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个人履职报告范文
时间：2023-03-21 14:02:4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官个人履职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总政治部保卫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高度重视，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有力打击了各种刑事犯罪活动，为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总体上看，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是好的。但由于执法观念、执法水平、执法标准等方面的原因，在办案质量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办案程序违法，收集、固定证据不及时、不全面，对案件审查不细，把关不严等，导致实践中一些刑事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够确实、充分，严重影响了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是造成办案超法定期限的重要原因之一。为进一步强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切实保障刑事案件办案质量，有效打击犯罪，维护司法公正，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牢固树立司法为民、执法为民的观念，充分认识保障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重要意义
办理刑事案件是公检法机关的法定职责，确保刑事案件办案质量既关系到准确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以及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也关系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乃至国家的形象，责任重大，绝不能掉以轻心。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司法为民、执法为民的工作要求，充分认识保障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重要意义，切实把好刑事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适用法律关，维护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公正形象，维护司法公正。
二、认真履行法定职责，严格依法办案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分别履行侦查、检察、审判职责，每个阶段的工作都关系到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因此，要本着对刑事案件办案质量高度负责的态度，严格遵守法律、法律解释、司法解释和有关规定，在刑事诉讼中的每一个环节，在案件事实、证据、程序、适用法律等方面严格履行法定职责，从严、从细、从实地办理每一起案件。
要把查明案件事实与遵守法定程序联系起来，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有关管辖的规定，避免因管辖混乱造成案件久拖不决；严格依照规定收集、审查、认定证据，避免出现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绝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案件存在的疑点、矛盾的证据以及辩护人提供的证据材料等，必须给予高度重视，认真、及时进行核实，保证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确实、充分。对应当办理换押手续的，办案机关必须及时依照有关规定办理换押手续；因法定事由需要延长、重新计算办案期限的，办案机关应当及时书面通知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第一审、第二审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要依法将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对于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评定，应当根据全案事实、证据、程序和适用法律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不能单纯以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或者定罪率作为衡量办案质量的标准。
三、公安机关要依法全面、及时收集证据，确保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公安机关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及其他有关规定的程序，严把案件侦查关，全面、及时收集与案件相关的证据，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重或者罪轻等涉及案件事实的所有证据。有条件的单位，可以采取同期录音、录像等有效措施固定证据。
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对符合法定逮捕条件的，应当提请批准逮捕。对于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没有逮捕必要的，侦查终结后可以直接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公安机关要高度重视批捕后的侦查工作和退回补充侦查工作。对于人民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或者要求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的，应当按照要求及时补充证据或有关材料；确实无法补充的，应当说明理由。
对于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认定明确，法律手续完备。对于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应当继续进行侦查工作；待查清案件事实，证据确实、充分后，再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公安机关要积极推行侦查人员旁听案件制度，从所办案件的法庭审判中检验办案质量。
四、人民检察院要全面审查案件，确保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全面、正确掌握逮捕条件，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经审查符合法定批捕条件的，依法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对调查取证和适用法律提出意见，公安机关应做好证据的全面收集、审查和固定工作，确保案件依法及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和直接受理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认真进行审查，严把案件起诉关。审查后，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对于符合不起诉条件的，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对于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人民检察院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应当提出补充侦查提纲，列明需要补充侦查的事项和目的。对于经过两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依法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在审判过程中，对于需要补充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或者补充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补充侦查，必要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帮助。
五、人民法院要严格依法办实，确保案件最终得到公正处理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当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开庭审判，除因法定事由延长审理期限的以外，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在庭审过程中，要对证据仔细核实，认真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意见，查清案件事实，确保案件最终得到公正处理，严把案件审判关。
人民法院要根据已经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准确适用法律，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的，依法作出认定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判决；对于经过查证，只有部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要就该部分事实和证据进行认定和判决；对于查证以后，仍然证据不足，在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内无法再行收集充分的证据，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除人民检察院提出补充侦查建议的以外，应当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以后，对被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其孳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六、加强业务培训工作，进一步提高办案人员的业务水平
办案人员的业务素质、业务能力和业务水平是保障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重要因素。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对办案人员的业务培训，必要时可以采取联合培训的方式，逐步使培训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要经常性地组织疑难、复杂案件和新类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研讨、庭审观摩、办案质量评比等活动。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应当认真总结办案经验，共同提高办案水平。
七、建立、健全工作联系机制，加强相互配合和制约
为切实保障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加强相互之间的配合，公检法机关之间应当建立、健全工作联系机制，如联席会议制度、信息通报制度等，加强业务上的交流。同时，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应当及时沟通，互相支持。对不批捕、不起诉、判决无罪及二审、再审改判的案件，相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公检法机关之间既要各负其责，又要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共同把好刑事案件的质量关。
八、严格执行办案质量责任追究制度
对于故意违反法律和本通知的规定，或者由于不负责任，严重影响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依照有关规定予以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篇2
现在，我代表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政协委员和列席的同志们提出意见。
一、法院工作
，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法律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下，全市法院深入贯彻市委七届七次、八次全会精神，认真执行市八届人大会议决议，紧紧围绕“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扎实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司法三项重点工作，全面加强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和队伍建设，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民生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和优质的法律服务。
（一）以执法办案为首要任务，努力提高案件质量和审判效率
依法受理各类案件40584件（含旧存1040件），审结39031件，综合结案率96.2%。二审发改率0.53%，为全省最低。结案标的额为23.1亿元，同比上升8.5个百分点。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审结一审刑事案件2877件，做出有罪判决4213人，结案率98.5%。认真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正确把握宽严的范围和幅度，使刑事案件的量刑更加规范。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及死刑423人，占10%。判处拘役、管制、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及单处罚金刑2376人，占56.4%。宣告无罪2人。发挥民事审判职能作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依法审结民商事一审案件25771件，结案率95.8%，解决诉讼标的额近11亿元。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支持监督依法行政。审结行政一审案件182件，结案率100%。办理行政非诉审查与执行案件530件，执结标的额185万余元。发挥审判监督职能作用，维护司法权威。审结各类再审案件854件（其中减刑、假释案件693件）。发挥执行工作职能作用，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深入开展创建“无执行积案先进法院”和“委托执行案件专项清理”活动，执结各类案件6822件，执结率97.7%，同比上升3.5个百分点；执结标的额10.6亿元，同比上升39.5个百分点。加强立案工作，保障合法诉求。日常接待当事人上访2013人次，院长接待日接访690人次。办结市人大、政协等上级机关交办、转办的案件38件，办结率100%。开展了“集中清理涉诉积案”活动，对12月31日前尚未息诉罢访的186起积案进行了集中清理，现已办结160件，办结率86%。已办结的积案中，息诉率达到81%。
（二）以司法为民为最高追求，努力提高服务意识和工作水平
把服务大局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及时贯彻落实市委会议精神，结合会议内容研究谋划法院工作要点，努力使审判工作与市委思想上同心、目标上同向、工作上同步。制定了《关于为大庆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和优质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对全市法院服务大局工作进行了有力的指导和推动。开展了“访企业、提建议、促发展”活动，法官参与走访500余人次，走访企业80余家；向机关企事业单位提出司法建议300余项，其中有210余项被相关单位采纳。对涉及我市重点项目、重大在建工程、特殊群体的案件开辟绿色通道，为大庆市重点项目建设提供了优良的司法保障。把人民满意作为检验工作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牢固树立“和谐审判、案结事了”的司法理念，对有条件的民商事、行政以及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尽可能地使用调解、协调、和解的方式来处理，民商事一审案件调撤率达到85%，同比上升9.7个百分点；刑事自诉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的占84.8%，行政案件以协调方式结案的占45.1%，执行案件和解率达到36.1%。按照市委的要求和部署，不断完善“六调联动”机制，加强人民调解窗口和法律援助窗口建设，使近千件纠纷通过诉讼外渠道得到解决。全面落实司法救助制度，对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依法减、缓、免收诉讼费328.2万元，指定辩护83人次，发放司法救助专项资金145万余元。
（三）以队伍建设为根本保障，努力提高法官素质和职业形象
深入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组织法官认真学习领会科学发展观、“三个至上”重要思想和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增强了对司法大局观、司法能动性和司法人民性的理解与认同，牢固树立了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理念。制定了多类别、多层次的教育培训规划，组织法官参加续职培训及各类专项培训共计11期421人次；以文书讲评、庭审观摩、岗位培训等方式培训法官900余人次，增强了教育培训的有效性和实用性，两级法院有10人完成了在职研究生的学历教育，有19人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坚持“干净、干事”的用人原则，落实上下级法院法官双向挂职锻炼和专家型、复合型法官重点培养工作，并在市委的领导和市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公务员考试、公开选调法官、引进人才等方式招录工作人员80人，健全完善了选人用人的体制机制。加强纪律作风整顿，把纪律作风建设与治庸、治懒、治散紧密结合起来，注重从具体事情抓起，从典型事例抓起，机关面貌焕然一新，队伍战斗力进一步增强。推进法官廉政建设工程，设立了专职廉政监察员办公室，负责日常的质效监督考评工作；开展了“万件案件大评查”活动，对以来上级法院发回重审、
改判等六类案件进行了严格评查，针对发现的实体和程序问题制定了切实的整改措施；加大了对违法违纪问题的查处力度，处理违法违纪人员4人。
（四）以规范管理为主要抓手，努力提高管理层次和司法效能
深入开展“司法管理年”活动。在审判管理方面，完善了《审判流程管理期限控制标准》、各类案件审理操作规程等16项制度，加强了审判流程管理；设定了一审发回重审率、生效案件改判率等十余项评价指标，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法官业绩，加强了审判绩效管理；定期开展庭审考评和法律文书评查，建立起常态化的案件质量评查机制，加强了审判质量管理。在队伍管理方面，设计岗位规范121个，开展了岗位工作纪实，实现了对岗位履职情况的全面记录和综合考评；对工作绩效进行季考评季通报，年终按序列排名，考评结果与立功受奖、学习培训、晋职晋级紧密结合，产生了积极的激励约束效应。在政务管理方面，继续开展重点调研课题研究，围绕司法管理改革、适用法律情况和当前社情民意确定重点调研课题14个，充分发挥调查研究服务司法决策、服务科学发展的基础作用；全面提高宣传层次和水平，在省市新闻媒体开辟了“审判传真”等4个专栏，在各级新闻媒体发稿2027篇，树立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全省三项重点工作暨司法管理年活动推进大会”在大庆市召开，市法院规范化管理的经验得到了省法院的充分肯定。
（五）以接受监督为基本途径，努力推进司法公开和司法民主
全市法院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以及检察机关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坚决执行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决议、决定，积极配合各级人大常委会开展的专项调研、执法检查等活动。畅通民意沟通渠道，召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代表及当事人代表座谈会24次，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庭审和跟踪参与执行案件46件。及时全部的办结省、市人大督办案件25件。受理检察机关
抗诉案件59件，审结37件，其中改判、发回和调解21件。提高人民群众的司法参与度，全市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3725件。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针对法院工作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以文件形式回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建议3件，并针对反馈的各类问题，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审判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就两级法院存在的不规范环节和不透明程序进行整改，保障了人民群众对司法活动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全市法院共有16个集体、15名个人获得省级以上荣誉，市法院被评为全国法院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市法院民二庭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青年文明号”称号，让胡路区法院邢海东同志被最高法院评为“全国清积工作先进个人”。上述工作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市委的正确领导和人大、政协的监督，得益于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在此，我代表全体法官及工作人员向各位代表、委员、社会各界和全市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两级法院的工作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在服务大局方面，把各项工作放在经济社会的大局中去谋划、去思考的意识还需加强。二是在审判工作方面，上诉率较高以及隐性超审限等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三是在人员素质方面，部分法官不适应审判工作新形势的要求，司法观念滞后，工作方法简单，不善于辨法析理、细致耐心地做群众工作，个别案件久审不结、久调不结、久执不结，人情案、关系案仍有发生。同时压力大、法官配置不合理、精英化法官数量严重不足仍然是制约法院自身发展和影响司法公信力的主要矛盾。对这些问题，我们一定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二、2011年工作意见
为卓有成效地服务于全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设，2011年全市法院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紧紧围绕市委的工作部署和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认真做好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高度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高度关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新需求，高度关注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新问题，以更新的理念、更强的能力、更高的水平、更好的形象做好以审判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实现结案率、执结率、调撤率稳步上升，上诉率、二审发改率、发生率逐步下降的“三升三降”工作目标，为大庆科学和谐跨越发展和城市现代化建设，为实现市委提出的五年翻一番的目标，提供更全面、更有力、更优质的司法保障。重点推进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能动司法方面取得新突破
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委的重大决策、部署和指示。认真负责地向党委、人大报告工作，主动汇报在队伍建设、审判工作等方面的重要举措和突出问题，寻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及有关部门对法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及时办理党委、人大、政协交办的事项以及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切实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络，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按照人民法院政治性、人民性和法律性高度统一的要求，坚定法院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延伸审判职能，积极能动司法，努力做出对党负责、让人民满意的工作业绩。
（二）始终坚持服务大局，在促进发展方面取得新突破
密切关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及时了解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深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动态，全面把握市委中心工作和重大战略部署，主动学习、认真贯彻、积极落实，使司法审判始终贴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加强对个案或类案的剖析和对日常审判执行工作态势的研判，了解各种可能危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政策风险，及时向党委、政府和相关企业提出对策建议。坚持司法为民，全面落实各项司法便民措施，切实做好风险告知、诉讼指导、判前释明、判后答疑工作，注重化解矛盾纠纷、理顺群众情绪、促进和谐稳定。
（三）始终坚持公正司法，在案件质效方面取得新突破
在确保案件质量和效果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各类矛盾纠纷。严格落实审判流程管理、审理期限督办和通报制度，形成符合审判工作规律的新机制。落实全面、全程、全员调解的措施，尤其要加大立案和庭前调解力度，实现调解结案率和服判息诉率的稳步上升。推进“六调联动”机制建设，积极探索多元机制、多元方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深入开展“集中清理涉诉积案”活动和“无执行积案先进法院”创建活动，确保当事人诉讼权益高质高效地得到兑现。
（四）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在队伍建设方面取得新突破
篇3
如果着眼于司法组织的现实运作，我们会发现，司法组织除了完成法定的司法职能之外，还要协调、处理一些与司法职能相关的事务性工作，如管理司法人员及其辅助人员、组织协调司法活动、统筹安排司法资源等，后者正是所谓的司法管理。随着司法职能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增强，以及司法组织所面临的问题趋于复杂化，司法管理在保障司法职能的顺利实现、提高司法组织的整体业绩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相应地，有关司法管理的基础理论与实践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司法管理在实践中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并形成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和特殊规律。基于这样的现实，有论者将司法组织的职能定位为司法职能与管理职能，认为司法组织具有司法与管理的双重属性。②应该说，这种认识既契合司法管理理论的发展趋势，也符合组织理论的一般认识。③然而，有管理就有科层，司法必然排斥行政。因此，司法组织的司法属性与管理属性并非天然协调，甚至有所冲突。为了防止司法组织体内的这两种属性出现紊乱、互相侵蚀，我们要明确司法组织的司法职能与管理职能具有不同运行系统与运作机理，应当按照司法逻辑与管理逻辑分别处理司法职能与管理职能:前者是指司法独立与自治，后者则要求司法管理所采用的技术手段能够促进司法组织的有效管理以及提高司法组织的整体质效，并以不侵犯司法独立为基本底线。上述分析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对于任何现实司法组织的研究，必须区分出司法组织的不同职能或属性，并要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选择恰当的逻辑起点，不能混淆两种分属不同职能的内在逻辑。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否定绩效考评的论者，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其合理性的论者，其研究的逻辑起点完全一致，即均从司法活动特殊性的角度来讨论绩效考评，甚至完全以司法逻辑为切入点解析绩效考评制度。但事实上，绩效考评是作为一种司法管理技术而出现在司法组织之中的，它要对司法人员的工作业绩、行为表现、个人品德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以实现对司法人员的有效控制与激励，属于司法组织管理职能的范畴，体现的是司法组织的管理属性。也就是说，有关绩效考评的问题应该是一个司法管理的问题。从这一点来看，既有研究的逻辑起点其实存在较大的问题，其错误在于:不仅混淆了司法组织的管理职能与司法职能，以对司法职能系统的分析代替对整个司法组织的分析，还混淆了司法逻辑与司法管理逻辑，用司法逻辑解构本身属于司法管理逻辑的绩效考评。这正是既有研究之所以无法从正面论证出绩效考评之于司法组织管理合理性甚至还否定绩效考评的根本原因。有鉴于此，对司法管理中绩效考评制度的研究，我们需要将研究视角转换至司法组织的管理，将研究的切入点由司法逻辑切换成管理逻辑。这不仅是我们讨论绩效考评的逻辑起点，也是回归司法机关组织本性的必然要求。从司法管理的逻辑出发，如果能够论证出绩效考评有助于司法组织的管理，进而有利于司法组织整体业绩的提升，那么它适用于司法组织的管理就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分析。绩效指标是一套用于衡量考评对象工作努力程度和具体绩效水平的相对客观化的标志，而绩效考评就是定义、衡量和运用这些指标的过程。按照一般理解，绩效考评致力于提供考评对象和组织绩效的各种客观的相关信息以强化管理，并为决策和奖惩提供依据，以达成工作目标和改进组织整体绩效以及增进责任感。
应该说，绩效考评的这些特质在技术层面较好地契合了司法管理的逻辑。如同现代公共行政组织一样，司法组织也面临着诸多事关组织生存与发展的难题，这至少包括如何提高司法工作的质量与效率、如何掌握司法程序的运行状况、如何监督司法人员的行为、如何提高司法运作的责任与可信度等。这些难题固然可以通过司法改革或传统的管理方式加以解决，但有些却是这些途径所无能为力的。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难题的存在以及传统途径的无力才催生了司法管理的概念与实践。所谓司法管理，其实质就是不断地进行管理革新甚至引入新的专业管理技术，以有效化解司法组织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从而达到改进司法管理、提高司法业绩的目的。由于绩效考评内含着信息传递、组织控制与行为激励等功能，它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具备了帮助司法组织管理者了解司法程序运作状况与司法人员行为表现、激励与控制司法人员的理论潜质。这对改进司法管理所具有的积极功效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如果能够定义出一套相对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并恰当运用，不仅司法组织所面临的上述难题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还能由此促进司法管理、提高司法工作的整体质效。从这一意义上讲，绩效考评完全符合现代司法管理的理念及其致力实现的目标。在实践层面，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独立、不偏不倚的司法人员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表现良好，为了衡量他们的司法表现，以提供高质量的司法，评估是不可避免的”［2］(PP153-154)。基于此认识，域外很多国家都将绩效考评或类似制度作为评估司法人员行为表现和工作业绩的重要手段，并在具体运用过程中注意考评方法的多元化、评价的灵活性，把准考评与司法独立之间的界限。比如，美国很多法院采用68种测试指标从5个方面(近便性、及时性、公正性、独立性、权威性)对法官的业绩进行评价。［2］(P154)加拿大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从法律能力、公正、司法管理技能、案件处理实践及举止等方面考评法官的制度。［3］(P295)在德国，为了激励法官更好地工作，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建立了严格的考核制度，考核的内容为专业知识、理解能力、口头与文字表达能力、处理能力、待人接物、沟通技巧、贯彻能力以及吃苦耐劳精神等。考评是法官晋升的重要程序，考评结果是法官晋升的重要文档。［4］(P163)二战之后的日本曾一度取消了法官考绩制度，后来因制度运作的客观需要，又逐渐恢复了考绩制度。韩国在1993年进行了大幅度的司法改革，考评制度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考绩结果是法官升调的重要参考依据。［5］(P369)阿根廷在1994年成立了“司法委员会”，其部分职责就是建立基于业绩的遴选程序，系统评价司法人员的表现，注意考察法官违反纪律和缺乏能力的问题。［6］(P40)新加坡法院系统建立了平衡计分卡制度，采用定性与定量评价两种途径对法官的绩效进行评估。［7］(P138)这些国家的实践表明，尽管绩效考评或行为表现评估制度在运行中存在诸如指标设计不尽合理、信息获取并不完全充分、实施程序欠缺公正性的足够保障等问题，但总体而言，它确实改善了司法组织的管理，提高了司法的质量与效率，增强了司法人员的责任感。正是基于这些经验事实，拉塞尔教授指出，一个完善的行为评估机制有助于建立一个更专业、更有责任的司法机构———并且不会威胁到一个民主社会所需的司法独立。［8］(P212)波斯纳也认为，就司法产出而言，即使个人表现很难测度，但还是可以运用一些可观察的指标对司法人员的表现予以某些监督;就约束司法行为而言，有着潜在重要意义的是司法表现量化标准的发展。事实上，即使是传统上极度反感对法官行为表现进行评估的英国，其皇家刑事法院委员会最近也提出，作为一项职业，法官界应该拥有一个有效且正式的表现评价体系。
二、绩效考评在司法管理中的功能局限与适用限度
应该说，绩效考评为我们有效管理司法、提高司法业绩提供了传统法律途径之外更多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种绝佳的管理技术。相反，受司法活动固有特质与内在规律的制约，绩效考评在司法管理中存在一定的功能局限。同时，由于绩效考评在本质上属于一种行政管理方式，推行绩效考评会凸显司法组织体内的行政元素。为了避免这种行政元素过于强势，引发行政科层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冲突，绩效考评的适用必须保持合理的界限。
(一)绩效考评的功能局限
波伊斯特指出，绩效考评并不是解决公共组织和工作项目所面临的全部问题和挑战的万能药。［1］(P19)这表明，绩效考评就是在公共行政组织中也有功能上的局限。这种局限在司法组织中同样存在，甚至更甚。这就决定了绩效考评不可能解决司法组织和司法体系面临的所有问题，即使是实现监督与激励司法人员、准确评估司法人员的行为表现等一些源自于绩效考评本身的目的，也可能有所局限。首先，考评指标的局限性使得绩效考评必然存在功能上的局限。由于绩效考评的基本操作是依据事先设定的绩效指标衡量考评对象的实际工作业绩，并从中获取有关考评对象工作表现与组织运作的真实信息，因此，考评指标的质量对绩效考评功能的实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司法管理中的绩效考评而言，虽然可以围绕司法人员的行为表现界定相应的指标，但受司法活动特殊规律的限制，我们无法设计出一套能准确反映司法人员绩效状况与行为表现的指标体系。这里仅以司法活动两个较为普遍的规律为例来说明此客观事实。我们知道，司法工作并不是一项完全以“结果产出”为最终导向的活动，而是一项包含广泛政策目标与更多价值实现的工作。对于这些政策与价值的实现程度，我们很难进行准确地测量与评价。这正如唐斯所言:“在官僚组织中，客观测量能够显示一个职能是否被充分执行，但不能测量出这种执行的真正价值。”［10］(P86)另外，为了实现证据判断的灵活性与法律适用的可操作性，司法人员一般都拥有较为充分的自由裁量权。由于自由裁量权赋予了司法人员一定的行动空间，再加上案件本身的复杂性，这使得我们几乎不可能通过某种指标来准确评估司法人员的行为表现及其司法能力。由此可见，无论怎样设置绩效指标体系，它都存在某种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绩效考评理论层面的功能在实践中势必存在一定的限度。其次，案件疑难复杂程度的差异性是影响绩效考评功能实现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绩效考评关注司法人员在案件处理中的行为表现，并据此衡量司法人员实际的绩效水平。如果案件疑难复杂程度不一，案件处理所需的成本投入与司法能力将有很大差异，司法人员的行为表现也会因此而截然不同。如果采用整齐划一的标准评估不同司法人员的行为表现，则会存在准确性的限度，即考绩结果无法真实地反映司法人员的行为表现。最后，绩效考评中的主观评价也是制约绩效考评功能发挥不可忽视的因素。虽然绩效考评追求客观评估司法人员的行为表现与绩效状况，尽可能地减少考评过程与结果的随意性与主观性。然而，司法人员的行为表现往往只有一部分能被客观描述，对于那些无法客观测量的部分，要么采用主观性的评价指标进行评估，要么依靠考评者自己的经验与印象来决定。无论选择何种方式，考评过程中的主观评价都无法避免。由此而言，司法管理中的绩效考评必然是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的混合，客观评价中必然夹杂主观判断。正是在此意义上，唐斯指出，“涉及官僚组织中人事的评估决策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上级的主观判断”。
一旦绩效考评有了主观评价的因素，绩效考评的结果与司法人员的真实表现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存在误差。如果考虑主观评价中可能存在的故意扭曲、任意评定等一些非正当的人为影响因素，这种误差可能更大。这不仅会影响考评结果的准确性，还会导致通过绩效考评所获取的信息失真。一旦绩效考评无法有效传递有关司法人员行为表现与司法程序运作的真实信息，绩效考评的功能必然受限。上文的分析并非是对绩效考评的否定，而是为了澄清绩效考评在司法管理中的功能局限。认清这种局限有利于我们准确定位绩效考评在司法管理中的位置，即我们可以将绩效考评作为了解司法程序运作状况、监督与激励司法人员以及改进司法工作的重要手段，但不能将其作为解决司法管理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对绩效考评功能局限背后原因的分析揭示出了绩效考评在具体实施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其一，合理把握定量评价的范围及其与定性评价的关系。前文指出，对于司法人员的行为表现，只有一部分能够利用客观指标衡量。按照唐斯的观点，当一个官员职责的重要部分不可测量的时候，客观的绩效评估可能失效。［10］(P86)据此，在司法管理中，对于那些无法客观测度的方面，客观的绩效考评并无太多的意义。这意味着绩效考评中定量评价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应该根据考评事项能否被准确量化，合理确定定量评价的对象范围，切忌盲目追求考评的定量化与数字化;在此基础上，还要处理好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的关系，恰当把握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在整个绩效考评系统中的比重构成。其二，注意考评结果在反映司法运行态势和司法人员行为状况上的局限性，慎重应用考绩结果。受绩效指标局限性、案件疑难复杂程度不一以及评价的主观性等因素的影响，绩效考评的结果可能不是有关司法程序运作和司法人员履职情况的全部反映。因此，绩效考评的结果只是司法人员行为表现不完全意义上的描述，并非终极评价。这就要求对考绩结果的使用必须慎重，应从“防弊”的角度使用考绩结果，主要将其作为改进司法程序运作与司法人员改正错误的重要资料，不能把它作为评估司法人员行为表现或个人业绩的最终依据。
(二)绩效考评的适用限度
从本质上讲，绩效考评属于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将其运用于那些按照科层结构构建的组织，可能并不存在结构性的障碍。但在司法组织中，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如前所述，司法组织的司法属性与管理属性使得其体内存在两种并非天然协调的异质性结构:司法管理的科层结构和司法职能的司法结构。一旦将绩效考评运用于司法管理，必然会使司法组织体内的管理职能强化与行政科层元素活跃。这可能会破坏上述两种异质性结构之间原本协调的关系，甚至引发它们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同时，由于考评的内容往往涉及具体的司法活动，行政科层力量会通过绩效考评渗入司法过程，如果拿捏不准，将会导致管理职能对司法职权独立性的侵害。因此，在司法组织中推行绩效考评必须处理好司法组织体内的行政科层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以实现管理的科层结构与司法职权结构的合理平衡。法布里指出:“法院管理者的作用是在保持司法机制在判决进程方面独立性的前提之下提供管理专能来改进法院的效率和业绩，这是实现公正这一最终目标的最基本的部分。”［11］(P287)同样，在司法组织中推行绩效考评不能损害司法独立，并要承认与尊重绩效考评这一司法管理权和司法权的相互区别与各自作用领域。这是绩效考评适用于司法管理的基本原则。在具体把握上，需要注意两点:第一，明确司法管理中的绩效考评是一种引导性与监督式的管理，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管理者可以直接在事中指令。为此，绩效考评要在确保司法人员中心地位和司法权完整的前提下进行，避免司法人员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受制于司法管理者而失去独立思考的可能。第二，划定绩效考评的合理界限，注意绩效考评的适用限度。由行政主导的考评，如果过于强势以致超越必要的限度，甚至完全替代司法运作的逻辑，必然使之蜕变成行政意志对案件处理的干预，甚至沦为上对下的钳制工具。具体而言，绩效考评只能评价司法人员的行为表现，不能将案件纳入考评范围而评估已处理的个案，也不能将司法人员作为考评的客体。
三、中国司法管理中的绩效考评制度
前文提到，推行绩效考评是中国司法组织近年来为提升司法工作质效和有效管理司法人员而普遍采用的方式。在这种背景下，建立一套能够帮助司法管理者了解司法人员行为表现与司法质效的绩效考评制度，可谓适得其所。因为“在考核中，正常化或规范化的判断和阶层式的监视变得特别明显”［12］(P236)，而且绩效考评还“使得个人处于具体的、严格的考察之下，管理者可以将其与雇员直接表现的行为联系起来”［13］(P171)，司法人员的行为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监督与控制。在有效控制司法人员行为、全面提升司法公信力的目标驱动下，中国各级司法组织为构建一套针对司法工作、对司法人员有约束力且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系统倾注了大量精力。相比于初期的探索，当下的绩效考评已在多个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考评的指标体系分解的更细更严，覆盖的对象范围更广，凸出了考评的精细化与全面化。而绩效指标本身也从以往单纯用作描述司法人员业绩的手段发展成为了对司法人员行为事前引导、事中参照与事后改进的复合型工具。其次，在具体实施中，强调考评对司法人员的引导与激励作用，重视考评结果在司法管理与具体决策中的参考与指引作用，一改以往“为了考评而考评”的思路，并建立起了相对规范与透明的考评程序与适用机制。最后，为了保证各项数据的准确与客观，实践中还利用各种管理软件实时填报相关数据或记录相关情况，并根据具体指标在绩效指标体系中的权重设计专门程序，以自动生成考评的具体分值。上述变化表明实践中的绩效考评在技术层面渐趋合理，但这仍难掩它在其它方面所存在的突出问题。
首先，考评的对象与内容存在偏差。前文指出，中国各级司法组织之所以推行绩效考评，主要是因为司法管理者想借此达到监督与制约司法人员的目的。在此目的的支配下，实践中的绩效考评不仅要对个案处理进行管理和评估，还要控制与评价司法人员的行为。换言之，当下绩效考评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已囊括了司法管理者所能虑及的有关案件处理和司法人员行为的方方面面。这种愿望虽然良好，但将案件处理作为考评对象有违绩效考评的适用限度原理，容易引发司法管理逻辑与司法逻辑的紧张与冲突，进而损害司法独立。其实，司法管理中的绩效考评之所以饱受诟病，其原因主要在于司法管理者忽视了绩效考评的限度，强行将司法工作的所有方面都纳入考评范围，导致其负面效应明显。另外，由于当下绩效考评追求量化评估、数字考评，使得很多无法客观测量但对评价司法人员行为表现非常重要的事项没有纳入被考评范围，如司法人员的工作态度、专业修养、职业操守、业务能力等。
其次，考评指标设置的思路不科学。观察目前公开可查的绩效指标体系不难发现，它们的设计思路高度一致，即围绕案卷所能外显的项目定义考评指标，其实质是将案件而非司法人员作为考评的中心。这势必会使个案处理成为考评对象，从而违背前文所提到的绩效考评限度原理。更为重要的是，由此所定义的绩效指标无法全面覆盖司法人员的所有绩效维度，进而难以准确评估司法人员的行为表现，因为案卷外显的事项只能反映司法人员实际行为的一部分。即使不考虑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发现，具体指标的设计没有充分考虑司法工作的固有特质。比如，法院系统用于考评案件质量的“一审判决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率”指标就没有注意到导致二审改判或发回重审的原因除了一审裁判错误之外，还有诸如出现新证据、新事实或自由裁量等其他与一审法官无关的因素。类似指标还有很多。毫无疑问，这些指标很难准确地反映司法活动与司法行为的真实状况。最后，考评方式不合理。实践中的绩效考评是在批判传统考评忽视科学测评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追求定量测评与数字管理。因此，实际考评多以统计和计算相关数据的方式进行，司法人员最后的绩效水平往往体现为具体的数值。这种考评方式虽然简便易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排除考评中的主观因素，但其合理性也不是不容置疑。正如前文所言，司法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相应的绩效考评需要采取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过分追求定量评价而忽视定性评价的应有作用，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不仅如此，它还会造成评价的简单化。由于这种考评方式是以客观数据描述司法人员的工作业绩与行为表现，并在相当程度上排除了主观评价与价值判断的因素，它属于一种“数字结果”评价模式，是一种“纯粹的统计式管理体系”［14］(P217)，缺乏必要的价值评价功能。一旦将其运用于在工作内容与性质上具有价值复合性的司法工作，必然导致评价的简单化。客观而言，上述问题在当下实践中较为普遍，它们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绩效考评在司法管理中的有效实施。表面上看，这些问题似乎都属于技术层面的缺陷，实则不然。因为上述问题的真正病灶在于司法管理者并未明确意识到绩效考评在司法管理中的功能局限与适用限度，进而导致制度设计出现了偏差。也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司法管理者对绩效考评的错误认知。因此，如果我们要完善司法管理中的绩效考评制度，首先需要更新主观意识层面的固有认识，积极转变绩效考评的运用思路;然后在恰当把握绩效考评适用原理与基本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层面的革新。限于文章篇幅，这里仅针对上文所指出的突出问题，提出若干方略性的改革建议:
其一，调整考评的对象范围。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将案件质量排除在绩效考评的范围之外。①这不仅是因为案件质量难以通过具体指标准确界定，还是因为对案件质量的考评必然牵涉司法权与司法管理权之间的关系处理，一旦把握不当，绩效考评就会异化成管理者利用司法管理权对司法权的干涉。事实上，不对个案进行评估，已成为域外司法管理绩效考评的基本准则。正如英国司法部在一份题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司法体系》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一种监督法官品德与行为的评估体系，需要这样的体系来确保法官获取其行为的反馈信息，这里并非关注他们判决的正确性，因为这是上诉法院的工作，而是关注他们如何表现以确保审判的公正。［8］(P205)
其二，更新绩效指标设计的总体思路。一方面需要将绩效指标设计的基点从案件转向司法人员。从本质上讲，司法管理中的绩效考评是对司法人员的行为表现进行评价，它试图通过对司法人员的行为或动机施加影响从而达到控制与激励司法人员的目的。因此，绩效指标的设计应该以司法人员为中心，根据司法人员的行为特征，创设以人为本的指标体系。另一方面，为了避免简单量化的不当评价，同时也为了将那些应当考评但无法量化的事项纳入考评范围，我们应该抛弃一味追求考评指标数量化与定量化的错误做法，适当增加一些主观性的考评指标，如当事人的满意度、司法程序的驾驭能力、司法廉洁度等。
其三，改革考评方式。在增加了定性评价的主观性指标之后，当下纯粹定量评价的考评方式已不合时宜，未来应该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考评办法，并合理控制两者在最终考评结果中的比重。同时，为了使定性评价更为准确，减少评价的随意性，还应该适当丰富考评主体的人员构成，并引入外部评价机制，实现考评主体的多元化。这不仅有助于考评结果的客观公正，还有利于制约司法管理权。其实，域外司法管理中的绩效考评早已抛弃了纯粹的定量评价与内部评价，而是采取了多元化的考评办法，这其中就有定性评价和外部评价。［5］(PP361-379)对于域外的这些经验，我们应该重视并适当吸收。
结语
篇4
去年述职以来，市工商联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委统战部、省工商联的精心指导下，围绕“四大一新”发展战略，打造独具特色经济“小巨人”总体目标，发挥新时期工商联“五项作用”，团结带领全体干部和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认真履行职责，开拓创新，奋发努力，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全省工商联系统评比中，成绩突出，名列前茅，荣获年度先进单位称号。现述职如下：
一、认真履职，当好“五员”
1、当好民营经济发展的“宣传员”
为了宣传和塑造我市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形象，去年9月，我会编印了《鹰翔蓝天——市非公有制经济改革开放30周年成果展》画册，彰显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爱国、敬业、诚信、守法、贡献”的精神风采；10月份，围绕我市眼镜产业发展历程，协助江西电视台，完成了改革开放30周年专题系列电视片《突围》第五集的摄制工作，12月26日在江西电视台播出，由著名主持人赵忠祥解说，播出后反响热烈；为提升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感，激发企业员工主人翁意识，今年3月份，我会组织开展了“民企之星”评选表彰活动，授予彭保太等10名非公经济人士“民企之星”称号；2月22日联合市总工会下发了“关于推荐评选市‘优秀员工’的通知”，并在5月13日召开了表彰大会。
2、当好民营经济发展的“服务员”
以服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宗旨，努力当好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我会建立了机关干部联系帮助民营企业制度，经常深入企业，帮助协调解决在生产、经营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达26件；选派了一名优秀干部到美运鞋业挂职，一干就是2年，用真心去工作，用真情去服务，使外商真切的感受到良好的投资环境，坚定了把生产中心转移至的信心；今年春节期间，我会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开展了“民营企业招聘月”活动，扩大了返乡务工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等就业和再就业；随后又制定了措施，建立了长效服务机制，推出了就业再就业“绿色通道”，开通了就业服务咨询电话。针对目前大中专毕业生、返乡农民工等就业问题，5月15日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牵头，与我会等五个部门联合开展了“二零零九市民营企业招聘周”活动；为保障非公有制经济合法权益，我会进一步完善了维权服务体系，并邀请江西华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为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举办了2期《劳动合同法》讲座；与市司法部门合作，促成了一批律师与民营企业结成法律服务对子，调处各类纠纷28件。
3、当好民营企业发展交流的“组织员”
为充分发挥工商联桥梁和纽带作用，促进民营企业与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沟通和了解，我会进一步完善了与公、检、法、国税、地税、工商等部门建立的宣传教育、预警防范、指导帮助和表彰激励互动机制，先后组织会员开展了《纳税人看地税》和《法官、检察官与民营企业家座谈会》等活动，通过座谈与参观，使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进一步了解了国家税收政策和公检法等机关的工作职能，以及解决企业困难的方法和途径。为增进交流与合作，我会在继续为会员做好生日庆贺、体检等活动基础上，还先后组织开展了各种不同规模的餐叙会、茶话会、联谊会、参观考察等活动，进一步增进了党和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的了解和联系。为帮助民营企业组织开展好各种经贸洽谈和系列宣传推介活动，我们先后指导市古玩艺术品商会，举办了首届市古玩艺术品交流会；市建材家居行业商会，举办了两届家装建材文化节营销推介会；帮助市眼镜商会利用眼镜产业发展论坛，组织开展了产品展销和推介活动，以及部分眼镜生产商、销售商到余江（国际）眼镜工业园参观考察，洽谈购销合作意向，开启了眼镜经销商与眼镜生产企业合作的大门。为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我会及时与银行、信用社联系，以基层商会为基础，协助政府及有关部门，组织和引导会员组建了联保互保组织、担保公司、投资公司、贷款公司等民间金融组织，成功实现融资2亿多元，初步搭建起了民企立体融资平台。
4、当好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引导员”
为帮助我市民营企业，特别是铜材加工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税收政策调整后带来的冲击与挑战，我会在危机影响刚刚显现时，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密切关注铜产业形势的变化，深入企业展开调研，提交了《关于解决铜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建立政策洼地的几点建议》的调研报告，并协助金融部门建立了退税担保封闭运行机制，及时有效地帮助了铜企业应对因危机和税收政策调整带来的资金周转困难。今年初，为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视察江西时提出的“三保一弘扬”重要指示精神，与市委统战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帮助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共克时艰促发展活动的通知》，要求各级工商联组织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帮助非公经济人士认清当前经济形势，抓住和利用国际、国内产业转移机遇，加快产业调整升级步伐，增强了企业战胜危机的信心和能力。
5、当好建言献策的“信息员”
去年以来，我会以“四大一新”发展战略为主题，组织开展了加快铜产业和微型元件产业发展、加强大框架城市建设等调研活动，完成了《市大框架城市建设发展思考与建议》、《加强政务环境建设，促进我市民营企业快速发展》等4篇调研报告和政协提案，其中《依托江铜，加快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思考与建议》被评为优秀提案。同时还组织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的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展了“应对危机促发展”建言献策等活动。在今年“两会”上，提交集体提案2件；提交个人及联名提案、意见、建议12件。
二、夯实基础，服务大局
1、加强商会组织建设
去年以来，我会进一步加强了商会组织建设和管理。5月份，组建成立了市工商联古玩艺术品商会；8月份，组建成立了市建材家居商会；10月份，市眼镜商会升格为江西省工商联眼镜商会，组建了江西省拓兴职业培训学校，走出了一条以眼镜商会为依托，培养眼镜专业人才，支持商会发展的新路子；12月份，在成都市成立了江西省工商联眼镜商会四川省分会，在支援灾区、捐资助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四川扩大了影响；今年3月，成立了市工商联温州商会。为进一步发挥工商联商会网络优势，去年11月，我们组织了32名非公经济人士赴浙江绍兴市学习考察，与绍兴市工商联建立了友好商会；在二零零八年海峡西岸工商联协作恳谈会上，我会与20个城市工商联缔结了友好商会。目前，广东、福建等地友好商会已组织3批民营企业家考察团来我市考察，与部分企业达成了投资合作意向。
2、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我会制定了以商招商、以会招商的工作方案，全力以赴开展招商引资。今年3月22日，由我会引进的江苏昆山华英精密模具工业有限公司投资6000万元的江西欧力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正式签约，落户经济技术开发区，现已注册。2月25日，由我会与市经贸委联合引进的，由中国华尔达集团总裁宁、中国康都集团董事长张理宇以及江西瑞兴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志晓等共同投资8000万元生产太阳能光伏产品、铜材加工项目正式签约，落户市龙岗工业园，现已动工。2007年6月份以来，由我会挂职干部跟踪服务的美运鞋业爱威亚世界生产中心转移至项目，4月18日完成了签约，投资总额1.2亿元，现也已开工建设。4月3日，我会再次联合余江县人民政府成功举办了第二届眼镜产业发展论坛，330多名来自国内外籍眼镜生产、经销商和其他省市眼镜同仁参加了论坛，初步搭建起了眼镜生产企业与眼镜销售商的产销合作桥梁。会上，签约招商引资项目两个，投资总额达8000万元。
3、强化中心工作意识
对市委、市政府安排的新农村建设、“联建共创”、农村“卫生清洁”工程等重要任务，我们做到合理安排，落到实处。在新农村建设工作中，被评为全市新农村建设先进帮扶单位。教育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投身光彩事业、扶贫济困、捐资助学等活动。去年5.12汶川大地震后，我会紧急发出了《关于组织开展向四川地震灾区献爱心捐赠活动的通知》，工商联机关干部职工和137名非公经济人士捐款达336万元；为保护环境，减少白色污染，联合日报社组织民营企业开展了“喜迎奥运，保护环境”活动，向市民免费赠送了200只菜篮子、2000只布袋子；在全市“联建共创”工作中，分别在市“联建共创”简报、日报上发出了《迎省运会，创文明城——致全市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倡议书》，号召全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建共创活动；在全市农村“卫生清洁”工程活动中，与市爱委会等单位联合发出倡议书，到目前为止，机关干部和民营企业家捐建农村垃圾焚烧炉、沤肥窖，共计5.4248万元。
三、强化素质，提高效能
1、加强机关效能建设。扎实开展“机关效能年”活动，按照“打基础、立规矩、守底线”要求，进一步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建立了工作长效机制。班子成员做到“四亲自、五带头”，形成了相互尊重、合作共事的良好氛围；在机关干部中开展了“你发展、我服务”的教育活动，服务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2、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在全市工商联系统中开展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主要着力“四个结合，四个突出”，即结合“四大一新“发展战略，突出抓项目加快招商引资；结合应对金融危机挑战，突出帮助民营企业平稳较快发展等，既较好地完成了第一价段的任务，又体现了工商联的特色，得到市委督导组的肯定。
3、加强机关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加强了机关党建工作，认真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健康向上的党员教育活动；进一步落实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开展了纪律教育学习活动，组织党员干部观看廉洁自律反腐倡廉教育片，提高了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自觉性。
各位领导、各位代表、各位委员，我会以上工作成绩的取得，是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市人大、市政协亲切关怀的结果，是社会各界各有关单位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全市广大非公经济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市工商联向在座的各位领导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取得成绩的同时，还存在不足之处，主要是：1、指导和管理基层商会的力度还不够；2、深系民营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还不够；3、服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思路还不够开阔。这与我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工作任务重、人员少等因素有关，但主要与我们学习抓得不紧、认识不足是分不开的。对此，我会将以此次述职评议活动为契机，制定措施，克服不足，以“抓重点、创特色、争一流”为目标，努力在服务大局、参政议政、组织建设、招商引资、廉洁自律等工作上有新的跨越，以优异成绩向国庆六十周年献礼。
篇5
「 正 文
一、问题的提出：我国现行监护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目前有关监护的立法主要见于民法通则（以下简称“通则”）第二章第一、二节及第六章第三节中，内容涉及监护人的资格、监护的设立、监护人的职责等规定，但囿于通则体例自身及通则制定时社会生活条件与认识水平的局限，通则对于监护的规定既过于原则、笼统，又带有计划经济的浓厚色彩，因此在诸多方面难以适应我国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的发展，主要体现为：
（一）未区分亲权与监护。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立法与民法理论中，亲权是指父母特有的对未成年子女保护和教养的权利、义务。亲权是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既存的亲子关系而产生的，为权利义务的统一体，由父母共同行使或承担。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的照管与处分即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存在。而监护是指对无父母或父母不能行使亲权的未成年人及部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根据法律的规定，设置监护人予以监督、保护的制度。亲权制度与监护制度之间虽存在某些联系甚至类似之处，如对无父母或父母不能行使亲权的未成年人而言，监护乃为亲权的延续与补充，但二者仍有诸多不同：
1.性质不同。亲权的基础是建立于血缘纽带之上的亲子关系，以深厚的情感因素为特色，因而亲权不仅包含了父母抚养、保护子女的义务，也包含着父母教养子女与管理、处分子女财产的权利，如父母对未达到法定婚龄的子女的婚姻的否定权，即是一种权利的体现。而监护并不强制要求须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的关系理性多于情感，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法律对于监护人义务的规定也就必然多于权利的规定，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只有义务的规定而无实质性的权利规定。有基于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监护实际上应当是一种义务而非权利。正确认识亲权与监护的这一差异，无论在立法上或实践上均甚为重要。因为这有利于消除立法上不规范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用语或表述，从而解决法律适用中的困难。我国民法学界曾就监护的性质产生过争议，焦点在于：监护到底是权利或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或仅仅是义务？争议的产生来自于民法通则关于监护的用语与表述上。通则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将“履行”与“权利”搭配使用，被一些学者认为属于语法上的错误，说明立法者本身对于监护的性质模糊不清。而将监护表述为权利，与通则第五章“民事权利”中未规定监护权的作法又是相矛盾的。（注：参见杨振山主编：《民商法实务研究（总论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那么，这类引起争议的所谓逻辑混乱的导因又是什么呢？这固然与立法者的认识水平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未将亲权与监护两种不同制度分别规定，以至于混淆了二者的性质。其后果是往往导致某些监护人任意“放弃”监护权，或某些监护人滥用“监护权”，而法律对此却无能为力。
2.主体不同。亲权的权利、义务主体是父母，是父母基于自身的身份特有的权利义务。而在监护关系中，监护人既可以是父母，也可以是父母之外的其他人；被监护人则可以是未成年子女，也可以是某些特定的成年人。明确区别两种不同法律关系的主体，将有利于准确界定两种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和义务。
3.权利、义务的内容不同。如亲权人（父母）有权使用子女的财产，并基于使用而获得收益，同时还有权为了子女的利益而处分子女的财产，而父母或同居的祖父母之外的监护人除非是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否则不得随意使用监护人的财产，使用这类财产获得的收益应归之于被监护人。非经法定程序，更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尤其是不动产。
由于亲权与监护二者有诸多不同之处，因此对其不加区分的作法往往会给实践带来不确定的因素。如监护的法律性质是什么？如果其系法律强制性义务，则监护人除有正当理由，否则不得自行辞职。而如果其系民事权利，则监护人一般可放弃之。又如在委托监护中，委托人与受托人的关系应如何确定？其依据是什么？被监护人侵权的赔偿责任应由谁承担？其依据又是什么？再如父母与父母之外的其他监护人的权利、义务是否应予区分？如何区分？其依据是什么？在一离婚案中，也曾出现过一个类似的问题：某妇女在离婚诉讼中曾主动提出放弃对其未成年儿子的监护权，并提出，其夫经常外出经商，在家时也从不帮忙料理家务、照看孩子，故其子自小即由其一人带养。因家务负担太大，自己只好辞去工作。离婚时，男方应支付一笔钱，作为其照看、管教孩子的报酬。男方则针锋相对，也提出放弃对孩子的监护权，并拒绝女方支付报酬的主张。该案中的双方当事人可否“放弃”监护权？父母照管孩子是否有权要求报酬？若有，如何确定报酬数额？由谁支付？这类问题都有待在区分亲权与监护的基础上，通过立法加以妥善、合理的解决。
（二）监护内容的规定过于概括。
监护的内容一般可分为监护事务与监护责任等部分。监护事务又可分为人身的监护与财产的监护。鉴于监护与亲权的联系和区别，许多国家（地区）均对人身监护作了补充性的具体规定。如日本民法规定，监护人对于未成年人的人身具有与亲权人相同的权利义务，但若变更行使亲权人确定的教育方法及居所、将未成年人送入惩戒场等时，应经监护监督人同意。（注：日本民法第857条。）而关于未成年人财产的监护，各国（地区）的规定更为详尽，主要包括监督人就任时须造具未成年人财产目录（清单）的规定、对被监护人财产的管理方式、范围及其限制的规定、监护人定期的财产状况报告的规定等。如澳门民法典规定，监护人应负责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但若监护人以无偿方式处置未成年人的财产、承租未成年人的不动产、取得未成年人的财产权、为未成年人订立义务性合同等，均需经法院许可后方可为之。（注：澳门民法典第1937年条。）反观我国民法通则，仅在第十八条中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这种概括性的规定，不仅难以操作，而且不利于明确监护人的权利义务，因而难以起到保障被监护人人身与财产权利的作用。
监护责任即指监护人的责任。就责任的范围而言，监护人的责任可有狭义上与广义上的责任的划分。前者仅指监护人的过错责任，如台湾民法规定，监护人在执行财产上的监护职务时，因过失致使被监护人的财产遭受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注：台湾民法第1103条之一。）后者则包括监护人的过错责任及监护监督机关的过错责任。如德国民法规定，监护法院法官因过错造成被监护人人身或财产损害的，应依职务侵害的规定承担责任。（注：德国民法典第839条、1848条。）就立法体例而言，对于监护人的责任，有的国家（地区）采取的是概括规定的方式，有的则采取分别规定的方式，即对于监护人因过失造成被监护人人身、财产损害分别规定了不同的责任。我国民法通则采取的是概括式的、狭义的责任规定，这与通则未明确规定监护监督制有关。这种规定虽较为简明扼要，但失之于笼统，仍然有个难以操作的问题。例如，是否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在内的所有监护人有过失均应承担赔偿责任？如何认定监护人是否有过失？被监护人的权益受到侵害，应由谁行使赔偿请求权？赔偿请求权是否有时效限制？监护人在何种情况下得委托他人代行监护之职？在委托监护中，委托人与被委托人的责任应如何划分与承担？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方式、家庭关系的剧变，财产关系与家庭关系将越趋复杂，监护的重要性也将逐步凸显出来。如果上述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的话，将不利于被监护人人身权与财产权的保护，从而不利于财产关系与家庭关系的稳定。
（三）对监护人资格的规定不够完善。
规定监护人资格的目的在于使监护人能够胜任监护职责，故为各国（地区）监护立法的重点之一。通常的做法是规定监护人的消极资格，即凡人格缺格者均为“监护人之缺格”，不得充任监护人。（注：参见史尚宽：《亲属法论》，台北1980年第四版，第641页。）如台湾民法规定，未成年人及禁治产人不得为监护人。（注：台湾民法第1096条。）又如澳门民法典规定，除未成年人及禁治产人、准禁治产人外，停止行使亲权者、因失职曾被中止监护职务或被调离亲属会议委员职位者、因过错而离婚或经法院裁决分居分产者、行为不良者、本人或其父母、子女或配偶与未成年人或其父母之间尚有未解决之诉讼者、与未成年人或其父母之间有个人敌意关系者、未成年人父母在遗嘱中予以排除之人等均不得为监护人。（注：澳门民法典第1933条。）此外，法人亦不得为监护人。
我国民法通则相应的规定却有三大缺陷：
第一，仅笼统地规定监护人须有监护能力，却没有具体说明何谓“有监护能力”，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只主要从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条件，以及与被监护人在生活上的联系状况等因素上加以考虑，（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条。）没有注意考察监护人的品行、文化水平、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除经济联系之外的其他关系的状况等因素，因而难以保证监护人能够真正尽职或阻却监护人的侵权行为，更不利于提升监护水平，以利于被监护人的成长。如某地曾有一男孩六岁时父母在一次车祸中丧生，该男孩遂由其叔叔抚养。因其母生前与其婶婶妯娌不和，矛盾较深，故其婶婶借机经常虐待该男孩，其叔叔则因惧内不敢予以制止，最后迫使该男孩离家出走。类似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并非少见，值得重视。
第二，规定社会组织（单位）作为监护人，缺乏可行性与合理性，主要体现在：（1）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既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者，更是社会保障职能的承担者，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职工的生、老、病、死，均由企业负责到底，甚至连职工的身后事也由企业继续负责，这种要求企业既作为商品生产者，又作为社会福利机构的做法，严重地背离了商品经济的规律，使国有企业背上沉重的包袱，不能轻装上阵，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因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做法必然要被摈弃。企业原来承担的社会职能应由政府承担。因此要求企业作为监护人是不合理的。监护事务是烦琐而又具体的，企业除非派出专人，否则很难胜任。如果一个企业中有多个职员或职员的亲属需要监护，企业就得派出相当数量的专门人员，如此重负，谁堪承受？同时，市场竞争必然导致优胜劣汰的结果，企业的破产倒闭或经营困难都可能使企业无法或无暇顾及监护事务，因此由企业作为监护人是不可行的。（2）国家机关是社会管理机构，其担负着繁重的社会管理事务，同时国家机关并没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因此，国家机关本身也不宜承担监护职责。其他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有类似的问题。这也是多数国家（地区）禁止法人作为监护人的原因所在。
第三，规定居民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作为监护人也是不合适的。居委会与村委会均为群众性自治组织，本身既无资金，又无专职人员，根本无法承担监护职责，只能作为监护监督机关。
（四）有关监护人种类的规定不尽合理。
因产生的方法不同，民法通则中规定的监护人分为法定监护人与指定监护人两类。其中指定监护人是指当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时，由被监护人所在单位或其父母所在单位或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在近亲属中指定的监护人。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而由法院裁定的监护人通常也被视为指定监护人。而通观各国（地区）的立法例，监护人一般分为指定监护人、法定监护人及选定监护人。其中，指定监护人系指未成年人父母遗嘱指定的监护人，在父母均丧失监护能力或父母死亡而无遗嘱指定的情形下，方由法定监护人承担监护之职。选定监护人则指由亲属会议或法院选任的监护人。二者相比较，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有两个不尽合理之处：（1）未规定遗嘱指定方式似有悖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私法原则。此外，父母亲基于亲情，在遗嘱中指定的监护人通常是自己较为信任的人，由其作为监护人，对于被监护人应较为有利，法律似无予以否定的必要。（2）通则中的指定监护实际上即为选定监护，但将单位与居委会、村委会作为选定机关显然是不合理的。从各国（地区）的相应规定来看，选定机关之所以主要为亲属会议或法院，缘于前者系由被监护人的亲属与朋友组成，熟悉被监护人的情况，后者则为公权机关，拥有权威性。而除了村委会之外，单位或居委会并不一定了解被监护人的家庭情况，因此其作为选定机关，并不能保证选定的人选是最为合适的。
（五）未规定监护监督机关。
设立监护监督制度的目的无非在于更好地保障被监护人的利益，故多数国家（地区）均予以规定。如澳门民法典规定，监护监督机关为亲属会议。亲属会议由法院指定，由检察官担任主席，成员则在被监护人的血亲、姻亲、父母的朋友、邻居或其他关心该被监护人的人士中选定。亲属会议成员的职务是无偿的和强制性的，非有法定事由不得拒绝。亲属会议主要负责监督监护人履行职务的方式、在有必要时向监护人员提供建议、与监护人配合，在监护人不能履职时替代监护人，作为被监护人的人对监护人提起诉讼等。（注：澳门民法典第1953-1955条、第1959条。）随着各国（地区）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加强，公权力介入属于传统私法领域的监护事务，业已成为一种趋势，如澳门民法典规定由检察官充任亲属会议主席，一些国家还设立了专门的监护机构，如瑞士的监护官署、日本的家庭裁判所等，加强对监护人的监督。反观我国民法通则，由于未规定监护监督制度，因而难以监督监护人的所作所为。近年来，儿童辍学经商、被迫沿街乞讨或表演杂耍，成为嫌钱工具，甚至被黑社会所控制等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与缺乏对于监护人的监督与制裁手段有极大的关系，各地收容机构往往只能将这类儿童遣送回乡，却没有任何机构主动介入，对监护人提出指控，从而有效遏制这类现象。最近成都某中学起诉在义务教育阶段中途辍学的六名学生的家长，虽然反映了人们对义务教育法认识的提高，但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而对着众多的学生，难以对所有监护人一一加以监督，因此由学校作为监护监督机构，不仅缺乏法律根据，而且也是不可行的。
二、改变观念：正确认识监护制度的意义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折射，本身又是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因此，家庭关系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社会关系的稳定。而监护关系涉及了家长与子女、家庭中不同成员之间的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因而是家庭关系在特定情况下的体现。正确把握并调整这一关系，是构筑我国现代家庭关系的重要环节之一。
然而，长期以来，监护关系在我国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几千年传统观念的影响。在我国的家庭制度中，长期实行的是家长制，在家庭关系中，家长的权威胜过法律的权威，子女始终被视为家长的财产，家长对子女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解放后，虽然在法律上废除了家长制，但传统观念仍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因而强调监护人的义务多于权利、监护人的监护行为须受外部机关乃至公权力监督的现代监护观，还难以被广泛认可。其次是由于家庭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因而人们往往将家庭视为私之又私的领域，甚至相当一部分司法工作人员也持这种看法，因而即使监护人严重失职，乃至于侵犯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异姓旁人”也不愿插手于“清官难断”的“家庭纠纷”。最后，虽然我国现代家庭财产制度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传统的不分彼此的共同家庭财产制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正遭受冲击，但新的、多样化的和包含更多法律意义的家庭财产制尚未建立，因此，诸如要求监护人区分自己的财产与被监护人的财产，妥善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不得随意处置被监护人的财产等规定，也难以被接受。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现行监护制度的局限性正逐步暴露出来，这一领域中新的问题和挑战也不断出现，例如：1.我国目前虽已有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立法，但在家庭保护这一环节上的相关规定却过于概括，缺乏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同时也未设立专门机构从事这方面的监督工作，因此难以约束监护人的行为。近年来，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城乡流浪儿的数量却没有减少。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据我们对广东某市所做的调查表明，监护人的失职是导致孩子们离家出走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如监护人教育方式失当；监护人嫌弃、虐待被监护人；无监护人；监护人本身品行不良，不愿或不能尽职等。对精神病人的监护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因此，应如何加强对监护人的监督？是否应设立专门机构保护未成年人？2.未成年人犯罪发案率逐步上升，家庭教育不当，监护人监护不周是重要原因。是否应追究监护人的责任？如何追究？3.由于社会福利机构缺乏资金，相当一剖分符合条件的儿童无法进入这类机构，光靠社会捐助，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各级政府应承担什么责任以执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20条第一项的规定：“暂时或永久脱离家庭环境的儿童，或为其最大利益不得在这种环境中继续生活的儿童，应有权得到国家的特别保护和协助”？4.据调查，由于医疗费用大幅度上升，部分家庭无力承受高额医疗费用，只好任凭精神病人四处游荡，从而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对此，应如何予以较为妥善的解决？5.随着离婚率的上升，单亲家庭增多，部分单亲家庭生活困难，或监护人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如何帮助这部分家庭？由什么机构负责这一工作？6.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拥有个人财产的未成年人也在增多，如何处理这种新的财产关系？7.由于吸毒、赌博、、酗酒、婚外情等现象的存在，一些家庭的经济状况恶化，直接影响到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妇女、儿童的生计，进而导致家庭关系的恶化。我国是否也应借鉴国外立法经验，设立禁治产制度？如何规定这一制度？这些都是有待解决的课题。
社会关系的变革需要观念的更新，新的家庭关系的建立亦概莫能外。只有当立法者、执法者及全社会都深刻认识到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国现代家庭关系及财产关系的监护制度的意义时，法律的制定才能既具有前瞻性，又具有现实性，法律的执行才能得到保障，监护人才能自觉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因此，加强宣传教育，让全社会都了解监护制度设立的意义，都来关心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三、关于完善监护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尽快修改现行监护法。
合理、明确的立法是完善监护制度的前提。监护法的修改应将重点置于下述几个方面：
1.体例的变更。即应将监护法编入家庭婚姻法（或称亲属法）中，并将监护与亲权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分别加以规定，尤其应明确规定监护的性质，使之成为强制性的法律义务，监护人除有法律规定的正当理由并经履行法定程序，不得任意推却这一义务的承担。
2.具体规定监护事务的内容，明确监护人的权利、义务，强化监护人的责任。在人身监护方面，应设置监护监督人，以确实执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关于保护未成年人“在受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任何负责照管儿童的人的照料时，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剥削，包括犯”的规定。在财产监护方面，则应规定监护人的以下责任：（1）在监护开始阶段，造具并向监护监督机关提交被监护人财产的清单；（2）妥善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但未经监护监督人同意，不得处分之；（3）禁止监护人受让、承租被监护人的财产或接受该财产的抵押、质押；（4）定期向监护监督人报告被监护人的财产状况；（5）当被监护人成年时向其移交财产。
为了增强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建议具体规定监护人的责任，并规定在监护期间，对监护人提起损害赔偿诉讼时，由监护监督人充当被监护人的人。至于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参签各国（地区）立法例，可定为五年，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自被监护人成年之日起起算。
3.明确监护人的资格，具体界定“监护能力”的范围。在判断监护人是否具备监护能力时，不仅应考虑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状况、与被监护人生活上的联系状况，还应考虑监护人的个人品行、文化水平、监护人与被监护人及其父母的关系等。为了使监护人能够确实担负监护之职，还应取消法人、单位、居委会、村委会作为监护人的规定。此外，为了便于监护，监护人的人数原则上规定为一人为宜，但被监护人的财产数额较大，需要数个监护人共同管理者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