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法治思想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统文化中的法治思想，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无讼思想法治建设儒家思想

一、传统文化中的“无讼”思想概述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诉讼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指封建社会的文化，在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各种思想交融，其中儒家思想深入其中。儒家文化不仅直接促使产生了封建法律制度，还固定了民众的法律意识，继而形成了中国传统的诉讼观念。我国的诉讼观念根植于传统法律文化中，其形成源于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诸多因素，中国传统社会以礼立国，以礼施政、以礼立法，根本上决定了传统诉讼观念的归属。而孔子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更是诠释了传统的诉讼观念———无讼。至此，“无讼”几乎成了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事实上，传统诉讼观念中除了“无讼”思想，还演化出了“息讼”“、厌讼”、“耻讼”等思想。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意识中最理想的状态，是统治者所倡导的诉讼意识。在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下，统治者压制诉讼以达到社会繁荣稳定的景象，并通过宣扬儒家伦理法律观：“礼”“义”“仁”思想、重德耻法等，让民众逐步形成一种“耻讼”意识，即打官司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是道德败坏的表现。无论是“厌讼”、“息诉”、还是“耻讼”，都是民众所追求的“无讼”，构成了中国传统的诉讼观念。中国传统诉讼观念其实质是追求纠纷在表面形式上的消失，并非是在法治的基础上使矛盾、纠纷得到公平、公正的解决。在社会主义法治化的进程中，传统诉讼观念制约了权利意识的伸张，束缚着法律意识的发展，进而影响法治建设。

（二）无讼思想的内涵

“无讼”，从字面上理解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出现冲突和纠纷不是通过诉至官府，寻求法律的强制手段来解决，而是通过相互间的妥协与退让而解决;二是通过道德教化等手段使人们无争无讼，使得任何纷争都能得到及时化解，甚至没有形成诉讼的可能，做到禁之于未然。“无讼”思想注重和睦，尽量避免诉讼的发生，“无讼”秉承儒家思想，而“和”是儒家的精髓。诉讼则意味着对和谐的破坏，即只有达到无争无讼才能实现天人合一。儒家思想的“以和为贵”、“以人为本”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这种儒家特有和谐观、息讼止争和追求无讼的主张对传统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传统社会中，人们都是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生活，即使发生纠纷也是内部矛盾，由家族内部人员调解。如果有人一发生纠纷就诉至官府，不但影响彼此的关系，而且劳民伤财，有时甚至会反目成仇。这样必定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二、无讼思想在当代延续的必然性

（一）人情规范在社会中仍起着重要影响

先生认为：传统社会是一种“礼俗社会”、“人情社会”，人情在社会中起着不可忽视的规范作用。尽管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法律文化指导社会依靠人情来规范。“德”、“礼”、“义”仍是社会的主导思想、备受推崇。人们靠着德与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也以此评价别人的行为。法律虽然为社会提供了行为规范，但人们还是希望通过道德来教化、规制他人的行为。虽然道德与法律一起发挥着规范市场秩序和人们的行为的作用，但是道德调整的范围较之法律调整的范围仍是很宽泛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仍是以人情为纽带、道德为依托的。

（二）控制手段之间的相互排挤

法律作为众多社会控制手段中的一种，与其他控制手段一起发挥着协调社会的功能。众多控制手段，互相配合的同时也会出现相互之间的排挤。政策对法律的调控空间排挤最大。从本质上讲，法律、习惯都属于制度的范围，因而无论是法律还是不同的习惯，都可以使人们对于自己的交往与行为产生合理的预期，进而规范人们的行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虽然取得一定成功，但是法律运用较少，加之人口众多法律知识传播较慢，基本常识比较缺乏，都使得传统习惯较之法律有更大的存在和发展空间。并且习惯更具有灵活性，在国家强制力介入伤害交易双方信赖基础时习惯就成了首要选择，其作用范围更大。这种更为温和的解决纠纷的方式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对于日后的交往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少。所以说，习惯对法律调整空间的排挤为“无讼”思想的存在和发展留下了空间。

（三）诉讼的高成本的影响

一旦诉讼即要面对高成本、高消耗。利益最大化是人们追求的目标，诉讼从心理层面到经济层面都是一种巨大的消耗。人们害怕付出高成本却没有收获，或者换来低回报而不愿诉讼，是人之常情。打官司有着严格的程序，复杂的手续，必要的诉讼成本。最重要的是，有些司法素质、工作效率不高，这无形中增加了诉讼的时间成本。而且即使得到判决，判决的执行也是经常要面对的问题。诉讼中经济的支出也在所难免，比如请律师提供的费用，由此产生的误工费等等。当事人还要面对社会心理成本的付出，被认为有失“体面”、伤害了信赖关系等都使得无讼成为首选。

三、无讼思想对法治建设的影响

（一）无讼思想对法治建设的积极影响

“无讼”的前提是不争，它体现了人们对和谐的向往与追求，这种和谐的思想在法治领域的体现就是“无讼”。所以，“无讼”是和谐社会在司法上的要求和反应。古代“无讼”社会“礼法互补”、“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给我们现代社会最大的启示就是德法并治，德治和法治并举，综合运用道德、法律和公序良俗以及舆论引导等各种方法来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另外“，无讼”思想推崇道德教化，有助于培养全体公民良好的道德规范，为以德治国培育良好的社会土壤，无讼思想有利于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结合。古代“无讼”思想下的调解手段是现代人民调解制度的渊源，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应该合理利用好人民调解制度，妥善解决人民内部纠纷，本着互谅互让、公平合理的原则，自愿达成和履行调解协议，把双方原有的良好关系继续保持下来，不至于矛盾加剧、关系恶化，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也节约了司法资源，为促进和谐社会做出了贡献。

（二）无讼思想对法治建设的消极影响

1“.无讼”法律文化妨碍人人平等法制观念的认同。

如上所述“，无讼”思想根植于儒家传统文化中，君君、臣臣、子子，等级森严，高低贵贱有着严格的差别。“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而是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这一点在今天的社会经济建设中尤为显著，市场交换主体事实上的不平等仍大量存在，严重制约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形成，“权力至上”等腐朽观念严重损害执法、司法的公正。百姓不信任司法救济，纠纷得不到解决，以至影响社会的稳定。法治社会要求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法律面前一视同仁、人人平等，严格按照公正的司法程序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社会纠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2“.无讼”思想尊崇“道德至上”。

“权利”的概念源于西方，是指受法律保护的个人利益，本身含有道德“正当”的意味。权利一语，“表达的是尊重个人，尊重他的尊严和价值，以及尊重他作为自主的道德行为者的地位。”而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道德至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传统思想中是没有“个人权利”这个概念的。国家一个大家庭，个人是家里的一份子。每个人对国家都有着责任，人人都是兄弟姐妹都应该遵守“礼”的原则。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在与他人的利益冲突面前，是懂得礼让和妥协的。在儒家思想教化下，法律的目的不是化解纠纷，维护公平正义、保护私有财产，而是抑制、消灭人的私欲，做到使民不争。争财成讼历来为官府和舆论不容，甚至有言：“良民畏讼，莠民不畏讼；良民以讼为祸，莠民以讼为能……”。在一般人的观念中，但凡是诉讼都是不可取的。“无讼”就是从思想上否定人的私欲，忽视人的权利诉求，并用严酷的刑罚加以威慑，这是导致民众忽视权利意思的重要原因。正像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说，中国古代“很少甚至没有发展出民法保护公民；法律大部分是行政性和刑事的，是民众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无讼思想对法治建设的启示

（一）法律不是万能的，要重视道德教化

法律不是万能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需要道德的适当引导。当今，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而犯罪率也在急剧上升，传统文化中道德体系千疮百孔，人情寡淡。法治建设急需解决这种现象。但现代司法体制治标不治本，收效甚微。有人似乎忘记了法律的作用是有限的，法律不可能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较之下，道德教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无讼”思想由传统文化演变而来，强调人对其自身的约束，“克己复礼”。只有当法律与道德的精神相一致时，法律才有价值。只有在不背离道德的情况下，法律才能得到普遍的认同。以法律为主、道德为辅，可以弥补现代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紧张对立所造成的法律的僵化及普遍的道德冷漠。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应当重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倡“无讼”思想中的核心理念即和谐理念，才能减少资源浪费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摩擦，尽早实现法制化。

（二）借鉴以调解主导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无讼”思想重视多渠道、多元地纠纷解决办法，把调解作为解决民间纠纷，恢复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手段。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和谐稳定即反映了古人对和谐的追求，又有调解对解决民事纠纷的作业。所以调解制度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仍有借鉴价值。第一，调解不需要进入司法程序，简单并且行之有效。第二，法治建设固然要树立“法律至上”观念，但法律并不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唯一手段。加之我国历史悠久，传统习俗较多，法律不是纠纷解决的唯一办法，调解就是最为简单方便的纠纷解决方法。第三，中国是“熟人社会”，有时无法依靠法律一元手段处理纠纷。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人们必须关注周围环境对自己的影响和评价，对簿公堂往往影响人际往来，并且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现阶段，很多经济交易纠纷尚不适宜采取法律手段解决。第四，虽然中国经济正高速发展，国民素质有了大幅提高，但民众对法律规范仍然缺乏必要的了解，对法律程序存在偏差，不愿拿起法律武器解决纠纷，维护正当权益。借鉴“无讼”文化解决纠纷，应当加强民间调解，司法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协同合作共同完成民事纠纷的调解。

（三）“和为贵”等观念有利于法治建设的发展

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即为和谐，和谐指的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和谐发展状态，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这三个方面。事实上这与传统法律文化中“以和为贵”的精神是一致的“，无讼”思想传播了这种精神。在法治建设中对“无讼”思想进行客观分析是大有帮助的。法律作为调控社会关系的一种基本手段，最终要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或纠纷，以暴治暴的诉讼方式不能解决人们的思想观念问题。而和平解决纠纷才可以融洽各种社会关系。因此，以传统“无讼”思想的精华来扶正当前的文化无序和道德失范，调处纠纷，以缓和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这是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

五、结语

无讼观念虽然产生于传统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并非完全是糟粕而不能继承。尤其是在当下中国，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法律规范尚未完全，法治文明仍在全面建设下，传统的无讼观念是可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与价值的。在法治的视野下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讼思想，继承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革除弊端、创新思路，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梁志平.寻找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高道蕴,高鸿君,贺卫方.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4]孙利.中国传统无讼思想及其现时代价值[M].南京师范大学.2006.

篇2

关键词：传统文化；我国劳动法理念；消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在研究劳动法理念的时候，对于其中的精髓我们应予以充分肯定，并合理挖掘理；对于其中的消极因素，在发展劳动法理念和制定具体的劳动法律制度的时候应给予相当的重视。只有充分重视并探析这些消极因素的具体体现，才能在发展劳动法理念与制定具体的劳动法律制度时规避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充分发挥其积极的文化引导作用。本文认为，对于劳动法理念来讲，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的的两个消极因素便是追求群体本位、和谐统一的价值观与重等级、重人治的理念。

一、追求群体本位与和谐统一的价值观对我国劳动法理念的消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体本位观念由来已久。其中对群体本位观念经典的表达便是荀子所说的“人之生，不能无群。”“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按儒家的观点，作为主体的人主要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而是群体中的一员，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人”是宗法人伦关系中的义理的人，是内省的、利他的、与人和谐的道德主体。这种群体本位的观念早在先秦时候便已经有了。群体本位观念强调个体融于群体，个体利益应无条件地服从群体利益，个体对群体要自觉地承担责任和义务，以维护群体的和谐统一。但是，由于过度的追求和谐，极大地消解了个体的独立价值和自我追求，抑制了对个人价值及自我追求实现的渴望，使得我国古代社会广泛存在无讼、厌讼、贱讼、惧讼的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群体本位、和谐统一的价值观这一因素对于劳动法理念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了法律与制度层面，更体现在了现实社会生活之中。首先，群体本位的价值观过多地强调给予、奉献以及责任和义务，因而相对地消融了劳动者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使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相互依赖、索取，并衍生出平均主义，浓厚的人情关系，以及劳动者之间争名逐利的“窝里斗”等现象。其次，过分地追求群体本位，也不利于劳动者维权意识的养成。当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用人单位往往用个人利益需服从集体利益的大局观思想来消解劳动者的不满情绪，同时深受群体本位价值观影响的劳动者很多时候也用“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这样的思想来自我治愈。因而这样的结局便是劳动者的维权意识较低。笔者认为，虽然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是要有个侧重点，但是过分的强调集体利益，则可能导致用人单位以此为借口压榨和剥削劳动者的应得利益。最后，由于过多的强调和谐统一导致了“无讼、厌讼、贱讼、惧讼”观念的出现。这种“无讼、厌讼、贱讼、惧讼”的观念一方面会压制个体权利，导致劳动者权利意识的淡薄，另一方面，会影响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公正的实现。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追求群体本位、和谐统一的价值观对于劳动法理念的实践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消极的作用。

二、重等级与重人治的传统对我国劳动法理念的消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重权威、重等级。从荀子论述的“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与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后来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再到董仲舒《春秋繁露》中“三纲”的出现都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重权威、重等级的内涵。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理念的实践形成了以皇帝为最高权威的等级观念，使得上下尊卑分明，等级制度森严。另外，中国历朝历代当权者都十分重视吏治，推行人治，因此在我国形成了浓重的人治高于法治的文化氛围。在这样的环境里法治精神的缺失无疑成为了中国法制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等级的理念不利于劳动法理念中自由与平等价值的实现。重等级的理念源自于宗法意识。而宗法意识是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基本内核，至今仍然是世俗社会行事的重要准则。在中国古代社会，为了维护家长的绝对专制，儒家化的传统法律所重的是纲常伦理，而不是公平与正义，因而在宗法社会中，是无法自然生成公平、正义之法治精神。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等级的宗法意识是消解劳动法理念中法治意识的最主要因素。具体来说，在用人单位里面，不同的劳动者之间高低地位的划分，上下尊卑的分明这些都是重等级理念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重等级的理念，它一方面使得使劳动法律工具化，使得劳动法律规定成为上级说教下级的工具，另一方面在当劳动者与上级领导发生矛盾纠纷的时候，出于重等级的思想，很多时候并不是选择用劳动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人治的理念不利于劳动者尚法维权意识的养成。人治理念，与法治理念截然不同。在当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治理念对于法律至上观念的形成、依法办事习惯的养成都具有消极的影响。具体反映在劳动法领域，就是当发生纠纷的时候是法说了算还是人说了算。虽然，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依法维权的惯例，大部分劳动者能够根据劳动法律规范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在有的地方、有的领域，仍然存在用人单位领导个人的权威大于法律的现象。劳动者基于不懂法、不敢诉讼、害怕失去工作等原因而不采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权益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人治理念延伸出来的另一个因素就是人情。直至今天，人情仍然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特别是法律领域，这与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权威的至上存在很大差距。现实社会中广泛存在这样的观念：只要活动到位，人情够大，只要不是太离谱，具体的法律事件经过运作即能达到预期效果。在这里，人情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具体在劳动法领域，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纠纷的时候，当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很大一部分人更倾向于找关系，讲人情，而不是首先想到了用法律来解决问题。很显然，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重人治、重人情的理念对于劳动法理念中自由与平等、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等内容的实现都有着消极的影响。（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王剑星.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对政府管理的影响[J].学术探索，2008，（6）.

篇3

[关键词]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6-0060-02

核心价值观是特定时代里，在国家、社会及个人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核心价值观能否深入人心、达成共识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核心价值观是否植根于传统文化、体现民族特性；二是核心价值观是否顺应世界潮流、反映本民族的前进方向。党的十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本文将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出发，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思考。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何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力量

（一）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文化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然要放置于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框架中进行考虑。建设文化强国，提高文化自觉、自信，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武器。

（二）实现民族振兴的需要。文化维系着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一个民族的纽带。抛弃传统文化意味着扔掉民族基因、国家美德，也将扼杀民族的发展。国家崛起不能失去民族的灵魂，而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则是民族的灵魂。必须建立起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才能指导实践，坚持中国特色。

（三）融合普世价值的需要。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得普世价值成为当今时代的世界性话语。普世价值追求民主、自由、法治、公正，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是全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的目标。融合普世价值，必须坚持“西体中用”，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源头，使核心价值观建设植根于我国的文化土壤之中。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

（一）尚和合、求大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价值观。“尚和合、求大同”体现追求国富民强、人民民主、兼容并蓄、和谐共赢的国家价值观。“和合”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彰显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基本价值理念。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体现的就是“和合”――一种和谐共赢的国家发展观。这要求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与国际事务时要以“协和万邦”为指导，在化解冲突时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原则，在推进交流时以“和而不同”为原则，坚持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共处、包容发展，在文明、文化的多样性中求取共同之处，实现世界协调发展。“大同”体现着中华民族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大同”一词最早出现于《尚书・洪范》中，但用于代表某种社会理想则见于《礼记・礼运》，描述一个“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与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现代价值实现融合与接洽，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价值观提供精神源泉。

（二）崇正义、重民本：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观。同志提倡“崇正义、重民本”，从中国传统文化找源泉，可以看到“义”是五千年来人们讨论的重要话题。尧舜时代便有“义”之讨论。《墨子・天志下》说：“义者，正也。”儒家追求“天下为公”，并有“公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为邪所媚”、“唯公然后可正天下”之论调。实践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观必须以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则必须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来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认为法律要保持稳定性、要刑无等级、要公布于众，把法律凌驾于社会之上。这和今天强调的法治思想有之处。实现自由、平等，则必须重民本，就是要以民为本。《尚书》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强调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国君只有爱民、利民、取信于民，统治的根基才能牢固。同时，民本思想自由、平等，突出民本思想中的民主性因素，如《尚书・周书・泰誓》中提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说明统治者高度重视民意，把民意作为政权稳固的基础。这和强调民意的当代民主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坚持社会公正、以民为本、民主法治，才能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观。

（三）讲仁爱、守诚信：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价值观。“讲仁爱、守诚信”更多的是从个人道德上提出的约束条件，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价值观密切相关。“讲仁爱”，就是说要有爱人之心。“仁者，爱人”是儒家的根本思想内核，也是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子言：“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因此，无论是墨家还是儒家，都强调仁爱精神个人、社会、国家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仁爱的基础上，如此才能培育仁爱和善的价值体系。“守诚信”，强调做人应该守住诚信的底线。“信”指不食其言，“诚”则指“诚其意”、“毋自欺”。诚信乃立身之本、立国之本，所谓“民无信不立”正是其意。《论语》中，孔子38次提到“信”字；《韩非子》一书中，“信”字则出现149次；“信”字在《左传》中则出现216次。其次，道家、墨家、杂家亦对诚信有高度论述。强调“守诚信”，就是要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中汲取力量之源，为诚信社会、的建立提供传统文化支撑，以人人诚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需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途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天然联系内生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需要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重要途径。2014年2月17日，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要途径，必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一）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文化蕴含着人类道德的基因，优秀文化是人类美德的高度凝练和沉淀。孔子的“仁者，爱人”、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孟子的仁政思想都体现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的人文精神。这和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相通之处。当前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社会价值日益多元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侵袭人心，社会信仰缺失，需要大弘扬中华民族团结友爱、助人为乐的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来消散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冷漠。

篇4

关键词：传统文化；企业文化；作用

课题项目：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传统文化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1301179）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3月13日

一、传统文化和企业文化的关系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独具特色的道德体系、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并在本民族的历史发展演变进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更是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他以儒、释、道为核心，融合了墨家、法家等众多文化形态，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体系与社会准则，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的发展进程，给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留下了大量有益而深刻的宝贵财富。

企业文化是一种以企业管理哲学和企业精神为核心的管理理论，是一门全新的管理科学，自20世纪八十年代初从管理学中分化出来后，逐渐发展成为受社会文化影响和制约的，以企业规章制度和物质现象为载体的经济文化。“一流企业做文化，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在21世纪激烈竞争的世界大环境中，中国企业唯有大力发展优秀的企业文化，才有可能保证自己长久处于不败之地。

从本质上讲，企业文化反映的是企业团体共同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而这些是与民族传统观念息息相关、不可分离的。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曾经说过：“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他们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只有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这块肥沃的土壤，才能建设出优秀的中国企业文化，进而提升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中华传统文化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一）继承和发扬儒家以人为本的文化传统，建立企业人本管理理念。孔子“天地之间人为贵”以及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都是在强调以人为本以治天下。《礼记・中庸》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厚德载物、和而不同，对职工仁爱关怀，营造敬业乐群的团队意识和积极向上的企业氛围，这是一种，尊重个性、多元共处的合作态度，是建设现代企业优秀文化的先进理念。

（二）崇德重义，诚信至上，培育企业的道德文化。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着重强调了修身的奠基作用，表现了先做人再做事的崇尚道德与道义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海尔集团“真诚服务到永远”的企业宗旨，就是崇德重义传统精神在企业文化中的体现。《论语・为政》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是儒家文化强调的人的最根本的道德之一，也是经济活动的基本规范，“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荀子》）对于现代企业来说，确立以崇德重义诚信至上为基石的优秀企业文化是企业长青的法宝。

（三）继承和发扬道家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传统，培养企业科学、理性、客观的管理理念。道家“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充分认识到了把握客观规律对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的重大意义，要求人类认识世界的本源并遵循客观规律办事。这种遵从自然客观实际的传统理念恰好契合了西方文化中强调科学、理性的思想精髓。道家的这一思想运用到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之中，就是要求管理者应因势利导，营造一个充分授权的宽松氛围，最大限度地发挥职工个人的聪明才智，实现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受益的管理目标。这与现代西方管理学所倡导的“自动化管理”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优良品格，建立企业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奋斗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宝贵箴言都出自于中华文化经典《周易》，强调了社会效法自然、生生不息的客观规律，弘扬了在厄运与挫折面前奋勇抗争，永不低头的进取精神。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说：“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为大丈夫。”这都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现代企业应发扬这种传统的进取精神，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增强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整个组织充满活力，不断向前发展。

三、纳其精华弃其糟粕，用辩证的态度看待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

从某个角度来说，我国传统文化是封建社会政治、经济与社会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其中有不少东西是落后的、腐朽的。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在学习与借鉴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还要摒弃其糟粕，以健全我国传统文化中缺失的基本价值和思想观念。

（一）传统文化中的“小农平均思想”主张结果均等，与现代企业文化中的竞争进取精神相抵触，腐蚀了企业的人才激励机制，影响了企业创新精神的有力发挥。只有根除小农平均思想，建立职责分明、公平竞争、多劳多得的现代企业管理机制，才能顺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保证企业常胜不败。

（二）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将人进行了严格的等级划分，与现代社会强调民主、平等、自由的精神背道而驰。儒家礼教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吏为师”，“贵而尊官”。在这种金字塔式的传统思想统治下，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致使人治代替法治，泛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加强制度建设，追求科学管理，这必然要求企业要从习惯的“官本位”的“人治”向现代的、科学的、民主的“法治”转变。

（三）宗族管理模式是中国长期以来在生产经营管理中的传统，这种管理模式的弊端是容易导致搞裙带关系、家天下等现象产生，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科学理论相违背，不利于现代优秀企业文化的建设。

综上所述，只有充分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巨大作用，建立独具中国特色的优秀企业文化，才能保证中国企业在国际激烈竞争中长胜长青。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光明.现代企业文化[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篇5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多角透视

法律文化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组织、机构的总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来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统称，是指从上古起至清末止，广泛流传于中华大地的具有高度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主要有：

第一，“德主刑辅”的法律文化，“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学说占据了重要地位。“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法律思想是在‘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和‘出礼人刑’等原则下实行儒法合流的。”法律思想推崇“仁政”，“礼”被视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统治方法，主张“出礼人刑”，在“礼、法、德、刑”的关系上即是“德主刑辅”，强调道德教化为主，法律强制为辅，主张“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

第二，无讼的价值观，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

“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造就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追求秩序的和谐，而“讼”是矛盾的集中体现，无讼才能和谐，所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素来是“无讼的价值观”，以诉讼为耻，“无讼为德”，无讼成为一种最佳的社会秩序状态，在这种价值观的主导下必然使矛盾的调解止于内部或私了，这就大大节约了因形成诉讼而需支付的诉讼费、费、调查取证和差旅等开支，大大节约了社会成本。

第三，“重义轻利”的义利观，“见利思义”价值取向

儒家思想的“重义轻利”的主张一直对封建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在“义”与“利”发生矛盾之时，应当“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经济落后，统治者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商人阶层萎缩，“追利”的思想受到限制和打击，这种对“利”的态度和儒家的“德主刑辅”的思想相联就形成了“重义轻利”的义利观。

第四，集体本位的责任意识，整体、系统的法律价值观

在中国传统道德的发展演化中，公私之辩始终是一条主线，《诗经》中的“夙夜在公”，《尚书》中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西汉贾谊的《治安策》中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等都强调以国家、整体利益为重，强调一种对集体的责任意识。

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显著特征。从先秦诸子的天人之辩，到汉武董仲舒“天人合而为一”的命题的提出，再到宋明理学家的“万物一体”论的形成，整体观鲜明地贯穿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全过程。中国古代史以家庭和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和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个人是家族的缩影，国家是家族的放大。法律的功能首先在于确立和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来规定个人的权利义务，传统法律文化具有鲜明的集体本位主义的特色，就连清末的变法图存，引进西方民主和的过程中。都没有离开过集体本位，换句话说，清末变法图存，引进西方民主和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繁荣，而不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人权和自由，也正是在根本出发点上的差异导致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和民主的误读。

当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还有其他特征，如工具主义的法律理念，“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等级思想等，因为它们更多的是体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相冲突的一面，在此就不过多赘述。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现代法治的相容性

法治即是法的统治。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指西方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一整套系统的法治理论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理性、正义、权利，正是西方法治传统的精髓。现代法治理念的思想渊源，一般都追溯到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在西方，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法治已从思想家的思想转变为一种切实的国家形态，最终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法治理论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

现代法治主要体现为以下三项基本原则：法律至上的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人权与自由原则。

乍一看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似乎并不具有兼容的特性，甚至在某些价值取向和法律理念上是彼此迥异且水火不容的。然而，要想判断两事物的相容与否，并不是找出他们的相似之处，我们讨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相容性，是为了找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有用的法治资源，并不是从表面上找其相似性这么简单。事实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现代法治的相容不仅是可能的，在构建现代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也是必要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相容首先源于文化本身在历史进程中的贯通性和连续性。历史和传统是无法割裂的，传统注定要对现实产生影响，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完全摆脱与过去传统的联系。法律文化作为人类历史的积累和沉淀，必然有其自身的延续性与承继性。中国法治建设若离开对传统法律文化价值的发掘与弘扬，则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不能经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获得”。作为一个历史的连联过程，传统法律文化并未因其是历史的东西而丧失其自身的价值，它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以某种新的形式获得延续，进而在现代法治文化系统中发挥新的作用。

同时，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其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中都面临着如何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实现科学合理承接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法文化都深深地植根于一定的文化土壤之中。都是在各自具体的民族环境和地域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延续千百年的民族文化在法律这种文化现象上的反映和折射；而这种文化一旦形成并经过长期发展就会根深蒂固地积淀于人们的文化心理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指导或制约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及生产实践。那种主张所有传统的法律文化，在废墟上建立现代法治的想法不仅是幼稚的，也是行不通的，传统法律文化必然要与所准备构建的现代中国法治具有相容性，否则，即是构建了现代法治也会遭到传统法律文化心理的排拒而无法实现，因此，现代法治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相容性的研究抑或从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其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容的东西并加以改造，找出其现代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统法律文化中所蕴含的现代价值内容：

第一，“德主刑辅”，道德渗透于法律的现代借鉴价值

“德主刑辅”是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最基本的法律思想，固然，现代法治主张“法律至上”、“法不容情”，法律不能过多的包含道德因素，但是我们也必须牢记，法治是良法的统治，丧失道德性支持的法律绝对不是良法，离开了道德评判的法律即使实现了统治也不是法治。传统法律文化对礼法的道德评判的关注，对现代立法具有借鉴意义。任何法律的制定及其最终实施，都离不开社会环境中的道德观念，离不开民众的心理的认同。我们看到，当前有的法律法规的制定由于充分考虑了民众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实施时收到良好的效果。因此，在推进法治的进程中，德礼入法的传统是值得借鉴的，法律应密切关注与各个历史时期相伴随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观念，司法也应越来越多地体现人情与人性。一方面，立法者在创制法律的时候，必须以道德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精神为指导，充分考虑人们的道德观念，在一定条件下，立法者甚至可以把某些重要的道德规范纳入法律规范，使其直接上升为法律，成为法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人们的道德观念也会不断发生变化，立法者应注意对已经制定的法律进行必要的补充、修改和完善，以顺应道德发展的要求。

第二，“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的现代价值

“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将法律建立在民族的伦理道德之上，通过礼法互动来保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要实现我国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必须借鉴“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以礼行法，减少推行法的阻力，以礼明法，增强道德的约束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现代西方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紧张对立所造成的法律的僵化及普遍的道德冷漠。

第三，重义轻利的义利观的现代价值

在义利观方面，中国传统道德虽然主张“重义轻利”。但并没有把义和利完全对立起来，只不过在两者关系上偏重于义，即强调“见利思义”。这种思想对我们今天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同时具有积极的意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利有义”，“见利恩义”，这是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任何社会形态应具有的最起码的道德准则。

诚信，是中国古代一向倡导的一个道德原则。“诚者，开心见诚，无所隐伏也”，“信者，诚实不欺，信而有征也。”孟子曰“思诚者，人之道也。”可见，诚信既是为人之道，也是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目前，我国“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帝王条款”的作用，与这种义利观也不谋而合了，我们在经济活动中应大力倡扬“诚信”的道德精神以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良好的道德氛围中得以健康发展。

第四，整体、系统的法律价值观的现代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素来都强调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蕴含其中的“以整体的观点发挥法在治国和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作用”的理念，对于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仍具有借鉴意义。其一，法治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由法治原则、法治制度、法治组织、法治观念、法治过程共同构成的整体，是一个由合乎法治要求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共同构成的整体。只有单项发展，没有全面推进，是不能建成现代法治的。其二，在司法实践中，要全面、系统地实现法的多重功能，应注意防止单纯的惩罚主义，既重视依法审判，也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劝人悔过自新，导人向善，既要实现法的惩罚功能，又要实现法的教育、指引、预测以及评价功能。其三，就法治的驱动模式而言，中国法治化应当走政府推进型与社会推进型相结合的道路，既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方向的时代责任，也需要社会民众广泛参与，使依法治国拥有牢固的群众基础，进而保证法治旺盛的生命力和无穷的动力来源。

第五，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制定法与民间法并立的“混合模式”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法律渊源上来说，是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制定法与民间法并立的“混合模式”，尤其是清代成文法、判例法几乎是交互使用的，律和例甚至可以在一个案件中同时引用，“混合法”模式中的成文法、判例法共存集大陆法系成文法之严谨与英美法系判例法之灵活之长而避两者之短，而其中的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又可以弥补制定法之不足，在法律之外。通过其他社会规范来调节社会关系。“混合法”模式下的法律实践活动可以有效地弥补法律的漏洞，实现法律的妥当性价值，更好地稳定社会秩序。

综上所述，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确实有许多合理的因素与现代法治有不同程度的相容相通。这些因素都是我们进行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的资源。但是，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许多观念都具有两重性，我们必须对其进行认真地甄别，去其封建性的糟粕，取其合理性的精华。更需指出的是，传统法律文化虽有许多可资借鉴的因素，但它们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它们并不是可以直接拿来使用，而是要根据时代的需要，赋予其新的内容，使之随着时展而更新，从而更具生命力。

篇6

在我国传统文化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为我们留下丰富的宝藏，其中传统的文化内涵是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指在历史上慢慢的积淀逐渐形成为传统，同时已具有一定的稳定形态的文化，其中包括我们的思想和观念以及礼仪制度等分布在不同层面的无形的财产。家庭伦理是对传统文化内在秩序的核心设计，由家到族，再到国，本质上就是一种血缘关系，宗法关系，其结构便是传统的家国一体化。正因为如此，“家本”思想的伦理精神，才会有其存在的历史基础，也指引了家国的精神方向。

关键词:

婚姻制度;传统文化;现代法治

一、传统文化的婚姻家庭观念

家庭是社会最小的单位，家庭伦理问题在中国繁杂又明确。在中国的家庭中通常错综交织着各种各样的人伦关系;在同样的家庭中，始终由血缘亲情一以贯之，一切事务大都以此为点而扩展延伸。婚姻是家庭的来源和基础，家庭是以自然形态的伦理关系联结起来统一体。中华民族重视家庭生活的价值由来已久，以家庭和谐为中心，形成了规范的婚姻家庭生活的伦理道德体系。当代法治社会，婚姻缔结有了更多的法律色彩，男女两性结成婚姻，由独立的两个个人融合成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共同体，其缔结条件需要符合伦理理性，符合伦理公信。这不仅是人道主义的体现，而且是自由和平等原则的实现。

二、婚姻缔结制度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

(一)形式要件

自人类社会演变为私有制以来，产生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结构。婚姻成为事关传宗接代，繁荣家业，光宗耀祖的终身大事。婚礼作为一种形式，是对婚姻的一种确认，也是一种宣告。历来十分郑重其事，也十分繁琐。中国传统的婚礼仪式起源于西周，要经过“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此后相传一千多年，到宋代，儒学大匠朱熹改为“三礼”:“纳采”、“纳币”、“亲迎”。在古代社会，青年男女结为连理，不仅要有礼数的约束，还要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严禁男女之间自由的相亲相许。《诗经》中记载:“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如果未经父母同意，自行许配婚姻，被称为“奔”，为礼法教化所不容。同样的，如《礼记•坊记》所云:“男女无媒不交”，如果没有媒妁作为中介和桥梁，婚姻是不能成立的，并且被人们认为是无信义，不名誉的行为。到清末法律馆制订法律时，又明确“婚姻须呈报于户籍吏”，与现代的婚姻登记制度相近。我们国家的《婚姻法》第二条有相关的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同时第三条法律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第五条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由此可见，在中国当代社会，男女能否缔结婚姻，完全是两个当事人的私事，社会或他人都无权干涉，婚姻自由受到法律的保护。“男女双方完全自愿”意味着婚姻关系的缔结是建立在道德承诺的基础上的，这种来自于内心的道德良心承诺，构成了婚姻最基本的伦理基础。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这是现代的婚姻登记制度，说明婚姻缔结以登记作为形式要件，缔结的事实婚姻也要及时补办登记。这也体现了法律对婚姻的保护。“父母之命”的立法原意在于以家庭和睦为目的，主要是因为子女成婚后，仍多于父母同住，如果事先得到父母的认可和允许，就会有利于将来大家庭的共同生活，体现了“家本”观念，家庭的和睦被认为是祖上的福荫，是家国伦常的缩影。

(二)实质要件

以清末法律馆《大清民律草案》为例。

1．“非为同宗”

这条法律规定目的在于表达一种伦理的常态观念:“娶妻不娶同姓者，重人伦，防佚，耻与禽兽同也”。古代社会的森严的家族辈分伦理可见一斑。《唐律•户婚》中也提到了类似的法律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各以奸论。买妾而不知姓者，则卜之。”法律馆在“同宗”问题上做出了变通，以同宗为原则，以同姓为补充，若为一祖所出，无论支派远近，籍贯同异，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若同姓而郡望不同，则可以通婚。

2．成婚年龄

男满十八岁，女满十六岁。法律馆的该条规定也是有历史渊源的。朱子家礼云: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乃可成婚。关于成婚年龄，不仅是经礼，法令中也有规定阐述。《通典》唐太宗贞观诏曰: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并须申以婚媾。明太祖洪武元年制曰男年满十六女年满十四以上并听婚娶。

3．须非重婚

法律馆的目的为了防止停妻再娶。而且一夫多妾，与一妻多夫，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传统的一夫一妻的理论依据源于儒家观念，即:一个男子只有一个名义上的正妻。一夫一妻制是就名分而言，而非婚姻人数。同时明清的法律有规定写到:“凡以妻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为妻者，杖九十并更正”，此处法律的目的是强调妻妾名分和尊卑有序。对重婚的禁止和约束，是法律的进步，亦是社会和文明的进步。

4．须非近亲尊卑为婚

禁止突破尊卑界限的婚姻是该条的主要规定。在法定亲属范围内，外亲或妻亲中之旁系亲辈分相同者不属于禁止结合的范围。实际上对于禁止血缘近亲结婚，已经有同宗不得结婚的规定，而且不论支派远近，凡属同宗都属于严禁结婚的范围。本项规定，是指在本法所规定的亲属之外，与离婚而解除亲属关系的人，仍不许其结为婚姻。“亲属妻妾，即使被出及已改嫁也不得为婚”，说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5．不得与者结婚

法律馆对于该项规定的说法是:女子通奸后又离婚的，不得再次结婚，是为了警戒女子应当重贞洁，知廉耻，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防止邪之风的滋生。但该条规定并未逃出男女不同的窠臼，仍是对于男性宽宥，对于女性严苛，体现的是对男女同一行为的不同结果和不同的法律责任。

三、正确看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

为了保证社会的和谐和统一，儒家的思想家们不断丰富着我们的传统文化，孔孟思想，在汉展成为“三纲五常”，用伦理纲常原则教化百姓，来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和统一。但传统的婚姻缔结制度也存在其弊端，父母之命的约束，成就了梁祝的凄美故事。类似的，《红楼梦》中前世的“木石前盟”终究抵不过约束下的“金玉良缘”，一个在对方的洞房花烛夜时含泪而逝;一个最终选择了青灯古寺，不再纠缠人世的红尘纷扰。任何原则一旦被绝对化，势必违背他的初衷。在当代法治社会，婚姻自由是我国《宪法》和《婚姻法》确认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最大限度地扩大人们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环境制约自由是公正的法律赋予人类真正伟大的善事。马克思说，法律不是与自由相背离的东西，更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唯美画面，才应该是婚姻结合最适合最完美的意境。从民族利益出发，在21世纪重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直都是我们传承文化所秉承的理念。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力量，现代法治是我们民族的重大飞跃，传统文化为现代法治提供了源源不尽的动力和支持，现代法治的实现将会更广的传播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让每一个国人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能感受到传统文化和现代法治的存在。

作者：盖格 单位：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曹贤信．亲属法的伦理性及其限度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12．

篇7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渊源，而且时现代中国社会乃至借界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分别从传统文化是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基石，是构建良好民族心理的基础，是提升中国综合实力的精神资源，是建设现代文明的基本条件，是促进世界走向大融合的思想源泉等五个方面研究了对现实社会的积极影响，并就传统文化中“羊官贵长”的权威主义对现代社会民主、“人治传统”对现代法治、“重农抑商”时现代商品经济、因循守旧对现代革新创造精神等四个方面的负面影响进行了论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道德情操、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具有强大的遗传性，渗透在每一位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为建设今天中国的新文化提供了历史的基础和客观依据，它对现实社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现实社会的积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在当今国际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和谐国家，实现民族复兴乃至实现世界大同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文化是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基石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她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层面的具体标志，是矗立于世界之林的“形象”。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名副其实的不朽之作，世代相传，百读不厌，而且其智慧之火将永不会熄灭，照耀着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珍惜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尊严，抢救保护民族文化，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尤其青年一代首先要树立尊重传统文化的理念，不仅要自觉从书本上学习传统文化知识，还要懂得中华传统民俗、习惯，既要懂得民族的现实，又要更多地了解民族的历史，懂得民族的精神实质和民族的利益所在。说到底，只有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只有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使中华民族的资源得到更为充分和有效的发挥与利用，才能使中华民族在地球村中发出更为响亮的声音，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传统文化是构建良好民族心理的基础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多与王朝政治或社会理想相关联。一部陈旧老书，一部古代文学经典，披散着历史的灰尘，脱落于现代社会，特别是易中天、于丹等当代大家以古人圣贤道理为原料，深人浅出地将中国历史文化与现实社会及其生活紧密结合，使老百姓入心人胃，并给大众生活中遇到的一个个鲜活的实际问题以启示，而且能与实际生活中为人处事的经验总结相验证，也能给受过创伤者的心灵以抚慰，提升着人们的思想道德品位，开阔着人们的眼界与胸怀，在诊译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中发挥了构造民族心理的作用。

（三)传统文化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精神资源

按照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经济、科技、军事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而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因素，并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文化的复兴作支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而繁荣兴盛中华文化，必然以提升中国软实力为根本途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和“血脉”，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吸收消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历经世代传承，形成符合时代特点的中华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资源和重要基础。充分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与时代特征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适应，与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行为相联系，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转换，已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综合国力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

(四)传统文化是建设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条件

纵观中国古代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从政治思想到伦理思想，乃至人生哲学都形成了一整套人们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必须格守的准则，影响着世世代代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仪表，并对中华民族的人格追求产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儒家的修身理论在中国思想文化史、教育史上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是造就中华礼仪之帮、文明古国美誉的重要条件。儒家文化中的“学而知之”、“自强不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系列思想和精神主张，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古往今来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奋勇前进。也正是胸怀天下、自强不息的精神，造就了中国人民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推动了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且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现代社会文明的今天，其现实意义仍不可忽视，更需要在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丰富现代德育理论，弘扬优秀传统，不断推陈出新，实现中国的持续昌盛。在日益兴旺发达的当代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为实现和平掘起、发达文明提供支撑的基本条件。

(五)传统文化是促进世界走向大融合的重要思想源泉

在历史上，中国曾是世界大融合的重要力量，包括恢复古代奥林匹克竞技在内的欧洲“文艺复兴”是在吸取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完成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与兼容性，对外来文化具有良好的消化、吸收能力，是推动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化的合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助推器”。

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及和平思想中的“贵和”、“持中”，看重和谐，坚持中道，是与以奥林匹克精神为代表的世界大同思想一脉相承的，北宋时期的学者张载概括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中国文化精神，成为建立和谐国家、和谐世界的思想源泉。当今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特色，遍及全球不少国家的中国孔子学院的兴起，必将增强、扩大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感染力，并对实现世界大融合，推动全球各国的友好交往与和平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现实社会的消极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变的艰难历程中，特别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撞击中，中国文化既显示了其优秀的品质和丰富的内涵，同时也暴露了其种种缺陷与弊端。虽然经过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巨大的历史变迁，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已经瓦解，新的文化体系已初具规模，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传统价值观的冲突并没有得到完善的解决。这一方面表现在对传统文化中积极健康、充满活力的因素继承发扬得很不够，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其中消极陈腐、不利于现代化的东西批判得还不彻底，这些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着消极影响。

(一)“尊官贵长”的传统对现代民主精神的负面影响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意识对人们影响极深，封建专制思想严重压抑和束缚个性发展。由家长制带来的尊官贵长观念阻碍了民主意识、民主风气的形成，是束缚现代人走向民主生活方式的巨大障碍，也是封建专制主义权威传统的表现之一。比如商鞍“贵长而尊官”、韩非“以吏为师”等都是这种权威性的反映，它积淀在传统价值观中，便是普遍的“尊官敬长”或“长官意志”。谁一旦当了官或做了什么长，便在社会上受到尊敬，而不问其政绩如何。在这种观念的束缚下，往往把“民主”当作“长官”的恩赐，自已不敢争取。这种观念与社会主义民主精神相对立。至今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个别乡村干部的长官意志和霸道作风严重地影响着干群关系，甚至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需要对传统文化予以民主化、法治化的改造。

(二)人治传统对现代法制精神的负面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深厚的人治传统，《中庸》中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便是比较典型的人治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政治好坏完全取决于为政之人本身品格和道德的好坏，因此不论为政者还是平民百姓，都把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清官廉吏的身上，很少从制度上、法制上考虑为政的根据与方法。这种不重法制而重人治的传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形成一种牢固的价值观念，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的有法不依，有禁不止，执法不严，甚至以情代法的现象都是传统人治观念的反映。显然，如果不改变这种传统价值观念，即使有种种立法，建立起法制制度，也难以真正实行。

(三)重农抑商对现代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

重农抑商作为一种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在漫长的农业社会演进过程中，与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相结合，具有了普遍的道德意义，“为仁不富，为富不仁”，“工商众则国贫”等思想主张影响深远。而现代社会是以工业文明为特征的商品经济，促使传统的维系人际关系的价值系统失去了效用。在以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为特征的工业化社会中，求利与竞争是促进社会，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因此“重农抑商”的传统价值观势必成为发展商品经济和现代化的障碍，必须从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放弃。全、社会的法律政策与法律保障安全。

篇8

法治文化是相对于人治文化而存在的一种进步文化形态，它是法律制度、法治精神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实施的程度和人们对法律信仰水平的总和，其核心内容应包括人们的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想、法律价值取向等。所谓法治文化，就是以法制教育为内容，以文化形式为载体，用群众喜闻乐见、主动参与的多种文化艺术形式，弘扬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

二、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意义

（一）法治文化建设是深入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现实需求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法治文化相当薄弱，而与法治文化相对立的人治文化则根深蒂固。与法治精神相悖的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不正常现象之所以时有发生，固然有很多原因，但人治文化的影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是因为，法律的制定需要先进法治文化的熏陶和铺垫；法律知识的普及需要先进的法治文化作载体；法律的有效实施需要先进的法治文化作保障。

（二）法治文化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和谐社会也是法治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应当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只有加强法治，才能维护公平正义、保障人民民主、塑造社会诚信、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积极培育法治文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实现法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共同发展，有利于夯实法治国家建设的文化支撑，有利于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创造具有浓郁地方特色、体现当代法治建设方向的社会主义文化。

三、当前法治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工作机制不够健全，工作合力需要加强

法治文化建设是一项长远的工作，在尚未完全形成合力推进的工作机制的情况下，个别单位对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片面认为法治文化建设工作与自己无关，对法治文化建设的主动协调配合不够，对组织实施法治文化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不高，影响了法治文化建设的进展。

（二）内容形式不够丰富，文化融合需要加深

法治文化内涵涉及到法治的体制形态、法制体系、法治思想、社会心理以及公民的日常行为规范等各个方面。现有的法治文化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来看，都较为陈旧，不能有效的吸引民众。法律与文化的结合点也未能得到全面开发，与机关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农村文化的融合程度需要进一步加深，与传统文化、廉政文化、行业文化、旅游文化、环境文化等有待进一步拓展。

四、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方法与途径

（一）在树立法治文化理念上取得新进展

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核心内容。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法治文化建设的基础。在深入开展普法工作及法治文化建设中，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教育，牢固树立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自觉用它来指导法治文化建设实践。

二是要强化服务群众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和地位的充分肯定。法治文化建设实质上就是以法治精神塑造人，以法治信仰引导人，以法治实践提高人，以法治文化熏陶人，最终达到提高人的法律素质，确立法治精神意识。

（二）在法治文化培育阵地上要有新进展

一是要发挥电视专栏的普及作用。电视等大众媒体是面向百姓进行宣传最有效、最节约社会成本的方式，可快捷地传播法律知识，提供法律服务。群众接受信息最快的方式和渠道更多的不是在课堂里，而是在网络上、电视里、报纸杂志上。

二是发挥法制书刊的引导作用。法治文化具有先导作用，唯有能够满足领导干部依法决策的需求、公务员依法行政的需求、青少年学生提高人文素质的需求、企业经营管理人员防范法律风险的需求、农民群众参与基层自治的需求及流动人口依法维权的需求，才能有效增强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和渗透力。

（三）在法治文化建设长效机制上取得新进展

篇9

 

关键词:法律文化 人治 息讼 礼法结合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概述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礼法结合，伦理为本。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礼的主要功能就是建立宗法等级制度，即“别贵贱、序尊卑”。在中国古代，法就是刑，刑就是赏与罚，并没有现代法治的意义；二是德主刑辅，教化为先德主刑辅，教化为先是儒家大师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他们认为，教化可以使犯罪消失，达到社会平稳的状态。孔子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人人不犯罪并非是社会和谐的最高境界，使人们拥有荣辱之心才是治国之本。虽然教化花费的时间较长，但教化一旦形成，人心已正，只要心术不变，便可永不为恶。所以，教化是一种恒久的回报。教化可以使得社会长治久安，而不像法律只会有暂时的功效；三是追求和谐，调解息讼。息讼是礼治的产物，而争讼是法治的结果。息讼在中国的形成有深厚的根源。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特点是强调整体的和谐，而忽视个体的权利。儒家所追求的不是明辨是非，而是要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儒家认为，与伦理道德相比，法律处在次要的地位，应以礼让作为解决纠纷的主要手段。

二、传统法律文化对法治建设的消极影响

首先，受传统“人治”观念的影响，法律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大都忽视法律在治国安民中的作用，主张“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政息”，强调人在治国安邦中的主导作用，并且将儒家的“礼”当作调节社会生活的主要工具，国家长治久安的灵丹妙药，认为“事无礼不成，国无礼不宁”，使道德礼仪成为人民行为的最高准则，法律则是道德的附庸。司法实践中，重大案件的办理，有的案件不是依法独立办理，而是按照领导的指示来办理，有的案件，甚至以道德习俗评判代替法律公断。这种轻视法律的现象是不可能实现现代法治的。

其次，受“权即法”观念的影响，“法律至上”的观念难以形成。现代法治要求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党的权威、政府的权威必须建立在法律至上的基础上，屈从于法律之下。党和政府作为执掌和行使国家权利的机构，应该接受法律的监督，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滥用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然而，在古代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下，法自君出，皇帝拥有特权，超越于法律，支配着法律。法律成为权利的附庸，一切法制秩序的兴废，都取决于君主个人的品德与才干。

再次，受“法即刑”观念的影响，公民的怯法心理难以消除，自觉守法意识难以形成。现代法治要求公民信仰法律、自觉守法、积极护法，这是法治建设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力量的源泉，也是法治规范转化为法治现实的关键。只有广大公民认识到法律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是个体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并最终对法律产生深厚的情感与由衷的敬仰，无条件地遵守，法治才可能实现。

最后，受传统“等级特权”观念的影响，现代“平等”、“公平”、“权利本位”难以实现。现代法治不仅要求人们普遍守法，而且要求人们服从的法律必须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良法应该体现人民主权原则，能够保障公民的民主政治权利、人身权利与自由，做到权利与义务平等，体现权利本位。

三、传统法律观念对我国法治建设的积极影响

首先，“礼法互补，综合为治”的法律观念对以伦理道德辅助依法治国的现实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主张“礼治”、“德治”，把礼当成是社会关系的主要调节器，德主刑辅，伦理道德是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法是实现礼的工具，是道德的奴仆，这固然与现代法治所提出的依法治国，法律至上相背离，但是，封建统治者并未否定法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而是主张礼法互补，综合为治，以礼为主导，以法为准则，以礼为内涵，以法为外形，以礼移民心与隐蔽，以法彰善恶于明显，以礼彰显恤民的仁政，以法渲染治世的公平。隆礼重法则国有常的主张说明封建统治者也认识到法与伦理道德间相互为用、共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道理。

其次，“重义轻利”的法律观在现代法治实现中也有积极的作用。“重义轻利”的法律观包含有重仁义道德、法律义务、轻视个人利益的意思。当仁义道德、法律义务同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发生冲突时，它要求公民为保全仁义道德，服从法律义务而舍弃个人利益。

再次，“天人合一”的传统伦理观念蕴涵着人与自然应保持和谐的要求。“天人合一”的内涵是自然与人的统一，它产生于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当时那种社会生产力非常落后 情况下，人民只能靠天吃饭，完全依赖大自然，风调雨顺能给他们带来五谷丰登，幸福的生活。恶劣的自然条件则会严重威胁他们的生活，因此他们懂得保护自然，反对肆意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他们由对自然的崇拜与敬仰的朴素思想逐步形成了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的理法观念。提倡“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点，可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树立依法治理环境的观念，促进人们自觉遵守有关保护环境及野生动物、森林资源的法律、法规。

最后，重调解的“无讼”法律价值观有利于中国特色调解制度的建立。古代中国人历来将建立和谐、安定、有序的大同世界作为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将“无讼”的出现看作大一统社会在司法实践上的最好体现。因此，千百年来，“无讼”成了中国传统法制的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为了“无讼”，哪怕是曲解法律、丧失公平。违背双方当事人的意志一味强调调解，这种违背法律、不讲原则的调解与现代社会的调解相去甚远，其消极因素应加以消除。但是，调解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形式，对于我国这样人口众多、民族多、地区差异大，公民文化素质不是很高的、法律基础薄弱，法律专业人员与司法人员缺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吸收古代重调解制度的合理性，可以建立一套符合现代法治要求的行之有效的有中国特色的调解制度，并达到重视人权、减少诉累、提高办事效率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曾宪义.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篇10

关键词： 传统文化； 管理思想； 借鉴

1 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绝， 是由其自身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其所具备的时代特点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农耕文化为主体， 并吸收了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而逐渐形成的， 是既恬静、和平又积极进取的文化， 而包容、承顺则成了此种文化的核心特征。也正因为中华文化能够承顺前代、包容外来， 所以她才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衰。在这五千年的文化长河中， 管理思想便是一朵晶莹剔透、翻滚涤荡的浪花。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总起来说分两大类。其中一类属于宏观管理的治国学。所谓的治国学就是探讨治国方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治国平天下是一个终极目标， 因此其中也就不乏关于探讨治国方略的思想。这些治国思想虽然在传统社会中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但它却指导中国历代统治者完成了诸多辉煌的治国实践。从西周时期的“成康之治” 到汉代的“文景之治”，从唐代的“贞观之治” 到清代的“康乾盛世”， 中国传统的治国管理思想无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妙用；另一类是治生学， 就是探讨人生哲理、修身养性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 一个人要想成家立业乃至治国平天下， 没有好的修养是办不到的。因此说： “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 可见治生学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从教派、学派的角度讲，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又主要体现在儒、兵、道、法四大家的文化当中。

2 儒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孔子和孟子是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论语中讲“为政在人， 取人以身， 修身以道， 修道以仁， 仁者人也， 亲亲为大”， 体现在管理思想上便形成以人为中心的基本精神， 其本质是“治人”。儒家思想把生产管理的主体———人， 推到管理的前沿， 符合现代管理思想以人为本的要点。儒家思想的代表作是《论语》， 共20篇， 492 章， 是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著作。其内容十分广泛， 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问题， 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重大的影响作用。直到“” 之前， 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 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在中国封建社会， 孔学占统治地位两千余年， 已充分说明孔孟之道管理思想的魅力。中国宋代的开国宰相赵普曾标榜说： “吾半部《论语》可治天下。” 足见《论语》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对《论语》的推崇。当人类社会进入了后工业时代， 孔子的管理思想再度被人们所重视。日本工业之父涩泽容一的起家就靠“《论语》加算盘”， 已故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也是靠《论语》来管理并发展企业的。这些事例都充分说明， 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 完全可以继承发扬《论语》中的思想精华。《论语》中的管理思想的要点有如下几点：

2.1 “和为贵” 的思想。

孔子讲“礼之用， 和为贵。” “和” 就是和气、合作、和睦、和谐。强调“和” 就是强调对人际关系的调整。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 而在三要素中人和为上。对于治生来说， 和气生财。在一个企业中只有做到“和”， 讲团结、讲协作才能使上下级之间关系顺畅， 平级之间不互相掣肘， 共同努力，创造利润， 实现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对于治国来讲， 和能兴邦， 只有建设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和谐城市、和谐社区、和谐家庭， 理顺公务员、人民和人民代表之间的关系， 才能使一国安居乐业， 国富民强。

2.2 “中庸” 的思想。

中就是正， 庸就是融合。中庸讲得是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 不是和稀泥。任何矛盾都有两个对立面， 但两个对立面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解决矛盾就是把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中正确的东西提炼出来， 并将其融合在一起， 使事情得到一个较为圆满地解决方式。在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管理中， 过于偏执是最简单、甚至是最愚蠢的做法， 往往会导致事倍功半的后果， 而如果能“执其两端而用其中。” 找到事物之间联系的统一的方面并将其融合， 则有可能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3 “德治” 的思想。

孔子在《论语》中讲： “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 而众星共之。” 意思是“统治者要以道德来治理政事、教化万民， 就像北极星那样， 自己居于固定的方位， 群星都会环绕在他的周围”。在管理问题上， 不论哪种模式， 就其本质而言， 都可归入文化和制度的范畴， 这是两条基本的管理路线。道德属于文化的范畴是上游，法制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下游。二者一上一下、一软一硬、刚柔相济不可偏废。而德治作为一种管理思想的提出， 始于孔子。无论是什么团体， 他的领导者必须具备较团体成员更为高尚的道德水准， 只有如此才能赢得下属的爱戴， 其政令的实施也才能更加通畅。所谓“政者正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修己以安百姓” 就是这个道理。

2.4 “礼治” 的思想。

儒家学说以“仁” 为最高的思想境界， 而要达到这一境界， 就必须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言行，即所谓的“克己复礼以为仁”。在具体做法上要求不同的人都要立足自己的角色说话， 按自己的身份行事， 也就是找准自己的位置， 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就是这个道理。在一个团体中各级管理者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也都履行着各自的责任， 有的需要统观全局， 有的需要独挡一面， 有的需要具体执行。处于不同位置的管理者， 充当的角色不一样， 但都要按照他们各自的“礼” 来行事。只有这样， 这个团体才能为着一个共同目标， 井然有序地安排各项工作， 坚决彻底地执行每项任务。

3 兵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兵家文化在中国起源于春秋时代，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主要代表作是《孙子兵法》。该著作是我国春秋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所著。孙武是春秋末期齐国人， 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后被吴王阖闾拜为上将， 率军伐楚， 大获全胜。《孙子兵法》在军事上的贡献世界各国是公认的， 可与二千二百年后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相媲美。军事离不开管理， 管理又可从军事中借鉴宝贵的经验， 在我国以《孙子兵法》

为代表的兵家文化内涵了极其丰富的管理思想。[ ]

3.1 不战而胜的思想。

《孙子兵法》说： “百战百胜， 非善之善者也； 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 意思是：

“百战百胜不算最高明的， 不经过战争而使人屈服才是最高明的。所以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制胜， 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制胜， 再次是动用武力来制胜， 而强攻敌人防守最坚固的地方则是最下策”。作为管理者要实现管理目标， 不能强攻硬取， 在制定一项工作计划时， 要先进行成本和利润分析， 看看所得到的产出是不是能够补偿成本获得利润， 否则便得不偿失了。在进行成本利润分析之后， 还要寻求一种最节约、最有效的方法去完成任务， 蛮干必然付出较高的代价， 不会获得较高的回报率。

3.2 重视战前筹划的思想。

兵家提出“庙算” 的思想， 所谓：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 得算多也， 庙算不胜者， 得算少也。多算胜， 少算不胜， 而况于无算乎！” 这就是强调在战前要进行周密的谋划和详尽的部署。

谋划越周密， 部署越详尽， 则胜利的把握越大。

作为国家或企业在推行一项政策前也要进行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 管理者就可以运用先进的电子设备和网络信息技术对一项政策的实施进行沙盘推演， 或者模拟实验， 从而预先估计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效果， 并提出修正意见， 改进政策措施。

3.3 分级管理管理思想。

兵家提出“治众如治寡， 分数是也。” 就是说对于一个庞大的团体进行管理首先要进行分级， 增加管理层级， 缩小管理范围， 使之符合有效管理的实际要求。管理层级也不宜过多， 否则会影响管理信息的有效传达； 管理层级又不能过少， 否则又会使管理者管理的范围过大， 超出其自身能力的要求。如果能进行合理的分级， 再庞大的团体管理起来也能得心应手， 运作自如。

3.4 因变制胜的思想。

兵家主张“因变制胜”。《孙子兵法》说：

“兵无常势， 水无常形， 能因敌而转化者， 谓之神。” 意思是军事就像水流一样没有固定的模式，能够根据敌方的情形变化而变化的才能叫做用兵如神。山间的溪水缓缓流淌， 经过一个狭长的地带，它就变得狭长， 而经过一个开阔的地带， 它就变得开阔。一泓清水， 用一个圆形的容器去盛它，它就是圆形的， 用一个方形的容器去装它， 它又变成方形。因此， 管理行为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和陈规， 只要能够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改变管理策略， 最终完成管理的目标就是成功。作为一名合格的管理者要能够根据现实情况的改变来改变管理的策略和方法。在现代管理经济学中， 这种变化的管理策略的制定和执行称之为动态博弈。

4 道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 名耳， 字聃， 春秋时楚国人。他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室的史官， 职位低微， 但却能看到周朝收藏的许多文献， 这对老子思想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老子的唯一著作是《道德经》， 也称《老子》， 只有5000 多字， 但言简意赅、观点明确、论证严谨。

在中国哲学史上， 老子第一个把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老子哲学中的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涉及管理原则、管理环境、管理策略和管理者自身修养等多个方面， 其中“无为而治” 是老子管理思想的核心。

4.1 “效法自然、无为而治” 的管理原则。

老子主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种观点反映了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

“道” 即规律， 而规律又是来源于自然的。管理者要想做好管理工作就必须顺应自然规律， 以自然规律为基本原则， 制定管理方法和策略， 以完成管理目标。而要遵循自然规律就必须尽量减少人为的干涉， 于是老子又提出了“无为而治” 的原则。主张“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 通过“无为无不为”、“必先为而后至于无为” 的方法， 以期实现“明刑至于无刑， 明赏至于无赏，百职不戒而举， 万事不劳而成” 的最终目标。所谓“无为”， 并不是什么也不做， 而是要求管理者不要过多地干涉被管理者的行为， 只给被管理者营造一种规范， 使被管理者在规范之中自由行事， 这样才能发挥管理的最高效率。在市场经济改革当中， 政府便应当成为一个无为的管理者，不去直接干涉企业和消费者等市场主体的生产消费行为， 而是通过制定法律制度的方式营造一个和谐、有序、顺畅的市场秩序， 并辅之以税收、法定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的各项财政和货币政策， 在市场出现问题时进行及时宏观调控。只有这样市场的效率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生产力也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4.2 创造清静安定的管理环境。

老子主张： “清静可以为天下正。” 就是要求管理者必须为管理工作创造一个清静的管理环境。如果在管理环境中充满了嘈杂的噪音，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那必将影响决策； 另外，如果在管理环境中充斥着个人的主观欲望， 而缺少清静的理性思考， 那也必将使管理策略的制定失去方向。因此， 管理者要想创造一个清静的管理环境， 必须要减少外界事物的干扰。所谓“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畋猎， 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货， 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之治也， 为腹不为目。” “不见可欲， 使民心不乱， 不贵难得之货， 使民不为盗。弱其志， 强其骨； 虚其心， 实其腹。” 通过减少人们过分的主观欲望， 来净化管理环境。

4.3 以退为进、以弱胜强的辩证管理策略。

老子的思想中包含许多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他认为各种事物都有其对立面， 并由此提出了后发制人， 柔弱胜刚强的辩证管理策略。老子认为： “天下莫柔弱于水， 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这说明物极必反， 对立面可以相互转化。水是天下最柔弱的东西， 可是水滴石穿， 能够不动声色， 击穿顽石的东西又非水莫属。事物发展到极点后必然要向对立面转化， 这就要求管理者在管理工作中， 要不断地变换管理策略和方法， 以退为进、以弱胜强、后发制胜。

4.4 管理者谦恭、温和的修养。

老子对管理者的个人修养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如“不敢为天下先”、“后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知其雄， 守其雌， 为天下溪；知其荣， 守其辱， 为天下谷。” 要求管理者居上谦下， 时时处下、事事居后， 不要让自己高高在上， 而应永远谦恭、温和像山谷、大海一样容纳万物， 从而获得被管理者的爱戴和尊敬， 使其政令能够得到顺利地贯彻实施。

5 法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 后经演变形成体系。法家坚持以法为中心， 主张法治， 反对人治， 主张“尚法不尚贤”， 认为管理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有健全的法规制度作为保障。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是战国末年韩国的贵族， 著有《韩非子》一书， 现存五十五篇。韩非总结前代法家思想实践， 提出了完整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管理理论， 对于现代管理也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

5.1 法、术、势相结合的管理方法。

韩非之前商鞅强调“以法治国”； 申不害强调“以术统臣”； 慎到强调“以势驭民”。所谓“法” 就是管理中的各项规章制度； 所谓“术”

就是权术， 也就是管理者的管理技巧； 所谓“势” 就是管理者所拥有的权力。韩非子认为，作为一名管理者必须将法、术、势三者相结合，管理者要依靠自身所拥有的权力制定规章制度，如果没有背后的权力， 规章制度就不会真正生效。在规章制度颁布以后， 还要运用一定的管理技巧去引导被管理者遵照规章制度办事， 只有如此才能实现迅捷高效的管理。

5.2 重利富国的经济管理思想。

法家的经济管理思想重法而不重德， 重利而不重义。韩非认为， 只有规章制度确定下来不再变动， 人们的利益划分才能明确， 权责才能清晰，监督才会有效， 人们才会有更高的热情去创造经济效益。只有人民百姓富裕了国家才会富强。

5.3 “法治” 优于“人治”。

韩非在论证“法治” 优于“人治” 时， 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 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 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了三项错误。韩非认为此法不可取， “舜有尽， 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 所止者寡矣。” 也就是说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而现实中的错误是无限的， 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纠正错误中去， 就不可能使天下绝大多数的错误都得到纠正。

作为一名有效率的管理者则应当制定法规并公之于众， 违者依法纠正， 管理工作就方便多了。

5.4 法规应当公开、平等。

韩非子还主张管理法规应当公开、平等。即实行“明法”、“一法” 原则。“明法” 就是“著之于版图， 布之于百姓。” 使整个管理范围皆知。“一法” 即人人都得守法， 法规面前人人平等， 不存在任何法外特权。“刑过不避大夫， 赏善不遗匹夫”， “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各级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不能游离于法规之外。

6 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其中的管理思想更是灿若群星， 不经过系统地研究和探索无法一一摘取。在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面前， 任何一名学者都不得不肃然起敬， 研究起来也应本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严谨态度， 从而继承先贤绝学，使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并为现代社会管理服务。本文仅从中国传统文化管理思想中的某些侧面以管窥豹， 以期抛砖引玉尔。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