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的基本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医学的基本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摘要：每一种类的化学知识都有各自的特点，在学习中可以采用不同的记忆策略。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学科，实验贯穿于化学知识的方方面面，它不仅是学生学习化学知识、培养能力的基本途径，还是培养学生科学态度、情感意志的重要手段。 

 

化学基本概念是指中职化学教学大纲里规定的最一般、最广泛应用的概念，通常用词来表示，是中职化学教学中起关键作用的核心内容。因为它不仅是学习化学基本理论、元素化合物等知识的前提，还是培养学生观察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基础。学生能够清楚、准确、深刻地理解和记忆化学基本概念，对学好化学十分重要。 

一、知识组块化记忆策略 

记忆心理学研究表明：对于所有正常的成人而言，短时记忆的容量只有7±2个组块。而根据个人的经验和认知，使记忆材料中孤立的事物组合形成更大组块的思维操作过程称为“组块化”。这是记忆活动中最一般，也是最重要的方法，它可以转换记忆单元，使人脑中较小的记忆材料结合成较大的记忆单元，从而扩大短时记忆的容量，提高记忆效果。所以，在教学中有必要将庞杂的化学知识进行组块化，再通过联想和扩充掌握知识，不仅能够增加大脑的记忆量，更能提高记忆的效果。例如，学习电解质概念时，让学生抓住“或”、“化合物”两个关键字词来记忆电解质的概念，就容易把握实质。“化合物”表明只有化合物才可能是电解质，由此可知单质和混合物都不在电解质之列；“或”则表示对化合物而言，无论其熔融态还是水溶液，只要两种状态下有一个满足条件能够导电，该化合物即属于电解质。 

化学基本概念的语言描述是概念本质的抽象概括，任何一个成熟概念的定义都是经过反复推敲和锤炼的语言。所以在教学中，找准并抓住概念的关键字词，进行适当的分析论证、比较对照、综合推理，就可以化繁为简、化难为易，顺利完成概念的教学。抓关键词法就是中职化学基本概念学习中一种行之有效的知识组块化记忆策略，普遍适合于化学概念的理解和记忆。 

二、对比记忆策略 

中职化学有不少容易混淆的概念，如电解池与原电池、电离与电解、取代反应与置换反应、化合反应和加成反应、硝酸的酯化和硝化反应等。为了使学生对概念有较深刻的理解，就要加强不同概念之间的对比分析，弄清并把握它们之间的差异点和相同点，找出它们的内在联系及本质区别，使输入的信息加强对大脑的刺激，从而让记忆变得容易起来。例如，认识原子核涉及三个概念：元素、核素和同位素，这三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是难点，学生对这三个概念易混淆。在学习完原子结构表示方法后，通过展示图片，让学生尝试着用原子结构表示方法画出，引出氢的三种原子表示法，再通过层层设疑形式，理清这三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结合学生已有的知识，创设一系列层层递进的问题，让学生掌握元素、核素、同位素的概念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由具体的实例出发设置驱动性的问题，这样做能够牵制学生的思维，诱发学生质疑、引起探究的冲动，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化学概念的兴趣和动机。再借助韦恩图，对概念之间的差异和联系加以对比分析，加深对这些概念的记忆和理解。 

三、直观记忆策略 

在中职化学基本概念中，涉及许多抽象的概念，如物质的量、阿伏伽德罗常数、气体摩尔体积、化学键、同素异形体等，对刚刚进入中职阶段的学生而言，掌握起来比较难，常常只是机械地记住他们的定义，难以理解，时间一久概念就模糊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既可以运用生动、形象化的语言介绍概念，也可以充分利用幻灯、视听工具、实物、模型、图表等直观教具，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充分发挥学生各种感官的功能，提高学生的注意力，从而加深记忆。例如，“电子云”的概念比较抽象难懂，为了便于学生理解，可以根据氢原子瞬间照相图制成一系列幻灯片，在课堂上将幻灯片逐渐重叠放映出来，就不难让学生理解“电子云”的概念。再如，在学习“摩尔质量”、“气体摩尔体积”、“物质的量浓度”等概念时，将其文字叙述形式变形为数学表达式，如“物质的量浓度”这一定义的文字叙述形式为：单位体积溶液所含溶质物质的量。此时，我们可以用“n ”表示“溶质物质的量”，用“v”表示“溶液的体积”，“c ”表示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由此按照定义，物质的量浓度的数学表达式为：c= n/v。通过这一直观的表达式，学生就不难理解物质的量浓度的定义了，记住也更容易。 

基于化学概念抽象性的特点，加强直观教学是提高化学概念教学质量的首要环节。因为只有用鲜明的感性材料，才能使大脑皮层形成兴奋中心，引起学生的注意力，从而形成深刻的概念。其中，实验是向学生提供感性材料最常用的教学手段，即可由实验现象引入概念；或者由旧概念不能说明的问题引入新概念；亦或以学生已有的知识和常识作为感性材料引入新概念，都可以激发学生学习概念的浓厚兴趣。在教学活动中，直观、形象的知识总是比枯燥、抽象的知识更能引起学生共鸣，使学生记忆更加深刻。所以，教师应当把枯燥乏味的知识讲得生动、形象、有趣味，增强学生的感知，在不违背科学性的前提下，恰当利用学生生活中熟悉的事物作比喻，便于学生通俗易懂。 

 

参考文献： 

[1]杨志亮等.对化学新教材的研究与实践[j].化学教育,2001,(z1). 

篇2

1.习题数量较多，体现函数知识在高中数学中的重要性

纵观整个章节，我们可以发现，教材习题遍布在例题及其变式、练习、习题以及复习参考题中，其题量统计如下表：

章节例题及其变式练习习题

2.1173037

2.29918

2.3131921

2.4125

2.5675

2.6345

复习参考题 30

从表可以看出，就这一章节中的需要学生独立完成的练习和习题多达182题，而函数这一章节基本内容多，题型方法多，高考中对学生的能力要求又高，表明了本章教材编写依然重视传统的“双基”教学，依然坚守“熟能生巧”的学习传统，通过利用大量的练习和习题对学生所学的知识进行强化训练，以巩固新知.

2.探究题与应用题所占的份量加重，更加注重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

为适应新课标的发展，强调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在习题设置上，除了传统的计算、概念性习题外，还有以实际问题为背景的应用题，以推理、图表等形式出现的探究题，在阅读与思考中出现的研究性开放题.以下是对教材后出现的练习与习题进行的分类，统计如下表：

章节计算、概念性习题应用题探究拓展思考题

2.15488

2.22425

2.33714

2.4611

2.512 1

2.6261

复习参考题2622

从表可以看出，开放型问题的份量在习题设置上较以前的教材大大加重.以实际问题为背景的应用题，将数学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培养数学应用意识，同时要求我们在数学教学中要培养学生自主思考的空间以及数学建模的能力.

3.习题中蕴含丰富的数学思想方法，更加关注学生思维能力的提升

在函数知识中蕴含着许多的数学思想方法，比如数形结合，分类讨论，函数与方程等，学生通过习题加强对这些思想方法的运用，使他们的思维能力也有很大的提升.例如在判断函数奇偶性和单调性问题中涉及数形结合思想，在处理 这类“准二次函数”问题中涉及分类讨论的思想，在讨论超越方程根的个数问题中涉及函数与方程的思想等，在解决以实际问题为背景的应用题中，要把实际问题转化为函数问题，再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即涉及转化与化归思想.

二、教学建议

1.渗透数学思想方法，培养学生数学思维能力，提高学生数学基本素养

数学思想方法是数学的灵魂，学生对数学思想方法的掌握与灵活应用，体现了学生的数学知识水平与数学能力的高低水平.函数知识作为高中数学的非常重要的一节内容，在习题设置上，习题中蕴涵着丰富的数学思想方法，是提升数学思维能力和提高学生数学基本素养的重要材料.

案例1P94复习题27：若关于x的方程3tx2+(3-7t)x+4=0的两个实根α,β满足0

这是一道简单的求参数取值范围的题目.我们来大致分析一下解答过程：首先将方程3tx2+(3-7t)x+4=0转化为函数f(x)=3tx2+(3-7t)x+4（函数与方程思想），再利用二次函数根的分布列出不等式组解出t的取值范围（数形结合思想）.

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们不能只教会学生机械地套入步骤过程，而是要站在一个“为什么”的高度去解题，潜移默化地渗透数学思想方法，使学生的思维在解题中得到自觉提升，真正发展数学能力.

2.组织和安排研究性和探究性学习，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

函数习题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研究性，因此教材中提供了丰富的开放性习题，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性素材，建议在课本习题基础上设计一些研究性、开放性的问题，让学生自行探索解决.

案例2P33探究拓展第13题：已知一个函数的解析式为y=x2，它的值域是［1,4］，这样的函数有多少个？试写出其中的两个函数.

这是一道看似简单但富有探究价值的问题，作为探究性学习的素材，可以组织学生开展探究性学习活动.这样一方面加深了学生对函数三要素的理解，数形结合思想的渗透；另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自主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助于学生体验探究的过程、感受成功的喜悦.

3.指导和加强学生的数学建模能力，培养数学应用意识

篇3

    以大一新生第一学期开设的“中医基础理论”和“人体解剖学”课程为例。同样以“心”“肝”“脾”“肺”“肾”五脏为研究对象,西医学强调的是物质概念的实体性,这种建立在近代生物学基础之上的,以实验、分析、归纳逻辑为主的思维方式与学生从小建立的思维模式接近,易于被接受和理解。而中医学的五脏并非解剖实体,在中医学的脏象学说中蕴含了“取象比类”、“整体观念”等思维方式,这些从未接触过的理论不易被学生所理解和认可。两门课程同时开设,学生一学期对比下来,只能对中医理论、概念更加的彷徨、难以接受。中医思维的缺失势必导致学生无法深入理解中医理论的精髓,临证时缺乏“圆机活法”的灵感,处方用药只能停留在死板的复制上,面对疾病找不到较好地解决办法。

    在中医理论的学习和临床实践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好的方法可以使人们事半功倍。方法论则是对具体的科学方法的概括和总结,从更抽象的层面上来把握方法的性质、发展规律及其价值。[6]通过对《中医学方法论》课程内容的调整与更新,可以加深对中医学理论的研究和哲学反思,激发学生对中医学习的感悟性,使学生建立起中医固有的思维模式,以指导临床实践。以下从五个方面论述《中医学方法论》课程对学生中医思维的培养。剖析气、阴阳、五行等核心方法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观和方法论的直接影响,诸如气、阴阳、五行等,既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医理论的重要命题。因其与儒家、道家等思想有着割不断的文化渊源,故《中医学方法论》课程从《易经》、《庄子》、《老子》等古代典籍中探求气、阴阳、五行这一核心方法论产生的根源,并与《内经》等历代医籍相联系,层层深入探寻其中奥秘。

    了解中西文化上的根本差异中西医是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土壤和社会背景中发生发展起来的,他们在观念形态、致知方法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医学方法论》这门课程将从中西医产生的历史背景、地域因素、文化内涵、科学范式、认知方法等多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从各个不同层面上揭示中西医的异同之处,让学生们更深层次地了解中西方文化及医学的差异,以便更好的理解中医的特色所在。建立正确的中医思维方式中医的思维方式从形成到发展经历了几千年,是一种整体的联系的普遍的思维方式。在《中医学方法论》课程设置上将提炼出“取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经验思维”等多种中医的思维方式,从概念、特点到临床应用,与学生共同探讨并建立中医特有的思维方式。增强对辨证论治的理解与运用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重要特色之一,也是中医治疗的一大优势。在课程设置上将辩证思维从各种中医思维方式中提取出来,作为专题重点讲授。首先分析探讨辨证论治的基本概念及原理;其次重点讲授中医在长期临床实践中所形成的辨证论治方法,如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三焦辨证等,了解每一种辨证方法的源流、内容和意义;最后将中医的辩证思维与具体辨证论治方法相结合分步骤、分层次进行论述。在增强学生对辨证论治方法认识的同时,进一步加深对中医辩证思维的领会与运用。

    讨论中医临床从望、闻、问、切四诊资料的搜集到分析判断进行辨证及最后做出决策处方用药,这一过程中的相关思维方法。努力挖掘、整理出中医对疑难病症诊治的思路,激发学生学习医案的兴趣,使学生建立起中医临床思维。培养正确的中医思维,是深入研究中医理论和从事中医临床实践的重要基础。中医未来的发展寄希望于中医的教育,因此,在中医的高等教育中应遵循中医学发展的固有规律,更加重视大学生中医思维的培养。《中医学方法论》课程可帮助学生在现代文化背景下,准确理解和正确把握中医学博大精深的理论知识,提升中医理论水平,并为学生建立中医思维以及在中医思维指导下进行中医临床实践和科研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篇4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超级秘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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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学生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养模式

医学生人文医学执业能力是在医学教育实践临床过程中医学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和孕育。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已经成为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医学模式要求医学生克服只见病不见人，忽视人的心理、社会环境等制约因素的影响，从而达到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完善与和谐。这一执业技能的掌握不只与医学生――未来的医务工作者个人发展相关，更与我国医学教育的实践发展、患者的治疗效果和医院的发展密切相关。

加强医学生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养的课程模块建设

人文医学的概念有很多种词义理解，笔者比较赞同贺达仁教授的观点。他将医学分成四个部分：基础医学、技术医学、应用医学与人文医学。他认为人文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医学是考察医学与社会学的相互关系，提高医学活动主体的素质和社会功能的学科群。①医学生医学人文执业技能培养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由于技能培养的实践性特征，医学人文执业课程在医学人文学科群的基础上又必须增加与执业相关的技能，因此在医学生医学理论教育和临床实践教育阶段的核心问题都必须始终围绕如何提高医学生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而展开。

“实用技能类”课程一般在临床实习阶段展开，但缺乏相应的课程体系。大多都是在临床教育阶段开设一些讲座，进行一些专题培训。笔者所在学院院主要结合中国医师人文医学执业技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养内容进行专题培训和讲授，主要有以下六大模块：医师概论；医师法律与法规；职业素养；医学道德；医护人员沟通能力的重要性；如何有效进行体势语言的交流。按照人文医学执业技能的概念特征和《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医学专业技能、职业价值、行为态度、伦理道德是对医学生的最基本的要求。人文医学实用技能类课程必须始终围绕这些基本要求展开。因此该教学模块必须强调实用性。要将“基础理论类”课程模块所学内容诸如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法学、医学哲学、医学社会学通过该模块进行实践。要以专题讲座的形式、在学生临床见习、实习过程中向学生讲授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职业态度、法律素质、医患沟通的重要性，使医学生认识到敬业精神和医学伦理行为是医疗实践的核心内容，医务人员的基本道德规范和法律责任是医学职业的基本要素，如医患沟通能力是医学生临床实践阶段重要的人文医学执业能力之一。其他很多技能都要围绕医患沟通的培养展开。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福冈宣言》指出，所有医生必须学会交流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缺少共鸣（同情）应该看作与技术不够一样，是无能力的表现。我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医师应当如实向患者或者其家属介绍病情，但应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一条要求：“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所以在临床实践阶段必须以医患沟通为主线在伦理道德和法律的范围内加强医学生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养。

加强医学生人文医学执业技能课程教育的序惯性和实践性

医学生人文医学执业技能教育应渗透在整个教育阶段。以笔者所在学院为例，第一学期开设“中医发展史”课程，使学生了解掌握中医学的起源、形成、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了解社会结构和经济文化、科学状况、意识形态与医学发展的关系，了解影响医学发展的主要因素。限定选修课中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医哲学基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自然辩证法等课程。如中医哲学课程使学生了解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了解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文化特色，理清中国哲学与中医学的体用关系；从而为系统学习中医学打好基础并有助于体认华夏思维方式，为继承发扬中医学的精髓，为将来从事中医药学临床、科研做好前提的理论准备。在整个医学人文教育课程培养中要结合专业基础课着力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百折不挠的工作作风、相互协作的团队精神和勇于开拓的创新意识，强化“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强化学生实施人文教育的意识、能力以及法律法规意识。

医学人文课程仅在医学教育的前期开展，同时学习的是医学基础课程。而当进入专业课和临床实习期后，并没有专门的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这和国内的大部分医学院校医学人文教育情况相符。笔者所在学院院在实习前一学期只开设《卫生法学》课程。而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包括多个方面，有认知的、也有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如果说专业学习有赖于专业实践，那么人文精神的塑造、综合素质的提高则有赖于积极的生活和行为养成。医学人文执业教育应贯穿医学教育的始终，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学习阶段又有所不同。因此我们所提出的医学人文执业课程模式始终必须强调理论和实践教育的结合，必须结合医学生在不同时期的心理特点。笔者曾做过问卷调查“当你作为一名医生，类似SARS的传染病再次来临，你会怎么办？”大一学生选择“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冲上去”占80%，而大三学生大多选择“这种事百年不遇我不一定能碰上”，临床实习学生选择“轮着上则上，轮不上则不上，领导让上则上领导不让上则不上”占60%。这说明医学生在每个阶段对医学的职业认同感是不同的，因此在不同阶段的医学人文执业技能教育必须要有所区别。广州医学院就将医学人文教育的整体渗透分四个阶段进行：准备阶段――基础课教学使大一学生在教师讲授和部分临床见习过程中早期接触临床，接触病人，早期进入医生角色，树立终生为病人服务思想；渗透阶段――专业基础课程以提高学生专业素质，增强人文医学执业能力为导向；强化阶段――临床课程教学内容充分体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新模式的要求，实践教学强化“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强化学生实施人文医学执业能力的意识；反思阶段――临床后期开设“医疗实践法律处理”、“医患沟通能力实践”等医学人文课程，使学生运用相关理论反思临床问题，从而获得感悟与提高。

国外医学院校五年期间医学人文课程始终贯彻医学教育的始终，哈佛大学医学院医患课程贯穿医学教育四年时间。而在临床实践阶段的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则注重与医技、职业道德相互融合，重视伦理学、法学教育，强调医患关系，关注与社会有关的医学人文素质的养成并开设医学人文应用类课程。人文医学的本质属性是人文性，核心精神是人文精神。医学实践教育必须以人文精神的培养为核心。近年已有很多国内医学院校包括我院已经借鉴国外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养的方法开始提出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理论课程教育―临床实践教育―社区医疗实践――终身培训教育”的模式。

加强医学生人文医学执业技能临床实践教育的多途径性

临床实践是培养医学生人文医学执业技能的重要阶段，是医学生从教学走向临床的第一步。这一阶段对医学生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教育大多落在了各教学实习医院身上，医学教育的实践性特征要求医院必须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医院和带教医生是医学生走向临床实践教育的第一任教师，他们的一言一行对医学生影响都特别大。在教给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要通过自身示范作用教会学生如何与病人沟通，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会关心病人、尊重病人、爱护病人，养成严谨的工作作风、乐观的生活态度，树立高尚的医德。在实践中提高医患沟通能力、伦理决策能力，为以后的和谐行医、依法行医打下良好的基础。

同时，加强医学生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的临床实践教育可以从多个途径开展。2008 年教育部、卫生部《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指出：“医学院校必须依据医疗卫生服务的需要、医学科学的进步和医学模式的转变，制订符合本校实际的课程计划。”目前，人们对医疗的需要已转向康复、心理治疗、健康教育、老年性疾病等医疗服务上。大多医学毕业生将成为社区医疗服务人员，社区医疗服务满足了人们对医学发展的需求。人文医学教育要结合基层卫生保健体系的需要，以社区为导向，确保人文知识的学习运用与医学、卫生保健的需要相结合。在整个医学教育过程中尤其在临床实践阶段可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学生深入社会、深入社区，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实践，使学生能够在耳闻目睹中亲身感受和体验医学人文精神，提高服务社区的医学执业工作能力，培养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在实践中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生存、学会共处。从某种意义上讲，来自社会实践的人文医学执业技能教育，与校园中单向传输的教育效果相比较，前者更富深刻性、持久性和丰富性。（作者单位：河南中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本文系2008年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医学生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养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教高〔2008〕49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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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培养中医思维方式:中医学是在浓厚的中国古代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具有理性思辨和哲学睿智的医学。对于刚刚接触中医的人来说，《中医基础理论》课程的内容是完全陌生的，与他们之前所学习的现代科学知识及所身处的现代科技环境有很大的差别。而中医学的思辩性思维，也会使习惯于逻辑性思维的学生在学习中产生很多困惑，造成对中医理论的误解以及学习兴趣和效率低下。哈佛大学有句名言：“成功者和失败者的差异，不是知识也不是经验，是思维方式。”因此，初学中医，亟须培养中医思维模式。因此，在讲授基础理论课程之前，我们着重《中医学导论》的讲授，其内容包括中医学的学科性质、先秦百家思想与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中医学的医学模式、中医学的本质特征及中医学对世界科学的贡献等，使其能够认识到中医学是不同于现代医学乃至于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传统医学理论体系，有其自身的独特规律和特点，逐步培养中医学整体的、辨证的思维模式，为将来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1A]。

1.2引入人文文化观念: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根基，中医思维方式形成的基础，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水融的关系。而一般来说大学新生的传统文化知识相对贫乏，因此，我们在授课过程中应加强文、史、哲等知识的讲授，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渗透。如哲学基础部分是建立中医思维模式的关键，在讲授过程中就可以结合中国古代哲学，以及天文、地理、气象、物候、历法等知识予以阐述[1B]。这不仅能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拓宽学生的知识层面，而且能帮助学生领悟中医理论的内涵，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掌握中医特有的思维方式方法。

1.3创新课堂教学方法:从内容上看，《中医基础理论》教材包括四大知识模块，即：中医学哲学基础、藏象理论(藏象、精气血津液神、经络)、病因病机、防治原则，各知识模块特点不同。因此，采用单一的教学方法显然不适合该课程全部内容，而应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优化教学，从而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近年来，我们从学生的认知特点和教学规律出发进行中医基础理论多样化教学，采用了互动式、案例式教学等多种引导学生有效学习的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1.3.1互动式教学:课堂上，我们常用讨论法进行互动式教学，按照“选题-分组讨论-代表发言-提问-解答-点评”的步骤，逐步引导学生透彻理解题意，明晰基本概念和相关原理，贯通相关知识，进行分析、总结，得出结论。此种教学活动，强调了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教师与学生的双向交流，调动双方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实现教与学的统一，可使学生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巩固，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1.3.2案例式教学:例证是教学艺术的催化剂，它可使抽象的内容更形象具体，深奥的内容更浅显易懂[2]。而中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作为中医临床实录的医案，能最直接地反映医生的临床思维。因此，案例式教学接近于直观场景，克服了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理论课堂教学方式的弊端，不但能充分吸引学生注意力，而且利于学生理解记忆，适合中医基础理论的任何内容。在实际操作中，可根据学习内容及学生的接受理解能力采取不同的形式。最初可以以讲述为主插入案例分析，例如在讲解“气能生血”时,可以例举临床补血配合补气药治疗相关血虚的病例。而后期由于学生有了一定的基础知识，分析理解问题能力提高，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有针对性、内容详尽且通俗易懂的古今医案，组织学生分组讨论。

1.4配合多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学是一种新型的教育形式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结合图像、文字、音乐、动画等，利用PPT、视频、录像、幻灯片等方式，综合处理授课信息，创造图文并茂、生动形象的教学环境。其优势是它能把多种信息有机地结合起来，学生们能从多角度、多途径获取大量的信息，特别是以往教学中较为欠缺的视觉信息。如经络学说的内容，结合多媒体教学，则图文并茂，更加直观，有利于学生的理解、记忆。但我们一定要注意多媒体的设计要突出重点，而在授课过程中也要注意师生互动[3]。

2加深理解，注重实验教学

实验教学是现代教育的重要形式，尤其在医学教育中，它有着理论教学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一种必不可缺的教学方式。《中医基础理论》实验教学是中医基础理论传统教学模式和方法的重大变革，它能使抽象、深奥的理论得到直观的体现，中医方药的神奇效果得到验证，从而加深学生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理解。

2.1在示教室观察各种示教模型:《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某些内容理论性强、抽象，如经络学说中十二经脉的循行路线、分布规律等，很难如解剖学一样让学生目睹其真实状态，教师讲课费力，学生又难以理解。为了解决此问题，可以让学生走进示教课堂，通过人体经络模拟模型观察十二经脉的循行路线，进而总结其走向规律、交接次序及在人体的分布规律等，如此则改善单纯课堂讲授时枯燥乏味的不足，增强教学效果。另外，舌象仪、脉象仪等各种直观示教模型，都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教学气氛，在提高教学质量上起到重要作用。

2.2通过动物实验理解中医理论内涵:近年来，我们尝试逐步引入动物实验到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中。在系统学习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现代实验方法和手段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验证和阐释，增加了教学的直观性，有助于学生正确理解和掌握中医理论的科学内涵。如学习阴阳学说时可设计如下实验：制作阳证、阴证动物模型，观察阳证、阴证两组动物模型的表现特征如神态、眼球、活动及皮肤血管情况，并测量体温、心率的变化，运用阴阳学说理论对比分析两组动物的症状发生机理，从而加深对“阴胜则寒”、“阳胜则热”理论的理解。

3强化记忆、拓展知识，利用网络资源

由于《中医基础理论》知识点多、信息量大、学时数少，单纯的课堂教学很难满足学生的需要。因此，创建《中医基础理论》网络资源库，为学生提供一个课后学习的平台是非常必要的。该网络资源主要包括基础知识学习、教学内容拓展、学习水平测试三个方面。

3.1基础知识学习平台:该平台的资源主要包括《中医基础理论》教学大纲、电子教案、讲稿、教学课件、教学录像等。教学大纲、电子教案可以帮助学生提前预习，使学生对每一次课的教学重点、难点有一个了解，避免听课时主次不分，影响对重点知识的理解掌握。以往的课堂教学，学生往往只顾忙于笔记而忽视了老师的讲解，从而使很多晦涩难懂的中医概念无法真正理解，严重影响了学习效率。注意到这一点，我们把讲稿及全部教学课件上传至网络平台供学生下载，使学生上课时能集中精力听讲，而老师也能在保证重、难点知识讲清讲透的同时，加大课堂教学信息量，如此则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

3.2教学内容拓展平台:拓展平台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能够开阔视野，从多角度全面认识中医。如千古中医故事、中医大家讲座视频等，可使学生对中国医学发展的坎坷历史、中医学对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医学的贡献等有一个了解，进而增强学习中医的信心；中西医学比较部分通过对中、西医学的医学模式，中、西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各自诊疗疾病的特点等方面的对比学习，使学生初步认识中西医学各自的特点、优势及不足，利于学生中医思维模式的形成，并有助于以后临床诊治疾病过程中充分发挥中医的优势，并利用现代医学先进的方法手段弥补中医的不足；案例教学内容可通过简单的案例分析帮助学生加深对基础知识的理解；最新研究进展部分则结合现代知识和现代研究成果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剖析，这样既有助于其理解和记忆中医理论知识，弥补中医理论较抽象、难理解的不足，还可以扩展学生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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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容多，学时少

中医学概论教学内容多，医学专业性强，涉及面广，需要记忆的知识点很零碎、抽象，如望诊、问诊、切诊的相关内容。中医本科生300多学时的内容要在非医学专业80学时讲授完毕，并且这些专业的学生大多在一年级、二年级接触这门课程，没有经过西医基础知识的系统学习，对人体的解剖结构、组织生理尚不熟悉，因此如何把握教学的深浅度，成为一个难题。

2学习认识不足，方法欠缺

通过与学生的交谈及问卷调查发现，在教学过程中一些学生甚至对开设这门课程的必要时产生疑问，如计算机专业学生认为只要学习好计算机编程就可以，体育健康专业学生认为练好自己的体育专项就行，学习医学尤其是中医学对其专业并不重要，对今后的就业也无帮助，因此学习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一些学生虽然对中医学概论感兴趣，但认为需要记忆的内容繁多，也很抽象，不知从何学起，也不知道如何能在短时间内掌握中医的思想精华，并在本专业中得以应用。

3实践性强，操作难度大

中医学是在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发展的医学科学，临床实践性很强。但由于中医学概论学时非常有限，培养目标与医学专业有所不同，没有临床见习和实习阶段，与临床病人相脱节，因此缺乏客观性、具体性和操作性。如脉诊中脉象的学习，问诊的内容及技巧，用药的规律及疗效。

二、教学改革思路和方法

1结合文化背景，诠释中医理论

中医学孕育于中国传统人文土壤之中，与西方现代医学有明显的异质性。因此，在中医基础理论内容讲授时，要时时结合古代文化知识，如中医学的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学说等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病因学说中“风邪”与自然界中“风”的联系;兵法在治法中的运用等等。因此，我们在尽可能的条件下，组织学生进行中医多元文化背景的讨论与交流，从而让学生逐步领悟到中医学中阴阳、气血、藏象、正邪等基本概念的内涵，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科学性，中医临床疗效的特色优势，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学习中医学的兴趣。

2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从学生角度出发，换位思考，认真分析部分学生因内容多、学时少、医学知识面广导致学习积极性不高的原因，将教学内容安排合理化，尽可能“博览”，而不宜“精深”，以适应非医学专业学生的接受能力。在教学内容上层次深浅恰当，如详讲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内容，而略讲中医诊断学、方剂学内容;并将相关重复的内容合并，如病机学中“气血失常”与辨证中“气血津液辨证”，病因与发病中“邪正与发病”与病机学中“邪正盛衰”、辨证中“八纲辨证－虚实辨证”。这样不仅节约学时，还可使内容有机整合。针对不同专业，教学内容有所侧重。如体育健康专业由于大强度的训练容易引起损伤及疲劳，因此对祛风湿、活血化瘀、补益方药等重点讲授;医学英语专业由于需要对中医药知识进行英语翻译，因此对中医药文化背景、医理的疏通、名医名药介绍及现代研究进展有所侧重。计算机专业由于长期接触电脑，颈椎病及视力下降较普遍，因此对经络学说、按摩手法及养肝明目中药进行重点介绍。

3教学方式多样化

制作大量的多媒体课件，并购置了成套的VCD光盘，在课堂上运用了各种有效的直观手段，如图片、影片、动画等，以多方位刺激学生的感官，增强学生的理解力。整个教学活动都围绕着临床常见病和学生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展开，学以致用，并向学生灌输中医对老龄化社会“治未病”、养生保健、药膳、凉茶等所作的贡献。在讲授中医望诊、问诊、脉诊教学过程中，通过经过优化的情景演练，激发学习热情。通过临床模拟、病例分析学习辨证论治。对学习能力较强的医学英语专业还留出1～2学时让学生自行制作PPT，并上台试讲;对熟练掌握计算机网络知识的计算机专业开展中医药文化知识网页制作小竞赛，并作为平时成绩纳入考核范围。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启发式、互动式教学方法，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我校中医药文化节，撰写中医药在本专业中的应用构想等相关论文。

4以导为教，发挥学习的自觉性

虽然中医学概论课时缩减，但内容仍然博大精深，运用“填鸭式”教学模式不仅不利于课堂教学，而且忽略学生思维方式和学习能力的培养，因此，我们在给学生上课的第一节课时就给出具体参考书目，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中医学，要求每周做两次读书笔记，并就学生提出的问题做出相应解答。在讲授“阴阳”、“五行”、“藏象”学说时引导学生学习《内经讲义》;讲授“气血”功能时引导学生理解当归补血汤、补阳还五汤、血府逐瘀汤等方义;讲授“脏腑辨证”时不仅引导学生翻阅临床医案、医话，而且将医案提前拷贝给他们，以便节约课堂时间，加强辨证思维能力;讲授中药学时带领他们到我校药王山辨识中药性状、功能。始终引导学生处于积极的思考状态，去“发现”知识，而不是简单的给他们“灌输”知识。在整个教学实践过程中，注重将中医学宏观、思辩的内容向直观、形象化方向转变。

5加强沟通，服务就业

针对部分非医学专业学生认为中医学概论的学习与本专业的相关性不大，通过与学院领导、辅导员沟通，明确培养目标，加强其就业思想指导。如计算机专业的培养方向为:“从事医疗信息系统的开发，医学影像处理技术应用，医院计算机网络设计和维护，医学数据库开发以及生物医学计算机应用领域……”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为从事医院的管理。因此，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既要贯彻中医学理论与实践知识教育的系统性，更要注重服务于所学专业，丰富和优化知识结构，紧密与本专业知识相结合，打破传统医学课程中以学科为基础的课程体系，注重医学与非医学间的交叉融合。如心理学专业，在讲授五志相胜、七情致病的教学过程，寻求心理学与中医学的学科交叉点;国际经济贸易专业，在讲授疫疠致病时，对中医药在防治“非典”、“甲流”中所发挥的作用及经济价值加以论述;体育健康专业，强调武术等体育技能与中医阴阳五行、穴位经络、子午流注等思想息息相通、相互影响;对药学、制药工程专业，将白云山制药厂的“板蓝根颗粒”与中医辨证论治思想的联系及中医药制剂的前景等加以发挥，适时介绍本专业的中医药发展现状及发展前景，将学生对中医药的兴趣爱好与所学专业有机结合起来。

篇8

关键词：象；模型；思维方式；中医学

前言

综观20世纪的易学与医学研究，可以说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20世纪初，唐宗海写成了医易学专著《医易通说》（1915年上海千顷堂印本），目的在于“为医学探源，为易学引绪”，唐氏是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的医学家，本书从一个特定层面论证了中医并非不科学，在医易相关方面着重论述了人身八卦理论及其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理，既是对前代医易研究的总结，又开创了20世纪医易研究的新路。近代大医恽铁樵是反对“废医存药”、捍卫中医的主将，主张以中医本身学说为主加以改革，他在《群经见智录》中论述了医与易的关系，认为“《易》理不明，《内经》总不了了”，“《内经》与《易经》则其源同也”。可以说，20世纪前半叶，“医易同源”、“医易会通”是医家的共识。

然而，50年代以后，“医易”研究趋于低潮，尤其是十年“”时期，《易经》和中医“阴阳五行”都被打入封建迷信的行列，医易研究成为。

80年代以来，医易研究逐渐趋热，到90年代初达到。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研究“医易”的著作出版了十几本，①有关“医易”的专门学术会议开了八九次，②论文竟高达数百篇之多。在医与易关系如“医易同源”、“医源于易”上，大部分研究者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医学理论与《易》无关”。③“《易经》、《易传》都不是中医学的直接理论渊源，自《易经》产生后直到隋唐以前，在此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内，它对医学几无影响”。④“将医理放入《周易》之中，认为医生必须通晓《周易》，是从明末才开始的思潮，是一部分医家的认识和主张”。⑤由上述可见两派在对待隋唐以后“医易会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分歧的焦点是在隋唐以前，尤其是《黄帝内经》与《周易》有没有关系的问题上，肯定派承认两者有密切关系，《周易》对《内经》有影响；否定派不承认两者之间有关系。本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从实践操作层面、文字载体层面、思维方式层面对《周易》对《内经》作了详尽的探讨⑥，此不重复。近20年的医易研究应该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不能不看到不少研究还处在低层面地比附、无根据地猜想、想当然的拔高和低水平地重复之中。对深层面的理论本质、思维方式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本文旨在探讨易与医的共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模型，并从中探讨中医学的理论本质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一、“象”思维方法与“象”思维模型

考察《内经》与《周易》在思维方式上是否一致，不但是判断易学与中医学有无关系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探讨易学与中医学理论本质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内经》与《周易》都是采用了“象数思维方式”，因“象数”的“数”实质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象”，因此“象数思维方式”实质上就是“象”思维方式。

“象”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以取象（包括运数）为思维方法，以阴阳“卦象”为思维出发点和思维模型，以具有转换性能的“象数”、“义理”两种信息系统为思维的形式和内涵，以外延界限模糊的“象”（或称“类”）概念对指谓对象及其发展趋势作动态的、整体的把握和综合的、多值的判断。

1．“象”思维方法

所谓“象”思维方法即取象（包括运数）的方法，是《周易》的基本方法。从本质上说，“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中医采用据“象”归类、取“象”比类的整体、动态思维方法。所谓“象”指直观可察的形象，即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以《周易》为代表的取象思维方法，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类比，它的理论基础是视世界万物为有机的整体。取象比类即将动态属性、功能关系、行为方式相同相近或相互感应的“象”归为同类，按照这个原则可以类推世界万事万物。

中医即采用这种方法，有学者称之为“唯象”的方法。中医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结构时，将人体脏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动与外界的声音、颜色、季节、气候、方位、味道等按功能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属在一起。《素问五脏生成篇》：“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如心脏，其基本功能是主神明，主血脉，宇宙万物中的赤色、徵音、火、夏、热、南方、苦味、七数、羊、黍、荧惑星等均可归属于心。五脏均以此类推。这种取象的范围可不断扩展，只要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就可无限地类推、类比。如果客体实体与之发生矛盾，那么也只能让位于功能属性。中医有一个“左肝右肺”的命题，历来争议很大。肝在人体实体中的位置应该在右边，这什么说“左肝”呢？其实这是从功能、动态属性上说的，肝有上升、条达的功能，故与春天、东方等归为一类，东方即左边。同时这个方位又是“象”模型的方位。

中医在对疾病的认识上，也是据象类比的。中医重“证”不重“病”。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如眩晕欲扑、手足抽搐、震颤等病症，都具有动摇的特征，与善动的风相同，故可归为“风证”。中医“同属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就是根据动态功能之“象”类比为“证”而制定的。因此，有些病的病因症状相同，却分属不同的“证”；有些病的病因症状不同，却归为同一“证”。关键在于是否有相同的病机，而不是取决于症状或病因。例如慢性腹腔、脱肛、子宫下垂这三种不同的疾病，其症状（象）不尽相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但它们的病机（动态功能）都有可能属于“中气下陷”，故可归为同一“证”，都可采用补中益气汤法治疗。

中医以“象”建构了天人相合相应、人的各部分之间相合相应的理论体系，取象

可以不断扩展，没有范围限制。这种“象”已超出了具体的物象、事象，已经从客观事物的形象中超越出来，而成为功能、关系、动态之“象”。由静态之“象”到动态之“象”，使得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使得人体与宇宙的关系有序化。

所谓运数思维，就是以“数”为思维工具来把握客观世界。值得一提的是，运数之“数”实质上就是“象”，它并不偏向于定量，而是偏向于定性。《素问·金匮真言论》将五脏中肝、心、脾、肺、肾与八、七、五、九、六相配，这是依五行生成数图（即后世所谓的“河图”）中的成数配五脏，木的成数为八，火的成数为七，土的成数为十，金的成数为九，水的成数为六。中医理论中“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五”轮“八”廓、“六”“七”情、“三”部“九”候、“八”纲辨证、“八”法、“四”气“五”味、“五”腧穴、“八”会穴、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等，均是运数思维的体现，其数字虽带有量的规定，但主要是为了表性，“数”与其说成“数”不如说成“象”，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象数思维模式的需要。在后世的了展中，中医理论大量吸收了天文、历法、卦爻的知识和框架，扩大取象范围。《灵枢·阴阳系日月》将十二经脉与十二月相配，《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十二顺（从），四经应四时，十二顺（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杨上善进一步解释：“四经，谓四时经脉也。十二顺，谓六阴爻、六阳爻相顺也。肝心肺肾四脉应四时之气，十二爻应十二月。”《黄帝内经太素·阴阳杂说》在诊断辨证学说中，无论是脉诊、舌诊、眼诊、尺肤诊、都有遵循全息的八卦结构规律，依此规律可取象比类。《伤寒论·伤寒例》提出外感病决病法，直接以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观测外感病，以乾坤阴阳爻的消长取象比类说明一年四时阴阳变化规律及外感病发病规律。而运气学说、子午流注则是将天文历法之“象”与人体生理、病理综合研究的代表，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2、“象”思维模型

“象”思维方法是和“象”思维模型分不开的。“象”实际上就是一种思维“模型”。所谓“模型”，是人们按照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描述，用物质或思维的形式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模型可以分为物质模型与思维模型两大类。《周易》“象”模型是一种思维模型，而不是物质模型。“象”模型导源于《周易》经传及其其他先秦经典，由汉后“易学”总其成。“象”模型是中医思维所采用的理论模型。作为一种思维范式，“象”模型具有程式化、固定化、符号化的特点。“象”模型主要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

（1）卦爻模型：《周易》用卦爻作为思维模型，卦爻最基本的符号是阳爻—和阴爻--，阴阳爻的三次组合构成八卦(23＝8)，阴阳爻的六次组合构成六十四卦(26＝64)，六十四卦也可看成是八卦的两两相重构成(82＝64)。六十四卦是《周易》的基础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包含六十四卦的卦象符号，而且包括它的排列次序。卦爻辞及《易传》则可看成是对这个模型的文字解说或内涵阐发。阴阳卦爻既有生成论意义，也有结构论意义，是象数思维的基点。其余六十二卦可看成是乾坤二卦的交合与展开。六十四卦是宇宙生命变化规律的完整的符号系统，也是理想的“象”（符号）模型。

中医有关生命的藏象模型有多种，其中就有一种是八卦藏象。如《灵枢·九宫八风篇》直接将九宫八卦与脏腑配合，以九宫八卦占盘作为观察天象、地象及人体、医学的工具，将八卦、八方虚风与病变部位有机对应，以文王八卦作为代表符号，表示方位（空间），显示季节物候（时间）变化特征。后世基本依据这种配属关系。不过《黄帝内经》中这种藏象模型并不占主要地位，除此篇以外，《黄帝内经》几乎没有直接运用卦爻模型的记载。

（2）阴阳模型：“阴阳”模型从实质上看正是卦爻模型的文字形式。虽然“阴阳”的概念《周易》经文中并没有出现，而是首见于《国语·周语上》，时为西周末年，然而阴阳的观念则至迟在殷、周时期已相当成熟，当时成书的《易经》（《周易》经文）的卦爻符号、卦名等已说明这一点。而《易传》则毫无疑问是先秦“阴阳”哲学的集大成者。

《黄帝内经》虽然不是主要采用卦爻模型，但却采用阴阳思维模型。在《内经》中，无论是作为生理学、病理学基础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还是作为诊断学、治疗学基础的四诊、八纲、证候、本标、正邪等学说，均是阴阳思维模型的运用。中医说到底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医以“阴阳”模型阐释人天关系与人体生命结构功能。中医认为人体和宇宙万物一样充满“阴阳”对立统一关系，“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医认为人体组织结构符合“阴阳”模型：上部、头面、体表、背部、四肢外侧为阳，下部、腰腹、体内、腹部、四肢内侧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手足三阳为阳，手足三阴为阴；气为阳，血、津为阴。五脏按部位、功能又可分阴分阳，每一脏腑又分阴分阳。可层层划分。中医运用“阴阳”以阐释人体生理功能，人体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辨证、治疗原则以及药物的性能等等。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用以阐释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矛盾和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体与自然相应的整体联系。阴阳模型是中医的最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三阴三阳。三阴三阳用以阐释经络，手足分别配以太阴、阳明、少阴、太阳、厥阴、少阳，共十二经脉，三阴三阳有开合枢的序次和功能。三阴三阳还指伤寒热病邪侵入经络以后的传变次第、地球公转形成的气候周期（主气）、日月星等天体运动变化形成的气候周期（客气）。《内经》中还有四阴阳说，《灵枢·阴阳系日月篇》将心、肺、肝、肾分别称为“阳中之太阴”、“阳中之少阴”、“阴中之少阳”、“阴中之太阳”。加上脾为“阴中之至阴”，该模型又与五行模型相通。

（3）易数模型：《周易》以及后世易学还构建了“易数”模型，如爻数、天地数、大衍数、河图数、洛书数、五行生成数等，笔者认为这些数并不是表示数量的，而是表示功能属性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

“象”，属于“象”模型范畴。

《内经》已开始用易数模型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内经》依据易“数”模型建构了中医生理、病理、诊疗理论体系。如以“八”、“七”为周期论述男女生长的节律，以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论证五脏学说，以天地之至数了论述三部九候、九窍、九脏、九针，以六位数论述三阴三阳……如上文所言《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八、七、五、九、六”配属五脏，乃是河图中五行之成数。“左肝右腑”除上文所述是取动态、功能之“象”，同时还是遵循后天八卦模式中的方位规律，并不是指形体上的解剖位置。十二经络的形成也与卦爻模型有关。马王堆汉墓帛书记载的经脉还只有十一条（见《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并且还没有完整的“手足”“阴阳”的名称。从马王堆帛书到《内经》，从十一脉发展到十二脉，《周易》六爻模型起了一定作用。运气学说更是遵循河洛卦爻模型，《素问·五常政大论》除“五运平气之纪所应”之数为河图生成数外，还将五脏病变与洛书九宫数相联系。

（4）五行模型：“五行”模型虽然在通行本《周易》中没有出现，而是最早出现于《尚书》中的《甘誓》篇与《洪范》篇，但帛书本《周易》已言“五行”，更重要的是汉以后讲“五行”的主要是易学家，“五行”成为汉以后易学的基本内容。

中医把五行作为人体与事物的归类及相互联系的模型，体现人体的功能分类及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变化规律，并用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用以说明诊断、辨证和治疗原则。《黄帝内经》将“五行”模型与“阴阳”模型相结合，共同构成阐释生命现象和规律的理想模型。在五行模型中，五行与五脏的配属为中心，五行是个纽带，将器官（五官）、形体（五体）、情志（五志）、声音（五声）以及方位（五方）、季节（五时）、颜色（五色）、味道（五味）、生化（五化）等纳入其中，以此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本身的整体性。五行的生克乘侮是事物联系、人体功能活动联系的法则。五行相生、相克说明脏腑之间资生与制约的联系，五脏中每一脏都具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生理联系，这种联系把五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病菌理上相生表主母及子、子病犯母的传变过程，相克代表相乘（相克太过为病）与相侮（反克为害）的传变过程。五行模型还广泛地用于诊断、治疗等方面。五行模型是中医最基本模型，它与阴阳模型互为补充、互为印证。

（5）干支模型：天干、地支也同样不是最早出现于《周易》，而是甲骨文，但汉以后易学家将干支纳入易学，从而成为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

中医学特别重视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就是时间医学。因此作为表示时间、历法的天干、地支，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藏象、经络、脉象、证象等生理病理学说，到运气、针灸、处方、用药等诊断治疗学说，无不有对干支的运用。

总之，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是“象”思维的子模型，从属于“象”模型的大范畴。各级“象”模型其实是同源、同质而且同构的关系，只是有的偏于表示数理（如易数河洛模型），有的偏向于表示关系（如五行模型），有的偏于表示方位和时间（如八卦模型），有的偏于表示分类（如阴阳模型），把它们综合起来可称为“象”统一模型。

“象”模型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模型，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和走向，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论建构，成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本质要素。象数模型是与象数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象数方法也是《黄帝内经》建构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黄帝内经》采用取象运数的方法，创立了藏象、脉象、证象以及治则治法学说。后世如《伤寒论》、《千金方》、《素问》王冰注、金元四大家、孙一奎《医易绪余》、张介宾《类经图翼》、邵同珍《医易一理》、何梦瑶《医碥》、唐宗海《医易通说》等都直接或间接运用或发展了这个模型。尤其是隋唐以后，医学家自觉地引易入医,最明显的表现则是采用了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等“象”思维模型。

二、从“象"思维的特征看中医学的本质及其走向

1．“象”思维的特征

“象”思维方式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⑦：

（1）重整体、类比，轻个体、分析。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的“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在这个理论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各事物融为一体。对人体各部分不作个体的、深入的分析，对人与外界事物为什么“合一”、怎样“合一”不进行具体的分析，只重视在模型范式上的归类“合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也体现这一特点。如“龋齿”，甲骨文中已有文字记载，说明“虫”是病原、病因，后来从整体上考察，认为胃热、虚火是其病因。

（2）重动态、功能，轻实体、结构。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非有实体结构。《灵枢·阴阳系日月》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阴阳”已从“日月”的实体意义抽象为动态范畴，是泛指，指事物的共性，而不是指具体事物的形体。中医“脏腑”概念绝非指生理解剖意义上的实体结构，而是指功能相同、时空节律形态具有同步性、全息性和一组动态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左”与“肝”具有上升的阳，“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左”与“右”的动态功能由太极象数模型的规定性所决定。

（3）重直觉、体悟，轻实证、量化。直觉体悟是中国传统的认知方法，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体现了这一特点。脏象、经络学说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说明不是由实证方法得出的。经络主要是循经感传的认知固化的产物。中医在诊断、辨证上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与西医运用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体质方面的信息来把握病变机理的实证、量化方法有所不同。中医诊断辨证有高明与低劣、正确与错误的差异，主要取决于认知主体----医生认知、感悟能力的高低，中医尚缺乏一套具有量化规定性的诊断标准。

（4）重程式、循环，轻创造、求异。中医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程式化的体系。从生理学说看，早期是从解剖实体形态出发认识脏腑的，如古文《

尚书》、《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均认为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参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疏》），而今文《尚书》和《内经》则从功能出发，确定了肝木、脾土、心火、肺金、肾水的模式，并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中医生理的最基本框架。经络的定型同样也是程式化的产物。中医诊断、辨证也可以说是程式化的，如面部诊、寸口脉诊、尺肤诊、舌诊等，其与内脏相对应的部位排布均是依准后天八卦结构规律，笔者提出一维和二维的八卦全息结构模式。再如八纲辨证，六经辨证，主要是遵循阴阳模式。注重程式、模型，注重循环往复，必将导致创造性、求异性的缺乏，几千年来中医的理论基本没有突破。

总之，以象数为思维模型、以取象运数为思维方法，注重天人的整体性、全息性，注重生命的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注重认知方法的直觉、体悟、程式、循环，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⑧

2．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与优劣比较

（1）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关于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学术界有“元气论”与“原子论”、“整体论”与“还原论”、“系统论”与“分析论”、“功能论”与“结构论”等观点，笔者认为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别是“模型论”与“原型论”的差别。⑨中医学和中国传统生命科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即从功能模型、关系虚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西医和现代生命科学是“原型论”思维方式，即从解剖原型、物质实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

西医学采用“原型论”的思维方式，遵从“原子论”和“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采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认识人体生命。西方传统认为原子是世界本原，有限、有形的原子构成物质及其运动，运动的根源在原子的外部，原子与原子之间是间断的、虚空的，要认识“原子”，必须采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由此发展出十七世纪以机械自然观为背景的西文近代实证科学。在对生命的认识上，由古希腊四体液学说，到19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发现细胞，并逐渐发展为以细胞学说为基础的近代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和治疗法，直到进入当代分子生物学，医学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统观这个过程，其实都是在运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探求构成物质、生命的最基本元素、基本结构功能，这就是“原型”。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等均从人体“原型”出发，以阐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治疗为目的，解剖学、生理学是西医的理论基础。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从物质结构层面将人体生命还原成分子生物结构，并可望在近几年内提前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可以说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在人体生命“原型”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替代的。

中医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遵从“元气论”和“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在“象”模型支配下，采用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中国则形成并遵从“元气论”的传统。从《周易》、道家到中医无不讲“气”。“气”是世界本源，“气化”运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这种运动是“气”内部的相互作用。“气”是连续不断、流动有序的，是介于有形有状的粒子与无形无状的虚空的中间状态，可双向转换。中医在对待人的生命时，即从“气”入手，“气”既是生命的最小物质又是生理动态能。“气”的生命体现必然导致整体性、功能性、直觉性、程式化的方法论。“气”是中医学的最基本模型，“气”也是一种“象”。如上所述，气-阴阳-五行-象数模型是中医学的思维模型。《黄帝内经》遵循这个思维模型，一开始就没有走向机械、分析之路。《黄帝内经》将人看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系统，而不看成是个不断分割的机体。在人体这个系统中人体小时空对应天地大时空，对应天时、物候、方位及万事万物，这种对应是由象数模型决定的。因此人体和整个宇宙在中医看来都是很容易把握的，只要用这个模型去推测、比拟就可以了。中医所谓的“模型”与科学所谓的“模型”内涵不尽相同，科学“模型”分为思维模型与物质模型，对此笔者已另文论述。就中医学“模型”与现代科学“模型”的区别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定量化的，包括了数学模型，能从一定的基本概念和数量关系出发进行推理和演算，对有关问题和现象作出定量的回答和解释；而中医学的“模型”是定性化的，五行并不表量而是表性，不是作为数量的依据，而是提供定性的参考性推论。二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一种纯科学模型，不包含社会政治、哲学文化等非科学因素；中医学模型则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中医模型方法包含哲学的、主观的、体悟式的方法。三是目的不同，现代科学的模型方法是以自然或人的“原型”为目的，最终是要揭示自然或人体的实体本质、物质结构及其功能、规律，关注的是“原型”；而中医学关注的是“模型”，“原型”往往服从于“模型”，“藏象”即是一种典型的模型，对藏象模型的构建成为中医人体生命科学的目的。“模型”只是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并不是研究的目的和思维方式，而“原型”才是其研究目的和思维方式。

（2）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优劣。中医和西医在思维方式上各有优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生命观上，中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体现在对生命复杂现象的直觉观测、灵性感悟、整体把握上。与之相比，西医则在生命的物质层面、结构层面、个体层面、静态层面，以及对生命现象的知性观测、数理分析、微观把握上占有优势。

在疾病观上，中医的优势体现在未病养生的预防观念、辨“证”求“本”的诊断方法、发掘正气潜能、自稳自组自调节的治疗原则上。西医的优势在于对病因病理病位的物质性指标的精确把握，对疾病病灶的定位、定量的准确消除上。

在医学模式上，西医主要采用生物医学模式，而中医则是一种综合性的、大生态、大生命的医学模式，以五行—五脏模型而言，它既包含有文化社会的因素，又包含有自然科学的因素；既反映了人体五脏之间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又反映了人体内“藏”与自然万物外“象”的对应关系。自从1977年恩格尔(G.L.Engel)提出超越生物医学模式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西医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医学模式转变的任务，而在这点上中医学因其比较重视整体和综合，因此在这个转变中有着一

定的优势和机遇。

在思维方法上，西医采用纵向的、机械的、还原分析的方法，导致对人的认识从器官、组织、细胞到DNA、RNA，注重生命微观的纵深探讨，在形态、结构、细节上达到相当的高度，占有相当的优势。中医采用横向的、有机的、整合的方法，从整体、宏观、动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

3．中医学的未来发展

在中医的未来发展战略问题上，目前有“传统派”与“现代派”之争。笔者属于“传统派”。笔者认为“现代派”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已构成一个悖论，我称之为“中医现代化悖论”⑩，这个“悖论”可描述为“中医要实现不改变其非现代科学形态的现代科学化”。也就是说所谓的“现代化”在相当多的人看来就是要“现代科学化”（其实“现代化”的含义远非这么简单），而中医学是一种传统科学，不是现代科学，要“现代科学化”就是丢弃自己的特色；而不现代化，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又难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如何既保持自己的特色（传统科学形态）又实现“现代科学化”，无疑构成了一个“悖论”，自从笔者提出这一“悖论”以来，已引起业内、业外人士的较大注意，并引发了一场中医存亡世纪大论争。如何走出这个“悖论”的怪圈?的确需要我们好好研究，而首先应当解决的当然就是中医理论模型问题。

就“象”思维模型而言，我是持“修补”观点的。医易“象”模型是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逐步摸索出来的，是对天地人(三才)运动规律的一种形象、模糊的图示，它是建立在以天道推及人道、天道即是人道(天人合一)的认识基础上的，它原本关注的是天道的动态功能。这个模型对天地包括人的运动大规律是基本适合的，它揭示了在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下呈现盛衰消长、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中医即用它来建构五脏生命模型，应该说通过二千多年的医疗实践，五行—五脏模型还是基本能够反映人体的功能特征和生命运行规律的。《黄帝内经》采用“象”思维方式，以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这无疑是生命科学的大方向，但也不能不看到中医“象”思维模型并不能完全精确地、数量化地反映人体各个脏器实体的所有生理结构功能、病理变化，不能不看到中医不重量化、不重分析的思维取向导致对生理病理的细节认识不清，诊断辨证的较大“艺术性”、“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造成了中医与现代科学的隔阂，可见象数的思维方式给中医带来的正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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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医诊断学；中西医比较研究

Comparison and think deeply of the current TCM and the western medicine diagnosis

【Abstract】 Diagno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western medicine. Diagno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diagnostics of western medicine diagnosis both have their advantages and faults. We make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m，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 hope to upgrade the diagno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technical level，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 diagnostics of TCM; comparison between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在科学技术处于革命性变革的今天，中医诊断学面临很大的困惑和矛盾。近现代以来，西医的引入给中医诊断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在中医临床工作中大量引进和运用现代诊断技术与设备，而另一方面在中医诊断过程中又几乎无需任何现代设备检查得出的结果。中医诊断具有明显的优势与特点，但也有落后不足之处，是中医领域值得重点研究、急需现代化的方面。通过对中西医诊断的比较，可以发现中医诊断的缺点和长处，从而更好的继承和发扬中医的精华。

1 中西医诊断理论的差异

1．1 中医诊断学的理论基础和依据 中医学所吸收的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文化，在总结临床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哲学思辨。其基础理论是在传统哲学思想指导下的元气一元论和阴阳五行学说。中医诊断的原理是司外揣内，以表知里，认为人体是一个以五脏为中心的有机整体，内脏病变可以从五官、四肢、体表等方面反映出来。通过望、闻、问、切等手段，诊察外在的症状和体征，据此推测病因、病位、病机、病性，从而诊断病症。

1．2 西医诊断学的理论基础和依据 西医接受的是欧洲传统的思想文化，以原子论和还原论为代表，其基础理论则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解剖学和生物化学。西医认为人的健康与疾病的本质和终极原因在于本原粒子，只有分解、还原到微观的物质颗粒，才能说明疾病的本质和终极原因［1］。从欧洲科技革命开始，西医走上应用近代科技革命成果的发展道路，对于疾病以实验为依据，定量的做出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学的解释和诊断。

2 中西医诊断方法的比较

2．1 中医诊断的方法与特色 中医诊断是以病人自身症状和临床体征为依据的综合判断与分类。依据所见病象，与体质、心理、社会、自然等方面一起综合考察，从而区分出不同的疾病与证候。中医诊断方法可以概括为四诊合参，综合判断。研究的具体对象，是以整体状态的人为中心而扩展的，用望、闻、问、切四诊分别从不同角度来检查和收集自然流露于外的机体反应状态，最终得出对病和证的诊断［2］。

2．2 西医诊断的方法与特色 西医学对疾病的诊断包括病因诊断、病理解剖诊断、病理生理诊断等，并注意几个方面的结合做出完整的诊断。西医重视局部改变，强调实验室指标变化。问诊的内容除主诉外与中医差异很大，其体格检查中的内容大多是中医没有的。西医把症状视为“诊断疾病的向导”，至于体征，则视为组织器官病变在体外的特异反应。

3 中西医诊断各自的优势

3．1 中医诊断的优势 中医注重于整体恒动的观察，研究自然、社会与身心一体化的人，从整体上把握生命与疾病的运动，又从运动中诊察人体内部以及人与自然的联系［3］。中医诊断还有超前诊断的特点，能根据自然气候的变化预测疾病的发生演变规律和特点，对未发疾病进行预测。中医察舌、切脉、望神、问诊等诊察内容，也是中医学的长处和优势。舌诊、脉诊简便易行，无创获取信息，舌象和脉象反映出整个人体生命活动中的生物信息，对病证的诊断具有肯定的价值。

3．2 西医诊断的优势 西医对人体的认识已进入到细胞分子结构的水平，对于疾病可以在细胞甚至分子的水平进行阐述。西医诊断利用现代的先进仪器设备，探究无法被人类感官直接感受的深层次现象。对疾病的病因、病位、病理以及局部结构和功能变化情况有精确的认识［4］。由于技术的先进和方法的严谨，西医对疾病分类和对各种病理过程的观察研究要比中医精细、客观的多。西医的研究方法和过程都是看得到摸得着的，非常具有质感和实观认识，因而易于接受，容易学习。

4 中西医诊断各自的不足

4．1 中医诊断的不足 中医诊断学对疾病现象的认识面广而不精深。中医有脏腑辨证、八纲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等等，但都没有落实到具体的指标上，造成了现代的中医没有自己的客观化、具体化的诊断体系和指标。诊断方法与现代科技脱节，有的疾病实验室检查异常，但临床缺少主观症状，导致无症可辨，无法做出中医诊断。传统的四诊虽简便易用，但操作运用起来却显得模糊，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看法，不利于学术争鸣。而且由于个体差异，感官灵敏度等限制，存在主观性强、缺乏量化等缺陷。

4．2 西医诊断的不足 西医在诊断上很少考虑环境气候和情志等致病因素，而仅限于用实验检测的各类指标来判断疾病和程度。其检测结果常常忽视气候及情绪变化等影响。同一个病体，其环境和情绪发生变化，其生化检测的指数往往也会有较大幅度的变化，因此其检测结果不能动态地、整体地反映疾病的本质，可能会造成误诊。如果遇到没有明确检测依据的功能性疾病，西医则不知所措了［5］。

5 思考与展望

5．1 中西医双重诊断的必然性 中医与西医具有不同的诊断标准和方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共同的切入点，只能相互补充、相互辅助，不能相互取代。西医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先进性在诊断疾病方面的作用不可缺少，因此中西医双重诊断有其重要意义。对于一些疑难、危重病症，如果仅中医辨证，不能满足患者了解病情的基本要求。部分患者主动去西医院就诊，目的就是对病情的所以然和转归“讨个明白”。辨证施治的体系有自身固有的局限性，需要与其他有效手段相互配合。

5．2 中医诊断的规范化与客观化 规范化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研究并制定严密的规范化的中医理论是中医发展的关键。中医诊断规范研究包括“证”、“症”、“病”、“病案”的规范化研究，及明确证、型、期观念，统一判断标准［6］。但目前中医学的证候标准主要由软指标及定性指标组成，难以有像西医如组织活检之类的“金标准”，如何使中医证候标准成为具有相对意义的“金标准”，是中医学具有挑战性的命题［7］。

目前“四诊”的客观化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开发了脉诊仪、舌诊仪等量化诊断系统，但是这些仅能检测和量化某些体征信息，不能实现对机体功能状态的整体把握［5］。中医的诊断客观化存在很大难度，大多数客观化研究未取得正常的生理标准，达不到理想的意义。因此，如何利用现代诊断技术与设备，以建立更精确、更具体的中医诊断指标和模型，可能是解决中医诊断学问题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祝世讷.从中西医比较看中医的文化特质.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30（4）:268-269.

2 郭小青，孙长清，韩丽萍.“症”、“证”、“病”等中医诊断基本概念的研究进展.现代中医药，2005，25（6）:58.

3 朱文峰，吴润秋，瞿岳云.中医诊断的特色和优势.湖南中医学院学报，2000，20（3）:41-42.

4 张玉清，张飞驰.现代诊断技术与中医诊断学.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97，17（1）:4-6.

5 朱平安.从思维方式论中医较之西医的优势.南平师专学报，2006，25（4）:14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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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医；基础理论；教学创新

中医基础理论作为整个中医学体系的基础性学科至关重要，根置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概念抽象、模糊难懂，枯燥难记，只有不断地创新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在今后学习与临床实践中，做到融会贯通。

1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特点

中医基础理论不同于现代医学，其特点以下：

1.1具抽象性中医基础理论不象现代医学建立在解剖和实验等科学的基础之上，具体阐述人体脏腑的解剖结构，所讲病因易被理解和认识。而是建立在人们生产生活实践的基础之上，通过总结实践规律，来解释人体各种生理病理现象，所讲主要内容阴阳五行、人体脏腑、生理病理以及病因病机，比如说：元气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等，都带有哲学思辨，偏向于抽象性，理解十分困难。

1.2具有整体性和联系性中医基础理论重视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认为人体与生存环境、心身的和谐是统一整体。在探诊病因时，常常与宇宙自然结合整体性处理。而且所讲述的是人们从长期生产生活实践和临床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必须依赖于临床。不同现代医学有具体的组织结构和实验等作为基础，即使脱离临床也能理解。因此，在基础理论学习中，必须联系临床实践，才能够熟练掌握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以及发病原因和致病机理，系统性的对患者出现症状做出分析。

2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学生产生畏难情绪，适应度慢由于中医基础理论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叙述性，都是些基本概念，专业术语，对刚进入中医大学的学生来讲，单靠认真死记书上讲的内容，脑海中没能及时跟进哲学思辨，去接受抽象的基础理论肯定消化不了，许多学生学习兴趣不高，产生畏难情绪。即使靠机械记住的，也不能在临床实践中做到举一反三，甚至好多的学生是差不多学完了整个中医学科的知识之后，才对中医基础理论知识有所了解。

2.2教学理论与实践分割独立，前后不一致在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中，临床实习只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检验前期教学的效果，被割裂为两个相互独立的阶段，因此，在内容、目标上与理论教学难以保持前后一致，导致理论教学和临床实践严重脱节，学生将所学的基础理论用于临床实际问题运用效果不佳，科研能力明显不足。

2.3 教学模式枯燥，成效不明显中医基础理论文字古奥，内容博大精深，学生真正透彻领会抽象的术语、概念、学说并不容易。课堂上教师讲、学生听的满堂灌教学模式过程中容易出现枯燥、单调和生硬，学生主动学习性差，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状态，易丧失学习兴趣，从而影响对中医学知识的理解。

3提高中医基础理论教学的创新方式

仅靠“老师教，学生听”的填鸭式教学方式是远远不够，必须要在实际教学任务中，针对现象找到良好的教学办法，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1结合临床病例，基础理论知识倒置教学在学习过程中，对学生不能够理解的概念术语如何连贯运用，可结合临床病例倒置教学。如讲授“肺主行水”名词术语，可先拿出临床病例：某女，咳嗽咽痛发热4天，热退后出现一身悉肿。并提出问题，咳嗽为什么会产生水肿。学生主动思考分析后，得出结论：咳嗽乃肺气失宣所致，而肺气的宣发肃降与水液的输布和排泄密切相关。继之紧扣名词术语的定义，强调正是由于肺气宣发失常影响到水液代谢，水液停留于肌肤，发为水肿。如此这般的，学生便能深刻理解到抽象知识的理解，易于掌握。

3.2循循善诱学生开动脑筋，活学活用基础理论知识教学课堂中，留下少许时间，给出接合本次课堂内容的一些病案，让学生亲自参与其中进行现场模拟诊断治疗，分析病因、病位、病性、病势等内容，给出药方，然后再进行课堂讨论，总结复习巩固。这样活跃了课堂气氛，锻炼临床辩证分析能力，为今后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3.3培养学生学习人文知识，充分利用知识迁移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阅读与中医有关的哲学、人文等书籍，充分利用知识迁移，将所学的多种学科知识运用到中医基础理论学习的思考理解中，来掌握中医的认知规律和学科特性，认识并接受抽象思维的中医学习方式，确保学生在今后的临床实践中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3.4 灵活运用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形式积极灵活运用启发教学、讨论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开拓学生思维，提高教学质量。同时有效结合多媒体，通过课件、光盘、动画等多重视听效果学习中医基础理论。如脏腑经络，可通过动画片播放各经络循经走向，给学生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加深印象。

3.5借助现代医学学习中医基础理论利用中、西医学的统一性，通过比来学习,来研究对于相同的生理及病理现象，中、西医学则会发现共同点及不同点, 有助于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认识中医理论的特殊性。

4结束语

总之，“学无定法，教无定规”，中医基础理论是构筑中医药学的基石，认真研究每种教学创新方法特点及内容，并融于教学过程中，才能保证中医基础理论知识能较好的传授给学生，为后期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l］ 王蕾，李春英，张炎，等.中医基础理论教学调查情况分析［J］.中医教育，2000，19(6):23．

［2］赵智辉.互动式教学探讨［J］.南京军医学院学报，2002(24):l

［3］ 刘道清，周一谋.中医名言大辞典[M].北京:中原农民出版社，1991:630-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