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与传统文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业与传统文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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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传统文化产业；发展；对策

文化创作生产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中明确指出，是直接作用于精神领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繁荣的必经之路，也是繁荣发展的关键。因此，要不断激发文化生产活力，将文化产品质量提到更高一层，这样才能够顺应当前时代的发展趋势。目前新农村不断地建设，社会结构也不断进行转变，传统的农村文化产业拥有浓厚的文化底蕴，拥有无限开发的潜力和市场前景。而农村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对农村建设也有进一步的推进，对传统文化的构建、传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顺应新的发展要求，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就必须对农村传统文化产业充分研究和掌握其中的发展规律，并进行有效指导。

1农村传统产业的概念

新时代的朝阳产业就是发展文化产业，因其具有投入少、产出高和可持续发展等优点。国内文化产业发展时间虽然长，但其发展速度却非常快。各地都希望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带动经济增长，大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农村传统文化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为背景，是农民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之中逐渐累积的思维、认知和价值观等结构。农村传统文化产业主要指在农村发展过程中，按照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标准，进行生产、加工等一系列的活动和过程。农村文化事业、农村文化产业发展都在农村传统文化建设之内。农村传统文化产业对农村文化事业具有加强作用，能够促进对传统优秀农村文化的传承，有效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繁荣农村经济。

2目前我国农村传统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对文化产业的认识不高，创意不足

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阻碍就是部分传统的文化观念和现代产业发展之间存在强烈的矛盾。受到“重儒轻商”的中国式传统思想影响，部分人对文化产业追求的利益最大化不能够接受，认为文化不能沦为商品，觉得发展文化产业就是对文化的破坏，人们对文化产品消费力受到极大的影响，不利于整个文化产业的前景发展。当前学界和业界都不能对怎样发展文化产业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还有部分人的目光停留不前，认为文化产业就是第一、二产业，没有意识到文化产业其中的特殊和价值。此外，我国目前农村传统文化产业发展缺少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普遍创意不足，没有真正掌握到“文化创意”的核心。

2.2结构性矛盾突出，缺乏内生动力

农村传统文化产业范围覆盖比较广泛，既有第二产业中的工业制造，又包含有第三产业中的文化服务行业等。按照制造行业的角度而言，文化产业对于占有比重高达60%的重工业而言，其规模和生产设备都是非常小的。

2.3管理薄弱，服务不到位

对于农村传统的文化产业发展而言，重视程度不够，管理机构不完善。部分地方虽然设有管理机构，但是由于人员配备不足、素质低以及管理方法落后，造成服务不到位。管理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模式要求进行，甚至缺少必要的制度保障，导致农村传统文化产业不能实现健康发展。

3加快农村传统文化产业发展的措施

3.1在政策上大力扶植，促进农村传统文化产业迅速发展

要想发展好农村传统文化产业，就必须要借鉴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方法，需要政府对农村传统文化产业以及城市文化产业统筹发展，充分展现自身优势，以利于两者协调发展。

3.2完善农村传统文化产业发展政策

有关部门要对农村传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进行探究，明确农村传统文化产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发展策略以及发展机制，要充分结合该区域文化生产的实际情况、资源以及拓展空间，致力于促进和城市文化产业间的要素流通和优势互补，从而实现对传统文化产业发展的完善。

3.3加强文化设施建设，满足农民文化需求

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是推进新农村传统文化产业建设的必要条件。农村文化设施建设主要体现在例如文化站、街道、文化室、体育健身工程等。政府要逐渐完善该区域文化设施，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做好乡镇的文化互动场所工作，激发农民群众的热情，充分发挥服务功能和加大对农村传统文化产业建设的投入。

3.4培养农村文化建设人才

发掘和培养农村文化建设人才，对农村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不可或缺。对于已有产业既要巩固，又要增加其生命力和竞争力，而且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发掘人才。除此之外，要加大宣传力度，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投入到农村传统文化产业发展之中。管理机构也要建立一套高效的人才机制，有计划、有组织地吸引、挖掘、培训人才，使高素质人才从内心里想留在农村，为文化产业的建设做贡献。

4结语

综上所述，发展农村传统文化产业的道路仍然任重而道远，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科学的管理和文化产业人才的支撑。需要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和分析，切实贯彻有效的发展方法，保证我国农村传统文化产业能够不断发展前行。

参考文献

[1]罗婧.中国当前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J].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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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内涵丰富而宽泛，相对现代文化而言，它是历史上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化，具有民族性、草根性、传承性等特征，其主脉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文化，所谓“精华”与“糟粕”并存的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基础是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农耕文明、农业文明的产物。没有农业文明，我们今天就没有文明，就没有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文明史，更不会产生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我们的祖先在生产、生活劳作中总结出了一门绝活手艺或技艺，一辈辈地传承，传给了爷爷，爷爷传给了父亲，父亲再传给你.你再传给儿子，就是在这代代的传承中，经验在不断积累与丰富，每一代人都可能在上一代的基础上，加之自己在实践中的点滴创造，一点一滴地积东，一代一代去传承，最终成为传统，形成传统文化。这一切都跟农业社会、农业文明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是在农业文明的土壤中孕育发展的，最终成为农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地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农业文明具有地域性、传承性等特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性决定了农业文明色彩斑斓、五彩缤纷，也造就了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有近四百个地方戏剧种，这些都是先辈们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不能否认这些剧种大部分因在当下面临自身传统与现代化的不适应而流失，处于严重的濒危状态，但这绝对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这就是特殊的、悠久的农业文明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农业文明重视传承，它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代一代积累传承下来的。另外，因为有传承，所以整个农业文明从它的产生、发展、鼎盛到逐渐衰落，在整个过程中它的精神实质，包括审美观、价值观都是一脉相承的，伴之农业文明产生的传统文化也是在社会的不断变革与进步中得到优化传承至今的。如最早的诗经是四言的，发展到五言诗、七言诗，到了唐代诗歌达到了顶峰，出现了齐言体诗，到了宋代，宋词的出现打破了齐言体的形式，而改用长短句。宋词代替唐诗，或者说唐诗代替诗经，明清戏剧代替宋词，这些都是发展，都是传承，但其精神实质、价值观念、审美内涵是一脉相承的。唐诗和宋词在这些问题上没有根本的区别，无论从豪放派、风花雪月到爱国主义诗词和唐诗没有本质区别，内容是一样的，变化的只是形式。另外，在传承性中也包含着牢固性的一面，也就是它内在的不变性、稳定性。比如我国自古有之的“诚”、“信”、“勤俭”的社会美德;“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自强不息”的人格意识;“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积极进取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等等。这些忠孝仁义传统与中华美德，一千年，两千年都没有变，也不能变。这是农业文明的特点，更是我们要保护的优秀传统。农业文明在面对今天高速发达的现代文明，其历史的局限性不断被凸显出来，在现代化面前很多传统的东西表现为不适应甚至落后，有被现代化所淘汰的危险。正是因为农业文明的局限性决定了在其土壤中孕育的传统文化并不都是精华，也有糟粕的基因，这需要用科学的态度，一分为二地剖析，汲取精华、弃其糟粕，有批判地继承。谈到精华与糟粕的问题，不能不从所处的时代及社会环境来分析。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理解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鲁迅先生曾在1925年《华盖集•忽然想到》中说过一段话，喊出了当时的强音，曾经震撼无数五四青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青丹，全都踏倒他。”这里的“三坟五典”是三皇五帝时期的遗书;“百宋千元”指清代两大藏书楼，分别因藏有100部宋版书和10(X)部元版书而著称;“天球河图”是指古代的传统历法及八卦等;“金人玉佛”是珍奇的宗教工艺品;“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则是珍贵的中医药财富。站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恰恰几乎都是我们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田青认为，“脱离反帝反封建狂飘突进的时代环境而用今天的标准和视野来苛责奋迅先生，当然是不应该的。但是，在so多年过后，在我们跨越生存、温饱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再用那时候的偏激观点来粗暴地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遗产，也是相当不公正的。”“在所谓的‘精华’与‘糟粕’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精华’与‘糟粕’共存共生的文化，存在着大量在一个文化体系里被视为‘糟粕’，而在另一个文化体系里被认为是‘精华’的文化。”所谓的糟粕，也就是不能适应今天主流价值观的那些思想、行为方式等，但这些所谓的糟粕在当时年代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只是在今天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与现代化的精神存在相悖的一面，我们不提倡不倡导而已，如旧社会的“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传统落后思想，与传统丧葬习俗相关的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相关行业、相关产品，以及束缚人性，残酷的“三寸金莲”、“凌迟”、“车裂”等传统的落后的行为方式、封建陋俗及古代酷刑，等等。但这些所谓的“糟粕”，不为今天时展所接受的文化行为与文化事项，也属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用包容的态度，通过文字、图片，影像及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客观真实地挖掘、记录与保存遗产的所有文化基因与元素。因为这些与优秀传统文化一样都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历史真实的直观体现。对其进行保存层面的保护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认知价值、文化研究价值及教育启示后人的价值，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区别对待“保存”与“保护”两个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否能适应今天现代化的发展都首先要完成“保存”层面的抢救性保护，而对能够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为新文化的创造起积极作用的优秀传统文化，应采取的是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继承与弘扬式的保护。

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与融合

西方的现代化不仅代表的是先进生产力，还有西方所谓的“先进文化”。根据原理，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而导致上层建筑的变化。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与思想两个层面，思想的上层建筑也可称之为意识形态范畴。我国几千年农业文明发展并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属于意识形态，它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新鲜的西方文化，难免会发生冲突与碰撞。传统文化就好比是身居高墙内的“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在面对高墙外的世界时会表现出或好奇，或羞涩，或排斥等复杂的内心状态。传统文化面对现代化所产生的冲突“更多的则是指思想意识、观念形态的冲突，是传统心理、现代心理承受力之间的冲突，而物质上的冲突并不主要，故人们又把它称为‘深层型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主要是指人们对保护理念、目的、价值、意义等的认知，以及如何采取适宜各类别、各项目的保护方式与方法的探索上。我们谁都不可否认，现代化带来了我国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经济的快速腾飞，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产生了很多不曾有过的现代文明。我国目前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现代化。我国现代化不仅仅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几年，其实从“”就已经开始了。但仔细审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会发现在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绩背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过程中充满着太多的痛苦、血汗、曲折，走了太多的弯路，损失了太多的东西，特别是我们的传统。我国的现代化毕竟不是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孕育出来的，不是在我们自身的文化土壤中自然孕育的、瓜熟蒂落的过程中实现的，而是受到外界因素的迫使。这些就决定了现代化必然要与传统文化发生剧烈的冲突，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往往都是以本土传统文化的失败与妥协而告终的。假如我国的现代化是在没有八国联军、没有外国列强的入侵及战争的威胁下，通过自身的改革与变法来实现的话，它必然是自然的、健康的，在整个过程中也不必完全地抛弃自身的传统。但当时的现代化是把传统文化看成是创造新文化、发展新文化不折不扣的绊脚石。比如“”提出的“打倒孔家店”，以及鲁迅先生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中慷慨激昂的陈词等，都见证了当时的社会趋势是要现代化，要科学，要民主，不要传统，视传统为现代化的天敌，要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我国的现代化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开始的。当然，在今天我们不能仅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历史，因为时代背景不同，存在的就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所幸的是，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我国现代化从起步到现在的时间还并不长，虽然走了一些弯路，但现在认识到存在的问题还为时不晚，关键是要吸取经验教训。在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懊重行事，对待现代的高科技要客观地认识，特别是事关人类生存及食品安全的相关领域，更引起重视，避免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畸形”发展。比如现在很多母亲十月怀胎剖腹生产，而非顺产;现在吃的转基因食品，激素催肥的鸡、鸭、鹅等家禽，反季节培植的蔬菜与水果等，可以这样讲，这都是现代化带来的便捷与物质的丰富，但这其实是违背人类自然生理需求及动植物生长规律的，从长远考虑是不利于人类身心健康的。我国现代化发展到今天，人们的思想认识在不断提高，健康意识也在不断提升，开始意识到顺产对于母亲与胎儿身心发展的益处，也逐渐开始认识到用传统方式生产的非转基因食品，传统方式饲养的溜达鸡等家禽，以及应季蔬菜和水果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这些都是人们在对待传统问题上认识的转变，体现出人们在里身当前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对传统文明、传统文化所进行的重新审视与理性认识的过程。近些年，传统文化的精华与优质基因愈来愈多地被重新发现，并为现代所服务。如今，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复苏热”成为当前学术界的热点话题，这绝不仅仅是普通意义上的学术探讨，而是一种以传统文化为焦点的重塑国人文化认同的理性回归。“一个民族，尤其在面对现代化的时候，必须要有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就是重新寻找文化定位，找到遗失的自我。”目前，传统的中医药文化在面对强势的西医文化面前，所表现出的自信与自觉，以及世人对它的重新认识与认可，也完全说明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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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数民族社区教育

在讨论少数民族社区教育时，如果以现代都市社区教育的基本特点为标准，那么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以及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在内的少数民族社区教育基本要素带有更加浓厚的原始色彩，也就不能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教育了。但是如果跳出现代都市社区教育的基本范式，不把社区教育看作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是以历史发展的视角审视我国少数民族社区教育，则会发现它和西方早期的社区教育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在组织形式上，具有很强的自发性；在教育对象及教育内容上，是一种全民性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传承活动。

（二）少数民族社区教育的基本特点

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疆一带，且以农村为主。受历史发展及地理环境的限制，生产力相对落后，以村寨为轴心的生活空间相对闭塞。因而，少数民族社区教育实质上是一种以村寨为单位，以家族、部落为纽带的较为原始的或是自然状态下的民族村寨教育，与由政府牵头组织施教的都市社区教育相比，少数民族社区教育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其基本特点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从教育内容来看，少数民族社区教育是一种为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而展开的教育活动。为强化下一代民族文化认同，各少数民族都把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作为社区教育的主要内容。叶忠海在《21世纪初中国社区教育发展研究》一书中对少数民族社区教育的内容作了如下的分类：第一类是民俗教育，包括物质、社会及精神民俗在内的教育；第二类是生产技能教育，主要包括农耕、狩猎、采集、捕鱼及手工技艺等传授；第三类是宗教教育，在少数民族中，并非全是玄虚、迷信的成分，也包含了一些早期人类生产实践积累的经验，比如天文、地理、医学等方面的知识。第二，从教育功能来看，少数民族社区教育主要在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即文化传承功能。为了维护古老的社会习俗，规范社区内成员的行为举止，必须通过社区教育传授传统知识体系，强化传统价值取向，这是一个民族或社区个体得以生存，群体得以延续的需要。第三，从教育组织形式来看，少数民族社区教育是一种自发形成的民间文化教育活动。第四，从教育手段来看，少数民族社区教育是通过家庭祖传、师傅带徒等一对一方式或是民间习俗、礼仪、节日、宗教活动等一对多方式口耳相传、言传身教来实现文化传承的。

二、少数民族社区教育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内在逻辑

（一）传统教育传承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文化的变迁

教育一直是文化传承的主要手段。传统的教育传承模式主要包括“家庭教育传承”和“学校教育传承”。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传统的教育传承模式已远不能适应当代文化传承的需要。因而，这也为少数民族社区教育传承模式的探索与推广提供了契机。

1.作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主要模式———“家庭传承”面临现实冲击现代市场经济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蔓延不仅催化了传统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且也导致了少数民族传统家庭结构的变化。人们不再满足于以传统生产方式获得的收入，而更多地选择走出相对封闭的村寨，外出谋求更好的发展，由此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空巢家庭”“、留守儿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为了适应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发生相应的变革，家庭的功能也随之受到影响。孩子因缺乏传统文化内涵的熏染和父母文化行为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文化传承的断层现象。

2.学校教育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方面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

学校教育作为一种有计划、有组织、针对全民性的教育活动，对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起着关键的作用，但这种保护与传承更多的是针对官方认可的主流文化或是具有绝对优势地位的汉族文化而言的。尤其在当今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学校教育所采用的教材大多取材于主流文化，而少数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的那些优秀的、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却很少被人们重视，也很难融入主流文化，因而被囿于偏僻的农村乡间，更是很少登入学校这“大雅之堂”。于是在学校教育中，少数民族学生本已获得的民族传统文化不再得到强化与发展，而日趋淡化。由此“，文化断层”现象便理所当然地出现在学校教育中，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传统文化的保护得不到强化，传承后继无人。

3.社区教育能够补充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中学校教育的不足

无论何种文化，都是在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多为农业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以家庭、社区、村寨为基础环境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体系等在文化上的反映。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存在是依赖于特定的“原生态”的生活方式，其传承也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如果只是在学校教育中一味的讲授，而不接触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文化事例，就很容易出现学校教育传承流于形式的现象。少数民族社区教育是对“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理念的实践，“它一开始就把文化的传承教育同生产生活、风俗仪式及休闲娱乐等连接起来，符合社区成员的发展需要、资质协调社区内外的支援、灵活多样的文化内容使社区成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大舞台”。由此可见，少数民族社区教育能够有效地协调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承间的冲突，很好地补充现代学校教育在这方面的不足。

（二）少数民族社区教育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优势

少数民族社区教育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 不仅在于应对外在环境变迁的压力做出的传承路径选择，更在于少数民族社区教育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相通性。与现代意义上的都市社区教育相比，少数民族社区教育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通过民间习俗、礼仪、节日、宗教等传统文化活动来实现的，而传统文化活动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正是社区教育的主要内容，从而也赋予了少数民族社区教育浓厚的民族文化特性。

1.少数民族社区教育是一种“自发性”的民间文化活动

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处在东北、西北、西南等边疆地带。深受历史、地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对于很多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在基本医疗、公共卫生设施难以保障的前提下，作为上层建筑层面的教育事业，除了官方提供的学校教育外，其他形式的教育活动几乎不存在。因此，就当前少数民族生产方式、经济水平、教育现状而言，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各种自发性的民族传统文化活动得以开展的社区教育，将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存在。

2.少数民族社区教育是一种“全民性”的民间文化活动

“人类物种生命的延续是靠个体完成的，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命的延续是依靠民族整体传承实现的”。这就决定了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实践者是广大民众。因此，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是文化的“草根性”，其传承人应是那些最具民族乡土气息的广大民众。从这层意义上来讲，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诉求与少数民族社区教育特性不谋而合。因为，少数民族社区教育是通过礼仪、节日、宗教、丧葬等多样化的形式，不分贫富贵贱、男女老少，对社区内的全体民众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影响，目的在于确立并强化社区成员民族文化意识，满足他们身心发展的需要。从组织形式上来看，集中体现出“全民性”的特点；从教育目标上来看，主要在于通过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强化民族认同，增加民族凝聚力。

（三）少数民族社区教育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意义

1.在选择、创新的基础上维护民族文化的基本元素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少数民族成员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断与自然、社会生态环境博弈形成的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是植根于这个民族体内的精神内核。党和政府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强调：“要正确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挖掘、阐发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从这里可以看出，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并非是全盘接受，也不是丝毫不变的代际间复制，而是在选择与创新的基础上对民族传统文化基本元素的传承。少数民族社区教育除其所有特殊性，就其本质而言，终归是一种教育，而教育对文化最为基本的功能就在于文化的选择与创新。

2.有利于实现文化代际间的传承

希尔斯认为：“至少需要经历三代人两次延传，文化才可以成为传统”。由此可知，代际间的传承对于文化的繁衍尤为重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世代之间的隔阂。在外来文化、市场经济带来的思想观念影响下，传统的家庭结构、生产方式土崩瓦解，“空巢家庭”、“留守儿童”等社会现象的出现严重阻碍了代际间信息的交流。少数民族社区教育的最大优势是内附于传统民族文化活动，为社区内所有成员代际间的充分接触、交流创造了时间、空间上的可能。因此，少数民族社区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愈合现代化冲击带来的文化传承创伤，增加年青一代接触自己民族文化的机会。

3.有利于服务民族经济的发展

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一种类型的经济，如果它要求一种与这个伦理道德相违背的民族精神，那么这种经济就不会发展；反之，如果一种经济与这种伦理道德相一致，那么它将兴盛起来”。这是对民族经济与文化发展间的互动需求所做的最为精辟的阐释。少数民族社区教育可以保存和整合民族文化资源，同时也可以培养旅游产业发展需求的本土人才，在经济与文化的互动上起到桥梁的作用。

三、少数民族社区教育传承传统文化现代反思

（一）少数民族社区教育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原则

1.传统性与现代性相结合的原则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避免的。随着城乡一体化格局逐渐形成，多元文化间的交流越加频繁，每一个民族都将会面临一场现代化冲击下的文化重构，都要在现代化与传统性之间做出恰到好处的选择。这种重构性的变革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当展的需要。一方面，“原真性”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存在的前提，在传承的过程中要注意维护表现形式与文化意义的内在统一；另一方面，必须要认识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传承也并非是原模原样、丝毫不动的延续。只有结合时代的要求，融入时代精神，与时代文化性和谐，才能源远流长，焕发活力。因此，承担着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重任的社区教育，一方面要继续强化传统文化价值观教育，增强少数民族社区成员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树立民族文化自觉；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社区教育也要主动的融入主流文化，加强现代科学知识和系统人文精神教育，通过社区教育的手段实现现代性与传统性间的平衡，即实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重构。

2.民间性与政府性相结合的原则

必须承认目前有些地方少数民族社区教育是一种较为原始的、自然状态下的民族村寨教育，是一种非正规的、不成熟的社区教育。引入现代教育理念，完善基本教育设施，结合现代教育手段逐渐实现少数民族社区教育的现代化，这不仅是少数民族社区教育自身持续、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时代需要。在当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大面积濒危的态势下，更需要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因此，少数民族社区教育要适当引入政府行为，加快实现少数民族社区教育的现代化。同时要充分利用政府资源，开展系统的政策、理论研究，积极探索少数民族社区教育与学校教育及社会其他文化保护机构的合作路径。

3.自发性与规划性相结合的原则

自发性是少数民族社区教育的内在属性，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但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社区教育就不具备组织、规划性。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程度不断提升“，统筹规划”“、长远计划”必将成为少数民族社区教育发展的时代需求。只有让源自民间的自发性与来自政府的计划性相结合，二者相辅相成，才能确保少数民族社区教育既能反映少数民族的特色与意愿，又能在现代化的传承过程中不失其原真性。

（二）少数民族社区教育未来发展的思路

少数民族社区教育的发展要置身于少数民族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构建大背景下，统筹兼顾，既要肩负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重任，也要为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

1.少数民族社区教育的目标

在实施社区教育之前，要高瞻远瞩规划好社区教育要达到的目的，这包括社区教育本身的目的以及社区教育本身之外的目的。目标之一：发展农村多元经济，脱贫致富奔小康。社区教育属于上层建筑层面，它的发展必须以民族经济为支撑。一方面，少数民族社区教育在发展规划过程中一定要实事求是的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实情；另一方面，社区教育要把服务社区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教育对经济的促进功能，结合当前民族旅游产业发展，实现民族社区多元经济发展。目标之二：提升社区成员素质和生活质量。实现人的全面而又自由发展，这是社区教育本身目的所在。随着民族社区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成为可能，社区教育要致力于提升个体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身体素质等，有效促进社区成员身心全面发展，培养社区成员归属感及认同感。目标之三：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濒临失传的传统文化。这是社区经济及社区内个体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文化多元发展的需要。社区教育要充分发挥文化传承的优势，促进民族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承。

2.少数民族社区教育的主体

“以乡镇、村寨社区为单位，充分发挥少数民族社区民间社团的参与力和社区成员的主体力”。少数民族社区教育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生了一定的变迁，现代语境下的少数民族社区教育模式除了传统的村寨型教育模式之外，还包括了民族城镇中的以街道为主体的地域型教育模式，以民族社区内学校为主体的辐射型教育模式，以及以社会为主体的社区学院为实体型的教育模式。因此，它的管理体系已不是过去自由、粗放型的乡规民约下的村寨自治，也不是强加政府行为并全权负责的单一主体管理，而是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管理趋势，参与的主体也更加趋于大众化、社会化。

3.少数民族社区教育的重点内容

一方面，文化遗产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以特定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为前提的。因此，为更好地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之相关联的其他领域也应纳入社区教育的范畴；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社区教育的现代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而其中重要的一项便是社区教育内容的现代化。结合当前少数民族社区教育及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应积极开展以下几类教育培训。其一是生产生活技能培训，诸如竹编、木雕、蜡染、刺绣等技艺培训。此外，还可根据社区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开展导游、餐饮服务的培训。其二是现代农业科技教育培训。考虑到许多少数民族农业生产还停留在传统农业阶段，甚至不乏原始农业阶段，要加大力度推广现代农业科教教育。这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繁荣的经济基础。其三是生态和环境保护教育。自然生态环境是传统文化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对社区成员进行自然生态观教育，强化自然生态保护意识，切实巩固民族文化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是少数民族社区教育的又一重要内容。其四，除以上之外，少数民族社区教育还应包括扫盲教育、卫生健康教育及妇女生育保健教育。

4.少数民族社区教育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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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企业；基本途径

[作者简介]韦浩明，贺州学院人文与管理系副教授，广西贺州542800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7―0069―03

现代企业的发展，需要拥有与之相应的文化基础和价值观念作铺垫。本文通过分析传统文化与贺州市工业发展的关系，探讨实现区域工业化的基本途径。

一、区域传统文化与企业发展的关系

传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于现代工业社会与传统农业经济对劳动力资源的要求具有本质差别，传统农业的劳动力，强调的是循规蹈矩，现代工业的劳动者，必须具有创新意识，才能在社会竞争中取得发展。历史上，工业从传统农业中逐渐分离，经历了个体、家庭、手工业、机器工业等发展阶段，但是，无论哪一个阶段，都离不开农业的支持。特别是在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区域，工业发展更离不开与农业的协调，离不开来源于农村的劳动力和区域人才的支持。这些来自农业的劳动者参与工业劳动，自然把传统文化的潜意识带到工作中，不管你是否认可，任何一个劳动者，无论工人、管理者、技术人员还是私营企业主、股份制企业的主要管理者，在工作中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被潜移默化的传统文化影响和约束着，会用业已形成的观念和价值取向对各种事物作出判断，决定取舍。因此，发展现代工业，不仅要考虑资源要素，而且要重视人的因素，重视人成长的传统文化背景及其受影响程度的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秉承族群传统文化和地方实际，贺州市的工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得到迅速发展，不少农民因此走出农田、乡村，实现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初步展示出贺州人民与时俱进、不甘落后、开拓进取、求强求富的精神风貌。然而，贺州工业的发展极不平衡，主要集中在资源开发型上，加工型的不多；地域上集中于八步附近，其他县、乡的企业数量有限；规模小，整体效益不高。同时，由于资金、技术、人才因素的制约，主要生产初级产品，附加值低，又对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有鉴于此，贺州市政府依据“市场导向型、市场开放型、效益优先型、资源节约型、环境良好型、人民受益型”的新型开发模式，以“富民为本”，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乡镇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政策，提出“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大力发展园区经济和基地经济”的方案，逐步实现贺州市“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企业化”的目标。然而，战略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群众观念的转变与接受程度。因为“任何发展干预都是外在的，对农村社区只能起到辅助作用，要想实现农村社区的真正可持续发展，其动力只能是来自社区内部，来自社区的人口――农民。看一看中国现有的农村发展典型，无一不是通过社区人口的内生能动性而实现的内源式发展。农村发展干预期望实现的就是农村社区的变化，一种正的变化，这种变化只能由社区人口来体现与实现”。因此，不仅要明确企业发展有利于促进地方文化的发展，而且更要重视区域传统文化在企业发展中的双重作用。

二、实现区域工业企业化的基本途径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种地不再是农民唯一的、最好的谋生手段，他们恋乡、恋土，又希望谋取新的职业来发家致富。现在，发展工业的机遇已经到来，珠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正在重组，那里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因工资高，已经面临着某种程度的劳动力不足问题的制约，正在寻找新的发展空间。贺州与珠三角不仅有一衣带水的地缘优势，劳动力充足，价格相对便宜，而且还有传统文化相似的优势。从目前贺州工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及将来要达到的目标考察，我们认为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转变观念，提高劳动者素质

经济发展必然、也必须有文化作为基础和条件，如果没有共同的文化基础，经济发展的差异必然会导致各个族群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工业发展、富裕生活和现代化的实现，关键是实现人的转变，实现由传统观念向市场观念、人才观念的转变。因为“价值观念的转变是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传统文化循规蹈矩，思考问题和做事情总要看别人怎么做、有无先例，缺乏现代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创造和创新精神。现代工业企业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各种各样敢于突破传统的实用操作型人才的培植。贺州市劳动力资源丰富，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富足，欠缺的是劳动技术、技能。这与我国传统“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农村群众和地方学校教育都以“升学”为重点，重视的是学生的“应试”能力，大多数情况下忽视学生将来生存技能的培养；学生不重视劳动技能的掌握和养成，不愿意到技校去学习、培训，认为上技校没有出息。为此，转变观念，重视劳动者技术、技能的培养、掌握，是发展贺州工业进而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企业化的前提。目前，地方政府已经注意到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重要性，实施“农村富余劳动力培训就业工程、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程”，对劳动者进行培训，但仅限于就业培训，忽视了发展的培训，对将来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缺乏合理的培训、培养计划。所以，必须在现有基础上，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一是从在校生抓起，无论是中小学还是大中专院校，不能仅仅偏重于理论的空洞学习，应当结合生活实际和工业企业发展的需要，适当进行劳动技能训练，逐步培养他们将来从事工作所需要并符合客观现实的自知、知识、能力、态度和手段，作为初级人才培养的铺垫。二是加强成人职业教育，提高劳动技能。贺州的劳动力以农民为主，掌握的主要是农业劳动技能，要使他们从“务农”向“务工”转变，需要相应的观念与技能转轨，实现转轨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教育培训。培训的着眼点首先是符合当地就业需要的短期训练，以增进群众的劳动技能为目的；其次是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对技术人员甚至专业人员的知识技能培训，构建高、中、低档次合理的劳动力素质结构。

通过教育培训手段开发劳动力资源，目的在于破除农民的自然经济、农耕文化、封闭保守、计划经济等观念，提高劳动技能，增强效能感、时间感，增强创新精神和应变能力，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并造就具有现代意识的群众集体。因为人是社会实践最重要的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还是生产关系的反作用，都需要通过人来实现，只有不断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才能促进生产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转变传统观念，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是促进区域工业发展的重要措施。

(二)重视民营企业家的培植，构筑以民营经

济为主体的发展格局

传统文化通过影响人的思维观念进而实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贺州地处多种区域强势文化的交汇地，既有中原文化厚实、中庸的成分，又有岭南文化重利、实惠、商、新、实、活、变等特性，也有山居民族勇于开拓、不畏艰难的冒险精神。这种文化整合的中心点在于培植一批民营企业家，通过他们带动群众、拉动区域经济发展。

首先，以现有龙头企业、个体生产营销大户的经营管理者为基础进行培育。这些生产、经营管理者，一般拥有比较丰富的经验，既能利用各种优惠政策来发展生产，又备受地方领导重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影响地方群众观念的潜力。政府在鼓励、扶持的同时，必须注意思想观念转变的引导。因为贺州市的企业家大都以广东的发展模式为样板，注重学习、模仿、转化和某种程度的创新，“上得快，转得快，变得快”。但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地方传统文化对管理者的影响也越来越强，一是宗族观念的影响；二是过分强调实用主义，目光短浅，贪图小利，缺乏考虑企业生存、发展的长远视角；三是迷信落后，缺乏科学精神，唯我独尊。久而久之这些东西必然成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所以，增强创新意识，明白工业经济是技术大众化、产品单一性、使用长期性的，只要拥有相应的设备和材料，任何地方都可以生产的道理，这是培植贺州民营企业家的基础，也是成为真正企业家的根本要求。

其次，招商引资办企业，借用外来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实现劳动力转移，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贺州市在招商引资中拥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贺州传统文化的兼容杂合性，既有吸纳中原资金、技术的基础，又有承接“东厂西移”的岭南文化土壤，而且客家文化的海外联谊，有利于拓展招商引资的空间和范围。无论南下、西移，还是海外华侨、港、澳、台投资，都有相应文化作为企业发展的基础。同时，这里的大理石、锡、铁等矿产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高，林业资源得天独厚，都是招商引资的潜在资源。并且，通过外来企业落户，把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引入贺州，有利于摆脱传统小生产者的心态，促进当地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整体效益的提高，实现堆积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人数向发展中的乡村工业转移，拉动地方经济发展。

再次，从资源和技术角度出发，把生产种植大户逐步引导并最终向企业家过渡。以农业为主的贺州，工业化道路的演进，离不开农民这一重要群体的带头人――农民企业家的培育。贺州工业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外部力量的强制冲击，而且要确保发展后劲，必须有内部力量的整合、发展、壮大，即内生型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的造就，需要政府的引导和规范，从生成于民间、通过自身的努力实践、不断探索并取得初步成效的生产经营者中选取、培植一批企业家。这些企业家来自基层，从事生产和创新的源动力来自地方传统文化和民间力量，必须依靠他们发展民间乡村工业和相关产业，通过他们诱导广大农民逐步从农业向工业转移。这种诱导，凝聚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其实质在于通过点、线、面结合，实现由农业向工业的逐步过渡。因为工业化的发芽、生根，离不开当地的人民群众，离不开当地的传统文化。因此，培植源于传统文化中具有创新精神的农民企业家，可以有效地把现代工业生产技术、管理制度、经营模式同地方群众结合起来，间接推进贺州工业化的进程。

(三)利用血缘、地缘关系，培植乡村民营工业企业

乡村民营企业由群众自主经营，包括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等各种类型，可以是集体的、个体的，也可以是联户组合股份制的，甚至是合资、合作的。这种企业的兴办，往往以地方优势资源为基础，经营管理者善于利用血缘、地缘的优势把企业做强作大。生产资料来自地方，劳动力来自宗亲、血亲或者近邻，间接地把农业生产者纳人企业的生产服务中，促使乡村经济结构发生变革。“乡镇企业在运作中移植亲缘关系和家庭伦理规则作为自己的组织规范，毋须使刚刚进厂成为工人的农民经历适应现代科层制度的过程，并因此能大大降低在企业管理方面付出的代价。”“企业内部和村级经济的运作也(常常)遵循了亲缘关系规则，这具体表现为内外有别的佣工制度、劳动分工的差序格局和企业管理中的亲信原则与家长权威。”这种方式对于当前贺州乡村企业的发展相当适合。当然政府在其发展过程中要注意引导，肯定其遵纪守法、有难相助、睦邻友好的积极一面，又要防止其危害社会因素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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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和教育部统一部署安排，2012年起湖南大学对口隆回县开展扶贫工作，重点帮扶虎形山瑶族乡。湖南大学对此高度重视，校党委书记刘克利亲自担任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校长赵跃宇、副校长刘金水任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先后多次赴隆回进行调研。

经过调研，专家教授们发现，隆回是一座充满奇异自然风貌、灿烂人文景观及厚重文化底蕴的宝地。“花瑶挑花”“花瑶呜哇山歌”“滩头年画”“手工抄纸”先后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尤其是北部的虎形山花瑶区域更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守着这样一些宝藏，旅游产业也有了一些基础，为什么还会贫困程度如此之深、贫困面如此之广？

原来，长期以来，隆回旅游主打花瑶民俗风情游，相比周边湘西、~山旅游景区起步较晚，旅游线路设计单一，带有花瑶设计元素的特色产品数量少、价格高、品种单一，不能和旅游产业形成合力；农产品和特色药材基本处于卖原材料阶段，产品附加值极低。 湖南大学生物学院教授刘选明、朱咏华等现场指导羊肚菌种植

湖南大学以此为突破口，明确了“以花瑶传统文化内容为基础，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和国际化的设计理念改造与创新原有业态，形成民俗观光、自然休闲旅游、文化产业及衍生产品、新型农业等多元化产业输出”的扶贫思路。一方面将花瑶传统文化产业进行升级，另一方面在瑶族传统农业生产基础上打造定制农业与旅游相结合的产业模式。从而提升当地旅游产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以这两大产业为主导引擎，促进隆回尤其是花瑶地区系统工作有序推进。根据上述思路，设定了涵盖县乡产业发展、文化保护性开发、城乡规划建设、重点农业产业技术支持、教育扶持、人力资源培训等多个方面一揽子扶贫项目。

走进米兰世博会的隆回“花瑶花”

2013年起，湖南大学启动“花瑶花”创新扶贫项目，通过系统的社区研究和社会创新方法，对花瑶独特的自然人文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和提高当地贫困户收入，解决本地就业问题，改善民生，实现自然资源、经济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更加充分发掘隆回县花瑶特色文化，湖南大学以文化和科技融合为主要切入点，组织申报了2014年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国家级科研项目，其中《面向花瑶特色民族文化产品的创意设计服务平台建设与产业化》获财政部立项支持。湖南大学为此专门组建了一支涵盖文化研究、影像制作、产品开发、商业模式研究等各领域专家的团队，邀请了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近10位专业设计师进入隆回开展工作。以“花瑶花”作为地方文化品牌，综合当地居民与外部市场的需求，选择以花瑶文化为基本元素的“文化产品”和“衍生产品”各100件进行开发，并在花瑶地区建立社会创新实践基地和花瑶传统文化展示基地各一个，逐步形成了“风景、人文、物语和社区互动”为一体的O2O社会创新平台。

2015年5月至6月，湖南大学在米兰世博会上举办“乡iang-分享家乡味道”设计与社会创新展，将基于花瑶地区的特色生活形态、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如花瑶挑花）进行创新设计、研究及影像记录的成果进行了展示，如“花瑶花”品牌识别系统（包括未来门户网址、实体店视觉设计），也包括花瑶衍生产品的包装和LOGO的设计，用花瑶挑花元素设计的环保家居饰品；为当地支柱产业“金银花”设计的花瑶特色茶包；根据花瑶生活形态设计的儿童益智类图书《花瑶历险记》；开发了手机APP介绍“花瑶风物”等。这是花瑶首次登上世博会舞台进行展示，经过保护性开发的花瑶传统文化产品获得了极大的国际反响和良好的市场反馈。

下种即售空的“花瑶-白水洞系列”大米

隆回虎形山乡平均海拔1300多米，气候环境独特，传统的瑶族农业种植习惯保存了当地水土的纯净。近几年，随着人们对绿色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城市居民中预订农产品的人也多了起来。为了推动当地传统农业与旅游业的发展，提升当地产业发展能力与造血功能。2015年初，经过水土取样分析和系统调研，湖南大学在虎形山乡引入“订制农业与旅游”相结合的模式，利用众筹的方式开展“花瑶-白水洞系列”优质水稻种植，即由消费者众筹资金，农户根据订单决定生产，等农作物成熟后，将农产品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该项目免费为贫困户提供有机肥、优质稻种和无公害农药，该水稻刚下种即已预订完毕，回收价格高出当地市场20%。参与众筹的客户还需邀请5户家庭到种植地白水洞村进行农耕文化、民俗风情等旅游项目的体验活动。该模式获得当地村民积极响应，虎形山乡白水洞村由8位村民合资成立了“粳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生产组织与管理工作。项目的实施带动了当地旅游产业与传统农业的升级，大大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与农户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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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文化对农业文明的挣脱与疏离农业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源泉，也是中国农村文化的根基。但是在多元文化的包围中农业文明的现代境遇不容乐观: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村庄文化日益萎缩，农村文化发展趋向失却了特色内涵的、与城市趋同的复制工业文明之路。在现代与传统的整合过程中，农村土生土长的文化资源日渐式微，不仅民间艺术在现代化的车轮挤压下，生存空间日益萎缩，农村传统文化活动也在社会转型中与人们的生活渐行渐远。究其原因，一是生发于农业社会的农业文明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现不充分，因不能满足农民的精神需求对农民失去了吸引力。二是农业文明的现代转轨不能适应现代生活转变和现代社会转型的实际需要，使其失去了对农民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于是，疏离了农业文明的农村文化失去了发展特色，成了拥有现代化外壳的城市文化的翻版，城乡统筹成了城乡统一，不仅不能代表农民的根本利益和需求，反而会加重农民的文化匮乏和精神失落。“结果，维系传统村庄秩序的制度被破坏了，而现代的制度又生长不起来，农民合作不能达成，村庄共同体不能建立，在村民原子化的基础上，内生村庄秩序没有根基，村庄越来越不能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也越来越不适合农民居住，越来越不能为农民提供安身立命的场所。”［2］伴随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建设以农业文明基础，反映现代农村社会生活的农村文化是农村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一方面，农村文化发展必须继承和发扬农业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保持农村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结构变化，农业文明也需吸纳现念、科技革命成果和时代精神的精华，实现其现代转轨。

(二)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不均衡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加快，我国城乡文化差距不断拉大，发展不均衡特点更为突出。具体表现为，城乡文化资金投入失衡，城乡文化资源配置失衡，城乡文化服务失衡，城乡文化消费失衡，城乡文化人才严重失衡。［3］“统计显示，我国城市文化投入占全国文化事业费的70．6%，农村仅占29．4%;城市人均文化事业费达到了33．27元，而农村人均文化投入只有12．1元。”［4］资金投入不足已成为制约农村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与城市相比，农村文化基础建设较为薄弱，存在设施陈旧简陋，软件建设落后于硬件建设，利用率低等问题，农村文化建设流于形式的现象较为突出。农村文化教育设施匮乏，现代化的电视网、宽带网、通信网等网络设施严重不足。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原有的文化资源和文化活动悄然退出，而新的能满足农民精神需求的文化活动缺失。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深刻地改变和影响着城乡文化，逐步形成了城市文化的强势地位并不断改造和解构着乡村社会的文化价值，农村文化在城市文化的强势冲击下日渐边缘化。伴随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文化优势地位凸显，不断通过传媒、教育、市场、人口流动等各种途径向农村辐射，形成了对农村文化的巨大冲击。与此同时，农村文化却在机械接受、模仿城市文化中走入了迷失的误区，在对城市文化的简单复制和追随中失却了特色，面临着被强势城市文化挤压、挤占而萎缩、退却的困境。在城市文化的辐射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农民在农村文化中失却了表达自己的话语权，逐渐失去了对这种文化的认同，迫切需要发展自己的文化重建精神家园。

(三)农村文化与人的疏离改革开放以来，“民工潮”的出现，中国快速城镇化和人口非农引致农村空心化问题日趋严峻。“空心村”的出现客观上形成了农村文化与人的疏离，造成农村文化发展主体缺位，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村文化建设的难度。“空心村”状态下青壮年外出打工造成农村文化发展主体缺失，农村的留守群体“386199部队”对文化基础设施使用率偏低，已经建立起来的农村活动室，图书馆不少处于闲置状态，成为花架子工程。由于工作、居住环境和现实生活心态的张力，农民工成为游离于城乡文化之外的文化流浪者，受自身文化水平、生活习俗和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在城镇化过程中难以融入当地社会，离土离乡导致其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度不高。任由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农村文化建设难免流于空泛和形式。农村文化与人的疏离还体现为农村文化发展中忽视主体文化需求，导致文化发展难以激发人的参与热情，或在参与中难以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造成隐形主体缺位。这种隐性主体缺位对农村文化发展的影响更为恶劣，往往虚耗了大量的文化投入，造成文化资源浪费，使农村文化发展流于形式化，文化建设效益低下。农村文化建设要依靠主体的自觉和能动参与才能发挥文化软实力作用，但是在当前的文化发展中，文化滞后固化了文化主体素质低下和能力不足问题，使农村陷入文化与人的疏离的恶性循环模式。文化发展主体的缺失和能力的匮乏使文化难以发挥精神支撑和价值引导作用，不利于新农村建设全面和谐发展和城乡统筹目标的实现。

二、城乡统筹下农村文化发展的出路

文化发展是人类行为与环境互相适应的动态过程。突破城乡统筹下农村文化发展困境，需要理清思路，抓住关键，选准切入点，实行重点突破，使人类行为在理性指导下不断适应环境变化要求，推动农村文化进步与发展。

(一)以先进文化引领，形成冲破农村文化困境的精神支柱以先进文化作为观念指导，结合农村社会的实际发挥文化规范引导、凝心聚力功用，对于冲破转型条件下的农村文化困境具有根本性意义。先进文化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体现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反映时代进步潮流的文化，因而先进文化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特点，当前中国先进文化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它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植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反映与体现当代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内核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先进文化能为新农村营造文明的社会风尚，塑造合于时代的价值理念和精神，为新农村建设培育新型的高素质的现代化农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用先进文化武装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要求，也是新农村文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冲破社会转型下农村文化困境，切实发挥文化凝聚力作用，必须以先进文化引领社会风尚，发挥先进文化的精神支撑作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指导，为新农村培养造就高素质的建设主体，树立营造文明的社会风尚，形成建设新农村的强大内聚力，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二)传承农业文明，发展乡土文化，夯实城乡统筹下农村文化的根基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农村文化生存之基。多元文化包围中农村文化的发展，不是回归传统文化，而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用现代元素加以改造，在传承中弘扬、发展农村乡土文化，夯实农村文化根基。传承农业文明要注重结合运用当地农村文化资源和农业资源，结合时代特点和现代需求进行现代价值挖掘，并赋予其丰富的时代内涵和多样的表现形式，增强农村文化发展活力和生命力。要重视教育在当代农村文化传承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城乡统筹战略下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和扶持力度，通过倾斜性的政策吸引和制度供给形成稳定农村教育人才的保障机制，实现城乡之间教育资源、人才资源的合理流动。同时，还要推动农村传统文化的现展，实现传统农业文明的现代转轨。要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创造性地转换传统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使传统文化的合理内容与现代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如农业文明中的群体和谐观念和道德教化，在现代社会中就具有积极意义，可以弥补现代文化的个体倾向和疏离状态，在调整社会秩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要推动农业文明与农民现代生活联系，以市场经济，法制，科学等现代元素，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创造性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丰富现代农村文化内容。

(三)以文化资源整合、创新提升农村文化发展水平，形成文化发展特色优势文化资源的整合是多元文化共存下农村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农村多元文化的客观存在及其对农村社会的现实影响要求必须对其进行整合，以促进农村文化良性发展，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合力。由我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当代中国农村文化资源整合必须坚持文化在农村文化资源整合中的主导地位，发挥其甄别，发展，批判，净化功能，为农村文化顺利整合提供方向保证和可行路径。在城乡统筹战略下农村文化资源整合，要在充分利用、整合传统与现代资源、城乡文化资源、中外优秀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以现代要素拓展文化载体、丰富文化内涵，不断提升文化发展质量，在整合中增强农村文化发展整体实力和水平，形成农村文化发展特色优势。另一方面，文化创新是形成农村文化发展特色优势的重要保证。创新是农村文化发展的核心和动力，是农村文化的兴衰关键。只有创新农村文化，才能把农村宝贵的文化资源优势变成现实生产力，形成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推力。农村文化创新要植根于农业文明和乡村传统文化，以城乡统筹下多种文化资源及其整合为基础，以农村广阔的文化市场为依托，形成农村文化发展的特色优势，真正实现城乡统筹下城乡文化共生共荣的文化发展目标。农民是文化创新的主力军，要以广大农民作为文化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坚持文化发展反映和体现农民的文化需求，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农民在文化发展中的创新意识，培育其文化创新能力。

(四)坚持以人为本的农村文化发展价值追求文化是人的文化，发展农村文化的目的就是要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培育新型农民，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城乡统筹下发展农村文化，要清醒认识当前农村面临的新形势，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着力提升农村文化内涵，满足农民在巨大的社会变动中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发展需求，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当前农村文化建设中存在对送来的文化消化不良，文化公共产品利用率不高的问题，文化发展的热情不高，文化发展中主体缺位现象较为突出。从根本上解决文化与人的疏离问题，要渐次改变城乡二元体制这个导致农民主体缺位和能力素质不高的制度根源，在城乡统筹下通过“以工哺农”，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实现城乡统筹下资源环境要素的合理流动，通过增强农村文化的吸引力实现文化主体的回归。实现主体回归，关键要培养人的主体意识和提升主体的文化能力，从根本上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成效。首先，以农民需求为导向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培育农民的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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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 设计样式 平面设计

1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重要性

只有有特色的东西才能够被世界发觉，并能够在国际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中得到认同。因此，设计作品的民族特色是其具有世界性的一个前提条件。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式样，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平面设计中，一定程度上讲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借鉴。在任何一件传统的艺术作品中，每个人都能够把自己对生命和情感的理解融入作品之中。而个人的观念与感情又是最直接的艺术源泉，可以为现代平面艺术设计提供最直接的灵感。随着中国和世界的逐步接轨，中国平面设计的空间会越来越大。社会对艺术方面的要求在不断提高，现代平面设计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在坚持和把握艺术的民族性，把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与现代设计进行完美的结合便显得尤为重要。

2 平面设计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设计的核心目的是为人服务，所有的设计活动其实都应该围绕着人的需要而展开。设计同时也承担了对人类的精神和心灵进行正面引导的重任。如：年轻消费者购买某种商品是为了展示自我成熟与成就感；而年老消费者则可能是怀着浓浓的怀旧感和对岁月的沧桑感而购买。设计只要考虑到以人为核心向外延伸，就会产生这样的现象：有怎样的需求就会产生怎样的设计。

作为艺术设计中的一个分支，平面设计也是一种文化的设计。平面设计的范围和设计对象是在二维的空间里将所要表达的精神内涵通过视觉语言和视觉符号的形式表达出来，形成丰富多彩的平面设计作品。平面设计作品所展现的具有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对客观情感和主观情感体验的一种艺术再现，具有较为特殊的审美情趣和实用价值。作为体现现代艺术文化的平面设计，要充分立足于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这个巨大的艺术源泉中汲取灵感，给予设计以无穷的魅力和精神核心。在现代的平面设计中，传统艺术文化会被设计师有意或无意地运用到设计之中，形成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的平面设计作品。在现代平面设计趋向于国际化的潮流下，设计中的传统文化运用的成功与否成为现代平面设计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3 中国传统设计样式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运用

中国传统设计样式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运用，主要是把传统的设计元素与现代平面设计的内容、思路和形式进行整合，使他们在和谐的前提和条件下下自然地融合。

3.1 传统的“留白”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运用

“留白”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美中较为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中国艺术中绘画艺术对简约之美的总结。它以“计白当黑”、“以少胜多”等特有的语言和设计手法对现代平面设计产生明确的启示作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设计者往往都在设法将平面中的所有空间都填满，这种现象在现代的很多设计作品中都得到充分的体现，而且还有一直不断攀升的趋势，但是这种现象却越来越多地使人们感觉到视觉疲劳，因为这让欣赏者感觉到压抑和喘不过气。而传统艺术中的留白设计正是缓解这种现象的解决方式，留白使二维的平面空间产生恰当的“呼吸量”，不仅能够很好地引导人们的视线，更能够给设计者带来更多的遐想，使人们根据平面设计的主题，给予设计内容和结构布局以新的延伸内容，使之发挥出更大的想象和创作空间。

3.2 传统的吉祥图案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运用

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形成了广泛的题材、多样的形式和丰富的内涵。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和发展，为现代平面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创意。传统设计中的吉祥图案运用于现代平面设计，主要体现在其本身具有的形式美和图案所承载的吉祥寓意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如中国联通的标志――中国结，通过中国结迂回往复的线条来象征现代通信网络的四通八达，寓意着在现代信息社会中联通的通信事业信达畅通和井然有序。同时，也象征着联通的通信事业的蒸蒸日上、红红火火。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运用，使得设计作品在文化内涵和视觉美感方面都有了更深层次的表现。

当然，中国传统设计样式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运用不仅仅只体现在这两个方面，这里仅仅抛砖引玉，为现代平面设计提供一定的思路。在现代平面设计中要不断发掘中国传统设计样式中的有民族特色的元素进行广泛地运用，为现代平面设计提供全新的视觉形象和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周雅琼.从包豪斯重新认识艺术与设计的关系[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6).

[2]王先祥.融合创新:中国现代设计的未来发展[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3).

[3]张智燕.楚纹饰对现代平面设计的启示[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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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僧帽壶；历史；文化；创作

中图分类号：J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9-237-1

紫砂壶艺，从明代中期开始就受中国儒家、佛教、道教等传统文化的影响甚深，紫砂经典名作“僧帽壶”就是受中国佛教文化影响的典型代表作品。笔者曾经临仿过“六方僧帽壶”，对该件作品的文化及工艺稍有领悟，现就对“僧帽壶”的体会作一浅谈。

一、僧帽壶的历史起源

僧帽，出家僧人头上带的帽子。《佛教大词典》“帽子”条目记载如下：“头巾、禅巾、菩萨巾，冬季僧侣头上所戴布制之物。”《释氏要览》卷下《送终篇》“头巾”条载帽的形制：“全长五尺三寸。前面长二尺八寸，背后长二尺五寸。”僧帽壶最早出现的时间是元代，最早出现时的载体为瓷器。明以后随着大量瓷器工匠转移到紫砂器方面的制作后，也将此器形移植了过来。并且根据以上原因来看，紫砂圆形僧帽壶的出现时间要早于李茂林款，更早于时大彬款。时大彬款应为紫砂工艺成熟后，由制作紫砂器皿的工匠根据紫砂壶成型特点加以改良后出现的结果。李茂林款僧帽壶应和其他两种是没有传承关系的，其出现的理由可以作以下两点考虑：第一，李茂林根据汉地佛寺内僧人实际使用后产生灵感设计而来；第二，李茂林根据当时出现的瓷器僧帽壶款式所启发，进而独立创作的。通过从历史的角度，证明了僧帽壶在历史上有着并且也应该有它独特的地位：其一解释了壶名的由来，揭示了其与少数民族器用品有着直接联系，并且反映出一段各民间交流的历史；其二，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僧帽壶制作工艺、设计思路转变的过程，通过它能够比较清晰地反映紫砂在中国历史大环境中不断变化的历程，说明了“飞把”工艺设计的出处；其三，也展现了佛教传统中从无帽到有帽，以至于到帽子成为法器的一种演变过程。通过这次对僧帽壶的研究后，更发现僧帽壶与传统文化分不开，它是折射出中国文化传统和历史的一面镜子。

二、文化意蕴

“僧帽壶”是多种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是紫砂壶艺术上的经典，也映照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造型因壶口形似僧帽而得名，壶身为六角形，壶身口沿处延伸出五瓣莲花，壶盖呈正六边形，边缘隐现于花瓣之中；壶颈紧接花瓣，好似帽沿；鸭嘴形流，耳形手把上有一似飞把的小扳手；壶嘴的设计颇具匠心，与壶把手前后呼应，与壶身浑然一体；壶底也是正六边形。“僧帽壶”的造型棱角分明、精雅独到，整体给人以刚健挺拔、神韵自若之感，因此为世人称绝。

紫砂“僧帽壶”的特征是莲花，而莲花在中国式佛教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莲花，又称荷花，生长在沼泽污泥之中，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无论在美术或是文学上，莲花都是经常出现的，被视为“生命之树”的象征。可以说“莲花”就是佛的象征，“僧帽壶”的莲花体现了佛教文化。

“僧帽壶”与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它是折射出中国佛教文化和历史的一面镜子。从历史的角度看，“僧帽壶”在历史上有着并且也应该有它独特的地位。这把“僧帽壶”的用途初期是专为佛教僧侣饮茶，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僧帽壶”逐步变成普通人也可以使用的茶壶，说明佛教文化已经渐趋世俗化了，并走进百家生活，影响着世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三、僧帽壶的创作

紫砂“僧帽壶”的手工成型是根据不同造型，有不同的制作工艺。“圆僧帽壶”与“菱花僧帽壶”的成型工艺是以手工拍打成型为主，辅以泥片镶接法，而“六方僧帽壶”的成型工艺则完全是手工打片镶接法成型。笔者临仿过顾景舟的“六方僧帽壶”，在临仿该作品前要有总体设计和分解式的图纸，根据图纸的尺寸裁好壶底、壶身、壶颈、壶嘴、僧帽莲花瓣帽沿和壶盖等样板，然后把紫砂泥打成厚薄一致的泥片，按样板切好紫砂泥片，再按步骤先在壶底泥片上把壶身筒泥片用脂泥粘好、接好，依此类推，把壶颈、帽沿、壶嘴、壶把全部用脂泥粘好，壶盖必须单独做，把几片泥片平粘好后，用鲭皱刀按样板尺寸切割，使之有层次感，再在壶盖上把先前捏塑的莲苞形壶钮粘接在盖上。粘接好壶坯，接着就用多种工具在壶坯上做整形、修饰，使壶身饱满，角部挺括藏锋，浑然如玉雕一样和润，壶上线条要舒展、流畅，壶嘴、壶把的虚实空间要空灵、优美，并用“明针”在壶面上反复地“光”，使壶面如玉一样润泽可人。

紫砂壶集欣赏与实用于一身。艺术实用品要求手感舒适、口盖严密、壶嘴出水流畅、壶把拿来顺势得手等等。因此，我们在制作紫砂壶时应特别注意两个方面：第一，一定要熟练掌握技艺手法和工艺技巧；第二，要努力表达作品的精神内涵和文化韵味。拥有这两方面的综台素质，就能做出自己满意的紫砂壶，才能弘扬中国传统紫砂壶文化，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紫砂，热爱紫砂艺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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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单向度的现代大众文化传播方式，网络文化构建后现代双向沟通模式，兼具小众与大众传媒功能。人类从单一狭窄的“媒体-受众时代”，迅速跃入“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介生态环境。这就是说，一元化、中心化、霸权化的现代主义文化逻辑被颠覆了。正如比尔•盖茨所说:“信息高速公路将打破国界，并有可能推动一种世界文化的发展。”网络生态环境是一个天然适合民主意识培养和民主机制运作的环境。纵观计算机发展的历史进程，由最初的中央控制式的大型主机转变为家庭化的个人电脑，本身就是一个从“集权”不断走向于“分权”的过程。互联网的崛起则进一步打破信息垄断与集权控制。“计算机带回真正的个人权利。赛博网络帮助坐在电脑终端的思想一致的激进者结成同盟，他们使用邮件和网页来散布消息与组织战斗。通过这种分析，计算机很明显的服务于一种进步的民主的和去中心化的趋势。”事实上，在网络生态系统中，主体因子、信息因子、环境因子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是双向可逆的，都具有“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美国传播学家戈夫曼在《公众的关系》一书的前言中，曾极有远见地建议使用“互动生态学”(interactionecology)来指称传播行为在微观语境和互动结构中的意义和构成研究。网络文化传播媒介作为社会的一个具有自组织结构的子系统，它自身的各种微观层面构成要素之间，它与中观层面其他媒介系统以及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均存在着彼此牵连、相互制约的能量交换与互动关系，维持着网络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中国学者邵培仁提出:“与以往不同，我们主张确立的媒介生态互动观，在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考察与认识上，不仅反对人与自然相对立的‘二元论’观点，而且质疑‘人定胜天’的合理性;倾向于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一元论’思想，相信‘人天双赢’的可行性，主张媒介与媒介、媒介与社会、社会与环境和谐协调、携手并进。”这就是说，整体平衡与循环互动构成网络文化生态性建构的基本原则。回瞥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恰恰存在着极为丰富的强调整体性、综合性而否弃独断论价值霸权的生态性思想资源与思维方式:认同人与自然的一体，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流。作为儒家群经之首的《周易》讲天、地、人三才之道，就是三者有机统一的整体世界观。

《周易•乾卦•文言》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讲的就是以“与天地合其德”的理想来表达“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人们的—切行为都要以遵从自然规律、符合自然现律为前提，才能获得成功，这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注:“与自然无所违。”《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儒道两家明确主张的“天人合一”与佛家的“依正不二”在根本思想原则上是一致的、相通的。“依正”二字，是“依报”、“正报”的略称。正报，指众生乃至诸佛的身心，即生命主体;依报，指生命主体所依止的国土，即生存环境。不二，亦作“无二”，大致有两层意义，首先是指矛盾、对立的双方并非只是水火不容的敌对关系，而是互相关联、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其次是指矛盾、对立的双方体性是一，在其深层或就其终极本质而言，本无矛盾对立，本无差别。从天人合一和依正不二观念出发，中国佛寺素有育林护山、绿化环境的优良传统，至今尚可见寺院也多是林木扶疏、景色怡人。可见，中华民族很早就拥有自己的生态文化和生态思维。东方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迈向文明的道路是非常独特的。我们的祖先生存在封闭或半封闭的自然环境之中，周围足以河谷为主体的地貌结构，这种文明起源的早期生态环境规定了他们以治水为、以农业立国的生存方式。同时，由于原始氏族内部的血缘宗法关系保留着“人和”的习性、于是保留了人与自然流动变化的节律及社会生活秩序和睦相处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渗透着许多带有古朴而神秘的色彩但又非常深刻的生态直觉。这种生态直觉又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凝练化、抽象化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与西方文化迥异的思维模式。季羡林先生指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区别，随处可见。它既表现在物质文化上，也表现在精神文化上。具体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我个人认为，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来源于思维模式之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说得再抽象一点: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特点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而西方分析思维模式正相反……‘天人合一’这个命题正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当然，今天关注和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人合一”为代表的生态文明因素，并不是要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要通过创造性地发掘和阐释，为当代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思想活力与精神动力。格里芬所言极是:“后现代精神并不是要前现代的传统主义，它只是恢复了人们对过去的关注和敬意。”也正如科布博士所指出的“我不会将任何前现代的东西说成后现代的。但从某个角度看，后现代思想从前现代思想中受益非浅。中国传统思想对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回到它。它需要通过认真对待科学和重视已经发生的社会变革来更新自己。”毋庸讳言，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带有某些前现代神秘主义甚至迷信色彩的东西，这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性思想资源进行理性扬弃与阐释，在现代文明平台上深刻把握前现代传统文化与后现代网络文化的隐秘关联乃至某些方面的深层契合，使作为中华民族独特思想贡献的天人合一思想在网络时代重新焕发生机。

二、网络文化全球化与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互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指出，因特网的兴起和普及，已成为当今全球传播的利器。传统的国际传播是国与国之间的，但主要依托因特网和卫星技术的全球传播则从根本上跨越了国家界限，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因特网构成全球化进程的急先锋和推进器。现在的问题是，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吗?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观点仍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他把全球化看成是现代性的根本后果之一，认为它“不仅仅只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蔓延，在这种蔓延过程中其他的文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在这些新形式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罗伯森则强调，“全球化本身产生变异和多样性，从许多方面来看，多样性是全球化的一个基本方面……强调重点转向了……在一致性中寻求独特性，而不是在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全球化包含了普遍与特殊的同时性。”这就是说，全球化应当具有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双重面相，网络全球传播吹响的不是同质化的号角，而应奏响多元文化共容共存的欢歌，各民族传统文化所包蕴的地方性知识的文化生态价值理应得到高度重视。从保持良性的文化生态系统平衡的角度说，作为当代高科技文化旗手的网络文化面临危机。一方面当代自然科学和高端科技的飞速发展，往往掩盖了地方性生态知识的光辉;另一方面，网络传播并不能从根本上消弭信息鸿沟、信息隔膜的存在，以至于某些极具生态文明价值的地方性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经常被忽视、歪曲，甚至是诋毁。因此，基于维护人类文化生态安全的共同利益，迫切需要从文化生态人类学角度重审中国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无可替代的生态价值。从哲学传统上说，西方人的认识路线是“主客二分”，即把客体看成是外在的被认识者，主体是内在的认识者，两者彼此外在;中国人则把人与世界的关系视为“天人合一”的“在之中”。换言之，人在认识万物之先，早已与世间万物融为一体，早已沉浸在他所活动的世界万物之中，不能将世界万物与人同它们打交道的活动过程分割开来。

历史地看，人类对自身和外在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第一阶段农业文明的“主客浑然一体阶段”，第二阶段现代工业文明的“主客体两分对立阶段”，当前正处在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即后现代生态文明的“主客体辩证统一阶段”的转化进程中。中国传统的主客一体、天人合一的理念，对于当下正在形成之中的“主客体辩证统一”思维方式显然富于巨大参照价值。诚然，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实现“主客体浑然一体”向“主客体两分对立”的转化———这一历史任务由西方现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成功完成了，但中国传统智慧阐扬的人与自然的一体观、人与人和谐统一的观念、协和万邦的和谐世界理念对于纠正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导致的种种弊病，特别是校正当前网络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霸权和价值殖民倾向无疑具有巨大纠偏、解毒作用。国际互联网是全球化的物质载体，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边界的概念、国家的概念受到了冲击，信息共享正把地球缩小，世界成为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但是，麦克卢汉“地球村”的美好设想远未实现，而网络化的世界更像是一座“全球都市”。“地球村”所蕴含的是“天下一家”式的农业文明想象，而现存的全球网络生态体系远未达到平衡、合理的理想状态。无论从技术手段上，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上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网络媒体集团占有绝对的优势，处于“全球都市”的富人区、核心地带，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全球都市”的边缘地带，它们在融入这个“全球都市”体系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待遇。发达国家控制着当今世界信息生产和传播，有数据显示，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至少要比它的反向流量多100倍以上。全球信息传播系统中还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平衡，存在着少数传播大国和多数传播弱国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以网络为推进器的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物质生产的过程，更是一个精神生产的过程。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对发达国家的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依赖，正面临遭受“信息霸权”(informationhegemo-ny)和“电子殖民主义”(electroniccolonialism)掠夺的威胁。正如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因素一样，文化多样性也是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维持文化生态平衡的关键。没有文化多样性，就失去了资源共享的前提;没有资源共享的需求，最终将导致网络文化的萎缩，危及网络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再生产。网络文化中的西方价值霸权与价值殖民的实质是价值专制，与多元互动、众生喧哗的网络精神格格不入，与强调整体、循环、平衡的后现代生态文明原则背道而驰。暂时抛开政治、经济、社会等复杂原因不谈，其思想根源与误区仍在主客二分的割裂式、掠夺式思维方式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价值判断习惯。人类的网络生态系统是一个多元价值共生的体系，这一体系中任何一个子系统的恶性膨胀与价值霸权必将影响其与其他诸价值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乃至影响整个网络生态系统的稳定发展。“文明生态的深层结构是价值生态，文明的合理性，是价值生态的合理性;价值生态的合理性，是文明有机体的整体合理性，而不只是其中任何一个文明因子的合理性。”因此，在当今网络全球传播语境下，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霸权，重建网络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对话关系，实现生态价值互动，很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三、当代中国特色网络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协同进化

在生态学中，协同进化(coevolution)是指两个相互作用的物种在进化过程中发展的相互适应的共同进化。它是一种进化结果，更是一种进化机制。这一机制能够促进物种的共同适应，维持生物群落的稳定性。举例说来，猎物-捕食关系的形成就是典型的互惠共生的协同进化关系。捕食者和被捕食者都在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被捕食者要加快奔跑速度才能逃脱追捕，而捕食者则必须加快奔跑速度才能捕获猎物。这一生物界的由生存本能驱动的协同进化现象，对于重审由文化创新驱动的当代中国特色网络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性关联不无启迪意义。人们往往普遍地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实，从生态文明视角看，人和社会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只不过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由自然界中最复杂的生物———人类的行为和他们组成的更为复杂的系统的规律。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实际上是同一个自然界在不同层次上呈现出来的特征和规律，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构而言，传统文化不是沉默矗立的博物馆、纪念碑，更不是僵死之物，而是活的源泉、活的主体。用黑格尔的话说，“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她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应该也应当实现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协同进化。数千年文明史铸就的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根基，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立足点。在网络文化所产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多元化的前提下，更要明确网络文化必须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美国是因特网的故乡，但因特网属于全世界。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基于我国网络空间，源于我国网络实践，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网络文化不是西方网络文化的简单横向移植，而是一种具有本土气质、中国风范、中国气派的新媒介文化。因此，我们既要积极融人世界文明之中，又必须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充分实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独特性与完整性，否则将不可避免地被世界文化一体化的激流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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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教授甄峰与学者朱晓清在2011年第9期《现代城市研究》上发表题为《慢城运动对国内宜居城市建设的启示》一文，梳理了“慢城”或曰“慢行城市”的概念，即是指1999年兴起于意大利的旨在实现全球化的地方特色维续和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的城市模式，特点是生活节奏悠闲舒适，支持本地传统手工工艺与传统美食，不排斥现代科技与工艺，充分利用资源来实现地方感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村庄或社区。而“慢城运动”则是指一场根植于地方可持续性的城市空间特色复兴运动，强调对地方传统文化、美食、工艺与产业的保护和支持，维持地域独特的地方感，抵制全球化强加于地方的殖民地化和边缘化倾向。其精髓在于将绿色环保、健康和谐、地域特色保护和人文性同步推进，通过对传统文化与自然生态进行商品化规范，打造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中小城市的国际化品牌，最终实现城市更高层次的宜居。

作者因此认为，慢城运动对我国城市的宜居建设具有实践意义，特别是对小城镇，更是一种重要的发展战略和选择。我国的小城镇数量基数巨大，但大多行政管理不够专业，配套设施、发展资源与机遇不足，经济较为落后，不足以应对现代化社区所面临的挑战。为求发展，这些小城镇往往牺牲生态环境良好的自然环境以及土地利益，以低廉的税费招商引资，从而求得经济的增长，向现代化快节奏都市方向发展。这种牺牲可持续性换来发展之路的“外部资源依赖型”做法往往成本巨大，既竞争不过老牌工业城市，也伴随着城市个性的沦丧。因此小城镇的慢城运动的发展，体现的是小城镇的“内部资源依赖型”，使小城镇可以建立起自己的风格，保护城镇原有的文化风貌，有效利用传统的技能和知识促进地方产业发展，同时在大力发展观光产业、有机农业和绿色产业的同时，利用慢城品牌实现产品与城市的营销。

作者还指出，慢城的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体现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产业生态互利互补、惠民的小城镇发展模式，所以发展经济和旅游不是慢城运动的本质目标，发展旅游并非慢城的原始动力，仅是初级慢城的目标之一。此外，以“慢”为旅游开发噱头的恶意炒作与跟风行为，是发展慢城时必须加以规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