中原城市群所包括的9市，非农业劳动力比重为43．7％，比全省平均水平仅高4．3个百分点，以农村统计资料计算出的乡村人口比重只比全省平均水平低6．4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省的55．3％。而发展目标要求，到2020年非农业劳动力比重要比全省平均水平60％高出20个百分点，城镇化高出全省10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要占全省的60％。对照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的发展目标，压力最大的是当前非农业劳动力比重过低。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不仅需要提高非农产业的容纳能力，还需要通过农业的发展，更快释放农业劳动力。还有中原城市群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压力。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中原城市群的第二、三产业产值已经分别占到全省的58．4％和60．5％，差距最大的是第一产业，只占全省的37．2％，其中农业占全省的36．6％，农业成为中原城市群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短腿”。所以，农业是中原城市群发育成长的基础。只有发展农业，才能打破中原城市群发展的瓶颈。其次，农业是产业兴市、壮大城镇经济实力、实现大中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关键。搞活县域经济，增加县(区)和乡镇财政收入，不断增强小城镇发展的经济支撑，要依托农业区域专业化和特色农业的发展，以水果、蔬菜、花卉苗木、食用菌、中药、畜禽等农产品的生产、批发、加工、贮运、专用农资供应为基础，形成区域性主导产业和专业市场，业兴城荣。这是一条农民循序入城，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城乡和谐的农村城镇化道路。
3．发展农业，加快河南现代化进程
在农业大省，农业现代化既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又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难点。河南与全国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农业和农村。面对经营规模小、专业性差、商品率低、生产手段落后和竞争力不强等特征的传统农业，我们需要从四个层次加快河南现代化农业发展。
首先，按照先进标准管理农业，树立河南农业品牌，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通过建立和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和检验检测体系，加强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认证和管理，推进全省农业标准化生产，保证河南农产品的安全、优质信誉。其次，用现代生产要素发展农业，发挥河南比较优势，提高河南农业资源要素的竞争优势。通过改革，加快对农业的资金和技术等现代要素的供给，满足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的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同时，通过农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布局调整，发挥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优势，形成区域专业化格局，促进社会化分工和生产规模扩大。再次，以现代农业组织经营农业，塑造现代农业发展主体，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创新能力。把以生存为目标的传统农户塑造成以发展为目标的合格的市场主体，从独立弱小的生产和生活单位转变成为积极吸纳现代要素、广泛参与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组织。最后，培育完善的产业体系支撑农业，市场竞争与产业集聚互动，营造支持河南现代农业发展的产业环境。要为河南现代农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和完善的制度体系，以确保投入要素能够高效利用和升级换代，积聚人力资本和先进基础设施等专业型的高级要素，形成河南农业更具有决定性和持续力的竞争优势基础。
篇9
关键词：地区差距；经济增长理论；空间经济学；经济增长趋同；CP模型；本地市场效应；DS模型；知识关联
中图分类号：F061.5；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6002009
近年来，我国经济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经济社会面貌大为改观，国内外学术界称这种现象为“中国奇迹”，然而与这种快速变化相伴随的是我国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深刻变化，而地区差距的扩大便是该空间布局变化中凸显出的重要问题。因此，如何缓解和缩小地区差距已成为社会关注、政府关心和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事实上，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作为人类社会中唯有的两个长久经受检验的经济特征事实（Knaap，2004），理论界也主要从经济增长理论和空间经济学两方面作了分析与研究，也证实了这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不过，这些研究不仅在理论基础上存在一定缺陷，在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发展方向上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基于此，笔者在回顾经济增长理论、空间经济学及两者结合框架下对地区差距及中国地区差距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和总结这些研究的特点、进展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以期能为地区差距问题的研究及中国地区差距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建议。
仇娟东，曹 钢：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双维度下的中国地区差距一、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地区差距
1.缺乏空间维度的经济增长理论
以经济增长为主题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1776），尽管他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增长的概念，但所强调的如何能够最适当地取得财富和达到富足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就是关于一国经济增长的理论。斯密明确指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其对市场范围的强调说明斯密的理论考虑到了空间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随后，大卫·李嘉图通过将环境因素弱化为土地生产力的差异，有效地将空间因素从其分析体系中剔除（Ekelund et al，1999）。后来，马歇尔、萨缪尔森等人的研究主要以资源配置为主题，从而使空间因素进一步游离于主流经济学之外。
首次明确以经济增长为主题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是劳动、投资和技术进步的函数，然而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基本假设，终将使长期增长因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而消失，而长期的增长完全被“外生”的技术进步所决定。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并没有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子，地理因素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任何影响。随后，以解决技术外生问题而广为流行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在生产者之间的扩散以及从人力资本中得到的收益等，使得资本积累中的收益递减现象得以避免（罗默，2009）。显然，尽管这类模型强调技术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并没有分析知识和技术溢出的强度，从而也就忽略了空间因素。随后，Helpman（2004）将R&D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并认为有目的的R&D活动往往以某种形式的事后垄断作为奖励，如果经济中不存在思想枯竭的趋势，那么长期的经济增长就不会停滞。可以看出，该分析已将地理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但仅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与地理因素有关，经济增长的内生化仅限于技术因素而没有拓展到地理因素，区位的作用依然游离于模型之外。总之，缺乏空间维度已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明显特征。
2.经济增长理论中地区差距的研究
尽管经济增长理论缺乏空间维度，但却涉及对区域经济增长不同绩效的分析，这些分析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趋同或收敛的研究框架内。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运行存在稳态，而经济增长便是向稳态发展的过程，这也就意味着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具有一致性的趋势。然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物质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技术进步能力的差异等，会导致经济体之间经济增长差异的永久性，从而不会出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所说的趋同现象，经济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趋同（巴罗 等，2010）。由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增长趋同方面不同的预言，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量针对趋同问题的研究。具体来说，对不同经济体经济增长趋同性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始于Abramovitz （1986）和Baumol（1986）的研究。Abramovitz（1986）的研究证实了生产率水平和生产率增长速度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不过该关系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5年左右表现显著，而其它时期却存在明显波动；Baumol（1986）基于1870—1979年麦迪逊（Maddison）数据的研究表明，工业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存在显著的生产率趋同现象，计划经济国家区域经济趋同表现得较为平均，而不发达国家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趋同趋势。可以看出，这两位学者的研究结论存在明显差异，从而也并没有对经济趋同现象是否存在给出明确结论；同时，其研究方法也存在样本有偏、度量误差等不足。不过，这些研究带动了关于经济增长趋同问题研究的快速发展。随着各国经济增长的不断演进和计量经济方法的不断成熟，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趋同问题的研究也更为活跃，也相继提出了绝对β趋同、条件β趋同、σ趋同、俱乐部趋同等多种“趋同”概念（巴罗 等，2010），对各地区经济增长趋同类型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也层出不穷。
3.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中国地区差距
我国学者从多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趋同问题展开了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学者们分别运用统计指标法、横截面回归法、时间序列分析法、分布动态法和综列数据分析法（邹薇 等，2007），分析了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增长的趋同现象。从所涉及的趋同类型来看，徐现祥等（2004）对我国21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分析表明，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表现出绝对β趋同和σ趋同，并且该结果是稳健的；林光平等（2006）的研究则重点关注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是否存在σ趋同情况，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各省区经济增长表现出了σ趋同；袁立科（2010）等人研究了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条件β趋同，即东、中、西三大地区内部的条件β趋同和三大地区之间的俱乐部趋同；彭国华（2008）等人的研究则表明了我国地区收入的俱乐部收敛特征。从经济趋同形成的原因来看，学者们主要从地区发展战略与政策、地区特定因素、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要素市场扭曲等方面进行解释（刘夏明 等，2004）。可见，上述研究并没有对中国经济增长趋同形式得出一致的结论，从而也难以判断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具体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在经济增长趋同框架下的研究中，起源于不同理论流派的研究对经济活动的解释不同，学者们相继提出了多种不同类型的趋同形式，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趋同性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较多地关注趋同形式，而对趋同原因、过程、机制的研究略显不足。此外，上述研究对经济体的空间相关性与空间互动的研究还显得较为缺乏，这也使得缺乏空间维度成为经济增长理论框加下地区差距问题研究的明显特征。
二、传统空间经济学中的地区差距
1.缺乏动态性的传统空间经济学
从传统空间经济学来看，德国古典区位论的代表人物Thü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9）分别提出了“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中心地区理论”“市场区位论”，并在区位选择、集聚的动力机制、经济的空间结构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的研究存在缺乏空间结构形成的微观基础和内在机制的模型化问题（藤田昌久 等，2011），也一直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古典区位理论之后的相关研究中，Hoover（1948）将集聚经济划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局部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并提出了导致经济活动空间差异的自然资源优势、集聚经济和运输成本三个基本因素；Isard（1956）将区位问题表述为一个关于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的标准替代问题；Alonso（1964）推导了居民和城市厂商的租地竞价曲线和农业竞租曲线，进而分析了供求平衡中的地价和地块形状；Henderson（1974）将整个经济视作一个城市体系，并论证了城市规模与福利之间的平衡以及其决定的城市理想规模（藤田昌久 等，2004）。
可以看出，在传统空间经济学的动态演进中，研究者们逐步借鉴并使用经典的主流经济学方法分析区位、城市等空间问题，但这些研究均以匀质的空间为基础平台，从而在竞争性均衡中无法出现城市、专业化的区域和贸易，也无法真正解释区位选择问题；再者，在上述有关空间和区位选择的研究中，一般采用静态分析法和比较静态分析法，从而使地理因素在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形成中动态演化的特征不足，也使区位的选择和经济空间布局的形成具有瞬间产生的质疑。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缺乏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纳入经济模型中的理想方法（藤田昌久 等，2011）。需要指出的是，是否同时具备非匀质空间和动态性特征，成为区分传统空间经济学与新空间经济学的重要依据（刘朝明，2002）。
2.传统空间经济学中地区差距的研究
按照分析的基础理论不同，传统空间经济学框架下对地区差距问题的研究可分为CP模型和本地市场效应两类。
（1）CP模型与地区差距
Krugman（1991）所建立的“核心—边缘模型”（Core Periphery Model，简称CP模型）考虑的是一个两种要素（不可流动的农业劳动力和可流动的工业劳动力）、两个部门（完全竞争的农业部门和垄断竞争的工业部门）、两个地区（南部和北部）的2×2×2模型，并假设农产品无运输成本，而制造业产品存在“冰山成本”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并不考虑运输成本， 但现实贸易中的运输成本又是客观存在的，从而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52）创造了“冰山成本”的概念，并建议人们想象货物在运输途中“融化”掉了一些，最终只有一部分能达到目的地，损失掉的那一部分便是运输成本。 。在经济的演化中，受由市场接近效应、生活成本效应形成的“集聚力”和由市场拥挤效应形成的“分散力”及循环累积因果机制的作用，在运输成本足够低、制造业有差异的产品种类足够多和制造业的份额足够大等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制造业“中心”和农业“”的空间格局终将形成。可以看出，CP模型框架下对地区差距的研究主要强调两点：其一，集聚力与分散力的形成及其相互作用；其二，循环累积因果机制的作用。CP模型对“全球范围内城市化快速推进和大都市迅速成长，而乡村地区人口锐减”等经济现象有着强大的解释力，从而在问世伊始就受到了广泛关注。后来，包括Krugman本人在内的诸多学者对CP模型进行了完善和创新，而以CP模型为基础的一系列类似模型也纷纷建立（Baldwin et al，2011）。
（2）本地市场效应与地区差距
在新古典贸易理论难以完全解释复杂贸易实践及新贸易理论缺乏经验证据的困境下，Krugman （1980）指出在规模报酬递增和存在贸易成本的世界中，那些拥有较大国内需求的国家将成为净出口国。也就是说，若某地对某种产品有较大的偏好和需求，那么该产品在该地区生产将进一步导致较大规模市场上某种产品的分布大于其需求，这就是著名的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至于本地市场效应与地区差距的作用机制，库姆斯等（2011）指出，本地市场效应的生产函数假设：生产要素除了同质的劳动力之外，还包括属于全体劳动者所有的资本，从而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所获得利息仍归劳动者所有，地区差距也存在没有拉大的可能性；从模型结果来看，在短期，某地区需求的增加在导致产量增加的同时也引起平均成本的下降，该规模收益递增也将进一步提高厂商的盈利能力，从而那些选择市场规模较大地区的厂商较选择市场规模较小地区的厂商能获得更大的利润；但从长期来看，核心区对新厂商的吸引在加大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差异的同时，也加剧了内部厂商之间的竞争，这也就阻碍了厂商进一步向核心区集聚的趋势；这两种相反力量的共同作用就是“本地市场效应”的效应，而地区差距是否拉大则取决于上述两效应的合力。
鉴于本地市场效应这一概念在新贸易理论中的关键性，检验其是否存在便是一个重要问题。Davis等 （1996）基于OECD国家相关数据的检验，并未能发现本地市场效应；然而，在考虑到市场准入因素后，再次对日本和OECD国家的需求和产出数据的测算却支持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Davis et al，2003）。随后，Schumacher（2003）、张帆等（2006）、Crozet 等（2008）分别研究发现OECD国家、中国、世界银行观测的25个国家等均存在本地市场效应。
3.传统空间经济学中的中国地区差距
（1）CP模型与中国地区差距
随着CP模型的完善与发展，以该模型为基础对中国地区差距问题进行分析的文献也不断出现。李杰 （2009）的分析表明：由贸易自由度提高带来的集聚力和知识溢出带来的分散力，对我国产业布局具有显著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该影响导致地区差距形成的机制。许政等（2010）分析了到大城市和大港口的距离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证明了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与该距离之间的关系符合CP模型的预测，这也从另一侧面阐述了中国城市间的地区差距问题。此外，安虎森等（2010）运用循环累积因果机制分析了东部地区经济集聚、地区差距拉大等问题，并基于此给出了推动我国地区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可以看出，CP模型框架下中国地区差距的上述研究似乎都建立在这样的逻辑关系上：地区差距的拉大引致减小地区差距的政策需求，而减小地区差距的重要措施则是限制引起地区差距拉大的熟练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向东部地区的进一步集聚，或者推动落后地区熟练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集聚。事实上，该逻辑是否成立还需通过相应的标准来判断：其一，集聚与地区差距是否存在临界点，即临界点之前进一步集聚将会拉大地区差距，而临界点之后的集聚反而有助于地区差距的缩小，那么在未达到临界点之前政策干预的必要性就值得商榷；其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并不意味着地区经济状况的改善。进一步地，若经济活动的集聚对中心地区居民的福利增加大于对地区居民福利的损失，从而形成经济学中效率与公平的基本矛盾，在该情形下，是否进一步推动集聚还取决于社会的基本价值观（藤田昌久 等，2004）。
（2）本地市场效应与中国地区差距
张帆等（2006）基于对经典模型改造的研究和实证检验表明，中国至少存在七个显著的本地市场效应，而本地市场效应在中国各地生产和贸易类型的选择上起着重要作用，并建议产业布局时应考虑本地市场效应的分布而不是要素禀赋的分布。钱学锋等（2007）通过对本地市场效应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综述，发现该效应对不同规模国家的影响难以界定，而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战略发展举措应注重本地市场的发展。梁琦等（2012）提出解释地区差距的新视角，即异质性企业的区位选择，他们也主张落后地区通过技术引进、人力资本积累等措施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并推动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此外，范剑勇等（2010）的研究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在促进产业集聚的同时不会扩大地区差距，并说明我国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可以兼容的，而该结论的进一步的推论则是加强劳动力向沿海地区的集聚，但同时要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外来农民工的做法。可以看出，上述关于本地市场效应与我国地区差距分析的结论并不一致，从而导致在“是否进一步推动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等政策建议上也出现了不一致。
事实上，上述基于CP模型和本地市场效应的分析，具有前提假定（不完全竞争、规模收益递增等）较为现实等优势，但是缺乏对“块状”特征形成中的动态性的认识，对知识经济时代集聚力与分散力的变化及其作用机制的分析也显得较为缺乏（Fujita，2007），这些问题与缺陷也进一步导致了不同研究在地区差距问题治理上的思路也不同，因此全面、动态地认识及治理地区差距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
三、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结合视角下的地区差距
1.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维度的融合
Dixit等（1977）开发了垄断竞争模型（简称D-S模型），使得垄断竞争和收益递增能够顺利模型化；Krugman（1991）也基于此建立了前文所提及的著名的“CP模型”；随后，藤田昌久等（2011）借鉴D-S模型并结合冰山成本、动态演化和计算机运用，很方便地解释了经济活动的地理结构和空间分布是怎样在“向心力”和“离心力”这两种作用力下形成的问题，从而开创了被他们命名的“空间经济学”的研究。空间经济学将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的空间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以此来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何时得以维持”、“在不存在空间集中的情况下，对称均衡何时会变得不稳定”这两个基本问题，并通过这些问题的分析探讨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变动及其规律。当然，这些分析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它们依然属于静态分析，而核心与边缘的形成似乎是瞬间发生的（Ikeda et al，2012），从而并不适合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值得肯定的是该分析为将空间维度纳入长期经济增长分析作了必不可少的铺垫。
后来，在上述D-S模型和CP框架的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探索了经济增长理论和空间经济学的融合方式，并发展出一系列分析微观异质劳动者、异质企业与总体经济相互影响的经典模型，重新解释了现实中要素流动、经济集聚与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的关系。与传统空间经济学相比，这些模型与分析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体现了动态性问题，这也为传统空间经济学融入主流经济学提供了有效路径。具体来说，根据他们所关注的要素不同，有关这两者融合的模型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类：（1）Baldwin （1999）等重点关注了资本的损耗与创造在经济增长及其空间布局决定方面的作用；（2）Baldwin等（2001）、Mori等（2005）、Fu 等（2012）重点关注劳动力因素在内生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区位选择中的作用，其中第一项研究以劳动力不可流动为基本假设，而后几项研究以劳动力的完全流动为基本假设；（3）Martin等 （2001）重点关注R&D对区域经济增长和空间结构的影响；（4）Fujita等（2002）、谭成文（2009）则从劳动力因素和R&D因素结合的视角研究区域经济增长及其空间结构问题。可以看出，这些研究均从最基础的生产要素入手研究经济增长及地区差距的形成机制，从而具有牢固的微观基础，但其也存在缺陷，至少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对上述研究做出拓展：其一，上述研究对劳动力流动的假定往往处于极端状态（不流动或完全流动），因而可考虑向劳动力流动的中间状态拓展；其二，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溢出、信息外部性等因素在经济增长中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Fujita，2007），可考虑将这些因素纳入分析框架。
2.双维度下的地区差距研究
在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结合框架下（简称双维度下），上述理论研究也涉及不同地区在均衡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率不同，从而也间接地引申出了地区差距问题。具体地，根据研究的切入点不同，双维度下有关地区差距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基于基本生产要素的研究。Faggian等（2009）、Gennaioli等（2011）基于对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区分，分析了不同类型劳动力对区域生产率的影响，进而分析了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分析表明：熟练劳动力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非熟练劳动有非显著影响；而Henderson（2003）、Brülhart 等（2009）基于跨国数据的研究则表明了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线性关系和“倒U”型关系。可以看出，关于以劳动力为例的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及地区差距的作用方向如何，这些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二是基于产业组织层面的研究。由于结论的不一致性及中间机制的不明确性等原因，一些研究开始直接检验产业层面的集聚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如Brülhart等（2009）、Drucker等（2012），但前者的分析表明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并指出临界点大约为10 000美元；而后者则认为经济集聚并不是产业结构效率提升和经济增长的中间机制，重点在于培养有利于知识溢出和创新的内外环境。总之，从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双维度下地区差距研究来看，这些研究从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等）出发，逐步演化到从产业集聚层面直接检验集聚与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关系，但这些研究结论并没有达成一致，原因可能在于：其一，仅限于对劳动力、资本等单一要素的分析，而经济增长则是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而在建模伊始就可能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因素；其二，各方面的研究要么从要素出发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么直接分析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缺乏一定的系统性。然而经济增长有其内在逻辑，从要素集聚、产业集聚到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也有其作用和传导机制，因此，只有在理论上廓清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进行更为客观、科学的实证检验。
3.双维度下的中国地区差距
总体上来说，在经济增长与空间经济学结合框架下对中国地区差距问题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还比较少见，但一些研究关注了不同要素的空间集聚，并分析了这些集聚与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关系，从而我们将其纳入双维度下的中国地区差距研究。张卉等（2007）的研究表明，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但不同集聚结构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同。李胜会（2008）基于以CP模型为基础的LS模型的分析表明，核心—边缘结构下核心区的经济增长率往往高于边缘区的增长率，从而导致了地区差距，并以我国广东省的数据为例作了验证。何雄浪等（2012）则认为是地区间消费者偏好水平的不同决定企业与劳动力的流动方向，而发达地区则意味着消费者的偏好更加多元化。胡晨光等（2012）认为基于社会关系“嵌入性”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以及实物资本等要素禀赋的“异质性”双重分工，在集聚形成及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产生中具有重要影响。可以看出，上述研究在对我国地区差距形成的分析中，已经初步建立了“生产要素—经济集聚—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逻辑思路，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该逻辑形成的具体机制，并结合相应地区的实际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此外，双维度下的实证检验不足，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一，模型中的一些变量难以在现实中找到合适的表征指标；其二，空间经济学基本假设中的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特征；其三，模型假设相对严格，但放松假设却造成模型难以处理，形成要使用真实世界的数据就必须修正模型但又无法修正的困境（藤田昌久 等，2011）。
综上所述，目前的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的融合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这为借鉴、吸收、利用不同领域分析的优势，共同解决现实世界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很大方便，也为从更合理视角分析地区差距问题拓展了视野。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研究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用其对现实经济问题作实证检验还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如何改进模型进而进行实证检验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对经济增长理论、空间经济学及其结合框架下对地区差距及中国地区差距问题研究的文献回顾，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与启示：
第一，应该将动态性与空间维度同时纳入地区差距问题的研究框架。经过近年来的发展，经济增长理论对时间问题的处理方法已经较为成熟；而空间经济学则以经济活动空间“块状”分布为研究主题，且具有不完全竞争、规模收益递增等一系列较为现实的前提假定等优势；因此，若二者结合显然可以将时间与空间同时纳入研究视野，而近几年两个框架结合的一些建模也说明了二者融合具有可行性。总之，地区差距问题是在经济动态增长中逐渐形成的、在地理空间上表现出来的经济现象，从而从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视角有利于客观分析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内生形成机制，也是全面、客观认识该问题的理想切入点。
第二，进一步重视技术进步、知识溢出等“知识关联”因素的作用。毋庸置疑，劳动力、资本等传统因素对经济增长及地区差距的形成具有显著作用，但技术进步、知识溢出等因素也是对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产生作用的更为本质性的因素（Fujita，2007）。基于此，在智力社会（Brain Power Socirty），经济空间分布的变化也必将与经济因素和知识领域的作用双重关联。因此，为全面理解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内生机制，理想的思路便是将劳动力、资本及技术进步、知识关联等因素同时纳入分析框架。不过，这种处理方式无疑会放大模型的复杂程度，进而进一步加大实证检验的难度。目前，具备操作性的思路是在传统因素和知识关联因素中分别选择更为本质性的因素进行分析。
第三，应对地区差距的演变方向做进一步的分析。经济增长理论、空间经济学及其结合框架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对于是否应进一步促进经济向“核心区”集聚进而推动“核心区”的进一步发展尚未得出相对统一的结论，也就是说，地区差距的发展方向如何还有待进一步分析。事实上，经济增长和经济地区空间布局的冲突所反映的是效率与公平这一经典的经济学矛盾，而该矛盾的解决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协助公共决策的整合框架。此外，空间经济学认为由资源禀赋、地理的天然属性等构成的“第一性”并不能完全解释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现象，一些资源禀赋匮乏国家的快速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佐证，那么，目前的落后地区或“边缘”地区如何快速发展便是该框架下值得探讨的另一议题。
第四，进一步探讨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结合框架下实证检验的方法。针对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结合框架下实证检验不足的缺陷，进一步丰富二者结合视角下实证检验的思路主要有：一是进一步完善二者结合视角下的模型，按照既有利于反映客观经济世界、又易于实证检验的思路建模；二是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数据仿真技术，尽量使该技术能够反映客观经济世界，从而科学指导决策；三是进一步拓展空间计量经济方法，借鉴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理论，建立一整套包括空间数据统计、空间数据分析、空间数据建模等内容在内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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