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经营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保险经营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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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森林保险；投保主体；森林培育企业；森林培育专业户；兼业农户

中图分类号：F3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2)02－0176－06

森林保险投保主体是指从事森林培育的并以所培育的森林为标的进行投保，寻求风险转移的法人或自然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森林保险投保主体进行分类，如根据所有制形式的不同，投保主体可以划分为公有制(国有、集体)与非公有制；根据风险偏好程度的不同，可以划分为风险偏好型、风险中性型和风险厌恶型；根据是否主动投保，划分为主动型和被动型的；根据投保人的理性程度的不同，可以划分为理性型、有限理性型和非理性型等。在已有的森林保险的研究文献中，大部分学者都没有对投保主体进行分类，而用“林农”、“投保林主”或“森林经营者”等词加以概括，如陈玲芳(2005)、等(2005)、马菁蕴等(2007)、崔文迁等(2008)、石焱(2008)等，还有学者将“投保林主”与“林农”混用的，如吴希熙、刘颖(2008)等。“投保林主”或“森林经营者”过于笼统和概括，没有考虑到各类型投保主体的异质性，不利于深入研究他们的投保行为差异。“林农”一词一直以来都不明确，铃木尚夫(1989)曾对作为林业生产主体之一的“林农”进行论述，但没有对它进行明确的界定，更多的学者是从“农户”的角度去理解“林农”的。虽然“农户”和“林农”有共同之处，但“林农”并不要求其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林业，这与“农户”大多要求农业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源泉是不同的(陈亚鹏，2009)。同时，“林农”一词并没有将培育森林的企业包括在内，而森林培育企业却是森林保险的投保主体之一。由于没有对森林保险主体进行科学分类，因此不能科学地说明不同特征差异的投保主体的投保行为，因为不同类型的投保主体，其对森林保险的风险态度、支付意愿、支付能力、理性程度等均不一样，存在这些特征差异将导致其投保行为的差异。因此，为了更好地研究森林保险投保行为，有必要对森林保险投保主体进行恰当的分类，并对它们各自的特征差异和投保行为差异进行分析与比照，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一、森林保险市场投保主体分类

为了更加深入研究森林保险市场的投保行为，将投保主体划分三类：森林培育企业、森林培育专业户和兼业农户。

(一)森林培育企业

森林培育企业是指以森林为经营对象，从事造林、抚育和采伐等林业生产活动的法人，它是一个独立的、具有经营决策权、经济核算独立、自负盈亏的林业经营实体。根据经营形式的不同，森林培育企业有如下几种类型：林业股份合作制、股份制林业企业、林业企业集团、一般林业企业、乡村林场(如村办林场、合作林场等)等。森林培育企业经济基础雄厚、辐射面广、带动能力强，相比于森林培育专业户和兼业农户，有许多优势：它有利于提升一定区域内家庭农户的组织化水平；通过入股、租赁等形式扩大经营规模，有利于降低收集、处理市场信息的成本，提高信息的准确度，降低不确定性；有利于森林培育企业获得规模经营，降低交易费用，获得更大的收益积累能力，提高林业的扩大再生产能力。森林培育企业相对于森林培育专业户和兼业农户，其组织结构完善，内部分工明确，专业化生产，具有更强的适应市场的能力和运用科技的能力。

(二)森林培育专业户

森林培育专业户，也称为森林培育大户，是指专门或主要从事森林培育活动的，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的林业经营主体，将家庭经济和专业化的林业生产结合起来，有权自主决策经营，经济上自负盈亏。其家庭主要生产经营活动以林业为主，并且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林业经营活动，家庭主要成员一般都拥有林业经营的技术和经验，经营面积一般大于200亩以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产权制度改革(特别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入以及荒山改造力度的加大，以及一系列有关土地流转和鼓励群众治理宜林荒山和稳定林权政策及规定的出台，通过承包、租赁、拍卖等形式，涌现出一大批森林培育专业户。其经营形式主要有：承包经营、买断经营权、租赁经营、联合经营等。森林培育专业户―般由以下群体组成：一是植树造林能手；二是一般村民，主要指当地一些具有超前意识，经济头脑较强，且经济实力较强的村民；三是其他社会家庭个体。森林培育专业户为了获取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必然会采用相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有利于林业科技及机械在林区的推广，加快林业现代化的进程，同时，森林培育专业户通过自己勤劳致富，会起到示范作用，会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参与到森林培育活动中来。

(三)兼业农户

这里所论述的兼业农户，是指农户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也从事林业生产，如农户家庭经营责任山和自留山等，它属于Ⅰ兼型农户，即以农业收入为主，而以林业收入为辅的农户。兼业农户所经营的森林面积比较小，一般在200亩以下。在某种意义上讲，林业生产上的兼业农户是在外部社会经济因素和农户自身特征约束下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兼业农户的大量存在可用Talip Kilic，etal(2009)的“推拉模型”来解释。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在农民意识中，农民的天职就是种粮，认为唯有种粮才是农民的本色，至今尚有不少农民认为经营林业系不务正业，对林业生产经营意识淡薄，更没有重视林业生产商品化来增强自身经济收入。而且受林地地理位置偏僻、林业生产科技落后等影响，一直以来，森林经营基本上都停留在手工劳动，依靠自然力或人对自然力稍加干涉，获得了较低的森林生产率，同时林地市场、林业投融资体制、林业生产要素市场、森林保险市场等配套改革严重滞后，妨碍农户参与林业生产经营。这一系列的“推拉”合力造成我国林业生产上兼业农户的大量存在。

三类投保主体中，森林培育企业和森林培育大户所面临的风险种类比兼业农户所面临的风险种类多，除了所有林业生产主体所面临的自然风险和政策风险以外，还面临着林产品价格、林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动所带来的经济风险，还有种类越来越多的技术风险和社会风险，比如：选择新品种且大规模种植导致传统的多样化小面积种植等风险回避措施功效丧失；新高产品种种植的失败；假冒伪劣种子造成颗粒不收；经营管理体制的变化，由个体经营转为集体经营劳动者偷懒造成管理成本的增加；单一种植引致的大面积虫灾、病害；林业生产机械使用过程中的财产损失、伪劣林业产资料造成的损失等等。

二、森林保险市场投保主体的特征差异

不同的投保主体，其对森林保险支付能力、支付意愿、风险态度、理性程度等主要特征均不一样。

(一)森林培育企业虽然经营形式不一，但具有许多共同特征

一是都具有一般企业的共同特征：属于法人组织，追求经济目标，独立承担经济责任，具有相对完善的内部管理人机构，有相对独立、专业的经营班子和相对完善的内部管理机构，这些特征使得森林培育企业与森林培育专业户和兼业农户相比，对森林的经营管理能力更强。二是以林为主，森林培育是其主要经营业务之一。这使得森林培育企业对林木收益的依赖程度高，面对风险事件，其风险态度趋向于风险厌恶。三是在林业生产经营中，掌握着现代化林业生产所需资本、技术、经营理念等生产资源，有着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经营管理理念新颖等优势，对所属森林一般都采取一定规模的集约化经营、企业化生产，极大地提高森林生产率。四是承担着风险和成本的双重压力。既要承担着市场风险和生产风险，同时又要承担组织成本、垫付资金等压力，使得森林培育企业更加注意投入产出比，更加注重现金流的平稳，而不是大起大落。这也使得森林培育企业面对风险事件，其风险态度趋向于风险厌恶。

(二)森林培育专业户的家庭主要劳动力或大部分劳动力以从事森林培育为主，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林木收益，其经营规模和劳动生产率超过了当地一般的农户水平

森林培育专业户虽然生产要素的集中度不如森林培育企业，但一般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或有一定的能力聚集资金投入到造林中，其主要活动精力也在于森林培育，是林业实现由分散经营到集约经营的转变。他们对林场会倾注更多的心血来管理经营，会制定了一整套科学实用的经营管理方案，比兼业农户的分散管理要科学得多，他们会主动到林业部门请教技术，在林业技术员的指导下，精心种植。由于其主要收入来源均来自林木收益，对森林培育收益的依赖程度高，而且与森林培育企业相比，专业户规模较小，生产也势单力薄，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弱，一旦遭受重大自然灾害袭击，往往是倾家荡产。因此面对风险事件时，森林培育专业户的风险态度趋向于风险厌恶。

(三)兼业农户的特征

一是经营规模小。兼业农户所经营的林地面积都比较小，林地往往比较分散。兼业农户的主要活动精力也不在于林业，收入主要来源不以林业为主，对森林经营是季节性、临时性的，对林业生产收入几乎没有依赖。在小规模的分散经营中，兼业农户基本上维持着一种半自然经济状态，面对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在自知没有经营风险的能力情况下，兼业农户对森林风险事件不甚关心，侥幸心理严重，其风险态度趋向于风险偏好。二是兼业农户的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集中度低，要素投入也严重不足，对森林培育上随意性大，经营强度低，对种苗的选择也较随意，对病虫害的防治也不注重，基本上是靠自然力生产，或依靠人对自然力的稍加干涉，来获得收益，劳动生产率低，经营强度基本上属于粗放经营。再者，长期以来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兼业农户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较少，市场观念淡薄，适应市场的能力较差，导致林产品的商品率低。三是组织化程度低，承受市场风险能力差。分散的、规模狭小的单个农户在市场难以获得平等的谈判和交易地位。这使得兼业农户不信任保险公司和政府有关森林保险的宣传。四是追求现实的、短期的利益。因为森林生产周期都普遍比较长，在这个生产长周期中，兼业农户会面临着很多他们预期不到的风险，而他们又没有能力去转移或规避风险，所以对于兼业农户而言，注重短期的现实的利益是他们最明智的选择。五是偏好追随依附。这是我国农户普遍具有的一个特性，兼业农户也不例外。兼业农户产生这种行为的原因，既与其自身规模狭小，难以抵御较大的波动有关，同时又由于自身教育水平不高，对新事物、新思想的接受趋于保守而且没有主见随大流，所以愿意选择大众都认可的、普遍采用的行为，当然也与搭便车、盲目跟随等原因有关。农户的这种行为，很容易造成在一定区域内的农户投保行为的复制跟进与同构。兼业农户追随依附的特性也反映其较低的理性层次。

综上所述，森林保险投保主体的主要特征差异如表1所示：

三、森林保险市场投保主体的特征差异对森林保险投保行为的影响

不同的投保主体，其主体特征差异对投保主体的投保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决定了他们在森林保险投保上的决策原则及其相应的投保行为。

由于兼业农户经营实力弱、规模小，主要收入并非林业收入，对森林培育所取得的收益依赖程度低，同时各种生产要素集中度低，对森林培育实行粗放经营，森林培育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均较低。因此，他们对森林保险的兴趣不大，投保意愿不强，甚至会把森林保险误解为增加其经济负担。相反，他们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积累有利于规避风险的经营措施，形成其独特的风险管理策略，这些种植、经营策略对森林保险有替代作用，如：轮作、套作、间种等混合种植与经营、植株的定植(稀疏和补苗)；空间上的分散种植；时间上的多样化种植；种植有潜在安全的树木等。这些措施是某个地区农民在对当地土地土质、气候变化等客观条件长期观察和试错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当地农民世代相传的回避风险的经验的总结，是一种独立的、有效地回避森林风险的措施。兼业农户的风险管理措施对于涵养土壤、充分利用土壤养分和阳光等自然资源是有益的。由于有林业生产的经验，兼业农户与森林培育企业和森林培育专业户相比，更倾向于拒绝种植新技术。兼业农户对新技术的谨慎和保守实际上就是对森林保险的回避。当出现风险损失后，为了弥补损失，兼业农户也往往不倾向于考虑通过森林保险来分散风险，而是采取一定的损失管理策略，如：出售耐用生产资料(如牲畜)、亲戚朋友之间的相互援助与借贷、运用过去储备农产品或林产品、村与村之间即小范围内的公共救济。同时由于其接受教育程度不高，决策的理性程度低，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较差，喜欢追随符合，盲目跟风。森林保险政策一旦引导不好，或存在引导失误，则会导致所有的兼业农户均放弃森林保险投保，但如果所采取的森林保险政策有效率，则结果会出现大家均投保的良好局面。

由于森林培育企业和森林培育专业户经营面积大，且林木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大，因此其对从森林培育中所获得的收入依赖程度高。虽然他们的经营管理能力，与兼业农户相比，强很多，所掌握的生产要素也更加集中，经营强度也较大，但如前所述，森林培育企业和森林培育大户所面临的风险种类比兼业农户所面临的风险种类多，所以他们对森林所遭遇的风险较为谨慎，风险态度倾向于厌恶，而且对森林保险的支付能力较强，也有较强的支付意愿。因此，森林培育企业和森林培育专业户对森林进行投保的积极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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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保险，财政支持，推进策略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

(一)保险市场现实需求不足

农民在许多方面属于相对弱势群体，而农业又深受自然条件限制，在整体抵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能力较差的情况下，通过保险救助渠道，有利于建立农村灾害保障体系。但在单户分散生产条件下，生产成本较高，农民在可支配收入并不宽余的限制下，对较高费率的农业保险望而却步，内在的旺盛需求也不能形成现实的消费能力。在农民眼里，与购买生产资料、供养子女上学等消费需求等更加重要和迫切的开支相比，参加保险还属于一种高消费的奢侈品，投保支出在其支出排序中一直处于较次位置。尽管农民也想获得保险救助，但农业保险的市场需求仅仅处于一种潜在状态，而非现实需求。

(二)保险机构产品供应短缺

目前农业保险陷入展业难、收费难、理赔难的“三难”困境，商业化体系下衍生了“大干大赔、小干小赔、不干不赔”的被动境况。高额的农业保险赔付率和有限的农民付费能力，迫使按照商业模式运作的保险公司，理性地选择了削减甚至放弃此类业务，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自然地减少对农业保险的承保能力，转而热衷于其它险种，直到农业保险与其它险种的边际承保利润相等时为止。十多年来，在我国利润丰厚的多险种市场上，保险公司把业务向赢利险种转移，自然促使农业保险的供给主体出现不足，供给力量渐趋萎缩。

二、农业保险业务的内在特征及其徘徊不前的原因分析

(一)我国农业保险业务内生的显著特征

1.农业保险特殊性的经济学分析。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由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一个融合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繁荣的系统性问题，完全不同于单纯的市场商品交易业务，其“市场失灵”和“外部效益”的现象值得关注。在纯粹没有外力作用的农业保险市场，农民个人在投保活动中购买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势必小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的差异就是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在这种外部特征极为明显的格局下，全社会就演绎成了投保人的“搭便车”者。但是，保险人、投保人都基于其自身制度限制而无法对由其产生的正向外部效应进行收费，从而导致了农业保险产品的消费量低于社会的理想消费量，需求出现不足，农业保险的供给量也小于社会理想的供给量，供给出现不足。因此，从社会整体效益看，就存在着农业保险产品并不是严格和完整意义上的“私人产品”，而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更多地趋向于公共物品的一种准公共物品。在农业保险市场的产品属性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农民的风险转移和分摊责任应该是社会性、多元化的固有特征下，没有政府的“有形之手”，必然会出现“供给有限，需求不足”的“双冷”局面，导致市场失灵。

2.农业保险特殊性的保险学分析。传统保险理论认为，保险经营以大数法则为基础，保险基金是“取之于面，用之于点”，保险业务能够稳定地实现“风险分散和组织经济补偿”职能的首要前提条件就是要求承保的风险必须是“独立的随机事件”。然而，农业保险具有强烈的系统性，并不完全符合传统的“理想可保风险”准则，由于风险单位地域的广阔性和灾害的系统性特点，保险公司就难以通过集中大量风险单位来分摊损失，已经成为保险赔偿能力的最大障碍。从保险运营技术看，经营农业保险存在着特殊的技术障碍：第一，保险责任的确定与保险费率的厘定比较困难；第二，定损理赔难度较大，农业保险的标的都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对损失程度、未来产量和产品质量以及市场价值的估测都很困难。

(二)我国农业保险徘徊不前的主要成因

1.农业保险的外部化特征屏蔽了农业生产者的投保热情。我国的粮食供应主要依靠国内生产而不是依赖于进口解决，因此，如果农业生产者愿意购买并且保险公司也愿意供给农业保险，必然会引起农产品的市场供给量增加，所有消费者都将从中受益。而在农产品市场的需求缺乏弹性时，农业生产者获得的实际收入则可能会下降，这时，农业保险的全部收益都转移给农产品消费者；如果农民不愿意购买或者保险公司不愿意供给农业保险，则可能会导致农产品的供给量减少，而在农产品需求缺乏弹性时，农业生产者获得的实际收入并不会相应下降，甚至可能上升。这种外部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注解了为什么农业生产者对投保缺乏足够的积极性。

2.农业生产的低、小、散特征影响了保险参与者的运营效率。“低”指农民收入相对于保险费率而言处于低层次，“小”是指农村生产活动相对于保险运营而言属于小作坊，“散”是指农业生产活动相对于规模经营而言呈现散状化。由于收入的局限，农业生产者在购买保险商品时，将会考虑保险标的出险率和出险损失两因素，只有当保险标的在其财产结构或收入来源中占据比重较大，且出险率也较高时，才会为它投保。而目前我国农民收入格局明显变异，由于农产晶价格持续下跌，来自于农业生产的收入占据农民家庭收入的比重明显减少，大批农民弃农打工，农业甚至有演变为农民“副业”的趋势，农民普遍认为自费农业保险没有特别的必要性。同时，从保险公司来看，由于农业生产野外进行，受系统性、灾害性天气及疫情影响较大，在家庭化劳作情况下，部分投保者可以在信息不对称下，存在着侥幸心理和逆向选择，通过隐蔽信息和隐蔽行为来索取保险赔偿，由此也加大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与风险系数，费率不可能大幅度下降。

3.政府政策的扶持性缺位加重了市场保险者的经济负担。农业保险是国家保护和发展农业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农业保险既不同于一般商业保险，也不同于救灾救济，而是带有公益性的经济活动，需要政府经济政策的支持。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启动经费巨大，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难度较大。这样，势必把本该在政府扶持下前行的农业保险推向商业化操作轨道，政府资金的驱动力作用没有得到合理的体现。

三、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美、加等国的政府主导模式。以国家设立的专门保险机构为主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并提供部分基金以及大量的管理费用。1980年以后，美国鼓励私营、联合股份保险公司承保农作物一切原保险和再保险，对他们承担的这部分业务也同样补贴保险费。

日本等国的政府支持型合作互助模式。农业保险由基层民间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相互会社承担，中央政府通过农林省进行监督和指导，并由官方和非官方机构为农业共济保险组合联合会提供再保险，通过大藏省一般会计给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和管理费补贴。

西欧国家的民办公助模式。农业保险主要由私营公司、部分保险相互会社或保险合作社经营，但他们一般只经营雹灾、火灾和其他特定灾害保险。国家也支持私营公司举办农作物保险，同时为了减轻参加农作物保险的农民的保费负担，也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

亚洲部分国家的重点选择性扶持模式。农业保险主要由政府专门农业保险机构或国家综合保险公司提供，主要承保国内主产粮食作物，如水稻、小麦、棉花，目的就是确保粮棉生产的稳定，此类保险都是强制的，并与农业贷款相联系。

在我国国内农业保险模式上，上海安信的政府实质性参与模式、河南的互助统筹模式、浙江的政府牵头共保模式等，都是一种探索。透过上述几种农业保险模式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农业保险需要与所在环境相适应，并离不开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农业保险走单纯商业化之路行不通，但也离不开商业保险公司的支持；农业保险是WTO环境下实施政府扶持农业发展的合理途径。

四、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安排的探讨

(一)选准基本模式，培植农业保险的动力

我国农业保险的基本模式应该是基于政府参与的财政支持型商业保险模式。其特征表现为：

1.农业保险扩大投保范围的行政支持环境。在农业保险的初始启动时期，单靠农民自愿保险，势必导致投保面过小、范围过窄的局面。需要通过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尤其是基层政府的大力支持、配合和参与，区别不同类别，分类推进。

2.农业保险投保费用筹集的财政支持措施。解决农业保险费用分但是关键所在，我国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方式，拟实行“投保费用补贴为主，管理费用补贴为辅”的制度。有关部门应建立农业保险专项风险基金，以应付特大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政府可以利用财政补贴、金融手段来扶持农业保险。

3.农业保险企业相关税费的国家扶持政策。政府需要对农业保险企业实施税费优惠措施，以减轻其经营负担，如对农、林、牧、渔等险种给予免征营业税的特殊优惠；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盈余，可在一定期间内不纳税或少纳税；并允许经营主体从税前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以增加经营主体的资金实力。

4.注重农业保险对涉农保险市场的橇动功能。政府应利用利益诱导机制来推动“三农保险”的全面联动，即通过开展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业务，吸引农民参加农业保险之外的财产险和寿险，甚至于向农户提供“一揽子保险产品”，包括房屋、机械、牲畜、收获方面的财产保险，职业工作和个人生活中的责任保险、医疗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养老保险等。

(二)统筹初保再保，配套农业保险的整体

在组建财政扶持型农业保险公司的同时，打通专门针对农业保险业务的再保险渠道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再保险机制尽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散农业风险，提高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以差额补贴的方式补贴各地区农业保险的亏损，使保险公司农业保险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再保险公司在经营农业保险过程中，为体现财政支持的作用可考虑不向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收取再保险管理手续费。同时，可以接受各种形式的保险机构对低于实际市场费率的价格承担农业风险，当赔付率超过一般赔付率时，由再保险公司补足，既保证农民以可以接受的费率参加保险，又使一地的风险能在更大的空间上和更长的时间内分散，减轻专业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的负担，同时调动被保险人、保险人双方的积极性。

(三)通过立法渠道，开辟农业保险的通途

农业保险的发展应以法律法规的完善为基础，从国外农业保险立法的背景和农业保险制度变迁乃至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视角考察，其立法的意义远超出一般的商业规范性法律制度。发达国家在发展农业保险过程中，始终用法律来保障农业保险产业的发展。而在我国目前尚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专门农业保险法律、法规，甚至连农业保险的组织制度、业务经营和会计核算等都是参照商业保险的相关规范。因此，为了使我国农业保险走上正规化、法制化的道路，必须制定一部专门的《农业保险法》，确定其基本法律依据，使农业保险有法可依，依法推进其持续稳定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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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保险 模式比较 四川重灾区

【中图分类号】F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079（2008）10-0187-01

四川是一个农业大省，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繁。调研显示“5.12”特大震灾，除死伤、失踪人数额巨大外，受损水库1800座、损毁堤坝约686.71公里、损毁供水管道36521公里，损毁农机设备8万多台（套），损毁农机库棚近28万平方米、农用沼气池60多万口，毁坏圈舍近3000万平方米、鱼池约60多万亩；损毁良种繁育制种田和农作物近600万亩、林地和种苗基地600万多亩；死亡畜禽约计4000多万头（只），其中生猪近500万头，死亡或逃逸养殖成鱼、苗种3万多吨。此外，震灾还导致耕地损毁面积约为76万多亩，灭失耕地为26万多亩。上述各项直接经济损失估计约80亿元左右。

农业保险是农业风险损失事后补偿的一种手段，创新发展农业保险是灾区重建工作的重点，它对保障恢复灾区农业生产和生活，振兴农村经济有积极的作用。

一、中外发达国家和地区农业保险模式考察

1、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根据本国国情制定符合要求的农业保险经营方式和法律制度安排是非常重要的。

（1）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的商业运营模式。

（2）加拿大的“地方政府主导、联邦政府提供帮助”的经营模式。

（3）法国的“金字塔”民办公助模式。

（4）日本的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

2、国内发达地区农业保险模式。改革30年来，全国有近90％的省、市、区相继开展农业保险，并积极探索新的农业保险模式试点，主要有6种：

（1）上海“安信模式”。

（2）吉林“安华模式”。

（3）浙江“共保体模式”。

（4）安盟模式”。

（5）新疆“中华联合”。

（6）黑龙江“阳光相互制”。

3、中外农业保险模式的经验启示

政策性属性和准公共品边界明确。农业保险是一种准公共产品，购买和供给将会产生双重的正外部效应，使得农业保险仅靠商业保险公司按照市场化经营是不可能成功的。

（2）健全法律保障体系。国外农业保险均以法律的形式对其具体目标、保障范围、保障水平、费率厘定、赔付标准、实施方式、组织机构及运行方式、初始资本金筹集数额和方式、各级政府的作用与职能、管理费和保险费分担原则、异常灾害条件下超过总准备金积累的赔款和处理方式、税收规定、各有关部门的配合、资金运用等方面进行详细而明确地规范。只有通过依法实施和依法经营，才能保障农民权益。

（3）完善财政支持与政策优惠制度。国外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绿箱”政策，给予经营公司一定保费补贴、业务费用补贴、管理费用补贴、税收及金融等，以促进农业保险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4）建立国家农业再保险体系。由于农业风险具有高度关联性，致使农业风险损失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易分散，很容易形成农业巨灾损失。

三、四川重灾区农业保险经营体系的构思

“5.12”震灾区多数是山区农村，农户分散经营特征十分突出，因此对农业保险经营体系重构应针对山区分散经营的特征来为主线构建。

该体系由“中央农业保险总公司+四川省农险四川分公司+商业性保险公司+农业保险总社+农业保险联社+农业保险合作社+农户经营者”构成的政府主导，层层信托监管责任制农业保险经营体系。

1、该体系借鉴美国FCIC，通过中央财政投入设立中央农业保险总公司，通过各省级财政投入设立其分公司，其职能是：制定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代表政府发放保险补贴和经营管理费用补贴；设立农业风险基金以应对巨灾风险。

2、农业原保险经营机构可由商业性保险公司和农业保险合作社经营，在乡镇设立农业保险合作社，直接面对农业生产经营者，这样可以有效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在县级设立农业保险联社，对各个乡镇的保险合作社进行管理，市级设立农业保险总社，便于中央和省级农业保险公司统筹管理。

四、完善四川重灾区农业保险经营体系的保障措施

1、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

组建专门的农业保险公司，其性质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政策性保险机构，类似银行界里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对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等相关组织进行管理，制定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设立农业风险基金。对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进行管理监督，并从法规上对商业保险公司的补贴机制进行规范和监督。

2、设立农业巨灾保险基金

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对遭遇巨灾损失的农业保险供给主体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是维系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3、对灾区农业投保人补贴

根据目前灾情，政府的财力有限，不可能对所有农业保险的投保标的进行补贴，所以重点是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产品。

参考文献

[1] 徐敏. 关于农业保险模式的研究.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2007（2；

[2] 朱俊生. 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分析. 农村金融 .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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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集团化经营；绩效评估；Malmquist指数

一、引言

我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经济贸易组织（WTO），在日渐开放的经济、金融环境下，国内保险业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保险集团的相继组建是一个重要标志。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保险集团化运营便于发挥协同效应，能为获得规模经济优势和业务扩展优势提供有利的组织条件，隔离不同业务单元的风险，从而增强抵抗行业和集团系统风险能力，同时能有效提升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率。自2003年几大保险公司陆续实行集团化经营起已有9年之久，集团化经营对我国保险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从国外文献研究，Rai利用 1988-1992 年106 家保险公司的数据表明大公司存在规模经济现象。Cummins等研究表明兼并对美国寿险企业效率的提高产生了积极作用。Meador等用效率分析法对美国寿险业产品多元化的效果进行评估，认为产品多元化程度高的公司通过共享资源以及面对经营条件变化快速在各个产品类别之间调整资源投入能够获得更高的成本效率。Cummins等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评估了1993年～1997年间 817家保险公司的效率分数 ，发现专业保险公司绩效更优。Fuentes等研究表明混业经营可以获得比专业经营更高的技术效率，但是没有具体针对保险集团与规模效应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文献。

从国内文献研究看，顾启圣的研究得出股权结构、高阶主管薪酬与经营效率之间的关系。候晋、朱磊的研究表明导致保险公司效率低下的原因是规模不佳，投资环节薄弱等。黄薇的研究表明集团化控股公司制的组织形式对保险机构的成本和利润效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肖志光用资产利润率作为衡量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的基本指标，回归分析得出我国保险集团不仅没有产生显著的协同效应，且对规模经济效应产生消极影响。解强、陈月、江生忠分别用DEA和Malmquist指数对欧、美、日、中国台湾18 家金融集团效率及变动趋势进行了研究，表明保险资本为主的综合经营保险公司效率最高。许莉运用DEA方法和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对国内4家保险集团的经营效率分别进行了静态评估和动态评估，发现其技术效率都有一定幅度的提高，但全要素生产率在集团化后普遍下降，主要原因是技术创新水平下降。

纵观国内外研究现状，涉及集团化经营与保险市场经营绩效关系的研究甚少，且都存在可改进之处：黄薇从成本和利润的角度研究集团化经营对保险业的产生影响，但选取的指标未剔除资产规模的影响；肖志光以国内保险市场为研究样本，但未进行动态测度；解强等学者的研究样本分布在美、日、欧及中国台湾四处，样本选取过于分散；许莉学者的研究样本集中于国内四家保险集团，样本容量过小。为克服以上问题，本文将从实证研究角度，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充分利用国内保险公司的样本数据，引入集团化因素，实证考察保险公司集团化经营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对现有保险集团的经营效率进行评估，以期为保险市场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保险市场绩效的提高提供理论依据，并为政府进一步制定和调整保险产业政策及监管制度提供决策参考。

二、模型、样本、数据

1.Malmquist指数模型

本文采用基于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数的方法，来分析我国保险公司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动态变化特征。Malmquist指数由瑞典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Sten Malmquist于1953年提出，用来分析消费约束在不同的差异曲线上的移动。而Caves et al（1982）则首先将 Malmquist指数应用在生产率变化的测算中，提出在多投入产出条件下，基于投入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可以用malmquist指数来表示。此后，该理论与Charnes et al（1978）建立的DEA理论相结合，在评价行业中企业效率的动态变化的研究领域被广泛采用。

Fare et al（1994）定义了一个基于产出的Malmquist生产力指数如下：

进一步，在放松式（1）和式（2）的固定规模报酬假设的情况下，Malmquist指数还可以描述变动规模报酬的情形，进一步将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如式（3）所示。

上式中，下标v表示的是规模报酬变动的情况，c表示的是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第一项表示在规模报酬变动情况下的纯技术效率变化，第二项表示规模效率变化，第三项与式（2）同，表示技术变化率。

本文在规模报酬变动的假设下考察样本效率的动态变化情况。

2.投入、产出变量的选择

投入产出变量的选择是DEA测算的关键所在，选择投入产出指标的首要原则是反映评价的目的和评价的内容，同时还应兼顾重要性原则和可获得性原则。目前，对于投入产出变量的选择方法主要有生产法、中间媒介法、资产法、用户成本法、价值附加值法等。

保险公司属于金融服务业，其投入和产出具有无形性的特点。所以，对于保险公司的投入和产出难以准确计量，学术界对于保险公司投入和产出的定义也没有较为一致的看法。从保险公司的经营特点来看，其作为一般企业，利用资源投入产出保险产品及服务，同时其作为金融中介机构，利用预收的保费收入补偿未来的赔付支出及保险金给付支出。基于对保险公司上述两种作用的不同理解，本文在中介法和生产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保险公司投入和产出特征和现有数据的可获得性，将投入指标界定为固定资产、业务及管理费用以及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三个变量，上述三项投入指标包括了保险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的主要的固定成本及可变成本投入。其中“佣金支出”项目为保险公司支付给外勤人员的费用，为保险公司劳动力投入的一方面，而“业务及管理费用”项目则包含了保险公司内勤人员的工资给付，为保险公司劳动力投入的另一方面，两者共同作为保险公司劳动力资源投入的衡量标准；此外，“手续费”、“业务费”及日常经营过程中的“管理费”则构成了保险公司经营实践中的主要成本投入，因此将“手续费及佣金支出”项目、“业务及管理费用”项目共同纳入投入指标体系；而固定资产项目则体现保险公司的资本投入，也是保险公司的一项固定成本，与实收资本相比较更具稳定性，因此本文将“固定资产”纳入投入指标体系。上述三项指标包含了保险企业经营过程中主要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

需要说明的是，在选择反映“劳动力要素投入”的变量时，国内外研究者主要使用两类指标：劳动者人数和劳动者收入。恽敏、陈璐等均将“保险企业职工人数”作为投入指标来衡量保险公司劳动力的投入，而后者则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差，故选用者相对较少。但本文通过相关分析得出，“保险企业人数”与“投资收益”、“保险业务收入”的相关性极低，因此，为了保证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构建的相对合理性，本文选取的投入指标中不包括“保险企业人数”，而以“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业务及管理费用”两项简介体现劳动者收入。下表是本文选取的投入产出变量Pearson相关系数列表。

表1 2005—2010年34家样本保险公司投入产出变量Pearson相关系数

承接上表1：

注：1.“**”表示相关系数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2.上表投入和产出变量数据取自2006年—2011年的《中国保险年鉴》.

由表1可知，本文选取的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间具有高度的线性正向相关性，且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相关，由此，本文对于投入指标与产出指标的选取具有合理性。

3.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32家保险公司作为实证样本，考察期限为2005—2010年。该样本包括5家保险集团、24家法人公司、1家外商独资子公司和2家海外集团在华分公司。其中，5家保险集团为人保集团、国寿集团、太保集团、平安集团、阳光集团；1家外商独资子公司为皇家太阳联合保险中国有限公司；2家分公司为德国安联集团下属的安联保险广州分公司（于2010年10月改为独立法人机构）、美国友邦保险集团下属的美国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值得说明的是，由于后文研究的需要，本文把样本按照组织形式的不同分为2个群组，一是包括人保、国寿、太保、平安、阳光的5家保险集团公司，二是包括民生人寿、华泰、泰康等27家非集团公司。

选择以上样本及样本区间的初衷在于：一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观测值以反映中国保险业的经营现状；二是为了考察尽可能长的时间跨度以反映保险公司经营效率的动态变化过程；三是为了使模型检测结果更符合实际以解释保险公司实际的状况。在上述三项指导原则下，本文将2006年《中国保险年鉴》中收录的所有保险公司作为待选样本，去除缺少财务报表的公司、2005年新成立的保险公司以及影响Malmquist指数输出结果的公司，最终将其中的32家保险公司作为实证样本。

本文样本数据来自《中国保险年鉴》（2005-2010）、《中国统计年鉴》（2005—2010）。下表是本文所选取投入产出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反映样本数据的基本数据特征。

表2 2005—2010投入产出变量的数据特征描述

注：1.上述数据单位均为人民币百万元

2、数据来源于《中国保险年鉴》（2005-2010）、《中国统计年鉴》（2005-2010）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使用Deap2.1软件进行分析，由于保险公司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产出不可控而只能控制投入的多少，因此本文采用投入导向（input-orientated）的方式核算；此外由于本文考察的时间跨度较长，因此本文在规模报酬可变情况下求得结果。

1.保险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变化特征

本文以32家保险公司的资料为基础数据，采用DEAP2.1软件计算得出2005-2010年度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详见表3.

表3 2005-2010年度中国保险业平均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

由表3可知，32家样本保险公司在考察期2005-2010年平均全要素生产率为1.123，这表示2010年较2005年保险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上升了12.3%。再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均值结果的分解，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全要素生产率改善的贡献来源为技术变化（techch），它在2005-2010年期间动态变化的平均值为1.133，改善上升了13.3%；而技术效率变化的动态平均值为0.991，其均值下降0.9%，其中纯技术效率变化动态均值上升了1.0%，规模效率动态平均下降1.9%。这表明我国保险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总体的提高主要是由于技术的改进，而不是技术效率的提高，而技术效率的退步则主要受规模效率下降的拖累。这一结论基本同于赵旭所分析的11家保险公司在2000-2004的结果。

研究期间32家保险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截止至2006年，国有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革的全部完成，保险公司的改制为中国保险业整体带来了经营效率的改善。（2）2004年12月11日中国保险业基本结束了入世过渡期，中国保险业的对外开放给国内保险公司带来了新的经营理念、管理方式和保险产品，促进了国内保险公司的技术进步以及保险市场结构的优化，从而带动国内保险也经营效率的提升。（3）随着国内保险市场的开放，我国保险业开始打破垄断格局，2005—2010年市场集中度指标（CR4）分别为0.54、0.60、0.52、0.32、0.44、0.33，竞争的加剧带来的资源的更优配置，带动经营效率的提升。

2.保险集团与独立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对比分析

本文所选的32家保险公司在2005-2010年期间表现各异，上文可知我国保险业在这6年期间总体上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这种增长来源主要在于技术进步。那么，保险集团与独立公司在经营效率变化上有何不同？保险集团在全要素生产率改善方面是否优于独立保险公司？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下文作了几项基本的统计分析：一是保险集团与独立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平均值对比；二是实现效率改善的保险公司中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效率的分布统计；三是未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效率改善的保险公司的数量统计。

从上表4家保险集团的均值表现来看，保险集团在2005年到2010年期间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具体上升幅度为24.8%，而其贡献来自于技术效率和技术的双重进步，其中技术效率上升幅度为5.9%，技术进步上升幅度为14.9%。27家独立保险公司在2005年到2010年期间同样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增长幅度仅为保险集团公司增长幅度平均值的一半。从其分解指标来看，27家非保险集团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仅依赖于技术进步一方面，在技术效率上，6年期间下降幅度为33.8%，下降幅度较大。由上述结果可初步得出结论：保险集团相较于独立公司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方面更为明显，且其改进来自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进步两方面。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保险集团还是独立公司，在规模效率上都未实现提升，其中保险集团下降4.3%，独立公司下降7.9%，可见国内保险公司虽然实现了规模的增长，但并未实现规模效率的递增。

表5 tfp改善的公司中按来源分布

从表5结果来看，5家保险集团均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在tfp改善的26家保险公司中，其中25家保险公司实现了技术变化指标上的改进，而仅有15家保险公司实现了技术效率指标上的改进，其中包括3家保险集团，占比为20%，这一比例大于保险集团样本数占总样本数的比值，说明在实现技术效率进步的公司数量上，保险集团公司贡献相对较大。此外，3家保险集团（人保、国寿、太保）实现了技术变化和技术效率的双重改善，占技术与技术效率双重改善公司总数的21.43%，而样本保险集团总数仅占样本总数的15.625%。另一方面，在技术效率改善的15家公司中，多数公司有着纯技术效率的改善；7家保险公司达到了规模效率的改进，其中集团公司占0家；两者都对技术效率改善作出贡献的公司有4家，其中集团占0家。可见保险集团在规模效率还有待改进。

另外，根据上文表3结果显示：5家保险集团2005-2010期间全要素生产力均值分别为1.478、1.477、1.151、1.051、1.114，大多高于34家样本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值。再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来看，5家保险集团的技术效率动态变化均值分别为1.223、1.194、1.028、0.914、0.936；技术变化动态均值分别为1.208、1.237、1.120、1.149、1.190。上述结果显示，除了平安集团和阳光集团，其他三家保险集团均实现了技术效率进步和技术进步双重进步。

上述结果显示，保险集团在经营效率的改善方面优于独立公司，但值得一提的是其技术效率的改善主要来自于纯技术效率的改善，5家保险集团公司均未实现规模效率的递增，仅有人保和国寿两家公司规模效率保持不变，其他均有所退步。

从表6结果来看，在32家样本保险公司中，有15家保险公司受技术效率退步的拖累，其中保险集团公司占2家，这反映了我国保险业在技术效率方面的改善存在不足。进一步分析，在技术效率未改善的保险公司中，有一半以上的保险公司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共同拖累。从上表统计可知，指标未达到改善的公司中，保险集团占比均小于保险集团总数占总样本数比值，可见保险集团在经营绩效的改进方面表现更好。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初步得出结论：保险集团在经营效率改善方面有较大的优势，5家保险集团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值为1.248，比32家样本公司总体平均值高12.5%，这表明集团公司带来了中国保险业经营效率的总体提升，由于集团公司具有更强的资金实力和资源获取渠道，在资源配置、技术创新等方面均具有优势，因此保险集团在经营上更具有效率。从上述数据也可以看出，集团化经营并不一定带来规模效益，人保、国寿、太保、平安、阳光五家集团公司在2005-2010期间均未实现规模效率的增长，其中太保、平安、阳光更是出现了规模效率的下降，但相较于独立公司而言，保险集团规模效率下降幅度相对较少。

四.本文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2005-2010年国内5家保险集团及27家独立保险公司的经营数据为基础，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考察两种类型的公司在经营效率变化上的不同，从而探究集团化经营对中国保险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情况，主要获得结论如下：一是在考察期内绝大多数保险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态势，且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的贡献。二是无论从均值角度考察，还是从数量统计角度考察，保险集团在经营绩效改善上均优于独立保险公司。三是保险集团虽然在效率改善上更为明显，但在规模效率上并未实现增长，但相较于独立公司而言，保险集团在规模效率下降幅度上相对较小。根据以上结论建议：一是国内保险市场长期以来施行粗放经营、独立经营和分业经营，导致一定的效率损失，应该向综合经营模式转换，适度的扩张规模和多元化经营。二是保持技术上的革新，包括保险产品创新和业务经营方式创新，在生产效率方面更应该合理资源配置、科学管理等。三是改善保险市场结构，向垄断竞争模式转变，打破保险市场进入退出壁垒，竞争的加剧带来的资源的更优配置，带动经营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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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农业保险是保险人组织农业生产经营者进行风险损失分摊，对被保险人在种植业、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经济补偿的方式。农业保险通过转移和分散风险，由投保的农户共同分担风险，在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后得到经济补偿，保障农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保险经营的地域限制进一步对外资企业放开。随着外资保险公司的展业深入，人们保险意识的普遍提升，保险公司也借此契机大力开展各类保险业务，广东保险业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然而，这种繁荣却无法掩盖长期以来广东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现实，与其他险种开展得热火朝天的状况相比，农业保险发展的不平衡性就越发突显出来，农业保险的萎缩与广东经济强省的现状极不协调。

根据统计，广东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从1997年的4225.3万元，急剧萎缩到2005年的1402.7万元，减少了2822.6万元；在保费收入急速下降的带动下，赔款支出也急速下降，由1997年的3952.2万元，下降到2005年的1115.5万元，减少了2836.7万元；广东农业保险赔付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徘徊，九年的平均赔付率高达70.8％（见表1）。

根据表1可以清晰的看到，从1997年开始到2005年，广东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理赔支出呈急剧下降趋势。农业保险具有正的外部性和准公共产品的特征，随着近年来广东农业保险的萎缩，农业保险经营已处于“需求有限、供给不足”的市场失灵状态。农业保险这一经济补偿机制难以适应新农村建设对金融的需求。

广东农业保险近年来经营萎缩的原因表面上看起来是商业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亏损严重，如农业风险大，农民交保费少，收不付赔；农村分散面广、资金薄，保险成本高；农业保险标的复杂多样，道德风险高；商业保险公司收费难、展业难、理赔难。但实质上是制度问题：政府对农业风险的补偿少，机制不健全。政府传统的救灾保障制度，不仅显露出资金量的严重不足，而且政府专业性保险机构缺乏，在县一级，基本没有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由于缺乏政府的支持，甚至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还进行了负面影响，如出险时农民多报、政府多要、保险公司多赔。商业保险公司用商业保险的办法经营农业保险只能是“大干大赔、小干小赔、不干不赔”。

二、农民和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的经济学分析

农业保险经营的高赔付率势必造成高费率。但从实际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来看，即便保险公司厘定了5％-12％的较高的农业保险费率（根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在广东的农业保险费率约为5％-12％，其中较高的是蔬菜，达到10％，玉米小麦为5％。一般家庭和企业财产保险的费率仅为0.2％-2％），农业保险经营仍将处于亏损状态。

农业保险存在“搭便车”问题。一般保险的消费是具有排他性的，不缴纳保险费就不会享受到保险公司的经济补偿。而某些农业保险功能具有非排他性，无法阻止没有缴费的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消费。如“防灾防损”这类农业保险的辅助功能，能起到减少农业风险损失、降低经营成本的作用，但保险公司在实施防灾防损工作时就会出现没有缴费的农民“搭便车”行为。广东梅州部分地区曾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保险公司为防干旱专门为投保地区的农民购置了人工降雨高射炮，一旦捕捉到可能降雨的乌云就轰击，减少旱灾发生的次数或强度。但是对于这些地区没有投保的农民来说，没有缴纳保费却同样因为防灾工作而减少了旱灾的损失。

农业保险存在的“搭便车”问题还表现在保险公司方面。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既经营政策性农险业务，又经营商业性涉农保险业务。在遭遇农业特大灾害时，政府将提供财力支持，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可能会将经营商业性涉农保险的亏损转嫁给政府承担。而要监督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的“搭便车”行为，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会提高。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商业性保险公司和农民都不愿意介入，便产生了典型的市场失灵的情形，即单靠市场的力量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分配。因此农业保险的经营必须依靠政府的支持以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

三、政府参与农业保险的经济学分析

只有农民愿意投保，保险公司全力经营，社会得益才能达到最大。农业保险的社会得益，需考虑政府的介入。政府参与农业保险，应主要发挥以下功能：

（一）规避农业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

农业保险受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双重制约。以广东为例，广东地处东亚季风区，气候灾害种类多、出现频繁，主要灾害有低温霜冻、冰雹、龙卷风、暴雨洪涝、热带气旋等。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广东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达120亿元，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3％-5％。此外，广东农业保险还受经济风险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农产品市场的风险和农业保险经营的风险。农民总体上来说是属于低收入的群体，根据保险业的特点，保险需求与潜在客户的收入水平正相关，农民的低收入和较高的恩格尔系数限制了其对农业保险的实际需求。因此，政府必须考虑到农业保险经营的特点和农业的特性，建立多层保险与风险分担、政府与市场共同参与的农业保险的风险防范机制。在规避农业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方面，我们应借鉴国内外经验，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建立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合作保险起主要作用，政府保险补贴作为支持，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相结合，农业保险与灾害救济相结合的一种风险分担的保险与风险管理体制。

（二）纠正农业保险的外部性

农业保险具有正外部性。从短期来看，农业保险的利益外溢性，需要政府建立财政补贴制度，对外部效应进行内在化。政府补贴可以根据需求和效率选择向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补贴或向投保农户提供补贴，或者对两者同时补贴。无论是以何种形式进行补贴，其补贴的幅度应该等于农业保险的外部成本，这样就刚好抵消了正外部性带来的影响，弥补了市场失灵。世界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是通过实施农业保险计划或政府以不同的出资方式和比例建立准备基金、对保险费给予补贴等方式，支持和发展农业保险。2003年，上海市明确将农业险补贴列入公共财政体系，市区两级财政每年补贴达1000万元，其中区县补贴约25％-30％，每年的市区两级财政补贴，约占上海农业保险总保费的25％。由于有财政补贴，上海的保险费率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水稻的保费大约在1.2％左右，奶牛在1％至3％之间；而且，农业险投保面有了大幅提升。其中，水稻投保面已经达到85％，奶牛投保面达到了80％，出口的蔬菜投保面达到了25％。

（三）提供农业保险准公共物品

农业保险是准公共物品。纯公共物品是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两者缺一不可。私人物品则是数量会随着任何人对它的消费增加而减少的物品，消费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产品，我们习惯于称之为准公共物品。农业保险就是一种具有利益外溢特征即正外部性的产品。微观行为上看，农民购买了农业保险，若遭受合同约定的风险损失，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理赔作为补偿，从这一角度看，农业保险属于私人产品，它具有消费的排他性和竞争性，谁投保，谁受益。但是，考虑到农业风险主要是台风、洪涝、干旱等自然风险，这类风险目前还不能由农民个体来控制，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过错造成的，农业保险客观上保护了个体农民的收益，从而又保护了农业生产的再进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宏观角度上看，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其发展的状况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面对的是农业，但其带来的利益却远非农业产量、农业产值等指标所能衡量的。农民缴纳保费购买农业保险，不仅能保障自己收入稳定，而且还发挥着保证农业再生产顺利进行和稳定国民经济的作用。因此，对于农业保险这种准公共物品，应采取“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的模式进行经营。

（四）解决农业保险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农户与保险公司是交易双方，农户相对保险公司来说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因为农户是农业生产的真正经营者，他对生产过程中标的物的抗风险能力、经营状况都较清楚，而保险公司难以直接了解农户生产经营的详细信息。当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经济损失时，保险公司也难以厘定准确的受灾程度。因此，保险公司和个体农户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非对称信息的存在还会引发农民的道德风险行为。保险公司难以对作为具有信息优势的农户的生产经营进行密切监督。农户在利益驱动下采取损害保险公司利益的行为，如有意造成标的物的非正常损害，或是夸大受灾程度以骗取更多保费。由于农业保险中的信息不对称，政府的职责就是建立再保险制度。再保险是保险人将自己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向其他保险人进行保险的行为，是一种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国家可以考虑成立农业再保险公司，由政府分担再保险责任，或是委托某家商业保险公司扮演这一角色，通过对不同险种制定不同的分保比例，引导经营重点，提高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同时，政府还要加强对农业保险经营的监管，现行《保险法》不完全适用。因此，政府应根据农业保险的性质，在相关法律中明确农业保险经营原则与组织形式、保险费率的形成机制、承保范围、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等，为保障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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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农业保险作为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为农业提供风险保障、分散农业风险，在农业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发挥了现代风险管理工具的作用。在财政政策支持下，农业保险快速发展，保费收人由2002年的3.77亿元攀升至2015年的371.9亿元，在保障农业经营稳定性上发挥重要作用，但农业保险发展的区域差异明显。2012年中国农业保险密度最大的省份是内蒙古，最小的是重庆，农业保险密度分别为296.13元/人和18.91元/人，二省相差15.6倍。区域农业保险发展不均衡，不利于形成稳定、有序的农业保险市场。在农业保险助跑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关键时期，如何解决农业保险发展的区域差异问题，将是农业保险升级的聚焦点。除此之外，农业保险发展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保险市场结构高寡占。2002年我国经营农业保险的机构仅有3家，2007年在中央财政补贴的推动下，农业保险发展开始进人快速发展期，经营农业保险的机构有l家，到2012年经营农业保险的机构已增至21家。保险机构数量的不断增加，增加了农业保险市场的活力。农业保险市场集中度HHI指数由2007年的0.86下降到2012年的0.5 9 ,垄断格局被打破，农业保险市场竞争度提高。尽管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竞争程度有所加强，但仍处于极高寡占阶段，2007-2012年我国农业保险市场HHI指数的均值为0.73(大于等于0.3 )。农业保险市场结构的高寡占特征，将不利于农业保险的发展。进一步对比研究发现，农业保险密度增长率与农业保险市场结构(HHI)增长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背离关系。

学者们对保险业区域差异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保险业发展有稳定区域经济的作用，而保险业较大的地区差异，将导致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口5〕。为促进区域保险业收敛发展，影响保险业区域差异的因素，值得关注。市场主体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差异是引起地区间保险业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困;保险补贴率和农民收人增长率等是影响不同区域保险业发展状况的关键因素。资源票赋、制度文化、空间成本以及保险业区域组织形态，是影响保险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区域票赋、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是最主要的区域差异影响因素，其中市场化程度是持续降低保险区域差异的因素，区域保险业发展政策的重点应放在保险经营主体的培育与引进上。可见，优化保险市场结构，能有效促进保险业区域均衡发展。开放保险市场，是促进保险市场竞争，提高保险需求，促进保险市场繁荣的重要途径。由于我国保险市场遵循“市场结构一市场行为一市场绩效”假说，保险市场可以通过增加有效率企业的数量，引人竞争机制，通过市场自然选择，形成少数新的规模大并能够具有市场力量的保险公司，从而能提高保险业的绩效水平。因此，通过开放保险市场，不断优化保险业发展的市场结构，完善主体多元、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保险业健康持续发展的要求。探讨区域性问题，学者们倾向于将空间因素考虑在内[17]。程敏和裴新杰研究城市基础设施投人效率区域差异，刘炳胜等仁”〕研究区域建筑产业竞争力形成机理，高鸣和宋洪远研究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功能区差异及收敛性，马大来等研究我国区域创新效率的收敛性，李晓龙等.2]研究区域金融发展与创新产出，姜天龙和范静从区域视角研究保险业市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黄琦、陶建平研究区域农业保险发展的收敛性时均认为区域间存在空间依赖性，应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得以实现。

综上所述，中国保险业发展区域发展不均衡，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文化教育水平、资源票赋、空间成本以及市场竞争程度是影响保险业区域发展的因素，其中市场竞争程度是主要因素。学者们对保险区域差异、市场结构研究较多，农业保险方面的研究较少，农业保险作为保险业中的特殊领域，市场结构与区域发展问题值得关注。优化农业保险市场结构对农业保险发展的影响，学者们主要聚焦在研究农业保险市场结构对农业保险规模影响，而对农业保险市场结构与区域农业保险差异，及其区域问题的空间效应缺少足够的关注，这种忽略“地理特征”的研究成果可能与实际应用有偏差。因此，本文将从农业保险市场竞争度HHI指数出发，加人其他控制变量，引人了空间计量方法，研究农业保险市场结构对农业保险条件收敛的影响。

篇7

关键词:金融整合 金融监管 风险监管

我国的金融整合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逐渐发展,大致经历了政府主导型整合和市场主导型整合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政府主导型整合活动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二阶段市场主导型整合活动既加强了国内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提高了全社会资金运作效率,加快了金融创新的步伐,而且对金融机构本身实现业务多元化、提高市场竞争力、增加收入来源、健全治理结构等方面也初显其成效。金融机构在业务合作、金融创新和金融整合中实现业务多元化和提高市场竞争力;外资参股对国内金融机构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和加强内部管理具体积极作用。

■一、我国金融整合发展对金融经营制度的挑战

我国金融整合特别是银行、证券、保险业之间的业务合作、战略联盟和跨行业并购,推动了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创新,促进了金融业务综合化发展。在金融业务综合化过程中,银行不仅可以提供传统的存贷款业务,而且提供证券保险、代客理财、基金托管、投资银行等多种金融服务;证券机构为企业提供直接融资业务的同时,通过与银行的业务合作,加强了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联系;保险机构在提供传统险种业务的同时,积极推出融储蓄、投资和保险功能于一体的创新产品如投资连结保险、分红保险等,从而使保险产品成为储蓄存款和证券投资的竞争对手。

金融经营制度由分业经营走向综合化经营是必然的趋势,美国、日本等原先实行分业经营的国家向综合经营变革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但各国金融经营制度的多样性表明,严格的或纯粹的分业经营和完全的混业经营都极为少见,大多数国家的金融经营制度是介于两极之间的有监管约束的综合经营制度。因此,与我国金融整合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我国的分业经营制度要进行渐进式改革,以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发展。

■二、我国金融集团的发展及其风险监管

(一)我国金融集团的雏形

尽管我国目前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我国的法律也未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但现实已经存在像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平安保险集团等控股多个金融机构的金融集团,以及在境内外控股或设立投资银行和上市银行的中行、工行、建行集团,也存在以各种形式控股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企业的工商企业集团,如首钢集团(控股华夏银行)、宝钢集团(控股联合证券和东方信托)等。

银行业中,中国银行控股香港上市银行――中银集团,拥有中银国际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中国工商银行控股香港上市银行――工银亚洲,也拥有工商东亚从事的投资银行业务;中国建设银行于1995年与摩根斯坦利合资成立中金公司,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由此可见,通过自身扩展和改组创建等重组活动以及收购和合资等整合活动,我国已出现了几个金融集团或者说准金融集团。随着银行对证券、保险跨行业并购的发展,我国金融集团的数量将会增加,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规模较大的股份制银行、大型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将发展成为控股银行、证券、保险等两个行业以上的大型全能化金融集团。

(二)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将成为我国金融集团的主要组织结构

在分业经营的制度框架下,通过金融控股公司这一组织形式,既能发挥金融企业集团综合经营具有的协同效应和分散风险的优势,又能在不同金融业务之间形成良好的“防火墙”,从而有效地控制风险,而且以金融控股公司作为资本运作平台,通过兼并收购或设立新的子公司以开展其他金融业务,构建金融服务平台,可以建立全功能金融服务集团。

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也是实现由分业向混业转变的最具可行性的灵活选择,即采用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可以将各金融业务的经营牌照与其股权分离,实现“分业经营、股权集中”,可以适应分业与混业两种经营模式和监管模式,符合我国金融改革遵循的渐进原则,便于我国目前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分业管理体系执行对各自行业的监管并不断提高监管水平,同时在监管实践中逐步探索合作的方法和途径,为统一监管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积累经验。

(三)我国金融集团的风险特征与风险监管

我国金融集团(金融控股公司)除了金融集团所本身内含的集团内部便捷的风险传递、较低的透明度和大量的关联交易等一般风险特征外,由于我国缺乏对金融控股公司相关的法律法规安排,缺乏监管信息的沟通以及对不正当内部交易的防范,往往产生很多风险。特别是我国经济正处于转轨时期,我国金融业存在经营效率低、不良资产包袱重、资本充足率不足等诸多问题,而且产权问题没有解决,治理结构并不完善,风险意识和相应约束机制不健全,我国金融集团的风险特征表明我国必须加强对金融集团的风险监管,针对我国目前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制度框架,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市场准入、资本充足计算、高级管理人员任职、主要监管机构的确定以及各监管机构的信息沟通和监管协调等做出制度安排,特别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金融控股公司的法人机构、业务活动结构和管理结构,严格界定不正当的内部交易或关联交易的种类、形式和内容,明确法律法规框架下允许的内部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把金融控股公司的各种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三、未来统一监管体制的构建与现实选择

由于金融整合和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有关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通过金融集团运作实行混业经营,它们之间的资金和业务往来已经冲破了分业经营的限制,从而削弱了分业监管的基础,也使现行以机构性管理为特点的分业监管体制的缺陷显得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按照机构性监管的原则,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子公司进行监管,并不能实现对金融控股公司整体的有效监管;另一方面随着我国银行、证券、保险业之间业务合作与跨行业并购的发展,金融业务综合化也随之发展,尤其是金融创新使传统的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分界日益模糊,以资本充足率以及不良贷款率为主要指标的金融监管指标体系面临较大挑战,使以监管银行为主的监管体制的有效性大大降低。因此,为了适应金融对外开放、金融整合和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我国需要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以金融整合和金融控股公司的建立为契机,建立覆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及其它金融业务的统一金融监管机构,对现有分散的金融监管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逐步解决监管重叠与监管缺位并存等问题,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和全面性,推进金融业务的创新与发展,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建立统一的监管体制是我国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的长远目标,由于我国金融制度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渐进发展,目前银行、证券、保险之间的业务合作主要以业务为主,大型金融集团的建立将以个案批准的方式逐步发展和增加,再加上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业为主,银监会又刚刚成立不久,因此,当前对金融整合和金融集团监管的现实选择是:第一,着力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化水平;第二,加强银行、证券、保险三大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健全协调机制;第三,以银监会作为金融集团的主要监管机构或监管协调机构,负责集团整体的资本充足比率监管,并确保信息在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及时交流和有效沟通。

综上所述,与欧美发达国家金融整合对金融结构演变的影响类似,随着金融整合的发展,我国也将出现十几个大型金融集团与大量专业化中小金融机构并存的两极结构。大型金融集团的出现是金融整合、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将成为我国金融集团的主要组织结构,也是实现由分业经营向综合化经营转变的最具可行性的灵活选择。针对我国金融集团的风险特征,必须加强对金融集团的风险监管,需要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建立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统一金融监管机构,并在建立统一监管体制的长远目标下提出当前对金融整合和金融集团监管的现实选择。

参考文献:

[1]张桂华.美国金融经营体制演变与我国金融经营体制改革[J]金融科学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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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18至19世纪中期 英国保险 多样性 保险业务

【中图分类号】K561.4 【文献标识码】A

保险经营者、保险业务、保险投资与保险市场是研究英国保险发展的重要元素，其中个体保险商与保险公司共同进行保险经营；海上保险、火灾保险和人寿保险（以下简称海险、火险和寿险）业务经营成绩喜人；在获取保费收入之外，保险投资日渐成为保险商获取利润的另一种重要方式；英国保险商在国内和国外的开拓力度加大。总体而言，18至19世纪中期英国保险发展呈现多样性的特征。

保险经营者的二元结构：个体保险商与保险公司

个体保险商和保险公司组成了保险经营者的二元结构。他们共同活跃在英国保险市场上，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为英国保险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个体保险商主要从事海险业务经营。他们的经营方式与保险公司明显不同：针对某一航线的船、货承保业务，每人出资100镑或500镑，并采取联合承保的形式，而且在费用与声誉方面都要优于保险公司。①个体保险商凭借审慎的态度和对专业领域的熟识在市场立足。当时的保险经纪人乔治・布朗尼提出：“只要谨慎，保险业就是一个赚钱的行业。”②当然个体保险商仅保持谨慎还不够，还需过硬的专业知识，“他们必须熟悉：世界每一处地方的每一个港口和每一条道路的安全与危险；从任何国家出程和归程的自然状况；承保不同航程的适当季节等……”③。合理的经营方式、较低的费用、良好的声誉、审慎的态度和过硬的专业知识是个体保险商在海险业务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

在具备成功的因素之外，他们幸运地成为《泡沫法案》的得利者。依据《泡沫法案》的规定，皇家交易保险公司和伦敦保险公司是仅有的两家获取海险经营业务特许权的保险公司，④也就是说，除两家公司之外其他公司无权涉足海险业务，但个体保险商不在禁止行列。然而，由两家特许公司所经营的海险业务量十分有限，“据估计，两家公司每年承保的总额不超过可承担风险的4%”⑤。这也意味着，个体保险商更多的担当起海险领域的承保重任。

相较于个体保险商，保险公司的优势在于它本身占有更多的资源，尤其是保险业务发展所亟需的资金和人才等方面。而且它们的实力更为雄厚。1700～1850年间火险及寿险业务的长足发展，及英国保险公司数量的不断增加，证明公司制的组织形式适应保险发展的需要。在资金方面，保险公司有获取资本保障的渠道，而且可通过收取保费、投资等收益获取方式不断为自身“造血”，这便使保险公司的发展更有持续性。另外保险公司极为注重发挥人的优势，突出表现在保险公司积极在待开发地区派驻人或设立机构，“1700～1850年间每一家火灾保险公司都会在公司所在地之外委派人”⑥。这些人为总公司在各个地区招揽业务，提升保险公司的经营业绩。

个体保险商和保险公司一起担任英国保险业的经营者。他们都是保险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英国保险的发展受益于保险经营者二元结构，即，只有保险经营者二元结构发挥最大功效，才更有利于保险业的发展。

多项保险业务的有力发展

17世纪末在英国保险市场上出现的海上保险、火灾保险和人寿保险（以下简称海险、火险和寿险）业务，在18至19世纪中期得到有力的发展。

海险业务的发展受益于海外贸易的增长，“海上保险是对外贸易的必要组成部分，外贸是海上保险存在的力量与活力之所在”⑦。18世纪以来英国海外贸易发展迅速，“1700～1780年英国外贸增长了将近一倍，而海运业则增长了将近两倍。”⑧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中期，英国外贸出口增长更为迅速：“1784～1786年间，英国年均外贸出口额达1361.4万英镑，到1804～1806年间增长至4124.1万英镑，1844～1846年间又升至5842万英镑。”⑨贸易的增长有利于海上保险业务的业绩提升，据18世纪末的税收统计，海上保险的保险金额已经超过1亿英镑。⑩总体而言，海外贸易的增长是海险业绩不断提升的可靠保证。

火险业务的业绩增长能力位列三大保险业务之首。火灾保险收入由总的保险价值和平均保险费率决定。工业革命促使英国社会财富大量增加，英国财产的保险金额也呈持续上升态势，“1720年代中期，英国火灾保险金额达3100万镑，至19世纪中期已攀升至7亿3千万镑，增长了24倍。”同时火灾保险费率较为稳定，保险公司的平均保险费率维系在0.1%～0.2%之间。保险金额的巨大增长与保险费率的稳定，是英国火灾保险商获益的可靠保障。

而寿险业务则在曲折中向前进。1800年以前，保险公司数量少，承保金额有限，行业巨头垄断的现象较为明显，“客户限于1万人左右，保险金额略多于1000万，其中近一半由伦敦公平人寿保险社承保。”寿险业务在19世纪以后发生重要转折，英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及英国人在宗教改革后对生命价值观的重新认识不断加深，是寿险业务发展步入上升期的关键因素。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人寿保险业开启了迅速增长模式。至1850年，人寿保险公司的数量已超150家，保险金额达一亿五千万镑。保险公司与保险金额大量增加。

英国三大保险业务的有力发展，反映出各项保险业务在英国发展的良好态势，这是其自身活力的体现，这种活力是建立在保险业务适用英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英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保险提供保障，而英国保险业务的发展也无法脱离英国社会本身。可见，保险业与社会的紧密程度在不断加深。

赚取收益的另一种方式：保险投资

18至19世纪中期英国保险公司的盈利主要靠保费收入，三大保险业务的发展是英国保险商赚取收益的保证。除保费收入之外，获取投资收益是保险商的另一种获益方式。这在保险公司的运营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保险公司的投资力求稳定，大部分保险公司尚处于摸索阶段，许多公司缺乏经验，它们对投资安全要求特别高。“流动性与本金及收入的安全性是保险公司投资的两项基础条件”。包括债券基金、固定资产等成为英国保险公司的主要投资渠道。

债券基金主要包括政府债券和公募基金。它们都具有相对安全性，收益率比较稳定。保险公司对政府债券甚为偏爱，这一点从政府债券占公司投资比即可看出，其中不乏曼彻斯特火灾和人寿保险公司在成立初期将其股本3/4（15万镑）都投入到政府债券中。这是保险公司对政府债券安全性和收入稳定性信任的表现；这是保险公司对政府债券信任的表现；公募基金也是保险公司寻求安全投资的重要标的。对资金安全要求特别高的公司（诸如互助型保险公司）来说，它是不错的选择对象。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三家伦敦互助型保险公司把他们成员的储蓄金几乎全部投入到公募基金中。

不动产抵押贷款和投资铁路建设等构成了英国保险公司投资的主要固定资产。一些不动产所有者将其不动产抵押给保险公司。这是一种双赢的做法：一方面，不动产所有者不必出售自己的不动产、仅靠抵押就能获取由保险公司提供的资金；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可获取相应的利润，到19世纪中期，“许多寿险公司将其资产的40%投入到不动产抵押中去，利润率可达到3.5%～5%。”

保险公司还热衷于铁路建设投资，从19世纪开始保险资金被大量投入到铁路建设中。由于铁路建设纳入国策，且获益较为确定，投资铁路建设得到保险公司的认可，相关公司对其投资占比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1840年代，皇家交易保险公司将其10%的投资资金用于铁路建设。太阳保险公司则持有大量的铁路债券，“1844年它首次买入5000镑的铁路债券；到1850年中期该数字已上升至24万镑，占其投资总额的30%”。 以皇家交易保险公司和太阳保险公司为代表，反映出保险公司对铁路建设投资的重视。

投资风险与收益成反比，选择风险低、安全性有保障，也就意味着与高额收益无缘。凤凰保险公司在19世纪20年代的投资收入占保费收入的1/4；太阳保险公司及曼彻斯特火灾和人寿保险公司投资收入从未超过保费收入的1/3……这些数据表明，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较为有限，保险公司的利润获取模式是以保费收入为主，投资收入为辅，投资收益只能算是保费收入的一种有益补充。

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双向开拓

在市场开拓方面，英国保险兼顾国内、国际的双向发展战略，在坚守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向海外拓展。

首先，伦敦是英国保险市场的中心。这主要体现在：第一，伦敦是英国保险力量的聚集地。英国有影响力的保险公司或机构诸如皇家交易保险公司、伦敦保险公司、太阳保险公司、公平人寿保险社等几乎全部位于伦敦。第二，伦敦城与保险的历史渊源颇深。例如：1666年伦敦火灾引发了人们对火险的思索，与火险业务在英国的产生有直接关联；伦敦的劳埃德咖啡馆建立伊始便与海运业紧密的联系到一起，后来逐渐成长为经营海险业务中心。这是伦敦保险文化浓厚的体现。第三，伦敦的保险业务享誉海内外。在国内外，由于主要的保险力量集中于此，伦敦成为投保人最主要的选择，它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其次，英国保险公司在伦敦以外的地区扩展。该时期伦敦以外地区成为英国保险拓展的重点。1718年成立的布里斯托尔王冠保险公司是英国第一家地方性保险公司。18世纪中后期，保险公司在各个城市建立速度加快，诸如曼彻斯特、利物浦、利兹、纽卡斯尔、诺维奇等城市分别建立以自己城市名字命名的火灾保险公司。伴随地区性保险公司的涌现，英国保险版图迅速扩展。

再次，先锋力量在海外的扩张。此时，英国保险公司在海外扩张尚未形成集团优势，主要是少数先驱闯荡海外，尤以凤凰保险公司为代表。凤凰保险公司从建立首年就接受来自国外的投保请求。在其前五年经营中，德国、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均在其承保范围之列。英国保险公司在海外扩张过程中，注重在诸如汉堡、阿姆斯特丹、里斯本等大城市建立海外分支机构。这如同保险公司在国内由总部向周边各郡扩展时在各个城市建立的分支机构，从这一意义上说，英国保险公司将国内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向国外拓展的进程中。这对英国保险公司抢占国际市场、壮大自身力量意义重大。进入19世纪中期，在海外拓展的先驱已能够在海外立足，到1840年，凤凰保险公司每年从国外赚取近九万英镑的保费，这些收入已接近它总收入的1/2。以凤凰保险公司为代表的先驱者的成功将引领更多的保险公司走出国门。

结语

综上，18至19世纪上半期，英国保险呈现多样性的发展特征：在保险经营者中，个体保险商与保险公司各自发挥所长，推动英国保险不断向前发展；英国三大保险业务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在保费收入之外，英国保险商积极寻求由投资带来的稳定收益；保险市场在地理空间上扩展，保险力量在坚守伦敦的同时正在大举进入伦敦以外地区甚至海外市场。英国保险发展的多样性反映出英国保险业力求才尽其用、全面发展、锐意进取但又避免激进的时代特征。在一个不断扩张的市场上，保险经营者各尽所能，全面推进而又不失稳重，英国保险的未来发展更加值得期待。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T.S.Ashto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The 18th Century， Routledge， p. 133.

②⑦David Jenkins and Takau Yoneyama.ed.， History of Insurance Vol.8， Marine， London： Pickering and Chatto， 2000， p.83， p.121.

③Charles Wright and C. Ernest Fayle， A history of Lloyd's， the Corporation of Lloyd's by Macmillan and Company limited， p.196.

④Jonathan Gilman and Robert Merkin， Arnould's law of marine insurance and average， London： Sweet&Maxwell， 2008， p.84.

⑤⑩Harold E. Raynes， A history of British Insurance， London： Sir Isaac Pitman&Sons Ltd， p.181， p.182， p.257.

⑥Robin Person， Ins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Fire insurance in Great Britain，1700-1850，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p.264， p.22， p.25， p.331， p.329， p.345.

⑧[英]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00页。

⑨E.J.Evans， The Forging of the Modern State： Early Industrial Britain， 1783-1870，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1， p.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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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yton， British Insurance， London： Elek Books Limited， 1971， p.95.

篇9

    [摘要]本文通过对现行工资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进行分析,提出了改革现行工资制度的模式,即改革现行的公司管理体制,调整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分配关系,改革现行的收入分配机制,调整总、分公司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改革现行的企业内部分配机制,调整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一、现行工资制度的不合理性

    根据马克思的有关理论全部生产要素可以分解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因此,劳动力通过市场进入企业是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前提。

    市场配置劳动力要素,首先要求劳动力作为商品流通。劳动力商品买卖的双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参照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情况,通过谈判、协商、妥协,最后达成共同协议,完成劳动力的买卖。劳动力商品流通过程的顺利进行,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第一,劳动力商品流通的法权基础。企业必须自主用工,有权选择劳动素质高而工资要求低的劳动者;劳动者必须自主择业,有权选择劳动条件好、工资水平高的企业。买卖双方自由竞争,对等谈判,双向选择,其结果就是特定劳动力市场供求格局的形成。第二,劳动力商品流通的经济基础。通过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的长期内的工资,必须同个别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相一致,即按劳动力的价值分配劳动报酬,这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按劳分配机制的真正含义,它构成劳动力商品流通的经济基础。由于劳动者在天赋、教育和学习努力方面的差别,必定会形成较大的个别劳动力商品价值之间的差别。现阶段,在我国高素质劳动者短缺的条件下,由于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的作用,在同一个企业内部,个别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别将会拉开。劳动力商品流通的经济基础必然形成多样化的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别。

    当前,国有保险公司分配制度改革的不合理性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现行的劳动用工制度和工资总额决定办法不适应现阶段保险市场发展的要求

    几家国有保险公司都没有完全实现自主用工,一些富余人员不能推向社会,统配人员必须安排,不能根据经济规律的要求选派管理人员;目前实行的工资总额与保费、利润直接挂钩的办法,仍然是相关主管部门行政干预的扭曲产物,很大程度上还是行政决定机制,不能适应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更不能适应加入WTO后保险市场开放的要求。因此,必须以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针,继续深化改革,把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工用人权与自主决定职工工资水平结合起来,从而推进分配制度改革,为国有保险公司经营机制的转变创造条件。

    2.现行的职工工资制度不适应国有保险公司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几家国有保险公司现行的工资制度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典型特征。根据《国务院关于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问题的通知》([1993]79号)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银行、保险单位贯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人薪发[1994]34号)的精神,自1999年10月1日以来,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及三家国有保险公司的职工一直实行行员等级工资制。行员等级工资制已经严重不适应国有保险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严重不适应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严重不适应当前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状况的要求。在我国加入WTO和开放保险市场的条件下,它将不可避免的成为国有保险公司迎接挑战、增强竞争能力的沉重负担。因此,必须改革现行的工资制度,建立新型的、与现阶段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市场化的职工工资制度,建立企业内部劳动评价机制,把那些高强度、高质量的劳动者的劳动辨别出来,并给予相应的劳动报酬,从而适度拉开职工收入分配差距,这对于激发全体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国有保险公司的振兴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二、现行工资制度的不可行性

    1.较低的总体工资水平不利于国有保险公司提高竞争能力。据测算,在目前我国保险市场上,几家国有保险公司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是股份制保险公司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1/3-1/5;中高级管理人员年工资水平差距更大,仅为股份制保险公司的1/8-1/6。国有保险公司较低的工资水平,一方面损害了国有保险公司广大职工的劳动效率;另一方面造成了国有保险公司高素质人才向股份制保险公司的转移,降低了国有保险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

    2.较低的总体工资水平不利于国有保险公司更好地迎接加入WTO的挑战。我国即将加入WTO,根据有关协议,银行、保险和证券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其中受冲击最大的是保险业。保险市场对外开放后,由于保险业经营的本地化特点,外资保险公司必定要从中资保险公司吸收人才,特别是那些业务骨干和高级管理人员。国有保险公司较低的工资水平事实上促进了人才向外资保险公司的转移,加剧了国有保险公司迎接外资公司挑战的严峻局面。

    3.现行的行员等级工资制度,不仅不符合我国保险市场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不能准确反应保险公司职工劳动过程的职业特点。保险行业的劳动具有其特殊性,它是经营风险的行业,劳动过程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承担的风险要高于其它金融行业;它也是人才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保险专业知识的生产和流通是其劳动过程的主要特点;它还是复杂劳动、熟练劳动比较集中的典型行业。因此,它的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必定会表现为多倍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而现行的行员工资制度完全没有反映保险行业劳动过程的职业特点。

    4.行员等级工资制度的平均主义分配关系不利于激发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行员等级工资制不能够较好地评价职工劳动的质和量,造成了平均主义和“搭便车”的分配局面;它不承认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质的差别,也不承认勤劳努力的职工和不求上进的职工在劳动投入量的差别;它没有正确地引导和激发劳动者最大化地投入自己的积极劳动,成为了国有保险公司一些职工“熬资历”的重要制度基础;它也是国有保险公司在低效率状态长期徘徊的主要原因之一。

    5.现行的行员工资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很多弊病。它是现阶段国有保险公司,特别是一些基层公司“暗箱操作”收入分配的直接原因之一,也是一些基层公司发生违规案件的重要原因;它还是基层公司有意隐瞒经营信息、隐藏市场行为的重要动因;它直接地促成了国有保险公司的信息系统、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在低效率状态下长期运行。

    三、改革现行工资制度的模式

    国有保险公司新型工资制度可供选择的模式,可以集中概括为三个主要分配关系的调整和解决。

    1.改革现行的公司管理体制,调整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分配关系

    对几家国有保险公司要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国有保险公司必须建立规范的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分工负责的领导体制,形成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现阶段分布在国务院各主管部门的国有资产所有者的权利要集中到公司董事会,董事会维护出资人的利益。党委书记和董事长可由一人担任。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由董事长聘任,经理层的工资收入由董事会通过公司章程确定。通过领导体制的改革,比较彻底地实现政企分开,消除政府部门干预国有保险公司日常经营行为的制度基础,使国有保险公司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主体和法人实体,为国有保险公司自主制定收入分配制度创造条件。

    2.改革现行的收入分配制,调整总、分公司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废除现行的行员等级工资制,采用与商业性保险公司市场价值最大化目标相一致的收入分配制度,根据分公司对总公司的贡献度,对分公司实行等级考核,处于不同考核等级的分公司,其年度工资总额也不相同,而且拉开差距。分公司总经理实行年薪制,年薪的数量和构成与其所在分公司的重要财务指标的考核结果相一致。因此,要制定新型的能比较准确地考核分公司经营状况的指标体系。新型的考核指标体系应该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1)利润激励机制的特征。主要考核利润、利润增长率、成本利润率、人均利润等指标。(2)业务增长机制的特征。主要考核保费增长率、分险种保费增长率等指标。(3)风险控制机制的特征。主要考核正常年景下的赔付率、费用率等指标。(4)监督约束机制的特征。主要考核业务质量、服务水平以及财务纪律的执行情况等指标。

    3.改革现行的企业内部分配机制,调整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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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现行工资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进行,提出了改革现行工资制度的模式,即改革现行的公司管理体制,调整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分配关系,改革现行的收入分配机制,调整总、分公司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改革现行的内部分配机制,调整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一、现行工资制度的不合理性

根据马克思的有关全部生产要素可以分解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因此,劳动力通过市场进入企业是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前提。

市场配置劳动力要素,首先要求劳动力作为商品流通。劳动力商品买卖的双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参照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情况,通过谈判、协商、妥协,最后达成共同协议,完成劳动力的买卖。劳动力商品流通过程的顺利进行,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第一,劳动力商品流通的法权基础。企业必须自主用工,有权选择劳动素质高而工资要求低的劳动者;劳动者必须自主择业,有权选择劳动条件好、工资水平高的企业。买卖双方自由竞争,对等谈判,双向选择,其结果就是特定劳动力市场供求格局的形成。第二,劳动力商品流通的基础。通过劳动力市场供求调节的长期内的工资,必须同个别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相一致,即按劳动力的价值分配劳动报酬,这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按劳分配机制的真正含义,它构成劳动力商品流通的经济基础。由于劳动者在天赋、和努力方面的差别,必定会形成较大的个别劳动力商品价值之间的差别。现阶段,在我国高素质劳动者短缺的条件下,由于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的作用,在同一个企业内部,个别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别将会拉开。劳动力商品流通的经济基础必然形成多样化的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别。

当前,国有保险公司分配制度改革的不合理性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现行的劳动用工制度和工资总额决定办法不适应现阶段保险市场的要求

几家国有保险公司都没有完全实现自主用工,一些富余人员不能推向社会,统配人员必须安排,不能根据经济规律的要求选派管理人员;实行的工资总额与保费、利润直接挂钩的办法,仍然是相关主管部门行政干预的扭曲产物,很大程度上还是行政决定机制,不能适应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更不能适应加入WTO后保险市场开放的要求。因此,必须以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针,继续深化改革,把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工用人权与自主决定职工工资水平结合起来,从而推进分配制度改革,为国有保险公司经营机制的转变创造条件。

2.现行的职工工资制度不适应国有保险公司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几家国有保险公司现行的工资制度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典型特征。根据《国务院关于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的通知》([1993]79号)和人民银行《关于印发银行、保险单位贯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人薪发[1994]34号)的精神,自1999年10月1日以来,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及三家国有保险公司的职工一直实行行员等级工资制。行员等级工资制已经严重不适应国有保险公司建立企业制度的要求;严重不适应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严重不适应当前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状况的要求。在我国加入WTO和开放保险市场的条件下,它将不可避免的成为国有保险公司迎接挑战、增强竞争能力的沉重负担。因此,必须改革现行的工资制度,建立新型的、与现阶段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市场化的职工工资制度,建立企业内部劳动评价机制,把那些高强度、高质量的劳动者的劳动辨别出来,并给予相应的劳动报酬,从而适度拉开职工收入分配差距,这对于激发全体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对于在新的条件下实现国有保险公司的振兴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二、现行工资制度的不可行性

1.较低的总体工资水平不利于国有保险公司提高竞争能力。据测算,在目前我国保险市场上,几家国有保险公司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是股份制保险公司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1/3-1/5;中高级管理人员年工资水平差距更大,仅为股份制保险公司的1/8-1/6。国有保险公司较低的工资水平,一方面损害了国有保险公司广大职工的劳动效率;另一方面造成了国有保险公司高素质人才向股份制保险公司的转移,降低了国有保险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

2.较低的总体工资水平不利于国有保险公司更好地迎接加入WTO的挑战。我国即将加入WTO,根据有关协议,银行、保险和证券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其中受冲击最大的是保险业。保险市场对外开放后,由于保险业经营的本地化特点,外资保险公司必定要从中资保险公司吸收人才,特别是那些业务骨干和高级管理人员。国有保险公司较低的工资水平事实上促进了人才向外资保险公司的转移,加剧了国有保险公司迎接外资公司挑战的严峻局面。

3.现行的行员等级工资制度,不仅不符合我国保险市场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不能准确反应保险公司职工劳动过程的职业特点。保险行业的劳动具有其特殊性,它是经营风险的行业,劳动过程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承担的风险要高于其它行业;它也是人才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保险专业知识的生产和流通是其劳动过程的主要特点;它还是复杂劳动、熟练劳动比较集中的典型行业。因此,它的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必定会表现为多倍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而现行的行员工资制度完全没有反映保险行业劳动过程的职业特点。

4.行员等级工资制度的平均主义分配关系不利于激发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行员等级工资制不能够较好地评价职工劳动的质和量,造成了平均主义和“搭便车”的分配局面;它不承认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质的差别,也不承认勤劳努力的职工和不求上进的职工在劳动投入量的差别;它没有正确地引导和激发劳动者最大化地投入自己的积极劳动,成为了国有保险公司一些职工“熬资历”的重要制度基础;它也是国有保险公司在低效率状态长期徘徊的主要原因之一。

5.现行的行员工资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很多弊病。它是现阶段国有保险公司,特别是一些基层公司“暗箱操作”收入分配的直接原因之一,也是一些基层公司发生违规案件的重要原因;它还是基层公司有意隐瞒经营信息、隐藏市场行为的重要动因;它直接地促成了国有保险公司的信息系统、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在低效率状态下长期运行。

三、改革现行工资制度的模式

国有保险公司新型工资制度可供选择的模式,可以集中概括为三个主要分配关系的调整和解决。

1.改革现行的公司管理体制,调整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分配关系

对几家国有保险公司要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公司制是制度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国有保险公司必须建立规范的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分工负责的领导体制,形成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现阶段分布在国务院各主管部门的国有资产所有者的权利要集中到公司董事会,董事会维护出资人的利益。党委书记和董事长可由一人担任。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由董事长聘任,经理层的工资收入由董事会通过公司章程确定。通过领导体制的改革,比较彻底地实现政企分开,消除政府部门干预国有保险公司日常经营行为的制度基础,使国有保险公司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主体和法人实体,为国有保险公司自主制定收入分配制度创造条件。

2.改革现行的收入分配制,调整总、分公司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废除现行的行员等级工资制,采用与商业性保险公司市场价值最大化目标相一致的收入分配制度,根据分公司对总公司的贡献度,对分公司实行等级考核,处于不同考核等级的分公司,其年度工资总额也不相同,而且拉开差距。分公司总经理实行年薪制,年薪的数量和构成与其所在分公司的重要财务指标的考核结果相一致。因此,要制定新型的能比较准确地考核分公司经营状况的指标体系。新型的考核指标体系应该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1)利润激励机制的特征。主要考核利润、利润增长率、成本利润率、人均利润等指标。(2)业务增长机制的特征。主要考核保费增长率、分险种保费增长率等指标。(3)风险控制机制的特征。主要考核正常年景下的赔付率、费用率等指标。(4)监督约束机制的特征。主要考核业务质量、服务水平以及财务纪律的执行情况等指标。

3.改革现行的企业内部分配机制,调整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