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的传统文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苗族的传统文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家庭教育；传统文化；政策性建议

家庭教育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和载体，对于历史上没有本民族文字、学校教育发展程度低的苗族来说更是如此。即使是在现代教育较为发达的今天，家庭教育在苗族传统文化传承中依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家庭教育在传承苗族传统文化面临的困境

（一）文化传承主体减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滇中地区苗族社会与外界接触越来越多，更多的人走出去外出务工或工作。这就带来两个相应的影响：其一，直接导致文化传承的主体减少。以富民县芭蕉箐为例，尽管村子里大部分人依然在家务农，但相应的已经有一部分人外出前往昆明等地务工或留在东村乡工作。其二，外出人员返回村寨时，其所带回的外来文化对苗族社会传统文化造成了冲击，冲击往往比外地人来到本地的影响更大，他们所传播和倡导的现代文明将对传统文化造成直接的、强烈的冲击。以苗族青年恋爱的“赶边赶场”为例，传播主体的缺失直接导致这种形式在很大程度上难以为继。

（二）青年家庭掌握的传统文化知识减少

林耀华先生在《民族学通论》中将家庭结构和规模分为“核心家庭、扩大家庭、联合家庭、不完全家庭和单身家庭”。滇中地区苗族社会以核心家庭为主，子女长大成婚以后，不久就会从原有的家庭中独立出来。滇中地区的苗族社会家庭组织结构较为复杂，普遍实行以父亲为中心的小家庭制。家庭成员以两代和三代同住者居多，但多数儿子结婚之后即与父母分居而另立家庭。青年家庭逐渐增多，家庭年轻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笔者在田野期间的食宿点龙某家，其夫妻二人均不满二十五岁。年轻化的家庭相应的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知识掌握的较少，对很多民俗风情也不甚了解，这就导致在传承给下一代孩子的过程中面临众多问题。笔者在田野 期间问到龙某是否知道“忌过小年”的问题时，得到的回答是“我老爸老妈可能知道，我就不太清楚了”。

（三）现代教育的发展，使得家庭教育传承功能弱化

家庭教育通常以言传身教的形式存在，在潜移默化中让下一代孩子接受传统文化教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方式的局限性日益凸显。滇中地区学校教育发展相对较好，苗族社会对学校教育的接受程度日益提高。在实地访谈中初中生张某告知笔者其除了在家庭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之外，学校也会相应的开展一系列的活动让同学们了解和掌握更多有关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这说明滇中地区苗族社会文化传统传承过程中学校教育的地位提高，家庭教育地位呈下降趋势。

二、加强家庭教育传承传统文化的对策

（一）增强全民族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巨大的转型，对于少数民族而言亦是如此。甚至可以说少数民族在面临社会转型的过程面临的困境更多、更棘手。在这样的背景下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文化保护意识，提高全民族对民族文化价值的认识就显得十分必要。各地政府或文化精英可以通过整理古书典籍、举办民族文化节、确定传统文化传承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一系列活动来激发民众民族热情、提升民族文化自觉。最大限度的引导民族积极自觉的参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对于滇中地区苗族社会而言，保护传承传统文化需要正确对待和认识基督教。既要看到基督教在该区域的广泛传播给当地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也需要警觉其对苗族传统文化传承中的消蚀作用。

（二）保护民族文化传承的民间艺人

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主体是人民群众，苗族社会亦是如此。其中拥有特殊技艺的少数民族文化大师（巫师、长老、药等）是其传统文化的主要继承者和传承人，是其民族的文化精英。传承苗族社会的传统文化应当重视和保护这些民间文化大师，保护他们特殊的文化创新能力。贵州省台江县苗族老人王安江受这一政策影响，四十年如一日走遍黔东南苗寨，收集12部近30万行苗族古歌抄本。为了能将这些苗族古歌传承下来，他曾背着15公斤重的两大包书稿，到凯里、贵阳各单位、各部门“求助”，最终在文化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下，书稿得以出版问世。这一举措对保护和传承苗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三）加强苗族文化后备人才培养

长期以来，我们在讨论保护民族文化问题时一直在强调重视文本、重视静态保护，以人为本的观念匮乏。在当今社会我们的观念需要转变，需要重视培养民族文化传承主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文明不断传入苗族地区，其传统文化逐在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时显得有心无力，历经千年历史苗族传统文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边缘境地。随着越来越多的苗族民间文化老人去世，滇中地区苗族社会拿起锄头能种地，放下锄头能表演的人越来越少。面对苗族文化传承主体的缺少，加强苗族社会内部文化主体后备人才的培养力度，可以为苗族社会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承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

综上所述，家庭教育在苗族传统文化传承中依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在当代社会却面临着许多困境。面对这些存在的问题，需要许多方面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冯增俊. 教育人类学教程[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年.

篇2

关键词：景观设计；苗族传统文化；西江文化艺术创作基地；生态景观

贵州是中国苗族人口聚居最为集中、最多的省份，约占苗族总人口的50%，其中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苗族最大的聚居区。苗族文化在贵州乃至全国都极具特色，也是贵州在对外宣传、旅游等方面主打的一张名牌。所以在旅游景区景观设计中，更应该考虑景观中如何体现地域文化特色；考虑如何将苗族传统文化运用现代手法表现、强化地域文化，使之成为宜居、宜乐、轻松、舒适且符合现代人审美的景观环境。根据景观设计项目所处地理环境中的传统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和典型性，使景观设计的表现形式、内容更丰富多彩、独具特色。如何把传统地域文化融入到项目的规划设计中，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1苗族传统文化

苗族是我国南方极具特色、传统文化极其丰富的少数民族之一。千百年来，苗族人民在适应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创造了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独特的生态智慧。他们生活的环境，从山到水，从水到田，到处是一片绿色。苗族传统地域文化包含了历史文化、崇拜文化、风俗习惯、生产生活、工艺技术、建筑风格等元素。在景观设计中融入这些元素便能体现出苗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形成当地独特的景观特色。从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来看，越是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作品，越能为世界所接纳和承认。

2苗族传统文化的提炼与运用

2.1从总体构思，总体规划中融入

在接受景观设计任务之后，我们会先考虑景观设计的规划范围，考察项目及其周边的环境情况，以及周边的规划情况，包括规划决策部门对整个地区的定位及规划，交通规划等，以此来考量这些因素对项目的影响，然后进行相关的设计分析工作，比如整体规划分析、功能分析、人群分析、项目地形分析、项目绿地分析、所处地水系分析等。做了这些分析之后，接着对项目的地域文化进行调查研究，可以从地域民族历史、生活方式、建筑特点、民俗活动、风俗习惯、民间艺术、饮食文化、民族禁忌、民族恋爱观等。在充分研究项目的地域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特色基础上，进行文化元素的归纳、筛选、提炼及总结，将抽象的概念元素转化为具象的视觉元素，使民族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设计手法更好的融合，使文化元素在设计中完美恰当的表现出来，使人感知、感受、产生共鸣。例：西江文化艺术创作基地景观设计，根据其项目的总体规划，将其定位为综合性旅游景区。西江镇辖24个行政村，58个自然寨，全镇共有5个少数民族，其中苗族2万多人，占总人口的90%左右，是一个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乡镇。这个地区近一段时间来经过政府在“多彩贵州”的统筹规划下，其苗族文化缤纷灿烂，民俗活动多姿多彩。在西江文化艺术创作基地景观设计中，从总体规划方面就充分结合当地苗族文化特色，以苗族神话为切入点,将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融入设计中，提高园区景观的民族性、文化性和趣味性。从神灵、自然、艺术、民俗、爱情等方面展现苗族文化、实现生态景观，让游客不仅感受到西江的特色风情（美食、美景），更希望游客感受到苗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现立体的、鲜活的“苗族史诗”。西江文化艺术创作基地景观设计在总体规划上是按照以下手段来设计的，根据项目地形地势特点和景观的功能分区规划，营造景观空间的连续序列，这个完整的序列便是以景观设计中每个独立节点有机的串联起来的。运用现代手法揉合传统文化元素，主要从神话传说、民俗、艺术（形态、颜色、材料）等方面归纳和提炼并应用到设计中，完整的体现苗族文化内涵。

2.2从细节构思，节点中融入

针对具体的景观节点，应该在总体构思下把苗族文化元素、地域文化元素具象化，运用现代景观营造手法，寻找恰当的载体或表现形式诠释苗族文化元素。例子一：按照起始阶段、过渡阶段、阶段、终结阶段的空间序列，在园区入口处定位为空间序列的起始阶段，从立意上，这里是起源，象征着民族之源。因此结合此处设置的阶梯设计了一组浮雕景点，内容为蝴蝶妈妈与十二子，象征苗族之源。例子二：沿阶而上，来到中央商业区，从功能上看，这里被定义为商业休闲区，主要以休闲、游憩、购物为主。作为景观空间中的过渡部分，在这里安排了迁徙史景墙，来源于苗族历史上的五次大迁徙。除了五面景墙表现五次迁徙之外，在地铺和绿植上也融入了苗族重要的乐器———芦笙的元素，造型简洁美观，富有现代感。例子二：沿阶而上，来到中央商业区，从功能上看，这里被定义为商业休闲区，主要以休闲、游憩、购物为主。作为景观空间中的过渡部分，在这里安排了迁徙史景墙，来源于苗族历史上的五次大迁徙。除了五面景墙表现五次迁徙之外，在地铺和绿植上也融入了苗族重要的乐器———芦笙的元素，造型简洁美观，富有现代感。

3结语

贵州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以苗族人口占绝大多数，苗族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到炎黄时期的蚩尤部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极富地域文化特色。对于黔东南地区苗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需要在充分研究苗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苗族典型的、独特的文化内涵，用概括、归纳、提炼的方法，选择恰当的景观载体做出合理的表现，营造良好的景观环境，使其不仅功能合理、形式美观且具有地域特色，更好地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承和推广。

参考文献：

[1]伍新福.中国苗族通史[M].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

[2]伍新福.苗族历史探考[M].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

[3]杨正文.苗族服饰文化[M].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

篇3

【关键词】黔东南;苗族;鼓藏节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我国唯一以苗族为主体民族的少数民族自治州，自古以来该地区就素有“苗疆腹地”之美称。因此，黔东南成为许多专家学者研究苗族文化的重要地区之一。在苗族现存的诸多传统习俗文化中，“鼓藏节”是规模最大、消费最高、最具有影响力的苗族节日活动，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苗族人民的生活习俗和历史传统，对我们在当今时代批判继承和发展苗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黔东南苗族“鼓藏节”概述

“鼓藏节”是苗族人民原始而传统的祭祖大典，现今黔东南广大地区仍然流行着这一传统习俗。这一节气的祭祖内容十分丰富且庞杂多样，各地有同有异，即使是相邻的两个“鼓社”之间，也很难找到完全相同的祭祖内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鼓藏节”习俗的研究和考察。原因在于，“鼓藏节”作为苗族社会多年来普遍存在的一种传统文化现象，在一定意义上有着共同的祭祀内容和祭祀程序。据《贵州通志》记载:“每十三年蓄牯牛，祭天地祖先，名曰吃鼓藏。因其以肉分赠亲友，而以肠脏饷客，故名。”1如是观之， 黔东南苗族地区的“鼓社祭”活动每十三年举行一次，每次历时三年完成，即起于子年，经丑年，终于寅年，主要程序如下:

(一)公推鼓头。先由群众公推第一鼓头，其条件是:已婚男子，家境较好，为人正派、公道、能干。然后，由他指定四名副鼓头，分别负责各种有关事务。

(二)准备祭祖牯牛。经济状况较好的，每户准备一头，经济困难者可几户筹资共买一头。祭祖牛选购回来之后，派专人精心喂养。此外，各户还得准备相应数量的猪、鸡、鸭等祭品，以便配杀。

(三)制鼓、醒鼓 、接鼓。苗族祭祀用的“鼓”分为单鼓和双鼓。在苗族人民心中，单鼓是人类始祖蝴蝶妈妈的象征，双鼓被视为苗族祖先“央公”、“央婆”的化身。平时单鼓藏于鼓山林的石窟中，双鼓放在鼓头家。制鼓，即砍树制造单鼓。在农历子年十月下旬举行砍树仪式，于寅年五月再制成新鼓。醒鼓，也就是敲击单鼓，在子年八月子时举行，主要是预告祖先，子孙将要杀牛祭祖了，请祖先回来享受。接鼓，在寅年农历十月再次醒鼓，将其接下山，同时把原存放于上届鼓头家的双鼓转至新任的第一鼓头家存放。

(四)杀牛祭祖。寅年十月举行。杀牛由舅父或女婿执刀。杀牛有一定的次序，即先杀鼓头家的牛，然后再杀群众的牛。合资购买的牛，则由出钱最多者的亲友执刀宰杀。杀牛之后举行一系列祭祀活动，如祭祖、“拥牛角”、“浇花树”、“过桥”，最后送鼓、藏鼓等。

在上述主要活动过程中，苗族人民都根据不同场合和不同需要进行祭祖、跳芦笙等活动，在神圣而庄严的祭祖大典中增添快气氛，以显示出苗族节日的娱人性质和功能。

二、“鼓藏节”习俗的社会作用分析

(一)“鼓藏节”具有维护苗族地区社会和谐的功能

我们知道，苗族同胞世代迁徙平凡，他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没有固定的疆土，四处散居。因此，他们只有以祭祖的方式体现公共的民族标识。在苗族同胞及其落后的世界观中，对祖先的忠诚就是对自己本民族的忠诚。正是基于这一点，苗族同胞不惜一切代价杀牛祭祖。于是他们以氏族或宗族为基础建立鼓社，以“鼓社”为单位，通过举行“鼓藏节”活动祭祀祖先。“鼓藏节”期间，方圆几里或数十里的苗族同胞都来参加节日活动，共同分享节日的快乐。我们认为，通过这种活动的举行，可以增强人们之间的团结与交流、减少人们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作用。正如罗义群同志所说:“鼓社祭像一根无形的线，一头拴在氏族成员的手里，一头拴在氏族成员的手里。无论你走到哪里，你和他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你跌了跤，他那头就把你来起来。只要还有这根游丝在也就够了，民族认同的意念就会从这根游丝上传递过来。”2 如是观之，苗族祭祖活动具有极强的社会凝聚力，通过祭祖使人们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人际关系网，这个网状结构就是:以共同的原始祖先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使“鼓社”内部所有成员都归向自己的祖先，共同维护和遵守本“鼓社”的一切规章制度。表面看来，一个“鼓社”似乎就是一个苗族大家庭。苗族正是以这种朴素的思维方式，把人们天然的人论情感升华为强烈的民族意识，这对于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古代苗族社会凝聚人心、促进和谐具有重要作用。

时过境迁，历史的车轮已缓缓迈进了现代社会。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国广大苗族集聚区依然是中国欠发达的地区，语言障碍、风俗习惯等多种原因使我国的各项政策难以在苗族地区得到顺利贯彻执行。“鼓藏节”等苗族习俗在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仍具有国家宪法和法律不可替代的社会调节功能，因此，苗族“鼓藏节”习俗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

(二)“鼓藏节”的传统消费观阻碍了苗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用现代经济发展眼光看，“鼓藏节”不利于黔东南苗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鼓藏节”作为一种祭祀祖先的活动，既生动地体现了黔东南苗族同胞的传统文化，又展现着他们热情好客的民情风俗。但是这种祭祀活动，祭品选用的是水牯牛，而且是上等水牯牛，举行一次“鼓藏节”，每个村寨一次性要宰杀十几头甚至几十头水牯牛，这些被宰杀的牯牛均在血缘家族和亲戚朋友中分吃掉。如果以现在物价水平衡量，一头上等牯牛至少五六千元，如果是善于打斗的牯牛则高达七八千元乃至一万余元。除了牯牛，各家还要自备各种节日消费。粗略估计，一个家庭过一次“鼓藏节”的开销，少则数千元，多则数万元，这对于目前处于经济落后地区的黔东南农村家庭来说，确实是一笔过于奢侈的消费。这种节日消费不但会使苗族同胞数年的积蓄在几天内迅速消耗掉，而且还会助长各血缘家族间互相攀比排场的不良生活作风。如果我们都把这些奢侈的消费投入到农业生产或其它经营活动中去，则更有利于苗族同胞的脱贫致富。

有学者认为，“鼓藏节”的传统习俗不算奢侈消费，其原因有二:一是广大苗族同胞可以借节日活动从事商业买卖;二是节日期间前来祝贺的客人也会赠送一定的礼物。这两项收益可以弥补杀牛过节付出的巨大损失。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却又只看到表面现象。从现实看，并非所有杀牛户都有能力在节日活动中通过经商来赚钱，这正如我们现实生活中并非人人都具备经商条件一样。相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更有可能是节日活动中的看客和真正的消费者。虽然前来祝贺的客人也会赠送一定的礼物，但“鼓藏节”毕竟不同于婚、丧、嫁、娶等酒宴，客人仅是象征性地赠送礼物，这些礼物根本不足以维持他们长达数天的生活花费。更何况节日结束时，主人还要增给客人一定的肉、酒、糯米饭等信物。

由此看来，多数苗族同胞的致富路劲不可能通过传统节日活动来实现。虽然近年来广大苗族同胞在生活水平上有了一定提高，但这绝不是通过传统民族节日来实现的。客观上讲，这种相对富裕主要是随着社会的开放，苗族同胞家庭内部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结果。因此，如果苗族同胞对传统节日习俗的奢侈消费换来的只是少数经商者盈利的话，这种做法实在有点得不偿失。故此，我们应在继承“鼓藏节”这一苗族文化传统的前提下，进一步转变人们的消费观念，提倡节约精神，鼓励理性消费，将一部分可贵的资金有效地转移到人们的现实生产和生活中去，增强自我发展的意识，提高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造血”功能，加快本地区经济发展步伐。

三、发挥“鼓藏节”的传统文化功能，推动民族文化生态旅游业的发展

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是以民族传统文化为核心、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黔东南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之一，加快其经济发展步伐是历史的必然。同时，黔东南又是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州，其境内有以苗族为主体的多种少数民族文化并存，这些少数民族文化不但是我国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黔东南苗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在的文化资源。再者，黔东南处于祖国西南边睡，远离经济发达的工业区，因而拥有较为完备的生态环境。所以笔者认为，加快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

当然，我们在坚持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时，要尽可能地删除其中的神秘色彩，增添现代性的文化内容，使传统民族文化从信神向娱人方向过度。就“鼓藏节”而言，我们在坚持这一节日文化范式的基础上，依然可以推陈出新，采取每个家族或每个村寨杀一头牯牛的方式，这样以来，不但杀牛的数量大大减少了，而且苗族节日的风俗传统依然存在，这既有利于节制苗族同胞过度消费的不良生活作风，又有利于加速苗族地区的生产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简化节日期间烦琐的祭祀仪式，在其间开展各种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内容的竞技文化活动，如唱歌跳舞、斗牛、赛马、划船、民族艺术展等，用这些形式多样的活动充实节日的文化氛围，提升节日的文化内涵。通过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吸引人们回归自然的力度，让黔东南成为广大旅客游览观光的阵地，从而有力地推动该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所以笔者认为，开发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最佳方式。

综上所述，我们在保护、继承、宣传和弘扬黔东南苗族传统文化的同时，更应当用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这些传统文化，挖掘其中的合理成分，充分发挥它们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复兴黔东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加快黔东南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作贡献。

参考文献

[1] 伍新福:中国苗族通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9。

[2] 周大鸣，刘志杨，秦红增. 寻求内源发展--中国西部的民族与文化[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3] 罗义群著.苗族牛崇拜文化论[M]，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Abstracts】Guzang Festival is one of the core contents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culture in QianDongnan ， and it is also indispensible important content when people research the Miao nationality culture . The essay regards Guzang festival of Miao nationality in QianDongnan as base， further analysi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roles of Guzang festival by the two pros and cons aspects， point out that Guzang festival custom plays an important economic significance in tourism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regions.

【Key words】QianDong-nan，Miao nationality，Guzang festival.

注释

篇4

【关键词】 新课改；美术教学；美术校本课程；苗族刺绣；苗族传统文化

《美术新课标》中提出“美术学习应当从单纯的技能、技巧学习层面提高到美术文化学习的层面。美术教学要创设一定的文化情境，增加文化含量，使学生通过美术学习，加深对文化和历史的认识，加深对艺术的社会作用的认识，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涵养人文精神”。要“引导学生参与文化的传承和交流”，“在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中，实施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的管理方式”。

苗族有着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但因没有自己的文字，故主要依靠口头文学和苗族刺绣这两种方式来传承。而苗绣以其造型与技法的多样性、独特性、文化性、稀有性和不可复制性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故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苗绣精美绝伦的图案中包含着许多古老而神秘的符号，它们记载了苗族的、道德伦理、历史变迁等，体现了苗族人民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审美意识。因此，苗族刺绣完全可以而且理应纳入美术教学内容中，成为地方校本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苗族传统刺绣的现状

当前，苗族刺绣正面临着灭绝的危险。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使苗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绝大多数人改着现代装，穿苗装的人通常被认为是“上年纪的人”“守旧的人”等，因而穿苗装的人越来越少，造成对刺绣的需求急剧下降，导致愿学和会刺绣的人相应减少。另一方面，苗族刺绣的“母传女、姐传妹”的传授方式和家庭作坊式的规模阻碍了其发展。

二、开设苗族刺绣课程的原因

1、苗族刺绣中的图案是对以往所熟悉的图案和现实生活中的素材进行加工和提取，这一过程可以训练学生的观察力、注意力和记忆力。在绣品中，几乎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作品，每幅绣品都是一个唯一的存在，是作者的创造力、想象力、思维力的呈现，作品形成的过程就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过程。这促进了学生创造能力的发展。此外，刺绣还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给予他们积极的情绪和情感体验，锻炼他们的意志，塑造他们的性格，培养他们的独立意识。因此，刺绣课程完全符合强调“以人为本”的美术教育重视对学生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培养的要求。

2、根据小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本课程着重讲授平绣。苗绣的针法很多，共有平绣、辫绣、绉绣、结绣、缠绣、贴绣、绒绣、堆花、倒针、锑绣等十多种，其中平绣是最普通的绣法。这种绣法讲究图案布局的美观匀称，色调鲜明，有明显的物象感。平绣往往与剪纸结合在一起，具体方法是，先把剪好的纸花贴在绣花布或缎子上，然后将花线照着剪纸花纹样绣，直到绣满为止，其特点是单针线，针脚排列均匀，纹路平整光滑。从用色上来看，色彩不太复杂，多以一种色为主，如蓝色或红色。

3、刺绣材料家家必备易于得到便于开展。

4、缓解学习压力、增添生活乐趣。刺绣时，人会专注于刺绣所带来的挑战和乐趣之中，从而忘却学习上、生活中的烦恼。作品完成那一刻所带来的喜悦和成功感是无法代替的，而且，美丽的绣品还可作装饰之用。

三、开发校本课程的意义

1、通过进行该课题的尝试，使美术教师进一步认识到美术地方课程资源的开发活动对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性；同时，也对教师的基本功和自身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篇5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民间游戏；开发与利用；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

【中图分类号】G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7）11-0025-04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少数民族都有着自己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这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幼儿教育的丰富资源。一般来说，民族文化教育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非正规教育，也称传统教育，是指历史上自发形成的一种内生式教育，包括民族幼儿家庭教育和民族幼儿社会教育，教育工作由长者、巫师等承担，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开展教育活动，教育内容具有随机性与灵活性的特点；另一种是正规教育，也称现代教育，是指以民族托儿所、民族幼儿园为主的各种专门机构及社会组织对民族幼儿实施的启蒙教育，有专职教师、正规教材以及固定的时间与场所。〔1〕这种正规形态的幼儿民族文化教育，一方面要增强幼儿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也担负着改善民族地区生产生活质量、促进民族地区现代化的重任。然而，在当前主流文化的话语霸权之下，正规形态的民族幼儿教育却迷失了前行的方向，脱离了民族文化与民族生活的现实，忽略了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导致年轻一代文化疏离现象日益突出。换言之，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幼儿教育中普遍存在着“传统”与“现代”断裂的问题。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的幼儿教育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松桃苗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东北部,地处湘、黔、渝二省一市交界处。全县面积3400平方公里，辖13个镇15个乡503个行政村，有65.3万人口，其中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43%，是一个以苗族为主,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全县现有学前教育机构23所，学前班245个，在园（班）幼儿11063人。这些学前教育机构的办学条件参差不齐，但总体来说都不尽如人意。条件差的幼儿园甚至只有一间房屋和一些简单的教育设备。教室内空间利用不足，环境布置缺乏童趣。幼儿园教育活动安排松散，随意性较大，以集体授课为主要教学形式，以读、写、算能力的培养为主要任务。教学内容大多照搬固定教材，很少涉及本民族传统文化。少数民族幼儿对本民族文化的一些了解基本来自祖辈以及生活环境的影响。

美国学者沃尔特(F．Waher)曾说，没有接受本族文化教育的学生固然可能产生疏远感和无根感，但缺少主流文化教育的学生将会失去许多经济、政治和社会性的机会。意思是说，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幼儿教育中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及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解决“传统”与“现代”的断裂问题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幼儿教育必须直面的严峻挑战。

民间游戏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幼儿有目的、有意识地通过模仿和想象反映周围现实生活的社会性活动。这种社会性活动反映的主要是幼儿已经熟悉的、理解的、感兴趣的、印象突出并有真正感情的生活体验，因而有着独特的教育价值。〔2-4〕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民间游戏在继承中不断创新，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幼儿教育中架起了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因此，合理地开发与利用民间游戏是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幼儿教育中“传统”与“现代”对接的重要策略。本文拟以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为例，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民间游戏开发与利用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探讨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民间游戏开发与利用的策略。

一、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民间游戏开发与利

用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1.存在的问题

（1）价值取向的偏颇。长期以来，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对本民族传统民间游戏在幼儿园教育中的价值认识不足，对开发利用民间游戏的重视不够。根据笔者对贵州省松桃县的调查，教师组织的游戏主要来自教材，近一半的教师对于本民族的民间游戏并不了解。甚至有些教师还认为，为了改变本地贫穷落后的现状，根本没有必要将本土文化引入日常教学中。在这些教师的观念中，似乎只有舍弃传统的本土文化才能实现现代化。同样，家长对民间游戏也存在偏见。家长望子成龙心切，盼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走出大山，融入主流社会，因而热心于对孩子进行特长培养，要求孩子参加各种特长兴趣班的学习。价值取向的偏颇导致不少民族民间游戏濒临失传。

（2）民族性与地方性的缺失。苗族社会的传统教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生产教育、风俗习惯教育和军事教育。〔5〕我们在对松桃县城以及乡镇几所幼儿园的走访中发现，幼儿园教育中存在着游戏内容不适宜当地文化和民族传统，与现代文明成果分离的现象。幼儿玩“过家家”时用的娃娃是金发碧眼的洋娃娃，而不是苗族的民族娃娃；幼儿玩“小舞台”游戏时穿的是各种各样的“公主裙”、“王子服”，而不是苗族人民自己的“旗帜服”；幼儿演奏“小鼓咚咚”时用的是西洋乐队里的小鼓，而不是苗族人民千百年来用以表现自豪与喜悦的八面鼓……总之，在这些苗族幼儿园的游戏里几乎看不到苗族传统文化的影子。民族性与地方性的缺失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幼儿教育愈来愈远离本民族文化生活的现实。

（3）幼儿主体性的丧失。笔者在考察中发现，大部分教师组织幼儿游戏时几乎都是一种程序：首先介绍游戏规则，接着带领幼儿一起开展游戏，最后让幼儿自己进行游戏，或者分组进行比赛。整个游戏过程几乎都是以教师为中心，幼儿一步一步按照教师的指示在活动，幼儿很少有自己思考、相互交流的机会。幼儿在游戏中的主体性几乎完全丧失，只是跟着教师的步调在活动。

2.问题的成因

（1）教育基础薄弱。松桃县教育基础相对薄弱，当地政府对幼儿教育投入不足，大多数幼儿园往往只有几间教室，没有必要的活动设施。在农村，幼儿园往往只有一间教室，所以农村幼儿园往往被称为幼儿班，不足小学入学年龄的幼儿共处一班。在这些农村幼儿园里，教室十分简陋，没有必要的活动设施，桌椅板凳通常由幼儿自己从家里带来。很多农村地区甚至连幼儿班也没有，幼儿的学前教育由附属在村级小学的一年制学前班完成。更有甚者，不少农村小学连附设的学前班也没有，学前儿童与小学一年级学生同班上课，被称为“跟读生”。当地有一个大平乡，那里几乎没有正规的学前教育机构，在乡里唯一的小学里有一间很大的教室，教室里密密麻麻挤满了3~6岁年龄不等的幼儿。教室里没有活动区角，也没有图书和游戏材料。教师的任务仅仅是看好幼儿，教他们学写简单的字以及唱几首老掉牙的歌。教育基础薄弱使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缺乏民间游戏开发与利用的条件。

（2）教育理念滞后。少数民族地区的幼儿文化教育应体现多元性与本土性并重的原则，既要考虑文化的本土性，重视教育在传承文化中的作用，又要考虑时展对幼儿的要求，把这些教育内容融入到既具有时代气息又具有传统民族文化特色的幼儿民族文化教育活动中。然而，从松桃县第一所正规幼儿园――实验幼儿园开办到如今的20多年时间里，松桃县从未有过一套既反映最新课程理念又能针对本地幼教特点、适应本地文化的幼儿园课程体系。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几乎都是照搬教材。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自然没有民间游戏的立足之地。

（3）师资队伍素质不高。在松桃县城里的幼儿园，教师虽然经过正规学前教育培训毕业上岗，但工作以后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非常有限，难以获得持续的专业发展。农村的情况更加糟糕，几乎没有合格的幼儿园教师。由于农村幼儿园教师的待遇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工资低，又缺乏保障，所以正式幼儿师范院校毕业生都不愿意到农村幼儿园任教，农村幼儿园只能聘用从小学分流的教师，或者聘请初、高中毕业生担任教师。教师队伍素质不高，缺乏课程开发的意识和能力，这是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民间游戏开发与利用的最大障碍。

二、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民间游戏开发与利用的策略

1.提高认识，更新观念

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在思想上对开展民族民间游戏引起足够重视，增加学前教育经费的投入，利用有限条件为民间游戏开发与利用提供便利。比如注重师资队伍建设，定期对幼儿园教师进行系统培训，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养，增强教师课程开发的意识和能力，树立“尊重民族多元、强化民族认同、形成国家一体”的基本理念，〔6〕尤其要从思想上纠正教师对民间游戏的错误观念。同时，在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教研机构的引导和大力支持下，部分幼儿园可以将民间游戏作为特色课程加以开发和利用。

2.创设民间游戏环境

为了使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民间游戏资源，教育行政部门、教研机构和幼儿园都应努力创造必要的条件。尤其是物质环境，它是开展民间游戏必要的引发和支持条件，主要包括游戏的时间、场地、玩具材料等。在美工区可以增加泥塑、剪纸、编织、棒针十字绣、蜡染等材料。这些美工活动可以培养幼儿的细心和耐心，同时也可以激励幼儿大胆实践，积极创新。在音乐表演区可以投放彩绸、绸扇、民间八面鼓、民间表演头饰、服装等。幼儿穿上本民族的漂亮服装，敲着八面鼓，载歌载舞，感受着优美的韵律和富有变化的节奏，体验着苗族民间艺术的美，可以增强幼儿的民族自豪感，陶冶幼儿的情操。在体育区可以投放高跷、沙包、皮筋、跳绳等，使幼儿在快乐游戏中增强体质。此外，幼儿园还可以建立民间游戏玩具展示区，在展示区里摆放一些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玩具材料，这样既可以方便幼儿认识民间游戏，又可以方便幼儿取用，自由开展游戏活动。

3.凸显民间游戏的民族性与地方性

经典、传统的民间游戏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性，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都有各自的民间游戏，反映了民族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精髓。如松桃苗族自治县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古色古香，民风淳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里的苗族人民在服饰、节庆、婚嫁、丧葬、娱乐、礼节、禁忌、饮食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理应体现、利用和开发这些文化资源，凸显民间游戏的民族性与地方性。

“七月七”是苗族传统鼓会，每年农历的七月初七，苗族人民便穿戴一新，欢聚鼓场，击节敲鼓，翩翩起舞，纵情欢乐。幼儿园教师可以带领幼儿到鼓会上体验传统节日气氛，了解苗族传统鼓会的内容和精湛的击鼓技巧。然后教师可以在幼儿园中创设环境，引导幼儿玩“鼓会”的游戏，让幼儿在“鼓会”游戏中学习人们的语言、击鼓动作、交流方式，体验苗族人民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幼儿园教师还可以引导幼儿在角色游戏中欣赏、品尝、亲手制作自己家乡的美味食物，引导幼儿在表演游戏中了解本民族丰富的民族歌舞文化，感受本民族艺术的美。

4.民间游戏的继承与创新

在当今多元文化教育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的幼儿教育既要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要善于吸收其他民族尤其是现代文化的先进内容，而不能固守“传统”，更不能固步自封，这样才能使民族传统文化不断焕发生命的活力，不断发扬光大。苗族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民族，这虽然使苗族传统文化相对完好地保留下来，但在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下显得缺乏抵抗力与适应力。如在松桃县，一些幼儿园为了赶上时代的“教育步伐”，一味地追求“现代”教育，几乎摒弃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但同时又无法真正感受和适应“现代”教育的影响，最终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由此可见，在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民间游戏的开发与利用上，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比如军事教育是苗族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角斗、骑射、刀剑、武术等传统教育在苗族社会中极为普遍。幼儿园在体育游戏中引入这些传统的民间文化，有利于幼儿体验苗族人民坚韧不拔和机智勇敢的民族精神，但如果一成不变地将这些文化引入游戏中，则很可能强化幼儿的攻击。因此，幼儿园在组织这类游戏时，应对其进行教育性改造，在吸收和保留其坚韧不拔、机智勇敢的民族精神内核的基础上，注入和谐、合作、公正、竞争的时念。

5.在幼儿一日生活各环节中有机融入民间游戏

民间游戏的内容丰富有趣，种类繁多，形式灵活，很多游戏不受场地、设备、人数、时间的限制，因此，教师可以把民间游戏灵活机动地贯穿于幼儿一日生活各环节中。〔7〕教师应特别重视幼儿入园活动这一环节，因为入园活动是幼儿能否愉快地开始一天生活的关键。在营造温馨环境的同时，为幼儿准备一些发展小肌肉或手眼协调能力的民间游戏，如“七巧板”、“抓籽”等，可以使幼儿获得愉悦的体验。在餐前活动时，教师可以提供多种小肌肉群游戏，如“大拇哥”、“拍手歌”、“玩叉绳”等，供幼儿选择，使幼儿带着愉快的心情进餐。幼儿离园也是一日活动中的关键环节，这时幼儿情绪不太稳定，教师容易顾此失彼。教师可以为幼儿提供“弹蚕豆”、“烟盒三角块”、“拍手游戏”等，避免幼儿因无所事事而烦躁不安。可见，在一日生活各环节中有机融入民间游戏，不仅能使一日生活各个环节自然过渡，而且能充分发挥民间游戏独特的教育价值，不失为开发与利用民间游戏的一个好选择。

参考文献：

〔1〕丁湘.浅释民族幼儿教育〔J〕.民族教育研究,1997,(4).

〔2〕刘玉丽.民间游戏的特色〔J〕.幼儿教育,1993,(5).

〔3〕尤彩霞.让民间游戏丰富孩子的生活〔J〕.幼儿教育,1992,(Z1).

〔4〕蓝厚瑜.让民间游戏重现光彩〔J〕.幼儿教育,1997,(9).

〔5〕罗廷华,余岛.贵州省苗族教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

篇6

【关键词】黑彝；传统文化；挖掘保护

【作者简介】覃利娟，广西卫生职业学院讲师，广西 南宁 530023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4）02-0102-02

2002年，一个民俗文化商人在隆林德峨乡田坝村用200元人民币收到了一条破旧不堪的蜡染绣花百褶裙，然后又以2500美元卖给了一个日本民俗博物馆。这是一条全手工做的裙子，完成于20世纪20年代。按照当地风俗，苗民们将已故祖先的衣物挂在猪栏上，用以辟邪，祈求祖先保佑儿孙和六畜兴旺。后经民俗工艺品专家鉴定，这条裙子是迄今为止最有收藏和研究价值的苗族民间服饰文化精品。可惜的是隆林的后世子孙再要看到这条裙子，就要远渡重洋才能观瞻其风采了。这条被买走的百褶裙虽是个案，但类似的现象却是屡见不鲜。如在古老而又独具民族特色的苗族侗族的木楼边矗立起越来越多刺目的白色水泥小楼，只有在重大节日才会看到的的绚烂的少数民族服装等等，逐渐消失的民族元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人们的民族认同感，也激发了人们抢救广西民族民俗文化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一、关于广西隆林德峨乡黑彝的传统文化的挖掘

隆林，是广西乃至全国仅有的两个各族自治县之一，由于其民间民族传统文化的原生态性、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特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誉为“活的少数民族博物馆”。据悉，至2011年，隆林全县总人口40万，境内聚居着苗、彝、仡佬、壮、汉等5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81.2%，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民族独特而又绚烂的传统文化。2007年，隆林“隆林德峨苗族跳坡节”申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后，继而又有“颠罗颠罗那”壮族歌会习俗成功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12月，隆林德峨乡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苗族歌舞之乡”。在隆林县的4个少数民族中，对苗族、壮族的文化研究相对比较深入透彻。对彝族、仫佬族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从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可见一斑。

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广西彝族人口共计0.7万多人，其中居住在隆林县的彝族就有4403人，且主要集中在德峨乡。按当地习惯，彝族可分为黑彝、白彝、红彝3种f这里主要是按衣饰分，而不是等级意义上的黑彝、白彝之分），居住在隆林、西林县（自治县）的彝族基本上是黑彝。主要聚居在隆林县德峨乡。一般认为，他们不是土著居民，而是迁徙而来。对于广西黑彝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在此定居繁衍，目前，学术界还有很多争议。根据其语言、服饰、风俗习惯等史料及当地的一些传说，广西黑彝的来源，目前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说是古代氏羌后裔。其先祖曾在四川省的邓都（今大凉山地区西昌一带）、贵州省的乌蒙和云南省的滇南等地区，这个观点得到较多的文字资料的证实。迁徙时间一般认为在蜀汉时期或更早，还有一部分于唐宋时期进入广西。至今，他们的服装和风俗习惯，仍与四川省大凉山、贵州省黔西北和云南省楚雄、大理等地区的彝族相同或相近：语言也基本相通，可以用于基本交际。

二说“广西隆林的彝族与云南省东川、会泽、宣威、沾益、曲靖一带的彝族有着密切的渊源”，此外，还有一部分来自滇西；刘锡蕃在其《岭表纪蛮》中论述，大约在三国的诸葛亮时代，广西那坡县一带就有彝族迁入，在唐朝、宋朝又有一部分彝族从贵州、云南省陆续迁入广西，最迟到明代初期进入隆林一带。

三说来自于江西湖广，也有说是云南省迤西，不过这种说法主要限于传说，没有充分的史料记载。

由此可见，居住在广西的彝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迁入广西的彝族，有以下特点：

一是多在偏远的高山峻岭安营扎寨，由于居住位置边远，交通很不方便，因此，与外界沟通较少，故而保持着比较原生态的云南、贵州省彝族的文化传统及民族特色。

二是迁入广西后。他们与当地的壮族、苗族、仫佬族和汉族和睦相处、互相渗透，又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民族民俗文化。

由于史料等方面的原因，对于隆林彝族渊源方面的研究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定论，处于众说纷纭的状态，这种状态正说明隆林彝族历史之悠久。目前，对于广西彝族的研究，就笔者所能够收集到的研究资料，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隆林县彝族的渊源、支系发展。（2）面临濒危边缘的隆林彝族的毕摩文化研究。（3）关于隆林彝族的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研究。（4）对隆林彝族民俗的一些具体研究，如火把节、饮食文化等。

而对于隆林黑彝的传统文化挖掘目前还是笼统的、介绍层面的、缺乏针对性的且是不成系统的。对其全面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系统全面研究广西隆林德峨黑彝的传统文化，可从以下7个方面入手：（1）宗教文化：德峨黑彝的，如毕摩文化；（2）节庆文化：如彝族特有的火把节、跳公节、护林节，它与白彝、花彝的区别；（3）风俗文化：如彝族特有的婚丧嫁娶的风俗，它与白彝、花彝的区别：（4）服饰文化：德峨黑彝的不同性别、年龄段的服饰特点极其发展演变；（5）饮食文化：德峨黑彝特有的饮食、特色小吃及基本做法；（6）建筑文化：德峨黑彝的建筑特点及发展变化；（7）道德文化：德峨黑彝的行为规范。

篇7

在贵州黔东南苗侗自治州举办的各种民俗活动中，芦笙作为一种文化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芦笙。芦笙，在苗语中称“梗”或“嘎”；在侗语中叫（Lenc），称“仡伶”，有着“母亲”的声音。在贵州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有关芦笙的故事多种多样。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编辑部在《中国音乐词典》中对芦笙这个词条是这样讲的：芦笙，吹奏乐器。流行于我国西南苗、瑶、侗、壮、彝、作优，舍、水、讫佬、崩龙、拉枯等族居住地区。流传历史久远，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卢沙瑶人乐，状类箫，纵八管，横一管贯之。”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卢沙之制，状如古箫，编竹为之，纵一横八，以一吹八，伊嘎辂其声。”可知卢沙就是芦笙的前身。芦笙一名见于明代文献，明代倪格《南诏野史》载，滇中的苗族“每岁孟春跳月，男吹芦笙，女振铃唱和，并肩舞蹈，终日不倦”。明代钱古训《百夷传》载：“村甸间击大鼓，吹芦笙，舞干为宴”。

苗族、侗族素有男吹芦笙女跳芦笙舞的习俗，芦笙和芦笙舞是不能分开来讲的，在演奏芦笙时，自然会伴随着舞蹈动作。而在学习芦笙时，还有一部诗歌体的芦笙词，它以口传心授流行于世。

芦笙文化。芦笙作为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一种簧管乐器，是“笙”家族乐器中的一员，这不仅反映了各民族不同的音乐形态特征，还映射出其独特的审美观念。同时，它作为一种文化，体现了苗族、侗族历史发展的轨迹，更是各民族人民看待世界的特殊方式、生存状态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观点的体现。

当然，不管是芦笙的传说还是芦笙的故事，不管是芦笙曲调的意境还是芦笙语的解说，不管是芦笙的演奏形式还是芦笙舞的肢体展现，无不诠释着芦笙的文化内涵。有关芦笙的文化内涵，众说纷纭。其中，杨方刚教授的论著《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粹・芦笙篇・芦笙乐谭》（以下简称《芦笙乐谭》）中阐述了芦笙是什么的问题，且告诉大家“芦笙是一件平凡的乐器，芦笙是一件尊贵的神器，芦笙是一部乐化的史书，芦笙是言情志事的载体，芦笙是一种独特的民族生活方式，芦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符号。”而他的好友中国音乐学家田联韬教授在为其著作写评论时加上了一句“芦笙音乐是极其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形式”。

其实，所谓的芦笙文化就是一种文化的复合体，它不仅是苗族、侗族人民的精神支柱，更是苗侗人民历史的概览、苗侗人民的文化制度、苗侗人民的日常生活圣餐、苗侗人民与外界联系的交际途径以及苗侗人民传承世袭的教育手段。芦笙文化是民俗文化中的一个分支，而芦笙曲、芦笙舞、芦笙语以及芦笙的制作技艺又是芦笙文化的一个支系，它们之间是紧密结合不可分离的。芦笙文化又是苗侗文化的一种符号，从苗侗人们的婚恋到祭祀，从纪念性节日到娱乐、教育都离不开芦笙，它不仅是苗侗人民的民俗文化，更是中华民族文化领域中的瑰宝。

在贵州黔东南苗侗自治州举办的各种民俗活动中，芦笙作为一种文化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不同的民俗活动中吹奏不同的芦笙曲调，而不同的芦笙曲调则表现不同形式的舞蹈肢体语言，不同的芦笙舞蹈肢体语言中又体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情感体验以及文化内涵。每一位芦笙艺人，不仅对各种芦笙曲调、芦笙的肢体语言熟悉，而且对每首乐曲的芦笙词也要了如指掌。如：在苗族的习俗中有这样一个规定，人人必须学习芦笙，尤其是男孩。在吹奏芦笙前，必须念唱和背诵芦笙词，因为芦笙词的内容体现的是苗侗文化习俗与伦理道德。学习了吹芦笙，就相当于“进芦笙学校读书”，接受教育。他们在各种表演中，身着代表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民族服饰，扭动着独特的舞步，展示着芦笙的演奏技能，以此彰显出芦笙的丰富文化内涵。当苗族、侗族人民在演绎芦笙文化过程时，芦笙以中间媒介物的形式阐释着芦笙文化，而这时的芦笙便应验了那句“芦笙是苗族侗族人民文化的象征”。

在凯里，芦笙文化气息无处不在，形成了实实在在的城市文化公共空间

凯里市不仅是黔东南自治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还是黔东南地区独具民族特色的旅游城市，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在这个民族文化浓郁的城市，到处都有芦笙文化的影子，就像人们吃饭穿衣一样，芦笙文化不但是凯里人民的物质食粮，更是凯里人民的精神食粮。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同志在十中强调“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而的“文化软实力”观，便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一种理念，一种制度。在这种理念和制度下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使凯里这个苗族文化深厚的资源地中的芦笙文化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更有利于融合、渗透。

城市文化是城市中社会成员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 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一书中指出：“城市是一种特殊的构造，这种构造致密而紧凑，专门用来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城市是人类文化积淀的物质形态，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聚集了各种不同形态的文化特质的承载体。而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文化发展的历史。那么，以芦笙为代表的黔东南苗族侗族民间文化，在凯里这个中心城市还有哪些城市文化呢？什么样的文化才是凯里城市文化呢？

凯里城市文化就是其人民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一系列文化，如当地的文学、艺术、银饰刺绣工艺、建筑以及各种社会性、群众性的娱乐性活动等。凯里的城市文化有茶叶文化、芦笙文化、银饰文化、酒文化等。其中，芦笙文化尤为突出，它与文学、艺术、饮食、手工蜡染、建筑等任何一种文化结合，都能体现多彩多姿的凯里城市文化。

文化是一个城市建设的灵魂，在学重要讲话精神中，树立正确的城市文化发展观，充分认识城市文化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这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在凯里，芦笙文化气息无处不在，形成了实实在在的城市文化公共空间。在苗族这块“文化的沃土”里，埋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独特鲜明的文化底蕴，更充分地展示城市文化建设这个“主角”，也更加自觉地推动凯里城市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在的制度为根、传统为本、价值为魂的“文化软实力”的理念下，坚守凯里城市文化建设之“魂”――芦笙文化，让其固于心、化于形、践于行，并扎牢凯里城市文化发展之“根”，使其扎根于苗侗精神、扎根于凯里群众、扎根于城市文脉、扎根于发展实践，建设“枝繁叶茂”的美丽黔东南。

黔东南苗侗芦笙文化与城市文化的有机融合

贵州被称为“多彩的贵州”，而黔东南被称为“美丽的黔东南”，在这里的美不仅仅指的是景美，更指的是它丰厚的文化底蕴。如前所述，凯里城市文化有许多，其中，芦笙文化是凯里城市文化中的一角，是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苗族文化的象征。它作为凯里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凯里的城市文化形成，是凯里城市文化形成的基石。当然，其他民俗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一定作用。

苗族、侗族人民的服饰作为当地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尤其是在节日和祭祀时，男女身穿有芦笙符号的牯藏衣、百褶裙、银朝衣等服饰，游走于每一个游方场上，踩着芦笙舞，唱着对歌，进行着他们自己的民俗活动。在凯里的城市公共设施上，也有雕刻的芦笙图案；在街道的墙壁上也有芦笙的图画；在风雨桥的顶部壁画里也用芦笙装饰；在黔东南苗族侗族的村落里都有芦笙堂，这些便是自然质朴、多姿多彩的芦笙文化。而凯里新建设的滨江大道的路边，也都建设有芦笙雕像、芦笙堂以及芦笙图案等标志性符号，记载着多姿多彩的凯里城市文化。这都体现了芦笙文化与苗侗族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与凯里城市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与凯里城市文化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两者是不可分割，缺一不可，有机融合。它作为凯里地区民族特色文化的符号，展现了其浓郁的民族风情，深厚的民族文化资源，是连接节庆文化、服饰文化、社交文化的各个主体对象之间的纽带，是凯里城市文化的桥梁，更是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总之，芦笙文化是以芦笙这件乐器的形式为依托，以凯里市为一个视域，并且根据其自身实际发展模式――凯里文化模式，逐步推动凯里城市文化的发展，实现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目标。这与总书说的“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相吻合；与的制度为根、传统为本、价值为魂的“文化软实力”观相呼应。在芦笙文化与凯里城市文化的有机融合下，中国民族器乐文化与中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使其在传统文化与城市文化有机融合的基础上，弘扬民族文化，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彰显其自身的文化特点。

【参考文献】

①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编辑部：《中国音乐词典》，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

②杨方刚：《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粹・芦笙篇：芦笙乐谭》，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

篇8

【关键词】蜡染、艺术风格、服装设计

中图分类号：J5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12-0014-01

蜡染是少数民族最有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术之一，因地区与民族间的差异，构成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和形式特征。贵州苗族的蜡染在少数民族传统工艺中独树一帜，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并世代相传。在黔东南，传统的蜡染工艺不仅得到很好的发展，并且将其运用到实际的服装和其他生活用品的装饰上，形成鲜明的民族艺术风格。随着时代的发展，结合先进的现代科技技术，已广泛地运用到服装业。

一、贵州苗族蜡染艺术的艺术风格

（一）图案造型丰富独特

贵州苗族蜡染图案丰富多样，在造型表现上融汇了写意与写实两种手法。苗族蜡染图案的题材有的是从古代铜鼓的花纹和民间传说中吸取所得，有的则是提取自然界中的花鸟鱼虫。苗族蜡染艺术图案造型总体趋向稚拙淳朴。其中冰纹占据了蜡染图案的灵魂地位。在苗族纹样图案中，以龙纹，鸟纹，鱼纹，蝶纹等应用最为广泛。

1.龙纹。龙纹在贵州苗族蜡染中是最为常见的纹样。龙纹的造型源于人们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幻想，他们认为龙是可以赐福于人，带给苗人幸福生活的神物。龙纹在蜡染上的造型也是多种多样。安顺蜡染的龙纹是曲线组成的抽象造型，而榕江的龙多为鸟首蛇身的具象纹样。

2.鸟纹。苗族的凤纹实际便是鸟纹。在贵州南部榕江、三都、丹寨等地区，鸟纹几乎在每张蜡染中出现。鸟纹的盛行与苗族生活中的山林多鸟的自然条件有关，与苗族男子爱鸟养鸟的生活习惯有关，与苗族姑娘按照绚丽的锦鸡打扮自己的故事有关，还与苗族关于鸟的古老传说有关。

3.鱼纹。鱼纹在贵州蜡染中以丰富的形态展现。鱼纹是多产多子的象征，是生命力的象征。表现鱼水相依，寄寓对美好生活的祝愿。在远古习俗中是中原民族所崇拜的婚配、生殖和繁衍之神物，这种现象在当今的汉文化中已经很难见到了。

4.蝶纹。蝶纹主要集中在黔东南地区，在这里，蝶纹造型最为丰富，有蝶翅人面的造型，有蝶身鸟足的造型，还有花、蝶合体等各种纹样，千姿百态。在榕江地区的蝴蝶造型有多种形态，一般以大蝴蝶作为母体形象，在它之外又有万物护身，或在轮廓之内进行丰富的装饰，在稚拙的形态中，显露出蓬勃的生机。

5.几何纹样。苗族几何纹样使用比较广、数量也颇多，包括有锯齿纹、雷纹、十字纹、“万”形纹、“井”形纹等。几何纹样，一方面表达了苗族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对大自然的崇拜。另一方面，苗族几何纹样还具有原始巫教性质，如山川纹、田丘纹、湖泊纹等。

（二）色调质朴静远

苗族蜡染在整体色调上多为蓝白两色。在色彩心理学研究中，蓝色是天空的颜色，代表着希望，而白色是白云的颜色，象征着纯洁与智慧。在蓝白相互交融间，又富有靛蓝、浅蓝、深蓝等颜色点缀，使整体色调既保持单纯而又不单调，使整个画面产生极富变化的色彩层次和幽静、深远、朴素、高雅的效果。同时也有彩色蜡染，即蓝色与彩色交替使用或在蓝色、白色的底布上，点缀以红、黄、绿、紫、棕等彩色，致使画面生动、活泼，同时营造强烈的色彩对比效果，在质朴中突显明艳。在染色方面，常用杨梅汁染红色，用黄桅子汁染黄色。靛蓝是最常用的染色染料，早在明代就已广泛用于蜡染艺术中。靛蓝不易褪色，而红、黄等色彩容易掉色。

二、贵州苗族蜡染在现代服装中的应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蜡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已逐渐被时尚设计师门挖掘，将其融入到现代流行的服饰中，将其古典与现代结合，给人以无尽的视觉盛宴。具体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动活泼地运用图案造型

在服装设计中，款式、面料、色彩、装饰等是不可忽视，甚至是必须考虑的因素，那么在蜡染服装的设计中，更加强调图案和染色的设计。蜡染的图案题材丰富，强调形象的趣味。在实际的蜡染服装设计中，不要刻意的模仿某种图案纹样的特征，强加在服装上，而是要顺应图案的规律和人体的运动和生长规律进行设计。比如，以苗族蜡染图案纹样鱼纹为主题的服装，可以将图案中以夸张的鱼鳞分别在不同的部位进行夸张，腰部的鱼鳞可以适当夸大些，而头上装饰的鱼鳞可以适当减小。再利用鱼的其他部位进行夸张造型，进而装饰在其他设计部位。这样，这套以苗族鱼纹为灵感来源的服装设计就衍生出来了。

（二）传递主观思想及传统文化

贵州苗族蜡染图案所流露的审美思想特别是蕴藏的民族精神通过服饰而展现得淋淋尽，同时透过服饰表象传递深厚的传统文化。设计者借用苗族蜡染艺术形式来表现主观的情感需求。例如图案的设计，一般可以采用局部、整体、中心等形式，对图案进行变形与提炼。也可将单一的蜡染图案进行重复排列，或者将图案进行夸张手法变形运用到服装的某个部位。通过这些艺术加工，设计者最终来传达自身真切的情感。

（三）现代科技与蜡染艺术的结合

同时，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现代高科技手段代替手工加工，可以利用电脑绣花进行机器刺绣或机器印染等加工方法，也可在面料上进行图案数码印刷，以及水晶烫片也可以实现在苗族蜡染面料上，或者采用珠串绣的效果。这样充分顺应了机械化的大生产。

三、结论

贵州苗族蜡染不仅具有具体的装饰纹样图案、质朴的色彩，同时拥有丰富的民族内涵和文化底蕴，我们在进行服装设计中，不仅要运用其具体的设计元素，更需要将其深刻内涵融入到设计中，体现苗族人民的文化和历史，同时又能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将苗族蜡染艺术形式融入服装设计中，是中国服装文化变迁的一把标尺，具有相当的价值。也只有这样，把传统把传统的艺术与现代的审美情趣和需求结合起来，才能使民族手工艺术有其更灿烂的明天。

参考文献：

篇9

一区域旅游中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推动作用

区域旅游，即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的旅游及其相关活动，它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尤其是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有效措施。被称为“土家摆手舞之乡”的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除拥有百里乌江画廊、酉水河、桃花源、原始森林等自然风景外，更吸引游客的是孕育在这片土地的人文旅游资源。土家族是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其独特的传统文化艺术展现出当地独具魅力的旅游吸引力，凭借着这些独特的旅游资源，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近年大力发展旅游业，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如图一①，从1998年到2009年，该县旅游收入呈递增趋势，但从局部可以看出，2002年之后，该县旅游收入增长较快，而2009年是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这是在该县提出“旅游兴县”策略以及制定《酉阳自治县旅游规划》之后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在《酉阳自治县旅游规划》中，拟重点打造桃花源景区、龚滩古镇、龙潭古镇、后溪古镇四个景点，推出了一系列以民族传统文化艺术为依托的旅游规划及措施：桃花源，辅以民族风情表演、土家织锦体验活动，并打造一条土家风情街，以土家织锦、花儿背、木雕等土家传统工艺为主要旅游产品；龚滩古镇，以土家吊脚楼为依托，形成“土家风情小镇”；龙潭古镇，以土家织染、土家乐舞坊等为内容打造土家风情街；后溪古镇，建设“中国最美土家山寨”，摆手舞、茅古斯、摆手堂、祠堂都将成为重点旅游资源而被运用②。如图二③，仅“国庆”黄金周期间，四景点在2009年的旅游收入约为2148.93万元，同比增长29.1%，其中桃花源景区2009年旅游收入约为781.35万元，同比增长30.1%，仅土家织锦销售收入就在10万元左右。由此可见，土家族传统文化艺术作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打造的优势旅游资源被加以有效利用，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旅游业要发展就必须形成产业，而产业发展必须有商品生产及交换，民族传统文化艺术作为区域旅游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资源，在其开发过程中必然也会出现商品生产及交换现象。同时，旅游者、旅游活动及东道主社会的介入，使区域内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必然受其影响而发生着各种变化。二区域旅游中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转变民族传统(tradition)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约定俗成的生活生产方式。不管是民族传统建筑、服饰、工艺美术都是在特定环境、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神圣性、独特性、唯一性、民族性，正所谓“文化是特定社会中人们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的总和，每一个民族都有其世代相传的价值观。”[1]面对着因旅游而带来的外界冲击，这些民族传统能够保持原生态吗？土家族摆手舞是土家族人们祭祀、狩猎、劳作等场面舞蹈化而形成的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它表达了土家族对祖先的崇拜、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理解和继承，具有神圣之意。然而，随着大批量游客的到来，摆手舞被规定在游客面前展示，成为一种“不可回避的义务”。土家织机是随人们日常生活而产生的生活必须品，而我们在桃花源景区看到的织布机却是为了展示给游客看，其目的是让游客体验所谓的土家族纺织过程。这些不再是民族所传承的传统仪式，不再具有“传统”的内涵而发生了变迁。当旅游者带着他们的文化结构旅游到此的时候，必然又使得这些传统文化与外界发生交流与碰撞，尤其是那种“帝国主义形式的旅游”或“殖民式的旅游”[2]到来的时候，必然使得当地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发生涵化或是变迁。文化变迁或者文化涵化都将使传统民族文化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而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是一个民族的象征符号，是应受到保护和传承的。但在变化着、前进着的现代社会，尤其是以民族传统文化艺术作为旅游吸引力资源的地方，难免会受到地方、外界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怎样找到两者的平衡点成为了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博物馆式的文化艺术与文化商品化

博物馆与旅游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它通过陈列展览的方式把区域内所有的文化艺术集中展示给游客。然而，博物馆是一个特殊的场所，它不可能成为直接的旅游产业或者旅游商品，从这一概念和性质而论，所谓的博物馆式文化艺术就是指那些在旅游区域内，具有吸引游客却不能直接作为旅游商品的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如民族传统歌舞、节日、建筑等等。文化商品化（commoditization），指旅游使得目的地社会一切能够吸引游客的文化都被标上价格而在市场上买卖。[3]酉阳桃花源景区是一个让游客青睐的地方，然而如果要在这里欣赏土家摆手舞，就得在景区内吃饭，因为摆手舞被附带在餐饮过程中。通俗而言就是有消费才有表演，而表演人员却是餐饮服务员，表演者只为完成表演而表演，对摆手舞知之甚少，不会多跳也不会少跳。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商品化现象，它借助于餐饮过程而间接收费。我们说土家族摆手舞是一种博物馆式文化艺术，它不能成为直接的旅游商品，但在这里它已经商品化了，因为只有游客消费才能欣赏摆手舞，表演者不再是以土家族的身份在展示，而是以一种为获取收益的工作者的身份在表演，他们的表演所传达的不再是摆手舞本身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只是一种特殊的经过包装的舞蹈形式而已。民族艺术是民族传统文化的艺术展现，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艺术，不断探索在新的历史时期里民族传统艺术的适应性转型。然而，那些依附于少数民族人民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文化艺术，一旦随着经济转型而“发展”，就不再是它自己了。因而，必须采用博物馆式的保护，必须维护民族传统艺术原有的生存环境，让民族传统艺术在属于自己的生态空间生存发展。要怎样保存这些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怎样使这些传统文化艺术形式走博物馆式道路而不被商品化是值得政府及旅游相关人员深思的问题。

（二）民族传统文化艺术重创与真实性的困惑

旅游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游客和东道主社会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游客体验目的地资源的同时也带来外界的文化、思想观念及价值取向，等等，当东道主社会在取得经济回报的同时又能得到外界的肯定和各种文化模式的影响的时候，他们的民族意识、民族自信心得到加强，更自觉更自信地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其直接后果可能带来民族文化的重创或文化复活。笔者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调查时发现，一种叫“柚子龟”的旅游工艺品在后溪古镇一家非旅游工艺品商铺出售。据说“柚子龟”是土家族长寿龟图腾崇拜的产物，寓意“健康长寿”，在2005年左右才重现后溪古镇。笔者在后溪河湾山寨也见到了土家族传统婚俗里的花轿，从花轿主人处得知，这是为了发展当地旅游业、复兴土家族传统文化的第一辆花轿。在酉阳县各景点还见到一种称为“炭画”的工艺品，它借助现代工艺表现土家族、苗族人物故事题材……这些事实都说明了，地方开始抢救那些濒临灭绝或是消失的民族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得到恢复和保护，但另一个事实却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收益。这里我们不免又会产生困惑，即旅游人类学中常提到的“文化真实性问题”（authenticity）。我们说博物馆里陈列的展览品、民族传统舞蹈、建筑物以及为日常生活生产需要而制作的各种服饰、工艺品等，都是真实的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体现。而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所见到的歌舞表演、服饰、民族工艺品难免是一种所谓的“舞台化真实”(stagedauthenticity)，它呈现给我们一种类似于真实的对象，正如戈夫曼（ErvingGoffman）“前台与后台”理论中所言，游客所领略到的只是前台的舞台化表演，而存在于“后台”的真正涵义是不可见的[4]。正如我们看到的为了旅游收益而拿一辆轿子在游客面前展示，为了获取利益而表演摆手舞。可见，东道主社会及其从事旅游工作的民众，通过重构、创新来复兴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带来的利与弊同在，其结局可能是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得到传承发展，也可能是传统文化艺术成为获取经济利益的伪真实产品。

三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原生态”与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

“原生态”，可以定义为没有被刻意雕琢，存在于民间的原始的、散发着乡土气息的文化艺术形态，然而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应当是变化发展着的活的生命体，积淀着民族生存过程中最精练的信息，是本土文明延续生长最基本的精神要素。在区域旅游中它对当地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不可否认它因此也在区域旅游中悄然转变，这种文化的变迁或者说转变是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我们要求民族传统文化艺术保持“原生态”必须是在深刻了解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基础上，合理地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尝试。这种对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原生态”要求也与区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相辅相成，区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当地的民族传统文化体现民族的鲜活特色。

（一）建立新型社区参与———文化保护模式，杜绝纯商品化交易

旅游业要发展，必然有当地政府、决策部门以及相关开发经营商的互动，然而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是社区的参与。民族传统文化是在各民族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社区是其不可或缺的生活环境的组成部分，它具有生活化的性质，社区参与有利于对这些公共资源的保护。同时，社区参与要以参与决策、管理、经营、监督、利益分配为主要内容，从而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这种社区参与旅游的新型方式，能够打破那种“因物质激励而参与”的思想局限。文化商品化现象的出现大都在于只为获取经济利益而“盗卖”文化，要使得这种现象较弱或消失，就要社区躬亲感受所处文化旅游资源带来的利弊，同时去反思他们的生活环境的重要性，从而建立一种正确的文化保护观念，在文化氛围中寻求经济增值。让社区参与旅游的过程还在于能够带动民众的积极性，笔者在酉阳后溪河湾山寨考察时发现，这里仅有的106户人家，只有酉水河沿岸的十来户户主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回应我们提出的关于发展旅游方面的问题，而住在“上坎”④的人家却只是一味地忙于农活，对于开发旅游态度“冷漠”。他们认为，旅游给他们带不来收入，还会耽误干活。当问及土家族文化时，他们更是知之甚少，而且认为要忙于生计也没必要去学。由此可见，社区参与旅游的重要性，只有当民众在其中感受到自身的价值以及所处环境的意义的时候，才能转变思想，积极参与到传统文化保护的队伍中，才能以主人身份来经营旅游事业，才能懂得文化保护与经济利益的平衡关系。

（二）真正做到“前台”真实与“后台”传统文化的衔接

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在旅游体验过程中，游客感受到的大多也是经过加工包装的地方文化。节日里的民族服装、舞蹈、戏剧都是在舞台化背景下出场的，这些传统民族文化艺术经过现代艺术转换而成为更“赏心悦目”的视觉影像，在旅游人类学看来，这就是舞台真实，即“前台”真实。但旅游人类学更担心的是，这种舞台真实所呈现的只是一种形式而没有内容，地方的传统文化艺术是一个民族异于另一个民族的标志，是镶嵌在民族潜意识里的生活方式，所以，会形成传统的节日、服装、民族生活工艺品，而这些都是一种主动且具有“神圣”意义的事情，当旅游把这些变为一种“义务”的时候，地方就不会感到这些是为自己而活动的。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就必须有“后台”作为衔接，人类学中所谓的“后台”就是游客所看不到的，只有这些地方的民众自己才知晓的民俗传统活动。在旅游过程中就应该好好利用这个“后台”，让“前台”的“义务”和“后台”的“自主”结合起来，让地方既能上台表演，又能充分意识到本民族传统文化依旧属于自己。如将旅游活动与民族传统节日分开，地方有开展自己传统节日活动的自由，有自己独立活动的区域。

篇10

文山是壮族、苗族为自治民族的自治州，居住着汉、壮、苗、彝、瑶、回、傣等11个世居民族，少数民族203.7万人，占全州总人口354.2万人的57.7％。1992年以来，我州先后成立了壮族发展研究会、苗学研究会、彝族学会、瑶族研究会、傣族学术研究会、蒙古族学会、白族学会等。8县（市）也相继成立了民族学会和民族活动小组。

二、各民族学会开展工作情况及成效

我州各民族学会的成立，是按社团组织程序批准成立的民间组织。多年来，各民族学会在州、县（市）党委、政府的关心下，在政府职能部门尤其是民族宗教部门的帮助和指导下，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挖掘、整理、传承、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为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了各民族与党委政府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多年来，各民族学会始终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宗旨，紧扣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主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维护全州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如砚山县的苗族学会，利用学会优势，将党的十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农村卫生保健知识翻译成苗语，制作成光盘免费分发给苗族群众进行宣传，并在苗族“花山节”活动场所循环播放，让苗族群众全面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充分发挥了党在民族地区宣传政策的喉舌作用。

（二）在挖掘民族文化，传承优良传统，构建社会和谐、维护民族团结中发挥积极作用。各民族学会成立后，坚持党的领导，立足实际，教育、引导和帮助本民族群众搞好生产、发展经济、积极组织开展各种民族文化活动，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工作中，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是结合本民族风俗习惯，举办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活动。如壮学会的三月三、陇端节、花街节、红饭节，苗族的花山节，彝族的火把节、荞菜节、花脸节，瑶族的盘王节，傣族的锦库节，白族的太平节等活动，在这些民族的节日庆典活动上，开展丰富多彩的各种少数民族体育竞技比赛、舞蹈表演、民歌比赛、服饰展演、民族特色食品制作比赛等活动，不仅弘扬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还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团结交流发挥积极作用。二是各民族学会在维护当地经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做大量工作。各少数民族学会紧紧围绕当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把“稳定、团结、发展”作为各学会的重要工作任务来落实。如广南县苗学会，在城市拆迁、农村各类矛盾纠纷中，在党委政府需要帮助时，他们义不容辞，出面调解。在协会理事成员的耐心细致的思想疏导下，使各种尖锐矛盾迎刃而解，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发挥应有作用。

（三）在繁荣经济和促进少数民族脱贫致富奔小康发挥积极作用。各少数民族学会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业务指导，牢记宗旨，按照学会章程开展活动，尽心尽力，关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为繁荣经济文化和促进少数民族脱贫致富奔小康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各学会根据各民族风俗习惯及特点，教育和引导各民族群众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壮族、苗族、彝族等学会引导和组织青壮年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从事民族服饰生产经营等工作。如砚山县苗协会，自2008年成立以来，引导部分苗族农户种植重楼90余亩、种植三七、万寿菊达1000余亩；引导外出劳务年收入上亿元；招商引资20余家苗族服饰生产一条街坐落砚山县城区，带动就业1000余人，实现年利润100余万元。二是用实际行动努力实践“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各少数学会不仅充分发挥纽带桥梁、宣传、维稳、和谐发展作用，还在少数民族人才挖掘、培养、资助贫困生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力所能及的事。如广南县苗学会号召全县苗族同胞捐款5万余元资助考取清华大学的学生；砚山县的苗族协会，举办了一期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专题培训班；2011年起，砚山县苗协会先后筹款18万元，资助94名贫困大学生、13名高中生、2名初中生。少数民族学会的这些善举，为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困难学生圆大学梦做了积极的努力。

(四)发挥社团优势，开展调查研究，学术成果丰硕。文山州少数民族众多，历史悠久，各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创造了优秀灿烂的民族文化。各民族学会以传承优秀民族文化为己任，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挖掘和整理，使各民族的民间文学、民族故事、文物、古迹、文学作品、民族风情、民族语言等濒临失传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技艺得以保存下来，为保存民族文化的原貌和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如壮学会的《侬智高问题论文资料集》、《壮族鸡卜影印释注》、《那文化探源》，苗学会的《苗族指路经》、《文山苗族民间文学集》、《文山苗族芦笙辞》，彝学会的《文山州彝族民间故事集》、《文山州彝族民间诗歌集》，傣学会的《文山州傣族志》等，其他民族学会也紧紧围绕本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积极开展调研和学术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三、 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一）经费保障不足。经费是学会开展活动的保障。各民族学会想做的事情很多，特别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整理、挖掘、传承等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方能完成，而民族学会是非盈利性组织，没有经济来源。州级和大部分县级学会维持日常运转是靠会员缴纳的会员费和个人自愿捐款或向各级组织申请补助的，因此，学会普遍存在经费紧缺的情况。目前，全州只有文山市、广南县和富宁县将各民族学会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文山市10万/年/学（协）会，广南县5万/年/学（协）会，富宁县5万/年/学（协）会。州民宗委自2012年至2015年3月从民族机动金中给州各民族学（协）会安排经费58万元，对于各学会制定发展规划，开展各项工作也无奈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由于经费紧缺，在抢救濒临消失的民族传统文化方面，举步维艰，难以组织实施。

（二）无固定办公场地。调研了解到，全州州级、县级各少数民族学会均无固定办公地点。因没有办公场地，各民族学会挖掘整理出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片、影像资料等，只能分到各理事成员分别保管，影响了各民族学会在开展民族传统文化挖掘、整理、传承等方面作用的发挥。同时也给资料的安全、完整保存带来一定风险。

（三）对民族学会的管理、指导有待加强。由于民族学会是社团组织，在工作中，社团松、散，工作无规律，目标不明确，工作无计划，没有硬性指标约束；组织化程度不高，内部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健全，活动的开展和内部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对民族学会的人才培养和政策法规指导有待加强。各学会虽然都有协会管理章程，但约束力不强，给会员管理、教育、培训工作带来一定难度；学会章程缺乏激励机制，大部分学会理事会成员均由公职人员担任，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从事民族理论研究和民族文化工作仅凭一腔热情和使命感，创新性和人才培养不足，给学会的调查研究和学术交流带来一定影响。

四、几点意见建议

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学会在各民族地区发挥少数民族和党委政府的桥梁纽带、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宣传民族政策的喉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起到积极作用。为进一步规范我州各民族学会健康和谐发展，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一）制定出台相关管理规定，规范化管理各民族学会工作。民族学会是社团组织，松、散是学会的主要特征。但民族学会在本民族内部具有一定的威望和感召力，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目前大部分各学会理事成员均由公职人员担任，有个别学会理事长为处级以上干部担任，违反了中央相关规定。因此，要加强研究，争取尽快出台相关民族学会管理办法措施，消除会员误解和疑虑，使各民族学会真正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二）加大经费投入，争取将各族学会活动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目前大多数州、县（市）级民族学会的活动经费靠退休老领导和在职的领导干部“化缘”而来，吃上顿愁下顿，给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挖掘和学术交流带来一定难度，制约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学会的责任感和凝聚力。因此，建议将州、县（市）级的民族学会活动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以保障各学会活动正常开展，发挥其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