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基层治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统文化基层治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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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全国领导干部国学教育系列教材在京首发。与之相关的另一则消息是，国家行政学院及全国省级行政学院系统，将对现任各级行政干部进行传统文化轮训。有论者认为，这标志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望纳入到各级行政干部培训体系之中。

纵览世界史，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多以民族文化的复兴与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和标志。当前，我们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当口，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在这个关键阶段，中央将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弘扬提上重要日程，尤其是倡导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学习国学，当可收鉴往知来之效，而更重要的是，这无异于启动一项关乎伟大复兴的“基因工程”。

加强对历史和传统的学习，有助于对历史规律性的正确把握。唐朝名相魏征向李世民进谏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贤相智语，今犹在耳。历史并非简单的重复，但往往呈现出某些惊人的相似。回望也是远望，通过对历史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准确把握，能够为当代人找到未来的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说，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落实在提高历史文化素养上，落实在提高领导工作水平上。而具有历史文化素养，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

加强对历史和传统的学习，有助于对中国国情的正确把握。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前现代的社会是多样性的社会，而现代性社会是追求同一性的社会。正因此，既有西方学者提出了所谓“历史终结论”，也有政治人物宣扬其所谓“普世价值”，认为其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是既植根于现实，又植根于历史。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源于现代社会内在机理的普遍性发展问题，但这些问题无不带有鲜明的中国国情特色。因此，解决问题既要注重吸收各国发展的经验，更要特别注意结合中国的自身特点。承担公共管理重任的领导干部，除需要对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提高认识，也需要对这些问题扎根的现实土壤有透彻的理解。由此，才能避免生搬硬套、食洋不化――这方面，已经有过不少深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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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机制运转情况

镇为贯彻“法治文化进乡村”精神，按照依法治村工作要求，大力宣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强化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引导乡村村依法自治，帮助健全村组织、民主管理、完善村规民约，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在此过程中，村积极响应组织号召，率先锤炼，获得“省级法治示范村”称号，村如今也正以青出于蓝，更胜于蓝的姿态创新推进“法治文化进新村”工作，力争成为镇下一个法治示范村。

二、法治文化进新村工作经验和做法

（一）建设法治主题长廊。将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定期载入法治宣传专栏，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漫画、挂画，等置于广告牌，观光道两旁，凉亭之内等位置，结合具体事例“说”法，确保法治宣传贴近群众，贴近基层。

（二）建设农村法治图书角。“水景家园”建成后，以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为依托，建立法律图书室，并配备一些常用法律书籍，定期对群众开放，并配备一名专业的“法律明白人”，为群众解决法律疑难，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引导群众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习惯。

（三）定期开展法治小讲堂活动。成立一支由村主任为首，各组组长为成员的专业的法律宣传队伍，每月开展一次开展法律宣讲活动，宣讲内容以最新的法律法规及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婚姻法、土地法、农业法等。

（四）加强法治文艺建设。充分利用村妇女文艺队平台，编排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法制文艺节目，深入聚居点，开展法制文化宣传活动，把法治文化理念渗透到群众心里。

（五）结合本地新村人文地理环境特点，大力传播“法为上、人为本、调为先、情为牵、和为贵、让为贤”的传统理念，重点从“法、理、情、德、利”方面进行阐释，利用道德词汇、动漫绘画、典型事例、灯笼、对联、壁画等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潜移默化传播法治文化和法治理念，树立起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意识。

三、问题和困难

（一）群众法治观念淡漠。在传统观念中，人们普遍有一种耻讼、贱讼观念。受传统法律意识影响，农村群众重视传统礼俗，轻视法律规范，法治观念淡漠，习惯于按传统观念参于社会生活，评判他人与社会、解决纠纷及维护自身权益。如部分农村群众重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重视订亲、结婚仪式等形式，忽视婚姻登记，由此引发婚姻关系纠纷。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在处理矛盾纠纷时，以息事宁人为目的，往往凭自己的权威、经验和习惯来解决，把法律规范抛之脑后，结果却往往是“压下了这头，翘起了那头”。

（二）群众文化生活匮乏。我镇农村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相对滞后，造成乡村文化生活贫乏苍白。大部分群众仅能通过电视、报刊等有限的渠道接受外界信息，内容不丰富，形式单一，范围不广。文化活动场所和文化设施建设较为滞后，农村文艺作品缺乏，文化活动品味普遍不高，不能满足广大农村群众精神生活需求。致使一些群众转向赌博、搞封建迷信等一些不健康的活动。

（三）农村普法效果不佳。普法宣传教育往往在法制宣传日，逢场之日，在人流量较大的城镇区域开展，在距离城镇相对远一点的村子，在普法的次数和质量上明显下降，个别偏远的如箭杆林村、白马村一年难以接受一次法治教育。普法宣传手段单一，往往以发宣传资料、上法制课、挂宣传标语等传统宣传形式为主，加之农村群众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对普法宣传内容接受度不高，兴趣缺乏，致使普法效果大打折扣，无法取得预期效果。

四、下一步努力方向

农村法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培育法治文化对于加强农村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必须让群众真正参与其中，才能有效构建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环境。

（一）融入新村建设，打造农村法治品牌。村“水景家园”，村“茶苑新居”作为我镇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对于改善农村群众居住环境，提高农村群众生活水平具有重要作用。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产与生活、物质与文化同步提升。在培育农村法治文化的过程中，要坚持把法治文化塑造与新村建设有机结合，根据新村聚居点建筑风格，在新村聚居点高标准建立一批法治文化广场、法治文化公园、法治文化长廊、法治文化墙，形成各具特色的农村法治品牌，让群众在休闲娱乐中得到法治文化的沁润，接受法治理念的传播。

（二）弘扬传统文化，丰富农村法治元素。指出：“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统文化根在农村，儒家思想主张“天人合一”、“中庸之道”，推崇的“仁、义、礼、智、信”，无不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对于基层社会治理具有积极意义。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必须注重法治文化的表现形式，要充分利用皮影、剪纸、山歌、快板、对联等群众基础性好的传统艺术形式，把法治文化的理念与它们有机融合，大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让群众在参与中逐渐喜爱法治文化，接受法治文化。

（三）加强道德建设，提升农村法治内涵。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要把法治文化建设与道德建设有机结合，大力弘扬孝道、伦理等传统道德观念，大力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不断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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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文化是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制度安排、社会秩序构建等要素发展形成的社会文化现象。他法律制度、法制精神在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和社会对法律信仰的总和，是人们建立在法律信仰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是全社会对法律的共识性法治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一、加强法治文化的重要性

法治文化既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要组成，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法治文化是一个内容博大，内涵丰富的大概念，是法制宣传教育深入发展你的必然产物，是诸多法制文明的综合体现表现在立法、司法、执法、法制宣传、法律服务、法律监督等方面。

（一）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是提高公民素质的必然要求。

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对内是促进和谐的一种保障，对外是可彰可显的法治国家的一种新形象。十七大报告要求，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从“一五”普法到“五五”普法，经历了从中重点宣讲法律文件、法律解释的具体规定到面向公民阐释法律精神，启发抽象化的法律权利意识，从宣扬“法律无情，疏而不漏”到宣传“法律是人民维权的利器”，从倡导公民作一个守法者到鼓励公民成为一个积极的护法者的不断完善、更富成效也更加人文化的过程。这种历程实际上就是从法律制度层面深入到法治精神内核，从法治体系构建深华到法治文化培育。

（二）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法制建设和法治工作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健康发展。首先，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用以人为本这一核心理念审视、反思立法、执法、司法，切实把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利、促进人的自由平等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作为一条红线贯穿于法治工作全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其次，要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也必然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主题。我们应该认真研究法治发展的战略思想，把法治发展引入科学发展的轨道。第三，法制建设要做到全面协调和统筹兼顾。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三）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法治文化建设本身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 一，因为法治文化与和谐社会的目标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和谐社会追求的就是化解矛盾、解决冲突，使社会归于和平与安宁。人类社会是由若干个不同方面，不同组织和个人结合而成的，他需要一系列的规则来维系。这些规则有道德、有纪律、有传统、有习惯，但其中最明确的无疑是法律。而法治文化正体现着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民主法治，必须以法治文化作为思想基础，而和谐社会追求的公平正义，也恰恰是法治谋求的最高理想。法治文化在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发展上，不仅能为和谐社会提供制定蓝图，而且能为人们提供重要的观念，为和谐消除矛盾，提供守法意识。

二、法治文化建设的目标。

法治文化建设是一个渐行渐远的实践过程，必须通过不断地培育、升华，逐步实现由偏重法律知识普及到注重法治精神倡导的转变，实现由偏重政府推进到注重政府推进与民间自觉相结合的转变，实现由偏重法制宣传教育到注重法治实践的转变。凸显公平正义、权利本位、崇高法治的文化取向，是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指标，把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六五”普法依法治理的重要任务。

三、当前法治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治文化建设缺乏基础

当前基层法治文化建设普遍缺乏一定的基础。虽然基层有着源远流长的法律文化，作为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儒家礼法思想对大多数人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封建“人治”、“德治”的观念在一部分人心中还根深蒂固。儒家的礼法思想蕴涵的是人治理念，无法为法治文化建设提供建设基础。用托马斯潘恩的一句名言改过就是“在人治的社会里，国王就是法律；而在法治的社会里，法律是国王”。同时中国古代法治注重“刑治”与现代的法治不能相混同。现代基层法治文化建设中存在着诸多与现代法治文化建设不相和谐的问题，但分析这些不和谐问题的深层因素，关键在于还未在基层形成于法治文化建设相适应的法治文化基础。

（二） 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以和为贵” ，重关系、讲人情的传统和习俗几乎渗透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人情和亲情是社会生活和交往不可缺少的剂，缺少人情的社会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就像任何事物都有两面一样，熟人社会过分发达的人情伦理也有其自身的弊端，特别对现代文明所认同的法治文化更是具有瓦解和剖坏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有时“以情压法”、“以情代法”、“以情乱法”等现象在当代中国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深层原因。社会公众的普遍心理是，一旦面临讼争，首先想到的不是运用法律维护权利，而是能如何做到息事宁人，如何运用各种方式寻找关系和人情资源。在崇尚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的同时，人情与法治并非绝对向左，但情之于法需要一定的尺度和界限。所以基层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法治文化建设中必须要处理好这种重情轻法的文化传统，引导人们重新进行法律价值目标的选择，逐步培育人们的法治精神和对法治的信仰。

（三） 经济因素的影响

法治文化的形成以发展受制于物质生活的条件和经济活动的发展程度。基层尤其是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相对滞后，造成乡镇文化的贫乏。在农村，大量的农民固守土地，沿袭着传统的 农业生产方式，收入主要来自种植业，参与经济活动的单一性制约着人们观念的改变，使法制宣传效果不高。同时，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矛盾凸显的重要关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建设法治国家、培育法治文化既要增强紧迫感，又要具有长期努力的思想准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需要保持高度敏感与警觉。全面提高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法律素质，使法治成为全体公民的一种精神信仰和生活方式。

四、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途径

（一） 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

法治理念和其他文化种类相比，基层法治文化是一项崭新的建设领域，必须坚持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弘扬中华文化，提高全民文化素质。

首先要确立发展的理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必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以人为本、与时俱进，尤其是在建设法治型政府、公正司法执法、社会平安和谐、经济法治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等领域，进一步加大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力度，有力推动法治文化的协调发展。

其次，推进法治文化建设重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建设的法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其核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与党的领导三者的有机统一，不可有所偏离。在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同时，还应认识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还出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还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都有很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矛盾，需要认真去梳理、去探索、去研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框架下，不断地去丰富、去探索、去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并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不断推进法治文化建设。

第三，要强化服务群众的理念“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在利益表达方面，弱势群体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往往素手无策，少数激进的人可能会采取极端手段来寻求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目前，农民工、流动人口、城市拆迁户等社会问题还未到达到根本性的解决。因此，我们必须把服务基层、满足需求作为履职为民的宗旨，使工作着力点前移，深入实际生活，及时掌握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缺、所盼，努力做到以法治精神塑造人、以法治信仰引导人、以法治实践提高人、以法治文化熏陶人，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最终实现人的法治意识、法律素质的提升。

最后，推进法治文化建设，提高人民法律素质是基础。要在发挥好党委和政府在法治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更多地注意依靠社会力量来推进法治建设。因此，提高人民的法律素质，激发人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我们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从实际情况来看，公民的法律素质现状与法治文化的目标差距还很大，必须继续在深入推进法制宣传教育方面下功夫，积极探讨如何在社会法治理念的指导下，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创新与发展，努力将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融入头脑，融入人们的日常行为当中，努力在全社会形成法治信仰，形成法治风尚。

（二） 加强法治理论研究，创新形式，着力营造良好氛围

理论是实践的指导，要把握法治建设的新特点和新规律，加强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注重在法治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法治文化理论，更好地指导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由于中国法治文化的缺乏，目前，对法治文化内涵的研究基本都是以西方的法治文化为坐标，所以，在法治文化的研究培育工程中，要注重继承吸收传统的法治元素，并大胆借鉴和移植外来的先进法治文化，同时使之民族化、本土化。

但加强法治文化培育和移植同时要梳理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观念，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尽管没有西方法治文化中的法治精神，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是经历了几千年发展形成、积累和流传下来的，其内容博大精深，影响深远，体现着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民族性建设。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私权神圣、权利制衡等观念，还要注重中国法治文化的现代性建设。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走上了一条以经济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国家现代化道路，与之相适应的法治现代化道路要求用全新的法律规则来保障和维系市场经济的发展，重塑一种法律主治的现代法治文化，法治文化应以市场经济为根据，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更新，以一种新的形式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我国的法治文化建设也要剔除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治思想、特权思想等，形成普遍的自由、平等、公平、民主和权力至上的观念以及信仰法、崇尚法和尊重权利的法治精神和良法主治的现代法治文化。

加强法治文化建设，需要先进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想理念作支撑，即要创新法治文化的表现形式。所以要借助各类传播载体，改进方式方法，使依法治理特别是法制宣传从过去的灌输式、被动式向感性共鸣、理性思考、自觉接受方向转化。同时，推进法治文化建设要采用接近大众、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文化表现形式，依托各种媒介，如公益广告、手机短信、普法网站，运用图片、文艺节目、法制动漫等多种形式开展工作，增强法治文化的渗透力。

（三） 推进公正司法、依法行政，着力构建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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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心理影响较深，“人治”思想根深蒂固。出现纠纷化解等诉求，首先想到的不是寻求法律方式解决，而是在第一时间托熟人找关系，寻求权力的消解和庇护。其背后是一种传统文化心理，即，相信人情可靠，不信法律权威；迷信权力，不信法律。这种心理催生了权力寻租，助长了人治发达。正是基于此，不少群众“不信法”、“唯上不唯下”，采取封门堵路、哭闹、打骂、喊冤、服毒、自残等极端手段，试图扩大事态，制造轰动效应。一些群体甚至跨区结伙串联，选择政治敏感时期、重大节日期间集体群访，制造影响和事端，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威胁和影响。

――法律权威还未完全形成，公权滥用现象仍然存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但法治观念还没有完全深入人心，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等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官员在决策时顶不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缺乏捍卫法律的精神；部分执法者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对法律也不够忠诚；少数基层干部、行政执法人员没有完全严格执行相关制度法规，存在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现象，缺位越位、违反程序的情形时有发生。这导致一些群众到相关部门反映问题，部门相互推诿扯皮，群众有怨无处诉、无法诉，最后病急乱投医地到处上访、闹访、缠访，加大了矛盾纠纷化解的难度。

――法治宣传教育不够深入，全民爱法护法的习惯尚未养成。当前，如何引导群众依照法律程序表达民生诉求的工作做得不够，导致群众形成一种“大闹大得、小闹小得、不闹不得”的畸形心态。一些政府部门经常“运动式”地治理问题，关键时期怕上访造成恶劣影响，全面动员、全员参与，集中解决突出、尖锐的矛盾纠纷，调动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源“做工作”买平安，从而使一些群众对法律失去信仰，在心目中造成“政府怕我上访”的错误观念，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他们不依法解决问题，宁愿以身试法去“撞南墙”，最终导致“有理的要上访，无理的也要上访，特殊时期更要集中上访”的局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论是传统文化心理的遗毒，还是当前公权滥用的积弊，都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革除。因而，引导人民群众理性表达民生诉求，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努力培育公民法治观念，大力推进法治文化建设。

第一，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在全社会树立法治基本导向。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这就要求以法治政府的建立促进法治社会的发育，以司法的严谨、执法的严格来培育公民守法的自觉，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从正常的渠道表达民生诉求。一方面，要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各级行政机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不断解决群众合理利益诉求。同时，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司法公正对于社会公正的引领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严格依法办案，“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健全权责一致的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努力促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从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具体的司法案件中建立对法治的信心、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感受到法律的权威，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对法律的敬畏和信仰。

第二，强化基层治理，夯实法治基础，在基层大力培育公序良俗。要从区域实际出发，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深刻领会“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治理理念，在广大基层大力培育、宣传公序良俗，把“政社互动”、“邻里自理”、“街坊共治”作为基层治理的新模式，和谐邻里关系、家庭关系，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传统民事矛盾纠纷，从源头上为群众解忧。积极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帮教特殊人群、预防违法犯罪的机制和制度化渠道。全面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服务，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援助范围，健全司法救助体系，保证人民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诉求畅通，及时获得有效法律帮助。

第三，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推进法治文化建设。以群众的法治需求为导向，深化法治宣传教育，着力提高普法的互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全社会营造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重点加强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的法治宣传教育。对各级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培养应当做到“教”与“管”相结合，让他们将“法治”理念深深植根于头脑，任何时候都不逾越法律红线，任何情况下都不触碰法律底线，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法治信仰涉及“三观”，只有家庭的耳濡目染、教育机构的长期努力、全社会的共同推进，才可能逐渐形成。学校教育尤其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法治课应作为必修课，让每个学生从小接受法治教育，增强规则意识、程序意识、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在法治文化的熏陶下健康成长。各级政府部门、机关单位要充分利用小品、相声、歌曲等文艺节目的手段和形式，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要支持城市社区、镇村法治宣传教育组织和法治宣传志愿者开展法治文艺创作，以丰富的法治文化作品吸引人、感染人、说服人，不断提升公民的法治文化修养，真正使爱法、护法、守法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活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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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群众文化；繁荣发展；创新；

中图分类号：G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7-00-01

一、在群众文化新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群众文化设施比较落后。近年来，宜兴市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建设了50家五星级农家书屋和9家镇级文化中心，但是在有的地方还存在文化站设备简陋和设施落后的情况，尤其是服务体系和水平达不到要求。有的乡镇文化根本没有建立必要的群众文化活动的设施，导致很多活动不能有效展开。还有的群众文化工作者的素质有待提高，没有建立专业的队伍，文化水平比较低，同时整体的年龄结构不合理；同时乡镇级别的文化结构不完善，严重影响群众文化的向前发展；另外，限制群众文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资金比较缺乏，导致群众文化活动不断减少；在实际过程中，虽然有的地方政府加快了文化站和文化广场的建设，但是就整体来说，投入的经费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出现了参与人数与总人口人数极不平衡的情况，不利于基层群众文化的建设。最后，在进行文化设施建设过程中，质量比较差，分布不够合理，公益服务的水平低下，各种文化资源没有实现真正的共享。

二、实现群众文化创新理念

在实际过程中，文化馆或者文化站要做好指导作用，更好的为群众文化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品位和品质；因此文化站工作人员要进行实地的调研，制定详细可行的策略，满足群众多方面的需求，实现群众对文化的自我参与、娱乐和开发。在进行具体文化活动安排过程中，要根据不同文化性质进行合理分类，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避免出现一刀切的情况。文化馆或者文化站组织的活动要保证喜闻乐见和群众关心的问题，在不断组织过程中，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进行推陈出新。

在进行群众文化建设过程中，要不断吸收国内外先进的文化和思想，与社会发展的脚步保持一致，利用最新的文化艺术成果，加以利用，与群众文化实现有机结合，不断更新群众文化的理念和内容。同时还要不断总结群众文化的经验和有益成果，为进行群众文化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基础。同时群众文化的草根性为专业文化提供重要的来源，具有很强的创造力，因此在发展群众文化过程中，要不断拓宽视野，增加手段、提高技艺，促进群众文化的和谐发展。另外，媒体在促进群众文化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任何文化艺术形式的创作，无论是动态与静态的、视觉与听觉的，都离不开群众文化。同时群众文化的发展需要各种材料、器具以及设备等，这样才能不断丰富群众文化发展门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三、促进群众文化繁荣发展的具体措施

加快群众文化发展就要面对广大的人民群众，要不断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下面就如何促进群众文化繁荣发展展开论述。

（一）加强对群众文化的管理

随着文化市场的迅速发展，具有更前的自由性和开放性，人民群众对文化和精神需求也不断提高，如果文化站管理者仍然采用传统的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就会打击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因此，作为群众文化管理者，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不断掌握和学习现代群众文化管理的理论观念，充分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能够应付比较复杂的局势，提高非程序化决策的能力。群众文化管理者要提升自身的政治理论文化素养；同时要建立先进的管理制度，与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实际结合起来，采用企业化管理的模式，利用质化量化的管理手段，建立完整的考核评价机制。

（二）要不断建设基层文化站，从根本上有效解决文化基础设施规模偏少的局面，不断采用新的设备和器具，解决不平衡的情况；同时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加强文化站或者文化广场的建设，为群众文化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外部环境。另外要不断夯实和稳固文化站建设的基础，不断存进基层群众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保证各项建设硬件到位。因此，要对文化站进行不断改建和扩建，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完善其功能，最大限度的保护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

（三）要加强群众文化队伍建设。在实际管理过程中，针对群众文化素质较低和文化活动比较少的情况，文化站管理人员要不断提高群众文化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水平，发展高水平和高素质以及稳定性强的专兼职结合的队伍，才能有效的促进群众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文化站要根据实际的情况，保证机构完整和经费到位的情况下，对基层的群众文化队伍进行培训，同时要加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不断深入基层，举办各种形式的文化理论和业务培训班，争取培养出一支素质较高的群众文化队伍。

（四）要传承特色，打造精品

文化馆管理人员要根据当地地方传统文化的特点，结合群众喜闻乐见和积极向上的文化，在形式、机制以及内容上进行思考和生活，要对群众文化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分析，不断吸取精华，去其糟粕，为当地群众文化的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方向；同时还要继续开展文化三下乡活动，不断催生和建立大批的文化精品，有效增加群众文化的影响力，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丰富群众的精神家园，充分让人民群众乐在其中。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进行群众文化建设过程中，受到各方面影响因素比较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群众文化的和谐发展。因此，文化站或者文化馆要针对实际群众文化面临的问题，对群众文化进行创新，不断加强对群众文化的管理，加强基层文化站建设，加强群众文化队伍建设，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打造群众文化精品，从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参考文献：

[1]花永昌.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D]. 首都师范大学 2013

[2]刘程.“职工文化大讲堂”活动推动群众文化建设的作用[J]. 艺术科技. 2014（01）

[3]朱慧.新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研究[D]. 苏州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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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基层文化活动；功能定位；实践

新农村建设属于系统工程，其中便包含着农村基层群众文化活动（以下简称：文化活动）。从现阶段文化活动的开展情况来看，整体上是具有成效的，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因发展当地旅游业便顺势推动了文化活动的开展。但在进一步提升新农村建设下的文化活动，还需要直面当前所存在的若干问题。根据笔者的调研和工作体会发现，这些问题部分根源于基层文化活动的现实困境，部分则根源于农村文化环境使然。这就意味着，在突出基层文化活动功能时，需要加强对现实困境的破解，以及在现有农村文化环境下提炼出正能量来。

一、农村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的现状分析

（一）基层文化开展的自发性特征显著。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基层文化活动的开展仍具有“村民自治”的特点，这就使得该文化活动在组织和演出上具有群众自发的特征。针对这一特征来进行评价，我们不能说其是好是坏。但有一点需要明确，在有序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思路下，作为一个子系统的基层文化活动，也应呈现出长期规划与短期计划相结合的态势，从而当前的自发性特征则影响到这一态势的形成。

（二）基层文化开展的思想性有待提高。新农村建设十分重视精神文化的塑造，这也直接反映在了基层文化的开展之中。但从现阶段基层文化活动的开展现状来看，在思想性上尽管普遍脱离了“低级趣味”，但在突出当地民风民俗，以及展现身边正能量方面的思想性上则有待提高。不难看出，需要通过植根于现实生活才能收集到宝贵的素材。但在当前基层文化活动开展的这种自发性现状下，植根于生活也就显得较为随意了。

二、分析基础上的功能定位

（一）为新农村建设创造和谐氛围。在新农村建设中十分强调创造乡村和谐的人际氛围，包括邻里关系和谐、婆媳关系协和、家庭关系和谐等。随着基层文化活动的开展，通过大众参与和文化活动本身所释放出一种凝聚力，便能促进上述和谐人际氛围的形成。不难理解，在和谐人际氛围的驱动下，将能在新农村建设中产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团结气氛，那样便能真切发挥出村民自治下的巨大优势。

（二）为新农村建设构建精神家园。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伴而行，共同构成了基层文化活动开展的现实背景。在留住乡情和乡貌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下，开展具有当地特色的基层文化活动将为村民构建起精神家园，这一精神家园不仅能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在少数民族地区还将增强当地村民的文化自豪感。

三、定位驱动下的实践

（一）增强基层文化活动的组织性。针对当前基层文化活动比较零散的现实问题，需要增强基层文化活动的组织性。这里的组织性具体是指，在保证“村民自治”的前提下，寻找专业文化团体来给与帮扶。从可操作性的角度出发，乡镇人民政府文化站需承担起这种帮扶任务。根据文化站的职能，在帮扶上应在拓展文化活动的形式和提升文化活动的思想性上发挥优势。

（二）突出基层文化活动的地域性。在新农村建设中也面临着引导村民走向增收致富的道路，特别在笔者所在的少数民族地区，更具有这样的紧迫性，当然也具有这样的资源。因此，在开展基层文化活动时还应突出地域性特征。根据笔者所在区域的特点，可以将具有藏族传统文化纳入到基层文化活动的开展中，诸如藏族歌舞和藏戏等。

（三）培育基层文化活动骨干力量。基层文化活动的开展主体始终是当地村民，在村民自治的体制下还应不断培育当地基层文化的骨干力量。在培养骨干力量上需要建立起这样的意识，即根据基层文化活动内容的开发和基层文化活动形式的管理两个方面，应分别进行针对性的人才培养。

不难看出，新农村建设对基层文化活动的开展提出了时代要求，这一时代要求又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呼应。为此，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以及在区域植根性的推动下，来不断提升基层文化活动的质量。

四、展望

群众文化活动是当前农村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抓手。开展群众文化活动能增进村民沟通，提高农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促进文明乡风，完善社会治理手段。充分发挥群众文化活动在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大力推进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关键在于打造一支过硬的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关键在于农民群众是否满意以及这种满意的程度。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建设、完善、顺利运行并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必须拥有完善的农村基层文化建设基础，其基础性工程便是乡镇文化站建设工程。主要内容包括推进乡镇文化站建设、抓好“三送”工程、建设“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创建文化服务运行机制四个方面，同时还必须注意坚持文化站的公益性方向，要明确服务对象，要处理好建设与管理的关系，要抓好管理人员的培训，还要大力组织开展丰富的文化艺术活动。

五、结语

本文在完成了现状分析和功能定位后认为，实践路径应包括：增强基层文化活动的组织性、突出基层文化活动的地域性、培育基层文化活动骨干力量等三个方面。

参考文献

[1] 彭益民.群众文化活动：加强和创新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抓手[J].求实，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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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教育;社会管理;协同治理

一、从协同治理的视角看社会管理创新

“治理”一词最初的含义是指控制、操纵和引导，基本上与“统治”同义，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该词的内涵也不断丰富起来，如民主、参与、自治、协商等涵义的纳入，逐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治理理念。俞可平教授认为，“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1］此处的“治理”落脚点在于增进公共利益。

(一)协同治理理论的基本涵义

“现在的社会管理已经不是国家的‘独角戏’，而是四方共治的‘群英会’。”［2］协同治理理论就是为了改善治理的效果，用自然科学领域中协同论的知识基础和方法论来重新检视社会科学领域的治理理论，其核心内容在于强调治理权威的多元化，政府在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政府不是治理的唯一主体，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企业、个人等其他社会主体是社会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主动性并体现其权威性，众多社会主体有机配合，实现有效治理。协同治理过程中，政府不再仅仅依靠强制力，而是注重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通过协商对话、相互合作等方式增强与其他主体的互动，并在一个持续的过程中不断沟通，引导其他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积极作为，协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1．治理权威的多元化。源于民主和法治思想的有限政府理论表明，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个人可转让的那部分自然权利，其存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协同治理理论将自然科学的理性因素引入社会治理范畴，主张政府、民间组织、企业、个人等都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符合我国宪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的“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3］2．治理主体间的协同性。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协同治理就是从治理的内在本质出发，强调主体间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目的而形成的良性互动。“协同治理就是强调政府不再仅仅依靠强制力，而更多的是通过政府与民间组织、企业等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商对话、相互合作等方式建立伙伴关系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协同治理要求治理主体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时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分担相应的责任，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减少矛盾冲突，从而达到提高治理效果的目的，这也是协调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3．善治规则的形成。无规矩不成方圆，秩序的存在是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协调各方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实现良序社会，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5］协同治理强调多元化主体在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目的是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建立伙伴关系，同样是以秩序价值为基础的。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创新社会管理，应当在承认社会分工和社会差别的基础上，对社会利益进行有效协调，形成各类利益主体统一遵循的基本规则，从而确保社会的有序发展。张文显教授在《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文中指出，中国语境下的善治包含以人为本、依法治理和公共治理三个方面的内容。［6］因此，协同治理理论下的善治规则也应当由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以人为本即要求社会管理创新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通过发挥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管理上的自主作用，优化社会管理的效果。依法治理即要求社会管理创新以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为目标，通过强化各类社会主体基于共同利益而产生的协同性，增强其自律性或者说是守法的自觉性，提升法治效果，共同建设良好的社会秩序。“公共治理，就是让公众以主体身份参与到国家治理当中，既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又对自身事务实行高度自治。”［6］以最优的方式凝聚共识、化解分歧和冲突，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理念和思想。

(二)协同治理视野下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在需求

1．坚持法治化的发展方向。依法治国背景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必然要坚持法治化的发展方向。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华东政法大学刘松山教授认为“社会管理创新必须是在依法治国大方略之下的创新。”［7］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坚持法治化发展方向，就要发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促使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既确保主体行为的合法性，又保障主体权利的充分行使，从而有效缓解社会管理过程中的冲突，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2．鼓励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传统的社会管理主要是依靠政府的政治权威自上而下地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单向管理，其他各类社会主体作为被管理者，主动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难以被充分激发。协同治理理论倡导管理对象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强调通过政府与其他各类社会自治主体间的对话与协商，使整个社会系统内部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增进管理的效用。“社会治理必须要将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结合起来，在底层社会力量的自发努力和国家权威性资源的合法运用之间形成制度变迁的合力。”［8］因此，在社会管理创新上，为了实现管理过程的上下互动，客观上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3．培植各类社会自治主体。治理的目的在于以公众需求为基础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在现代社会，从本质上讲，无论是政府、个人还是社会团体等其他社会主体，都有共同利益和目的，因此他们参与社会活动都应当围绕增进公共利益这个共同的目标而进行。只有了解公众的需求才能更好地增进社会管理的效用，增进公共利益。管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是准确地了解公众需求的重要途径，而培养各类社会自治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则是实现公众参与的基础。而且，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发展也要以各类社会自治主体自身得到充分发展为基础。因此，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培植各类社会主体。4．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社会治理体制能否得到创新，其创新的成果能否得到认可，其重要的一点是要具有各种必要的制度滋生的土壤，这个土壤就是公民对它的认同感。”［9］社会公众对社会管理的理念、制度、运作方式等的认同是取得社会管理实效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法治背景下创新社会管理，就要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增强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对社会制度的认同。

二、社区教育在实现社会管理创新上的独特价值

开展社区教育，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纲要(2010－2020年)》的重要举措，是教育服务和谐社会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与以传授知识和技能为目的的各种类型的学历教育和非学历继续教育相比，社区教育形式多样，面向的对象广泛，在内容的选择上也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终身学习需求、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区和谐、维护基层稳定等方面，也担任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彰显着独特的价值。

(一)化解社会矛盾

社区本是一定区域的居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一方面，它扎根于社会基层，能及时发现并密切关注基层冲突的产生根源、基层民众的利益诉求，并及时为政府决策提供扎实的依据。另一方面，作为服务居民的场所，可以采取开展各种文娱活动、宣传教育活动、志愿者服务活动等措施消减负面情绪，缓和矛盾冲突，释放社会张力。社区教育以专题讲座、送教进社区、知识竞赛等活动为载体，将法治思想、传统文化、文明知识、生活常识等向基层居民普及，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源头化解社会矛盾。

(二)形成价值共识，增进基层民主

“行政民主强调行政过程中的平等相处和选择自由，呼唤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良性互动，要求为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管理、自主管理提供更多选择机会。”［10］社区应当是居民生活的共同体，但是，目前城市社区居民的居住现状表明，以行政区域划分出来的社区、小区实际上只是生活在同一区域的陌生人群体。在这种状况下，居民们缺乏一种归宿感，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很低，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很少，对社区事务、政府决策等大多持事不关己的态度，在这种状况下，很难达成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共识，基层民主也没有牢固基础。而社区教育的出现却能巧妙地解决这个问题。“通过社区教育丰富多彩的教育学习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共同活动的平台，在活动的互动中，原本处于零散状态的社区居民开始转变为社区学习团队中的成员，随着持续的社区教育活动的开展，团队成员间的心理距离逐渐拉近，社区共同体由此形成。”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得到提升，无形之中提高了居民的组织化程度，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也相应地被激发。

(三)促进社会公平

教育是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的基本途径，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与人们在适应社会发展过程中对教育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导致教育机会不均等、受教育权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根本原因。社区教育作为实现终身教育的重要途径，面向社区全员、指向社区成员的终身发展的全程、满足居民全方位的教育需求，是缓解传统的教育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教育公平、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重要方式，其着眼点在于使教育更好地为建设和发展社区服务，也可以说，社区教育通过满足居民的多样化教育需求的方式追求教育公平的实现，从而实现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

三、社区教育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途径

基于社区教育的独特价值，通过社区教育这个平台，发挥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积极作用，从而促进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的对话、合作，不失为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可行途径。

(一)坚持终身教育理念，合理规划社区教育计划

终身教育理念下成长起来的社区教育，在本质上应当积极地关注教育均衡，最大限度地运用公共资源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促进教育公平。“非正规的社会教育，要走上现代化的发展之路，适应现代社会对教育的需要，必须走专业化道路。”［11］因此，一方面，社区教育要根据终身教育、教育社会学等理论，以居民学习和社区发展为目标加强社区教育的专属性和专业化建设;另一方面，社区教育要在实施全民教育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底层群众、社区老年人、外来务工等群体，着眼于就近、方便、参与的原则，立足于满足这些群体急需的、非正规教育培训与学习需求，制定社区教育教学计划，为实现教育公平提供必要的学习平台。尤其要结合不同区域的实际需求，从关注就业、提高居民素质等方面着手，安排有针对性的教育课程，促进社区的稳定和发展。

(二)树立全民教育的视野，构建社区教育资源体系

丰富、实用的资源体系是开展社区教育的必备条件。社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活动，不仅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和互相交往提供了一种教育和沟通的平台，还能通过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管理目标等正能量的课程内容，对学习者产生积极的引领作用。在全民教育视野下建设社区教育资源，不仅要考虑不同区域社区教育资源的现状和需求实际，实行差别对待、特殊策划、特色发展，还要将民主、平等、和谐、法治等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理念融入进去，发挥社区教育的教化功能，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社会管理目标的实现。一方面，要加强既有资源的整合开发与共享。根据居民学习的需求建设多样化的课程资源，搭建完善的社区教育学习平台，同时采取妥善的措施，稳步推进优质科学、文化、教育资源向公众开放，充分利用各类学校、医院、图书馆、公园、博物馆等优质资源，为市民提供更多有效的学习机会。另一方面，针对不同时期、不同社区居民学习需求的特点推进特质教育资源的开发。如为提升市民素质，衡阳市社区大学组建讲师团队，开发特色课程资源，向全市居民推出“相约文明”系列讲座课程。

(三)维护利益均衡，建构参与式的社区教育

协同治理理念下的社会管理必然要求居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人”，从而建构参与式的社区教育。1．立足市民生活区域，挖掘社区教育的潜在价值，搭建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沟通桥梁。一是开设民情专题讲座，针对社区居民关注度比较高的民生问题，邀请理论知识与实务经验兼备的基层干部担任主讲，为居民宣讲相关的知识和政策，并当场快速地反馈问题，提供解决办法，有效化解矛盾，同时实地听取意见，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二是从社区居民中选拔威信较高的居民到社区学校定期进行主题培训，然后由这些居民到其所在社区去宣讲相关的政策及知识。三是将时事政治、法律知识、传统文化、文明礼仪等知识纳入社区教育的教学内容。2．立足社区教育网络平台，充分利用文体活动、主题讲座、志愿者行动等方式，构筑社区人际关系新平台，促进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通过社区教育平台，社区居民之间的熟识度增加，对社区公共事务也更加关心。同时，在社区教育各种学习活动的设计上，注重适当融入公德教育、普法教育、市民教育等内容，培植以平等为主要特征的公民社会文化，能有效地激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从而为实现法治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打下牢固基础。3．积极推进社区教育与各类群众性创建活动的融合。以重大创建活动为契机，如在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中承担市民素质提升项目，通过社区教育平台的优秀课程，充分展示出社区教育在提升市民素质和参与意识方面的独特功能，促进社会对社区教育的支持和参与的同时，彰显社区教育服务于社会管理的独特价值。

四、结语

篇8

关键词：屈原；士；道；进退

传统意义上的士与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阶层两者并非意味截然不同的，而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的。士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中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知识分子这概念却是近代以后产生，具有断裂性――这也是中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差异。但是两者却同样构成了社会的良心，在社会中扮演着敢面对权势说真话，寻求真理的角色。士，这个概念的最初理解是掌事的中下层贵族，①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的激烈发展、社会阶级的流动，士的范畴也有所变动，上层贵族的社会地位的下降与下层平民的上升，融合成了一个与以往的士阶层有所不同的新的阶层。掌事已经不再是评判他们地位的标准了，不论是像张仪还是像邹衍，以己之术，皆能驰骋于各国。士阶层的崛起，也标志着一个新的价值时代的到来。

一、面对进退维谷的局面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②他的作品，不论是《离骚》还是《九章》都弥漫着他“独立不迁”的志向。个人认为，《九章》记录了他在人生道路上的情感经历以及追求自身价值的心理转变。屈原在其短暂的一生追求中，无外乎也是为了寻求其自身所肩负的“道”而上下求索。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所讲的道字，则不仅是一个具体存在的事实，还包括一个价值理想在里面”。作为一名士，屈原对士阶层有着一种身份认同，与士阶层拥有共有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从“深固难徙，更一志兮”表明自己内心的志愿到“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宜修，而不丑兮。”以橘喻己，由内而外地描写自己高尚的品行，更是突出了与“橘淮而北为枳”相同的不二的志向，对应了开篇的“受命不迁”。屈原内心所坚守的道德伦理表现在他的行为上亦即是“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以士自居的他，对自己的道德要求无外乎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九章》中屈原不止一次以彭咸为例“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③，“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④……《离骚》中也曾提到“愿依彭咸之遗训”，何者为彭咸，而屈原又为何多次提到彭咸？王逸《楚辞章句》说：“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屈原多次提到彭咸，其目的并非是单纯地仿效彭咸投水而死，而是对彭咸执着于自己政治理念的精神的向往。屈原对自己的剖白――“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⑤――是为了表明自己的修身之道。无论是《论语・宪问》中“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乎？”还是老子“修之于身，其德乃真”⑥，都已经说明春秋战国时期，这个观念已经为士所共有了。屈原以士的道德核心价值观念来要求自己，同时承担了对社会秩序建立的重任。他以他坚持的道来指引自己的同时，也为他在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方向。而道的实现，却是没有外在约束力的，唯有通过修己来达到道这个先天存在的概念。

对此，《九章》更多的是侧重于屈原依然游走在他自己的精神家园之中的情感展现，现实的压抑使他产生的游离感和对现实政治、社会的悲观，绝望。作为思想话语承担者的他一旦与政治权利拥有者产生分离的时候，这不仅只是忠君爱国的问题，更确切的是，作为道德承担者的他为了自己坚持的道而与势产生抗衡。“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⑦先秦时期，士已经是道的承担者，那么士的进退必然和道有着密切的联系。“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屈原更是以此为训，“志于道”，与道共进退，这就使他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最后以自己执着、激情的态度来殉葬自己所坚持的信念。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他欲以将儒家的观点在自己身上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他的独特性在于其贯彻儒家思想的同时，又有自己固执坚持的一面欲高飞而远集兮，君罔谓女何之？欲横奔而失路兮，坚志而不忍。”⑧“令薜荔以为理兮，惮举趾而缘木。因芙蓉而为媒兮，惮褰裳而濡足。”⑨。无论做出哪种选择，都与他内心的想法背道而驰，进退维谷，不知何去何从。王夫之认为其“进退两难，苑结曲念，无可解也”。⑩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之中，屈原无论是自明情质以博得君王青睐而实现政治理想还是远走高飞，隐藏志向去过与世无争的日子都无法消去他内心的忧思以及志向未了的惆怅。《悲回风》中，他决意一死的矛盾心理也展现的一览无遗，此时的意义已不是生与死，而是死是否能够获得内心所预期的效果。他曾经彷徨过，犹豫过选择“穷则独善其身”的理念，亦或者是从于避世思想，逃避社会现实，可是他毕竟无法释怀。他身上背负的知识分子的“自重”使他始终坚持对自己以及社会的道德责任感。即便是举世混浊无人知他，他依然带着自己的信念不顾一切地走下去，他坚持“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持道自重。

二、传统文化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莫过于“士”阶层的崛起。“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知识权力的下移，文化绝不再仅仅是王官的专属，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下层阶级掌握知识话语权力的局面。他们游走在各个诸侯国家之间，没有固定的官职，思想活跃，分出了各样的流派。“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B11，各家流派争鸣，当时最有名的莫过于稷下学宫，几乎集中了各家学派的学者，学术自由。思想与权力的分离给予思想自由发展的最大程度的空间，而崛起的“士”阶层也开始对亘古不变的道理进行反思，开始对自己所承担的角色进行理性分析。儒、墨两家显学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对“士”阶层的行为给予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士”阶层已成为一个群体而代表了一定的意识形态，他们受当时文化思潮的影响，自身的行为和想法都趋向了理性化和道德化，转向内在的道德实践。如何实现内在道德实践，也是无外乎从内在对自身的约束，必然产生一个普遍的价值观以便施行。席尔思说：“各种高级文化中，知识分子都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是最终极的真理而发生一种“自重”的感觉，无论这种“真理”是宗教、哲学或科学。”不论是“礼”还是“道”都为士阶层的自重自尊提供了一个实现普遍价值的桥梁。“仁”，“礼”“义”在他身上的体现，以及他多次对重华，汤、禹年代的向往，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家文化与楚文化的动态交流以及屈原对儒家文化的吸收。他所承担的“道”所要做的就是重塑政治社会的秩序，这个“道”是超越个人而存在的，是以社会为前提条件所存在。在面对统治者重建社会秩序，“道”与“势”的之间的关联时，总是很容易发生“枉道以从势”。B12如何保证“道”的优越性，也唯有通过知识分子内在的修养来实践“道”，即是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B13。屈原也正是遵从这一点，注重自己的内在品行道德修养，“吸湛露之浮凉兮，漱凝霜之。”，B14自洁而保持内心的高洁而肯定自己对于道的坚持而不受外物所干扰。屈原作为楚国的大夫，和政治权利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道”和“势”的取舍之间有着自我的矛盾性。他欲以“道尊于势“从而实践其内心的道德标准和政治理想，然而他所坚持的“道”终究抵不过“势”的强大政治力量和压力，他也唯有修己来坚持履行内心所忠于的“道”，来提升自己的尊严和自重感。“内圣”的方式，也给予了他坚定自己士身份的信念以及对道的支持，以供他继续走向前路探索。

士不仅以修己作为处世的内在前提，同时也注重对道的积极主动的承担。士阶层对道的主动承担的性质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阶层有所不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根据的普遍原则是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无意地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B15对于权势，能够维持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而产生自己的话语权来维护所受到侵犯的利益。士阶层则与统治阶层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思想话语的承担者与政治权力的拥有者的目标契合，则政治权利以其为自身的政治宣传，一旦两者产生分歧，他们之间就产生了微妙的关系，最后势必以“道”的胜利而告终，而士基层也只能通过合理的方式进言而已。不治也就是不任官职而议论国事，是以“道”自任，从自己所坚持的“道”的角度出发对时事进行评论、批评。但是这也无法避免有屈道而从势的现象，士阶层也不得不对当权者进言把有分寸。但是在他们心中，“道”是远要高于“势”的，他们冀图以道统来指导政统，从而发挥自己的最大力量，以实现道。对于道的主动承担便是由此而来。屈原作为楚国的大夫，他也欲自己承担所负之道使之付诸实践，而由此彰显自我的价值理念同时也显现了对社会关怀的人文情结。但是他所坚持的政治理想总是积极向的，但是所面对的现实政治却是消极的。每一种文化中都会形成一种并不必然是其他社会形态都有的独特的意图。”B16从中我们也可以解读到，楚文化也有着与中原文化所不同的独特之处，但是也不应该忽略了南北文化的动态沟通与整合。屈原接受了楚文化的同时还主动积极地吸收中原文化，以士阶层的行为原则要求自己，在两者文化的整合之下，进而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屈原对现实以及现实政治中的君臣本着一种批判的态度，但是却又希冀君王能“望三五以为像兮”，存在着遇明君存盛世的幻想。实则是他内心深处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的表现，他希冀能够对现世的政治、文化进行重建，从而达到他内心所期许的政治理想的模式。他不仅想为君主提供了一种指引，更多的是以之实现他内心的政治理想，不管以多大的努力都要为之实现。这政治理想亦即是他自己所主动承担的道，为了实现他所坚持的道，不论是何种艰难都是九死而不悔的。最后他对自己、社会的坚持实现不了，处于一种生命困境之时，其诗所表达的决意一死却又恐死依然不能实现其政治理想的矛盾心理依然困扰着他。最终，他所倾心的自我和社会都无法承担他的所肩负的道，对此不再存有留念，坚守着自己的政治理想随风飘逝，以死来捍卫他所执着的“道”。屈原最后以死昭志的做法虽然是略过于极端，没有像孔子所说的“无道则隐”，全身而退。

三、对内在精神的追求

屈原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思想迸发的时代，也是“礼崩乐坏”的时代，这个时代随之而来的是统治者权威的下降，权力对思想已经失去了往昔的强制力，对事物的解释已不再具有随意性和强制性，所需要的是重新制定一套自成系统的理论。而此时的思想者，也已经崛起，他们不再甘于接受一套既定的亘古不变的社会秩序理论，他们的思想正在被唤醒，理性的思考正在形成，怀疑一切所既定的价值观。“道术将为天下裂”，这是一个开端，开创了不同士阶层的不同流派的分化的局面，将人们从神话时代带出，走上了一条通过实践活动获得洞察力的道路。士阶层在当时所追求的并非像西方的自然科学，而更多的是关注的整个人文社会。屈原认为“万民之声，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B17他并不要求人人都理解他，他只要明了自己内心深处是对自己和对社会的坚持也就足够了。

四、传统文化与士阶层的相互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稳定型的结构，儒家的安生立命的准则是积极入世，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积极入世难免会受到打击，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孔子提出的“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观点，为处于挣扎徘徊之际的人们以指引。但是这个“隐”并非等同于道家的避世思想，这只是权宜之际，蓄势待发。儒家始终所坚持的是积极入世，个人的社会责任，就算受到了打击，那也是暂时的，他们所坚持的始终是“兼济天下”，以个人行为来坚持对社会的关注、对自我政治理想、价值观念的实现。而道家的避世思想则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视，以个人为中心或者是内心体验为中心。积极入世，参与政治其中，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政治理想，从而完成了对道的承载。倘若无法实现道，则退一步，独善其身，完成对自我的修行。这就是士阶层的进退之选择。后世失意之士，不论是以何种方式来消解内心的痛苦，悲伤，都只是一种暂时的心理慰藉，无法消弭对道的坚守的失落和内心深处的进退两难的矛盾。而他所追逐的士正是孔子所说的“志于道”的典范人格塑造了一批以道自任的士阶层，他们执着于对“道”的坚守，对自我价值的实现。在政统与道统二者之间的权力博弈之中，士阶层一直所坚持的是一以贯之的“道”。而“道”的贯彻，更加坚定了他们对个人尊严的维护，增强了自重感以及对道统的执着追寻。士的“恒心”精神也一直影响着传统文化的一脉相传的发展。不论是汉代知识分子在党锢之祸中“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宋代的范文正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深切表白，还是晚明亭顾炎武呼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是“士志于道”的精神表现。虽然后世对于屈原以死抗争的方式感受到了精神上、意志上的激励、昭示，但是却鲜有人再像他般以生命的代价来维护社会以及自我。后世失意之士，更多的是安于“避世”“独善”的方式来达到内心的暂时的慰藉。士的进退两难的抉择，最终的落脚点依然还是在于对“道”的实现与否。（作者单位：西安培华学院）

参考文献

[1]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王德华，屈骚精神及其文化背景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6]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7]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8]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0]钱穆，中国的知识分子[N]《民主评论》二十一、二十二两期，1951

注解：

① 《说文解字》：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十一。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段玉裁注：引申之，凡能事其者称士。《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

②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

③ 《抽思》

④ 《悲回风》

⑤ 《离骚》

⑥ 《老子》

⑦ 《论语・泰伯》

⑧ 《惜诵》

⑨ 《思美人》

⑩ 王夫之《楚辞通释》

B11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B12 《孟子・滕文公下》

B13 《论语・卫灵公下》

B14 《悲回风》

B15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

篇9

【关键词】协商民主；村民自治；政治参与；政治冷漠

一、协商民主的内涵

自20世纪80年代协商民主理论复兴以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协商民主,但都难有一致。综合起来,学界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将协商民主看作是一种社团和组织形式。科恩认为：“协商民主意味着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社团。这种社团的价值将民主本身视为一种基本的政治理想，而不仅仅是可以根据某方面的平等或公正价值来解释的衍生性理想。”[1]

（二）、将协商民主看作是一种决策方式。在这种模式中，每个公民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自由表达意见，在协商中作出决策。

（三）、将协商民主看作是一种民主治理形式。瓦拉德兹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2]

笔者认为，协商民主概念的内涵有“民主”和“协商”两层基本的含义：首先，协商民主的终极价值体现的是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政治的一种重要形式。其次，协商民主意味着公民主体参与决策应该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自由而平等地通过公开对话的方式，通过公共协商赋予决策以正当性和合法性。

二、农民政治参与的三重角色与政治冷漠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 [3]政治冷漠是与其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即政治不参与，主要指政治主体消极的政治态度在政治行为上的表现。当前村民的政治冷漠就是指村民们在政治活动中，主观上不愿意或消极参与，在行为上被动应付，不认真行使政治权利的一种态度。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政治冷漠现象呢？我们从农民的三重角色来分析。

（一）、政治人。自亚里士多德提出“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这一命题后，人们对自己的“政治人”身份笃信不已。“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置身于某种政治之外”。[4]然而，一个真正的政治人不仅要有政治人的身份，还要有政治人的实质。

1、人的自然政治人身份。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得与社会、与政治打交道，但这并不能说明就是真正的政治人。这只能说明他们具有自然政治人身份。而我国农民的政治素质只有3.1分，这就很难把他们当作是政治人。

2、现实对政治人实质的影响。真正的政治人，首先是独立的政治人格，这是参与的基础；然后是强烈的功效感，这是人们参与的动力；再有就是政治义务感，这是建立在功效感基础之上的，政治义务感是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出发点。但是一个农民要同时具备上述条件，就目前来看是不现实的。

综上所述，当前农民并无组织人之实，其组织冷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文化人。我们所说的“文化”主要是指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和所具有的知识水平。农民作为“文化人”对当前政治参与冷漠是由以下两方面造成的。

1、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在古代中国，生活在封建纲常礼教氛围中的民众，自然不会产生对民智的要求．他们对政治体系的最大愿望，是出现“明君良臣”。尽管历史已跨入21世纪， “但后代政治文化总是从前代继承而来”，[5]与现代公民意识相对的封建政治文化的遗毒仍未消失怠尽，并结合时代特征发出了“新芽”，其中大部分公民充当了‘臣服角色’。在这种政治文化影响下，人们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越发萎缩，政治冷漠由此产生。

2、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6]政治参与是人类的高级行为活动，需要有一定的知识成本作奠基，特别是现代政治活动更是如此。现代政治中“教育层级与参与程度成正比”，[7]农民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就不得不游离于政治生活之外。

（三）、经济人。每个人在进行某一活动时都会根据机会成本的计算和预期收益的可靠性来选择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案。

1、人们对机会成本的比较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机会成本是指当把一定的资源用于某种产品的生产时所放弃的用于其他用途可能得到的最大利益。这里的机会成本是指在参与政治活动时所误工或放弃的从事其他活动所应得到的最大好处，“如果个人能够通过移居城市，获得地位较高的职业或者改变他们的经济福利等方式实现这些目标，那么这些方式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政治参与的替代物”。 [8]农民是否参与政治活动，取决于机会成本是否大于其从事的活动。

2、预期收益的可靠性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休谟认为，“人的本性一般总是比较喜欢现成的而不是遥远的问题”。[9]两个农民如果共同给一块本属于两家的地灌溉，他们可能会马上行动，因为他们知道对方的意思。行动的动力就是可预见的、可靠的收益。

三、协商民主：农民政治参与的路径安排

协商民主虽起源于西方，但对我国的农民政治参与有着重大的借鉴作用。笔者认为要扩大农民政治参与需建构三个平台。

（一）、组织平台：大力培育民间社会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农民缺乏组织性，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人，他们是分散的个体，所以很难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因此，要加强农民的组织化建设，提高其组织化程度。同时，政府应引导和组织村民建立各种形式的行业协会，依法维护村民自身的各种合法权益。

（二）、文化平台：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政治技能，建立先进的农村社区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一方面，我们要培育农村先进的社区文化，提高村民的文化水平，对村民进行必要的政治知识、政治技能的培训，让他们了解民主规则和程序，掌握政治生活参与的技能。另一方面，我们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

（三）、经济平台：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和激励机制。农民在政治参与时会考虑到机会成本，因此，我们要建立利益协调机制，降低农民个体之间的信息收集、分析和处理成本，使农民的个体利益在低成本的基础上实现利益整合。同时，建立并完善激励机制，让农民切实感受到政治参与有助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相当一部分农民在政治参与中采取冷漠的态度和做法，是由他们的社会角色所决定的，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相信，随着公共协商制度的完善，国家对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视，农民政治参与热情的理性回归应该只是时间问题。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著，陈家刚等译，《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2］陈家刚：《协商民主》，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3］［8］[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徐大同．政治文化民族性的几点思考[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8（4）．

［6］[俄]列宁全集[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7］[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决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篇10

坚持“三个优先”力求实现美美与共

规划引领优先。始终把规划引领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前提，秉承“精而特、生态与文化并重”理念，做到依山就势、天人合一、记得住乡愁。围绕梵净山规划建设乡村旅游示范点，围绕公路沿线规划建设民族特色村寨，围绕园区和城镇规划建设生态移民安置点，建成寨沙侗寨、云舍、提溪土司城等一批宜居、宜业、宜游美丽新村。

生态保护优先。始终把生态美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点，立足天然美、自然美、原始美，加强对自然山水、田园风貌、文化脉络的保护，坚守村寨规划“红线”，耕地保护“黄线”，林地保护“绿线”，水体保护“蓝线”，让乡村山水环绕，山清水秀。

文化传承优先。始终把文化传承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灵魂，结合民族特色、文化特色，着力寻找历史脚印、历史脉络、民族民俗文化，促进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生产与生活、传统与现代相互融合。

抓好“三个环节” 力求实现村村发展

点面结合、整体推进。紧扣全县大旅游、大生态、大健康、大产业布局，重点规划建设了一批县乡示范点，通过抓点带面、抓两头带中间，实现乡乡都有示范点、村村都有大变化，力争5年实现全覆盖。

先易后难、重点突破。对基础条件好、带动能力强、群众积极性高、投入少见效快的村寨优先建设，对事关全县发展的重要节点优先突破。位于梵净山与江口县城间的云舍村距县城3公里、梵净山景区10公里，对云舍美丽乡村示范点的率先打造，提升了梵净山旅游服务功能，云舍村2015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4A级景区、贵州十佳美丽乡村。

产业支撑、资金整合。建设美丽乡村，资金保障是前提，产业支撑是根本。江口县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山地特色农业等产业，基本实现村村有产业带动。采取项目整合配套、部门帮户支持、金融贷款扶持、群众自主筹措的方式，有效解决美丽乡村建设资金难题。2014年以来，全县整合各类项目资金2.6亿元，撬动社会投资近10亿元，打造美丽乡村示范点25个，发展产业示范基地近60个，新开办农家乐256家。

结合“三个重点” 力求实现人人小康

结合脱贫攻坚。坚持把美丽乡村建设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互动发展，以美丽乡村发展促进脱贫攻坚，以脱贫攻坚成果检验美丽乡村成效。结合金融扶贫、旅游扶贫、生态扶贫，帮助贫困群众贷款1600多万元打造寨沙侗寨，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11年的不足3000元跃升到3万元，群众房屋由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直接增值10倍以上，大幅提升了群众财产性收入，既成为江口县“四在农家・美丽乡村”新样版，又是旅游扶贫与金融扶贫互动发展新典范。

结合乡村治理。围绕县域是景区、通道是景观、村寨是景点、庭院是农家乐目标，大力开展村民自治、城乡村寨整脏治乱，统筹推进乡村垃圾、污水处理建设，实现天蓝、地绿、水清、气净。

结合全域旅游。把“美丽乡村”打造作为推进全域旅游的重要载体，推行“旅游+”多产业发展模式，通过“旅游+金融”“旅游+扶贫”“旅游+农业”“旅游+美丽乡村”“旅游+大数据”等方式，构建起以梵净山为龙头、美丽乡村为示范点的全域旅游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