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投资的方式范文
时间：2023-07-07 17:3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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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新华网北京10月9日专电 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马秀红说，随着跨国购并正在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我国也在探讨如何利用跨国公司购并的方式，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造。
马秀红今天在出席联合国贸发会议《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新闻会时说，自1995年至今，跨国收购和兼并的比重逐年提高，已经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199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8440亿美元，跨国购并为7200多亿美元，占整个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85％以上。去年单项交易值超过10亿美元的国际购并就有109起。马秀红指出，跨国购并与经济全球化不可分隔、相辅相成。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跨国购并的发展，跨国购并则是驱动经济全球化加快的一个重要动力。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速度加快，我们不能回避跨国购并对我国吸收外资和经济调整带来的影响。
马秀红透露，外经贸部近年来一直在跟踪跨国公司的投资走向，把跨国购并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在研究。由于目前跨国购并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多半是传统投资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引进跨国购并要慎重，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走向，研究和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跨国购并政策和相关法规。
据了解，由于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市场机制还不成熟，资本市场也未全面开放，因此，外国对华投资70％采用合资合作方式，部分采用独资方式，通过跨国购并方式进入的外资还很少。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跨国购并这一国际流行的投资方式也将逐步进入中国。
篇2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跨国经营
作为跨国公司最典型的特征和一种最重要的国际资本流动方式，海外投资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正在形成，尤其是外贸体制改革的加快，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体制基础；中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为海外投资奠定了经济基础；中国加入WTO，为跨国投资和跨国经营提供了契机。如何清醒地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利用机遇，迎接挑战，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做出科学的战略抉择，在国际上寻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成了我国企业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1）我国企业跨国投资起步晚，但发展较快。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是从1979年开始的，仅有20余年的历史，而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跨国投资已有100余年的历史了。但我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发展很快。20多年来，我国海外企业数量和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年平均增长率都达到约50%，大大超过了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最初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2年底，我国累计投资设立各类境外企业6960家，遍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协议投资总额超过138亿美元，中方投资约93亿多美元（实际数量和金额远不止于此）；已有39家中国企业进入世界最大225家国际承包商之列，11家进入国际工程咨询设计200强。
（2）我国企业跨国经营主体日趋多元化，但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从投资主体看，专业外贸公司的海外投资进入萎缩、调整期，而工贸公司，民营、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踊跃，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生力量，中国对外投资主体初步呈现多元化，但大型国有企业仍是中国海外投资的主力军。在2002年中国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中，中远以9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雄居榜首。海尔和中兴是其中两家非国有企业，但其海外资产规模均较小。
（3）对外直接投资贸易型企业居多，多元化的趋势在加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于完善经营体系、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全球化经营效率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的，一些跨国公司将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由传统的制造业转向金融服务业。目前中国海外投资涉及的领域也从过去的以贸易和餐饮为主逐步拓宽到矿产、森林、渔业、能源等资源开发，家用电器、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境外加工贸易，农业及农产品开发、餐饮、旅游、商业零售、咨询服务等行业在内的全方位的经营活动。总体上看，在投资企业中，从事商品流通的外贸企业多，占49.7%.但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境外加工贸易（占22.2%）和资源开发（占18.1%）增长比较快。
（4）对外投资区域相对集中，我国的港澳地区以及美欧依然是重点。1990年底，我国801个非贸易性境外企业分布在世界93个国家和地区，而实际集中在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5个发达国家的企业就达240个，占30%；在前苏联、新加坡、泰国和我国港澳地区又集中了另外300家，其中我国港澳地区就集中了140家非贸易性企业。至1991年，我国近千家境外贸易企业，有180家集中在我国港澳地区；另外的700家则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德国、泰国和阿联酋等少数几个国家。迄今为止，中国海外投资最多的是我国港澳地区，占46.8%；其次是北美，占13.7%；第三是亚洲，占11%；第四是非洲，占9.2%；第五是拉美，占7.5%；第六是大洋洲，占6.2%；最少的是欧洲，只占6%.
（5）投资方式以新建为主、营运方式以合资经营为主。为了应对日益缩短的产品生命周期、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和高昂的研发成本，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借助战略联盟方式来广泛开展经营合作，通过建立合资企业、并购、许可证经营、分包、特许权转让及合作生产等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特别应注意的是跨国并购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规模的主导因素，2000年全球直接投资流量中，并购占据84.6%，兼并和收购达到1.1万亿美元。
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主要采取新建的进入方式，比例高达48%，其次是战略联盟方式，占39%，收购兼并排在最后，仅为13%.而在所有权比例和控制权决策上，一般选择合资企业的方式。据有关统计，我国包括贸易性企业在内的境外企业中，中方独资经营占34.4%；同国外合资经营的企业占65.6%，如果仅考虑非贸易性企业，这一比重接近80%.
（6）投资项目以中小型为主，平均规模在不断扩大。中国的境外投资除资源开发型项目规模较大外，绝大多数都属中小项目，截至2001年9月，资源开发项目的平均中方投资额为1046万美元，贸易项目的平均规模为112万美元，加工贸易项目的平均规模为109万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贸易平均规模稍大，为265万美元。
贸易项目过多是导致总体规模较小的主要原因。但近年来开始出现了一些大中型生产项目，如珠海华电公司在柬埔寨的柴油机发电项目投资4800万美元。大项目的增加导致项目平均规模不断扩大，从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不足100万美元提高到1999年的268.5万美元。
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
（1）跨国投资主体的选择。为了有力地提升竞争力，防范经营风险，我国发展跨国公司的主体应该是大型工贸企业集团。对于大型工业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应采取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美国型跨国公司发展模式。选择实力雄厚的工贸企业集团为基础，按照工贸结合、技贸结合、银贸结合、进出口结合的要求，联合科技、金融等经济组织，从事跨国投资和商务活动。目前，家电、纺织、石油化工、汽车、民航、有色冶金、钢铁、外经贸、商业、电信、金融等行业已初步完成或已开始组建企业集团。一方面鼓励这些集团大力发展跨国经营活动，并给予贷款和保函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一些民营企业已经具备了开展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的条件，如四通集团、万向集团、新希望、华为、科龙、东方集团等，都已不同程度走向国际市场。积极引导和规范这些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和经营活动，鼓励各地根据地方特色，组织企业综合、深度开发某个市场，连片开发，并在贷款贴息、信息服务、海外投资保险等方面给予帮助和扶持。
（2）目标市场的战略选择。我国企业跨国投资不应过分依赖一些国家和地区，应树立多元化发展的观念，根据自己的经营目标、技术水平和实力来考虑目标市场或投资区位战略，在此基础上则可对投资市场有所偏重。总体上来看，中国的企业实力、科技水平和产品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我们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与我国相邻的东南亚各国以及有利于绕过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壁垒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经济水平与我国相近，投资成本低，市场潜力大，投资政策优惠，有利于发挥我国企业的相对优势。同时，借助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作“跳板”，也是我国企业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捷径。另外是美、日、欧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社会政治较为稳定，大都实行鼓励外来投资的政策，提供投资者各种低息贷款，这为我国企业进军这些市场提供了大好时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开始了又一轮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继续向资金技术密集型方向转换，这便为我国企业发挥优势、参与国际竞争、进行对外投资提供了机遇和可能。在这些国家投资一方面可以通过投资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为国内企业提供国际最新科技成果的信息，以带动国内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避开区域集团的贸易限制，有利于企业保持和进一步扩大市场。
（3）跨国投资产业选择。对跨国经营的战略选择应当充分考虑到本国行业的相对优势及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落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位置，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依靠国家政策的正确引导。而企业要科学地选择跨国经营的行业或项目，要注意考虑到不同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考虑到目前我国企业进行跨国经营的可能性和跨国公司发展的新特点。现阶段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产业选择的重点应包括成熟产业的外移、升级产业的追踪、资源利用型产业的开发等。具体讲，资源开发行业投资仍然是我国近期海外投资的主要战略目标。发展境外资源类投资项目，开发国内紧缺的石油、天然气、森林、木材加工、造纸、采矿、海洋渔业等，可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对于中间性技术产业，许多行业国内已经出现过剩，而这些产品扩大出口又受到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因此，这类技术应尽早转移到经济发展水平比我国更低一档的发展中国家，或绕过壁垒直接进入发达国家。标准技术产业，可以转移到一些资源丰富、劳动力低廉、交通便利的邻国和发展中国家，并向第三国出口。对于科技开发行业，可以通过对东道国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投资和参与管理，从中学习和吸取对方的先进经验，将技术带回国内应用；或在国外发达国家组建高科技新产品开发公司，将开发的新产品交给国内企业生产，然后再将产品销往国外。另外我国具有传统特色的技术，包括古典园林、中国国画、中医中药、手工艺品、传统食品等可以转移到文化背景相近的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地区，还可以通过海外华人网络向全球市场拓展。
（4）跨国经营投资方式的战略选择。中国企业由于缺乏对国际市场的全面了解以及资金和先进的管理手段，对于目前国际上最为盛行的跨国并购不宜广泛使用。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入，能较大程度地控制其风险，并能在较大程度上掌握项目策划各个方面的主动性。而通过合资经营有利于企业的跨国投资，有利于企业吸收和利用当地合作伙伴的优势和长处，弥补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的不足，另外还可以有效地防范企业经营风险，提高经营效益。
当然对于国际型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战略在选择方式上并不是单一的，也可能会同时采用几种方式进入。这取决于企业对客观情况和自身条件的判断。企业要在相互冲突的因素以及可供选择的模式中做出决策决非易事，而是一个复杂和困难的过程。必须对每个目标国家的市场环境以及企业的候选产品或投资项目做出审慎的调研、评估和筛选；并对可行的进入模式进行利润收益、风险和非利润目标等方面的对比分析，最后选择那种利润最大的可行的进入模式，并且要注意经营模式的动态调整和优化。
我们应当抓住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调整的时机，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主动进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调整，尽可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减少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消极影响。
篇3
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直接投资越来越成为经济国际化与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含义是指，居民（含自然人和法人）以一定生产要素投入到另一国并相应获取管理权的一种跨国投资活动。其核心内容体现在：（1）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生产要素，可以是有形要素，也可以是公司品牌、管理技能等无形资产。（2）投资方拥有足够的经营管理权。关于服务业对外投资的界定比较复杂。一些服务业的跨国投资行为可以使用传统的股权控制定义进行界定，如跨国银行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贸易服务公司在国外设立办事处等。但有许多服务业的跨国投资过程，难以实现或不宜使用股权控制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实践中区分服务业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的标准主要是：直接投资利润收入来源于外国股权所带来的收益（与服务贸易的不同在于，服务贸易仅与接受服务者支付的销售额、佣金、使用费有关）。（注：卢进勇等：《国际服务贸易与跨国公司》，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按这一标准，可以将许可证和管理合同等服务业广泛使用的投资方式包括在直接投资的范围内。因为这类方式虽然不涉及控股权，也没有实施交易内部化，但由于其收入是以国外被许可方或管理合同买主利润收入的百分比计算的，所以应算作服务业直接投资。
服务领域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20世纪70年代初，服务业只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4，这之前，国际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其他初级产品，以及以资源为基础的制造业领域。80年代以后，服务业的跨国直接投资不断升温，跨国投资逐渐成为服务业国际竞争的一种主要形式，在全球跨国投资总额中所占份额日益增多。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9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1970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第二产业占首要地位，其份额达45.2％，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只占31.4％；1985年，在服务产业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达42.8％，超过第二产业的38.7％；到1990年，服务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了一、二产业的总和，达50.1％。发达国家服务产业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1970年仅为23.7％，1990年达到了48.4％。相比较来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在第二产业。服务产业领域的投资，从1970年到1990年只从23.5％增加到29.5％。说明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局限，服务产业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过程明显慢于发达国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服务领域的国际直接投资在全球直接投资总额中一直呈占据半壁江山以上的格局。
在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发展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跨国并购的大发展，成为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尤其是20世纪如年代以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竞争加剧，也促进着全球服务市场的整合和服务业跨国公司之间的并购和重组，跨国并购浪潮一浪高过一浪。《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已由1998年的6000亿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55亿美元，一年增长三成，跨国并购额由1998年的4800亿美元上升到7200亿美元。表1是1987-1999年全球跨国并购以收购方计的产业和部门结构情况。
表11987-1999年全球跨国并购的产业和部门结构（收购方）单位：百万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英文版），第251页
表中数据显示，服务产业的跨国并购在全球跨国并购中的份额在不断上升，1987年所占比重为30.57％，1990年上升为45.44％，1999年高达55.76％。服务产业的跨国并购的主要部门是信息、金融等极具增长潜力的产业，而且正向跨行业并购演变。在1999年，金融业的并购占全球并购的份额为23.22％，占服务业内部的比重达到41.65％，运输、仓储及通讯部门在1999年的并购业绩也不俗，并购额占到全球总额的16.49％，占服务业内部的29.58％。
二、服务业跨国投资快速增长的原因
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毫无疑问，制造业企业跨国投资的发展，需要更多地依赖贸易、金融、通讯、运输等生产的支持，对服务业跨国投资产生拉动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服务产业发展中技术与制度变革合力的推动。
第一，发达国家国内服务管制制度变革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严重的“滞涨”，西方经济理论界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重新崛起，强调政府放松管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重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同时，微观理论层面，有关政府管制理论以及自然垄断产业理论研究的新进展，促进了西方国家在金融、电信、邮政、交通运输等服务领域大规模的管制变革。放松产业进入管制，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是管制变革的中心内容。进入管制的放松，开始是对国内企业，然后是对国外企业，由此使服务业出现了放松管制与大规模企业兼并相互影响的两股潮流，促进了发达国家之间服务业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以电信业为例，1991年底，英国国内电讯开始有限竞争，1996年6月英国解除国际长途垄断，12月第一个对外彻底开放电讯市场。短短几年内，英国开出150多个电讯经营许可证，1996年底开出44个外国公司许可证。1996年所有欧盟成员国加瑞士和挪威决定在1998年元旦，全面开放电讯市场。现在许多国家，不但在长话和增值业务等部门已经引入竞争，在本地网层次上，数网竞争也被允许。
第二，服务贸易自由化国际性制度安排的推进。服务业所包含的产业门类非常广泛，其中许多涉及国家、国家经济安全、社会就业等问题，因此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之前，服务业一直没有纳入全球贸易自由化体系之内。服务贸易自由化问题，在1986年成为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新议题，其最终成果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达成与生效。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服务贸易的内容包含4个方面，即过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其中商业存在方式就涉及市场准入与跨国直接投资。《服务贸易总协定》扩大了全球贸易体制的涵盖领域，初步形成了制订规则、组织谈判、解决争端三位一体的全球服务贸易协调与管理体系，对降低或消除各成员方对外国资本的进入壁垒，推进服务业国际投资，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第三，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服务企业组织管理成本的降低和规模经济边界的拓展，同时也促进了服务企业跨国投资方式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为许多服务活动的跨国交易创造了可能性。服务企业的信息化管理，从根本上改变了收集、处理、利用信息的方式，也对决策和响应速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导致组织形式的巨大变革，原来的金字塔型的结构，向扁平化的“动态网络”结构发展。一方面，计算机系统取代中层监督控制部门的大量职能，加强了决策层和执行层的直接沟通，使中层管理的作用大为降低，从而减少了管理层次和信息失真，削减了机构规模，提高了管理效率，这是企业规模向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条件。
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网络拓展有很多方式，除了传统的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股权合作等方式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股权合作方式更为流行，如特许经营、管理合同等方式。这些方式可以让公司的“特殊资产”声誉、品牌形象、积累的经验等，实现更好的增值。如大多数连锁旅馆或连锁餐饮业都采取了以公司网络方式运行的特许连锁制。这种关系更灵活和成本更低的合同形式，使公司得以在世界范围充分发挥他们的特殊才能，同时集中全力实现“人格化”产品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并做到更好地监督与品牌形象紧密相关的服务质量。从技术手段看，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大企业和银行提供了更多的在全球范围内监督其资产发展状况和加强在全球运作的可能。电子信息网络使大公司可以更好地通过一体化管理节省交易费用和减少与这些费用有关的办公费用。
第四，服务产业的特性决定了跨国直接投资对服务业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性。随着发达国家服务产业进入壁垒的取消或放松，一些大的服务性公司为了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致力于建立国际化生产网络，越来越多的服务企业成为全球性企业。这一方面是由于服务营销的特性所要求，在服务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很多情况下，需要与顾客有着密切关系和直接接触，因而对外投资在争夺和占领市场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另一方面相当多服务部门具有网络型产业的特征，如电信、交通运输以及金融等，规模报酬递增明显，即生产规模越大，单位产品的成本就越小。正如弗朗索瓦·沙奈在《资本全球化》一书中所指出：“一个公司必须削减或最大程度减少尚处于分割状态的、本质上不完善的世界市场上进行交换和面对面直接管理带来的交易成本，这一能力直接受制于对某一国际网络的控制。有了这种控制，公司就可以进一步把地方化优势同公司本身的优势结合起来。”（注：弗郎索瓦·沙奈：《资本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三、服务业跨国投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服务产业跨国投资的发展对世界经济产生着多重效应。
1.对全球服务产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主要从3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促进全球服务产业的资源优化配置与重组，从而扩大各国服务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各国服务企业可以在规模经营和国际化经营的基础上，增加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二是加剧各国服务业竞争，竞争直接带来产业效率的提高，促进服务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下降以及消费者福利的增进。同时也促进着服务方式创新、服务质量的提高。航空运输和某些电信服务的价格大幅度下降就是全球服务市场竞争加剧的直接成果。三是有利于新技术、新产品、新的管理方法在全球的扩散。
以电信业为例，1990-1995年，短短6年时间，全世界国际长途通讯时间从333亿分钟增加到680亿分钟，翻了一番多。（注：资料来源：国际电信联盟（ITU），转引自刘吉等《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金融服务竞争产生的发展与效率提高效应也很明显。经合组织银行经营情况统计表明，大部分国家银行的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了，营业费用与总收入相比也下降了。如美国互助储蓄银行，在1979-1984年间，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为69％，1990-1992年间，这一比例已大幅度下降为28％；日本大型商业银行，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普遍从1979-1984年的40％，下降到1990-1992年的30％。英国商业银行这一项目的比例，也从1979-1984年的45％下降为1990-1992年的37％。这是竞争促进成本下降的效应。（注：BankProfitability，OECD，转引自张汉林《强国之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页。）同时证券市场的交易费用也趋于下降。如表2所示。
表2伦敦股票交易市场平均佣金率变化
附图
资料来源：伦敦股票交易所。转引自张汉林《强国之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2.加剧了全球服务业的市场整合与企业重组，在相当多的领域，大型服务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越来越强，呈现出寡头结盟垄断的局面。从行业分析看，金融与信息业的市场与企业整合尤为激烈。通过跨国投资与兼并，大型或超大型金融垄断企业不断在竞争中产生，金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出现此消彼长的格局。1990年，按资产额排列的全球第一、第二名的银行是日本第一劝业银行和富士银行；1999年，全球第一、第二的位置已经为美国的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所取代。（注：[美]《机构投资》杂志，网址：http//，2000年1月17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银行并购事件数不胜数。1998年4月6日，美国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银行公司合并为花旗集团，合并后的花旗集团资产总额近7000亿美元，超过了当时占据第一位的东京三菱银行。在业务范围上，花旗集团涉足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投资业等金融业的所有领域，能够提供高质量、全方位的金融超市服务。规模的巨型化已成为银行业经营的一种趋势。
电信、传媒业的并购，近年来最著名的是，2000年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成为美国历史上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一宗兼并案。两家公司合并之后，成为一家集电视、电影、杂志和因特网为一体的超级媒体公司，它将时代华纳旗下的世界级大众传播、娱乐、新闻及先进的宽带传输系统与美国在线的互联网产业及基础设施（包括商标、网上社区、电子商务）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行业内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
服务领域跨国投资与并购的发展，使服务跨国公司得到快速发展。在美国《财富》杂志每年一度的“全球500强”评比中，服务业公司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上都有了较大的增长，其所占比重超过了工业、农业跨国公司份额的总和。1999年所占比重达到61.2％（见表3）。
表3服务业公司在“全球500强”中的比重（％）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财富》“全球500”强资料整理
3.服务产业国际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服务产业的国际化或全球化的发展晚于农业与工业的全球化发展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服务贸易与服务业国际投资增长，意味国际资本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3个产业领域向国际市场全面渗透。服务业的跨国投资发展，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而且成了促进全球化的重要条件。
通过服务业的国际投资，在全球范围形成一个更大的服务交易网络，这有助于跨国公司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例如，全球化中国际竞争的加剧，使制造业需要更为廉价而又可靠的连结全球的通讯和运输网络以维持出口业绩；同时，由于更短的产品生命周期和“及时”生产的采用，国外厂商购买产品对时间的要求日益紧迫，只有高效率的通信与运输系统才能满足这种要求。
服务业的国际化经营，促进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更大范围、更多层面上的扩张，带给更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以电信、运输和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技术的进步，已卓有成效地降低了国际服务链的相对成本，跨国生产所需的最小规模变得越来越小，使得不同生产规模的厂商都可以利用国际服务链进行高效分散的生产，更多的企业参与跨国化的生产经营活动。全球跨国公司数量的快速增长，就是一个明证。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1997年，世界跨国公司总数为53000家，1999年则达到63000家，是1970年7000多家的9倍。
4.进一步调整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服务业国际化经营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首先是强化了它们的垂直分工，即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制造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分工；同时，正在强化它们之间一种新的分工形式——加工工序与生产服务的分工。这使发展中国家在整个国际分工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将导致世界财富向服务业竞争力强的发达国家进一步积聚。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产服务与加工工序的分工中，发展中国家充当的是发达国家的生产加工基地，影响产品价值链的诸多重要的生产服务环节，如产品设计、新产品、新工艺开发和海外市场的拓展、原材料的采购供应、资金的筹集调度和财务控制等高附加价值的业务，都由发达国家掌握。这种分工，虽然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就业、产出增加等效应，但在总体利益分配上，发展中国家只能分配到极少的一部分产品加工所得。而且作为发达国家制成品的生产加工基地，发展中国家还要付出环境恶化的代价。
在国内服务市场开放中，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通过引进外资、外国先进技术促进服务业发展，但由于国内服务企业与跨国公司竞争力相差悬殊，本国服务企业的成长空间会受到严重挤压。同时，由于金融、通信、信息、数据处理等服务部门涉及国家、机密和安全，国家经济安全也会受到威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充分表明了金融开放与金融风险的关联性。特别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全球置身于一个全球性的统一网络中，也在不断加大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所面临的外来风险。需要正视的是，由市场开放所引发的外来风险的袭击，是目前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管理与调控能力所难控制的。
四、若干启示
1.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以及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导致国际竞争的热点向服务经济领域转移，使服务产业成为许多国家直接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重要战略性产业。国际服务市场需求的高增长性、新型服务产品的高附加价值性以及服务产业对资本、信息、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控制的重要性，使它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篇4
“十五”时期，中国启动并实施了“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主动参与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承包工程、劳务合作等对外经济合作业务已遍及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形成了“亚洲为主，发展非洲，拓展欧美、拉美和南太”的多元化市场格局。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取得显著成就。
截至2005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存量达到572亿美元，境外中资企业超过1万家；对外承包工程累计签订合同额1859.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357.9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累计签订合同额403.6亿美元，完成营业额356.1亿美元，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46.6万人次；对外设计咨询累计签订合同额23.4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4亿美元。
1、对外直接投资“十五”时期快速增长
自从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以来，国内企
表1 2001-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部分)情况一监表注：2001年以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各年度《世界投资报告》，2002-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200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业不失时机地开展对外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非金融部分)由2002年的27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22.6亿美元，年均增长65.6％；每年新设境外企业数由2001年的312家增加到2005年的1067家，年平均增长36．0％(见表1)。
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122.6亿美元，同比增长123％。其中：新增股本投资38亿美元，占31％；当期利润再投资32亿美元，占26％；其他投资52.6亿美元，占43％。
从统计数据上看，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当年对外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100亿美元。二是通过境外企业收购、兼并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65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53％。三是境内投资主体对境外企业贷款形成的其他投资在直接投资中占43％。四是以投资控股为主的商务服务业投资占当年投资流量的四成。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商务服务业49.4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40.3％；制造业22.8亿美元，占18.6％，主要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纺织业、木材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等；批发和零售业22.6亿美元，占18.4％，主要是从事进出口贸易类企业的投资；采矿业16.8亿美元，占13.7％，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的投资；交通运输、仓储业5.8亿美元，占4.7％，主要是水上运输业的投资；其他行业5.2亿美元，占4.3％。五是在开曼群岛、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等传统避税地投资占当年流量的81％。六是对拉丁美洲地区的投资超过亚洲地区跃居第一。2005年，中国对拉丁美洲地区的投资为64.7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52.6％。首次超过亚洲地区位居榜首，主要流向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巴哈马。亚洲43.7亿美元，占35.6％。其中，香港地区34.2亿美元，仍为投资热点；以下依次为：韩国、马来西亚、也门、蒙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越南、老挝等国家。欧洲5.1亿美元，占4.2％。主要流向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英国、吉尔吉斯坦等国家。非洲4亿美元，占3.3％。主要流向苏丹、尼日利亚、南非、几内亚、加蓬、埃及等国家。北美洲3.2亿美元，占2.6％。主要流向美国、百慕大群岛、加拿大。大洋洲2亿美元，占1.7％。主要流向澳大利亚。七是中央管理的企业及沿海地区投资拉动作用显著，地方的对外投资流量较上年增长1倍多。2005年，地方对外投资额20.6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11.5％。其中，上海、浙江、广东、黑龙江、山东五省市投资最为活跃，当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均超过1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增长224％、119％、49％、195％、195％，以下依次是北京、江苏、河南、河北等省市。
200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存量规模继续放大，投资分布的国家(地区)更为广泛。200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572亿美元，较上年末增加124亿美元，共分布在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比上年末增加14个国家和地区。二是从存量的构成情况看，利润再投资所占比重最大。在200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构成中，股本投资197.3亿美元，占34.5％；利润再投资270.4亿美元，占47.3％；其他投资104.3亿美元，占18.2％。三是行业分布情况看，商务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占到投资存量的一半。200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主要分布在以下行业：(1)商务服务业(主要为控资控股)165.5亿美元，占28.9％；(2)批发和零售业114.2亿美元，占20％，即进出口贸易类的投资；(3)采矿业86.5亿美元，占15.1％，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的投资；(4)交通运输、仓储业70.8亿美元，占12.4％，主要是水上运输业的投资；(5)制造业57.7亿美元，占10.1％，主要分布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6)房地产业15亿美元，占2.6％；(7)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13.2亿美元，占2.3％，主要是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的投资；(8)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13.2亿美元，占2.3％，主要是为其他服务业的投资；(9)建筑12亿美元，占2.1％；(10)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9.1亿美元，占1.6％；(11)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6亿美元，占1％，主要是专业技术服务业的投资；(12)农、林、牧、渔业5.1亿美元，占0.9％；(13)其他行业3.7亿美元，占0.7％。四是中国在亚洲、拉丁美洲地区的投资存量占到九成。亚洲地区406.3亿美元，占71％，主要分布在香港、韩国、澳门、新加坡、越南、泰国等国家和地区；拉丁美洲地区114.8亿美元，占20％，主要分布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欧洲15.98亿美元，占2.8％，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德国、西班牙、英国等国家；非洲15.9亿美元，占2.8％，主要分布在苏丹、阿尔及利亚、赞比亚、南非等国家；北美洲12.6亿美元，占
2.2％，主要分布在美国、百慕大群岛、加拿大；大洋州6.5亿美元，占1.1％，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五是中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81.8％，地方的投资规模及所占比重均有所增加。从存量规模上看，2005年末地方的投资存量为93.8亿美元，较上年增加28.8亿美元；广东省雄居榜首，以后依次是上海市、北京市、山东省、浙江省、江苏省、黑龙江省、河北省、福建省、河南省。从所占比重看，2005年末地方的投资存量占16.4％，较上年末提高2个百分点。
根据6426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统计资料汇总显示：从境外企业的国别(地区)分布来看，香港、美国、俄罗斯、日本、越南、德国、澳大利亚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中国境外企业的45.6％；其中在香港的境外企业占16.5％，美国占10.3％、俄罗斯占5.8％、日本占3.8％、越南占3.5％、德国占3.1％、澳大利亚占2.6％。
从境外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看，制造业占境外企业总数的34.7％，批发和零售业占17.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17.5％，建筑业占7.6％。
从境外企业的所属省市情况看，浙江、广东、山东、江苏、福建、上海、黑龙江六省一市的境外企业数量占总数的50％，其中浙江省拥有境外企业1238家，占境外企业总数的19％。
从境外企业的设立方式情况看，子公司及分支机构占境外企业总数的96％，联营公司仅占4％。
2、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显著发展
――对外承包工程“十五”时期翻一番
对外承包工程一直是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最重要领域。2005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达到217.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6％；新签合同额29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2％。
2001-2005年五年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累计超过730亿美元，年均增长25％，比“九五”时期增长1倍；新签合同额累计992亿美元，年均增长22.7％(见表2)。到“十五”末对外承包工程企业数达1800多家。
表2 2001-2005年中国境外工程承包情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历年商务统计资料整理。
――对外劳务合作“十五”时期增长近五成
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在“十五”前二年有所起伏，从2003年开始，呈现快速增长势头。2005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48亿美元，同比增长27.5％；新签合同额42.5亿美元，同比增长21.3％；派出各类劳务人员27.4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6万人；12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56.5万人，较上年同期增加3万人。
2001-2005年五年问，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累计达到181亿美元，年均增长10.9％，比“九五”时期增长49％；新签合同额累计达到169亿美元，年均增长6.3％。2005年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达56.5万人，比“九五”期末增加12.5万人(见表3)。到“十五”末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数达600多家。
――对外设计咨询有所增长
2005年，中国对外设计咨询完成营业额2.27亿美元，同比增长54％；新签合同额3.57亿美元，同比增长1.7％。2001-2005年五年间，中国对外设计咨询合作完成营业额累计达到6.1亿美元，年均增长37.8％；新签合同额累计达到10.6亿美元，年均增长41.9％。
从数字分析看，中国对外设计咨询近两年完成营业额有所增长，但总体规模非常小，是企业“走出去”的薄弱环节，也是今后需要拓展的领域。
表3 2001-2005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情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历年商务统计资料整理。
表4 2001-2005年中国对外设计咨询情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历年商务统计资料整理。
二、跨国投资和经营的问题
1、跨国投资和经营的模式比较单一
虽然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投资和经营的形式日趋多样，但目前仍然是以对外承包工程的模式为主(见表5)。在2005年当年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营业额(投资额)当中，对外承包工程收入比重最大，占55.7％；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部分)部分占31.4％；而对外劳务合作、对外设计咨询分别仅占12.3％和0.6％。同样，截至2005年末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累计营业额(投资额)当中，对外承包工程收入比重依然最大，占59.0％；对外直接投资(非金
表5 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总体情况一览表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2005年商务统计资料整理。融部分)部分占24.9％；而对外劳务合作、对外设计咨询分别仅占15.5％和0.6％。
2、跨国投资和经营的规模仍然偏小
虽然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发展速度较快，但规模仍然偏小，中国企业“走出去”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过去的5年里，作为跨国投资和经营主要的形式之一，中国新设境外企业数量和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36.0％和65.6％，但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体情况相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所占的比重很小。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4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7302.6亿美元，存量97322亿美元，以此为基础测算，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存量的1.68％和0.59％。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看(见图1和图2)，2005年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位居第一，超过了新加坡(106.7亿美元)、俄罗斯(96亿美元)和巴西(94.7亿美元)，但只相当于发达国家中美国(2293亿美元)的百分之五，不足英国(654亿美元)的20％。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看(见图3和图4)，2005年末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排位第三，相当于第一名新加坡
(1009亿美元)的一半，只有发达国家中美国(20182亿美元)的百分之三，英国(13781亿美元)的百分之四和德国(8336亿美元)的百分之七。从平均投资规模看，中国境外投资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除少数资源开发型项目和跨国并购项目，相当一部分项目的实际投资额只有几十万美元。根据2003年底的数据计算，目前中国境外投资企业累计平均项目投资额为153万美元。
图1 2005年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
(流量)比较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商务部统计数据，其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图2-4同。
图2 2005年中国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对外
(流量)比较 单位：亿美元
图3 2005年末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对外
直接投资(存量)比较单位：亿美元
图4 2005年末中国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对外
直接投资(存量)比较单位：亿美元
3、跨国投资和经营的产业结构仍停留在较低层次
虽然跨国投资和经营的行业不断拓展，但低层次的格局仍未改变。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所涉及的行业领域极为广泛，几乎囊括了三次产业的各个领域，并且企业在境外投资中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不同行业交叉投资的多样化发展趋势。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过分偏重初级产品产业，主要以资源开发和初级加工制造业为主，缺乏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层次服务业的投资；从事商品流通的贸易企业偏多，而生产性企业和金融服务性企业偏少。例如，在2004年55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采矿业投资为18亿美元，高达32.73％。虽然技术密集型项目的投资近年有所增加，但比例还很低，跨国投资的低技术格局仍未改变。
4、跨国投资和经营业绩难如人意
近年来，“走出去”开展跨国投资和经营成为中国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战略选择。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放松了对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中国企业开始涉足海外资本市场。据统计，2005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交易额高达65亿美元，超过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50％。然而一些研究表明，60％-70％的并购案例是失败的，其中，收购企业中约有3/4股价下降了20％以上，仅有36％的企业能维持收入增长。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曾列为2004年度中国最大海外投资案例之一的TCL和阿尔卡特案，该投资使TCL损失巨大。
更有研究指出，中国海外投资企业仅有三成盈利，三成亏损，四成维持。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中航油事件，由于监管不到位，2004年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投机期货亏损5.5亿美元，造成了海外企业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三、跨国投资和经营的策略
1、加快推动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相关制度创新
一方面，产权制度的缺陷严重影响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投资和经营的目的、途径和效率。对于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不清晰，普遍存在着所有者缺位现象。这就使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虽然享有了国有资产的控制权，但并没有享有与其控制权相应的收益权，以致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缺乏足够的激励去正确行使权利和履行相应的责任。国有企业经营者为获取控制权收益而进行一系列短期行为，致使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目的不是以市场为导向，而是受内部管理层或者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影响，从而使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出现明显的决策失误现象。另外，产权安排也决定着管理制度。由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对经营者缺乏有效的激励、监督和约束机制，无法使经营者合理地行使其权利，从而造成国有企业母公司本身管理制度上的缺陷。而境外子公司(机构)的治理机制实际上又是国内母公司治理机制的延伸，这就造成了一些中国境外公司(机构)内部管理混乱、内部人控制等严重问题，进而直接导致了这些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经营失利。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中航油事件和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事件。
对于民营企业，产权安排不合理使相当一批中国民营企业“走不出”、“长不大”。从产权安排最基本的层面上看，民营企业的产权关系是明晰的。但要想使企业有效运作，还必须解决产权结构与层次问题，即企业内部的产权安排问题。由于产权安排不合理，中国民营企业始终难以摆脱个人和家族对企业的控制。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企业多渠道吸收人才，不利于技术专业化与管理专业化的形成，弱化了家族以外成员对企业的凝聚力。正是由于这种产权结构安排的不合理，中国现阶段民营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专业人才匾乏，开拓国际市场能力不强。尽管众多民营企业产权相对清晰、机制灵活、市场取向显著，但苦于这种自身缺陷，面对诱人的市场机会、有力的政策导向，只能对“走出去”决策持观望或采取小规模试探性动作。
另一方面，政府宏观制度安排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导致现阶段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模式比较单一、产业发展停留在低层次的格局。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宏观经济制度安排一直是为公有制经济保驾护航。经过20多年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相应的宏观经济制度的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例如，中国目前尚无《对外投资法》，不利于企业依法开展跨国投资经营和政府依法行使管理权；已有的一些法规和政策也往往由于不完备、不配套而难以落实；中国尚缺乏境外投资保险制度，对投资者在境外可能遇到的风险不能提供充分的保护；中国驻外使馆所获得的商业信息一般都反映到中央有关主管部委，按行政隶属关系再向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传递，基本上是一条单向、封闭的线路。因而，在这种缺乏足够合理的宏观制度安排情景下，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大多选择了具有劳动力密集型优势的、风险相对较小的模式――对外承包工程和中国经济发展急需且技术层次相对较低的资源
型行业。
因此，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有效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关键在于制度创新。
就企业而言，应力图建立起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激励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投资和经营的新的制度安排。
就政府而言，作为市场的组织者和监管者，应力图完善各种宏观制度安排，避免政府角色的越位、缺位与错位，加快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管理体制和制度，建立政府与企业新的协调配合关系。具体讲，一是要调整完善相关政策，包括外汇政策、审批政策等；二是尽快通过《对外投资法》、《境外投资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为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创造一个公平、宽松的环境；三是通过政府有效的制度安排，以提高应对境外突发事件的疏导、预防、预警能力；四是要重点扶持帮助企业“走出去”的中介机构，如咨询公司、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等，以形成一套集约式的中介服务；五是大力推动政府间区域经济合作和投资保护协定的签订，为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构筑良好平台，保护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合法利益。
2、积极调整和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
一是根据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动态发展原则选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重点行业。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国际经验表明，不管是美、日等发达国家还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其产业选择大都经历了从资源开发型产业――制造业一一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过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分布状况表明，资源开发型产业一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发展资源开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缓解资源缺乏这一经济发展的瓶颈，发挥对国内相关产业的前向辐射效应。但是，资源开发型产业毕竟属于低附加值的行业。国际经验表明，虽然资源开发型产业是对外直接投资初期的重点投资行业，但随着一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其所占比重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中国现阶段面临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的任务，而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更有效地实现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因此，中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从以资源开发型产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为主，加大制造业对外投资的力度。
二是注重发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相对优势。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相对优势主要体现在成熟的标准化技术和适应较小市场需求或适应当地投入要素的技术。由于本国(地区)市场容量较小，资金技术实力较发达国家不足，他们往往要对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技术进行改造使之符合自身需要：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海外子公司充分利用这些已经发展成熟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技术进行生产。由于这些技术更符合那些国内市场有限、劳动力众多的发展中东道国的实际，因而在这些国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对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而言，应选择能够发挥产业相对优势的行业。迄今为止，中国已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出口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虽然中国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但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纺织、食品、冶炼、化工、医药、电子等产业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此外，中国还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如家用电器、电子、轻型交通设备的制造技术、小规模生产技术以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和相应的产品已趋于标准化，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梯度较小，易于为他们所接受。因此目前我们的对外直接投资重点应放在生产能力过剩、拥有成熟的适用技术或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制造业上。
三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方向应与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趋势相一致。
当前，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他们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重点大都落在了第三产业上。而中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产业结构的层次还比较低，因此不可能盲目地要求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但是，这些产业代表了中国未来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重点的发展方向，在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大有可为。特别是高新技术行业，其海外投资能够及时追踪，获取国外最新技术成果，分享国际技术资源，带动国内产业的发展。因此，对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而言，投资的重心应落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那些高新技术含量大、产品附加值高的行业，这符合对外直接投资的辐射效应和产业结构高度同质化要求。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目前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而且面临着借助对外投资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因此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是现阶段发展的重点。而以高技术产业为主的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因为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将决定中国未来在国际投资领域的竞争力。所以在发展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应逐渐加重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以保证中国产业发展的未来竞争力。
3、着力提高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核心竞争力
从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动机分析，国际跨国投资和经营大致可分为这样几种类型：一是自然资源导向型，即为寻求某种自然资源而进行的跨国投资和经营；二是市场导向型，包括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三是生产要素导向型，主要是指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跨国投资和经营。从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和经营的实践来看，影响企业开展跨国投资和经营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企业寻求更低的生产要素成本；二是专有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吸引；三是优势的产业结构吸引；四是企业扩张的需要。企业只有选好跨国投资和经营的产业和跨国投资和经营的东道国或地区，确定并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才能实现企业稳步可持续的发展。成熟的运营方式和产业链对从事该产业的企业来说，可以提高运营效率、降低成本。
为了切实提高跨国投资和经营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应该把增强跨国投资和经营竞争优势的重点放在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自主创新上来。
一是竞争优势高低层次的选择。竞争优势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低层次的竞争优势，一类为高层次的竞争优势。低层次的竞争优势，包括低廉的生产资料成本、运输成本等易被模仿的比较优势。高层次的竞争优势，是指高级专业人才、内部技术能力等。高层次的竞争优势能够借助长期累积并从持续对设备、专业技术、高风险研究、营销等方面的投资和经营发展而来，在适时的机会中形成跨国公司扎实的竞争优势。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跨国投资和经营，应该尽可能选择高层次的竞争优势，不断加强自身的研发能力，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品质量以及有关服务质量。
中国企业应当坚定地树立这样的信念：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有效地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特别是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依靠自主创新。因此，要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对于开展跨国投资和经营的企业来说，更应如此。企业要加大研发费用投入，改善关键设备和技术程序，与高等院校、研究机构联合建立实验室，加快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步伐，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引入高质量的人才。
篇5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跨国经营
【Abstract】
Foralongtime,FDI(ForeignDirectInvestment)actedasaeffectiveformtooptimizeresourceconfigurationgloballyviaparticipatingininternationaldividingandcross-bordercapitaltransferring,hasbeingadoptedbynumerousdevelopedanddevelopingcountries.Correspondingly,thestudyonFDIalsohasgotrapiddevelopmentbothinhomeandabroad.ForeignDirectInvestment,dealingwithacross-countrymanagementiscertainlythetendencyandthechoiceofacountrywhichentersintoWTO.Itcansuittotheglobaleconomydevelopmentrequire!
Keywords:ForeignDirectInvestment；Strategychoice;Across-countrymanagement
近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十分迅速。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而且面临着借助对外投资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我们应当抓住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调整的时机，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主动进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调整，尽可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经过多年的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正在形成，尤其是外贸体制改革的加快，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体制基础；中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为海外投资奠定了经济基础。本文指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和战略选择以及存在的问题，并谈到如何清醒地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利用机遇，迎接挑战，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做出科学的战略抉择，在国际上寻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成了我国企业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期望这些粗浅的分析对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有所帮助。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1.我国企业跨国投资起步晚,但发展较快。，
国企业跨国投资是从1979年开始的，仅有20余年的历史，而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跨国投资已有100余年的历史了。但我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发展很快。20多年来，我国海外企业数量和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年平均增长率都达到约50%，大大超过了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最初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
2．我国企业跨国经营主体日趋多元化，但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
从投资主体看，专业外贸公司的海外投资进入萎缩、调整期，而工贸公司，民营、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踊跃，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生力量，中国对外投资主体初步呈现多元化，但大型国有企业仍是中国海外投资的主力军。在2002年中国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中，中远以9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雄居榜首。海尔和中兴是其中两家非国有企业，但其海外资产规模均较小。
3.对外直接投资贸易型企业居多，多元化的趋势在加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于完善经营体系、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全球化经营效率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的，一些跨国公司将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由传统的制造业转向金融服务业。目前中国海外投资涉及的领域也从过去的以贸易和餐饮为主逐步拓宽到矿产、森林、渔业、能源等资源开发，家用电器、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境外加工贸易，农业及农产品开发、餐饮、旅游、商业零售、咨询服务等行业在内的全方位的经营活动。总体上看，在投资企业中，从事商品流通的外贸企业多，占49.7%.但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境外加工贸易（占22.2%）和资源开发（占18.1%）增长比较快。
4.对外投资区域相对集中，我国的港澳地区以及美欧依然是重点。
1990年底，我国801个非贸易性境外企业分布在世界93个国家和地区，而实际集中在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5个发达国家的企业就达240个，占30%；在前苏联、新加坡、泰国和我国港澳地区又集中了另外300家，其中我国港澳地区就集中了140家非贸易性企业。至1991年，我国近千家境外贸易企业，有180家集中在我国港澳地区；另外的700家则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德国、泰国和阿联酋等少数几个国家。
5.投资方式以新建为主、营运方式以合资经营为主。
为了应对日益缩短的产品生命周期、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和高昂的研发成本，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借助战略联盟方式来广泛开展经营合作，通过建立合资企业、并购、许可证经营、分包、特许权转让及合作生产等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特别应注意的是跨国并购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规模的主导因素，2000年全球直接投资流量中，并购占据84.6%，兼并和收购达到1.1万亿美元。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
1.跨国投资主体的选择。为了有力地提升竞争力，防范经营风险，我国发展跨国公司的主体应该是大型工贸企业集团。对于大型工业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应采取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美国型跨国公司发展模式。选择实力雄厚的工贸企业集团为基础，按照工贸结合、技贸结合、银贸结合、进出口结合的要求，联合科技、金融等经济组织，从事跨国投资和商务活动。目前，家电、纺织、石油化工、汽车、民航、有色冶金、钢铁、外经贸、商业、电信、金融等行业已初步完成或已开始组建企业集团。一方面鼓励这些集团大力发展跨国经营活动，并给予贷款和保函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一些民营企业已经具备了开展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的条件，如四通集团、万向集团、新希望、华为、科龙、东方集团等，都已不同程度走向国际市场。积极引导和规范这些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和经营活动，鼓励各地根据地方特色，组织企业综合、深度开发某个市场，连片开发，并在贷款贴息、信息服务、海外投资保险等方面给予帮助和扶持。
2.目标市场的战略选择。我国企业跨国投资不应过分依赖一些国家和地区，应树立多元化发展的观念，根据自己的经营目标、技术水平和实力来考虑目标市场或投资区位战略，在此基础上则可对投资市场有所偏重。总体上来看，中国的企业实力、科技水平和产品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我们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与我国相邻的东南亚各国以及有利于绕过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壁垒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经济水平与我国相近，投资成本低，市场潜力大，投资政策优惠，有利于发挥我国企业的相对优势。同时，借助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作“跳板”，也是我国企业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捷径。另外是美、日、欧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社会政治较为稳定，大都实行鼓励外来投资的政策，提供投资者各种低息贷款，这为我国企业进军这些市场提供了大好时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开始了又一轮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继续向资金技术密集型方向转换，这便为我国企业发挥优势、参与国际竞争、进行对外投资提供了机遇和可能。在这些国家投资一方面可以通过投资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为国内企业提供国际最新科技成果的信息，以带动国内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避开区域集团的贸易限制，有利于企业保持和进一步扩大市场。
3.跨国投资产业选择。对跨国经营的战略选择应当充分考虑到本国行业的相对优势及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落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位置，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依靠国家政策的正确引导。而企业要科学地选择跨国经营的行业或项目，要注意考虑到不同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考虑到目前我国企业进行跨国经营的可能性和跨国公司发展的新特点。现阶段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产业选择的重点应包括成熟产业的外移、升级产业的追踪、资源利用型产业的开发等。具体讲，资源开发行业投资仍然是我国近期海外投资的主要战略目标。发展境外资源类投资项目，开发国内紧缺的石油、天然气、森林、木材加工、造纸、采矿、海洋渔业等，可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对于中间性技术产业，许多行业国内已经出现过剩，而这些产品扩大出口又受到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因此，这类技术应尽早转移到经济发展水平比我国更低一档的发展中国家，或绕过壁垒直接进入发达国家。标准技术产业，可以转移到一些资源丰富、劳动力低廉、交通便利的邻国和发展中国家，并向第三国出口。对于科技开发行业，可以通过对东道国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投资和参与管理，从中学习和吸取对方的先进经验，将技术带回国内应用；或在国外发达国家组建高科技新产品开发公司，将开发的新产品交给国内企业生产，然后再将产品销往国外。另外我国具有传统特色的技术，包括古典园林、中国国画、中医中药、手工艺品、传统食品等可以转移到文化背景相近的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地区，还可以通过海外华人网络向全球市场拓展。
4.跨国经营投资方式的战略选择。中国企业由于缺乏对国际市场的全面了解以及资金和先进的管理手段，对于目前国际上最为盛行的跨国并购不宜广泛使用。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入，能较大程度地控制其风险，并能在较大程度上掌握项目策划各个方面的主动性。而通过合资经营有利于企业的跨国投资，有利于企业吸收和利用当地合作伙伴的优势和长处，弥补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的不足，另外还可以有效地防范企业经营风险，提高经营效益。我们应当抓住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调整的时机，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主动进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调整，尽可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减少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1.一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明显偏小
目前中国境外投资金额仅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0.15%。据统计，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发达国家为1：1.14，发展中国家为1：0.13，而中国仅为1：0.09。因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
2.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偏小
目前中国海外企业平均投资不足140万美元，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平均600万美元的投资水平，同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450万美元的水平。由于规模偏小，中国的跨国企业很难获得规模优势，难以进行有效地研究和开发，无力支持销售和售后服务，从而导致了恶性循环，即有限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小规模生产较高的生产成本低质量低价格较低的市场占有率更小的规模制造。
3.是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不高
与前些年相比，尽管近几年中国海外投资质量和档次有所提高，出现了一批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项目，还有一些高科技企业积极在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建立独资或合资的研究机构和技术中心，但总体来说对外直接投资过分偏重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仍然偏小。如在非贸易性海外投资项目中，近40%属于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力密集项目(资源开发及初级加工等)。由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类似产品的竞争，这类项目拓展海外市场的前景不甚乐观。
4.是企业对外投资地区结构不尽合理
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46.8%在港澳地区；其次是北美，占13.7%。从整个海外投资布局来看，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仍明显偏少，从而影响了中国对外投资市场的进一步拓展。
5.是企业对外投资的效益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海外企业中赢利的占55%，其中多为非生产性企业。收支平衡的占28%，亏损企业占17%，其中以生产性企业居多。这与国际上工业类企业在跨国公司中所处的主体地位和巨大规模形成鲜明对比。
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分布不甚合理，多集中在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事实上，我国具备更多的是向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实行“梯度转移”的条件，这种投资在与利用各国贸易政策如普惠制的相互结合中，更能发挥现有比较优势；而在发达国家尤其是技术资源和智力资源密集地区，则应建立研发机构或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合资企业以达到跟踪和开发高新技术，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效果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主动进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调整，尽可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减少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1]张永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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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跨国企业 外资并购 反垄断法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国内市场不断对外开放,外资并购国内企业已成为我国吸收外资发展经济的一大趋势,伴随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深化,跨国企业并购已经成为很多企业实现总体扩张的重要方式。但外资并购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效地引进了外资和国外先进生产管理经验、对解决国内企业的现实困难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外资并购会导致市场力量集中,达到一定的程度后会产生垄断的危险。外资并购的效应分析表明,其最大的负面效应在于它可能导致垄断,从而压制东道国的幼稚工业,控制东道国市场,破坏东道国的原有竞争秩序。因此,如何顺应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在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上更好地利用外资,采取相关法律措施有效地防止外资并购导致的垄断是各国政府应重视的问题。我国第一部关于反垄断的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于2008年8月1日正式实施,它的颁布对于企业的外资并购带来的垄断问题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但我国还需尽快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平稳有序地发展。
一、外资并购与垄断基本概述
(一)外资并购概念外资并购实际上是外国投资者和与外国投资者具有同等地位的人,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实质取得境内企业权益的行为。竖我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把上述行为称为外国投资者并购中国境内企业,并把它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股权并购,另一种是资产并购。但是无论是哪种模式,其实质上都是外国投资者以及与外国投资者具有同等地位的公司、企业和个人,与我国境内企业或境内企业的股东之间的股权交易或资产交易。我国经济法学界主流的观点认为外资并购是指外国企业基于某种目的,通过取得国内企业的全部或部分的资产或股份,对国内企业的经营管理实施一定的或完全的实际控制的行为。
(二)垄断的概念何为垄断?美国反垄断研究专家马歇尔·C.霍华德进行“纯粹垄断”的分析,他指出,纯粹垄断是指某企业在市场上取得这样的地位,由于某些实质性障碍的存在,使其他企业无法进入市场。丰纯粹的垄断仅仅是一种理论的模式,在现实生活中极少发生,一般为经济学家所认可的垄断是寡头垄断或者竞争垄断。寡头垄断或者竞争垄断指市场上的企业数量十分有限,或虽有较多的企业但是在这些企业中只有一家或者少数几家企业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在此情形下,虽然竞争依然存在但十分微弱和及其容易被限制、扭曲,少数企业可以凭借自己在市场的优势地位对市场的经济运行进行干扰,其目的在于控制市场,获取高额利润。由此可见,垄断一般定义为市场主体单个或者集体对市场的支配或控制。
二、我国外资并购的发展现状
在国际范围内,全球的跨国投资在数量和金额上基本保持迅速增长的势头,并在形式上也不断创新和多样化,国际资本间的流动日益频繁。世界FDI(跨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出现突飞猛进地增长,而FDI的飞跃式发展是由M&A(跨国并购Mergersand Acquisitions)的剧增所带来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亚洲地区的并购已经呈现出快于其他市场的恢复势头,尤其是中国将成为最具有成长性的并购市场。
我国自2001年以来,在政策上放宽外资进入的领域,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对并购需求的扩大,我国已被国际投资机构认为是亚洲最具潜力的并购市场。从达能收购哇哈哈,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凯雷并购徐工,到吉利汽车收购沃尔沃,中外企业并购的案例越来越多。根据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所的研究,迄今为止,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总成功率约为40%,高于全球;此外,多数并购发生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并购成本比较低,交割后的整合总体也比较顺利。我国吸引外资的方式已从多年来的“绿地投资”,即吸收外商直接来华设立企业,向新的方式转变。
三、外资并购对国内市场的双重效应
(一)积极效应外资并购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资并购推动了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事实证明,大量国有企业的改革迫切需要外资的推动,尤其需要拥有先进的管理技术和雄厚的资金的跨国公司的积极参与。其次,外资并购有利用于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跨国公司的并购可以促进生产要素向更高的效益领域转移,企业间优势互补能壮大其实力。最后,外资并购能完善我国企业治理结构,将国外先进的公司企业管理制度带到中国,推动我国企业制度的创新。
(二)消极效应由于进行外资并购的多数是在市场中居重要地位的大、中型企业,通过并购享有控制或垄断地位,破坏公平竞争的环境,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垄断问题。其次,外资并购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民族工业体系,抑制民族品牌的发展,使国内企业生存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会威胁到我国的经济安全。再次,外资并购容易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有些地区为获得更多的外商投资,许诺给予外商丰厚的利润和回报,这会造成地区间的无序竞争和国家财富的重大损失。地方政府为了吸收外资并购往往采取政府行为的资产剥离重组,但是剥离重组的标准不是按照资产的性质或者是生产经营的需要,而是为了使账面报表显示出良好的资产收率而人为地方分割剥离,但是资产评估时并没有将剥离成本计算在内。同时,并购后由于外商取得了控股权,普遍不再使用原有技术,这样就削弱了我国自主进行技术开发的能力,逐渐形成了对外国技术的依赖。由此造成企业独立发展的空间狭小,发展后劲严重不足。
四、我国外资并购的反垄断立法现状
目前对于调整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政策主要有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并与分立的规定,2006年所修订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规定》,2007年8月正式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及2008年8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等。
我国的反垄断法律框架体系还有值得改进的地方。第一,目前我国内资和外资企业仍分别使用不同的法律体系,二者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外资并购后,必然存在着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性质上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新公司的税收,而且涉及到新公司的监管。第二,规制企业合并的现行法律法规中,仅仅对企业并购的程序性问题作了一些规定,而对企业合并规制的实体规定则只涉及到概念原则而已,没有具体的标准和具体概念界定,这就很容易出现实际操作中无法可依的现象。豖第三,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变更的规定,外国投资者也可以根据规定进行企业并购,但遗憾的是这些规定尚且不是统一的外资并购法律文件,仅依靠这些规定尚不能规范所有的外资并购行为。
五、完善外资并购反垄断法规制
(一)确立合理的垄断认定标准各国认定垄断主要是两种标准: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本身违法原则可以表述为:某些市场行为,其本身即具有很明显的垄断性质,法律对此也有明文禁止规定,则该种行为一经被指控,即可判定为非法,无需再举证说明此种行为的合理与否以及对市场竞争不良影响的大小。豗合理原则主要从垄断行为是否构成了对竞争秩序的危害,主要从对竞争的限制、对消费者的利益损害和对公共利益威胁这些方面来考察。
(二)明确经营者集中的界定《反垄断法》第27条规定了审查经营者集中需要考虑的因素,比如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及其对市场的控制力;经营者集中对市场进入、消费者和其他有关经营者的影响等,同时商务部也就相关市场界定、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查程序等问题出台许多细化规定,但对于市场份额的计算、市场集中度的计算以及经营者集中对市场进入和技术进步影响的评判标准等问题尚无细化规定。立法机关有必要对“经营者集中”的审查标准开展释法工作,既能够帮助经营者对交易进行评估,又可降低执法部门在实际行政执法工作中的风险。
(三)完善申报制度我国对外资并购实行事前申报制度,建议实行该制度的同时,对规模较小的企业并购活动采取比较灵活的方式,在合理的范围内允许其并购以后再补办申报和登记,如此一来便于中小企业把握重要的市场机遇,及时适应市场需求,同时也可以减少反垄断机构的监管成本。
(四)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反垄断法》第31条作出对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规定。建议对于外资并购以后的企业的垄断行为应进行实时监控,同时还需建立并购以后的定期报告制度,规定并购后的企业定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其经营状况、市场占有率等。反垄断执法机构还需要定期对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行业和企业进行市场占有评估,判断是否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威胁。
(五)完善申报豁免制度我国《反垄断法》中规定了对经营者集中的豁免情形,但显然不够充分。因为拥有一定比例的表决股权或者资产确可以认定已经取得了控制,但应把法定取得“控制”和“决定性影响力”的情形都算入。另外,可借鉴欧美国家,把例外的情形扩展到其他方面去,例如破产清算中取得控制或决定性影响力、因死亡而发生财产转移以及金融机构不以控制为目的的股票收购等情形,各种情况的细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合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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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税收筹划是指跨国纳税义务人运用合法的方式，在税法许可的范围内减轻或消除税负的行为。国际税收筹划是国内税收筹划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和发展，其行为不仅跨越了税境，而且涉及到两个国家以上的税务政策，因此，国际税收筹划较国内税收筹划更为复杂。
对国际税收筹划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解是国际税收筹划既包括国际节税筹划又包括国际避税筹划。国际节税筹划不仅合法，而且纳税人筹划行为的实施是符合东道国立法意图的；国际避税从表面上看也是合法的，但纳税人是通过钻税法的漏洞来实现减税目的的，违背了东道国的立法意图。狭义的理解是国际税收筹划仅指国际节税筹划。从实践来看，国外不少跨国公司在经营中，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避税行为，实施的是广义上的国际税收筹划策略。由于我国的跨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晚，规模小，竞争力弱，为了谋求利润最大化，尽快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在对外经营中，除了开展狭义上的国际税收筹划外，还应适当地使用某些国际避税行为。
“国际税收筹划”在我国还是一个新概念，但在国际上早已成为企业投资、理财和经营活动中的一项重要活动。世界各国（或地区）的税种、税率、税收优惠政策等千差万别，为跨国企业开展国际税收筹划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金融市场自由化以及电子商务的发展都为国际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在科技进步、通讯发达、交通便利的条件下，跨国企业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等生产资料的流动更便捷，这为国际税收筹划提供了条件。大型跨国公司往往专聘税务专家为本公司进行税收筹划。如以生产日用品闻名的联合利华公司，其子公司遍布世界各地。面对着各个国家的复杂税制，母公司聘用了45名高级税务专家进行税收筹划。一年仅“节税”一项就给公司增加数百万美元。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税收筹划的概念有相当程度的弹性，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由于各国法律标准不同，差异较大，且各国的法律也在不断完善之中，因此，某一跨国纳税者所进行的某种减轻税负的合理税收筹划行为，在另一个国家或者同一国家的不同时间，有时会被认为是应禁止的避税行为，甚至是逃税行为。目前，世界各国都将反避税作为本国税收工作的一个重点，并加大了反避税的力度，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专门的反避税法规，这无疑给我国跨国经营企业的国际税收筹划带来极大的困难。因此，我国的跨国经营企业应认真研究、仔细分析并随时关注东道国的税收法规，从中发现不足，寻求筹划空间，并避免有可能遭到的处罚。
二、国际税收筹划的主要方法
（一）利用投资地点的合理选择进行国际税收筹划
1.充分利用各国的税收优惠政策，选择税负水平低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
在跨国经营中，投资者除了要考虑基础设施、原材料供应、金融环境、技术和劳动力供应等常规因素外，不同地区的税制差别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税收负担水平有很大的差别，且各国也都规定有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如加速折旧、税收抵免、差别税率、亏损结转等。我国的跨国投资企业如果能选择有较多税收优惠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必能长期受益，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从而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通常，这些企业可通过计算，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税收负担率后，选择税收负担率低、综合投资环境较好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目前，世界上有近千个有各种税收优惠政策的经济性特区，这些地区总体税负尤其是所得税税负较低，是跨国投资者的投资乐园。
同时，还应考虑投资地对企业的利润汇出有无限制。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以低所得税甚至免税来吸引外资，同时又对外资企业的利润汇出实行限制，希望以此促使外商进行再投资。此外，在跨国投资中，投资者还会遇到国际双重征税问题，规避国际双重征税也是我国跨国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地点时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为了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现今国家与国家之间普遍都签订了双边的全面性税收协定，根据协定，缔约国双方的居民和非居民均可以享受到许多关于境外缴纳税款扣除或抵免等税收优惠政策。因此跨国投资应尽量选择与母国（母公司所在国）签订有国际税收协定的国家和地区，以规避国际双重征税。目前，我国已与63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而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签订的双边全面性税收条约已有1000多个。
2.尽可能选择国际避税地进行投资当前世界各国主要存在三种税制模式，即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和低税制模式。实行低税制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一般称为“避税地”，主要有三种类型：（1）纯国际避税地，即没有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净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国家和地区，如百慕大、巴哈马等；（2）只行使地域管辖权，完全放弃居民管辖权，对来源于国外的所得或一般财产等一律免税的国家和地区，如瑞士、香港、巴拿马等。（3）实行正常课税，但在税制中规定了便利外国投资者的特别优惠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如加拿大、荷兰等。显然，如果投资者能选择在这些避税地进行投资，无疑可以获得免税或低税的好处。通常跨国纳税人可以在避税地建立基地公司的方式达到国际税收筹划的目的。较典型的是在避税地建立总部公司作为母公司和子公司或子公司之间的中转销售机构。通过设在避税地的总部公司中转，整个公司将利润体现在免税或低税的避税地，从而达到总体税负减轻的目的。
设立国际控股公司、国际信托公司、国际金融公司、受控保险公司、国际投资公司等也是当今跨国公司进行税收筹划的重要途径之一。跨国公司往往通过在缔约国、低税国或避税地设立此类公司，可以获得少缴预提税方面的利益，或者能较容易地把利润转移到免税或低税地。同时还由于子公司税后所得不汇回，母公司可获得延期纳税的好处，此外还可以较容易地筹集资本，调整子公司的财务状况，如用一国子公司的利润冲抵另一国子公司的亏损。我国首钢集团通过在香港设立控股子公司就发挥了其卓著的筹资功能，同时也达到了减轻税负的目的。
（二）选择有利的企业组织方式进行国际税收筹划
跨国投资者在国外新办企业、扩充投资组建子公司或设立分支机构都会涉及企业组织方式的选择问题，不同的企业组织方式在税收待遇上有很大的差别。（1）就分公司和子公司而言，子公司由于在国外是以独立的法人身份出现，因而可享受所在国提供的包括免税期在内的税收优惠待遇，而分公司由于是作为企业的组成部分之一派往国外，不能享受税收优惠。另外，子公司的亏损不能汇入国内总公司，而分公司与总公司由于是同一法人企业，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亏损便可汇入总公司账上，减少了公司所得额。因此，跨国经营时，可根据所在国企业自身情况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所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例如，在海外公司初创期，由于亏损的可能性较大，可以采用分公司的组织形式。当海外公司转为盈利后，若能及时地将其转变为子公司形式，便能获得分公司无法获得的许多税收好处。（2）就股份有限公司制和合伙制的选择而言，许多国家对公司和合伙企业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因此，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应在分析比较两种组织方式的税基、税率结构、税收优惠政策和投资地具体的税收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前提下，选择综合税负较低的组织形式，来组建自己的海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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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国公司优势地位本国规制
在国际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是最活跃的主体，目前，全球共有约4万家跨国公司，27万家国外子公司[2].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在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国际生产体系”在各国和地区出口竞争力及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外资直接投资作为纽带联结着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与跨国公司的活动。以我国为例，至今为止全球跨国公司500强中已有400家在中国投资了2000多个项目。不可否认，这些跨国公司对于推动各国的经济增长乃至全球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跨国公司实力的进一步增强，某些跨国公司已具备了与国家、国际组织等对话的能力，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凭借自身的优势（特别是技术优势）在所投资国家（东道国）形成种种垄断，跨国公司对于由垄断地位而聚集的优势力量的滥用对于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本国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阻碍。在WTO规则之下，跨国公司的行为能否规制、如何规制已成为摆在各东道国面前无法回避的课题。
一、跨国公司在我国的现状及规制的必要性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在2005年上半年完成的《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报告反映的情况看，微软的操作系统软件占据了中国操作系统市场95%的份额，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伊士曼柯达此前就占据了中国胶片市场超过50%的份额，在同乐凯合资后，领先地位更加巩固。[3]跨国公司已经在我国市场诸多行业占据绝对垄断地位。
市场经济的核心与灵魂在于自由竞争，垄断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必然产物，而垄断又是竞争的天敌，如此一对矛盾体使“看得见的手”出击显得尤为必要。跨国公司的垄断具有与一般的垄断不同的特点，对于由此产生的优势地位的滥用也更具危害性，具体表现在：
（一）跨国公司以技术性优势为主导的优势地位使得国内企业在面对其滥用优势地位的行为难有反击之力。
技术性优势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也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主要特点之一。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大多采取种种优遇鼓励跨国公司在本国投资。跨国公司的技术优势不仅体现在技术投资或技术转让上，更体现在技术研究与发展上，但现实情况是，跨国公司较少在发展中国家从事研发，在技术转让中不愿对等反馈技术改进，坚持单方回授条款。面对此种情形，国内学者大都自谦地从本国找原因，比如知识产权保护不够使得外商不敢在国内研发等等，但从经济层面上分析，这亦是跨国公司的投资策略之一。由于技术方面的依附性，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极为不畅，面对跨国公司市场所占份额的绝对优势无能为力。
除却技术性优势，跨国公司的品牌优势、资金优势等亦使得跨国公司轻易地获取了在东道国的垄断地位，优势集合形成的优势地位为跨国公司的滥用行为提供了很强的心理暗示，跨国公司有恃无恐，本国企业难以反击。
（二）WTO规则之下，跨国公司往往以贸易自由化为其盾牌，排除东道国公司依据本国法对其进行规制。
WTO的主题是弱化贸易保护，改善市场准入条件。WTO规则虽是为国家设定权利与义务，但国家所享有的权利与所承担的义务会影响第三者，包括公司与个人的利益。WTO规则下的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以及透明度等原则的实施，将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利益分配变得直接而明确。作为者的国家，其义务和所受的限制增多，而跨国公司所受到的约束却减少了，自由贸易规则为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发展开辟着道路。[4]为了获得跨国公司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东道国有时不得不放弃某些权力和独立性，处于这种地位上的发展中国家本来可以通过某些投资措施的实施增强自己的力量，但一旦成为WTO的成员国，这种权力优势即丧失了，受到WTO规则的约束，不能采取它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需要遵循WTO设定的规则。
（三）WTO规则之下，跨国公司的母国成为其代言人和保护者，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滥用优势地位的行为扫清障碍，使其免受东道国的本国规制。
跨国公司多国投资的特点使其身份难以认清，一旦出现利益保护的需要，其母国便充当了跨国公司的代言人和保护者角色。由于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资本输入国地位，因而跨国公司母国对于投资者利益的维护更多地体现了发达国家的意志。依照WTO规则，如果跨国公司认为其在东道国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或利益受到损害，可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依照《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协定》，由其母国政府向争端解决机构提请解决争端，以此来保障本国投资者（跨国公司）的利益在其他国家不受损害。动则提交WTO争端解决机构使得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加入WTO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管理权面对跨国公司而不敢为。
（四）“鼓励外商投资”思想的惯性作用使东道国给予跨国公司“超国民待遇”。
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吸收外资而出台的各种优惠鼓励措施实际上构成了对东道国本地企业的歧视，即国内所说的“超国民待遇”。我国加入WTO之后，承诺对待外国投资者适用WTO规则中的非歧视非待遇原则，即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解决的是对待各国投资者的问题，国民待遇解决的则是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本国企业间的关系。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资，在税收或其他方面大都给予外国投资者以优于本国企业的优惠，这种“超国民待遇”在实际上带给本国企业不利因素，也使得东道国面对跨国公司的滥用优势地位行为不敢有所为。
WTO规则可谓是为跨国公司的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从实然的层面上看，跨国公司的确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扩张，依靠其雄厚的财力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甚至于政治的变化，它们为自己的利益不停地进行活动，然而它们并不满足WTO为它们争取到的各种好处，它们追求的是一种彻底的零和博弈[5].这种结果的发生与东道国引进外资的目的相左并最终损害本国的经济正常发展，对于世界整体的经济发展最终是不利的。因此，对于跨国公司的规制无论是国内控制还是从国际层面都显得十分必要。
二、WTO规则之下，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内能否受到规制？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确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法律地位。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投资一般采用在东道国境内设立企业的方式，无论是根据国际法上主导的属地管辖原则还是根据属人管辖原则，跨国公司当然应受东道国的规制。跨国公司在我国国内进行投资主要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作开发、外国公司分支机构、外商投资性公司、外资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外资并购这八种形式。这些企业均是依照我国法律在我国境内所设，性质上属于中国企业，并且企业的运作均应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因此我国对于国内的跨国公司有权进行规制
WTO规则之下的非歧视待遇原则（包括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弱化市场准入条件的主题，旨在促进贸易自由化、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并不指代跨国公司可以不受东道国的法律约束，可以不受东道国的规制。我国加入WTO的承诺包括：1、经济政策。中国将给在华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同等待遇，给予包括单独关税区在内的所有WTO成员以非歧视待遇，保证国内法律、法规等与WTO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相一致，并在官方刊物上公布有关政策或信息；2、保证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框架；3、对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制度作出符合WTO规则的修订等。这些承诺在WTO规则之下做出，符合其要求，但未放弃对在华企业的规制权。跨国公司作为在华企业的一种形式，本身并没有不受规制的豁免特权，相反，跨国公司如欲在我国得到更好的发展，也应接受我国对其进行的依法规制。
二、外国对于本国跨国公司的规制情况
虽然国际社会早就注意到跨国公司行为给东道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以及20世纪以来贸易自由化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因而对于跨国公司的国际规制显得尤为艰难。2000年6月27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通过的《OECD关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指南》是直接针对跨国公司行为的最新成果，但如同先前国际社会通过的一些守则一样，该指南并不是一个国际性的立法，对跨国公司来说不具有约束力。跨国公司对有利自身的此类守则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接受，但涉及到约束其行为的守则，则不予理会。
如前文所述，跨国公司企业营业地在东道国境内，其一切经营活动在东道国境内，应遵守东道国的法律，东道国对于跨国公司理应有管辖权。因此，对于跨国公司的本国规制才是重点所在。对于跨国公司的规制，英美等国均以本国的反垄断法进行调整（英美等国对于跨国公司的规制集中于在其本国形成的垄断，而对于本国的跨国公司在国外的投资则表现出大力推进贸易自由化、进一步放松管制的态度）；在发展中国家，对此类问题大都处于探索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印度的贸易自由化是不彻底的，其努力塑造信息大国形象，大力扶持本国的IT产业。印度面对WTO对其政策的不满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能得到充分保护的情况下，政府对贸易的介入是合理和必需的，除非WTO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具体的、切实可行的保障条款。
三、我国在WTO规则下对跨国公司的规制方式
跨国公司形成垄断、阻碍相关产业发展、使我国消费者面对其高额的利润掠夺、背离我国对外资引进的初衷，这些现状是我国对跨国公司的规制的必要性体现。我国相关法律的缺失也使得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毫无顾及地进行垄断行为，如对我国优势行业的强势企业近乎全行业的并购，全然不考虑市场的集中度和垄断趋势。因此，对于跨国公司滥用优势地位行为进行规制以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使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能真正促进经济的正常增长，使我国的消费者能从跨国公司的介入中得到真正的实惠，这些构成了对跨国公司进行本国规制的多元化价值目标。价值目标的多元化使规制手段或方式的多元化成为必需，对于跨国公司这一特殊主体在WTO规则下进行规制，仅以立法、司法或行政等单一的传统的规制模式是难以奏效的，而应通过在刚性规则指导下的软约束为主导的综合规制，具体表现为：加强民间组织的力量并以下几种方式的并行来抑制跨国公司滥用优势地位行为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充分重视民间组织的力量，赋予其一定的权利，作为对跨国公司规制的主要力量。此为对跨国公司的软约束。
市场中发生的状况由市场中的主体来解决更具可接受性。近年来，各国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发展的很快，它们有着各种不同的宗旨和目标，例如劳工联合组织、消费者协会、环境保护团体、国际媒体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由于这些组织是成员通过自愿的方式组织在一起，他们会为了自己的目标坚持不懈地工作，许多跨国性集团和金融机构的贪赃舞弊行为也是由一些民间组织得以公开曝光并使之得到有效遏制，民间组织维权逐渐成为对抗强势群体、维护自身权益的一种有效途径。我国的民间组织还处在发展之中，有着自己的特点——民间组织在法律的框架内设立，与政府部门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如较成熟的消费者协会，即是一种半民间半官方的组织形式。虽然我国民间组织受规模、数量和广泛性的限制，目前还无法形成一种制衡机制，但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力量。如武汉野生动物园的“砸布事件”，面对奔驰公司不负责任的行为，部分车主事后自发组成了“奔驰汽车质量问题受害者联谊会”，向奔驰公司主张权利。在这样的态势下，奔驰中国有限公司才与车主们协商，做出友好的表态。对于“砸车事件”本身本文不予评论，但结合此前发生的东芝笔记本电脑事件和三菱“帕杰罗”越野车事件这些国际著名跨国公司的不负责行径，通过民间组织的行为对跨国公司进行约束的结果显示出了比政府出面更方便、更快捷的优势。因此，我国应该鼓励此类民间组织的发展，不仅在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保护民间组织的发展[6]，而且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适应现实需要而产生的民间组织也应予以支持，在合理的权限范围内，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包括对一些事件信息、形成一定的消费者联盟等，对跨国公司进行软性约束[7]，这也正符合WTO规则所倡导的削弱政府的投资管理权的发展模式。
（二）确立规则体系来约束跨国公司的行为。
鉴于跨国公司在目前世界经济体系乃至政治环境中的影响，传统的刚性的规制方法逐渐为弹性规则所代替，并且在WTO规则之下的我国也不可能采取完全的刚性规则来约束跨国公司的行为，而应通过完善竞争规则和产业规则对跨国公司在我国的行为进行调控。但也需明确的是，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毕竟是在我国国内的行为，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我国对其在国内的行为有着当然的管辖权，而且竞争规则和产业规则也是在刚性规则的框架内产生，民间组织的运行也需在刚性规则的指导下进行，因此，对其跨国公司规范的刚性规则同样不可缺少。我国目前尚未有专门的《反垄断法》，这一缺失使我国企业面临跨国公司的限制竞争等滥用优势地位的行为时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相关政府部门的规制显得底气不足，民间组织的软性约束也只能寻求边缘性突破，无刚性规则的底蕴使得规制无法触及其本。故我国在竞争规则的制定之中理应尽快制定刚性的《反垄断法》等法律规范，结合产业指导规则，运用刚柔并济的规则体系指导民间组织运行，政府管理部门的投资管理权也因此获得规制跨国公司的正当性依据。
（三）利用媒体等第三方对跨国公司进行监督，建立一定的评价机制。
跨国公司皆以利益为其行为导向，从其长远利益来看，每一家跨国公司都不希望在足够广的范围内有对其不利的报道或舆论出现。从其根本来说，跨国公司大都愿意与东道国能和谐地相处，但在某种特定利益的驱使下，某些跨国公司也可能借其巨大的实力做出不顾东道国利益的行为。如果我国能建立起一套评价机制，客观地对跨国公司的行为进行评价，并通过一定的方式将评价回馈到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当中，跨国公司对于自己的行为也会自觉地加以约束，以防止可能出现的不利的国内、国际影响。在这一套评价机制中，媒体（并非仅是国内媒体）应担当重要角色，广义上的消费者作为评判者，使跨国公司能预测自身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以此评价机制激励其正当行为，约束其滥用优势地位等不正当行为。
以民间组织机构力量为主导，加之一定的规则体系为规范，辅之以评价机制，三方面相互渗透，缺一不可，构建起对跨国公司本国规制的初步框架。在这一框架之中，重点是在刚性规则体系指导之下的软约束，刚柔并济，“软硬兼施”，使本国规制的每一步均符合我国作为WTO成员方所承担的义务，没有给跨国公司设定过多的限制，而是在进一步营造鼓励投资、改善市场准入条件、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对于跨国公司滥用优势地位的行为进行约束，此种规制有利于跨国公司在我国的长远发展，最终有利于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也符合我国引进外资的初衷，达到“双赢”的效果。
参考文献：
1董世忠主编，《国际经济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第416页
2顾玲妹《对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反垄断规制——从思科诉华为案谈起》，《国际贸易问题》2005年第2期
3张瑞萍《WTO规则下跨国公司行为规制方式分析》《现代法学》2005年5月
注释：
[1]本文中“本国”仅指我国大陆地区。
[2]董世忠主编，《国际经济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第416页
[3]顾玲妹《对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反垄断规制——从思科诉华为案谈起》，《国际贸易问题》2005年第2期
[4]张瑞萍《WTO规则下跨国公司行为规制方式分析》《现代法学》2005年5月
[5]经济学术语，指一方所得即为另一方所失，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宁可使得对方一无所获。
篇9
跨国投资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依据所涉及到的现行税法（不限一国一地），在税收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利用国际税收差别及有关国家税法的不完善和漏洞，充分运用纳税人的权利（即法定的最低限度的纳税权），通过事先对跨国经营组织形式、投资地点、投资方式和交易活动进行适当而周密的安排和筹划，以公开或接近公开的合法手段，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纳税支出，以谋求最大限度地节约税收成本的利益，实现企业税后利润或现金流量最大化。跨国投资税收筹划亦称国际税收筹划，实质上是一种避税计划。虽然各国对避税概念的认识存在差异，但多数认为应将国际税收筹划严格地限制在狭义的国际避税或正当避税、顺法意识避税的范畴。国际偷逃税是指纳税人在纳税义务已发生并且确定的情况下，滥用税收协定或采取不公开的具有欺诈性和隐瞒性的手段，以逃脱其实际纳税义务的行为，其结果不仅与税法的立法意图相违背，而且与法律不相符合。这些不当避税或逆法避税的作法，相对于国际税收筹划是有本质区别的。
2跨国投资税收筹划的空间
跨国投资税收筹划的内在动因（根本原因）在于每个跨国纳税人都有着减轻自身纳税义务、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强烈愿望。而外在原因是不同国家在税制结构、税收管辖权、经济源、税源、税基范围、课税对象和税率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和税收优惠政策存在差异，不仅为国际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和机会，更使其较国内纳税筹划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此外，为了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现今国家与国家之间普遍都签署了双边的全面性税收协定，根据协定，缔约国双方的居民和非居民均可以享受到许多关于境外缴纳税款扣除或抵免等税收优惠政策，这也为国际税收筹划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跨国投资者通过对不同国家间的税制差异和税法漏洞的发现和利用，不仅能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且能为消除和减轻跨国纳税提供强有力的制度及法律保证。
3跨国投资税收筹划的策略
3．1利用避税地进行税收筹划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为了吸引外国资本流入，繁荣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对外国政府和民间投资者在此投资经营所得与资产免税或按较低的税率征税或实行大量税收优惠政策，为投资者提供不纳税或少纳税条件，称为国际避税地（亦称国际避税港）。国际避税地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是“纯国际避税地”（又称无税收管辖权的国家或地区），即不开征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以及一般财产税的国家或地区；第二种是“半纯国际避税地”，即完全放弃居民税收管辖权而只实行地域税收管辖权的国家或地区；第三种是“特别国际避税地”，即尽管按照国际惯例制定税法并实行征税，但对某些类别的公司却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的国家和地区。
一般情况下，利用国际避税地减轻税收负担筹划基本策略有如下几种：
（1）把境外企业开办在“半纯国际避税地”或“特别国际避税地”，从事正常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从而享受在所得和资产以及其他方面的减免税优惠。
（2）虚设避税机构。有的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全球税负最小化的目标并便于在海外调拨资金，往往在国际主要避税港设立一个子公司，然后把其总公司制造的商品直接推销给另一个国家，在根本未经过避税地子公司中转销售的情况下，制造出一种经过子公司中转销售的假象，从而把母公司的所得税转移到避税地子公司的账上，达到避税的目的，并且减少了海外资金调拨的难度。
（3）以基地公司作为信托公司。因为避税地对财产税实行减免征收，可在避税地设立个人持股信托公司，然后将其财产虚设为避税地公司的信托财产。而所信托的财产实际上在几千里以外，资产信托人和收益人也不是避税地居民，但信托资产的经营所得却归在信托公司名下，并通过契约或合同使受托人可以按其意愿行事，从而达到避税目的。
（4）通过组建内部保险公司来转移利润。所谓内部保险公司是指由一个公司集团或从事相同业务的公司协会投资建立的、专门用于向其母公司或兄弟公司提供保险服务以替代外部保险市场的一种保险公司。利用内部保险公司进行跨国税收筹划的具体做法是：在一个无税或低税的国家或地区建立内部保险公司，然后母公司和子公司以支付保险费的方式把利润大量转出居住国，使公司集团的一部分利润长期滞留在避税地的内部保险公司的账上。内部保险公司在当地不用对该笔利润纳税；而这笔利润由于不汇回母公司，公司居住国也不对其纳税。
3．2利用企业组织形式进行税收筹划
企业组织形式不同，所承担的税负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此选择合适的企业组织形式对于实现减少纳税的目的也十分重要。企业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种：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这三种组织形式所适用于的税法规定有很大差别。对于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来说，只对独资企业的业主和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从企业所获得的收入按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交纳所得税。股份有限公司除要按公司的收入计算交纳公司所得税外，其股东从公司分得的股利还需按个人累进税率计算交纳个人所得税。并且公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可以将其已经支付给股东的股利从收入中扣除，公司的收入实际上就承受了双重课税，其综合税负率可达46．4％。因此，对于规模不大的企业，采用合伙企业的组织形式较合适。
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则主要有两种组织形式：一是设立分公司，二是设立子公司。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子公司是依照东道国的相关法规注册登记成立的独立法人，而分公司则隶属于公司。从税收的角度分析，不论是子公司还是分公司，都应在其所在国缴纳所得税。但是大多数国家对该国注册登记的公司法人（子公司）与外国公司设在该国的常设机构（分公司）在税收上具有不同的规定。前者往往承担全面纳税义务，后者往往承担有限纳税义务。此外，在税率和优惠政策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
（1）子公司具有东道国法人居民身份，因而可以享受东道国提供的包括免税期在内的各种税收优惠待遇，以及东道国与其它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所提供的所有优惠。而分公司由于是作为母公司的组成部分之一被派往国外，则不能享受这些优惠待遇。
（2）子公司的亏损不能汇入母公司所在国企业，而由于分公司与总公司属于同一法人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亏损大都可以直接抵免总公司的盈利，以减少公司的总体税负，因此需考虑境外企业在最初几年是否能够盈利的问题。一般而言，多数长期投资项目在前几年会亏损，因而自然是以分公司的形式进行对外投资为佳。
（3）设立子公司可以享受延期纳税的优惠。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规定跨国投资企业的海外子公司的利润在未以股息形式汇回之前，母公司可不必为这笔利润缴纳所得税。譬如美国《公司所得税法》就有此规定。而子公司与总公司是同一法人，其利润不管是否汇回，都应并入总公司所缴纳或补偿所得税，不享受递延纳税的好处。
（4）要考虑股息及税后利润汇出的预提税。除了企业所得税外，许多国家规定外国子公司应就税后利润汇回母公司的部分再征收预提所得税；而对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税后利润，则征收“分支机构税”，此税相当于对其分配股息所征收的所得税。多数国家在征收分支机构税时，是就分支机构全部税后利润征收，即不论这笔利润是否汇往总公司作为股息，都要征收此税；也有些国家只就分支机构未再投资于固定资产的利润征税；还有些国家只就利润的汇出部分征税，也称为“汇出税”。因此，跨国投资者应权衡和比较子公司预提所得税和分支机构税，选择更为有利的组织形式。
子公司与公司两种形式各有利弊，如何在两者之中进行选择，取决于许多财务性的和非财务性的条件。一般情况，许多跨国公司就是在经营初期以分公司的形式在海外经营，直到分公司开始盈利后，再设法使其成为子公司。但必须注意的是：该种转变产生的资本利得可能要纳税，事前也许还要征得税收和外汇管制当局的同意。
3．3利用各国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税收筹划
各国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在其它条件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税收优惠政策自然成了考虑的重要因素。利用各国对引入外资的优惠政策进行纳税筹划，也是一种重要方法。
（1）投资项目和区域优惠。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税收优惠的重点放在高新技术的开发、能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上。而发展中国家为了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税收鼓励的范围相对广泛得多，往往对某一地区或某些行业给予普遍优惠，优惠政策相对也要多一些。例如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就为外资进入提供低税或免税优惠政策，税收优惠通常以所得税为主。
（2）扣除项目优惠。某些经济发达国家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固定资产的折旧可以采取加速折旧和缩短折旧年限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美国规定期限为3年、5年、7年的公司财产，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折旧法，折旧期限为15年和20年的公司财产，采用15％的余额递减折旧法；有些国家税法还允许计提某些准备金，包括重置准备金。
（3）亏损减免优惠。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了亏损减免税的优惠政策，但减免期限不同。荷兰是税率较低，且税收优惠政策较多的国家之一，该国规定公司任何年度的亏损都可以从未来8年内所得中扣除，且公司存在前6年中的“经营亏损”，可在未来不受限制的年度中的所得中扣除。
（3）资本利得减免优惠。一些发达国家为了鼓励资本流动、活跃资本市场，对资本利得采用较轻的税收政策甚至免税。例如位于欧洲西部的卢森堡，从1929年起对持股公司实行一种特殊的税收优惠，几乎免征了一切所得税、资本利得税、预提税和个人所得税。只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新增资本课征1％的资本税和对公司的股份资本课征0．2％的财产税。在这些国家投资的跨国纳税人如能及时调整财务政策，尽量将流动性收益转化为资本性收益，就会获得相当可观的效果。
（4）利用国际税收协定网络合理避税。国际税收协定一般是指国与国之间签订的避免对所得和资本双重征税和防止偷逃税的协定。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缔结双边税收协定这一方式来解决国际双重征税问题和调整两国间税收利益分配。为了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缔结国双方都要做出相应让步，从而达成缔约国双方居民都享有的共识。如瑞士与英、美等30多个国家缔结了全面税收协定。瑞士预提税税率：一般股息为35％，对协定国降为5％、7．5％、15％或20％；利息为35％，对协定国降为5％、7％、15％或20％；特许权使用费不征税。一般这种优惠只有缔约国的一方或双方的居民有资格享受。但是，当今资本的跨国自由流动和新经济实体的跨国自由建立，使其可以与税收协定网的结合成为可能。跨国纳税人可试图把从一国向另一国的投资通过第三国迂回进行，以便从适用不同国家的税收协定和国内税法中受益。我国也已与83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所以跨国投资纳税人在进行税收筹划时一定要注意这些对外缔结协定的情况，把税后所得分配到有税收协定关系的所在国，这样可以享受较低的预提税税率。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成大势。分析了由于各国税制差异及税法漏洞所形成的筹划空间、可能面临的外在和内在风险等相关问题，提出了国际税收筹划的三个主要的、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策略。
篇10
关键词: 国有企业;“走出去”;风险;对策;后危机时期
一、引言
目前,各国政府针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救助行动已经收到一定成效,各种经济刺激政策和金融稳定政策效果已经逐步显现。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的同时,世界经济企稳回升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世界经济会进入一个新的常态运行阶段,即步入后危机时期。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国内不少企业就已经开始筹划在非常时期的“走出去”战略。国际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新的机会又开始出现,给国内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注入了新动力。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企业必然要走向世界。后危机时期的到来对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国有企业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会。
首先,根据历史经验,每一次危机都会推动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的升级和发展,带来经济、社会格局的深刻变化。在此次世界产业结构布局调整和转移过程中,全球投资与贸易格局也将呈现出新的变化和特点,发达国家经济恢复带来了新的投资需求。
其次,国内许多行业出现了大量过剩的生产能力。国内市场已不能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必然要以各种方式走出国门。同时,近年来我国企业在传统出口贸易中频频遭遇反倾销和反规避的制裁,金融危机的发生促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企业必须以新的方式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去,对外直接投资或者跨国并购将成为必然选择。
第三,我国巨额外汇资产需要通过海外分流实现保值增值目标。截止到2009年11月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22726亿美元。规模如此庞大的外汇资产,结构却不尽合理,有必要进行有益的多元化投资尝试。
第四,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国资产迅速贬值,资本市场流动性不足,欧美国家放宽对外国企业的投资限制。“走出去”战略是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鼓励企业“走出去”,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
第五,提高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建立跨国企业的需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化,跨国企业集团正逐渐成为全球市场竞争的主体。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一直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国企“走出去”,可以站在更高水平的平台上参与竞争,促进其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断创新提升。
面对有利条件,国有企业若能把握住“走出去”的良机,加强对境外资源的开发和综合利用,可能获得跨越式的发展,但其中也隐藏了不可忽视的风险,若盲目跟风,会遭受重大损失。因此,防范风险是国企 “走出去”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后危机时期国有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从经济发展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对拓展国民经济发展空间和促进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狭义上的“走出去”战略主要是指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一直以来,我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在开展对外投资合作业务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后危机时期,由于发展环境的起伏波动,国有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必须重视的风险。
(一)金融风险
1.汇率风险
今年下半年以来,世界金融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国际外汇市场变数依然很大,人民币汇率变化趋势也不甚明朗。汇改之后,人民币汇率走势更显市场性特征,有涨有跌。从经济基本面来看,中国经济基本面依然相对良好,决定了人民币的强势货币地位。在市场化环境中,汇率升贬都是正常的,不排除出现人民币阶段性贬值的可能,这取决于国际市场上美元的走势。金融危机暴发后,虽然美元一度发行泛滥,但以美元为主导的金融格局依然难以改变,美国也不会轻易放弃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美国是唯一能够通过政策真正左右汇率的国家,美元汇率走势决定其他货币汇率走势。危机背景下,美元汇率主要是战略工具,兑欧洲货币将继续走强,以削弱其对美元的挑战兑主要亚洲货币可能会略有走弱,但不可避免地会有异常起伏和波动。
2.利率风险
利率变化的不确定将增加国有企业国际投融资的成本。投资价值与利率水平的变化存在负相关关系,利率的不稳定也将增加国有企业预期收益的不稳定。金融危机发展到现在,各国仍在不断的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以求稳定快速的走出萧条。不同国家在促使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优化资金投向的措施不尽相同,从而造成各国利率频繁变动的风险。
3.衍生金融产品风险
衍生金融产品是从货币、股票和债券等基础金融产品派生而来。此次金融危机暴露了中资银行和企业在金融衍生品交易方面的制度缺陷。衍生品交易的杠杆性、虚拟性和跨期性等特点,可以小搏大获得巨额利润,但亏损也将成杠杆式的被放大很多倍。银行金融衍生品是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自2008年下半年来,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一批国内企业和机构都因从事衍生品交易而遭受严重亏损。2008年欧元长短期利率出现罕见倒挂现象,使原以为风险不大的企业损失惨重。一系列巨亏事件警示国有企业在“走出去”时,必须审慎投资金融衍生品。
(二)政治法律风险
国有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政治风险主要体现在东道国的重大政治变更及政治突发事件等因素给企业跨国投资经营战略带来的影响上,当企业投资涉及东道国的重大国家利益时,东道国政府往往会动用法律或政策手段直接干涉投资项目,从而导致经济项目的政治化处理。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和政府存在密切联系,这种政府背景会使东道国政府有所顾虑,国企可能会遭遇东道国政府机构或社会团体等力量的阻挠,由此导致成本上升、成功率下降及在东道国经营难度加大等状况。2009年2月,中铝与力拓签署协议后,澳大利亚不少反对党议员和民众对这项投资公开表示反对。澳政府认为力拓与中铝的交易损害了国家利益,迟迟不给中铝的交易方案放行,力拓董事会也承受了较大的压力。同时,力拓的部分股东也担心中铝收购力拓后,公司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难以达到企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此外,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西方国家鼓吹的“中国”等各种意识形态也对我国国有企业“走出去”形成政治干扰。
法律风险主要指来源于东道国的法律风险,各国都有不同的法律法规管理和规范本国外的企业在国内的投资经营活动。“走出去”的每一步都需要符合东道国的法律要求,我国国有企业在在国际化运作方面缺乏成熟的经验,不重视东道国法律,甚至有意规避,不做充分的尽职调查,通常会违反其证券法、反垄断法、行业法等。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往往相互转化,当东道国认为企业的投资经营活动影响到本国利益时,有可能通过临时制定或修订法律法规的形式进行特别控制。
(三)文化风险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包括风俗习惯、、家庭制度、道德观、价值观商业贸易习惯和消费习惯等等。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我国国有企业要成功“走出去”,必须融入当地的文化氛围中。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经营的时间短,缺乏经验,主动适应性还较差。许多国有企业把在国内形成的思维定式带到国外,在异国的经营策略没能够及时、灵活地调整,以至于与当地文化形成冲突,使企业经营陷入困境。国有企业在实践中往往对中外文化差异缺乏足够的认识,不能有效地将海外文化与自己的企业文化融合起来。金融危机使各国经济蒙上了阴影,尽管当前全球经济在缓慢复苏,但国际上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已有抬头倾向,从而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也愈加突出。
(四)经营管理风险
当前,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总体水平还不高。我国企业总体上还处于转换机制、学习和适应国际化经营的阶段,无论技术实力还是国际竞争经验,都处于弱势地位。部分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机制不活、管理不善,未能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缺乏全球化战略意识和现代化经营管理手段,在经理念和方法上都无法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
首先,许多国有企业缺乏清晰的战略规划,在向海外扩张时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战略重点,一些投资决策带有浓厚的机会主义色彩,从国际化发展战略目标来看,不少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目的是为了荣誉、名声,不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仅是为“走出去”而“走出去”,而不是可持续发展。
其次,我国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研发的能力相对较低,多以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自己“走出去”的发展定位,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没有形成独特的优势和竞争力。这是国有企业面临的严峻问题,也是导致“走出去”失败的重要原因。
第三,缺乏高素质的跨国经营人才是国有企业“走出去”所面临又一障碍。企业进行跨国经营需要大批高级的金融人才、管理人才和法律人才,他们不仅要熟练掌握外语,还要通晓国际法和国际商业惯例,而我国国有企业恰恰缺乏这方面的复合型人才,往往过于依赖国外的银行、律师和一些国外中介机构,这不仅影响到中国企业的正确、及时、科学的决策。
(五)制度风险
我国的国有企业“走出去”相关制度尚不完备,缺乏对外投资保护机制。企业从事跨国经营,面临着较大的政治、经济等风险。目前,我国政府的对外投资促进体系还不完备,在对外投资风险担保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上还几近空白。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几乎是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独自承担对外投资的政治和经济风险。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为鼓励本国企业“走出去”,往往通过提供优惠的政策,建立必要的对外投资保障体系和保险制度,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等措施来保护本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鼓励和引导企业开展跨国投资经营。
我国对外投资经营项目核准程序仍不顺畅。按规定,不同类型和金额的对外投资项目要经过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及地方相关主管部门的核准,需要企业报送的相关材料虽然有所减化,但仍相对繁杂,企业还是很难在短期内完成审核。另外,国家和地方的外经贸主管部门之间还存在分工不清、相互牵制的问题,令企业无所适从。
三、中国国有企业化解走出去风险的对策建议
国有企业“走出去”时会面临各种风险,只有具有全面风险管理能力,才能成功走向世界。国有企业自身和政府都应采取相应措施,不断提高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优化企业“走出去”的国际国内环境,培育出有国际核心竞争力的跨国企业。
(一)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规避金融风险
衍生金融工具除了具有高风险的特征,还具有套期保值的作用。企业规避金融风险的关键是要选择合适的避险工具和产品。衍生金融工具就可以帮助企业锁定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可选择的工具主要有远期金融合约、金融期货合、期权合约、互换等。企业通过衍生金融交易可以对未来将要发生的外汇收支提前确定。金融衍生工具的基本职能在于锁定价格波动,进行风险的控制。风险资产持有者为消除风险而利用一种或多种衍生金融工具进行反向对冲交易。但杠杆性、虚拟性等特征使得金融衍生商品的交易有脱离原生性金融商品的趋势,通常其市场规模远远大于原生市场的规模。在控制不当的情况下,可能加剧风险的程度。有时会产生重大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风险事故,形成重大损失。因此,在国有企业进行衍生金融产品交易规避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必须对其加强监管,防止忽视风险的投机行为。
(二)完善相关制度安排,提高国有企业应对风险能力
国有企业在“走出去”时,必须对风险保持清醒认识和正确估计。不断提高自身应对风险的能力,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首先,继续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大改革力度,理顺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步伐。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塑造真正承担决策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要学习和借鉴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的管理经验,建立产权明晰、管理科学、投资主体多元化、激励与约束机制对等化的公司制度。
其次,提高国企自主创新能力,培养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决定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和命运,决定了跨国公司的成长速度和存续时间。培育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己的品牌。国有企业要成功“走出去”就必须拥有创新意识和国际化品牌战略意识。
第三,尽职调查东道国市场,全面融入当地环境。国有企业要走出国门,开展跨国投资经营活动,必须对东道国的政治环境、法律环境、投资环境、文化环境口等各方面进行全面分析和判断。尤其要注意与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相符合,融入当地文化,并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够赢得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尊重,企业才能得到较好的发展环境。
第四,培养和引进跨国经营人才,建设国际化人才队伍。国有企业要发展跨国投资经营,须尽快制定人才战略,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培养和引进高级复合型人才。通过培训计划提高本企业人员的跨国经营能力需要较长时间,所以还可考虑同高校合作和从国外引进人才等途径。另外,也可采取人员本地化战略,直接从东道国聘用管理人员。
(三)以产业集群的模式抱团“走出去”
为摆脱传统出口产品受制于他人市场的弊端,国有企业可以考虑在境外建立工业园区,把产业链整体转移到东道国,尝试输出产业集群的新模式。这种模式是国有企业实现从出口产品向“输出”企业,再到“输出”产业集群的战略转型的关键一步,可以提高项目的成功率,增加抗风险能力。当前正值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而产业集群,特别是现代产业集群就是这个机遇期的关键点。国有企业应抓住机遇,为集群抱团“走出去”发展现代产业集群。可以选择不同方式:国内已形成的成熟产业链同时输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先“走出去”,产业链上下游的相关企业待条件成熟后再进入国际市场;研发和营销机构建在境外,生产企业在国内,内外联动。第三种方式已经成为浙江外贸的“两头在外”发展战略,一头是营销在外面,在境外建立营销机构,另一头就是研发在外面,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到海外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的档次和技术含量。目前,浙江省已创办了8个境外工业园,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越南、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得益于发展战略的转型,在全国进出口走势仍处于下降通道的形势下,浙江的几个主要外贸指标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
产业集群的模式抱团“走出去”的模式对于产业升级转型、优化国内产业结构,缓解国内资源环境压力,扩大自主出口,打造品牌形象有重要意义,同时还可以促进出口方与进口方的合作共赢,带动东道国经济发展,为“中国制造”塑造新的国际形象。
(四)建立健全对外投资保险制度
为降低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政治风险,一些发达国家在二战后先后实行了对外投资保险制度,对本国对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障或保险。目前,国有企业的跨国投资经营主要集中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面临很大的政治风险,如战争和内乱等,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国家征收、没收、国有化、东道国国际收支困难、外汇管制、投资领域限制或禁止等等。我国对外投资保险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应借鉴美、德等发达国家经验,不断对其进行完善,以保护“走出去”企业的经济利益。对外投资保险制度不仅涵盖政治风险,还应包括金融、法律等风险。跨国投资经营者在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保险后,若承保的风险发生而造成损失,则由本国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而后代位取得对外投资者的权利,包括向被投资国政府的索赔权,这样可有效减少投资者后顾之忧。
(五)积极发挥责任政府、服务政府职能
“走出去”战略是一项国家长期战略,离不开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
首先,政府应简化完善企业境外投资经营审批制度。按照权责统一的原则,改革境外投资审批制度。资金来源是掌握审批标准的主要依据,对利用商业银行贷款和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跨国投资经营的国有企业,由企业提交投资报告,有关部门登记备案并进行事中和事后监管,由投资主体和相关金融机构承担投资风险。对政府财政拨款或使用国家外汇进行跨国投资经营的项目,应严格审批。政府的审批应强化宏观控制与服务职能。依据“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把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同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职能分开。审批的重点一方面在于审查投资主体资格。即是否具备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和资产状况、有无境外经营和管理人才、有无逃套汇等违规行为等。另一方面,应从国家安全、境外资产总体效益出发,进行宏观控制。
其次,加大对国有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及信息支持力度。在财政、信贷、保险、税收等方面制定的扶持政策,协助企业拓展融资渠道,鼓励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信贷支持。相比企业,政府占有更多有关投资目标国的政治状况、宏观经济、与外资投资有关的法律、税收框架、政府管理程序等基本信息。政府应采取多种形式组织信息采集、建立可靠的信息传播机构和渠道,为企业提供咨询、培训服务,邀请企业参加国家大型商务洽谈活动。
第三,积极扩大政府间合作。虽然我国已和上百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但这些协定大多数是中国以投资东道国的身份签署。在条件成熟时,我国还应积极参与自由贸易区,参加区域层次的投资保护协定,建立并维系与被投资国政府的紧密互信关系,为双方企业间的跨国投资经营建立起一定的框架条件,降低政治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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