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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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一思路，国资委的定位要从“资产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型，从具体管人、财、物，转向金融股权管理。针对目前央企存在的行业布局结构不合理、内部资源配置有待优化、部分央企实力急需提升等问题，一方面要“放得开”，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激发央企的活力；另一方面要“抓得住”，通过撬动和放大，对更大的资本规模形成控制力和影响力。不再纠缠于央企、民企之间的概念区分，而是形成混合所有制，央企变形为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资本”。

政府虽然早有开放一些垄断领域给民营资本的考虑，但自2005年非公经济36条出台以来，未有实质性的进展。民营资本想要参与国企改制重组还存在一定的障碍，主要担心作为出资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会被国企吃掉。或者，即使民营资本成为大股东，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却不在自己手中。所以，民营资本如何进入垄断行业、参与国企的改制重组，是推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主要障碍。

其实，不妨“先易后难，聚焦增量”。混合所有制是国资与民资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混合。既要允许民营资本控股国企，民企也要积极吸纳国有资本进入。只有不断降低国民经济中的总体国有股权比例，才能将国企真正变为市场化企业。这种安排对于大型央企有一定难度，但是地方国企可能成为突破口，比如天津泰达集团于2004年4月全额认购万通地产增发的3.08亿股。入资后，泰达集团拥有万通27.8%的股权，成为最大的股东，但万通董事长冯仑保留其职。天津泰达作为出资人没有干涉管理层的经营，维持了企业的持续增长。

同时，国资和民资的合作可以聚焦在新的业务领域。例如民生银行的“民资组团”模式，也可以发生在国资和民资之间，双方共同出资投资新的产业。针对民企的融资问题，民生银行模式打破国有企业对金融资源的垄断，在中国特色的市场中求得发展，在以国有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中为民营企业找到一条适合发展的路。民生银行虽然现在全部是民营资本，在未来不妨也引入国有资本，共同探索新的业务领域，重做新业务增量。另外，国企也可以先在一些项目做混合试点。比如，随着国家对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市场的开放，希望集团的刘永好、万通的冯仑等企业家成立了中国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策略联盟，并设想与地方政府共同建设医疗健康产业园区，这也是一种国与民相互混合发展的探索。

未来，随着国有企业定位的变化，混合经济实施的难度将逐渐降低。国企的定位主要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和“国有资本公司”形式为主，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强调产业和金融的结合，国有资本公司将更侧重投资而不是自己经营。至于哪些产业需要投资、哪些产业需要运营，则需要分门别类地进行甄别和筛选。发展混合所有制，股权结构调整是关键。除了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都可以考虑混合经营。

篇2

关键词：出版企业；上市；制度；模式

作者简介：范广红(1975－)，女，河南开封人，河南出版集团科技出版社编辑，主要从事出版企业改制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5－0145－03　收稿日期：2007－06－25

一、上市是资本对出版介入的最高阶段

资本对出版的介入，动机开始萌发于资本市场。资本的逐利性开始了资本与出版的结合。而出版企业的上市是资本介入出版业的最高形态。

长期以来，出版业是我国利润率较高的几个行业之一，毛利率高达100％，利润水平仅次于烟草业。它也是至今为止我国实行政策性保护和国家垄断不多的行业之一。出版业的高利润率吸引着投资者的目光，同时，出版业也渴望着外来资本的支持。

但是由于制度性门槛的存在，资本对出版介入的合法性没有解决，长期以来处于潜伏状态。为了保证资本安全，资本对出版的介入以各种变通的方式存在，而出版企业的上市使这种灰色的资本状态得到彻底改变。

大体说来，资本对出版的介入，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民营资本的介入和民营出版业的兴起。这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了。1984年，湖北、辽宁两省的一些科研单位首先与出版社合作，自筹资金出版图书，这是资本对出版介入的开始。这部分资本既有零散的民间资本，如个体书商的遍地开花；也有强劲的资本市场的资本，如科利华对《学习的革命》的成功操作；还有外资，如国际著名传媒集团贝塔斯曼的介入等。

民营资本进入出版业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民营出版的兴起，并且以极强的生命力迅速发展，规模不断壮大，现在已经占有中国出版业的半壁江山。截至2005年底，我国的出版社(含副牌社)数量为573家，而民营出版策划机构有2000多家，其中大多数是兼营图书出版策划与发行的民营书业企业，且至少有50家年经营额上亿元。2005年，在中国出版的约22万种图书中，由民营书业进行选题策划或组稿、编辑出版的品种已经占到30％，在各类畅销书排行榜上占到80％，早已成为考研、自考、中小学教辅和畅销等图书的主体。

就图书发行机构来说，民营资本的规模也已经占到了整个中国出版规模的一半。目前，全国共有图书发行网点7万余处，其中民营的有3.6万多处，占全部网点数的50％以上。我国图书发行全行业总计销售图书160.6亿册、993.93亿元，其中民营书店总销售册数占50.13％，金额占56.94％。

但是出版行业是一个严格受国家政策保护的行业，全国只有573家出版社有图书的出版权，所有的民营出版商都只能从出版社取得书号。所以书商想参与出版，只能是灰色交易，书号买卖也就应运而生。由于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三令五申严禁买卖书号，为规避政策上的风险，外来资本对出版的介入摸索出了一套所谓“体内循环”的策略，这也就形成了中国出版的灰色地带。

第二个阶段是国有资本(出版社)与民营资本(书商)的合作。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单纯的买卖书号和体内循环的合作模式已经被逐渐放弃，代之以整合双方的优势资源，共同投入，共同操作，形成共赢合作的局面。总体来看，合作中出版社执行着国家意识形态管理的职能，只在选题策划和发行两个环节向外来资本放开，而在编辑和出版环节则严格制度控制。

民营资本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内容制作和选题策划中，这早已是业内公开的秘密。不过，与过去长期非法“买卖书号”不同的是，经过漫长的、灰色的蛰伏，目前民营资本正在以收编和合作的方式，参与出版社的内容策划和制作。一些民营的图书工作室正在与出版社之间形成项目合作、股份合作的关系，成为出版社的“内容提供者”。

国有资本(出版社)与民营资本的合作方式有很多种。有的采取项目制或事业部管理模式，将民营书业公司中的精华纳入出版社；有的由出版社部分出资与民营书业人合作成立股份公司，由民营书业负责公司的经营工作，保证公司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还要切实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如原湖北海豚卡通有限公司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卡通读物制作的民营公司。2005年底长江出版集团与湖北海豚卡通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湖北海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七方股东共同注资3600万元发起成立。其中，长江出版集团与湖北美术出版社、湖北少儿出版社共持有51％的股份，原湖北海豚卡通有限公司的四名股东持有其余的49％股份。长江出版集团收购海豚卡通有限公司为代表的收编是目前民营参与内容制作的成功模式。长江出版集团借助海豚卡通的内容策划和分销能力，高起点一步跨入动漫产业；对海豚卡通而言，从此成为国有出版集团的二级子公司，终于解决了其灰色身份问题。

第三个阶段是国有出版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与上市。这是外来资本介入出版企业的最高形式，也是目前中国出版企业从灰色地带进入阳光地带需要的制度抉择。

中国出版业长期以来是作为事业单位存在的，不是真正的企业，也不作为市场主体。尽管出版企业有一个既要注重经济效益，也要注重社会效益的双效目标，但市场主要来自民营资本的推动。出版企业逐渐打破了体制坚冰，开始了向企业的转制。2093年35个文化宣传单位成为首批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其中包括2家出版社、5家出版集团和6家发行集团，改制的主要形式是进行公司制改造。在政府的力推下，一大批出版集团应运而生，其中试点出版集团达11家、试点发行集团6家，还有相当数量的由地方政府批准的出版集团和发行集团。

改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出版产业的主旋律，股份制度改造和上市成为时下中国出版企业的热门话题。 2005年5月，四川省新华书店进行股份制改造成功，成立新华文轩，四川新华发行集团公司持股85.91％，成都华盛(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持股7.2％，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和辽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各持有3.50％、1.36％、1.00％和0.95％的股份。2007年5月四川新华文轩在香港正式上市，成为国内首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图书发行企业。2006年10月，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发起的“新华传媒”借壳“华联超市”上市成功，成为我国内地股票市场上第一家出版发行企业。

现在国内有相当数量的出版集团和发行集团在做上市的准备。

二、出版企业上市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中国的出版业除了产业功能以外，还有意识形态功能。

图书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之一，政治属性一直被放在最突出的地位。政策性壁垒严密，是长期实行国家垄断的重要原因。

中国现有的573家出版社均为完全的国有独资，以往出版社一直作为事业单位存在，即使出版社向企业改制成功以后，也必须保证纯粹的国有资本。这是由国家政策决定的，是党和政府意志的体现，是出版企业的制度性门槛。国有资本承载着意识形态导向、文化安全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使命(杨红卫，2004)。国有资本不是一种单纯意义上的资本，它往往隐含着政策性、职能性和调节性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政府不仅通过法律法规，还要利用国有资本来保持出版业的意识形态功能。

但是，中国出版业不仅仅只有国家资本，还有大量的处于灰色状态下的民营资本。民营资本的介入，一方面是因为出版的垄断性，形成了中国出版业的制度性门槛，造成垄断利润的吸引；第二个方面是图书的独特的盈利模式，即通过出版和发行两个环节的双重盈利模式，民营资本通过买卖书号的方式购得出版权。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民营资本对出版的介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形成了可以与国有出版并肩的民营出版产业，出现了见了红灯绕着走的中国特有的出版现象，造成了明显的政策真空和二渠道现象。随着发行权的放开，过去长期困扰中国出版界的总发行权和批发权的合法性问题已经解决。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的成功运作，也将结束中国出版业的这种灰色状态。

2005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国发[2005]10号)，对非公有资本进入出版业做了明确的规定：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投资书报刊分销；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出版物印刷；非公有资本可以投资参股出版物印刷、发行，但国有资本必须控股51％以上；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出版社。这个文件对外来资本进人出版业做了政策限定，民间资本可以进入出版业的印刷和发行，但不得进入出版的编辑环节。即民营资本不能触及出版权。

2007年1月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下发了《高等学校出版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教社科([2007]5号)，对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和资本结构进行了政策限定，明确规定大学出版社是国有独资公司。

结合出版业资本现状和国家对出版业的宏观政策，出版业找到了一条股份制改造的最佳模式，即以编辑业务为核心的出版权维持国有资本，而以经营业务为主的发行业务则向社会资本开放。这样资本进入出版的理想模式是将核心业务与经营性业务分离，以经营性业务为核心进行各类资本运作。因为图书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最关键的是内容。在出版运作中，以稿件组织、审定、编校为主的内容编辑业务是出版的核心业务，行使着宣传、喉舌的功能；而包括广告、出版印刷、发行等业务均属于经营性业务，不涉及宣传职能，并且是出版主要的营利业务。因此，在实际运作中，宣传业务这块应严格保留，而可以将广告、发行为主的经营性业务分离出来，成立一个实体以进入资本市场。这种出版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操作模式，即可以保证出版不会“变质”，又可充分利用外部资金加速发展，逐步实现市场化经营。

这包括两个方向的考虑：

一是将现有的出版社分级，将承担意识形态功能的出版社继续凸现它的原有功能，另外将市场主体的出版社进行改制，让出版社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国内出版体制改革可划分为非盈利性出版社和盈利性出版社，前者为公共产品提供者，属非竞争性领域；后者为市场化出版组织，实行自由竞争。

2004年4月5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决定开始进行出版体制改革，除人民出版社以外的所有出版社都将转型为经营型企业单位，在保持人民出版社和各省的人民出版社事业单位性质不变的情况下，其他出版社向企业转变。对大多数出版社来说，恢复了资本的逐利属性和出版社的企业属性。

二是出版社内部严格控制编辑环节，国家控制出版权，而其他经营性环节有步骤地向社会资本开放。股份制是目前中国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被称为现代企业制度最佳组织形式(盛洪，2004)。股份制理所当然应当引入出版产业，成为公有制出版产业的一种实现形式。出版社的股份制改造，通过吸纳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市场机制，提高国有资本的经济效率(杨红卫，2004)。但是在现有条件下，出版权国家设立了制度门槛，不可能向社会资本开放，也就是说，民营资本不能创立出版社，也不能投资出版社，但可以在保证国有股不低于51％的条件下介入出版社的经营。

应该说，只有实现出版权的完全放开，才能实现中国出版产业的完全市场化，消除行业垄断。目前社会上这样的呼声也很高。但是因为中国文化产业意识形态功能的存在，出版权的制度性门槛估计还会维持较长的时间，民营企业想办出版社的想法跟前还难以实现。

将出版编辑业务和经营性业务进行分离，并把经营性业务向资本市场开放，解决了中国出版企业上市的合法性问题，它既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又能发挥资本的作用；既避开了制度性门槛，也达到了上市进入资本市场的目的。

目前能上市的出版企业都是离编辑比较远的业务，一般是以发行等经营性业务先行上市，像辽宁出版集团，正在进行了旗下的发行业务上市。出版企业要上市，必须将出版的经营资产和核心资产分离开来。

三、出版企业上市的模式选择

上市已经成为时下中国出版企业的热门话题。

在意识形态职能与逐利职能之间，在出版权与发行权之间，在经营性业务与核心业务之间，在解决了上市的合法性的基础之上，中国出版企业经过博弈，选择了一条独有的上市之路。总结起来，中国出版业上市有以下模式。

一是组建规范的股份出版企业，让经营性业务上市。2005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进入股份制改造，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大盛资产有限公司、上海精文投资公司、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出版联合集因共同发起设立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中国出版业第一个整体转企改制的股份制公司，世纪出版集团控股70％，其他依次占14％、6％、3％、6％和1％的股份，总股本为10亿元。尽管世纪出版公司是按照上市公司来构建的，但由于制度性门槛的存在，整体上市短期内是不可能的，建议考虑将部分经营性产业上市。现在各省的出版社都在组建出版集团，着手上市的基本上都是发行业务的新华书店。比如上海、四川等都是新华书店上市。这也是中国出版企业可以复制的上市之路。同理，对于一些试图上市的出版社来说，整体上市也是难以逾越制度性门槛的，如果将发行业务或者其他的经营性资产申请上市则是一条可行之路。如以高新技术企业名义上市，出版社被其控股，连带上市。值得强调的是，中国出版企业整体上市之路还有待时日。

二是出版社(或者出版集团)与上市的经营性出版企业之间的资本渗透，间接上市。其中最常见的是出版社与上市的新华书店之间的资本渗透。出版社与新华书店资本渗透是

比较容易进行的，一般说来，各地的出版集团均由新华发行集团与数家出版社组成，本身就是一个大家庭，合作起来比较容易操作。比较成功的几个改制、如上海世纪、四川华轩都是由出版社与新华书店相互参股进行股份制改造而来。如2006年5月，在香港成功上市的新华文轩，四川出版集团、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和辽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都持有相当的股份。比如在上海借壳上市的新华传媒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与浙江出版集团都通过股份进行了资本渗透。

现在全国30多个省级新华书店中，已经有9个完成了改制，因此出版企业仍拥有参与新华书店改制的机会，而参与新华书店改制也是出版企业实现业务多元化的好途径。如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在功实现省内全部出版社和北京11家出版社的参股。

三是保持国有出版社只有51％股份的基础上，吸引民营资本，组建新的公司再申请上市。现在民营资本通过与国有资本(出版社)合作的方式来解决身份问题，取得出版权。一些经营得比较好的民营出版机构与合作成立股份公司，由其负责公司的经营工作，保证公司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还要切实保证其拥有期权、股权。比如长江出版集团与湖北海豚卡通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湖北海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长江出版集团等国有资本占有51％的股份，这符合了国有资本控股的要求。组建这个新的公司就可以申请上市。现在国内有很多很成功的民营出版商，他们可以通过这种与出版社组建新公司的方式与出版社共同上市。

四是借壳上市。出版社通过收购和参加拍卖的方式，购入或拍到某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或法人股，成为其大股东，然后将原上市公司资产与出版社资产进行重组和置换，2002年湖南出版集团出资6000万元，收购诚成文化所持2350万股法人股，成为该企业的第一大股东，借壳上市。第二年，湖南出版集团不得不退出，因为它没有解决资本的合法性问题。

上市是中国出版业的战略选择，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出版大国来说，至少需要10家以上出版企业的上市。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透露，国家已经推荐6家出版集团上市。除了上海的新华传媒和四川的新华文轩已经成功上市以外，辽宁出版集团、四川出版集团、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和广东省出版集团、江西出版集团和外研社正在做上市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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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占有很大比重，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当今中国的国有企业存在活力不足、竞争力不强的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只有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才能够改善国有企业的现状，全面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提振市场经济。如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已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国有资本 资本运营 混合所有制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6）07（a）-0086-02

1 混合所有制经济内涵

理论上讲，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财产权分属于不同性质所有者的经济形式，主要表现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混合所有制是指社会所有制结构上多种所有制并存。狭义的混合所有制是指不同所有制成分联合形成的企业所有制形态。作为微观层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不同所有制性质的投资主体共同出资组建的企业。

2 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推动国企的市场化进程。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增量培育“体制外因素”，形成倒逼机制。一方面，混合所有制有利于国企由依赖政府向依靠市场转变；另一方面，混合所有制有利于市场结构的优化。

二是有利于推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国有企业大多经历了悠久的历史，除了自身优势之外也存在着多年沉淀的不足，这就需要政府和整个市场利用相应的策略对国有企业进行革新，推动国有企业的长远发展。

三是有利于推动整个国企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市场是促进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充分发挥作用的助推器。国有企业只有将自身的经济发展和运营的现状融入市场环境，才能够形成科学、合理、高效地治理结构，增强国有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四是有利于创造国有和民营共同发展的新机遇。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优势互补；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不同所有制间的深度融合、平等发展，也有利于释放国企改革红利。

3 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是管得多。各级政府管理几十家、几百家国有企业，政府管理成本较高，管理范围较大，政府较多地干预了企业的经营活动。

二是管得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实行“一管到底”的模式，频频出现政府管得地多、管不好的问题。

三是管不好。市场应当发挥资源配置的主体作用，政府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不能代替市场进行管理和决策。但目前，政府管理着大量的国有企业，一方面造成政府的运动员和裁判员职责混同，容易造成国有企业依靠垄断资源和权力畸形发展，阻碍国有企业做优做强，另一方面政府过多依靠行政命令管理企业，难以适应市场竞争要求，影响企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四是管得深。原来各级政府既管国有企业资本投入，又管企业资产和经营决策，企业挣钱政府拿不到，企业赔钱靠政府救济，企业躺在政府身上成为“啃老族”，本应是有限责任公司，政府却承担无限责任，企业自身不具备市场竞争力和运营活力。

4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几点建议

以国际成熟经验为基础，现阶段，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之一是加快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通过成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实现政府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转变。

4.1 明确决策主体，解决谁决定“混合”的问题

应创新出资人管理方式，积极探索建立“国有资产出资人机构――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国有及国有控股参股企业”三层资产管理体系，实现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转变，从而解决混合所有制决策主体问题。政府层面，应监管少数几家至十几家的国资投资运营公司，成为国资投资运营公司国有资本进退的决策主体。国资投资运营公司层面，代表政府行使其下属企业的国有资本进退的决策。政府向国资投资运营公司及二级公司逐步移交权力，把经营权交给二级公司，把对二级公司的考核权和分配权交给投资运营公司，实现政企、政资真正分开。

4.2 明确混合主体，解决谁与谁“混合”的问题

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平等自由流动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基本前提。只有实现资本市场的平等自由流动，才能真正解决混合所有制应解决谁与谁“混”，是民资进国资还是国资进民资的问题。目前是希望通过“民资进国资”改善国企股权结构，倒逼国企改革，实现国企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国企活力。但长远看，国资也可以进民资，可以国资与民资共同出资金，进而实现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在资本市场的平等自由流动。另一方面，资本跟着市场走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本质特征。应形成较好地市场化运行机制，促进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在资本市场的深度融合，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市场中都应处于平等地位，不问民资国资，问的是谁在市场中更有竞争力。

4.3 明确混合方式，解决怎么“混合”的问题

国企混合所有制的主要方式：一是推动国企整体股改上市；二是推动未上市国企发展多元化股份公司；三是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通过国有资本流动实现混合所有制；四是对小型国企通过员工持股实现混合所有制；五是国企退出竞争性行业，通过民企参股投入实现混合所有制；六是推动公共产品价格逐步市场化，开放项目引入非公经济，实现混合所有制；七是政府对民营企业的资金扶持，通过股权投入方式实现混合所有制；八是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产业投资公司，对新建项目实行股权多元化实现混合所有制。

4.4 明确混合程度，解决“混合”多少的问题

国企推进混合所有制民资占多大比例，“混”多少，一直是国企难以把握的问题。尤其是哪些行业哪类国企需要保留控股权，哪些可以废弃控股权，一直是国企探讨和争论的课题。而在具体的比例方面，各方也存在不同看法。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予以明确。应该说，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混合”的程度及形式也应不尽相同。现阶段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其一，涉及国家安全的少数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可采用国有独资形式；其二，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可保持国有绝对控股；其三，涉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行业的重要国有企业，可保持国有相对控股；其四，国有资本不需要控制并可以由社会资本控股的国有企业，可采用国有参股形式或者全部退出。

4.5 明确综合配套改革政策，解决“混合”政策支撑问题

完善公司治理，完善资本市场、资金市场、产权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创造各经济主体之间公平竞争的条件和法律、社会环境等。一是清除市场准入的障碍。应逐步缩小战略性、垄断性行业的范围，明确民营经济非禁即入政策。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明确进一步放开民资进入中国电信市场，这将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有利于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二是推动党政机关与所办企业脱钩。只有先做到政企分开，才能实现政资分开，混合所有制经济才能有序推进。三是建立国有资本合法有序的流动体制。完善公开、透明的资本市场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保障。各类所有制形式资本在资本市场合法有序的流动，能有效减少行政干预、“拉郎配”等暗箱操作问题的发生。建立和完善规范有序的产权交易平台，国有资本营运公司通过产权交易平台实现国有资本合法有序的流动，从而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深度融合。四是取消国有资本受让条件限制。五是加强国有股权流转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发展混合所有制不能走国有资本“一卖了之”的老路。为警惕、防止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应强化资产评估、加强资产监管、规范产权流转和搞好产权登记。

参考文献

[1] 张文魁.解放国企：民营化的逻辑与改革路径[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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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府部门总想垄断，国有企业垄断搞不下去了，就搞国有与外资的联合垄断。但垄断永远是与创新相悖的。国有资本可以依靠政府权力的支持，而不需要自己的努力和创新。外资或其他民间资本一旦搭上了国有资本的垄断便车，也很快就会丧失活力。

当然，不同外资的引进也会带来它们之间的竞争，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新技术的采用。但是，遏制民资的结果不仅仅是排斥公平竞争，还会对民族产业产生不利影响。外资与民资都是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这是相同的。但不同在于，民资在获得最大化利润的同时，还可能会创造民族品牌，而外资除了利润，并没有这样的激励。

更重要的是，外资获得利润后的使用，并不一定要在中国进行技术创新的积累，而民营企业获利后的第一投资选择必然是在中国本土，由此带来的资本积累和技术积累、无形资本积累等等都会留在中国，成为代表中国实力的资本存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志特征往往就是由一些知名的民族品牌经过长期积累而形成的。例如美国的微软、摩托罗拉，日本的索尼和松下，韩国的三星等等。没有民族品牌的国家和企业，就没有无形资产和高附加价值以及财富的积累，注定永远只能给人家打工。盲目扶持外资而抑制民资，势必带来这样的结果。

在资本和技术稀缺的发展初期，外资的进入给中国带来了积极的市场溢出效应，那些效率最高的产业，通常都是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让民营资本蓬勃发展的行业。竞争是最好的外资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民营资本则通过学习、模仿、提高和创新过程，达到消化吸收外来的先进技术，并进而实现自主创新的目标。然而，外资的积极作用正在衰减，尤其是在那些外资垄断的产业，其对中国的民族产业甚至会产生负效应。

那么，能否让外资和国资竞争，而排斥民资的参与？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国资根本不是外资的竞争对手，其必然要依赖垄断才能生存，否则很快就会被淘汰。因此，现实中经常是国资想搭外资的便车，实行共同垄断以分享利润。这样的战略就是以市场换技术，其结果换来的是产业的低效率和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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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初，绿地掌舵人张玉良在绿地地铁投资公司揭牌大会上公开表示，他们要做成全国最大的地铁投资公司，希望以地铁投资为绿地转型的重要突破口，未来成为绿地房地产经营、建设施工及地铁相关资源长期运营的重要契机。

不仅绿地很强悍，万科也来了。万科表示，将以“城市配套服务商”为定位，积极参与以轨道交通为先导的城市发展。围绕地铁为城市提供配套服务，将是万科未来最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

【述评】

当前，地方债规模受到硬性约束，但国家发改委又频繁批准各中心城市发展地铁，对资金需求庞大，PPP模式成为热宠，该模式最大特点就是地方政府能用轨道交通周边出让的土地作为还款来源。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简称“港铁公司”）号称是全世界为数不多的“能盈利”的地铁运营企业，其背后秘密正是“以地养铁”模式。港铁模式比较成熟，政府将地铁建设前的土地低价出售给地铁公司，地铁修造完成后，周边物业升值很大部分就归于地铁公司。实际上，外界将绿地的地铁投资视为内地版的港铁模式。按照绿地高层的设想，绿地地铁投资公司也将以“轨道交通+区域功能”的整体开发模式，在投资地铁建设的同时，参与地铁沿线的城市综合开发。

从万科的视角来看，其与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铁”）签署的合作备忘录明确了在地铁四期轨网建设和沿线土地开发将以“轨道+物业”模式参与深圳轨道交通及上盖物业项目的建设。万科与重庆交投集团的合作意味着深铁影响力已不仅仅局限于珠三角，和中轨集团的合作为深铁和万科参与轨交PPP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因为中轨集团是全国城市轨交行业唯一的产业资本，拥有充足的外债指标和多元化的资金来源。

篇6

，国有、外资经济与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政策差异：一是尽管有些产业领域国家没有明文规定不准民营投资经营，但由于部门或地区垄断经营的存在，民营资本往往难以进入或者充分进入；二是很多产业早已对外资开放，但对民营经济至今还没有开放。三是有些产业我国在加入WTO 的谈判中已承诺将按期对外开放，但没有明确是否也对乃至首先对民营经济开放。目前，民营经济在将近30个产业领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限进"情况，尤其在基础设施、大型制造业、保险通讯、科教文卫、等服务业以及国有产权交易领域的投资进入很少，呈现严重的投资结构不均衡的状况。

1.电力、、环保等基础设施领域民营投资进入较少。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领域一直是民营经济投资涉足最少、进入最为艰难、最难以扩张的产业领域，因而也是民营投资进入最为不足的领域。据统计，从2000年全国各地区民间资本用于交通、城建、社会等基础领域的投资比重来看，北京、山东、上海等14个地区民营经济的投资比重均未达到10%，基础领域成为民营经济投资遇到的最大的禁区。

2.金融、、旅游、文体、卫生等新型服务领域民营投资进入困难。目前，金融、保险、旅游、通讯、教育、、医疗等新型服务业已经成为新的投资热点与经济增长点。但新型服务业投资放开的难度与复杂程度远远要超过一般制造业，民营还没有真正地展开投资，上述领域基本上是国家高度垄断，严格限制了民营经济的进入，这些特殊投资比重的提高还大有余地。

3.轿车等大型制造业领域缺少民营投资进入的机会。尽管民营在制造业领域的投资较高，但深入之后可以发现，民营投资主要流向了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领域，如服装、食品、玩具、家具等等，很少有机会进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大型制造业领域，如大型装备制造业、汽车产业、大型集成电路、民用卫星、民用飞机等等。除了民营经济自身的投资实力不足以外，种种限制性规定阻碍了民营经济的投资进入也是重要原因。

二、发营投资“禁区”的政策与体制根源在于四大行政垄断因素

之所以出现民营投资"禁区"，是由于我国目前垄断的体制环境决定的。垄断实际上是一种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可以分为独家垄断、寡头垄断与垄断竞争三种类型。就垄断本身而言，有利有弊不应当一概否定，关键在于垄断的性质与形成机制。目前，我国存在两大类垄断现象。一类是市场性质的垄断。市场垄断是市场竞争自发形成的结果，如长虹集团通过价格战取得了市场竞争优势。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二类是行政性垄断，就是借助行政权力对行业实施投资保护（即严格限制或排斥竞争者进入市场）、价格保护（即允许垄断高价或超额利润）、贸易保护（设置高关税壁垒、搞进口配额制）与保护（如把行政级别化，按照政府官员待遇来任命和考核企业）。目前，我国许多行业存在严重的行政性垄断。由于行政性垄断是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实现排他性（排挤竞争对手的进入）、独占性（独占经营性投资机会）的垄断目标，从而为民营经济的投资的准入设置了难以突破的"禁区".行政垄断对民营投资的限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部门垄断经营的，民营经济投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领域存在一系列进入壁垒。

电力、石油石化、铁路、民航等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部门的基本特点是垄断特征明显，国有经济比重高、传统计划经济影响深、必要和可能的竞争严重不足，多数曾采取政企合一的部门管理方式，从而行政垄断在上述行业表现为部门垄断体制。这一垄断体制的基本体制特征就是行业主管部门采取审批制等手段排挤系统外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投资进入的同时，通过指令性的方式授权行业垄断企业担任项目业主，从而构成了民营资本进入的天然屏障。目前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性的经营性基础类投资项目往往天然由政府组建的投资公司担任项目业主，如果单一的投资主体不足以承担项目投资，则会在系统内寻找合资伙伴，但不会允许系统外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盈利性较明显的基础类项目投资。因而，目前铁路、公路、城市交通、水电气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从投资决策、资金筹集、施工建设到经营管理，均在部门内封闭运行，投资主体单一化的格局一直没有根本改变。有些地方还实行指挥部建设体制代替法人，系统外投资主体特别是非国有投资主体基本难以进入。当然，部门垄断的行业更多的是对内封闭。1997年以来，国家在基础设施部门打破垄断格局，实施对外开放的投资政策。在"指导外资投资目录"里明文允许外资可以进入铁路、公路、港口的建设经营。相对而言，基础领域的对内开放缺乏专门的政策法规，使得许多民营经济想投资却找不到入门途径，而地方大量的基础设施急需民间资本又缺乏政策依据。如湖北省基础设施建设在长期以来的包干体制影响下，市场化程度较低。基础设施资金筹措由政府包揽并承担融资风险，导致至今尚无一条高速公路吸收民间股份参与。

2.国家对金融（包括保险）、电信等行业垄断经营限制了民营投资进入新型服务业。

在目前体制条件下，国家对某些特殊的公共服务贸易行业往往给予了严格的准入限制，尤其是金融、电信等新型服务行业的新建企业基本上局限在国有投资（包括控股）或事业单位范围之内，各类民间投资往往难以进入，即使进入也要受到一系列前置审批的严格把关，从而形成了金融电信业国家行政垄断的体制格局。这种体制格局不是偶然的。传统投资认为金融、保险、电信等领域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允许民营投资进入将会扰乱金融等市场秩序，所以应当由国家垄断投资，严格限制民营资本进入。早在1988年6月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就提出，"私营经济不得从事军工、金融业的生产经营".二是投资准入政策的排他性。国家已经对外有限度地开放了金融保险投资领域，加入WTO 之后上述领域的开放度将进一步加大。目前外商金融保险业营业性机构191家，总资产达到360亿美元，占我全部金融资产2.28%，外汇资产占全部外汇16%.但国家还没有明确上述领域对民间投资开放，民营金融机构还处于试点阶段，一般民营资本要想通过国家批准进入金融业难上加难。三是投资垄断体制的独占性。目前金融保险业投资仍由国家高度垄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资产集中度达70%，但面向民营中小企业的低层次金融机构发展严重不足，使得金融业（包括担保业）市场需求十分庞大，民间的非正规金融应运而生并且屡禁不止。

这说明，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有序地引导民营资本进入国有资本难以企及的、小型的金融保险业势在必行。

3.集团过度垄断阻碍了民营投资汽车等支柱产业。

为了加强汽车、、船舶等支柱产业的发展，我国成立了若干大型企业集团，这是保证我国重大制造业竞争力的重大步骤。但是，支柱产业的发展不能仅靠几个大集团，要平等的进入支柱产业投资领域可谓困难重重。

一是传统投资理论的歧视性。认为汽车等支柱行业属于规模经济领域，需要集约化经营，依靠大型国有企业发展，防止民间资本搞重复建设。对此，民营汽车厂家认为，支柱产业的规模经济是在竞争中实现的，民营资本也是在竞争中成长壮大的。以摩托车业为例，如果没有宽松的投资准入政策，允许国有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及混合经济平等竞争，就不可能形成重庆隆鑫等民营摩托车大型企业，使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国。因此，对民营投资支柱产业的歧视观念应当改变。二是投资准入政策的排他性。我国实行严格的汽车生产许可证制度，既限制民营资本上"户口"，获得生产汽车的许可证，又限制民营资本"生男生女"，获得特定车型的生产许可证，使民营资本难以进入，进入了也难以作强作大。1997年，浙江民营吉利集团进入汽车业，在政策的夹缝中左突右冲，投入几十亿资金，用4年多的时间批量生产了吉利轻型轿车，填补了大厂商的市场空白。但在《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中，却找不到吉利申报的新产品及改进车型的名字，这意味着民营资本将"卡"在"公告"外难以生存（后来又终于允许）。相比而言，有关部门积极鼓励与吸引外资进入汽车领域。于是，人们置疑，外国人能在干汽车，为什么民营自己花钱却不能干汽车？三是国家对轿车实行了高度保护的投资体制，定点"三大三小两微"八家轿车企业生产，把财力物力人力向定点企业倾斜，并且筑起高关税和配额壁垒，限制汽车的进口销售，实行汽车的限价政策，保障汽车垄断企业投资的垄断利润。但是政府的干预和保护鼓励了落后，大企业垄断投资的结果满足不了中低档市场需求，使家庭汽车产量少、品种单一、价格高，难以适应轿车进入家庭的大趋势。

4.地区垄断导致民营经济投资社会服务业存在进入障碍。

从投资审批体制来看，科、教、文、卫、旅游等社会服务行业属于特殊行业，需要由地方政府颁发特殊行业经营许可证。民营投资会遇到许多障碍：一是投资观念的障碍。科教文卫属于社会公益事业，不应当与商业利益挂钩，反对民间资本办学校、办等等。现行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就明确指出，投资教育的机构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使得一些想办教育的民间投资者望而却步。二是准入政策的限制。为了维护地方国有垄断地位，"肥水不流外人田"，一些地方在旅游、公交（出租汽车）、建筑、劳务输出等行业限制民营平等参与投资竞争。一些地区如广东已经开放了如幼儿园、托儿所、医院、诊所、旧货业、典当业、图书批发、租赁、公共交通等领域鼓励私人、私营企业投入。但有的省市连广告和印刷业至今未向民营经济开放，有些地区如北京即使是在国有经济退出领域如商业领域也不允许民营进行控股投资。

乌鲁木齐市迅安报警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是一家主要从事有线联网报警服务的民营企业，并取得了区、市两级公安部门授予的特殊行业许可证，是目前新疆最大的报警工程公司。但从1998年起，该公司正常经营受到有关部门的不断干预和排斥，理由是民营企业禁入联网报警行业。国家公安部和自治区公安厅都有明文规定，只要具备资格并被批准的企业，不论所有制，都应该允许公平竞争。但从1999年迄今，有关部门连续三次下发红头文件，规定乌市金融单位联网报警行业由乌鲁木齐市保安技术防范中心经营，致使迅安公司业务陷入瘫痪。三是投资体制的影响。一些地区没有划分出纯福利性与非福利性的投资领域，使非义务教育、非福利医疗的产业化进展较慢，仍然实行政府福利化投资体制，地方政府宁肯财政背沉重包袱，也不推行类似民办公助等民间投资的改革。如辽宁海城把20家严重亏损的医疗机构授权民营资本经营，取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但辽宁的大多数地区的医疗垄断投资体制并未改革，医疗服务机构由于缺乏竞争要价高、服务差。　三、未来完善民营投资政策与体制环境的总体思路

民营面临的未来的主要议程，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与WTO 的基本原则，消除各种各样的政策与体制歧视，赋予民营经济与外资经济、国有经济平等的国民待遇，创造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投资政策和体制环境，为民营经济投资扩张提供市场准入、资通、权益保护的良好环境。

1.随着加入WTO ，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需要把对内开放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制定市场准入的办法，大幅度拓宽民营经济投资领域。

原则上讲，凡是竞争性产业，都应当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凡属已经和将要对外资开放的产业，都应当允许和首先对内资民营经济开放。仍需由国有经济主导或控制，但也需要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引入竞争机制的某些传统的垄断经营产业，也可以采取适当的方式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我们认为，要解决民营经济平等进入投资市场的，应当制定统一规范的市场准入办法，在上颁布投资或市场准入法。我们认为，这是当前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口。

1）必须统一市场准入的价值标准。目前各省市自治区都颁发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办法，尤其是出台了鼓励和扩大民营投资领域的若干规定，但是这些办法和规定并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准入范围与准入标准，往往只是笼统的提到除了国家法律不允许的以外，其余都允许民营投资主体进入，允许外商进入的也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在这个大的原则下，有的地区强调允许和鼓励民营资本投资十大领域，有的地区则强调领域，但各地扩大民营投资的准入办法却仍然停留在政策层面，并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这样就没有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准入办法，使民营投资缺乏一个可以参照的、比较系统的、具有权威性的产业投资政策指南。

更为重要的是，根据我们的，目前仍然存在针对民营经济的投资"禁区"，严重阻碍了民营经济的投资进入范围的扩大，例如在观念上许多人仍然认为民营经济投资等基础设施、金融服务业、汽车等行业属于力不能及，担心对内开放会引起不正当竞争等，实际上民营经济有没有能力进入与开不开放投资领域是两回事，为了保障投资进入的质量，可以而且应当采取稳妥的逐渐降低进入门槛的办法来规范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投资行为。也就是说，民营资本进入，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在规模经济标准、质量技术标准、环境保护标准，以及城乡建设用地规划等方面的要求，不允许危害公众利益。这些方面的限制与约束，对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应当是一视同仁的。因此，我们认为，在现实条件下，人们还不可能绕过市场准入这一重大的法律建设阶段，实现有序的引导与放宽民营投资的体制变革。

2）把对外开放的承诺作为对内开放的"底线".按照加入WTO 的要求，我国已经颁发了引导外资投资方向的新的指南，规定了哪些领域允许外商进入，那些领域禁止外商进入，那些领域鼓励外商进入等等详细的产业目录。如果没有这样的投资准入规定，只是笼统地说，除了法律禁止的以外，允许内资或国企进入的领域也允许外资进入，就不会给外商投资以明确的导向，外商就无从了解市场准入的门槛的高低，风险的大小，从而难以吸引外资的流入。

同样道理，如果没有明确民营经济投资的产业目录，也难以回答如何保障民营经济投资与外商投资同样享受国民待遇这一根本问题。尽管人们把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放在同等重要甚至更为优先的位置，但是如果不落实在市场准入的重大制度改革上，把对外开放的承诺作为对内开放的"底线"，就无法突破现有的制度"瓶颈"，真正实现公平的国民待遇。

3）制定民营经济投资的市场准入法。也许有人会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本就没有必要颁发一个针对民营经济的投资准入法，因为只要制定多种所有制在投资领域的平等地位这样一个基本法律框架就可以了。但事实上，由于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在投资领域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异，要放开民营经济进入原来属于国家垄断的投资领域，都需要通过专门法律法规来重新规制。从发达国家和地区来看，均曾颁发过大量的针对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法规。如韩国颁发过《基础设施吸引民间资本促进法》、新加坡颁发过《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美国、日本等国也颁发过大量放松民间投资规制的法律法规，使得民营经济能够"依法投资".因此，任何行政文件和大的指导原则都代替不了细致的、可操作的专门的法律条文。制定民营经济投资的市场准入法，符合国际惯例与体制变革的要求。

2.要全面有序的开放投资进入领域，让民营投资主体在基础设施领域发挥补充作用，在高产业起生力军作用，一般制造业起主力军作用，在服务业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1）推进基础领域的改革开放，让民营投资主体发挥补充作用。由于基础设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具有"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性质，而且其建设项目一般投资规模较大，投资回收期较长，有些甚至难以回收投资，民营经济投资主体从投资动机和投资能力看都不可能取代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但民营经济可以发挥重要的辅助或补充作用。进一步，全国性的重大基础设施（如京九铁路）与基础产业（如西气东输）项目，无疑需要国有资本发挥主体和主导作用，民营资本的参与能力有限，只能发挥辅助作用；但在某些地区性基础设施如城市基础设施领域，民营资本不但可以发挥辅助作用，也可以在有些项目中发挥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由国有单位垄断经营，但长期效率低下，甚至严重亏损，供给远远满足不了需求的城市基础设施。如开放电站、供水、供气、供热等能源类基础设施建设与经营。应当说，由于能源供应业即电、煤气、蒸汽、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利润水平较高，有利可图，无须特殊政策，只要放开管制，民营经济不用动员就很有积极性进入上述投资领域。但对于垃圾发电等新能源的开发政府还是要给价格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因此，能源类基础设施领域允许民营经济参与投资竞争有充分的依据与广阔的前景。二是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可以兼得的基础设施，如植树造林、防沙治沙、城市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等环保类基础设施。预计"十五"期间全社会需要投资7000亿元用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这样大的投资需求仅靠财政资金是无法满足的。因此，国家已经提出了由中央、地方、外资、民营、个人一起上的"大环保"建设方针。预计到2005年，我国环保产业产值将达到2000亿元，面对如此巨大的环保"市场"，应当大力鼓励民营经济参与环保产业的投资经营。三是原来具有垄断属性，现在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能够和需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交通类基础设施，如地方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交通类基础设施建设。中外实践表明，自然垄断行业并非一成不变的，原来的"公共物品"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私人物品".因此，不仅竞争性产业领域，而且在原来具有天然垄断属性的某些基础设施领域放宽政府管制和市场准入限制，不同程度、或迟或早地向民营经济主体开放是一种必然趋势。就目前情况而言，政府对基础设施领域的管制，在做到投资计划导向的前提下，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应当有所放宽，对市场垄断或恶性竞争的管制应当有所加强。

2）推进制造业领域的改革开放，让民营投资主体发挥主力军作用。传统制造业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是我国的主体部分和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业。但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我国传统制造业将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一是发达国家用高新技术发展提升了的传统制造业的挑战；二是工资成本也很低廉的其他发展家的挑战。为继续保护和发展我国传统制造业的国际动态比较优势，必须重视发挥民营经济的活力。可以说，我国传统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民营资本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在继续保持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处于支配地位的同时，可以让民营经济在一般竞争性的传统制造业中发挥主力军作用，从而尽快提高我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需要指出的是，目前，90%左右的民营分布在一般竞争性传统制造业领域，而这些领域已经普遍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结构很不合理等问题。因此促进民营经济扩大投资的配套政策，应着力于支持传统制造业的改组改造、结构优化升级，而不是单纯扩大生产能力。因此，加入"WTO"之后，中国将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的大背景下，民营经济投资可以在四大方面扩张发展空间。

一是要鼓励在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中退出的产业领域扩大投资。尤其在传统制造业集中、重化工业比重特大的老工业基地地区，要充分发挥民营经济主体的积极性，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有序地进入，填补国有资本退出的空间，或开办有利于优化当地产业结构的有市场、有效益的轻加工业。二是要鼓励在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方面扩大投资。从总体上来看，民营企业的技术档次与产品档次一般较低。在市场供求格局、经济体制环境和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应当鼓励民营经济加大技术改造投入，根据市场需求和科技进步的要求，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开发新产品，淘汰落后生产设备、工艺和已经没有销路、没有效益的落后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三是要鼓励在专业化分工协作方面扩大投资。

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结构，实行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形成产业内适度集中、企业间充分竞争、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格局，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任务。为此，一些制造最终产品的国有、非国有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需要与大量专业化生产零部件、配套件的中小企业包括民营中小企业进行跨地区的联合协作，并由此产生新的投资需求。四是支持有优势的民营企业对一般竞争性产业领域的国有企业进行兼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性产业领域的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兼并行为，只要不导致垄断和危害社会公众利益，都应当是允许的。优势国有企业可以兼并非国有企业，优势民营企业也可以兼并国有企业，这是市场机制作用下优胜劣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求。目前民营企业在收购兼并国有企业时还有种种障碍，难以公平地通过控股、并购国有企业的方式实现资产规模扩张。

3）推进高新科技产业领域的改革开放，让民营投资主体发挥生力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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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用事业改革市场化民营化

公用事业改革问题在近两年多来讨论的很多，有研究者认为民营化是公用事业变革的世界潮流，中国也应当走这条路。笔者不能苟同。

公用事业改革的市场化依据

传统理论认为类似公用事业等自然垄断领域是需要政府控制而不能通过市场经营的。这些领域通常具有收益的非排斥性和边际消费成本为零的特点。非排斥性是指面对同一消费品，一个人的享受不会影响也无法排斥另一个人享受；边际消费成本为零是指在一定界限内，增加一定数量的消费者享受公共产品的益处无需增加任何成本。非排斥性使得公共产品无法通过等价交换机制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联系；边际消费成本为零则使得，如果对公共品采取市场方式进行供应，就会限制产品效益的最大发挥，背离经济原则。

然而，上述情形中市场之所以无法发挥作用，只是因为产权无法界定或界定成本过高，凡是无法明确界定产权的领域都是无法或不宜引入市场机制的。市场机制的根本要求是等价交换，交换的内容是产权，交换价格是人们对权力的评价，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就是权力的最佳利用。因此，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没有产权界定就无法进行交换。自然垄断性产品之所以无法通过市场进行配置，是因为产权不明或产权不能确定使得价格机制失去了对交易产品进行合理定价的作用，无法实现对等的权利交换。事实上这些行业并非完全无法界定产权，有的是可以界定产权的，问题是产权界定的成本可能太高，结果无论从社会还是从个人来看都不经济。一般说的市场失灵，与其说是市场缺陷还不如说是市场运行条件不成熟。也就是说，只要能创作出界定产权的经济办法，从理论上讲所有事项都可以交给市场去完成。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组织机构的变化，一方面削弱了自然垄断的程度和范围，另一方面创造了新的竞争领域，如路网的建造维护和运输服务的提供、电网建设和电力的生产、通信网的建设运营与信息服务提供商的服务等均可以分开进行，使这些以前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经济活动，具有了竞争的性质和特点，为多元化的企业进入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同时，技术的发展也使原来的一些公共物品越来越多地成为准公共物品，可以通过“产权界定”和价格机制来实现其消费的可分割性，排除不付费者的“搭便车”现象。例如通讯技术的进步，使电视收视付费成为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此，公用物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责任者与生产者的分离，即政府有责任组织相关设施的生产，但不一定亲自建设和运营，可以交由市场完成。与此同时，技术发展也使公共物品的产权实施成本降低。所以，许多自然垄断的公用事业，具有了某种程度市场竞争的条件，且现有营运及管理模式日渐无法满足新的社会需求，需要通过市场化改革提高效率。

市场化与民营化的区别

“化”是指一种发展趋势，一种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民营化应当可以理解为在某个领域民营资本逐步进入并最终成为主体或占据支配地位。民营化的支持者认为，民营化可以更好地引入市场竞争，提高公用事业领域经营效率。笔者认为，放开大门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公用事业领域从事经营和民营化是有根本区别的，公用事业改革的实质是市场化而非民营化。造成误区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对市场化的认识不足，另一方面有些确实是懂市场化，但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有意对市场化进行曲解。曲解跟误解是不一样的。

毫无疑问，民营资本参与公用事业建设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一则大量民营资本的进入将会解决资金不足、产品或服务短缺问题。二则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产权主体或竞争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该领域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提高效率，改进产品和服务质量。然而，民营资本进入虽有助于市场化形成，但决不是唯一的路径。

首先，市场化就是按照市场规则去运行，不排除任何国有的成分，也不排除任何民营或外资的成分，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原则：一定要界定政府、投资人或者是运营者，或者是消费者的责权和义务的关系，只要把权力和义务划分清楚就是市场化。市场化一定要转变原来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有些人比成父子关系，就是没有一个清楚的责任和权力，只要把父子关系改变成合同关系，实际上就是市场化的基本特征。

其次，一些学者主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公用事业的模式，在我国实行公用事业民营化。但他们忽略了西方国家公用事业领域实行私有化或民营化是在国有资本占有相当比重的前提下进行的。事实上，时至今日那些国家公用事业领域国有资本仍占有很大比重，而相反现在我们的开放程度超过了美国、德国等一些发达国家。

再次，目前公用事业经营效率低的原因是因袭了旧体制下政府直接管理和经营的模式，政企不分，没有进行真正意义的企业化经营，而不是国有资本太多，也不意味着国有企业一定低效率。大量的事实表明，国有企业一旦完成制度更新、机制转变，也将成为充满活力、富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改革提升其竞争力，在公用事业领域应当也能做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问题，不在于有多少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或民营化程度有多高，而在于有多少企业真正建立了符合现代企业标准的权力制衡制度。

民营化的消极影响

民营化期望通过促进个人利益最大化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并非十分可靠。因为公用事业本身的自然垄断性，民营化往往只能改动“经营”而无法改变“垄断”这种经营方式——民营化的结果只是将垄断权由政府交给私人组织。如果缺乏健全的监管体制，民营经济控制公共事业就极有可能造成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这种危害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争夺政府授予特许权和签订承包合同阶段的腐败问题；二是合同签订之后公共服务生产过程中的数量短缺、质量低劣和价格不公平问题；三是不履行普遍服务义务，或者提供歧视。由于诸如自来水、电力等公用事业产品的需求弹性很小，经营者完全可能通过任意提高价格以获取垄断利润。一旦政府介入实行价格监管，有可能造成企业因不能满足其利润目标而选择放弃或提供低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通过分析，笔者认为不能过分相信政府对私人企业进行监管、引导的能力和有效性，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本身的缺陷，二是私人企业对政府调控做出反应的积极性以及反应能力。一个典型案例是，2005年5月，香港东区海底隧道(东隧)不顾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强烈反对，坚持自五月份开始对公路隧道收费大幅加价超过六成，由此引发社会各界对香港过海隧道车流量将会更加分布不均的担忧，以及公用事业民营化模式利弊得失的重新思考。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膨胀，许多城市近年来相继有大量公用事业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采用所谓“民营化”模式进行运营。如采用BOT方式建设的深圳梧桐山隧道，专营商对隧道的高额收费早已成为阻碍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深圳市政府急于收回隧道经营权，但是专营商却抛出高价令政府难以接受，在多年谈判未果的情况下，深圳市政府只得于2005年兴建梧桐山新隧道解决交通瓶颈，但却很可能面临新旧隧道车流量不均、资源浪费的新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在公用事业改革过程中，市场效率也确实得到了提高。但从本质上分析，真正促进效率提高的是市场竞争。英国经济学家马丁与帕克在对英国各类企业私有化后的经营绩效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后发现，在竞争比较充分的市场上，企业私有化后的平均效率提高显著，而在垄断市场上，企业私有化后平均效率的提高并不明显，相反，像伦敦铁路，还出现了服务水平下降。从总体上分析，英国公用事业改革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强化竞争机制的过程。经济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所采取的促进竞争与改进管制效率的政策措施。但从我国已有的“民营化”进程来看，能够达到改善市场竞争机制的领域并不多。如在县一级的供水行业，一般来说如果引入两个供给主体显然不符合这一行业的规模经济要求，由于市场结构未发生改变，很难指望市场主体行为与市场绩效会发生大的改变。因此，公用事业市场效率提高的关键在于引入真正的市场竞争机制，否则难有根本性的改变。如果认为公用事业从公营变成民营就必然会提高市场效率，我们就很可能把我国的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变成一场所有制改革而忽视市场结构的变革，这将使这一场改革步入误区。

当然，在公用事业发展过程中，不能因噎废食，退回到完全依赖国家投资、政府经营的时代。但是，如何合理利用社会资本建设公用事业，避免陷入民营化困境，是我们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上必须慎重审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王坤，王泽森.公用事业民营化宜慎行[N].证券时报，2005-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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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公用事业发展过程中，不能因噎废食，退回到完全依赖国家投资、政府经营的时代。但是，如何合理利用社会资本建设公用事业，避免陷入民营化困境，是我们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上必须慎重审视的问题。公用事业改革的市场化依据

传统理论认为类似公用事业等自然垄断领域是需要政府控制而不能通过市场经营的。这些领域通常具有收益的非排斥性和边际消费成本为零的特点。非排斥性是指面对同一消费品，一个人的享受不会影响也无法排斥另一个人享受；边际消费成本为零是指在一定界限内，增加一定数量的消费者享受公共产品的益处无需增加任何成本。非排斥性使得公共产品无法通过等价交换机制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联系；边际消费成本为零则使得，如果对公共品采取市场方式进行供应，就会限制产品效益的最大发挥，背离经济原则。

然而，上述情形中市场之所以无法发挥作用，只是因为产权无法界定或界定成本过高，凡是无法明确界定产权的领域都是无法或不宜引入市场机制的。市场机制的根本要求是等价交换，交换的内容是产权，交换价格是人们对权力的评价，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就是权力的最佳利用。因此，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没有产权界定就无法进行交换。自然垄断性产品之所以无法通过市场进行配置，是因为产权不明或产权不能确定使得价格机制失去了对交易产品进行合理定价的作用，无法实现对等的权利交换。事实上这些行业并非完全无法界定产权，有的是可以界定产权的，问题是产权界定的成本可能太高，结果无论从社会还是从个人来看都不经济。一般说的市场失灵，与其说是市场缺陷还不如说是市场运行条件不成熟。也就是说，只要能创作出界定产权的经济办法，从理论上讲所有事项都可以交给市场去完成。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组织机构的变化，一方面削弱了自然垄断的程度和范围，另一方面创造了新的竞争领域，如路网的建造维护和运输服务的提供、电网建设和电力的生产、通信网的建设运营与信息服务提供商的服务等均可以分开进行，使这些以前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经济活动，具有了竞争的性质和特点，为多元化的企业进入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同时，技术的发展也使原来的一些公共物品越来越多地成为准公共物品，可以通过“产权界定”和价格机制来实现其消费的可分割性，排除不付费者的“搭便车”现象。例如通讯技术的进步，使电视收视付费成为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此，公用物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责任者与生产者的分离，即政府有责任组织相关设施的生产，但不一定亲自建设和运营，可以交由市场完成。与此同时，技术发展也使公共物品的产权实施成本降低。所以，许多自然垄断的公用事业，具有了某种程度市场竞争的条件，且现有营运及管理模式日渐无法满足新的社会需求，需要通过市场化改革提高效率。

市场化与民营化的区别

“化”是指一种发展趋势，一种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民营化应当可以理解为在某个领域民营资本逐步进入并最终成为主体或占据支配地位。民营化的支持者认为，民营化可以更好地引入市场竞争，提高公用事业领域经营效率。笔者认为，放开大门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公用事业领域从事经营和民营化是有根本区别的，公用事业改革的实质是市场化而非民营化。造成误区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对市场化的认识不足，另一方面有些确实是懂市场化，但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有意对市场化进行曲解。曲解跟误解是不一样的。

毫无疑问，民营资本参与公用事业建设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一则大量民营资本的进入将会解决资金不足、产品或服务短缺问题。二则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产权主体或竞争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该领域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提高效率，改进产品和服务质量。然而，民营资本进入虽有助于市场化形成，但决不是唯一的路径。

首先，市场化就是按照市场规则去运行，不排除任何国有的成分，也不排除任何民营或外资的成分，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原则：一定要界定政府、投资人或者是运营者，或者是消费者的责权和义务的关系，只要把权力和义务划分清楚就是市场化。市场化一定要转变原来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有些人比成父子关系，就是没有一个清楚的责任和权力，只要把父子关系改变成合同关系，实际上就是市场化的基本特征。

其次，一些学者主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公用事业的模式，在我国实行公用事业民营化。但他们忽略了西方国家公用事业领域实行私有化或民营化是在国有资本占有相当比重的前提下进行的。事实上，时至今日那些国家公用事业领域国有资本仍占有很大比重，而相反现在我们的开放程度超过了美国、德国等一些发达国家。

再次，目前公用事业经营效率低的原因是因袭了旧体制下政府直接管理和经营的模式，政企不分，没有进行真正意义的企业化经营，而不是国有资本太多，也不意味着国有企业一定低效率。大量的事实表明，国有企业一旦完成制度更新、机制转变，也将成为充满活力、富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改革提升其竞争力，在公用事业领域应当也能做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问题，不在于有多少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或民营化程度有多高，而在于有多少企业真正建立了符合现代企业标准的权力制衡制度。

民营化的消极影响

民营化期望通过促进个人利益最大化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并非十分可靠。因为公用事业本身的自然垄断性，民营化往往只能改动“经营”而无法改变“垄断”这种经营方式——民营化的结果只是将垄断权由政府交给私人组织。如果缺乏健全的监管体制，民营经济控制公共事业就极有可能造成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这种危害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争夺政府授予特许权和签订承包合同阶段的腐败问题；二是合同签订之后公共服务生产过程中的数量短缺、质量低劣和价格不公平问题；三是不履行普遍服务义务，或者提供歧视。由于诸如自来水、电力等公用事业产品的需求弹性很小，经营者完全可能通过任意提高价格以获取垄断利润。一旦政府介入实行价格监管，有可能造成企业因不能满足其利润目标而选择放弃或提供低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通过分析，笔者认为不能过分相信政府对私人企业进行监管、引导的能力和有效性，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本身的缺陷，二是私人企业对政府调控做出反应的积极性以及反应能力。一个典型案例是，2005年5月，香港东区海底隧道(东隧)不顾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强烈反对，坚持自五月份开始对公路隧道收费大幅加价超过六成，由此引发社会各界对香港过海隧道车流量将会更加分布不均的担忧，以及公用事业民营化模式利弊得失的重新思考。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膨胀，许多城市近年来相继有大量公用事业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采用所谓“民营化”模式进行运营。如采用BOT方式建设的深圳梧桐山隧道，专营商对隧道的高额收费早已成为阻碍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深圳市政府急于收回隧道经营权，但是专营商却抛出高价令政府难以接受，在多年谈判未果的情况下，深圳市政府只得于2005年兴建梧桐山新隧道解决交通瓶颈，但却很可能面临新旧隧道车流量不均、资源浪费的新问题。

参考文献：

1.王坤，王泽森.公用事业民营化宜慎行[N].证券时报，2005-05-11

2.由姗姗.公用事业改革：深圳的探索与争议[N].南方周末，2005-07-07

3.王俊豪.英国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评析[N].中国建设报，2004-03-23

篇9

如何看待这样的争议?笔者以为至少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讨论：首先是金融危机客观存在，而从别国应对危机的经验看，总会伴随国有资本的扩张；其次是国有经济好还是民营经济好，不能一概而论，现代经济应该是不分国有和民营；再次是国进民退还是要看具体行业，有些行业国进民退也是有道理的；最后，当然也有退出的问题，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国进民退之后往往就是国退民进，如果退出时机的把握和度的把握做得好，对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就可以减少到最小，那么现阶段的国进民退就有积极的意义。现代经济难分国有还是民营

目前，对“国进民退”的诟病，其中之一是认为此举与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背道而驰，将有损我国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公平。有关人士认为，造成本轮国进民退的原因，是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订单等多个方面政策倾斜。其实，从国际上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来看，国有资本参与到市场中，对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公平的影响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其成效关键是看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和掌控是否到位。

例如我们熟知的法国，就曾经多次出现了国有化的浪潮。如1936年包括铁路、飞机制造和军工厂等工业企业进行了国有化，1945年至1948年的国有化――其中包括著名的将雷诺收归国有，上世纪80年代初，法国又掀起了第三次国有化等。尤其是第三次国有化，取得了积极成效，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工业设备落后，高新技术产业落后于美、日的局面。此次金融危机以来，法国的国有化“习惯”又有所体现。到今年7月，法国已经用掉其经济刺激计划资金的75％，而美国则要等到明年秋天才能达到这个水平。当前，法国更加集中化、国有化的经济尽管受到多方批评，这种模式被认为有碍企业家精神和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在经济危机时期，法国模式的优势很明显，它比美国的方式来得更加有效和迅速。而且，在多数法国企业和政界人士的眼里，法国在应对经济危机方面，相比其欧洲邻国英国、德国和西班牙要有效得多。根据经合组织的预计，法国今年的经济大约会收缩4％，远远低于德国的水平。

在本次应对危机土，我国一些行业的国进民退也起到了抵御金融风险的作用，例如中粮入股蒙牛，由于中粮的主营业务和蒙牛的业务有一定的关联，在蒙牛困难的时候，中粮入股从实际效果说帮助蒙牛解决了资金困难。中粮入股蒙牛不是以大吃小，而是大帮小，国有资本帮一把民营资本，笔者以为是值得鼓励的事情。

其实，现代经济体制中，国有和民营已经很难分清，例如美国的通用汽车，国家、公众以及个别投资大鳄，都在其中占有股份，不过是在经济危机来临时，国家持股比例提高，经济复苏之后，国家资本的持股比例低一些。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时间不长，以后发展了也不会仅仅是私人独资的企业。而是私人独资的企业会有一部分，但是大部分都将股份化，股份将会逐步分散，同时经营权和所有权两权分离。

关键是要进退有度

目前，对国进民退的争议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国进”的过程中，存在不公平的现象，例如国有企业在获得贷款以及国有项目的订单方面占有优势；二是我国以前已经开放的一些行业，现在又收紧了，门槛提高了，民营经济被国有经济挤出；三是，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背景下，多个国家都在去国有化，但我国在这方面还没有明确的布局。

篇10

经济增长如何实现又好又快

刘福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经济要又好又快的发展，说明更强调质量的发展，应该说是认识上的提高。但是又好又快还是落在经济增长上，不是落在发展上。发展是质变的，要提高发展的质量，当前中国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城市现代化和农村小农经济这两种生产方式的转化。2006年，我国GDP增长10.5%,关键不在于GDP的数字，而在于2006年就业超过了原来的预期，将增加1000万人的就业，这是相当好的形势；另外，居民消费增长达到13.5%，这是2006年经济的两个亮点。随着中央构建和谐社会、六中全会决议的贯彻，以及政府将承担起医疗保障、教育等责任，我相信2007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还会更好，经济增长不会低于10%。但是，我们应该更关注单位GDP增加的就业人数，单位用地上提供税收的增长，提高增长的质量。

魏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主要是实现一种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提高效率。2007年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减速，其中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国际收支失衡，调整国际收支失衡的一个办法就是要减少出口、扩大进口。这项政策会对一些行业有影响，比如钢材行业，12月14日提出的出口提税政策，会导致钢铁出口减缓，经济发展速度就会降下来；第二，未来要增加的房地产保有税，对房地产行业调整较大。随着保有税的增加，人们对房地产的投资热情会降温，也会适当地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另外，社会需要公平、和谐，改革的调整也会影响经济增长。预计2007年，经济增长会在10%以下。

产能过剩是否还将困扰2007年中国经济

刘福垣：目前，中国存在劳动力、资金、产品、产能四大剩余，因为背后有社会保障短缺、医疗教育短缺、住宅短缺这“三座大山”。产能过剩本身是个伪命题，不是真过剩而是假过剩。因为这“三座大山”压着，使大家不能正常消费；这些过剩除以13亿，并不多，完全可以消化。但是，因为没有社会保障，人们不敢消费；另外，现在储蓄率太高，等于很多钱没有转化为资本，背后就是产能积压。要把积压的资金用活，使它变成消费，消费拉动投资才是高质量的发展。现在是政府冲动、出口拉动的投资，不是消费拉动的投资。如何将存款转成贷款、变成资本，现在惟一的出路是要把它释放出来，给老百姓一个定心丸。此外，产业之间的转移受到垄断的控制，如果垄断消除，我国消费还能上去，中国永远没有过剩这一说，按照世界平均数，还短缺得多。

魏杰：因为增长速度影响市场需求，需求的减少使得产能过剩就会很大。尤其是要看到控制速度对国际需求的影响。例如钢材出口减少，马上就会形成过剩。产能过剩后，生产速度会立刻降低。如果国外反倾销加强，产能过剩会更严重，还会影响2007年中国经济。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就会出现需求的问题。因此，如果内需启动不起来，发展速度就会减缓，产能过剩还将出现。

政府在宏观调控时还应该做好哪些工作

刘福垣：提高增长的质量靠发展。发展的模式对了，就业模式对了，经济就会起飞。现在就业是靠出口，所以必须改变这种经济增长方式，靠内需拉动，内部消费的启动必须把“三座大山”搬掉，“十一五”的任务就是要搬这三座大山，所以这不是一般宏观调控问题，而是改革问题，是政府缺位问题。

当前,我国处在城乡差距悬殊、东中西三个板块处在不同发展阶段，还有四大剩余。在这样的结构下，要素在部门之间流动，用同一个宏观调控工具调控宏观经济显然不合适。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必须回到中国二元结构、三个板块的现实中来考虑。

魏杰：2007年，经济发展“又好”会有所变化，但“又快”就不太可能，因为经济增长速度要减缓。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约束主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是资源供给。2007年，中国需求约束和资源约束都会显现出来。这两个约束都在，就很麻烦。所以，需求这块，出口不能调整得太快；资源约束这块，一方面，要扩大资源供给，增加全球配置资源，比如能源的开发走向国际化；另一方面，要节约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转变增长方式。

国有经济控制对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与民营经济的发展

刘福垣：首先要了解我们处于什么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政府的控制力有多大。如果发展的阶段高，控制的少一点；发展的阶段低，可以控制的多一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把营利性的产业都垄断在手里，哪还有市场经济。国有资产怎么运营，主要是处理好二次分配。国有企业改革应该是改革政府，改革国有资产的运行管理体制，国有资产按要素分配。

魏杰：我认为，可以讲国有资本向某些重要行业转移、集中，但是不能讲国有资本要控制这些重要行业，国有资本可以进入像电力电网、石油石化行业，可以向他们集中，不能说控制。一说控制，民营资本进不来就形成了垄断。看来，根本上是我们对民营经济国民待遇的问题和是否真正把民营经济当成重要基础的问题。从有利发展的角度上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应该是互相竞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