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理财估值方法范文
时间：2023-07-09 09:16:4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银行理财估值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最近，除了债务置换，关于国内商业银行将成立子公司发展部分业务，并可能在未来谋求子公司分拆上市的话题成为市场议论的热点。继日前光大银行表示“正在推进理财业务改革试点”之后，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也在年报会上对分拆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据光大银行透露，分拆将分阶段性进行，第一步计划还是设立全资子公司，如此便无需对业务进行程序复杂的估值，未来也希望可以引进投资伙伴，包括在资产管理领域实力较强或渠道等层面的潜在合作方等，实现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多元化。至于子公司上市问题，目前没有相应的计划。
由于此前已有一些银行在理财和信用卡业务方面已独立出来或成立了事业部，因此，成立理财、信用卡等子公司在短期内是非常有可能的，而子公司的上市则取决于公司对管理效率的考虑以及监管政策的态度。
就目前而言，这些业务的独立上市蕴含较大的不确定性，即便未来可能上市，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成行，至少要两到三年的筹备期。此外，目前已有的一些券商、保险公司等独立运营的子公司更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率先上市。虽然我们认同银行股估值会因为子公司的上市而获得提振，但是考虑到这些业务的规模有限，即便最终上市对估值的提振幅度也很有限。
为何要分拆
银行分拆资产上市是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东风，一石三鸟。对业务而言，能引入市场化机制，加速发展。对监管而言，有助于打破刚性兑付。未来A银行理财可以在B银行甚至其他非银行渠道销售，有助于打破投资者根深蒂固的刚兑预期。对银行而言，是高管、骨干激励的可能载体。相比母公司层面的“存量”改革，在分拆子公司层面的“增量”改革阻力更小，更易实现。
如果银行资产分拆得以实施，对银行估值的确会有相当大的提升，银行内部优质资产很多，不过，市场并没有认识到，比如供应链金融、互联网金融等业务，银行很早就开始做了，规模也不小，但市场对银行估值主要还是参考传统的信贷业务来评定的。这或许是银行分拆业务上市的动力所在吧。
按中金的分析，最先被分拆的可能是银行理财，其次是信用卡和私人银行，后期还有投行、金融市场、托管和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业务。若银行理财分拆就蕴含着很大的价值。银行信用卡、理财和资管等业务如果可以分拆上市，用可比公司估值的方法，可以获得比现在单纯作为银行分项业务高得多的估值。但不论是银行、还是监管层面，想要走出这一步并非易事。
数据显示，2014年商业银行针对个人发行的银行理财产品共计65252款，较2013年上涨39.28%，仅2014年上半年，银行发行理财产品总额就超过12万亿元。如果把这部分分拆出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每个银行又自己成立了一个小银行，其吸储功能与母行相似，投资的品种是国债、票据和一些打包的资产证券化产品，银行做这些中间业务的毛利率基本都在50%以上，再加上分拆出来的子公司总股本不会像母行那么庞大，市场的想象空间就更大了。
为什么社会资本会对银行业如此看好，而又不愿意去买价格便宜估值低廉的银行股呢？原因就是因为银行的很多业务有前景，能赚钱，但历史形成的各种制约与包袱，却在母行总行这里积累着，无法消化。比如，我们只看到银行利用利息的剪刀差赚钱，却没看到很多银行为了行政原因背负着太多地方债的隐患。
还有就是现在上市的银行每个都是体态庞大、像恐龙一样的总股本让很多资金望而却步，毕竟股市是一个消耗流动性的地方，每一分钱都需要真金白银买上去。但是，你把银行的赚钱业务一个个分拆出来，再把一些债务拿来搞资产证券化，这样的市场化改革是银行愿意做的，而且分拆了以后，很多银行在总市值不变的情况下变成一个个轻盈的中小盘股，估值溢价就要容易得多。
可以看出，银行为应对市场化竞争确实在想很多办法，中国银行业现在的企业架构是历史形成的，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很多业务还是符合市场发展趋势的，也符合全球行业发展趋势，但始终在一个母体内运作，则边际效益就会递减。如果单独分拆出来，无历史包袱，又能赶上行业与市场发展的大好趋势，对银行业的改革总体是利好。当然，银行业历史形成的包袱，也有自身在这种分拆中得到消化的需求。
独立上市何其难
通常而言，大部分资产管理公司和其他赚取佣金收入的业务相对传统的以利息为基础的业务都有一定的估值溢价，分拆赚取手续费佣金收入的资产将提升银行的估值。以投资银行业务为例，由于券商和保险公司的估值都较高，因而投行业务独立上市将提振银行集团的整体估值。
估值提升的幅度取决于分拆资产的规模大小和待上市资产与银行股当前的估值差。同时，已分拆的业务的发展前景也会决定该业务提升银行长期估值潜力的空间。此外，一般来说，金融控股公司的估值都会有一定的折让。
综合考虑分拆上市带来的估值提升和集团公司的估值折扣，由于分拆的资产只占银行利润的一小部分，因此，简单测算的结果显示，分拆对估值的提振作用对大多数银行而言不大，约在4%左右，个别小银行理论上会有超过17%的估值提振，但由于利润完全来自关联交易，因此关联定价将对估值提升幅度有较大的影响。
由于银行旗下各业务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大银行分拆核心业务并寻求上市的情况非常少见。在中国，成立资产管理业务子公司的目的是满足监管部门要求银行不要对理财产品提供担保收益，避免银行因为理财产品而导致声誉受到影响。目前，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的隐形担保收益，导致监管部门担心银行会面临较高的风险，将资产管理业务从银行分拆出来有利于降低银行承担的风险。但是上市会对现有股东以及少数股东权益的公平性带来挑战。
因此，监管部门，尤其是证监会是否会鼓励这些关联交易规模较大的业务分拆上市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目前而言，监管部门尚未有明确计划鼓励银行分拆上市。
即使过得了监管部门这一关，如何解决关联交易等实际问题对银行仍然是个挑战。集团公司也会考虑子公司上市会对集团带来怎样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子公司上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面临着较高的不确定性。
虽然成立子公司可以使银行为客户提供定制的、专业化的服务，同时也有利于该部分特定业务的发展，但是子公司的组织架构并非一定比事业部模式更好。一般来说，客户要求越来越综合化的金融服务，规模经济效应也是决定金融服务公司盈利水平的重要因素。相比事业部架构，子公司在管理和效率上可能相对较低。事实上，大部分全球大银行都采用事业部架构而不是子公司架构来提升其在特定领域的竞争力。
当然，银行全资控股的子公司几乎可视为是银行的一个事业部，但是子公司上市无疑会显著改变管理格局，比如上市以后，少数股东权益如何保护必须加以考虑，这会导致银行发展战略更为复杂。在中国，银行的品牌效应非常重要，大银行往往会对部分产品提供隐性担保，这就降低了业务的风险，为客户提供了信心，但如果子公司分拆上市，理论上银行不再提供担保，其业务的风险会增加，这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在该部分业务上的影响力。
单就基本面而言，全资子公司和上市子公司对现有银行的影响好坏参半。无论是资产管理公司还是信用卡业务，在可预见的未来分拆上市的可能性都很小。不过，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及其他独立运营的子公司可能会率先分拆上市。
总之，不论对于银行自身发展还是股东方，银行资产分拆乃至上市都存在诸多障碍，尤其监管层的态度至关重要。银行资产分拆引资并上市，除了监管、制度和市场方面的诸多障碍外，对银行本身的治理和发展也并不见得是好事。
虽然监管层并未明确限制上市公司境内分拆上市，但一直持有“不鼓励、不提倡”的态度。而优质资产的分拆可能导致原公司估值最终下降，股东方可能并不会都投赞成票。尤其是在分拆之后，各业务之间是否还能平滑协调？资源如何共享？都是不好解决的问题。
篇2
正当市场对商业银行如何化解缓释不良贷款风险、债转股如何具体操作感到迷惑之时，《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意见》（下称“《意见》”）的适时出台，为企业去杠杆、降低债务率明晰政策思路。
从短期来看，《意见》旨在鼓励直接融资，从而降低间接融资的比重，表面上看，对银行业影响偏负面，但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来看，鼓励发展直接融资的政策可降低企业居高不下的杠杆率和债务率，而企业债务风险的下降将导致银行资产风险的降低，从而实现估值的逐步修复。当前来看，尽管市场需要消化该政策短期的负面影响，但长期来看，一旦负面影响消除后，银行的价值或许会被市场重新认识。
银行资产整体风险提高
当前市场对银行自己公布的不良率存在一定的不信任，实际上，国有大行的不良率都是按照国际标准来统计和公布的，经过严格审计过的数据相对比较真实，而且，在经济基本面下行的驱使下，银行也没有粉饰数据的必要。截至2016年6月底，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提高至1.81%，与国际同业相比，中国的不良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如截至2015年年末，法国巴黎银行的不良率为5.82%，汇丰银行的不良率为2.3%。
而且，从整体上看，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风险是可控的。判断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的风险是否可控主要看银行是否仍然正常经营，目前中国的银行体系均正常运营，风险可控。尽管在实际操作中，银行体系在不良的释放和暴露中存在跨期平滑的可能性，使得不良释放的过程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但这不能成为银行粉饰不良的证据。
目前，中国银行体系不良资产处置主要有对内和对外两种方式，对外主要包括卖给资产管理公司（AMC），但是仅限于对公和10户以上的贷款才能转让给四大AMC和地方AMC；还有不良资产证券化（ABS）和不良资产收益权，但前者目前是额度控制，后者则处于探索阶段。对内主要是现金清收。
其实，银行不良资产的提高对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良资产回升，银行的信用风险提高，银行的信贷结构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2016年信贷投放主要方向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和居民已经开始加杠杆，这有助于企业进一步去杠杆。
不良资产不断上升，贷款的风险总体性提高，银行资产配置的结构也开始调整，主要表现在非信贷资产类的占比开始提高，尤其是投资类产占比的回升。在这一点上，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表现尤为明显，兴业银行的贷款占比已经下降到33%。这种调整有助于银行更加适应利率市场化的经营环境。此外，贷款资产风险的提高也促使银行表外业务的大规模发展，主要表现为理财规模的大幅提高，表外业务规模提高使得非信贷类资产风险也在提高。
当经济持续低迷、资产荒日益严重之际，银行资产的风险似乎无处规避，这就需要政策的扶助。此前出台的银行直接债转股就是一种必要性的政策手段。
根据测算，四大AMC现有的处置能力有限。目前，一家AMC1年不良资产的处置能力近300亿元，四家也就1200亿元，而当前需要处置的资产规模远远超过1200亿元。1999年债转股时，银行体系的贷款约为10万亿元左右，不良贷款2万-3万亿元，如今银行体系的贷款为100多万亿元，不良加关注类占比6%左右，粗略计算，需要处置的资产规模接近6万亿元左右。
因此，如果需要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在现有不良处置机构能力有限的前提下，需要有新的不良资产的处置机构，并且要按照市场化、法制化的原则展开。在实际操作中，重组类的资产可以给外部机构，而处置类资产只能在银行内部处理。
《意见》的如期落地，摆脱了银行不良资产风险处置的政策窘境，去杠杆，化解企业债务风险的方法相对较多，包括加快供给侧改革、动用金融手段降杠杆、杠杆转移。而《意见》中重点提及两点：一是动用金融手段来去杠杆，二是加大杠杆转移。
金融手段主要是指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降低债权融资比重，提高股权融资比重，配合降杠杆。此类政策包括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资产证券化、投贷联动、鼓励各类债券发行、银行直接债转股、PPP、产业基金模式、政策性、开发性金融、资本金注入、股权投资、保险资金投资范围扩大、拓展涉外投融资等。
而此前一直受困于操作层面的银行直接债转股在《意见》出台后，关于直接债转股的详细政策也将出台，部分银行筹划的直接债转股项目将陆续落地，此次政策对债转股极有可能不设规模和额度上的要求，政策超预期的可能性大。而且，此次债转股主要是为了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预计市场化程度不高，会有一些政策性债转股，并辅之于财政补贴等手段。对银行来说，鼓励其通过子公司的方式推进直接债转股，可以避开12.5倍资本监管的要求。
杠杆转移是指打通投融资渠道，拓展投资项目资金来源，充分挖掘社会资金潜力，让更多的储蓄化为有效投资，有效缓解项目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中国杠杆转移可有效降低非金融企业的债务率。尽管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债务率为全世界最高的167%，中国企业的债务风险较大；但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可有效降低企业的杠杆率。中国居民储蓄率为40%-50%，储蓄/实体经济的债务覆盖率高达50%，居民加杠杆可以帮助企业降杠杆。由于中国的高储蓄率，企业的债务风险相对小于美国和日本当年。美国当年的储蓄率在10%以下，日本的储蓄率只有15%左右，储蓄/实体经济债务覆盖率不足20%。
不良处置模式力度有限
不良资产证券化2016年的试点规模为500亿元，主要是基础资产池的规模，按照10%-30%的折扣率，预计发行的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为50亿-150亿元左右。银行在不良资产证券化方面动力非常强劲，有足够的积极性，毕竟不良ABS可以实现不良的完全出表，而且银行自己处置不良资产的回收率高于专卖给外部机构。
银监会82号文规定，商业银行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后按照原信贷资产全额计提资本，并且按照会计处理和风险实际承担情况计提拨备，实际上使得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通过收益权转移出表这一方式失去了意义；同时规定不得通过商业银行理财资金直接或间接投资本行信贷产收益权、不得承担显性或隐性回购义务，打消了商业银行和不良资产接盘者从事此类业务的积极性。
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信贷资产债权及收益转让规模合计仅300多亿元，相比于商业银行近1.4万亿元的不良贷款规模相去甚远，因此，新规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比较有限。预计2016年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的规模不大，对银行业的利好非常有限。
由于不良资产收益权转让的是资产的收益权，贷款仍然归出让方，从而相应的资本拨备等监管要求仍需执行，确保出让的贷款有风险缓释的措施，避免任何一笔贷款游离在监管之外，符合审慎监管原则。
假如100亿元不良贷款做了收益权转让，之前银行就可少提8亿元资本和150亿元拨备，节省资本又增厚利润。新规实行后，资本和拨备依然需计提，对资本、拨备无影响，但是不良贷款回收，如果回收率高，也可增加当期业绩。如果回收80%，可收80亿元，计为当期现金，确认为营收也可增厚净利。目前，此块业务规模不会上的太快，对2016年业绩的正面影响不大。2016年行业净利润预计为1.6万亿元。
总体来看，不良资产收益权转让对银行业是利好，但市场对此早有预期，加上82号文的规定表明监管在加强，预计2016年信贷资产转让规模在1000亿元左右，占新增贷款规模的1%左右，对行业的净利正面贡献较小。
相比而言，不良ABS属于一种标准化的产品，定价和发行都已市场化，推进的规模速度相对较快，且银行积极性也较高。而不良资产收益权转让不是标准化产品，目前也在试点推进阶段，试点机构的名单尚在确定中，预计下半年才会正式推出，估计不良资产收益权转让在规模上也相对不足。
除了不良ABS和不良资产收益权转让两种模式以外，不良资产处置还出现了不少新的模式。
首先是基本通道模式，银行先将不良贷款组包出售给AMC，同时利用理财资金认购一个和转让规模相匹配的资管计划。AMC将资产包收益权转让给资管计划，并由资管计划转让支付对价。接着，AMC将资产包委托处置权和管理权授权给银行和AMC的合资公司，后者再委托银行分行对资产包进行清收处置，回收资金用于划转给资管计划专户，根据合同支付理财本金和收益。
根据监管要求，AMC不得为银行业金融机构规避资产质量监管提供通道，而且，出让方银行不得通过本行理财资金直接或间接投资本行信贷产收益权，实际上是叫停了此类纯通道业务。
其次是资管计划分级持有模式，该模式将基本通道模式中的资管计划进行了分级。以某大行的分级持有模式为例，该行理财资金认购30%的优先级，AMC认购50%的中间级和10%的次级，银行自有资金认购10%的次级。
在该模式下，根据监管规定，不良资产收益权出让方银行不得通过本行理财金直接或间接投资本行信贷资产收益权，因此，用于投资优先级资管计划的银行理财金需要替换。除此之外，该模式基本符合监管要求。
但是82号文规定，出让方银行应当在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后按照原信贷资产全额计提资本，实际上使得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这条出表途径失去了操作意义。此外，在上述两种模式中都可能涉及到银行对不良款包的回购，具体形式有提供流动性支持、收益互换、提前赎回、差额补足等。而目前的监管要求均明确禁止设置任何显性或隐性的回购条款。
第三是不良资产处置基金模式，即由银行投资子公司和由AMC子公司合资成立的一般伙人，以及AMC共同组建不良资产处置基金。不良资产处置基金委托银行和AMC子公司的合资顾问进行管理，再由其委托产服务商进行处置。优先级由AMC认购，次级投资人包括AMC，银行子公司和其他投资机构。
在该模式下，由于认购基金的资金中没有直接来自银行的理财资金，也不涉及各类回购条款，目前并不违规。
最后是不良资产池对应资金池模式，即几家银行共同打包不良资产转让给AMC，AMC再将收益权转让给资管计划。其中银行和AMC的资金通过信托公司再转给资管计划。
目前，该模式尚未被明确叫停，但实际上接近违规边缘。该模式虽然规避了银行的资金直接投资本行的不良资产（利用银行和AMC的资金池对应几家银行的不良资产池），但资产池和资金池之间存在交错匹配，有涉及间接投资的嫌疑。
子公司化运营减轻包袱
在MPA监管框架下，银行业务分拆独立成子公司将成为一种趋势。而且，好资产和坏资产要逐渐分开，坏资产要加快处置，“新资产”和“旧资产”分开运营，新资产引新入机制。尽管这种变化只是点滴的改善，边际贡献有限，但是这种变化却有一定的持续性。新资产引入新机制，就使得部分银行业务子公司化运营陆续变为现实。
依据国际经验，在银行集团公司规模扩大到一定阶段后，子公司化运营的案例较多。子公司化经营的主要好处在于，既有利于经营上的风险隔离，也有利于监管实施并表监管。
截至2016年6月底，建行养老金子公司、兴业银行数金子公司、中银租赁子公司相继成立。而投贷联动试点的子公司也在陆续成立过程中，北京银行投贷联动试点子公将成立，建行在苏州已成立投贷联动子公司，民生银行正在谋求直销银行的分拆经营等。
银行子公司实现独立的考核体系，有较为完善的激励机制和风险隔离措施；有利于专业化发展，形成新的金融牌照，培养竞争能力。此外，分拆的子公司的估值一般均高于母公司的估值，有利于估值抬升，但由于母公司的体量较大，提升空间有限。
由于银行传统业务面临经营的压力，而新兴业务在经营模式、激励机制建设上都与传统业务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冲突和不一致性。同时，在风险管理机制、风险偏好上，资产管理业务、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内在的基因同传统的业务发展也存在差别。随着互联网金融整改的进一步深入发展，银行将主导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而这个主体就是直销银行，预计下半年直销银行成功分拆成立子公司的概率大为增加。
市场流动性、政策、宏观经济是银行板块价值提升的主要驱动力。下半年，市场流动性的主要驱动力依然来自增量资金，如深港通等。而政策面的预期主要来自去杆杠落地、混业监管框架确立以及银行不良资产处置进程的深入推进等因素。经济增速的波幅有限，从而难以对银行股构成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且由于可能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和“债务通缩陷阱”中，债务问题成为银行股最核心的基本面难题，需要多种渠道大力化解和改善。从政策面看，妥善化解债务问题也是下半年的核心重点，这极有可能成为下半年银行股估值提升的主要催化剂。
因为当前无风险利率没有下行空间，风险溢价成为左右贴现变动的核心因素，也是银行股估值变动的核心因素。在企业端风险暴露的过程中，贷款的风险溢价在提高。如果风险缓释措施能有效对冲掉风险，贷款风险溢价抬高幅度有限，甚至出现下降，则银行股估值修复的程度才会比较高。反之，若风险缓释不得力，贷款的风险溢价将继续抬高，则银行股估值将继续回落。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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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银行理财的资产池模式是否属于影子银行，是否是同业之间空转而未进入实体经济？通过期限错配实现高收益的短期理财产品是否带来巨大流动性风险？不透明的信息披露是否会绑架商业银行信用？银行理财如何摆脱资产负债业务附属工具的地位，走出“角色错位”的窘境？
质疑声中，监管层亦在加大对银行理财产品的监管力度。今年以来，银行理财受到监管层愈发细致的要求。年初，银监会座谈会上将“资金池”操作模式列入今年现场检点、责令银行理财三个月内完成自查整改；3月，银监会颁发《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8号文”），更是直指理财资金“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投向问题。
监管层最近的表态和监管动作，又一次将银行理财规范化运作推上风口浪尖。6月，银监会下发《关于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一期）运行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对银行理财产品信息披露提出新的要求；6月下旬，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2013年陆家嘴论坛上表示：“要规范发展理财融资，将理财业务规范为债权类的直接融资业务。”7月份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下称“国十条”）中亦对银行理财有所着墨，“按照理财与信贷业务分离、产品与项目逐一对应、单独建账管理、信息公开透明的原则，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加强行为监管，严格风险管控”。
“银行理财正在转型。”上海摩山投资董事长严骏伟认为，“监管层延续性的举动目的在于防止银行理财成为规避表内信贷管理的工具，实现理财的规范化运作。同时也希望避免银行理财在同业内空转，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以‘盘活存量’。”
路径如何实现？
“广泛讨论的路径有两种：一是银行理财直接向企业融资项目进行债权或者股权投资，另一种是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目前来看，这两种方式都有可能。”光大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张旭阳表示。
意义何在？
“通过规范为债权类直接融资业务，并借助银行间流通交易渠道，可充分揭示理财资产的风险，进而规范银行理财资金投资运作。”招商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刘小腊称。这也就意味着，未来银行理财产品将逐渐摆脱商业银行隐性信誉的担保，而将按照投资标的来核算风险。
业界达成共识的一点是，银监会正在开启对银行理财市场、业务和产品的全方位监管。这也意味着，银行理财在此前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风险敞口和监管套利将被限制，银行理财回归资产管理本质的诉求或将逐步实现。
解惑“债权类直接融资”
尚福林主席提出的将理财业务规范为“债权类的直接融资业务”提法，引发了银行业内人士的悉心揣摩。虽然大多数采访对象表示，“目前尚不能准确理解监管层的意图和实现渠道，还有待监管层下一步的文件下达”，但是对于“债权类直接融资”何解，他们已有初步构想。
在严骏伟看来，银行理财新提法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解读：一是“债权类”；一是“直接融资工具”。
“首先要理解债权的概念。债权类工具包括银行发的短融中票、发改委发的企业债、证监会发的公司债以及私募债等。将银行理财规范为债权类意味着鼓励银行理财的投资标的从非标类—例如信托贷款，慢慢向标准化债权投资转移。”严骏伟表示，“另一方面，银行的直接融资业务就包括上述企业发行的债券、股票、短融中票等，这些都是直接融资行为。”
“从这个角度理解，我认为监管层希望未来理财产品能够投向标准化、市场化、信息更公开的产品，而不是信息披露不透明、投向不明晰的非标资产。”严骏伟称。
银行理财的投资标的主要包括三类：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融资类业务（非标准化产品）。其中对非标资产的投资多采取“滚动发售、集合运作、期限错配、分离定价”的资金池模式。通过游走于各类信托贷款、信贷资产、票据、各类受益权等非标准债权资产，银行理财将表内资产成功腾挪至表外，逐渐成为银行资金出表、规避贷款额度管制的工具。但是随着非标规模越来越大，为了防止理财资金“脱实向虚”，银监会开始出拳治理，在“8号文”中对非标债权的投资比例进行严格限制：理财资金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余额在任何时点均以理财产品余额的35%与商业银行上一年度审计报告披露总资产的4%之间孰低者为上限。
同严骏伟持类似观点，张旭阳也认为，通过转型可以将银行理财产品从非标准化的融资项目变成标准化的、可交易的融资项目。“将银行理财规范为直接融资项目，实际上类似投行行为。通过产品的创新创造，包括正在发行的企业债、私募债等，再加上项目和资产一一对应，把银行理财产品变成一个标准化的资产池。”张旭阳在一个公开论坛上这样阐述他的观点。
除此之外，鼓励银行理财投资标的从非标慢慢转向标准化，降低资金池比例，将有助于银行理财进入社会融资，对接实体经济。“此前监管层一直担心银行理财借助信托、券商等金融机构的通道使得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这次新的指导方针也反映了银行理财空转受限、连接实体经济‘盘活存量’的调整方向。”严骏伟表示。
此前，银行通过借道跨业合作的方式将信贷资产转让出表以规避贷款规模约束的情况多有发生。更有银行通过控制理财产品到期日的时点来达到降低存贷比的诉求。正因为如此，银行理财业务才被诟病为银行的“第二信贷部”或“影子银行”，并被认为有可能促发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但是，如何实现银行理财向债权类的直接融资工具的转型？
在刘小腊看来，实现方法有许多种。“关于实现渠道，有很多种可能。一是未来银行理财直接向企业融资项目进行债权或股权投资，具体方式是先放入表内，然后再转让交易给其他行的理财产品；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将本行信贷资产资产证券化来实现标准化。”
不过在另一位不愿具名的银行业人士看来，这些方法目前在实现上都存在一些障碍。“虽然可以实现，但是第一种方法相当于另一种买入返售业务，也就是把信贷业务变成资金业务。买入返售业务被看作是‘钱荒’、同业空转的元凶，通过第一种方法的话，其本质思路是没有变化的。”
至于资产证券化，虽然是实现银行理财转型的途径之一，但是目前商业银行还受到监管层额度限制，不太可能将规模做得很大。除此之外，“还与监管层的顶层设计有关。证监会的顶层设计目前比较成熟，各种资产都能做资产证券化，形成标准化的市场产品，但是目前银监会的通道并没有十分成熟。”该位银行业人士称。
在严骏伟看来，将银行理财规范为债权类的直接融资工具并不仅仅意味着银行的转型。“规范化有两方面路径，一是投向债权性工具，这条路径一直都是通的；一是将非标资产转换成标准化资产。以非标中占比很大的信托业务为例，这就对信托公司的转型提出了要求。”严骏伟表示。他认为，未来信托可能要去“信托计划”而变成“信托债权产品”。而这需要满足几个要素：公开发行、完整的信息披露、发行时进行评级、解决信托流动性问题等。“现在有中证登、中债登，未来是不是能成立中信登？将信托变成信息更加公开透明的产品。这样也能帮助银行理财实现转型。”
阳光化运作
总体来看，监管层的一系列动作旨在推动银行理财去空转以及透明化。在此之前，银行理财产品信息披露不完善、投资过程不透明、销售过程不够规范等问题一直饱受市场诟病。
整改资金池要求的理财项目和产品“一一对应”已经提出银行理财阳光化运作的第一步。而6月下旬银监会下发的《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一期）运行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和正式启用的理财信息登记系统，更是进一步将银行理财产品推向规范化和阳光化方向发展。
最新上线的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从产品申报、发行、存续和终止四方面，要求商业银行在产品募集起始日前10个工作日，对产品的74个数据元信息如实填报，以便做到从产品设计、发售、投资运作、产品详细信息、存续期和到期信息披露等方面，对理财业务进行全流程规范和监管。同时，未来所有理财产品只有在该系统登记后才可以发售。
“这次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有许多新表述，这或许也能代表今后银行理财可能的发展方向。”普益财富研究员曾韵佼表示。
例如在产品投资类型的界定方面，首次将银行理财产品进行规范划分为：结构性、货币市场工具类、债券类、非标准化债权类、基金股票类、股权类、另类、混合类和代客境外理财九种，这在未来可能起到详尽监管理财资金具体流向的作用。
在产品收益上，系统要求银行录入银行端实际实现收入（元）、兑付客户收益（元）、产品端实际年化收益率（%）、客户端实际年化收益率（%）四个要素。“在实际投资中，由于大多数银行采用资产池模式管理，如果实际投资收益高于预期收益率，二者之间的差值便变为银行所得，这也是此前监管层、市场、投资者所关注的一个焦点。”曾韵佼认为，“之前‘8号文’严格要求商业银行对单一理财产品进行独立核算，加上此次系统中要求填报的银行端实际实现收入和兑付客户收益，监管层便能很方便地监控差额，进行风险管理与引导，同时提升理财投资的透明度。”
除了对未来发行理财产品的信息披露之外，银监会办公厅副主任刘宏宇也曾公开表示，要求银行业在7月31日之前完成2011年和2012年两年已经成功发行的理财产品信息的补录工作。
对此，张旭阳表示：“光大银行、北京银行、工商银行作为三家试点行，从年初就开始做这项工作，目前已经完成补录工作。光大银行理财产品可以实现单独建账单独管理，并且通过系统建设，已经能够基本实现将光大银行理财产品的每日估值计算出来。”
尽管如此，在上述不愿具名的银行业人士看来，要想通过此举真正督促银行理财做到一一对应、单独建账管理、获取真实投向信息还有待时日，目前来看系统尚未成熟到足以取得“彻底的胜利”，“但这至少传递了监管层的态度，相信未来银行理财也会更加透明化运作。”在他看来，银行理财转型，透明化是第一要务。
由于银行理财之前的投向不透明、信息披露不充分、销售不规范，导致了银行理财的收益情况直接与银行隐形信誉捆绑在一起，不少投资者根本不清楚理财产品投资标的，甚至将银行理财产品视为储蓄存款的替代品，导致银行信誉的变相透支。一旦亏损出现，尽管银行理财产品说明书中明确客户需要自担风险，但投资者与银行纠缠不清的情况时有发生。
“通过规范为债权类直接融资业务，并借助银行间流通交易渠道，可充分揭示理财资产的风险，进而规范银行理财资金投资运作。”刘小腊认为。随着银行理财规范化进程，银行理财的投向将更加透明，这也就意味着未来银行理财的风险将有投资标的决定，银行的资产风险将层层分解分散到投资者承担。
回归本源
这两个月来，银行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如同过山车般跌宕起伏。6月下旬，由于银行“中考”压力和银行同业拆借市场“钱荒”的出现，银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一度飙高，平均约在7%左右。进入7月以后，银行收益率则下降致5%左右的水平。银行理财俨然成为了银行间调节资金头寸、监管套利的工具。
“从银行端看，银行理财需要摆脱资产负债业务附属工具的地位，走上真正的资产管理之路，回归本源。”上述银行业人士认为。
作为舶来品，银行理财的本质本应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但从2003年在国内诞生以后，银行理财渐渐偏离了其原定的轨道。
如今，重回财富管理本源被看做是未来银行理财的方向。张旭阳就曾公开表示：“如果我们风险没有向投资人转移的话，就不是一个直接融资的产品，就不是利率市场化下的融资范围。如何避免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在投行所创造的标准化产品和投资者之间形成投资管理组合，这就是资产管理。通过我们的主动管理、组合投资，通过资产管理商的介入，使得我们标准化金融产品变成投融资组合去分散风险。其中资产管理商包括基金公司、信托、券商的大小集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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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结构模糊
个人理财产品名目繁多，但从法律性质的定位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以咨询顾问合同为基础的顾问型理财服务；以委托合同为基础的委托型理财产品；以委托合同为基础的附带银行保本的理财产品；以委托合同为基础的附带银行保证收益的理财产品；以存款合同为基础的理财产品等。而实践中，银行与客户之间签署的协议通常是“认购协议”或“认购书”而不是“委托协议”。尽管协议使用了“认购”的表述，但双方建立的却不是买卖关系。这种模糊性地表述可能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当银行破产时，理财产品认购人的权利如何实现，是否应该纳入破产债权的范畴；二是银行接受客户的资金后，这些资金的所有权是归属银行还是客户也将涉及资金的运用是否合法合规的问题。
(二)信息不对称
1、理财产品宣传和销售中的信息不对称
一方面，银行在宣传和销售个人理财产品时，容易发生夸大预期收益，掩饰投资风险，或突破认购协议或产品说明书等有关法律文件中的约定而擅自对客户进行口头宣传或承诺。另一方面，客户群体自身特定的缺陷或局限，委员会未按照监管机构的要求了解和收集客户识别风险、认知风险的能力等有关信息。一般投资者在购买某个产品时都是先了解产品情况和收益情况，以便作出投资判断，但很少有银行理财销售人员会事先对投资者做出风险测评。
2、合约内容的概括性
银行在推出理财产品的时候，为了更大程度地吸引客户，增强产品的竞争优势，往往通过认购协议或产品说明书等文件内容模糊性来淡化风险，规避责任。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关风险分配的约定不够明确，尤其是潜在风险的提示不够充分或不全面，或提示的方式不够醒目；二是有关投资方式、方向的约定不够清楚，该问题与产品的性质有关，一些所谓的“挂钩”产品更是如此。三是收益的分配约定不明，银行对投资收益在手续费、管理费之外的银行收益、客户最终收益等的分配机制上缺乏明确的规定。
3、交易标的的虚拟化
国内银行最近开发的一些投资标的越来越复杂多样，而且其虚拟化色彩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一些与股票指数、利率、汇率、期货指数、美元信用、特定股票价格等挂钩的理财产品。这种趋向使得人们无法从产品的名称去清晰的把握具体投资标的物，客户在签署认购协议后，也很难准确地知悉自己资金的最终去向。另外，对于与股票指数、期货指数以及实物价格与指数挂钩的理财产品，由于银行直接投资这些领域有关产品的法律限制因素的存在，因此银行必须借助于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并通过衍生工具将所谓的投资去向虚拟化。
4、风险揭示不充分
银行在销售其理财产品时不能充分揭示风险，主要表现为(1)在产品名称中显示有诱惑性、误导性或承诺性收益安排的字样；(2)在认购协议和产品说明书中有关风险提示的表述处于不明显的位置，或将风险因素分散在不同的条款，有意淡化风险；(3)用过于专业化的语言来描述产品风险，丙有意将风险因素抽象化、模糊化。这些诱导性、模糊性的说明很可能给投资者带来不正确地判断。
(三)银行个人理财产品合约中的免责条款
自2007年12月以来陆续曝出银行理财零收益、负收益事件。如李小姐去年花了10万元买了一款理财产品，到期后银行给了39.6元的收益。问及银行，才知这39.6元还是央行调息所得的收益，产品收益实际为零。对此，银行的解释是，许多人认为银行把钱拿去买股票中的任意一只都会获利丰厚，这是一种误解，银行不能直接去买股票进行投资，银行只能拿出投资者的本金去买固定收益票据、债券等获得保本的作用，同时用这部分的利息从大的国际投行购买股票的期权，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机会。
二、银行理财业务迷局的破揭
(一)对认购协议法律结构的确认
本文已阐述个人理财实际上为委托业务，投资者与银行之间应为委托与被委托关系。在协议中应明确写明委托字样，以确认双方的法律关系，以便解决法院在直面因这种协议而引发的法律纠纷时的两难境地，另外还可以认定当银行破产时，理财产品认购人的权利及银行接受客户的资金后这些资金的归属权问题。
(二)信息不对称的法律约束
面对不但高涨的各类存款和投资意识的复苏，各商业银行日益重视个人理财业务的发展。监管当局也对个人理财产品的创新和风险控制给予高度关注。中国银监会在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中强调：“商业银行应在理财计划终止时，或理财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时，像客户提供理财计划投资、收益的详细情况报告。”“商业银行理财计划的宣传和介绍材料，应包含产品风险的揭示，并以醒目、通俗的文字表达，对非保证收益理财计划，在与客户签订合同前，应提供理财计划预期收益的测算数据、测算方式和测算的主要依据。”《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中也规定：“商业银行在向客户说明有关投资风险时，应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配以必要的示例，说明最不利的投资情形和投资结果。”为了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银监会日前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要求银行在设计理财产品时，要首先考虑客户的利益和风险承受能力，遵循保证收益类产品的设计规定审慎、合规地开发设计理财产品。在理财产品销售环节，《通知》规定，商业银行为理财产品命名时，不得使用带有诱惑性、误导性和承诺性的称谓和蕴含潜在风险或易引发争议的模糊性语言。不得销售无市场分析预测和无定价依据的理财产品。同时，商业银行应根据理财产品的风险状况和潜在客户群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设置适当的销售起点金额，理财产品的销售起点金额不得低于5万元人民币。目前，商业银行销售的部分理财产品是从国际投资机构购买而来。对此，《通知》要求，商业银行应自主设计开发理财产品，不得以发售理财产品名义变相代销境外基金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境外投资理财产品。《通知》规定，商业银行应按照“了解你的客户”原则，充分了解客户的财务状况、投资目的、投资经验等情况，对客户的产品适合度进行评估，并由客户对评估结果进行签字确认。《通知》还特别指出，对于与股票相关或结构较为复杂的理财产品，商业银行尤其应注意选择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防止错误销售。商业银行对理财客户进行的产品适合度评估应在营业网点当面进行，不得通过网络或电话等手段进行客户产品适合度评估。为了向客户提示风险，《通知》规定，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宣传和介绍材料应在首页最醒目位置揭示风险，说明最不利的投资情形和投资结果，对于无法在宣传和介绍材料中提供科学、准确的测算依据和测算方式的理财产品，不得在宣传和介绍材料中出现“预期收益率”或“最高收益率”字样。为了确保客户能及时获取信息，《通知》要求商业银行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应定期向客户提供其所持有的所有相关资产的账单，账单应列明资产变动、收入和费用、期末资产估值等情况。账单提供应不少于两次，并且至少每月提供一次。在与客户签订合同时，商业银行应明确约定与客户联络和信息传递的方式。在未与客户约定的情况下，在网站公布产品相关信息而未确认客户已经获取该信息，不能视为其向客户进行了信息披露。《通知》要求商业银行建立全面、透明、方便和快捷的客户投诉处理机制，提供合理的投诉途径，配备足够的资源接受并及时处理客户投诉。客户投诉处理机制应至少包括处理投诉的流程、回复的安排、调查的程序及补偿或赔偿机制。以上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将会有效遏制理财业务中的收益迷局，弥补其中的法律盲点。
(三)对银行免责的抗辩
首先从认购协议的条款来看，应认定为格式条款。它是银行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好的。格式条款简化了订立合同的过程，但由于双方当事人没有共同参与条款的拟定，容易造成权利的不公平。《合同法》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银行在认购协议中的免责应基于已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投资者注意免除或限制银行责任的条款。而上述银行个人理财业务中的迷局已充分显示银行只强调收益，根本不提及风险，更没有对免责条款予以说明。比照《保险法》：“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应认定认购协议中银行免责条款也无效。
其次，按民法理论，只有自由缔结的契约，法律才承认其效力。故而对“信息的弱者”的保护就与合意的瑕疵理论联系在一起。合意的瑕疵理论强调信息优势的说明义务。若在缔结法律行为时，一方当事人就影响对方当事人的缔结意思的重要事项负有说明义务却保持沉默，此种沉默构成欺诈。银行在宣传销售时，对产品风险、预期收益率的测算数据、测算方式及其主要依据未作说明，投资人可以银行构成“欺诈”抗辩银行的免责主张。
再次，从另一层法律关系看，在委托理财的合同中存在着一些随附义务。这些随附义务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法定义务，即合同没有约定，银行作为受托人应该给予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勤勉义务，及时定期向投资者报告资金运作情况，否则投资者可以侵害其知情权为南追究银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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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银行理财产品“0收益”甚至亏损不断引发人们的关注，部分投资者还因此与银行打起了官司。2012年10月，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发表在《中国日报》上的署名文章指出，目前银行发行的“资金池”运作的理财产品，由于期限错配，要用“发新偿旧”来满足到期兑付，这种银行理财产品在中国是“影子银行”的一种。
认清“忽悠”之法
2012年11月30日，第八届北京国际金融博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记者在产品会场走访时发现，多数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着重向一些老年人推介其理财产品，而在介绍其理财产品时绝口不提风险，并且承诺高于银行存储利率的投资收益率，这让一些缺乏相应金融知识的老年人尤其动心。而去商业银行咨询理财产品，大部分产品也都贴着保本的“标签”。理财产品真的像一些商业银行与理财产品公司吆喝的那样只赚不赔、高收益么？
其实，不少商业银行在销售理财产品时，利用银行与消费者在了解产品上的信息不对称，以及部分中老年消费者金融知识较少，让消费者稀里糊涂就被“忽悠”走了钱财。而销售欺诈与概念偷换，是一些银行在销售这些理财产品时通用的伎俩。
一、销售欺诈
当消费者去咨询理财产品时，业务人员都会承诺“最起码保本”，并向消费者宣传产品可能的高收益率，而很多时候对于产品存在的风险却只字不提，对于购买后的不可逆性、提前支取或中断续交需要承担有关费用或可能出现的损失等也进行回避。签订理财产品的合同时，诸如“实际收益”与“测算收益”区别等细节也不向消费者说明。这就让消费者误以为，购买银行的理财产品就像在银行存款一样，只会赚钱，没有任何风险。
常见的银行理财产品有很多种类。比如按照币种不同，可分为人民币理财产品和外币理财产品；按照产品到期日不同，可分为固定到期日理财产品和无固定到期日理财产品；按照投资方向不同，可大致分为货币性、债券型、股票型、组合投资型等理财产品。现在甚至还有部分投资公司借用银行网点进行公司募集的活动，借着“理财产品”的外壳，其实是银行代销的金融产品。这是违规的行为，但是一些销售类似产品的银行并不明确告知消费者，让消费者以为有银行的信用在，投资就能保底。
大部分的理财产品运行模式都是肖钢所提到的“资金池”模式，即银行将募集到的资金根据产品合同约定投入相关金融市场及购买相关金融产品，获取投资收益后，根据合同约定分配给投资人。但是投资者的资金进入银行的“资金池”之后，到底用来干什么，银行往往并不详细告知投资者，而是含糊带过。有学者认为，除了购买债券或其他市场基金投资组合，理财产品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流向了中长期贷款与地方融资平台。
目前来看，大部分理财产品基本都能实现预期收益。但这得益于当前银行的这种投资理财产品模式的持续进行。倘若投入理财产品“资金池”的资金链断裂，后果不堪设想。即便这种模式可以无限延续下去，无论银行理财产品“资金池”中的资金到底流向了哪个方向，理财产品天生就具备一定的风险性。消费者应该认知清楚，理财产品的收益率越高，往往代表着风险越大。银行的投资理财产品，并不是稳赚不赔的。
二、概念陷阱
在目前银行理财产品的宣传中，最容易让消费者被“忽悠”中招的便是在理财产品收益率上的概念陷阱。业务人员在向消费者介绍理财产品时，往往并不说明“年化收益率”、“最高收益率”与“实际收益率”的区别，只将产品可能的最高年化收益率，诸如15%、18%甚至30%等数字标在显眼的位置，让消费者误以为可以根据这些数字来测算自己的收益，却不知这些数字只是可能性之一。
记者走访某商业银行，看到的一款资产组合投资性的理财产品简要介绍里，只标明了起点金额“5万元”，产品年化收益率“4.32%”，产品“收益起始日2012年12月26日，到期日2013年3月25日”等信息，业务人员在介绍时也没有告知消费者“年化收益率”与“实际收益率”的区别，也没告知消费者产品还有0.02%的“托管费率”与0.1%的“投资管理费率”。这些信息会让消费者误以为， 倘若自己投入5万元购买这个理财产品，3个月之后就能得到2160（50000*4.32%）元的纯收益。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年化收益率的概念是指投资理财产品中，投资期限为一年所获的收益率。而实际收益率的计算公式为：实际收益率=（年化收益率-管理费率）*投资天数/365。也就是说，对于上文所说的理财产品，实际的收益率只有（4.32%-0.02%-0.1%）*90/365=1.04%。而这一收益率还没有很多银行三个月的整存整取利润率高。倘若投入5万元进去，产品到期之后实际能得到的收益只有517.8（50000*1.04%）元，这与标注出来的4.32%收益率计算出来的结果整整相差了1640元！
在银行投资理财产品介绍单中被显著标注出来的数字，可能只是产品可能达到的“最高收益率”。这些数值只是一个预估值，并不是最终的收益率。预期收益并不是产品的实际收益，而产品的实际收益有可能是一个负数。理财产品概念上的陷阱，需要消费者小心翼翼的来甄别。
选择适合自己的银行理财产品
要想不被银行“忽悠”，消费者首先应该明确，投资理财产品不是稳赚不赔的，而是存在风险的。部分金融知识较少的老年人到银行购买理财产品时以为购买这些产品就像在银行存款一样可以保证底金并稳定得到收益，殊不知收益越高，理论上也意味着风险越大。因此，消费者必须首先以一个理性的态度认知理财产品。
其次，消费者对待投资理财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投资理财不是有钱人才能做的事，而应该是一种生活态度，即便是工资较少的人，也可以开源节流，每个月抽出一定的资金进行理财。在合适的投资理财方法下，非常少的初始资金也可以像滚雪球一样发展壮大。
对于理财产品来说，并不是收益越高，就越适合投资。因为高收益往往是伴随着高风险的。而选择适合自己的理财产品与方式，才是最好的投资。
对于刚刚踏入社会工作的单身青年来说，个人的经济收入较低，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较大，且理财观念较为淡薄，可以选择银行的零存整取等业务来养成自己的理财习惯。零存整取也适用于低收入者生活节余积累成整的需要。虽然每个月存储的金额不多，但若能坚持下来，其高于活期储存的利率也能让消费者有相应的收益。
对于事业有成，空闲资金较多的人来说，他们生活压力较轻，更关注投资的收益性。因此他们可以选择黄金买卖、信托集合理财等风险与收益都相对较高的产品。
篇7
资产管理行业发展展望
资产管理行业发展动力强劲。“十三五”期间我国资产管理市场将继续保持稳健发展势头。发展动力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居民财富扩张，资产管理需求扩大，需求引致资产管理行业大发展。在共同富裕的愿景下，“十三五”期间居民财富将大幅增长。居民的资产管理需求显著提升，将推动资产管理行业高速发展。2015年末资产管理行业规模93万亿元，以未来年均增长15%保守估计，五年内资产管理行业规模将轻松突破150万亿元。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恿Ρ浠需要一个强大的资产管理市场作为支撑。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趋势下，相比间接融资市场，资本市场更能承担起为创新创业型企业配置资源的角色。而一个强大资本市场发展需要一个强大资产管理行业作为支撑。三是影子银行风险的弱化使资产管理业务没有历史包袱地健康发展。在“四万亿”出台之后，巨量债务累积、各种游离于监管之外的业务衍生形式使得主要存在于资产管理行业的影子银行风险急剧上升。经过近几年监管的引导，影子银行风险积聚的高峰已经度过，例如银行理财中投资于“非标资产”的比例已降至30%以下。影子银行的风险弱化使资产管理业务轻装上阵，没有历史包袱地向前发展。
刚性兑付矛盾将进一步化解，信用利差扩大将提高资产管理行业的市场化程度。随着存款保险制度、金融机构破产制度等的逐步完善，刚性兑付也将弱化。刚性兑付的弱化将压低无风险利率，提升投资者的风险意识，纠正长期以来影子银行信用风险定价体系的错配问题。随着宏观经济增速下台阶，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债务的违约风险逐步提升，刚性兑付的打破将使金融市场风险利差扩大，从而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行业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将使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风险等级的资产管理机构形成多层次、差异化的金融服务体系。
机构投资者群体发展壮大，资产管理行业竞争更加激烈。我国资产管理市场将是一个泛资产管理的时代。资产管理市场横跨银行、信托、基金、证券、保险、私幕、互联网金融等不同门类。资产管理创设机构多样化、机构投资者群体发展壮大将导致资产管理行业竞争更加激烈。一是灵活管理的私募基金，特别是阳光私募的爆发式增长，将冲击传统资产管理行业。二是以BAT为背景的大资管机构，依托互联网技术优势，有着贴心和个性化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吸引80后、90后的资管需求，会搅局已有资产管理市场。
跨境资产管理大发展。未来五年将是跨境投资快速增长的战略机遇期。一是在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开放步伐加快、“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推动下，产能相对过剩的企业向外扩张的内在动力强烈。二是出于追求高收益资产、分散风险、移民等多方面因素考虑，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倾向于更多地配置境外资产。企业和个人资产“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将加速我国居民的离岸财富积累。据波士顿《2015全球财富报告》预测，我国离岸财富到2018年底将达到12.4万亿美元，大约70万亿元人民币。财富的全球资产配置中，固定收益类、房地产和股票是跨国的主流投资类别。
高端资产管理业务蓬勃发展。“十三五”期间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后期，在工业化完成之际，产业资本已初步完成积累，高净值人群数量达到阶段顶峰。根据波士顿咨询估计，到2020年，介于中产阶级和超级富豪之间的中国富裕消费者将达到2.8亿人，占中国城市人口的35%、中国总人口的20%。这部分人群的消费额将增至3.1万亿美元，占全球消费总额的5%。如表1所示，预计2020年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将达73万亿元，高端资产管理行业的收入将超过5000亿元。高端资产管理业务有两个特征需要高度重视：一是财富传承方面的金融服务需求。我国高净值人群主要集中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群，这些高净值人群在“十三五”期间将呈老龄化特征。在实现财富稳健增值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高净值人群开始思考和规划如何将物质财富有效、有益地传递给下一代。二是全权委托资产管理模式的需求。我国高净值人群以私营企业主和私营企业管理层为主。这类人群实业投资经验丰富，但金融投资能力整体不强，因为关注主业、精力有限等原因亟须专业化资产管理服务，以实现其财富的多元化和国际化配置。
存在的问题
“刚性兑付”问题依然存在。由于银行理财账户与银行支付账户存在天然关联，其预期收益的形式发行与存款一致，银行理财成为存款的替代性极强。在理财法律规范清晰、风险承担责任厘清之前，商业银行事实上承担了理财产品的兑付风险。商业银行在顾忌商誉风险的情况下，“将错就错”地强化了理财产品在投资人眼中储蓄替代品的倾向。理财产品在透支银行信用中的规模不断扩大，虽然解决了吸存等问题，但也扭曲了理财业务的本质，危害未来银行理财业务的发展。首先，从投资者角度看，它会导致投资者只关注投资收益而忽视风险。对风险的不敏感使投资者难以形成风险收益匹配的投资观念。其次，从资产管理者角度看，刚性兑付会使其较少地重视风险约束，刺激其过度冒险，盲目提高杠杆率，偏好于高风险、表内信贷禁投的行业，甚至不严格履行受托人义务，放松对项目的尽职调查及存续期管理等。最后，从更大范围来看，刚性兑付会不断强化社会公众对银行兜底的预期，进一步扭曲金融体系风险定价体系，引发更多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
银行理财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由于分业经营和刚性兑付的约束，各银行没有差异化设计理财产品的动力，同质化现象严重。产品类型主要为类存款型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期限、风险特征描述均高度雷同。资产配置上，投资品种主要集中在债券、信贷资产等。发行模式多为按预期收益模式发行，净值模式占比很小。
“资产池”模式流动性风险隐患仍未完全化解。“资产池”运作，是通过滚动发售不同期限的理财产品，持续募集资金以保持理财资金的来源和理财资金运用平衡，通过产品及其资金运用之间的期限错配或项目错配，以获取收益的理财业务运作模式。因为没有对冲手段的期限错配是一种非常冒险的投机行为，“资产池”运作模式隐藏了一定的流动性风险。用滚动的短期理财资金去对接长期投资项目，在多数情形下可以用相对低廉的货币资金价格来赚取错配带来的期限息差。但是，这种操作面临流动性风险和再融资风险，当短期利率大幅上行或流动性紧张时，就有资金链断裂的危险。
银行理财法律关系不明确。目前，广受诟病的银行理财的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以及背后的理财产品投资运作不透明、信息披露不充分等问题，其产生根源之一就是银行理财的法律关系不清晰。银行理财的性质到底属于何种法律关系，目前尚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是“委托关系”，有人认为是“信托关系”。“委托关系”论的支持者主要依据银监会有关负责人就《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和《商业银行个人理业务风险管理指引》答记者问中明确界定“个人理财业务是建立在委托关系基础之上的银行服务”。言下之意理财业务的法律关系定性为委托法律关系。委托论观点在一个问题上难以自圆其说，即银行理财在管理资产时以商业银行自己的名义进行，有悖于委托法律关系中，受托人在履行受托义务时，对外应以委托人的名义。“信托关系”论的支持者主要依据银行理财业务具有“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现代信托制度的含义，契合我国《信托法》关于信托的定义，认为银行根据受托合同帮助客户投资理财，作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客户的名义进行投资，资金管理与处分权在银行手中，这属于信托关系。但我国《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不得从事信托业务。并且保证收益理财产品银监会要求纳入银行资产负债表内管理，即银行与保本产品的法律关系为债务关系，有悖于信托法理，受托人仅以信托财产为限，对受益人所付的债务承担有限清偿责任。
银行理财市场发展展望
银行理财将达到成熟阶段。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银行理财已成为国内资产管理的中流砥柱，是国内最大的机构投资者，已拥有稳定的客户来源和相对稳健的风险控制手段。但是这一阶段的银行理财大多因承担监管套利功能，如规避贷款规模管理、在存贷比的限制之外多放贷款、超越利率浮动限制吸收存款等，整体仍处于资产管理的初级阶段，即推销和财务咨询阶段。
未来五年，在利率市场化、刚性兑付矛盾减弱、银行理财与银行“风险隔离”明确的基础上，商业银行的理财业务将迅速迈向成熟阶段，即财富管理阶段。银行理财在成熟阶段，将真正实现以客户为中心，根据不同客户不同人生阶段的理财需求，通过科学和专业化的资产配置，为客户提供包括资产管理、风险管理、税收和遗产规划、信托服务、离岸金融、研究分析等多元化金融服务。一是银行理财的定位将由替客户投资获取收益迅速转变为以满足客户的多样性需求为核心的大资管业务。二是银行理财产品品种将从偏重固定收益领域，延伸为涵盖了融通股权、债券、物权、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的多市场标准化和非标领域。三是银行理财的角色也从单一的产品提供者上升为产品设计者、交易参与者、客户需求引导者等多种角色，将承载投资、融资、资本中介、通道等全方位功能。
银行理财将承担银行转型的重要任务。未来五年，我国将真正迈向利率市场化时代。伴随着混业化和金融脱媒，商业银行将逐步向全能型转变。理财业务将肩负着商业银行未来转型发展，跨界、跨业布局资产的重任。一是国内财富管理市场空间巨大，足以支撑商业银行经营转型。目前，银行理财余额已经突破25万亿元。预计未来五年，国内仅零售资产管理市场的潜在规模就将达到80万亿～120万亿元，这还不包括机构理财市场和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带来的巨量境外人民币理财需求。如果按照国际市场理财业务创造的平均1%左右的中间业务收入比率测算，仅80万亿～120万亿元的零售理财市场能够为银行创造的中收就将达到0.8万亿～1.2万亿元。以2016年银行业2万亿元左右利润为基数，加上每年5%的利润增长水平测算，由理财创造的中收将在银行业未来利润的占比中超过40%，足以支撑银行业的经营转型。二是理财业务是银行混业化、盈利模式中间业务化的重要突破口。理财业务因为不占用银行资本、知识技术密集、财富驱动、分层服务等，仍将延续突破传统存贷业务的盈利模式，引导投行业务、托管业务、私人银行等中间业务的发展。
银行理财差异化、专业化竞争格局会日益清晰。当前各商业银行理财同质化现象严重。未来五年，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化市场将使资产管理业务的运作机制更加复杂。追逐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内在动力会使各银行理财业务逐渐呈现分化格局。通过差异化的体制及模式创新，各具特色的内外部合作，以及不同优势资源的整合，有些银行理财业务会做大类资产配置，强调平台化建设，而有的银行理财业务会在优势领域形成自己独有的品牌优势。从组织架构上看，不同银行的理财业务将差异化地实施集中经营、事业部制、子公司制等组织架构探索转型。由于设立理财资管子公司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不同规模的银行会根据自身理财的发展阶段和战略定位，选择适合自身的组织架构。大型商业银行将会积极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采取公募基金的管理模式，推动海内外分支机构设立，并争取早日上市。中小银行将以理财事业部制的管理模式，定位于特色化服务，保持在区域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从管理模式上看，不同规模的银行理财业务将定位于综合服务商模式、核心服务商模式或专业服务商模式。大型商业银行的理财业务将倾向于综合服务商模式。基于之前积累的投资管理能力和客户规模，通过资产管理、财富管理和投资银行协同，为客户提供三位一体的服务。中小银行则倾向于核心服务商模式和专业化服务商模式。通过“资产管理+财富管理”或“资产管理+投资银行”模式，集中优势资源，突出特色化服务，重构发展模式，实现跨越式发展。
银行理财参与资本市场的紧密度增强。未来五年，银行理财将成为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体系的重要参与者，改变目前投资标的主要集中于固定收益领域的现状。随着监管放松，未来将允许以理财产品的名义独立开立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等相关账户。一是扩大直接融资，积极布局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先股发行、新股发行、管理层收购、员工持股、定向增发、股指期货投资、杠杆融资、并购贷款、券商两融等资本市场的品种。二是形成完全市场化的净值类投资组合。通过资产管理的组合投资，包括不同类别、不同久期的资产，实现对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的组合管理。三是积极配置金融衍生品，达到套期保值、单边投机的配置需求，实现金融工程组合投资和风险对冲，为熨平理财投资资产负债表的波动以及分散收益风险提供支持。
跨界合作仍是银行理财提升综合服务水平的重要抓手。资产管理是多元化、多市场、多层次的投资和风险管理。跨市场、跨国境、跨基础资产的多元化投资和风险管理带来的挑战将促进资产管理理念和方法论的创新。未来五年，银行理财会实现从监管跨界迈向互联网跨界和投行跨界合作的转变。一方面，积极跨界互联网，探索全新的服务内容、业务模式和销售模式。利用互联网便利的平台化优势，从原来标准化产品服务向社区平台服务转变。通过数字云、模块化的服务，把灵活单元投资和多元组合相结合，为每个单一客户提供更精确的基于目标投资组合的资产管理配置计划。这种目标的实现需要技术服务、技术更新，通过模块化组合加以达成。另一方面，积极跨界提升与投资银行业务的协同效应。通过投行跨界，将中观层次资产配置理念与微观层次的金融创新或者企业融资工具创新相结合，使得银行理财的投资与企业的基本经营活动结合得更加密切。
银行理财法律关系将归入信托关系。“十三五”期间将完成《商业银行法》的修改。预计修改后的《商业银行法》将明确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信托性质。一是运用信托制度统一调整和规范资产管理市场投融资行为，同时推动由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迈进。二是明确商业银行在代客理财中的角色定位，以有效界定商业银行在代客理财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边界，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发展，促使其回归资产管理本质。
净值型产品将占据主流。银行理财产品分为两种，一种是净值型，一种是预期收益型。净值型产品是监管部门力推的产品类型，它可以像公募基金一样定期公布净值，投资者根据净值选择申购赎回，有信息透明度高的优势。净值型产品的比重会逐渐增大。银行做净值型产品最大的困难是非标投资品的估值依据。现在各银行理财产品均投资了较大比例的非标债权。中国信用风险违约率曲线没有形成，信贷资产和非标债权缺乏流动性，其公允价格就很难及时获取。交易是评估定价的基准，未来随着资产证券化市场的扩展，在活跃的、流动性充分的市场环境下，非标投资品可以通过证券化市场交易，定价问题也将迎刃而解。过渡时期的预期收益型产品也将不会是现在刚性兑付的预期收益型，而是围绕业绩基准波动的预期收益，是将预期收益作为收益的参考基准或参考范围，而不是一个必须达到的目标。预期收益的计算是以市值评估为基础的，这将是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改造的方向。
管理费模式将成为新的收费模式。无论是净值型还是预期收益型，在收益的分配上，实行管理费模式取代利差模式将是大趋势。“基本管理费+业绩管理费”的收费模式，可以约定：如果产品达到预期收益，银行只收取基本管理费；如果超过预期收益，则在基本管理费的基础上加收业绩管理费。该模式既可以激励管理人为投资者尽可能多的获取收益，也可以保证投资者分享大部分投资所得，符合资产管理业务规律的产品设计思路。
理财事业部制改革后将迈向资产管理子公司。从国际先进银行同业来看，资产管理规模与表内业务规模的比例几乎是各占半壁江山，事业部制和资产管理公司的组织模式，是资管业务发挥信息科技、专业人才和研发能力优势的关键。对于我国当前银行理财而言，银行理财与银行的“风险隔离”是银行理财继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近来监管部门颁发的一系列规范文件均在“栅栏”原则的指导下引导银行理财创新，要求做到归口管理、单独核算、行为规范。银监会下发的银监发[2014]35号文《关于完善银行理财业务组织管理体系有关事项的通知》推动资产管理业务事业部改革，契合了银行经营转型的节奏，为银行理财转型的组织架构调整指明了方向。理财事业部制的重点在于强调拥有充分的经营和管理授权，强调财务、人力资源和风险管理等独立，强调资源支配权与责任相匹配，为银行理财向专业化、精细化转型提供组织架构支持，为银行将来成立资产管理子公司奠定基础。
y行资产管理子公司将迈向多牌照经营。在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宣布申请成立资产管理子公司后，预计各大银行将纷纷申请成立资产管理子公司。通过独立经营的组织架构，实现独立核算、自主经营，银行理财与银行的“风险隔离”，回归资产管理的本质。资产管理子公司的组织模式是资管业务发挥信息科技、专业人才和研发能力优势的关键。预计银行资产管理子公司将在两个方面积极进取：一是在独立法人模式下，积极扩展经营牌照，如养老金、企业年金等的管理牌照；二是伴随着差异化发展的需要，银行资产管理子公司的并购重组也会随之风起云涌。
（文中观点不代表作者单位立场。）
（作者单位：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金融市场月度资讯
浑水：正致力于曝光两家港股公司可能的异常情况
3月27日，美国做空机构浑水创始人卡森-布洛克称，浑水正致力于在两家香港上市的公司财报前曝光其可能的异常情况。此前，浑水狙击的目标之一辉山乳业周五暴跌85%，报收0.42港元，市值蒸发40亿美元。
超4万亿置换债正面临专项核查 部分资金挪用严重
3月24日，财政部及银行会对部分违规举债的单位和个人开出“罚单”，比如撤职、暂停村镇银行市场准入申请等。叠加财政部驻各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正在对2016年置换债券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专项核查和调研。
财政部：27万亿债务占GDP36% 仍有发债空间
3月23日，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在海南博鳌召开。财政部副部长刘伟在分论坛上表示，中国政府对债务的管控体系正逐步完善，现在的债务风险可控。当前债务加起来是27.3万亿，占GDP的比重只有36%，未来仍有空间。
“3・15上海金融信息安全论坛”举行
3月15日，由上海市经信委指导、黄浦区金融办支持、上海金融信息行业协会主办的“3・15上海金融信息安全论坛”举行。本次论坛聚焦金融信息发展与网络信息安全，探讨互联网安全领域的前沿话题。
首只PPP资产证券化产品完成备案
3月15日，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中信建投――网新建投庆春路隧道PPP项目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发行规模11.58亿元。于1个工作日完成备案核查出具备案确认函，首只PPP资产证券化产品正式完成备案。
顺丰首份年报：净利增279.55%
3月12日晚，顺丰控股公布了自借壳上市并更名以来的首份完整成绩单。年报显示，2016年顺丰控股实现营业收入574.83亿元，同比增长21.51%；实现净利润41.80亿元，同比增长279.55%，而职工薪酬下滑38%。
花旗将中国纳入其债券指数 中国债市认可度提升
3月7日，花旗将中国债市将被纳入其三大政府债券指数―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亚洲政府债券指数和亚太政府债券指数。同时，花旗还将设立新的政府债券指数、世界政府债券指数、发达市场指数和世界政府债券指数。
篇8
从统计数据和历史经验来看，艺术品投资和传统的股票、债券投资相比风险也不低，也没有证据表明艺术品投资比传统领域更容易赚钱。但在欧美发达国家，艺术品投资的金融产品已经相对成熟。
最著名的案例是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的业绩。上个世纪70年代，他们拿出可支配的总流动资金的5%（相当于500万英镑）与苏富比合作，扣除通货膨胀率因素，最终获得了13.1%的平均年收益率。
而20世纪下半叶，国外一些著名银行开始悄然参与到艺术品投资领域，并且对艺术品投资市场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中，一些银行本身就是“收藏家”，如瑞士银行长期在世界各地搜罗着他们认为最好的艺术品，进行收藏与交易，为此还曾经出版了一本名为《移动的地平线――瑞银集团艺术珍藏：1960年代至今》的画册。此外，花旗银行和JP摩根也很早就开始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收藏。
就国际上艺术品投资基金来说，比较著名的有英国艺术基金（预期年平均收益率是10%-15%）、美国艺术基金、瑞士银行下属的中国基金（预期年平均收益率12%-15%）和美国的格雷厄姆基金（预期收益率为10年获得400%）等。据说，有些艺术基金用50%的资金收购艺术品，而把另外的50%用来提升这些艺术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类似于我们今天在艺术品市场上所见到的“坐庄”。
银行敢于“吃螃蟹”
据悉，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目前还没有面向内地客户的艺术品投资产品，而中资银行在这方面却是早几年就已经悄然起步。
据了解，在中国第一家推出艺术品投资产品的中资银行是民生银行。
早在2007年6月18日，民生银行便就推出了“非凡理财――艺术品投资计划”1号产品，当时投资金额为50万元，投资期限为2年。作为国内第一只银行系艺术品基金，公开发行一个月后，便于当年7月18日进入封闭期。这款投资计划将目标锁定在了书画上，其中投资性购藏中国近现代水墨作品10件、当代油画作品6件。在2009年7月产品正常到期时，两年绝对收益达到了25.5%，年化收益率达到了12.75%，高于普通的理财产品。
之后，民生银行便趁热打铁，于2010年1月又向其私人银行客户推出了“非凡资产管理――艺术品投资计划2号”，很快便销售一空，提前近一周结束了募集。
此款艺术品投资计划分为优先级和劣后级，前者专门面向私人银行客户销售，起点金额50万元，理财期限为3年。募集资金按一定比例标准投资于中国近现代书画、中国当代艺术品和少量的古代书画作品。
据悉，民生银行之前主要投资当代艺术品，是因为作者往往还在世，出现赝品的几率相对较低。而鉴于近几年的古代书画市场火热，4幅古代书画均创造了“亿元”神话，因此之后民生银行便又开始增加了古代书画作品的投资。
鉴于民生银行“吃螃蟹”的成功，招商银行和建设银行之后也相继于推出了类似产品。招商银行是私人银行客户门槛最高的中资银行，个人金融资产必须达到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才行。目前，招行私人银行管理客户资产已经达到6621亿元，在《欧洲货币》“最佳私人银行与财富管理”年度评选中连续两年蝉联“中国区最佳私人银行”大奖。之后，招商银行又启动了“私人银行艺术鉴赏计划”，本质上并非理财产品。投资者可从招行推荐的艺术品中任意选择其喜爱的作品，存入相当于该艺术品现价的保证金，即可拥有该艺术品的鉴赏权益，期限为1年。在1年之内，如果选定的艺术品升值，投资者可随时以原约定价格购入该艺术品。如果不满意，投资者也可退还艺术品，只需支付2%的鉴赏费就可拿回保证金。
“在拍卖会上，我们的客户看的多，下槌的少。”招商银行总行私人银行部相关负责人称，许多人往往不知道某件拍品是否值得买下来，一些人虽然钱多，但真正懂艺术品又敢于投资的并不多。因此，招商银行推出了“私人银行艺术鉴赏计划”，“除多提供一种投资方法，也希望一些客户真正喜欢收藏艺术品，在获得物质财富的同时达到精神愉悦。”
相比民生银行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也曾推出“国投信托・盛世宝藏1号保利艺术品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但却因为太保守，被人批评为“假艺术之名，行融资之实”。
据悉，该计划的运作模式首先由投资顾问保利文化艺术有限公司选定一批藏家手中的当代著名画家作品作为投资标的，并对艺术品市场价值进行评估，然后在评估价格基础上打折确定募集资金规模，信托期限为18个月。但有信托业内人士表示，这款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实质是一款融资产品。
在银行投资艺术品，也要注意风险匹配
正因如此，如今到银行也能看艺术展，有不懂的地方还可现场请教艺术家，这种形式倒让人感觉耳目一新。紧随三家银行，后来又有华夏银行财富管理中心开业，并在重庆首家推出艺术品中心，展览的油画和雕塑作品达50多件，作品涵盖油画、雕塑等主要艺术门类，一般油画价格起价都在每幅100万元以上。
“金融机构推出艺术品投资，与传统银行理财产品相比，这类投资也算另类投资。”华夏银行财富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称，通过市场调查发现，金融资产在100万元以上的客户，20%―30%都有艺术品投资需求。这些客户普遍年龄在40岁以上，旗下大多拥有别墅等高端物业，喜欢把玩字画和艺术品。因此，银行推出艺术品投资服务也是因势而变，今后还会推出古董、瓷器等艺术品展示投资交流会。
以前投资者买艺术品，多是通过拍卖市场、收藏市场，而华夏银行财富管理中心推出的不同系列艺术品展，为热衷艺术品投资、收藏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个专业的、个性化的投资、收藏渠道。
据悉，外国银行投资艺术品理念很成熟，欧、美的一些私人银行投资艺术品的方式主要是银行直接购买具有投资潜力和增值空间的艺术品，作为收藏或投资，同时接受艺术品作为信贷融资抵押。而目前国内银行参与艺术品投资市场，主要采用间接方式，就是将艺术品的投资交易纳入理财产品中，私人银行作为第三方，不直接参与艺术品交易买卖。
篇9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142）
【摘要】随着企业越来越多地采用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方式进行财富管理，银行理财产品的会计核算问题也日益凸显，但截至目前我国财政部和证监会都没有对此作出过统一规定。文章以IFRS9 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方法为出发点，认为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应该按摊余成本计量，而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应该按公允价值计量，并认为公允价值计量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
【关键词】理财产品 金融工具 公允价值
近年来，银行理财业务取得了长足发展，从2005 年起呈几何式爆发增长态势。一方面，对商业银行而言，发行理财产品为其带来了可观的中间业务收入，也是银行在原有基础上实施战略转型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认可了这种财富管理方式，开始利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由此也带来了银行理财产品在会计核算上的问题。从我国上市公司公布的财务报告来看，在银行理财产品的披露上比较混乱，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情况都出现过，更多企业选择将理财产品计入“其他流动资产”，以取得成本进行计量，日常取得收益时和赎回时确认投资损益。证监会虽然没有对此进行统一规定，但可以看出是默认计入“其他流动资产”这种方式的态度。而银行理财产品怎么核算才能够合理反映经济实质、提供最真实和相关的会计信息，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一、银行理财产品的性质
从银行理财产品的性质来看，它应该属于金融工具，按照金融工具的会计准则核算。IASC32 将金融工具定义为使一个企业形成金融资产，同时使另一个企业形成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任何合约。同时定义金融资产为现金从另一企业收取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权利，在潜在有利条件下与另一企业交换金融工具的合同权利等。FASB 的SAS105 号公告进一步限制了金融工具的范围，即一项资产未来可能以商品或劳务的方式、非现金或其他权益方式结算，则该资产不是金融工具，如预付账款。同样，一项负债未来可能是以转移商品或劳务方式进行结算、非现金或其他企业的所有者权益的转移，这项负债也不是金融工具，如政府补贴形成的递延收益。而我国CAS22 的金融工具是“形成一个企业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单位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合同”。通俗来说，金融工具就是证明资金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货币融通余缺的手段，站在资金供给者角度，就是一种投资工具，而站在资金需求者角度，就是一种筹资工具。
银行理财产品是指商业银行在对潜在目标客户群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针对特定目标客户群开发设计并销售的资金投资和管理计划。企业购买理财产品，将资金交由银行进行特定方式的资产管理，如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购买债券等等。对企业来说，这就是一种投资工具，未来被投资方将以现金等金融资产的方式清偿。因此，企业购买的理财产品，应当按照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核算。
二、不同类别银行理财产品的确认和计量
银行理财产品在会计上如何分类是对其进行会计核算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我国现行会计准则将金融工具分为四类，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贷款和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这与国际会计准则IAS39 的分类也是一致的。但从2013 年1 月1 日起，IASB 制定的IFRS9 开始施行，它简化了金融工具的分类，将其分为按摊余成本和公允价值计量两种类型，即如果一项金融工具同时符合管理金融资产商业模式的要求、合同规定现金流量的特征，同时管理层不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则可以以摊余成本计量，否则就是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基础。其中“商业模式”是指主体持有金融资产的目的是为了收取合同约定的现金流量（本金和利息），而不是为了获得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合同现金流量的特征”是指合约中规定本金和利息现金流量的具体日期。“两分法”将金融工具分类标准由以管理层持有意图和能力转变为了从计量属性特征。因此，本文先以“两分法”为基础，分析银行理财产品的类别，再将其与我国现行的“四分法”结合进行分析。
银行理财产品的灵活性决定了其包含不同期限、风险特征、交易条件的投资方式，从而在会计上也可能归属于不同的类别。一般而言，代表不同投资方式的银行理财产品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
按投资期限进行划分，1 年以内（含1 年）的为中短期理财产品，而1 年以上的为长期理财产品。
按收益类型进行划分，按照约定条件承诺本金和一定收益的为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否则为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其中，浮动收益型又可分为保本浮动收益和非保本浮动收益两种。
按投资标的进行划分，直接投资于债券、信托等金融市场的为直接投资类理财产品，收益和股票、利率、汇率、商品、信贷等挂钩的为结构性理财产品，而银行、信托及证券合作类基金理财产品为资产管理类理财产品。
从会计核算的角度，笔者选取以下两个角度来分析不同种类的理财产品。
1. 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对企业来说，这类理财产品的期限较短、风险低，投资期内公允价值一般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也没有活跃的交易市场。企业购买此类理财产品是为了利用闲置资金获得高于存款利率的收益率。因此它符合“商业模式”要求。同时，这类理财产品一般预期到期能够收回本金并获取固定的收益，或提前确定了预期收益率，银行承担由此产生的投资风险。对于企业来说，它符合“现金流量”的特征，与银行签订的合约当中规定了本金和收益现金流的具体日期。因此，如果购买这类理财产品的企业不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那么就可以以摊余成本来确认和计量。
例如，郎姿股份在2013 年11 月21 日用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韩亚银行（中国）的保本保收益型理财产品“一佳赢”恒利系列A1 号，认购总金融4 500 万元，年收益率6%，期限33 天。郎姿股份在购买时就基本能够确定在2013 年12 月24 日收回本金和24 万元的利息。因此，可以采用摊余成本来计量该项资产。
按照我国目前的会计准则，这类理财产品可以归类为“贷款和应收款项”，采用摊余成本计量。贷款和应收款项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企业按应收债权的本金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按实际利率确认持有期间的利息收入。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分别计算的各期利息收入相差很小，也可以采用名义利率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如果企业购买了长期的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那么只能归类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摊余成本来计量。
2. 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又分为保本浮动收益、非保本浮动收益两种，多数为结构性理财产品，收益和股票、利率、汇率、商品、信贷、指数等等挂钩。虽然企业购买该类理财产品可能同样出于“获取合同约定的现金流量”的目的，而不是转卖或赎回以获得公允价值变动差价。但理财产品“浮动”的本金或收益决定了它的现金流是不能预先确定的，因此不符合“合同现金流量”的特征。结构性理财产品的收益还要随着其他金融产品的价格（或数值）的变动而变动，具有衍生金融工具的性质，它只能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基础。
尽管银行在销售理财产品的时候可能极力宣传某项理财产品风险很低、预期收益率比较确定，但从合同来看，理财产品的投资风险最终还是由购买该产品的企业来承担。出于客观考虑，企业必须将承担的风险体现在该项资产的价值中。以人人乐购买的“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为例，人人乐需要承担如下风险：（1）利率风险。该款产品的收益率根据6 个月AAA 信用等级间中短期票据到期收益率确定， 6 个月AAA 信用等级间中短期票据到期收益率的变化可能导致客户的到期收益率高于或低于普通存款收益。（2）提前终止风险。该款产品的乙方（兴业银行）有权根据市场状况、自身情况提前终止该存款产品。在2013 年的半年报中，人人乐将该项理财产品计入了“其他流动资产”，以取得的成本为账面价值进行核算。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仍按照取得成本来确认该项金融资产，并在后期按成本进行计量，则不能恰当反映资产的真实价值。因为这类理财产品的性质是一种尚未履行或出于履行中的合约，不是已发生的交易，产生的收益和风险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历史成本主要是面向过去，计量过去已发生的交易，根本无法胜任该项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公允价值模式面向现在和未来。历史成本财务报告对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于事无补，应当以公允价值作为金额工具的计量属性。
但我国目前并没有一个比较活跃的理财产品流转市场，理财产品公允价值的取得是一个问题。虽然现在有银行和其他机构尝试建立理财产品的转让市场，如重庆OTC 在2013 年7 月和华夏银行合作，在其交易平台上推出理财产品转让业务，但毕竟还只是一个尝试。企业购买的理财产品，一般只能提前赎回，而不能转让给他人，因此，一般无法直接在活跃市场上获得一项理财产品的公允价值。
因此，以公允价值计量的理财产品在不存在活跃市场报价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估值模型估计取得时和后续持有期间每个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在采用估值模型时，首先看该时点有没有活跃市场上类似资产的报价或不活跃市场上同类或类似资产的报价，如根据银行理财产品募集资金的投向，获得具有类似风险的金融资产的市场交易价格并根据风险和收益特征进行调整。如果没有可观测的市场报价，企业可以根据每个资产负债表日银行公布的剩余投资期预期收益率、现金流等来估计理财产品的公允价值。金融机构一般可以对金融产品公允价值作出更准确的估计，在银行根据理财产品发行市场的同品种剩余期限市场收益率的变化估算出其公允价值后，企业也可以选择对这个价格进行一定调整（如加上银行的管理费）后作为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按照我国现行会计准则，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两类。也就是说，要真实反映出理财产品的经济实质，向报表使用者提供最相关的信息，企业需要在准则规定的两类金融资产中选择一个进行理财产品的核算。这需要根据管理层持有意图和能力、交易条件等来决定。交易性金融资产是企业为了近期出售赚取差价而持有的债权投资、股票投资、基金投资等。在目前理财产品转让市场尚未建立起来的背景下，企业购买理财产品一般是为了获得以投资本金为基础的额外收益，即预期收益为本金和银行给定预期收益率的乘积，而不是为了交易、转让获得差价。因此，理财产品不满易性金融资产的要求，在现行会计准则的框架下，它只有作为“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这两类金融资产来核算。
三、理财产品核算的现状
从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来看，大部分企业选择将银行理财产品计入“其他流动资产”，以取得成本入账，将持有期间取得的收益计入“投资收益”，并在赎回时将取得成本和赎回价格之间的差价确认投资损益。这样做的理由一方面是现阶段我国的资本市场并不完善，对公允价值估值技术的应用也缺乏经验，很难取得合理的公允价值；而另一方面企业往往是短期持有理财产品，有些企业购买的理财产品风险较小，公允价值和历史成本之间不会有重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它们认为花大成本来估算一个公允价值并没有很大的意义。
但是，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情况：企业购买的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由于投资项目失败、遇到了偿付危机，企业投资的成本可能无法收回。此时企业持有理财产品的价值已经大大缩水，如果仍按照取得的成本来计量，将导致账面资产价值虚增，没有反映真实情况。而实际上，由于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对于企业来说预期收益高，对于银行来说是作为表外资产，浮动型理财产品占据的市场份额在迅速扩大，而它背后的“资金链”越来越长，所蕴含的违约风险也在逐步累积。因此，我们不能保证企业短期持有的理财产品公允价值和理财产品的差异不大，并以公允价值难以获得为借口拒绝在报表上披露这种潜在风险。企业必须适应以恰当的方式来反映资产的价值和报告期内的真实损益，即采用公允价值为浮动型理财产品的计量基础。
参考文献
[1] 李日昱. 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及其应用问题研究[D]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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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随着境外监管机构针对银行资产负债管理提出“精益化”、“实时化”发展的要求，中国银监会亦陆续制定了流动性风险及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等相关领域的指引及管理办法，如在2013年10月的新版《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就提出多维度的流动性风险检测分析框架及工具，采纳巴塞尔协议III流动性标准对其的大多数调整内容，同时结合中国国情，对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对此，2013年12月11日，德勤《应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全新挑战》白皮书（下称“白皮书”），指出商业银行在体系架构和相应管理手段上应该如何从现有的负债管理转向全面资产负债管理，从被动资产负债管理到主动资产负债管理，同时通过模拟，把实际定价、收益和风险结合起来，建立一套完整的管控体系，使之成为真正在利率市场化之后管好资产负债的武器。
白皮书认为，不断完善的监管法规以及不断提升的监管要求在给商业银行带来更加严苛的监管环境的同时，亦使得其在资产负债管理上面临8项挑战（图1），其中，在利率成为一个变量的情势下，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管理成为中国银行业重要、严峻且急迫解决的课题（图2）。
期限错配岌岌可危
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推高了银行负债成本，自2012年6月7日央行宣布将存款利率浮动区间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起，时至今日，城商行与部分股份制行纷纷“一浮到顶”，喧哗纷扰的同时银行面临负债成本的压力与利率风险管理的巨大挑战。
负债成本上升和监管限制（以存贷比为典型代表）逼迫银行提升风险偏好，从而发展更多理财产品和同业业务。白皮书认为，从理财投向上看，货币市场和同业存款基本能够做到期限错配，非标部分则成为期限错配的重灾区。
不同的资产负债结构显然蕴含着不同的流动性风险。那么，错配能否带来银行业主动资产负债管理的革新？德勤认为，结合利率市场化改革，商业银行在运营层面可运用大额可转让存单和信贷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工具作为在负债端和资产端施行主动资产负债管理、缓释期限错配风险的重要抓手。
德勤中国金融服务业管理咨询总监张杰认为，利率市场化趋势下同业业务的扩大是必然趋势，未来对于银行内部定价和外部定价都是一个标杆。所有的银行除了做传统业务之外，都在考虑如何扩大自己同业业务的规模。同业业务的扩大将引来多样化或非标准化同业业务的合同，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怎样把非标准化的产品特点转换为一些标准化的特征，做好期限错配非常重要。“商业银行未来一定会更多地做内部定价，通过客户定价和资本管理结合的损益表进行模拟，然后开始期限错配的假设，预测在不同的期限结构下银行获利的可能性，我们认为这种模拟性是更主动化的资产负债管理手段。”张杰表示。
此外，可以更大程度在期限错配问题上起到风险调节作用的是大额可转让存单的推出。目前看来，大额可转让存单的推出会分两个步骤进行，即先从同业方面发展，然后再面向企业和个人，而后者才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张杰认为，推出大额可转让存单的好处在于：第一，存单具有可交易、可转让特性，能够缓解期限错配的问题，可以看作是一个很好的调节流动性风险的工具，同时降低资金头寸管理的难度；第二，这个存单不像以往产生的存款有提前支取的可能性，作为一个比定期存款更为稳定的银行负债工具，可以帮助银行对于不确定的风险概率进行更好的测算和预判；第三，规模相对较小的银行缺少在市场上平息利率风险的工具，大额可转让存单可以成为银行缓释风险的一种手段，比如银行可以在跟客户签订的合同中考虑添加一些条款，既不影响客户整体的收益，也可以对银行自身利率风险进行一些保护。张杰建议，大额可转让存单应该和资产证券化配套一起做，从而来解决银行风险管理工具不足的问题。
不过，现在中国推大额存单面临几大问题，其中包括存款保险制度没有建立，以及消费者对于银行信用评级也并没有很好的概念，中国现有的信用评级以及配套机制还不完善。
值得提及的是，从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同业存单管理暂行办法》中第8条（图3）可以看出，从资产负债配置来看，尽管没有锁定银行的负债成本，但资产端越来越多的浮动利率资产品种却可以实现很好的匹配。而目前的“同业存单”同国外市场较为流行的大额可转让存单不同，认购主体只是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成员，与同业拆借范围高度重叠。虽然比现下的同业存款流动性更好，但在期限和发行便利程度上远不如同业存款。事实上，同业之间的融资利率早已通过其他融资工具实现了市场化，所以如果从间接优化银行间市场利率曲线角度看，或许有为利率进一步市场化的政策导向意义。
理财产品监管升级
负债端的回报要求和短期资产回报收敛，推动了理财账户向更长期限、更高收益突飞猛进，但资产端的流动性风险随之危机四伏。在监管层面，此前据外媒报道，银监会要求各银行自2014年起需登记报送理财产品的资产负债、持仓、交易和估值信息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监管层正在渐进搭建理财产品监管体系，管理从产品端蔓延至了资产端，传统的理财产品操作方法被切断。
对此，张杰向本刊记者介绍了加强理财透明化的背景。当前银行会计处理（资产负债表的管理能力）很强，监管层不能真实看到流动性风险的程度，这种情况导致银行收益率明显下降。“理财业务将来是否会退出目前仍不太好判断，现在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存款利率在市场化放开之后上升得很快，我们大胆预测未来它会走到一个和理财持平的程度，这时投资者买理财产品收益冲动就会受到冲击。”
事实上，银行不是靠理财来盈利，中间业务收入和同业业务是未来真正的利润来源。张杰表示，未来银行通过承担顾问咨询的角色而收取的顾问费、托管费以及资产管理业务费用将是中间业务可以发力的三大领域。
司库管控待加强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银行越来越有必要通过建立并健全统一的司库管理来强化资金管控能力，未来承担定价的主要职责亦会随之转到中央司库管理范畴之内。
从全球实践来看，司库在全额资金管控的基础上，同时对全行的流动性、头寸、投融资、资产负债错配、资本、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含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资产证券化和抵押品等进行集中化的管理。而从国内现状来看，除大中型银行之外，大部分区域性银行尚未建立有效的司库及全额资金管控机制，而分散的流动性风险和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管理以及低效的资金利用，将使其在未来市场竞争格局中处于极度不利的境地。
大型银行设立中央司库的好处在于通过理顺内部架构把全行资金统一管理。“通过统一管理可以发现哪些地方的资金有缺口或有闲余，司库就可以统一调拨，比如可以通过内部价格的优惠，鼓励一些业务单位去把空闲的资金花出去，从而起到盘活整体资金的作用。”张杰对本刊记者表示，目前城商行也开始加强完善中央司库的建设，而设立时间的差别导致司库功能的发挥水平良莠不齐。
张杰同时指出，目前中央司库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是机制问题，包括组织的架构、职责划分的边界以及管控的模式；第二是3个“流”的问题。张杰解释，首先是资金“流”，包括资金的来源、资金的运用，资金以及“流”怎样通过中央司库在全行范围内打通，不出现断档；其次是定价“流”，包括由谁发起定价、谁来修改定价、怎样进行定价维护等；最后是审批“流”。“以前的做法是不同的业务归不同的部门去做，中央司库是管不到的。而现在由中央司库审批来管全行所有业务，那么是每一笔业务都要审批还是有些授权下去，也是司库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张杰强调，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之后，中央司库才真正算是一个好的中央司库。
此外，明确的司库定位是确保司库管理有效性的另一前提。一般来讲，银行对司库的定位分为以成本为中心、以利润为中心或两者兼之。据张杰介绍，基本上四大行和城商行主要以成本为中心定位，而股份制行则是两者兼之，比例约是50：5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