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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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黎族 传统文化 黎族传统体育 影响
【中图分类号】G8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27-0181-02
黎族人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土著居民,黎族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一部分。海南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迅速发展与古代黎族先民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古老的都构成了海南的民族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海南黎族传统文化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黎族是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黎族人口共有124.78万人,其中海南省有117.22万人,占全省总人口
从表1可以看出黎族人口从1996年的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到2000年平均每年增长5.21%。其实在3000年以前,黎族人民就生活在美丽的海南岛上,他们辛勤劳作,努力耕耘使这个小岛更加有活力,黎族人从古至今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因而黎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特别是丰富多彩的黎族文化,如民歌、舞蹈、乐器、黎锦、民族传统体育等,黎族的这些文化使我国的民族文化更加靓丽、光彩夺目。
1.黎族的
原始社会由于人们不理解和恐惧自然现象,曾认为万物是有灵的。他们最初崇拜图腾,氏族公社时期崇拜祖先,到了奴隶社会就发展成为一种巫教,这就是黎族人的。黎族的堆沙活动最早源于对祖先的崇拜,之所以能流传至今并得到很好的发展,与宗教文化密切相关。黎族人虔诚的信奉小乘佛教,使堆沙这一拜佛的形式得以继承和发展。
在崇拜的时候人们会跳不同的舞蹈来表达对神灵的信奉。黎族最古老的“敬祖武”就是向神灵祷告,祈求保佑庄稼丰收,家人平安。群众性的古老舞是在每年的春节期间,由巫师带领着人们成群结队的走过村村寨寨相互祝福时跳的一种舞蹈,也是人们祈求神灵庇佑家人平安,牲畜兴旺,五谷丰登的一种舞蹈。
2.黎族的生产劳动
在黎族人的历史长河中,黎族人民经过了母系氏族和合亩制等制度的磨炼,慢慢地形成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狩猎和采集为辅的生产方式。由于受自然条件、地域特点、生存手段和生产方式等先决条件的影响,黎族人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同时,慢慢地开始对手工业进行研究,虽然手工业还处于萌芽状态但给黎族人的生活提供了保障,如黎锦、编织、纺织等手工业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黎族的生产活动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迅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近现代农业、工业体系。
黎族的舂米舞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生产劳动舞,这种舞蹈反映了黎族姑娘辛勤劳动、勇于奉献的美德,同时还体现了黎族姑娘的忙碌和婀娜多姿的舂米动作,是劳动美的具体体现。以钱铃双刀舞表现出了黎族人的英勇善战和对当时统治阶级的一种反抗,具有很强的英雄主义色彩。串藤圈和登山比赛也是黎族人民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体育活动。
3.黎族的娱乐活动
黎族的娱乐活动是黎族人民喜闻乐见的群众性活动。每当夜幕降临,黎族人(特别是黎族的青少年)就成群结队,在自家门口、小溪边、树林中,伴随着欢快的歌声激越清凉的哩咧(黎族竹管乐器)声,节奏欢快的竹木敲击声欢呼跳跃起来。每当春暖花开的农历三月初三,黎族人就会用竹竿舞来庆祝,表达他们对祖先的敬意,而且,在当天黎族的姑娘、小伙也会盛装出席,找出自己心仪的对象并邀请其一起跳竹竿舞,他们在舞蹈中表达爱意,在舞蹈中培养感情,竹竿舞是在黎族地区最受青年男女欢迎的一个体育活动。也有一部分青年男女会用踏青舞来表达对对方的爱意。
二 黎族传统体育
黎族传统体育文化历史悠久,是融娱乐和竞技为一体的体育活动。这些体育活动都是起源于黎族人民日常的生产劳动、娱乐活动,既带有黎族人民浓厚的生活气息,又有民族特色。
1.黎族传统体育的种类
根据文献资料法查阅和实地考察结果统计,海南黎族传统体育项目共有47项,共计分为竞赛类、力量型、射击类、击打类项目、田径类及其他、娱乐游戏六大类,见表2。
2.黎族传统体育的特点
第一,具有民族性。民族性为某一民族或某一些民族所有,而非某一个民族的,这是某一体育项目必定经历的过程。黎族传统体育历史悠久,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很受人们欢迎的一种体育活动。如摔跤、拔河、粉枪射击、射箭等体育活动都很好地展现了黎族的民族特色。这些活动给黎族群众带来了欢乐、祝福,同时还被人们看做是民族兴旺和幸福的一种象征,所以这些项目在黎族地区比较普遍。
第二,黎族传统体育是体育与音乐、舞蹈的紧密结合。跳竹竿、钱铃双刀等项目,既可锻炼人的灵巧性,又可锻炼人的节奏感,整个过程都是在变化的音乐节奏中和欢快的舞蹈动作中进行的,是技巧性和艺术性的紧密结合,所以场面热烈,节奏分明,深受广大黎族青少年的喜爱,后来一些项目经过挖掘、丰富、提高,不但成为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表演节目,而且还成为闻名中外的黎族舞蹈。
第三,竞技性、娱乐性与趣味性相结合。荡秋千、打陀螺、拉乌龟、攀藤摘花等项目,这些传统的体育活动,不但能提高人的力量和灵敏性、耐力、爆发力,而且使人们寓娱乐于体育锻炼中,在体育锻炼中增加生活的乐趣。由于这些项目便于开展,容易组织,所以在黎族人聚居的地方,无论是学校、政府和农村,人们都积极、踊跃的参加。
三 黎族传统文化对黎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1.生产劳动对黎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生产劳动是原始社会主要的生活方式,体育因素就此而萌发,生存技能和生产工具推动了体育活动的向前发展。原始氏族部落由于生产力低下,生活艰难、简陋,饱受病饿折磨和野兽袭击,必须依靠狩猎、采集和捕鱼等活动来维系各自的生存和繁衍。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总结了一系列的经验,其中的一些生产活动演变成了后来的传统体育项目。这些传统体育活动内容直接反映了当时人们生产、生活以及生存的需要,是生存能力的具体体现,是生产生活的组成部分。
在远古时期,在深山里居住的黎族人常以石块、长矛、飞镖猎食,射箭就是重要的狩猎手段,由于地域的特点和长期的迁徙,人们都是在不定期的搬迁,所以没有固定的农耕形式,狩猎和采集成了主要的生存形式,靠射箭来维持生计,逐步演变成现代人们流行的一种体育活动。狩猎也慢慢的由射箭发展到以藤制的圆圈套走野兽,慢慢的也演变成了串藤圈游戏。射弩、粉枪射击、打狗归坡、荡秋千等的体育活动都是与当时的打猎相关联的。这些射猎手段也演变成为黎族人民的休闲活动,人们把这些活动作为日常的一种娱乐活动而延续至今。
现在,这些体育活动仍在黎族地区流行着,只不过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黎族人民对这些活动进行了一些改良,不但吸取了其他民族体育活动的优点而且还添加了更加适合现代人玩耍的体育形式。
2.民俗、宗教文化对黎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中国的节日很多,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国的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这些都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重要意义。在黎族地区也有一些很有代表性的节日,如三月三、小年、牛节、禾节。同样,这些节日具有一定的内涵,也是黎族文化的象征,这些节日使黎族的体育活动起到了传承的作用。
在三月三的时候,人们会跳竹竿舞、舂米舞等体育活动来庆祝节日,同时都穿着黎族特有的服饰盛装出席此类活动,在黎族人民眼里三月三比春节还重要。由于时代的变迁,黎族人也不是每天都穿着传统的服饰,只有在婚庆、丧礼或者很大的节日才着盛装参加活动。而宗教祭祀舞是在远古时期人们为了超度亡灵、驱除鬼怪或者为了给病人看病、消灾解难而跳的一种舞,反映了传统的黎族社会的宗教特征,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和远古巫风特点。在乐东、昌江一带,只要家中有人做了噩梦或者生了大病,人们必会请娘母、道公来做法,用《捉鬼舞》来驱除病魔,赶走噩梦。在陵水、三亚一带,“哈应”土语的黎族群众,他们认为人死后,死者的灵魂可以保佑家人也可以迫害家人,因此他们会有一种“作斋”仪式,而在“作斋”时要跳《五风舞》为其召回亡魂。无论是民俗还是宗教活动都在不同方面延伸出体育活动,都是通过体育活动达到想要达到的目的,因此他们对体育活动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大多数体育娱乐活动都是从古老的黎族文化中发展而来,也正随着文化的不断被人熟知体育活动也逐渐的普及起来。民俗和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们对黎族传统体育具有促进作用而且能使部分传统体育项目普及化、民族化,它还能促使部分传统体育技艺难度提高,原始宗教的特点对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有很大的功利性。
四 结束语
随着文化一词的不断普及,民族传统体育也渐渐地被人们所关注,学校体育也逐步地把黎族传统体育纳入所学课程当中,如国兴中学就把板鞋竞速、竹竿舞、踢毽球等不同的体育活动作为重要的体育项目来学习。另外,每年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都使传统体育活动慢慢地进入人们的视线。与此同时,人们能通过黎族传统体育活动更好地了解黎族的文化,而黎族文化中黎族人的生产生活和民俗、宗教等因素对黎族传统体育的影响最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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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新定、黄光志.海南黎族传统体育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J].课题成果,2008(12)
[4]王学萍.中国黎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3)
篇2
关键词:传统文化;初中数学;创造能力
中华文化传承了几千年,在数千年的传承过程中,我们逐渐形成了爱国团结、勤奋睿智、和平友善、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这些精神成为古往今来无数中国人百折不挠、奋发向上的精神支
柱。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在初中数学教学中,教师应注重对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传统文化中,有一些不适合现在社会发展的糟粕,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摒弃它们,让学生接受优秀中华文化的传承。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将传统文化有效和课堂教学结合在一起,就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数学创造能力。
一、当前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推理和论证的缺失
在我国古代读书人为了读书,要“头悬梁,锥刺股”。而读书的目的是通过科举考试,博取功名,光宗耀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深远。儒家文化提倡读书人“习得文武艺,报与帝王家”,读书的目标很明确,甚至所有人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无论有没有兴趣学习,都要去学习。这种文化传统,至今对数学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传统文化中,数学仅仅是为天文历法服务,少了“推理、证明”。在这种传统教育思维的影响下,学生无法对数学学习产生学习兴趣,从而缺少了数学创造能力。
2.创造因子的缺失
数学是人们生活、生产劳动和学习必不可少的工具,数学能够帮助人们处理数据、进行计算、推理和证明。在中华传统教育中,对数学教育的不重视,让数学在中华历史上得不到发展。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对子女寄予厚望,希望子女严格遵从老师的教导,遵守纪律,刻苦学习。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刻板地要求学生进行大量的数学练习,以期通过“题海战术”来通过考试。学生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缺少学习热情和学习动力,重复的数学练习让数学这个本来应该充满探究性的学科变得枯燥无味。学生对数学学科产生不了兴趣,导致数学的创造能力得不到提升。
二、结合传统文化发展学生数学创造能力的方法
1.图文结合,激发学生兴趣
我国传统图案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有一些图案既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写照。中华民族的传统图案变幻无穷,丰富多彩。从这些图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时代的工艺水平和与我们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例如,在北师大版数学教材九年级上册第一章《特殊的平行四边形》中,这一章主要讲的是菱形、矩形和正方形。在课程开始的时候,教师可以通过课件图片展示战国时期的铜镜、唐三彩上的花纹图案、传统手工艺剪纸图案等,来引导学生学习,让学生发现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数学知识在里边。最后,通过教师的讲解,让学生更加深刻认识到几何的魅力,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2.以历史名人故事,传承数学传统
在我国的历史上,许许多多的数学家对数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结合历史名人故事,使学生了解我国不仅仅有古老璀璨的文明,我国的人民也是充满智慧的。让学生以前人为榜样,树立起为国家富强、为民族振兴而发愤图强读书的观念。例如,在北师大版数学教材九年级下册第三章《圆》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向学生介绍我国南北朝著名的数学家祖冲之,他在刘徽开创的探索圆周率的精确方法的基础
上,首次将圆周率精算到小数点第七位,让学生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详实了解我国的历史名人,培养民族自豪感。
3.结合传统精神,发展数学创造能力
在数学发展过程中,很多数学研究有我国古代数学家的突出贡献。通过对习题的引申、联想、对比,可以让学生感受数学的独特魅力。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传统问题,鼓励学生积极去探究问题。比如,利用著名的“鸡兔同笼”问题,通过对问题的探索,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从而提升数学的创造能力。例如,在课本北师大数学教材九年级下册第一章《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中,著名的“勾股定理”就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教师通过课堂教学结合传统精神,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在课堂教学中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培养学生的数学创造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初中教师在教学中面临的重要课题。学生数学创造能力的培养不仅仅是文化的传承,更是社会的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实践传统文化,让学生与传统文化产生共鸣,为今后自身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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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管理;家族式管理;权变管理;激励制度;企业管理;行政管理;影响
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包含有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中蕴藏着许多哲学思想和道理,对我国管理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我国现代化管理应该深挖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宝库,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促进我国管理的发展。
“贵和持中”:关于协调管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坚持中庸,是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春秋末年齐国的晏婴用“相济”、“相成”的思想丰富了“和”的内涵。他将其应用在君臣关系上,强调君臣在处理政务时意见“否可相济”的重要性。通过“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的综合平衡,使君臣之间保持“政平而不干”的和谐统一关系。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是强调以礼为标准和谐,是一种贵和须息争,息争以护和的和谐论。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现代管理中,人“和”精神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的管理思想。“中”,即中庸之道,不偏不倚谓之中庸。《中庸》将孔子所主张的持中的原则,从“至德”提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哲理高度。贵“和”持“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项基本精神,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做事不走极端,着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而存小异,成了人们的普遍思维原则。这些对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扩展,对于统一的多民族政权的维护有着积极作用。当然,由于贵“和”持“中”的观念说到底是一种否认斗争、排斥竞争和简单协同的道德,在管理上它是有不足之处的。
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人本管理体系,中国现代人本管理体系的建设与西方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处于中华文化圈边缘地带的东亚及东南亚诸国,也不同于西方一些新兴发达国家,他们的文化形态具有明显的次生性。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具有丰富内容并包含许多精华的原生性文化,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而且,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人本主义哲学并初步建立起了以爱人贵民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体系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人本管理体系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创立和现代人本管理体系的构建只能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当然,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人本管理体系的过程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既不可抱残守缺,同时也不可连根拔起;既不可背负上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同时也不能走向民族虚无主义或。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层,是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文化价值体系,其主要特点是重视人、倡导德。儒家对“仁”的强调,对“礼”的推崇以及“和为贵”等主张,都是为了协调、规范和平衡人际关系;在个人修养上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谋事方面强调天时、地利不如人和。这些都表明,中华文化的核心就是人。
市场经济一旦走出其初始阶段,那种以物质刺激为手段的经济人的企业管理模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便显得力不从心了,这主要是因为当今世界经济已经从传统的市场经济时代进入到知识、技术和文化经济时代,社会总需求和个人总需求已不能再完全用物质范畴来涵盖。换言之,物质的概念已成为过去时,人的文化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即使是物质消费也越来越变成文化的物质。日本是二战以后最早复兴并迅速跨入经济强国之门的国家。日本的成功恰好在于把中国的伦理人管理模式与美国的经济人管理模式结合在一起,造就了日本企业的辉煌。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认识到它是西方市场经济在机制方面的优越性,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有机结合的产物。由此,可以认为,中华文明遭受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我们拥有大多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而在于我们缺少市场竞争的机制,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人观念正暗合了当代西方以人为中心的企业理念。
传统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1. 重形式轻效率。传统行政文化中注重形式,导致在行政管理中爱做官样文章,办事拖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决策迟缓,影响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目标的实现。2. 重人治轻法治。传统文化中重人轻法,人情风盛行,在行政活动中表现为行政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行政决策和执行缺乏法律约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成为常事。3. 重权威而轻民主。传统社会的皇权、官权使权威观念影响极深,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表现为独断专行、专制、集权,家长制,行政民主难以实现。4. 重共性轻个性。传统文化中以办事稳健、不出风头为为政的要诀,以致于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思想僵化、保守、不敢开拓、创新,行政活动缺乏应有的弹性和活力。5. 追求等级不尚平等。传统社会等级森严,官本位思想严重,在行政活动中常常表现出极强的等级性和依附性,严重影响行政法制建设和行政民主进程。6. 注重大一统集权缺乏必要的分权意识。7. 注重治国经验忽视制度研究和机构设计。
在行政思想、行政心理、行政道德、行政观念和意识、行政传统和行政习惯当中要革除传统文化的不良影响,保留和发扬优秀的传统,在行政管理方面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加快建设廉洁、高效、健康的行政管理体制,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由上述分析可知,中国传统文化及管理思想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因此,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及管理模式的过程中,既要学习西方制度化管理的优势,实施组织化、科学化管理,又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及管理思想的精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及伦理观念根深蒂固,至今影响着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没有文化底蕴的管理是不成功的管理,照搬西方的现代管理理论会因国人心理抵触,其效果将大打折扣。但要完全用中国传统式家庭管理方式管理企业,可能在创业时期有积极的作用,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它肯定会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就是中国企业成长慢(国企)、寿命短(私企)的原因。因此,中国企业面对入世后国外大企业的竞争,若不能迅速成长和有机整合,就会面临生存乃至淘汰的危机。对家族管理模式进行改造和创新,使其跳出“家族主义”的框架,吸收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化管理的科学思想,对我国企业进行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是明智的选择。
参考文献:
[1] 朱俊红,陈福集,梁祥君;人本管理在企业中的应用[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年01期
[2] 杨晓玲;;关于企业文化与国情的思考[J];商业研究;2005年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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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 人力资源 发展影响
一、人力资源管理在中国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率先开始研究人力资源管理,这也是当时管理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然而在当时,中国人还未接触到“人力资源管理”一词,企业的人员管理是传统的行政式管理。人事管理部门的工作仅仅是如人事考核、工资发放、人事档案管理等日常的事务性工作。到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探索人力资源管理在实践中的运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已开始应用到企业和政府的人事管理工作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试图从招聘、培训、绩效考核、薪酬等方面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各项职能。企业的激励力度也大大加强,如年薪制、绩效薪酬等措施。90年代末至今,人力资源管理改革得到了系统性的深化,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职能正在由传统的人事行政管理职能转变为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职能。而随着基础管理模式的深刻变革,人力资源作为核心资源,以人为本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此背景下,以人才测评、绩效评估和薪资激励制度为核心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型得以确立。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
90 年代后期, 国内开始大量引入西方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与技术: 如工作分析法、工作评价法、360度考核等。然而,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和实践表明, 先进的人力资源技术的引进与推广常常是流于形式, 实际的管理成效甚微。人力资源管理不只是一门学科, 还是一种文化, 有它自身的价值观念、信仰、工具和语言, 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继承性,这种文化是不可完全复制的。
无论是美欧还是日韩,他们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都是由其科学文化奠定的。同样,与之相对应, 中国传统文化也势必对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产生重要的影响。比如,在对人的态度上, 中国传统文化是将人看作群体的一份子, 注重群体利益, 强调的是集体、和谐的管理。越来越多的实例证明, 在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中,西方的理性管理难以解决所有问题, 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系, 必须借鉴东方的伦理哲学和观念。所以人力资源管理虽然产生于西方, 但在引进的过程中必须结合东方传统文化使之完善, 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在中国情境下是行不通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性因素, 对于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具体表现在:
(一)在重视人才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礼贤下士”的做法,所谓“士” 主要指掌握知识技能的群体,类似于今天的知识型员工。他们在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历代的君王国主都非常重视人才的作用,把人才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立业、管理的首要问题来对待。这种“礼贤下士”的用人理念和做法对于今天的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仍然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当“贤士”感觉到企业的重视、感觉到自己的价值被企业和主管认可的时候,他们能更投入为组织奉献,从而提高工作绩效。
(二)在选拔人才方面,我们的传统向来是崇尚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中国改革开放20 年,人本主义逐渐传播开来。但是这种转型条件下的人本主义, 没有经过西方社会宗教意识的熏陶, 没有已经内化的职业素养、敬业精神、法律意识等价值体系的保证, 造就更多的人格不统一, 或缺乏独立人格的极端利己主义的经济人。正是在这种由传统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转变过程中存在的价值观的真空,造就了今天极端利己主义的流行。基于这一现实, 因此我们今天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对人本身“德”的要求就十分必要。
(三)在激励方面。激励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难点和重点, 而且也是人力资源管理中最具有文化特色、组织特征和个体特点的部分之一。在不同文化影响之下, 人们的价值观念、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的差异性会带来激励的个性化。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主张把家庭伦理推广应用于社会管理, 任何时候都应该先建立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历史上,中国成功的统治者、管理者非常注重情感投入, 以赢得人心。中国员工的忠诚很多时候是忠诚于领导,而非工作或者组织。如果认为领导者、管理者对他好, 他就会忠心耿耿为其效劳, 不会去计较物质利益上的得失。
人力资源管理是对人能力的培养和对人的管理, 而人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环境是文化环境, 因而文化的因素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时, 要利用文化因素, 实现人与文化的融合, 必须使企业文化成为员工、公司与社会之间的纽带, 做到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时, 实现企业文化与员工心理需求的紧密结合。
三、总结: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借鉴欧美的先进经验
结合前文所述,我们在借鉴西方国家的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的同时,也应该继续保留很多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如德才兼备、以人为本、注重家庭观念等这些文化精髓也值得现代企业学习,并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实施这些理念。中西方文化的共同之处都是以人为本,因此中国的企业应该做到以人为本,实施符合中国企业情境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参考文献:
[1]黄静.中国传统文化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J].经济论坛,2006,19.
[2]刘忠超,陈越涛.人力资源管理成功的关键――美日两国人力资源管理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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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我国劳动法理念;消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在研究劳动法理念的时候,对于其中的精髓我们应予以充分肯定,并合理挖掘理;对于其中的消极因素,在发展劳动法理念和制定具体的劳动法律制度的时候应给予相当的重视。只有充分重视并探析这些消极因素的具体体现,才能在发展劳动法理念与制定具体的劳动法律制度时规避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充分发挥其积极的文化引导作用。本文认为,对于劳动法理念来讲,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的的两个消极因素便是追求群体本位、和谐统一的价值观与重等级、重人治的理念。
一、追求群体本位与和谐统一的价值观对我国劳动法理念的消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体本位观念由来已久。其中对群体本位观念经典的表达便是荀子所说的“人之生,不能无群。”“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按儒家的观点,作为主体的人主要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而是群体中的一员,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人”是宗法人伦关系中的义理的人,是内省的、利他的、与人和谐的道德主体。这种群体本位的观念早在先秦时候便已经有了。群体本位观念强调个体融于群体,个体利益应无条件地服从群体利益,个体对群体要自觉地承担责任和义务,以维护群体的和谐统一。但是,由于过度的追求和谐,极大地消解了个体的独立价值和自我追求,抑制了对个人价值及自我追求实现的渴望,使得我国古代社会广泛存在无讼、厌讼、贱讼、惧讼的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群体本位、和谐统一的价值观这一因素对于劳动法理念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了法律与制度层面,更体现在了现实社会生活之中。首先,群体本位的价值观过多地强调给予、奉献以及责任和义务,因而相对地消融了劳动者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使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相互依赖、索取,并衍生出平均主义,浓厚的人情关系,以及劳动者之间争名逐利的“窝里斗”等现象。其次,过分地追求群体本位,也不利于劳动者维权意识的养成。当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用人单位往往用个人利益需服从集体利益的大局观思想来消解劳动者的不满情绪,同时深受群体本位价值观影响的劳动者很多时候也用“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这样的思想来自我治愈。因而这样的结局便是劳动者的维权意识较低。笔者认为,虽然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是要有个侧重点,但是过分的强调集体利益,则可能导致用人单位以此为借口压榨和剥削劳动者的应得利益。最后,由于过多的强调和谐统一导致了“无讼、厌讼、贱讼、惧讼”观念的出现。这种“无讼、厌讼、贱讼、惧讼”的观念一方面会压制个体权利,导致劳动者权利意识的淡薄,另一方面,会影响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公正的实现。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追求群体本位、和谐统一的价值观对于劳动法理念的实践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消极的作用。
二、重等级与重人治的传统对我国劳动法理念的消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重权威、重等级。从荀子论述的“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与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后来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再到董仲舒《春秋繁露》中“三纲”的出现都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重权威、重等级的内涵。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理念的实践形成了以皇帝为最高权威的等级观念,使得上下尊卑分明,等级制度森严。另外,中国历朝历代当权者都十分重视吏治,推行人治,因此在我国形成了浓重的人治高于法治的文化氛围。在这样的环境里法治精神的缺失无疑成为了中国法制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等级的理念不利于劳动法理念中自由与平等价值的实现。重等级的理念源自于宗法意识。而宗法意识是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基本内核,至今仍然是世俗社会行事的重要准则。在中国古代社会,为了维护家长的绝对专制,儒家化的传统法律所重的是纲常伦理,而不是公平与正义,因而在宗法社会中,是无法自然生成公平、正义之法治精神。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等级的宗法意识是消解劳动法理念中法治意识的最主要因素。具体来说,在用人单位里面,不同的劳动者之间高低地位的划分,上下尊卑的分明这些都是重等级理念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重等级的理念,它一方面使得使劳动法律工具化,使得劳动法律规定成为上级说教下级的工具,另一方面在当劳动者与上级领导发生矛盾纠纷的时候,出于重等级的思想,很多时候并不是选择用劳动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人治的理念不利于劳动者尚法维权意识的养成。人治理念,与法治理念截然不同。在当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治理念对于法律至上观念的形成、依法办事习惯的养成都具有消极的影响。具体反映在劳动法领域,就是当发生纠纷的时候是法说了算还是人说了算。虽然,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依法维权的惯例,大部分劳动者能够根据劳动法律规范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在有的地方、有的领域,仍然存在用人单位领导个人的权威大于法律的现象。劳动者基于不懂法、不敢诉讼、害怕失去工作等原因而不采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权益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人治理念延伸出来的另一个因素就是人情。直至今天,人情仍然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特别是法律领域,这与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权威的至上存在很大差距。现实社会中广泛存在这样的观念:只要活动到位,人情够大,只要不是太离谱,具体的法律事件经过运作即能达到预期效果。在这里,人情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具体在劳动法领域,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纠纷的时候,当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很大一部分人更倾向于找关系,讲人情,而不是首先想到了用法律来解决问题。很显然,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重人治、重人情的理念对于劳动法理念中自由与平等、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等内容的实现都有着消极的影响。(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王剑星.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对政府管理的影响[J].学术探索,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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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即使中国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仍然不能磨灭,从各个方面对中国的经济社会产生着影响。本文主要以供电企业为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其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应对措施。
一、传统文化对供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1、“官本位”的意识阻碍了供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以皇帝为顶端的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和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在这个宝塔形的体制结构中,上尊下卑,界限分明,不容僭越。官为百业之首,唯有走上仕途,才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也只有做了官,才能获得特权和利益。中国自明清以来对官吏实行的是低俸禄政策,但是这并不阻碍底层莘莘学子通过科举考试挤入统治集团。因为官员的俸禄虽低,但是整个社会上是以官职大小衡量人的价值、成就、地位的。时至今日,“官本位”意识仍然影响着一些人的思想和行为。
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中央在淡化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但是国有企业中的分配机制仍然在按照行政级别制订,如某级别可以享受多少工资待遇、多大住房(包括地段)、可以购买多少企业股票,这种分配政策的制订无需接受任何质疑和监督,于是基层企业规模再大,其领导的级别不如上级机关衙门里的一个小官,巨大的社会分配不公由此而产生,于是乎“官”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仍然是社会的特权阶级,导致大家对“官”仍趋之若骛。
近几年来,大学扩招,各种门类大学生出现了,大学生也不再是国家干部了,但是国有供电企业领导经过改革之后的自由裁量权却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企业还是象一个官僚机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弹性尽可能加大,在不唯文凭、不唯学历、只唯能力的外衣下,不对能力制订客观的评价指标,权力指挥一切,国有企业中的成“官”的正常通道没有了,于是寻租现象就出现了,其结果是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不但不能优化、发展,简直可以说是形同虚设。
2、传统儒家文化对我国供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消极影响
儒家管人思想,具有鲜明的矛盾性和两重性。它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既有积极、进步、革新的一面,又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而且在有些情况下,精华与糟粕又相互结合,良莠混杂,瑕瑜互见。具体表现如下:
(1)重德治而轻法制的偏向
儒家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他们都更注重个人修养,强调道德教化。虽然也有虽有“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不以六艺,不能正五音”(《孟子?离娄上》)一类主张规章制度的话,但相对于其长篇的“德”的强调来说,太过于苍白。
表现在供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上,常以非理性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原动力。它过分重视德行管理,忽视企业规章制度的作用。结果导致企业员工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的现象司空见惯。规章制度停留在嘴上、纸上,而不能见之于行动。这种“德治”虽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和谐,但企业毕竟不是一个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组织,需要一种客观公正的标准对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
(2)重均同而轻个性的偏向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西方管人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虽然处处讲人,但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在“均同”思想影响下,总体是神圣的,至高无尚的,个体则是卑微的,微不足道的。这种总体对个体的排斥,构成了中国儒家管人思想的本质。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上具体表现在:
首先,在供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我们更偏重于那些重总体,轻个体的学说。但是如果把这种群体观念发展到极端,无疑会对个体产生排斥作用。这种排斥的后果,无疑要扼杀个体的活力,使个体的任何行为都要从群体的规范,群体的心理,群体的习惯中去考虑,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果谁要标新立异,搞些创新,就可能遭到群体的孤立和攻击,从而导致个体对群体的畏惧和依赖心理。这种依赖心理严重地阻碍了人的创新精神的发扬。谚语“枪打出头鸟”,就是这种思想最精确的诠释。
第二,没有完善的竞争和激励机制。具体表现就是讲攀比,不讲竞争;讲均同,不讲贡献;讲公平,不讲效率等等。长期以来这种“求和去异”的儒家管理思想,造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依附性和均同性思想,顽固地保护着人们的心理长城。
第三,以往在企业职工个性上,共同性胜于特殊性,群体性高于个性。使职工个性长期处于抑制和闭锁状态,个人需要绝对服从集体的利益,排斥任何做法的“个人主义”。其结果,使一些企业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3)重传统而轻变革的偏向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尽管中国历史上,不乏一些反传统倡革新的思想家和勇士,他们的管理思想也产生过广泛影响,但最终多被儒家管理思想吞没。其根本原因是:
首先,当维新者在管理意识上起来反传统时,却又常无意识地停留在传统之内,传统意识潜移默化地决定着他们的思考方向和界限。
其次,历史上多次革新实践,革新者承担的风险远远大于继承传统者。商鞅、王安石、谭嗣同等许多著名改革家的结局告诉人们,宁求稳健而不务革新,可能是较明智的选择。
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供电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同样也影响着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更愿意采用已有的方法和制度,而不愿意思考、创新。这是我国供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国有企业的业绩与企业领导升贬并无直接关系,企业倒掉,领导易地继续做官现象比比皆是。因此企业领导更多的是对上负责,于是因人设岗在国有企业中是屡见不鲜的。这样的结果是,企业岗位设置不合理,很多在岗的员工本身就不具备上岗条件,考核也就无从谈起。在这种形势下,任何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都无法在这类企业中执行,换句话说,谁也没有能力根据这种实际情况制订如此复杂、完备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作为替代,企业领导的协调水平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人治”也就习惯成自然了。“人治”得越久,领导的自由裁量权也就越大,领导的重要性也就越大,制度也就没有执行的必要了,因此制订制度的唯一目的就是应付检查。
二、人力资源管理的改进措施
1、儒家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的融合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西方的各种先进的管理思想正源源不断的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也会越来越频繁和深入。如何将儒家文化更好的融入到西方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中去,以更好的适应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促进供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在中国更好的发展是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者和专家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传统儒家思想中,有很多用人的思想和理念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不谋而合。因此,新兴的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要向传统文化学习,才能有更大的发展。另一方面,儒家文化在根本上说只是一种处世哲学,更多着眼于宏观的环境,如国家;对于企业这种微观组织的细节化的管理论述甚少。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借鉴儒家文化时不能从中得到具体的帮助,可以引用的只是一部分原则和处理事情的态度等,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和科学分析。所以,我国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也要不断吸收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精华,在传统儒家文化的指导下,树立以人为本的根本理念,强调对个人的尊重,重视运用待遇和发展机会来吸引和留住人才,并通过严格的考核制度来淘汰不合格的员工。
2、具体措施
(1)改革薪酬体系
①取消一切所谓某某级领导干部享受某某待遇的特权,把包括住房在内的全部福利和包括公务用车、通信费、招待费等职务消费全部纳入薪酬体系,使企业内部整个薪酬体系透明化。
②尽可能实现同工同酬,原有体制内职工的收入可以以股份分红形式进行调节。
(2)公开招聘流程
按照企业的需要合理设置岗位,明确公布岗位说明和岗位要求,招聘过程公开化,做到以岗选人,为合理的设置绩效考核标准奠定基础。
(3)疏通各岗位的上升通道
①加强技术、经营、行政管理三支队伍建设,疏通每个岗位上升的通道,改变以往提升待遇只能走行政管理一条路的现象。
②对于成熟期的企业,各岗位基本处于稳定状态时,对于能力已超越岗位要求而又无岗位可上时,可以将相邻岗位加以合并,同时相应提高薪酬。
(4)强化制度管理
改革目前制度订得很严而执行很松的陋习,将各项规章制度简单化,做不到的制度不制订,凡已制订的制度必须确保执行。因此对规章制度实行持续改进,不搞大而全,在执行过程中逐步修正、完善、增加。
(5)加强内部竞争
改伯乐相马为赛马。如同美国国会选举一样,每年将一定比例的岗位(如1/4)在公司内部重新竞聘,这样每过数年公司各岗位之间就相当于轮换一次,可以激发员工的创新能力,使整个企业在创新中前进。
另外,严格控制每个岗位竞聘者的数量,当某岗位竞聘者的人数超过设定上限时,则适当降低该岗位的待遇;当该岗位竞聘者数量不足时,则提高该岗位待遇,相当于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对各岗位的薪水进行调控。
参考文献
1、邱雯.美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比较[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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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萨满 巫医术 哲里木 蒙古族传统医学
【Abstract】 before Tibetan medicine was introduced into Mongolian district with Tibetan Buddhism, the medical practice of Shaman witch doctor coexisted with folk experiential medicine. Thus, we can say that ancient Mongolian medicine is composed of folk medicine and the original religious medicine.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Shaman medicine on traditional Mongolian medicine is Concentrated manifested in traditional medical treatment techniques. In the long-term medical practice, Shaman witch doctor accumulated some effective medical methods and experience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content of folk medicine and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ongolian medicine.
【Key words】 Shaman witch doctor Jirom Traditional Mongolian medicine
蒙古族传统医学(蒙医药)是一门历史悠久、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传统医药学。它是蒙古族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为蒙古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繁衍昌盛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它仍在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着为蒙古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防病治病、维护健康的使命。在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本土的萨满教以及后来传入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为了客观地评价萨满教在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从传统医学与原生性宗教的关系,探讨萨满巫医术对哲里木蒙古族传统医学及医药文化的影响。
1 蒙古族的萨满教信仰及萨满
萨满教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文化,分布地域广阔,曾为诸多民族世代信仰。中国地处萨满教分布的核心区域,由众多民族组成,信奉萨满教的民族很多。历史上,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如肃慎、挹娄、靺鞨、女真、匈奴、乌桓、鲜卑、柔然、高车、突厥等都先后信仰萨满教。近代,我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仍多信仰萨满教。作为蒙古族最早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在蒙古民族发展史上,它是信仰的最主要的宗教形态,在蒙古社会生活中,处于中心教地位。特别是蒙古帝国时期,萨满教被确定为“国教”。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萨满教逐渐从“国教”的宝座上跌落到民间,特别是16世纪中叶,以俺达汗为首的西南蒙古各部宣布喇嘛教为“国教”,并在1640年颁布的《卫拉特法典》中认定萨满教为非法,对萨满予以清剿。于是,蒙古萨满教在土默特、察哈尔、喀尔喀等众多的西南蒙古各部很快消亡。萨满教由喇嘛教取而代之。只是在内蒙古的东部几盟,如呼伦贝尔盟的达斡尔蒙古人中,特别是哲里木科尔沁草原,蒙古博(萨满)得以残留。蒙古族萨满教从原始社会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代,命运几经沉浮而能够残存至今,与他们的巫医身份驱邪治病直接有关。
“萨满”这种称呼,是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称呼跳神巫师的音译,意为兴奋、不安和狂悖的人。长期以来流行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各民族中,是对这一流行地域广泛的原始信仰或原始宗教的统称。可是不同的民族对萨满的称谓也各不相同。在蒙古语中,男萨满被称为“boge”,在《蒙古秘史》中boge的汉字音译是“孛额”,在不同的地方也作“勃额”、“博”等。女萨满则叫做“itugan”(etügen)译作“渥特根”也作“渥都干”、“亦都罕”等。“渥特根”在巫医活动中多为妇女及婴幼儿医病,所以有时也把擅长治疗妇幼疾病的民间治疗者也称为渥特根。博是蒙古族对萨满巫师的统称。哲里木地区依据博在信仰上的差异,行巫方式、分工及职能、性别等不同,分为“白博”、“黑博”、“查干鄂勒”、“莱钦”、“世袭博”与“非世袭博”等。
2 民间医疗与巫师的医疗实践
巫术医疗、民间医疗以及传统医学,在历史的发展变迁中,始终植根于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土壤、民风民俗之中。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走过了现代医学诞生前的历史岁月,并一直影响至今。在古代医学形成之初,医疗艺术浸染着巫术的气味并且控制在巫医的手中[1]。人类活动的复杂性,构成了巫术、科学、医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与不确定性。很难确凿无疑地给出“医巫同源”、“医源于巫”的结论,也难以将医学的发展规律简单地概括为从低级的经验医学逐步向高级的理论医学的发展。因而,医学与宗教,特别是传统医学与宗教的关系是史上论争不断的研究领域。但可以确认原生性宗教与民间经验医学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古今中外各类宗教的共同点就是祛病除灾这一重要职能,以祛病除灾作为传播宗教的主要手段之一。消灾祛病,成为人们与宗教之间的一条重要联系纽带。宗教与医学的目的在防范邪恶灾祸方面是相似。人类自身的疾病、死亡、梦等生理现象是医学和宗教共同的思考对象,由此产生的原始观念既是医学,也是宗教诞生的基础[2]。关于古代医学与巫医术的关系,医学起源于巫术和宗教活动,原始社会的舞蹈形式通常是其复杂仪式的一部分,超自然力量就产生于其中。如果医学是人类对抗疾病的有意识的尝试,那么医学就和人类自我意识本身的发展历史一样久远。各民族之医,多出于巫,吾族亦如此[3,4]。此外,在英语中,Medicine一词既是医学、医术、药物,又指北美印第安人所信的巫术、魔法。巫医在英语中为Medicineman。这说明中西医在发展史上,都与巫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萨满教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自发形成的一种原生性宗教,也是一种历史悠久、流传广泛的地方性知识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萨满教虽然历经变迁,但其精神实质和文化内核却不同程度被保持着,至今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信仰群体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萨满祛邪治病是其主要的社会职能之一。蒙古族萨满教从远古社会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代,能够延续至今与他们的巫医身份直接相关。长期以来,萨满的医治实践以及人们有病求助于萨满的行为都被看成是愚昧、荒诞甚至是反科学的代名词。萨满的医疗观念是建立在其特有的灵魂观上,这种相信万物有灵的思维特征是与现代的科学思维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是违背现代科学精神的。但现代医疗技术极为发达的今天,有些民族的萨满仍然在本民族地区存在,承担着为人祛疾治病的职责。
萨满的医疗实践是民间医疗,或称民俗医疗的组成部分。所谓民俗医疗是指不同民族的保健习俗以及应对疾病的方法,尤其是平民大众所使用的,经验的、不成文的、在当地民间所孕育出来的医疗观念和行为。是当地人自行发展出来的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的完整的信仰与行为,包括对疾病的认知、命名、分类、治疗、预防等内容。所以,应从心理治疗和民俗治疗等方面考察萨满治疗的作用机理[5]。实际上,巫医治病,除使用特殊的心理疗术外,又运用一些朴素的医药知识和一些简单的疗术。蒙古萨满的祛病巫术与民间医术有着不解之缘。
蒙古族传统医学经过不同的发展时期,在古代蒙古族经验医学的基础上,吸收了古印度医学和藏医学等传统医学的成分,发展成为具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医疗实践,又保持古代蒙医药学丰富医疗经验特点的近代蒙医药学。随着印、藏医学的传入,在蒙医内部出现了学术争鸣和不同的学术流派。其中传统的古代蒙医学派以擅长传统医疗技术而闻名。在骨伤科、传统疗术和饮食疗法等方面又为突出。该学派较多地保留了萨满教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病因观,相信自然疗法,理论上追求顺应自然,强调和谐,治疗上通过传统的针刺、放血、药浴、整骨、正脑等方法,达到寒、温、动、静的相对平衡状态。在16世纪中叶藏医学随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前,民间经验医学与萨满巫医的医疗实践共存。古代蒙医学是在民间医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蒙古族古代医学是由以萨满医术为代表的原生性宗教医疗与民间经验医疗共同组成,萨满医术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3 萨满医术对哲里木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影响
萨满医术对哲里木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影响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传统疗术上。哲里木蒙医的传统疗术主要有蒙古灸、放血、针刺、外伤科、整骨术、正脑术、按摩、热熏、热敷、瑟必素疗法、酸马奶疗法等极具民族特色的内容。这些疗法主要是从体外施治,以调整和恢复失调的机体功能的平衡关系,改善血液循环和精华与糟粕的吸收、分解及排泄等正常生理活动,以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
3.1萨满是原始医术最合适的传承者。
萨满大多反应敏锐,接受能力好,逻辑性强,预见准确。容易接受和掌握利用原始蒙医药知识。“萨满医疗”可分为药物治疗和精神治疗。萨满以变化的意识状态接触动、植物及整个大自然与之交流。他们了解有关植物的专业知识和使用不同药物的知识,所以也可以对患者进行药物或其他物品(如火)治疗[6]。
3.2萨满信仰与古代蒙古医药知识有渊源。
在医巫不分家的古代社会,萨满文化促成了早期蒙医药的发展。古代蒙古人以萨满教的教理作为遵循的精神力量和衡量事物、认识客观世界的依据。古代蒙医学的萌芽在萨满手中,吸纳了原始萨满教的原始自然观,原始萨满教促进了古代蒙古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比如,萨满教关于火的朴素认识,以及民间流传的由火的温热刺激使身体某一部位病痛得到缓解或治愈等,促进了传统蒙医热薰、热熨、火炙等热性外治疗的发展。
3.3灸焫疗法的使用与传播
灸焫是直接借用火的神圣力量驱魔治病的手段。在萨满的驱魔术中,普遍应用火的神圣力量。哲里木蒙古族民间自古以来就有尚火的习俗和观念,在人出生、取名、结婚、生育乃至死亡这些重要的生活事项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蒙古族传统疗术中的灸焫疗法就是直接借用火的神圣力量驱魔治病的手段。人们选择火疗,正是源于对火的威力的崇拜。认为火具有超自然的神力,能战胜一切生物,对引起疾病的鬼神,可以用火的神力来祛除疾病。灸法在哲里木蒙古族民间作为重要的医疗手段而传承,尽管原始火疗带有巫术的性质,但却具有祛除寒邪、温暖阳气、消毒避秽、灭菌等实际效能,因而得以传承,成为现今蒙医疗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3.4放血疗法与针刺疗法的使用
放血疗法就是将一定部位的浅部静脉刺破进行放血,以治疗和预防疾病的一种治疗方法。蒙医“哈那忽”(放血)疗法就是适当放出恶血及病血来治疗疾病,是蒙医的一种比较古老,且沿用至今的医疗方法。
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随水草而转移,决定了医疗手段必须简便速效。长期食用肉食,积热内盛,适于峻急攻下。经过多次放出恶血,病痛得以缓解(鬼邪遁去)的体验后,放血疗法渐渐成为哲里木蒙古族等北方民族特有的治疗手段。针刺疗法就是用金针或银针刺入人体的特定穴位给以刺激;或通过加温或冷却针体传导温热或冰冷,以增强刺激;或用特制的器械,穿破皮肤,排除淤滞于局部的病气、黄水及脓液等以达到治疗目的的一种外治法[7]。
哲里木博中也有很多会针灸的博。博认为,人的身体只是灵魂的栖息处而已,人熟睡后灵魂会随着气息从鼻孔出入,并认为人做梦是因为灵魂暂时离开身体到别处游荡所致。在此期间鬼怪会附在孩童身上,使孩子晕倒发病。用银针扎灵魂栖息的身体驱赶附体的鬼怪,游荡的灵魂就会回到身体里[8]。史料记载,哲里木库伦旗的塔斯博,经常同时用火针与银针进行治疗。
3.5蒙古族传统整骨术、“安代”疗法与哲里木博的医疗实践
在蒙古族传统医学中,整骨术是一项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特征的医疗技术。这一特殊的医疗技术最初就是从萨满医术中分化出来的。整骨术在发展过程中一度曾被萨满所掌握。在蒙古族萨满巫医中把从事接骨、整骨的萨满,被称为“牙思巴里雅其博”(yasu bariyaci boge)或“黑狗大夫”。治病时使用具有神秘色彩的咒语和祷辞加上世代相袭的整骨技术。他们技术精湛,具有神奇的疗效,是当今蒙古族传疗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非常宝贵的民族医学遗产。至今这一古老的传统医术脱胎于萨满教的痕迹依稀可辨。
哲里木博中,还有专门医治年轻已婚妇女、未婚女子所得的身体上的不适症和精神的疾患的“安代”疗法的博。能够主持“安代”治疗仪式的博,被称为“安代博”(andai boge)。“安代”疗法是民间集心理治疗、躯体治疗、运动治疗、音乐治疗于一体的综合治疗方式。但“安代博”对病因的解释始终未能完全摆脱神秘的宗教色彩。
在哲里木地区,通晓催生术、保胎术和妇婴保健,并从事接生、产婆职业的,被称作“德木其博”(demu qi boge)。蒙古族女萨满“渥特根”(etügen)大多承担着这一职责。
此外,萨满教的自然观、病因观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理论的形成亦有一定的影响。蒙古族的医药文化扎根于自身社会的、民族的土壤,与本民族的思想观念有着天然联系。萨满教作为从民间信仰发展而来的原生性宗教,其宇宙观与自然观,必然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理论产生影响。蒙古族传统医学理论具有朴素的自然观和整体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人与自然相抗争、相协调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和运用自然力,调整人体自身以适应自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整体观、以调整人体功能为主的医学观。整体观认为人是由身体、心理和精神构成的精细而复杂的整体,因此,要以整体观来诊断和治疗疾病。又因为个体差异,医生在诊断和治疗时要辨证施治。健康意味着身体、精神、情绪的和谐与平衡,而不单是没有病。在治疗疾病时,重视病因的查找。对于萨满治病而言,查找病因是第一位的,治疗疾病首先要祛除的是病因,而不是只缓解症状。认为治本比治标更重要。
就蒙医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原始萨满教对蒙医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原始萨满医术的不少内容是古代蒙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萨满巫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的医疗方法和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民间经验医疗的内容。萨满的除疾治病,不仅对维系氏族的生存与繁衍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传统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也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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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快文化产业结构调整
1.转变文化产业经营管理模式。长期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实行粗放型的经营管理模式,严重制约了整个文化产业发展,探寻规模化、集约化之路是文化产业做大做强的根本途径。要进一步整合文化产业资源,根据不同文化产业的特点,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通过优势互补提高文化产业资源的利用效率,推进文化产业集团的内在整合重组,实现效益最大化。要善于借鉴发达国家文化产业集团的成功运营与管理经验,结合我国国情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改进,创新文化产业集团发展模式。要加大对中小文化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创造更加多元的产业结构,依靠其经营的灵活性增强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活力。
2.突出区域文化产业特色。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区域不平衡性,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根据现有文化产业资源和产业结构,增强各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协同性。要结合区域的文化发展现状,打造特色的文化产业,增强不同区域之间文化的差异性和协同性,比如,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可以通过文化市场的内在力量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中部地区是天然的历史博物馆,可以通过整合历史资源的方式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西北地区拥有极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可以通过打造民族形象的方式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要充分发挥不同区域文化的优势,通过走差异化发展的道路优化文化产业结构,建立良好高效的文化互动关系,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3.推动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发展要由只重视国内市场转向既重视国内市场,也重视国际市场,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展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展现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一方面,要结合中国文化的特点制定科学的文化传播规划,通过有效的传播方式,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手段将中国文化展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认同;另一方面,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要注意克服语言、习俗、思维方式等方面障碍,根据文化输入目标国的特点偏好设计文化内容和传播方式,促进文化对外传播。
二、增强文化凝聚力
1.实现传统文化的时代创新。要加强传统文化创新性研究。注重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理论、西方先进文化有机融合,推进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在文化发展上,我国著名学者方克立先生提出“马魂、中体、西用”的三流合一、综合创新学说,学说突破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传统思维模式,对当前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很有借鉴意义,需要我们进一步阐释弘扬。要注意传统文化与文化创意产业结合。根据我国的国情与文化市场特点,充分借鉴发达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经验,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要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传媒结合。电视、电影、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具有传播速度快、无地域限制、受众面广等优势,可以利用文化创意产品将传统文化传播出去。如美国以中国国宝熊猫和中国武术等元素,创意改编的动漫《功夫熊猫》获得极大的成功,就是借助现代媒体传播的文化创意的典范。要传统文化与科技融合。本着“文化为体、科技为用”的原则,借助科技手段,将传统文化制作为数码文化产品,提升传统文化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2.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建设。公共文化承载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任,是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渠道,是增进人民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要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理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建设,使公共文化均等化从硬件建设回到文化精神建设和精神创造。要注意打造亮点突出的公共艺术,提供的文化产品真正符合群众切实需求。要注重公共艺术均等化建设。公共艺术是政府、艺术家和大众平等对话的平台,是国家、民族意识形态和历史的标志性载体,具体建设中要注意公共文化服务的实施主体和接受对象在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地位的均等化,尤其要注重深层的文化心理层面客体地位的主体化建设,通过官方组织和社会力量协调推进。要注意发挥好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积极组建与公共艺术相关的协会社团,有助于统筹规划各地区的公共艺术建设,有利于国际间进行非官方机构多形式、多渠道的交流,形成民间和政府的合力,更好发挥出公共外交的特殊作用。
3.实现民众的文化认同。马克思讲:“虽然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但是创造的过程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他们无法选定历史的创造条件,只能基于过去继承的条件,碰到什么条件就随机的创造什么样的历史。也就是说,先辈们的传统像是梦一样,永远会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中。”这段话向我们传递了两个不变的真理:第一,任何国家与民族的发展,都受到其特有的历史文化的影响;第二,只有正确对待文化遗产,一个民族的发展才有可能满足时展的内在需求。所以,想要增强中国的发展能力,我们必须充分发挥中华传统文化的资源优势,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要以自尊、自觉、自信的态度对待本民族文化,进一步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培育符合时展要求、体现民族核心凝聚力的民族精神,增强整个民族的生命力与意志力。要以理性平和、包容差异的态度对待他者文化,客观公正、辩证睿智地看待西方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走出一条理性沟通、利己利人的文化发展道路。
三、增强文化发展的开放性
1.增加对外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要科学规划与协调对外文化交流方案,既重视官方组织交流,也要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积极拓展民间交流,让他们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来。实际上,民间文化力量能够实现文化输出的最高境界,潜移默化地将中国文化巧妙传播到其他国家和民族之中。应积极鼓励各种学术以及艺术团体出国访问,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国文化发展的丰硕成果,为文化非营利机构提供更大的政策优惠倾斜,为他们搭建与国外文化市场联系的桥梁。要把握对外交流文化时机,坚持与时俱进,选择时下国际社会比较关心的话题或者项目,将其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切入点,不断加深文化交流的深度,拓展文化交流的范围。
2.加大对外文化宣传力度。要进一步加强文化对外宣传,增强文化宣传的感染力与影响力,从而激发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文化的热情。对内文化宣传与对外文化宣传由于目标受众不同,其具体宣传模式也应各有侧重。要尊重国家受众的文化接受习惯,在文化对外宣传过程中尊重受众的特殊性,善于借助外来力量,对不同的目标受众采取不同的文化宣传方式,提高宣传的实效性。在“互联网+”时代,要注重依托互联网拓展文化对外宣传渠道,借此增强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
3.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现代社会中,媒体扮演着信息文化传播的重要角色,是人们了解身边世界的最直接渠道。美国文化对外传播效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其有着全世界一流的媒体,例如CNN、ABC、FOX等,这些媒体提供的新闻信息具有极高的首发率与真实性,往往在第一时间将全世界范围内的突发事件信息及时传播给受众。目前我国还没有如此成功的媒体,但发达国家的这些媒体资源却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就可以达到“借船出海”的目的,利用这些国际传播能力更好地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同时,也要加大自有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力度,及时、准确、公正、客观地向全世界传播新闻与文化信息,借此增强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让中国特色声音也成为国际主流声音之一。
四、掌握文化领域斗争和竞争的话语权
1.提高国家硬实力。现代社会中,一个国家的硬实力直接决定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与文化话语权。现阶段,国际社会中的文化话语权主要控制在西方国家手中,主要原因是国家之间的硬实力存在显著差异。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上也逐渐累积了一定的影响力,只要我们坚定意志,积极向国际舞台的中心靠拢,将拥有的权益转变为文化发声权利,科学合理设计文化输出方案,通过一定时间的努力也一定能够增强文化话语权,增强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争取到更多属于自己的国际文化话语权。
2.加快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进程。随着全球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面临着来自世界各国的文化冲击与挑战,我们要自主建设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只有掌握了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与主导权,我们才能保证社会建设工作的正确性与发展性。”新时期,我国应积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环境,有机融合国内外理论研究成果量身定制话语体系,大力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增强中国文化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从而掌握更大的文化主导权,增强文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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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微博;传播;传统文化;端砚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5-0181-02
1 微博传播传统文化的基本文本形式
1.1 词条式
词条式是微博传播传统文化最基本的文本形式,是指以文字为载体,辅以视频、图片和网址等超文本(hypertext),传播文化知识的文本形式。
词条式具有编辑简便、可读性高和拓展性强等优点。者既可以纯文字形式表达传统文化知识,也可以通过丰富多样的超文本形式,强化传播表现力,促使受众更好地理解知识点。以公益团为例,词条式微博占到微博总数的92.18%。
公益团专题栏目“端砚普知”即完全采用词条式传播端砚文化。通过140字内的文字介绍,辅以插图,可使受众感性认知相关知识,亦便于其转发和收藏。
1.2 活动式
活动已逐渐成为微博互动的新兴途径,其具有交互性强、易于整合信息和扩大影响力等优势,但亦存在难以策划和传播效果无法预见等缺陷。因此,当前仍较少以活动传播传统文化。
以公益团的“寻找地方砚”活动为例,尽管已得到国家博物馆等知名微博的宣传,但参与人数的峰值也仅为30余人。活动中,非发起者原创微博仅占总数的15.25%,对比湖南省博物馆的“印象湘博”活动,非发起者微博占微博总数达98.29%。由此可见,活动式文本传播传统文化更适宜具有较好粉丝基础和影响力的微博,对于起步期微博,仍存在较大操作难度。
1.3 调查式
调查式是指发动网友针对某一话题进行投票、话题讨论等行为的形式。调查式文本参与成本低、互动性强,因而在微博中得以广泛应用,网友亦热衷于参与其中。如公益团曾开展“端砚为何价高?”、“您练过书法吗?”等投票,不仅能使发起者洞悉网友对相关问题的认知情况,亦可引导受众对传统文化展开更多的思辨。
调查式文本与词条式和活动式文本具有良好的结合性。发起者以活动式文本为主题,结合调查式和词条式文本优势,从多角度吸引网友了解相关传统文化,以内聚效应提升活动的整体效果。
2 微博传播传统文化的弊端
2.1 知识欠缺系统性
传统文化相对流行文化而言,具有显著的深邃性和内涵性,微博作为传播的新型平台,尚无法充分满足上述特征。
以公益团与国家博物馆主办的“砚台宣传”活动为例,尽管活动影响力较好,但亦有网友反映由于背景知识破碎而无法理解部分知识。此情况反映出微博在传播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限于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微博固有的局限性,易引致传统文化在传播中出现断裂和破碎――微博只能局部而节选地传播相对独立的知识或文化符号,无法实质性传播传统文化,甚至引致部分网友认为微博传播的传统文化是不科学的。
2.2 微博传播传统文化存在单线传播模式
尽管许多学者均认可微博中转发和@文本等功能的效用,但笔者在实践中注意到大部分知识词条处于单线传播模式。单线传播是指相关微博在传播中,以转发和评论等途径仅能有限地传播给小部分受众,无法实现裂变传播。这与一般概念中微博的传播模式存在较大差异。这种模式引致知识无法最大化传播,亦导致绝大部分微博仅能在小社群中单线传递。
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传统文化类微博,以故宫微博为例,依托27万粉丝,理论上应实现非常好的传播效果,但实际上大部分微博转发量均少于300次,比照以传播大众文化为主的新周刊微博,一般转发量均可达到2000次以上,两者差距相当悬殊。其主要原因是传统文化带有边缘文化或精英文化色彩,因而其所能吸引的受众相对有限,由此引致类似微博和感兴趣的网友偏少的客观现实,亦引发了单线传播模式。
2.3 微博不易表现传统文化的抽象性
传统文化一般具有抽象性和不易解读性,由此引发了微博表现能力与传统文化间“不易表达―不宜解读”的弊端,此结构几乎贯穿所有类似微博,如果无法妥善解决此弊端,极可能对微博传播传统文化造成阻力,甚至引起受众反感和不解,从而对传统文化产生排斥等负面情绪。
以普及砚台构造为例,笔者初次运用了纯文字,但效果甚微,随后的图解形式却非常成功,转发量已超过300次。因此,由于微博传播传统文化仍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进一步研究如何形象地表达传统文化。
3 微博传播传统文化的建议
3.1 重视传播效果评估
由于微博传播传统文化需要融会贯通多学科知识,而当前利用微博传播传统文化者多为博物馆和文化爱好者,因而对传播效果往往缺乏专业细致的评估。
根据公益团实证结果,结合类似微博的传播情形,笔者提出微博传播效果评估概念模型(Ye)。
3.2 注重传统文化的系统传播
由于微博自身特性,其无法像书籍和电视等传统传播媒介系统地向受众传播传统文化。但微博在传播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可以依据系列式、专题式,或一定逻辑顺序实现系统传播。基于上述要求,利用微博传播传统文化须借助专业书籍等资料,并整理和编纂为符合微博文体的词条,再行传播,由此可确保较好的系统性和规律性,以适应受众的阅读习惯。
如在介绍文房用品时,公益团以系列式地推出笔架、墨床和笔洗等文房用品,在介绍各件用品时,以当代参照物引入,从历史、材质形制、用法和精品等层面深入浅出地讲解分析,网友对此予以了高度评价。
3.3 灵活利用超文本形式
超文本是微博扩大信息量的重要基础,有鉴于传统文化的抽象性和深奥性,在微博传播过程中,仅依靠纯文字文本是难以实现预期效果的,必须依赖视频、网址和图片等多种超文本,甚至开发API平台应用程序,使受众更容易感知和理解传统文化知识。
以端砚石品花纹为例,借助插图、视频甚至交互式小程序,不仅能强化微博表现力,更能吸引受众的关注和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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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化传承创新 城市发展 推进方法
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在于“传承与创新”。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重大的文化变革。高等教育作为“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肩负着文化传承创新的历史使命[1]。大力推进高校文化传承创新工作,培养高素质的文化人才是高等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高等教育背景下文化发展的现状
推行素质教育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水平显著提高,教育重点从关注学生学什么逐渐转移到关注学生怎么学,学生的文化传承创新能力大大提升。但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高等文化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外来文化入侵及中国传统美德的丧失给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提出了挑战。
(一)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随着外来文化的入侵,我国传统文化受到严重排挤,本土文化认同度大幅降低;年轻群体特别是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不够,主动传承意识不高。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提高传统文化的认同度是传统文化传承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二)民族文化素质问题。民族文化素质的培养和提高是推动大国文化崛起的重要因素。与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相比,国民文化素质,特别是大学生的民族文化素质存在较大程度的滞后现象。如何弘扬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是文化传承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现代文化国际影响力问题。国家文化是否具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是国家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中国现代文化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特色不鲜明,文化创新不突出,导致中国现代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弱化。如何强化中国现代文化的开拓创新意识,突出文化特色是高等教育面临的重大挑战。
二、加强文化传承创新的价值
文化发展是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根本。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为中国文化发展带来巨大冲击。如:传统文化的逐渐没落、遗失;现有文化发展难以与时俱进;部分人甚至出现社会价值的迷失、扭曲等。这些问题都说明文化的发展不能再止步于简单的传播和延续,而是要将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理念相结合地进行转化重塑,实现传统文化的与时俱进。探索在高等教育背景下加强文化传承创新的有效途径,已成为高等教育界面对的一项重大课题。
当前城市发展正处于转型阶段,由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文化碰撞、融合日益频繁。高校教育要不断加强文化思想创新,真正起到引领社会先进文化的作用,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弘扬,使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
三、推进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方法
面对文化传承创新的历史使命,我市应积极稳妥的部署高校文化传承创新工作。高校应集中力量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点突出民族文化特色;坚持传统文化的与时俱进;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真正成为社会先进文化的领路人。
(一)找准自我定位。高校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2]为一体。只有对自身价值具备清醒的认识,坚守自身职责,不跟风盲动,才能避免高校在自身定位上出现偏差,在价值追求上偏离本位。
(二)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如今的大学生成长在一个多元的文化环境中,受到较多西方文化的影响。开放的环境塑造了他们活跃的思维,也使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存在一定的模糊和偏差。因此,高校必须加强传统文化普及教育,引导学生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体会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进而提升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度,提高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三)做好前人优秀文化的传承工作。文化传承是创新发展的起点,高校在强化大学生技能教育的同时必须加强德育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文化传承意识,增强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应积极组织学生参与文化宣传活动,从实践中强化文化的传承;鼓励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传统文化知识竞赛,从学生的思想层面,奠定文化传承的坚实基础。
(四)激发思想创新,推进传统文化现代化。高校教师要从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角度出发,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锻炼学生的创新能力。同时,高校师生要勇于对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进行探索创新,从新观念、新内涵等多角度出发,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使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焕发勃勃生机,加速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五)加强文化融合与对外交流,使学生对文化发展有较为全面的了解。文化传承创新要注重多领域知识的融会贯通。高等教育要特别注意从四个方面加强文化融合:一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融会贯通;二是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三是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融会贯通;四是人与自然融会贯通。此外,高校还应该积极创建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引导学生更好地了解外来文化,借鉴他们的优势,为文化创新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曹国永.文化传承创新:大学的责任与使命[J].高校理论战线,2012(03):4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