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艺术审美差异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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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雕塑；差异；中西方艺术

中图分类号：J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07）03-0079-03

如果说历史是人类谱写的一部气势宏伟的交响曲，那么雕塑艺术就是其中一部精致而独立的乐章。雕塑是造型艺术种类中最早出现的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建筑艺术以外的另一种表现实体空间的艺术。雕塑是有三维空间的由人类创造的存在于实际空间的立体形象。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罗丹的《思想者》、中国的四大石窟、兵马俑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雕塑永远表现动态，甚至完全静止的雕像也被看作具有一种内在的运动，一种不但在空间、也在时间上持续的伸展的状态。人们可以从这一瞬间的造型中想象静态向动态的转变，想象行为的连贯，持续的活动过程，从而体味出它的活力和精神，体味出它的冷冰冰的物质材料后面的体温和感情。雕塑是可视的、可触摸到的并能反映一定意识形态及较高审美意义的实体。雕塑艺术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根植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一颗常青树。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大最鲜明的文明。尽管两者都产生于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同一种社会基础上，都受制于人类思维发展和文化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审美心理的差异，故而在雕塑艺术上形成两种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一、题材差异

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文明，使人与自然及生态系统始终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而中国早期雕塑题材以动物为主，《四羊方尊》、《莲鹤方壶》等就是其中的杰作。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宗教佛像也成为中国传统雕塑的表现对象之一，最有名的当推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和敦煌石窟这四大雕塑群，此外还有大量的寺庙造像。同时在中国厚葬习俗的影响下，君主及达官贵族大势修造陵墓及陪葬品，使得陵墓雕塑成为中国雕塑艺术上的又一珍宝，最具代表性的就属秦始皇陵的兵马俑。

对比之下，西方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宗教性的商业社会，城市化的生产培养了西方人的外向性和冒险性的性格，再加上海上，陆路交通发达，同东方交流广泛，这一切都有利于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神话传说是两方雕塑题材之一，如希腊人认为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神的力量显现的结果，人和神是同源的，神就是人最完美的体现，神同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不同的是他们长生不老、神通广大而已。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产牛了关于缪斯、阿波罗为主神及其统率下的缪斯的神话。

对人体美的表现也是两方雕塑家们的又一题材。体育竞技和大型的敬神是古希腊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体育竞技大多以身体的方式进行，这也许是为了在竞技比赛的同时显露强悍，优美的体型。这种社会风尚的流行无疑给雕塑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和创作的环境，给比赛胜利者雕像也成为雕塑家的一项任务。如米隆的《掷铁饼者》。

二、精神追求上的差异

在中国人看来，主体与客体相通、感性与理性共融，视“天人合一”为宇宙观核心，相信天人感应、天人相类。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即自然的入化和人的自然化，确信人们心中所要抒发的东西，都能在宇宙世界找到相应的事物，并以其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汉代霍去病的陵墓，墓前有十多件石雕，如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牛、伏虎、野猪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踏匈奴》。为了表现霍去病的赫赫战功，作者别出心裁的雕造出一匹气势轩昂、庄重雄强的战马，马的神情果断沉着，仿佛在时时刻刻警惕着，防止被踢翻在地的匈奴败将挣脱而逃，体现出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的坚定意志。虽然没有直接雕造霍去病的形象，但是通过《马踏匈奴》整个作品不难体现他的品格与精神，使人联想到英勇无敌的青年将军，似乎听到击败匈奴的胜利呼声。其它石雕也分别体现出将士们不顾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前所乘六匹战马的雕刻形象，艺术家概括地塑造了六骏的立、行、奔、驰的健美姿态，并显示六匹骏马那英勇而温顺、刚毅又善良的性格。造型饱满剽悍，神韵充沛飞扬，层次转折有力，在外光映射下富于变化，具有节奏感。雕刻的是马反映的是人，象征唐太宗李世民的品格，歌颂了李世民的伟业丰功。

除了表现人的精神品格和功绩外，也成为体现当时统治阶级权力的载体。例如清代十三陵，墓前的石象背加鞍鞯，上托宝瓶，头施笼佩，四足平衡，完全依照皇帝的仪仗，其寓意为“太平有象”――动物失去了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活力，成为皇权的象征。

以上以物喻人，“天人合一”的例子在中国雕塑艺术中举不胜举。而西方则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的意志。西方雕塑的表现题材基本上是以人体为主，就算是神话人物也是以人为衣钵，体现人体的美。每个时代的雕塑家几乎都共同关注人体与精神的统一。如古希腊雕像就是通过人物整体，在单纯与静穆中显示出一种理想的美。黑格尔说过，“希腊民族性格的特点在于他们对直接呈现的而又受到精神渗透的人身的个性具有高度发达的敏感，对于自由的美的形式也是如此，这就使得他们必然要把直接呈现的人，即人所特有的受到精神渗透的躯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来雕塑，并且把人的形象看作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的最美的形象来欣赏。”①(注：参见［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

三、表现手法上的差异

雕塑是三度空间的立体造型艺术。雕塑品的实际体量与绘画的虚拟体量从视觉感受上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虚拟体量要达到雕塑的实际体量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就是雕塑魅力所在，它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带给人的视觉冲击和震撼是其它艺术形式无可替代的。

作为精神的实际存在，西方人体雕塑在“理念”世界的支配下具有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它不是凭借自然景物的烘托，而是凭借光线与阴影的变幻以展现形体的空间实在性，因此西方人体雕塑是严格意义上的空间艺术，在20世纪以前，希腊雕塑的物理性的立体空间概念，成为西方雕塑家共同参照的范式。

中国美学突出强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艺术家们共同追求着那种“天地浑溶一气，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以似之”的境界，营造着“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独特空间。北京天坛的圜丘面对着一片虚空的天穹，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反映出中国人与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时空互渗的空间意识。因而中国的雕塑往往不是以孤立的实体出现的，而是尽可能采用“借景”、“虚实”等种种方式，以求与自然景象合为一体。那些石窟造像多是通过背景热烈激昂的雕绘故事的陪衬和烘托，而显得更加宁静和睿智，从而弥补了独立的圆雕在表现空间容量方面的局限性，构成了一个空间形式包含时间节奏和动感的艺术世界。唐代的帝王陵墓所确立的“以山为陵”的体制，使陵墓、陵前雕刻与自然起伏的山势巧妙结合，令观者“身所盘桓，目所绸缪”，西方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

除了空间表现手法上的差异，中国雕塑以写意为主的表现手法与西方雕塑的写实性表现手法也形成反差。由于中国雕塑很晚才与实用美术真正分离，在漫长的岁月中，雕塑大多只是实用美术的一种装饰手段。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形成了中国雕塑不求形似，只求神似的特征。不讲究描摹写实，在塑形上注重写意传神，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神似胜于形似”，这种中国式的美学观念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即使有时表现出一定的写实性，也只是比较细微而已，在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正因为中国艺术以表现、抒情、写意见长，追求艺术意境，中国古代雕塑也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和意境特色。“所以汉代那些女陶俑会有着细柔的腰肢，有着如盛开的喇叭花一样美丽形状的裙裾和翩翩起舞般的拂袖姿态；所以敦煌北朝的彩塑佛像会有着不可言说的微笑，并且在这微妙的笑容中透露着内心的智慧和远离尘世的洒脱风采；所以敦煌唐代的彩塑菩萨会有着如血脉在流淌搏动的肌肤和薄如蝉翼的透体天衣；宋代晋祠的彩塑侍女会有着美人鱼一般的身段。”而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必须使用我们本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才能够真正感觉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

而在西方，就雕塑而言，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写实性雕塑。这种写实性雕塑风格的产生是由于“模仿说”的明确提出。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艺术必须“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而模仿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本能”。强调对外事物的模仿和反映是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艺术传统。“模仿说”如同一面镜子，反映视觉的真实。如《米洛的阿芙洛狄特》与《大卫》都是对人体的真实再现。并且，围绕着人体塑造，古希腊令创造出一系列的标准法则，如1：7和1：8的人体比例。文艺复兴时期又创立了透视学和解剖学两大成就，有些雕刻家如多纳太罗、米开朗基罗等还亲自动手做人体解剖实验。这些都是为了能更好、更准确的模仿自然，更完美的刻画雕塑形象而服务的。

四、造型手法的差异

中西雕塑艺术家都重视线条的表现力，重视以线条造型为共同的媒介，而西方的用线仅服务于造型。黑格尔认为速写或草稿卓越的表现了画家的天分及其特点，安格尔认为线和形愈简练愈美和有魅力。可见线条对画家的造型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对雕塑特别是圆雕来说，线的因素更是不见其痕迹，雕塑家刻意追求的是团块和体积、重视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素描中的线条只是充当表现这种效果所界定的轮廓线。米开朗基罗曾说过，一个好的雕刻作品即使从山上滚下去也不应有一处磨损。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都来自于原始实用美术，从彩陶时代起，绘塑便相互补充，紧密结合。中国雕塑不仅吸收了绘画的线条色彩的特点，而且还习惯在雕塑上绘色描线。中国古代长期绘塑不分家，而且对绘画更为重视，因而雕塑具有了明显的绘画性。这种绘画性导致中国雕塑区别于西方雕塑追求团块和体积，因而是线条在雕塑中发挥重要的造型辅助作用。雕塑家“运刀如运笔”，通过富有弹性而又丰富多变的线条，或表现飞奔的情态，如汉代的“四灵”瓦当、龙门莲花洞中的飞天等；或表现不同质感；或表现不同体型；或表现不同个性……。总之这种“净化了的线条”既体现了各自的时代风格，又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行云流水，骨力追风，刚柔相济，状物抒情，充分展示了中国雕塑中线条的灵活性和自由美。

另外，中国古代雕塑还喜好在雕塑上绘色。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战国的随葬木俑、汉代的画像砖石，唐宋的“影壁”形式，无不是塑绘与雕绘相结合的产物。晋唐以来的佛教塑像更具有绘画的风貌，莫高窟盛唐时期的彩绘菩萨，设色浓艳华美，体态雍容华贵，生动的表现出盛唐时期的贵族妇女的风度神韵，这种艺术效果充分显示了中国雕塑家的创造才能和民族特色。这与西方雕塑很少设色区别也很大。在这方面，西方雕塑与其它门类艺术之问有着严格的界限以及各自独立的表现方法。从古希腊时代直到20世纪之前，西方雕塑作品很少有设色者，中间仅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产生时，出现一丛敷彩的建筑装饰雕像，以适应王室贵族的审美趣味和感观享受。但那种净素妍雅。强调光影感的大理石刻雕塑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雕塑家大多尽力排除从色彩的优越性中择取绘画的辅助方法。法国雕塑家法尔孔奈说过：“如果雕刻能保留在自己确定的范围之内，它就不会丧失自己任何一项优点；但是，如果它要使用绘画的全部手段，它就会受到失败的威胁。这两种艺术各有各的表现手段，色彩不是雕刻的手段。”

五、材料的差异

雕塑是使用真材实料来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的。材料不仅有坚硬的质地，而且也能像色彩一样借物传情，发挥和延伸设计者的思想。如花岗石的坚硬能使人产生出坚如磐石之感；大理石的洁白能使人产生出纯洁无暇之感等等。罗丹的作品大家都熟知，在他的雕塑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彭湃的激情。他那双天才的手用泥土塑造的肌肤下似乎流动着生命的血液，假使没有以能保留住作者手印的青铜来铸造，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将无法欣赏到这动人的一幕。

篇2

关键词：审美；文化；差异；影视作品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7-0142-01

一、中西审美差异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P.K.博克说：“审美判断比其他几乎所有的人类行为更能代表某一文化的特征。”中西审美方式在各自文化大背景中积淀而成，其表面差异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而文化最核心的部分自然是哲学。因此，由中西方各自的哲学起点“道”和“逻各斯”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中国感性直觉思维和西方理性逻辑思维成为中西审美差异的根源所在。

“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核心范畴，儒道两家在具体主张上虽有不同，但都把“道”看成自然之道，都追求人与道的融合统一。“道”被视为宇宙的本原、本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道”是万物生长变化的始基，“所谓道……无所不在”。在西方文化中，“逻各斯”也被看作是产生一切的本原，是支配一切的无所不在的终极力量。中国文化系统中的“道”主要是现世性、此岸性的，关怀现世人生，使人在向社会人伦和自然本性的复归中实现人生的超越。而在西方文化系统中，“逻各斯”是来世性、彼岸性的。

“道可道，非常道”，其本身不可以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加以把握，“道”的现世性使得中国审美追求指向现世人伦教化，或在对自然物的审美中以“比德”的方式去发现自然美本身所折射的人伦教化意义，或在“神与物游”的境界中与造化为一，达到对必然性的超越。中国之“道”重模糊性、体验性的特点，在审美过程中强调虚静的审美心态，欣赏艺术作品时往往需超越具体的“象”“境”“形”去追求其中隐含的“意”和“神”。

反观西方，“逻各斯”本身含“言语”之意，并由此衍生出理性、逻辑思维，使西方人以一种清醒理智的眼光去看待外在客体，这促进了西方科学发展，对审美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方美学家往往将美的本质归结为某种彼岸性的东西，区别中国艺术审美中由实及虚、以象尽意、以形写神的特点，往往运用科学理性的眼光去寻求审美对象的外在形式特征，侧重于由个别到一般，以殊相显共相。

二、中西审美差异下的影视作品评价

拍电影就像绘画，是对色彩和形状进行布局列阵。中西审美精神的不同导致中西影视作品中存在不同的审美取向，尤其在影视作品的色彩表现和空间结构上凸显出来。

（一）色彩表现

中国传统色彩观念中，色彩承载着“成教化，助人伦”的诸多功能和内涵。中国人的设色习惯，来自于内心的体验，具有很强的主观感彩和视觉经验的特点。在电影《英雄》中，强烈的象征性、主观性色彩贯穿始终，我们从中可体味到中国审美文化对色彩运用的潜在作用和影响。当如月被刺时，胡杨林瞬间尽数染成带有血腥意味的冷红，色彩的威力和巨大感染作用展露无遗，导演刻意营造渲染的正是一种诗意的气息，一种化解了死亡本身对官能的刺激，从客观真实的惨烈中抽离出来的超越之“美”。与西方对杀戮血肉横飞的惨烈描写相对，中国的“悲剧意识是柔性的，是内心的、情感的，是悲诗”。

西方影视作品多基于对客观色彩的认识，在以科学的态度认识、把握及运用色彩上具有了深厚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他们的色彩流动于整体客观真实的剧情之中，以色彩变幻来凸现情节的戏剧化冲突，色彩变化依“剧情”而动，这种色彩依据是基于对客观真实的认识，同诗性、浪漫、带有装饰美感的中国式色彩表现拉开了距离。

（二）空间结构

中国文化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且这种和谐充满诗意之美，这在影视作品中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时空的巧妙运用与把握。如《英雄》中的湖面打斗，如诗如幻的景致倒映在沉静幽深的湖面之中，借自然景象的造化之秀给观者以透澈心灵的感受，残剑和无名如灵动的轻燕飞掠于水面之上，正是万籁俱寂的一点动，空灵虚旷的空间感油然而生。“化实景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空寂中生气流行，鸢飞鱼跃，是中国人艺术心灵与宇宙意向‘两镜相入’互摄互映的华严境界。”

西方的空间营造是从真实可感的“视觉体验”出发，以科学的观察方法表现出错综复杂的空间纵深感，重在重现外在客观世界的真实性体验和判断，善于表现宏伟壮阔的空间场景和质感，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当然，西方理性科学知识成就了他们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但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成为阻碍，失去了中国电影那样自由的空间转换的可能。所以，《指环王》中被困于萨鲁曼的高塔之上的甘道夫任凭法力在身，也需要神鹰相救才得以脱身——这也是西方审美的理性造成的阻碍。

篇3

尽管有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的不同存在着很多差异,风格迥异各具特色,但中西方在古典园林的艺术创作上仍存在着很多共性。中西方古典园林艺术有相似的起源,并也都经历了功能园林、观赏园林和合宜园林三个发展时期,都与当时的历史发展有着一定的联系。古典园林艺术创作的原则是“美”和“自然”。中西方古典园林都是为了取悦使用者而设计创造的,因此其设计制造中都会运用各种手段达到“美”的效果。而“自然”则是指人们在有限的空间条件下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在园林设计中顺应自然,充分利用自然美景的造型和气势,展现出浓郁的韵味。中西方古典园林的选材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多为建筑、石头、山水、花草树木等元素,保证了古典园林的使用功能和观赏功能。

2中西方古典园林的差异

2.1空间形态的差异

中式古典园林受传统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内向型空间形态为主的设计风格,反映了中国人内敛的特征,多为半封闭的空间形态,注重内部的统一和协调,常以较大的水域作为园林的中心景观,四周环绕布置回廊、亭榭等建筑物,向心、内聚的感觉十分强烈,视线迂回曲折,妙趣横生[2]。西方古典园林多受理性集中式思维的影响,形成了外向型空间形态为主的设计风格,反映了西方人开放直白的特征,呈现外向型、离心、扩散式的空间形态,注重外部统一与整体的协调性,体现着形式美与秩序美,把几何学、物理学、建筑学和工程学等学科综合运用并反映在园林景物的造型之中,将园林的主要景观直接呈现在游人的眼前,没有隐藏或躲闪,气势宏大,视野开阔。

2.2造园手法的差异

由于中西方审美差异与使用功能差异,即便是古典园林中具有相同使用功能的道路,在设计建造时也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就古典园林中道路的建造来说,中国古典园林常常具有曲折性,通过各种“曲廊”的穿插与组合将各个分散的建筑单体要素有机地连着成为一个整体,具有“曲径通幽”的奥妙;而受西方理性哲学思想影响的西方古典园林设计中,不论是主路还是支路,都具有笔直的特点,完全依赖横纵轴的水平十字交叉,整个道路网络呈现发散性的几何布局结构,更加鲜明直白,不仅为了追求功能与效率,还追求空间的拓展性,与外界环境想联系。对于水景和植物的处理上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差异存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水元素更多的是“灵动”,体现着相互依托、相互倚借的关系,西方古典园林中的水元素多为喷泉等,兼具美观和实用性,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对于植物的处理,中国古典园林多为依据园林大小,考虑树木与周围环境间高低疏密的关系,在树种上多选棕树、女贞等耐阴耐寒的植物[3]。西方古典园林中树木的设计多将植物人工修剪成形态不同的几何样式,更具规则性。

3结语

篇4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电影；中外文化交流；翻译；文化差异

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不只是局限在市场经济中，还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作为一种世界性的艺术，电影在各国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也日渐凸显出来。而随着西方电影的引进，尤其是美国电影的进入，让我国的电影翻译工作受到了人们广泛的关注。电影是将多种艺术手段融为一体，传播文化，抒发感情，展现出社会形形的文化生活，让观众在精神上得到享受。随着各国家地区人民文化交流的频繁，电影翻译起到的文化传递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由于每部电影都承载着原国家的民族文化内涵，因此在电影翻译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文化差异的体现。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保持原国家的语言与文化，要尽量翻译出原文的内涵，并且被我国观众更好地理解，而这些是我们翻译工作者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一、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文化的审视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加强，许多研究学者都提出了“和而不同”的国家相处原则，也就是说不同地区的民族可以坚持着自己民族的特征与习惯，但是又不能相互独立存在。曾经以色列学者提出的社会多元化理论诠释了这种民族文化共存的局面，认为全球的文化能够相互交叉与部分重合，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

由于我国是一个具有多民族的文明古国，传承着几千年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在清朝末年，清政府推行闭关锁国政策，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被动的局面下与西方国家的文化频繁交流。清政府通过翻译来与西方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斯皮瓦克说过，“如今的后殖民评论家难以回避的两大难题：既要去摆脱了传统西方模式的影响，还需要达到非边缘化的目标，那么西方国家的惟一选择就是通过自身的语言与西方的解构策略来减少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文化霸权。

不管是各民族之间的边缘文化抑或是中心文化，在如今的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各民族都存在着互相交流与沟通的需求，这是发展民族文化的惟一途径。新时期许多西方国家将自己的文化侵入中国，这对我国传统民族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撞击。而在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局面下，翻译工作也成为两种文化交换的重要途径，例如汉语中出现的许多外来词汇，可口可乐（Coca cola）、猫（modem）、模特（model）等，涉及各种领域。

美国文化学家Gutt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能够依靠“不同语言的相似性”，然而我们在翻译中的许多语言并没有太多的相似性，差异的地方偏多，所以研究学者认为，如果直接翻译来保存源语言中的全部语言特征的结果就是“保存源语言特征来让翻译者为读者引导原来交际者想表达的交流线索”。

二、电影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特征

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电影翻译工作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翻译的主要任务就是能够忠实地去表达原来电影中的内容与内涵。而新时期中西方大规模的电影文化交流趋势也让我国的电影翻译工作面临了巨大的挑战，电影翻译是否恰当得体，能否让观众们容易理解电影内容显得十分重要。而中西方国家观众的不同审美观念直接影响了翻译工作的形式，电影的翻译工作不只是普通的文学翻译，而且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过程。我们要针对观众来再现原电影的审美效果，并且符合接受国观众的审美理念与文化特征，进而获得最佳的审美效果，让观众流连忘返。

（一）电影中的审美价值及特征

人们的审美活动包括思维、情感等多种活动，而电影翻译作为电影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与审美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翻译工作就是审美活动，包含了一定的审美价值。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两地区的受众也存在着一定的审美差异。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无为本，认为一切美感都是与生活相联系的，美学理念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人们在生活中就能提炼出美感。而西方国家是以有为本的，认为审美是要在生活之上，与社会生活具有明确的界限，而这种审美理念是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的核心之处，我们应当去把握住这种精髓来研究电影翻译工作。

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上映的英国电影Red Shoes被翻译成《红舞鞋》，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英国的一个跳芭蕾的女孩难以对事业与爱情做出正确的选择，只得选择结束生命的悲剧。虽然我国翻译工作者翻译成《红舞鞋》，能够准确地翻译出电影名称，但是却难以看出深刻的寓意。到了80年代后期，人们将Red Shoes翻译成《红菱艳》，翻译者将英国女演员的红色的舞鞋比喻成为我国受众都知道的红菱，因为红菱虽然生活在污浊的泥塘中，但是却冰清玉洁，娇艳动人，尤其是红菱弯弯的角，就像是我国古代女性悲惨的三寸金莲，而这与电影主题不谋而合，可以说《红菱艳》比《红舞鞋》更加能够体现出这部电影的内涵与意境美。风靡一时的美国电影Home Alone被我国翻译者翻译成为《小鬼当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小鬼是大人对孩子的昵称，表现出大人们对聪明伶俐、智勇双全的小孩发自内心的喜爱，而电影中敢与歹徒斗智斗勇的小欧文正是符合小鬼的形象。“当家”指的是一个人能够领导全局，而电影中的小欧文一个人在空荡的房间中与两个歹徒斗智斗勇，就像是一个勇敢的大当家的形象。所以电影《小鬼当家》将名称与内容统一起来，并且蕴含了我国丰富的文化内涵。

电影艺术是生活的再现，因此电影名称也包含了许多民族文化元素，我们需要遵循审美原则与文化原则，在翻译工作中尽可能地还原原国家的文化信息，并且用最为贴切的形式来对受众传递。如今电影翻译工作作为新的文学艺术形式，用自身独特的审美理念让更多的优秀的电影跨出国家的界限，让全世界的观众享受了视觉的盛宴，推动了全球的电影艺术发展。

（二）翻译工作的表达差异性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还表现在人们的表达与思维方式方面，中国人注重句子之间的意合，靠词语的顺序来表现内容；而西方国家的人们注重句子的形合，语句的结构严谨，具有较强的逻辑性。曾经著名的翻译学家傅雷说过，“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思维形式具有基本的分歧，中国人习惯综合考虑问题，重视语句的暗示、归纳与含蓄，而西方人注重分析，唯恐语句中缺少逻辑性”。虽然中西方的语句中都是基本的主谓宾结构，但是由于不同国家的思维差异性，所以在基本的句子结构形式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英文语句的结构紧凑，词语之间的关系都会明确地表达出来，会使用较多的衔接词语。而汉语的句子多数简单明了，句子松散。动画电影《花木兰》词就具有这些特征：

1.Guard：Were under attack！Light the signal！有人偷袭，快点烽火。

2.Guard：Now all of China knows youre here.全中国马上传遍了警报。

电影中的台词十分简单，表现出故事情节的紧迫感，句子中“我们遭到了袭击，马上点信号！”被翻译成“有人偷袭，快点烽火。”翻译成这种四字的短语，并且加上了“快”字，突出了现在情况的紧急，并且让词句节奏对称，而且将信号翻译成烽火，让我国观众迅速理解。在句子2中，如果我们按照英文直译成“现在全中国都知道你来了”就显得力度欠缺，并且难以符合士兵坚毅勇敢的特点与形象，所以翻译成“全中国马上传遍了警报”就显示出果断的语气，并且符合电影表现的内容，还符合汉语的特征。

（三）电影翻译中不同文化的差异性

不同的语言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与背景，承载了这个国家地区的民族文化，许多地区的语言都具有一定的文化信息，而不同地区的人们很难去理解其他地区的语言，所以我们正确翻译带有地区文化的语言信息就成为电影翻译工作的核心任务。由于不同国家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习惯，而这些不同的习惯都直接影响到语言的使用方式，中西方观众存在着文化方面的差异，所以我们翻译工作者要尽可能地帮助观众去理解电影中蕴涵的文化元素。英国电影《魂断蓝桥》在片头出现这样的配音：

Announcers Voice：At 11：15 this morning，the Prime Minister，speaking to the nation from Number Ten Downing Street，announced that Great Britain is at war with Germany.

翻译1：广播员声音：在今天上午十一点一刻，首相在唐宁街十号对全国群众发表了讲话，宣布了英国与德国正处于交战的状态。

翻译2：广播员声音：在今天上午十一点一刻，首相在英国首相府邸唐宁街十号对全国群众发表了讲话，宣布了英国与德国正处于交战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个翻译能够翻译出原来电影画外音的表面意思，但是对于唐宁街十号并没有进行背景性的补充说明，许多中国观众不了解英国文化就会莫名其妙。而翻译者在第二个翻译中对唐宁街十号进行了地理文化的补充，让观众们了解到唐宁街十号指的是首相府邸，就能够更方便地理解电影内容。

三、结语

由于不同国家社会文化的差异，所以在电影翻译中必定会受到不同文化的制约，因此在电影翻译中会深深印上社会文化的烙印，凸显出中西方文化差异。而在这种激烈的文化碰撞中，记录了社会的变迁与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当前我国电影事业也在不断地发展，西方诸多优秀电影也不断引入我国，因此会带来更为激烈的文化差异的撞击。我们翻译工作者要融合两种不同的文化，立足于我国民族的独特思维方式，在理解外国电影中的文化后与我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才能够做好具有艺术性的电影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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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杨惠莹，刘蔚馨.从翻译的审美体验角度谈诗歌翻译中文化形象的转换——兼评李清照《声声慢》英译文[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6（12）.

[7] 秦楠.浅析《京华烟云》中的异化翻译策略[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04）.

[8] 许建平，张荣曦.跨文化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问题[J].中国翻译，2002（05）.

[9] 刘辉修，王卫利.电影字幕翻译中文化过滤现象探析[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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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音乐审美；南音

中图分类号：J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1-0124-01

音乐作为一种听觉的艺术，音乐审美认同的问题几乎贯穿了整个音乐史的发展，中西方的音乐几乎在每一个发展史都有一种主流的音乐风格，不管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很难找到一种适合于任何人、任何地域、任何时代的音乐，也找不到某个风格或者流派永远的得到了世人的瞩目。下面就以中国民族音乐“南音”这一戏种为例探讨影响音乐审美差异的因素。

“南音”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古老乐种，被誉为“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中国民族音乐的根”。它流传于福建、台湾、东南亚地区，南音作为中国古老乐种，保留着汉晋唐宋等时期的古乐古音和古乐器的特征。南音由于其古朴的特点，吸引的人群也仅仅在闽南本地年纪较高者，其拖沓的演唱形式和单纯不变的剧本似乎并不能够受到年轻人的关注，在厦门的南音馆和露天小剧场，聆听南音的观众几乎都是本土的中老年人，他们把南音作为一种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艺术，对于南音的观赏经历也基本上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南音本身的艺术特色和语言传统，导致了它的受众呈现片面化和单一性，不同客体的审美经验总结使得南音这一乐种面临着不同的命运。由此可见，音乐审美的经验即客体对于音乐的理性认识和主观归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音乐审美的认同或差异，在体验式音乐的情感理解之前，就对音乐的进行了接受和过滤。

对音乐进行了风格的选择之后，探讨音乐所能带来的感性认识变成了音乐最重要的部分，情感对于音乐的审美最具有不确定性，就如西方谚语所说“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情感对于音乐审美的一种普遍性理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同一种音乐主体能够在情感上唤起不同客体的认同感。“南音”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它不仅流行于闽南和台湾地区，同时也传播到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以隔海相望的闽台两地为例，闽台两地人同祖，文同源，南音作为两地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在情感上强化了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感，两地相同的文化传统使得南音被赋予了一些贴近民族、祖先、宗教、信仰的深刻意义。从闽台两地南音文化传播活动看，在闽南和台湾地区，民众经常传唱的南音，基本都是那些世代流行于闽南、百姓耳熟能详的传统曲词，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思想意境。在闽台民众长年累月地传唱中，通过潜移默化，使许多人养成基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成为闽南和台湾群众共同的道德规范。这种情感上的认知不同于普遍意义上的音乐理解差异，而是建立在具有共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这种情感的认同已经与理性的经验无关了，这是一种对人的精神进行塑造的巨大力量，潜在意义上的信仰似乎比一切简单的音乐审美选择更加神圣。

审美情感来自于对具体作品的审美体验，因此时代对音乐审美的变化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把音乐审美的认同和变化看做是两个相反的对立面的话，那么前面探讨的情感对于音乐审美的认同则具有永恒性的特点，而时代使得客体对音乐审美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具有当代性的特点。以南音为例，不管时代怎么变换，对于闽台两地的同胞来说，文化的传统、宗教、信仰不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就直接使得南音无形的情感认同部分被永恒的保留下来。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使南音这种文化遗产能够被更多人接受，南音的演出形式、舞台布景、人员设置等一些有形的部分一直在发生变化，比如《千家罗绮管弦鸣》中首次出现男女对唱和女声声部伴唱等表演形式，是以前传统南音没有出现过的，南音还尝试与其他艺术联姻，在传统的南音演唱中加入民族舞蹈，与汉唐乐府合作创作了一些经典剧目。泉州南音协会认为将南音纳入中小学教程是保护南音最好的手段。迄今为止，学习过南音的学生超过10万，开南音课程的学校超过100所，泉州已经举办了15届中小学南音比赛。这种从娃娃抓起的传授方式可能对于南音的传播具有一定的作用，时代的发展造就了南音这种艺术有形的部分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了客体对于南音的审美效果，可见，个人的主观审美经验、情感认同和时代变化都是影响审美效果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孙天燕.浅谈音乐审美体验中的情感与想象[J].新世纪剧坛,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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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构学生民族性、地域性与多元文化的和谐

要正确认识学生的民族属性和民族地域文化差异。我们应当看到，在学校这一正规教育场所中，受教育的对象往往是来自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生活群体，文化背景不同会使学生在知识理解、价值观和社会认知等方而呈现出较大差异性。纵观我国的学校音乐教育，主要集中了社会及民族音乐文化主流的教育意识和教育行为，代表着主体文化的走向，并且按照主流民族音乐文化的教育模式和理念来设置课程和进行教育评价。由此而产生的音乐上的审美价值取向、音乐表现方式和情感认同方面的矛盾心理以及理解上的偏差，将会导致教育水平的下降和教育评价上的偏颇，背离了音乐教育的本质。以音乐教育中的民族、地域审美差异为例，学校中音乐教育的目的是以审美为核心，以学生愉悦感受和积极参与为出发点，以发展和提高全体学生的审美知识和审美修养为目的，是培养学生基本素质的一种教育手段。但是，学校中来自不同地域的学生个体在审美情趣上会受本民族和地区的极大影响和制约，在学校教育的整齐划一的审美标准下，无法适应和构建统一的审美要求。

二、倡导个性化、多样化的民族音乐教育形式

要深入挖掘民族民间音乐中独特的教育功能，使学校音乐教育形式多样化。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音乐文化，它记载了本民族古老的文化历史和遗迹，在传承的链接中延续至今。而文化传承又必须依靠教育这一媒介才能够得以实现。正是在传承的过程中，不同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记忆力、想象力、观察力、思维力，以及不同的情感、意志、性格特征等，潜移默化地实施了教育手段。例如侗族大歌是一种多声部、无伴奏、无指挥的侗家民间音乐合唱形式，其多声思维、多声形态、合唱技艺、文化内涵等方面都属罕见。侗族历史上无文字，侗歌以纯粹的口头模式，凭借记忆以口耳相传这一特殊的传承方式培养了侗族人优秀的听觉记忆品质。各民族独特的音乐文化传承体系塑造了这些民族的特殊才能和难能可贵的品行。在提倡音乐教育促进人的素质培养和人的全而发展的今天，学校教育所具有的标准化和统一化的倾向，极大削弱了教育的多样化和人的个性化成分，各民族多彩纷呈的音乐文化形式和独特的教育功能被拒之门外，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如果学校教育体系能够把各民族优秀的音乐文化有选择地纳入其中，不仅可以有效地传承人类的共同财富，而且还可以促进教育形式多样化，使人的个性和创造力真正得到提升。

三、促进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多元化

自近现代以来，我国音乐教育的基础课程与理论基本是沿袭欧洲体系模式，本土音乐自身的课程体系还未从课程论的角度真正探讨过，各民族的民间音乐在课程体系和教材编排上均没有得到足够的体现。尤其在高师音乐的基础课程中，基本都是西方音乐理念及教学体系，例如斯波索宾的和声，斯克波夫的复调，以及西洋乐器的人部分的练习曲目等，它们都是严格地构建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上的。这些代表着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基础课程，无形中削弱了我国各民族音乐构成、表演创作、音乐传承等方面的自在价值。忽视了中西方文化背景下，音乐思维认知的内在规定性的差异，使得本土音乐文化知识体系价值得不到充分的体现。事实上，我国有着丰富的民间音乐形式，每一种民间音乐类型都深深植根于本民族文化之中，是凝聚了各民族智慧和力量的结晶，具有宝贵的传承价值和教育功能。如果在学校教育中有选择地引入一些民间音乐艺术形式，与现代先进文化相融合，既可以适应未来全球的文化发展，又可以促进文化整合，传承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

四、实施多元民族音乐教育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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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体育美学；传统武术；中西体育审美差异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3-0063-04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be into the aesthetic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Wushu， so that it maintains its unique charm in western sports cultures， and gradually blends into modern society development， the author first collated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aesthetic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Wushu， concluded that in the long history some Chinese classical aesthetic connotations were absorbed by Wushu， and produced profound influence on Wushu.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esthetic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Wushu and western sports， the author concluded that the different expressions of Wushu and western sports can be sorted into differences in intrinsic self-cultivation and extrinsic self-expression， i.e. the quickness or smoothness， rigidness or softness， realness or unrealness of movement of Wushu moves， blend into a unified whole of opposites and harmonic aesthetic experience， having one of a kind characteristics. Facing the tide of social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ing the aesthetical implications of traditional Wushu will be conducive to the commun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Wushu at all levels. 

Key words： sports aesthetics；traditional Wushu；aesthe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武术在华夏大地绵延数千年，原因不仅是其具有健体、防身的功能，还因具有美的意蕴，其美学内涵不逊于西方现代体育。如今，源于西方文化的体育运动风靡全球，已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东方学者要想使武术得到更好发展，屹立于国际舞台，固然要修改规则适应国际环境，也应该通过比较中西方体育的异同，突出东方武术自身优势，通过传统武术蕴含的美学价值加以保护。 

1 中国古典美学对武术的影响 

1）武术美学意蕴的历史流变。 

据史籍记载，中国早在约五千年前就出现了各种兵器。之后，产生了练习武艺的简单制度，“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礼记》），规定了训练时间和内容。“舞于羽两阶”（《尚书》）的集体操练和“执技论力”（《礼记》）的对抗性比赛也开始出现。这些“以弓矢舞，持干戚舞”的娱乐性武舞，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一部分原本用于狩猎等生产活动的技能和工具，转而用于军事活动，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用于战争的新技艺和新武器。武术之美，悄然孕育其中。春秋战国时期，艺术繁荣促进了美学观念的诞生。武术美学意蕴总体表现出“内道外儒”的特点，儒家与道家的互补体现武术的审美特征。儒家“仁者爱人”观念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武术传统武德。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追求超功利和精神绝对自由的审美境界，主张顺应自然、摆脱束缚获得自由以达到美的境界。道家美学诸多命题，直接映射到中国武术理论与实践当中，使武术自身带有深奥的哲理，不少知名武术家的技击招式也外显神奇之美。 

秦统一中国后，军队有更多时间训练武技，而民间由于禁用兵器，而使擒拿、格斗、摔跤等徒手武艺得到发展。《汉书·哀帝纪赞》已提到宫廷“武戏”，说明作为血腥杀人手段的武艺，已经具有越来越多的娱人和自娱的游戏因素。 

从出土兵器来看，汉代表现为较成熟的雄健之美，重刀之习起于汉代，之后短兵器迅速发展并传播到国外，同时出现剑舞、刀舞、双戟舞、钺舞等武术与舞蹈的结合，并在宫廷或士大夫阶层中表演和欣赏，使武术之美具有更丰富的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美学和艺术探索的思想较为活跃。玄学的盛行和佛教的迅速传播，使人们摆脱了传统经学的束缚，艺术实践更为丰富多样，重美轻善渐成潮流。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武术共同发展的有气功、导引、养生术，此类早期的内家功法不仅具有强身保健的意义，还显现出理论色彩，如曹丕的《典论》中就不仅论文，而且论剑。　隋唐武术的发展受到府兵制和武举制创立的影响，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一时期，由于多民族的融合，日本、朝鲜等外来文化频繁交流，以及其他种类的艺术形式，比如百戏、舞蹈、杂技的融入，武术在这一和平安定的时期逐步脱离军事训练[1]。艺术家也注意到武术之美，杜甫、李白等赋诗赞美武术，书法家更从武术中获取灵感以启发艺术创造力。宋元古典美学的成熟，使美学意境更为传神，把韵、趣、意境等作为审美理想，这种追求神韵美的观念，在武术中亦开始体现。元代统治者仗弓马之优势取天下，深知武艺的功利价值，因而严禁民间“弄枪棍”、“习武艺”，明令私藏武器者治以重罪，并宣告“诸弃本逐末，习角抵之戏，学攻刺之术者，师弟子并杖七十七。”（《元史·刑法志》）这虽然对武术是一个打击，但作为民间文化的代表，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并悄然潜入元代杂剧之中，于是，唱、念、做、打成为传统杂剧的组成部分，演练技巧类似于套路，从实用的武术技击走向审美意蕴。特别是驻屯兵的推广，使得地方杂剧深入到乡村各个角落，各种武术功夫在舞台上得以美化，各种兵器变为艺术表演的道具，至今仍在我国西南地区大面积存在，武术成为戏剧表演者最基本的训练内容[2]。 

明清时期武术发展尤盛，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与古典美学相似，它也呈现出总结性的形态，武术之美积淀、凝聚，形成了自己的特征[3]。明代尽管在军事中开始使用火器，但战场上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传统的武艺。在民间，“只图取欢于人，无预于大战之技”的花拳虚套，却为群众喜闻乐见。《耕余剩技》等专著中，以绘图的形式明确记载棍、刀、枪等套路技术，有实用技法亦有花法。戚继光虽强调武术实战，但在所著《纪效新书》中，也收入“三十二势，势势相承”的套路。武术有了相对定型的套路，这就便于整体传授、观摩、交流、揣度和领会其独特的风格和韵味。套路的形成，使各种技击格斗动作得以保存和流传，有利于传授和练习，也使武术之美更加鲜明显现出来。 

清初一度禁武，迫使武术融入到隐秘的乡土社会，成为健体、防身的练习手段。少林寺、峨眉山、武当山等寺院道观成为武术继承、融汇、发展的据点。之后，武术新拳种、新流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的运用太极、八卦、五行学说阐释拳理，有的附会仙佛古人或摹仿动物创立拳种，呈现出万紫千红的灿烂景象。 

2）中华美学内涵被武术吸纳。 

中国古典美学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一系列理论学说，如阴、阳、韵、气、神等的联系、区别与转化，构成古典美学的思想体系。 

气——古人指构成宇宙万物的物质本原。气的运用，直接关系着作品的艺术境界和风格，如曹丕所说“文以气为主”，主张创作之前坚持养气。因此，武术习练者通过养气、练气、集气、运气以培养武术感悟，传达武术特有的韵味，进入不可言说的美妙境界。比如，太极拳练到了一定层次，生理上的与精神上的享受合一，既养生又养气，武术审美意蕴可以被自身感受到，也可以被旁观者所欣赏到[4]。养气还是关于审美情趣的修养活动，武术讲究“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练武者要泛知各路拳种，精练一二，熟能生巧，在大量的实践中深入体会到所练主要拳种的精髓，才能逐渐“得气”，形成自身的独特风格，继承和发扬武术之美。 

韵——指超然于世俗之外的生动含蓄的风采气度。“韵”普遍用于绘画、书法、诗文等艺术领域，成为写意艺术流派的理想美。董其昌《容台集》：“晋人书取韵。”[5]韵，往往能表现出武术的含蓄之美，于动作形貌中透出外在的风采。武术参与者，当其个人的意境融入到分解的动作招式中，从而表达对现实生活的独特审美感受和情趣，在中华武术中，如笔墨国画一般抒感，展现出习武者的审美体验，这就可以说已达到“取韵”阶段。 

意——指主观意识、趣旨及其在作品中的艺术表现。情境融合与形神统一构成的意境，把武术的欣赏者引入到能够充分想象的审美空间，使有限、生动、鲜明的个别形式，蕴含于无限、丰富、深广的审美内容之中。武术所追求的意境，也是在有限的形象中暗示出不可穷尽的象外之象和景外之景。武术之美“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解，划然示我以默会意象之表。”武术家的具体技击动作，往往并非写实再现客观对象，而是会抒发自身感受，即“抒我胸中逸气”。写意的原则导致武术对气质、神韵的追求，也促使武术动作虚拟化、程式化，而更接近于表演艺术。《庄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武术习练者往往追求神形兼备，而更高一层次强调传神而脱形。 

形——指可被感知的实体外貌。在中华武术当中，“形”指习练者的外形样貌及动作的形象[6]。对于练武者动作的基本要求是能够反映摹仿对象的形貌，这被称为“形似”。形象化的真实摹仿，可获得具体、鲜明、逼真的审美效果，也是习练武术不可缺少的重要阶段。而不去进一步提高，达到传神的意蕴，仅停留在形似的阶段，往往被视为习练者缺乏意蕴、浅薄直露，使武术欣赏者的联想受到抑制，无法直观感受到武术传神之美。如今，武术家讲究的形神兼备、内外兼修，是其一大特征[7]。 

阳刚、阴柔——指中国古典美学表示不同风格美的两个范畴。《易经》认为，阴阳为万物之本[8]。天为阳物，地为阴物；天动为刚，地静为柔；天刚地柔，各有体性。在体育活动中，我们一般把男性之美视为阳刚美，把女性之美视为阴柔美。而中华武术当中，刚柔是对立统一的，技击和套路武术讲求刚柔相济、动静有序，达到相得益彰、和谐之美。这是因为武术思想家认为，阳刚与阴柔是完美的统一。 

2 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项目的审美差异 

1）内在的自我修养与外在的自我表现。 

中国文化一大特征是讲究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武术审美依靠社会伦理道德，个体是否美，主要视其与群体的规范是否有冲突。人们赞美武德，欣赏藏威不露、后发制人，在有充足理由及十分取胜把握时才教训歹徒。那些主动出击、冒险抗争、制造尖锐矛盾以打破社会安宁之人，通常被认为是不义之人。中国的传统体育，不是以炫耀自身健美为目的。内在的自我修养，与美善统一的审美要求紧密联系。　与此相反，西方文化的特征是人与自然对立。对立的力量和对主体内在价值的肯定态度，注定西方人在竞技中积极主动，奋进抗争，为争取胜利不顾一切，个人以较大的自由度创造着自我价值。在体育活动中追求外在表现，提倡竞争，炫耀强健的体魄，主动出击，征服对手，战胜强敌，彰显自我存在[9]。 

中国武术重视内在的自我修养，在运动技术的表现方面，强调具有审美的心胸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庄子[10]《达生》篇曾举例：“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意思是说，比赛射箭，如果用瓦片作赌注，射起来就轻巧松快；如果用衣带钩作赌注，射起来就提心吊胆；如果用黄金作赌注，射起来就茫然若失。同一个人，射箭技巧并没有变化，但如果受利害得失心理束缚，技巧就不能自由发挥。因此，空明的心境、超脱的观念，是武术从实用技击向审美发展的内部催化剂。与西方体育追求外在表现的功利色彩相反，中国武术在审美方面的飘逸和超脱独具特色。 

2）武术技击刚柔虚实，融入对立统一的整体和谐。 

内家拳术的阴柔，外家功夫的阳刚，均追求“阴阳调和”整体合谐，拳种柔中有刚、刚中有柔，刚柔并济、亦刚亦柔，都讲究系统的互补协调[11]。无论是内家拳还是外家功夫，都注重刚柔相济的整体之美，例如，“公孙大娘舞剑”展现的就是刚柔并济，各拳种也是刚柔相济，展现出中和之美。这与西方体育审美就存在差异，比如西方大部分项目均是男女分开竞技，各自展现特点，而且早期奥林匹克运动会所有项目只能男人参与，以竞技展现阳刚之美，花样滑冰的男女双人滑，尽管男女为一个整体，但仍体现了艺术特色的性别差异。在表现形式美方面，西方运动项目在局部鲜明地表现某一方面，如团体操的整齐，平衡木的均衡，双人花样游泳的对称，球赛中两队服装颜色殊异的对比，田径和游泳的节奏等等，往往将一种形式美表现得彻底、极端。 

而武术则讲究形式美的多样化统一，通过整体的和谐表现美。在不少拳术技击动作中，展现出既对称又均衡，既有层次又有节奏的特点。武术虽然有很多流派，但共同的动作特点是要求手到眼到、手眼相随，步随身行、身随步到，上下照应，意领身随，一气呵成。其中，尤以讲究轻灵圆滑、连延不绝似行云流水的太极拳，以及身灵步活、充满曲线之美的八卦掌为最。可以想象，这些拳种若将其中某一个动作单独抽取出来，或者出现破绽，则必将破坏整体的和谐。整体和谐之美，始终大于每个单独存在的漂亮动作。 

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毫不吝啬”展现身体之美，武术似乎不愿直观炫耀运动员健美的身材，尽管许多武术运动员都有漂亮的身段。按理，为便于运动，服装应该越少越好。然而，武术的传统服装几乎将全身都遮盖得严严实实而仅露脸、手，所追求的是完整形象和整体和谐。击剑、柔道等技击格斗项目身着厚装是出于防护的需要，而武术的服装又轻又柔，完全不是出于防止身体受到意外伤害的需要，而是由于其具有审美价值。这固然受传统思想束缚，但也体现了中华美学特征，不主张对现实外貌作机械摹拟，而将伦理道德融于美感之中。这种观念的积淀，形成了武术服装的独特审美风格。武术运动员的形体美，既要展示“手眼身法步”，也要体现“精气神力功”，故应内外相合，讲求整体的和谐。在运动美的表现中，武术同样单纯、古朴、和谐、含蓄。这与西方体育色彩斑斓的仪式，宏大豪华的运动场，狂热的观众，喧嚣的气氛形成鲜明对比。 

3）武术与西方搏击的审美体验不同。 

现代社会对武术已经具有稳定的审美意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长者还是年轻人，对武术美的感受基本都是一致的。通过直观的分析发现，武术与花样滑冰、艺术体操、跳水、花样游泳等评分类竞技项目具有同样审美性质，其共同特征是渗入较多艺术因素，具有表演性，可以直接利用音乐、舞蹈等艺术手段提高其审美价值。这类项目没有客观、绝对的“世界纪录”，而是由裁判员根据动作完成情况评定成绩。而动作编排可以选择节奏相对自由的动作组合，能够充分发挥美的创造力和表现力。因此，这些项目发展受审美意识影响最大。 

通过调查发现，体育专业大学生认为“最不美的运动项目”竟然多数是显示力量的重竞技项目，其中列于首位的，竟是被称为“西方武术”的拳击[12]。认为拳击不美的主要原因，是它直接相互伤害对方的身体，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经常造成运动员被击昏在地，甚至重伤死亡。这是“以善为美”的伦理道德观念已根深蒂固的中国人所完全不能接受的。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没有反人性、反人道、反理性的极端思想，没有宣扬恐怖狂暴的主张。中国人的传统审美意识中，决不会将那些给人带来伤害的凶猛残酷的暴力行为作为审美对象。含有古代人道主义的中国古典美学，早已为中国民间传统体育披上一层面纱，这恰可使现代人倾斜的心理得到平衡。 

武术之美深受中国古典美学的熏染，是东方传统文化长期积淀的一种外在显现。它经过岁月的洗礼，在今天已经铸成了一种相对固定的模式。我们感受武术美、欣赏武术美、表现武术美、创造武术美、研究武术美，都只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完全用西方文化观念来认识武术，用西方美学分析武术美，完全按西方体育运动项目的模式来发展中华武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将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 

过去几十年，武术界人士已对武术技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制定竞技规则，举办推手、散打、长兵、短兵等技击比赛，从而稳步推广、扩大影响，使武术的实用技击格斗术跨向国际体坛，代表中国传统民族风格的独特项目，向奥运会等国际大赛顽强挺进。在中国武术未来发展过程中，需要扎实的基本理论研究，尤其是对武术技击的基础理论研究。武术之美深受古典美学影响，是审美领域东方民族传统体育长期积淀的结晶。不论是习练者还是武术欣赏者，研究武术美、欣赏武术美、创造武术美，均建立在岁月洗礼基础上，形成稳定的模式。完全照搬西方竞技体育项目的发展模式，在理论方法和实际操作中都会遇到障碍。可以说，未来对武术的美学研究中，武术的技击之美，将是破解这一难题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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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伴随着全球化这一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多元文化主义应运而生，各民族国家都在为保护、传承和挖掘本民族的音乐文化艺术而做着多方面的努力和尝试，其中多元化音乐教育作为手段之一，已成为近年来国际音乐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所谓多元化音乐教育概念，是相对于“同化音乐教育”而言的，强调教育者应对学生的民族属性和民族文化影响予以重视。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中不仅应包括主流音乐文化，还应当体现非主流音乐文化的内容和特征，建立以促进每个学生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多元教育评价体系。其目的旨在培养学生互相尊重和理解异域音乐文化的多样性，挖掘本民族的艺术宝藏，彰显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并在全球一体化“和而不同”的共融文化环境中具有平等交流的话语权。毋庸置疑，多元化音乐教育是达到跨文化理解的有效途径，也是人类交流的一种基本形式。

面对发达国家音乐教育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建构我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模式已成为现阶段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构建受教育者民族性与多元文化的和谐

要正确认识学生的民族属性和民族文化差异。我们应当看到，在学校这一正规教育场所中，受教育的对象往往是来自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生活群体，文化背景不同会使学生在知识理解、价值观和社会认知等方面呈现出较大差异性。纵观我国的学校音乐教育，主要集中了社会及民族音乐文化主流的教育意识和教育行为，代表着主体文化的走向，并且按照主流民族音乐文化的教育模式和理念来设置课程和进行教育评价。由此而产生的音乐上的审美价值取向、音乐表现方式和情感认同方面的矛盾心理以及理解上的偏误，将会导致教育水平的下降和教育评价上的偏颇，背离了音乐教育的本质。以音乐教育中的民族审美差异为例，学校中音乐教育的目的是以审美为核心，以学生愉悦感受和积极参与为出发点，以发展和提高全体学生的审美知识和审美修养为目的，是培养学生基本素质的一种教育手段。但是，学校中来自不同地域的学生个体在审美情趣上会受本民族和地区的很大影响和制约，在学校教育的整齐划一的审美标准下，无法适应和构建统一的审美要求。生活在北方的蒙古族学生，性格中透出一股粗犷、豪放的气质，艺术思维方面表现出壮志豪情和粗犷洒脱的情感体验，反映在审美愉悦感受方面就是一种力度和速度不可分割的壮观美感；而生活在南方的壮族学生，却有着与蒙古族人截然不同的审美品格，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环境哺育下的壮族人民，性情含蓄深沉，委婉细腻，表现出平和柔顺、纤巧秀雅的审美。两个民族的学生所具有的刚与柔、隐与显的迥异审美心理，如果用统一和机械的审美标准来要求，势必将阻碍学生的个性发展和人格培养，也是与音乐教育的本真价值相悖的。因此，教师应对这些情况予以重视，了解学生的民族属性、民族心理及其文化背景，以免对不同民族的学生产生误解、偏见甚至造成伤害。这也是实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必要前提。

二、推动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多元化

自近现代以来，我国音乐教育的基础课程与理论基本是沿袭欧洲体系模式，本土音乐自身的课程体系还未从课程论的角度真正探讨过，各民族的民间音乐在课程体系和教材编排上均没有得到足够的体现。尤其在高师音乐的基础课程中，几乎是西方音乐理念及教学体系，例如斯克波夫的复调，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配器，斯波索宾的和声，以及西洋乐器的大部分的练习曲目，它们都是严格地构建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上的。这些代表着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基础课程，无形中削弱了我国各民族音乐构成、表演创作、音乐传承等方面的自在价值，忽视了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音乐思维认知的内在规定性的差异，使得本土音乐文化知识体系价值得不到充分的体现。事实上，我国有着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形式，每一种民间音乐类型都深深植根于本民族文化之中，是凝聚了各民族智慧和力量的结晶，具有宝贵的传承价值和教育功能。如果在学校教育中有选择地引入一些民间音乐艺术形式，与现代先进文化相融合，既可以适应全球未来的文化发展，又可以促进文化整合，传承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岂不是一举多得吗？匈牙利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无疑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优秀的范例。柯达伊提出以音乐母语对儿童进行早期歌唱启蒙教育，强调将匈牙利的民间歌曲作为学校音乐教材，倡导学校的音乐教育首先要牢固地建立在民间音乐基础上。尤其是独具匠心地收集和编写一些以民族音乐核心为支柱音的多声部视唱练耳，发展学生的多声部视唱、多声部听觉能力，增强多声部音乐美感的体验。反观我国的民间音乐，多声部歌种屡见不鲜，但这珍贵的民间音乐资源还尚未被音乐教育者充分利用和开发，这不能不让我们觉得遗憾和惋惜。提倡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理念，为我国音乐教育课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注入了巨大的动力。

三、推广独特与多样的音乐教育形式

深入挖掘民间音乐中独特的教育功能，使学校音乐教育形式多样化。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文化，它记载了本民族古老的文化历史和遗迹，在传承的链接中延续至今。文化传承必须依靠教育这一媒介才能够得以实现。因此，正是在传承的过程中，不同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记忆力、想象力、观察力、思维力，以及不同的情感、意志、性格特征等，潜移默化地实施了教育手段。例如，侗族大歌是一种多声部、无伴奏、无指挥的侗家民间音乐合唱形式，其多声思维、多声形态、合唱技艺、文化内涵等方面都属举世罕见。侗族历史上无文字，侗歌以纯粹的口头模式，凭借记忆以口耳相传这一特殊的传承方式培养了侗族人优秀的听觉记忆品质；传统的迎宾习俗“嘎莎困”（拦路歌）塑造了侗家人殷勤好客、热情率直、诙谐逗趣儿的民族性格；“羽”调式是大歌中经常采用的一种调式类型，其中所蕴含的柔和与缠绵同侗家人民族审美心理，即柔和、含蓄相吻合；和声、结构内容等方面呈现出的高度和谐之美，使人受到美的熏陶、美的教育，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群体的歌唱形式培养了侗族人集体主义精神和团结和睦的高尚情操；高声部的即兴变唱不断促进着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侗族大歌所承载的诸如此类的教育功能不胜枚举。在提倡音乐教育促进人的素质培养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今天，学校教育所具有的标准化和统一化的倾向，大大削弱了教育的多样化和人的个性化成分，各民族多彩纷呈的音乐文化形式和独特的教育功能被拒之门外，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各民族独特的音乐文化传承体系塑造了这些民族的特殊才能和难能可贵的品行。如果我们学校教育体系能够把各民族优秀的音乐文化有选择地纳入其中，不仅可以有效地传承人类的共同财富，而且还可以促进教育形式多样化，使人的个性和创造力真正得到提升。

四、实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评价体系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实施多元文化教育已成为世界各国和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模式。同样，音乐教育在实现这一人类理想的进程中也体现着多元文化的广阔视野，其宗旨是，一方面使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音乐得以传承和发展，丰富人类共同的文化宝库，同时还要提高少数民族成员适应主流社会的能力和民族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是主体民族成员也要认识和学习其他民族的音乐，拓宽学生的视野，引起更多的审美体验，增强民族互相协作、共同发展的能力。我们深知，多元音乐文化教育需要以多元教育评价来引导，否则也只能是隔靴搔痒，治标不治本。但是我国现行的音乐教育评价状况又是如何呢？教育评价长期以来惯用一种主流音乐文化的单一评价标准来对音乐教育诸要素进行定性和定量，音乐文化的多样性问题被有意无意地拒之评价标准门外，导致音乐教育中常常忽略对培养对象文化差异的尊重和认同，从而阻碍对民族音乐文化的有效传承和发展。因此，学校应考虑到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各方面文化差异的必然存在，对教育评价进行“文化化”——即文化多元性改进，使评价内容、评价标准以及评价结果等方面都应体现文化差异的尊重和认同，增强评价的灵活性和多元性，以多元音乐文化教育评价体系引导和促进教育，重视各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结语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思潮已受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关注，它是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文化形式回归和复兴的产物。我国音乐教育在被西方音乐文化中心论统治近一个世纪以后，已开始反思本土音乐文化边缘化的窘境，努力探索一条以本土音乐资源为核心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之路。学者胡学常认为：“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催生一种多元主义文化，这是一幅多元共生的文化景观，符合后现代文化精神的逻辑展开，也是西方现代性在现实的经济和政治层面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①正是由于全球一体化新纪元的来临，才更使各民族意识到作为民族精神传统和内在凝聚力的本土音乐文化的价值，强调民族身份的象征和文化特质。由此可见，全球化不仅没有使本土音乐文化走向趋同，反而提升和促进了本土音乐文化多样性的兴起，求异趋势日渐强化。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音乐文化交往互动日益密切，是一个包容不同音乐文化的世界，而其中的每一种音乐文化的类型都得学会与其他音乐文化共生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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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言模糊性；民族心理原型；差异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137-03

一、引言

模糊性是现实世界的基本特征和常规现象，在不同语言中因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而表现出一定的共性和极大的个性。模糊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有语音、词汇、句法以及语言的使用等。国外模糊语言理论主要是本位研究和语言模糊性与其它学科关系的研究。国内的模糊语言学研究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体系。该体系的内容既包括对国外模糊语言学研究成果的译介，也包括模糊语言学的理论及应用研究等。尽管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但研究过程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对模糊性在不同语言中的差异性研究不足，对造成语言模糊性差异的成因缺乏深层次探讨等。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民族心理原型的视角对汉英语言模糊性差异进行研究，旨在帮助语言学习者及应用者更好地把握汉英语言特点，得体地参与跨文化交际。

二、汉英民族心理原型差异

民族心理原型主要指一个民族群体在长期的历史生活积淀中逐步形成的既定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属性，包括价值取向、民族性格、思维方式等。由于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不同，汉英两大民族的心理原型存在极大差异。

（一）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价值观念系统的深层内核，是民族性格的基石和行动指南。中英文化价值观念冲突集中于汉文化的群体本位意识和西方文化的个体本位意识。在处理国家和个人关系时，西方体现的是个体主义，个体主义被视作人的生存法则；而汉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因此我们一直强调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要以群体利益为重。语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因此英语表达时追求准确、清晰而汉语在表达时常具有模糊性，让听话人自己去体会字里行间的含义。

（二）民族性格

价值观和民族性格在人与人的交际中起着支配作用。由于东西方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演变中存在巨大的差异，继而影响文化发展，最终导致了各自独特的民族个性。汉民族的群体本位取向形成了宽容、大度、依赖、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民族性格。同时“天人合一”强调对立面的和谐与相互渗透，注重二元的依存和统一。在处事上，汉民族形成了含蓄、求稳和圆融的性格。因此，汉民族的表情达意是内向型的，说话办事讲求含蓄、委婉、藏而不露。相反，西方文化的个体本位取向则突出个体性和主观作用，自由竞争、自我奋斗和自我价值实现成为人们崇尚的行为准则，造就了西方民族追求个性、崇尚冒险与抗争的民族性格。西方传统哲学主张“天人相分”，更强调二元的并存与对立，强调对立面的斗争和转化[1]。西方人有把事物分为两个对立面的倾向，他们认为自然是人要征服和探索的对象，继而形成了善于观察和勇于冒险的民族性格，因此，英语民族的表情达意直率、外向。

（三）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人们观察事物、体认事理、做出反应时所采取的一种基本思路，所拥有的一种心理定势。”[2]这一心理定势无疑是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形象性、曲线性及辨证性的特点；而西方思维则强调分析性、抽象性、直线性以及逻辑性。中国传统思维把自然、社会、人置于一个网络整体中去研究他们之间的联系，注重整体的关联性，注重用辩证法去认识多样性的和谐和对立面的统一，而不是把整体分解为部分加以逐一分析研究[3]。我们认识世界时喜欢对事物做整体评价，这种重直觉的整体思维方式不免带有一定的模糊性。此外，中国人表情达意采取委婉含蓄的间接方式，语言结构重意合。相反，英语民族则倾向于分解的观点，“……倾向于将事物进行分解剖析以求充分了解。他们将重点放在事物的部分而非整体。”[4]这种强调物我、强调差异分析的思维方式使英语民族喜欢把事物的逻辑联系弄得清楚透切。以分析的眼光看待事物，充满理性，对事物层层剖析进而认识事物本质，高度的抽象思维和严密的逻辑推理造就了英语民族思维模式的直线型及精确性。他们在表情达意、发表议论时多直截了当，语言结构重形合。

三、从民族心理原型视角审视汉英语言模糊性差异

尽管模糊语言为人类社会所共有，但由于一种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性、民族性、地域性、独特文化的继承性，因而又表现为差异性，即语言模糊性的个性。从汉英民族的文化心理原型差异可以看出，汉语文化和思维呈现出明显的“模糊倾向”，而英语文化和思维则体现出更多的“精确性”。这种“模糊”与“精确”必然反映到语言上。申小龙的研究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印欧语言是一种‘单体精确性’的语言。……汉语是一种‘骈体模糊性’的语言（‘模糊’在这里没有丝毫的贬义，因为现实往往是多义的，精确的语句不足以反映）。”[5]

（一）民族心理原型差异决定了汉英语言模糊性的不同表现形式

汉民族的群体本位意识，委婉、含蓄、藏而不露的性格以及重综合、善意会、轻分析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汉民族语言的模糊性呈现出更多普遍存在的个性特征。除了汉英共有的一些模糊表达方式，这种个性特征突出表现在其特殊的字形和语言结构方面。相对而言，英语民族的个体本位意识决定了英语语言的模糊性是通过对外部世界的精确把握表现出来的。

首先，汉字特殊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形态增强了汉字的表义功能与暗示能力，造成了汉语模糊性的特殊化和普遍性。（1）汉语思维的直觉性与整体性特征决定了汉字的内部结构具有强烈的表义功能，它为文字增添了一个特殊的意义层次，增强了汉语的模糊性。汉字独特的字形赋予了汉语另一意义层次，即由字形暗示出的与中心义相关联的意义层次，它往往反映出对中心义的原始认识，暗含着与中心义有关的纯朴的哲学观念、审美取向，从而增强语言符号意义的深度与底蕴。此外，汉字部件式的梯级结构也使字形的表义功能呈现出复杂的态势，造成多层能指与所指，从而使汉字字形本身具有了一种含混品格[6]。（2）汉民族重整体、善意会、重综合的文化心理赋予汉字外部形态以封闭性和独立性特征，并进一步强化了汉语的模糊性。人们首先注意的是汉字的封闭性和独立性，然后才对现实的能指形式产生新的理解和重新认识，从而为汉字内部结构的强烈表义功能提供了实现的可能。例如，在作家王蒙的小说《夜的眼》被译成他国文字时，所有的译者都问他“‘眼’是单数（eye）还是复数（eyes）？”他无法回答，“因为“汉字‘眼’给了我比eye或eyes更高的概括性和灵活性。”[7]此外，汉字的外部形态特征决定了字形的稳定性和单一性，从而形成了如语序上的某些语法个性，但缺乏英语那样的形态变化，语法关系靠语序来实现。巧妙的语序安排是产生模糊与含混的原因，如“月落乌啼霜满天”中的“月落”具有较强的模糊性，这一简单的意象中包含了如月亮、落和时间等多种信息，增强了诗歌的表达能力并营造了朦胧美。同时，这种特征也使许多汉字成为多功能载体，向人们提供多角度感受。汉语中的有些词除了主要句法功能外，往往又是多功能的，且字形是同一的，这就便于造成语言的模糊性。因为词的主要语法功能始终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中，一旦它们被作用于某个次要功能，就会为读者提供多功能信息。

其次，汉语模糊性的另一重要表现形式就是语言结构。汉民族性格及综合整体思维直接导致其语言结构重“意合”，即字、词及句子之间联系主要通过各自内在的意义连贯而不是形式来实现。通过“意会”，很多的联系词都可以省去。相对于英语，汉语句子显得简约、模糊。如《静夜思》中的人称和时态都不加限制，“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主体既可以是诗人，也可能是别人，还可能是读者自己，动词的时态也可由读者去补充。由于主语的省略而产生的朦胧感，诗的意境得以突显。另外，汉民族文化心理表现在语篇方面，除了注重文章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大多采用螺旋形或波浪形的迂回曲折方式从多种间接角度阐述中心论点，显得含蓄、婉转。

相对而言，受民族心理影响，英语总体上倾向于“精确”，其语言的模糊性主要通过一些特定的语言及修辞形式表现出来。（1）利用谐音（同音或近音）或听力错觉这些语音语调手段获得模糊效果。如“We must all hang together， or we shall all hang separately（我们要么团结一致，要么将被一个个绞死。）”中，Benjamin Franklin利用同音同形异义的双关来增强政治宣传的效果和号召力。（2）词义界限模糊，主要是指词的外延或内涵表示的不确定、不具体，其表达形式本身就是模糊的。英语中有很多这样的词或词组，包括表示人或物性质、状态等的形容词（通常外延模糊，不具有准确性，如rich， tall， bold），外延不具体的名词（如woman， spring， morning），修饰动词或形容词的副词及短语（如mostly， seldom， more or less），代替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的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通常具有内涵模糊性，如we， they， which， this），语义不明确的模糊限制词（概数词、介词和介词短语及连接词等，如a lot of， about， to some degree， as if）。（3）话语意义模糊，即句子意义和话语意义之间的可此可彼和游移不定，也就是所谓的字面意义和隐含意义。例如“Flying kites can be dangerous.” Flying kites既可以看作是动名词短语，也可以把flying理解为现在分词作定语，因此该句可有两种理解：The act of flying kites can be dangerous.或 Kites that are flying can be dangerous.。（4）模糊修辞格。英语中诸如双关、委婉、暗喻等修辞格往往通过模糊语言来实现。如海明威的名著“A Farewell to Arms”中的双关语arms到底是武器还是胳膊或者兼而有之，不同的人理解会不同。

（二）民族心理原型差异导致汉英民族对语言模糊性的审美差异

汉英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使汉语表达注重整体感悟，讲究意合意会，而英语表达讲逻辑，重分析，求形合，这必然导致汉英语言模糊性在审美方面的巨大差异。（1）汉英语言的美学生成机制不同。汉民族重含蓄、重整合的审美观使其长于借景抒情，托物寄情，主观色彩浓厚。在文学创作中主张主客观融合，追求“情景融合”的审美情趣。四字词语、对仗、排比和对偶反映了求同的审美心理。而英语民族重对立、重分析、强调再现和摹仿，以认清对象的性质意义为最终审美目的。英语表达多诉诸于分析、逻辑思辨以及形合的构建。基于这种差异，汉英民族对模糊语言的美学认识自然不同。（2）汉语古文的“空灵论”即“未定点”和西方接受美学的“召唤结构”即“空白点”都属于语言表达的模糊性。在价值取向上，空白论本身只是文学美的一个潜在条件，并不能构成审美对象，不具有稳定的审美价值。而古汉语空白论不但能激发读者的潜在想象力，而且自身构成了审美对象。在审美上，“空灵论”诱发特定的审美方式，通过直接感悟去体会大自然的精神；接受美学的“空白点”引发一种阐释性的活动，透过阐释达到对作品意义的把握。（3）“模糊美感”是语言的共性，但汉英语言却存在质的区别。汉语美学价值在于“模糊”，其语言的模糊表达衍生出诸如孕育深邃意境、培育隽永含蓄、赋予如画毕肖、激发驰骋想象的美学特质[7]。同时语言表达本身的“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让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审美力成为可能，赋予作品“现实的生命”并增强作品的“可读性”。英语模糊语言的魅力不同于汉语，英国语言学家Leech认为模糊语言的不确定性，使话语的言外之力不明确带有动机，是为了交际双方的共同利益，让自己处于进退自如的主动地位[8]。总的来看，英语模糊语言在使用过程中给交际带来的艺术魅力主要表现在：展示语言的修辞效果，使语言表达简洁，提高效率，富有美学效果；使语言含蓄精练，细腻深刻；使语言幽默风趣，产生双关效果；使话语委婉、礼貌，易于接受并增强语言表达的灵活性。“To be or not to be C that is the question”是典型的模糊例句，将哈姆雷特那种百感交集又无从了断的两难局面的心态描述得淋漓尽致，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四、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模糊性是所有语言的共性，但汉英民族各自独特的文化价值取向、民族性格以及思维方式决定了汉英语言模糊性存在显著差异。汉语语言的模糊性呈现出更多普遍存在的个性特征而英语语言的模糊性则更多地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的精确把握的基础之上。从文中的分析可以看出语言中模糊性词或句的存在有时比所谓“非此即彼”的语言结构更能精确地反映语言的本来面目及其内在的联系性和规律性，使语言更加富有表达力。因此，恰当地把握和得体地利用语言的模糊性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语言运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1〕谢亚琴，等.中西民族性格特征比较与跨文化交际[J].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4（4）.

〔2〕陈伯海.中国文化之路[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3〕连淑能.论中西思维方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2）.

〔4〕胡文仲.跨文化交际选读（英文版）[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5〕申小龙.语言与文化的现代思考[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6〕何宇宏.中国诗歌的魅力与汉语的模糊性―研究笔记之一：字形论[J].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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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跨文化意识 河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 外宣翻译

随着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瑰宝之一的燕赵文化以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作为走向世界的桥梁，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对河北省向世界展示民族形象与文化软实力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翻译的研究工作，为政府相关部门或学术研究机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另一方面，实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与传承，突出了传统特色文化价值与魅力，促进了文化间的传播与交流，有助于提高我省国际影响力与综合实力，为建设精品旅游项目提供实践指导。

1.相关文献综述

目前，中外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文章可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第一，侧重翻译技能与技巧的应用，如选择翻译规范程度、译文质量与认可度、翻译人员个体差异对文化内容的影响等；第二，以语言实际使用为契机，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功能与特点，结合具体语境，采用辩证的方法展开外宣翻译。著名翻译学家尤金・奈达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文本翻译应将归化和异化策略统一。第三，基于目的文化产业的实际，注重体验式外宣翻译。例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翻译，常常采用易于读者接受与认同的目标语，在译文中体现原文化的思想。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宣传和翻译多为宏观研究，从翻译实质、目的和技巧的角度阐释翻译问题。注重翻译策略的同时却忽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与文化差异。本文借助西方学者提出的归化、异化等翻译策略和相关翻译技巧等研究成果，从语言和文化差异出发，研究跨文化视域下的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具体分析翻译中出现的不同文化信息问题。

2.跨文化意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中的体现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目或项目名称的翻译集中体现跨文化意识。作为中华文化发源地之一的河北省拥有大量文化遗产，无论是保定直隶总督署、邯郸赵王城遗址，还是吴桥杂技、衡水内画，无一不饱含古今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其中许多名胜古迹的名称蕴含深厚的文化内涵，常常与朝代名称或历史事件相联系。由于中、西方文化价值存在较大差异，简单直译或仅从字面的解释难以达到预期反应和效果，不易被理解和接受。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译者需保留中国文化本色和非遗项目的异域特色，树立跨文化意识，通过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展示历史典故，促进传统民族文化的海外宣传与传播。

此外，跨文化意识还应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文本的语言描述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字资料所涉及的历史人物与事件描写多引经据典、措辞华丽，语言概括能力较强。翻译时，译者选择文化词汇应考虑目标语读者不同的思维习惯及审美心理，在介绍历史人物时，可适当补充人物背景介绍，通过意译方式使目标群体更易理解并深入了解中国历史。针对不同文化间出现的“文化休克”现象，译者在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文化信息时需将跨文化意识渗透其中，巧妙避免跨文化冲突，实现译文与原文的动态对等。

3.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宣传翻译现状

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协同发展的深入和“一带一路”的提出，河北省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国际性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在我省举行。全省各地、各级政府积极组织形式多样的文化宣传与县域文化产业布局，实施“一县一业”策略，打造出例如吴桥杂技、曲阳石雕等一系列县域文化品牌。我省源远流长的原始、古朴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众多内容丰富的原生态宣传活动吸引了国内外专家学者来此考察学习，仅张北县草原摇滚音乐节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20余万观众，外宣翻译在县域文化产业中的作用进一步得到提升。然而，翻译作为解决语言障碍的工具与中外文化沟通桥梁，在此领域却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课题组收集了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字资料，其中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资料没有外宣译文，只有少数传统手工艺品的资料介绍外宣英译，如蔚县剪纸、武强年画、唐山皮影等。通过实地走访与调研发现，各地举办大型宣传活动时，翻译工作一般由外聘译员完成。尽管外请译员具有丰富的语言文字翻译经验，但对民族、民俗文化却了解甚少，不能完全理解并表达文化遗产的深层含义。由此可见，当前我省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还远远不能满足传统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要求。

4.外宣翻译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

一是并未充分重视现代化翻译手段与应用平台在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的作用。虽然近年来河北省文化产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但对于河北省非遗文化产业项目阐述、背景介绍大多单一使用中文。例如，集中展示河北省多种县域民俗文化的电视宣传片中，大多数都只有中文介绍，并未配有英文字幕或制作英文版。在网络广泛使用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使用互联网了解河北省文化旅游项目并将其作为其旅游、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目前除部分县域文化产业项目在其官方网站上设置了英文模块外，部分文化产业项目并没有相应介绍。例如，河北新闻网对于河北省主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业项目进行了详细介绍，但并没有相应的英文介绍，这将成为制约我省文化产业对外开放的又一瓶颈。

二是河北省外宣翻译人才数量与文字资料不能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宣传的大量需求。从项目组收集到的外宣翻译资料的数量和质量来看，非遗文化产业对外宣传翻译工作不容乐观。外宣翻译需求和现有高水平外宣翻译人才数量不成比例，文化产业专业翻译人才稀缺。项目组走访了文化局、旅游局、博物馆和一些民族民间艺术品销售种类比较丰富的商铺后发现，采集到的多是一些不利于保存的零散资料图片或是对某一类艺术品的笼统介绍，无法深入艺术品发展历史、制作工序、工艺特色、文化价值等细微方面。甚至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只是简单的名目列举，缺乏详细的文字描述。编辑成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版物较为有限。目前尚未实行有效的外宣翻译人才引进机制支撑外宣翻译水平的提高，导致大量县域文化产业项目的外宣翻译中存在漏译误译现象。例如，在对于河北省著名红色旅游景区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的网络宣传中，虽然在其官网上设置相应英文版快，但与中文介绍进行对照，其内容被大幅删减，外宣翻译过于简单，未能详尽介绍其历史和文化背景。

三是在河北省县域文化产业的外宣翻译中，未能充分重视跨文化意识的作用。中西方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都有所不同。译者采取的翻译方法策略不完全符合翻译的具体要求。在不同的语言氛围中，相同词汇可能产生不同的语言联想，所表达感情会有所不同。译者在翻译的同时，多局限于语言本身，表达方式受制于汉语思维模式的束缚，没有对原文隐含信息深入理解，忽略背后文化内涵，导致原语文化词汇处理不当，译文过于片面，不够简洁规范，错译、漏译等现象时有发生，欠缺对目标群体思维、文化等审美差异的考虑，不能帮助读者深入了解其文化内涵，影响译文的信息传递。

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可以归纳为理解和表达两方面。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中，由于译者知识面和专业素质有限，或缺少相关可供参考的工具书，或在此领域没有可咨询的专家，在未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文化信息的情况下，对其没有处理或处理不当造成文化误译；从语言表达角度上，因文化空缺造成文化词汇不对应，或是在翻译旅游外宣文本中的文化信息时使用了不恰当的翻译策略或方法，这些都会导致文化误译现象的出现。

5.改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现状的对策与建议

首先，充分认识到外宣翻译在提高河北省县域文化产业开放程度和发展水平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利用网络平台不断丰富外宣翻译形式和手段。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英文版）建设要注重内容的全面性，采用超链接技术适当添加背景介绍或注释解释，搭配地图、视频、公文等内容。在介绍项目本身的同时，阐述项目背后的文化内涵及发展历史。通过开通公众平台或社交媒体向海外介绍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县域文化产业项目相关宣传网站上设置英文模块，相关管理部门应对外宣翻译质量进行严格把关，制定相应评定体系和质量标准，杜绝误译现象。

第二，改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现状，更离不开我省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相关部门应从政策、资金、人力、物力等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组织人员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编写、出版，在此基础上组织专家、学者展开深入调研，进行文化遗产翻译研究，开展各种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研讨活动，探索出一套适合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标准。由政府主导，对现有的英文翻译资料给予纠错、更正，组织相关部门专门负责翻译工作和译文质量的审核，请专家和学者一起研讨难度较大的外宣资料翻译。

第三，省内各高等院校重视外语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各高校外语人才培养应考虑地方因素和地方特色，不仅要重视语言知识、翻译知识的学习，更要注重民族文化知识教育，开辟民族文化知识课堂，结合地区对外翻译宣传的实际需要，不断探索、创新，摸索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能真正适应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需要的实用型人才，解决专业翻译人才紧缺问题。

最后，培养跨文化意识，坚持“文化自觉”的原则，将归化和异化有机结合。在翻译过程中，理解原文所处文化背景及情感倾向；积极了解外国文化、语言习惯、价值观念和受众的思维模式。在内容上，忠于原文文化内涵；在语言翻译层面，遵循目标语言语言习惯和习俗，能够准确传递原文信息。

综上所述，作为河北省向世界展示民族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手段，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文化产业对外翻译工作的研究，不仅为政府相关部门或学术研究机构提供一定理论参考与智力支持，而且以旅游为媒介既能有效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壮大，彰显其独特魅力与人文价值，更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对增强我省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具有非凡的实践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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