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高管理任职报告范文
时间：2023-04-06 06:24:33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银行高管理任职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我于××××年×月起担任授信管理部副总经理，分管授信管理部的审查组、出账审核组工作，主要职责包括：负责公司授信业务审查；授信出账审查的组织协调工作；负责制定公司授信业务的审查要点；负责对全行审查员业务培训和指导；负责市行贷审会组织协调工作；配合部门负责人完成本部门的工作，部门负责人交办的其它工作，向部门负责人负责。另外还主动担任了授信管理部的规章制度修订和全行客户经理培训的组织协调工作。
××××年×月经分行批准，担任授信管理部副总经理主持全部门的管理工作。主要职责除履行分管工作职责外，还承担对分行信贷管理部部门和市行领导负责，负责所辖城区支行信贷业务的正常健康运作；主持本部门全面工作，对上级行下达的各项计划指标和监测指标的完成情况负责；组织贯彻落实人行、银监会与总行有关信贷政策和管理规定，并组织制订实施具体实施细则和操作规程；组织对支行和各经营单位的信贷业务考核；对向人行、银监会和上级行报送的信贷业务报表；对信贷业务的分析报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按上级行授权权限对有关信贷业务进行审核，负责组织本行贷审会日常运作；组织管理本部门的日常工作，负责规划实施本部门人员职能分工、岗位配置和职责考核；组织信贷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上级行信贷管理部门和本行赋予的其他职责。
××××年本人主要管理工作为分管审查组和出账审核组的工作，主持全部门管理工作的时间较短，所以今年的述职主要对分管工作进行回顾和评估。就分管工作的岗位职责要求，本人基本上尽职地完成分管工作，保证了全行公司授信业务审查和出账审核工作顺利开展，配合分管贷后管理组和综合管理组的杨辽滨副总经理完成了授信管理部全部管理工作。现将20*年本人主要工作汇报如下：
一、具体分管工作完成情况
全年组织47次贷审会，审查420个授信项目，授信项目总金额140亿元。其中：审议通过289个项目上，总金额122亿元；上报上级行项目64个，总金额70亿元。
审核办理3700笔出账业务，金额223.9亿元人民币,外币1.25亿美元。其中：贷款260笔，金额83.55亿元；贴现450笔，金额38.8亿元；国际贸易融资450笔，金额1.25亿美元；承兑2500笔，金额110亿元；保函80笔，金额8.3亿元。
二、完善基础管理工作
××××年是全行“规范管理深化年”，总行针对公司授信业务管理工作下发一系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本人立足于授信管理部的基础管理工作，主动承担了全部门基础管理工作的规章制度修订、增补工作。对提高授信管理部的基础管理工作，理顺内部业务流程，规范各项业务操作细则，明确各岗位责任等方面发挥一点作用。主要基础规章制度建设情况工作如下：
1、在上级行下发的各种零散信贷业务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吸收同业先进科学管理办法的基础上，结合我行现行管理框架，制定了《XX银行XX支行公司授信业务管理办法》，作为指导我行公司授信业务全流程管理的系统性法规，并在××××年进行了贯彻执行。
2、结合上级行对分支机构信贷管理部职能和岗位设置要求，信贷管理部及时修订了<<XX银行授信管理部组织管理框架和岗位职责>>,对信贷管理部的信用审查、贷后管理、数据统计、出账管理、系统维护、档案管理等管理模块进行明确的职能定位，落实各岗位管理人员，明确交叉辅助岗位，将本职岗位与对口管理、服务机构（部门）落实到具体的人员，明确部门内各岗位信息传递流程，将行内外由部门承担配合的工作指定到具体工作人员，实现授信管理部组织体系和信息传递的有序运行，实现了管理工作的落实到人。
3、通过总结上年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形势，对我行上年信贷业务管理中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依据总行下发下年年信贷指导意见，在对下年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经济走势预测的基础上，我部及时下发《XX银行XX支行××××年授信业务指导意见》，从源头上指导一线客户经理进行业务开发，保证上半年我行信贷业务运行始终按照年初制定规划运行，实现了信贷风险管理工作风险前移、制度先行，保证我行全年信贷工作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和监管政策下有序运行。
4、通过总结以往年度同行业在出账管理中发生操作环节风险，我行在上级行下发的出账管理要求基础上，对我行出账审核流程进行优化，明确了出账环节审核要求，通过相互制约的岗位控制操作风险，制定了《XX银行XX支行出账审核实施细则》，在各经营机构内建立独立的出账操作人员队伍，实现客户经理业务开发和出账操作环节的分离。对额度内频繁出账、低风险业务出账操作存在手续繁琐问题，及时下发《XX银行XX支行额度内出账集中处理的通知》、对符合再转授权条件的经营机构进行《低风险业务再转授权通知》。
5、针对当前各家银行依靠垒大户追求规模和对集团关联客户授信额度不能量化管理问题，防止对大客户的集中授信风险发生，及时规避集团客户的系统风险。制定了《XX银行XX支行公司客户授信额度测算管理办法》，以量化的数据模型测算我行对公司客户的授信额度上限测算方法，保证了我行对集团客户敞口授信总量理性控制。对总体债务超出我行所测算总体债务上限的客户坚决不进，对存量授信客户重新审定，对超出总体债务上限的客户制定逐步压缩计划。从源头和制度上防止对垒大客户和集团客户集中授信风险的发生。
6、依据“XX银行民营100”的指导思想，我行公司授信业务确定了“差别化”营销策略，将发展中小客户作为我行重要战略决策，制定了《XX银行XX支行中小客户授信业务操作指引》，作为中小客户开发、中小客户管理、中小客户决策全过程管理指导原则，有效地防范了我行公司业务授信风险的集中，促进了辽宁省中小客户发展，响应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要求。
篇2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在过去的监管实践中，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管手段、方式、方法和措施，监管部门未能建立起一整套适合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有效管理模式，‘重审批、轻管理”现象普遍，使监管仅仅滞留在任职资格管理上，缺乏后续行为监管措施，形成监管真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管工作的效果。目前，这方面问题仍然存在。
(一)现行监管制度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
(三)缺乏量化指标，高管人员履职行为难评价。现实工作中，监管部门对高管人员的日常监管多采取质询、约见谈话、调查走访、现场检查等考核的方式，但在考核评价中，采取定性东西多，定量指标少，考核内容也仅限于其分管的工作完成情况和是否存在违规违纪行为，一般情况下被考核的高管人员均能顺利通过，很难全面对高管人员履职期间业务能力、管理能力、经营业绩等履职行为进行综合评价
(四)信息渠道不畅，履职行为监管出现断层。由于对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相关信息多数从金融机构报送的资料中获取，不足以全面及时反映高管人员情况，影响履职行为监管效果。同时，对高管人员的监管目前还未实行计算机信息化管理，未实现全省以至全国高管人员监管信息共享，对高管人员跨地区、跨省干部调动，造成监管信息断层，加大了高管人员异地任职的监管成本，也使监管的连续性受到影响，给一些违规高管人员制造了可钻空子。
(五)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存在表面现象。目前，从省、市分局层面来看，对高管人员的监管分散在各监管处室，且普遍没有单独设立机构高管监管岗位，而是由其他岗位工作人员负责此项业务。由于这部分人员既要承担非现场监管报表收集、汇总、分析和上报，还要承担繁重的现场检查任务，工作量相当大，难以集中力量、集中时间专心搞好履职行为监管，使这方面监管工作流于形式。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内容和方式设想
(一)履职行为监管考核评价内容。鉴于履职行为监管的内容十分丰富，监管考评应建立一套健全的考核评价体系，对高管人员履职过程进行全方位监管，突出重点，着重考核经营绩效。据此，可以将监管考评内容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履职期间基本素质的完备性，包括高管人员的政策理论水平、法制观念;道德品行、行为操守、民主工作作风，是否诚信、廉洁、遵纪守法等;现代银行经营管理知识的掌握程度和管理能力;勤政廉政情况;家庭重大事项，包括财务收支，直系亲属经商办企业、出境学习工作情况等方面。2.履职期间内控制度的健全性，包括各项规章制度是否完备并得到有效遵守;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是否科学合理，岗位职责及培训制度是否明确;是否明确规定各部门、各岗位的风险责任;风险管理、内部控制效果等方面。3.履职期间业务运行的合规性，包括各项政策法规是否得到贯彻落实，业务开展过程中各个程序、环节是否符合法律和制度规定;有违规经营、重大案件等方面。4.履职期间的业务经营有效性，即表现为经营绩效，主要体现为是否完成了上级行下达的各项经营指标，是否取得预期结果;机构资产质量(不良资产升降)状况，拨备提取及盈利等重要的风险和经营指标变化情况等方面。
(二)履职行为监管考核评价方式。在监管工作中，监管部门可依据监管的内容并结合被监管者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多样的履职行为监管方式，在传统约见谈话、考试、现场检查、质询的基础上，加大履职行为调查力度，对高管人员在履职期间的表现进行专项或全面了解，并作出对其任职行为的综合评价。
1.制定考评办法，进行量化考评。现行办法虽规定把高管人员的任期考核纳入任职资格管理的范围，但对考核内容与考核方法均未有明细规定。要从个人品行、工作作风、管理能力、业务经营等方面，通过指标量化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履职行为考评，构建起包括任职资格审核、任职期间考核和任职资格取消的全方位、动态监管体系。2.坚持现场测评、监管评价和专家评审相结合。考评工作分为现场测评、监管部门评价和专家组评审三部分分别组织评审，将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结合起来，对被考评人员分别给出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等不同评审结论，并对基本称职、不称职高管人员提出改进和处理意见。3加强考核评价落实，强化履职行为后续监管。要将考评结果反馈给被考评人征求意见，充分尊重其申辩的权力，促使考评依法合规进行。对考评中发现的问题、相应的改进意见要分别送给被考评人员及其上级相应管理部门，并督促其落实整改，对未落实整改，工作无明显改进或连续两年被评为不称职的，则建议有关部门予以调整或撤换。
三、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对策及建议
(一)完善对高管人员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明确规定监管部门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董事、高管人员实行任职资格管理，相应要制定具体管理办法，便于操作掌握。针对目前管理现状，一是建议尽快制定《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增加和细化履职行为监管相关内容，使基层监管部门有章可循，增强基层监管部门的可操作性。二是出台配套相关规章制度，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查和履职行行为监管的规定，从制度上建立起完善的监管体系。
(二)树立以人为本理念，资格审查和履职行为监管有机结合。1.要严格市场准人，把好任职资格审查关，防止不合格的人员进入金融机构高级管理层。一是严格考试谈话制度，着重考察拟任高管人员的金融政策水平;二是严格调查走访制度，着重考察拟任人的思想品质和经营管理能力;三是严格离任审计制度，对离任审计中含糊不清的重大问题进行现场检查;四是实行任职资格公告公示制度，把金融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批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增强工作的透明度。2.加强履职行为监管，建立高管人员动态监管体系。一是要完善和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定期汇报制度、重要事项报告制度以及年度谈话、提醒谈话与诫勉谈话制度，对在非现场监管及现场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或潜在隐患，对高管人员及时进行诫勉、警告、限期整改等，把金融风险消除在萌芽环节;二是严把考核关，明确并细化考核形式、考核内容和考核标准，定性考核与量化考评相结合，使监管部门对高管人员的考核有依据、监管有标准、处罚有尺度。任职资格管理不能等同于干部考核，但可以把于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好的经验引入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使高管人员的任期考核工作能真实、准确、全面地反映被考核人的实际情况;三是严把评价关，对于年度评价为称职的高管人员要建议其主管部门给予奖励，对于评价为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的高管人员要实行降职、劝辞和免职处理，保持高管人员监管的严肃性。3.要严格市场退出，谁撞“红线”就处理谁，促使高管人员严格自我管理和约束。
(三)完善高管人员监管档案内容，实行微机管理。一是要进一步完善高管人员监管档案内容，拓宽信息收集来源，特别要增加高管人员履职期间行为监管的资料;二是开发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档案管理软件，对监管档案实行计算机管理，对高管人员及时将高管人员任职期间的违规违纪情况、责任案件或事故等记录在案，并作为对高管人员履职考评的重要依据，以此增强高管人员履职考评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同时要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共享，提高对高管人员监管的效率。
篇3
关键词：政治关联；上市银行；董事会；公司治理；银行竞争力
文章编号：2095-5960（2016）04-0069-08；中图分类号：F830.3；文献标识码：A
一、董事会治理中的政治关联分析
政治关联是现代公司治理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它游离于正统公司治理规范之外，但对公司治理绩效存在着不可低估的影响[1]。目前，政治关联在学术研究中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在西方，政治关联最为接受的定义是指企业与政府内部拥有政治权力的官员之间所具有的隐性政治关系，一般是由企业高管人员曾经或目前在政府部门任职或兼职而形成，或者通过选举募捐而获取，但排除政府持股所形成的关系[2]。在这里，高管人员包括董事长、总经理、监事会主席、独立董事以及其他公司重要人员。由于特殊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中国企业的政治关联较西方企业更为复杂，不仅包括公司高管人员与政府的外在关系，也包括政府对企业的操控，还包括隐藏在高管人员治理行为背后的裙带关系[3]。在中国现时的治理环境下，忽略或忽视政治关联的公司治理研究是缺乏现实价值的，背离了中国经济运营的现实环境。
上市银行公司治理是银行创造力培育的源泉，在现代金融环境下，银行公司治理被托举到较高的地位，远超于银行企业管理，这是金融市场演化的必然结果。在银行公司治理中，董事会治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在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均处于核心位置。董事会是公司经营发展的决策中心，也是股东利益保护的执行中心，产生于公司股权分散化的过程之中， 既是股东的受托者，也是股东和管理者之间权力和责任的平衡者。中国的上市公司脱胎于国有企业和以家族控制为主的非国有企业，股权结构是典型的“控股股东―非控股股东”二元结构，因此，约束控股股东的利益攫取行为，并保护非控股股东的利益，是董事会必须承担的责任[4]。
上市银行董事会治理是上市银行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之一，在银行公司治理中一直占据主体地位。在理论和实践上，上市银行董事会治理对整体公司治理成效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关于上市银行董事会治理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涉及董事会治理的各个方向。宋增基、陈全、张宗益（2007）研究了上市银行董事会治理与银行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发现我国上市银行股权结构的制衡能力较好，独立董事对银行绩效的成长存在着微弱的促进作用，且银行董事会的监督功能有所弱化。[5]潘敏、李义鹏（2008）基于美国银行业的样本数据检验了商业银行董事会治理特征与运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美国商业银行董事会的规模普遍大于非金融企业，且外部董事的比例也较高，董事会规模和银行绩效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但外部董事的比例对银行绩效缺乏显著的影响。[6]李志国、张春雨（2009）研究了商业银行董事会治理对财务质量的影响，发现董事长和CEO两职合一可以降低银行风险的发生，董事会独立性对银行财务质量存在着不显著的影响，而银行的资产规模、资产质量和财务杠杆对银行财务变化存在着显著影响。[7]朱博文、程子奇（2013）研究了银行董事会对银行贷款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发现董事会规模和独立性差异影响了银行贷款行为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董事会规模越大、独立性越高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反应越迟钝，导致董事会的功能无法充分发挥。[8]陈守东（2013）研究了公司治理对银行运营稳健性的影响，发现董事会组织结构和运作效率对银行稳健性存在着显著的影响，且组织结构对银行稳健性在第一期产生较小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不具有长期性的影响，而董事会运作效率对当期和未来的稳健性均可产生正向促进作用。[9]
现有研究探讨了上市银行董事会治理对银行绩效的影响、董事会治理对财务质量的影响、董事会治理对贷款政策的影响及董事会治理对银行组织结构的影响等，涉及董事会研究的诸多方面，但是没有关注到董事会治理的政治关联效应，因而导致现有的研究结论与运营实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目前，在我国各个行业董事会治理研究中，关于董事会政治关联的研究成果较少，在银行业董事会研究中更为罕见。肖作平、苏忠（2009）认为，国内学者在研究董事会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时，主要考虑了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结构、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董事会会议次数等治理特征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但忽略了董事会成员的政治背景在公司价值增值中的作用，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完全市场导向的社会，必然存在研究上的缺憾与不足。[10]因此，为了更有效地揭示我国上市银行董事会治理在银行运营中的现实作用，就需要考虑董事会政治关联的治理效应。
二、研究模型的设计
董事会治理是公司治理的六大要素之一，董事会的职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负责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二是协调股东和高层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在英美国家，董事会的职能被分解到若干个专业委员会中，如投资和战略发展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等；而在我国，董事会往往未能设立专门委员会，所有的董事会成员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承担各项职能。
由于我国公司在制度和体制上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差异，因而董事会治理特征也与西方有所不同。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问题一般包括：个人权利凌驾于公司制度之上、董事长涉嫌盗用资金、隐瞒对公司不利的信息、没有辅助执行经营战略、利用关联交易掏空上市公司、高管人员造假、滥用管理层收购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恶意炒掉注册会计师及明显侵害中小股东的不公正分配[11]。这些问题不同程度上出现在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机制之中。
现有研究探讨了上市银行董事会治理的各种影响因素，为政治关联视角下董事会治理的深入探讨提供了平台。潘敏、李义鹏（2008）将上市银行董事会特征分为董事会规模、外部董事比例、董事会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次级委员会设置合理性、外部董事兼职状况、董事会会议频率、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等要素。[6]李志国、张春雨（2009）在研究董事会治理对银行财务质量影响时，认为董事会特征包含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成员股权比例、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等因素。[7]张娜、关忠良、郭志光（2011）在研究上市银行董事会特征与银行绩效关系时，采用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比例、董事会议年均次数、董事长与总经理职位合一和女性董事会比例等变量来描述董事会的特征。[12]陈守东（2013）在研究上市银行董事会治理对银行稳健性的影响时，将董事会特征归纳为董事会组织结构和董事会运作效率两个变量，但包含了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领导结构、董事会会议次数、专业委员会设置合理性等要素。[13]宋增基、袁茂、徐叶琴（2007）在研究中国上市银行董事会的运行效率时，认为董事会运行效率的影响因素包括两职分离、董事会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银行实际控制人的国有或民营性质、银行资本结构、独立董事比例、独立董事任职年限与总经理任职年限的比值、银行网点数、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14]
我国是转型经济国家，公司治理被列入转型治理的类型，与英美治理模式、日德治理模式和东南亚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均存在着较大差异。在这种治理模式中，董事会政治关联面临着复杂形态。西方研究者在研究董事会政治关联时，一般认为董事会政治关联是董事长在政府部门的任职背景，但在中国公司治理机制中，情况要复杂得多，不仅包括董事长的政府任职背景，也包括政府对企业的行政性干预，还包括各种若隐若现的寻租行为。这些复杂型政治关联现象，在中国上市银行业尤为普遍。
董事会政治关联的测度在其他行业中也曾出现，这为上市银行董事会政治关联要素的分析提供了借鉴。殷枫（2012）认为董事会成员曾经或现在党委、纪委、政府机构、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任职，或者曾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国有控股银行任职，均可视为存在政治关联。[15]肖作平、苏忠（2009）认为，中国企业的董事会均具有政治关联特征，一般而言，在9个人组成的董事会中，具有政治关联背景的董事成员占32.5%。[10]
我国上市银行多属公有制银行，或者公有股权占据绝对控股优势的银行，因此，董事会政治关联的特征也与其他行业有所不同。陈银博、宋清华（2012）认为，我国商业银行董事的政治关联分为隐性和显性两种状态，前者是指银行董事由政府部门委派，且曾在政府或政府部门任职，这种政治关联是我国上市银行政治关联的主要形态，后者指随着我国银行业多元化程度的加深，民营控股银行的董事或高管凭借其个人资历、背景、经济实力当选为各个级别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16]
中国上市银行业政治关联的复杂性、隐秘性、敏感性也为公司治理中政治关联的研究带来不便和障碍。目前，针对中国上市银行董事会政治关联的研究尚不深入，或缺乏完整性和适用性。现有董事会政治关联的研究主要基于一般类型公司治理而展开的，且在研究设计上过多地借鉴西方公司治理政治关联的测度方案，因而很难合理地应用于我国上市银行领域。然而，由于中国并非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市场有效性较低，公司治理中存在许多寻租行为，因此，也很难完全对我国上市银行董事会治理中的政治关联进行精确地测度。在这种情况下，最佳实施策略是最大限度地萃取董事会治理中的政治关联成分，力争在现有的研究平台下达到最优研究效果。
根据以上分析，考虑到上市银行样本量的影响，本研究将董事长政治关联作为上市银行董事会政治关联的测度因素，即董事长如果曾经或现任各级政府、人大、政协、金融监管机构的职务，就认为董事长存在政治关联。在我国上市银行中，董事长政治关联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对董事会治理的影响也为金融界所公认。在政治关联的视角下，结合对以上研究成果的分析，本研究认为董事会治理的主要影响因素包含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次数和董事长任职时间五个因素。
上市银行公司治理的总体目标是促进上市银行竞争力的提高，因此，董事会治理不仅对整个银行公司治理存在促进作用，也对银行发展战略、人力资源管理、风险管理、盈利能力、流动性、产品和服务、市场影响力等核心竞争力影响因素存在促进作用。在本研究中，选择上市银行公司治理效应、市场影响力和盈利能力三个要素作为董事会治理效应的检验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政治关联视角下上市银行董事会治理效应研究模型设计如下式所示。
三、模型检验
（一）样本数据来源
本研究拟以我国16家上市银行的相关信息作为样本数据，数据源包括如下各个出处：①SCMAR数据库；②Wind数据库；③中国上市银行2014年报和季报；④《中国上市银行年报分析2014》，由史英哲、王胜春编著，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泰金融研究所系列报告之一；⑤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金融蓝皮书《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报告2014》，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导、《银行家》主编王松奇教授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⑥《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指数报告》，由高明华、苏然著，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⑦根据本课题组访谈资料整理；⑧根据其他各种公开资料整理。
（二）变量取值说明
在本研究中，虚拟变量的取值根据公开资料的综合判断，再由银行业资深人士确认而得到，一般变量的取值在公开统计数据的基础上，由归一法转化为7点量表而得到，或者由原始数据直接应用。此后，部分缺失数据再进行调查补充。具体取值说明如下：
（1）政治关联虚拟变量的取值主要根据各种公开报道的资料汇集而成。
（2）两职合一虚拟变量的取值主要根据上市银行的年报和其他公开资料的综合而成。
（3）董事会人数以《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报告2014》中“全国性商业银行董事会与监事会结构”中提供的数据为准，但南京银行、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的数据取自2014中国上市银行年报。
（4）董事会人数以《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报告2014》中“全国性商业银行董事会与监事会结构”中提供的数据为准，但南京银行、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的数据取自2014中国上市银行年报。
（5）独立董事比例以《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报告2014》中“全国性商业银行董事会与监事会结构”中提供的数据为准，但南京银行、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的数据取自2014中国上市银行年报，然后，通过归一法转化为7点量表。
（6）董事长任职时间的取值根据上市公司年报及其他各种公开资料整理而成。
（7）公司治理效应、市场影响力、盈利能力的取值根据《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报告2014》中“2014年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结果”的评价数据，通过归一法再转化为7点量表而成。
（三）样本特征分析
根据样本数据，样本特征如表3所示。
根据基础数据，利用SPSS软件，得Pearson检验系数如表4所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普遍不高，可见，研究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四）回归分析
基于样本数据，在样本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借用于Eview软件，分别对研究模型进行检验，得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教授、《银行家》杂志主编王松奇主编的金融蓝皮书《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报告2013―2015》中，均在附录中给出了“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结果”。附录1是“全国性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评价结果”，将上市银行核心竞争力分为七个要素：公司治理、发展战略、风险管理、人力资源、信息科技、产品和服务、市场影响力，不仅对16家上市银行核心竞争力进行了综合排名并给出分值，也对七个核心竞争力要素进行了排名并给出分值。附录2是“全国性商业银行财务评价排名”，将财务实力分为总资产、风险、资本、盈利、流动性五个要素，不仅对16家上市银行的综合财务实力进行了排名并给出分值，也对五个财务实力要素进行了排名并给出分值。在本研究模型中，因变量数据的采集主要根据《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报告》披露的公开数据经过转换而成[17]。
四、结论分析与策略改进
（一）检验结论的分析
根据检验结果可知，上市银行董事会治理对银行竞争力的成长产生了一定促进作用，其中，两职合一的促进效应最为明显，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次数的效应次之，董事长任职时间的效应又次之，而董事会人数对银行竞争力缺乏促进效应，同时，以董事长政治关联为主要标志的董事会政治关联对银行竞争力的形成也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可见，在我国上市银行中，政治关联是董事会治理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具体而言：
（1）董事长政治关联对上市银行公司治理、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改进和形成均产生明显促进作用。可见，在我国上市银行业董事会治理中，政治关联呈现“扶助之手”效应，有助于银行绩效提高。金融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而银行业是金融业的主体，在我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国家，在上市银行公司治理中，董事长的政治背景对银行的整体发展存在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对上市银行的公司治理、市场影响力和盈利能力均产生了正向推动作用。可见，在中国现实经济和金融环境下，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两职合一有利于上市银行成长。根据李维安教授的论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存在着浓重的“政府治理”的特征，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社会的治理经验和方法。尽管两职合一在传统公司治理体系中备受诟病，但在中国公司治理中存在着茁壮的生存环境。
（3）董事会人数对上市银行的公司治理效应、市场影响力和赢利能力均未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可见，我国上市银行董事会存在着一定的虚置性。目前，在上市银行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一般占三分之一左右，内部董事占三分之二。由此可见，内部董事的存在仅是一个数字，除董事长和副董事长之外，其余内部董事可能处于职务游离状态，并没有真正实施董事的职责。
（4）独立董事比例对上市银行公司治理、市场影响力的改进和成长存在着明显的促进效应，但对银行赢利能力缺乏促进作用。可见，独立董事制度的设置在我国上市银行业中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有待完善和提高。自本世纪初证监会限定上市公司设置独立董事制度以来，我国独立董事一直被冠以“花瓶董事”，被认为过于俯首帖耳，对董事会治理无足轻重。但是，这种现象在上市银行业并非主流。
（5）董事会次数对上市银行公司治理和盈利能力的改进和成长存在着明显促进作用，但对市场影响力的成长缺乏促进效应。可见，总体而言，上市银行董事会会议频率呈现适度、有效、合理状态，有利于董事职能发挥。一般而言，上市银行董事会平均一个月或一个半月召开一次，基本适合于公司治理的进程。但是，董事会的议题设置不太全面，过分注重眼前的利益，短期行为较为突出，不利于银行的长远发展。
（6）董事长任职时间对上市银行市场影响力存在着明显的促进效应，但对公司治理效应和盈利能力缺乏明显的促进作用。可见，董事长任职时间越长，对于创造良好的银行外部运营环境越有利，但对于自身业务能力的提升和银行内部运营机制的改进，效果不太明显。对于董事长连任问题，不仅要考虑银行外部环境的协调，即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的协调，也要考虑内部变革，相互兼顾。
（二）政治关联视角下董事会治理改进策略
（1）在我国现有的金融环境下，上市银行董事长的聘任不仅要考虑西方传统公司治理所崇尚的因素，如专业背景、股权、履历、职业生涯等方面，还应考虑董事长的政治背景，将政治履历和生涯作为一个重要参考因素。如果董事长具有较为丰富的政治经验，就会洞悉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财政决策的流程和要点，从而容易使银行的战略目标与国家的宏观决策相一致，减少银行发展阻力。当然，在董事长政治关联的识别上，不仅需要考虑董事长过去和现在的政治职务，即表层政治关联，也要考虑董事长深层次的政治背景。
（2）我国上市银行董事长的选聘要注重两职合一的积极效应，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施自我激励的独特机制。目前，我国仅有少数上市银行实施了董事长和行长一人兼任的方式，正向效果比较明显。但是，这并不一定说明两职合一在我国所有的上市银行都具有普遍性。在实施两职合一时，要谨慎行事，在业务背景、政治关联、职业生涯、道德品行等方面均进行严格的审核后，才可以实施，否则，可能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
（3）充分发挥内部董事的监督作用，提高董事会治理效率，进而提高银行竞争力。上市银行内部董事职能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银行内部的官本位思想，等级分明，扼杀了董事会的民主气氛，导致除董事长外，其他内部董事形同虚设。内部董事不仅对经理层存在监督职能，对董事长也存在监督职能，这是公司治理的本源性思想。但是，我国上市银行浓重的政府机构特征弱化了内部董事的监督效应。
（4）进一步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职能，挖掘独立董事的潜力，建立严格、公开、透明、竞争、合理、有序的独立董事聘任制度。在我国其他行业中，独立董事的效能普遍较低，主要原因在于选拔聘任机制的僵化，甚至暗箱操作、任人唯亲，但在上市银行中，独立董事一般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声誉和较浓的专业背景，选拔机制也较为科学，因而所产生的治理效应也较为明显。因此，上市银行独立董事制度的实施在各个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应更加精益求精。
（5）合理界定上市银行董事会的议题，将短期行为和长期行为相结合、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相结合、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谋求银行的长远发展。根据上市银行多届董事会议题的分析，本文发现会议过多专注于财务绩效，忽略了非财务绩效，有悖于平衡计分卡的绩效测评思想。在现代企业中，企业的竞争力不仅表现为财务资本，还表现为非财务资本，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的成长是相辅相成的。
（6）在董事长连任问题上需要考虑银行外部环境协调与内部变革的融合性问题，再进行合理决策。一般而言，董事长连任有利于银行外部环境的保持、改进和利用，但不利于银行内部的变革，反之，董事长更换可能导致外部环境的蜕变、弱化和衰退，但可能在银行内部掀起激进式的变革。因此，在董事长连任问题上，上市银行要审时度势、全盘着想、放眼未来、前后衔接，才能实现平稳、有序、递进地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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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规范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管理，促进证券行业专业管理队伍的形成，提高证券公司经营管理水平，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证券法》、《公司法》、《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高管人员）是指对公司决策、经营、管理负有领导职责的人员，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监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公司财务负责人、公司合规负责人以及实际履行上述职责的人员。
第三条 证券公司应当选聘取得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以下简称高管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高管人员；未取得高管任职资格的人员不得担任高管人员。
高管任职资格应当经中国证监会依法核准。
第四条 高管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遵守公司章程和行业规范，恪守诚信，审慎勤勉，忠实尽责。
第五条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高管人员进行监督管理。
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交易所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自律规则对高管人员进行管理。
第二章 任职资格
第六条 申请董事长、副董事长和监事长高管任职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从事证券工作3年以上，或者金融、法律、会计工作5年以上，或者经济工作10年以上；
（二）通过中国证监会认可的资质水平测试；
（三）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四）诚实守信，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最近5年内无不良行为记录；
（五）熟悉与证券公司经营管理有关的法律知识，具备履行高管人员职责所必需的经营管理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六）没有《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禁止担任高管人员和从业人员的情形；
（七）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申请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合规负责人高管任职资格的，除应当具备本办法第六条（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取得证券业执业资格；
（二）从事证券工作3年以上或者金融工作5年以上；
（三）曾担任证券、基金、期货、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部门负责人以上职务不少于两年，或者具有相当职位管理工作经历。
行使公司经营管理职权的董事长或者副董事长应当具备本条规定的任职条件。
第八条 申请高管任职资格，应当由任职1年以上的两名现任高管人员予以推荐，出具书面推荐意见。
第九条 申请高管任职资格，申请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高管任职资格申请表；
（二）两名推荐人的推荐意见；
（三）曾任职单位的离任审计报告、最近3年内曾任职单位的鉴定意见、最近5年内曾任职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就申请人从业经历和是否受过处罚或者是否存在不良行为记录等情况出具的监管意见；
（四）身份证明复印件；
（五）学历证书、证券业执业资格证明、资质水平测试合格证明、专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六）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七）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前款第（二）项和第（三）项规定的推荐意见、离任审计报告、鉴定意见、监管意见应当由出具意见的单位或者个人代为寄送中国证监会及申请人住所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其他申请材料应当由申请人同时报送其住所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
第十条 推荐人出具的推荐意见应当重点说明申请人个人品行、遵守法纪、业务水平、管理能力等情况，并发表明确的推荐意见。
第十一条 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应当自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对备案材料进行审查，对申请人进行考察、谈话，并将审查意见和考察、谈话工作底稿报送中国证监会。
第十二条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受理、审查，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符合条件的，准予许可，颁发高管人员任职资格证书。
中国证监会可以通过考察、谈话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品行、工作能力、工作经历等情况进行核查。
第十三条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高管任职资格的，中国证监会不予受理申请或者不予核准任职申请，申请人在1年内不得再次申请高管任职资格；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高管任职资格的，申请人在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高管任职资格。
第十四条 证券公司董事会应当与聘任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合规负责人签订聘任协议，就任期、绩效考核、解聘事由、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进行约定。
第十五条 证券公司选聘高管人员的，应当自作出选聘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及公司注册地和被选聘高管人员住所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送下列任职备案材料：
（一） 高管人员任职备案报告，报告应当包括选聘高管人员的职务与职责范围；
（二） 选聘决定文件、聘任协议；
（三） 被选聘高管人员签署的诚信经营承诺书；
（四）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六条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高管人员任职备案材料进行审查。任职程序不符合规定的，中国证监会责令其任职公司改正。
第十七条 高管人员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高管任职资格自动失效：
（一）有《公司法》、《证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监事或者经理的情形；
（二）受到刑事处罚；
（三）自取得高管任职资格之日起5年内未担任过证券公司高管人员；
（四）对所任职的证券公司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而被托管、行政接管、撤销或者责令关闭负有责任；
（五）未依照规定参加年度考核；
（六）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 基本行为规范
第十八条 高管人员应当切实履行法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职责，促进公司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确保相关制度有效执行，维护控制系统有效运作，对所分管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承担领导责任。
第十九条 高管人员应当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不得授权未取得高管任职资格的人员代为行使职权。
第二十条 高管人员应当拒绝执行任何机构、个人侵害公司利益或者客户合法权益等的指令或者授意，发现有侵害客户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及时向公司注册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中国证监会依法保护因依法履行职责、切实维护客户利益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高管人员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一条 高管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获取其他非法收入，不得挪用公司或者客户资产，不得将公司或者客户资金借贷给他人，不得以客户资产为本公司、公司股东或者其他机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
第二十二条 证券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合规负责人不得在除证券公司参股公司以外的其他营利性单位兼职或者从事本职工作以外的其他经营性活动。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取得高管任职资格且在证券公司从业的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应当自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注册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并说明原因：
（一）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
（二）被行政、司法机关立案调查；
（三）被自律管理机构处分；
（三）被公司免职、处分；
（四）辞职、离职、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因其他原因不能履行职责；
（五）其他可能影响其正常履行职责或者任职资格的情形。
取得高管任职资格但不在证券公司从业的人员发生上述情形的，应当自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向住所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并说明原因。推荐人应当督促被推荐人及时报告，如发现被推荐人未按时报告，应当自发生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被推荐人住所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第二十四条 高管人员出现职责分工调整的，公司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及公司注册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第二十五条 证券公司董事长不能履行职责或者缺位时，应当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决定由副董事长、其他具有高管任职资格的董事履行董事长职权。
证券公司总经理不能履行职责或者缺位时，董事会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决定由公司内其他高管人员代为履行其职责。
代为履行职责的时间不得超过90日，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 证券公司或者高管人员涉嫌重大违法违规处于行政、司法机关调查期间的，公司董事会应当暂停相关高管人员的职务。
证券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证监会可以责令公司董事会限期更换高管人员或者指定人员临时履行高管人员职责：
（一）公司存在重大经营风险且未实施有效控制、化解措施的；
（二）高管人员不能依法履行职责的；
（三）高管人员未能勤勉尽责导致或者可能导致公司出现重大风险或者风险隐患的；
（四）中国证监会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七条 证券公司变更董事长或者总经理的，应当自中国证监会任职核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办理证券业务许可证变更手续。
第二十八条 中国证监会对高管人员工作及守法合规等情况进行年度考核。
高管人员应当自任职的下1个年度起，在每年的第1个季度内，向公司注册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提交经证券公司签署意见的年度考核表。
取得高管任职资格但尚未担任证券公司高管人员的，应当自取得任职资格的下1个年度起，在每年的第1个季度内，向住所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提交经两名推荐人签署意见的年度考核表。
第二十九条 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应当在每年的6月30日前，完成对高管人员的年度考核，并将考核结果报送中国证监会。
第三十条 取得高管任职资格的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参加中国证券业协会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机构组织的业务培训。
第三十一条 高管人员离任的，公司应当立即对其进行离任审计，并且自离任之日起60日内将审计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及公司注册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离任审计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所分管业务的规模、盈亏情况、资产质量等基本情况；
（二）所分管业务内控和风险管理的有效性情况；
（三）所分管业务合规情况，包括其职责范围内是否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以及本人应当承担的责任；
（四）审计结论。
证券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离任审计和因违法违规行为被解除职务的高管人员的离任审计，应当由公司监事会委托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办理。
第三十二条 高管人员离任审计期间，不得在其他证券公司任职。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可以对负有直接责任或者领导责任的高管人员出具警示函、进行监管谈话：
（一）证券公司或者本人涉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规定；
（二）证券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隐患；
（三）高管人员不遵守承诺；
（四）证券公司财务指标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风险监控指标。
第三十四条 证券公司被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交易所等自律组织纪律处分，或者被税务、审计、工商等行政部门行政处罚的，应当自发生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被处分、处罚的原因及负有领导责任的高管人员名单书面报告注册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
第三十五条 高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证监会可以认定其为不适当人选：
（一）累计3次被中国证监会出具警示函或者进行监管谈话；
（二）累计3次被自律组织纪律处分；
（三）累计5次对公司受到纪律处分或者被行政处罚负有领导责任；
（四）有证据证明缺乏专业胜任能力、管理不善或者违反承诺；
（五）未能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相关制度；
（六）擅离职守；
（七）离任审计报告表明对公司出现经营风险或者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八）授权不具备高管任职资格或者高管任职资格失效的人员、不适当人选代为行使职权；
（九）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决定代为履行职责的人员；
（十）对公司其他高管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重大经营管理责任隐瞒不报；
（十一）拒绝向中国证监会提供相关的监管信息及其他不配合监管的情形；
（十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中国证监会拟认定有关高管人员为不适当人选的，应当在向证券公司发出不适当人员建议函前告知公司及本人。该高管人员可以自收到告知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提出书面说明，进行申辩。
第三十六条 证券公司应当自收到中国证监会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建议函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免除该高管人员职务，并应当自收到建议函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免职情况书面报告中国证监会及公司注册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
自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不适当人选之日起两年内，任何证券公司不得选聘该人员担任高管人员。
第三十七条 高管人员因高管任职资格失效、被认定为不适当人选被解除职务的，应当配合公司完成工作移交，接受离任审计。
第三十八条 自推荐人签署推荐意见之日起1年内，被推荐人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不适当人选或者被撤销、吊销任职资格的，中国证监会自认定或者撤销、吊销决定作出之日起两年内不再受理该推荐人的推荐意见或者签署意见的年度考核表。
第三十九条 证券公司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中国证监会将责令公司进行整改。整改期间，中国证监会可以对该公司的业务资格、新设机构等申请事项暂停受理、暂停审核。
第四十条 中国证监会建立高管人员数据库，记录取得高管任职资格的人员的身份信息、任职资格信息、执业行为、违法违纪情况等内容。
中国证监会可以采取适当方式，对高管人员的有关信息进行披露。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证券公司高管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依法应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高管任职资格的，给予警告。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高管任职资格的，撤销任职资格，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对公司和负有责任的高管人员单处或者并处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6个月内暂停公司相关业务资格，并对负有责任的高管人员处以警告、暂停或者吊销高管任职资格：
（一） 公司出现较大经营风险、重大经济损失或者发生重大金融犯罪案件；
（二） 损害客户合法权益；
（三） 向中国证监会提供虚假信息、隐瞒重大事项；
（四）未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进行整改或者整改不力；
（五）未按规定履行报告、备案义务；
（六）未按规定对离任高管人员进行离任审计。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责令改正，单处或者并处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暂停或者吊销其高管任职资格。
第六章 附则
篇5
关键词：银行员工；对外担保；潜在风险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1－0075－02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1.20
近一段时间，由于货币政策紧缩，民间借贷活跃，高利贷、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有所抬头，金融市场秩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1-2]。而在民间借贷背后或多或少存在银行员工的身影，个别银行机构由于员工对外担保行为而受到冲击，由此折射出的风险隐患不容忽视。
一、银行员工对外担保及产生的原因
银行员工对外担保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种是通过银行渠道为他人进行担保，银行可通过征信系统了解到员工的担保情况，称之为显性担保；另一种是银行员工私下为他人进行担保，如为担保公司放贷做担保，属于民间借贷范畴。此类担保行为除非银行员工自己承认或出现纠纷，否则银行很难掌握员工此类担保情况，称之为隐性担保。
（一）银行员工对外担保行为的主要目的
1.获取佣金收益。利用工作便利，银行员工对哪些客户拥有存款和闲置资金最为熟稔，对在银行有贷款的企业或个人情况也较为熟悉。银行员工掌握了这些信息，无形中成了民间借贷的信息提供者。这给银行员工以中间人或担保人的身份，将客户介绍给企业或担保公司，坐收不菲的佣金。
2.完成考核任务。作为银行员工都有一定的考核任务，如果银行考核激励机制不合理或导向有偏差的话，银行员工为了完成考核任务取得考核奖励或职务升迁，就可能为自己的客户提供担保，以促成银行放贷，完成自己的考核任务。另外银行员工也可通过为企业或担保公司提供隐性担保，找到企业和担保公司做存单质押贷款，以完成银行内部对存款规模和贷款规模的考核。
3.获取信贷资金。部分银行员工自己有资金需求，但受银行内部关联交易的限制，会采取以其他人名义贷款，而自己为其担保的方式取得贷款资金。
（二）银行员工对外担保行为的深层次原因
1.发展目标确定不合理，激励不当。部分银行的管理层在设立经营目标方面缺乏理性，一味地争存款、垒大户、增规模、做利润，只注重市场竞争的表现，而不注重竞争能力的培养；对员工考核指标设置不合理，有重业绩、轻品德作风管理的倾向，导致员工弄虚作假或出现一些短期行为，这样极易引发恶性竞争和操作风险。
2.员工日常管理尤其是职业操守教育薄弱，缺乏起码的风险意识和制度观念。部分银行长期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只抓业务，忽视员工的职业道德、法律法规教育，放松对员工的管理。结果导致部分银行员工缺乏自觉履行行为准则的意识，自律能力较差，执行制度的自觉性不高，风险防范意识不强，违规违纪现象时有发生。
3.监督管理体系不够完善。部分银行内部监督管理主要依靠内审部门的事后检查，不重视合规部门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合规部门前期把关、日常督导作用，监督管理体系无法完全横向覆盖到每个部门、纵向覆盖到每个层级和岗位，未形成集中的、有威慑力的监管机制。
4.对违法、违纪、违规行为（以下简称“三违”行为）范围界定不清晰，责任追究不彻底。部分银行对“三违”行为的内容、违规程度未能清楚界定、明确划分，未制定详细的处罚措施，导致处理相关问题时无法可依或重罪轻罚。基于内部人犯错，部分银行对“三违”行为的责任追究执行不严、不到位，导致员工心存侥幸或放松自律，查而不改、屡查屡犯和操作风险事件时有发生。
二、银行员工对外担保的危害
银行员工对外担保主要是出于获利或满足自身需求，如完成任务、获取资金等。而银行员工拥有银行背景，掌握着客户资源和信息，其对外担保行为必然会对银行的稳健经营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会直接冲击银行的安全运行。
（一）导致存款流失，埋下信贷风险隐患
银行员工通过银行系统了解、掌握拥有闲置资金的客户，再将其引荐给自己担保的民间借款人，这样的行为将导致银行存款流向民间融资系统。银行员工甚至为了吸收资金，可能会引导资质较好、获贷容易的企业向银行借款，而后将信贷资金转借其担保的民间借款人，从中获取利差。一旦民间借款人无法按期归还，银行信贷资金也面临一定风险。
（二）放松内部管理，增大信贷风险和声誉风险
由于银行员工在贷款环节中担任了担保人角色，在贷款审核时，基于对内部人的信任，银行容易为内部人担保的贷款放宽条件，方便其获得贷款。如果借款人不能按时还款付息，出于为自己免除担保人责任的考虑，对外担保的银行员工很可能不作为，弱化对借款人的监督，或与借款人内外勾结欺瞒银行。而借名、冒名贷款更是明显违背“三办法一指引”①的要求，使银行失去了对贷款流向和使用的控制，同时易造成借款人与银行纠纷，信贷风险和声誉风险增加。
（三）对银行资金安全和信誉构成威胁，易形成实质性损害
由于银行员工对外担保主要是出于获利或满足自身需求的目的，而银行和监管机构很难掌握银行员工的隐性担保，因此银行员工极可能提供超出自身担保能力的担保。一旦借款人资金链出问题，对外担保的银行员工将要承担还款责任。在对外担保银行员工没有足够还款能力的情况下，其可能导致以下几点危害：一是对外担保的银行员工涉及法律诉讼，职业生涯中止，同时对银行声誉略有影响。二是银行财产的重大损失。对外担保的银行员工利用熟悉银行操作的便利，在银行内部作案，挪用银行的资金还款，对银行的资产安全构成巨大威胁。一旦案发，银行将面临大额资金损失和较大声誉影响。三是银行信誉的极大损害。对外担保的银行员工伪造公章或私盖公章以银行名义继续进行隐瞒，直到对外担保的银行员工一走了之或债权人向银行追讨，使银行陷入民间融资纠纷，对银行声誉造成极大危害，导致客户对银行的极度不信任，造成银行经营不稳定，甚至会发生客户挤兑的危险。
三、消除潜在风险的对策
（一）确定合理的发展目标，完善绩效考核机制
银行董事会应制定清晰的经营管理发展战略，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内部控制机制和风险管理体制，根据经济形势适时调整发展目标，实现效益、质量和规模的协调发展。银行对现有绩效考核机制进行完善，考核指标的设置不能仅从业务指标角度考虑，还要加强对员工基本业务素质、道德品质等方面的考核，明确员工担保的贷款不纳入指标考核范围，把阶段性考核转变为周期性考核，建立与完整业务周期相衔接的薪酬机制，在有效防范员工为“冲业绩”而带来的风险隐患的同时，切实提高机构整体竞争实力，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发挥精神激励的作用。
（二）培养员工良好的职业操守，规范员工对外担保行为
一是从企业文化建设着手，银行从道德、知识和业务方面全面提高员工素质，认真做好合规教育及风险教育，增强员工对职业道德的认识和理解能力，培养员工良好的职业操守，减少员工个人对外担保冲动，从而限制违规行为的发生。
二是在《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职业操守指引》的基础上，结合机构自身情况，细化《员工行为守则》，严禁借名、冒名贷款，严禁员工充当“掮客”，参与民间融资或提供隐性担保，并确定详细的处罚措施。要求员工定期报告对外担保情况，了解掌握员工对外担保情况，防止员工提供超出还款能力的担保，明确员工担保的贷款应实行回避制度，加强对此类贷款的审查，严禁员工代客户支取或偿还贷款本息，明示违者所应付出的代价，以增强约束力。同时，应根据形势变化随时修改、补充和完善相关内容。
（三）建立完善的内部监督体系，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度
1.完善内控机制。及时梳理完善相关规章制度，确保内控制度、操作环节的改进与业务发展同步推进，使各类决策权力、各项业务过程、各个操作环节及每个员工的经营行为始终处于缜密的内部制约与监督之下。
2.重视和充分发挥合规部门前期把关作用。明确各业务的开发和各项制度的制订需经合规部门的讨论、把关；加大内部审计频率、力度，在强化内审部门权威的基础上，将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力量相结合，积极引进外部审计作为内部稽核的有益补充，促进内控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3]。
3.强化高管人员职务权力制约，加强对经营管理权的监督制约。一是要求银行董事及管理层以身作则，认真履职，勇于承担，做遵纪守则的模范。二是将高管人员任职期间自律情况、风险和案件防范力度、成效纳入高管人员履职行为重点考核内容，通过定期提醒、内部公告、定期培训、定期检讨、内部审核等方式，约束高管人员行为。三是明确高管人员对“三违”行为查而不处、查而不报、瞒报、轻报或未按规定进行处理的，需承担连带责任，督促管理人员带好队伍，规范经营。
4.拓宽信息渠道，增强社会监督力量。一是建立和完善员工举报制度，明确银行内部人员发现同事有“三违”行为或有明显企图，不报告将会受到纪律处分。二是通过在各营业网点摆放宣传牌、公布举报电话，发动群众对员工进行监督举报，拓宽查处“三违”的信息渠道，督促银行员工都必须自觉履行守则。三是监管部门或银行业协会建立银行业从业人员“灰名单”制度，将行为不良的银行员工纳入“灰名单”，直接影响其职业生涯。
5.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对涉及隐性担保、为完成考核而弄虚作假的员工，一经发现严肃处理，并在全行进行通报，充分发挥责任追究的震慑效果。同时要从严追究相关高管人员的责任，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加强法律、制度、规定的威慑作用，为银行创造良好的经营管理环境。
（四）加大宣传力度，有效降低声誉风险
针对银行员工对外隐性担保易对银行信誉造成损害的特点，银行要主动采取措施：一是让员工做出相关承诺，表示其所有对外担保均为个人行为不涉及银行，并可将相关承诺公告于众；二是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开展客户知识普及。让客户了解、熟悉银行业务流程和权限，银行对员工的个人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改变社会大众将银行员工行为等同于银行行为的看法，有效降低银行员工不良行为对银行声誉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张德强.对民间金融利率特性的分析[J].金融发展研究，2010（12）:30-33.
篇6
关键词：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舞弊风险因子
基金项目：嘉兴学院2015年度校级SRT项目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3月7日
纵览全球资本市场，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行为普遍存在。自2010年至2014年，被证券监督委员会处罚的公司数量从53家持续上升至104家，面对逐年增加的财务舞弊案件，找到应对财务舞弊的方法刻不容缓。
一、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诱因
根据Bologna的舞弊风险因子理论，企业财务报告舞弊主要受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将财务报告舞弊的诱因分为两种风险因子，即一般风险因子与个别风险因子。
（一）一般风险因子。舞弊的一般风险因子是指那些主要企业用以自我防护或用作实体来控制的因素，包括舞弊的机会、发现的可能性以及受到惩罚的性质和程度三种因素。
1、潜在舞弊者进行舞弊的机会。潜在舞弊者进行舞弊的机会大都是由于组织内部控制出现漏洞而被财务人员或者企业高管利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机会。最典型的一种形式为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与股东大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勾结，比如天一科技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董事、独立董事共同参与了财务报告舞弊的行为；河南天丰节能板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监事会主席、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等众多高层的共同串通使得舞弊行为得以发生。内部控制本来是用来防范企业内部舞弊的，但是如果相关高管之间相互串通，就有了逾越内部控制的可能性，内部控制本身存在的漏洞就可能被扩大，内部控制失效也就使得舞弊行为将难以被内部控制发现。
2、企业发生舞弊时被发现的可能性。企业发生舞弊被发现的可能性是指企业舞弊发生时被发现的概率，其中包含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缺失、内部控制失效及企业内部审计部门失职三个方面。首先，注册会计师应严格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如若企业的某些举措或情况对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有一定的影响，而注册会计师由于某些原因置之不理，则其独立性有可能缺失，上市公司舞弊被发现的可能性也随之降低；其次，内部控制是企业预防舞弊的一道防线，根据毕马威在1998年对5，000家美国公司和机构的舞弊调查显示，内部控制能够发现舞弊的平均概率是51%，也就是，如果企业内部控制执行力度不够，执行有效程度低，那么舞弊实际被发现的概率可能会大大降低；最后，毕马威的研究也表明内部审计发现舞弊的平均概率为48%，如果企业的内部审计人员没有完全做到勤勉尽责的话，这个概率还会更低，这就为舞弊行为的发生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3、舞弊者在舞弊被发现后受到惩罚的性质和程度。企业舞弊者在舞弊被发现后受到惩罚的性质和程度，是企业舞弊行为人的舞弊成本。纵观2010～2014年的证监会对舞弊公司的处罚决定书，处罚的程度及性质与舞弊行为人所获得的利益极不对等，涉及企业舞弊行为的金额多，受到处罚的金额小，比如2011年证监会发现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向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借款8，000万元，理由为发展业务，而事后又转借给五粮春，最终，款项用于证券投资，连同其自有资金1，000万元，共9，000万汇入成都证券有限公司智溢塑胶资金账户，期间转出750万元至智溢塑胶建设银行七支行磨子桥分理处账户，且于2004年随着亚洲证券的破产，账户中的5，500万元成为破产债权，而证监会最终的处罚决定是给予五粮液警告并罚款60万元，其与相关责任人最高罚款25万元。另外，对高管人员及协助其舞弊的注册会计师所处罚的程度过低，现有法律制度对高管人员处罚金额相对较小，高管舞弊被发现后受处罚的成本过小，这易使高管为了自己的利益铤而走险，如若注册会计师协助其舞弊，这将导致企业高管更加能够心安理得地贪图利益，也无疑让舞弊行为人进行舞弊的可能性增大，大大增加了舞弊的风险。
以上因素受组织实体的影响大，是组织控制范围之内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大都使得注册会计师与组织内部控制的监督失效，以至于上市公司的舞弊行为人能够在“阳光”下利用财务报告虚报、虚构、虚列等违规手段进行舞弊。
（二）个别风险因子。个别风险因子是指由于舞弊人员的主观行为导致舞弊行为发生的因素，包含的是道德品质和动机两种因素。这些是企业控制范围之外的因素，更注重分析舞弊人员的主观行为，强调主观行为人自身原因导致的舞弊行为的发生。
1、舞弊行为人违背道德品质的因素。道德品质是个人的道德素养，是人内心的“法”，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一旦约束内心的“法”解体，将有可能出现舞弊。2013年证监会发现，为促使绿大地发行股票并上市，绿大地相关人员注册了一批由绿大地实际控制或者掌握银行账户的关联公司，并利用相关银行账户操控资金流转，采用伪造合同、发票、工商登记、资料等手段，达到少付多列、将款项支付给其控制的公司、虚构交易业务、虚增资产、虚增收入等。由案例可以得出，云南绿大地通过相关人员注册绿大地的关联公司，并以此作为财务报告舞弊的手段，然而这些手段的实施必然少不了绿大地相关人员的配合。虽然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绿大地相关人员不惜触碰外部法律来配合舞弊行为，可见其内心的“法”也必然已经解体。
2、促使舞弊行为人进行舞弊的动机。动机是指促使行为人进行财务舞弊的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能形成舞弊行为人进行舞弊的动机可以有很多种，比如舞弊行为人为自己从其他地方谋取利益、上市公司为了使自身的声誉得以维护或者希望能够从外界筹集资金以避免公司倒闭等。2010年，中国证监会发现安徽省科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了“美化”报表数据，利用虚假记载的手法分别在2000年度、2001年度、2002年度，虚增在建工程9，140万元，虚增其他应收款2，020万元；虚增固定资产3，560万元，多计管理费用83.38万元；证监会在2014年发现，河南天丰节能板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了掩盖银行账户金额与《招股说明书》所述原始资本的差异，伪造了建行账户2011年度银行对账单，此外为了配合前述财务造假行为，天丰节能还伪造了新乡市区农村信用联合社账户等相关银行账户的2010～2012年的全套对账单。
二、应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措施
由以上诱因可以得知，应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措施要从一般风险因子及个别风险因子两个方面来看：
（一）基于舞弊的一般风险因子提出建议
1、明确上市公司决策层、管理层、监事会等机构职责。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与监事会四者联系密切。在股东大会中，应尽量优化股权结构，尽量避免一权独大的现象，积极引入投资者，甚至是机构投资者，发挥机构股东的作用。管理层、治理层和监事会三个机构的任职人员应保持自身独立。在岗位设置上，董事会、经理层与监事会人员的岗位要使得不相容岗位相分离；董事会内部成员应引入职工代表，且应当至少包括1/3及以上的独立董事，确保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监事会应注意保障监事会成员的独立性，完善监事会机构体系，以确保监督职能的正常履行；经理层要做到严格执行董事会的决策方向，依据市场及公司现状灵活调整，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接受内部审计单位与监事会的监督管理。
2、建立健全内部审计部门，完善内部控制。上市公司应按国家政策的要求，设立专门的内部审计部门，制定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并给予该部门一定的权限及独立性，充分履行该部门职责，以有最大的能力监督公司内部各方面的运行状况，能够尽可能地发现问题，完善公司内部制度及内部监管体系。
3、保持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会计师事务所在分派注册会计师审计公司前，应仔细严查，保证注册会计师在实质上有独立性的可能，在审计过程中应选配一定的审计监督人员，尽可能地保证注册会计师形式独立，在完成审计工作后，应确保小组外部复核人员与审计单位能够保持独立，且不直接或间接参与该项审计业务，以此来确保注册会计师在对上市公司的审计过程中能够有一定的独立性，对企业的现状有一个合理的鉴定，出具合理的审计报告，增大舞弊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
4、加大舞弊处罚力度，增加舞弊行为人舞弊的成本。首先，应增加舞弊处罚的金额，使得由于舞弊得到的金额与受到处罚的金额相当，加重舞弊后果的程度，大大增加舞弊被发现后所要付出的成本；其次，要加重舞弊被发现后受到处罚的性质。发现舞弊后受到处罚的性质与舞弊的成本呈正相关，处罚的性质越重，舞弊的成本越高。同理，针对不按照《审计准则》出具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也应加大处罚的力度，同时要合理确定会计师事务所在某一上市公司能够连续接受聘用的年限，以防止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及舞弊公司的舞弊成本降低。
（二）基于舞弊的个别风险因子提出的措施。个别风险因子是针对企业个人的舞弊行为提出的，是企业舞弊者个人所具有的，因此要从舞弊者行为人的角度出发，应对由于舞弊行为人而发生的舞弊行为。
1、企业应营造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企业应建立一个有积极信念的、有良好价值观的、有优良道德品质的、有完整规章制度的、有规范行为准则的、有浓厚文化环境的企业文化，以此来构建一个良好的企业氛围，促使企业高层和员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2、企业应制定符合企业现实状况的目标和要求。符合企业现状的目标能够相应减轻职业经理人的压力，能够避免可能会出现短期行为，有利于企业着眼于实际，以此来减少企业因为自身因素所产生的不得不进行舞弊才能够达到的目标和要求的动机。
3、企业应注重对企业高管及员工道德素质的培养。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舞弊是全世界所正在面临的难题，对企业高管及员工的道德素质的培养计划有一定的必要。就个别因素而言，从企业的角度看，企业应该营造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培养优秀的企业文化，立足实际制定方针、政策，要正视自身发展经营状况；从企业高管及员工这方面来说，要注重对企业高管及员工的道德品质的培养，要制定计划来进行道德素质教育，尽可能地预防舞弊行为的发生。
主要参考文献：
[1]韦琳，徐立文，刘佳.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识别――基于三角形理论的实证研究[J].审计研究，2011.2.
篇7
关键词: 社会责任；财务业绩；CEO薪酬；利益相关者
一、引言
伴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商业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也备受各界关注。自2006年起，监管部门相继出台文件，逐步将社会责任纳入监管范围。2006年9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倡导上市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2007年12月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意见》，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采取适当的方式社会责任报告；2009年1月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应该承担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并于每年6月底前提交上一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各商业银行积极响应相关监管规范，并逐步重视社会责任对自身发展的影响。2006年浦发银行了该行200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成为国内首个社会责任报告的商业银行；2007年建设银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首份社会责任报告；自2008年起所有上市银行均了社会责任报告。那么，各上市银行承担社会责任的现状如何？哪些因素决定了上市银行的社会责任水平？财务业绩和CEO薪酬对上市银行社会责任承担有没有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回答以上问题。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本质上是各利益相关者所缔结的“一组契约”，企业发展取决于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合作，企业目标是为各利益相关者服务，企业各项制度安排要平等对待每个利益相关者的权益。那么，谁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是“任何能够影响组织目标或被组织目标所影响的团体或个人（Freeman,1984）。[1]”按照最宽泛的定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员工、债权人、消费者、供货商、政府部门、相关的社会组织、企业所在社区等等。众多的利益相关者是不同质的，他们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具有很大差异。Clarkson (1995) 根据与企业联系的紧密程度，将利益相关者分为主要利益相关者和次要利益相关者。前者是指若没有这些群体的参与，企业就无法生存，包括股东、员工、顾客、供应商；后者是指间接影响企业的运作或受到企业的间接影响的群体，他们对企业的生存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比如媒体等[2]。Wijnberg（2000）认为股东、债权人、员工、客户、供应商和政府及社区等为第一层级利益相关者，他们是公司生存和永续经营不可或缺的人[3]。企业存在的意义在于能够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专用性投资而创造某种准租金或组织盈余，并且作为某种增长机会集而存在和发展。对企业而言，利益相关者不仅是契约的缔结者，而且是企业这部机器中的齿轮。只有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企业这部机器才能正常而高效地运转。利益相关者理论明确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责任对象，帮助社会责任理论找到了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方法和社会责任促进企业发展的理论依据。
Howard R.Bowen（1953）的划时代著作《商人的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usinessman)标志着现代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构建的开始，开启了企业社会责任(CSR)时代。此后，伴随着企业社会问题的加剧，学术界对CSR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而CSR与公司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成为研究的热点。然而，研究结论并不一致。Griffin 和Mahon(1997) [4]；Roman、Hayibor 和 Agle(1999) [5]；Margolis 和Walsh(2001) [6]对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财务业绩关系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和梳理，归纳出三种不同的研究结论：正相关、负相关、无关或没有结论，但在采用了更加严格的分类方法之后，他们发现了更多的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财务业绩关系正相关的证据。即总体来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促进企业绩效的增长。
国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研究较晚，大部分文献是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性分析，实证研究较少。沈洪涛（2005）首次对我国公司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公司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公司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之间互为因果，彼此影响，互相促进[7]。李正（2006)以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问题。结果表明,从当期看,承担社会责任越多的企业,企业价值越低；但从长期看,承担社会责任并不会降低企业价值[8]。田虹（2009）分析了通信行业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研究表明当期公司社会责任指数与企业利润、企业竞争力、企业成长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前三期企业社会责任指数与企业竞争力、企业成长的正相关关系也比较显著[9]。
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而对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很少考虑高管薪酬在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方面的作用。另外，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相关文献在进行实证研究时通常都会剔除金融行业，使得针对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的实证研究很少。本文试图从财务业绩、高管薪酬的角度，研究上市银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解释CEO薪酬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激励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变量定义
本文以沪深两市上市银行2006-2009年数据为研究样本 ，共50个样本观察值。为增加样本观察值的数量，提高分析的精度，在回归分析时采用横截面和时间序列的混合数据。样本数据来自各上市银行年度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经作者手工录入。
本文的研究涉及社会责任变量、财务业绩变量、高管薪酬变量、银行规模变量、治理结构变量等。
1．社会责任变量
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声誉指数法，由专家学者通过对公司社会责任方面的相关政策进行主观评价后打分排序；第二种是内容分析法，通过分析公司已公开披露的各类报告或文件，来确定每一个特定项目的数值。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衡量上市银行的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公司社会责任明确了责任的指向,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商业银行应对其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关键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商业银行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股东、员工、客户、社区等，由此，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可分为对政府的责任、对股东的责任、对员工的责任、对客户的责任、对社区的责任等。基于可计量和可操作的原则，本文在计量上市银行对国家、股东、员工、客户、社区的贡献时，仅考虑能够用货币计量的部分，忽略一些不可计量的因素。对国家的贡献以纳税总额（包含营业税金及附加、所得税）表示；对股东的贡献以净利润衡量；对客户的贡献以向客户支付的存款利息总额表示；对员工的贡献以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和福利总额表示；对社区的贡献以企业的对外捐赠总额衡量。为避免绝对数指标在不同银行之间的不可比性，本文采用相对数指标“每股社会贡献”和“社会贡献与营业收入之比”作为衡量上市银行社会责任的综合指标。每股社会贡献等于银行年度社会贡献总额除以年末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社会贡献与营业收入之比等于年度社会贡献总额除以年度营业收入。上市银行社会责任衡量指标如表1所示。
2．财务业绩变量
财务业绩指标通常有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等。有学者认为，有些上市公司为迎合监管部门的规定，对净资产收益率存在着大量的利润操纵行为（陈小悦等，2001）[10]，所以，较多文献采用总资产收益率作为衡量公司财务业绩的变量。本文为了更全面地说明问题，分别采用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作为银行财务绩效的变量。总资产收益率是净利润与资产总额之间的比率，反映的是总资产的获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是净利润与股东权益之间的比率，反映的是所有者投入资本的获利能力。这两个指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商业银行的获利水平，也是银行资金运用效率和财务管理能力的综合体现。
3．高管薪酬变量
CEO是银行的最高管理者，在银行决策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相应地，CEO在社会责任承担方面是最关键的决策者。本文以上市银行CEO薪酬作为高管薪酬变量。对于那些在年度中间任职的CEO，年报披露的报酬非全年报酬，而只是任职后的当年报酬，为增强数据的可比性，本文将这些数据折算为年报酬。
4．控制变量
本文以银行规模（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控股股东性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资本充足率和上市年限为控制变量。其中控股股东性质为虚拟变量，当控股股东是国有股(包括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时其为1；当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时其为0。
（二）研究假设
承担社会责任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需要花费企业的一定成本，这些必须以企业的财务业绩作保证，良好的财务业绩可以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所需资源，即企业的财务业绩越好，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越强。沈洪涛（2005）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也证明，我国公司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之间互为因果，彼此影响，相互促进。由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财务业绩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
是否承担社会责任以及怎样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决策的结果。换言之，高层管理者尤其是最高层次的决策者CEO在制定企业相关政策，承担社会责任行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薪酬作为一种激励工具对CEO的决策行为会产生影响。Lois Schafer Mahoney and Linda Thorn(2006)对加拿大公司的实证研究证明，高管薪酬在激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11]。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贡献越高，越能够得到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他们对企业的投入也越多，企业的长期价值也越高。CEO薪酬越高，他们越有动力致力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提高企业的声誉,从而更有动力做出有利于利益相关者价值的决策。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CEO薪酬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
公司的规模制约着企业参与社会责任的程度(Krishna Udayasankar,2007)[12]，较大规模的企业受社会大众的关注相对较多,他们为社会公众所熟悉，具有更强的社会影响力，往往承担较多的社会责任；在组织方面，大企业可能有更完善、更成熟的对外应变机制，所以对社会责任问题的理解与处理能力也更强（Donaldson L.,2001）[13]。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企业规模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
（三）模型构建
根据研究目的，本文构建两个模型：模型1和模型2。与模型1相比，模型2增加了财务业绩与CEO薪酬的交互项PERF×COM，用于检验不同财务业绩下，CEO薪酬对上市银行社会责任的影响。
模型2中的解释变量增加了一个交互项PERF×COM，其中银行业绩变量（PERF）分别用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 表示；控股股东性质(OWN)、控股股东持股比例（TOP1）、资产负债率（LEV）、资本充足率（CAR）、上市时间(AGE)为控制变量。
由于被解释变量CSR分别用每股社会贡献（SRPS）和社会贡献与营业收入之比（SCRR）衡量，银行业绩变量（PERF）分别用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衡量。因此，模型1和模型 2 又可具体表示为4个方程，分别用模型1.1、1.2、1.3、1.4，模型 2.1、 2.2、2.3、2.4表示。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描述性统计结果（表3）显示，就全部样本来看，上市银行每股为利益相关者贡献3.2356元，但是各银行每股社会贡献差异较大，最大值9.9543元，最小值仅0.6949元；社会贡献与营业收入之比在1.057至2.1295之间，各样本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总资产收益率平均值为0.98%，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值为16.4178%。各样本之间CEO薪酬相差悬殊，最大值是最小值的44.8倍，平均值为413.4万元。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在5.9% 到67.53%之间变化，平均为27.29%，资产负债率平均为94.24%,资本充足率平均为12.2878%，各银行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时间差异较大，最长的为18年，有6家银行2007年后（含2007年）才上市。
（二）回归分析
本文的回归分析结果（表4、表5）显示：
1．上市银行财务业绩显著影响其社会责任承担，但对社会责任的不同指标影响方向不同。当社会责任变量以每股社会贡献（SRPS）表示时，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均表明总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与社会责任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当社会责任变量以社会贡献与营业收入之比（SCRR）表示时，模型1显示了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与社会责任之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出现以上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这两个衡量社会责任的指标(SRPS和SCRR)缺乏统一的口径，虽然两个指标的分子相同，都是企业社会贡献总额，但SRPS是将社会贡献总额除以企业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而SCRR则是将社会贡献总额除以企业的营业收入。由于不同企业每股所代表的净资产不同，因此，相比较而言，SCRR 在不同企业间的可比性更强。本文之所以用SRPS作为衡量银行社会责任指标之一，是因为目前几家大型上市银行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中均报告了该指标的数值，同时也便于将研究结果进行对照和比较。当社会责任以每股社会贡献（SRPS）表示时，本文的假设 1 成立。
2．CEO薪酬与上市银行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当社会责任变量为每股社会贡献时，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CEO薪酬与社会责任的正相关性不显著，而当加入财务业绩与CEO薪酬的交互项 ROA×COM、ROE×COM 时（模型2），CEO薪酬与社会责任之间呈现了显著的正相关性。当社会责任变量为社会贡献与营业收入之比时，模型1和模型2均显示了CEO薪酬与社会责任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CEO薪酬在激励决策层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的假设 2 成立。
模型2中，无论是以每股社会贡献作为社会责任变量，还是以社会贡献与营业收入之比作为社会责任变量，交互项ROA×COM和ROE×COM的系数均为负数，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此我们得出结论：CEO薪酬对社会责任的激励作用，财务业绩好的公司显著小于财务业绩差的公司。换言之，与财务业绩好的公司相比，CEO薪酬在财务业绩差的公司对社会责任的激励更为有效。
3．资产规模与社会责任显著负相关。模型1.1、1.2、1.4、2.1、2.2 的回归结果均说明，资产规模与上市银行社会责任显著负相关，这与 Krishna Udayasankar（2007）等的研究结论不相符。也就是说，规模大的上市银行并没有承担起与其规模和社会影响力相对应的社会责任。本文的假设3不成立。可能的解释是：与规模大的银行相比，规模小的银行可能会对变化的环境迅速作出反应，根据市场变化灵活调整其应对方式，迅速将社会和环境利益融入其产品或服务之中（Goffee R., Scase R，1995）[14]。相比而言，规模小的银行对利益相关者的相对贡献更大。
4．控股股东性质显著影响上市银行社会责任。模型1和模型2的8个回归结果均显示了控股股东性质与银行社会责任之间的显著正相关性，其中7个回归结果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1个回归结果在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国有控股上市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较强。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对国有企业的定位有一定关系，国有企业传统上一直是具有大量社会角色和义务的意义广泛的社会组织，尽管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减少了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但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仍然具有其历史传承性。
5．资产负债率、资本充足率与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模型1和模型2的所有回归结果都表明，资产负债率、资本充足率均在5%的水平上对上市银行社会责任产生正向影响。银行资本越充足其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就越强，资产负债率越高其支付给顾客的利息越多，对利益相关者的贡献总额也越多。
实证研究结果还显示，银行上市时间长短对每股社会贡献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社会贡献与营业收入之比无显著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上市银行社会责任无显著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沪深两市上市银行的数据，首次对财务业绩、CEO薪酬与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上市银行财务业绩显著影响其社会责任，但对社会责任的不同指标影响方向不同。当社会责任变量以每股社会贡献表示时，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与社会责任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当社会责任变量以社会贡献与营业收入之比表示时，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与社会责任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2）CEO薪酬对社会责任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但对财务业绩好的银行的激励作用显著小于财务业绩差的银行。（3）影响上市银行社会责任的因素还有资产规模、控股股东性质、资产负债率、资本充足率等。资产规模与社会责任之间具有显著的负向相关性；控股股东性质显著影响上市银行社会责任的承担程度；资产负债率、资本充足率与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
根据研究结果，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社会责任承担的现实，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规范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虽然目前所有上市银行均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但各银行所披露的内容和方式还缺乏统一的标准。有些上市银行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定性描述较多，缺少具有综合性的量化指标。为增强不同银行间信息的可比性，建议监管部门规范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范围、内容和方式，要求同时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和“社会贡献与营业收入之比”两个衡量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的指标，进一步提高社会责任信息的有用性，有效保护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第二，建立基于社会责任和财务业绩的商业银行高管薪酬决定机制。本文的研究表明，CEO薪酬与上市银行社会责任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此，为充分发挥高管薪酬对社会责任承担的正向激励作用，商业银行在建立高管薪酬决定机制时，应将社会责任和财务业绩共同纳入考核范围，从而使高管层进行经营决策时，不仅仅考虑决策的财务后果，还要考虑决策对利益相关者的贡献，即决策的社会责任后果。
第三，加强商业银行自身建设，提高商业银行竞争力。财务业绩与商业银行社会责任（每股社会贡献）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财务业绩的改善能显著提高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水平。商业银行财务业绩的提高有赖于其较强的竞争能力和较高的管理水平，因此，商业银行需通过不断创新业务、优化服务、强化管理来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和经济实力，为社会责任的履行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本文的不足在于：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对关键利益相关者的贡献作为衡量商业银行社会责任履行程度的指标，但对利益相关者贡献的衡量仅局限于显性的、能够用货币计量的部分，忽略了一些不可计量的因素。如对员工贡献仅考虑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和福利总额，忽略了员工满意度等其他方面；对顾客贡献仅考虑支付给顾客的利息，忽略了为顾客提供的服务等其他因素；对社区和环境的贡献仅考虑了企业的对外捐赠，忽略了绿色信贷、对中小企业的扶持等因素。因此，本文对社会责任的衡量指标尚不够全面。另外，由于本文是针对上市银行进行的研究，鉴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本文研究结论的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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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Performance, CEO Compensation and Commercial Bank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inese Listed Banks
Zhu Mingxiu
(Accounting college of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9, China)
篇8
由于银行集团并表监管完全是金融业发展所产生的需求，所以其研究成果多以指导实践的监管指引、指令和指导性文件的形式公布，前沿研究主要依赖于国际监管机构的推进，较少有相关理论研究。理论研究也集中在跨境分支机构的并表监管方面，内容大多是东道国、母国监管责任的划分和各自监管职能等。银行集团不仅面临着单个银行的所有风险，而且由于其选择的所有权结构和组织结构，还存在着资本重复计算、杠杆效应、传染效应、利益冲突与利益输送、监管套利等特殊复杂的风险暴露 ，给监管带来了挑战。并表监管则是应对这些挑战的重要监管工具，分为定量监管和定性监管。[1]前者关注于测量银行集团的资本充足率、大额风险暴露、关联交易等，在并表基础上综合评估集团整体实力。后者则关注于银行集团运行的风险，对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进行判断，考虑内外部环境，主要分析不能量化的风险，如高管层的管理能力、计算机系统建设和声誉风险等。并表监管与单一监管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的，其重要之处在于它力图识别银行集团的特殊风险问题，并对内部风险的传染、杠杆效应和监管套利等进行处理，从而有助于集团稳健经营与树立公众信心。世界各国渐趋确立了并表监管原则，并将有效的母国监管作为准许外资银行进入本国的重要条件，东道国对跨国银行的监管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母国的并表监管，跨行业并表监管能力也影响着银行综合化经营的管制程度。
一、银行集团并表监管的国际经验
（一）巴塞尔委员会并表监管的评估标准
巴塞尔委员会了一系列文件，①明确了有效并表监管的标准，主要涉及跨境业务的并表监管和监管合作。在此基础上，《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第24条“并表监管”提出；“银行监管的一项关键内容就是监管当局对银行集团进行并表监管，有效地监测并在适当时对集团层面各项业务的方方面面提出审慎要求”，并具体给出了良好实践的评估标准。②第21条和第25条要求银行定期提供单个和并表的信息，并提出只要监管当局认为对银行集团有实质性影响，就有权要求关联公司提供信息，对监管合作也提出了有效性的标准。核心原则中股权转让、关联交易、并购重组等方面的条款，实际也涉及并表监管问题。
（二）联合论坛（Joint Froum）的并表监管原则
巴塞尔委员会、国际保险监管者协会和国际证券监管者组织(BIS、IAIS、IOSCO) 三大监管组织针对多元化金融集团联合公布了《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原则》，包括7个专题文件，③主要内容如下：
1．资本重复计算问题。《资本充足原则文件》规定了评估金融集团资本充足的原则及可供选择的三种不同度量方法，即以合并报表为评价基础的“基础审慎法”（Building Block Prudential Approach）、以会计信息为评价基础的“风险基准加总法”（Risk-Based Aggregation Approach）和“风险基准扣减法”（Risk-Based Deduction Approach），可根据银行集团特征，选择、组合和相互验证，从而恰当地剔除内生资本和调剂资本余缺，解决资本重复计算问题。该文件还指出当母公司是不受监管的非金融性公司时，以发债方式向金融性子公司补充的资本金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外部资本，也不具备实质上的风险缓冲作用，监管当局应防止多重杠杆效应。
2．管理人员的适宜性（fitness and properness）。[2]《工作岗位任用原则》要求监管者对集团高级经理、有控制权的董事以及重要股东适用适宜的标准，并确立了这些标准的指导原则，要求这些管理人员所承担的法律和道德责任应该是清楚的和可被执行的，应能够在利益冲突中保持公正，在集团管理中保持足够的权威。
3、监管者信息分享和协调机制。《监管信息共享的框架安排》根据业务和控制是否本地化或全球化，将金融集团分为不同类型，指出它们都有监管上的共性问题和自己的特征，应进行分类监管。《监管信息共享的基本原则》建议将母公司的监管者或某个主要子公司的监管者作为金融集团的主监管人，④并特别提出了一套适应银、证、保监管当局之间信息分享的原则。《协调人》文件建议由于监管体制的差别,不设立单独的统一监管机构，但针对分业监管存在的问题，可建立“协调人”(coordinator) 制度, 以加强合作与沟通。
（三）欧盟并表监管的基本原则和技术
1．并表监管的适用范围和主要内容。1983和1992年《并表监管指令》、《资本充足率指令》明确了并表监管的宗旨，先后将并表监管适用范围从信用机构推广到投资公司、拥有银行或投资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就并表监管内容，欧盟要求至少应包括整个集团的清偿力、资本充足性、大额风险、内部交易的监管及内控的评估等，并提出有效的内控机制和内部管理制度、向监管者的报告制度以及有效实施监管的权力是规制金融集团内部交易的三大支柱。
2．从同质金融集团到异质金融集团的资本充足率的计算。[3]一是规定了资本充足率三种计算方法和综合法。欧盟指出会计并表法（Accounting consolidation based method）、扣除与累加法(Deduction & Aggregation method)、资本要求扣除法(Requirement deduction method)分别与联合论坛的三种方法相对应，目的相同且可产生类似结果，尽管术语上存在差异。二是为了解决某一行业的资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用来满足异质性金融集团的资本要求，欧盟确认了适用于银行、投资公司及保险机构的共同资本成份，即跨行业资本（cross-sector capital）。金融集团的资本可以分成跨行业资本、银行/投资公司的行业性资本及保险行业资本。跨行业资本包括实缴资本、储备、先期取得的利润、其他项目等。在何种程度上利用行业性资本而不使用跨行业性资本来满足资本要求，将决定整个金融集团可利用的余额性的跨行业资本的数量，然而会计并表方法并不总能区分资本的来源。
此外，欧盟在管理人员的适宜性与监管合作方面也提出了要求。如要求集团主要股东和高管人员必须满足诚信、能力、决策公正、勤勉尽责等一定的“适宜性”标准，推进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交流，规定监管者有权让银行或个人实现任何监管职责内的合理的信息要求等。
巴塞尔委员会、联合论坛以及欧盟共同为并表监管确立了重要的制度和技术基础，有相互吸收之处，但是侧重点各不相同。巴塞尔委员会只是对有效并表监管的标准提出了要求，并没有明文界定并表监管基本要素及实施方法；联合论坛以防止金融风险在多元化金融集团内传播为目的，提出了比较统一的并表监管做法；欧盟的并表监管指令则带有法律效力，这是因为其立法目的在于使得各成员国之间有一套规范的制度，从而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统一。
二、我国并表监管实践及影响监管有效性的因素
在混业经营的法律限制和提高竞争力的现实需求下，我国银行业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一定程度的综合化经营，客观上形成了银行集团：一是在境外设立、参股、投资控股或收购非银行机构。④二是在国内设立基金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三是国家特许经营非银行业务。《商业银行法》虽然规定商业银行不能经营证券、保险业务，但第四十三条明确“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⑤我国银行业并表监管主要存在于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主要有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涉及到子公司的并表问题。⑥
影响我国银行集团并表监管有效性的制约因素主要如下：
（一）并表监管的职责和权力界定模糊
主监管者模式实质上反映了分业监管与混业经营趋势冲突下一种折衷的监管理念，与监管适度分工基础上银行集团综合化经营现状是相适应的。目前银监会银行集团的主监管者身份和并表监管的具体权力并未通过法律法规予以明确，使得其实施并表监管时还存在制度障碍。银行集团跨行业新业务的推出或新法规的出台通常需要较长时间，对于风险的跨市场传播缺乏统一监测，监管部门之间也需要投入较多精力用于部门协调。
（二）并表监管的范围不明晰，控制权缺乏透明度
确定并表范围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控制权标准，包括数量标准和质量标准，其核心是实质性控制权的掌握问题。[4](17-18)我国在并表范围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对法定标准的规定是“半数以上表决权”，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规定是“半数以上权益性资本”，两者存在一定区别，后者未能充分体现控制权的实质性。首先，权益性资本不等同于表决权资本，半数以上的权益性资本不一定能够实施控制。如普通股和优先股虽然都是权益性资本，但前者有表决权而后者没有表决权。其次，“半数以上权益性资本”和“半数以上表决权”在母公司―子公司―孙公司之间间接控股时存在明显差异。子公司在孙公司拥有多少表决权，母公司就在孙公司拥有多少表决权。而母公司在孙公司拥有的权益性资本则需要用母公司在子公司拥有的权益数额和子公司在孙公司的权益数额按乘法原则进行计算。二是控制权缺乏透明度，监管当局准确判断银行集团实质性控制权的能力和条件尚不具备。实质性控制权标准的提出有利于真实全面反映控制权状况，但同时也赋予了外部审计和监管当局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一方面，目前我国会计信息失真和外部审计掩盖真实信息现象较为严重，仅以合并报表为监管依据，可能会漏失重要信息；另一方面，对于股权结构复杂、附属机构众多的银行集团，监管者全面了解真实控制权情况存在较多困难。除了由于并表监管权力不明晰以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股权结构缺少透明度，监管者主要依赖银行集团自己报送和披露的信息了解情况。
（三）异质性银行集团资本要求等审慎监管标准不一致
分业体制下，对银行是以资本充足率、对保险是以偿付能力、对证券是以净资本、对基金公司是以净值为最基本的风险监管指标。信托、财务和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也都有各自的风险监管要求。并表后集团层面的资本如何评估以及资本计提可采取哪些方法，大额风险暴露、风险集中度、流动性比例等审慎监管指标如何监控等，目前均没有建立相关制度。
（四）并表基础上的风险监管制度和监管工具不完善
一是现有涉及到并表监管的制度散布在市场准入、信息披露、资本充足率、关联交易等商业银行的各项监管制度之中，没有建立系统、正式的并表监管规则，各项零散的制度规定还存在不完善之处。如对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参股、控股除基金公司以外的其他境内非银行金融机构没有建立相关制度，也没有明确规定强制披露要求。二是由于监管资源有限、与所属监管部门沟通不足、银行保密法的制约以及信息交流机制尚未正式建立，目前还未形成涵盖境内外非银行机构的非现场监管制度安排和监管合作框架，审慎监管标准、操作依据和监管经验的缺乏，使得实践中非现场监管往往也难以操作。三是对境外非银行机构的检查、调查与访问尚未纳入现场检查框架之中，现场检查与调查不充分。原因主要有：境外现场检查成本较高；未能定期系统收集境外机构信息，现场检查缺乏针对性；长期以来分业体制下现场检查集中于境内银行以及培训较少，使得了解非银行业务、境外业务、无语言障碍的检查专家非常缺乏；对于并表范围和方法、有无应并表而未并表的问题等还缺乏现场检查手段。
三、监管建议
（一）确立银行集团主监管者的职能及权力
应明确银行集团的主要监管部门和监管协调机构是银监会，并对主监管人的职能、权力进行规范。包括：审批银行集团的业务范围、跨行业子公司及银行控股公司的设立；审核银行集团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对银行集团及并表范围内的境内外附属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获取其各类信息，并根据规定实施处罚。
（二）对并表范围提出可操作性的数量标准和质量标准，增强透明度
一是从控制权的实质性考虑，以“表决权”代替“权益性资本”作为并表范围质量标准的衡量指标。二是提高控制权结构的透明度，明确规定银行集团股权结构、组织结构、各类投资事宜的信息报送和披露责任，明确提出东道国监管当局在控制权信息方面的沟通义务。
（三）明确异质性银行集团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风险监管标准
一是梳理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租赁、财务公司、基金公司等不同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监管指标，明确异质性银行集团单个机构和集团层面的监管标准。二是建立银行集团资本计量方面的指引，对跨行业资本的构成和集团资本充足率要求予以明确，并要求由所有附属机构剩余资本构成的集团自由资本必须大于零。三是监测、评价银行集团的并表管理与控制能力，以相应监管措施确保境内外机构受到母行的有力管控。
（四）完善并表基础上的风险监管工具
一是整合分散的并表监管条款，明确定量和定性监管的具体内容，形成正式、系统的并表监管制度。二是境外机构、非银行子公司、控股公司的监管信息应加入监管信息系统和非现场监管之中，并据此制定每年的现场检查方案，有针对性地加强专项现场检查。应增加对现有监管人员的培训和锻炼，并可借助外部专业审计人员的力量提高现场检查质量。
（五）建立各行业、各国监管当局之间更加深入的监管合作机制
首先，法律层面对监管协调与合作的框架做出原则性要求，谅解备忘录对在法律中难以细化的事宜予以明确规定，让监管合作真正制度化。其次，操作层面国内各监管当局可以通过定期召开分级联系会议、互相参加有关监管会议、联合审核和检查、合作处理有问题机构、相互提供咨询、签署信息共享协议、共同开发信息平台以及人员相互借调等实现跨业监管合作的具体安排，同时通过对东道国监管当局的定期访问、现场检查时的相互配合以及对东道国银行监管水平的定期评估，加深与东道国监管者的合作。
(六)完善银行集团高管层和重要股东的资格审核制度
在《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对银行集团董事、高管层和重要股东的资格审核制度，对其任职资格、守法经历、从业经验、财务状况以及商业信誉等方面进行评定和实施持续监管。与单个银行不同的是，为促进银行集团自身具有控制其特殊风险的能力，对董事和高管层的资格审核应考虑其是否具有足够的并表管理的能力。
注 释：
①即《银行国际业务的并表监管》、《监管银行国外机构的原则》、《国际银行集团及其跨境机构的最低监管标准》 、《跨境银行监管》、《母国与东道国共享信息，有效执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等。
②见其必要标准和附加标准。
③即《资本充足原则》、《对资本充足原则文件的补充》、《工作岗位任用原则》、《监管信息共享的框架安排》、《监管信息共享的基本原则》、《协调人》和《监管调查问卷》。
④如中国银行1998 年在香港成立中银国际(集团), 开展投资银行业务，1999年与英国保诚集团合资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和信托公司，后又在海外成立保险公司等；工商银行2000年收购香港上市银行友联银行，重组更名为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开展投行业务。
⑤中国建设银行与摩根斯坦利1995 年合资成立了中国国际金融公司, 经特许可以从事投行业务。
⑥招商银行持有招银国际金融财务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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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根据基金公司公告统计，今年以来，有23位行业高管发生变更，涉及19家基金公司。
德圣基金研究中心江赛春认为，一旦高管和基金经理的频繁变动形成一种负行业效应，将是对基金投资人最大的伤害。
公开信息显示，2007年底，中国59家基金公司的基金总份额达2.23万亿份，管理的资产总规模近3万亿元。2010年底，中国的基金公司增加到了63家，管理的基金总份额为2.29万亿份，管理的资产总规模却下降至2.44万亿元。
有分析人士指出，基金业离职潮的再度升级，或许能折射出以人力为核心资本的公募基金业的隐痛。
中小基金压力大
6月16日，招商基金公告称，从筹备期就加入公司的总经理成保良于6月14日离任。据称其将成为上海瑞力投资有限公司主要筹备人，该公司是上海国际集团按照上海市相关政策发起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至此，坚守在公募基金业的元老级人物将所剩无几。
作为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基金公司，招商基金从2002年底成立至今已经8年多，拥有社保、企业年金、专户理财、QDII的管理资格，是业内较早的全牌照公司，目前旗下有17只开放式基金。
“成保良是一位融合中西文化的基金人，这也是招商基金自2003年成立以来中外股东间虽有摩擦，但总能化解的原因。”深圳一位基金分析人士指出，“这同时也意味着，夹在中外股东之间的成保良想要有大的作为，难。”
在银行系基金公司中，招商基金的公募资产排名甚至还逊于渠道较弱、牌照不全的中邮基金。招商基金截至2011年一季度的资产规模不过390.40亿元，只能排在业内中游水平。与其他合资基金公司相比，上投摩根、工银瑞信以及交银施罗德等后成立的基金公司，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品牌的知名度上，已远超招商基金。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群航认为，“本轮高管特别是总经理调整多发生在中小基金公司身上，这些公司在过去几年大多业绩平平，规模增长缓慢，而其股东方对于公司业绩的期望值都相对短期且偏高。当股东失去信心时就希望通过更换高管来重寻增长。”
3月4日，万家基金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董事长、总经理双双换人。公告显示，万家基金原董事长孙国茂和原总经理李振伟由于任期届满均于3月4日离任，由齐鲁证券财务负责人毕玉国出任董事长，原副总经理杨峰出任总经理。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翻查万家基金业绩发现，2010年除债券型基金取得不错的收益外，万家基金的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全部亏损。
此外，国海富兰克林5月4日公告宣布总经理金哲非女士卸任。资料显示，金哲非是受外方股东派遣，于2008年空降国海富兰克林基金。“虽然金哲非为国海富兰克林搭建了一套近乎完美的风控体系，但她在任的三年内，公司扩张并不显著。”
据Wind数据，金哲非在任三年里，发行5只新产品，基金总份额上升了7.2亿份，而公司资产规模缩水了96亿元。
“近几年虽然新基金发行不少，但总量无明显变化。在行业此种状况之下，中小型基金公司在品牌、实力方面没有太大优势，反映在公司管理层面，高管的压力就显得比较大。”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令华指出，随着基金盈利能力的降低，中小基金公司规模和业绩无法得到有效提升，是迫使基金高管离任的原因之一。
2011年基金一季报显示，排名前十位的基金公司管理规模高达1 .16万亿元，占公募基金行业比重达48%，行业资源向大型基金公司集中，中小基金公司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在激烈的竞争下，一些公司已在战略调整层面做出思考。
股权变动影响
除业绩不佳、规模增长乏力外，股东权力之争也是引起基金公司核心人物变更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申万菱信基金公司来说，其5月4日总经理毛剑鸣离职就早在外界意料之中。2010年，外方股东法国巴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三菱UFJ信托银行株式会社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所持有33%的股权全部转让。其后，申万巴黎更名为申万菱信基金。
由于毛剑鸣来自于原股东法国巴黎资产管理，因此，业内人士认为此换帅之举是顺理成章之事。
“股东分手是导致申万换帅的直接原因。”有知情人士对记者透露，由于股东双方在众多问题上的分歧，自前法方代表、总经理唐熹明2007年辞职后，法方基本上就已经放弃了对于管理权的争夺，而随后接任的毛剑鸣，“主要工作就是走走签字流程。”
据Wind数据，毛剑鸣任期内，申万菱信发行了6只新产品，但公司总份额却下降了26.9亿份，资产规模缩水38.9亿元。
“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其实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很多公司外方股东看起来很强大，但是派驻的管理人员其实很多资历一般，尤其是在面对新兴的A股市场之时，他们所谓的管理投资经验能否有效是个问号。”安邦咨询研究员表示。
股权变更有时不可避免，如何应对由此带来的核心人才流失问题，对基金公司是个重大考验。
“人荒”背后
华泰联合证券的研究报告显示，从2003至2011年5月，公募基金行业的高管累计变更752人次，基金经理累计变更1269人次。而这合计高达两千余人次变更的背后，是大量公募基金培养出来的人才，正快速流向私募等其他证券投资机构。目前，公募基金60%的总经理和超过80%的投资总监平均任职期都少于4年。
“整个基金行业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遭遇了行业瓶颈，公司规模发展空间受到限制，经营上难以取得突破。”众禄基金研究中心分析师认为，“同时，基金公司制度设计上存在制约，无法实现股权激励，这与私募或其他行业就形成了较大落差，基金公司总经理有合适的机会就往利益更大化的行业或企业走，私募基金、PE和VC则成为基金公司高管的主要流向。”
篇10
时至2017年，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上市公司已实施16载。独立性是独董的灵魂。专业知识与经验以及独立于股东与管理者的身份，使独董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服务于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的长远发展。独立性所a生的良好治理效果，是以勤勉尽责为前提的。如果独董不具有应有的勤勉，将自己独立于任职公司的治理之外而成为不闻不问的“花瓶”董事，独董机制无法产生预期的效果。
尽管独董承担着巨大的责任，但由于“兼职”性质，对其履职过程勤勉性的监管存在着较大的难度。虽然能够对是否亲自出席董事会、缺席现场董事会次数、董事会上是否投反对票等关键点考察独董的勤勉履职状况，但大多数行为是无法考察和判断的。例如，是否主动掌握任职公司行业特色及行业监管方面的知识、是否在参会前认真阅读董事会会议资料、是否就决策中的重大事项事前与有关人员沟通等。对独董而言，勤勉是凭良心，而不是靠监管。作为勤勉尽责的独董，必须同时服务于公司治理的合规性和效益性，缺一不可：必须在把好合规关的基础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贡献于公司的效益性。
如何把握合规性更加重要
什么是独董的合规性职责？保证董事会在决策过程中遵循现行法律、法规或专业、行业标准，保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侵害。客观地说，绝大多数独董在公司运行的合规性方面投入的时间与精力不少。他们对年报、关联交易、担保等交易和事项的关注度非常高，在合规性把握上做出的努力和成效有目共睹。独董基于合规性的尽责履职主要原因有：合规方面的监管规定明确、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上市公司风险意识总体上讲比较强，愿意利用独董的知识与经验共同把好合规关；独董本人自身的风险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在董事会这一群体中，独董与其他董事不是对立关系，也不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是与其他董事一道，共同把好合规关、最大限度降低违规风险。
对独董而言，如何把握合规性比把握合规性本身更重要。理论界和实务界流行一种看法，将独董投反对票理解为对合规尽责，而把长期未投弃权票、反对票的行为当成“花瓶”的证据。事实上，这是一种简单的、形而上学的看法。我认为，作为独董，不能简单地通过行使否决权来达到合规的目的，而应该在董事会就有争议事项投票形成决议之前，通过与其他董事、管理层沟通、共同商量，找出具有合规性的解决办法。例如，本人曾任职独董的一家上市公司，其一家下属三级企业需获得一笔银行贷款，但银行要求上市公司担保，按持股比例计算，上市公司在该三级公司中的权益不到30%。在该方案上董事会之前，我们独董通过与其他董事、高管多次沟通，提出应该由下属二级公司与该三级公司的其他股东共同按出资比例担保，而上市公司本身不应该参与该笔贷款的担保，最后我们的建议得到各方的让可，公司撤销了该项议案。
事实上，独董投弃权票和反对票是迫不得已的做法，不是最佳的履职方式。不能将独董是否投弃权票、反对票作为衡量是否勤勉尽责的标准，中国的协商制民主的文化决定着决议之前充分沟通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形成决议，是最佳的决策方式。
价值创造需重效益性履职
效益性指的是，独董确保董事会在决策中有效地使用企业资源以满足企业运行和发展的需要，在给定的战略框架下，使得企业在中长期发展中作出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决策。《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有两点涉及对独董提高企业经营效益方面的要求：独董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应当要求相关人员就新投资项目的可行性、项目收益及风险预测等进行分析论证，并发表独立意见；独董应对授权、重大融资和资产重组及相关资产评估事项的合理性进行考虑并提出建议。
勤勉尽责要求独董同时为合规性和效益性而努力。合规性和效益性的区别表现为：独董在合规性职责方面不作为意味着跌破了履职底线，将会产生个人法律风险，而在效益性职责方面不作为通常只会对独董的声誉和能力产生损害；合规性职责的履行能够保证企业建立基本的制度和正常运作，只有在此基础上履行好效益性职责才能发挥提升企业价值的作用。有的独董认为对效益的追求是股东董事的责任，置身于企业经营外部、与企业无利益关系的独董必须关注的是企业在追效益过程中不得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而不是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本身。
上市公司聘请独董通常会考虑独董的知识结构，独董中通常有财会、法律、行业方面的专家。某一上市公司的独董群体中，既讲求分工，也讲求合作。独董的效益性方面的履职，主要体现在投资决策参与度和筹资决策参与度。尽管提交议案的同时管理层会提交内容详细的可行性报告，然而独董事前不仅需要详细研读方案和相关可行性报告，还需要重点关注可行性报告形成过程中基础数据的客观性。例如，对于项目投资方案，独董要更多地关注投资方案的行业前景、政策现状与趋势、方案可能面临的市场风险，同时对投资回报测算中所采用的产能、销量、价格、市场占有率、贴现率等基础数据的可靠性进行验证，必要时需要查阅相关资料、实地调研、与管理层沟通，避免因过于乐观、盲目决策造成重大投资损失。
上市公司需正确对待独董
勤勉履职、追求合规与效益双目标是独董应尽的义务。独董履职过程与作用发挥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但不可否认，独董履职过程关键点并非独董自身所能完全把握的。独董勤勉履职的程度，以及履职的最终效果，与任职公司对独董机制的认识、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状况，以及为独董提供履职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本人曾对独董参加董事会会议情况进行过调研，发现同时做若干家上市公司独董的人士，在有的公司任职两届从未缺席现场董事会，而在另一家公司则每年都有缺席董事会的情况，原因是有的公司会就董事会的开会时间与独董充分沟通，从而保证全体独董均能参加会议，而有的公司未进行充分沟通的情况下下达会议通知，致使有的独董因时间冲突未能参加会议。
为了使独董勤勉履职能够产生合规性和效益性双重效果，上市公司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端正认识。聘请独董不仅是从形式上满足外界监管要求，更重要的是运用独董的知识、经验优化公司决策，为公司创造最大化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