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基础病因范文
时间：2023-07-09 09:16:4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医基础病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肝纤维化;病因病机;中医药治疗
1 概述
我国的慢性肝病主要是慢性乙型肝炎及其导致的肝硬化，具有进展渐变性、病变可逆性、最终难治性等特点。目前西药无特效的抗病毒药，近年来中医药针对肝纤维化的研究方兴未艾，中医抗肝纤维化是我国的特色和优势，通过中医辨证施治为指导，利用中药复方多成分、多环节、多层次、多靶点的药理学干预，已显示出明显的优势。笔者试从以下几点阐述。
2 病因病机
中医尚无肝纤维化概念，对肝纤维化的病机的认识起始于活血化瘀研究，肝硬化属中医“癥积”范畴，故肝纤维化与中医的“癥积”有一定的类同之处。在其形成的机制上，乙、丙、丁型肝炎作为湿热邪毒引起肝病，肝藏血，主疏泄，体阴而用阳，湿热毒邪蕴结于肝，留连不去，致肝失条达之性，肝郁气滞，由气滞而致血瘀，经络阻塞，血不养肝，形成肝纤维化，正如清代医家叶天士所说：“初病湿热在经，久则瘀热入络”，“其初在经在气，其久入络入血”(《临证指南医案》)。《医宗必读》亦云：“积之所成，正气不足而后邪气居之”。王玉润认为肝硬化的病机本质是“肝络阻塞、血瘀气滞”，姜春华认为肝硬化“瘀血郁肝是病原，气虚脾弱是病体”，关幼波认为气虚血滞是早期肝硬化之本，湿热毒邪稽留血分是标。由于脾胃居于中焦，为气机升降的枢纽。肝本为病，易于横侮脾土，脾失健运，水湿停聚则生痰浊，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胶结，形成痰瘀互结。肝肾同居下焦，乙癸同源，肝病及肾，日久肝肾阴津亏虚，肝肾同病。由此可见，肝纤维化的病机是以血瘀以主，可兼湿热、气滞、脾虚、肾虚等证;病位在肝，与脾、肾关系密切。笔者根据读书心得和临床体会，认为肝纤维化可分三个阶段，早期湿热内蕴，稽留血分;中期，由于乙肝反复发作，体内细胞免疫下降，体液免疫亢进而紊乱，符合中医“毒邪未尽，风邪扰动”的理论特点;后期为气阴两虚，痰瘀胶固。因此，在治疗上，应根据中医证候的演变，在其不同病期中运用中医辨证论治，方证对应，无疑对抗肝纤维化治疗有科学意义。
3 治疗大法
3.1 病因治疗 中医历来重视未病先防，早在《内经》中就提出了“治未病”的预防思想。《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慢性肝病在肝纤维化未形成时，即着眼于原发病的有效病因治疗，从而阻止或延缓肝纤维化的发生和发展。如血吸虫病的杀虫治疗，酒精性肝病的戒酒，自身免疫性肝病的糖皮质激素、硫唑嘌呤等治疗，肝豆状核变性的d-青霉胺驱铜治疗，血色病去铁治疗等。病毒性肝炎的有效抗病毒治疗。据报道，慢性丙型肝炎肝纤维化用干扰素(ifn-a)和利巴韦林抗病毒治疗后，出现持续性应答的患者肝纤维化明显好转，而未出现持续性应答的患者肝纤维化也有一定的改善。
3.2 清除湿热疫毒 中医认为，本病多由情志怫郁不解，或嗜酒、肥甘厚味，害脾损胃，以致脾胃运化功能失常，湿浊内生，郁而化热，加上外感湿热疫毒乘虚而入，直趋中道，借经络传导之机，侵犯于肝，致肝气郁结，气机不畅，气闭血滞，肝之体用俱损而成。周仲英认为，湿热是各型病毒性肝炎的始动因素和发病基础，并贯穿疾病的全过程。湿热疫毒侵入机体后[1]，若正盛邪轻，则易于驱邪外出，临床可无明显症状，成为一过性感染或亚临床感染;若正邪俱盛，相互交争炽盛，临床可出现急性肝炎或重型肝炎，肝胆失疏，胆汁外溢不循常道，黄疸之症发生;若湿热阻于气分或肝热未使胆汁外泄，尚能循其道而行，则发为无黄疸型肝炎。总之，从中医学观点看，湿热疫毒之邪蕴结血分是慢性乙肝病因病机极为重要的部分，清除湿热疫毒这一病原，对于早期预防肝纤维化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多样本的临床与实验已证实，清热利湿解毒药物具有较好的抗炎护肝作用，能减轻肝实质炎症，修复被破坏的肝细胞，部分药物还具有较好的抗病毒和调控免疫作用，人们早已认识到某些清热利湿解毒药如茵陈、黄芩、山豆根、大青叶、败酱草、连翘、白花蛇舌草、重楼、虎杖等具有抗病毒和消除炎症作用，如茵陈蒿汤是经典的清热利湿方剂，原方用治湿热阳黄，对肝脏疾病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其作用机制是抗炎症、抑制γ-ifn过度作用的病理变化，利胆、抑制肝细胞凋亡，同时又可作用于纤维增生因子，抑制肝纤维化，对胆管阻塞以及二甲基亚硝胺所致的大鼠肝纤维化有显著的干预治疗作用。主要有效成分为茵陈原色酮、毛蒿素、茵陈烯、6，7-二甲基香豆素、都桷子素、大黄酸及大黄素等，都桷子素可显著抑制活化的肝星状细胞的dna合成;6，7-二甲基香豆素通过激活核受体组成雄烷受体(car)而加快胆红素的消除。于世瀛等[2]采用猪血清方法复制大鼠肝纤维化模型，应用清热利湿方药进行防治，显示该方药有预防和治疗肝纤维化的作用，优于秋水仙碱[2]，这些都说明清热利湿解毒药具有保护肝细胞、减轻肝细胞变性坏死、间接抑制肝纤维化形成的作用。
3.3 扶正化瘀 活血化瘀、扶正纠偏为治疗肝纤维化的基本大法。中医药工作者在长期的防治肝病的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和处方用药经验，为当今中药抗肝纤维化的组方和方药筛选提供了线索和捷径。如20世纪70年代王玉润用“桃红饮”(桃仁、红花、川芎、当归尾、威灵仙)化裁治疗血吸虫病肝纤维化，结果有良好改善肝功能与微循环作用，并且进一步发现其中的桃仁及其提取物对血吸虫肝纤维化患者及实验动物均有较好作用。其后刘平[3]等发现，虽然活血化瘀对肝纤维化有一定的特异性，但患者常见的“疲乏”等症状无明显改善，通过配合补益药物，如“虫草菌丝+桃仁提取物”、扶正化瘀方(虫草菌丝、丹参、桃仁、松黄等)，疗效得以进一步提高。迄今，有关肝纤维化的立法组方主要集中活血化瘀和扶正(益气养血和补益肝肾)两大类的结合。如扶正化瘀胶囊(丹参、虫草菌丝、桃仁、七叶胆、五叶子、松花粉等)，强肝软坚汤(黄芪、白术、茯苓、生地、当归、白芍、丹参、郁金、丹皮、栀子、鳖甲、茵陈等)，复方861合剂(黄芪、丹参、鸡血藤等10味)，复方鳖甲软肝片(鳖甲、赤芍、三七、冬虫夏草等11味)，柔肝冲剂(黄芪、丹参、郁金等)，丹芍化纤胶囊(汉防己碱、丹参、赤芍、黄芪、银杏叶等)，以及实验证实有效的古典方药如：大黄虫丸、鳖甲煎丸、血府逐瘀汤[4]、补阳还五汤[5]、乌鸡白凤丸等。对实验性肝纤维化有抗肝纤维化作用的中药单味药和有效成分大致有：丹参及丹酚酸b、虫草多糖、当归、黄芪、姜黄、柴胡、田三七及三七总苷、粉防己碱、桃仁提取物、川芎嗪、牛磺酸、大黄素、黄颜木素、螺旋藻、氧化苦参碱、齐墩果酸、灯盏细辛黄酮、葫芦素b、甘草甜素和甘草酸及甘草次酸、苍术酮、绞股蓝总皂苷、钱草总生物碱等[6]。
中医抗肝纤维化的作用机制可包括为：保护肝脏功能、抑制炎症反应、调节免疫反应、促进肝细胞再生、抑制胶原合成和促进胶原分解等多个环节。中医抗肝纤维化的研究仍将不断深入。
【参考文献】
1 郭立中，刘琴，皇玲玲，等.周仲英从湿热论治疑难杂病经验.中医杂志，2008，49(11)：971.
2 于世瀛，贲长恩，杨美娟.清热利湿方药抗肝纤维化的形态学和免疫组织化学定量研究.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20(1)：28-30.
3 刘平.发挥中西医结合思维优势，进一步提高中医药抗肝纤维化的临床疗效.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6，26(1)：8.
4 张晓平，陈建明，强世平.血府逐瘀汤抗血吸虫致小鼠肝纤维化的实验研究.中医杂志，2003，44(4)：299.
篇2
【关键词】蛛网膜下腔出血；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vWF；ADAMTS13；迟发性脑缺血；脑血管痉挛；预后
The expression of von Willebrand factor and ADAMTS13 in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QIAN Jin—xian*， LI Lei， LU Shi—qi， CHEN Gang，ZHAO Yi—ming. *Department of ICU， Suzhou Municipal Hospital （North Campus）， N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Suzhou 215008，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U Shi—qi ， Email：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values of dynamic changes of von Willebrand factor （vWF） and ADAMTS13 （a disintegrin and metalloprotease with thrombospondin repeats—13） in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Methods Twenty—nine patients with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dmitted to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from April 2010 through April 2011 were enrolled for retrospective study. They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3 sets of grouping：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group （DCI group） and non—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group （no DCI group），cerebral vasospasm group （CVS group） and no vasospasm group （no CVS group）， and good prognosis group and poor prognosis group， and another 20 healthy subjects as control group. All patients were examined with CT， DSA， or/and CTA to identify the intracrani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resulted from aneurysm rupture. The exclusion criteria included： （1） the time from onset to admission was longer than 72 hours or patient was in imminent danger of death； （2） patients had surgery， interventional or conservative treatment outside the hospital； （3） patients were under the treatment of antiplatelet medicine such as aspirin， clopidogrel， or other anticoagulants such as warfarin， etc； （4） patients had blood diseases， impaired kidney or liver function， pregnant， or with recent infections. Venous blood were taken one day， 4 days and 10 days after SAH to determine plasma concentrations of ADAMTS13 and vWF by using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Transcranial Doppler ultrasonography （TCD） was used to measure mean blood flow velocity of middle cerebral artery （VMCA）. Glasgow outcome scale （GOS） score was measured before discharge. Dat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SPSS version 13.0 software.Results The levels of vWF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DCI group， CVS group and poor prognosis group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1 day， 4 days and 10 days after SAH.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vWF between DCI group and no DCI group 1 day and 4 days after SAH （ P
【Key words】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neurysm subarachnoid hemorrhage；von Willebrand factor； ADAMTS13； 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Cerebral vasospasm； Prognosis
蛛网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e，SAH）是常见的神经系统急危重症之一，发病年龄相对年轻，其中颅内动脉瘤破裂是其发病的主要原因[1—2]。尽管最近几十年，对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aSAH）的诊断方法、治疗手段及围手术期的管理取得长足的进步，但病死率仍高达45%，存活者也有着较高的致残率，其中aSAH后4～10 d内发生的迟发性脑缺血（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DCI）是导致转归恶化的重要原因。血管性假血友病因子（von Willebrand factor，vWF）通过介导血小板与血管内皮下胶原黏附并进而形成血栓，在SAH中的作用日益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但是研究结论却不尽一致[3—4]。ADAMTS13 （a disintegrin and metal—loprotease with thrombospondin repeats—13）是一种在肝脏合成的金属酶，通过降解vWF多聚体来减少血栓形成，而关于其在aSAH中的作用却不甚明确。本文旨在通过动态观察vWF抗原水平与ADAMTS13活性变化，探讨其在aSAH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10年4月至2011年4月入住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的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29例，其中男性12例，女性17例，年龄（53.03±11.19）岁。所有入选患者均经CT、DSA和（或）CTA检查确诊为颅内动脉瘤破裂致蛛网膜下腔出血，并在早期接受动脉瘤夹闭手术。登记临床资料：姓名、性别、年龄、住院号、出血量、GCS评分、动脉瘤部位、意识障碍史、Hunt—Hess分级、改良Fisher分级等，临床资料由两位专科医师独立评判并进行综合。排除标准：（1）入院时发病已超过72 h或即将死亡的患者；（2）在外院已接受手术、介入或内科保守治疗的患者；（3）正在使用抗血小板药物如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或其他抗凝药物如华法林等；（4）有血液系统疾病、肝肾功能不全、近期有感染性疾病、孕期患者。对照组为正常健康体检者20例，其中男性10例，女性10例，年龄（48.60±6.40）岁。将上述患者分为迟发性脑缺血组（DCI组）和无迟发性脑缺血组（无DCI组）；脑血管痉挛组（CVS组）和无脑血管痉挛组（无CVS组）；预后良好组和预后不良组。各患者组间治疗无明显差异。
迟发性脑缺血（DCI）诊断标准[5]：（1）新出现的局部神经功能障碍；（2）GCS评分下降2分以上；（3）脑梗死；排除颅内再出血或梗阻性脑积水引起。脑血管痉挛（CVS）诊断标准[6]：入院3 d至2周内行床旁超声多普勒（TCD）检查，如Vm MCA（大脑中动脉平均血流速度）>120 cm/s，同时计算Lindegaard指数，即同侧MCA（大脑中动脉）与ICA（颈内动脉）颅外段Vm之比（LI）>3，则诊断为脑血管痉挛。预后分组标准[7]：入选患者在出院时进行GOS预后评分（1分：死亡；2分：植物生存；3分：重度残疾；4分：轻度残疾；5分：恢复良好）。其中将GOS评分为4～5分病例记为预后良好组，GOS评分为1～3分记为预后不良组。
1.2 方法
对所有患者分别在SAH后1、4、10 d各采肘静脉血5 ml，分别加入枸橼酸抗凝管中，3000 r/min离心10 min后提取血浆，—80 ℃冰箱贮存备用。健康对照组每例取外周静脉血5 ml， 方法同上。血浆vWF抗原含量与ADAMTS13活性（试剂盒购自苏州大学血液研究所）测定均采用双抗体夹心固相酶免疫试验（ELISA）。SZ—125抗体、SZ—129抗体由苏州大学血液研究所提供。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 ）表示，并行成组 t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以 P
2 结果
2.1 临床结果
在入选的29例患者中，动脉瘤部位：大脑前动脉瘤4例，大脑中动脉瘤2例，前交通动脉瘤10例，眼动脉瘤2例，颈内—后交通动脉瘤6例，大脑后动脉瘤1例，颈内动脉瘤4例。Hunt—Hess分级：Ⅰ级5例， Ⅱ级9例，Ⅲ级10例， Ⅳ级 4例，Ⅴ级0例。改良Fisher分级：0级0例，1级6例，2级12例，3级8例，4级3例。意识障碍史：短暂意识障碍6例，意识障碍持续大于30 min 7例，持续昏迷 4例。其中发生DCI患者6例（20.69%），发生CVS患者20例（68.97%），预后不良者共计10例（34.48%），有4例患者死亡，其余6例患者均伴有重度残疾或呈昏迷状态。发生DCI患者中有4例预后不良（66.67%），发生CVS患者中有4例预后不良（20%）。
2.2 血浆vWF水平的动态变化
健康对照组血浆vWF水平为（1.26±0.46）U/ml。DCI、CVS及预后不良组患者中1、4、10 d 血浆vWF水平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P
2.3 血浆ADAMTS13活性的动态变化
健康对照组血浆ADAMTS13活性为（56.32±15.47）%。在发生DCI患者的1 d血浆ADAMTS13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P
3 讨论
aSAH好发于Willis动脉环周边较大的动脉分叉处，因其有再出血及出血后导致的脑损害如CVS、DCI、脑水肿和梗阻性脑积水等病理改变，所以有着较高的病死率和致残率。其中aSAH后4～10 d内发生的DCI是导致转归恶化的重要原因[8]。但是对于DCI的确切发病机制仍不甚明确，最初一度认为aSAH后近端脑血管痉挛和管腔狭窄是DCI发生的“唯一”原因，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aSAH后CVS高达70%，其中只有30%发生DCI，并且在这部分患者中临床症状与发生血管痉挛的血管分布并不一致[9—10]。此外，并不是所有发生DCI的患者都有血管造影脑血管痉挛的证据。随后“广泛微血管痉挛”[11]、“皮层扩散性抑制”[12—13]、“内皮细胞激活”[14—15]、“炎症反应”[16—17]、“凝血级联反应和纤溶失衡”[18]、“微血栓形成”[19]等学说相继提出，在aSAH后DCI的发病过程中均扮演着不同程度的角色。但是目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微血栓形成”是DCI重要的发病机制之一，也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并且在尸解中也得到了证实[20]。
vWF主要来源于血管内皮细胞的W—P（Weibel—Palade）小体和血小板的α颗粒，介导血小板与血管内皮下胶原黏附并进而形成血栓，其分子量越大，与胶原和血小板的结合能力就越强[21—22]。ADAMTS13是一种金属蛋白酶，主要在肝脏合成，主要作用于vWF第842位酪氨酸与843位蛋氨酸之间的肽键，从而降解vWF多聚体来减少血栓形成。Frijins等[23]研究提示，SAH后早期（72 h内）vWF浓度升高与DCI的发生相关，并且是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但并不是CVS的独立危险因素，可能由于vWF是小血栓形成的诱因，从而导致缺血性改变。ADAMTS13活性下降最初是在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TTP）的研究中发现，近年来在心脑血管疾病中的作用也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但是关于ADAMTS13在脑血管疾病中的研究较少，最新的研究发现，vWF抗原升高与ADAMTS13 活性下降导致患者发生脑梗死的风险增高， ADAMTS13降低患者较ADAMTS13较高患者发生脑梗死的风险增加接近2倍[24]。国内也有学者的研究结果与之相似，在急性心肌梗死和脑梗死患者中ADAMTS13 活性较健康对照组显著下降[25]。2009年Vergouwen等[26]研究也首次发现在aSAH后并发DCI患者中ADAMTS13活性下降，但是vWF抗原水平与ADAMTS13活性下降之间并无相关性（ r =—0.027， P =0.736）。但是由于DCI的发生更多是由于脑血管局部微循环障碍引起，所以vWF、ADAMTS13变化规律并不同于大血管病变所致脑梗死。
在本实验中入选的29例患者中，发生DCI患者有6例（20.69%），其中发生DCI患者中有4例预后不良（66.67%），有2例未发生CVS（33.33%），而发生CVS患者中有4例预后不良（20%），发生DCI合并CVS 4例患者均预后不良。这些临床数据表明，aSAH患者DCI的发生与否与预后密切相关， CVS与DCI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在DCI患者中并不是所有患者均发生了CVS，在CVS患者中也并未均进展成DCI。
本研究中DCI患者vWF抗原水平在1、4 d时均明显高于未发生DCI组。ADAMTS13活性在第1天出现明显下降，明显低于正常水平及未发生DCI组。提示在aSAH患者早期可能由于ADAMTS13活性下降，导致ADAMTS13不能有效降解vWF成小分子片段，vWF多聚体在血管内聚集，形成微血栓，从而表现出血浆vWF抗原升高。而内皮细胞激活同样可以引起vWF抗原的升高，但是本研究中发现DCI患者早期同时伴随着ADAMTS13活性下降，所以我们认为在发生DCI患者中微血栓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CVS患者血浆vWF水平持续升高，在4 d时明显高于未发生CVS患者，可能是与该时间点正好是CVS开始启动的危险期有关，而在1 d时及后期未表现出差异，表明vWF水平在CVS发生的危险期中明显升高，这是由于内皮损伤致CVS发生所致。早期血浆vWF水平与ADAMTS13活性下降不仅与DCI发生有关并且与预后相关。研究发现，通过检测SAH患者血浆和脑脊液中vWF 浓度发现，SAH并发脑血管痉挛或脑梗死患者中血浆和脑脊液中vWF均明显升高，脑脊液中vWF 水平与神经功能状况呈正相关，因此vWF 可以作为预测CVS和局灶性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21]。Frijns 等[14] 在测定106例aSAH患者早期（3 d内）血管内皮细胞激活标志物时，发现内皮细胞激活的特异标志物vWF与DCI的发生及预后相关，由于vWF升高导致脑循环中微血栓形成，引起缺血事件发生。
总之，通过本研究发现微血栓形成是aSAH后并发DCI重要发病机制之一，动态监测早期血浆vWF抗原水平与ADAMTS13活性可以预测DCI发生，并且对aSAH预后的判定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本研究由于样本量较小，缺乏中长期的随访治疗，故仍有待大样本多中心的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Ingall T， Asplund K， Mahonen M， et al. A multinational comparison of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epidemiology in the WHO MONICA stroke study[J]. Stroke， 2000， 31（5）： 1054—1061.
[2]钱进先，李磊，虞正权，等. 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早期预后多因素分析[J]. 中国急救医学，2010， 30（1）：297—300.
[3]Beuth W， Kasprzak H， Wozniak B， et al. Von Willebrand factor in patients with subarachnoid hemorrhage[J]. Neurol Neurochir Pol， 2001， 35 Suppl 5： 130—134.
[4]Frijns CJ， Kasius KM， Algra A， et al. Endothelial cell activation markers and delayed cerebral ischaemia in patients with subarachnoid haemorrhage[J]. J Neurol Neurosurg Psychiatry， 2006， 77（7）： 863—867.
[5]Hop JW， Rinkel GJ， Algra A， et al. Initial loss of consciousness and risk of 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after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J]. Stroke， 1999， 30（11）： 2268—2271.
[6]Jarus—Dziedzic K， Bogucki J， Zub W. The influence of ruptured cerebral aneurysm localization on the blood flow velocity evaluated by transcranial Doppler ultrasonography[J]. Neurol Res， 2001， 23（1）：23—28.
[7]Sandalcioglu IE， Schoch B， Regel JP， et al. Does intraoperative aneurysm rupture influence outcome？ Analysis of 169 patients[J]. Clin Neurol Neurosurg， 2004， 106（2）： 88—92.
[8]Roos YB， de Haan RJ， Beenen LF， et al. Complications and outcome in patients with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aemorrhage： a prospective hospital based cohort study in the Netherlands[J]. J Neurol Neurosurg Psychiatry， 2000， 68（3）： 337—341.
[9]Weidauer S， Lanfermann H， Raabe A， et al. Impairment of cerebral perfusion and infarct patterns attributable to vasospasm after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 prospective MRI and DSA study[J]. Stroke， 2007， 38（6）： 1831—1836.
[10]施小燕. 重视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迟发性脑缺血[J].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2010，19（12）：1237—1239.
[11]Ohkuma H， Itoh K， Shibata S， et al.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intraparenchymal arterioles after experiment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in dogs[J]. Neurosurgery， 1997， 41（1）： 230—235.
[12]Leng LZ， Fink ME， Iadecola C. Spreading depolarization： a possible new culprit in the 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of subarachnoid hemorrhage[J]. Arch Neurol， 2011， 68（1）： 31—36.
[13]Dreier JP， Ebert N， Priller J， et al. Products of hemolysis in the subarachnoid space inducing spreading ischemia in the cortex and focal necrosis in rats： a model for delayed ischemic neurological deficits after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J]. J Neurosurg， 2000， 93（4）： 658—666.
[14]Frijns CJ， Fijnheer R， Algra A， et al. Early circulating levels of endothelial cell activation markers in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aemorrhage： associations with cerebral ischaemic events and outcome[J]. J Neurol Neurosurg Psychiatry， 2006， 77（1）： 77—83.
[15]Kessler IM， Pacheco YG， Lozzi SP， et al. Endothelin—1 levels in plasma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vasospasm after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J]. Surg Neurol， 2005， 64 Suppl 1： S1： 2—5.
[16]Kasius KM， Frijns CJ， Algra A， et al. Association of platelet and leukocyte counts with 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in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J]. Cerebrovasc Dis， 2010， 29（6）： 576—583.
[17]Hendryk S， Jarzab B， Josko J. Increase of the IL—1 beta and IL—6 levels in CSF in patients with vasospasm following aneurysmal SAH[J]. Neuro Endocrinol Lett， 2004， 25（1/2）： 141—147.
[18]Roos YB， Levi M， Carroll TA， et al. Nimodipine increases fibrinolytic activity in patients with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J]. Stroke， 2001， 32（8）： 1860—1862.
[19]Vergouwen MD， Vermeulen M， Coert BA， et al. Microthrombosis after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n additional explanation for 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J]. J Cereb Blood Flow Metab， 2008，28（11）：1761—1770.
[20]Stein SC， Browne KD， Chen XH， et al. Thromboembolism and 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after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n autopsy study[J]. Neurosurgery， 2006，59（4）：781—787.
[21]Chauhan AK， Kisucka J， Brill A， et al. ADAMTS13： a new link between thrombosis and inflammation[J]. J Exp Med， 2008，205（9）：2065—2074.
[22] 钱进先，陆骏灏，陆士奇，等. 严重肺挫伤患者冯·维勒布兰德因子、IL—8的动态变化及其意义[J].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2011，20（6）：20—24.
[23]Frijns CJ， Kasius KM， Algra A， et al. Endothelial cell activation markers and delayed cerebral ischaemia in patients with subarachnoid haemorrhage[J]. J Neurol Neurosurg Psychiatry， 2006，77（7）：863—867.
[24]Bongers TN， de Maat MP， van Goor ML， et al. High von Willebrand factor levels increase the risk of first ischemic stroke： influence of ADAMTS13， inflammation， and genetic variability[J]. Stroke， 2006， 37（11）：2672—2677.
[25] 董宁征，刘芳，季顺东，等. 急性心肌梗死和脑梗死患者血浆中ADAMTS13的测定及意义[J]. 中华血液学杂志，2008， 29（3）：161—163.
[26]Vergouwen MD， Bakhtiari K， van Geloven N， et al. Reduced ADAMTS13 activity in 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 after aneurysmal subarachnoid hemorrhage[J]. J Cereb Blood Flow Metab， 2009，29（10）：1734—1741.
（收稿日期：2012—06—11）
DOI：10.3760/cma.j.issn.1671—0282.2012.09.01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100872）
作者单位： 215000 江苏省苏州，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市立医院北区ICU（钱进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李磊、陈罡），急诊科（陆士奇），血液研究所（赵益明）
通信作者：陆士奇， Email：
篇3
关键词：中医病因理论；层次；局限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R2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12)07-1560-03
收稿日期：2012-03-02
基金项目：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基金资助项目（2010ZR007）
作者简介：黄建波（1973-），男，浙江慈溪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医基础理论、中医临床基础， 中医病因学说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探究病因的历史十分悠久，中医病因学说是在不断发展的，关于中医病因的层次理论体系也在不断的变化，从阴阳分类到内外分类，从三因学说到原发、继发病因理论等，每一次变革都促进了中医病因学说的发展。中医病因的层次至今还是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这些理论为什么被更替，主要是这些理论存在时代的局限性，缺乏可以持续发展完善的特征。
1 中医病因层次理论的发展
中医病因层次理论的发展中最具有影响性的包括阴阳病因理论、三因理论、内外病因理论、天地人病因理论和原发继发病因理论等。
《黄帝内经》根据各种病因的致病特点归纳为阴和阳两大类。东汉末年张从正根据病因的致病途径和传变规律，将病因分为三类，即内所因，外皮肤所中和房室、金刃、虫兽；梁·陶弘景在其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三因论》中将病因分为内疾、外发和它发三大类；南宋陈无择著《三因极——病证方论》，称六所感为外因，七情所伤为内因，其他如饮食、房室、劳倦、金刃、虫兽等为不内外因，最终发展成为中医病因“三因学说”。明清时期很多医家把病因概括为“内因”和“外因”两大类，把六和戾气称为外因，七情、房室、劳倦、饮食等均归纳在内因。张从正在《儒门事亲》中把病因归纳为天邪、地邪、人邪。现代很多学者认为引起疾病的原因大体可以分为原发性病因和继发性病因。
还有些学者提出了其他的分类方法，如宋鹭冰\[1\]在《中医病因病机学》中提出将中医病因分为自然因素、生活因素、情志因素、体质因素、内生因素和其他因素等六大类；赵学印\[2\]认为气、血、津液是人体的三大基本物质，三者郁滞分别形成滞气、瘀血、痰饮，成为三大致病因素，通过三者之间的比较，提出滞气是病因；黎敬波\[3\]等认为病因辨证第一层次为天和地，第二层次为生态和社会，第三层次为人体。
2 发展中的中医病因层次理论的局限性
2.1 阴阳病因理论局限性分析
《黄帝内经》首言：“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这是最早的中医病因分类法——阴阳分类法。《黄帝内经》的阴阳分类法存在理论范畴过大化和阴阳标准模糊的局限性。所以这种分类方法不为后人所宗。
传统中医学范畴内的阴阳，将阴阳作为是宇宙中相互关联的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应当说理论范畴有明显的过大化。将中医阴阳作为是宇宙事物或现象的概括，而宇宙对于我们现代人类认识尚且不够，那么再将医学上的阴阳理论联系到这一层次进行认识，未免使中医学更抽象、难以把握。《黄帝内经》中并没有说明邪之“生于阴”或“生于阳”的客观标准，就是说，其分类原则是不够明确的。例如为什么把“饮食居处”与“阴阳喜怒”统之于阴呢？可以说这两个因素无论归入“阴”或“阳”都是模糊的。
2.2 内因外因病因理论局限性分析
按中医阴阳学说，外为阳，内为阴，所以内外病因理论分类法的原始理论依据实质上是阴阳分类法。学者把六和戾气称为外因，七情、房室、劳倦、饮食等均归纳在内因。内因外因分类法没有充分考虑病因致病的相对性，分类的具体内容不够详尽。
外因是机体之外客观存在的或人为造成的各种能影响机体而直接或间接致病的社会、生物、理化因素等。内因是机体内部固有的或受外因影响而产生并可进一步致病的原因。所以这里存在病因致病的相对性，还包括一些外因通过一定的过程转化为内因，而内因也可以转化为外因，或者内因、外因同时作用而致病。
分类中把饮食、七情作为内因是不全面的，饮食是外来之物，只不过吸入体内的渠道和六致病不一样，所以饮食因素归纳为内因也是不够严密的。“内伤七情”是人体对外界事物的心理反应，是机体内因与外因互相作用的结果，同时又是进一步致病的原因，仅视之为内因是不够全面的\[4\]。比如“怒”为致病因素，大多数情况都是由于病人忍受不了外界的刺激而发怒，最终导致疾病的产生，所以七情致病的很多情况是外部因素引起的。中医病因还有外伤、虫兽伤等，内外因病因理论中的病因种类的阐述也不够详尽。
2.3 “三因学说”病因理论局限性分析
汉代张仲景《金匮要略》提出：“千般灾难，不越三条”。宋代陈无择创“三因学说”，中医病因的分类学方法渐趋统一。后世医家多从“三因学说”，将六邪气侵袭称为外因，情志所伤归为内因，而将饮食劳倦、跌仆金刃、虫兽所伤等归为不内外因。“三因学说”病因理论没有考虑“不内外因”病因理论的科学性以及内外因相对性的问题。
篇4
【关键词】 数据库技术；关联分析；证候要素；中医方剂数据库
“证候要素”主要指辨证所确定的病位和病性[1]，其中病性是由病因、病机总结而得来[2]。王永炎院士在“完善中医辨证方法体系的建议”等文中提出了“证候”研究应首要继承的是“以象为素，以素为候，以候为证”理念[3-4]，由此“证候要素”概念被提出，即“证候要素”是指组成“证”的主要元素，“证候要素”是支持辨证的基本单元，是辨证体系的核心。中医辨证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对四诊收集到的临证信息进行辨别、分析、综合、判断的过程，是一种将自然环境、患者正气强弱、疾病特点等加以综合考虑的诊断方法[5]。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以中医方剂数据库为平台，通过数据库技术，挖掘病因、病位、病机与症状体征(简称之“象”)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发现古代中医文献中证候要素的存在状况，而且通过对古代文献中证候要素与“象”间关联度的挖掘分析，为中医“证候”规范以及辨证体系的研究提供历史的基础数据。
1 中医方剂数据库简介
本研究使用的“中医方剂数据库”(以下简称“方剂库”)是由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研制并建设的。该数据库系统建立在Oracle的OAS(Oracle 8i Application Server)和PL/ SQL软插件的基础之上，用户可通过客户端的浏览器，在网络上访问服务器上的数据库系统。在全面、系统、高效地利用中医药信息的思想指导下，根据中医方剂文献的特点，设计了“方剂文献解析主题标引工作单”，以此作为方剂库系统结构设计的依据，实现了中医方剂数据的高度结构化、一致化存储，为数据挖掘奠定了基础。
目前，方剂库共收录了由先秦到民国的73种书籍中记载的92 102条方剂文献，年代跨度在2 000年以上，所选择的文献具有较好的分布性，即各个朝代都有收集，且经过论证后精心挑选的文献，使数据具有了较好的代表性。
方剂库系统设计实现了全方位、开放式的查询功能，加之全文解析主题标引方案的实现，使方剂库从多角度、多层次、多主题的查询成为可能。查询功能除了提供“并且”，“或者”、“并且不包括”、“或者不包括”等整套逻辑查询语句之外，系统还设计了“单括号”和“双括号”的优先级查询干预功能，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查询逻辑的需求。
方剂库实现了对查询结果进行关联分析、数据总结、数据分类、序列模式分析等，初步实现了基于频次的数据挖掘功能。
2 证候要素与“象”关联的挖掘实验
在中医方剂数据库这个平台上，根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证候规范及其与疾病、方剂相关的基础研究”的设计，我们承担了对古方剂文献中证候要素存在状况的调研及其相互间关系的挖掘工作，本实验是为研究病因、病位、病机与“象”之间的关系而设计的。
2.1 病因与“象”的关联分析
查询条件：病因主题词为“风邪”、“寒邪”、“暑邪”、“湿邪”、“燥邪”、“热邪”。
挖掘结果：满足“风邪”条件的方剂3 667条，涉及的症状体征795个；满足“寒邪”条件的方剂3 708条，涉及的症状体征775个；满足“暑邪”条件的方剂308条，涉及的症状体征218个；满足“湿邪”条件的方剂556条，涉及的症状体征382个；满足“燥邪”条件的方剂52条，涉及的症状体征137个；满足“热邪”条件的方剂2 677条，涉及的症状体征717个。频次序列见表1(限于篇幅取前10位数据)。表1 病因与“象”关联序列示例（略）
通过表1可以看出，挖掘结果均与中医学中有关六致病常见的症状体征相符，也与六致病的特性相一致。如寒邪伤于肌表，阻遏卫阳，称为“伤寒”，即外感风寒；寒邪直中于里，伤及脏腑阳气，则为“中寒”[6]。
通过数据数据结果可看出，本研究中涉及的方剂数据以“中寒”居多，这也与数据库中的实际情况相符，数据库中的数据多以宋元年前为主，可能与这些时期战争频发、人民饱受饥饿，寒邪易直中脏腑有关。另外，六致病除燥邪外前10位的症状体征中均有“头痛”和“烦躁”，查找原始数据还发现“燥邪致病”也常出现“头痛”和“烦躁”，只是不在前10位内而已。这一结果说明，“头痛”和“烦躁”是六为病的普遍症状，除提示临床遇之需辨别病因、辨证施治外，还提示可对“头痛”和“烦躁”的相关信息深入挖掘，如在不同“病因”条件下“头痛”、“烦躁”的伴有症有哪些？组方用药有何不同？分别都和哪些病机、病位有关等。
2.2 病位与“象”的关联分析
查询条件：病位主题词分别为“肺”、“心”、“肝”、“脾”、“肾”。
挖掘结果：病位为“肺”的方剂2 336条，涉及的症状体征624个；病位为“心”的方剂2 746条，涉及症状体征684个；病位为“肝”的方剂1 356条，涉及症状体征606个；病位为“脾”的方剂3 050条，涉及症状体征727个；病位为“肾”的方剂2 273条，涉及症状体征677个。频次序列见表2(限于篇幅取前10位数据)。表2 病位与“象”关联序列示例（略）
通过表2可以看出，与病位“肺”关联最强的“象”为咳嗽、喘、胸闷等，这与肺的主要生理功能“主气，司呼吸”是一致的；与病位“心”关联最强的为烦躁、心痛、心悸等，这与《灵枢·大惑论》“心者，神之舍也”，以及《素问·宣明五气篇》“心藏神”的认识相吻合；与病位“肝”关联最强的为目昏、目痛、白睛发红等，与“肝开窍于目”的理论认识一致，以及胁胀、胸闷、胁痛、烦躁等，与“肝”主疏泄功能密切相关；与病位“脾”关联最强的为食欲减退、呕吐、泄泻等，与脾主运化的基础理论认识一致；与病位“肾”关联最强的为腰痛、尿频数、耳鸣等，也与肾的生理密切相关。以上这些均与中医理论的相关论述以及临床实践情况相一致。
2.3 病机与“象”的关联分析
查询条件：病机主题词为“阴虚”、“阳虚”、“气虚”、“血虚”。
挖掘结果：病机为“阴虚”的方剂423条，涉及症状体征397个；病机为“阳虚”的方剂646条，涉及的症状体征417个；病机为“气虚”的方剂2 281条，涉及的症状体征759个；病机为“血虚”的方剂1 046条，涉及的症状体征613个。频次序列见表3(限于篇幅取前10位数据)。表3 病机与“象”关联序列示例（略）
通过表3可以看出，与各“病机”相对应的症状体征基本符合中医理论和临床实际情况。但也发现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数据，如“阳虚”的症状体征多为泄泻、腹痛、呕吐等中阳不足的病变表现，强调的是运化系统的表现，而畏寒喜暖、四肢逆冷、尿频数、身肿等肾阳虚的病变表现在其次，这与教材的内容略有区别，教材一般把肾阳虚的表现作为阳虚的主要表现。又如，若将上述的结果作一个分类集合，数据显示，“阳虚”时，各种“疼痛”的表现仅次于运化方面的表现，这一点似乎对临床很有启示意义，因为“寒”是疼痛的重要病机。
2.4 “象”与各种证候要素的关系(见表4)
表4 “象”与证候要素关联序列示例（略）
以“咳嗽”为例，查询条件：症状体征主题词为“咳嗽”。
挖掘结果：符合查询条件的方剂文献共计2 945条；涉及的病位53种，80%是五脏六腑；涉及病因56种，90%是时邪、劳伤和内邪(痰饮、瘀血等)；涉及的病机243种，脏腑病机占绝大多数，以下依次是六致病、气血失常、津液代谢失常等。按照类序的排列如表4所示(限于篇幅取前5位数据)。
通过表4可以看出，五脏六腑皆令人咳，但居于首位的肺，出现次数1 198次，明显高于其他病位，这均符合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实际情况；咳嗽常见的病因在六致病中以“寒邪”为主，这也与寒邪犯肺易出现咳嗽相一致；在脏腑病机中“肺伤”居于首位，这与肺主气、司呼吸的生理功能是一致的。
3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历代方剂数据的标准化和结构化处理，对古代方剂文献中包含的病位(以五脏为例)、病机(以阴虚、阳虚、气虚、血虚为例)、病因(以六为例)等证候要素与症状体征间的关系进行挖掘，进而探讨证候要素与症状体征之间的关联度。从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①病因、病机、病位等证候要素与症状体征间的关联各不相同，但有规律可循，与目前中医学基础理论的认识基本相符，说明挖掘的数据可以验证理论认识；②挖掘出的结果数据具体，不论对证候的深入研究，还是对临床的指导，均具有启示的价值，具体分析已如上述。③方剂库的数据由于历史的原因尚缺乏完整性，有待用还原技术来完善，数据一旦完整，挖掘的结果将更具有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 朱文锋.中医辨证体系及“证”的规范化研究[J].天津中医，2002， 19(5)：1.
[2] 朱文锋，黄碧群，陈新宇.病性证候要素辨别的意义与方法[J].中医药学刊，2006，24(2)：204－205.
[3] 王永炎.完善中医辨证方法的建议[J].中医杂志，2004，45(10)：729－731．
[4] 张志斌，王永炎.辨证方法新体系的建立[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5，28(1)：1－3．
篇5
【关键词】 偏头痛；中医病因病机；治疗对策
DOI：10.14163/ki.11-5547/r.2015.30.143
偏头痛是一种临床上的常见病， 而且会反复发作， 关于偏头痛的中医病因病机， 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分析[1]， 原因较多， 但是最终归于外感和内伤。本文在搜索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之后对于偏头痛的中医病因病要进行总结， 同时对本院2013年3月～2014年3月收治的50例偏头痛患者的临床资料予以回顾分析，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3年3月～2014年3月收治的偏头痛患者50例， 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 每组25例。其中试验组中男15例， 女10例；年龄最大65岁， 最小27岁， 平均年龄46岁；对照组中男18例， 女7例；年龄最大62岁， 最小24岁， 平均年龄43岁。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采用资料搜集的方法对于偏头痛的中医病因病机进行分析和总结；试验组患者采用中药内服的方法， 中药为芎柴丹胡汤， 主要成分包括川芎、柴胡、丹参、延胡索、白芷。对照组患者采用中药外治的方法， 使用的中药为头风膏， 主要成分为川乌、白附子、生南星、川芎、细辛、樟脑、冰片， 研为细末调成糊状敷贴， 患者均以7 d为1个疗程。在治疗结束之后， 对两组患者的治疗情况进行比较并进行相应的分析。
1. 3 疗效判定标准[2] 将疗效的评价标准分为三个等级， 即显效、有效和无效。显效：经过治疗之后患者彻底痊愈， 临床症状基本消失；有效：患者明显的感觉到症状的改变但是还有一定的症状， 在临床上表现为症状减轻；无效：经过治疗之后患者没有感觉到任何改变。总有效率=（显效+有效）/总例数×100%。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 1 偏头痛的中药病因病机 根据大量文献资料以及临床资料的分析， 总结出偏头痛的中医病因病要包括以下内容：偏头痛由于风邪外侵、上犯清风对人的身体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脾肾阳虚、脾胃虚弱的基础上， 由于气机不畅、瘀血阻络最终引起偏头痛， 并且偏头痛在一定程度上与肝功能的失调有关。
2. 2 两组治疗效果对比 观察组显效20例， 有效4例， 总有效率为96.00%；对照组显效19例， 有效5例， 总有效率为96.00%，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3 讨论
偏头痛属于一类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疾病， 给患者的生活、工作学习都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关于他的中医病因病机， 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查证， 有了一定的了解。在《素问・风论篇》[3]中就有相关的描述， “风气循风府而上， 则为脑风”、“新沐之风， 则为首风”以及“首风之状， 头多面汗， 恶风”在这里主要说的是“脑风”、“首风”等；在《景岳全书・头痛》[4]中又是这样描述的“阳虚头痛 ， 即气虚之所属也”， 也就是说如果出现肾虚会引起头痛；在《证治准绳》[5]中有这样的记载“病头痛者 ， 凡此皆脏腑经脉之气逆上 ， 乱于头之清道 ， 致其不得运行 ， 壅遏精髓而痛者也”。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有“诸风掉眩 ， 皆属于肝”的说法。通过这些文献资料的统计[6]， 作者总结出了偏头痛的中医病因病要即由于风邪外侵、上犯清风对人的身体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在脾肾阳虚、脾胃虚弱的基础上， 由于气机不畅、瘀血阻络最终引起了偏头痛， 并且偏头痛在一定程度上与肝功能的失调有关系。
通过对本院50例偏头痛患者临床资料的回顾与分析， 对试验组使用中药芎柴丹胡汤内服， 对照组采用中药头风膏外用治疗， 在1个疗程后， 两组患者在临床表现上发生了显著改变， 而且两组患者之间的治疗效果差异不大。在治疗偏头痛方面， 采用中药芎柴丹胡汤内服和中药头风膏外用都可以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 这是因为这些中药中都含有与中医病因病理相关的药物治疗， 所以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 值得在临床治疗上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1] 申延安， 卜庆峰. 中医内科治疗偏头痛的临床体会. 中国卫生产业， 2012（28）：178.
[2] 林成军. 中医辩证治疗偏头痛的临床效果分析. 中国卫生产业， 2013（7）：174.
[3] 栾旭慧. 运用体质辨识理论开展偏头痛间歇期辨证施护的构想. 中医临床研究， 2012（19）：107-109.
[4] 王瑞红， 范金梅， 邓春君， 等. 盐酸氟桂嗪胶囊结合中医针灸推拿治疗偏头痛35例疗效观察. 贵阳中医学院学报， 2014（2）： 147-148.
[5] 李思伟. 中医内科治疗偏头痛的临床效果观察. 中国卫生标准管理， 2015（4）：79.
篇6
关键词：中庸思想；黄帝内经；病因病机；渗透与影响
中图分类号：R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7)07－1486－03
中庸思想源于西周以前的“尚中”思想，其核心理念为“执中、适中、中和、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权以用中。其中平衡是关键，即为“中和”。提于《论语》、成于《中庸》，至宋、明时期，程朱理学将中庸思想推向。在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庸思想渗透和影响了其诸多领域，起到了目标性的导向作用。
中庸思想渗透和影响在中医理论尤其是对中医病因病机学的影响非常明显。中医理论的主纲是人体调节理论。是脏腑、经络、气血、体液在适应季节、气候后得“中和”，从而使机体得“中和”；机体得“中和”则人体得健康；反之，机体“失中和”则易患病。这一以“中和”为主线的中庸理念贯穿了中医病因病机学发展的整个历史，是中医病因学说的总纲。
成书于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基本奠定中医病因病机学的理论体系，明确提出了六气、情志、饮食等内外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可成为致病因素。它关于病因病机的论述是后世乃至当今研究疾病的病因病机变化及疾病防治等诸多方面的重要理论依据。
1 中庸最想与《黄帝内经》的哲学渊源
1．1 中庸思想与《黄帝内经》的成书时间比较尽管无论中庸思想抑或是《黄帝内经》其形成标志均有争议，但目前国内史学界大多认为《黄帝内经》应最终成书于西汉中期(公元前1世纪)之前。大量文字学考证表明其最终成书时间应晚于中庸思想的标志性著作《论语》和《中庸》。(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而子思卒于公元前四零二年，故两者相距约三百年)。早在汉武帝时期，出于政治考虑，官方就已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作为以当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指导的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和集中当时各学科大成的《黄帝内经》理论上就必然受到已经在官方开始受到追捧的儒家思想的渗透与影响，因而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的中庸思想也必然对《黄帝内经》产生影响。
1．2 中庸思想与《黄帝内经》的文献渊源，孔子许多思想直接影响了《黄帝内经》的医学思想。如“过犹不及”，“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允执其中”(《论语》)。《素问・生气通天论篇》则说：“阴阳之要……因而和之……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素问・调经论篇》说：“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日平人”。反之，就会出现“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甚至“阴阳离绝”的危候；又如《论语・乡党》说：“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不多食”与《素问・上古天真论篇》“食饮有节”和“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痹论篇》)观点一致。表述相似；在治疗用药方面，《素问・玉版论要篇》曰：“阴阳反他，治在权衡相夺”。《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上述分析证明了孔子的“中庸”与《黄帝内经》的执“平”，二者不仅观点一致，哲学思维的本质也如出一辙。
这样无论从成书时间还是文献考据，均不难做出一个大胆的推测，中庸思想从中医理论体系发轫的《黄帝内经》就开始对中医的理论体系产生了巨大的渗透与影响。
1．3 中庸思想与《黄帝内经》的哲学本质的趋同性特征《荀子・礼论篇》中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同时认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中庸思想强调矛盾对立双方根据主体需要使双方趋于平衡，建立在矛盾对立基础上的阴阳学说和以此为基石的《黄帝内经》更强调双方的平和从而达到保持机体健康或治疗疾病的目的。而双方建立的哲学基础――中国古代哲学又基本一致认为万物源于道。这样就不难发现中庸思想和《黄帝内经》在对生命形态、病因病机等理论的认识上就哲学本质而言两者具有趋同性。这种趋同性理解构成了中庸思想对《黄帝内经》产生影响的哲学渊源。
2 中庸思想对《黄帝内经》病因病机理论建构的核心影响作用
中庸思想在《黄帝内经》的核心理论建构中发挥了原则性和目标性的指导作用。中庸思想既是《黄帝内经》核心理论中机体健康的根本保证，又是产生疾病的哲学原因。
众所周知，阴阳学说作为核心理论贯穿于《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阴阳学说之中充满了“中庸”、“中和”的思想。因此，“中庸”“中和”的思想也就贯穿于《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
从病因病机学方面看，《黄帝内经》突出了失中为病的思想，明确阐述了“阴阳失调”是一切疾病病理变化的基础，奠定了中医病因病机的基本理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调经论篇》进一步指出：“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将病因分为阴阳两类后，解释了人体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在于“阴阳失调”。
《黄帝内经》对病因致病特点的认识大致有时气失常、情志过激、饮食失节、劳逸失度等方面，这些均体现了失中思想。
《素问・六节藏象论篇》说：“未至而至，此谓太过，……至而不至，此谓不及。太过导致正常的气候变化成为病邪。机体与外界的中和平衡，机体内部的适应性平衡成为了维持机体健康的机制。《灵枢・百病始生》说：“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强调指出了“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所以人们必须要“和于阴阳，调于四时”，违背了四时阴阳，就会引起疾病的发生。例如，“逆春气”，则“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心气内洞”；“逆秋气”，就会“肺气焦满”；“逆冬气”，影响肾脏，出现“肾气独沉”(《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脏腑在某一时令季节失去“执中”“中和”会直接导致相应脏腑疾病的产生。运气7篇大论系统论述了气候变化的太过、不及与平气和人体发病的不同情况，系统地阐述了“六”学说。认为自然界气候风、寒、暑、湿、燥、火，在不正常的情况下也可以引起疾病的发生。
至于7情，《黄帝内经》根据人体的情志变化，概括为喜、怒、忧、思、悲、恐、惊7种。突出地强调了精神心理因素与疾病的关系。在形神统一的基础上，指出情志变动也是疾病发生的重要因素。如《素问・举痛论篇》说：“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这里的上、下、缓、消、乱、结都是指情志过激失于用中所致的气的失常。《素问・疏五过论篇》说：“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所以七情太过，也是人
体重要的致病因素之一。
《黄帝内经》进一步阐述了饮食不节病因，明显体现了失中致病的思想。如《素问・痹论篇》说：“饮食想自倍，肠胃乃伤。《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说：“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认为五味分别人五脏以养五脏之气，如偏食某味过久，则可使五脏之气偏胜或偏衰而发病。
《素问・经脉别论篇》还提出：“生病起于过用”的观点，认为尽管疾病发生的原因很复杂，但其关键都离不开过用失中这一环节。如《灵枢・本神》说：“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等。《灵枢・百病始生》说：“起居不节，用力过度，则络脉伤”。《素问・举痛论篇》说：“劳则气耗”，“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素问・痿论篇》说：“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筋痿，及为白。”这些致病因素均离不开“失中”、和不能“执中”，中庸思想在这里强有力地发挥了它的影响力。
3 中庸的权变适中思想对《黄帝内经》的病因病机学说的渗透与影响
《黄帝内经》中的中庸思想不仅强调中和，更重视运动中如何权变适中。中庸思想对《黄帝内经》病因病机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其贯穿于医学实践的整体运动中，中庸并非简单的折中，而是不断变化中寻求一种动态平衡，即权变适中。“中庸”对中医学理论起着支配作用。在自然界的中和方面，运气学说是最好的注脚。如《素问・气交变大论篇》说：“五运之政，犹权衡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化者应之，变者复之”。运气学说的中和理论是自然界的自稳调节机制，是维持气候六气之间相对平衡的保证，并最终纳入天地阴阳的平衡。而人体内部脏气之间以及人体与外界环境的中和，可以通过人体内部的自调机制来实现。如藏象理论及脏腑相关理论描述的气机升降出入，脏气之间的生、克、乘、侮关系，以及经络之间气血多少等，都具有调节和实现脏腑生理及心理的协调平衡从而达到“平人”的作用。正如《素问・灵兰秘典论篇》所谓：“十二藏之相使……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从病因病机学角度看《黄帝内经》所反映出的失中致病的思想还有很多。尽管疾病发生的原因很复杂，但其关键都离不开失中这一环节。
4 结 语
篇7
【关键词】 戾气； 六； 六气； 审因论治
自吴又可提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之后，备受推崇，被誉为“温病病因的伟大创见”［1］ “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2］“诚瘟疫门中字字金针，无可訾议”(《温疫论类编·自序》)。于是在中医疫病学说中就形成了一种理论与临床相悖的情况，即在理论上认为戾气是六之外的一种特殊邪气，在临床上却按照“六学说”进行审因论治。即使在现代微生物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中医在临床上治疗疫病仍离不开“六学说”，如张立山等［3］认为SARS的病机特点为热毒犯肺，酿生湿毒。笔者认为这种理论与临床脱节的现象不利于中医疫病学说的发展，因此提出戾气为六之极的观点，以就正于同道。
1 《内经》的五疫属六气变化范畴
《素问·刺法论》提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这里的五疫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疫病，这些疫病的病因到底是非风、非寒、非暑、非湿的戾气，还是由六气变化所致？从《内经》的本意来看，应该是由六气变化所致，在《素问·刺法论》中将疫病的产生原因归结为五运六气之司天在泉的异动所致，“假令甲子刚柔失守，刚未正，柔孤而有亏，时序不令，即音律非从，如此三年，变大疫也。”也就是说甲子司天之年刚柔失守，司天未能迁正，在泉便孤立而空虚，四时次序不按节令的寒温，气候像音律一样不能相应，三年左右就可能发生大疫。《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也认为疫病的产生与运气变化相关，“太阳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初之气，地气迁，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阳明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后天，……二之气，阳乃布，民乃舒，物乃生荣，厉大至，民善暴死”。以上说明《内经》认为导致五疫发生的病因是五运六气运气变化，而运气变化的核心内容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的变化，因此，可以说《内经》对五疫病因认识属六气变化范畴。
2 古今治疫，均按“六学说”进行审因论治
张仲景在《伤寒论》序言中说其宗族死于伤寒的有十分之七，可见当时伤寒是指疫病。《伤寒论》一书是对东汉末年频发流行的寒性疫病的病程规律及其常见证候的临床记录和理论升华，其论治不离风、寒、暑、湿，其用药不离寒、热、温、凉；吴又可的《温疫论》虽提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也曾设想不需辨证求因的特效治疗，“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但其未能发现真正意义上的治疗疠气的特效药物，“至于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因此其对疫病治疗初期用化湿清热的达原饮，中期用辛寒清热的白虎汤等，仍然离不开六病因治疗的体系。清代余师愚著《疫疹一得》，详论疫疹，对疫病的辨证论治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医疫病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余氏论治疫病仍未离开六病因治疗的体系，认为疫证的发生应责之于火毒。如《疫疹一得》中说：“瘟既日毒，其为火也明矣，且五行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日君日相，内阴外阳，主乎动者也，火之为病，其害甚大。土遇之而赤。金遇之而熔，木遇之而燃，水不胜火则涸，故《易》曰：‘燥万物者，莫蠼乎火’，古人所谓元气之贼也。以是知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也”。其对疫病治疗主要用清热解毒的清瘟败毒饮和清心凉膈散为主方；清代疫病大师杨栗山在理论上继承了吴又可的学说，“杂气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燥、非火，天地间另为一种，偶荒早涝、疵疠烟瘴之毒气也”，在临床上将戾气改头换面，复归于六病因之中，认为疫病“得于天地之杂气，怫热在里，由内而达于外，故不恶寒而作渴，此内之郁热为重，外感为轻，兼有无外感而内之郁热自发者，又多发在春夏，若用辛温解表，是为抱薪投火，轻者必重，重者必死，惟用辛凉苦寒，如升降、双解之剂，以开导其里热，里热除而表证自解矣”；近代中医治疗疫病莫不以“六学说”进行审因论治，如商让成等［4］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梅琰等［5］治疗流行性出血热，张立山等［3］治疗 SARS等。可见，在临床上，辨别疫病病因的六性质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历代医家对疫病病因性质的认识，主要是根据疫病发病后的临床表现，再根据六性质进行分析而得来的。
3 吴又可戾气学说的缺陷
中医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以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可以说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共同建构了中医学庞大的理论体系，促进了中医理论体系的迅速发展，今天的中医学仍然离不开这两个学说。精气、阴阳五行等概念不是从实体上来认识事物，而是从功能的角度来把握对象。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六病因学说也不是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物质，而是根据人体患病后的反应，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总结出的的六类证候。中医对病因的认识主要是通过“辨证求因”，是以“证”为中心推理出来的，钱天来将中医病因学说立论基础和认识方法精辟归纳为“受本难知，发则可辨，因发知受”。可以说六病因学说的意义不仅在于探知致病原因，重要的是说明其病理演变的规律，对辨证论治有着无可取代的指导价值。而吴氏的戾气学说试图寻找导致疾病的各种不同物质实体，吴氏通过对众多温疫的发病规律和临床特点观察分析，提出了一整套关于疫病的论述，客观地预测到了致病物质的存在，较为准确地揭示了急性传染病的发病原因及传染流行的本质，虽未明确疠气就是病原微生物，却与现代的病原微生物思想惊人的相似。由于疠气学说是通过对温疫传染流行的实践调查而推测出来的，而不是根据证候表现探求的，因此也就无法用中医理论体系内的知识明确其病因性质，与以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辨证求因的病因体系存在着认识论的差异，不符合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的中医学观点，加之疠气属性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使之无法与中医理论体系内的药性、病机、证候、治法、方药等贯通，缺少与临床沟通的中间环节，疫病治疗无法以戾气为依据，不能指导临床治疗，所以未能融入中医理论体系。
4 戾气与六的区别与联系
中医对疫病的治疗未脱离“六学说”，在临床上戾气所致的疫病也表现出寒、暑、燥、湿等六特性，那么，是否能把戾气和六从理论上合二为一呢？答案是否定的。其一，戾气有着不同于一般六邪气的流行性和强烈的传染性，诚如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中所言：“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其二，起病急剧，病情险恶，传变快，致死率高，与一般六邪气致病大不相同，吴又可所描述的“此一日之间，而有三变，数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甚，传变亦速，用药不得不紧。设此证不服药，或投缓剂，羁迟二三日，必死。设不死，服药亦无及矣。尝见温疫二三日即毙者，乃其类也”，就是对致病的这一特点的真实写照。除此两点，戾气致病还有一些与六致病不同的特点，吴又可《温疫论》论述较为详细，兹不赘述。吴氏的戾气学说虽不能用其直接指导临床治疗，但其深刻的揭示了戾气致病的总的规律和特点，区分了戾气致病与六致病的不同特点，对临床上全面认识疫病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确是难得的科学预见，为中医的病因学说注入了新鲜活力，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唯其“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之说，完全割裂了戾气与六的联系，有矫枉过正之弊，古今治疗疫病的临床实践证明，疫病虽与六所致的一般疾病不同，但其在临床上常表现出风、寒、暑、湿等六气变化的特性，这些六气特性说明戾气与六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从六气推究，因六属六气变化所致，可以说六为六气之太过与不及，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事物的变化有量变和质变，变化到了极端就会产生新的物质，这种新物质不会完全割裂与旧物质的联系，必然带有一些旧物质的特性，六与戾气的关系正是如此，六为六气之太过与不及，当属量变的范畴，当这种变化到了极端就产生了新的物质—戾气，戾气虽与六气、六有着本质的不同，但仍具有一些六气、六的临床特性，概括起来就是六为六气之太过，戾气为六气变化之极。
5 明确戾气为六气变化之极的意义
明确戾气为六气变化之极在理论和临床上均有较为重要的意义，从理论上看，在中医理论未能突破精气学说及阴阳五行学说形成新的医学体系之前，明确戾气与六气的关系，理论上可根据其寒热等属性确定其病因属性，能使戾气学说与现有中医理论体系中的药性、病机、证候、治法、方药等理论贯通，使其融入中医理论体系。从临床上来说，明确戾气与六气的关系，一方面可根据戾气与六的联系，结合疫病的临床表现，确定疫病病因的寒热等属性，为疫病审因论治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可根据戾气与六的区别，进一步探讨疫病与普通六所致疾病的不同特点，为从临床上更加准确的把握疫病的特性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甄志亚．中国医学史［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113.
［2］李 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853.
［3］张立山，武维屏，侯一军，等.中西医结合治疗传染性非典型肺炎30例临床观察［J］.中医杂志，2004，45（9）：675.
篇8
关键词： 中医教育 逻辑思维 非逻辑思维
中医学作为东方科学的一部分，其思维方式具有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的双重特点，同时代表东方主要思维方式的非逻辑思维的顿悟、心悟和直觉被大多数中医学者认为在中医思维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前的中医药院校大学生是在以西方逻辑思维为主的知识体系下培养出来走入大学校园的，这造成了学生对具有逻辑与非逻辑双重思维模式的中医药理论的学习在认知上产生了障碍。当前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中并没有完全认识到思维问题是中医教育的关键问题。只有从培养学生逻辑和非逻辑思维两个方面着手，使学生充分认识中医学自身的思维特点，才能培养出合格的中医药人才。
1 当前中医院校大学生思维方式存在的问题
中国已经历经百年西方文化洗礼，当代大学生更是在数学、物理、化学等西方科学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对于医学的认识大多来源于以西医为主的医院，对中国的古代传统思维在社会生活方面有一定的认识，但对于古代科学技术的理论认知和建构方面，则较难理解传统的思维模式。学生进入中医药院校以后一开始学习的就是中医基础理论中的“元气”“阴阳”“五行”“命门”“三焦”等基本概念，这些基本概念在目前的解剖学并没有严格的对应物。学生在对这些基本概念的学习中仍像在中学时对于概念的认知一样，注重对其物质实体性的把握，用逻辑论证去分析，把高层次还原为低层次。但这种形式逻辑的认知方法在这里遇到了困难，因为概念是思维抽象的结果，而中医学的概念不是实质定义，而是思维到最高层次的哲学概念，即“形而上者谓之道”的思辨最高阶段，不能用形式逻辑的属加种差的方法去界定其内涵和外延。由于学生对中医基本概念的认知困惑，进而对由中医的基本概念建构起来的中医理论系统也不能完全的理解，甚至持否定的态度，有的甚至会排斥对中医的学习。中医学强调唯象联系，突出宏观整体，重视和谐平衡，与学生以前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认知习惯格格不入，不易理解难以接受，另外，中医和西医所认知的客观对象都是人体，其中有一些相同语词构成的概念，在其内涵上是不一致的，如“心”“肝”“脾”“肺”“肾”等，西医对这些概念是实体和解剖意义上的解释，中医是系统和功能的认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易造成混淆，尤其是刚入门的学生，对以后的学习造成不良的影响，甚至对专业失去信心。
2 中医思维中的逻辑与非逻辑解析
造成中医院校大学生在中医学习中存在的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医理论的思维形式与学习者的习惯的思维形式不一致。而当前的中医教育模式并没有从中医自身特点出发，而是模仿西医教育模式，这样造成一些中医药院校学生和中医研究者对于中医学产生困惑，并极大的影响着他们对中医药的学习和信任度。
中医学知识和所有的古代知识一样，以自然哲学为背景，在中国传统的求同思想的影响下结合当时的简单解剖知识和临床实践发展起来，始终没有与伦理道德、艺术、宗教、等文化分离，主张“天人合一”，在《黄帝内经》中就有“智者察同，愚者察异”的字样，求同即求得万物的整体和谐统一。其理论体系从思维的角度上看，既有逻辑思维的概念、命题、推理，又有非逻辑思维的形象、直觉、顿悟，而作为中医学最主要的特点——整体观指导下的辨证论治过程中，非逻辑思维占主要方面。
篇9
病因的研究历来是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古代，由于人们的认知能力和认识方法落后，对于病因的认识，只能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根据疾病的发病情况和临床表现等进行推测。由于缺乏实证根据和细致的研究，与现代医学病因学理论相比，笼统且确定性差。作为传统医学，中医学如此，蒙医学亦然。但由于理论体系不同，对于病因的认识各有特点。探讨中蒙医学之间对病因认识的差异与相似之处，对于正确理解传统医学的认识方法和认识特点，提高临床诊疗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1蒙医学与中医学对病因的认识
1.1蒙医学对病因的认识
蒙医病因学认为，身体内维持正常生理功能的赫依、希拉、巴达干、血、黄水、“粘”虫是引起疾病的根本原因。其中赫依、希拉、巴达干，被称为基本病因，是一切疾病的根本原因。在正常情况下，它们三者（蒙医称为“三根”）处于平衡状态，共同维持健康的生理活动。但这种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气候、饮食、起居等外来因素的影响，三根有增多或减少的变化，由于人体有自我调节的功能，所以仍然保持着相对平衡，人体处于健康状态。只有当外部影响超过了人体自我调节的限度，导致其生理功能出现障碍或紊乱时，人体才处于病理状态。由此可知，蒙医学中所指病因，只是引发疾病的潜在因素。除了先天性疾病和遗传性疾病，外部因素在发病机制中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在蒙医学中把致病的外部因素分为饮食、起居行为、气候和其他四类。一是饮食过多、过少、不当会引起三根的变化；二是日常起居行为包括居住环境、居住条件、衣着、各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以及语言、情绪变化和心理活动等，都会弓I起三根的相应变化；三是四季气候的异常变化影响人体；四是其它因素，主要指各种突发事件，包括跌打损伤、大出血、意料之外的心理打击、接触传染源等意外原因。
1.2中医学对病因的认识
病因病机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经》中详细论述了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病变机理等，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学说。关于病因，《素问·调经论》说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把病因按其传变概括为三个途径：“千般疚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人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宋代陈无择明确提出了“三因学说”。在其《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在以往病因分类的基础上，将病因分为外感性、内伤性和其他等三大类致病因素。六邪气是“外所因”，情志所伤是“内所因”，而虫兽所伤、跌仆金刃以及饮食劳倦等是“不内外因”。从而把致病原因与发病途径结合起来，这种分类方法较之以往更为合理、明确，因而对后世影响较大，延用至今。
现代中医学理论中把病因归为六（风、寒、暑、燥、湿、火六种外感病邪）、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变化）、疠气、饮食劳逸不及或不节、外伤、痰饮疲血六类。由此可以看出，蒙医学和中医学的病因理论在实践中经过长期发展和演变，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形态。但总的来说，二者仍然有很多相似之处。
2两种医学病因理论的比较
2.1致病因素之一：气候变化
人生活在自然界，自然界的气候变化是导致疾病的主要外因，疾病的发生无不受自然规律的影响和制约。中医“六”病因与蒙医所说的气候方面的外因相似。蒙医认为，气候变化的太过、不及或反常导致“三根”的不正常变化而导致疾患，特别是热病中的疫热与气候异常有很大的相关性。蒙医学上把一年分为六时，即初冬、隆冬、春季、盛夏、季夏、秋季。把一天也分为六时，即清晨、上午、中午、下午、、半夜。疾病与季节和时辰有关，如赫依病多在夏季发作，日暮、黎明时发病；希拉病主要多在秋季发生，中午、半夜时发病；巴达干病多在春季发生，、上午时发病。中医外邪致病也有明显的季节性。同时，地域有高下，气候有差异，邪因地而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谓“东方生风”、“南方生热”、“中央生湿”、“西方生燥”、“北方生寒”，都含有邪气因地域方位之不同而异的特点。蒙医则没有这种明显的地域特点，只局限在北方者“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而导致“生满病”而巳。
从病理机制看，中医强调，外邪致病各随其脏气所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吴昆注云：“风寒暑湿燥热，不当其位，是天之邪气也。风气入肝，寒气人肾，暑热之气人心，湿气入脾，燥气人肺，是害人之五脏也。肝与春季相应，风气通于肝，风邪伤肝，春多肝病；肝开窍于目，主筋，故其病又多有目、筋的证候表现。故《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风客气，精乃亡，邪伤肝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风伤筋”。
蒙医则认为，不同季节气候有不同的性质。即春季温暖、盛夏燥热、季夏雨季湿润凉爽、秋季腻热、初冬寒冷、隆冬非常寒冷，周而复始。一天中的不同时辰不同性质的气候变化交替出现，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如清晨和下午呈凉性、上午和呈温性、中午和半夜呈热性。作为致病因素之一的气候变化所引起的疾病，就是与气候的这种性质有关。这种性质蒙医称为“十七效能”，具有抑制（相反的）或增多（相同的广三根“的二十种特性的作用。在正常情况下，人体内的“三根”随着季节的变换而出现变化，一天之内也有所增减，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往往影响着疾病的蓄积、发病和痊愈。因此蒙医强调季节养生的重要性。气候的变化是大自然的规律，为了保持健康，人们要学会适应气候变化。如《四部医典》曰：“季夏骄阳之光渐炎烈，只为耗力宜进甜凉食……春秋泻吐下赞润物，低剩反常酌情可施诊。”
2.2致病因素之二：情志变化
情志又称情感，它是人们精神心理活动的综合反映，在一般情况下属于正常的精神生理现象。所谓“七情六欲，人皆有之”。但如果情志波动超越了常度，过于剧烈或持久，则将引起身体生理功能的紊乱，从而导致各种疾病。七情便成了致病因素。人的情志变化有外源性因素和内源性因素。环境因素、社会因素、病理因素，都是导致人们情志变动的重要因素。
中医学上把七情作为内伤，蒙医则视为外因。人们的起居行为可以概括为“身、语、意”，身体包括体力劳动、环境、穿着和临时性生理活动〈如呼吸、哈欠、睡眠、饥饿、口渴、放屁、等，不可强忍或强作〉；语就是言语，喋喋不休或沉默寡言都会导致疾病；意就是情绪变化或心理活动。这种外因一般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情绪或心理变化，是一种常态化的行为，相对平稳’长期作用于人体才能引起疾病，如经常生气或抑郁的人。还有一种情况是，情志变化是突如其来的、比较剧烈的反应，这种外因包括在其他外因中。从病理的角 度看，蒙医学认为心理活动与饮食、气候变化一样，是通过影响人体”三根“的特性，引起三根的偏盛、偏衰或紊乱，进而影响三根之优势部位导致各种疾病症状。如人体的心脏、骨骼、大肠、耳、皮肤等部位是赫依的优势存在部位，因而由于某种外因引起赫依增多就容易侵犯这些部位。同样希拉增多容易引起肝脏、胆囊、血液、眼和小肠的病变，巴达干增多容易累及肺脏、脾脏、肾脏、胃、膀胱、精府等脏腑以及肌肉、脂肪、骨髓、等部位。
中医学则认为，情志与五脏相应，病则首伤五脏。情志活动归属五脏而称五志，脏腑气血是产生情志活动的基础，情志活动又是脏腑气血功能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情志过用则会伤及五脏。
蒙医重三根理论，情感的变化虽属于外因，但能够直接影响三根，如喜导致人体内赫依的增多，而心脏是赫依优势存在的部位，赫依增多首先会影响心脏。发怒导致人体内希拉的增多，而肝脏是希拉优势存在的部位，希拉增多会影响肝脏等，这与中医学七情致病的“喜伤心”、“怒伤肝”的理论可谓殊途同归。由此可知，虽然不同的民族因其体质、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社会环境的不同，情志对人体的作用和影响有所不同，但总体上说影响的部位和出现的症状应该是大同小异，只是不同的医学体系的解释方法不同而已。
2.3致病因素之三：疠气
疠气，是一类具有很强传染性的病邪。对此中医早有详细记载。明代名医吴又可在《瘟疫论》中提到：“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就是说疠气是一种自然界的毒疠之气，与普通的六邪气不同，它具有传染性强、易于流行、发病较急、病情严重、一气一病〈即一种疠气导致一种传染病〉、症状不同的特点。疠气可致传染性疾病方面，古人对其发病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蒙医称其为“粘”病，粘（音nian）是译音。蒙医学病因理论中属于六个总病因之一。蒙医认为“粘”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致病小虫，相当于现代医学的微生物一类病原体。“粘证”是具有急、烈、顽固等特点的一种病证。粘证多见于温热病中，在寒性病中亦见，其病种范围很广，不仅包括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细菌性痢疾、霍乱、白喉等传染性疾病，还包括不具传染性的一些感染性疾患。在蒙古地区瘟疫被称为“Zhar”，在蒙语中意为广而告之，说明当时对瘟疫传播迅速的特点有了相当了解。蒙医很早就认识到不同的“粘”侵犯部位不同，出现不同症状，所以一般按其侵犯部位命名。
2.4致病因素之四：痰饮瘀血
中医学病因中的痰饮疲血与蒙医理论中的病因黄水和血相似，但对具体病理变化和导致的病患以及症状描述有很大差别。中医认为痰饮是由外感六，或饮食、七情内伤等，使肺脏、脾脏、肾脏以及三焦等气化功能失常，水液代谢障碍，导致水津停滞而成。蒙医学则认为病态的黄水和血是由三根功能紊乱导致七素的正常分解生成发生异常所致。
血液是保障润身养命的基本物质。由于过多食用热、锐性和辛、酸、咸味食物，或在烈日下长时间曝晒，或高温作业、暴怒、过度用力、刃伤、跌打震荡等均能导致血热性疾病，出现双目及颜面潮红，全身发热，头痛，口舌及齿龈糜烂，鋰血、胸刺痛，尿色赤而气味大，大便发黑等症状。反之，长期缺乏营养，或大量失血等可导致血液偏衰，患者出现头晕心悸，口唇发白，耳鸣，眼花，月经不调，脉象空虚等症状。
黄水，是人体重要成分之一，存在于全身各处，尤其在肌肤及关节较多，正常时具有润泽皮肤、关节的功能。在蒙医理论中认为，黄水是血液代谢的产物，食用腐败变质和不易消化之食物，或长时间在寒冷潮湿的环境中生活，使赫依、巴达干增多，进而导致寒性黄水病的发生。反之，生活在干旱环境中，长期食用锐性、热性食物，或用力过度、过于劳累，震伤，挫伤等，引起血、协日增多，导致热性黄水病的发生。黄水病患者主要出现皮肤粗糙，湿疹，瘙痒，全身浮肿，黄水疮，肩毛头发脱落，关节疼痛，脉象抖动等症状。
2.5致病因素之五：饮食劳逸与外伤
饮食习惯对发病有一定影响，如饮食不节、过度，暴饮暴食则伤脾胃而致伤食或食滞；过食生冷易损脾。有阳气而致腹痛、泄泻；过食辛辣、油腻，易生湿热、生痰；饮酒过量，易生湿热，伤人气血。劳逸失常也是影响发病的因素，坚持劳动和体育锻炼的人，气血充盛，抵抗力强，不易生病。但持续性过度疲劳则伤气，即所谓劳则伤气。而过度的安逸少动则会引起气血不运，食欲不振、肥胖、多湿少气等。饮食劳逸，在蒙医中分别可归类于饮食和起居范围内。外伤，在蒙医里是其它外因，一般来说都是突发性的，是伤热的主要外因。而且既然是外因，它是通过三根起作用的，即外伤引起七素的损伤，如肌肉损伤、失血过多或动筋伤骨，引起三根的紊乱而出现各种症状。
另外，由于年龄性别不同，发病也有差异。如小儿脏腑娇嫩，气血未充，故易寒易热，易虚易实；妇女”产前多热，产后多虚“等。在蒙医理论中，认为不同年龄的人”三根“所占比例不同，如儿童”巴达干“占有优势，容易患巴达干病，青壮年”希拉“偏盛，易患希拉病，老年人则“赫依”增多，易患赫依病。年龄是发病原因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3蒙医学与中医学对病因认识的特点
作为传统医学的蒙医学和中医学，在阐释人体生命活动规律时都强调，人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体脏腑组织器官在组织结构上不可分割，生理功能上相互协调，病理上相互影响；人生活在自然界，与自然界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形成人体局部与整体统一，人与自然统一的天人内外统一体。这一观点反映在病因学方面‘是从人与自然统一关系的破坏、机体本身整体联系失调两方面来认识致病因素。因而，自然界气候变化，情志失调，饮食劳倦都作为致病因素来研究。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中医学提到的病因，一般是某些疾病的诱发因素，是引动某些致病因子而导致疾病的。这些病因脱离病证而独立存在，其医学认识论的意义与客体的本体论意义是有巨大差异的。“而在蒙医学中，认为导致疾病的外部原因数不胜数，因而便转向人体之内，把正常的三根作为基本病因，同时把外部因素作为发生疾病不可或缺的条件。中医与蒙医比较而言，注重在诊断治疗过程中主要以疾病的临床表现为根据，强调辨证论治，虽然有时也通过分析疾病的症状、体征来推求病因，并作为治疗依据，但应用很少。蒙医则通过分析疾病的临床表现和发病因素，先确定病因及病变部位，再针对病因和发病部位选择相应的治疗方法。这种差别在蒙药及其方剂的功能分类上亦有鲜明的体现。
中医学以五脏为中心，从脏腑的功能特点以及与经络、诸窍的关系，以阴阳失调、气血失常为主线’进行综合分析，以明辨寒热虚实为要务。蒙医学中以三根的平衡失调为基本病机，强调外部因素的作用下，三根发生异常变化，或增多，或减弱，成为各种临床症状的内在原因。病机多围绕三根的运行规律、优势存在部位，结合病人的年龄、体质等具体情况得到合理的阐释。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中医学还是蒙医学都强调机体抗病能力的重要性，也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遗篇·刺法论》）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疾病的发生取决于内因和外因的对比以及斗争结果。蒙医学把正常状态的三根视为基本病因，也是强调了三根之间、三根与七素之间的平衡状态是人体健康的根本保证，其实质是一种预设的病因。从“六基症”来看，蒙医在病因方面内在化倾向非常突出，外因无论如何，最后的结果总是由内因决定。
4结语
篇10
关键词：偏头痛；中医；诊治规律
中图分类号：R7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11）04-0717-03
Migrain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Rule
ZHANG Zheng-Xiang【sup】1【/sup】, CAO Ke-Gang【sup】2【/sup】, FAN Ji-Ping【sup】3【/sup】
（1. Department of Neurology，Zhejia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Zhejiang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Hangzhou 310006,Zhejiang,China
2.Department of Neurology,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ffiliated Dongzhimen Hospital，Beijing 100700,China
3.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Beijing 100700,China）
Abstract:Migraine is a recurrent and progressively worsening disease,was recorded first by A-B classic.Modern Chinese medicine basically established diagnosis,syndrome classification and clinical efficacy evaluation standard of migraine. It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wind, cold, fire, phlegm, deficiency and blood stasis had been the pathological basis of migraine onset. Migraine treatment is the stage treatment which divided into treatment of period of onset and paracmasis. It would mainly dispel an evil in the onset stage, emphasis on expelling wind, clearing heat, resolving phlegm,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calming the liver tonify the deficiency in the paracmasis, focusing on tonifying qi and nourishing blood, nourishing yin and invigorating the kidney. The treatment of migraine should add different drugs and Insect Medicine combination of headache location and meridian lines based on the above treatment principle, will help improving the efficacy.
Key words:migraineChinese Medicinetreatment rule
偏头痛是一种反复发作并逐渐加重的疾病，影响患者的生活和工作能力，增加家庭不稳定因素，加重社会负担。1989年美国偏头痛研究Ⅰ发现美国女性偏头痛的患病率大约为17.6%，男性为6%，有2360万人患有偏头痛。中国男性患病率为392.8/10万，女性为1579.2/10万，男女之比为1∶4【sup】［1］【/sup】，25～29岁患病率最高（1927.4/10万）。
1 中医古籍关于偏头痛的认识
在历代记载中，根据其发病的病因病机、疼痛的性质、特点、部位、伴发症状等对本病的命名为“头风”、“偏头痛”、“偏正头风”、“半边头痛”、“风头痛”、“偏头风”、“头偏痛”。“头痛”一名最早见于长沙马王堆墓帛书中的《阴阳十一脉灸经》。晋・皇甫谧在《甲乙经》中首先提出“偏头痛”的病名和偏头痛的症状、病因病机，并指出其取穴的治法。《奇效良方》对头痛和头风进行了区分，认为“凡邪令人头痛者，其邪一也，但有新久去留之分耳，浅而近者名头痛，其痛卒然而至，易于解散速安也。深而远者为头风，其痛作止不常，愈后遇触复发也”。《证治准绳》、《医宗必读》观点与此类似。此观点与现代偏头痛定义在一定程度上符合。
2 现代中医关于偏头痛的认识
结合现代量表学知识和传统中医对偏头痛的认识，根据1988年国际头痛学会制定标准，我国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脑病急症协作组在 1992年讨论制定了《头风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sup】［2］【/sup】，在1997年制定《头风病证候诊断标准》【sup】［3］【/sup】，期间在1994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进一步颁布《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由此基本确立头风的诊断、证候分类和疗效评价标准。2002年《中药新药临床指导原则》将偏头痛的中医证型缩减为5种，分别为肝阳上亢头痛证、痰浊头痛证、肾虚头痛证、瘀血头痛证和气血亏虚头痛证，使头风证候分类更加符合新药及临床应用。
3 偏头痛的中医病因病机
由于偏头痛发病多样，病程较久、反复、顽固，因此关于偏头痛的病因病机，历代医家论述颇多，结合古今“头痛”、“头风”等相关文献研究，一般认为风、寒、火、痰、虚、瘀是偏头痛发病的病理基础。细究偏头痛的病因病机不出外感、内伤两端。在外感风寒暑湿燥火六中，风为之长，夹寒、夹热、夹湿袭头而致头痛。脑为髓之海，有赖于肝肾精血、脾胃化生之水谷精微滋养，故内伤头痛与肝脾肾关系密切，因于肝者有肝气亏虚、肝气郁结、肝阴不足【sup】［4］【/sup】；因于脾者有气血亏虚及痰浊内生或上扰；因于肾者有肾阳不足，寒从内生或肾阴不足，风阳上扰。久病入络，偏头痛反复发作，多有瘀血。现代对偏头痛的临床研究发现偏头痛患者中瘀血阻滞型或有血瘀兼证者在偏头痛中占了较高比例【sup】［5］【/sup】,而李华【sup】［6］【/sup】证实偏头痛患者发作期和间歇期的红细胞压积显著高于正常人，且血小板聚集功能也明显亢进，表明瘀血与偏头痛的发病密切相关。
偏头痛是由复杂多因素引起的疾病，多数患者有阳性家族史和明显的遗传性，研究表明染色体1q，4q24，Xq24～28，19p13可能为MA偏头痛易感基因位点。个体体质往往影响人体对某种因素的易感性，与产生病变类型的倾向性及机体对疾病的反应性密切相关。《素问・评热病论》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偏头痛患者机体可能存在对偏头痛的某种易感性体质。具有这种遗传性“先天不足”体质的人当受诱因刺激时，容易引发偏头痛。这有待于临床和实验进一步验证。偏头痛的病因虽有种种不同，但其发病机理确有共同之处，即所谓“不通则痛”和“不荣则痛”，但其程度及性质上又各有其特征和差异。
4 中医治疗偏头痛的特点
4.1 偏头痛常用引经药 偏头痛病因病机复杂，中医临床用药涉及面广，近代整理的《本草纲目》（《李时珍医学全书・明清名医全书大成》，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系统归纳了治疗各类头痛的药物，各经的引经药如下：太阳头痛用麻黄、藁本、羌活。阳明头痛用白芷、葛根、升麻、石膏。少阳头痛用柴胡、川芍。太阴头痛用苍术、半夏。少阴头痛用细辛。厥阴头痛用吴茱萸、川芎。
4.2 传统理论方药使用特点 几千年来中医在治疗“头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方药使用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倪世秋等【sup】［7］【/sup】人根据《中医方剂大辞典》、《中华本草》及现代临床报道，总结古今方剂用法规律，对方剂剂型演变作了系统阐述，指出偏头痛治疗药物剂型多种，但是汤剂仍然是治疗的主要剂型。杨洪军等【sup】［8］【/sup】进一步指出川芎在偏头痛药物治疗中的使用频率最高，经过合适配伍可应用于外感、内伤、寒、热、虚、实等多种原因引起的头痛；药物性味以辛、甘、苦味最多，药物以归属于肺、肝二经为主；风药在偏头痛中常规使用。杨洪军总结《中医方剂大辞典》关于头痛治疗的相关方剂，认为头痛用药具有以下4个特点：辛散之品居多，峻药攻邪，重视止痛药的使用和反佐配伍。有学者对临床偏头痛常用中药归纳为【sup】［9］【/sup】祛风药、清窍药、引经药、安神药等4种，认为以上药物涵盖偏头痛的发病机理，对临床用药有提纲挈领之作用。
4.3 名家方药使用特点 名医是祖国医学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医药理论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名医治疗偏头痛经验进行总结可为临床治疗提供思路和方法。杜福顺【sup】［10］【/sup】认为偏头痛治疗以升清降浊为旨，药以干荷叶配省头草升发清阳直达巅顶，同时选用川芎、白芷、白芍通达三阳以治阴霾，对于久病入络之人，伍以全蝎、僵蚕搜络。贺普仁【sup】［11］【/sup】主张偏头痛主要分为外风侵袭、实热上扰、肝木乘土等3型，以通经活络，疏风止痛为治疗各证的基本配方，选用丝竹空透率谷、合谷、列缺、足临泣，配用风池、曲池、绝骨等穴为一组。杨秀清【sup】［12］【/sup】用药上选用薄荷疏风散邪、清利头目，反佐制稳，认为偏头痛反复发作的原因是宿疾，选用选奇汤（《东垣试效方》）以治疗。
4.4 虫类药使用特点 运用虫类药以消散积聚于脑窍的痰浊、瘀血是近年来医家选药组方的热点【sup】［13］【/sup】。虫类药不仅擅长化瘀通络止痛，且多具搜风通络、解痉熄风之功，直趋高巅之位，正符合偏头痛病程较长，反复发作，久病入络，久病多瘀之特点。倪世秋等【sup】［14］【/sup】人发现在宋之前虫类药由白僵蚕、白花蛇等2种，自宋代至清代所用虫类药已增加到5种，包括全蝎、蜈蚣、白僵蚕、地龙、蝉衣；而现代方剂又增加地鳖虫和水致等2种虫类药。虫类药使用的增多，提示瘀血病机在偏头痛发病中地位逐渐得到承认。
4.5 不同类型头痛用药特点 根据偏头痛的病因病机可分为不同类型的偏头痛，各自有相应的用药特点。气血虚性头痛【sup】［15］【/sup】可分为气虚头痛、血虚头痛、气虚两虚头痛，对《中医方剂大辞典》相关条文进行归纳总结，发现气虚头痛治疗方药以补中益气汤为主加用川芎、茯苓；血虚头痛治疗方药以四物汤中的川芎、当归、白芍等3药出现频次最多；气血两虚头痛治疗方药以当归补血汤为主。厥阴头痛【sup】［15］【/sup】主要生理病理特征是阴尽阳生、寒温相兼、虚实夹杂，易为火热所蒸扰；、天麻、白芍、僵蚕、川芎等药物补肝阴、潜肝阳，符合体阴用阳的脏腑特点，是其常用药物。
4.6 治法特点 随着人们对偏头痛病因病机认识的逐步深入，偏头痛的治则治法也逐步完善。《内经》首开“经、藏、府”论治先河，李东垣继之提出病因分治学说及相应方药，明・刘纯在《刘纯医学全集》里对头痛治疗集之大成。张元素、朱丹溪提出的引经药学说在头痛治疗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中医治疗偏头痛的特点主要是发作期和缓解期的分期治疗。发作期多以实证或本虚标实为主，多因风寒、风热、湿热、痰浊、瘀血、肝阳上亢所致；缓解期多以本虚为主，多见阴阳气血的亏虚。治疗方面，发作期多以祛邪为主，重在祛风、清热、化痰、活血、平肝；缓解期多以补虚为主，重在益气养血、滋阴补肾。标本虚实夹杂者，可相兼为治。偏头痛在上述治则的基础上，还应结合头痛部位和经络循行路线，加用不同的引经药物，有助于提高临床疗效。
当代临床治疗偏头痛，多以祛风活血化痰法【sup】16【/sup】、祛风活血定痛【sup】［17］【/sup】、养血柔肝熄风通络法、补肾通络化痰法【sup】［18］【/sup】、益气养血通络法、通络熄风法【sup】［19］【/sup】、化瘀平肝法【sup】［20］【/sup】、清热平肝祛风止痛法【sup】［21］【/sup】、祛痰逐瘀【sup】［22］【/sup】等为治法。结合针灸【sup】［23］【/sup】推拿，调理情致，以标本兼治，内外齐施，达到最佳疗效。
参考文献
［1］ 郭述苏, 薛广波, 王笑中, 等. 中国偏头痛流行病学初步调查［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1993, 14（2）: 102-105.
［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脑病急症协作组. 头风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S］. 北京中医学院学报, 1993, 16（3）: 69.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急症科研协作组. 头风病证候诊断标准［S］.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7, 20（4）: 48-49.
［4］ 向兴华, 李艳. 偏头痛从肝论治的理论探讨［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4, 10（1）: 70.
［5］ 杨悦娅, 张云鹏, 杨雨田, 等. 偏头痛与血瘀证之关系［J］. 浙江中医杂志, 2001, 36（8）: 356.
［6］ 李华. 偏头痛患者血小板聚集和血液流变性观察［J］. 中国微循环, 2001, 5（1）: 51-52.
［7］ 倪世秋, 王继明. 偏头痛方剂剂型及用法探析［J］.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05, 12（2）: 107-108.
［8］ 杨洪军, 王永炎. 头痛方剂用药规律研究［J］. 中国中药杂志, 2005, 30（3）: 226-228,232.
［9］ 崔兵, 尤可. 中医治疗头痛用药体会［J］. 山东中医杂志, 2006, 25（5）: 330-331.
［10］ 陈苡靖, 杜顺福. 杜顺福治疗偏头痛用药特点拾零［J］. 中医文献杂志, 2002（1）: 47-48.
［11］ 李岩, 周震. 贺普仁教授治疗偏头痛经验举隅［J］. 天津中医药, 2007, 24（2）: 96-97.
［12］ 王红娟, 阮绍萍, 杨秀清. 杨秀清主任医师治疗偏头痛的辨治经验［J］. 陕西中医学院学报, 2006, 29（3）: 17-18.
［13］ 倪世秋, 王继明. 虫类药治疗偏头痛作用机理分析［J］. 浙江中医杂志, 2008, 43（3）: 177-178.
［14］ 张芝榕, 郭瑞华. 气血虚性头痛用药浅析［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7, 31（6）: 456,458.
［15］ 王洪喜, 郑文艳. 浅谈厥阴头痛常用药及药对［J］. 国医论坛, 2005, 20（3）: 49-50.
［16］ 王良花, 马海蓉, 王俐. 祛风活血化痰治偏头痛［J］. 辽宁中医杂志, 2006, 33（1）: 85-86.
［17］ 孙爱云. 浅述从风瘀论治偏头痛［J］. 吉林中医药, 2007, 27（1）: 1-2.
［18］ 吴沛田. 补肾通络化痰方治疗偏头痛［J］. 中国临床医生, 2004, 32（3）: 45.
［19］ 刘四新, 李迎微. 通络熄风法治疗偏头痛 88 例临床观察［J］. 湖南中医杂志, 2005, 21（2）: 5-6.
［20］ 陈春芳, 任吉祥, 姚广川. 化瘀平肝法治疗顽固性偏头痛 60 例疗效观察［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7, 27（14）: 1416-1417.
［21］ 张金梅. 清热平肝祛风止痛法治疗偏头痛 105 例［J］. 中国中医急症, 2007, 16（9）: 1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