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内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统文化的内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现代设计艺术 传统文化 传承 创新

一、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传统和文化身份的归属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层面，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文化全球化的趋势，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各个国家逐渐意识到，不论民族，企业、还是个人发展都离不开自己所归属的文化身份，并且在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互动中，文化传统和文化身份的力量日益突出，只有在民族文化与全球文化的碰撞交流中。始终保持民族经济、文化的独立性，才能形成自己的文化立场和经济立场，从设计的角度来看，对文化身份的关注不仅仅是设计者应对发达国家强势文化的策略，也是设计者构建民族特色的视觉文化责任。任何设计活动都是在特定的时问和空间里展开的，设计在它出现的同时，其本身就具有历史和地域属性．传统价值观念的回归让人看到了不同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二、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与内涵

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随着具体的事物通过视觉表现出来，如中国书法、篆刻印章、中国结、秦砖汉瓦、京戏脸谱、皮影、中国漆器、汉代竹简、甲骨文、文房四宝（砚台、毛笔、宣纸、墨）竖排线装书、剪纸、风筝、如意纹、祥云图案、中国织绣（刺绣等）、凤眼、彩陶、紫砂壶、中国瓷器、国画、敦煌壁画、石狮、唐装、筷子、汉字、金元宝、如意、八卦、剪纸、泥塑、木版年画等，传统文化元素包罗如此之广，正是设计师们吸取营养的沃土，也是现代设计在中国急需的养料。在我国有着这么深厚的文化背景下，设计师从中获取的设计源泉也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

我们一直强调要和西方接轨甚至对话，这种接轨是要求有自己的东西，要有本土的文化内涵在里头，否则只是东施效颦，让别人耻笑而已。传统影响设计原则，影响设计师和受众的思维方式，影响设计的形式体系，影响设计的评价标准，设计无时无处不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尽管有些现代设计师尤其是那些具有前卫意识的设计师，时时声称要抛弃任何传统，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无传统"的，但实际情况不可能如此。设计从来就不是可以恣意作为纯个人行为。从媒介、语言、表现手法等方面的显性传统到对设计认识的文化心态、思维方式、审美观点等隐性传统，影响着每一个设计师，现代的艺术家和设计师都无法完全使自己脱离传统。

香港的著名设计师靳埭强之所以走向成功，不仅因为他有一流的设计意识和头脑，也由于他在设计中加入了许多很中国化的东西，如中国古钱币、水墨文化、儒家文化，他将浸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加入一些现代的调味剂呈现出来。他就这样一步步地跨向了世纪一流平面设计大师的行列。

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独特精神实质：关怀人本。西方文化是以宗教为主导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却具有深厚的人本主义色彩。尽管中国古代礼仪中存在各式各样门类繁多的宗教祭祀等仪式，但神学始终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更关注人，更关心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和生存需要。中国典籍中，很早就有“人”是天地所生万物中最灵、最贵者的思想。如《尚书・泰誓》中说：“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子曰：“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礼记》也出现了“天下为公”的理念……，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很在程度上来说是关注人生的文化，而这在世界文化体系中都是十分珍贵的。其中有很多关于人生价值的思考和讨论，提倡对人的关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精华。这一点，与我们当代社会提倡的以人为本和民主民生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追求和谐。“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方面关系的时候，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和谐放在了首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道家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即把自然与人看作一个统一、平衡、和谐的整体。主张“道法自然”，即人们要顺从自然，回归自然，把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惩罚减少到最低限度，寻求人类理想的生存空间。

三、如何使中国的设计更具民族性和传统文化的特性，这是中国设计走向世界的根本，也是立足世界的根本

俗语说：“根深才能叶茂”，中国目前的设计借鉴甚至抄袭西方的很多，这只是一种盲目的拿来主义，我们可以学习西方先进的现代的设计观念，而无需从形式上去照搬，这种照搬只会越来越失却本土自己的东西，跟着别人的步伐走。探索本土文化的内涵，找出传统文化与自己个性的碰撞点，形成自己的设计风格，这才是设计本土化的精髓所在。日本设计大家福田繁雄先生曾经指出：“设计中不能有多余”。从这个观点中不难看出他的设计理念与中国传统美学讲究的“恰倒好处”有某一个共通的契合点。日本的设计运用传统的理念，现代的元素和构成手法，走在了设计的前沿。这不能不值得中国的设计师学习和借鉴。

自觉地将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设计理念之中，是设计师应着重关注的问题。国人欣赏具有"高雅"、"雅致"格调的物品，实际上是受庄子美学思想"恬静淡泊"的影响。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对中国审美传统有所认识，对设计师而言是相当必要的。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整体意识、生态意识、人文导向、雅俗观、多元论倾向等等，都对现代的设计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中国银行是中国金融界的代表，要求体现中国特色。设计者采用了中国古钱与“中”字为基本形，古钱图形是圆与形的框线设计，中间方孔，上下加垂直线，成为“中”字形状，寓意天方地圆，经济为本，给人的感觉是简洁、稳重、易识别，寓意深刻，颇具中国风格。中国银行标志之所以能够给人们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这主要还是得归功于一直以来人们对象征财富的古代铜钱形象的根深蒂固的认识吧。

要使中国的传统造型艺术在现代设计当中得以延伸发展，打造新的民族形式，对传统造型进行再创造。这种在再创造是在理解的基础上，以现代的审美观念对传统造型中的一些元素加以改造、提炼和运用，使其富有时代特色；或者把传统造型的造型方法与表现形式运用到现代设计中来，用以表达设计理念，同时也体现民族个性。北京2008年奥运会标志名为“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它将中国传统的印章和书法等艺术形式与运动特征结合起来，传达和代表了三层含义：一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汉字印章作为标识主体图案表现形式，选用中国传统颜色―――红色作为主题图案基准色，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代表着民族与国家，代表着喜庆与祥和。二是作品主体部分又似“京”字，又似舞动的“人”张开双臂，充分反映了古老而又充满现代气息的中国，传递着友好、真诚与热情。三是作品中巧妙地幻化成向前奔跑、迎接胜利的人形，充分体现了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宗旨，强调了以运动员为主体和健康向上的精神，充满动感与活力。这个标志把中国文化和奥运会的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也赞不绝口，称其“既展现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又传递了一个前途光明的伟大国家青春和富有朝气的精神”；2008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的设计，分别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五行中的一种，吉祥物之一贝贝的头部纹饰使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鱼纹图案，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鱼”和“水”的图案是繁荣与收获的象征，晶晶的头部纹饰源自宋瓷上的莲花瓣造型，欢欢的头部纹饰采用了敦煌壁画中的火焰纹；而一种新的民族形式的创造，是需要我们摆脱美学传统的物化表相，进入深层的精神领域去探寻的。我们只有在深入领悟传统的艺术精神、充分认识来自现代西方的各种设计思潮的基础上，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才能打造出符合新时代的民族形式，才能找到真正属于我们本民族的同时又能够为国际所能认同的现代设计。

在传统文化艺术的基础上，民族情、国际观、时代感的发展理念仍然是中国的艺术设计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积极的传承则是从传统中挖掘、提炼其深层精神的精髓并通过现代的材料、手法去演绎，使传统的东西赋有新的时代意义。客观面对国际化语言给中国视觉设计带来的正面与负面影响。在全球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下，探索如何用民族传统语言与世界对话、沟通，并在现代视觉设计中显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意泉，形成具有我们自己风格的设计，并在世界设计舞台上找到准确的位置，是当代设计工作者的职责。

篇2

[关键词] 瑶族舞蹈 文化内涵 民俗文化 保护传承

一、瑶族舞蹈历史渊源

“南岭无山不有瑶”，一语道明了瑶族和山的紧密关系，靠着大山的庇护，瑶族人民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瑶族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民族文化，能歌善舞、勤劳勇敢。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落后的生产工具，依赖大山的物质，采取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延续民族生命，从而创造了具有大山风韵的文化。瑶族人民世代生息在祖国南方的广西、湖南、云南、广东、江西、海南等省区山区，是中国南方一个比较典型的山地民族。受居住地域限制，多数瑶族至今仍保留着原始古老的传说，动听的瑶歌，优美的舞蹈。

二、瑶族舞蹈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

瑶族舞蹈艺术是民族心理素质和精神的抽象表现。根据现有掌握流传下来的舞蹈，按粤北瑶族舞蹈表现的主题和表演的特征，大致可以分几类：纪念和敬奉祖先舞蹈、宗教祭祀舞蹈、节令习俗舞蹈，这几种舞蹈分别体现出了对以盘瓤（盘王）为主神寄仰无限美好厚望、传播民族淳朴道德观念和精神等瑶族特有的民族文化内涵。

一是以舞蹈寄仰对以盘王为主神的美好愿望。“盘王节”是瑶族同胞纪念先祖的传统民族节日。海内外瑶胞虔诚信奉始祖盘王，并于每年农历十月十六日举办瑶族盘王节，现成为全国瑶族同胞最盛大节日。这一天瑶族人民杀鸡宰鸭，唱盘王歌，跳长鼓舞，追念先祖盘王功绩，歌扬先祖奋勇拼搏精神[1]。如《盘王舞》、《铜铃舞》等，指祭祀盘王时跳的各种舞蹈，主要是通过祭祀祖先，还愿报恩，祈求丰年。关于“还盘王愿”的来历，民间传说是：瑶族原来住在“南京海岸，寅卯二年，天下大旱，蕉木出火，格木无粮”，十二姓瑶王子孙万般无奈，只得离开故土向南迁徙，遇着大海，十二姓瑶人驾船渡海，谁知途中遇上狂风暴雨，七日七夜不得到岸。紧急中，瑶人想起了祖先盘王，于是就焚香许愿誓，如盘王显灵保佑子孙平安渡海，以后代代“还愿”祭祀盘王，以报佑护之恩。许愿后果然风平浪静，十二姓瑶人很快到了彼岸。于是以后各姓瑶族就沿俗还愿以祭盘王，子子孙孙直传至今。

二是以舞蹈传播民族淳朴道德观念。瑶族节令习俗舞蹈，如《耕种舞》、《铙钹舞》等。在丰收季节，在瑶家聚居地方，唢呐、芦笙伴奏着歌声，婉转悠扬。身着鲜艳瑶族服装的瑶族人民跳起民族舞蹈，欢乐场面夜以继日。盘王节有个美好的传说，相传这里的庄稼经常受到鸟类的糟蹋，但是人们却没有好的办法，这时候一位姑娘站了出来，姑娘用动听的歌喉把鸟儿给吸引过去，就再也不去糟蹋庄稼。从此这一节日也被流传下来，成为男女相亲节日，受到青年男女喜爱[2]。

三、瑶族舞蹈蕴含着丰富民俗文化元素

瑶族民间舞蹈或是传统最原始的舞蹈，内容都蕴含了丰富的瑶族民俗文化意识，具有明显民俗风俗特征，是瑶族民间文化艺术孕育、催生和哺育的结果。瑶族传统舞蹈除了在内容上体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及民族意蕴，在舞蹈动作、舞蹈道具、形式上也体现出民俗文化的相应特点。

一是瑶族舞蹈动作具有民俗文化的原始性特征。瑶族传统舞蹈一般动作古朴，风格粗犷，舞姿娇健，开朗豪放，舞至酣处，围观者高声吹叫并介入，气氛异常热烈。如《长鼓舞》表演，一般都以各自的表演性动作和程式性动作互相连贯一体，构成别具一格的表演程式，在动作上，矮、稳、颤是其共同的特点：“矮”是指腿部下蹲。在舞步上，多走“三步罡”、“七星罡”，形态是屈膝弯腰，动律稳重，显示出宗教舞蹈的固有特点。瑶族民间舞蹈特点与瑶族民俗宗教祭祀活动是密不可分的，它是从瑶族民俗宗教祭祀活动演变而来，是民俗文化的再现。

二是瑶族舞蹈道具具有民俗文化的古朴性特征。民间谚语有“瑶不离鼓”之说法，说明了“鼓”在瑶族舞蹈中的重要地位。作为瑶族舞蹈代表的长鼓舞和铜鼓舞，都是以鼓为主要道具，而鼓本身就是祭祀瑶族始祖盘瓠（盘王）的工具。长鼓是瑶族民俗祭祀活动中的工具，也是瑶族的崇拜物，是瑶族祖先崇拜的残余。以它作为舞蹈的道具正是借助于民间舞蹈的形式来体现瑶族民俗文化。

三是瑶族舞蹈表演者具有民俗文化基层性特征。过往瑶族民间舞蹈表演者都是由师公扮演，或由师公为主，配备歌娘、歌师、奏乐的艺人组成。这些师公、歌娘、歌师平时均生活于瑶族民间，与瑶族民众有着鱼水关系。瑶族盘王节中的《师公舞》、《拜盘王》就是由师公表演的典型。表现“拜盘王”的祭祀仪式更是由师公主持。这些原先以娱神为主的瑶族传统舞蹈，后来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演化为以娱人为主，表演者亦由师公、歌娘、歌发展到一般艺人及广大群众共同参与，从而使瑶族舞蹈表演者的基层性特点表现的更为充分。

四、瑶族舞蹈发展现状

瑶寨作为歌舞之乡，目前流传下来的大量丰富民俗节庆。如三月三开耕节，六月六尝新节，七月七开唱节，十月十六盘王节以及“耍歌堂”等盛大节日。节庆活动期间，瑶家男女老少一齐出动，搭起山歌擂台，或对歌，或盘歌，或斗歌，唱到三更半夜，声嘶力竭才罢休。目前，瑶族舞蹈已发展成为群众性文娱活动。

农历十月十六日举行的“耍歌堂”是瑶族最隆重最大规模的传统节日。据纩东新语》载：“岁仲冬十六日，盖田野毕也，诸瑶至庙为会，名日耍歌堂，男女集跳舞唱歌。同时自由结婚，礼仪简单”。“耍歌堂”也是瑶族人民传播历史知识和喜庆一年辛勤劳动获得丰收的传统节日。具体表现形态包括有祭祖、出歌堂、过州舞、长鼓舞、瑶歌演唱和对唱、法真表演、追打黑面人等。根据史料记载，“耍歌堂”在明代洪武年间排瑶鼎盛时期已有完整的表演，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3]。“耍歌堂”1992年被列为中国国际友好观光年100个节庆活动之一，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五、瑶族舞蹈传承保护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瑶族传统舞蹈的动律不是生活动作的简单再现，而是一个历史过程，是长期文化发展的积淀和历史生活的结晶。瑶族的长鼓是该民族突出代表和典型标志，瑶族人民用击鼓来抒发内心的情感，一招一式都体现着瑶族民族文化底蕴[4]。“耍歌堂”活动中传诵的瑶经既反映了排瑶的历史发展情况，也反映了古代岭南的征战历史，具有很高的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的历史研究价值。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交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不断发展，浓厚的原始宗教观念及崇拜活动正在逐渐减少，巫术迷信也渐趋消失，而这些原始文化却蕴涵着弥足珍贵的民族历史、文化和习俗等积极因素[5]。

六、瑶族舞蹈的困境与传承思考

瑶族传统舞蹈是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发展，瑶族人民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瑶族传统舞蹈也到了濒危状态，与很多传统文化一样，瑶族舞蹈也面临传承后继无人、参与积极性不高，传承保护危机。现在，随着国家对瑶族地区大力开发、城市化迅速发展、瑶区人口流动加快、各种文化之间相互激荡等，都对瑶族传统文化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从而加速其传统文化的灭失过程。

目前广东的3个民族自治县各自组建了专业文艺团体并创作了各类瑶族传统舞：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剧团的《牛玲舞》、《瑶族小长鼓舞》等；连南瑶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的《弹指》、《欧莎腰》等；乳源民族艺术团的《鼓韵》《扁担挑起情嗨罗》等。并多次赴广州和北京参加全省和全国文艺汇演，深受观众和文艺界的赞扬。

如何对瑶族舞蹈进行保护、传承与发展，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一是充分利用政府和民间两大推手，通过交互作用，设立基金，对瑶族舞蹈非遗传承人提供补贴，让传统舞蹈进校园、进社区等普及活动，逐步营造传统文化传承氛围，使民族文化享有者和后继者有一种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促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得到保护与传承。二是利用文化的无形推力，结合少数民族旅游经济发展思路，在旅游开发中运用瑶族舞蹈的文化底蕴及特征，提升旅游文化的神秘性和无形性，让游客体验瑶族舞蹈古朴文化的纯洁性，以文化旅游业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传承双赢。

结语

经过瑶族地区文艺工作者们不断挖掘、整理和创作富有地方特色的新型民族舞蹈，在国家大力支持和倡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下，会跳瑶族传统舞蹈民间艺人被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瑶族舞蹈的保护工作将得到进一步发展与传承。

参考文献：

〔1〕谷显明，张美花.南岭走廊瑶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探析.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6（2）：P119-122；

〔2〕彭晓丹.连南瑶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探析.城市旅游研究，2016（6）：P92-93；

〔3〕陈景云.粤北瑶族文化的传承及其旅游文化的开发.清远职I技术学院学报，2010（2）：P24-26；

〔4〕郑希.浅谈瑶族文化的守护与传承.湖南社院学报，2013（2）：P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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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文化传播;传统音乐;审美;内涵

［中图分类号］G125［文章编号］1002－3054(2016)02－0001－07［文献标识码］A［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60201

一、中国传统音乐跨文化传播中的理解误区

探讨中国传统音乐的跨文化传播问题仅就汉民族的传统音乐而论，一般包括民族器乐、戏曲音乐、说唱音乐、民歌、民间舞蹈音乐五大类。本文主要研究民族器乐。随着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中国传统音乐在孔子学院、汉语课堂和各种文化活动中颇受青睐。这是由于传统音乐作为文化传播载体，既能体现中华文化的精髓，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语言障碍，获得更直接的传播效果，更容易被受众接受，不至于因价值观问题遭到排斥。笔者在十多年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实践以及对音乐工作者、汉语教师志愿者的调研中发现，虽然音乐无国界，但要让文化背景迥异的西方听众深刻理解中国传统音乐之美及其内涵却也并非易事。笔者在国外曾多次举办关于中国音乐文化的展演活动及讲座，如在澳大利亚为各国驻澳使团介绍中国音乐，组建国乐团进行演出，组织中国音乐学院紫禁城乐团在澳大利亚各大学的演出、交流活动，在“国际音乐节”“多元文化节”等多项文化活动中介绍、演奏中国音乐等。回国后，笔者也曾用中英文给来自世界各国的五十多个代表团做过关于中国音乐的讲座和表演，积累了大量的中国传统音乐跨文化传播经验。笔者发现，大多数听众对中国传统音乐的艺术价值评价很高，但也有一些西方听众认为，中国音乐具有“节奏、旋律不明，规则不定”“旋律单一缺少变化”“声音低微、震撼力不足”“乐器物理性差，合奏时嘈杂不共振”等特点，觉得其成就不如西方音乐。至于中国音乐蕴含的文化内涵，更少有听众能心领神会。出现这样的理解误区，是由于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传统音乐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音乐体系，二者之间在哲学内涵、审美观念、表现形式、主题内容、表演方式、乐器特点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跨文化传播本身是一个编码和解码过程，中国传统音乐的编码系统并不为一般西方听众所熟悉。西方受众在对中国音乐作品进行解读时，总是带着本我文化视角和美学积淀去感知、理解、评论、解码“他者”音乐作品，由此极易产生误解。若想将中国音乐独特的审美意蕴和精神内涵传播出去，传播者在选择曲目进行讲解、演奏(或播放)时，必须注意两种文化编码体系的沟通，在了解中国音乐的同时，深入研究受众的美学思想、音乐理念及对中国音乐的理解误区，在比较两种音乐的基础上进行跨文化传播。

二、传统音乐节奏、旋律之美感及其内涵的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中的理解误区是由于听觉上的强烈落差、审美上的不同标准以及对异质文化内涵的不理解造成的。第一次听中国传统音乐时，有些西方听众觉得“节奏、旋律不明显，过于自由，缺少规则”，还有些西方听众觉得“旋律过于平稳，缺少起伏变化”，对中国音乐节奏、旋律方面的美感提出质疑，认为不如西方音乐听起来那么悦耳。针对这些理解误区，传播者在介绍旋律不太明显或过于平稳的乐曲时，必须说清楚中国传统音乐所具有的特点。1．“心理”和谐彰显终极追求不同于西方音乐强调的听觉“形式”和谐，中国音乐所要表达的美感是一种更加注重精神内容的“心理”和谐。这是由两种音乐蕴涵的不同哲学理念所决定的。西方传统音乐受西方哲学尤其是思维方式的影响，重视几何、数理、逻辑，认为音乐之美来自于音乐“数”的和谐(例如复调、记谱、曲式等)，音乐表现呈现出一种数列化、几何化的趋势。早在古希腊时期，毕达哥拉斯就通过对审美听觉上的音乐谐和感与数量关系的研究，提出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使杂乱变成有序，使不协调变成协调。［1］(P14)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通过声学、物理、实验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西方传统音乐形成了一种独立的乐音数理逻辑体系，该体系重视数列化，节奏明晰(如二分、四分、八分、十六分音符的划分，强弱拍等)。例如巴赫创作的《布兰登堡协奏曲》和莫扎特创作的《土耳其进行曲》，即使是第一次听的人，也可以立即记住它们的节奏。西方传统音乐几乎完全不用散板，强弱拍的交替极有规则，并且不断重复更替，从而形成了固定的模式。这也是西方思维重视规则的体现。这种对数列、规则的强调，使得西方音乐很早就将音乐的手段由具体表现自然界中的音响抽象上升为纯粹、完备、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正因为如此，西方传统音乐中才会出现大量单纯表现某种乐器旋律、节奏形式，强调听觉美感而无需内容的乐曲(如“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与西方认为音乐之美来自于“数”的和谐(即外在的听觉和谐)不同，中国传统音乐虽然也强调和谐，但受中国哲学影响，重感性的中国思维方式强调心灵的感悟而非科学的分析，主要从心理而非数理方面获得美感。中国人认为音乐之美来自于“心理”和谐，即儒家强调的音乐与道德、人情之和谐(美与善的统一);来自于道家提倡的心灵与自然之和谐，而非单纯的节奏、旋律上“数”的和谐。简言之，中国音乐的和谐不在“声”与“声”之间，而在“情”与“声”之间。所以中国传统音乐更重主题内容而非表现形式，不以给听众官能上的为目的，几乎没有单纯表现某种乐器形式美的乐曲，且同一乐曲可由不同乐器演奏，如《梅花三弄》有笛曲、琴曲、筝曲、箫曲等。音乐的美不是靠旋律，而是靠音乐创造的意境、表达的情怀来表现，核心内容是“自然”和“情感”，即道儒之“心理”和谐。以古琴音乐为例，就文化内涵来说，没有任何一种乐器能在体现中国文化内涵上与古琴相比。唐代司马承祯曾说“琴之为器也，德在其中”(《素琴传》)。［2］(P5687)古琴音乐不追求华丽的声音效果，而追求“止于邪”“正人心”的道德责任，听之最容易让人体会“乐而不，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中正平和、温柔敦厚、无过无不及的儒家思想。古琴含蓄、内敛、迂回、曲折的演奏方式，其中寄寓的文人隐士恬淡清高、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也是儒道思想的体现。琴曲中的典故，《高山流水》的知音情谊，《渔樵问答》的淡泊出世，《潇湘水云》的家国情怀，《鸥鹭忘机》的天人合一，更是儒道文化的集中反映。关于道家和儒家所强调的“自然”和“情感”，在跨文化传播时，只需将流传较广的传统曲目名字列出，几乎所有国家的听众都能立刻体会到中国传统乐曲多以自然为主题，表现天人、物我合一(如《春江花月夜》《平湖秋月》《梅花三弄》《寒鸦戏水》等);或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为主题，强调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如《高山流水》《渔樵问答》《阳关三叠》《忆故人》等)。这与西方音乐有很大差异:西方音乐作品中不乏宏大叙事的英雄主题(如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不乏二元对立的冲突主题(如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不乏表现单纯形式美的乐曲，而中国音乐就如同中国的诗歌和绘画作品一样，总是与自然和情感相关。2．“弹性”节奏体现儒道精神对于西方听众认为中国传统音乐“节奏、旋律过于自由，缺少规则”，跨文化传播者必须阐明这恰恰是儒道精神的体现。西方传统音乐除强调上文所说的“形式”和谐外，还倾向于一种向外的、对上帝力量的体验以及由宗教性带来的庄严肃穆的神圣感，因而注重演奏时的规范、整齐，自由度比较小。中国文人音乐却有很强的自娱性，演奏时倾向于一种向内的自我修习，即儒家的修身养性，同时强调道家“主体与天地自然自由合一”的体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3］(P15－16)所以中国传统音乐在演奏时享有更大的自由度，一首乐曲虽有一定的音阶、节奏形式，有强弱拍安排，但这一形式不是固定死板的，常常会加入其他的变化性节奏;在节拍方面也不像西方音乐那样结构匀称平衡、严格规范，重视强弱循环、时值长短，而是拥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很多乐曲都有自由节拍、散板部分，可以随着音乐表现的需要由演奏者自主决定。这样的自由性对器乐表演技法的影响很大，演奏者可以灵活自由地进行变音、加装饰音、变节奏等丰富的艺术处理，也使每位演奏家甚至每一次演奏都充满了偶然性与创造性。所以同一首曲子，有时会有几十甚至上百种演绎版本。比如琴曲《平沙落雁》就有管平湖、张子谦等不同演奏家的几十种版本。相较于西方音乐尊重原作者、突出作曲家的专曲专用方式，中国音乐更加突出表演艺术家，听众欣赏的是不同的演绎，即一曲多用。西方听众听惯了西方音乐“刚性”节奏的耳朵，第一次听中国音乐时，难免产生节奏过于“弹性”的印象。所以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对于不太了解中国文化且音乐素养不够好的听众，《酒狂》这种旋律和节奏较为明显、有规则的曲目更易被接受。还有许多国际汉语教师喜欢选择颇受欢迎的中国民歌《茉莉花》作为中国音乐的代表。《茉莉花》自18世纪末起在欧洲广泛传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流畅的旋律和有规律的重复再现结构使欧洲人感到亲切悦耳。但是传播者也有责任让听众认识到，大多数中国音乐演奏过程中的自由、“弹性”、即兴性，正是“天人合一”的体现，也是中国哲学重直觉、灵感、灵活、变易的反映，即演奏者情绪与场地、听众在此时此地的交融。［4］3．线性旋律折射“平和”内涵对于西方听众认为中国传统音乐“旋律过于平稳，缺少起伏变化”，传播者需阐明两点。一是中国音乐的声部结构(又称“织体”)与西方音乐不同。［5］西方传统音乐的声部结构以主调音乐体系为主，其他声部通过衬托、突出、强化、渲染来丰满主旋律的音响效果，即“和声”。西方主要音乐形式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弦乐四重奏、歌剧序曲等，都注重主调旋律与其他声部的和声关系，其音乐织体因多声部重叠而表现为纵横交错的立体状织体思维和复调、和声的曲式结构。在音乐进行中，各个声部的旋律既在横向的维度上推进，也在纵向维度上以多种形式组合、堆砌，从而使西方音乐表现出一种立体感。与之相比，中国绝大部分传统乐曲是单声部曲，很少有主调、副调、和声分部的问题，其音乐织体与旋律是重合的，是一种单纯的横线性织体，音乐的进行便是单一旋律横向地延伸展开、回环重叠。在音调和旋律上，一般没有太大的高低、强弱、快慢的对比和反差，乐曲始终保持一种调式，是一种平稳、清新的吟诵式风格，如《平湖秋月》《阳关三叠》。传播者在介绍中国传统乐曲时，需引导西方听众从单纯的音色、线性的旋律中体会那种清晰的线条感。二是这种平稳的旋律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共性特征，即稳重、平和、谐调、统一，与强调冲突、对比的西方文化特征迥异。反映在音律构成方面，则是无半音的五声体系(宫、商、角、徵、羽)组成的平和曲调。相较于欧洲七声体系(1234567)的复杂、丰富，五声体系旋律比较简洁;相较于日本五声体系(13467)的凄婉哀怨，中国的五声体系(12356)由于不常用“4”和“7”而显得较为明朗、愉悦、雅正、平和。每当笔者弹奏完乐曲后询问各国听众对中国音乐的感受时，他们的回答大多是“relaxing”“peaceful”“gentle”。“平和”的确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最显著特征。深受传统文化精神约束和规范的中国传统音乐，不可能像西方音乐那样受酒神精神影响，追求沉醉其中的听觉，而是强调“乐而不，哀而不伤”，具有内敛含蓄的特质。儒家音乐的艺术境界是“和”:“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大乐与天地同和”(《礼记•乐记》)。这里的“和”有两层涵义:一是和谐、谐调，二是平和。儒家思想奠定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中和”原则。春秋吴国季札认为音乐应该“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之“季札观乐”);齐国晏婴主张乐曲“清浊、大小、短长、急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晏子春秋•外篇上》);嵇康认为可以移风易俗的雅乐(正声)与声的关键区别在于雅乐中存在着一种“平和”的精神，声音应“平和而无哀乐”(嵇康《声无哀乐论》)。［6］(P196)古曲中流传较广的《高山流水》《平沙落雁》《鸥鹭忘机》等，都具有平和、恬淡的特点。中国传统音乐这种“平和”的特点是由儒家礼乐文化“礼”与“乐”统一、“仁”与“乐”合一决定的。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就是首先通过中正平和、温柔敦厚的乐曲来陶冶、调和国民的性情。“乐者，乐也”，音乐使人血气平和，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从而进一步达到家庭、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安定。所谓“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荀子•乐论》)，最终达到人与大自然和谐的最高境界，也即“大乐与天地同和”(《礼记•乐记》)。这是儒家文化对艺术的基本要求:美与善统一，通过“乐”的形式使人们受到感化，维持秩序(“乐教”)。音乐之所以肩负着这样的使命，是因为儒家认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儒家文化以音乐为精神安息之地，将“乐”视为人格完成的境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强调人格向音乐的沉浸、融合———“凡音者，生人心者也”(《礼记•乐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白虎通•礼乐》)。有人认为这种包含了政教态度的礼乐是对音乐的制约，因其强调“禁”字，禁情、禁声、禁欲、禁变，以德制情，以度限声，以道制欲，重德轻艺。［7］(P61)但是在道德滑坡、物欲横流、社会浮躁、戾气遍地的今天，这样一种可以提升人格素养的“美善”音乐更具有传播价值。德国伯乐高级文理中学高级教师维安雅女士在听完笔者的讲座和现场古筝、古琴演奏后说，希望能把中国传统音乐引入德国中学课堂，因为她听到中国传统音乐的旋律如此平和，看到演奏者面部表情如此柔和、安宁，由此推断中国传统艺术可以熏陶和锤炼人的性情，而这种柔和、宁静正是德国人应该学习的。英国著名汉学家闵福德先生也认为中国当代生活节奏太快，人心过于浮躁，让他感受不到中华文化之美及其价值，所以像中国古典音乐这般恬淡、平和的艺术更值得传播，因为它能让心灵安宁、沉静，更接近中华文化“和”的精神。

三、传统音乐乐器特点及表演方式的跨文化传播

初次欣赏中国传统音乐时，有些西方听众觉得中国乐器声音过于低微，震撼力不足。如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中国的某些古典音乐是非常优美的，可是他们的古典音乐，弹奏的声音是这样的微弱，以至只有一个人才能欣赏它”(《THEPROBLEMOFCHINA》)。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古琴音乐中。相对而言，喜欢古筝、琵琶、二胡音乐的听众更多。传播者在介绍中国乐器尤其是声音低柔的古琴、洞箫等乐器时，必须让外国听众了解到，这种低微、轻柔的音色，恰恰是道家所追求的“至虚极，守静笃”“大音希声”“至乐无乐”的境界:“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庄子•天地》)。这种对“无声之乐”的强调也和儒家美学思想一致:“乐由中出，故静”，“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礼记•乐记》)。因此在欣赏中国传统音乐时，传播者需引导听众了解中国乐器演奏出来的乐曲在深度、力度、音效、虚实、韵味等方面都有别于西方音乐:从触及灵魂、直指人心的深邃而非主题的深刻来欣赏其深度;体会清、微、淡、远而非激昂、厚实、立体、震撼的音效力度;体会低微的音声，甚至无声之处的留白，并从“计白当黑”中体会虚实结合的美，而非实实在在的音符带来的;重视“韵外之致、弦外之音”而非演奏技巧的高超、旋律的动听。如介绍琴曲《忆故人》《鸥鹭忘机》时，重视乐曲首尾部分泛音带来的想象空间及其所创造的“虚”“远”、空灵、飘逸，在中间部分的“吟”“猱”“绰”“注”的虚音中体会对“无声之乐”空白的强调，体会柔静、淡雅的中国式“幽美”，而非阳刚、崇高的西方式“壮美”。在这一点上，许多了解中国音乐的西方听众都有深切体会。瑞典著名汉学家林西莉女士着迷于古琴深邃、低沉的音色，认为它发出来的音能让人类与大自然沟通，触及人的灵魂深处。她在琴曲低缓悠扬而又沉静旷远的音声之中，常常会沉醉其中，物我两忘，体会到一种超凡脱俗、荡心涤虑的境界。［8］(P38、43－56)法国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也认为，东方音乐之美能够触及人的灵魂。在澳大利亚，当笔者在不同场合介绍完中国音乐特点并选择恰当曲目演奏后，许多听众也能体会到中国乐器特有的清和淡雅、安静悠远、低回婉转，并进入一种超乎音响之上的“无声之乐”的意境，体验到“希声”的境界。“澳中友好协会”的一位长者在听笔者弹奏古琴曲《忆故人》时潸然泪下，说自己虽然不懂汉语，也是第一次听古琴音乐，但明显感受到了那种思念之情。由于中国乐器具有这种内敛含蓄、超越感官、直达心灵、节奏自由的特性，单人单乐器独奏遂成为传统演奏形式，这也恰是中国音乐个性的体现，演奏者不必顾虑与乐队合拍。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的是群体性与社会和谐，那么传统乐器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琴人自我安顿、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能使演奏者的心灵与宇宙融为一体，超凡脱俗，荡涤杂虑，去除躁动，回归祥和，达到心灵的平衡。从传播时的表演形式来说，中国乐器一般更适合独奏或两三件乐器合奏(如“琴箫合奏”)，场面不大，烘托出意境，让欣赏者细细品味。当然中国民间乐曲也有许多合奏形式，如江南丝竹、西安鼓乐、潮州音乐等，但最能体现中国音乐之美及其内涵的，仍是独奏。中国音乐适合独奏还由它的乐器材料所决定。西方乐器以金属、塑料等工业制品为主，结构精细复杂，高中低音较为平衡，适合演奏和声，并且音色丰富，音域宽广，表现力强。西方对音乐声学振动的研究使得声乐与器乐音响形成标准化体系，表现为近“器声”，追求一种共通性。“器”即一种非自然的人造物具。“器”的特点是不同于任何一种物具，但又能与任何物具的音色相融和。西方乐器绝大部分都有很好的融合功能，都能与其他乐器很和谐地合奏，形成绵密严实的音响织体，从而完美地为抽象的音乐逻辑服务。［9］因此西方音乐多以合奏为主，讲究和声、气势、立体音效，演出时外放、张扬、震撼力强。与西方乐器追求共性的特征不同，中国乐器以金、石、丝、木等自然材质为主，结构简单，高音强，低音弱，各种乐器的音色不能融为一体，多不能演奏和声。对于有一定音乐素养的人来说，很容易发现中国音乐合奏中的缺陷，即物理性差，合奏时嘈杂不共振，达不到和声学要求的震动频率上的数理和谐。利玛窦第一次听中国音乐合奏时就说，“声音毫不和谐，乱作一团”，“中国人音乐的全部艺术似乎只在于产生一种单调的声拍，因此，他们一点不懂把不同的音符组合起来可以产生变奏与和声。然而他们自己非常夸耀他们的音乐，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它却只是嘈杂刺耳而已”。［10］(P253－254)由于利玛窦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的影响力，使后世西方人对中国传统音乐产生了长期的负面认识。俄罗斯作曲家夏里柯(HarryOne，1885－1972)如此评价《旱天雷》:“中国民族乐队的演奏情况，包括尖叫的笛子，调音不准的胡琴、扬琴、锣、钹……”［11］(P23)面对这种评价，传播者需指出这并非由于中国乐器制造技术不高造成的物理性差异，而与文化影响密切相关。儒、道文化重视现实生活中感性的生命体验，反映在音乐上，便自然会重视能够表达内心感受的人的嗓音，因为“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因此乐器的发音以模拟人声为基础，如二胡与小提琴相比较，虽然音色接近，但前者更富人声韵味。中国音乐相比西方音乐而言更重情感表达，彰显个性。这种表达往往不是通过数列逻辑的和谐创造的，而是通过声部结构形式上的自由创造的，是靠接近人声的乐器音色渲染的。基于此，中国乐器没有形成标准化和统一化的体系，即没有进入“器”声。［9］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自然的贴近，对人体感官的尊重，也是对自然界事物独特性的尊重。所以中国乐器中如编钟、编磬、琴、筝、琵琶、二胡、箫等，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音色，它们之间也因其各自的独特性而很难完满地融合为一个绵密的织体。即使是同一种乐器，制作者也力求做出的每一件乐器都具有独一无二的音色，如斫琴师王鹏、李明忠、倪诗韵、马维衡等所制之琴的音色就大相径庭、各有千秋。这是中国传统音乐最具个性特质的地方，所以不适宜作大规模的合奏，也不要求各样乐器之间的紧密配合。即使偶有合奏，也总是几件乐器的小范围合奏，且合奏时尽量让有特色的乐器独奏或轮奏，以充分发挥其独特音色。因此传播者不能以为西方听众听惯了合奏，或合奏音响效果更震撼而盲目选择合奏曲目，也不要在拢音效果不好的大空间面对众多听众演出，这样听众是无法体会中国音乐细腻的情感表达的，扩音器里传出的也常常是变味儿的琴声。

四、受众特点与传播效果

在进行中国传统音乐的跨文化传播时，若想获得良好的效果，除需注意节奏、旋律、乐器特点、表演方式及其蕴含的文化内涵的介绍外，还要注意听众的特点。很多传播者不区分“西方”概念，认为欧、美等国家听众都一样，其实不然:对于重视思辨、哲学且音乐素养较高的听众(如德国听众)，可以多引入儒道哲学、美学概念;对于重视历史文化、情感表达的听众(如俄罗斯听众)，可以选择古琴音乐;对于第一次欣赏中国音乐且文化历史较短暂的丹麦、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听众，最好直接选择旋律较为规则、或能明显表达出主题内容的乐曲，如《高山流水》《夕阳箫鼓》《二泉映月》;而对于熟悉中国音乐中正平和特点的听众，则可以选择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一些“另类”乐曲，如《广陵散》《十面埋伏》，让听众体会除了清微淡远的特色，中国音乐也有壮怀激烈的一面。即使是面对同一国家听众，也要区分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城市文化氛围的差异。以澳大利亚为例，对以年轻人为主、保留传统文化较少的城市(如布里斯班、悉尼)听众来说，活泼、欢快、热烈一些的音乐更受欢迎;但对以中产阶层为主、保留传统文化更多的城市(如堪培拉、墨尔本)听众而言，平和、悠扬、宁静的音乐则更易引起共鸣。笔者2010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做中国音乐的推广活动时，曾邀请由中国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教师组成的紫禁城民乐团到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演出、讲学。乐团原本希望演奏国内近些年流行的较为热闹、激烈的曲目，因为在国内演出时，激烈、热闹的曲目才有市场，安静的传统音乐已经被边缘化，而且乐团在布里斯班演奏这些热烈曲目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笔者和堪培拉主办方根据当地听众的审美取向，最终决定将中国古典文学与安静的古典音乐结合起来、以一种全新而特别的音乐形式呈现给听众，结果获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功。许多听众评价说，看过多场中国艺术演出，但从未像此次这样深切地感受到中国艺术之美，原来中国也有如此严肃高雅、震撼心灵的音乐。演出结束后，中国驻澳使馆文化处的官员也提及，此前邀请过很多国内文艺团体到当地演出，从来没有能以这种形式获得成功。由此可见，关注并重视受众特点对中国传统音乐的跨文化传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文化背景、审美观念迥异的听众，跨文化传播者需阐明中国传统音乐在节奏方面享有更大的自由度，注重“心理”而非“形式”和谐，强调自然与情感的主题，旋律雅正平和，美善统一，礼乐合一，乐器则音色清微淡远，超越感官，触及灵魂，演奏时注重虚实结合，创造出疏阔、空灵之美，且更适合独奏。传播者也要深入阐释音乐中所蕴涵的儒道文化精髓，寻找合适的曲目及表演方式，让听众避免种种理解误区，真正体会到中国传统音乐的美感及内涵。

注释:

［1］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清)董诰等编，孙映达等点校．全唐文•卷九二四［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3］引自嵇康《赠秀才入军•息徒兰圃》诗。(魏)嵇康著，鲁迅编．嵇康集［M］．香港:新艺出版社，1973．

［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音乐表现形式的灵活自由，并不等同于手型、指法的自由。弹奏时的手型和指法是有严格规范的，并不鼓励我行我素。

［5］“声部结构”是指在乐曲中不同声部的旋律得以组织搭配的方法和规律。［6］戴明扬．嵇康集校注•卷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7］安娜．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音乐［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8］［瑞典］林西莉著，许岚、熊彪译．古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9］刘承华．中西乐器的音色特征及其文化内涵［J］．乐器，1996(2)．

［10］何高济．利玛窦中国札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篇4

武术套路一直是中国武术的一个重要形式，也是中国武术有别于国外武技的一个显著因素。美国的韩宁教授在不少国家考察中国武术的时候，通过大量的考证和访谈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特有的文化和思维模式造就了中国武术丰富多彩的套路形式，而欧洲的文化没有使欧洲的武技出现斑斓多姿的套路，大多是以对抗的形式出现”，我很同意韩先生的这个观点。著名武术家马明达先生在一些文章中多用“武艺”，而不用武术一词，是因为“武艺”的内涵比武术要丰富的多。“武艺”更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武术的熏染，能反映出中国武术家的文化审美情趣。大凡中国的武术家，都有一中或多或少的“套路”情结，因为传统武术的传承一直是以套路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在传统武术推广与发展中，有针对不同素质训练的套路，这样一来训练出来的劲力是一种“整劲”，也别有韵味，而不是现代武术和现代西方体育所推崇的杠铃训练等。中国传统武术有一套完整而科学的训练体系，包括入门站桩、基本功力、劲力训练、单式训练、组合训练、套路训练、喂招抗击打训练和散手训练等。而套路是练功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表现“武艺”的一种媒介。可以说，古人在很大程度上把武艺的表演和实战技能体现到一个我们今天无法想象和模仿的境界，不是古人的领悟能力和身体素质超过了今人，而是古人处于一个适合与传统武术萌生和演进的社会氛围之中，习武的目标比较明确，习武的群体构成也比较复杂，促使了传统武术在那个时代的繁荣兴旺。我们没有必要厚古薄今，但事实上，今天的习武者虽然也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却似乎少了古人的那份执着与单纯，还有“焚膏继咎”的那种甘于清贫和耐得住寂寞的虔诚。

唐宋以来，中国的武术主要以套路形式出现，保存了中国古典武艺的一些技法和格斗要诀。特别是到了明代，这种套路武艺的演练达到了极致。过度的注重“花法”而忽略实战，使得本源于战场格杀的传统武艺变成了“满天花草”，“人前饰观”。这种江湖武艺的 “花拳绣腿”也大量进入军旅，遭到了军旅武术家戚继光等的批评和抵制，肃然指出：“花拳入门，误了一生”。

武艺的演进和充实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我们不能否认一批天才武术家的巨大贡献，因为他们的聪明才智和非凡毅力以及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使得传统武术中的一些技术摆脱了旧有的风貌，焕然一新，武学品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杨露禅应该说是一位善于创新的武术家，他在河南陈家沟学的是陈式太极拳，后来到了京城，却没有靠陈式太极拳来扬名立身，而是审时度势，参照太极拳的古有理论，创编出了扬名后世的杨式太极拳。意拳的创始人王芗斋先生也是一位开拓型的武术大家，他立足形意拳，游走四方，善于体悟，融会贯通，终于创出了独具风格的意拳。发力松活抖弹，气势如怒虎搜山，吞吐若神龟出水。其实我们不是奢望这种技术有多么厉害的实战价值，而是在这种气韵生动的演示中得到了一种绝好的享受，让人体会到沧海龙吟般的酣畅和真切，这才是传统武术给予人的视觉和情感冲击。今天的武术比赛之所以没有观众，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武术的演练中丢掉了这些能够冲击人情感的东西，从而使武术远离了观众。通备武学宗师马凤图先生是近代一位文武兼备的武术大家，他用“通备”的理念为传统武艺的演练和格斗提出了一个最佳理想境界，称之为“通神达化”。而他本人对古典武艺的精心整合也取得了令人瞩目和敬仰的成就。我们清醒的看到，流传在西北的翻子拳，在风格和劲力上已经与东北的翻子拳完全不同，里面有翻子拳的短小精悍，冷弹脆快，更有了劈挂拳的吞吐开合、长刁冷抽和急绞连环，也不乏戳脚的飘点拧转。翻拳密集多变的拳法和劈挂拳的风雷绞炮结合的浑然天成。西北棍法和鞭杆之中融入了劈挂拳的劲道显得与昔日大相径庭，其长短变幻和进退做作在起伏走转中渗透了武艺的一种古意，让这种源于兵家的器械多了一些与军旅武艺的交融与回归。对于马凤图先生在武术上的功绩，周伟良博士曾给予很高的评价。“马凤图先生对明清的武学典籍有很深的修养，恪守明清以来的武术技术与理论，对古典武艺在通备武学中进行了保留与整合，作为一代大家是当之无愧的”。

传统武术套路的魅力在于动作的朴实和劲力的独道，而对于劲力的追求往往会贯穿一个习武者的一生。因为劲力是传统武术的生命线，没有了劲力，传统武术便会黯然无光。劲力是武术永恒的灵魂，它会随动作一起给人以震撼，让人无法察觉丝毫的乏味与倦怠，在“心旷神怡”中体会“惊心动魄”。对于劲力的熔铸和彰显，不同的拳种有不同的要求，但“整劲”几乎是所有武术流派的一个共识，即聚集全身的力量能够发于一点，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点打出一点”，这样一来发出的劲力便有了排山倒海的气势。整劲是通过常年累月的桩功训练求得，他能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是精妙，与杠铃训练所得的力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所见到的一些武术名家，到了晚年，依然能发出令人震撼的劲力，我们不能希望这种劲力达到如何的格斗效果，但却表现了传统武术的一种魅力。经过站桩训练求得的劲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地体悟站姿的正误和劲力的运化以及气息的运行，达到瞬间的松紧转换和随意的蓄发。劲力是传统武术的灵魂，抛却了劲力，传统武术在表演效果上是难以与舒展大方、窜蹦跳跃的竞技武术相比美的。劲力的训练和感悟是贯穿于传统武术家一生的，他们追求“精、气、神、意、劲、形”的高度统一，从而达到发劲时的任意收放。劲力有许多种，不同的拳种有不同的练习方法和表现形式。我所熟知的劈挂拳就有“辘轳劲”、“翻扯劲”、“开合劲”、“吞吐劲”等。马明达教授讲，通备劲力在起初训练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周正而严谨，如同书法的“永字八法”，点横竖撇，一招一式循规蹈矩，苦心砥砺，不可任意更改。当功夫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收敛舒险，随心所欲了。瞬间突发，“大巧若拙，大象无形”。通备拳的劲力是如此要求，我想传统武术的劲力训练大都遵循着这一步骤，只有得到老师的口传、心授，并通过按部就班的严格训练才可以达到一个自由的境界，做到“形神兼备”，把武术的劲力通过顿挫抑扬，在若有若无、无可方物之中体现得了无痕迹。

顺带一笔，书法和传统武术在劲力、神韵上有许多相同之处，耐人寻味。武者好书，似乎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在武技之外诠释着武者对人生和武艺的理解、感悟。我所见过的武术家之中，有马颖达先生的古朴凝重、苍劲浑厚；蔡龙云先生的筋骨遒劲、外圆内方；马明达先生的舒展开阔、气度儒雅；西安高玉峰先生的起落如风、气势磅礴。凡此种种，从武术家的书作之中可以感受到传统武艺劲力的不同表现形式，虽轻、重、缓急、刚柔各异，但都是在“中正”的基础上寻求变化，或疏或密，或浓或淡、或展或收，而对腕力的把握尤为精深独到，在提按顿挫中熔铸了武术家对书艺的熟稔乃至驾驭。马颖达老师在讲述剑技与剑法时反复强调，劲力是为提高攻防技术而历经磨练之力，即习武者将先天自生之力经过后天反复揉练，并与武术技法相融合的肌肉力量称之为“劲力”，这种劲力善于变向，擅聚全身之劲力发于一点，并能与剑术技法紧密结合。先生还讲，翻子拳之劲力在于快、硬、脆、弹，而且要有“三威”，即以压倒对手的胆识表现“心威”，以令人生畏的眼神表现“眼威”，以势如破竹、密不透风的拳法表现“手威”，这是马老师一生在武学上的深刻体悟，从他演练翻子拳和鞭杆时的浑厚稳健、突兀多变、拧转折叠的劲道中品到传统武术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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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内涵，审美意蕴，时尚服饰设计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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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婺州；传统民居；传统民居

中图分类号： TU241 文献标识码： A

“婺州传统民居营造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世界非遗名录“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保护与传承必须先弄清营造背后的文化内涵。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汇编等方式对婺州传统民居的文化内涵进行梳理总结，首先从堪舆风水分析其选址要求，然后从宗法制度探究其结构布局，最后从八婺风俗总结其装饰特征。

一、堪舆风水

婺州传统村落非常注重从堪舆风水的角度来选择或营造住宅的自然环境，以达到与人居环境的和谐统一，即的精神夙愿。当年的风水师依据《黄帝宅经》、《阳宅集成》等指导，对基地的山水、田地、朝向、布局等选择分析，达到趋吉避凶的效果，并将其纳入影响家族兴衰的主要因素。婺州保存较好的古村落基本符合“四灵俱全”、“藏风聚气”的风水格局，也有一些布局星相、太极等宇宙现象来实现“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想生活状态，如兰溪诸葛村、武义俞源村、汤溪寺平村等。好的风水其实就是好的自然环境加好的地形地貌，以达到“枕山、环水、面屏”的理想村址模式，而“水”又是风水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也是婺州古村落改造人居环境的重点，如兰溪芝堰村“水系”的运用，开门见水，水象征财富，有聚财之意，也对日常生活生产提供便捷；如武义郭洞村“水口”的重视，水口位于东龙山、西白虎两山对峙最窄处，用风水树、龙桥等增加水口的锁钥之势，以锁住财气；如兰溪诸葛村“水塘”的开凿，除了生活必需外，还有积蓄雨水，防火救灾，调节小气候的功能，《阳宅会心集》所述“塘之蓄水，足以荫地脉，养真气”。婺州古村落中还有大量“八景”、“十景”之说，实为对风水宝地和人居环境的一种炫耀和褒奖，也是古婺州耕读文化的一种象征。婺州传统民居除了选址择向会考虑风水外，在建筑奠基及上梁仪式上、居室趋吉避凶的处理上也多有顾及，如东阳民间上梁时在金檩上会挂上一块红布，写上“紫薇拱照”以讨吉利，又如兰溪诸葛村民居大门前用影壁、泰山石敢当来抵挡“煞气”，悬挂八卦镜可以明镜高悬，镇妖驱鬼。

二、宗法制度

婺州传统村落多以南迁人口单姓血缘繁衍发展而成，始迁祖会建造起祭祖、仪事和修谱的宗祠建筑，以后子孙多了就要按血统分成房派，以家族为中心，以血缘远近区别亲疏的宗法制度随之产生，由此影响到村落的生活格局，即一个房派在“总祠”的基础上建造各种“支祠”。支祠又称“大厅”，建筑前开凿水塘或兴建广场，形成较为宽敞的公共活动空间，各支的住宅建筑就簇拥在这些房派宗祠周围，呈现众星拱月之势，每个团块式的宗祠民居组合再用巷道、水系连贯，最终形成整个村落的格局。如永康厚吴村古建筑群中保留了叙伦堂、衍庆堂、吴庭公祠、丽山公祠、澄一公祠等“屏山吴氏”各种祠堂建筑十余座。象征宗法势力的宗祠建筑无论在选址、布局上，还是在用材、造型、装饰上都占有绝对优势，民居建筑的地势、规模不得超越，甚至不能遮挡与前者呼应的山川地貌，影响到整个宗族的发展。如兰溪诸葛村丞相祠堂占地1400平方米，前后三进，地势逐级抬升，用材硕大，雕梁画栋，中厅做成四面敞厅，气宇轩昂；另一座祠堂大公堂位于村中核心位置钟池旁，交通可达性最高，外立面用颇有气势的歇山顶门楼，建筑内部进深感极强。婺州传统村落的这种结构模式反映了封建宗法制的社会结构，二者之间的同构关系十分清楚，而且带有多层级的封闭性，但由于商业文化的渗透，其格局也会发生某种程度的蜕变，形成以行业为纽带的人居空间，如义乌佛堂、兰溪永昌和金华雅畈等地。婺州传统民居内部陈设与功能区分同样具备缜密的宗法制度和家族伦理观，它们的设计与运用严格遵循儒家“尊卑有别、长幼有序”思想的影响，但作为公共空间的厅堂与私密空间的起居室又用似分似合的“门洞”、“楼道”、“廊”与“弄”联系，巧妙地通过建筑来完成家族凝聚力的完善。如东阳卢宅肃雍堂、义乌黄山八面厅、永康古山胡氏民居等。

三、八婺风俗

婺州自古书院林立、文风鼎盛、人才辈出，有“小邹鲁”之称。最早的姑蔑文化与古越文化带动了婺州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南宋兴起的金华学派、永康学派带动了婺州本土儒家学风的兴盛，由此影响到传统民居在形制与装饰上体现出耕读传家、崇文尚古的人文精神。婺州一代以九峰达摩、赤松黄大仙为首的佛道宗教文化，以及各种地方神灵崇拜也极为普及，以至于庙宇建筑常与住宅建筑同系，只是在空间布局和装饰细节上稍作改变。金华婺剧、兰溪滩簧、浦江乱弹、婺州窑、东阳木雕、东阳竹雕、东阳砖雕、浦江剪纸、雕版印书、武义泥水画、兰溪墙头画等多样化的民间艺术及手工艺也为民居营造融入了特色鲜明的地方元素。以“徽戏活化石”之称的婺剧为例，不少宗祠和大型民居都会设置固定式或活动式戏台建筑，成为当地百姓寓教于乐的活动场所，主要的雕刻构建中也常出现戏曲人物故事的场景，祈福戏、三国戏、神仙戏等应有尽有，起到了“忠孝礼义信”的教化作用，也是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在婺城区汤溪镇寺平、中戴、仓里、厚大、上镜等村中的明清民居砖雕门楼上多用连环画形式表现婺剧曲目，如《长坂坡》、《打金枝》、《回荆州》、《渭水访贤》、《刘备招亲》等几十种。义乌黄山八面厅、东阳巍山福舆堂等以木雕见长的婺州民居在额枋、琴枋、牛腿、雀替、绦环板、格心上遍布各种戏曲图案，如《三打祝家庄》、《游园惊梦》、《昭君出塞》、《三顾茅庐》、《紫钗记》等。永康厚吴村、武义俞源村的一些祠庙、民居建筑上还留有大量戏文木构彩绘和戏曲墙头画，武戏文戏应有尽有，人物形象丰富多彩，背景点缀栩栩如生，是婺州戏曲文化深入人心的一种体现。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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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八仙，指的是道教中八位劝善扬善、济世济贫的神仙，共7男1女，即汉钟离（钟离权）、张果老、韩湘子、铁拐李、曹国舅、吕洞宾、蓝采和及何仙姑。而八仙所用的法器，则称“暗八仙”，以代表其人其事，表达一种美好的愿看和祝福。在传统的雕刻、绘画、漆器、瓷器、玉器、木器、装饰、挂件中，常用此以示吉祥如意。但在长期的口口相传及民间艺人的演绎中，上述八仙所持宝物有一些变动和更改，其表现为：

鱼鼓，张果老所持宝物，“鱼鼓频敲有梵音”，能占卜人生；

宝剑，吕洞宾所持宝物，“剑现灵光魑魅惊”，可镇邪驱魔；

笛子，韩湘子所持宝物，“紫箫吹度千波静”，使万物滋生；

荷花，何仙姑所持宝物，“手执荷花不染尘”，能修身养性；

葫芦，李铁拐所持宝物，“葫芦岂只存五福”，可救济众生；

扇子，钟离权所持宝物，“轻摇小扇乐陶然”，能起死回生；

玉板，曹国舅所持宝物，“玉板和声万籁清”，可静化环境；

花篮，蓝采和所持宝物，“花篮内蓄无凡品”，能广通神明。

传说八仙分别代表中国人的男、女、老、少、富、贵、贫、贱等八个方面，不管他们的身世境况如何，都具有中国人所崇尚的道骨仙风、侠肝义胆，无谓而有为的神仙作派。表达了一种甜蜜、融溶、祥和的人生境界。

中国的八仙形象溯源久远，至融入道教已到唐宋时期，而“暗八仙”并不是随同八仙一起出现的。随着八仙故事的发展和流传，到了明末清初，八仙手持的器物逐渐从八仙身上分离出来，独立形成了“暗八仙”体系。“暗八仙”有着具体的宗教功能――祈福禳灾，道教符印中有“狮钮八棱八卦暗八仙印”，印身的八个侧面浮雕了八件法宝，即“暗八仙”图案。随着八仙文化的发展，“暗八仙”作为民间吉祥的象征，具有独特的美学特征，并且在民俗应用中较多地体现出了装饰功能。

1.独特的美学特征

1.1形象性

“暗八仙”图案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源自写实的形象表现手法。在“暗八仙”还没有独立成为吉祥图案体系以前，八仙图中的“暗八仙”基本上是对实物的准确描摹和再现，写实的形象表现使得“暗八仙”很好地接近民众生活，民众理解并喜爱这八件宝器，从而较好地奠定了这八件宝器独立成“暗八仙”体系的基础。暗八仙是经过民间艺人的代代传承，不断修改、提炼、加工而成，凝结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所以也是民间艺术中宝贵的财富。

1.2象征性

中国吉祥图案取材广泛，式样繁多，寓意也颇有讲究。这种象征寓意的手法，是从民族原始文化艺术观念的方法中继承而来的。这种象征性寓意手法在“暗八仙”图案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暗八仙”的象征意义，是由道家的价值观念决定的，道家长生不老的理想追求决定“暗八仙”取长寿的吉祥寓意，八件法宝一一对应地代表着八位道教仙人，民间流传的八仙故事中，有八位神仙在王母娘娘的蟠桃盛会上祝寿的情景，亦称“八仙祝寿”，故“暗八仙”多在寿庆场合出现，辅以松柏、蟠桃和祥云等祝寿图案，寓意福乐长寿。

2.多元素组合造型

中国民间美术图案追求圆满、美满、美观、和谐的内在本质，在构图与设计方面尤其强调整体的美感。“暗八仙”图案的设计就融合了多种元素，较为典型的有飘带和纹饰。如图，八件器物均以飘带做衬，婉转流畅，灵动立现，栩栩如生。而纹饰的运用又使得本来单调的器物在视觉上丰富饱满起来。器物、飘带与纹饰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暗八仙”造型因而匀满动人。

在部分与整体之间，在器物与飘带之间，“暗八仙”的设计都体现出均衡和谐的美感。均衡是指上下或左右在形式上虽不一定对称，但在份量上是均等的，使人不会产生畸轻畸重，过大过小之感。均衡手法应用在“暗八仙”图案里向我们展示出美的本原在人，一切美的感性形象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显现出人的某种内容，人们在审美过程中会无意识地产生与人本身一致的自然和谐的感性认识，所以说“暗八仙”具备了艺术创造的形式美。虚实相容，有无相间。

3.现代装饰功能与民俗应用

在民间，八仙代表着男女老少，富贵贫贱这八个方面，所以八仙与民众生活非常接近，“暗八仙”多为民间常用器物，“暗八仙”图案的应用也非常广泛，涉及到民间剪纸、绘画、雕刻、木版画、刺绣、漆业、瓷器、花灯、家具纹饰等各个领域。但无论在哪个领域的应用都鲜明地体现着“暗八仙”图案的装饰功能。

“暗八仙”图案在装饰中的应用，我们将之粗略分为以下几类：1）居住装饰。“暗八仙”剪纸在民居中以窗花、饰画等形式出现，寓意福气长寿；2）节日装饰。“暗八仙”在老人生日时作为墙面和器物的装点出现，以增添祝寿气氛；3）寿礼包装装饰。“暗八仙”图案也有在寿礼的包装中出现，同样是祝寿的寓意；4）家庭信仰。信仰道教的民家，会在自家生活的居室和器物上装饰“暗八仙”图案，同时也表达了长生不老的理想追求。而在其他领域，“暗八仙”图案的装饰应用也非常广泛。

今天的艺术设计，无论在技术手段、思维方式还是文化功能上都比前人有了更先进的创作基础。我们在对待“暗八仙”这样的宗教图案时，要注意保留图案传统的艺术内涵，化繁为简，去粗取精，继承中国宗教与传统民俗文化，使其恰当地融合到现代生活中，这无疑为广大的设计领域增添了优秀的设计题材，同时也是当代设计行业的一份责任。今天我们应以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暗八仙”图案，继承“暗八仙”的传统美好寓意，发展其艺术形式，使其在更多的领域可以起到装饰作用，这在当前的艺术设计行业也是一个很好的取材来源。

参考文献

[1]黄海澄.《艺术美学》.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20.

[2]徐碧辉.《实践中的美学》.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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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景观；现代城市建设；天人合一；人与自然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人类文明的诞生地，有着几千年的文化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取舍，形成一个庞大的系统。而中国传统文化景观记载着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兴衰变化，是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有形见证和物质载体，是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入侵，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冲击，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现代城市建筑失去了传统文化景观的韵味，变得乏味、雷同，充斥着钢筋与水泥。人们过于注重对于物质的追求，开始忽视和淡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传统文化景观陷入破碎化、边缘化的困局。因此，提升继承和保护中国传统优良文化的意识越来越迫切，现代城市建设对传统文化景观的传承和再现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如何既满足现代人们工作生活的需求，又保留中国传统文化景观的灵魂和特色，是现代城市建设急需探讨的问题。

1 中国传统文化景观的内涵分析

景观包括庭院街道、公园广场、桥梁绿地等所有与人类工作生活相关的室外空间的形象。文化景观是指人们以时代和地域的文化为依据，通过对身边所处的自然环境进行改造形成的人文景观，通过景观的形态、功能、风格、色彩等外在形象，反映了当时当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地方文化特色，具有其独特性、时代性。中国传统文化景观有着几千年的积累和沉淀，承载着中国历史记忆和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形态多样，同时也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以徽州传统文化景观为例，青砖、黛瓦、马头墙是徽州建筑的三大特色，其砖瓦上的雕刻细腻婉转，带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意境，值得人们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另外，徽州因其自然景观的山水相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口文化”，人文建筑依山而建，依据山的地形，在打造住所时注重门窗的角度，保证采光，并使居住者能够随时欣赏山景。[1]徽州的九华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佛雕也极受人推崇，而佛教的吉花莲花，因其气度和风采受徽州文化景观的青睐，与莲花造型相关的装饰物成为徽州传统文化景观的精美点缀，既栩栩如生又大气清新。

2 现代城市建设传承和再现中国传统文化景观的意义

2.1 延续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城市景观不仅是人们工作生活的载体，不仅要具有功能性，还要具有审美价值，在保证了现代人生活工作需要的功能的前提下，将中国传统文化景观融入现代城市建设中，这样才能通过城市景观给城市居民和游客带来精神的感染和熏陶，陶冶人们的审美情操，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延续和发展。

2.2 为现代城市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设计素材

中国传统文化景观丰富的元素和内涵为现代城市建设提供了素材，其建筑材料、造型体现出的理念、底蕴给设计师带来了无穷的灵感，赋予了现代城市景观建筑思想与灵魂，使人们在快节奏的工作生活之余，能够从视觉上获得更多感受，感受到现代城市除工业气息、灯红酒绿以外的更具有持续性的生命力，体会到更加内在的不同城市所特有的精神内涵。此外，中国现代文明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景观也从另一个角度向人们呈现了现代城市文明的先进、继承和包容的特征。[2]

2.3 满足大众生活和精神需求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追求，然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许多城市居民一年当中只有非常少数的时间能够真正走出并远离城市，去充分体验大自然的风光。大多时候，城市居民会挤出空余时间，在自己所在的城市或临近的城市休闲和娱乐，城市旅游受到现代人的热捧。只有将中国传统文化景观融入现代城市建设中，才能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求，让人们不仅仅看到城市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还有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特色景观，让人能够消除长期保持的精神紧张感，放松身心，陶冶情操。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景观的传承和延续能让城市居民获得情感上的慰藉，找到自身更加根源的存在价值，获得更多积极向上的动力，同时增加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使人们内心更加平静安宁，生出更多美好的祝愿。

3 现代城市建设继承传统文化景观的策略与建议

3.1 提升公众参与性

现代城市建设与城市居民的生活与工作息息相关，将中国传统文化景观融入现代城市建设中，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城市居民进行更加微妙的连接。城市可以融入中国传统元素的现代建筑为背景，定期举办相关主题的文化活动，让人们能够自觉主动地参与进来，感受更多传统文化的魅力。另外，还可通过向城市居民征集现代城市建设过程中继承和再现传统文化景观方案和意见等方法，提升公众的参与性。

3.2 对于城市中的传统文化景观进行保留

在进行现代城市规划和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划定保护区、为传统文化景观申请物质文化遗产等方式对于城市中的传统文化景观进行保护。[3]例如，北京城区对于四合院的保护，高楼大厦与传统四合院并存，是现代城市建设与传统文化景观相生相融，丰富了现代文明的层次内涵，既保留了北京传统四合院的建筑，也保留了北京人注重家庭、邻里关系的文化传统。

3.3 加强城市中传统文化景观的二次设计与利用

在对于城市中传统文化景观进行保留，推进了现在城市景观与传统文化景观和谐共生的同时，还要加强城市中传统文化景观的二次设计与再利用，保存其整体格局与风貌，使人们关注历史和地方文化。另外，在保护和修复的基础上，还要为传统文化景观增添现代功能，在具有观赏功能的同时，尽可能使其得到现代城市居民的充分利用，避免空间的浪费。将传统文化景观改造为城市居民工作和生活的场所，让城市居民真正融入其中，切身感受传统文化景观的独特氛围。

3.4 将现代城市景观建设中融入传统文化的设计和元素

在现代城市景观的建设过程中，设计师应领会和提炼中国传统文化景观的元素和内涵，将现代城市景观建设中融入传统文化的设计和元素，为传统文化景观的内涵赋予现代的形象和意义。

（1）注重人、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继承传统文化景观中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在现代城市景观的设计过程中应注重以人为本，为城市居民营造方便舒适的城市生活与工作环境，增加城市居民的归属感。同时在现代城市景观设计中要注重环境的保护，加强绿化，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推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例如，现在有很多设计师设计了“空中花园”，即在大厦建设了花园，种植各类绿色植物，既充分利用了空间，又推进了城市环境的保护。另外，随着城市用地的紧张，城市的中心地段商业化，许多中小学由于用地紧张，缺少运动场，为了保证学生有足够的运动空间，实现德智体全面发展，有些学校开始建造“空中运动场”，这也成为城市中一道亮丽独特的景观。

（2）将中国传统文化景观的元素融入城市景观的建设中。通过将中国传统文化景观的图案、雕刻、色彩等特色融入现代城市景观如街道、广场、公园、大厦等建设中，在融合的过程中进行取舍和创新，通过一些细节的展现，提升现代城市景观的品位和韵味。[4]以现代城市的商业街建设为例，目前，许多商业街都以一个传统文化背景为主题展开设计。例如，大唐不夜城，整个商业街道的建设融入了唐朝建筑的元素，拥有三个以唐朝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广场，并建有几条仿唐街区。大唐不夜城的路灯通过斗拱样式来呈现，突出了盛唐时代的景观特色。

（3）将中国传统文化景观的文化理念融入城市景观的建设中。中国传统文化景观不仅仅具有独特的外观，还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设计师在进行现代城市景观建设时，不仅仅可以通过采用传统文化景观的元素来展现传统文化，丰富现代城市景观，还可以通过将中国传统文化景观的文化理念融入城市景观的建设中的方式，来延续中国传统文化景观更加内在深刻的东西。以宽窄巷子为例，宽窄巷子通过城中城的结构展现古人隐世、淡泊的价值观念，现代设计师可以以“隐”为主题对于某一部分现代城市景观进行设计，不一定要照搬或模仿传统文化景观的具体形象、图案，而可以在景观中体现其“隐”的态度和意境，通过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景观的灵魂来传承和再现中国传统文化景观。

4 总结

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现代城市建筑失去了传统文化景观的韵味，变得乏味、雷同，通过现代城市建设继承和再现传统文化景观的特色和内涵变得越来越迫切。本文首先对中国传统文化景观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其次归纳了现代城市建设传承和再现中国传统文化景观的意义，最后结合其内涵和意义描述了现代城市建设过程中应该采取的继承传统文化景观的具体策略和建议。

参考文献：

[1] 李康淳，李响，刘雷娜，夏嵩.“新中式”景观设计初探――以南京夫子庙街巷景观整治为例[J].风景园林，2011

（2）：58-59.

[2] 肖璇.传统文化元素在景观艺术设计中的运用研究[J].

艺术科技，2014（01）：46-47.

[3] 吴玲玲，韩笑菲.地域文化元素在景观设计中的运用[J].现代园艺，2014（10）：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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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武术 武术文化 传统文化

一、前言

中华武术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剥离与凸显出来的民族体育文化形式，根植于中国特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土壤。它除了具备文化特点之外，自己拥有独特的内涵和民族文化特征。一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中华民族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体育运动形式，有着巨大的健身价值。因此从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中研究、分析、提升中华武术的本质特征， 体现完整的精神实质 ，正确把握武术运动的发展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武术运动的特点

部分体育项目只注重人体机能的锻炼，强调通过锻炼把人体机能提高到“更高、更快、更强”的水平。而武术在注重锻炼人体机能的同时，还强调对人的思想精神方面的修养。如果把人的各种锻炼作一个简单的分类，可划分为“内练”和“外练”两种。外练，即是对人的机体功能的锻炼和提高；内练，是指对人的学识、品德、思想、意识方面的锻炼和提高。这即是对传统武术的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

三、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

武术萌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其发展与演变过程带着显著的传统文化烙印。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道、佛为哲学基础，这些哲学思想蕴含在武术搏击理论及实践运用中，同时也形成了历代武术家个性气质的思想基础，像道家的柔静，修身养性，凝神静气，提倡以人与自然为核心，以无为、虚静、自然为主旨，注重人与天的和谐。佛家讲究调心、调身、调息，主张明心见性，重在“顿悟”。儒家倡导以人与社会为核心，以礼制心，注重内心的修养与社会实践等。

（一）武术文化的历史性、地域性

武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客观上存在由萌芽、成长、壮大的历史过程，其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其主要来源，例如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庄”学说，华佗五禽戏及河图洛书等古代文化是构成武文化的主要基石。武文化从上述文化土壤中萌芽产生，并在武术活动实践中不断总结升华为专业性武术理论，随着武术运动的不断普及而不断发展起来。

由于各地生活方式，社会环境差异，再加上传统武术门派观念的影响，使得武文化有了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如：维吾尔族古老的高空走绳就是轻功的一种形式；再如蒙古族的摔跤，哈萨克人的骑马叨羊等，无不充满了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这些地域差别导致了武文化鲜明的地域特点。

（二）武术的文化内涵充满了朴素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武术理论受中国哲学影响较多。由于东方哲学和宗教传统总是倾向于把精神和身体看作一个整体，因而东方发展出大量的从身体方面来解决意识的技术是不足为奇的。《易经》 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武术文化也大量渗透《易经》的思想。《易经》指出世界上万事万物神奇莫测的变化均为阴阳对应所使然。由阴阳对应观念，衍生出了一系列对应概念：动静、刚柔、虚实、开合、内外、进退、攻守等等，此一系列描述事物变化的原理，被极其广泛地运用于各个拳种、门派的武术理论之中。它们所代表的诸多对应的不同组合，及其对立与转化的种种变化，构成了中国武术的极为丰富、色彩各异的多种技击原理和方法。

（三）武术的养生功能与道家的养生理论

“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练虚合道”，是典型的道家气功修炼路线。注重“气”的练养，使既能强身，又能御敌，便成为后世武术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向，其最高成就便是举世闻名的太极拳的问世和推广。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的武功，不仅表现在技击威力上，而且表现在强身延寿的特点上。只有内外兼修的武功才是练武的正路。只有这样，才能使练武者受到受益终身的效果。

四、结语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渗透，特别是希望武术进入奥运会的今天，挖掘武术文化的内涵更具有现实意义。总之，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传统武学，就没有中华武术。正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才造就了中华武术的玄奥神奇，才称之为瑰宝。才有中华武史的灿烂，武侠的传奇。进一步认识传统文化对武术的影响，继承传统文化是发展中华武术的基础和前提，发展中华武术是弘扬传统文化的方法和手段，从而确保武术的文化内涵、本质特征和民族特色。武术在传统文化的支持下，必将得到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文国，邱丕相.文化的自信：传统武术的希望[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6（6）.

[2] 温力.中国武术概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

[3] 杨建营.武术文化特色研究[J].体育与科学.2005（9）.

[4] 周伟良.中国武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 习云太.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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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元素；平面设计；彰显与体现

我国传统文化是经过历史长河洗礼而流传下来的，是我国文化的瑰宝。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具有海纳百川之心胸，蕴含了各具特色的艺术文化元素。平面设计是一种依据现代技术和艺术而发展的新兴行业，在现代平面设计中注入传统文化艺术元素，为设计提供了源源不尽的设计资源和灵感，为现代平面设计提供了坚实的后盾。但是在平面设计中融入传统文化艺术元素，并不是对传统文化艺术的照搬，而是要经过筛选和加工，选择合适的元素，与现代设计进行融会贯通，使平面设计拥有自己的灵魂。[1]

1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的交流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的交流，文化交流也出现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各国的文化元素在世界中都有了新的发展和应用。我国文化在当今开放的世界格局中传播的范围更加广阔，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世界艺术舞台上也不断刮起阵阵中国风，中国元素逐渐得到世界艺术的认可和应用。我国的平面设计较世界其他各国相比起步是比较晚的，缺乏一定的文化底蕴，在设计中虽然尝试运用我国传统艺术元素，但是始终把握不住艺术的核心因素，不能彰显我国传统艺术文化的磅礴和精深。主要原因还在于设计者对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缺乏深入的了解，没有到达艺术的核心，一味地顺应潮流，只会被潮流所抛弃。[2]因此，设计出的作品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也不具有太高的审美价值。在传统文化艺术与现代平面设计的碰撞中，设计师也逐渐探索出了传统文化艺术与现代设计相融合的有效渠道，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更好更深刻的理解，掌握现代文化的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融合，从而是设计出的作品具有更高深的文化内涵与艺术特色。

2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彰显和体现

2.1 中国传统文化色彩艺术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彰显和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元素与平面设计是一种内在交融，帮助作品体现出其设计理念和内涵。现代平面设计中，不同的色彩运用是不同时代的标志和象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色彩艺术经过千年的发展，依然能够在当今时代得到应用和体现。例如中国红这一色彩元素，已经成为我国色彩的象征。中国人对大红色无比推崇，这与大红色本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红色代表喜庆、丰收、热情，而又不缺庄严和大气，与黄色同为我国古代色彩的主调，黄色也成为封建社会皇家专用颜色，具有很强的视觉感、历史感和时代感。中国红代表的还是我国广大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热情，对生命的尊重，经过时代的沉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凝结了炎黄子孙的民族情结和爱国情感。将我国传统艺术色彩与现代平面设计相结合，更能够凸显设计的理念和内涵。

2.2 中国传统文化绘画艺术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彰显和体现

我国传统绘画艺术使用的水墨元素，是点与线的构成。传统绘画具有很高的绘画技巧，同时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与我国传统诗词文化相辅相成。例如，阿里巴巴公司的标志，是一个飞舞的小写a，其中运用了传统的水墨绘画艺术，还运用了传统绘画工具毛笔的行迹，同时与现念相结合，结构新颖。在颜色选择上应用的是黄色，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感。平面设计中运用传统文化艺术元素，拓宽了设计渠道，提供了丰富的设计资源。中国传统水墨画意境深远，注重写意，通过点与线的使用，营造出一种空灵深远的意境，同时注重留白，给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因此，现代平面设计中广泛的运用传统绘画艺术元素。例如在一些现代平面广告中，通过使用传统水墨艺术元素，表达现念，能够激起国人的文化认同感，从而取得良好的效果。传统绘画还具有简练的特点，通过简洁大方的构图，表现“言有尽而意无穷”，现代平面设计中运用传统绘画的这一特点，能够增加作品的内涵，提高作品的审美层次。

2.3 中国传统文化书法艺术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彰显和体现

传统书法艺术是一种个性鲜明的艺术形式，凝结了我国的文字特色，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因素。我国的人民不管在任何时期从未停止过对书法艺术的探索，古有王羲之、颜真卿，今有庞中华、田英章，他们都是我国书法艺术的集大成者，引领者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近几年来书法艺术在现代平面设计中得到的广泛应用，赋予了现代平面设计文化的神韵。通过对一些使用现代字体所设计的作品观察可以发现，这些作品的字体棱角分明，虽然具有现代元素，但是却显得沉闷，没有灵魂。在设计作品中运用传统书法艺术，能够使作品富有灵动性和形象性，更能够打动人。传统书法艺术具有一种抽象美，蕴含了丰富的情感，随着作者情绪的变化具有千变万化的姿态。在现代平面设计中运用传统书法艺术，丰富了作品的情感，使作品拥有活的灵魂，从而具有深远的意境和价值。现代很多城市在设计城市标志时，都会使用传统艺术字体，其中草书、隶书、小篆等运用的最为广泛。[3]

2.4 中国传统文化民俗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彰显和体现

民俗艺术主要是一些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的艺术表现，现代平面设计中应用民族艺术元素一般是为了大型文化活动等设计的，主要是为了彰显民族特色。中华民族的民俗元素主要有中国结、龙凤等，在平面设计中应用民俗元素，传递了民族文化，能够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提高作品的影响力。[4]

3 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元素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应用能够丰富作品内涵，赋予作品活的灵魂。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元素的应用要把握文化的核心，能够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剖析，看到其能够和现代平面设计相通融的地方，并不断进行创新，不断丰富作品内涵和价值，以创作出具有非凡影响力的优秀作品。

参考文献：

[1] 张来源.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元素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运用[J].包装工程，2008，29（8）：156-158.

[2] 赵炬宇，赵强.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平面设计[J].艺术探索，2006，20（4）：8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