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教育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家庭劳动教育的积极意义

1.家庭劳动教育有利于形成健康的人格

从小树立劳动观念、养成劳动习惯，将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实践证明，从小做家务、热爱劳动的孩子能吃苦，有才干，对生活充满自信，人际交往能力强于不爱劳动的孩子。美国心理学家威兰特对波士顿地区490名孩子进行了20年的跟踪，研究表明，爱干家务的孩子和不爱干家务的孩子相比，长大以后的失业比例为1：15，犯罪比例为1：10，爱干家务的孩子平均收入要比不爱干家务的孩子高出20%左右。从小培养劳动习惯，有利于孩子德、智、体的全面和谐发展，使其形成健康的人格。实践证明，人的许多优秀品质是在劳动中形成的。只有在劳动实践中，才能培养孩子珍惜劳动成果，养成勤俭、艰苦朴素的好作风。劳动能锻炼孩子吃苦耐劳、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有助于培养孩子良好的社会适应力，促进身心健康。劳动能培养孩子勤快、主动的工作态度，有利于形成对集体、对国家的义务感和责任心。劳动能培养孩子自理、自立、自强的独立生活能力和进取精神。

2.家庭劳动教育有利于锻炼孩子的意志品质

独立自主、坚毅和自信是一切有成就者必备的意志品质，这样的意志品质只有经过长期劳动磨炼才能获得。一般来说，劳动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体验成功的过程，它有助于历练意志品质。孩子在做家务劳动时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每一次困难和挫折都是对孩子意志、能力的磨炼，每一次磨炼都会让孩子增长克服困难的勇气、抑制自身的惰性，在做家务劳动中孩子体验到了劳动带来的成就感，这种成就感的不断积累，就会形成独立自主、坚毅和自信的心理品质。路是人走出来的，事是人做出来的，意志品质是锻炼出来的。教育不但要发展孩子的智力，还应燃起孩子对劳动的渴望，在劳动中锻炼意志品质。有些家长不让孩子干家务活，不愿让孩子参加学校组织的劳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怕影响孩子的学习。其实学习并不能排除孩子参加劳动。因为劳动可以改善呼吸、血液循环，促进生理的新陈代谢过程，调节大脑疲劳，有利于大脑发育。在劳动中，孩子双手的活动有益于左右脑的开发，促进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学习能力。劳动还可以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创造能力和动手能力。中国自古就有心灵手巧的说法，手巧会促进心灵，心灵又带动手巧。

3.家庭劳动教育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

责任感是一种态度，是道德评价最基本的价值尺度，人的社会化不仅要求人们学会社会生活的基本技能和社会行为规范，更重要的是培养社会责任感。家务劳动对孩子成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务劳动能让孩子们在劳动中体验精神上的愉悦，学会关心他人，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这对现在的独生子女更为重要。孩子从小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就能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意识到自己作为家庭成员应承担一定的家务劳动，并且逐渐养成为他人服务的意识，树立起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一个有责任的人做任何事情都会很认真、很负责，一旦遇到困难，他就会凭借负责任的态度发挥自己最大潜能战胜困难。相反，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往往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甚至不顾社会基本道德准则，做出唯利是图的事。因此，责任心是做人的重要基础，从小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孩子长大后才能承担起家庭和事业的重任，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劳动可使孩子学会生活，形成健康的人格。学会劳动，养成劳动习惯是孩子学会生活、形成健康人格的重要保证。劳动可以让孩子自己动手创造整洁的学习生活环境，使他们明白劳动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源泉，有助于孩子的心灵美。在日常生活中，每个家庭成员都自觉主动地承担家务劳动，可以增进家庭的团结、安定，使家庭气氛和谐。每一位有远见的父母，都应该培养孩子从小学会做合格的家庭成员，这不仅是为了减轻做父母的劳动强度，而且也是为了孩子的一生的幸福。通过劳动，让孩子学会关心他人，即在外关心同学、老师，在家关心父母、长辈，长大成家后才能关心妻子、丈夫。这对现在的独生子女更为重要。

二、忽视家庭劳动教育的后果

近几年，我国青少年的劳动“答卷”一直令人担忧。各种传媒不断报道有关当代青少年劳动意识淡薄，劳动能力差的现象。如近些年上海某著名大学录取的新生中，有60%以上的人不会自己挂帐子，许多大学生在入学前没有亲手洗过一件衣服。某县妇联对该县一所重点中学初一年级学生做过一次调查，结果表明，从没有洗过一件衬衫的占79%，不能煮好一锅白米饭的占84%，不会和不敢使用电饭锅、液化气炉的占67%。据北京市家教会对某小学一个班的调查，该班44名学生中，家长每天给整理书包的占39%，家长给洗手绢的占66%，家长给洗脚的占52.3%，家长给穿衣服的占59%。最典型的事例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研究生魏永康。他2岁掌握1000个汉字，8岁上中学，13岁考进大学，父母唯一的心愿就是让儿子好好学习，母亲把儿子所有生活上的事情都包了下来，他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没有伙伴，没有人际交往。魏永康17岁那年考取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的研究生后，一人从湖南来到北京读书，但是生活自理的低能，让他无法独立生活，于是只得肄业回家。

没有经历过劳动磨炼的孩子，往往不懂得劳动成果来之不易，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幸福生活，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他们不爱惜劳动成果，不知道这些劳动成果凝聚着劳动人民的血汗。

今天在丰盈的物质生活氛围中成长的一代，许多不良的道德、心理品质，大抵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从缺少劳动教育中找到根源。因此，加强青少年的劳动教育，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决不可掉以轻心。

三、学习先进经验，弘扬民族美德

1.吸取国外先进经验

据有关方面对各国小学生每日劳动时间的统计，美国为72分钟，韩国为42分钟，法国为36分钟，英国为30分钟，中国只有12分钟。德国的法律规定：孩子必须帮助父母做家务。6～10岁的孩子要帮助父母洗餐具，给全家人擦皮鞋；14～16岁要擦汽车和菜园里翻地；16～18岁要完成每周一次的房间大扫除。另据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有17个城市每年举办“铁孩子运动会”，参赛者是7至14岁的少儿，比赛内容是连续进行长距离游泳、骑车、越野和长跑。每年均有成千上万的父母带着孩子前往报名参赛，角逐“铁孩子”的桂冠。无独有偶，日本中学普遍设有一门锻炼课程，即在严冬组织学生身着短裤进行户外长跑，旨在培养孩子钢铁般的意志。这些生活富裕的国家，竟有如此苛刻的教子法，令人大开眼界。相比之下，我们身边的孩子未免被娇宠得过了头。然而，眼下这些蜜罐里泡大的孩子，大多过于娇嫩，吃不得苦耐不了劳，经受不了困难和挫折的考验。这实在怨不得他人，从72分钟比12分钟的数字里，就不难得出，责任主要在谁的身上。该是父母警醒的时候了，做父母的应充分认识到，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要培养孩子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品格和勇于克服困难、迎接挑战的素质，从小就应给其创造磨炼的机会。

2.吸收先贤劳动智慧

一代青年如果不爱劳动，将后患无穷。古代巴比伦的消亡，与其民族好吃懒做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决不能说说很重要，做做却次要，过后全都忘掉。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中，圣贤们身体力行给劳动赋予了神圣无比的意义。中国古代的禅著《百丈丛林清规》的主要精神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认为人不可不参与劳作，每个人都有奉献的义务，才有资格吃饭。制订该清规的百丈怀海禅师不仅是制度的建立者，也是实践者。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是他到了90岁，弟子看到师父年老，不忍心让他再到田里工作，又不敢劝师父，只好把他的锄头藏起来，找不到锄头的百丈虽然不下田，但也不吃饭，他绝食三日，弟子劝他吃饭，他说：“我不是规定过，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吗？”弟子只好把锄头还给他。传说他活到96岁，工作到临终最后一天。

3.培养孩子热爱劳动的习惯

（1）从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开始。现在的绝大多数家庭中的家务都没有科学安排，差不多都是由成人来完成的。但是，如果想让孩子热爱劳动，就要从做家务活开始，这虽然是一件小事情，但是却绝对不可以忽略。成人要让孩子从小就具备做家务活的习惯和能力，应该让孩子把家务活看成是生活中很自然的内容之一。

（2）从鼓励孩子参加劳动入手。成人要经常对孩子说一些称赞的话，或是感谢的话。比如，成人可以感谢孩子的劳动对自己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或是夸赞孩子是多么得聪明能干。这些带有称赞的语言会让孩子有一种成就感，也会调动孩子参与劳动的积极性。让孩子参加家务劳动，是让孩子学习的过程，也可以让孩子从中得到锻炼。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失败是在所难免的，当孩子做家务活遇到失败时，成人千万不要对孩子进行指责，而是要和蔼地告诉孩子，没有谁可以不经历失败就直接拥有成功，只要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就会有从头再来的机会。最重要的一点是，成人可以口头称赞孩子，尽量避免用金钱作为奖励。因为做家务活是每个家庭成员应尽的义务，而且做家务活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得到一些物质的奖励，而是锻炼自己的独立性。

（3）找准兴趣，培养劳动的习惯。一般来说，孩子都喜欢家里来客人，成人就可以让孩子准备一些接待客人所用的物品，还可以让孩子来招待客人。让孩子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情，可以调动他体内的积极因子，让他自动地去做事，这样慢慢地就会让他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

（4）让孩子有劳动实践的机会。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不能只限于口头，而应该通过劳动实践来进行，多给孩子劳动的机会。如果成人在平常没有让孩子参加具体的劳动，那么，孩子是不太可能爱好劳动的。其实孩子具有很强的模仿能力，然而却被许多成人给剥夺了。比如，当他们看到妈妈在洗衣服时，他也会要求洗；看到爸爸在修电器，他也会在一旁跃跃欲试。当遇到这种情况，成人一定不要拒绝孩子，这个时候正是成人教育引导的好机会，给予孩子适当的肯定不仅可以保存孩子的劳动热情、培养孩子的创造能力，而且可以培养孩子热爱劳动的习惯。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创造一切，我们的祖先就是通过劳动演变成今天的我们。所以，大胆地让孩子动手去做每一件他们应该做的事，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吧！

篇2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与培训、迁移以及寻找新的工作是劳动者所承担的人力资本投资的三种类型。经典人力资本理论已经证实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相关性，而且通常认为受过较多教育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平均收入。而迁移行为和寻找新的工作则是通过提高既定的知识技能（这些知识技能是从教育和培训中获得的）在劳动力市场上所能够获得的价格来增加某人人力资本价值的活动。但迁移是具有选择性的，并非是所有人都愿意从事的活动。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年轻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具有的流动性要高一些。国外一些学者在这一方面给出了相应的经验证据。例如L. Long 曾指出在美国的同一年龄群体中，一个人是否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是推测迁移可能性的主要因素；A. Speare and J. Harris 对印度尼西亚不同年龄、性别和教育的农村劳动力的研究表明，具有小学以上教育的年轻人具有较高的流动倾向；L. Lanzona[3]对菲律宾的数据分析表明，个体所受的教育越多其流动的可能性越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教育不仅仅是影响个体收入的直接因素，而且也是影响另外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迁移的直接因素。因此，Sahota把教育称作是人力资本理论“内核”中的“内核”。

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农村劳动力的迁移行为尤为突出。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基数巨大，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农村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人口大量存在，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开始向城市转移。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这个行为确实给劳动者及其家庭带来了相应的回报。李实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确实提高了外出打工户家庭的收入水平。但这并不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收入的影响。胡士华利用2000-2002年数据检验了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概率的影响，但并没有指明劳动力流动和收入的关系。另外虽然侯风云和赵力涛等国内学者分析了人力资本对外出劳动力收入的影响，但却没有分析其流动的成因。与现有的文献不同，本文既研究了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又分析了教育对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工人员的收入的影响。

本文第二部分对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的统计特征进行了描述，并给出了各教育-年龄组劳动力流动倾向。第三部分利用二元逻辑模型分析了教育以及其它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的作用效果。第四部分给出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前后教育对其收入的影响效果。另外，我们在构建人力资本模型时，特别地将劳动者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因素也考虑进来，以尽量减少教育收益的估计偏差。

综上所述，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研究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倾向及其收入的影响，提供一个更为直观地理解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为的实证依据。

二、农村劳动力统计特征描述与分析

本文使用的微观数据集来自于2005年吉林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其调查对象覆盖了吉林省各个城市和农村的现有人口和外出人口，因此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吉林省的人口特征。该数据集提供了户主、配偶、子女、父母等每一位家庭成员人口和经济信息，包括出生年月、性别、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户口性质、婚姻状况、工作单位类型等。在选择样本的时候首先需要明确一个事实——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性别歧视 ，为了尽可能消除这种影响，我们将农村15岁以上的男性作为基本样本集。由于农民的收入并不是按月获得，因此我们将其年收入换算为月收入。最终样本总量为15305，进城务工样本数为1118，占总样本的7.3%。样本的平均年龄为23.06岁（最小年龄为15岁，最大年龄为31岁），可见我们研究的是农村中年轻一代的劳动力流动状况和教育收益。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主要包括两类流动人口：一类是在城市中定居的农村劳动力，另一类是暂时到城市打工的人。我们通常称后者为“候鸟式”流动，当他们赚到一些钱或者家里需要他们时，他们可能会返回农村。

可以发现，进城务工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66年，而农村务农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359年，即具有较高平均教育水平的年轻人在流动过程中似乎占有优势。这与少数发达国家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大多数研究结果一致。

本文中使用的收入数据是个体的可支配收入，不包括个体的实物收入，因此可能会低估农村收入。同时，本文也没有考虑城市和农村生活的成本差距问题。在农村，很多人的劳动可能不被支付现金，他们收到实物或以换工的形式得到报酬，这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生活成本，而相应的进城务工人员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收到现金。如果对其进行调整，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可能会变小。由表2可以发现，当我们控制年龄变量时，无论是进城务工人员还是农村务农人员，其收入都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尽管增加的幅度不同。当同时控制年龄和教育变量，我们发现除了单样本组和零样本组之外，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要高于相应的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这符合人们通常的预期，即教育对那些在城市中找工作的人来说比在农村更有帮助。

给出了不同教育-年龄组的劳动力流动倾向。从总体上看，劳动力流动比率随年龄的增加具有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但随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迁移率对于那些教育程度低（初中及以下）的人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具有“高—低—高—低”的趋势，表明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倾向于在年轻时流向城市，在20-24岁时返回家乡，并在25-29岁时重新返回城市，30-39岁又回到农村。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可能是由于20-24岁是适婚年龄，农村青年返乡结婚几年后又重新回到城市中工作。对于那些具有高中和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来说，迁移倾向高于同年龄组的其他人，并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

三、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劳动者的流动在市场经济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依靠劳动者在雇主之间、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来进行劳动力配置。根据Harris和Todaro假说，发展中国家的个体迁移决策是基于期望的收入差距[10]。如果劳动力流动仅仅是由收入差距所引起的，我们希望发现对于那些从流动中获得最大的收益组的流动率是最大的。关于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之间标准假设的直接检验就是对表2中“平均对数收入差距”和表3中“流动倾向”进行相关性分析。鉴于收入差距缺乏系统地变化，因此两者之间不存在较强的联系并不奇怪。实际上，流动倾向和收入差距之间简单相关系数为0.279，虽然符号是正的，但是相关性并不是统计显著的。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以及它们的作用效果。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除了预期的收入差异外，个人的教育、年龄、婚姻状况也是决定流动性大小的主要因素，其中教育对流动者预期收益的影响尤为显著。已有的国外相关文献也表明年轻人和具有良好教育的人所具有的流动性要更高一些 。为了检验这一结论是否也适用于我国，本文运用二元逻辑模型对其进行了分析。

可以看出，一方面教育对劳动力流动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不同层次的教育水平对外出务工的影响差异较大，并且这种差异具有随着受教育程度增加而递增的趋势。其中高等教育对外出影响最大，而小学教育的影响并不显著。Spence曾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即教育程度为雇主提供了劳动者能力的信号，因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流动者更容易被雇佣；另外教育提高了劳动者适应城市环境的能力。具有较高教育的流动者相应地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因而可以提高其在城市工作的工资水平。而且如果个体的教育水平太低，则其流动后的预期收入并没有想象的高。已有文献资料指出在我国具有初中以上教育的年轻人有着较高的流动倾向 。

另外，年龄、婚姻状况以及家庭背景对劳动力流动都存在显著的影响。年龄对劳动力外出的影响虽然小但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而且符号是正的。即随着年龄的增加，个体外出务工的概率是递增的。这似乎与其他文献的研究结果不相符，但实际上这与我们选择的样本有关，样本中个体的年龄在15岁至31岁之间，因此该估计结果反映的是影响青年外出务工的概率 。并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单身的年轻人趋向于外出务工，这与其没有妻子儿女的约束有关。此外，作为家庭背景的变量——父母的收入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劳动力外出务工也有正的影响，其中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作用效果不显著。家庭背景变量对个体外出务工存在正的影响，一方面是由于个体的父母收入高代表其家庭条件较好，则该个体可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从而在流动后得到更高的预期收入；另一方面与流动成本有关，即家庭条件好的个体可能不会安心的留在农村获得一份不高的收入，而更可能向城市流动。

四、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影响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通常假设收入会随着个体的教育、经验和特殊技能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如果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个体的收入可能由于其所在部门不同而不同。同时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的家庭背景对其收入也存在显著的影响。考虑以上因素，我们建立收入模型。

回归结果表明教育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影响高于其对农村务农人员收入的影响。其中，初中毕业的进城务工者的教育收益（0.150）大约是相应农村务农者教育收益（0.038）的4倍，大专毕业的进城务工者的教育收益大约是相应农村务农者教育收益的2倍，而对于高中毕业的人群，无论是进城打工还是在农村务农其教育收益大致相同。因此，对于具有初中和大专教育程度的个体来说，进城务工会较大地提高其收入水平；而对于具有高中教育程度的个体，其是否进城对其收入影响不大。这可能与正规部门为高中学历的个体提供的工作数量较少有关。很多正规部门的组织机构在招聘时往往要求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个体则很难进入这些部门；而非正规部门的工作通常初中毕业的人就可以胜任，所以体现不出高中教育的比较优势。

此外，在同一个群体中，个体收入随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单调递增，但是这种增加并不是线性的。进城务工人员中，高中毕业的教育收益（0.222）比初中毕业的教育收益（0.150）高出7.2%，而大专毕业的教育收益（0.7）比初中毕业的教育收益高55%；农村务工人员中，高中毕业的教育收益（0.203）比初中毕业的教育收益（0.038）高16.5%，大专毕业的教育收益（0.365）比初中毕业的教育收益高32.7%。

同时结果也表明小学教育对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都没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教育对个体收入的影响确实存在“阈值”效应，即个体所受的教育必须累计到一定程度才能对收入产生影响。而本文中的教育“阈值”就是初中教育。

关于回归结果，我们还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子女的收入有一个显著的、负的影响，虽然这与一些文献中的结果并不一致 ，但是J. Behaman and M. Rosenzweig[13]在研究增加妇女的教育是否会增加孩子教育的问题时，发现增加母亲的教育对孩子的教育来说并不会产生有益的影响。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母亲其在家时间相对要少，使其抚育孩子的时间减少，从而使孩子的教育并没有显著的增加。类似地，我们认为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会使父母双方疏于对子女的照顾，从而降低了影响孩子收入的禀赋。

除了教育是影响其收入的主要因素之外，经验、父母收入以及工作类型都对个体收入存在显著的影响。

经验对收入有一个小的影响。通过对两个组的回归结果比较，我们发现虽然经验变量对进城务工人员收入的影响比对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高，但是优势非常微小（大约1.4%）。这可能与我们所选的样本有关。样本中个体的平均年龄为23.06岁（最小年龄为15岁，最大年龄为31岁），因此经验值较小，导致由经验差异引起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很明显。但是估计结果也大致说明了相对于农村务农人员，经验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更重要一些。

父母的收入对于个体收入也存在着显著的影响。父母收入对农村务农人员收入的影响大概是对进城务农人员收入影响的2.2倍。这可能是因为对于留在农村务农的人来说，他们的土地基本上是和父母的土地在一起的，一起耕种、一起收割，然后得到自己相应的收入；而对于在城市中打工的人来说，这种依赖性会大大降低。父母收入对进城务农的人收入有正的影响是因为父母的收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个体的家庭背景，父母收入高表明其家庭条件较好，这对于在城市中搜索工作的个体是有利的，他可以不必忙于找工作；而对于家庭条件不好的人来说，他会急于接受第一份工作，尽管工资比较低。

工作单位类型不同，个体收入也有显著的差别。对于农村务农人员来说，由于大部分个体都是土地承包者（占样本的92.4%），所以只有这个因素对个体收入有影响，而其他工作单位类型对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来说，在集体企业工作的人收入最高，以下依次为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土地承包者的收入最低。大多数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文献表明正规部门的收入会较高，正规部门主要包括政府和大规模企。可是本文并没有得到这样的估计结果，这是因为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个体，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做一些体力劳动，因此收入并不高（44.5%的人在制造业，20%的人在建筑业，31.2%的人在运输业）。

回归中使用6个因素解释了进城务工人员收入变化的39.8%。这意味着进城务工人员收入中教育、经验、家庭背景和雇用部门等因素可以在较大程度上解释收入的变化。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与这些因素的相关性稍微弱一些，收入变化的36%可由表5中的回归系数解释。

五、结论

本文运用吉林省2005年的微观数据，针对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收入以及流动可能性的影响进行了统计分析和计量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一）具有相似年龄和教育背景的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相比，当我们控制年龄变量时，无论是进城务工人员还是农村务农人员，其收入都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当我们同时控制年龄和教育变量时，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均高于相应的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

（二）收入差距与各个教育——年龄组之间的流动倾向存在着正的、弱相关关系。因此影响我国劳动力流动因素中，除了收入差距之外，教育因素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外出务工的概率越大，即具有大专学历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可能性最大，高中次之，初中最低。小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概率没有显著影响。

（三）教育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收入的主要因素之一。教育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影响高于其对农村务农人员收入的影响；而且在同一个群体中，个体收入随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单调递增，但是这种增加并不是线性的；此外，教育对个体收入的影响存在“阈值”效应，即个体所受的教育必须累计到一定程度才能对收入产生影响。对吉林省而言，“阈值”是初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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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转移 职业教育 对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13-0188-02

河南省约有72%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30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力供求明显偏紧。青壮年是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在全部外出从业的农民工中，40岁以下的占外出务工人员的63%。虽然总体上青壮年劳动力仍存在过剩现象，但经过常年的持续转移，越来越多地区的农村青年富余劳动力正被吸纳殆尽。而且，在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中有约77.6%的人员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农村劳动力中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供给已严重不足。农村劳动力正从长期供过于求转向总量过剩、结构短缺。

一 劳动力转移分析

随着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和人口总量的不断增长，劳动适龄人口比例逐年增加。劳动力转移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青壮年劳动力是转移的主体。通过招工渠道转移的劳动力，年龄均在18～40岁之间；从事个体私营经济的，均是一些接受新事物快、意识强、有一定特长、年轻有文化的人，他们或有组织，或自发地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第三产业，有的搞农产品加工及运销，有的搞餐饮商贸服务，有的搞建筑装璜，部分文化程度较低的转到农副产品加工企业或板材加工企业及其他行业打工。

第二，“吃技术饭”的务工人员体现出就业愿望提高、就业质量提高、就业收入提高的三高特征。尤其是一些青壮年劳动力，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学习和掌握一些劳动技能的难度较小，生活质量相对较高，城市对他们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但这部分务工人员所占比例较小。

第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初次转移后，由于缺乏技术和劳动技能，单纯依靠出卖劳动力。不仅劳动强度大、收入低，而且有时在用工单位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使他们吸取了深刻的教训，迫切需要掌握相应的技术知识和劳动技能来提高就业竞争能力。

第四，大部分务工人员没有一技之长，年龄偏大，缺乏技术和劳动技能。这些务工人员认为自己年龄偏大，视力下降，文化程度低，过了学习的阶段，上有老，下有小，不愿意接受职业培训、新知识，年年靠出卖劳动力挣钱。

第五，一部分农民有强烈的“宁愿穷守土，不愿富离家”的传统思想。农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观念依然浓厚，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恋土恋家，对转移有所顾虑，不思进取，怕冒风险。

二 劳动力转移与职业教育对策研究

外出务工人员多为青壮年，体力强，适应能力强，但由于其总体较低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导致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多为建筑业等单纯体力劳动行业，劳动强度大，报酬相对较低。如何让更多的外出务工人员拥有一技之长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以政府及职业院校为主导，实行校企合作、城乡统筹，同时职业教育者不以盈利为目的，充分考察市场劳动力需求，合理地设置专业，分层次设置，保证务工人员更好地接受教育，提供有针对性的、灵活的培训。以政府及职业院校主导有以下几点优势：

1.政府始终处于领导和主导地位

政府通过立法、制订规章制度和行政措施，对职业院校技能培训的发展起关键作用。行业主管部门对行业职业院校技能培训进行协调和业务指导。细化地区政府统筹管理的职能，让地区政府依法履行改革与发展职业院校技能培训的责任，发挥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作用。

2.专业覆盖面广

河南现有的职业院校的专业有建筑、电气自动化、数控、食品、机械、会计、商务、外语等，几乎覆盖了所有行业。利用现有的职业院校进行培训，不以盈利为目的，针对不同年龄段以及不同基础的学习者传授不同的知识、不同的技能，让每个培训的务工人员都真正受益，真正学到技能，实现劳动力有序的、大范围的转移。

3.教师资源丰富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与水平提升，成为衡量职业教育发展水平、质量和效益的核心指标。河南省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已达52.6%。专业教师在企业锻炼，带工作任务，奔赴工厂和车间、公司和企业，开展暑假顶岗实践，他们从企业带回的经验，又大量地、生动地应用于务工人员的技能培训中，使下企业的最终受益者是务工人员。

用最短的时间对务工人员进行技术培训，而工厂师傅对本岗位的技术一般都保密，也是职业习惯，不轻易传给学徒。职业院校教师出于职责，会将自己知道的相关技能全部传授给务工人员，用最短的时间对务工人员进行技术培训。

三 小结

职业院校的教育是融知识和能力为一体的教育，并且理论知识占的比重要小于能力培养。职业院校能够充分考察市场劳动力需求，合理地设置专业，有针对性地、灵活地、快速地进行技能培训，以保证务工人员更好地接受教育，保证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参考文献

[1]李姣姣、张纪伟.基于劳动力转移视角下的农村人力资本状况研究——以河南省淮阳县某村为例[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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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宏伟.劳动力转移中的制约因素及破解策略[J].云南农业，2011（6）

[4]秧虹.如何做好贫困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作[J].大众科技，2011（6）

[5]路常亮.甘肃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趋向的变化与农村社会发展[J].农业科技与信息，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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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理论；模式；比较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6-0164-02

一、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比较

1.刘易斯二元经济及其劳动力转移模型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建立了二元经济模型及其劳动力转移模型。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这种现象：经济是由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组成。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造成了劳动力的流动。现代部门不断将利润转化为资本，以增强其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从而工资水平基本保持不变，直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被全部吸收。于是，现代部门大大扩张，传统部门只有在剩余劳动被吸收完毕后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传统部门的就业者的收入才能改善[1]。

刘易斯经典模型采用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其成因，开辟了全新的研究思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符合发展中国家现实的。但刘易斯的模型是基于生产技术停滞，土地等其他农业生产要素不变的前提下建立的，而当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不完全处在典型的传统农业阶段上，故不考虑技术进步及其他要素的影响，显然不合现实；另外，以零值边际生产率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存在的判别为标准，是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产业，而忽略了农业是对外部自然条件依赖性强，风险性大的产业，因而这样的标准不准确[2]。

2.拉尼斯―费景汉劳动力转移模型

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刘易斯模式有两点缺陷：（1）没有足够重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中的作用；（2）没有注意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产品出现剩余应该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先决条件。于是，他们提出了一种从动态角度研究农业和工业均衡增长的二元结构理论，被称为拉尼斯―费景汉模型。该模型基于刘易斯模型对不发达国家经济部门的划分，把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边际生产率等于零，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显形失业人口，劳动力的供给弹性无限大。第二阶段，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提高，其值介于零和不变制度工资之间，农业部门存在隐性失业。第三阶段，农业部门已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农业边际生产率高于不变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商业化，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不再取决于制度工资，而由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市场共同决定。此时，农业与工业两部门平衡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力转移进入商业化时期，相对于每一个工资水平，均会从农业部门释放出一定量的劳动力[3]。

3.托达罗城乡劳动力转移“预期”模型

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这样一种普遍现象：虽然城市中失业和就业不足不断加重，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还是涌向城市。托达罗就这一现象解释为：尽管城市存在失业，使得就业概率下降，但只要预期收入仍大于劳动力从农村迁出的成本，迁移就会发生。托达罗的城乡劳动力转移“预期”模型如下：

M=f（d）

f'>0①

d=p・w-r②

①式中，M表示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数，d表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f'>0表示人口流动是预期收入差距的增函数。②式中，w表示城市实际工资水平，r表示农村实际收入，p表示就业概率[4～5]。

托达罗城乡劳动力转移“预期”模型补充了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完善了二元经济理论。托达罗模型强调农业与工业发展同等重要，指出单靠工业扩张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问题，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才是解决城市失业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等观点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存在如下不足：（1）该模型假定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力，这与人地矛盾尖锐的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不符；（2）该模型隐含假定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村―城市的顺向转以后，不再进行逆向转移，这也不合事实[6]。

4.乔根森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

乔根森的论点可以概括为：（1）农业人口，包括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结构的变化，是消费需求拉动的结果。（2）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基础是农业剩余，而非农业部门存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和低于实际工资的剩余劳动。（3）农业剩余是指农业部门产品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经济增长超过人口增长是必然的，农业剩余的出现也是必然的。（4）在农业人口向城镇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工资水平并非固定，而是不断上升的。

乔根森理论使用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和以农业剩余为基础创立理论，更强调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更看重市场机制对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影响。

二、国内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比较

1.经济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

高国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与劳动力迁移”（1995）中，基于托达罗预期收入模型，把预期收入具体化为区域经济收入差距。他认为经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区域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分为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和经济结构因素。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劳动力转移越活跃，其转移水平也越高。

2.个人特征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

在个人特征因素在劳动力转移决策中的作用研究中，就转移者受教育方面，赵耀辉的结论是：正规教育对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很小，但对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有显著的影响；就转移者性别而言，城镇地区的劳动力需求主要偏向男性。就转移者婚姻状况方面，已婚使转移概率降低2.8%。在转移者年龄上，转移的概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7]。

而朱农发现教育仅仅对于男性的转移决策有正的影响，对女性则没有。性别是对转移决策有重要影响的变量之一，女人较男人不喜欢转移。并发现婚姻状况对转移有显著的负影响，对这种结果的首要解释是已婚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的转移成本（包括现金成本和心理成本）[8]。

3.制度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

蔡研究了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他的研究结论是：传统的发展战略以及户籍制度限制了潜在的转移行为，正在进行的改革放松了对劳动力转移的控制，因为中国的改革远没有完成，制度障碍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预期收入还是人力资本禀赋对转移动力的解释都是不充分的。在某种程度上，制度改革在促进劳动力转移方面将更为重要[9]。

三、中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比较

1.英国圈地式的强制性转移模式

英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始于15世纪末，止于19世纪中叶。从转移模式看，英国选择的是圈地运动式的强制性转移模式。土地面积狭小是强制性转移模式实行的主要原因。英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是建立在农业高速发展的基础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英国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所需要的粮食和作为原料的农产品主要来自国外。英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在经历了资本积累初期的困苦后，其转移逐步步入正轨。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以后，农村富余劳动力持续、缓慢地向工业、第三产业转移。

2.美国自由迁移式的转移模式

美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始于19世纪20年代，止于20世纪70年代。从转移的具体模式看，美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属于自由迁移模式。从转移方向看，吸收农村劳动力的部门基本为大城市的工业部门和包括商业和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部门。美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具有地域转换先于职业转换的特点。美国在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美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以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为前提的。“交通革命”在幅员广大的美国的工业化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交通运输业的繁荣不仅吸纳了大量劳动力，而且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成本。铁路运输不仅适应了工业革命的物流需要，也促进了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进程。

3.日本政府主导式的转移模式

日本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始于在20世纪60年代，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完成。日本政府针对本国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特点，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进行了有效干预，走出了一条政府主导式转移的成功道路。在转移初期，日本政府重点扶持规模较大的自立经营农户，鼓励小农户脱离农业，转向非农产业。日本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农村富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创造了条件。日本将国民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

4.中国探索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巨大，且人均农业资源占有量少。以孔祥智为代表，提出“双梯度交叉转移模式”[10]。“双梯度交叉转移模式”的含义是：劳动力的差异性梯度和地区性梯度交叉进行转移。具体地讲，浅层次转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业内部转移，它是指种植业的剩余劳动力向畜牧业、渔业、林业等方面的转移。二是农村内部转移，它是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的转移。通过农业组织的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拓宽农业内部的就业渠道，提高农民的边际收益，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部转化，为最终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地域、职业彻底转移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Lewis,W Arthur.A Model of Dualistic Economic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4，（36）：46-51.

[2]何景熙.不充分就业：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核心与实质[J].调研世界，2000，（9）：9-10.

[3][美]费景汉，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Todaro M P.A model of labe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1）：138-148.

[5][美]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

[6]张云峰，王录仓，王航.西方国家基于“二元”结构农村劳动里转移理论评述[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3）：114.

[7]Zhao,yaohui(1999),Migration and Earnings Difference:The Case of Rual China,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47，

（4）：767-782.

[8]朱农.论收入差距对中国乡城迁移决策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2002，（5）：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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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同期自_________ 年_________ 月_________ 日起_________ 年_________ 月_________ 日止。

三、受聘方的工作任务(另附件1 )

四、受聘方的薪金按小时计，全部以人民币支付。

五、社会保险和福利：

1.聘方向受聘方提供意外保险。(另附2 )

2.每年聘方向受聘期满的教师提供一张_________ 至_________ 的来回机票(金额不超过人民币_________ 元整)或教师凭机票报销_________ 元人民币。

六、聘方的义务：

1.向受聘方介绍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聘方有关工作制度以及有关外国专家的管理规定。

2.对受聘方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3.对受聘方的工作进行指导、检查和评估。

4.按时支付受聘方的报酬。

七、受聘方的义务：

1.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不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

2.遵守聘方的工作制度和有关外国专家的管理规定，接受聘方的工作安排、业务指导、检查和评估。未经聘方同意，不得兼任与聘方无关的其他劳务。

3.按期完成工作任务，保证工作质量。

4.遵守中国的宗教政策，不从事与专家身份不符的活动。

5.遵守中国人民的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

八、合同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1.双方应信守合同，未经双方一致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更改、解除和终止合同。

2.经当事人双方协商同意后，可以变更、解除和终止合同。在未达成一致意见前，仍应当严格履行合同。

3.聘放在下述条件下，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受聘方解除合同：

a 、受聘方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经聘方指出后，仍不改正的。

b 、根据医生诊断，受聘放在病假连续30天不能恢复正常工作的。

4.受聘方在下述条件下，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聘方解除合同：

a 、聘方未经合同约定提供受聘方必要的工作条件。

b 、聘方未按时支付受聘方报酬。

九、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合同期满后即自行失效。当事人以方要求签订新合同，必须在本合同期满90天前向另一方提出，经双方协商同意后签订新合同。受聘方合同期满后，在华逗留期间的一切费用自理。

十、仲裁：

当事人双方发生纠纷时，尽可能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若协商、调解无效，可向国家外国专家局设立的外国文教专案局申请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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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摘要：采用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从7大省会城市多层次随机抽取60周岁以上老年人711人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轻度以上抑郁情绪的发生率为76. 65%，易受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状况、体育锻炼态度、运动强度、时间和量的多重因素所影响；从抑郁情绪的程度上看，抑郁程度与运动能力呈负相关性，特别是老年男性表现得尤为明显。科学、合理的体育锻炼在提高运动能力的同时，还可有效地消除或缓解抑郁情绪的产生。

关键词：老年人；抑郁情绪；运动能力

中图分类号：G80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8X(2015)03-0040-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1CTY023)．2011辽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WJQ20110250)。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日趋严峻的今天，老年人的健康倍受关注，而影响老年人健康的疾病谱中，心理问题占主导地位。有研究显示，70-80%的老年性疾病与心理因素有关，其中老年抑郁的危害尤为突出。它的特征是以情绪低落、焦虑、迟滞和繁多的躯体不适症为主，且不能归因于躯体疾病和脑器质性病变。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生理功能逐渐衰退，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生活自理能力逐渐降低，社交范围逐渐缩小，这可能会促使老年人抑郁情绪的产生与加剧，不利于保持健康。体育锻炼可以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通过参加锻炼，提高运动能力，可以减少抑郁的发生，但针对老年人不同抑郁情绪所表现出的运动能力特征研究还鲜有报道。为此，本研究以量表调查为研究手段，通过定量与定性有机结合，分析不同抑郁情绪在移动能力、肌肉力量、平衡能力三方面所表现出的特征系，旨在为更好地了解老年人心理状况、宣传体育锻炼价值、有效缓解老年人抑郁情绪提供理论依据。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从全国各大城市多层次随机抽取样本，选择天津以及辽宁、河北、陕西、山东、广东、云南等地区的省会城市，围绕社区、企业单位周边的公园、广场、健身指导站的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这些老年人无重大器质性疾病、残疾、精神和视觉、听觉障碍，年龄在60岁以上。发放问卷980份，有效问卷711份，有效率为72. 55%，其中男性为403人，女性为308人。

1.2研究方法

1.2.1 问卷调查法

问卷采用封闭式内容，老年抑郁量表和运动量表相结合进行调查。老年抑郁量表( GDS)是Brink等（1982年）创制，共30条目，10条反向计分，20条正向计分，最高30分，具体症状包含：情绪低落、活动减少、易激惹、退缩、痛苦的想法，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消极评价等，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程度越高。而运动能力调查采用日本学者衣笠隆（2000年）研制的运动能力量表，运动能力分为移动能力、肌肉力量、平衡能力三级内容，共14条目，每题内容答“是”记1分、“否”记0分，最高分14分，0-7分视为运动能力低下，得分越高表明运动能力越强。

1.2.2 数理统计法

用Excel建立数据库，运用spss17.O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根据统计数据特点，计量数据以Mean±SD表示，计数数据以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 ANOVE)并结合多重比较检验。其中自变量为抑郁情绪等级，因变量为各级运动能力。P<0. 05为显著性水平。

2研究结果

2.1 老年人抑郁程度人数对比情况

根据分数划为无抑郁组（0-10分）、轻度抑郁组（11-20分）、中重度抑郁组（21-30分），表1显示老年男性在无抑郁组、轻度抑郁组、中重度抑郁组中所占比例高于女性，轻度抑郁组人数高于无抑郁组(18.28%)和中重度抑郁组(5.07%)，占76. 65%。

2.2 老年人抑郁情绪差异下的运动能力特征

方差分析显示，不同抑郁程度下，老年男性、女性在移动能力、肌肉力量、综合运动能力方面均呈现显著性差异；而平衡能力仅有老年男性有显著性差异(表2)，女性反之（表3）。从进一步的多重比较分析发现，老年男性的无抑郁组与轻度抑郁组在移动能力、肌肉力量、平衡能力以及综合运动能力中均表现出显著性差异（表4），而女性仅在肌肉力量和综合运动能力方面有差异（表5），但总体看，非抑郁组的运动能力要好于抑郁组。

3分析与讨论

3.1 老年人抑郁情绪的特征分析

抑郁是老年人中一种常见的不良情绪反应，主要表现为悲观、悲伤、失助、自卑和绝望，易怒、避世，甚至轻生厌世。研究显示，若抑郁情绪持续存在而被忽略，会延缓疾病的康复，影响生活质量，甚至会导致消极自杀等严重后果。

有研究发现，文化程度、身体状况、有固定职业、孩子文化程度是影响老年人抑郁的因素。本研究中，无抑郁情绪者仅占18. 28%，轻度抑郁情绪的比例最高，占76. 65%，这部分人群如果加以积极干预，会表现出“即现即消”的特点；反之程度会加重。此外，研究中中重度人数偏少的可能原因为：一方面，本问卷是在公园或社区中填写，样本对象大部分进行体育活动和娱乐，心情相对愉悦；另一方面，样本对象离退休后，由于文化水平较高，因而中重度抑郁人数少。

3.2抑郁情绪差异下的运动能力比较分析

运动能力作为人的身体形态、素质、机能、技能和心理能力等因素的综合表现，是评价机体生理功能的重要指标，提高运动能力就意味着机体的生理功能得到增强和改善，主要包括移动能力、肌肉力量、平衡能力。有研究发现，不经常锻炼的老年人抑郁程度高于经常锻炼者，其抑郁症的发病率也高，而体育锻炼可以改善老年人的情绪，降低抑郁程度，有助于老年人保持良好的心境。

移动能力是指人在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接受一定信号刺激后由一处向另一处安全、自由、有效地移动，也可称灵敏素质。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的各组织器官机能下降，中枢神经传导兴奋或抑制时电信号的传递速度减慢，抑郁组与非抑郁组在心境状态上有所差异，抑郁组信号刺激神经的强度小，导致神经的传递速度更慢。研究发现，老年人移动步态不敏捷，使老年人举步时抬腿不高、行走缓慢、不稳，导致跌倒危险性增加。本研究中老年人参加体育活动较多的是太极拳和健身走，太极拳速度较缓慢，重心要求较低，人的髋关节动作幅度大，踝关节外展活动次数多，牵拉韧带。健身走双脚负重，使髋关节和踝关节的活动次数增多，这两种运动都提高了髋关节和踝关节的活动能力，从而降低了发生跌倒的机率。总体看，老年非抑郁组移动能力好于抑郁组的原因是：一方面，老年人运动的强度不同，非抑郁组主要表现出锻炼态度好，次数多，时间长的特征。另一方面，老年人成年期经历不同，心境不同。非抑郁组老人对未来充满希望，不畏惧困难，有积极向上的心态，而抑郁组老人会表现出情绪低落、迷茫、患得患失、内心纠结的消极情绪。

肌肉力量是维持人体姿势和完成动作等生理活动所需的，是指人体肌肉收缩产生的张力，张力是一块肌肉或肌肉群一次竭尽全力抵抗阻力的活动能力，所有的身体活动都是由肌肉收缩克服阻力产生的，均需要使用力量。老年人肌肉比较松弛，硬度下降，肌纤维横断面积小，快肌纤维萎缩速度快，肌肉中的血管含量少，氧气、营养物质运输能力差，各肌群的之间的配合能力下降。有研究表明，肌肉绝对力量的遗传度为35%，相对力量的遗传度为64%，也有研究通过肌肉活检实验显示，老年人通过运动能使已经萎缩的肌肉发生逆转，说明肌肉力量具有可塑性。研究中无抑郁组和轻度抑郁组老年人的肌肉力量具有显著性差异，可能与老年人工作岗位有关，进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对肌肉的刺激力量不同，体力劳动者进行大量劳动，肌有记忆性，肌肉力量大，反之，脑力劳动者肌肉力量小，使得肌肉的可塑性有差别。另一方面，情绪对神经的影响有关，感觉和运动这两种神经纤维支配肌肉，感觉神经纤维主要是传递肌肉疼痛和本体感觉，运动神经纤维主要感受肌肉的收缩与舒张。而抑郁是短期内当人遇到生活挫折、工作变更、社会关系紧张、天灾人祸等情况时，理所当然地产生抑郁情绪，不良情绪刺激感觉神经纤维，支配肌肉传递信息减慢，肌肉的兴奋性减弱，力量降低，所以抑郁是可以减轻和预防的。

平衡能力是指身体对来自前庭器官、肌肉、肌腱、关节内的本体感受器以及视觉等方面刺激的协调能力，前庭器官是人体对自身运动状态和头在空间位置的感受器，在维持平衡中占主导作用，本体感受器是感受身体空间变化并向中枢神经传递信息，视觉有感知位置和调节平衡的作用，这些器官对人体维持平衡、调整和保持姿势具有重要作用。平衡能力一般通过静态平衡活动和动态平衡活动来发展。有研究发现，代表静态平衡能力的单足闭眼站立指标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下降的速度最快，并且经常参加有氧健身者的闭眼单腿站立时间明显长于不参与者。通过运动刺激肌肉、肌腱、关节，可以提高老年人本体感受器对平衡能力的感知，改善中枢神经系统对肌肉与器官的协调，保证身体活动的进行。老年男性在平衡能力上主要是抑郁组与非抑郁组之间的差异，与前庭器官功能的下降有关，当身置发生改变时，前庭器将刺激传向中枢的速度减弱，而抑郁情绪会减慢信息的传递。老年女性无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运动强度、运动时间和运动量的无差别性，导致的运动效果相对较小所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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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劳动力 转移特征 农民工职业教育 培训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征分析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但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内部的劳动力显得过于富余，需向农业产业和农村区域外转移，所以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指农村富余劳动力跨区域城镇转移和跨产业就业转移的过程。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向产业和区域外转移的过程中呈现出一些特点。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基数庞大，而且以青壮年为主力军

目前，在我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扣除实际需要从事种植业、林牧渔业等农业产业和在当地从事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外，约有1.5亿是富余的。而且这部分人口当中能够向外转移的又以青壮年主。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个行政村的抽样调查，2003年的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中，4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占85.9％，其中，25岁以下的劳动力占到了47.3％。每年大量的青壮年适龄劳动力转移到各大中城市，由于这些青壮年大多仅有初中以下文化水平，在城市就业难度随之增大。

（二）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与转移率成正比

我国农村储藏着巨大的人力资源，但劳动力素质偏低，已成为制约劳动力转移的一大“瓶颈”。2003年外出务工劳动力中，初中文化程度占66.3％,高中文化程度占10.8％，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4.3％,初中以上的占了81.4％，明显高于在家务农的文化水平。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层次的提高。因此，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是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实现稳定、有序转移的关键。

（三）职业转换与身份转换相分离

尽管我国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已在农业产业外和农村区域外从事非农产业，职业已实现了转换，但由于制度的影响，他们却无法摆脱自己长期以来默认的农民身份。大部分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只是作为商品的劳动力本身的空间位移，和劳动力转移相关的其他因素并没有发生变化，仍然处在城市化进程之外，他们不能摆脱制度强加给他们的农民身份，随时可能重新回归土地，而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口与产业转移。

（四）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呈“体力”型

农业部《2003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情况分析》显示，外出劳动力主要从事建筑业和工业技术工作，其中，从事建筑业的占26.1％，从事工业技术的占24.3％，从事餐饮业的占9.3％，从事商业经营的占7.7％，从事运输业的占7.0％。外出打工群体中，拥有较高文化程度和专业技能的人员比重较小，大多从事“苦、脏、累、险”且工作时间长、体能消耗大的重体力工作，劳务工资低。外出农村劳动力普遍希望接受专业技能培训。

二、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

从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分析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真正转移出去，归根结底取决于农民是否具有较高的素质。素质的核心是受教育程度，而能够实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都是成人劳动力，已超过受基础教育的年限，对他们来说，最迫切需要是转移前或转移后的职业教育培训。农民工是具有农村户籍但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工人，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是实现和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职业教育培训直接让农民掌握了非农生产技术，拓宽了就业门路，提高了经济收入。职业教育培训一方面对农民就业门路的拓宽、收入的增加具有直接明显的效果，另一方面又能解决第二、三产业人才短缺的局面，提高第一产业的生产效率。

（二）职业教育培训政策的完善对转移尚沉淀在农村内部的富余劳动力有重要吸引力。如果我国将目前的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政策逐步完善起来，对目前还在农村内部、尚未出来、处于观望态度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来说具有重要的吸引力，会逐步地引导他们离开农村、离开农业，发展非农产业。

（三）从产业结构的调整前景来看，职业教育培训可以充实第二、三产业的后备劳动力，降低我国以后技术型人才短缺的风险，从而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增加GDP 的总量。

（四）从城镇化的未来发展来看，职业教育培训可以通过劳动力转移间接地促进城镇化的发展，提高城镇化的水平，从而反过来也会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又会吸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三、完善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思路

（一）制定可行培训项目

农民进城务工，从社会与国家的角度来看，为城市发展、国家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对他们自己而言，目的非常明确，挣钱养家糊口，而参加培训则是想让自己拥有一技之长,从而找到更优越的工作，挣来更多的钱。因此对农民工的培训项目不仅要切实可行，而且还要易于实施，培训项目必须兼顾实用性、易学性和前瞻性等特点。

（二）整合优质培训资源

按照“布局合理、资源共享”的原则，充分整合各级、各类技校、中专、职教中心、高职院校和成人教育的资源，积极探索引进用人单位、劳动力输入基地共同参与培训工作的联动模式，形成“政府统筹、农业牵头、行业配合、社会参与”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机制，创建初、中、高职业教育层次相贯通、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结合、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相衔接、长训与短训相配套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立交桥”。

（三）建立长效培训机制

再培训基地的选择上，可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取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对培训机构进行资质认定，选择优质培训资源，颁发培训许可证；在培训范围上，已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和有意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均可以参加政府补贴的技能培训；在培训形式上，根据农民工从业岗位特点，组织开展职业资格培训和专项职业技能培训，突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强化实际操作训练，定期对培训机构的办学水平、专业设置、培训内容、课程安排、收费标准、招生情况、学员结业率、职业鉴定率、稳定就业率等状况进行评估检查，奖优罚劣，确保质量。

（四）完善农村劳动力输出服务系统建设

培训的最终目的是实施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和区域转移。所以，首先政府应发挥牵头作用，加大调控力度，完善农村劳动力就业组织机构，为农村劳动力就业提供全程、优质、高效的服务。其次，应充分发挥各培训机构以及各级政府驻外办事机构的作用，搜集各种劳务需求信息，并将信息的具体的内容如劳务需求的工种、数量和待遇等反馈到政府指导部门。最后，再由政府指导部门传递到培训机构，由培训机构有针对性的进行培训，做到有组织、有规模、有订单、有目的地输出劳务，并协调或处理好劳务人员维权事务，实现农村劳动力“从自由型向组织型、分散型向规模型、流动型向稳定型”的转变，真正使农村劳动力能输出、能稳住、能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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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农村 劳动力转移 职业教育 二元结构 

 

农村职业教育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关键因素，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重要环节。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途径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不断加快，数量不断扩大，而且转移途径和方式呈现了多元化趋势。具体有：第一，技校、中专和高等院校在农村招生，毕业以后在城市就业。许多农民和农村学生把此戏称为“跳农门”，认为这是改变本人农村和农民身份，乃至人生命运的重要方式。第二，参军当兵。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考不上大中院校的农村学生，有一部分应征入伍，参军当兵。按照我国现存的户籍管理制度，军人属于非农业户口。他们复员退伍后，想办法进入城市就业工作。第三，在城市买户口、买房子，实现农村户籍身份向城市户籍身份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有些城市为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向农村人口出卖城市户口，农民东借西凑，给自己和孩子买个城市户口，试图改变人生的命运。有些城市规定：凡是在本市购买商品住房、有固定住所或职业的农村人口，可以解决一个或几个城市户口。所以，在城市买户口、买房子也是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一个途径。第四，进城打工，即农民工。农民工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壮观、也最为悲哀的一种社会群体。土地承包到户以后，人多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劳动收入比较效应的驱使之下，为了生存和增加收入，大规模地进城务工经商，生活在城市。但由于我国现在的户籍制度、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把他们排除在城市之外，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成为城市中的二等公民，干着最脏、最苦、最累的工作，拿着最低的工资，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 

 

二、教育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佳途径和关键环节 

 

改革开放以后，不论是农民进城打工，还是在农村内部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绝大部分是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较高的年轻人。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分析，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中，4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占85.9%。其中25岁以下的劳动力占47.3%；25～30岁的劳动力占15.6%；30～40岁的劳动力占23%。从受教育的程度看，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中，文盲占1.9%，小学文化程度占16.7%，初中文化程度占66.3%，高中文化程度占10.8%，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4.3%，进城打工的劳动力文化素质明显高于农业劳动力的平均素质。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效果来看，教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从收入的角度看，受教育文化程度不同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工作后取得的工资收入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根据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2006）对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进行的问卷调查，2005年，大学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1588元。而农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没有一技之长或劳动技能较差的月收入水平只有500~600元；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月收入水平可达到800~1000元。文化水平与收入水平呈正相关效应。 

其次，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体制性障碍看，文化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在城乡与地区之间转移所面临的制度性障碍也比较少。许多地方政府在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设限的同时，为了加快本地区经济发展，又对外来优秀人才或高学历、高素质人才采用种种优惠和鼓励政策，如户籍接收、住房优惠、安家费补助等，使他们在短时间内成为所在城市真正的市民。 

第三，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后续效应来看，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以后，可以在农村形成巨大的转移效应。所谓劳动力转移效应或转移的后续效应，是指农村每向城市转移一个劳动力，对其子孙后代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农村家乡所产生的影响。现实生活中，农村培养一个大学生就能带出一户人；培养十个大学生，就能带富一村人。转移的后续效应十分明显。但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以后，由于工作环境不稳定、劳动强度大、收入水平低，他们只能像候鸟一样过着漂泊不定的艰苦生活，最终还要回到原来的出生地——农村，结婚生子，繁衍后代。其转移的后续效应明显要差于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村劳动力。 

 

三、农村教育的职业取向 

 

我国农村劳动力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据统计，当前城市、县镇和农村劳动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对比情况是：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之比为20∶9∶1，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之比为4∶3∶1，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之比为0.91∶1.01∶1；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之比为0.37∶0.55∶1。另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人数超过95%。而同期日本同行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67年。我国较低的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重要根源。因此，加强对农村的教育投资，大力开发农村的民智，不仅是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重要途径，也是化解“三农”问题、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但是，在加快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原则下，如何确定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具体目标，这是当前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具体地讲，农村九年义务制教育之后，是以普及高中教育为目标呢，还是以发展职业教育为导向呢？ 

笔者认为，九年义务制教育之后，农村教育必须以职业教育为目标导向，原因如下： 

首先，高中教育是以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教育目标，而不是以职业技能的培养为目标。加之目前我国高中和大学的升学压力较大，高中和大学的教育资源有限，不宜盲目普及高中教育。根据《中国教育年鉴》2004年统计，2003年，我国大学招生人数为382.2万人，而同期高中毕业生为458.1万人，高中生的大学升学率为83%左右；但最近几年高中连续扩招，而大学扩招速度减缓，高考升学率一直保持在50%~60%，升学率处于下降趋势。2003年高中招生为752.1万人，而同期初中毕业生为1995.6万人，初中毕业生中考升学率仅为39%。如果一味地在农村普及高中教育势必造成高考压力增大、升学率降低。考不上大学的高中生自然会成为“升学无望，就是无路，致富无术”的人。这也是当前农村教育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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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乡二元结构制约了和谐社会的构建

1.影响经济结构协调发展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原理告诉我们：整个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条件是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这样社会两大部类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顺利地卖出去，各自所需要的产品才能顺利地买进来，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由于城乡发展差距的扩大，农村市场容量有限，致使我们的工业品即使在结构上平衡、在总量上也是不平衡的，有相当部分的工业产品是注定卖不出去的。

在上世纪5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文献中，很少讨论发展中国家农业本身的发展问题，一般都把农业看成是促进工业化的手段，它的作用就是向工业支援剩余劳动，剩余粮食和资本，是从工业品的角度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在发展模式上采取了工业支援农业，并最终挤占农业的发展模式，以至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

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约翰·刘易斯曾经深刻地指出：“除非农业生产也同时得到增加，否则生产日益增多的工业品是无利的。这也是工业与农业革命总是同时进行的原因，是农业停滞的经济中看不出工业革命的原因”。如果我们的农业不能有一个显著的发展，农民的收入不能得到有效的增加，没有相应的购买力，工业品的生产就难以增长，工业部门很难发展，同时也使第三产业发展步履艰难。从经济学上来说，现代第三产业发展，需要分工和协作极为发达，形成规模化的交易和运输，需要人口集中、收入提高、生活方式改变、消费多样化。没有这些条件，发展一个现代的第三产业是不可能的。显然，现时的城乡差距的存在，农村短期难以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它所必须的条件。农村落后于城市、城乡发展的失衡，成了制约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瓶颈”。

2.影响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形成

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体系各组成部门或诸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社会结构有传统型的和现代型的两种。传统型的社会结构即是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极少数人居于社会的上层，而绝大多数则处于社会下层；现代化的社会结构比较形象的说法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

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经济社会分配差距比较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很大。这样的社会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社会中间层（中产阶级）占主流的社会，对稳定社会的好处主要有三点：一是中产阶级是社会高层与社会底层之间的缓冲层。当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对社会高层和底层的冲突会缓和。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二是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和激进的思想和冲突很难有影响力。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三是中产阶级是引导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当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时，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原来的阶层发生分化，新阶层已经形成和壮大；与发达国家相比，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成分在中国已经具备，凡是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社会阶层，都已经在中国出现，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阶层和企业家阶层，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还只是雏形。概括起来说：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而城乡的非均衡发展是我国社会结构不合理的重要因素。农民人口占将近70%，加上无业、失业和半失业的庞大的社会边缘化群体，估计，中国现在有80%的人口处于社会下层和边缘状态，庞大的社会底层的存在既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又使中国社会隐藏着极大的不稳定性甚至是颠覆性。

3.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

十六大报告指出：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使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小康水平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总体小康只能说是刚刚跨进小康的门槛。总体小康是一个偏重于物质消费的小康，强调的是经济学的指标。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除了注重物质生活提高外，还特别注意人们的精神生活、所享受到的民主权利、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更加注重社会意义上的全面社会进步，追求的是物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社会和谐的发展。

著名的社会学家陆学艺认为，全面小康社会要求我国农业劳动力不能超过15%，农村人口不能超过50%，大学人数不应低于适龄人数的20%，第三产业占45%以上。目前，我国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在全部人口中农民所占比例仍然高达将近70％。城乡的非均衡发展，使农村各方面的发展落后于社会整体水平。根据1991年确定的小康社会16个基本监测指标，到2000年尚有三个指标没有达到小康标准，即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蛋白质摄取量和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比重。这三项指标都集中在农村。显而易见，中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经济增长空间在农村。

二、发展物流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

发展物流有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工业发展工业化水平提高提供支持市场支撑，并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1. 现代物流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机遇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物流”引入我国以后，我国的各级政府、企业、知名学者都对物流产业的发展给予了极高的重视。　物流产业在我国具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机遇，而且具有强劲的增长势头，它绝不是昙花一现的“泡沫经济”。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分析、认清、把握这些机遇与环境，我国的物流产业就会得到长足的发展，进而可以成为我国今后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转移的稳定就业渠道。

消费需求的变化。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发生了质的改变，从而导致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发生改变。消费需求的改变首先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消费者追求商品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按照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安排“订单”生产，而要顺利完成订单生产必须要有高效的物流系统作支持，以保证原材料的顺利供应和半成品的生产加工及组装等；另一方面消费者对高质、快速、专业的售后服务需求日益强烈。如现在非常流行的“送货上门”服务，而满足消费者的这种需求也同样需要物流系统作为前提，所以消费者的需求变化为物流产业提供了市场需求，也为物流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发展机遇。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技术是一切物流活动的组织基础，是进行各种物流作业的前提。在现代社会，信息技术充满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各种计算机软件、程序、办公自动化系统、互连网系统等都在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为物流产业的信息技术应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现在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已经使得物流信息技术得到了极大的进步。例如，条形码、CD-ROM存储器、EDI等新技术的出现。

政府部门宏观上的政策支持。自从物流引入我国以来，我国政府部门就对物流产业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支持。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中国民航总局联合了《关于加快我国现代物流发展的若干意见》。同时，我国各级物流行业主管部门制定了若干物流节点与物流线路的建设规划和投资计划，努力改善物流基础设施，为物流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 现代物流企业能够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多种就业岗位

物流领域涉及面广，作业活动多，主要包括运输、储存、包装、装卸、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七个方面。近年来，随着物流产业的迅速发展，它吸收劳动力的就业规模逐年上升，已从1991年的1617万人上升到2002年的2084万人，因此物流产业可以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而且在物流的所有作业活动中，除了信息处理要求从业人员具有良好的计算机专业素质外，其他物流作业活动非专业的管理和技术岗位，劳动力转移人员经过培训完全可以胜任。

3. 现代物流产业可以使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实现消化和转移

现代物流产业能够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得到增加。首先，现代物流产业信息优势明显，能够指导农业生产。现代物流产业具有强大的信息网络系统，它能够及时、全面地各种商品在市场上的供求信息，利用这个供求信息，农民在生产前期可以及时、合理地调节农业种植种类，减少种植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实现增收。其次，现代物流产业能够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现代物流产业以物流配送的规模大、速度快、效率高、辐射面广见长。它能够提高农产品的流通速度，有效控制农产品在流通中的损耗，所以能够降低农产品的流通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进而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收入提高了，则会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种植，从而在农业生产内部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专业的农业物流企业能够推进农产品的生产加工。专业的物流企业通过进一步挖掘农产品的价值，对农产品进行生产加工、提供规范化的包装。而这些可以给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工作岗位，使他们实现农业内部转移，即“就地转移，离土不离乡”。

4.我国现代物流产业规模正在迅速扩大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交通运输、仓储等物流行业的市场需求增长速率远远大于其他行业，物流产业规模逐渐扩大，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机遇。据统计，1994 至2001年社会物流货物总额从3万亿元上升为 38.4万亿元，增长了 11.8 倍，年均递增了26.1%，大大高于同期 GDP16.1%的年均增速。而且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和日益完善，社会对专业化的物流服务需求也将逐渐加大，因此第三方物流市场也在逐渐扩大。

三、结论

在发展物流的过程中，新思想新观念的流入，促使农民价值取向的革新，加速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思想观念向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观念的转变，从而使农村和农民更快地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这必将使农村劳动力向物流行业转移，增加农民就业，成为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力量。

规划项目：河南省社科规划办2006年课题（2006FJJO29）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李仙娥，王春艳.国内外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综述[J].经济纵横，2004，4：60-64.

[2]张桂文.统筹城乡发展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J].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1:121-127.

[3]李勋来，李国平.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型及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05，6:7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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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职业教育　农村劳动力　产业转移　就业能力

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由现代农业代替传统农业、由农业化社会发展成为工业化社会是社会经济进步的趋向。现有研究成果的共同特征是只注重影响劳动力转移的趋向性选择及其相关的外在因素，而忽视了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因素，特别是教育水平，就业能力的研究。本文拟就此进行一些探讨，以供商榷。

一、刘易斯的劳动力产业转移模型的主要缺陷

发展经济学的人物之一刘易斯1954创立了二元经济理论。他指出，在发展中的国家会普遍存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化工业并存的二元经济，而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取向是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化，由此形成了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进行转移的流动性模型。模型的前提条件是经济被分成了农业和工业两个截然不同的部门，图1中，横轴代表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数量，纵轴代表劳动的边际产品和工资，三条曲线分别代表工业部门不同资本特征下的边际产品收益曲线：K1＞K2＞K3，w是工业部门的工资。在剩余劳动力被完全转移之前，劳动者的工资是固定的。在一定资本特征下的边际产品收益等于工资时，劳动力转移停止，资本越大，企业获得的利润就越大，经济就会出现高速发展。随着资本的增加，边际生产力曲线就会向右移动，这样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一直会继续下去，直到剩余劳动力完全被吸纳。刘易斯模型的核心是部门之间生产力不同造成收入的差异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但该模型只强调了工业部门的扩张，而忽视了农业的发展，而且也没有研究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的通道。

图l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曲线与劳动力数量变化图

二、针对刘易斯经典模型的再思考

经典模型揭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产业转移的途径，已有的与经典模型相关联的研究则更多地注重对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外在因素进行了分析，这两大层次的研究构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研究主题的基础，但其共同特征是：二者都忽视对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能力的研究。

(一)农村劳动力能否实现根本性的产业转移取决于其就业能力

经典模型提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途径，但深入思考发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应该仅仅是空间上的转移，更重要的是农村劳动力职业身份的转变。改变农民工身份的措施当然可以首先通过撤除一些传统的对农民进行身份鉴别、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例如取消传统的户籍制度，实行统一的城乡居民身份证制度等，但单纯用撤除篱笆墙的方法并不能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能力问题，因此，制度的解除可以暂时解决农民工的身份问题，但只有农民工的就业能力才决定着能否永久性地解决农民工的身份。

(二)现代社会，农民转移的就业能力取决于受职业教育程度

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暗含的假定――即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市工业部门扩张所需的劳动力在受教育程度上是同质的、无差别的，能快速实现转移。

据统计，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近2亿，其中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有3.4％，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仅有0.13％，接受过短期培训的为20％，三者总计只有23.53％，而其中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占9.1％，没有受过任何培训的占76.47％。这表明尽管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其文化水平和技能偏低，大多数不具备专业技能，极大地阻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和层次。

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其途径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最长远的对策是努力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关键是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农村劳动力要想转入非农产业，就必须在文化教育和生产技能两个方面满足非农产业部门的要求。由此，职业教育是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的内因，对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三、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的影响

(一)体力型转移形成供求矛盾，其根源在于农民教育和技能的不足

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背井离乡，以廉价劳动力的身份向非农产业转移，主要在建筑、运输等部门干体力活。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体力型的转移。

加入WTO后，制造基地向中国转移。东南沿海招商引资力度加大、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区振兴、中部崛起、CEPA协议、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环渤海区域合作等因素，促使原有企业的扩张和新增企业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社会用工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形成了两种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一是较高层次劳动力市场需求大于供给；二是民工短缺、技术工人紧缺现象客观存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文化素质低，没有技术特长而四处奔波找不到活儿干的民工。

一方面是企业对较高层次的劳动力需求在增加，另一方面在低层次劳动力市场上却有大量的民工找不到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及其掌握的技能都是进人某一个阶层或从事某种职业的先决条件。布劳和邓肯通过对美国社会的研究得出结论，在美国对个人职业地位影响最大的因素，首推其受教育程度，路径系数为0.39。这可以将受教育程度看作为一种“筛选机制”，既具有“敲门砖”的作用。受教育程度的这种“敲门砖”作用，对于身处中国社会底层的农民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二)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就业能力影响的理论分析模型

一个受教育层次有限的人往往很难加入另一个层次的劳动力市场。所以大规模的劳动力的涌入造成低层次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大于需求，导致收入进一步恶化，讨价还价能力进一步降低。这不仅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影响了农民的收入。

下面用工业和农业边际生产力曲线说明职业教育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关系。纵轴分别代表了工业产出和农业产出，横轴代表了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这里采用了二元结构的分法，主要是因为我国现在的农村和城市结构仍然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的特征，城市的市场经济与乡村的自然经济并存。图2中的曲线分别表示工业产出的需求曲线即边际生产力曲线和农业的边际生产力曲线。其中，工业部门三条不同的线代表不同的工资水平下的生产力曲线，反映着职业的差别和收入的差别，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普遍较低，因此，他们只能面对K=1的工业部门的需求曲线，多余的劳动力不停地向工业部门转移直到L1点为止。在L1

点，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和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相等，劳动力转移达到平衡。

由于职业技能的限制，劳动力的转移只能停留在低收入的劳动力市场上，这对于农民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并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为了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提高农民的收入，必须要加强对劳动力的教育和技能的训练。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提高以后，他们就能够面对K=2的需求曲线，这时，工业部门就业人数从O1L1增加到O1L2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从O2L3减少到O2L2，农村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增加了L1L2。从图2可以看出，随着象征工资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需求曲线逐渐向外移动，农业部门就业人数就会越来越少，转移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因此提高职业教育水平既可以让更多的劳动力流动到适合的岗位也可以增加其收入。这就是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产业转移的作用机理。

图2工业和农业边际生产力曲线与劳动力数量变化图

四、促进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的根本举措在于发展职业教育

(一)高层政府补贴方式下的多元化办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责应该是弥补市场的缺陷，实现包括农村劳动力在内的充分就业是政府责无旁贷的宏观经济职能，职业教育属于混合性公共商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扭转我国多年的歧农政策、促进农民通过就业摆脱贫困的最有效的手段，在我国具有十分突出的公平效果，并成为效率和公平实现统一协调、而非相互矛盾的双赢机制。按现代政府分权理论，涉及宏观和公平的事务理应由高层级政府来承担。政府要在确保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特别强化农村的职业教育。有效的制度安排应提高私人投资农村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由中央和省级高层级政府有针对性地对农村职业教育进行财政补贴，走多元化办学的道路。同时，力促教育行政部门和劳动部门协调组织多方力量，有所侧重地抓好农村职业教育及其相关的配套工作，通过职业教育真正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的基础。

(二)实行准入制度

大批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难以保持可持续性。实行严格的就业准人制度有利于引导农民接受职业教育，提高自身素质，构筑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蓄水池，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供给。为此，一是抓好职业准入的落实；二是抓好年龄准入的落实。实行“准入”制度绝对不是歧视农村劳动力，相反，而是要通过这种“准入”来引导农村青少年接受职业教育，从动力机制上改变农民接受职业教育的态度，从主客两个方面营造容纳和调节农村劳动力的蓄水池。青少年是未来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只有增加对他们的人力资本投入，才能满足以知识和技术进步为推动力的产业结构调整变化对高素质劳动力的要求。同时，青少年过早地参加劳动，既加剧了劳动力供给的过剩，又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发展职业教育，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犹如建造一个容纳和调节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蓄水池：它既可延缓新生劳动力进入市场，缓解就业压力，又能够提高进城青年农民的素质，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劳动力由无序流动到有效转移，减少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失业又重新回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