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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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字；图形；服装；设计

1?汉字的渊源

汉字，是指中文字、中国字，是汉字文化圈广泛使用的一种文字，属于表意文字的词素音节文字。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汉字至少已经有五千年的历史了。汉字在商代时期已形成相当系统的文字体系，有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文为证。汉字发展至汉朝才被命名为“汉字” ，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同时也是流传时间最久的文字之一。

2?汉字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价值

2.1?汉字应用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可以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

汉字经历了五千年的传承，是中国人民所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服装设计中融入汉字作为装饰图案，可以很好地传达出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强烈的视觉效果。装饰有汉字图案的服装作品在国际时装界中会显示出中华文化独特的魅力。

2.2?汉字为现代服装设计注入新的设计元素

现代服装设计中各种各样精美绝伦的图案是服装设计中常见的一种装饰手法。在现代服装设计中使用汉字作为图案来进行装饰是一种新方法，在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的同时还可以为现代服装设计注入新的装饰语言。我国传统文化中那些鲜活的设计元素是现代服装设计取之不尽的源泉。

2.3?汉字应用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可以满足人们文化消费的需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增加，对于文化内涵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用汉字来进行装饰，可以体现消费的文化品味，增加了对服装品牌的亲切感，从而使消费者产生购买的欲望。装饰有汉字图形的服装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对文化的需要并凭借其特有的中国传统文化迎合了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文化需要。

3?汉字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运用

3.1?直接以汉字作为图案装饰在现代服装中

直接使用汉字作为图案装饰在现代服装中就是指使用手绘或者印花等方式，将汉字直接书写、拓印在服装上使其有一定的装饰功能。中国的汉字有五千年的历史，后来还发展成了书法艺术。经过历代书法家的不懈努力，更赋予了汉字丰富的文化内涵。书法的种类也十分丰富例如：篆书就包括大篆与小篆，篆书的主要特征：结构严谨、笔画圆转、古拙真率。隶书是由篆书演变而成的书体，隶书的主要特征：笔画横平竖直、浑厚质朴、端庄稳健。草书有小草、狂草之分，草书的主要特征：简练连贯、气势畅达痛快。楷书也称正书或真书，唐代是楷书发展的鼎盛时期。楷书的主要特点：工整严谨、挺拔秀丽。行书其主要特征是：用笔多变、风驰电掣、实用性强。

汉字为现代服装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设计形式和多样的装饰手法。服装设计可以根据服装的主题需要选择相应的汉字、字体和书写形式，也可直接把著名的书法家的作品印染在服装上，来体现服装的设计主题。

3.2?利用汉字的寓意性来体现服装的特征

汉字有许多读音相同，字义相异的字，所以就可以借助汉字谐音的特征来表达吉祥的寓意，例如：“鱼”与 “余”读音相同，“芦”与“禄” 读音相同。服装设计师就可以利用汉字的谐音来表达吉祥的寓意，另外汉字还有很优美的线条具有很好的装饰性，因此直接将这些寓意吉祥的文字装饰在现代服装上是一种很好的表现方法。如“福”、“禄”、“寿”、“喜”等寓意吉祥的文字就经常装饰在一些中老年的服装中。巧妙的利用汉字本身具有吉祥寓意在服装设计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可以起到装饰的功能还具有了特殊的吉祥寓意。

3.3?汉字的图案化

汉字的图案化是由字形到图案的设计，根据汉字的内容含义，把汉字进行加工、夸张、变形，或者在原来笔画的基础上进行装饰使文字图案化。夸张变形后的字体在外形和结构上会稍有改变，但汉字必须容易辨认。汉字的图案化很有生动性和趣味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变形后的汉字装饰在服装中不仅能起到很好的装饰功能又增添了艺术性和欣赏性，使人过目不忘。

3.4?汉字和其他图案的组合运用

使用汉字装饰服装时，还可和其他的图案组合，这样使整个图案更加的丰满，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例如：龙象征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我们在设计服装的时候就可以把龙的文字和图案组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图案装饰在服装中。这种文字与图案的组合可以利用冷暖色彩的组合造成视觉上强烈的对比。汉字与其他图案的组合运用在现代服装中不仅可以体现服装的个性而且更受现代消费者的青睐。

4?结语

总之，汉字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们中华民族最辉煌灿烂的文化之一。绚丽多姿的汉字为我们现代服装设计提供了更多更新的设计元素。我们相信装饰有中国汉字的服装一定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T型台上，一定会迷倒众多的消费者。

参考文献：

[1]《服饰图案》[M] 赵雪玉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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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传承我国的文化精华

传统文化本身就意味着整个民族在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及价值取向这几个方面的精华，说它是我国文化核心也不为过。当然，个人理解角度不同，有人认为传统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他所指的传统文化概念就相对广泛，本文所指的传统文化恰恰指的是排除糟粕之后的一些基本的文化意象。当今，我国国民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是比较大的，他们往往偏向于以西方为美、为好，很多人恨不得说西方的月亮都更圆、更亮，这种文化心理使得我国的传统文化处在了十分弱势的地位，很多民间艺术失去了传承不说，一些重要的文化精神也不再为人们所重视，这是十分悲哀的。在现代建筑景观中去表现我们的传统文化不仅是一种民族特色的体现，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唤起全民文化回归的心态，有利于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1.2体现自己的文化气场

建筑和文化一向相辅相成，紧密联系。建筑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体现着文化，反映着时代的独特意蕴，表达着非常丰富的精神意义。所以失去文化内涵，建筑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当今，我国一直提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就是要表现出我们国家在文化领域的话语权，让世界都看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与博大。那么如何体现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呢？笔者认为，建筑风格的改变是个非常鲜明的标识和符号。如今很多外国人纷纷来到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如果他们踏上我们的国土却发现我们的建筑风格还在模仿他们的建筑特点，还在追风他们的时代特征，又怎么会真心去认同我们的文化？所以，我们只有从自己的内心出发，首先承认自己的文化优势，并以传统文化为荣，才能真正提升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体现自己的文化气场。

2我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建筑景观中的应用策略

2.1以特色精华文化为重点

在现代建筑景观中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的前提是设计者本身应是一个传统文化的精通者，最起码也要对一些重点文化元素有所了解，比如天地相融理念。我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最大特色就是我们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自然之境，这正是我们东方人的艺术品位与人文精神的体现，这一古老而深刻的传统哲学亦是我们应该在建筑设计中着力体会与琢磨的。再如意境，中国的古诗中最讲究意境二字，古人追求的就是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觉，但凡是这样的诗才算是真正的好诗，所以意境恰恰也是我国建筑美学中的最高水平与境界，即人们虽然只看到了眼前的建筑，但它的那份神韵却能够使人产生无限的美感与遐思，这种形神兼备、虚实相生的辩证统一是中国建筑不应抛弃的重要文化精神。

2.2创新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

到目前为止，我国多数表现传统文化的建筑采用的基本都是表面的符号形式，比如轴对称、琉璃瓦、大屋顶，这些表面形态的确是我国古典建筑的主要特征，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我们可以将建筑原型加以变化，简化、重构、变形、错位、反转等手段都可以去尝试，相信凭借国人之才，只要用心此道，创造出真正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的建筑并不在话下。例如，贝聿铭，他是我国著名建筑大师，对传统文化了解极深，他将传统文化的精华融合到建筑作品中，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美的享受。例如，他在1982到1990年间设计的北京中银大厦，入口楼梯处动感十足、富于变化、现代味浓重的玻璃结构恰恰像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竹子形象。中国自主以竹为美，所以十分富于中国特色，另外它的中庭布局很像北京的四合院，这也是另外一种传统特色，不失中国人民族性格中的内敛和稳重。除了贝聿铭外，一位西方建筑师阿德兰•史密斯设计的上海金茂大厦也是一件十分出色的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建筑作品，他从我国传统古塔造型及原理中发现了可以与现代结构相融合的形式，并用抽象的表达手法将塔的比例节奏表现在了金茂大厦中，所以也非常经典。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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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成绩可喜

《经济》：在2016年，文化产业中可圈可点的地方有哪些？

郭凡礼：2016年中国文化产业仍然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产业规模大幅攀升，文化产品种类异彩纷呈，文化从业者人数暴增，文化类产业园受到了民众普遍好评。尤其是文化类的产品更新速度惊人，文学精品和互联网文化产品供给增加，快节奏、高质量、亲民化的形式和内容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文化产业逐渐改变了之前给人枯燥乏味的印象。

数据显示，2016年前三季度，文化及相关产业10个行业的营业收入均实现增长，文化服务业快速增长。其中，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的4个行业分别是：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其营业收入为3917亿元，增长30.8%；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878亿元，增长20.1%；文化艺术服务业203亿元，增长17.7%；广播电影电视服务业1081亿元，增长13.6%。

分区域看，东部地区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2001亿元，占全国比重为75.2%，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为9176亿元、3994亿元和711亿元，占全国比重分别为16.4%、7.1%和1.3%。

结合2010年到2016年指数的变化趋势，从整体态势来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平均值基本呈现正增长的态势，体现文化产业在经济下行大环境中逆势上扬的特征。

而且，为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2016年财政部对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模式作出重大调整，即加快由无偿向有偿、由直接分配向间接分配转变，努力实现市场化配置目标。一方面，完善财政参股基金出资模式，适当扩大参股基金范围，安排10亿元参股全国14只优秀文化产业基金，直接撬动其他各类资本120亿元；另一方面，聚焦双创融资难题，首次探索开展债权投资扶持计划，形成财政出资引导、文投集团配套跟进的全新投入机制。其中，中央财政出资5.6亿元、带动配套46.8亿元，为破解长期困扰文化企业发展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文化+教育+旅游”被看好

《经济》：您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文化产业将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

郭凡礼：文化产业是大消费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是我国文化产业进入深耕细作的一年，传统文化和新兴文化产品的融合将更进一步，文化产品的规模和质量会大幅提升，特色化、民族化、年轻化等特点将更加明显。

《经济》：具体到哪个行业比较有发展潜力？将会有怎样的发展模式？

郭凡礼：中国消费结构的前三次升级分别是基本生活用品消费、彩电和冰箱消费、汽车和住房。第四次消费升级会向旅游、教育、娱乐等文化类消费品转变，文化消费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认为传统文化教育是最有潜力的行业，也是大文化产业的重要分支，文化兴国的理念会进一步与传统文化教育结合起来，进而带动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传统文化教育跟现代文化教育有很大区别，其发展模式也更灵活多样，私塾式培训机构会逐渐兴盛，网络式教育培训也将有更多企业涉足，与中小学结合的国学馆有望迎来爆发期。

另外则是文化与旅游、文化与制造业的结合越来越明显。随着文化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深度旅游将会出现。同时，把文化的内涵或元素植入到建筑装修材料当中，这种文化和制造业的结合，既提高了产品的文化含量，又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

《经济》：要达到文化强国的目标，文化产业还需从哪些方面发力？

郭凡礼：文化强国的实现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需要政府、市场、投资者、普通民众、教育者共同努力。政策的颁布需要考虑市场供需关系，投资者需要根据市场作出更加明智的投资决策，教育者更要具有奉献精神，普通民众则需要理性看待文化产品，积极参与文化活动。

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为23940亿元，比2013年同期增长12.1%。2015年，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为27235亿元，比2014年同期增长11%。2015年，文化产业得到资本的热切关注，场内文化板块的上市公司受资本追捧，场外文化产业并购热点不断，进一步完善了文化产业的供血能力。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12月25日，文化传媒行业共发生并购事件166起，除23起未透露并购金额，其他并购总规模达到1499.04亿元，同比增长50%。

综合来看，2017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将达到3.4万亿元，未来5年（2017-2021）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11.32%，2021年增加值将达到5.4万亿元。

“带状发展”为主要特征

《经济》：目前来看，文化产业还会有哪些机遇？

郭凡礼：从消费需求上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新兴业态大量涌现。

从投资需求看，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文化、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新要求。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出口结构转型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机遇和挑战。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实际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人口老龄化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更多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文化进步，因此，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目前环境的承载能力已经接近或达到上限，为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的方式看，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来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经济》：未来一个时期我国文化产业会呈现怎样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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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由男女两性组成，依据个体特点和社会需要，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这些角色是在社会文化的强制性惯例和非强制性惯例下形成的。与生俱来的生物性是性别角色的塑造基础，但人的社会性赋予了性别角色更多的文化解释。两性性别角色的差异更多地体现了社会文化对社会角色的不同期待与塑造，而社会文化的差异又与民族、传统文化、地区、社会阶层等因素息息相关。在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知识与技能的获取、生活目标的选定、言行举止的规范等，都渗透着对性别角色的期待与塑造。社会文化的这种固有期待与塑造，形成了两性性别角色的分野和相应的行为模式，两性性别角色各自的行为模式反过来又促成了相应的社会价值取向。社会文化对两性性别角色的不同期待贯穿于他们一生，而对性别角色的塑造在儿童时期就已开始[4]236。正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所言：“文化总是煞费苦心，千方百计地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使一个新生儿按既定的文化形象成长。”[5]从广义上来讲，“包括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创造活动在内的人类的所有的活动及其结果，均可称之为文化”[6]。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有着活的生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人，在现实生活的强劲脉搏里，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7]。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是影响其社会文化的重要因素，传统文化的历史性、遗传性决定了传统文化区别于社会文化，但传统文化的现实性又决定了它已经融入到社会文化的血液中，对社会文化产生重要影响。两性性别角色的构建，正是融合了传统文化的社会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对两性社会价值的不同期待对男女两性潜移默化和影响的结果。本文拟结合佤族传统文化中的劳动分工、习俗和游艺活动，分析佤族传统文化在性别角色构建中的作用。

二、佤族传统文化在性别角色构建中的作用

（一）劳动分工及其在性别角色构建中的作用

农耕是佤族最基本的生产方式，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人们形成了按性别进行劳动分工的习惯，男性分担赶集、打猎、犁田耙地和盖房子等，女性的主要工作是纺线织布、舂米和煮饭等。这种有性别差异的劳动实践主要通过父母在劳动中的言传身教来加以引导，并且贯穿于从婴幼儿到青少年的整个过程之中。与许多社会的婴幼儿一样，佤族的婴幼儿从其有记忆时就对社会性别分工有了模糊的感知。由于祖母、母亲或年长的姐姐担当了照顾婴幼儿的主要责任，使被看护的婴幼儿产生了看护者为女性的感觉，这种感觉到了三四岁时开始转化为认知。到六七岁，佤族农家儿童一般就会按照社会文化惯例参与日常生产活动，开始学习一些传统的谋生技能，并从事家庭和田间的辅劳动，并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性别分工：女孩子会跟随母亲、姐姐学习采集野菜、喂鸡、喂猪、纺线、洗衣及看护年幼的弟妹等“女性”劳动；男孩子则会由父兄教授如何使用刀枪弓弩，如何杀鸡宰牛、砍树烧地、犁田耙地等“男性”劳动。十岁左右，佤族男女两性儿童就各自基本上掌握了符合自己性别角色的本民族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可以说，劳动分工是明确佤族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的第一步。

（二）习俗及其在性别角色构建中的作用

习俗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约定俗成的习惯，积淀了该民族千百年来的生活经验、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是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4]240。由于在解放之前佤族没有法律，习俗在社会中起到了调节人们行为规范、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功能。本尼迪克特认为：“风俗习惯对人的经验和信仰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它的表现形式又是如此千差万别。……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一刻起，他所面临的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3]习俗作为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两性性别角色构建的作用是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的。佤族的习俗主要包括节庆、祭祀、婚姻和禁忌等形式。

1.节庆及其在性别角色构建中的作用

佤族人普遍信仰以“万物有灵”、“灵魂不灭”为特征的原始宗教，他们的许多节庆都与“灵魂”相关。佤族人认为谷物有魂，只有谷物和谷魂合一，谷物才耐吃，吃的人才容易吃饱，所以在每年谷物收割之后，还要把它们的魂也都捉回去，这被称为“叫谷魂”。一般由主妇负责“叫谷魂”，她们到收割谷物后的地里，摆上祭品祭祀谷魂，并念祝词。在念完祝词后，她们从地里拣一些收割时掉落的谷子，装到随身带着的背袋里，一路摇着铜铃回家。“叫谷魂”由女性来负责，是因为“谷物在大地上播种、生长、结实、收获，这个循环重复的过程，与妇女一代代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的过程同出一辙”[8]。而在主妇捉回谷魂后，由男主人把拣回来的谷子，供到供奉祖先的家堂上[9]34。佤族还有一个与“叫谷魂”相关的传统节日，即“新米节”。过“新米节”的时间根据农作物成熟的时间来定，一般在每年农历八月（佤历十月）。过节时，佤族人以村寨为单位，首先集中到村寨头人家（头人一般由村里德高望重的男性担任），然后请三四个七八岁的女孩，身着盛装到谷田里去“叫谷魂”，以祈求谷物能粒粒饱满，获得丰收。之所以由女孩来“叫谷魂”是由于女孩蕴含的生育能力与谷物结果实的能力具有相似性，女孩与谷神之间的交流，能保佑谷物饱满丰收，同时也能保佑女孩成年后能具有较强的生育能力。女孩们在叫谷魂后，会选择性地采摘一些粒大饱满的谷穗（称为“新米”），带回头人家。之后，聚集在头人家的佤族人开始杀鸡、宰猪、煮稀饭等等，并从女孩们采回的谷穗上剥几粒谷子丢进正在煮着的稀饭里。然后，头人便开始念祝辞，大家共进佳肴[10]。佤族女性在“叫谷魂”中充当的与“谷魂”沟通的角色主要强调了女性生儿育女与谷物成长结果的共通性，因而这项活动强化了女性作为生育者的角色；而作为“供奉祖先”的实施者、作为新米节召集者的“头人”都由男性担任，则强化了男性在宗教公共事务中的领导者地位。

2.祭祀及其在性别角色构建中的作用

从佤族人的两大祭祀习俗拉木鼓和猎人头祭祀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祭祀及其在性别角色构建中的鲜明作用。佤族人认为木鼓是通天的神器，是人神沟通的重要方式，所以拉木鼓就成为佤族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所谓“拉木鼓”，包括从木材的选定，砍木材到砍回木材后取牛肝看卦占卜吉凶，利用此木材制作木鼓，以及对制作好的木鼓进行的剽牛祭祀等内容，其中每一道程序均由身强力壮的男性来承担，主持“拉木鼓”的魔巴（巫师）也由男性来担任。木鼓形似女阴，隐喻着女性的生殖能力，这种只能由男性参加拉木鼓的习俗，“反映了‘异性相引’的本能，只能由男性去求、去拉，因为木鼓是主宰生殖和繁衍的女性”[11]。通过拉木鼓的活动，强化了男性在宗教公共领域的主导者地位，同时也强化了女性作为生育者的性别角色。猎人头祭祀习俗虽然于1958年被废除，但它原本是佤族人最神圣的祭祀，这种仪式源于原始自然崇拜。佤族人认为，木鼓在，神灵就在，木鼓响，神就会显灵。如果不用人头来祭木鼓，木鼓就敲不响，神就会生气，鬼也会来欺负人，庄稼也长不好，人和牲畜都会饿死。在整个猎人头祭祀活动中，男性充当了主要角色。他们猎取人头后，举行盛大的迎头仪式，并将人头供奉在安放木鼓的木鼓房。妇女们则为人头梳洗、化妆，并向人头哭诉：“人家有脚你也有脚。你为什么不跑，让我们捉住你，为什么你不长眼睛，让我们砍了你的头。”[12]对于男性来说，猎人头需要勇敢、果断和坚强的品质，而女性“哭人头”的习俗，则说明女性虽然认为猎人头是基于祭祀的需要，但仍对人头怀有怜悯不忍之心，表现出其善良、怜悯的性格特征。猎人头祭祀活动中的两性不同分工，表现出佤族文化对男女两性不同性格特征的期待和塑造。

3.婚姻及其在性别角色构建中的作用

在佤族人的婚姻中，妻子依附于丈夫，受丈夫支配。在婚姻的缔结过程中，男方除了负担婚礼的所有费用外，还须支付女方家族一定的聘礼，即“奶母钱”和“买姑娘钱”。“奶母钱”指女方父母抚育女孩长大成人的费用，这笔钱在结婚时必须付清。“买姑娘钱”则是女儿的身价，可在结婚时支付，亦可婚后付清，自己付不起，则由子孙偿还。这种聘礼实有买卖女性的性质。佤族社会典型的婚姻形态是一夫一妻制，但也存在多妻习俗。男子以多妻为荣，认为“婆娘没有两个，不是汉子”[13]145，且丈夫对妻子有统治权，如妻子与其他男子有不正当关系，丈夫一般会驱逐妻子，向奸夫索要财物，并抄奸夫的家，但如丈夫不喜欢妻子则可丢妻。所谓“丢妻”指丈夫不与妻子同居，被“丢”的妇女可留住夫家，亦可搬开另住。丈夫“丢妻”后不再对妻子承担任何责任，且不受舆论谴责。另外，如果婚后无子，男子也可以在与原配妻子继续生活的同时，再娶其他女子。社会对妇女改嫁的评价，则远没有男子再娶宽松，社会对因被丈夫遗弃或不满包办婚姻而改嫁者是同情的，对因喜新厌旧而改嫁的，则歧视之，称为“乱作乱搞”[13]149。在家庭财产的继承上，佤族奉行绝对的男子继承制，妻子和女儿没有继承权，即便无子，家长去世之后财产也只能由同姓男子继承。显然，佤族社会的婚姻习俗强化了丈夫的绝对主人地位和妻子作为丈夫“奴隶”的角色。

4.禁忌及其在性别角色构建中的作用

禁忌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国际学术界将其统称为“塔怖”（Taboo）。“塔怖”原是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中的汤加岛人的土语，基本含义是“神圣的”和“不可接触的”，后被引申为“神圣的、不洁的、危险的事物，以及由于人们对其所持态度而形成的某种禁制”[14]。佤族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认为任何不洁的东西都会惹怒神灵，与之接触会带来灾难。女性由于特殊的生理特点，被认为不洁，凡与女性月经或怀孕等“非正常”生理特征有关的东西都被视为禁忌，因此佤族妇女不能跨过男人的头和男人打猎用的弩、枪等，若跨过了，男人就不会打中野兽；男子出外打猎，遇见妇女不能与之说话，如果说了话，就不可能打到猎物。佤族妇女在男人集会的地方，不能随便从男人面前走过，否则会被视为没有礼貌。若妇女要在男人面前走过，必须低头弓腰，双手按住裙子下摆，并足慢行，否则会被斥为贱妇。孕妇的行为也要遵守一定的禁忌，佤族人认为孕妇不能摸死人棺材，其丈夫也不能抬棺材，若是抬了，孕妇容易流产，生下来的婴儿会畸形；孕妇床边的墙上不能挂晒衣服，若是挂了，孕妇容易流产、早产，生下的孩子会得软骨病；孕妇不能打蛇，若是打了，生下的孩子会经常伸舌头；孕妇及其丈夫不能做竹筒、砍凿舂臼、搭水槽，否则，生下的婴儿会畸形[4]102。佤族人还禁止孕妇吃祭祀的饭菜，因为祭祀是严肃的宗教活动，祭祀用的饭菜作为祭品专供鬼神享用，只有鬼神享用完后，正常人才能分享，而孕妇不属于“正常人”之列，一张嘴供养两个人，不仅会把他人的食物吃尽，同时也是对鬼神的不敬，孕妇如吃了祭品，就会招致神鬼的惩罚，其胎儿或是畸形，或是流产[4]112。这些禁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视女性为不洁之物，这必然对女性产生她们不如男性的心理暗示，从而使女性在生活中更加依附于男性。

（三）游艺活动及其在性别角色构建中的作用

游戏不仅是开拓儿童生活空间、促进儿童智力发展的最佳途径，而且是儿童学习规则、体验社会角色的重要方式，游戏的方式也体现着不同的性别特征，是两性性别角色构建的重要途径。佤族男孩的游戏多与技巧、力量有关，如“顶头”游戏、“抢牛肉”游戏、“转陀螺”游戏等；女孩的游戏则更多地体现了安静、心灵手巧的性格特点和作为“照顾者”的性别角色，如“簸石子”、“过家家”等。“顶头”是佤族男孩模仿斗牛的一种游戏。男孩们上山放牛时，往往会在山坳里进行顶头比赛。两个男孩面对面手撑地，膝着地，互相寻找进攻的机会。猛然两人的头紧紧顶在一起，双方都使劲用力，直到一方把对方顶翻在地[15]。“抢牛肉”游戏是佤族成年男子的“砍牛尾巴”抢牛肉活动的变种，佤族儿童通过模仿，将其演变为一种游戏。其具体做法是：男孩们以大瓜为“牛”，用四根手指粗细的竹棍插入瓜中作“牛”的四肢，以一株草作“牛尾巴”。进行游戏时，大家围着“牛”一边吃喝，一边亮出手中的“刀子”。当其中一人举“刀”砍断“牛尾”时，大家蜂拥而上抢割“牛肉”，谁抢得最多，谁就最能干[15]。“转陀螺”不仅男孩喜欢玩，也深受成年男子喜爱。陀螺形状多样，有高脚、矮脚和鸡枞（云南的一种野生菌）等形状，均用木头制成，呈圆形，直径约为6厘米，高约7–8厘米，头大身细脚尖。玩时，游戏者用细绳抽打陀螺，使其不断旋转且发出清脆的嗡嗡声[16]。佤族女孩子们玩的“簸石子”游戏需要一定的技巧，其玩法是：二至三位女孩子在一起，每个女孩依次用先用左手将50粒石子往空中抛，然后用右手尽量多地接住落下的石子，再用右手抛接住的石子，用左手接。如此反复三次算一局，谁接住的石子多，谁就在游戏中获胜。“过家家”是孩子模仿成年人生活的一种游戏，流传于全国各地，也深受佤族孩子喜爱。在人们的印象中，过家家被认为是更属于女孩的游戏。这个游戏一个人或几个人都可进行。女孩们往往把自己当成玩具娃娃的妈妈，将玩具娃娃当成自己的孩子。在游戏中，她们学习着如何照看孩子，这实际上是在模仿现实生活中母亲对孩子的照顾。总之，佤族传统的性别化的劳动分工使佤族男女两性从小明确了自身的劳动分工；包括节庆、祭祀、婚姻和禁忌等在内的具有性别差异的习俗确立了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领导者地位，同时也强化了女性生育者、附属者、柔弱者的性别角色；性别化的游艺活动塑造了男性以力量为特征和女性以安静为特征的性别气质。通过上述途径，佤族男女两性逐渐形成并适应了为社会文化所普遍认可的性别角色。

三、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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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美术作品中的许多造型都是主观地随意创造的，并不遵循客观事实的物象，更多的是通过夸张变形的创造手法使造型特征更加生动、有趣，达到视觉上的直观，这种手法不同于西方标准比例的造型概念，而是更为突出物象最典型的特征，使艺术特征和形式感更强，从而表现物象的内涵与本质，使人一目了然。如民间美术中的面具造型大多都是通过人们的主观想象，抓住事物的主要特征对面具加以夸张变形；又如皮影的造型，身体四肢以夸张和变形的手法使得造型的形式感更强烈，非常形象地阐明了夸张与变形是中国民间美术造型的重要特征之一。现代陶艺家将这一重要特征运用到现代陶艺创作中，可以开启陶艺家创作的思维空间，增强“以变求新”的创新能力。如吕品昌的陶艺作品“阿福系列”（见图1）并没有停留在纯粹形式的探索上，其形式因素的意蕴化和民族化是他创作语言探索的目的和关注的重点。“阿福系列”是从无锡惠山的“大阿福”作为创作的原形，但是吕品昌没有直接去表现传统的吉祥如意，而是利用陶艺泥性的柔软性、延展性和可塑性，最大程度地夸大了民间美术中的阿福造型的扩张感和饱满感，从肥胖的造型语言里体现作者对民间美术以夸张为主的造型多样性这一特征的重新诠释，在形式语言上让人感到一种和谐和饱满的美学追求，合乎逻辑地开发出陶艺语言的表现潜能。由形式意趣上流露出幽默和喜庆，使“阿福系列”看上去颖异而又亲切、陌生却又熟悉，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感。

寓意丰富的象征性

在民间美术的造型特征中，广泛地采用象征性的艺术手法，将一件事情或一组物体表达出美好吉祥的意义，始终遵循着祈福求安的创作思路来表达一定的思想和情感，这是因为中国人在感情的表达上含蓄内敛，不会将内心感受直接外露，所以往往采用寓意的手法，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物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如“并蒂莲”隐喻夫妻恩爱，“桃、灵芝”寓意长命百岁，“石榴、葡萄”寓意多子多孙，这些都蕴含了传统民间文化的吉祥寓意，也是民间文化中最常用和最为大众所接受的一种方法，并且表现得淋漓尽致。如陶艺家姚永康有着扎实的雕塑基础，并熟知瓷泥的禀性，对泥性掌握拥有深厚的功力，他的陶艺作品“世纪娃”（见图2）吸收了民间刺绣和民间面花捏塑中的娃娃、莲子、麒麟等象征寓意符号，通过泥性的写意表达暗喻着人们对生命的崇拜，把民间美术的精神、形式语言沉浸入自己的审美心灵之中，创作了具有浓郁乡土、自然气息的作品。作品采用了泥片卷曲和手工捏塑成型相结合的塑造方法，即注意了形象的变化，又注意了泥条、泥片之间的皱折疏密变化，表现出随意、自然的艺术风格，创造性地再现了民间美术中寓意手法的精髓，也寄托了现代人对生命繁荣、幸福安康的美好祝愿。

概括和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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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羌族纹样 文化内涵 传统元素 时尚设计 创新应用

在现代时尚设计中，运用传统的元素，使其满足当代消费者的审美需求，通过对传统元素的在设计体现出我国传统文化的底蕴。

一、羌族纹样体现的原始宗教崇拜

羌族自古是以白石崇拜为表征的多神信仰。白石既是一切万物神灵的表征，也是羌族天神和祖先神的象征。在日常生活中羌族人的这种多神信仰还反映对羊、火、猴神的崇拜、以及建造之神等。

白石崇拜：以白石为表征最高的保护神为羌族的天神，供奉在羌寨屋顶正中最高处的石塔上。羊崇拜：羌族中残存着大量古代图腾崇拜的遗迹。其中，较为普遍的遗迹是羊图腾崇拜。羌族相信羊自古就是护佑他们的神灵，所以纹样的中心重点表现经常都是羊头形状纹样。火崇拜：对于羌族而言，既是大自然环境中某种神秘现象的表现和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同时也是羌族本身民族身份的象征。金丝猴崇拜：金丝猴的形象也是羌族纹样中常见的图案形象。释比的服饰和法器上基本都是猴图腾。太阳崇拜：羌族人尊太阳为十二神之一，认为主神是太阳神和天神。羌族服饰上经常出现太阳纹，如两个圆形相交的纹样、日月纹挑花尖角纹样的飘带，一个是光芒微弱的月亮，旁边配以星纹；另一个是黄、紫、红线绣折线，以示光芒四射的太阳。

二、羌族纹样的特征

在羌族服饰中是其非常抢眼的一个特点就是精美的刺绣纹样装饰。历经了几千年羌族的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之后， 其纹样刺绣的精髓早已深深烙印在羌族人民的日常生活的服饰中。

（一）羌族纹样造型特征

羌族刺绣纹样的搭配形式、题材轮廓、构图形式等受到物质材料和文化功能等条件的限制，但也形成了羌族纹样图案不同特征的艺术风格。

抽象变形手法和具象写实手法是造型手法的主要特征。所用抽象变形手法与现代设计当中经常使用的抽象变形手法有所区别，通过想象力和创造力在现代设计的抽象变形手法被更多地运用，多种手法体现出一种反逻辑的视觉冲击力。

图案构图形式有单独图案的纹样、适合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形式。而这些纹样经常会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在服饰上被应用，例如在羌族服饰的围腰装饰上一般会使用单独纹样； 而在其肩部、大襟止口、腰带等部位，是二方连m组合形式构图的纹样。四方连续纹样则主要运用在鞋垫和围腰装饰上。

（二）羌族纹样色彩特征

鲜明的地域特点和民族风格体现在羌族传统图案纹样色彩，图案色彩在强烈的局部对比中求得整体的统一协调，而统一各种图案色调的关键是黑色、蓝色的服饰底布；节日盛装一般以红色为主；黄色在羌族服饰中是富贵色的象征；白色在整个图案中起着点金之笔的效果； 羌族服饰中的绿色则经常作为衬托色。

三、羌族纹样的应用

（一）羌族纹样与创新设计的关系

在现代设计中传统羌族纹样运用，设计师必须通过其“形”、其“意”、其“神”的原则来进行重构创作，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作品都是因地制宜的产物。其“形” 善用，是对传统图形符号取舍之后的再创造。其“意” 延用，通过造型的创新来延伸传统的寓意。其“神” 传用，对其进行全面的审视，同时研究传统羌族纹样进行本土化的运用回归。

（二）羌族纹样在现代服饰面料设计中的应用

各个民族都希望在国际社会中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独立性，具有厚重人文底蕴和原始崇拜的民族服饰图案纹样是时装艺术创新的源泉。同样，包括同时期纺织品图案在内的其它艺术品中的图案也是设计界吸取传统文化元素源头之一。文章重在探讨羌族纹样与时装和纺织品艺术间的传承， 诠释其文化审美内涵，以寻求现代设计与羌族纹样的完美结合。表3-1、3-2羌族纹样在现代服饰面料设计中的应用案例（笔者设计、绘制）

四、结语

本文以羌族纹样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部分实物的分析考证和相关文献的查阅，对其进行了系统整理和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羌族纹样体现的原始宗教崇拜、羌族纹样的特征、和羌族纹样的应用。探索羌族纹样题材的原始意识与文化内涵，对深入了解羌族传统历史文化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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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P.四川茂汶理羌族设计的文化生态研究[D].苏州大学，2007.

[5][宋]李模李穆，徐铉.太平御览・四夷部[M].上海：中华书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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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彭代明，彭潘丹梨.羌族服饰及刺绣图案中的宗教文化含义[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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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环境方面

我国地处亚洲东部，自两河流域产生和发展了古代文明，虽然东部临海，我国古代时期仍属于封闭的大陆社会;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人们的生活往往依赖于土地，习惯于长久的定居，而不愿忍受颠沛流离的迁移式生活。同时，封建制度的长期存在又加剧了人们对土地的依赖。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国社会，相对稳定性是人们生活的主要特征之一，这种稳定的生活也导致了稳定群体的产生;农耕为主的生产劳动也造成了封闭的群体和部落，群体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来往与交流的生活方式使人们渐渐丧失了创造性和自主性，也逐渐造就了封闭内向型的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国家的古代文明起源于沿海地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不单单依赖于农耕劳动，更多地依赖于海洋，繁荣和兴盛的海上自由贸易使得人们更加开放与包容，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契约式的社会文化。同时，海上贸易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生活状态的不稳定性，适应了具有开放性与探索性的生活后，人们往往不再依赖群体的支持和帮助，会通过自身的努力达到目的。因此，西方民众的自我意识非常强烈，个人权益不可侵犯，但是会互相尊重对方的权益。这种思想意识慢慢造就了西方社会开放外向型的传统文化。

(二)生产方式方面

我国古代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速度不快。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的生产方式使得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稳定，也相应地促进了人们对群体的依赖性，人们以稳定的生活为最大追求。另外，安稳的生活使人们聚集在一起，群体性生活造就了群体性的文化心理，即个人必须服从集体，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集体内部有统一的言行标准和方法原则。“求同”心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人们的个性在集体中往往得不到体现，集体也不太注重个体的权利与利益［2］。西方社会的古希腊文明发源于爱琴海沿岸，属于开放型的海洋文明，自由贸易的发展使得人们喜欢探索和冒险，勇于尝试新鲜的事物。因此，西方国家的工商业和航海业起步较早，人们更加关注自然和客体，群体观念与家庭观念没有中国社会深厚。另外，西方国家通过工业革命很早摆脱了封建社会的束缚，在社会经济获得极大发展的同时，造就了人们民主平等的思想观念。西方社会普遍认为公民的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尊重每一个人的看法、思想及观念。可见，西方社会提倡个性与自由。

(三)道德观念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中典型的代表是儒家文化，儒家思想主张“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长幼有序、尊卑有别是人们强调的重点，等级制度的色彩非常明显。权利与威望往往属于地位较高的人，地位较低的人只有听命与服从，在教育中表现为教师往往是权威、正确的，学生仅仅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西方社会在古代时期就比较重视民主意识和平等观念，每个人都可以行使权力;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更加重视平等自由的生活。现代西方社会最重要的特点便是“人人平等”的民主观念，任何人都不会拥有绝对的权威。不仅如此，古代时期思想家、哲学家的教育观念也存在十分明显的东西方差异。孟子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苏格拉底则认为，一个人想要成为治国的人才，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政治、伦理、雄辩术、算数、几何、天文、音乐都成为必修的科目;亚里士多德更是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提倡应用和实践，以及对生活有帮助的知识。

二、东西方教育理念上的差异

(一)统一与多元的差异

中国文化是一种群体文化，由稳定的生产劳动产生了稳定的生活方式，群体式生活造就了群体式心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事物都有约定俗成的标准，每个人都需要遵守这个标准;为了群体的延续，集体利益必须高于个人利益，群体内部必须具有统一的思想和习惯，否则就会产生混乱，不利于群体的稳定和发展。与之不同，西方文化是一种个体文化，由开放的贸易和生活造成了开放型社会，多元性是西方社会一个明显的特点，每个人的尊严与价值都得到体现，人们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生活习惯和处事方式。统一与多元的差异也存在于教育思想中，中国的教育活动需要统一的教科书、教学内容与方法，教师往往希望学生的言行举止都在要求的范围之内，优秀学生的标准在于是否听从老师的教诲，这样一来，无疑束缚了学生的天性和自由的发展。曾经有西方考察团参观了我国优秀的幼儿园，当他们看到孩子们手背身后整整齐齐地坐在教室时深感疑惑和不解，他们难以想象中国教师采取了什么方法使儿童变得如此呆板，儿童本应处于天真活泼、自由灵动的状态。西方国家的教育强调个体主义，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天性和自由发展，学生也能够充分认识到自己拥有的尊严与权利。因此，西方社会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往往具有较强的灵活性，教师甚至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和需要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因此，西方社会的教育模式自然且灵活，学生在这种氛围之下能感受到轻松与自由，也有助于创造力的发挥。

(二)稳定与创新的差异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虽然等级制度有助于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稳定的社会文化也在社会的早期发展中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伴随着近代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一味追求安定与和谐会阻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西方传统文化中处处体现着探索和冒险的精神，极大地促进了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近代西方国家的崛起就以此为基础。我国传统文化中“稳定”特征压制了人们的创造性，尤其体现在教育内容方面，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教材只是在汉朝的董仲舒时期和宋朝的朱熹时期发生了一些变化，也仅仅体现在经典内容中增加了学者的个人理解。此外，中国传统教育的内容没有发生大的改变，至清朝末期，政府迫于无奈才将实业教育充实于传统教育内容之中。西方教育理念鼓励个体的创造性，支持学生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和看法;教育重点不是基础知识，而是培养创新意识，因为，基础知识的缺陷可以弥补，一旦缺失创造力则难以弥补。因此，西方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遥遥领先于中国，从诺贝尔奖的获得数量上可见一斑。但是，基础知识薄弱也使西方国家的教育问题凸显，如青少年的辍学率和犯罪率上升，因此，西方社会也着力于研究如何在培养创造性的基础上加强基础知识的教育力度。

(三)权威与平等的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因此，每个人的地位和角色都有明确的限定，下级必须听从上级、晚辈必须服从长辈;秩序与权威有助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西方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人人平等，“人权”观念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组成部分，西方人坚信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被尊重的权利，这一观念也渗透进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等级观念也充分体现在中国的教育思想中，“尊师重道”观点中教师被塑造成不容置疑的权威形象，学生即使有不理解、不赞成的想法和观点也必须服从教师，学生的自主性和判断力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难以获得良好的发展，会变得越来越盲从、缺乏探索和创新意识。西方教育追求平等的文化心理，教育理念为师生平等，强调建立“平等、民主、对话”的师生关系，因此，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往往发挥导向和指引的作用;教育目的在于充分开发学生的潜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具有个性和独创性的人才，使学生敢想、敢说、敢做，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批判精神。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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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 艺术设计 作用人们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这是一句得到具体实践之后的总结性语言，它将生活与艺术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高度、合理的概括。不可否认，艺术这一名词的确是在人们的生活实践和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上发展并衍生而成的一种文化。艺术是一个广泛而抽象的概念，而艺术设计则可以指代现实生活中某些客观存在的事物。一般来说，艺术设计所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在其形态结构上可以反映出它所诞生和存在的某个历史时期中的民族精神，或者文化风俗。艺术设计是文化精神和物质文明相互结合的产物，它的缔造者是文化精神，因此，艺术设计和文化精神两者之间的关系大约可以这么概括：无象的文化精神缔造了具象的艺术设计，具象的艺术设计反映出无象的文化精神。

一、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意义

在讨论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意义之前，我们先对传统文化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并将它和历史古迹、物质文化文明等区分开。

笼统的来说，传统文化其实就是指一种历史现象，一种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演化而成的，可以反映出某一历史时期民族风情和民族特点的文化。它与历史古迹不同，历史古迹只是一种可以将某历史时期所具有的相关历史特点，通过外在形式反映出来的具象事物，历史古迹不会对它所诞生的那一时期的人民思想、生活产生影响，而传统文化则会。传统文化是植入历史，并对其所植入时期的人民的思想和生活都会产生影响。它是一种文化底蕴，抽象，无形。

对于一个国家，或者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在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大环境下，只有拥有着民族所独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才可能做到永不衰落；只有不失去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传承和发扬国家的传统文化，并利用其独特的传统文化让全世界折服，便是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意义所在。

二、我国现代的艺术设计理念所受到的文化影响

我国的历史十分悠久，上下五千年文化古国所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的价值也极其昂贵。在我国所拥有的五千年发展历史中，其传统文化先后受到了儒家、佛家以及道家的影响，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遗留下来的艺术设计作品也无一没有受到儒、佛、道三家学说的影响。

1、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信中庸，因此在现代的艺术设计中，其思维方式和价值走向中的中庸之道，大都源于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比如：儒家所提出的“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在现代城市园林设计、景观设计等多种建设工程的设计中，既借助大自然的天然条件，依山傍水，又运用了精湛人工技术，建造和修筑一些复古的亭台小榭，利用人工雕琢技术突出和再造了自然之美，从而达到人和环境和谐统一的境界。除此之外，儒家的中庸思想对现代建筑的室内设计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2、道家思想的影响

道家的潇洒与飘逸也对我国的现代设计有着深远的影响。老子认为，美在道，而道之本性在自然，即自然而然。老子的“道”有超脱现实之举，它超出了我们的语言表达，他侧重的是使我们用抽象的意向的思维与理解与认知。道家的思想在现代室内设计中，主要是丰富了我国现代室内设计的空间内涵，大大丰富了现代室内设计的空间理论。如空间的交错与通透，将室外的美景引入室内，室内空间的封闭与半封闭，彼此借景，加强空间交流感[1]。

3、佛家思想的影响

佛教禅宗的清净也影响着现代我国设计的价值取向，在我国特有的文化基石上形成了我国特有的佛教宗派。它以少胜多，简到极点，能留给人们最大的思考空间与想象。在现代设计中能够在清净中给人带出沉稳的气度。

三、传统文化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继承

现代艺术设计和当下的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存在的依附关系，其发展也要对自己的传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国的传统审美观讲究对称性和天圆地方，因此，我国当代设计也更倾向于严格的对称和结构的饱满。当今，我们身处在高度发达的信息化社会，在全球一体化得背景下，新的理念和思潮以及西方现代文化已经给传统的我国文化带来了前所有未有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我们独有的语言、独有的形式独有的色彩和独有元素，有这些来诠释我们的当代艺术设计，并不需要完全背离我们传统文化。简单的照搬西方文化将使我们的现代设计失去绚烂的民族特色和精神，而艺术设计最重要的本质就是要保留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的既是世界的。

如在现代艺术设计案例中：百年中行的标志设计也包含了我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天圆地方”，即我国古代人的世界观。标志设计者采用了我国古钱与“中”字为基本形，古钱图形是圆与方形的框线设计，中间方孔，上下加垂直线，成为“中”字形状，寓意天方地圆，经济为本，而且容易给人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四、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的融合[2]

民族风格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也是各种艺术设计的文化基础，审美情趣和审美习惯的具体体现。我国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要坚持自己民族风格，如果失去了我国的传统风格，那么设计作品将显得苍白无力。民族文化的精神有着更广泛的内涵、 独特的审美意识和丰富的表现形式，我们当代设计要在坚持自己民族风格的同时，要在其他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风格，色泽，时尚元素和用料中寻求灵感，使得自己的设计作品更具备国际性。

总而言之，现代设计就是在坚持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吸取优秀的外来文化。使其更加丰富我国的传统文化的内涵。如2008年奥运会的标志采用了传统的我国元素，我国印和书法，采用写意的手法来表现开放和包容的北京，这个设计不但向世界展示了我国特有的民族元素，同样开放的构成应用也受到的西方设计同行的赞许。它体现了我们设计师对我国传统元素和文化的精辟理解，以及对传统文化元素深刻的诠释，所以形成了自己具有东方特色的艺术风格，并且完美的奖民族传统文化融合到现代艺术设计中去。当下越来越多的东方元素也被西方的设计所认同，同时也验证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五、结束语

总的来说，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他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特性和品格，在当代设计中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并在发展过程中要赋予他新的内容和形式，正因如此我们我国传统文化才能得到真正的繁荣。同时现代艺术设计实践活动也证明了我们应当用开放的思想吸收各民族优秀文化，并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其融入到现代设计中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的展示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继承和发扬中华源远流长的千古文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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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产品是人类生活方式的一种表达,它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在一些细节上都有所体现。餐具、布艺、家饰、收纳以及各种功能兼具装饰性的生活小用品——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离不开这些生活日用品。作为日常家居消费品，家居生活用品不仅要满足使用和审美功能，同时还扮演着一种设计文化载体的角色。在现代家居产品中加入传统图形文化，不仅有助于美化产品外观，还可以提升产品的文化性、历史性。可以说现代家居产品设计与传统图形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因而在设计中我们要努力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图形元素，融合现代设计理念和时代审美特点，创新设计出迎合现代人审美需求的家居产品。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想要使中国产品能有一席之地，就需要把握好设计元素，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提下，体现现代设计理念或审美标准。这应该是现代产品设计发展的一种趋势，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产品的历史文化性与现代市场需求性。

二、传统图形文化的推崇与反思

当前传统图形文化广泛被人们认可和推行，这体现在许多行业中，其中在家居的体现上较为明显。这种潮流既是对文化根基被改变的反叛，更是当前整个设计界回溯传统的一个呈现。当今社会发展迅速，与生活相关的各类产品中多元化文化也都得到很好的体现，这样一来我们通常所讲的家居产品的设计就不再是单一的设计工作。产品设计中的很多因素都影响着其最终的审美效果，包括内在的技术设计，也包括外在的社会环境、消费文化等。另外，在人们的审美中，传统习俗所占据的影响比例也较大，它深入人心，形成一种定向的趋势。所以在当代的家居设计中，中国传统的图形，就是这种唤起民众历史与文化记忆，并且能产生亲切感的一个因素。这也是传统图形文化在现代社会运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当今社会对传统文化的追崇较为盛行，传统文化元素也开始广泛的应用与艺术与设计领域。但这种对传统或古典文化的追崇，并不是完全的复古，而是采用现代设计手法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产品相结合，使现代产品赋予古典美学特点，满足人们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另外，在家居设计中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需要表达出新的文化含义，要透露出清雅、端庄的东方美感。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一些简单的拼贴、堆砌与复制等表现方式不免有点过度，如果仅仅是照抄照搬，毫无改进和创新，势必破坏了原有的传统文化精神。例如我们常见到的所谓的“八仙”茶壶、“龙凤”碗等，这些家居产品虽也是表达了现代产品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但设计过于的简单和粗糙，无法体现本该有的传统文化特质。对传统文化不假思索的肆意运用，可以说是对它的亵渎，如此长期以往，让人反感。传统图形文化的运用较为复杂，它需要设计师对传统文化有较深的认识和领悟，结合现代设计理念灵活应用于产品设计中。现代家居的创新发展离不开对传统图形文化运用，然而我们的这种运用决不能只停留于简单的复制、拼贴和堆砌，需要从文化的内在特质出发，领会文化的深层次含义，再应用于家居产品设计中，从而创造出能够代表民族文化的家居产品。

三、传统图形文化的创新运用

传统图形在设计中的运用并不是简单的拿来就行，他需要挖掘传统图形文化的创新可能。这里所说的创新方式多样，其中一种途径就是对传统图形进行细化分解或多样组合，从而重新的设计样式与风格。不过无论是何种方式的创新，都是需要做到对传统图形文化正确认识和理解，消化吸收传统图形的精髓，结合现代的设计理念，融合古今获得自己独有的创新成果。针对传统图形文化，它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呈现出多样性、随意性，一个艺术设计师要想真正定位和把控好需要它需要一定的传统文化积累。其中语意的创新是一个基本问题。这种创新，主要可以从传统图形的重构、造型简繁的演绎、色彩意蕴的新生、意蕴解读的创造、中西互动的联结这几个方面来思考。再有，传统图形文化的创新运用，不能仅仅是简单的本土创新，要具有能够走出去的潜力。也就是说，传统图形的创新设计需要发开思想、打开视野，在国际艺术设计中展现中国创新的传统图形文化的魅力，超越自身本土化的限制。获得国际的认可，不仅是对中国传统图形文化创新的认可，也是人类优秀文化需要传承的一种需求。总的来说传统图形文化的创新的关键点在于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也就是如何利用一定的手段，在设计中展现和传递传统精神。因而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其精神进行深入研究，再结合中西方新的设计思想，才能传统文化的创新得到较好地实现。当然，中国传统图形文化在现代家居中的应用，不能盲目的“闭门造车”，需要考虑诸多现实因素。第一，要考虑市场因素，家居产品最终是要卖给顾客获得利润，而不能是当做艺术收藏品，他需要调研和定位好市场，了解客户的需求；第二，产品的文化内涵，如何区分一般家居与融合传统文化家居关键在于它是否承载着传统文化内涵，因此家居产品的设计或制作中，要综合考虑其材质、工艺、使用功能和环境等要素，发掘和融入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第三，使产品具有现代化，毕竟我们处在的是现代社会，因此家居产品的设计更需要符合现代人的需求，所以将传统图形元素简化，保留主要特征，融入新的现代元素，才更符合现代人的需求。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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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别阐述分析了黔中布依、苗、白、回、仡佬、彝等少数民族文化的渊源与特征，提出黔中民族文化是以多元民族文化交错并存为主要特征的基本观点。

【关键词】

贵州安顺；黔中；民族文化；多元共存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错落杂居的省份，众多的民族造就了贵州千姿百态、古朴浓郁、绚丽多彩的多元化文化生态环境。地处黔中的安顺也是多民族聚居和杂居的地区，其文化生态环境亦同全省一样的多元并存。

一、黔中民族文化结构

1、黔中布依文化

布依族是从先秦时期的“越”、“骆越”、汉晋时期的“僚”和唐宋时期的“蛮”衍变分化而来。其族自称“布依”或“不越”，“布”是“人”或“民族”的意思，“依”、“越”是古越人对自己的称谓。安顺境内布依族多分布在镇宁、紫云、关岭三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以及安顺市的许多乡镇，主要居住于河谷和坝区，大多是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的产粮区。其村寨依山而建，聚族而居，住房多为“干栏”式建筑，旧州、双堡一带多为四合院。其族主食与汉族同，嗜糯食，婚丧、节日以及访亲拜友都需要糍粑和糯饭[1]；喜酸食，俗语说：“三天不吃酸，行路打蹿蹿”[2]；好酒，喜以酒待客。布依人的服饰随着民族交往日益加强，民国时期已有很大变化，特别是男装，基本与汉族相似，但在边远地区的妇女服饰仍然保持本民族的特点。镇宁、关岭、普定三县有些上了年纪的妇女穿裙，保存古老的服饰，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裙式为多种多样的蜡染长裙，上着蜡染或刺绣的短衫，头戴假壳。具有代表性的是镇宁下慕役、江龙和扁担山一带的妇女穿着，式样不但古老，而且端庄秀丽。布依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布傣语支，没有方言之分，只有土语之别。布依族有“二月二”、“三月三”、 “四月八”、“六月六”等民族传统节日。

2、黔中苗文化

黔中苗族多自称“蒙”，1951年国务院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和“苗”的历史渊源及苗族人民的意愿，将之统称为苗族。安顺境内苗族分布于安顺市的7区47乡镇以及镇宁、紫云、关岭三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等地区，苗族主要居住在森林茂密的高山深处，山高水低，饮水困难，有所谓的“山苗水布依”之说，少部分居住在坝子地带。其住房大多依山而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是“吊脚楼”，“人居其上，畜养其下”的建筑。坝区苗族以大米为主食，山区苗族以玉米为主食。糯食是苗族的高贵食品，逢年过节要打糍粑吃并用以祭祀祖先，亲友拜访，婚姻往来都要用到糍粑。苗族喜欢喝酒，很早就掌握了酿酒的技术，许多农户都能自制酒曲，自酿泡酒和烤酒。苗族服饰色彩斑斓，绚丽多姿。男子一般穿对襟或左大襟的短衣，下穿长裤，束大腰带，头缠青色毛巾，冬天脚上多缠裹绑腿。妇女的服饰比较复杂化，大都穿着大领短衣，长的或短的各种百褶裙，裙罩有裙片，有的长裙长及脚背，有的短裙仅到膝盖。妇女盛装时一般都佩戴着多种银饰。其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川黔滇方言第二土语区，各支系语音略有差异。苗族有跳花节[3]、四月八等民族传统节日，具有别具一格的民族传统文化特色。

3、黔中白族文化

白族是古代“龙国人”与部分明代迁黔的南京（应天）人的人们共同体，又称“南龙”，是“南京”与“龙家”的合称。安顺境内的白族分布在安顺市的蔡官、华严、二铺、旧州、双堡等地区以及其他各县的部分地区。其村寨依山傍水，古代白族的部分寨子修筑有石墙，墙外有护“城”河，今安顺市的讨兑寨留存有遗迹。白族古代住房为木质结构，以双间为一幢，从坐房对向的左右两边起，第二排柱头上有不放穿方的双托，托的两端雕刻有龙头图案，名曰“龙头独架双托”，目前在安顺市的木头、讨兑二寨存有十多幢。现代建筑与汉族基本相同。白族服饰，男子多包头缠白色或蓝色包头，身穿白色对襟和黑领褂，下穿白色长裤，肩挂绣着美丽图案的挂包。妇女多穿白色上衣，外套黑色或紫色丝绒领褂，下着蓝色宽裤，腰系缀有绣花飘带的短围腰，足穿绣花的“百节鞋”，臀环扭丝银镯，指戴珐琅银戒指，耳坠银饰，已婚者挽髻，未婚者垂辫于后或盘辫于头，都缠以绣花、印花或彩色毛的包头，现今白族的服饰基本与当地汉族无异。其语言无方言差别，只有土语区分，但今天仅有极少数老人能说出少量单词。白族有七月初六和十月初一等民族传统节日。

4、黔中伊斯兰文化

回族在元代时随元朝势力的拓展进入贵州，安顺境内的回族多从威宁迁入，其分布有两大特点：一是大分散小聚居，二是山上多山下少。安顺市境内回族有三分之二的人口顺着轿子山山脉和马鞍山山脉聚族而居，或居山颠，或住山坳，很少临河川居住。亦有少部分居住于城市，经营皮革等小手工业。其村寨多依山而建，寨内有供节日活动的公共场所“清真寺”，寺不论大小，常为四合楼建筑，内设“密窝”和经堂，是回族人民在节日请“阿訇”念经和礼拜的场所。住房同于汉族，不同的是堂屋不设“神龛”，有的只在正堂屋内放一香炉或挂伊斯兰经文或经文对联。其服饰城镇同于汉族，但在三大节日，即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时候，主要宗教人士穿着洁白的长袍，头戴白帽，而参加活动的人衣着也肃穆整洁。其农作物有玉米、荞、麦、水稻等等。主食同于汉族，禁止吃猪肉或自死动物（如自死的牛、羊、鸡、鸭）。其语言与当地汉族同。回族有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等民族传统节日。

5、黔中仡佬文化

仡佬族源于古代濮人中的“鸠僚濮”，自称“仡”或“仡佬”。安顺境内仡佬族分布在二铺、华严、蔡官、旧州和紫云、关岭、镇宁等县的许多地方。住房多是靠山而建，构造大多为石木结构，现今多被钢筋混泥土的平房所代替。仡佬族服饰造型讲究，式样美观，布料精湛，是本民族自制自织而成，历史上叫“兰干细布”，也叫“铁迪布”。“改土归流”以后，废除了土司世袭制，在仡佬族地区实行了和汉族相同的政治制度，汉族大量迁入，使仡佬族古老传统的服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今古式已经失传。饮食习惯以大米为主，玉米、小米、高粱等杂粮为辅。嗜糯食，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要吃糯食，并以其作供品祭祀祖宗。好酒，有祖传的酿酒技术，招待亲友少不了酒。其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僚语族仡佬语支安顺、普定方言，无文字。仡佬族有祭山节、尝新节、牛王节等民族传统节日。

6、黔中彝文化

彝族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其族迁入安顺境内后与仡佬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生活在一起，建立了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彝族村寨大多坐落在地势较为平缓的山坡上或山间小盆地中。住房有石板房、瓦房，也有土木结构的双斜面茅草顶平房。彝族以大米、玉米、荞麦为主食，好饮酒喝茶，男子和老年妇女喜欢抽叶子烟。安顺境内彝族男女通常包青、蓝色棉布头帕，头帕较长，环绕多层，形成“大包头”。男、女皆在短衣、长裤外加穿青、蓝色长袍，系腰带。解放前部分地区的彝族还穿长裙，解放后彝族服饰逐渐与当地的汉族或布依族服饰相同，但许多彝族女青年仍备有在节日或喜庆时穿戴的民族服装和首饰。其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东部方言。彝族有火把节、丰收节、祭山节等民族传统节日。

二、黔中民族文化特征―多元民族文化交错并存

黔中安顺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多种民族传统文化并行发展、各种小传统文化交错并存的历史相当悠久。安顺在春秋战国时期为、夜郎的属地，主要有濮、越等土著居民。战国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27年），庄西征，控制夜郎，部分楚人入住夜郎地。秦朝开道而置且兰、夜郎二县，始有华夏人零散迁入。汉武帝时置郡，汉人开始入境。蜀汉及南北朝以后，夜郎故地的土著不再称为“濮”或“越”，而通称为“僚”，他们与乌蛮和少量汉人杂居。唐、宋、元时为宋家、龙家、仡佬、苗人、仲家、罗罗等民族大杂居时期。明清两代，中央政权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特别是明朝初年，大量汉人随军涌入，就地建立卫所。据明代王士性的《广志绎・西南诸省》载：“其开设初只有卫所，后虽渐渐改流，置立郡邑，皆建于卫所之中。卫所为主，郡邑为客，缙绅拜表祝圣皆在卫所。卫所治军，郡邑治民。军即尺籍来役戍者也，故卫所所治皆中国人（指当时迁入的中原汉族）。民即苗也，土无他民，止苗夷，然非一种，亦各异俗。曰宋家，曰蔡家，曰仲家，曰龙家，曰曾行龙家，曰罗罗，曰打牙仡佬，曰红仡佬，曰花仡佬，曰东苗，曰西苗，曰紫苗。总之瓠子孙，椎髻短衣，不冠不履，刀耕火种，樵猎为生，杀斗为业。郡邑中但征赋税，不讼斗争，所治之民即此而已矣。”[4]可见当时民族关系之复杂和汉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之激烈。随着汉文化的渐进和商业往来的频繁，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大量的汉族官员、商贾、难民、移民进入贵州，汉族人口逐渐超过了少数民族人口，清代贵州各少数民族都视为“苗”，当时屯堡人也被目为“蛮夷”而以“苗”相称。在现代社会，安顺地区也交错分布着许多民族，除汉族外，现在安顺地区主要居住着布依、苗、白、回、仡佬、彝等少数民族，其中布依族和苗族是安顺地区少数民族之主体。

相对于中华民族大传统文化而言，各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都是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民族的小传统文化。贵州是一个拥有17个世居民族的多民族错落杂居的省份，众多的民族造就了贵州千姿百态、古朴浓郁、绚丽多彩的多元化文化生态环境。地处黔中的安顺也是多民族聚居和杂居的地区，其文化生态环境亦同全省一样多元并存，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使得多种民族文化并存、各种小传统文化分布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成为当代黔中地区民族文化之基本特征。

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总是在不断发展和演变，因而文化的民族特征也会随之演变。但是，文化的民族特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特别是凝聚民族群体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而形成的民族文化精神，作为民族群体文化的根本特征，作为民族文化的基本传统，是不会轻易改变的。[5]同样，从一个民族的分布情况、居住、饮食习惯、服饰、语言、传统节日等方面依然可以追寻到各民族传统的特色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文化，这也表明了文化与民族是不可分离的。文化与民族都是历史的产物，人类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创造了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民族。一个人们共同体在自身的生产活动与社会生活中，创造出了共同的文化并形成了民族；一个民族及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也要形成独特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世代影响着该民族群体及其每个成员，而一个民族群体又靠这种传统文化紧紧凝聚在一起。因此，该传统文化一方面表现为本民族全体成员所共有，一方面又与其他民族相区别。[6]黔中安顺世代居住着众多古老的民族，这些民族在文化上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的特点和个性。正因为各民族有着各自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或相对独立，才使得黔中民族文化如此五彩缤纷，绚丽多姿。

【注释】

[1]民谣云：“摇摇摆摆进城来，黄泥裹脚大花鞋；一进门来拜三拜，稗子粑粑滚出来。”（见《续修安顺府志・风土志》）黔中各族人民都喜欢以粑粑作为礼物走亲访友，这首民谣生动地描述了乡间妇女携带粑粑进城看望亲友的情形.

[2]“蹿蹿”，读阴平，与“川”同音，为走路不稳之意。这句俗语的意思是说如果三天不吃酸食就会走路不稳，摇摇晃晃.

[3]《续修安顺府志・土民志》（贵州省安顺市志编纂委员会1983年点校翻印本）云：“跳花之俗最古，相传始于杨六郎。时间大都在阴历正月”.

[4]（明）王士性.广志绎[M].清康熙十五年刻本，中国基本古籍库（电子版），84-85.

[5]杨镜江.论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辩证统一载[J].北京师大学报，1992（4）73-78.

[6]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400.

【参考文献】

[1]黄义仁.布依族简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

[2]何积全.苗族文化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3]杨志仁，王永贤.安顺地区民族志资料汇编（第一集）[M].安顺：安顺地区行署民委编印，1989.

[4]陈天俊，赵崇南等.仡佬族文化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5]黄淑聘，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6]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