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境外投资办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企业境外投资办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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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加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下简称外商投资企业)的劳动管理,保障投资者和职工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和江苏省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本市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外商投资企业。

第三条 市、县(区)劳动局是同级人民政府指导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本办法的监督实施。

第二章 职工的招收和招聘

第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有权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自行决定企业机构设置,自行编制企业定员和劳动计划。企业的年度劳动计划,应在每年度开始前(新建企业在开业前)报企业主管部门、市或县(区)劳动主管部门备案,专项列入全市的劳动计划。

第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有权依照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自行招收(或招聘,下同)职工。企业用工应实行公开招收、自行考核、择优录用的办法,并可根据需要进行就业前培训。

各级劳动主管部门依法对外商投资企业招收职工进行管理,并提供服务。

第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招收职工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除合同、章程或协议规定由外商、合营各方委派或董事会聘任者外,在同等条件下,凡中方能够提供并胜任工作的,应从中方招用;合资、合作企业所需职工,应首先从合资、合作的中方企业职工中择优录用。

(二)外商投资企业应在本地城镇招收职工,跨地区或到农村招收的,须经市或县劳动主管部门同意。

(三)外商投资企业招收的人员必须年满16周岁,凡从事有毒有害作业和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的,必须年满18周岁。在校学生及国家有特殊规定的人员不得招收。

第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招收职工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企业拟定招收职工的报告和简章,经市、县(区)劳动主管部门或人事部门同意后,由企业自行组织报名、考试(考核)、体检和录取工作。

(二)企业与被录取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由市劳动争议仲裁机构鉴证。

外商投资企业招收就业前培训生的,须待其培训结业后再办理上述录用手续。

第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招用临时工、季节工应通过市、县(区)劳务市场,并按规定办理招用手续。

外商投资企业雇佣未取得居留证件的外国人和来中国留学的外国人,须经市劳动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并办理申领《外国人就业证》的手续。

第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按规定招聘本市在职职工,被聘人所在单位、部门应予支持。

(一)被聘人原单位同意的,按规定办理调动手续。

(二)被聘人原单位不同意的,被聘人可向原单位提出辞职,辞职后其工龄连续计算。由此引起的争议,当事人可向市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市人事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三)招聘单位也可以通过协商,向被聘人原单位借聘人员,并签订借聘协议。

第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招聘其他单位出资培训的职工,应偿付被聘人单位一定的培训费。被聘人与原单位订有合同的,培训费的偿付按合同规定办理;未订合同的,被聘人原单位可根据被聘人培训后回本单位服务的年限,按每满1年扣减原支付培训费的20%计算,收取培训费。

第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可根据需要对招收的人员进行试用。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对试用不合格者,企业有权辞退。

第十二条 凡按本办法录用的原具有全民或集体固定工身份的在职职工,其身份仍保留不变;原属全民或集体劳动合同制职工的,其全民或集体身份不予保留。

第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的人事档案和人事关系,应按有关规定委托人才交流服务机构、企业主管部门或市、县(区)劳动就业管理机构管理。

第三章 劳动合同

第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用工实行劳动合同制。劳动合同应由企业与职工协商订立,并经市劳动争议仲裁机构鉴证。劳动合同有关条款的变更,须经双方协商同意,报原鉴证的仲裁机构备案。劳动合同期满,合同自行终止;经双方同意,可续订合同。

第十五条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外商投资企业可以解除合同:

(一)职工经过试用不合格的;

(二)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又不宜改任其他工作的;

(三)职工违反劳动纪律,按照合同应予辞退的;

(四)企业因生产、技术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无法维持正常生产、经营的;

(五)企业宣告解散的;

(六)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因劳动教养、判刑(包括被判处管制、缓刑)或其他原因被开除、除名的,劳动合同即自行解除。

第十六条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外商投资企业不得解除合同:

(一)合同期未满,又不属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况的;

(二)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三)职工因工伤、职业病经

医院证明在治疗、疗养期内的; (四)职工因工伤、职业病在医疗终结后,经市(县)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为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

(五)女职工在怀孕期、产期、哺乳期的。

符合前款第(四)项规定的,劳动合同期满后也不得终止劳动关系,企业须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妥善安置。

第十七条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职工可提出辞职,解除合同:

(一)企业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不履行劳动合同,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

(二)经市、县(区)劳动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确认,企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恶劣,严重危及职工安全和健康的;

(三)企业不按劳动合同支付劳动报酬和保险福利费用的;

(四)因履行国家法定义务的特殊需要的;

(五)职工因家庭发生重大变故或移居外地等情况,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

(六)职工因其他原因,经企业同意解除合同的。

第十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对因劳动合同期满后终止合同或按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四)、(五)项和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规定解除合同的职工,须根据其在本企业的工作年限发给补偿金。工作每满1年应发给1个月的本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的补偿金;工作在10年以上者,从第11年起,每满1年发给一个半月的本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的补偿金。

对按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被解除合同的职工,除发给补偿金外,企业须发给相当于3至6个月的本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

第十九条 对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后的外商投资企业职工,应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按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二)、(四)、(五)项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二)、(三)、(四)项规定解除合同的职工,凡属保留身份的固定工,在其解除(终止)合同后有接受单位的,按调动处理,无接收单位的按待业处理。其中,属参加合资、合作的原中方企业的固定职工,在试用期内被辞退的,可回原单位,也可自谋职业。

(二)按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六)项和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六)项规定解除合同的职工,以及从待业人员中招收的职工在解除(终止)合同后,均按待业处理。

(三)从外地和农村招收录用的职工在解除合同后,仍回户口所在地。

外商投资企业应为解除合同的职工(按调动处理者除外)出具解除(终止)合同的证明,由其本人到户口所在地的区(县)劳动部门登记待业。

第四章 工资和保险福利

第二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职工的工资形式以及奖励、津贴等制度,由企业董事会决定。

第二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由董事会确定,并应根据企业效益和物价水平的变化作相应的调整。

第二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按规定为中方职工建立档案工资制度。

第二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在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后,调动或再就业的,执行所在单位的工资、奖励、津贴制度。

第二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职工享受国家规定的节假日和假期,休假期间工资照发。

第二十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提取职工的医疗费,用于职工的医疗和保健。

第二十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由企业按其工龄长短给予最长不超过24个月的医疗期。职工在劳动合同期内死亡或符合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情况的,其待遇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宣告解散时,对因工伤、职业病正在治疗、疗养的,或医疗终结经市(县)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为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须按国家有关规定,一次性发给退休前的保险福利费。

第二十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必须为中方职工向市或县社会劳动保险机构,缴纳职工退休养老保险统筹基金和待业保险基金。

第二十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为中方职工建立住房基金,其标准按中方职工工资总额的20%(乡村企业与外商举办的合资、合作企业可按10?15%)提取。提取的住房基金用于缴纳住房公积金和为中方职工建造或购置住房。

第五章 劳动保护

第三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必须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做好劳动保护工作,保证安全生产,并接受劳动主管部门的安全监察。

第三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工程项目,其劳动保护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凡不符合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要求的,不得投产。

  第三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劳动条件,保障职工健康,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发放劳动防护和保健食品等。

第三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加班加点应征得职工的同意,在不影响职工身体健康的情况下进行,并给予相应的报酬。

第三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发生职工因工伤亡、严重职业中毒和职业伤害事故时,必须及时报告市、县(区)劳动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并接受对事故的调查和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与职工之间因履行劳动合同和因开除、辞退、解雇职工等发生的劳动争议,按《江/，！/苏省外商投资企业劳动争议仲裁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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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指出，近些年来，我国境外投资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面临着新形势和新挑战。如国际投资环境日趋复杂，境外投资主体和行业日益多元化，企业对外投资主体地位未能真正落实、部分企业社会责任、风险意识不强等，迫切需要对现行管理体制进行调整和优化，为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提供制度保障。商务部遵循深化改革、简政放权，落实企业对外投资主体地位的思路，并结合我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最终形成了新修订的《办法》归纳起来，《办法》主要有以下一些亮点。

一是切实落实企业对外投资自。《办法》明确规定，企业开展境外投资，依法自主决策、自负盈亏，取消了“企业应当在其对外签署的与境外投资相关的合同或协议生效前，取得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核准”的要求，体现了企业对外投资的主体地位。

二是进一步简政放权，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法》按照《核准目录》规定，改变对境外投资开办企业由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全面核准的方式，实行“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模式，并最大限度地缩小核准范围，大幅提高了境外投资的便利化水平。

三是缩短办理时限，提高便利化水平。《办法》进一步缩短境外投资开办企业办理核准的时限，对需备案的境外投资，企业只要提交真实、完整、符合法定形式的材料，即可在3个工作日内获得备案。同时，《办法》还取消了企业境外投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应当征求国内有关商会、协会意见的规定，进一步简化了程序。

四是下放管理权限，便利企业就地办理业务。《办法》规定，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地方企业境外投资开办企业的备案管理，自行印制并颁发《证书》，改变以往由商务部统一印制《证书》的做法，有利于切实发挥地方贴近基层、就近管理的优势。

五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加强指导和规范。《办法》在明确政府继续为企业提供服务的同时，加大了对企业境外投资行为进行指导和规范的力度，敦促企业要求其投资的境外企业遵守境内外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履行社会责任、做好环境、劳工保护、员工培训、企业文化建设等工作，促进与当地的融合。

《办法》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是明确了我国境外投资的管理规范，是对现行境外投资管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对于建立管理科学、监管高效、服务到位、保障有力的境外投资综合管理体制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是进一步确立了企业对外投资的主体地位，有利于落实企业投资决策自，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进程；同时，也体现了国家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开展境外投资的导向，有利于促进我境外投资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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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管理办法》所指私营企业，为全部资产属私人所有的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条《管理办法》所指私营企业，必须是在本市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私营企业。

第三条《管理办法》所指私营企业，原则上必须开业两年以上，且经营情况正常。

第四条私营企业计划举办的境外投资项目的投资规模不能超过其注册资本或净资产总额的百分之五十。

第五条在境外投资的项目或公司必须根据所在国的相关法律，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形式。

第六条中方以现汇投资且投资额在100万美元以下的私营企业境外投资项目，以及中方以实物形式投资且投资额在300万美元以下的私营企业境外投资项目，可直接向市对外投资促进中心办理有关的核准与登记手续。

第七条私营企业进行境外投资的核准与登记，应向市对外投资促进中心提交下列材料：

一、A类材料

1书面申请；

2项目概况及可行性研究报告；

3合资合作协议；

4境外合资合作方资信证明；

5公司章程；

6公司董事会有关投资决议；

7实物、工业产权和专有技术的产权证明；

8法定代表身份证明；

9拟派驻境外的经营和技术管理人员的身份证明；

10申办企业近两年的财务审计报告；

二、B类材料：

1企业概况介绍；

2经年检后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最近3个月的纳税记录。

第八条市对外投资促进中心在收到上述材料后，将B类材料复印件送市工商联，并委托其对申请企业进行资格认证。市工商联在7个工作日内将资格认证备案表送市对外投资促进中心。

第九条对于在热点敏感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项目，市对外投资促进中心将会同市外经贸委外经处向我驻外使(领)馆经商处征询意见。

第十条私营企业可在提交材料14个工作日后到市对外投资促进中心申领《*市私营企业境外投资项目登记证书》(以下简称《登记证书》)。热点敏感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项目，则需21个工作日。

第十一条经核准登记后，申办企业持有自有外汇的，可向外管局提出汇出申请。

第十二条申办企业申请赴境外进行投资考察的，市对外投资促进中心可协助与有关部门进行协调，优先办理有关的手续。

第十三条申办企业要尽快在境外完成企业注册手续，并将注册的文件或证书的复印件交市对外投资促进中心备案。

第十四条境外投资项目实施后，如发生股权转移等核准与登记内容变更事宜，申办企业应及时向市对外投资促进中心提出书面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五条境外投资项目实施后，如项目终止，申办企业应及时向市对外投资促进中心提出书面申请，并妥善处理好债权、债务等清核工作，安置好有关人员，将中方应得外汇资产在清算结束后30天内调回境内。

第十六条本实施细则自之日起实施。

私营企业境外投资项目核准、登记申请流程(试行)

申请企业

将以下材料提交市对外投资促进中心

对不适用材料，需在书面申请中说明其理由

A类材料

1.书面申请

2.项目概况及可行性研究报告

3.合资(合作)协议

4.境外合资(合作)方资信材料

5.公司章程

6.公司董事会有关投资决议

7.实物、工业产权和专有技术的产权证明

8.法人代表身份证明

9.拟派驻境外的经营和技术管理人员的身份证明

10.申办企业近两年的财务审计报告

B类材料

1.企业概况介绍

2.经年检后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最近3个月的纳税记录

14个工作日后热点敏感国家和地区，需21个工作日后

到市对外投资促进中心申领

《*市私营企业境外投资项目登记证书》

凭《登记证书》

向本市有关部门申请

办理有关手续

在境外注册公司

将境外注册文件或证书的复印件

交市对外投资促进中心备案

备注：

1.市对外投资促进中心将B类材料复印件送市工商联，并委托其对申请企业进行资格认证。市工商联在7个工作日内将资格认证备案表送市对外投资促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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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深圳分局是境外投资(不包括商业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的境外投资。)的外汇主管部门。外汇主管部门依据《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及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的审批规范》、《关于援外项目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部分项目免缴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的通知》、《关于调整资本项下部分购汇管理措施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负责审查境外投资项目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以及对投资资金的汇出和回收、投资利润和其它外汇收益的汇回进行监督和管理。外汇主管部门对境外投资的管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境外投资项目立项后审批前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审查

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主要是审查投资所在国（地区）的信誉、投资风险等级，投资所在国（地区）有关投资项目方面的法律、法规，投资所在国（地区）外汇管制状况，以及投资回收计划的期限是否合理。外汇资金来源审查主要是审查境内投资者是否利用自有外汇进行投资，根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用于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限于境内投资者的自有外汇，未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不得使用其他外汇资金。

论文百事通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须报国家计委审批。外汇主管部门受理后30日之内出具正式批复。

(二)批准境外投资项目后的外汇管理

境外投资项目经有关审批部门批准后，境内投资者到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建档、汇出投资资金等有关手续。随后，境内投资者须向外汇管理部门定期报送境外投资企业的年度财务报表，接受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管。

(三)对境外投资利润汇回保证金的管理

按照规定，境外投资企业在汇出资金前必须交纳外汇汇出金额5%的利润汇回保证金，但援外项目、不涉及购汇及汇出外汇的境外带料加工装配项目和中方全部以实物出资的境外投资项目，可以用境外投资利润汇回承诺书代替保证金支付。保证金存入外汇局在指定银行开立的保证金专用帐户。

(四)对境外投资项目境外融资的管理

对境内投资者利用国际商业借款进行境外投资，需要经过国家计委批准。境外投资企业根据经营需要，可以在境外自行筹措和运用资金，对此不列入国家外债管理范畴，但如果需要境内母公司、境内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部门、单位提供担保，则必须经境内投资者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审查，并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

二、现行境外投资外汇、外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资本项目外汇管制过严，阻碍了境外投资的发展

为了平衡国际收支，防止外部金融风险向国内传递，我国一直实行严格的资本项目外汇管制。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资本项目外汇管制成为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重要手段。此后，资本项目外汇管制虽然有所放松，但对境外投资的管制仍很严格。目前，我国限制企业购汇进行境外投资，除战略性项目、援外项目和带料加工项目可以购汇进行投资外，其余项目的境外投资以企业的自有外汇为主。企业有自有外汇的，首先使用自有外汇进行投资；没有自有外汇的，可通过贷款等进行投资。另外，我国鼓励企业使用实物投资，或以设备投资，或允许企业不结汇出口。企业能用于境外投资的自有外汇和筹措贷款的能力十分有限，依靠实物投资也存在很大的困难，这些都不利于境外投资企业的经营和规模的扩大。调查中，企业普遍反映以现有设备投资难以符合项目的需要，因为有些设备技术落后，甚至是国内已经淘汰的设备，为适应东道国的竞争需要，许多投资项目需要购买新设备。而以货物不结汇出口的方式投资，虽然可以部分解决企业投资资金的问题，但输出的货物必须销售后才能变成资本，企业的投资能力受到其销售能力的制约，结果许多项目因无法及时获得外汇资金而丧失有利商机。

(二)利润汇回保证金管理，对企业资金周转不利

为保证企业境外投资资产不流失，我国要求境内投资者交纳外汇汇出金额5%的利润汇回保证金。利润汇回保证金管理也属于资本项目外汇管制的重要内容，其本意是鼓励境内投资者将境外投资所得汇回国内，但对企业来说，却占压了大量资金，妨碍了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尤其是在境外投资的初创阶段，境外企业多半无法创造利润，保证金的占压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调查中，许多企业反映保证金管理对促进利润汇回的作用并不明显，有时会迫使企业采用规避保证金管理的投资渠道。境外投资企业在获得盈利以后，多半希望扩大规模，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如果将利润汇回后再投资，则将再一次面临繁琐的审批程序。虽然利润直接转为再投资也需要主管部门的审批，但手续相对容易。许多企业为了降低扩大规模的成本，倾向于将利润留存在境外。为解决保证金资金占压问题，需要用现汇进行境外投资的企业，有时不得不转向境外带料加工贸易的投资方式，或是一些非正常的投资渠道，造成资源不必要的浪费。

(三)对国际商业融资的控制，阻碍了企业利用国际资金市场

境内投资者如果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属于我国外债管理的范畴，需要国家计委的审批。境外投资企业的境外借款则不受此规定的管辖。但如果需要境内投资者、金融机构或其他部门、单位提供担保，则要经过外债管理部门的批准。对境内投资者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的限制，实际上阻碍了企业对外部资金市场的利用，而利用外部资金市场，企业往往可以获得更有利的融资条件，对降低成本，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大有裨益。调查中有些企业反映，在其对项目进行调研论证的过程中，许多得到消息的外国金融机构也会对该项目进行考察，如果认为该项目有利可图，则会为企业提供信息便利和附有有利条件的贷款承诺。但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使用这部分资金非常困难。

三、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我国对境外投资进行严格的外汇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防范外部金融风险。短期内，境外投资增加了资本项目下外汇支出，对国际收支产生负面影响，但这只是境外投资引起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直接变化。为全面评价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我们还要考察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长期、间接影响，包括对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影响，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影响，子公司和母公司盈利能力的变化对国际收支的影响等方面。

(一)利用自有资金的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对于资源类项目，境外投资虽然增加了外汇支出，但弥补了我国资源的不足，对国民经济总体发展非常有益，而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是国际收支平衡的根本保证。我国在境外投资开发国内稀缺资源，可以直接控制境外资源，保证国内资源的及时供应，而且在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频繁时，也可以起到稳定国内资源价格的作用。宝钢在巴西投资开采的矿石就全部运回国内。进口到国内的资源，国内进口商支付的外汇最终会成为境外企业的利润。这些利润作为投资收益计入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因此国内企业控制的境外资源进口对我国国际收支不

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有的项目在弥补国内资源不足的同时，也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从而可以增加我国的外汇收入，有利于国际收支的改善。例如，农化集团公司每年可以为国内提供50～100万吨磷肥，其余的大部分均销往国际市场。

对于市场开拓类项目，境外投资有利于提高产品的知名度，促进出口的增加。如果境外企业盈利增加，境外投资收益的增加计入经常项目，国际收支得到改善。即便企业在境外的工厂亏损，只要能够增加母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带动国内产品的出口，也会改善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例如，海尔公司在美国建厂后，在国际市场上的商誉大大提高，其产品出口每年翻一番，2001年出口额高达4.2亿美元，2002年计划出口8亿美元。在境外进行以加强技术研发、收集市场信息和加强售后服务等为目的的投资，也可以通过增加母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国内产品的出口，对改善国际收支有促进作用。

对于寻求有利投资环境的项目，如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避开某些发达国家的配额限制等，只要这些项目不与国内生产商形成竞争关系，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也将是积极的。目前华源在加拿大、墨西哥、泰国等国进行的纺织服装加工投资就属于此类。受当地劳工管理的限制，这些项目并不能带来大量的劳务输出。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纺织服装出口没有受到像我国那样的配额限制，我国企业就可以绕过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这些企业如果在国内扩大生产，产品根本无法出口或出口成本很高。可以说，这种项目不但不会与国内产品形成正面冲突，反而可以扩大国内原材料的出口，促进了我国出口的增加。

另外，还有一部分项目以带动生产资料（包括设备、原材料、劳动力和技术）输出为目的。这些项目对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改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二)利用国际商业融资进行的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大型金融机构一般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融资对象，并形成了高效的投资决策机制，对可能投资的项目进行评估。如果项目收益前景良好，则这些机构愿意为项目的投资主体提供各种服务，如信息咨询、优惠贷款承诺等，以此与这些投资主体保持良好的关系。一旦项目运行，这些机构通过提供贷款从中获利。由于这些机构能够提供比国内银行更好的服务和更优惠的融资条件，且没有换汇成本，我国企业很愿意利用境外融资进行境外投资。目前，我国少数优质大型企业，如中集集团已具备无需银行担保的国际融资信誉。

利用国际商业融资进行境外投资，虽然增加了外债，在偿还时增加了外汇支出，对国际收支长期平衡产生负面影响，但企业在获得有利条件的融资后，盈利能力提高了。企业境外投资收益的增加可以反映在经常项目上，有利于国际收支的改善。

四、政策建议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旨在鼓励企业扩大境外投资，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国际竞争力。改善外汇、外债管理可以为企业扩大境外投资提供便利，有助于更好地贯彻实施“走出去”战略。为此，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对现行管理制度进行完善。

(一)适度放宽对境外投资用汇的限制

这顺应了境外投资发展的需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经济仍将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外汇储备还将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从而为境外投资用汇的放开提供了有利时机。但是，出于我国资本项目开放总体进程的考虑，对境外投资外汇管制的放松必须是部分的、渐进的。可以考虑由计委主导，并综合各部门的意见，制定一个年度境外投资额度的总盘子。在额度内，对符合境外投资鼓励条件的企业和项目，从宽进行外汇审批，并简化审批手续，允许企业开立用于境外投资的资本项目外汇帐户。

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如何制定年度境外投资总规模成为关键。在制定总规模时，需着重考虑境外投资引起的资本流出净额对外汇储备水平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及境内企业对境外投资用汇的需求。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2300亿美元，远远高于满足3～4个月进口需求的水平，即使将资本外流、偿债等外汇储备支出需求因素考虑在内，比较保守的估计是，如果制定100亿美元的境外投资额度，将不会降低我国的国际清偿能力，而且可以满足境内企业境外投资的需要。对此，我们可以以1998年的资本外逃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情况作参考。尽管当年因外部冲击，资本外逃情况相当严重（经查实在200多亿美元的应收未收外汇中，有100多亿属于逃套汇），资本项目下出现了逆差，但由于经常项目有较大盈余，我国的国际收支仍表现稳健，当年外汇储备增加50亿美元，达到1450亿美元左右。因此，如果我们将境外投资额度设定在100亿美元左右，并不会威胁国际收支平衡。根据有关主管部门的分析，境内企业是否进行境外投资主要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和条件而定。由于国内市场发展稳定，放开外汇限制并不会造成大量资本流出的局面。现在我国每年境外投资额稳定在20多亿美元，如果放开对境外投资的外汇限制，那些过去没有经过正常渠道出去的投资将浮出水面。将这部分境外投资需求考虑在内，估计我国每年的境外投资需求大约在30～50亿美元。因此，100亿美元的额度是可以满足境外投资需要的。

(二)简化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程序

根据有关部门的意见，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的审查可并入主管审批部门的职责范畴，无须指派单独的部门进行审批。为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效率，可考虑改变职能转移后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审查方式。由于外汇风险主要考查的是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汇兑风险等内容，因此可将外汇风险审查并入境外投资的国别政策管理。

外汇来源审查主要包括审查用于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是企业的自有外汇，还是其它外汇资金（购汇，贷款等），外汇资金的来源是否合法等。原来审查外汇来源主要是在国家外汇短缺的历史条件下考查企业的创汇能力或外汇平衡能力，将境外投资企业的外汇资金来源分为自有外汇和其他外汇资金（购汇和外汇贷款等），规定外汇来源以自有外汇为主。以购汇进行投资虽然会改变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但在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这种影响可以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因此可取消以自有外汇为主的管理办法，允许在额度内购汇进行境外投资。不再区分自有外汇和购汇以后，对企业只须进行资金来源审查。在进行资金来源审查时，对使用财政拨款、政策性银行贷款的项目要严格，对使用自有（筹）资金的项目应放宽，而不论企业的自有资金是外汇还是人民币，因为企业使用自有资金，投资风险由企业自己承担。对外汇资金来源的合规性审查今后仍可由外汇主管部门执行。新晨

剥离审批职能后，外汇主管部门只负责为企业办理外汇支付手续，监督企业外汇收支情况。同时设立国际收支预警机制，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对国际收支进行监督。如果国际收支出现恶化，则应立即通知审批部门放缓或停止对境外投资项目的审批。

(三)取消利润汇回保证金

企业盈利后存在强烈的扩大规模的倾向，而利润即便留存在国外，同样会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因此，可考虑取消利润汇回保证金要求，同时通过加强对境外投资项目的事后管理来防止国内资产的流失。>

(四)允许有条件的企业以境外投资为目的从事国际商业融资

篇5

“37号文”是国家外管局在其之前已实施的相关政策基础上出台的文件，进一步完善了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从事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活动所涉及的外汇管理制度，应更便利于境内居民进行跨境资本交易。

可以说，中国政府对于境内居民境外投融资并返程投资的管理有一个从无到有、从限制到适当放开纳入有效监管、再到逐步完善的过程。事实上，中国公民境外投资并返程投资最早应该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其时国门刚刚打开，各级政府纷纷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当时的国家法律和许多地方政策均赋予外商投资以各种优惠待遇，主要有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待遇、各种营业税附加免除、土地使用税免除、地方留存部分返还等等。广东等沿海地区的创业者得风气之先，为享受外资优惠、降低创业成本，纷纷到香港等地设立企业，然后以外资身份返回内地投资设厂。这是最早期的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融资返程投资的模式。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中国互联网兴起，互联网企业及其创始人为了进行境外融资和境外上市也基本采取这种模式。最典型的新浪模式也是这种模式的变体。当时国家法律和政策对这种境内居民境外投融资并返程投资的商业行为缺乏管理，在境内个人出境投资方面没有审批、登记，而对其再返程投资则按外商投资处理。

国家发改委于2004年10月颁布并实施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规定，“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在境外进行的投资项目的核准，参照本办法执行”，首先试图将个人境外投资纳入监管，但在实践中鲜有案例可循。商务部同年颁布、实施的两份文件《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和《商务部、国务院港澳办关于印发〈关于内地企业赴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的通知》则对个人境外投资只字不提，实践中也不受理个人境外投资。 外管局介入

2005年，国家外管局开始对境内个人境外投资进行管理。国家外管局于2005年1月24日和4月21日分别《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外资并购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11号文，“11号文”）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登记及外资并购外汇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29号，“29号文”）。

“11号文”开始将境内个人的境外投资纳入监管，但管理过于严厉：

一是个人境外投资要按照当时生效的适用于企业法人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办理审批、登记手续；

二是涉及返程投资并购境内企业的，要取得外管局核准；

三是境内居民通过境外企业并购境内企业所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登记申请，要由各地外管局上报总局批准。而且各地外管局要对该类企业的验资询证、转股收汇外资外汇登记、股东贷款登记、利润汇出、利润再投资、股权转让等情况实施重点监控。

“11号文”的出台与实施对个人境外投资及返程投资构成了极大障碍。之后出台的“29号文”对“11号文”做了微调，个人境外投资及返程投资改由境内被并购企业所在地外管局办理登记，但却仅仅对“11号文”实施日前已完成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的个人境外投资办理补登记，相当于禁止了“11号文”实施日后的个人境外投资。

因此，“11号文”和“29号文”对境内民营企业的海外融资与上市构成了极大障碍，在业界引起广泛争议。但“29号文”首先提出了特殊目的公司的概念。 “75号文”由来

国家外管局应该是实时关注着其所出台文件对境内民营企业尤其是科技企业境外融资与上市所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且及时地纠正其不尽合理的规定，于2005年10月25日了影响深远的“75号文”，即《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75号）。

“75号文”废止了“11号文”和“29号文”，构建了境内居民主要境内个人境外融资及返程投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基本监管框架。

“75号文”的总体思路是将境内个人的跨境融资纳入监管，不再是简单地限制或禁止，以准确把握个人外汇资金的跨境流动。通过这种方式，将境内个人的跨境资金流动主要是资金流入管理日常化、规范化、合法化，有利于降低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融资成本和风险，推动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

“75号文”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进行管理：一是事先登记，即在设立或控制境外特殊目的公司之前需要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手续；二是境外融资境内登记。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进行境外股权融资要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变更手续，所融资金按商业计划书要在境内使用的应调回境内；三是控制资金外流。境内居民按规定完成境外投资外汇登记及变更手续后，方可对特殊目的公司支付利润、红利、清算、转股及减资所得，由此控制其资金外流。境内居民因此在境外取得的外汇收入需要在180日内调回境内；四是重大事项登记。特殊目的公司发生重大资本变更事项的，如增资、减资、股权置换或转让、合并分立、对外担保或股权、债权投资等，要及时在外管局办理变更或备案手续。

可以说，“75号文”对特殊目的公司在设立、变更、资本变化对外投资、境内资金对外支付等各个方面均进行监管，要求对相关事项进行及时的登记或备案；同时，也要求境内居民及时将其从境外特殊目的公司所取得的外汇收入调回境内。

国家外管局出台“75号文”之后，就其操作涉及的具体问题先后于2005年11月、2007年5月和2011年5月下发了操作规程，指导各地外管局的工作。这些规程细化了“75号文”的一些概念和规定，保证“75号文”具有操作性。比如，明确申请设立、控制特殊目的公司的主要居民自然人应为计划境外融资的境内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境内居民中非中国公民自然人的身份按税法的规定认定；申请登记可以在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直至最后一层境外公司）设立后、返程投资前进行；如境外融资设立两个或两个以上特殊目的公司，要一并登记；登记办理地为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所在地外管局；等等。 规范投融资

此次外管局的“37号文”在总结实施了近九年的“75号文”所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对境内居民的跨境投融资及返程投资管理做了进一步梳理和规范。

首先，“37号文”将管理的范围从境内居民设立或控制特殊目的公司“在境外进行股权融资”扩大为“以投融资为目的”，将境内居民通过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在境外投资纳入监管。

《外汇管理条例》和《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概括性地规定境内个人可以对外直接投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并办理相应的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手续。但目前仍然缺乏具体法律文件对个人境外投资进行规范。在国家有关个人境外投资管理规定缺失的情况下，“37号文”将境内个人通过特殊目的公司进行境外投资纳入监管，可能为境内个人开展境外直接投资开辟了一条通道。

其次，设立特殊目的公司的资产来源更加多元化。根据“37号文”规定，境内居民可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设立特殊目的公司，也可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外资产或权益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外管局于2007年5月出台的关于“75号文”的操作规程，即《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综发[2007]106号）一度允许境内居民自然人将境外权益注入特殊目的公司并返程投资，但其2011年5月出台的操作规程则删除了这一内容。

第三，“37号文”简化了登记手续、减少了登记事项并缩短了登记时间。一是秉承了“75号文”实践中形成的，以及之前规程确立了的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申请登记的原则，即可以在特殊目的公司设立后、注入境内外资产或权益前办理登记，而且申请文件中不再包含境外融资商业计划书，仅需要提交书面申请、身份证明、境内企业决议文件，以及合法持有境内外企业资产或权益的证明文件。此次“37号文”明确废除对境外融资商业计划书的要求，有利于减轻企业的负担，还原“设立”的本色。二是明确仅对第一层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进行登记，不再对其他下设特殊目的公司登记。三是调整了需要办理变更登记的重大事项范围，不再对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增资、减资、股权置换或转让、对外担保或股权、债权投资等事项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变更手续。变更登记事项主要集中在境内居民个人股东一般信息或持股发生变化方面，同时也取消了申请办理变更登记的期限要求。四是缩短了登记办理时间。各地外管局之前办理“75号文”相关登记的时间一般在四周至六周，而“37号文”所附业务操作指引明确规定办理的时间为十个工作日。

第四，不再强制要求境外所融资金、境内居民从特殊目的公司分配所得收入等调回境内。

第五，允许境内居民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境内企业按规定向其已登记的特殊目的公司放款、补充营运资金。

国家外管局自2009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允许境内企业向境外与其具有股权关联关系的企业进行外汇放款。另外，央行于2013年7月出台银发（2013）168号文《关于简化跨境人民币业务流程和完善有关政策的通知》，允许境内企业向具有股权关系或同由一家母公司最终控股的境外企业进行人民币放款。根据“37号文”，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控制的境内企业可以按照央行和国家外管局的规定向其境外关联企业进行人民币或外汇放款，支持境外企业的发展，开辟了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境内融资的渠道，有利于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进行进一步的跨境投资或跨境并购整合。

第六，将非上市特殊目的公司的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纳入外汇登记范围。外管局之前仅受理境外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涉及的外汇登记。在实践中，不少红筹架构的公司都在特殊目的公司层面上制定并部分实施了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但上市前无法办理相应的外汇登记。这也构成这类境外企业在上市时的一个不可回避的法律瑕疵。这一次将非上市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纳入管理范围，完善了境内个人参与境外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外汇登记制度，消除了潜在的法律风险，应有利于发挥未上市境外企业境内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七，针对具体的违规情形明确了相应的处罚措施和法律依据，不再像“75号文”那样只是笼统地规定按“《外汇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进行处罚，监管手段更加明了。 “37号文”缺憾

“37号文”的出台将有利于推动民营企业的跨境投融资、并购与上市，但其实施仍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

一是和“10号文”衔接的问题。“10号文”即《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规定境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设立或控制的公司名义并购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境内公司，即俗称关联并购，要报商务部审批。实际操作中，在“10号文”自2006年8月出台以来，除个别境外上市公司和中资国有控股企业返程并购外，商务部未批准一例境内个人及民营企业关联并购案例。“37号文”规范的境内居民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活动中难以避免关联并购。因此，“10号文”和“37号文”的协调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是“37号文”仅对第一层特殊目的公司进行登记，而第一层特殊目的公司一般是境内企业实际控制人设立的公司，未来上市主体一般是第二层公司，而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实施也会落在未来上市主体层面上。因此，在办理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登记时会存在目标公司没有办理外汇登记，其员工股权激励计划能否登记的问题。

三是“37号文”规定境内居民可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设立特殊目的公司，也可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外资产或权益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并办理相应的境外投资外汇登记。

篇6

截至2008年底，宁波在81个国家和地区设立892家境外企业和机构，其中，境外资源开发投资发展较快，总体呈上升趋势，投资额从最初的10万美元到2008年的7190万美元，增长速度非常快(见图1)。民营企业是境外投资的主体，占80％，以独资或合资新建资源加工厂为主，收购并购为辅，主要分布于非洲、东南亚，南美洲、大洋洲和北欧。在开发投资的众多资源中，矿产资源占80％，林业资源占6.7％，海洋资源占13.3％。矿产资源中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平分秋色，铜、铁、钴是开发投资重点。

但是，境外资源开发投资额与企业数在宁波市境外投资总量中占比较小。至2008年底，宁波仅有19家企业投资境外资源开发，投资总额11896.5万美元，占宁波企业对外投资总额的1.93％，相对于其他投资类别，排名最后。从运营状态上看，61％的企业能正常运营，其中13％的企业能持续盈利，48％的企业基本维持现状。另外39％的企业或面临倒闭，或出现利润明显下滑，或因其他原因尚未正常运营。

二、民营企业投资境外资源开发的制约因素

(一)资金制约

从宁波民营企业投资境外资源开发的状况看，之所以出现起步慢，无法投资大项目，或后续经营不佳的现象，最大的制约因素是资金不足，主要原因有四方面：

其一，投资额核准条件名亡实存，在源头上制约着企业的对外投资规模。2006年以前，审批部门在核准投资额时执行“企业投资额不能超过净资产一半”的规定。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正式实施，从法律层面取消了对外投资额的比例限制，但各部门操作不一，外汇管理部门审核企业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时仍按老办法，如宁波兴隆车业有限公司原打算投资2000万美元，但因净资产不够，只能投资800万美元，最终错失良机。

其二，融资渠道过窄，使企业投资后难以持续经营。目前，企业的官方贷款机构只有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两家，重国有企业，轻民营企业，惜贷现象普遍存在。宁波华州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加蓬勘探到矿产后进入冶炼阶段，东道国落后的经济条件逼迫企业自行投入大量资金来建设基础设施，而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的贷款始终未获批准。只能将大部分股权(开采权)忍痛卖给投资商，大大影响公司发展。

其三，财政支持覆盖面小，大多数企业难以获得。目前，国家对“走出去”企业的财政支持包括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资金、支持纺织企业“走出去”专项资金，主要形式为前期补助或贷款贴息，但“僧多粥少”现象十分严重。如2007年全国有1000多家企业申请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只有十分之一的企业能得到，其中中石油等国有大型企业又挤占了民营企业的得款空间，宁波已连续数年未获资金。当然，地方政府对这几类支持基金也会同比配套，如宁波市级和区级财政就根据投资额的大小给予3—15万元人民币的补助，而这对企业而言是杯水车薪。

其四，外汇和税收制度阻碍资金的有效运作。目前，外汇管理部门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放宽了资本项下的用汇条件，取消了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和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等，但仍需对资金来源进行审查，自有外汇投资的仍需在外汇账户上存足对应金额外汇，对后续外汇投资和资金汇出仍需逐笔登记与核准等，依然阻碍着民营企业流动资金的有效动作。

对企业境外收入主要采用税收抵免等直接鼓励措施，加速折旧、延期纳税等间接鼓励措施涉及较少。这些政策虽然透明度高，但对于投资大、见效慢的资源类项目刺激效果有限，资产运营效率较低。

(二)行政制约

表现一，审批程序复杂。商务部在今年已出台《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并将于5月1日实施，原第16号令《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同时废止，该办法大量下放核准权限，但国家发改委于2004年的第21号令《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仍在实行，对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做出的具体规定与商务部标准不一，造成同一个境外投资项目两头申报，效率低下。行政部门间的权力制约使投资项目越大越难成功。2008年，宁波合盛集团已被宁波外经贸局批准赴俄罗斯投资建厂，但因注册资金过大(7000万美元)至今仍压在国家发改委，未获批准。

表现二，审批材料多且随意性大。行政部门随意或变相增加核准所需材料的现象频现，如对境外收购项目，需先备案(即先书面上报项目的基本情况)然后核准。

(三)人才制约

一是缺乏国际型的企业家。调研显示，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动因之一是创办人具备国际眼光或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但在后期管理、决策与运营中这种企业家精神的效应减弱，小富即安、国际化管理水平弱等民营企业家的软肋开始显现。

二是缺乏复合型的国际化操作人才。对外投资的复杂性和国际性需要大批通晓金融、外语、科技、管理、法律、信息工程的复合型人才和高素质的稳定员工，但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的规模、财力和环境都无法吸引这些高素质人才，人才瓶颈从根本上制约了境外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四)支持服务体系薄弱

一是信息服务体系缺位。调研显示，民营企业获取东道国的信息渠道单一，主要以进出口贸易、商务考察和国外亲友介绍为主，缺少专业的信息与评估中介，企业由于获取信息不畅导致投资失误或延后的案例不少。

二是对外直接投资保险机制不够健全。目前，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国内唯一的政策性保险公司。承保对象主要惠及国有企业，承保范围仅涉及政治风险，即征收、汇兑限制、战争以及政府违约风险，未涉及海外市场风险。

当然，民营企业本身也存在问题，如内部治理不完善，缺乏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等。

三、加快中国企业境外资源开发投资的政策建议

当前，“走出去”的主客观条件已成熟，政府在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应从战略高度规划、管理、指导和支持境外资源开发投资。

(一)提高认识，形成境外资源开发投资的战略机制

投资境外资源开发是企业行为，更是国家的战略行为。应发挥新闻媒体的主渠道作用，如开辟“走出去”专栏，定期宣传“走出去”政策导向、成功典范和各国投资信息等建立对外投资的共识。应制定资源开发投资的远期规划，建立多元化资源合作与供应渠道，发挥外交为经济服务的作用，构建长效的支持服务体系。

(二)深入改革审批管理体制。加快核准进程

一是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理顺关系，归口一个部门核准管理。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2004年)，除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外，对不使用政府投资资金的建设项目，一律实行备案制，淘汰审批制。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真正落实企业投资自。

二是提高核准效率。放宽核准条件，彻底消除投资额与企业净资产间的关联；简化手续，减少申报材料，可要可不要的材料坚决不要，不随意增加材料；确立具体可量化的审批标准，对材料的必要性和繁简度在部门间实现统一评价；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加快核准进程。

三是根据中国外汇储备现状，相应改革“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如取消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或先规定取消的时间限额，放宽境外企业利润汇回等限制，简化对外担保的审批和履约核准手续，消除境外放款资格条件和资金来源的审查要求，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外汇便利。

(三)加大金融、保险、财政支持力度，完善税收鼓励政策

1充分运用金融创新，构建双层三位的金融保险支持体系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政府提供政策性金融和保险至关重要。中国应充分运用金融创新，尝试构建国家与地方相结合，政府与企业、银行相结合的双层三位支持体系。

第一层，国家应增加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增加贷款额度，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合理扩展贷款贴息和保险的规模与范围。不但在“走出去”的初期，更要在后期加大政府财政支持的力度，对民营企业不但要“扶上马”更要“送一程”，真正显现支持效果。

第二层，作为地方政府应结合国情市情，通过金融创新构建政企银三位一体的合作模式。首先，政府整合服务资源筛选优质企业推荐给金融机构获取贷款，并做好后期跟踪服务，借银行之力振兴企业；银行通过财团贷款或企业联保等多种形式支持企业，借政府之力降低风险。其次，建立风险补偿基金。由银行“出让”部分贷款上浮利率的利润和政府的一部分财政补贴组合，为银行提供风险保障，同时弥补资源获取型ODI周期长、见效慢等项目劣势。第三，政策性金融机构实行项目贷款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简化手续，提高服务水平。第四，降低保费，增加保险品种，拓展高风险国家(地区)的保险业务。

2完善税收鼓励政策。

结合新一轮税制改革，制定独立的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税收鼓励政策，尤其加大境外资源开发投资的优惠力度，增加设立亏损准备金、加速折旧等间接鼓励措施。建立健全与资源丰富国家的税收协调网络，避免重复征税。并以信息化建设为基础，提高税务机关的纳税管理水平。

(四)以境外投资促进机构为服务主体。形成服务体系

学习外商投资促进中心的做法，成立境外投资促进中心。设立“境外投资业务咨询专窗”，将外经贸、海关、商检、银行等境外投资所涉及和全部行政部门归口咨询，实行首问责任制，使企业在遇到困难时的第一时间得到服务，减少“关系”成本。

中心主要职能是：提供人才培训与引进，成立人才服务中介；为企业提供境外投资项目的信息咨询；提供经常性投资业务培训；组织企业参加各类国内外投资活动，推动企业与外方的联系；提供行业协会的办公场所，以第三方力量整合“走出去”优势。

(五)建立健全符合国际惯例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

建立完善一整套法律体系。包括最基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及配套的单行法，如《对外投资保险法》《对外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对外投资审核法》《对外投资外汇管理法》等，加快制定《对外收购法》，填补法律空白。

四、企业对策

一是采用多种措施，全程控制投资风险。投资前要注意了解投资国当地情况，尤其是人文风情、生活习惯、劳工政策等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定，尽最大可能地做好调研与评估工作。要正确选择投资路径，积极进入周边亚太地区、中亚和俄罗斯市场，适当参与非洲市场，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可灵活开展商业运作模式，采用独资、合资、兼并或收购等投资形式。投资后，通过增加当地员工的持股比例、采购当地原料配料、关心当地公益事业等本土化策略弱化投资风险。

二是国内外业务联动，优化资源配置。调研显示，国内外企业间业务联动是经营成功的经验之一。境外企业供应给国内稳定的资源、信息和生产管理经验等，而后者为前者提供技术和设备、后勤保障、国内销售渠道、资金和国内需求信息等，两者相得益彰，使资源配置最优化。

当然，企业还应在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多渠道融资、加强资本运营等方面增强企业竞争力，尤其是民营企业更应考虑建立战略联盟，形成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优势。

篇7

关键词：境外投资 “走出去”发展战略备案制

随着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到国外参与境外投资。“走出去”发展战略是国家根据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发展开放型经济、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大举措。到境外投资也是实现国家经济与社会长远发展、促进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1、企业境外投资主要原因分析

近些年来，国际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也加深了国际间的经济合作。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也是打造跨国企业的必由之路。

境内企业到境外投资时，主要通过投入货币、实物、知识产权或专利技术、有价证券、股权、债权等方式，获得境外资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及其他相关权益的投资称为境外投资。企业在决定到境外投资时，往往基于自身的特定优势，如雄厚的资金、专业技术人才、专利技术垄断、优秀的公司管理、拓展市场渠道的技能，但也可能受到所处的客观环境的制约，如国内自然资源逐渐匮乏、市场规模缩小、经济发展水平低、国内产业结构未完成转型升级、技术水平落后、劳动力成本增加、政府政策等因素，导致不同类型的企业对外投资的出发点不同。综上所述，企业到境外投资主要动机有以下几种：

1.1、内外市场环境促使企业境外投资

境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投资，所生产的商品就地销售，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原有的境外市场或开辟新的境外市场，并为客户提供更多的服务以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要，进而巩固和扩大其市场占有份额。

1.2、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效益

部分境外投资企业，在国内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来自国外，为了稳定原材料供应，或是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且有保证力的劳动力，或是考虑到低关税使商品出口价格竞争力加强，规避汇率变动带来的外汇风险对外进行境外投资。

1.3、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生产工艺及先进的管理经验

企业通过境外投资的方式可以直接获取和利用这些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然后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和提高管理能力，促使投资企业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1.4、分散或减少企业经营风险

境外投资企业为了分散和减少企业面临的各种经营风险，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生产与经营活动，不但可以扩大销售，而且还可以带来原材料、技术、人员以及资金融通等多元化的供应来源，从而使企业不再受到境内或者地区条件的多重限制。

1.5、优良的投资环境

东道国政府通过提供优良的投资环境，主要包括优惠的税收和金融政策、优惠的土地使用政策以及优良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在境内企业遇到这些相对于国内宽松的境外投资环境时，也可能会做出对外投资决策。

2、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发展现状

据商务部统计，2013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下同）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其中股本投资和其他投资727.7亿美元，占80.7%，利润再投资174亿美元，占19.3%。截至2013年底，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257亿美元。 对中国香港、东盟、欧盟、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日本七个主要经济体的投资达到654.5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2.6%，同比增长9.1%。

2.1、境外投资行业分布日益多元化

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行业分布广泛，门类齐全且重点突出。境外投资早期主要集中在贸易服务业及其相关行业，中期向加工制造业等非贸易类行业延伸，行业布局重点继续向生产加工领域拓展，资源开发领域逐渐成为新的热点。如今以贸易型为主的境外投资结构开始变化，境外投资行业进一步拓宽，采用企业并购以及战略联盟等形式，向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等其他行业发展。跨国并购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方式，行业分布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从投资行业构成情况看，九成投资主要集中于商务服务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六大行业。2013年我国境外投资行业所占比重如图：

2.2、投资规模存量不断扩大，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

据商务部《201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5319.4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3位。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10.2%，英国的29.4%，德国的34.4%，法国的35.5%，日本的50.4%。由于中国对外投资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

2.3、民营企业作为境外投资主体比例升高

我国参与境外投资的企业中，国有大型企业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走出去”的大型和特大型项目不断增多。除了国有大型企业之外，民营企业投资参与比重越来越大，非公有制企业逐步成为“走出去”的新生力量。联想集团分别在2014年1月23日和29日，宣布以23亿美金收购IBM x86服务器业务，29亿美金收购谷歌旗下的摩托罗拉移动（Motorola Mobility）智能手机业务。通过收购IMB服务器业务和摩托罗拉移动业务，将使联想集团具有更快的技术增长能力，以及能够更为快速进入全球主要的手机市场。另一些优势民营企业如华为、大连万达、吉利等，也正在发展成为集内外研发、销售、服务于一体的跨国企业，通过适当的投资机会，渗透海外市场以谋求企业的发展。

2.4、境外投资方式多元化

与传统新建及改扩建项目投资方式不同，近年来大多数境内企业选择收购、合并、参股、增资扩股的方式参与境外投资，跨国并购逐渐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最重要的方式。这样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各投资方在资金、技术、原材料、销售等方面的优势，形成优势互补，还有助于产品进入到新的国际市场，并且不易受到东道国民族意识的抵制，减少投资风险。投资方式多元化，有利于满足我国对稀缺资源、国外先进技术及高端人才的需求，同时也可以利用境外公司原有的销售渠道来销售产品和把国内的产品推向国际市场，从而利用境外品牌开拓市场，扩大本企业品牌在国际市场的份额。

2.5、境外投资风险增大

近年来，我国企业到境外投资因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局部地区政局不稳定，所投入的固定资产设备与员工人身安全不能受到妥善保护，导致境外投资遭受巨大损失。截至2011年利比亚战争爆发，中国共有75家企业（包括13家央企）在利比亚投资，承包的大型项目一共有50个，合同金额达188亿美元。利比亚战争爆发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虽然启动了针对在利投资企业的专项“理赔绿色通道”，但在75家承建利比亚项目的企业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大多数企业在利比亚的投资因战。

3、实行投资备案制的必然性

随着境内投资人赴境外投资越来越多，涵盖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企业赴境外投资需要完成境内审批程序，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由原来的审批制转变到备案制行政体系，将不再需要通过各部门办理审批手续，只需要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即可取得境外投资资格，使对外投资流程更为便利高效，这将会吸引众多国内企业进入到国际市场。

由核准制转为备案制，对政府投资体制管理来讲是改革的一大突破，摒弃不必要的核准流程，将激发企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企业在选择投资项目时自主决策、面对市场风险自主分担，把控项目盈亏，对企业来说实行境外投资备案制既可以提供便利使企业更加快速国际化，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讲备案制的实施也可以推动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3.1、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企业走出去

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要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让市场机制有效调节经济活动，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实行备案制也是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转变，现行核准制改革方向就是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机制，将投资者的境外投资自由权利逐步地归还给投资者。

3.2、实行备案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企业在境外投资资源开发项目时，通过备案制可以赢得项目开展时间，满足国内对稀缺资源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说，先行对资源项目实行备案制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实行备案制行政管理体系，快中求稳，循序渐进，通过逐步放开使政府适应角色的转变，进一步提高对我国企业到境外项目的监督管理能力。

3.3、企业成本压力促使境外投资进展加快

境内企业正在面临着人力及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压力，实行备案制行政管理体系，可以大大缩短企业在实施国外项目投资的时间，在国际市场上将会赢得更多竞争机遇，为克服成本上升的压力找到一个新路径，又为企业国际化战略赢得了时间，这对于国内企业走出去也是一个直接利好消息。

近年来，国内企业到境外投资已经成为我国与它国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途径，商务部对境外投资拟实行投资备案制对国内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既是机遇，同时也是挑战。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状况，国内企业应尽快熟悉东道国投资环境，并对对境外项目进行充分论证与投资方案可行性分析，才能够更快更稳的把握住境外投资机会。

参考文献：

[1]《201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简明统计》，《2013年我国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情况简述》，《201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引用来源.商务部网站.

[2]《国际商务理论与实务》.全国国际商务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用书编委会.中国商务出版社.2008年3月

[3]引用来源.联想中国网站.

篇8

一、我国现行外国税收抵免制度

我国目前采用的避免双重征税的办法为抵免法（税额扣除法）。抵免法是目前国际上较通行的消除国际双重或重复征税的方法。它是指居住国政府按照居民纳税人来源于国内外的全部所得计算应纳税额，但允许纳税人从应纳税额中抵免已在收入来源国缴纳的全部或部分税款。这种方法承认收入来源低税收管辖权的优先地位，但并不放弃行使居民（公民）税收管辖权。一般来说，抵免法有三类：直接抵免法、间接抵免法以及多层抵免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1995年9月22日的《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该办法在1997年进行了修订)的规定，我国的税收抵免制度有如下一些规定：

（一）对抵免对象的规定：规定抵免对象为“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款”，“不包括减免税或纳税后又得到补偿以及由他人代为承担的税款。”

（二）计算境外所得额，应分以下两种情况：1、全资境外机构的境外所得，指的是境外收入总额扣除境外实际发生的，我国财务会计制度允许列支的成本、费用，以及应分摊总部的管理费用后的金额。2、非全资境外机构取得境外投资所得，指的是被投资企业分配给的利润、股息、红利等。而且规定，境外业务之间的盈亏可以互相弥补，但企业境内外之间的盈亏不得相互弥补。

（三）对在境外已缴纳所得税税额的抵免计算，也分为两种情况：1、分国不分项抵免，即分国但不分项计算抵免限额，抵免额不得超过限额。抵免限额的计算公式如下：税收抵免限额=纳税人境内外全部所得的应纳税额×来源于某国(地区)的应税所得额／境内外全部所得总额。境内、外所得的应纳税额一律按法定税率33％计算。境外获得的减免税，在签订有税收协定的情况下，可以视同已纳税进行抵免。2、定率抵扣，即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准，可以统一按境外应纳税所得额16.5％的比率抵扣。

（四）对超限额接转的规定：规定已纳外国所得税超过当年抵免限额的部分可用以后年度抵免限额超过该年度实际抵免额的部分补抵，补抵的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

（五）我国税法没有规定间接抵免条件，但对外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规定间接抵免的条件是纳税人持有下属外国公司10%以上的股份。

（六）规定境外所得不论是否汇回都要按年申报缴纳所得税。可以按半年或按年计算预缴。具体预缴日期和税款数额由当地税务机关核定。纳税人应于次年1月15日之前预缴全年应缴税款，年度终了后4个月内，把境外所得和境内所得合并统一进行汇算清缴。

二、我国税收抵免制度不足与改进

（一）关于抵免对象的规定。我国税法中，抵免对象规定不够明确，对可以抵免的所得税没有规定识别标准，也没有具体的抵免条件规定。这使得我国在对外签订协定时，我国无法可依，那么就可能会受制于外国的税法。因此，在抵免对象方面，应该做出相应的规定：第一，应明确税收与权利使用费、政府借款的实质性区别；第二，界定“以净所得为课税标准”的所得税的含义与范围，可定义详细的课税标准和定义。

（二）境外所得额计算问题。依照“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规定，计算境外所得时允许扣除的为取得该所得摊计的成本、费用以及损失。这样的规定比较模糊，难以使人清楚地理解。有些限制性列支的规定，如业务招待费、计税工资和公益、救济性捐赠等列支标准应如何适用于境外所得额的计算，都未见明确。而“暂行办法”对境外所得额计算分成的两种情况也有难以理解和模糊的地方，如没有明确对有关成本、费用的限定，以及没有明确境外投资的费用支出，如贷款投资的利息支出和管理费支出等如何处理，是否应该作为计算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扣除项目。所有这些都还有待于细化、明确。

在这个方面，我国税法可以进行改进，并细化与境外所得相关的成本费用的配比。具体做法是：①企业在境外设立全资机构，包括全资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其来源于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可以依循所在国税收法规的规定，从收入总额中扣除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和损失后的余额，再依照我国税收法规的规定，扣除投资的财务费用和管理费支出以及应分摊的损失，以其得出上述扣除后的金额，为其来源于境外的应纳税所得额。②企业在境外设立非全资机构，包括投资入股举办的合资经营企业(或股份制企业)，其来源于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可以按被投资企业分配给的股息红利额，依照我国税收法规的规定，扣除投资的财务费和管理费支出以及应分摊的损失，以其余额为来源于境外的应纳税所得额。

（三）税收抵免限额的计算问题。“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企业境外业务之间的盈亏可以相互弥补，但企业境内外之间的盈亏不得相互弥补。”第三条规定“境外应纳税所得额为企业境外业务之间盈亏相抵后的金额。” 这表明企业可以对其海外各公司盈亏相抵计算应纳税所得额。与此相适应，应当实行税收抵免综合限额，因为计算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目的，在于合理计算税收抵免限额。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纳税人在境外已缴纳的所得税税款应分国(地区)计算抵扣限额。来源于某国(地区)的“境外所得税税款扣除限额”，按实施细则规定公式计算，即：

税收抵免限额＝纳税人境内外全部所得的应纳税额×来源于某国(地区)的应税所得额／境内外全部所得总额

依照“暂行办法”的上述规定，除了“来源于某国(地区)的所得额是未经海外公司之间盈亏相抵后的金额，其余境外所得额都是海外各公司盈亏相抵后的金额。这样，计算公式中的分子与分母的计算口径不一致。分子是未经盈亏相抵的金额，分母是盈亏相抵后的金额，必然增大分子，提高计算抵免限额的比例，多计税收抵免限额。如果境外税率高和准许间接抵免与多层抵免的情况下，加大税收抵免限额，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如果境外税率低和不予间接抵免与多层抵免的情况下，加大税收抵免限额，将增加企业负担。因为认可的境外税收缴纳数额低于抵免限额的，其差额须在国内补缴税款。核心问题是，境外业务之间可以盈亏相抵计算应纳税所得额，与纳税人在境外已缴纳的所得税税款应分国(地区)计算抵免限额，这两者应如何协调，需要进一步明确，以利于依循。

按照“暂行办法”规定，境外已缴纳所得税税款的抵扣，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办法：一是分国不分项抵扣；一是定率抵扣，即按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16．5%抵扣。为此，明确境外应纳税所得额为企业境外业务之间盈亏相抵后的余额，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对抵免限额的计算，应考虑允许企业在下列两种方法中选用其一：一是对境外所得额分国(地区)计算税收抵免限额，即分国限额；二是按境外业务间盈亏相抵的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税收抵免限额，即综合先额。

其计算公式如下：

税收抵免限额＝纳税人境内外全部所得的应纳税额×境外业务盈亏相抵后所得额／境内外全部所得总额

纳税人计算税收抵免限额的方法一经选定，未经所在地税务机关核准、不得改变。

（四）超限额结转问题。由于我国对于境外税收抵免限额按照分国不分项方法计算，因此超限额结转也只能限于分国进行，不能以一国的抵免限额余额去抵补另一国的超限额部分。但是，如果我们考虑超限额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境外已纳税款高于用本国税法计算的抵免限额而产生的差额，也就是说，国外税率高于国内税率，才会出现按照国内税法计算的限额低于国外税法计算的已纳税额。那么我们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即我国的税率始终高于国外某个国家的税率（假设该国也是使用恒定的比例税率），那么如果企业在该国每年都有所得收入，该企业每年都将出现超限额，那么超限额将无法得到结转。这对该企业继续在该国投资的动力将产生影响。在综合限额法下，将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五）关于间接抵免问题。我国只是在与他国签订协定时规定了间接抵免条件，在国内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当今大型企业或集团公司的跨国投资，普遍做法是在境外设立子公司，以有利于获得注册地国家的法律保护和负有限责任减少投资风险。加入WTO后，我国企业将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也将更多地采取设立子公司或在低税少税的避税地设立子公司扩展海外投资项目，如果间接抵免和多层抵免问题不解决，将直接增加境外所得的税收负担，形成较多的重复征税，不利于企业境外投资开拓国际市场。既然在同大多数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中已列入对我国居民公司的境外投资所得给予间接抵免，也应适应加入WTO后将有更多的企业走出国门进入国际市场的形势发展，在税收政策上给予支持，对境外直接投资取得的股息红利，并拥有分配股息红利公司的股份不少于10％的，准予间接抵免和多层抵免，以期尽可能地避免和消除重复征税。具体建议是：

1、对公司企业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已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款，准予在汇总纳税时，从其应纳税额中扣除(抵免)。

2、对公司企业从境外子公司或投资入股的股份公司取得的股息，并拥有支付股息公司的股份不少于10％的，其税收抵免额可以包括支付股息公司就该项股息相应的公司利润额所缴纳的公司所得税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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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峡两岸 直接投资 法律制度

■一、两岸双边直接投资立法现状

目前,大陆和台湾地区都没有一部完整的境外直接投资法典,海峡两岸在双

边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依据的是各自的实然立法和WTO的原则协议。下面笔者着重对两岸在双边直接投资立法中关于投资准入和投资待遇、投资管理等方面的规定分别加以论述。

(一)大陆的相关立法

在资本输入方面,1988年国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后在1994年《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对台商投资给予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根据2004年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目前大陆对外商投资的领域划分为鼓励、允许及限制类。从鼓励及允许类来说,目前外资和内资没有大的差别。但限制外商投资的产业涉及三大产业中的多个行业。在人员和资金流动方面,台湾投资者只要办理入出境的签证手续,就可以自由进出。长期在大陆供职的,资产和收入可以在允许范畴内自由汇出。

在资本输出方面,《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境外投资联合年检暂行办法》和《境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办法(试行)》、《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分别就对境外投资企业的审查、项目核准和外汇管理作了相应规定。

(二)台湾的相关立法

在资本输入方面,台湾地区1992年通过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及根据其修订的《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大陆地区专业人士来台从事专业活动许可办法》、《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取得设定或转移不动物产许可办法》,对大陆赴台的人员、资金都做了明确限制。“入世”后台湾“陆委会”又宣布分阶段开放大陆企业赴台从事服务业投资清单,对大陆开放投资范围与项目多为竞争激烈、利润微薄的行业。《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与《大陆地区之营利事业在台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许可办法》规定了“陆资”来台投资政策具有采事先许可制、严谨管理门坎、证券投资超过一定比率视同直接投资、订定防御条款、建立后续查核机制等五大原则。

在资本输出方面,《对外投资及技术合作审核处理办法》、《奖励投资条例》(1990年为《产业升级条例》所取代)、《海外投资保险办法》、《创业投资事业实施细则》、《创业投资事业范围与辅导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了若干鼓励条款。

(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及多边投资公约的订立

两岸目前没有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大陆加入的《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即《华盛顿公约》)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台湾地区没有加入。特别在协调税收管辖权、避免双重课税和防止偷漏税方面,双方没有订立双边协定。

■ 二、两岸双边直接投资法律制度的历史成因和现实困境

(一)两岸双边直接投资制度的历史成因

1、大陆方面的原因

在台资输入立法方面,改革开放初期,缘于经济基础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大陆需要引进外资、提高经济增长力,故而在立法方面给予包括台湾地区投资者在内的境外投资者以税收优惠为主的超国民待遇,但是出于国家整体经济运行考虑,在投资行业、信贷支持以及生产经营等方面对境外投资企业规定更为严格的限制,给予次国民待遇。在对台湾的资本输出法律制度方面,同样由于前些年大陆经济水平不高,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的原因,对境外投资以管理为主。

2、台湾方面的原因

在“陆资”输入的立法方面,台湾经历了由限制到放开的过程。在上世纪台湾资本储备不足时,由于政治因素,台湾立法机关没有就陆资入台做立法层面的考虑。近两年来,由于近些年岛内资金的缺乏和外来投资的减少,“陆资入台”将有效弥补台湾在有关领域的投资不足。在对大陆的资本输出的立法方面,从《对外投资办法》到《对外投资及技术合作审核处理办法》,同样可以看出由限制到开放的过程。在加入国际公约方面,由于台湾不是国家,不能参加诸如《华盛顿公约》、《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等国际公约,也就不能受到相应条款所规定的多边投资保护。

(二)两岸双边直接投资制度的现实困境

1、投资准入存在不同程度限制

两岸在资本输入方面的法律制度中都有市场准入限制,特别是对经济上具独占、寡占或垄断性地位的产业。在台资企业看来,对比大陆境内的国内企业,台资在市场准入和股比方面仍然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而台湾方面的立法则是从严格限制“陆资”入台到“循序渐进”开放“陆资”入台,但从营商成本来看,台湾的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相较大陆来说,没有优势可言。

2、直接投资合作缺乏依据

在台湾对大陆开放市场之前,两岸企业就已经在政策夹缝中进行了合作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两岸投资合作仍然缺乏实然的法律依据。在投资合作过程中,合作双方主要以合同法律制度相互约束和引以为据。其中,投资主体资格、第三方市场准入、投资实体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的立法缺失都凸显了出来。

3、缺乏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s)是由两个国家之间缔结的调整双边投资关系的条约,自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它已成为各国普遍采纳的、保护国际私人直接投资的行之有效的国际法制度。我国大陆地区自1982年至1995年初,已与65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国际法层面上的保护。由于两岸目前没有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双方直接投资的批准、待遇、代位权、征收条件和补偿、利润转移以及争端解决程序等方面的问题没有共识和法律依据。

4、双重课税问题严重

海峡两岸在税制上对所得税的征收制度方面有差异:台湾地区以所得税法为统一法典,征收营利事业所得税与综合所得税;中国大陆则依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与《个人所得税法》分别征收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此外,海峡两岸缺乏双边税收协调文件和情报交换机制、台湾的抵免规定和程序相对复杂,导致两岸个人所得税重复征税和跨境偷漏税问题严重。目前,我国大陆地区已与世界上81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DTTs),但海峡两岸仍未签定此类协议。

■三、完善两岸双边直接投资立法的途径

(一)加快“不歧视待遇”立法

在台湾地区的《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与《大陆地区之营利事业在台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许可办法》时,台湾“经济部”表示,开放“陆资”入岛,将依据“先紧后宽”、“循序渐进”与“有成果再扩大”的原则进行检讨,并采取“正面表列”的方式分阶段开放。故而在台湾单边立法中,针对“陆资”入台的准入、待遇、管理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修订,也应在陆商投资一段时间内进行。修订的基本内容和方向应是对“陆资”入台的待遇不得低于当时其他境外投资者的投资待遇。

(二)签订双边投资协定

双边投资协定是指两个国家签订的相互对本国境内来自缔约对方的投资者和投资提供保护的协定,旨在通过建立稳定、有序的法律框架创设促进缔约双方相互投资的良好环境。从短期来看,双边投资协议仍将在国际投资协调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是切实可行的法律规范手段。与多边投资协定相比,双边投资协定更灵活,更容易依据海峡两岸的特殊利益诉求和共同关注的重要领域达成共识,从而更便捷和直接地维护两岸共同的投资利益。故而,海峡两岸在双边直接投资合作和投资保护方面可以通过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实现。

(三)建立投资税收合作机制

为了避免双重课税问题,笔者认为两岸可以采取完善单边税收立法规定、签订海峡两岸《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建立税务合作机构并予以法律确认等途径通过各自的立法和签订双边协议共同建立投资税收合作机制。

综上所述,在海峡两岸双边直接投资的实然法律制度框架中,大陆在台资资本输入立法方面以鼓励性立法为主,兼有不歧视性投资限制的规定;台湾在“陆资”资本输入立法方面有一定的投资限制。两岸在资本输出立法方面都没有单独立法,所依据的是根据各自经济情况不断修正的实然立法。由于在现有的双边直接投资法律框架中,存在投资准入有不同程度限制、直接投资合作缺乏依据、缺乏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双重课税问题严重的困境,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和国际投资法公平互利原则的要求,两岸可以就投资准入、待遇、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单边和双边的立法完善,从而解决上述困境。

参考文献:

[1]梁国扬.关于给予台资企业“国民待遇”的建议,台声杂志2009年第四期

[2]陈敏、陈燕.海峡两岸海外直接投资法的比较,上海金融,2005年第11期

[3]黄梅波.海峡两岸投资互动及其前景,《国际经济合作》,200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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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走出去；政府行为；重构

[中图分类号] F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12-0032-05

“十二五”时期，中国发展方式转型与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国内外宏观环境对走出去战略形成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为了更好地在新形势下发挥政府推动走出去战略的作用，必须把握两个重点。认识论的重点是重构对走出去战略的认知，走出去战略既是国家战略，也是企业战略，二者既互为支撑，又无法混淆，既不能以国家战略替代企业战略，也不能将国家战略隔离于企业战略；方法论的重点是理顺走出去战略实施与政府、企业的关系，政府是走出去战略作为国家战略的宏观主体，企业是走出去战略作为企业战略的微观主体，因此在走出去战略中要明确政府与企业的功能定位以及互动关系，既要避免政府职能越位，也要防止政府职能缺位。

一、政府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现状

“走出去”战略作为国家意志始于2001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颁布。政府作为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宏观主体，跨越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对政府的市场秩序守夜人的角色定位，也超越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对政府的宏观调整管理者的角色定位，在体制转轨与对外开放向纵深推进的特殊时期，政府是围绕走出去战略实现制度变迁的主导力量，逐步建立并完善了与走出去战略配套的制度框架与政策体系。

1. 规范“走出去”战略的监管制度

改革开放较长时期内，国家受限于资本与外汇两个缺口，对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经营倾向于实施严格的审批制度。自走出去战略成为国家意志以来，简化审批、完善监管成为逐步规范走出去战略的监管制度的主要方向。2004年7月，国务院的《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启动了项目审批制度的改革，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同年10月，国家发改委《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商务部《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上述三个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对外投资项目从审批制向核准（备案制）发生根本性转变。

从2003年起，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境外投资联合年检暂行办法》、《境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办法》、《成立境外中资企业商会（协会）的暂行规定》等规章，商务部牵头组织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境外投资联合年检、对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估和境外中商企业商会工作。此外，国家对境外投资活动的严格外汇管制予以逐步放松。2003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取消了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境外投资利润汇回保证金审批等26项行政审批项目。2004年《关于跨国公司外汇资金内部运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境内成员企业利用自有外汇资金以及从其他境内成员公司拆借的外汇资金，对境外成员企业进行境外放款或者境外委托放款。2006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彻底取消了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和购汇额度的限制。

2. 完善“走出去”战略的扶持政策

政府专项资金支持。为了鼓励和引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国家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设立了中央对外贸易发展基金、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专项基金、对外承包工程保函风险专项基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境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专项资金。

产业投资基金支持。为了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国家开发银行与其他国内外机构合资设立了四个产业投资基金，即中瑞合作基金、中国-东盟中小企业投资基金、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和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优惠信贷政策支持。2004年国家发改委、中国进出口银行等颁布《关于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给予信贷支持的通知》，每年安排“境外投资专项贷款”，享受出口信贷优惠利率。

对外担保保险支持。作为对外信用担保与保险的最终承保人，国家为规范出口信用保险市场、支持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成立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主要从事由国家财政提供保险准备金的非赢利性的政策性保险业务。

国际援助贷款支持。国家为适应对外关系发展的需要，以贴息贷款和混合贷款的方式向受援国提供多种形式的援助，为促进受援国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向受援国进行直接投资，将外援与外贸、外经结合起来。

3. 拓展“走出去”战略的公共服务

为解决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不完全信息问题，国家从不同方面为企业提供公共信息服务。对海外投资的信息服务主要由驻外使馆提供，包括驻在国的宏观经济信息、市场需求信息和基本的法律框架等。2003年商务部组建外商投资促进中心，并建立了企业境外投资意向信息库，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意向信息。2006年商务部颁布《中国企业境外投诉服务暂行办法》，并成立“商务部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中心”，无偿提供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

商务部不断加强各种报告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自2003年起商务部每年编写《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并陆续印发非洲、中东欧、拉美、亚洲等四个地区的行业《境外加工贸易国别指导目录》。自2004年起商务部制定了《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和《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制度》。三项报告制度的建立为国内企业提供各国和地区法律法规、税收政策、市场状况、行业机会和企业资信等投资信息，为境外中资企业反映经营中遇到的各类问题、障碍和壁垒提供了渠道。

二、政府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存在问题

“走出去”战略实施历经十年，尽管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经济体制改革处于转轨阶段的特殊性使政府对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制度政策与公共服务亟待完善，政府作为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宏观主体既对大型国企存在政企不分、多头管理、职能越位的问题，也对中小民企存在身份歧视、监管僵化、职能缺位的问题（见图1）。

1. “多头、分级、限额”的监管体制亟待理顺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其他部委规定，中方投资3,000万美元及以上资源开发类境外投资项目由国家发改委核准，中方投资用汇额1,000万美元及以上的非资源类境外投资项目由国家发改委核准，上述项目之外的境外投资项目，中央管理企业投资的项目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备案，其他企业投资的项目由地方政府根据有关法规办理核准。与此同时，商务部负责统计、年鉴等，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外汇管理，财政部负责专项基金支持，国资委负责中央企业所有权管理，中国进出口银行负责信贷保险，国家开发银行负责产业投资基金，地方政府对对外直接投资也负有一定管理权限。“多头、分级、限额”的监管体制存在严重的管理职能分散、重叠与虚置问题，无法对企业走出去形成有效监管与服务，层层设卡的管理方式更增加了企业走出去的成本。

2. 滞后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导致政企难分

中航油事件、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失败、中铝收购力拓失败的案例使政策研究者与制定者从深层次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挂钩起来。滞后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导致政企难分，不利于大型国企有效实施走出去战略。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症结在于政府部门尤其是国资委拥有宏观行政管理与国有资产出资人的双重职能。一方面，为解决所有者缺位所引起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现行管理体制采用各综合部门分别行使所有者部分职能，各部门只行使所有者投资决策职能而不承担相应责任，该制度安排既无法解决所有者缺位，更引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职能错位、越位与失位，部分海外机构甚至变相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政企难分表现为政府过分干预造成投资主体责权不明晰，企业行为扭曲。从近年大型国企走出去实践来看，大型国企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工程承包等市场行为往往被视为国家意志而遭到国外政府的政治干预与阻扰。

3. 政府对中小民企走出去存在系统性职能缺位

尽管中小民企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主体，受体制转轨特殊性与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影响，政府中小民企走出去存在系统性的职能缺位。一是监管严苛，各管理部门存在审批多、标准严、门槛高、手续繁杂、耗时费力、变化度大、透明度低、统一性差等诸多问题，部分中小民企为规避严苛的监管通过自行对外投资实现资本外流。二是服务缺位，政府部门在信息与技术援助、金融支持、投资保险、财税优惠、外汇使用等方面对中小民企的支持体系严重缺失，相关政府部门对投资后的监管、跟踪、统计和分析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较弱，对境外中小企业的信息咨询、产业导向、投资促进等缺乏指引。三是身份歧视，在制度设计与实践操作中对中小企业民企的非公有制身份歧视，加剧了中小民企开展国际化经营的现实困难。四是立法滞后，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出台一部专门的企业境外投资法律，普遍存在着以主管部门规章制度代替国家法律的倾向，在对外投资基本体制、市场准入、政府与企业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各项财税政策间的协调缺乏强有力的法律约束与法规指引；与此同时，多双边投资、跨国并购协定滞后，增加了国内企业的海外经营风险与成本。

三、“十二五”时期“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宏观环境与发展趋势

1. “十二五”时期“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宏观环境

（1）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发轫于美国次贷危机的世界金融危机打破了发达国家提供市场发展中国家提品、发达国家高负债消费发展中国家高储蓄投资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在后危机时代，国际市场在发达国家“去杠杆化”与“再工业化”的双重作用下将处于中长期萎缩趋势，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所依赖的外部市场条件已不可持续，中国出口产品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成本、贸易摩擦与政治风险。发达国家为了尽快走出金融危机的困扰，不同程度地加大了对全球战略性资源如石油、矿产、森林等的控制与争夺，同时对新技术开发加强了扶持力度，在决胜未来的新兴战略性产业的竞争日趋激烈。经济领域的激烈竞争诱发政治领域的“中国”，使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利因素。

（2）新五年规划中国发展方式转型。“十二五”时期是中国发展方式转型需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开局阶段。长期高投资与低消费造成的国内供需失衡使产能过剩在诸多产业普遍存在，后危机时代亟待在出口之外寻求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消化过剩产能。长期的高要素投入、高资源消耗与高环境污染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利于“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两型社会建设，“十二五”时期亟待中国企业“走出去”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加快集约型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的创新，加大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升级，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十二五”时期，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将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宏观经济正常运行对石油、矿产、森林等基础资源的外部依赖将进一步深化，亟待中国企业“走出去”实现对国外资源的整合。

2. “十二五”时期“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发展趋势

（1）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将取得突破性进展。根据发达国家的一般经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逐渐活跃；在一定经济发展条件下，一国吸纳的外国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是紧密联系的两个发展过程；一国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当出口达到一定水平会诱发对外直接投资的大规模出现。据统计，2008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4,306.9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吸纳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924亿美元，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达到 3,266.8美元，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高。根据邓宁的投资周期发展理论，中国处于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第三阶段，随着人均GDP的进一步提升，对外直接投资将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参照发达国家的一般经验，“十二五”时期中国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等跨国经营领域将取得突破性进展。

（2）政府推动走出去战略将发挥更大作用。“十二五”时期，政府作为走出去战略的宏观主体，将逐步完善与走出去战略相适应的管理制度与经济体制的顶层设计，理清各部门、各级政府对走出去战略实施的管理权限与职责，加强对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监督管理，完善对企业境外经营活动的公共服务，重点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切实加强对中小民企的优惠政策。“十二五”时期，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既面临国外企业市场手段的阻击，也面临国外政府政治手段的干预，“搭政治台，唱经济戏”，政府将为企业出海发挥更大的护航作用，充分利用WTO组织规则，增进与东盟、欧盟、阿盟、非盟等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交流合作，增进多双边磋商机制，消除各种投资贸易壁垒，推进与外国签订投资保护协定与避免双重征税协定，降低企业的海外经验风险与经营成本。

四、“十二五”时期重构“走出去”战略的政府行动框架

“十二五”时期，面对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方式转型与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的宏观环境，结合政府推动“走出来”战略的现状、问题与趋势，重构政府行动框架，即匡正政府如何作为、协调政企互动关系，既关系到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成效，也关系到政府职能转型的成果。政府作为走出去战略的宏观主体，既是企业“离岸”的推动者，也是企业“出海”的护航者，其基本职能是通过战略规划、制度政策、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保障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有效实施。因此，重构走出去战略的政府行动框架，一是要明确政府职能边界，既要杜绝政府干预企业的职能越位，也要防止政府放任企业的职能缺位，二是要完善政府的职能内容，通过对各职能部门统筹规划、协调部署，在新形势下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有力保障（见图2）。

1. 发挥核心资源整合优势，统筹规划走出去战略

“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层面，其成效取决于政府能否发挥核心资源整合优势。核心资源整合优势是中国突破比较优势、垄断优势等理论窠臼所拥有的特殊优势。“十二五”时期，政府通过有效整合制度政策资源、行政权力资源、外交关系资源等核心资源，形成独特的大国综合优势，充分激发企业走出去的内在潜能。核心资源整合优势的发挥，首先要求从战略层面实现走出去战略与国家经济安全、能源安全、资源开发、结构调整、科技进步等国家发展大计的衔接协调，统筹规划新时期的走出去战略体系；其次要求实现政府各部门、各地方层面的公共资源整合，为走出去战略实施构建经济、外交、教育等多领域协调的综合优势；再次，鼓励和引导优势企业的整合，支持规模效益显著的若干行业组建和发展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与优势企业联盟。

2. 理顺管理部门与权限，完善走出去的政策支持

针对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外汇管理局、财政部、国资委、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对企业走出去存在“分级、限额、多头管理”的问题，“十二五”时期国家对走出去战略的监管制度改革要点在于，一是理顺各管理部门与权限，杜绝各部门管理权限重叠，防止管理业务与服务项目遗漏，二是提高管理部门监管与服务效率，切实加强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形成各部门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部门联动机制，三是规范各部门针对企业走出去制定的规章制度与管理政策，逐步完善企业走出去的政策体系。为了落实上述改革要点，“十二五”时期适时建立国家支持走出去战略的综合管理机构，全面负责协调各部门支持走出去战略的政策制定与监管事项。

3. 加快对外投资立法，健全走出去的法律保障

针对我国走出去立法滞后的问题，“十二五”时期国家加强走出去的法律保障重点在于加快对外投资立法，逐步将走出去战略的各项部门规章制度、法规条例纳入法制化轨道，有序建立健全《对外投资法》、《国际经济合作法》、《对外投资管理条例》、《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配套的管理办法与实施细则，依法保障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规范政府、企业以及中介机构在走出去过程中的管理、服务与经营行为。

与此同时，为了适应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新浪潮，“十二五”时期国家将逐步加快双多边合作机制建设，通过双多边政府磋商，以投资输出国身份推动签订有关政府间协议，包括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司法协助协定、经济合作协定、贸易与投资促进协定等法律文件。

4. 加强境外产业园区建设，打造走出去的区域集聚

商务部推出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政策使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成为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扩大对外投资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规避贸易壁垒、减少经贸摩擦、集中争取东道国优惠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基于商务部的成功经验，“十二五”时期国家以境外工业园、境外出口加工区、境外科技园、境外经贸合作区、境外自由贸易区等多种形式完善、新建一批境外产业园区，各部门相互协调形成部门联动以财税、金融、保险、外汇以及其他优惠政策支持境外产业园区建设，积极与境外产业园区东道国建立磋商机制，签署相关经贸合作协议，为境外产业园区建设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

5.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强中小企业扶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