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险服务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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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服务外包；知识产权；风险与规制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2-0153-03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服务贸易市场的改革开放，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服务外包产业取得了飞速发展，已经成为跨国公司服务业转移的重要营运方式。据商务部统计，2010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业务额达到1.2万亿美元。按照印度的估计，到2011年全球将有1万亿美元的技术外包业务额、1万亿美元的流程外包业务额。根据相关预测，2006～2010年全球IT服务市场年平均增长61％，预计2011年全球IT服务外包市场规模将达到4600亿美元。在此背景下，近几年我国凭借广阔的市场空间和丰富的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的业务量不断增加，服务外包行业取得快速的发展。我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产业规模350亿元，到2010年已突破2750亿元。但相比之下，我国依然处于落后地位，国内服务外包企业与国外成熟的服务外包企业还有一定的差距。我国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意识还比较薄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也日益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争端的热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市场竞争秩序还不规范，也给侵犯商业秘密等行为提供了温床；同时，受服务外包业自身特点以及新技术带来的影响，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显得更为复杂和艰巨。而服务外包的知识产权的风险问题，必然会影响企业服务外包的整体运行状况。因此，认真研究服务外包的知识产权的风险问题，并准确预测在服务外包过程的知识产权风险，创造良好的知识产权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服务外包与服务外包的知识产权概述

国内外学者对服务外包的定义众说纷纭。江小涓等从企业价值链角度出发，认为服务外包是指服务企业或者制造业价值链中原本有自我提供的部分服务流程或者服务环节以合同方式委托给服务供应商来完成的经济活动。商务部在《服务外包统计报表制度》中将服务外包定义为“通过服务外包提供商向服务外包发包商提供信息技术外包(IPO)与业务流程外包(BPO)”。笔者认为，服务外包指企业将有限资源集中于核心竞争力上，将原来由内部员工处理的一些服务，按照事先通过的法律合同约定的服务质量标准、成本和服务条件转移到外部组织的一个过程。

服务外包按形式划分，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业务流程离岸外包，其本质是将企业的非核心业务转移给第三方企业，由第三方按照合同或协议规定的方式进行运作；二是信息技术外包，其外包的主要业务是系统操作服务(包括数据和信息的处理及整合)、系统应用服务(包括信息工程及流程设计、管理信息系统服务、远程维护等)、基础技术服务(包括技术研发、软件开发设计、基础技术或基础管理平台整合或管理整合)等。从技术角度看，服务外包的技术含量较高，尤其是信息技术的作用极为突出；服务外包更容易实现信息和技术在接发包双方之间的转移；服务外包从业人员本身需要很高的知识水平和技术含量。从知识产权角度看，由于各国法律制度的差异，服务外包的知识产权具有复杂性的特点；服务外包因繁简程度不一、市场服务的高低端的差异而具有知识产权的层次性特点；由于服务外包中发包与接包双方发生核心技术的转移，造成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泄露，因此服务外包中知识产权具有高风险性的特点。

知识产权的保护对发展和保护我国的服务外包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必要条件。服务外包行业要求发包方和接包方大量知识和信息的共同利用，其中涉及包括商业秘密、商标、专利和版权等知识资产的共同开发和利用。随着服务外包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企业对知识性资产管理的复杂性将进一步增加，如果在外包过程中缺乏相互的措施，会引起诸多争端。为了吸引更多的国际客户。必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性资产的管理。其次，知识产权的保护是服务外包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有力保障。拥有核心的知识产权的企业，可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垄断地位和支配权，可以获得更多的商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如果不注重保护知识产权，就有可能被其他企业侵权，可能把自有的科研成果泄露，失去竞争优势。如果不会运用知识产权规则，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还可能招致相应的制裁，影响自身的利益。知识产权得到政府和企业的多方保护，才能给以发包方企业充分的安全感，更能提高企业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二、服务外包过程中知识产权的风险

服务外包的知识产权风险是指外包过程中，大量涉及发包方核心业务的敏感信息，包括商业秘密、经营计划、专有知识与技术等外泄，致使发包方核心竞争能力降低的风险。在服务外包业务过程中可能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知识产权风险。

(一)商业秘密风险

服务外包中的商业秘密保护是一个关系服务外包产业向高端发展的问题。服务外包一般都要求服务外包发包方和承包方共享彼此，尤其是发包方的商业秘密。在服务外包中，约70％～80％的发包方认为商业秘密比其他知识产权更重要，这也是服务外包过程中首先遇到的知识产权风险。商业秘密是以技术和管理保护为主，以法律保护为辅，且在外包中，发包方需要将经营信息等商业秘密传递给相应的接包方，从而使发包方对商业秘密失去了垄断权。同时，接包方也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对发包方的商业秘密进行了占有和使用，由此导致了对商业秘密的有效保护不仅取决于发包方的能力和水平，也取决于接包方的态度和行为。此时，保护商业秘密不仅是发包方的权利，也是接包方的义务。因此，发包方需十分重视接包方对于商业秘密保护的能力，以防止发生信息被疏忽或故意盗用或丢失的事件。此外，接包方一旦发生泄密事件，不仅会使发包方的经济利益遭受损失，也会极大损害接包方的企业形象。

(二)知识产权归属风险

在服务外包过程中，第二个风险就是接包商和发包商之间外包关系涉及的使用、改进以及新增的知识产权的归属。在服务外包中可能涉及的知识产权主要包括发包方直接转移给接包方的知识产权、外包关系期间改进的知识产权、接包方企业员工产生的知识产权及外包中第三方的知识等等。知识产权的归属在不同国家的法律规定不一，总体来说可以分为四种情况：所有知识产权归发包方所有；外包关系期间改进的知识产权归接包方所有；发包方和接包方共同拥有；发包方、接包方与其他第三

方根据各方利益通过协议或谈判分配各种关系产生的知识产权。企业在服务外包中必须重视知识产权的归属，依法保护自身的正当权益。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服务外包过程中产生的知识产权归属，遵循的是合同优先原则，其次是属于研发人员或者作者。因此，如果将知识产权归属在服务外包的合同条款进行约定，不仅可以避免日后因归属引起的纠纷，也可以不断提升服务外包的水平。

(三)核心技术流失风险

核心技术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表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保证，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原动力。服务外包企业在业务发包、实现和交付的过程中，需要涉及核心技术，包括发包方和接包方的核心技术。特别在软件外包领域，由于软件的无形性和可复制性，核心技术的保护异常复杂，作为软件发包方为保证软件的整体性和整合性要求，需要向承包方提供其核心技术。由于软件代码的内部性以及技术表现的隐蔽性，使得发包方有可能无法控制接包方。同理，接包方的自有核心技术也可能用于所开发项目中而没有与发包方签订任何使用许可或者授权使用协议。外包过程中存在的另一个潜在核心技术保护风险是第三方核心技术外泄。在外包服务中，某些特殊项目会涉及到第三方参与者，可能出现第三方泄密，造成核心技术的流失。再者，由于双方企业员工的离职，而未签署相关保密协议或者竞业限制，可能发生企业核心技术的泄露。

(四)知识产权的国别歧视风险

服务外包已经不是局限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的贸易，更多的是跨国家跨地区的离岸交易。因此，由于国家保护主义而引起的国别歧视也是服务外包中有关知识产权的又一风险。具体来说，就是一个国家的企业知识产权在另一个国家不能受到与本国企业的法律保护的平等待遇。这要求在外包过程之前，了解对方所属国的法律和制度背景，熟悉该国的法律条款和政策制度，在法律框架内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这一点上，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和法律的制定一贯坚持与国际接轨的方针，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在保护本国企业的同时，也同样保护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权利。

三、服务外包过程中知识产权的风险规制

为了推进我国服务外包行业蓬勃发展，需要增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和提高对知识产权的管理水平，这需要政府部门、服务外包行业、发包方及接包方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共同努力。

(一)政府层面

首先，加快制定服务外包的知识产权政策法规，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环境。比如在商业秘密的保护问题上，可以制订专门的商业秘密保护法，并构建以商业秘密保护法为中心，以合同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民事诉讼法、刑法等为补充的商业秘密保护体系，对商业秘密加以全面的保护。其次，加大对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打击和审判力度，坚持依法打击、全程打击，加强对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的监督力度，并加强机制建设和执法能力的培训，增加知识产权的犯罪成本，从而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2001年至2010年十年间，全国公安机关一共破获知识产权犯罪的案件1.5万起，“十一五”期间共破获了9284起，比前五年增长了60％，打击知识产权犯罪从规模上来说是呈上升的态势。再次，在全国各地逐步建立起知识产权举报与投诉服务平台，进而搭建全国保护知识产权信息化工作平台，通过建立完整的举报投诉接收、转交、办理、跟踪、反馈、汇总等工作程序，完善保护知识产权工作机制，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保护服务外包企业的知识产权搭建服务的桥梁。最后，建立健全以促进产业发展为导向的知识产权制度。建立知识产权转化的风险保障机制，支持知识产权产业化。构建促进知识产权产业化的制度，促进知识产权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促进服务外包企业的快速发展。

(二)行业层面，建立行业知识产权防范机制

首先，服务外包行业协会要坚持以市场为基础，发挥市场导向作用，准确预测和防范潜在的各种知识产权风险，营造知识产权评估预测环境，为服务外包企业提供及时的信息服务。其次，针对本行业的特点，制定并落实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划。全力做好各企业之间冲突的调节与仲裁，及时处理行业内发生的知识产权侵权事件，同时做好法律宣传。最后，建立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完善知识产权的评估、转让、交易的运行体系。在知识产权产业化过程中，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起着桥梁纽带作用，将知识产权与市场连接起来，从而为本行业的企业提供便捷、专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信息服务。

(三)企业层面，建立健全的知识产权安全保障机制

首先，企业应该合理确定外包的业务内容，有选择性地将本企业的业务外包出去，以促进企业合作与分工的合理化，使企业健康发展。其次，利用合同或协议规范双方在外包过程中的知识产权归属，通过严密的法律条款来保障自身的知识产权，包括商业机密、技术信息等。第三，建立有效的核心技术和商业秘密的使用机制，通过保密协议等方式约定发包与接包双方的权利义务范围，实现双方合作的互利共赢。第四，加强对内部员工的知识产权培训，以充分了解保护客户和自身商业秘密的重要性并对其保持应有的警觉度，提高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在必要时还可以签订竞业禁止协议等方式约束员工的行为，减少由员工离职因素带来的侵权行为。第五，积极加强自主和创新性学习。企业应充分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通过持续学习国外知识产权保护的先进理念和管理经验，主动了解国际服务外包的信息导向和发展动向，自觉按照知识产权管理的国际标准和国际发包商要求来组织和管理企业外包业务，提高知识产权的管理水平。

四、结语

综上所述，知识产权保护是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企业在参与国际外包时，一定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既包括主动履行对发包方的知识产权保密义务，也包括对自身知识产权的积极保护。当然，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不仅需要企业的努力，更需要政府和行业协会等市场主体共同营造。政府和协会也应从宏观上加强规范、指导、引导和协调，通过完善立法、严厉制裁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宣传和普及知识产权保护的知识等手段和措施，在全社会营造出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的社会氛围，以适应我国服务外包产业迅速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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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任秀奎，和金生，服务外包涉及的知识产权及应采取的策略研究[J]现代财经,2008,(2)：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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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版权侵权 知识产权险 版权保险

在目前国内版权保护法律环境不甚健全的情况下，对于版权人而言，版权侵权是一个生动的重要议题。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刺激下，经济活动中人的逐利动机趋增、信用风险敞口日益扩大，版权权利人所面临的侵权风险也不断加大。入世以来，国内保险业者也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其中备受考验、并可能决定了我国保险业前途命运的重要一点就是保险业者的创新能力。保险创新能力，还将决定了国内保险业能否与时俱进、一如既往地的为经济发展、文明繁荣保驾护航。

一、文化创新与保险创新

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构成之一便是专利制度。美国总统林肯认为，专利制度是给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这对其他的知识产权制度应当也是适用的。版权制度也就可以理解为"是给文化创新之火浇上利益之油"的天才制度。伴随经济的大发展，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提高；相应，人们对文化产品的要求也不断提升。所以，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的文化创新热情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而良好的版权保护措施，将极大促发人们文化创作创新的极大热情和更好满足人们的需求。

这对保险业者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首先，在我国日益融入全球市场的背景下，国内保险业如何通过不断创新、发展和完善自身。其次是，国内保险金融业如何更好服务经济发展大局。结论是，作为市场经济产物的保险金融业，其使命在于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而经济发展的目的又在于改善民生。所以，保险理应为文化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这也有十分利于保险金融业自身的创新发展。

二、版权保险保护的理论基础

（一）知识产权险

产权，可以被认为是"财产"属性的法律透视，表征着权利人对某一特定财产法律上所具有的权利。知识产权是其一，也是知识经济时代最为重要的产权类别。在知识产权的创作、开发、使用、维护等过程中，存在诸多的风险。对单一个体而言，这种风险可能是致命的。从这一点来讲，知识产权险的意义无疑十分重大。而如何最大限发挥保险集合风险作用和促进社会创作才智的竞相迸发，也具有了丰富意味。

有关知识产权险的实践，国内鲜有闻之。理论上的研究也是十分匮乏，所以少有人对其作专门研究，更缺乏对知识产权险全面、深入、透彻的见解。国外关于知识产权险的著述颇多，实务方面也已颇为成熟。其知识产权险大致涵盖了专利、商标和版权这三种最重要的知识产权。当然，最重要的是关于专利的保险。相较专利和商标权利保护的研究，国内关于版权保护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深入剖析版权保险的内容、特点及可供借鉴的国际经验等。

（二）版权保险的概念及特征

1、版权保险的概念

由于在笔者所搜集到的文献当中，未见关于"知识产权险"的权威定义，更未有针对"版权保险"之凿凿研论。为与读者沟通及研究之便宜，笔者此处妄自定义"版权保险"如下：即投保人（版权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交付保险费用，保险人按保险合同条款的约定对所承保的版权攸关利益因他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等）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类别。

2、版权保险的特征

由于版权保险具有财产保险的各种特征。如版权保险具有①保险标的财产性、可衡量性，②业务活动具有法律约束性和商业性，③保障目的的补偿性等财产保险的特征。所以，可以将版权保险理解为财产保险的一个子类。

版权保险独有特征则在于：版权保险保险标的的无形性，版权保险具有一定的公益性。类比交强险配套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救助基金制度，版权保险也可以考虑设立相应的权利保护基金制度，以促进版权人的权益保护、鼓励科学和文艺创新。

（三）版权（侵权）风险的可保性

保险意味着风险责任及后果承担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转移。然而，保险公司对所要承保的风险提出了一定条件要求。所以，并非社会上的所有风险都能进入保险市场的大门。只有这些具备了承保条件要求的社会风险方为可保，即属于可保风险范畴。保险公司对承保风险的可保性要求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1、同质风险的普遍性和规律性

保险的精义在于，集合众多风险而由一人承担，风险转出者得为他人代替自己承受和管理风险支付相应的对价。风险管理者，根据大数法则的保险基础理论对从市场上归集来的风险进行经营、管理，并从中取得营利。这就必然要求，保险公司所承保之风险在社会活动中应具有大量多发性。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我国每年因为版权侵权而发生的案例颇多、案值颇高，完全符合可保风险的"大量多发性"和"规律性"要求。目前环境下，开发版权保险对保险市场产品创新的要求相契合。这些普遍存在的版权侵权风险，具有一定规律。保险公司完全能够在现有社会技术条件下对其进行研究并掌握其规律，以制定合适的保险策略。

2、风险发生的偶然性和随机性

可保风险的发生，不可能是那些必然会发生的社会风险。因为保险公司是以大数法则等原理为基础，通过发生概率和损失价值的预测、估算，合理确定保险费用和保险金额。如果某种事物的风险总是必然发生的，那么保险公司作为一个企业法人的盈利目标就无法实现，就无法催生保险公司开发针对某一风险的保险产品的催动力量。所以，作为可保风险，必须是其发生偶然性的和随机性的风险。即，对众多的可能遭受风险的主体而言，其是否会遭受某一风险是完全偶然和不确定的，究竟什么时候、哪一或哪些主体会遭遇侵权风险也是随机的。

具体到版权人的侵权风险，其发生显然具有大量多发性。版权侵权行为发生的也完全是偶然和随机的，任何版权人都不可能、也无法事先预测到自己可能遭受的侵害及后果。即任何版权主体都无法通过事先确定地预测风险，进而决定是否通过与保险公司订立版权保险合同来转移相应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这样就使得版权侵权风险对保险公司而言，符合了保险公司对可保风险所要求的可经营性条件和可管理性条件。

3、损害后果的可预测性和可计量性

作为保险可保风险的最后一个必要条件便是该种风险可能带来损害后果的可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可保风险的可预测性，是指该种风险的发生可能带来什么样的损害后果、损害范围、损害程度均能通过一定方式实现合理预测。可计量性，则要求可保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应当是能够通过计量手段和工具合理估值的。

由于版权侵权风险的发生与否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保险业者能够通过调查研究对损害后果进行合理的预测和计量，以便确定相应的保险费率和保险金额。当具体发生了保险侵权事件时，保险业者也可以基于一定的规律或者行业标准等合理确定由于侵权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因此，版权侵权风险也符合可保风险对损害后果的可预测性和可计量性要求。

三、国外版权保险的经验

（一）国外版权保险发展概述

1937年，美国保险服务机构制定的一般商业责任保险保单中开始有了关于版权侵权损害的保险赔偿条款。该条款中规定了"凡是由侵犯版权造成的侵权，保险人都要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美国知识产权资本化、证券化的市场需求，加速了知识产权险的发展，是美国的包括版权保险在内的知识产权险更趋向成熟。因为相比其他资产的证券化，知识产权的证券化具有更多的（收益）不确定性和证券化风险。在这种情景下，国外机构的做法通常是对资产进行信用增级。也就是通过转移版权风险的方式，增加相应知识产权资产的信用等级，以顺利实现其资本化、证券化。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来，既然版权存在可能遭受他人侵权的风险，而风险存在的地方，又都是保险可能发生的地方。版权保险的产生也可以作为顺应市场主体对可承保版权侵权风险所引发需求的保险创新。毕竟在市场经济大潮下，盗版等版权侵权行为存在巨大利益诱惑，所以侵犯权利人版权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也是版权保险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广泛需求。

（二）国外版权保险实践的积极意义

版权保险的产生有一国经济实力、法治水平、主体意识和保险技术等多项因素综合作用的原因。根据方菲在其《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研究》一文中的划分，各国知识产权的发展类型可以分为三种：1、充分发展型，如美国，知识产权险的制度成熟、种类丰富；2、逐渐发展完善型，如欧盟，虽然欧盟内部各个国家的知识产权险发展程度不同，但是都在不断的发展完善的过程中；3、发展缺位型，如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或者没有知识产权相关保险，或者尚处于萌芽阶段。中国则直到2002年才由中国人保开发了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保险。

美国、欧盟等知识产权险先进国家，其版权保险相应也要发达。这首先因于这些国家、地区雄厚的经济实力、高度的法治水平、市场主体的风险意识及发达的保险业务经营技术。其次，版权保险的高度发达也给他们的文艺繁荣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让原本就乏善可陈的国内创意产业无可媲美，进而导致其在那些版权保险发达程度较高的国家的科学、文艺作品进军国内时，只能不断地惊慌失措。

四、我国发展完善版权保险的建议

由于文艺创作的天然公益性，将版权侵权风险承担的社会化，可能更符合人们的文化利益诉求，也更有利于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贯彻和落实。

（一）国内版权保险的发展现状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版权保险可谓一片空白。即使是理论研究也鲜见于文。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版权制度等知识产权制度均属国外借鉴而来的制度不无关系。这还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保险市场的乱象丛生、法治水平不高等息息相关。虽然我国也已将出现了类似国外专利保险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保险，但是这与国外成熟的专利保险制度仍差距甚远。更毋庸说，独立意义上版权保险的开发和版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了。这些都需要实务界及理论界更加持久的努力才能取得一些微小进展。保险人才匮乏、保险业务技术落后等问题固然有碍于版权保险在国内的建立和发展，但笔者认为这些都不应成为阻碍我国版权保险萌发、壮大的当然理由。

（二）我国发展版权保险必要性

版权保险之所以必要不仅因为在当前国际竞争压力下的国内文艺产业的需求拉动，也受金融产业对外开放后，保险业面临的创新压力有着很大关联性。首先，文艺业需要保险金融业的服务来转化风险。版权保险的萌芽和发展，不仅有利于文艺从业者将风险合理在转移给市场上其他专业的风险管理者，使自己潜心于文艺创作事业，还能够通过风险转移实现可能版权侵权风险的外部化，从而更好的服务经济、服务社会。其次，中国承诺的在入世后在金融保险等产业领域持续深化开放程度，国内保险业也因此面临着国外保险机构的激烈竞争压力。所以，如何进行业务创新，更好的应对挑战，是国内的保险机构必须面临的。版权保险是一个不错的机遇。因为国外已有的成熟经验可资借鉴，国内则有大量版权侵权风险带来的对版权保险巨大市场需求。

（三）完善我国版权保险的基本法律对策

版权保险的发展完善要求我们选择适当时机对保险法和版权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改完善。

1、保险相关法律的修改完善

国外知识产权险存在着知识产权执行保险和知识产权侵权保险的区别。前者是指权利人在可能遭受侵权损害的保险，后者是被保险人可能因为过失对他人侵权损害的保险。后一种情况存在较大限制。虽然二者都属于广义上的财产保险，但是前者属于狭义保险的范畴，后者则可归于责任保险的范畴。所以，明确版权保险的法律性质是非常必要的，这样可以避免实践当中由此诱发的许多问题。

另一点是，再保险问题。再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在其所承担的风险超过一定标准时，通过与其他具有从事再保险业务资格的保险公司签订合同，将部分承保风险转移由其他保险公司承担的保险类别。尚处于萌芽期的国内版权保险应当充分利用再保险，将超过自身承受能力的部分风险，转移到具有更强风险承受能力的系统中，这有利于促进版权保险制度的良性运行。

2、版权相关法律的修改完善

首先，版权相关法律中可以针对版权保险作出规定，譬如再发生版权侵权的情况下，明确保险公司在承担了保险赔偿责任后应当可以依法使用"保险代位权"，得向侵权责任人追偿。

其次，现行版权相关法律当中，有关损害赔偿的规定应当作进一步详细规定，使保险公司在依据版权保险合同及相关法律行使版权保险代位权的时候，能够及时、高效的向其他责任进行追偿。

五、未来展望

在目前国内，有关版权保险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都鲜有见闻的情况下，明确版权风险的的可保性条件要求，借鉴版权保险国外经验，并提出更多地合理化建议，对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版权保险事业有莫大裨益。

参考文献：

[1] 林小爱.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险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科技论坛，2009（2）：13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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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菲.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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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侵权责任

知识产权这一概念最早是在17世纪中叶由法国学者卡普佐夫在其著作中提出，后由比利时法学家皮卡第所发展。所谓知识产权，是指人们对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依法享有的权利，ll传统的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含邻接权)、商标权、专利权。而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知识产权作为知识产权的新的表现形式，丰富了知识产权的内涵。

一、网络知识产权的侵权现状

与传统的知识产权相较而言，网络知识产权更突出的是知识产权的存在、使用环境为计算机网络环境。网络知识产权是曲于科技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知识产权，其具有传统知识产权的特性，如无形性、专有性等，但是由于其产生的环境的特殊，又具有自身的特点，例如网络知识产权的无形性更明显；网络知识产权的共享性与专有性之间的矛盾关系更突出；网络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更淡薄等。

网络的发展速度让人惊叹，但由此产生的知识产权问题也是触目惊心。从全球范围看，美国商业软件联盟(bsa)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04年全球个人计算机上使用的软件中有1／3以上为盗版，盗版软件给全球软件产业带来的损失比2003年增加了40亿美元。另有调查结果显示，从全球不同地区的盗版率来看，目前亚太地区的软件盗版率为53％，损失总额为75亿美元；东欧的盗版率为71％，损失21亿美元；而西欧的盗版率为36％，损失96亿美元；北美市场的盗版率为23％，损失72亿美元；拉美国家的盗版率为63％，损失13亿美元；而中东与非洲国家的盗版率为56％，损失10亿美元左右。从不同国家的盗版率来看，中国与越南的盗版最为猖獗，高达93％

根据2009年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显示，视频网站侵权、网店侵权等涉及互联网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高发，仅2009年上海法院受理以视频网站经营者为被告的侵犯著作权纠纷一审案件有200多起，可见，对网络知识产权加强保护显得尤其必要和紧迫。

二、网络知识产权的侵权方式

网络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方式按照传统的知识产权的分类方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网上侵犯著作权主要方式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46条、第47条的规定，凡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擅自利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的行为，即为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网络著作权内容侵权一般可分为三类：一是对其他网页内容完全复制；二是虽对其他网页的内容稍加修改，但仍然严重损害被抄袭网站的良好形象；三是侵权人通过技术手段偷取其他网站的数据，非法做一个和其他网站一样的网站，严重侵犯其他网站的权益。

(二)网上侵犯商标权主要方式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销售也成为贸易的手段之一，在网络交易中，我们了解网络商品的唯一途径就是浏览网页，点击图片，而网络的宣传通常难以辨别真假，而对于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仍然进行销售，或者利用注册商标用于商品、商品的包装、广告宣传或者展览自身产品，即以偷梁换柱的行为用来增加自己的营业收人，这是网上侵犯商标权的典型表现。网购行为的广泛性，使得网店经营者越来越多，从电器到家具，从服装到配饰，应有尽有，而一些网店经营者更是公然在网络中低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的销售行为甚至触犯刑法，构成犯罪。

(三)网上侵犯专利权主要方式

互联网上侵犯专利权主要有下列四种表现行为：未经许可，在其制造或者销售的产品、产品的包装上标注他人专利号的；未经许可，在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所涉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人专利技术的；未经许可，在合同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合同涉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人专利技术的；伪造或者变造他人的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的。

三、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责任

(一)民事责任

要确定民事责任的承担，必须对归责原则进行分析。归责原则是确认不同种类侵权行为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标准与准则，对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进行分析，即为了确定归责原则，归责原则决定着举证责任的负担、免责条件、损害赔偿的原则以及方法，可以说，归责原则是网络知识产权

损害赔偿责任的核心。而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则是过错责任，对于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我国200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的管辖权规定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计算机网络著作权解释》中还规定了网络服务者的一般侵权责任：提供内容服务者对著作权人要求其提供侵权行为人在其网络的注册资料以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的追究其相应的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足々门用于故意避开或者破坏他人著作权技术保护措施的方法、设备或者材料，而上载、传播、提供的，依照《著作权法》第47条第六项的规定，追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民事侵权责任。

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民事救济，主要可以采取请求停止侵害和请求赔偿损失。而损失的赔偿金额的计算，可以参照《著作权法》、《商标法》与《专利法》中对于侵权赔偿额的规定进行确定。根据《著作权法》与《商标法》的规定，侵犯著作权、商标权的赔偿数额确定的方法为：依权利人的实际损失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依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实际损失、违法所得均不能确定的，法院依侵权行为情节判决50万元以下的赔偿：述赔偿数额中应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专利法》中对于专利权侵权的赔偿损失数额的确定方式为：依权利人所受损失确定；依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确定；损失或违法所得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1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赔偿。

(二)刑事责任

我国自2000年起，先后通过了《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明确规定利用百联网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并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侵犯软件著作权的刑事责任以及对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作了详细规定。2004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从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实际需要出发，降低了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标准。同时还增加了一个规定，就是违法所得达到三万元的，也要定罪，对单位犯罪定罪的数额标准由原来是个人犯罪标准的五倍降低为三倍。例如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是指以营利为目的，销售明知是侵权的复制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行为。如果行为人通过网络销售侵权复制品，根据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属于“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则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三)行政责任

现实的网络侵权中常常会涉及到侵权人的行政责任，例如对销售盗版图书行为，可以由工商管理部门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8条、19条规定了网络侵权人的行政责任，例如第19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情节严重的，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并可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我国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法律规定的不足

互联网上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已引起了众多发达国家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关注并都在积极地寻找对策，同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美国早在1995年即提出了全国性信息基础设施报告，并于1998年10月颁布了《千禧年著作权法案》；欧盟执委会于1996年9月颁布了《信息社会著作权及相关权绿皮书(增补)》；1996年12月20日联合国下设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了由近160个国家的专家制定的主要涉及作者在计算机网络上权利的(wipo版权条约》和(wipo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此外，日本、加拿大等国家也都出台了相关的法律。

为适应数字技术下网络环境对知识产权的挑战，我国已先后出台了若干法律规范、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包括2001年lo月27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修正、国务院2002年1月1日修正后施行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l1月22日通过的《关于

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2年10月15日施行的《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04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6年国务院通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及2009年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等等。

这些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从民事、刑事以及行政方面都在各自的适用领域内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相对于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发展而言，我国现有的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仍然存在不足，例如由于侵权行为都是在网络上进行的，则证据的搜索与保存问题便成为操作中一个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而在传统情况下，对于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危害后果主要以违法所得、非法经营额等因素来判断。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危害后果的判定主要即是依据数额确定的。根据其第2条第1款的规定，个人违法所得数额、个人非法经营数额是判断该罪的主要依据。但在网络环境下，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仅仅从违法所得、非法经营额来判断还远不足够。很多情况下，行为人虽然违法所得、非法经营数额很少甚至没有，但其社会危害性却可能极大。此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可能体现在侵权规模上，而判断侵权的规模除了要看侵权金额的大小，更要看制售侵权品的数量和范围。可见，与非网络环境下的侵权行为相比，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因其侵权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致使其社会危害性往往更大，但许多严重侵权行为在金额上却达不到标准。

五、加强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建议

(一)加快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立法

如上所述，尽管我国已经有相应的有关保护网络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但是此类法律法规大多足以司法解释与行政法规的形式出现，很少是由全人大常委会通过以法律的形式出现，这就说明有关网络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在法律位阶上并不高。此外，由于网络知识产权包括网络著作权、网络商标权以及网络专利权，现有的法律规范中并没有网络知识产权的概念，因此，对于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都是零散见于各个法律规范中。由于著作权侵权行为无论在何种环境下都较为常见，目前针对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法律规定较商标权与专利权侵权行为的法律规定更多，需要加强对商标权与专利权保护的法律规定。而对于在保护网络知识产权中的相关问题，例如证据问题，也应在《证据法》中加以规定或以其他形式规定。

(二)完善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网络交易平台不能游离于法律监督之外，网络交易平台的经营者，应当借助技术手段对交易各个阶段进行监控，在其设计的网络交易流程中加人知识产权审查程序，采取审核卖家真实身份信息、交纳保证金、提高进人门槛、追究售假责任等措施，对于权利人的投诉建立处理反馈机制，做到网上商品交易可查、可控、可问责，及时发现并制止相关侵权行为。

(三)提高公民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道德意识和技术手段

法律是一种外在约束，要起到根本警示作用还要依靠道德。因此，除了要从形式上完善立法，实践中打击侵权行为之外，更要设法提高网络传媒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准，更要倡导和鼓励互联网商家和广大网民自觉维护网上基本秩序。例如对于提供网络服务商，在发现用户有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的行为时能够主动采取相应措施，使用互联网的用户能自觉自发自动地维护网络秩序，抵制、举报、打击网络侵权行为。

在强调法治、德治的同时，还要积极采取技术措施，加强技术监督的力度。例如通过数据加密和数字签名技术，防止网络信息的失密和篡改等。

此外，由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常常使得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非常普遍，而仅凭传统的侵权损害救济制度可能难以实现对权利人利益的充分保障。因此可以考虑在借鉴美国知识产权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发展我国的知识产权保险制度，以期达到保险补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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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Employment Guidance System in China’s Universities

Li Xiong， Tian Li

Abstract From the serious dislocation of college career guidance and market demand and employment guiding philosophy of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rend， China should establish university career guidance system taking modern career development theory as the basis， employment capacity development as the core， student career development as the purpose， and human resources match as a key. In this system， it should strive to solve three problems： Fir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ity employment Ability Construction of market demand for human resources market response mechanism； second， student career development for the purpose Construction of Career Guidance Mode "academic-employment-occupation" positive interaction mechanism； the third is complete and perfect adjustment of economic structure，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government employment guidance services functions as well as market-oriented employment service institution-building and other related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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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科技保险；政府补贴

一、 引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企业，作为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载体，只有具备强劲的科技创新能力，才能促进一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是由于科技创新项目资金投入的回报高度不确定，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中小型企业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积极性较低。为了完善市场化的科技风险互助和转移机制，促进科技与保险的结合，2006年12月，保监会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善对高新技术企业保险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了大力发展科技保险，构建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保险支持模式的基本思路，并着手实施了科技保险在北京、重庆、武汉等试点城市的推广工作；此后又陆续推出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出口信用保险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服务的通知》等政策，想方设法鼓励科技保险的实施，科技保险迎来了最佳的发展时期。

由于科技保险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且在现阶段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和政策性特征，不仅在其推广过程中难以借鉴一般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的成熟经验，而且国外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要解决科技保险推广过程中碰到的种种问题，无疑需要保险理论的重大创新。虽然众多学者对科技保险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探讨，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由于这些文献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也不同，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本文从科技保险的涵义、运作模式、险种设计、政府补贴和实施绩效等多个维度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试图在对该领域的理论全貌进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给出科技保险研究的系统理论框架，并指出现阶段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和未来研究的可能发展方向，供科技保险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推广工作借鉴。

二、 科技保险的涵义

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就开始关注到了保险在分散科技创新风险中的重要作用，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开发出许多规避科技创新风险的保险产品，例如环境责任保险、出口信用保险、知识产品保险等等，K.J.Arrovo（1995）等学者也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保险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其可以显著提高参与创新者的人数，激发科技创新的热情。但国外理论界并没有明确提出科技保险的概念，可以说，科技保险实际上是我国政府和学界为了加强保险在高科技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活动中的保障和融资功能而率先提出的，国内学者则从不同的角度对科技保险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谢科范（1995）是较早关注科技保险的学者之一，他从科技保险的根本属性出发，认为科技保险是在风险与收益对称原则下实现科技风险社会分摊的一种有效形式。此后随着科技保险试点的陆续展开，学者们对科技保险的涵义进行了更细致的探讨。邵学清（2007）认为科技保险是为了规避在研究开发、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产品推广等过程中，由于内部能力的局限和诸多不确定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科技活动失败、中止、达不到预期目标的风险而设置的保险；陈雨露（2007）指出，科技保险是对某项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新产品开发或新技术产业化，以保险期内的失败为前提，以等待期内无成功事实出现为条件，以合同商议价为保险金额的给付保险；吕文栋、赵杨、彭彬（2008）则将科技保险定义为是承保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由于项目自身及外部环境的影响，导致项目失败、终止或在规定期限内不能完成价值实现风险的一揽子保险的统称；等等。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理论界对于科技保险仍没有一致性的定义，但就其内涵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科技保险已经远远不是狭义上的单纯承保科技创新失败风险的险种，而是发展成为一个涉及承保科技创新活动全过程（包括创新失败、成果转化失败、产品责任、知识产权侵犯等）风险的广义概念。科技保险内涵的明确界定为科技保险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 科技保险的推广路径与运作模式

欧美国家普遍采用商业保险的运作模式来推行科技保险，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为技术创新活动中的特定风险设置单独险种，如用于转移侵权风险的知识产权保险（也称专利保险）、用于转移责任风险的过失与疏忽保险，以及转移与电子信息安全有关风险的网络保险等等；另一种是向从事特殊技术创新活动的行业提供组合保险服务，例如美国丘博保险公司针对生命科学行业提出的解决一揽子解决方案，具体包括财产和营业收入保险、一般责任保险、失误与过错保险等等。

由于我国保险公司对科技风险的承保经验不足、中小科技企业的保险意识不强、资金缺乏等原因，目前我国的科技保险具有明显的政策性特征，在其推广过程中直接采用商业保险的运作模式是明显不合适的。针对科技保险的本质属性，国内学者探讨了适合于我国现状的科技保险推广模式：谢科范、倪曙光（1995）创新性地提出了投保-理赔、担保、半参与和全参与四种运作模式，并给出了科技保险推广过程中从易到难的三步走路径；任伟、胡安周（1997）认为科技保险的发展应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应针对可控性强、损失不大的领域开展科技保险服务，比如技术转让保险、新产品投产阶段保险、新产品质量信誉保险等等；第二阶段将其拓展到对研究和开发活动全过程的保险，比如技术改造综合保险、开发项目全过程保险等等；第三个阶段逐步形成以风险投资为主，普通保险与风险投资相结合的风险分散体系；王剑锐、陈培忠（2007）论证了目前试点阶段宏观上采用政府引导和商业运作相结合模式的合理性；孙珊（2008）在分析科技创新活动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常规保险、担保保险和投资保险三种承保模式；刘骅、谢科范和赵湜（2009）在谢科范、倪曙光（1995）的基础上，给出了担保、半参与和全参与三种运作模式的详细流程，并针对目前科技保险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出分类定率、逐批递减和总额控制的工作推进机制。

四、 科技保险的险种创新

1. 科技风险相关研究。对科技风险种类和特点的研究是科技保险险种设置和费率厘定的前提。随着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科技风险的种类和特点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国外学者对科技风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为科技类保险的开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例如，Fedra和Weigkricht（1995）开发了一个科技风险评估的信息系统，帮助评估科技发展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风险；Stirling和Mayer（2000）针对现有风险评估中忽视文化和社会影响的弊端，提出了一种转基因作物的多目标定位风险测量方法；Cannice，Chen和Daniels（2003）以美国在亚洲的高科技公司为例，探讨了如何测度和管理国际间的技术转移风险问题；Alan和Robert（2006）将高新技术发展风险的识别过程划分为开发模型和技术、收集数据、评估技术发展的可能性以及相关利益人的决策分析四个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互联网访问的技术风险评估协作系统以便于在技术成功的可能性评估方面征求专家意见；MARA and VLAD（2009）将自然和科技风险分析方法拓展到了对私人公司经受的矿难相关灾害的分析上；Tulbure（2010）使用生命周期评估（LCA）以及环境管理系统，评估了产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风险，可以供环境责任险的设置借鉴；Musee（2010）从废物管理的角度探讨了纳米技术的风险评估问题；Juraj和Damir（2011）评估了沿海集装箱班轮运输过程中，由于采用不同的运输方式和装卸技术所带来的不同风险等等。

相对而言，我国对科技风险的研究则显得非常薄弱，基本还停留在定性分析阶段，定量分析很少，作为支撑科技保险费率厘定的基础还远远不够。例如，周勇（2001）对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因素及其主要表现进行了详细分析；吴涛（2003）提出了基于风险因素创新过程和决策层次的技术创新风险三维分析框架，并介绍了将其简化为三个二维矩阵的方法；姜钰（2006）提出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新技术投资项目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高新技术项目风险评价的多层次模糊聚类评价模型；刘骅、方荣军（2010）探讨了科技风险的基本规律和科技保险的运行原则；等等。

2. 科技保险的险种设置。如前所述，国外科技保险活动涉足的领域多种多样，除了以单一险种的方式承保外，还经常采用组合保险的方式帮助科技企业分散风险。我国在于2007年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善对高新技术企业保险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了现阶段重点推广的六大险种：关键研发设备保险、产品研发责任险、出口信用保险、营业中断保险、高管人员和关键研发人员团体健康保险以及意外险。这六大险种涉及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两大领域，对基本险种的设置已经基本完善。在此基础上，有部分学者针对我国科技保险的产品创新进行了探讨，例如刘骅（2010）通过界定科技保险创新行为的具体目标，给出了产品创新的原则、流程和发展方向；赵湜、谢科范（2011）针对科技保险的险种创新设计了具体的方案，并提出了发展研发技术人员职业责任险及其费率厘定的初步构想。赵湜、谢科范（2012）通过构建科技保险险种创新的进化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和保险公司的在创新进化中的稳定性，进而对险种创新的若干促进策略进行了探讨。

五、 科技保险的政府补贴机制

由于科技保险市场存在着外部性和价格效应，面临着失灵的危险（胡慧源、王京安，2010），导致了政府财税干预和补贴存在的必要性。谢科范等（2009）通过建立科技企业、政府和保险公司间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强调了财政补贴的重要性，并提出在地方财政预算内列出科技保险配套扶持资金的建议；曹国华、蔡永清（2010）通过建立科技企业和保险公司的博弈模型，发现必须通过政府实施财政补贴才能达到纳什均衡；黄英君、赵雄和蔡永清（2012）在为政策性科技保险财政补贴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的基础上，以北京、重庆和武汉为例分析了补贴模式，并利用激励相容理论确立了财政补贴的最优规模。除了理论研究外，目前在科技保险实践过程中各试点城市根据本地区中小企业的特点，也出台了一系列的补贴政策（如表1所示）。

六、 科技保险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阶段、承保和风险控制能力都与国外有较大差距，所以我国的科技保险在推广过程中也遇到了种种问题：

（1）科技保险的需求不足，投保企业比重偏低，专门保证技术研发过程的险种投保比例很小（吴应宁，2010；王香兰，2011）。

（2）保险公司缺乏科技保险统计样本，精算数据不足，且风险与收益不对称，导致科技保险供给乏力（苏维娟、周红雨，2009；冯海昱、任立，2010）。

部分学者对供需不足的原因和解决途径进行了探讨，例如彭志文、宋旺（2010）则通过对中关村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企业的调研，从宏观经济、市场结构和制度环境等多个角度分析了供需不足的根源；赵俊英（2012）利用效用函数分别从保险公司和科技企业两个角度分析了科技保险供需不足的原因，并提出了多种解决途径。

（3）由于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细则不够明确，对优惠对象的标准制定过高等原因，造成财政补贴不能按时到位（邵学清，2009）。此外，虽然已经明确了科技保险的保费支出纳入企业技术开发费用，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但由于财政、税收等不同部门的协调配合问题，该项政策的落实效果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七、 科技保险的实施绩效评价

科技保险在试点城市的陆续展开及其运行数据的积累，为科技保险的绩效评价工作提供了可能。实施绩效不仅是科技保险现阶段运行状况的全面反映，还可以为科技保险工作的改进和提升提供理论依据。刘骅和王朝平（2010）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率先测算了首批试点城市的科技保险实施绩效，并利用灰靶理论找出了影响绩效的主要因素；万欢（2011）则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首批科技保险试点城市的科技保险实施绩效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深圳和北京科技保险工作的情况较好，进而对如何提升科技保险的实施绩效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八、 科技保险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未来发展展望

对科技创新的保险支持模式展开研究，探索完善这一模式的途径，对促进科技保险的开展，分散转移技术创新中的高风险，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创业热情进而推动国家的技术进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科技保险的推广过程实际上是涉及高科技企业、政府和保险公司的三方博弈，只有从这三个角度出发，深入研究科技保险推广过程中各个主体的行为特点，探讨实践中相关难题的解决之道，才能在保证各自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稳定的纳什均衡，也才是保证科技保险长久生命力的根本之道。

在高科技企业层面，科技保险的研究涉及科技保险的需求特点和高科技企业的投保决策行为特征等问题；在保险公司层面，涉及对科技风险的认知和度量、科技风险的分散途径以及科技保险业务的盈利途径等问题；在政府层面，则涉及科技保险的推广模式、保费补贴的最优规模、补贴资金来源以及税收优惠等问题；总起来说，可以构建中小企业保险支持模式的理论研究框架如图1。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并对比以上研究框架可以看出：第一，在高科技企业层面，现有研究侧重于对科技保险需求的特点和投保决策行为特征的分析，但对高科技企业和保险公司共同关注的科技风险的识别和度量方面则涉及极少，与国外对高科技风险的丰富（下转第18页）研究成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针对我国科技创新活动特点展开科技风险的度量研究，不仅是科技保险费率厘定的基础，更是高新技术企业掌握科技风险规律、减少科技创新损失的捷径，值得我国学者进一步关注和研究。第二，在政府层面，现有研究针对推广模式、补贴规模以及税收优惠的比例等方面探讨的较多，但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财政补贴的资金从何而来？财政补贴的资金来源问题是财政补贴机制赖以运行的基础，学者们可以借鉴试点城市的成功经验（例如上海市建立了“科技发展基金”，为财政补贴融资），对此问题从多个角度展开探讨。第三，客观地说，虽然科技保险的推广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供给乏力的问题，但目前理论界对于保险公司层面的研究还非常少，不足以支撑科技保险的设计和运行。一方面，现有研究集中于探讨科技保险的险种创新问题，但对科技风险研究的缺失使科技保险成为空中楼阁，在这种情况下探讨险种设计无疑是纸上谈兵；另一方面，保险公司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只有帮助其建立起合适的科技风险分摊途径（比如再保险、与风险投资相结合等），并理清科技保险业务的盈利机制，才能真正调动起保险公司的积极性，但在这一方面，我国的理论工作者无疑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

对于任何国家而言，科技创新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作为科技创新活动有效的风险转移机制，科技保险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因此越来越受到业界和学术界的重视。本文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给出科技保险研究的系统理论框架，并指出现阶段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和未来研究的可能发展方向，希望能对科技保险理论的创新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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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企业研发网络、技术创新能力演进及其相互促动机制”（项目号：71132006）和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软科学研究项目“上海市科技创新的保险支持模式”（项目号：11692105700）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