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传统文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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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传统文化；辩证关系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其更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焦点，是各国都在争相热讨的话题。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形式。各历史时期的统治者也因深受文化思想的影响，在建立某些制度时打下了传统文化的烙印。其中，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开始略见雏形。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时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从西方传入到中国，我国古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是思想意义上的。在本文中，笔者也考虑了古代的社会保障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种考虑，可以从文化的视角完整分析社会保障思想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目前，国内学者对社会保障与传统文化在理论上的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方面是从经济角度或者实用角度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因传统文化引起的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某方面不完善的问题，如郑秉文（2009）等学者在《中国与拉美社会保障比较：传统文化与制度安排———提高覆盖率的角度》中除了作比较，更是在比较的基础上从文化角度分析覆盖率问题；另一方面是在从理论角度分析二者关系，并没有明确表示传统文化下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如车程（2013）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运行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了社会保障在传统文化蕴涵中的发展以及存在问题；王文茹（2015）在《浅析我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一文中更多的分析各类传统文化（儒家、佛家、道教等）对社会保障产生与运行的影响。由于近几年弘扬传统文化的兴起，传统文化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思考与探讨，尤其是一部分学生也开始关注，并以此为方向完成学术论文，他们从分类角度单独分析某种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或是从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中某种社会保险的作用，这一类主要以学生论文居多，如刘丽（2009）在《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探究》一文中梳理了社会保障伦理的思想史。以上学者主要是多种传统文化去分析，本文则是从儒家文化角度，历史纵向发展分析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并分析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为了更好地了解社会保障思想与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必要让读者清楚本文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概念。本文的社会保障制度既包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先生所讲的“是国家或社会依法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的统称，包括法定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系统和非法定的各种补充保障措施。它遵循公平、正义、共享原则，通过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国家干预，实现保障民生与改善民生的发展目标”，也包括具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特征的社会保障思想———社会救助思想、军人优待思想等类似思想；传统儒家文化则是指早期的一些儒家文化，主要以孔孟为代表人，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文化系统。

一、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保障思想形成与发展渊源

社会保障思想的形成在我国最初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奴隶社会，在这个阶段影响最大的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当时的儒家文化主要提倡“孝道”、“民本”、“仁政”等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最初的社会保障思想雏形。“孝道”提倡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尊老、爱老，让每个老年人安享晚年，强调的是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仁政”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统治者应该对其统治的社会成员施予仁政，用“仁爱”思想处以政事；“民本”则是在一个宏观指导思想的基础下进行“孝道”、“仁政”，强调的是一切以百姓利益为重的社会文化思想。除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外，道家、佛教等也起到了辅助作用。如道家的“无为而治”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中国化的佛教思想构成我国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信奉佛教的人要有同情之心、怜悯之情、慈悲情怀，使得信教之人具有利他思想。佛家文化讲究“普度众生”“、慈悲文化”，这可延生扩展为政府应平等对待社会成员，讲究的是平等性，在精神上树立一种为他人着想的思想，对古代的慈善事业非常有帮助。正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保障思想也出现了独特性，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最初毫无规章制度及毫无尊严的“施粥形式”，到后来初具国家意识的“开仓济民”，这些全部属于现代意义上社会救助思想和慈善思想，是社会保障思想的最初形式。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抹灭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社会保障思想也逐渐成熟发展起来。从古展到建国以来，我们的社会保障思想并没有太大变化，这和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家文化影响有关。20世纪8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引入到中国，中国开始结合国际经验重新整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时期综合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借鉴了国际经验，但更多的是与中国国情相融合。也可以讲，此时的社会保障制度吸收更多的是与时俱进的思想，但占主流的仍然是我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最初萌芽阶段，还是建立以及完善阶段，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对社会保障制度思想都具有一种推动作用，促使其建立并不断完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体系中都有社会保障形成的影子。

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影响下的传统儒家文化

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儒家文化二者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除了传统儒家文化在社会保障思想建立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对传统儒家文化有所影响。古代的儒家文化占据社会文化思想的主流，任何形式的制度都无法撼动其主导地位，而且更是由于传统儒家文化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所以早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传统儒家文化的作用不明显，更多的只是一种巩固和加强作用，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早期的社会保障思想只是传统儒家文化发展过程的副产品，对传统儒家文化并没有什么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在现阶段的发展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是最强烈的，这种影响可以分为两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消极的抑制作用，这两种作用也主要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内容中体现，具体表现如下：1、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削弱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孝道”思想。我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养老模式是以家庭养老模式占主导，体现的是“大家族”似的宗法保障模式。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以及国际潮流的引入，发展形成了居家养老、社会养老、机构养老等多种形式的养老模式，家庭养老模式的功能不断弱化，这种弱化的后果则是削弱了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中的“孝道主义”。在现阶段，网络上以及报道中不乏看到许多家庭子女虐待老人、苛待老人的现象，甚至出现因赡养父母问题进而引发的“打官司”现象，这种现象并非只在城镇中发生，就连受外来文化影响力较弱的农村也有所发生。这些现象的出现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形式发生变化，但从文化角度则可以看作是传统文化的弱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社会成员思想中的作用远不如从前，“传统家族”、“宗法文化”的弱化，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引起的一系列后果，这种后果进一步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进一步推动及催发政府及社会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应该发挥作用。2、社会福利思想强化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最初形成的社会保障思想中并不包含社会福利思想，社会福利思想是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保障制度传入中国后不断发展起来的。社会福利是国家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保障制度，这种制度从无到有的出现表明政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更加以民为本，以社会成员的利益为基础出发点。从简单的教育福利到复杂的医疗福利，从儿童福利到老年人福利，这些方方面面的完善更能证明政府清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也在努力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些做法向着“仁政”方向进一步靠拢，并不断完善“民本”思想。3、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改变着传统文化中的“德治先行”思想。我国在古代就讲究“德治”，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法律先行的思想。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我国制定政策更多时候并没有做到法律先行。在吸收西方经验以及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中，国家开始注意到法律先行的重要性。尤其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把法律的建立提到了重要日程上。在我国这个充斥着多元文化的社会中，现阶段法律应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推动法律先行的思想也是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

三、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

郑功成指出：“通过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50多年发展历程的简要考察，可以发现，前30多年是典型的国家－单位保障制，近20年则是逐渐在向国家－社会保障制演变，目前正处于国家－社会保障制的建设与完善阶段。”这种完善阶段也是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发展。目前乃至将来，我国面临着严峻的社会保障形势：人口老龄化加速，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凸显；城乡之间差别性取消，社会保障制度的流动性问题亟待解决；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保障的公平性需更加普遍完善。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重要难题。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当前乃至将来面临着空前的养老压力。这种养老压力对当前的养老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年人口的增多，使得养老更为困难，单纯的靠“4-2-1”式的家庭养老似乎难以解决这个重任。所以，国家也在不断发展其他形式的养老模式，形成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严格意义上的家庭养老与居家养老并不同，但是从目前发展趋势看，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思想影响下的家庭养老方式并不会完全消失，只是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程度的削弱。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在今后的发展中更注重公平性。权利意识的增强是一种主观形态上的发展，这种主观意识的增强相对应的是客观存在的强化，客观存在则是政府责任的存在。社会成员权利意识增强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公平性，强化客观存在则是政府认识自身责任，并不断完善，这种责任是在国家成立初期就存在的，是一种无法磨灭的自然责任。权利意识和国家责任的相互作用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会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进一步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传统文化中“众生平等”原则。城镇化的加快，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流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实现省内流动，今后要做的是全部实现省内流动和省际之间的流动。现在，社会发展迅速，人口流动性加强，社会保障制度自然也要跟上时代步伐，满足社会大众需求。其实，这与文化之间的融合相通。每个地方社会保障的具体实施措施有所不同，在相互整合的过程中需要参考多方面因素，即调整过后的社会保障方式也可以具有某种适合当地需求的特征，并不全部是相同的。在大趋势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与时俱进。

四、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及改进措施

当然，在目前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执行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不好的地方：总体经济水平低、制度不完善、法律依据不够等，这些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关。自古以来的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阻碍，再加上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社会保障的经济发展自然受到限制；“德治先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法律发展。而且，我国在处理社会保障产生问题的解决办法多是从政策法规入手，很少关注文化层面。规章制度是必要的，但是要根除问题，还是要从思想源头抓起，这样才能治标治本。首先，我国需要做的就是“法先行”。任何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这样才能使制度实行长久，执行顺利，减少或规避漏洞，更加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如此，我国社会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比较晚，更是受到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在完善过程中结合了我国国情。但是，其在完善过程中应该做到法律先行，做到法律保障。其次，注重文化思想的影响。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某些形式开始弱化，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加关注平等思想，既看到社会保障过程中个人的责任，也意识到国家不可推卸的职责。我国需要摆正态度，正视自身职责，并利用有效的文化思想影响社会成员，使得社会成员在社会保障发展过程中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减少社会上出现的“不文明”养老现象，同时也为其他的社会保障经济效果奠定思想基础，从思想上达到统一。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不仅影响着历代统治者的统治和管理，也指引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无论是“孝道”、“仁爱”，还是“民本”思想，都在社会保障中得以彰显。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着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传统儒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二者在一种相关的关系下得以发展。我们在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时，应该吸收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坚持以人为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主要参考文献：

［1］郑秉文，J威廉姆森，E卡尔沃.中国与拉美社会保障比较：传统文化与制度安排———提高覆盖率的角度［J］.拉丁美洲研究，2009.2.

［2］车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运行与传统文化的关系［J］.商界论坛，2013.3.

［3］王文茹.浅析我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J］.人资社科，2015.2.

［4］刘丽.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探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6.3.

［5］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演进的历史逻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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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土族；儒家文化；影响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厚重的历史画卷，毫无疑问在这幅画卷中，儒家文化逐渐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并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周边的民族以及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辽阔的青藏高原东北部、祁连山南麓的土族也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儒家文化对土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既是土族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

一、儒家文化在土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与核心。儒家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从根源上来说它起源于周文化中的宗周礼乐文化。礼乐传统，从根本上来说是以调整社会秩序为基础的文化传统。它所包涵的内容非常广泛，基本上渗透到了人们活动的全部领域。儒家文化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随着统治者的尊崇和提倡，逐渐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主体思想，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并不断得到一些儒学大家对其内容进行补充。从儒家文化不断发展的角度来看，儒家文化具有高韧度的传承性，并具有非常强的兼容效应，不断地吸收百家思想之所长为己所用。从另一方面来说，儒家思想又具有很强的辐射效应，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与华夏其他文化之间互竞互融。

土族是我国西北边陲上的一个民族，现在主要聚居在青海省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大通、同仁以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等地。其余散居在青海的乐都、门源、都兰、贵德、共和、西宁、乌兰以及甘肃的永登、肃南、卓尼、积石山等地。土族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其族源较为复杂，史学界主要有五种看法：吐谷浑说；阴山白鞑靼说；蒙古人与霍尔人融合说；沙陀突厥说和阻卜说。如果从民族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作者倾向于：以吐谷浑为主流，其他四种为支流，并逐渐融合的观点。当然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不同地区的土族的族源成分又存在着不同偏重。

据史料记载，公元663年，吐谷浑亡国后，其民众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吐谷浑人仍留居故地，9世纪中叶吐蕃崩溃之后，居于湟水和大通河流域，依险屯聚自保；一部分吐谷浑人，在吐蕃占据灵州后，移居河东，12世纪后，河东的这部分人返回甘青故地，在此迁移过程中，一部分逐渐融合在了汉族当中；另有降服吐蕃的吐谷浑人又逐渐融合到了藏族当中。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土族和汉、藏、回等民族交错杂居。历史记载，今互助、大通、民和、乐都、天祝等地很早就是土、汉、藏等民族的共同居住地。到了明清时期，又有一部分汉族从甘肃、四川、山西等地迁入民和、互助一带。所以，土族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吸收了藏、汉、蒙古等民族的成分并受周边民族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土族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是在元末明初时期，此时出现了“土人”的名称。土族中融入了汉族的成分，从土族的民间传说和一些土族族谱中能得到印证，如民和官厅土族张家、贾家的家谱称其祖先是山西平阳府人等。长期与汉、藏等民族的杂居和融合，土族的文化业表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既有本民族的原始信仰文化，又有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以及儒家文化等。而儒家文化的影响对土族尤为深刻。但也并非一概而论，在不同的土族地区所受汉文化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比如民和三川的土族汉文化较浓，被藏族称为“嘉霍尔”，意思是汉化了的霍尔人。而互助、天祝的土族藏文化稍微居上。

二、儒家思想在土族传统文化中的体现

土族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不断吸收着汉文化的因子，融入整合到自己的文化当中，其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儒化教育在土族地区的加强

在明清时期，政府对周边民族控制力在不断的加强，有意识地灌输儒家思想文化，以加强思想控制。明清科举考试内容专取儒家经典中的“四书”“五经”命题，在土族中有很多“博通经史之士”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功名。根据史料记载，在明代的科举考试中，土人李完考中举人、李玑考中进士、李光先考中武进士；清代有祁仲豸取得武进士，等等。至于取得秀才者，更是不胜枚举。

2、儒家文化对土族方面的影响

宗教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几乎每个民族都有或者曾经有过。土族的较为复杂，萨满教是土族的原有信仰，随着藏人、汉人的影响，藏传佛教、道教以及汉族的民间信仰逐渐融入其中。在土族地区兴建了许多娘娘庙、龙王庙、城隍庙、三官庙、文昌阁等汉式寺庙。土族人家的院中，住房的位置根据大门的方位和阴阳五行、八卦等确定。土族对道教思想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儒学思想的一种接受。土族在过年、清明节的时候，有上坟祭祖等习俗。上坟祭祖对祖先的崇拜，也是儒家思想中“孝”的体现。同时，在土族的神话故事中，也体现了对儒家思想的认知，《混沌周末歌》是土族的诗体神话传说，其中就提到了孔子、释迦牟尼、老子分别创立儒、释、道三教的内容。

3、儒家思想在日常习俗方面的体现

“婚姻，是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社会制度及其文化和伦理道德规范所认可的男女两性的结合”，[1]所以在婚姻过程中一系列的文化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土族在婚礼上遵循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规程，并且在定亲的过程中还请阴阳先生预卜方位、合八字，在结婚仪式上新人拜天地、拜父母、夫妻对拜，这些仪式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

在丧葬以及禁忌文化方面，儒家文化也有所体现。中国传统的丧葬文化，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反映了传统的宗法观念和伦理道德。“事死如生”是我国传统丧礼的基本原则，同时人们普遍认为“灵魂不死”，死者到了另一个世界要跟生前一样进行生活，需要生前所必须的一切，所以丧葬过程中，亲人尽量为死者创造与生前一样的条件。土族也十分重视丧葬活动。土族主要使用土葬和火葬两种埋葬方式，这两种埋葬方式在不同的地区，又有所偏重。在实行土葬的地区，亲人为死者进行选坟地、测日子，这些习俗跟汉族一样。在土族的寺庙大殿或者家庭佛堂内不允许妇女以及去过暗房的人进入，妇女在不带帽子不穿长衫时，不允许在长辈面前走动，这都表现了对儒家文化的吸纳。

三、儒家文化对土族文化产生影响的原因

首先，土族族源上的复杂性和多源性。正如前文所述，土族在形成过程中，不断吸收了汉族和其他民族成份。内部构成的多样性以及复杂的历史形成环境，必然导致中原儒家文化的渗入。特别是明朝卫所制度的推行，大量的汉族人口迁入青海土族地区，在汉文化的强大引力下，土族文化在与汉文化的碰撞、交融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吸收整合了大量的汉族文化因子。

其次是土族经济形态的转变。土族在形成之前或形成之初，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在明朝时期，随着大量汉人的迁入青海，并在青海东部大规模屯田，带来农耕文化。他们开始尝试农耕生产，这使土族开始从畜牧业的经济方式逐渐向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并最终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的经济形态。经济形态的转变导致土族对传统的文化产生了不适应，从而吸收与农耕文化相适应的的儒家文化就成为了必然。农业文化在宗教和社会文化方面主要表现为重定居轻游动，重家庭，重孝道、重等级等等，这些思想特点，正是儒家文化的要求。

其三，封建王朝在土族地区兴学扩大了儒家文化对土族的影响。政府对儒学的传播推动，主要体现在书院的兴建上。明清时期甘肃版图包括今宁夏、青海。据史料记载，甘肃最早兴办书院的首推静宁的陇干书院，约建于明朝成化年间。其次为陇西崇羲书院、渭源渭川书院，皆建于明嘉靖十四年。从现存资料来看，清代甘肃共有书院百余所。其中，在土族居住地区的书院就有8所，它们分别是：1、龙冈书院，在平番县城，建置年代失考；2、五峰书院，西宁府，光绪二年西宁办事大臣豫师、西宁道张宗翰、知府邓承伟、知县朱镜清捐建；3、乐都书院，碾伯县，乾隆二十四年公建；4、河阳书院，贵德厅，乾隆十二年公建；5、祟山书院，大通县，同治初毁于兵火，光绪二十二年知县史文光、何得彪重建；6、约礼书院，西宁县西，乾隆四年公建；7、惶中书院，西宁县，乾隆十四年知县冷文炜捐俸、乡绅捐资修建。由此可知，政府在西北的甘青地区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兴建书院，加强对西北民族地区的思想控制，推动了儒家文化的传播。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在土族文化的形成以及和其他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为土族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家庭关系的稳固、民间信仰的传承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丰富了土族的文化内容。

【参考文献】

[1]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

[2] 编写组.土族简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

[3] 漆子扬.古代甘肃书院考.西北史地，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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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是传统文化历史传承的重要载体，大学教育应该把传统文化教育作为重要内容，根据民族传统特色去完善适宜的教育内容。首先，传统生态文化为现代生态文明教育提供哲学基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拥有丰富而宝贵的生态思想，传统生态文化为现代生态文明教育提供了扎实的哲学根基。一是为现代生态文明教育提供了思想渊源。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都与现代生态文明的基础相吻合，能够为现代生态文明教育提供思想基础。中国优秀的传统生态文化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为“天人合一”，认为人类是自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人与自然是完整的系统，不能分离；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目标层面，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天人共生共荣”，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是人类社会和谐的基础；在面对自然发展的过程中，尊重自然规律、遵从自然法则是实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二是为现代生态文明教育提供重要的方法论。道家思想充满了辩证法思想，主张人类社会实践要遵循自然规律，对自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儒家思想强调“知行合一”“言传身教”等，为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积极融入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提供了哲学方法论基础。其次，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为现代生态文明教育提供永续发展的价值导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儒家思想都主张“天人合一”，提倡天、地、人为一体，强调遵从自然规律，保护自然，合理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实现“天人”共存发展的境界。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倡导人类社会、经济与自然的协调与永续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以实现生态可持续性为导向，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和谐性与可持续性。传统生态文化强调的“天人合一”与“天、地、人一体”思想对矫正目前的工业经济发展中的资源过度掠夺和生态环境破坏，实现资源节约与永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传统生态文化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系统观，能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生态环境与资源永续发展的价值导向。第三，传统生态文化为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生态道德观支持。中国优秀的传统生态文化强调“仁爱万物”，尊重生命，关爱大自然，保护自然资源的生态美德，这为现代生态文明教育提供了生态道德观支持。现代生态文明的思想精髓在于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这要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尊重自然界的价值与权力，尊重人的价值与权力。作为自然界的关键成员，人类应该尊重生命、关爱自然，实现资源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这和我国传统生态文化提倡的生态道德观是一致的。因此，建设现代生态文明既要以现代生态观念为指导，更要在全民中积极进行生态道德观教育，尤其是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中的生态道德观，提升全社会的生态伦理意识与生态道德观，遵守生态道德规范，自觉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二、传统生态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障碍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传统文化传承渠道，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理论传播基础。在社会转型期，受经济利益取向和价值观念多元的冲击，大学思想政治教学对传统生态文化的内涵与价值认知不足，传统生态文化融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诸多障碍。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理念障碍。教师是文化的传承者、学生理念的培育者，肩负着引导和培育大学生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世界观的历史使命。然而，思想政治教师在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中导入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方面存在着理念障碍。一是在大学思想政治教学过程中，大部分教师在进行课堂提问设计、内容设计时是以考研重点、政策热点为导向，而对传统生态文化内容的讲解重视相对不足；二是部分教师传统文化底蕴不足，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积极性和掌握程度不足。对孔、孟、荀等儒家思想和道家、墨家、法家生态文化思想的系统学习不足，缺乏传统生态文化知识的现代价值辨识能力，难以将传统生态文化以生动有趣、乐以接受的方式传播给大学生，进而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三是教师的评价观念落后。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教师对学生的讨论和问题回答缺少充实性、激励性的评价语言，使教师在与学生进行传统生态文化知识交流中的评价性语言难以起到反馈、诊断与激励作用。传统优秀生态文化教育理念的缺失，导致传统生态文化在大学思想政治教学中难以做到全面和系统，只是点缀和陪衬，不能充分发挥现代生态文明的引导作用。其次，大学思想政治的教学方法障碍。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传统生态文化主要以文言文的形式存在，对大学生进行这些内容的教育需要以青少年所喜爱的形象生动和富有多种表现形式的教学方法进行。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因材施教”“温故知新”“学思相长”“知行合一”等丰富的教学方法。而现阶段，基于教学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大学思想政治教学主要以满堂灌、填鸭式等方式进行照本宣科教学；形式单一，仅有极少数思想政治教师采用图片、故事短片和现代化多媒体声、光、影教学设备，或者采用课堂小组辩论、课外信息收集等生动形象、富有乐趣的形式进行教学，难以满足大学生对传统生态文化的多样性、启发性教学要求。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中丰富而优秀的生态智慧，需要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示和教育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学习。而传统的教师讲授方式，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偶然的课堂提问也主要表现为对学生的考查，难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第三，网络环境因素。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使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文化存在方式、社会互动与精神活动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在信息时代，互联网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与沟通渠道，大学生与互联网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已经成为充满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大学生开阔视野、探究新知的重要平台。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互联网是继课堂教学和家长教育之外对大学生知识获取和价值观塑造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成为大学生获取知识、信息和进行交流沟通平台的同时，由于互联网信息良莠不齐，一些负面信息、虚假信息也会对大学生价值观产生冲击，造成思想观念的困惑与迷茫，导致其价值观的错误认知和传统生态文化融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遭遇障碍。第四，社会环境因素。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极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传统生态文化学习既需要教师主动在课堂上推动，也需要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熏陶与支持。现代大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且多数父母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尤其是传统生态文化教育的内容较少。受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文化熏陶，这一代父母为了孩子在未来的就业与发展竞争中取胜，对孩子的教育多是“高标准、严要求”，希望子女能够通过大学教育中应试技能的提高，考入知名大学，实现较好的就业。教育观念的陈旧与错误，导致很多家长在子女教育过程中的无知与幼稚，过度追求应试能力和成绩提高，而不顾孩子成长的客观规律，忽视孩子的兴趣与自身条件。家庭教育的误区加大了传统生态文化融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在社会转型期，大学生价值取向呈功利化趋势，注重个人利益忽略社会利益，注重眼前利益忽略长远利益的现象普遍存在，重利轻义的思想严重。这对大学生进行传统生态文化教育带来了挑战。

三、传统生态文化导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建议

思想政治教育是引导大学生树立生态文明理念、传承生态文化的重要途径。传统生态文化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内在一致性和契合关系，在培育青少年生态价值观和现代生态文明建设中应该把传统生态文化教育作为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的重要内容。首先，提升思想政治教师的传统生态文化素养与生态文明理念。大学生的价值观、世界观尚未形成，教师的引导具有重要作用。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具有较高生态文化素养、职业责任感的教师对开展大学生素质教育和生态文化价值观的培育具有关键作用，能够给学生带来良好的表率和示范作用，提升学生学习传统生态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学思想政治课教师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积极学习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知识，树立现代文明理念。在新时代，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要树立生态文明思维和创新精神，结合新时期大学生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和思想价值多元化，将传统生态文化与现代生态文明理念融合起来，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以新内容、新形式进行讲授、讨论，提升学生对传统生态文化的接受、学习和内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共生理念，使学生“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共建和谐世界。其次，鼓励大学思想政治教师改革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师和学生是一个互动的整体，选择科学的教学方法是提升学生学习传统生态文化兴趣和提升大学生传统生态文化素养的先决条件，可为学生在思想政治教学中形成完善的生态价值观打好基础。科学的教学方法有益于教师和学生的良性互动，增强学生学习积极性，提升传统生态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效果。单调、陈旧的教学方法容易疏远师生之间的融洽关系，也导致学生的厌学、弃学，甚至对思想政治教学内容产生反感等负面影响。针对追求新奇、思想多元和价值观尚未形成的大学生，教师在将传统生态文化融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可选择优化教学方式，激发大学生学习传统生态文化的兴趣。孔子曾指出“不愤不言，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在进行思想政治教学中要善于运用“愤”与“悱”对学生进行传统生态化与现代生态文明的启迪、引导，循序渐进，最终达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的学习目的。将传统生态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仅仅依靠课堂教学，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传统生态文化的感悟层面，要让学生对传统生态文化的感悟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最佳学习效果。在进行传统生态文化教育过程中，强调理论教学与实践体验相结合，让大学生通过亲身实践，切实感受传统生态文化的活力和魅力。如在讲授“天人合一”“顺其自然”“仁爱万物”等传统生态文化内容时，可通过图片对比，或者组织学生到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严重的地区进行实地观测，增强学生的直观认识，使学生在亲身实践中会真正领悟传统生态文化的现实价值，赋予传统生态文化的新内涵，培育生态文明意识，鼓励学生积极实践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第三，优化传统生态文化的教学与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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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儒商精神；文化体征；经典；责任

中华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儒家文化为首的文化内涵为现代儒商精神的形成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儒家文化体系中，仁爱、礼制、中庸、责任等思想的广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全方位的发展和进步。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要想从根本上实现企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同步进行，就必须要秉承儒商精神，实现企业进步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本文将重点围绕儒商精神的文化内涵及其与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进行讨论，并为如何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塑造提供良好的思路。

一、儒商精神的理论基础及核心内涵

儒商精神的形成脱胎于以孔子为首的儒家精神。在儒家文化精神中，既有君子品格的塑造，又有社会责任意识的强化，同时还包含着对于经济、政治、文化、国民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商品经济的到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构建，让儒家文化在新时期与时俱进，放射出夺目的光芒。通过与时代商业的结合，从根本上促进了现代商业义、利共存，既能够促进时代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有效抵制经济朝着负面化的方向发展，对于实现社会的稳定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

（一）以儒家为本的商业风貌

儒商精神展现的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时代商业风貌。所谓的儒商精神，是指儒家思想与商贾精神的结合，在进行商业活动以及企业发展过程中，要善于将儒家文化运用到其中，以此来加深企业的文化内涵，更好地培育企业精神，以此来实现企业的进步。儒商精神是儒文化与商业文化的结合，将儒商精神运用到企业的发展中去，能够从根本上促进企业文化观、价值观的塑造，培育良好的企业精神，不断地提升企业员工的素质和凝聚力，从而增强企业的经济效益，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二）以义取利、以利济世的文化体征

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结合，塑造出企业以义取利、以利济世的文化体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义与利的权衡，让企业经营与社会进步同步进行，从而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首先，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其最终的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然而目前企业发展中出现了过分追求利益的畸形发展态势，影响了企业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遵循儒商精神中的以义取利观念，能够有效地制约不合理竞争的出现，从而维护良好的企业发展秩序，促进企业经济发展与社会责任的共同进行。其次，企业发展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权衡，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突出“以利济世”的文化精神，用企业的经营成果来回报社会，担当社会发展的重任。

（三）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结晶

儒商精神的实现是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结晶。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儒家精神作为国家政治统治、文化发展的重要指导精神，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到来，这种精神内涵则更多地与商业发展结合起来，实现利益与文化的融合。儒商精神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不仅仅要实现传统文化与商业精神的融合，同时还要将其成功运用到企业的建设与发展中去，从而实现社会和企业的稳定前进。这是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结晶，是儒家精神与商业文化的有机结合，是传统文化体系的革新与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国民精神、社会秩序等多方面的发展都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

二、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相互关系

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是相互促进、互为表里的关系。首先，中华传统文化是儒商精神的基础，为之提供了足够的理论依据和题材形式。其次，由于儒商精神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时展的见证，儒商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精神，使其在新时期得到了更为有效的发展。第三，儒商精神与时代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了新儒商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这是儒家文化与商业文化碰撞的又一结晶，对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

（一）传统文化为儒商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华传统文化为儒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儒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它强调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注重精神与道德，排斥纯粹的物质主义。传统儒家文化在古代被统治者视为统治的工具，其主要的目的在于铸就君子人格，实现国民精神的塑造，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而到了商品经济时代，儒商文化的形成继承了儒家文化的原始精髓，并结合时代的特征实现了精神内涵的进一步延伸，这极大地增加了儒商精神在新时期的适应性，对于企业的发展和经营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总之，中华传统文化为儒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依据，这对于企业文化精神的塑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促进企业发展态势的增强。

（二）儒商精神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儒商精神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以义取利、以利济世文化精神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商业精神与传统儒家文化的结合，这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使之更加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纵观当今的企业发展，任何一家企业都无法脱离文化精神及企业文化而存在，而儒商精神是企业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由此可见其在现代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位置。总体说来，正是儒商精神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延伸到了现代企业的发展中去，使之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创新性，进一步地丰富了传统文化的时代内涵，从而保证了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步实现。所以对于现代企业发展来说，应该注重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统一性，从而保证我国经济朝着良性的发展方向来进行。

（三）促进了新儒商精神的形成及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是相位表里、互相促进的，随着社会的转型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儒商精神也在新时期散发出夺目的光芒。新儒商精神的形成及发展，不仅仅为企业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文化指引，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掀起了良好的社会风尚，从而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和文明社会的构建。正如香港金鹰集团陈仲尼所理解的新儒商精神，应该是修身、治企、兴业、社会多方面的结合，不仅仅要提升本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还要能够肩负起自我成长、员工素质提升、社会发展与进步等多样化的责任，以此来不断地发挥企业的最大优势，为社会乃至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创造条件。

三、如何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塑造

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塑造是相互统一的关系。要想实现儒商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就要广泛地借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为儒商精神在新时期的传承创造基础。深入经典，不断丰富儒商精神的文化内涵，准确地权衡义利之间的关系，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和道德观念，从而来促进企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只有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文化精神，才能够为企业文化的构建创造良好的机遇，同时进一步地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在新时期的发展。下面将重点来谈一谈新时期如何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塑造。

（一）深入经典，促进儒商精神的形成

深入经典，促进儒商精神的形成。儒家文化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同时也分成不少派别。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它以内圣外王为基本的总之，强调内心修炼与事业成功的并重，学会处理各种人际伦理关系，实现政治实践。因此，在企业的发展以及儒商精神的构建过程中，要善于从儒家的经典中来汲取力量，广泛地借助于《春秋》、《论语》、《孟子》等诸多文化经典，从而来实现现代企业文化精神的塑造。无论是企业文化的构建、企业员工关系的处理、企业管理决策方案的制定，还是企业的总体发展规划等，都要以儒商精神作为指导，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传统文化的力量，以此从根本上保证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实现。

（二）以义取利，实现自我职业道德约束

以义取利，实现自我职业道德约束。以义取利是儒商精神的重要精神内容，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要时刻秉承这种思想，来切实实现企业的发展与转型。第一，确立企业的发展宗旨。实现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并重，遵循以义取利、以利济世的核心观念，来制定企业的发展策略和战略规划。第二，在企业开展业务的时候，也应该以儒商精神作为有效的参考依据，学会以正当的方式解决各类业务问题，在实现有效沟通、良好合作的基础之上，来最大化地维护企业利益，从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从而保证企业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第三，以儒商精神作为企业文化的精髓，教导员工严格地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以正当的方式来取得属于自己的利益，从而不断实现个人的长远发展，为企业的发展和进步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明确责任，开拓“以儒带商”新思路

明确责任，开拓“以儒带商”新思路。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在追求自身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应该时刻明确其社会责任意识，为实现社会长远发展贡献属于自己的力量。首先，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要以“儒文化”作为一切行为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企业的发展宗旨和核心理念，必须要以促进社会良性的发展为依据，从而实现与社会发展的同步进行。“知其不可而为之”，即是很好的证明。要想从根本上提升企业的经营效果，就必须要努力地践行儒家精神，拥有不屈不饶的勇气和毅力，来克服企业发展道路中的困难，从而为企业的顺利发展创造条件。第二，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商业的发展，商业在社会所有行业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必须要充分地发挥企业的优势，大力倡导“以儒带商”模式，从而让企业自觉地肩负起社会责任和社会道义。

（四）和谐发展，掌握经营艺术和发展之道

和谐发展，掌握经营艺术和发展之道。追求和谐，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同时也是企业经营的关键所在。无论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中庸思想，还是贵中尚和的理念，都在强调和谐的重要性。因此，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遵循和谐发展的要求，掌握有效的经营艺术和发展之道。首先，对于企业而言，要秉承“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追求企业发展与自然和谐的有机统一。比如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应该实现环境保护、绿色生产、节约成本等，从而实现和谐经营。其次，遵循贵中尚和的思想，构建其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仅要在企业内部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在企业对外发展过程中，也应该以此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从而实现企业交际中的和谐。

（五）强化道德，树立现代儒商新规范

强化道德，树立现代儒商新规范。“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对于企业来说，要想实现企业发展的进步，就必须要遵循起码的道德规范。首先，将道德观念融汇到企业文化构建中去，号召领导者、企业员工都要不断提升自觉性，实现道德水平的提升。其次，要多开展各种各样的企业公益活动，比如社会救济活动的开展、成立基金会等方式，都是提升企业道德及社会责任感的重要证明。总之，只有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实现儒商精神在企业发展中的融合，才能够不断地实现企业综合实力的提升，实现其文化内涵的丰富，从而保证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结语

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儒商精神已经成为了现代企业中的重要文化基础，对于塑造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之道提供了有效的基础。特别是新儒商精神的提出，更加凸显出这种文化精神的深层次内涵，必将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儒商精神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新时期背景下，必须要借助于传统文化来丰富儒商精神的内涵，通过深入经典、以义取利、明确责任、和谐发展、强化道德等几个方面来对新儒商精神进行重塑，以此来为现代企业进步提供有效的文化动力，同时实现以义取利、以利济世文化格局的形成，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参考文献：

[1]袁张帆.现代儒商企业的伦理审视[D].华侨大学，2006

[2]张英杰.论儒商精神及其当代价值[D].哈尔滨工业大学，2006

[3]王静玉.汲取儒家文化精华，构建中国特色企业文化[D].河北经贸大学，2013

[4]林锐.儒商之道与现代企业经营理念[D].华中科技大学，2006

篇5

我国拥有众多的人口、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儒家文化是我国文化中的主流，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的先驱孔子将“礼乐”作为儒家思想的基础，将“仁”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把血缘至亲之爱作为“仁”的根本。儒家美学“大同”“美善”的思想融合了美学与伦理学。仁心的君子所具备的德行修养是全面的，仅有高尚的品格是远远不够的，审美和文化修养同样重要。儒家美学强调的是美与善的一致性，高度重视美与艺术的结合和艺术对社会发展起到的积极作用。儒家美学与政治有很深的关系，其美学原则“和”包含了合乎常理、合乎规律。儒家美学的另一明显特征是“天人合一”，在自然界与人的情感中寻求美的真谛。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工业设计的融合

1.饱含传统意味的外观设计从物品造型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形态各异的器皿、纹样。如我们熟知的奥运祥云火炬运用了在中国存在了千年的祥云纹样，这是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火炬以纸卷轴作为握柄，纸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将祥云、纸卷轴和现代设计相结合便成了唯一的奥运祥云火炬。又如，对茶叶盒进行设计，设计师可以摆脱常规的罐装设计，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茶壶的造型进行创作。如果对酒瓶进行设计，可以借鉴古代青铜器元素或陶器元素加以改造、设计。

2.采用各类材料展示工业设计在中国制造历史上，大部分材料都是随地而取的，充满智慧的先辈们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早期用泥烧成陶器，后来运用不同的材料和烧成温度创造了美观实用的瓷器。还有蚕丝、木材、毛皮、金属这些都是常见的材料，我们的先辈通过想象和改造将这些平平无奇的东西变成丝绸、纸、漆器、发饰等。现代工业设计师取材应大胆，不要拘泥于现有的创作材料，要养成运用各种材料表现设计风格的习惯，使被设计的工业产品更完整地展示其韵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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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联系；挑战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1-0170-02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民族千年的生息繁衍中形成的，具有理论化及非理论化体系，是影响整个社会，呈现出稳定的共同心理状态、精神意志、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式等精神成果的总和。而儒家文化的发展及演变更是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线。就内容上而言，儒家倡导的仁政王道，道家因循的清静无为、以退为守，法家主张的循名责实、信赏必罚，这三者共同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三位一体要素，并深深浸透在民族的性格和心理之中。其基本价值体系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同时兼容道、法、墨等诸子百家而发展起来的。本文就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作一些探讨。

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联系

随着人们独立意识、自主意识、自我选择意识和竞争意识的逐步增强，面对西方思想的涌入与意识形态的渗透，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迅猛浪潮，面对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进步所带来的种种冲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当代教育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质，突出表现在教育对象在价值观、思想意识、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多元化与复杂化。这无疑给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也给传统文化的反思提供一个平台，促使我们思考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所处的位置，其蕴含的价值借鉴意义何在，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何作用等等。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它并不是白纸作画，也离不开本土化的国情和人情。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对本民族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影响，在相互叠加影响之下形成了本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史。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仅看到传统文化中精华的一面，也应意识到传统文化具有复合性的特点，它也同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一样，精华与糟粕并存，有待我们在继承时进行筛检。文化建设不是切割历史，而是需要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地提炼，并在时代的基础上，将其不断发展，推陈出新，不断发扬光大。若欲使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其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当代价值，必须在建立民族自尊心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文化进行借鉴与改造、批判与继承、摒弃与创新的方式，用科学的方法“去粗取精、去旧赋新、去伪存真”。

二、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具体体现

第一，将“仁”作为人文价值观的核心。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强烈的人文精神，传统文化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在许多古籍中都有记载。《尚书》中有言：“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中也有记载：“夫民，神之主也。”也就是说即使是上天，也必须顺从人民的意愿，只有民心、民意，才是神灵希望君主始终重视的事物，先办好人的事，然后再去致力于神的事，足以见得古时已将人置于中心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中又以“仁”作为最高理想和价值体现，同时也是道德规范的最高准则。儒家思想中的“仁”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要求我们能够尊重人，爱护人，礼待人，重视人。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观念正是以“仁”为中心的文化道德修养，也正是这种“仁”的精神最终塑造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从而造就了一批杰出的仁人志士。

第二，将“和合”作为统一发展观的基准。“和合”强调的三个方面的和谐统一——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仁”和“义”的思想本身就充分体现了人、我、群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此基础上，“礼”也是“仁”的另一表现形式。孔子有言：“克己复礼为仁”，是希望人们都能够正身、自律，以礼待人，这与我们现在的道德、行为标准也是一致的。现代生活中，在精神生活领域，我们仍然以做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推己及人”的程度为人际和谐的标准，“天人合一”则是在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时所奉行的准则。

第三，强调对人的群体性和求同性的重视，体现出较为浓厚的“价值理性”色彩。传统文化主要强调在社会教化和自我修养的双重影响下，使人成为能够为社会所需要和接纳的人，也成为能够对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群体价值的核心价值主要在于对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提倡。“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同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弘扬的是一种个体对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通过以上列举不难看出，传统文化中的底蕴价值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倡导的主流价值并不相悖。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人道主义、义重于利和民本主义等等这些在传统文化中确立和倡导的内容，仍是今天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面。当代政治思想教育的进行，首先必须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之中，在充分汲取传统文化养分的基础上，结合对现实的积极探索和研究，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充分挖掘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才能真正实现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篇7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生态觉悟；“力量型”科学；和谐；中国现代科学体系

一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理论溯源及其界限

今天我们提到科学，一般指的是近代西方科学，它起源于希腊的理性科学，重视数学的运用与实验的检测，因而也称为数理实验科学。［1］西方近代科学既有对希腊理性科学的继承，同时受西方近代文化观念的影响，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偏离了希腊理性科学对自由精神的追求，正如吴国盛先生所言，“近代科学不仅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正宗传人和光大者，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科学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崭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2］这样，主体维度的价值诉求加上对物质力量的狂热追求，构成了近代科学精神的核心部分，也就是尼采所说的强力意志。这种强力意志构成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主旋律，也造就了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

［3］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虽然在过去几百年中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二十世纪的科学与技术却展示了西方“力量型”科学本身的某种界限。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的核心思想和结论分别从宇观、微观和宏观尺度证实了西方“力量型”科学的局限性，且这种片面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4］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自然的关系上，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都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和谐的生态觉悟、科学的前沿发展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范式，而这种新的科学范式的核心思想与东方文明中的生态智慧不谋而合，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科学将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天人和谐”思想对“力量型”科学界限的消融

二十世纪以来，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复杂科学为代表的前沿科学，通过深刻的观念转变和理念创新，打破了时空对立等二元对立观念，演绎了自然宇宙和谐一体的更为纯正的科学自由精神。这种情况下，强调和谐一体的中国传统自然观，在解释新的科学思想上，较之西方“力量型”科学所依赖的机械自然观显得更加优越。［5］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些人自然地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东方文明，投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科技文化困境。

1儒家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思想的发掘

儒家文化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主流。儒家文化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代科技的有序发展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6］第一，儒家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有助于克服西方近代科学的原子论限度。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始终把宇宙看作为一个整体，如孟子认为自然之天产生万物，人和万物只有一个来源，万物和人都是其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且彼此相互倚赖。儒家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反对把人与自然相分割和对立，这有助于消融西方近代科学中还原论、原子论的错误理念，有助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协同发展的关系。第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有助于消融近代“力量型”科学范式中的主体外化倾向。在和谐的状态中求发展，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给予西方“力量型”科学最大的启迪。如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不同分职，只有充分把握好天与人的分职，才能清楚地认识天与人的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认识与改造世界。［7］第三，儒家“天人合一”观有助于改变西方“力量型”科学的控制论世界图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如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把爱心从家庭扩展到社会，从社会再扩展到自然万物，进而使仁爱具有了生态道德的含义。这种崇高的境界引导人类理性地控制物质欲望，并把物欲导向精神的追求与创造，塑造人类“赞天地之化育”的伟怀，即理解、赞美和协助自然界之生生不息，并以这样的方式发挥人性，而成为天地大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西方近现代科学思想认为自然界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物的结合，是一幅符合机械力学规律的自然图景，是一个在人类之外跟人类毫不相干的体系，是人类的能源场与垃圾场，从而培养了人对自然的傲慢感、对于其他物种的优越感。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则对自然有一种热爱、同情、亲近之情，认为一切知识本质上都来源于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来自实验室中的自然切片，强调对自然本身的直接接近。［8］这样，儒家文化的生态智慧显然能够弥补西方“力量型”科学观念的不足。它警示人类，应该去除在自然面前的自负和傲慢，应该敬畏自然，停止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才能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2道家文化中的生态觉悟：“道法自然”思想的启迪

道教文化也是华夏母体上土生土长的血脉文化，道家的核心范畴“道”把人类置于自然世界的大系统中，从自然现象推及人类社会的道德行为准则，以及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其思想路径和特征，与当代复杂性科学的生态趋向是一致的，从而有助于消融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界限。［9］首先，道家的“道法自然”生态思想可以为科学提供新的形而上学基础。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来源于自然并统一于自然界，人是天地生成的，人与天地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它们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构成和谐统一的整体。道家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与近代西方主客二分的机械论、二元论以及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是根本不同的，从而可以为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提供新的哲学基础。其次，道家的循“道”而为的价值原则与当代生态科学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老子的“道”具有生态价值的意蕴，就是要求人们的行为要与“道”一致，要与天地万物一致，尊“道”贵“德”，顺应自然，体现在实践上就是“无为”。当代生态科学十分推崇老子的这一思想，与老子把天地之“道”作为确立人类道德的根据一样，生态科学的整体论思想、价值观原则都是以生态系统的自然性质为根据的，主张要对自然过程作出谦卑的默认，让自然按照自己的节律运行而不要去破坏它。其三，道家的生态哲学与当代21世纪科学追求的最高境界都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整体境界。老子的“道”是一种尊重生命和自然的伦理观，它要求人们的活动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与生态科学的生态中心主义观念是十分吻合的，他们共同指向“天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境界。总之，在生态整体系统中，人不在自然之外，也不在自然之上，而在自然之中。人应当站在生态系统和地球的角度，成为大自然的神经和良知，关心其他生命，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体现并弘扬大自然的“生生之德”，维持自然界的美丽与和谐。这就是道家中所蕴涵的生态智慧对西方“力量型”科学最大的启迪，今天我们提出科技生态转向的理论支撑点也在于此。

西方科学的畸形发展而带来的一些文化困境，为东方文化发挥作用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使人类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人类文化图式，从儒学、道学等东方文化中寻找生态智慧与启迪。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文化，能以其特有的生态智慧和觉悟为西方“力量型”科学突破固有的范式提供有益的催化作用，并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范导科学应有的气质，现代科学与蕴涵了东方智慧的儒家、道家文化进行跨文化对话，对于人类超越科技文化困境、迈向澄明之境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生态智慧的发掘与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许多科学家在“东方神秘主义”与现代物理学之间发现了“惊人的平行之处”，以此为契机展开了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之间的跨文化对话。［10］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虽然对于克服和纠正西方“力量型”科学的缺陷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能否起到主导作用——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推进为一种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世界观，成功地实现中华科学技术的腾飞，这还取决于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超越的程度。二十世纪末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劲声浪，其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力量型”科学的天人分离思维摸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特别是在复杂科学等前沿领域，因而当代西方科学正经历着从主客二分转向主客融合的后现代主义的洗礼。而中国传统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崇尚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思与诗的交融贯通；都鄙视对外在对象作还原性的分析，而注重对人在其中的世界的情感体验。因此，西方的一些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看成是抵御西方科学工具理性的希望。［11］而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一方面要跟西方发达世界站在一起，忧虑“力量型”科学本身的缺陷；另一方面也要跟不发达世界站在一起，忧虑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被不知不觉排除在“体”之外而流于“用”的危险。中国人的“现代化之忧思”，既有西方后现代主义者的“现代性批判”的一面，也有发掘传统文化的一面，既有后现代的一面，也有前现代的一面。［12］因此，为了彻底摆脱现代化的双重困境，中国人不仅要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以消融西方近现代科学“工具理性”的界限，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方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发掘并提炼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生态觉悟，建立起与西方科学平行的中国现代科学体系，进而将这种生态智慧推进为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态价值方法和生态价值观，而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则为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历史性机遇。20世纪前沿科学的核心思想与中国科学和文明的生态智慧不谋而合，这些前沿科学领域将成为中国人大显身手的场所。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东方科学体系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在系统科学、协同科学、混沌科学以及生态科学等综合性较强的学科领域。［13］如何将可能诉诸于现实？这还取决于中国传统科学能否在吸收西方科学精髓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阐述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生态智慧，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成为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形而上学基础！

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创造性地阐释中国科学传统背后所蕴涵的人文理念，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来制约一再跌落的西方科学，是一条十分恢宏而又漫长的道路，但又是一个十分诱惑的思路。一方面对西方而言，他们则有可能获得突破工具理性这个“座架”的外援——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于母文化之中，激活科学自身内在的修复机制；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而言，提供了民族传统文化复兴与现代科学体系建立的绝佳机会。当中国人真正超越自己文化中的旧传统之时，就是中国科学技术走向腾飞之日。

参考文献：

［1］［4］姜岩东方科学与文明的复兴［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8

［2］［12］吴国盛科学与人文［J］中国社会科学，2001.4

［3］吴国盛.何为科学精神［J］百科知识，1998.2

［5］吴国盛20世纪的科技展示了科学本身的某种界限——回顾百年科技

［J］国际经济评论，1999.Z2

［6］［11］陶渝苏论作为科学精神生长点的西方思维模式［J］贵州大学学报，1998.1

［7］梅萨罗维，等人类处于转折点［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148

［8］吴国盛.反思科学［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23-24

［9］李承宗,谢翠蓉.试论道教文化对科学技术的影响与启示［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3.6

篇8

关键词： 《文化创新的途径》 《喜羊羊与灰太狼》 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理解文化创新的根本途径和两个基本途径。

2.理解文化创新要坚持正确方向，反对错误倾向。

（二）能力目标

1.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2.具备在合作探究中体验生活、生成认识、构建知识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

1.通过学习，激发学生在各个领域勇于创新的热情，树立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态度。

2.通过对传统孝义与现代孝义的分析、探究，树立感恩父母、感恩社会的情感。

二、教学重点

文化创新的途径。

三、教学难点

如何在文化创新中坚持正确方向，克服错误倾向。

四、课堂导入

播放《喜羊羊与灰太狼》主题曲视频，活跃课堂气氛。

导入：该部影片为什么会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对文化发展而言，它的成功表明了什么道理？

生：该片一改往日国产动画片人物造型呆板僵硬，说教味极浓的缺陷，以幽默的语言，搞笑的剧情，鲜活的人物造型，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它的成功表明文化发展需要创新。

文化怎么才能创新呢？或者文化创新有哪些途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究的内容。

五、新课教学

【情境教学】

以《喜羊羊与灰太狼》为主线设置五个探究活动，激发学生的兴趣，在坚持学生主体地位的前提下，不断抛出问题，引导学生一步步解决问题，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探究活动一：

展示《喜羊羊与灰太狼》的相关图片：

喜羊羊――社会上的台柱子，是整个团队里很重要的人物。

美羊羊――生活中美丽亲切和爱美之心很强的人。

灰太狼――社会上奸诈愚蠢的坏蛋。

红太郎――社会上的凶悍老婆。

讨论:上述影片的角色原型来自于哪里?对我们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什么启示?

（易把握，3分钟）

生：上述影片角色的原型来自于生活，启示文化创作者只有立足于社会实践，才能创作出鲜活的文化作品。

结合上一框题的学习，认识到“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引出以下内容：

（一）文化创新的根本途径：立足于社会实践。（板书）

设疑过渡：进行文化创新除了立足于社会实践，我们还能怎么做？

探究活动二：

展示两段视频，动画故事《狼和小羊》及《喜羊羊与灰太狼》“称霸森林”结尾片段。

《狼和小羊》体现传统狼与羊的关系，《喜羊羊与灰太狼》片段突出灰太狼的经典台词“我一定会回来报仇的”。

讨论：灰太狼、喜羊羊与传统国产动画片中的狼与羊的形象有何异同？这对我们进行文化创新有什么启示？（时间3分钟）

生:灰太狼与喜羊羊是建立在传统“狼”与“羊”形象基础上的新的“狼”与“羊”。

进而得出文化创新的第一个基本途径。

（二）文化创新需要“继承传统，推陈出新”。（板书）

学生产生疑问：怎样“继承传统，推陈出新”？（5分钟）

引导学生阅读教材P53综合探究部分，播放《孔雀东南飞》朗诵视频，焦仲卿被母亲逼迫赶刘兰芝回娘家片段。

设置疑问：作为现代的中学生，我们如何认识焦仲卿的“孝”？

生：对待古代的孝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在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并注入时代精神。

探究活动三：

展示灰太狼被羊暴打的图片。

讨论：《喜羊羊与灰太狼》借鉴了国外动画片《猫和老鼠》一些内容，颠覆了羊一直受欺负的形象，是其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对我们进行文化创新有什么启示？

生：影片的成功是在坚持中国风格的基础上，学习了国外动画片的成功做法。

进而分析推理出文化创新的第二个基本途径。

（三）文化创新要“面向世界，博采众长”。（板书）

学生产生疑问：如何“面向世界、博采众长”？

（学生阅读教材，讨论回答）（时间4分钟）

生：（1）在文化的交流、借鉴与融合的过程中，要学习和吸收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取长补短，推出融汇多种文化特质的新文化；

（2）要注意不同民族文化的平等交流；

（3）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基本原则。

文化创新的基本途径有两条，一是立足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传统，推陈出新”，二是立足于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面向世界，博采众长”。这两条途径都要以“坚持正确方向，克服错误倾向”的原则为保证。（板书）

探究活动四：

列举近代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三种看法。

观点一：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须全盘否定。只有彻底解脱了传统文化的羁绊，我们才能走向新生。

观点二：近代中国的衰败，乃是由于传统文化精神的失落。只要复兴中国传统的儒家文明，中华民族就可以强盛起来。

观点三：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一个民族世代累积、相对稳定的群体经验的总结，虽然其中存在着过时的、保守的东西，但是其中的精华部分则凝结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往往可以穿越时空的界限，成为一个民族迎接新的时代挑战的内在动力。

讨论：你同意哪一种呢？请说明理由。（难点，8分钟）

生：我支持观点三，观点三客观地看待传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观点一一味推崇外来文化，根本否定传统文化，是民族虚无主义和；观点二一味固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拒绝接受新文化和任何外来文化，是守旧主义和封闭主义。

结合教材深刻理解“坚持正确方向，反对错误倾向”。

探究活动五：

在对《喜羊羊与灰太狼》创作团队的采访中，他们谈到动画的形象和情节均来自于他们童年的记忆，而且希望能够通过诙谐的语言和夸张的形象来缓解和调剂人们紧张的工作生活。这对我们进行文化创新有什么启示？

学生探究后归纳文化创新的第五个途径：

（四）文化创新要着眼于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作用，促进文化发展。（板书）

六、知能测试

强化认知，穿插高考题培养学生的高考意识。

七、课堂小结

我把课堂小结的权利留给了同学们，让他们自己进行总结，说说都学到了什么，最重要的是，联系生活实际，谈谈感受和启示，深刻体会“文化创新是一个民族永葆活力和富有凝聚力的重要保证”，最后结合直观系统的板书让学生从总体上把握本课脉络。（时间5分钟）

八、课后拓展

洛阳牡丹甲天下，洛阳的牡丹花与别处的真不同，不仅能开在园中极尽娇艳，还能开在水中央超越芙蓉。

篇9

随着深圳万科第五园的推出，一种新的景观设计理念——“新中式”风格诞生了。它借鉴融合了现代时尚元素与传统建筑风格,把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白墙黑瓦简洁的外观和色彩很有意境的和谐美，营造出典型的江南水乡风格。

“新中式”是传统中国文化与现代时尚元素在时间长河里的邂逅，以内敛沉稳的传统文化为出发点，融入现代设计语言，为现代空间注入凝练唯美的中国古典情韵，让使用者感受到浩瀚无垠的传统文化。如何将这一新的景观设计理念融入到有“济南特色”的设计中呢？由于从事旅游规划项目多年，对济南的历史文化颇有研究。当年我院做的舜耕山庄和济南趵突泉东南门设计，也在老一代的建筑师手下成为了现在的经典。

笔者对周边所有的老街老巷，对济南老城区的历史和文化做了认真的研究。根据济南老建筑和景观设计的风格和特点，提取了精华元素，结合现代的设计手法，让它们与钢结构和玻璃幕墙相融合，利用“嫁接”和“对比”的手法，结合高科技材料，设计出了一片带有“老济南”风情的现代城市景象，并在“济南百花洲”及“泉城路改造”等工程投标中荣获方案第一名。逐步形成了我院带有老济南符号的“新中式”设计理念。基于带有老济南符号的“新中式”设计理念的诞生，才产生了有“济南特色”的“新中式”景观设计风格并随后得到了更多的演绎。

“济南”自己的新中式风格——-西客站社区景观方案

篇10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渊源，而且时现代中国社会乃至借界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分别从传统文化是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基石，是构建良好民族心理的基础，是提升中国综合实力的精神资源，是建设现代文明的基本条件，是促进世界走向大融合的思想源泉等五个方面研究了对现实社会的积极影响，并就传统文化中“羊官贵长”的权威主义对现代社会民主、“人治传统”对现代法治、“重农抑商”时现代商品经济、因循守旧对现代革新创造精神等四个方面的负面影响进行了论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道德情操、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具有强大的遗传性，渗透在每一位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为建设今天中国的新文化提供了历史的基础和客观依据，它对现实社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现实社会的积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在当今国际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和谐国家，实现民族复兴乃至实现世界大同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文化是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基石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她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层面的具体标志，是矗立于世界之林的“形象”。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名副其实的不朽之作，世代相传，百读不厌，而且其智慧之火将永不会熄灭，照耀着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珍惜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尊严，抢救保护民族文化，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尤其青年一代首先要树立尊重传统文化的理念，不仅要自觉从书本上学习传统文化知识，还要懂得中华传统民俗、习惯，既要懂得民族的现实，又要更多地了解民族的历史，懂得民族的精神实质和民族的利益所在。说到底，只有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只有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使中华民族的资源得到更为充分和有效的发挥与利用，才能使中华民族在地球村中发出更为响亮的声音，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传统文化是构建良好民族心理的基础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多与王朝政治或社会理想相关联。一部陈旧老书，一部古代文学经典，披散着历史的灰尘，脱落于现代社会，特别是易中天、于丹等当代大家以古人圣贤道理为原料，深人浅出地将中国历史文化与现实社会及其生活紧密结合，使老百姓入心人胃，并给大众生活中遇到的一个个鲜活的实际问题以启示，而且能与实际生活中为人处事的经验总结相验证，也能给受过创伤者的心灵以抚慰，提升着人们的思想道德品位，开阔着人们的眼界与胸怀，在诊译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中发挥了构造民族心理的作用。

（三)传统文化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精神资源

按照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经济、科技、军事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而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因素，并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文化的复兴作支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而繁荣兴盛中华文化，必然以提升中国软实力为根本途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和“血脉”，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吸收消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历经世代传承，形成符合时代特点的中华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资源和重要基础。充分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与时代特征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适应，与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行为相联系，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转换，已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综合国力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

(四)传统文化是建设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条件

纵观中国古代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从政治思想到伦理思想，乃至人生哲学都形成了一整套人们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必须格守的准则，影响着世世代代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仪表，并对中华民族的人格追求产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儒家的修身理论在中国思想文化史、教育史上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是造就中华礼仪之帮、文明古国美誉的重要条件。儒家文化中的“学而知之”、“自强不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系列思想和精神主张，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古往今来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奋勇前进。也正是胸怀天下、自强不息的精神，造就了中国人民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推动了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且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现代社会文明的今天，其现实意义仍不可忽视，更需要在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丰富现代德育理论，弘扬优秀传统，不断推陈出新，实现中国的持续昌盛。在日益兴旺发达的当代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为实现和平掘起、发达文明提供支撑的基本条件。

(五)传统文化是促进世界走向大融合的重要思想源泉

在历史上，中国曾是世界大融合的重要力量，包括恢复古代奥林匹克竞技在内的欧洲“文艺复兴”是在吸取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完成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与兼容性，对外来文化具有良好的消化、吸收能力，是推动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化的合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助推器”。

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及和平思想中的“贵和”、“持中”，看重和谐，坚持中道，是与以奥林匹克精神为代表的世界大同思想一脉相承的，北宋时期的学者张载概括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中国文化精神，成为建立和谐国家、和谐世界的思想源泉。当今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特色，遍及全球不少国家的中国孔子学院的兴起，必将增强、扩大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感染力，并对实现世界大融合，推动全球各国的友好交往与和平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现实社会的消极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变的艰难历程中，特别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撞击中，中国文化既显示了其优秀的品质和丰富的内涵，同时也暴露了其种种缺陷与弊端。虽然经过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巨大的历史变迁，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已经瓦解，新的文化体系已初具规模，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传统价值观的冲突并没有得到完善的解决。这一方面表现在对传统文化中积极健康、充满活力的因素继承发扬得很不够，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其中消极陈腐、不利于现代化的东西批判得还不彻底，这些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着消极影响。

(一)“尊官贵长”的传统对现代民主精神的负面影响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意识对人们影响极深，封建专制思想严重压抑和束缚个性发展。由家长制带来的尊官贵长观念阻碍了民主意识、民主风气的形成，是束缚现代人走向民主生活方式的巨大障碍，也是封建专制主义权威传统的表现之一。比如商鞍“贵长而尊官”、韩非“以吏为师”等都是这种权威性的反映，它积淀在传统价值观中，便是普遍的“尊官敬长”或“长官意志”。谁一旦当了官或做了什么长，便在社会上受到尊敬，而不问其政绩如何。在这种观念的束缚下，往往把“民主”当作“长官”的恩赐，自已不敢争取。这种观念与社会主义民主精神相对立。至今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个别乡村干部的长官意志和霸道作风严重地影响着干群关系，甚至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需要对传统文化予以民主化、法治化的改造。

(二)人治传统对现代法制精神的负面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深厚的人治传统，《中庸》中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便是比较典型的人治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政治好坏完全取决于为政之人本身品格和道德的好坏，因此不论为政者还是平民百姓，都把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清官廉吏的身上，很少从制度上、法制上考虑为政的根据与方法。这种不重法制而重人治的传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形成一种牢固的价值观念，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的有法不依，有禁不止，执法不严，甚至以情代法的现象都是传统人治观念的反映。显然，如果不改变这种传统价值观念，即使有种种立法，建立起法制制度，也难以真正实行。

(三)重农抑商对现代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

重农抑商作为一种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在漫长的农业社会演进过程中，与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相结合，具有了普遍的道德意义，“为仁不富，为富不仁”，“工商众则国贫”等思想主张影响深远。而现代社会是以工业文明为特征的商品经济，促使传统的维系人际关系的价值系统失去了效用。在以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为特征的工业化社会中，求利与竞争是促进社会，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因此“重农抑商”的传统价值观势必成为发展商品经济和现代化的障碍，必须从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放弃。全、社会的法律政策与法律保障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