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资金入境方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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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FDI；IBT；Granger因果检验；弹性系数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2-0088-08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的快速融合，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商业合作越来越频繁，来华外商投资总额和入境商务游客总数已经呈现出同步增长的趋势，它们在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岗位、完善基础设施、科学技术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选取1995-2014年江、浙、沪FDI和IBT的统计数据，选取外企数量、外企投资和入境商务旅游三个指标，采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弹性系数等方法，对FDI和IBT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以探讨FDI与入境商务旅游的关系。

一、假设模型、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一）模型假设

外商直接投资与入境商务旅游是促进经济增长、市场发展的两种方式，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就流动方式而言，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境内的外企数量和境外的投资力度逐渐增加，致使资金流动更加频繁，流动的资金加速了贸易发展[1]，贸易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商务人员对酒店、交通等与旅游相关产业的消费，促进了IBT发展。从市场作用来看，FDI扩大了产品的市场份额，直接带来贸易机会的增长，促进了商务人员的跨国活动，并刺激IBT的发展；IBT的发展提升了市场的活跃度，促进了商务人员充分认识产品市场，不仅有助于发现贸易和投资机会，也促进了贸易往来和外商投资的发展，即IBT引发的贸易增长能促进FDI的发展[2]。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FDI带动IBT的发展。

H2：IBT也促进FDI的发展。

（二）研究方法

采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弹性系数等方法，通过五个步骤对江、浙、沪FDI与IBT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第一步，平稳性检验。通过ADF分别检验外企数量、外商投资和入境商务旅游的ADF值是否小于各自的5%临界值，若小于5%临界值则为平稳性序列，下一步可进行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分析；第二步，采用E-G两步法建立协整回归方程，估计协整参数，并得到相应的残差序列，再检验残差序列的平稳性，若残差序列平稳，说明变量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3]。第三步，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对外企数量、外商投资和入境商务旅游之间短期均衡关系进行分析，将残差看做一个解释变量，将其他变量看做一个被解释变量进行关系分析。第四步，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检验FDI与IBT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第五步，利用弹性系数法分析FDI与IBT的相互带动作用。

（三）案例选择

x择江、浙、沪地区作为案例研究的原因：第一，作为长三角经济圈的三个典型省区代表，江、浙、沪FDI和IBT的发展较为发达，这为研究二者的关系提供了较好的事实和材料支撑；第二，江（苏南模式）、浙（浙江模式）、沪（上海模式）的发展模式不同，利用FDI与IBT两者的能力和效果也不同，对比研究三个地区之间FDI与IBT的互动关系能更好地解释二者之间的互动和作用规律。

选取1995-2014年江、浙、沪FDI与入境商务旅游的基础数据，采用定量分析法探析FDI与入境商务旅游的互动关系。在FDI方面选取的指标：（1）外企数量，记为n，江、浙、沪分别记为Jn、Zn和Hn；（2）外企投资额，记为i，江、浙、沪分别记为Ji、Zi和Hi；（3）入境商务旅游，记为ibt，江、浙、沪分别记为Jibt、Zibt和Hibt。FDI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数据库，IBT的数据分别来自1995-2014年《入境旅游者抽样调查》中以入境商务、会议和文体科技旅游为目的的比例数据之和，通过该比例数据乘以三地入境过夜游客的基数得到江、浙、沪IBT的数据。由于受2003年SARS疫情影响，导致部分数据缺失，本文采取了内插修正法给予修正。

二、FDI和IBT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为了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本文利用Eviews 60软件对经过对数处理的江、浙、沪外企数量（Jn、Zn、Hn）、外企投资额（Ji、Zi、Hi）、入境商务旅游（Jibt、Zibt、Hibt）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每个序列是否为单整序列，如果序列不为单整序列则需要进行一阶或者二阶差分，在三个变量都为单整序列的前提下则可以进行协整分析[4]。

利用ADF单位根检验法对上述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滞后期的选择按照AIC准则进行，得到结果见表1。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江、浙、沪三组的ADF值均大于各自的5%临界值，为非平稳时间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三组变量的ADF值均小于各自的5%临界值，为平稳时间序列。因此，可进行下一步的协整检验。

（二）协整检验

由上述平稳性检验结果可得出，江、浙、沪的变量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EG两步法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协整：第一步检验非平稳序列xt，yt是否是I（1）；第二步若序列xt，yt都是I（1）的，则用OLS法估计协整回归模型[5]。具体方法是：若序列xt，yt都是I（1）单整的，用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回归，可得：

用和表示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则模型残差估计值为：

利用协整回归方程（公式（1））分别估算出江、浙、沪外企数量和IBT之间的回归方程（如表2所示），方程（1）、（3）、（5）分别表示江、浙、沪的外企数量和IBT之间的协整方程。方程调节后R

表2的方程（2）、（4）、（6）分别表示江、浙、沪的外企投资额和IBT之间的协整方程，方程调节后R2分别是09373、08708、08724，表明方程拟合效果较好。各方程的系数表示外企投资额对IBT的弹性，分别是07097、06087和07181，表明江、浙、沪的外企投资额每增加1%，其IBT分别增长07097%、06087%和07181%。

从表3可以看出江、浙、沪ADF值均小于5%临界值，表明江、浙、沪的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说明江、浙、沪的外企数量、外商投资额和IBT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江、浙、沪的外企数量、外商投资额和IBT序列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三）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分析表明江、浙、沪的外企数量、外商投资额和IBT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而这种长期稳定的关系需要短期动态地不断调整，需要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检验变量的短期动态关系，即以稳定的时间序列为误差修正项，将其引入模型得出江、浙、沪外企数量、外商投资额对IBT的短期影响。本文用EVIEWS60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表4。从误差修正模型亦可以看出模型估计结果的F统计量的对应概率P均较小，调整后R2的值均大于09，表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

1.上海。由模型（7）的变量系数可以看出ECM系数为-02011，说明上海的外企数量和IBT之间的均衡关系，对当期非均衡误差调整的自身修正能力较强，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具有一定的调节力度。其中，外企数量对IBT的前一期和前两期弹性分别为01973和01089，即外企数量每增加1%，前一期和前两期的IBT将增加01973%和01089%，均远远小于长期弹性。IBT的前一期和前二期对本期具有一定的惯性推动，贡献幅度分别为05579%和02613%。由模型（8）可见ECM系数为-00257，说明上海的外企投资和IBT之间的均衡关系对当期非均衡误差调整的自身修正能力较弱，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调整力度不大。外企投资对IBT的前一期和前两期弹性分别是01760和00956，即外企投资每增加1%，前一期和前两期的IBT将增加04424%和03942%，均远小于长期弹性。IBT的前一期和前二期对本期具有一定的惯性推动，贡献幅度分别为04424%和03942%。

2.江苏。由模型（9）的变量系数可以看出ECM系数为-03409，说明江苏的外企数量和IBT之间的均衡关系，对当期非均衡误差调整的自身修正能力较强，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调整力度很大。外企数量对IBT的前一期和前两期弹性分别是01789和00038，即外企数量每增加1%，前一期和前两期的IBT将增加01789%和00038%，均小于长期弹性。IBT的前一期和前二期对本期具有一定的惯性推动，贡献幅度分别为08205%和03271%。由模型（10）可见ECM系数为-01503，说明江苏的外企投资和IBT之间的均衡关系，对当期非均衡误差调整的自身修正能力较弱，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具有一定的调整力度。外企投资对IBT的前一期和前两期弹性分别是01468和01763，即外企投资每增加1%，前一期和前两期的IBT将增加01468%和01763%，均远小于长期弹性。IBT的前一期和前二期对本期具有一定的惯性推动，贡献幅度分别为04190%和05455%。

3.浙江。由模型（11）可见ECM系数为-02418，说明浙江的外企数量和IBT之g的均衡关系，对当期非均衡误差调整的自身修正能力较强，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具有一定的调整力度。外企数量对IBT的前一期和前两期弹性分别是01572和00409，即外企数量每增加1%，前一期和前两期的IBT将增加01572%和00409%，均远小于长期弹性。IBT的前一期和前二期对本期具有一定的惯性推动，贡献幅度分别为07368%和02536%。由模型（12）可见ECM系数为-01006，说明浙江的外企投资和IBT之间的均衡关系，对当期非均衡误差调整的自身修正能力较强，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具有一定的调节力度。外企投资对IBT的前一期和前两期弹性分别是01723和00738，即外企投资每增加1%，前一期和前两期的IBT将增加01723%和00738%，均远小于长期弹性。IBT的前一期和前二期对本期具有一定的惯性推动，贡献幅度分别为05483%和07706%。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表明了外企数量和外商投资额对IBT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均衡关系，但是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对其进行Granger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5。从表5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FDI（外企数量、外商投资）与IBT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地区与地区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异，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具体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就上海而言，在10%的显著水平下IBT与外企数量拒绝了原假设，说明IBT是外企数量的单项Granger原因。外商投资与IBT、IBT和外企投资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说明外商投资与IBT互为因果关系。由此可见IBT的发展促进了外企数量的增多，对外商投资具有带动作用，外商投资也促进了IBT的发展。主要原因是上海现处于我国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具有先天优势，而投资者入境次数越多越能带动酒店、交通等旅游相关产业的发展，使上海IBT与外商投资互为因果关系；上海在IBT发达的基础上，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和广阔的消费市场等优势更吸引着外企不断入驻，IBT成为外企数量的单项格兰杰。

就江苏而言，在10%的显著水平下IBT与外企数量、外企数量和IBT之间均拒绝了原假设，说明IBT与外企数量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即IBT带动了外企数量的发展，外企数量也促进了IBT的进步。在10%的显著水平下外商投资与IBT拒绝了原假设，说明外商投资是IBT的单项Granger原因。江苏以国家优先发展工业的政策为先导，利用资源和产业的相对优势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招商引资的政策，使外企与江苏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形成了企业集聚效应，对IBT具有较强带动作用；而IBT的发展使更多的外国商务人员利用江苏企业集聚效应的优势，让企业纷纷入驻本土以降低成本，从而带动了外企数量的增加。

就浙江而言，在10%的显著水平下IBT与外企数量、外企数量与IBT之间均拒绝了原假设，说明IBT与外企数量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即IBT带动了外企数量的发展，外企数量也促进了IBT的进步。在10%的显著水平下外商投资与IBT拒绝了原假设，说明外商投资是IBT的单项Granger原因。浙江的外企投资集中程度较高，既拉动了入境商务客流量增长，也不断带动了外企数量的增加；浙江企业“走出去”的能力较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贸易顺差，使得IBT外商投资的作用不明显。

（四）FDI与IBT相互带动作用分析

由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可以得出FDI与IBT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FDI拉动IBT的增长，IBT促进了FDI的发展。但是，两者之间的相互带动作用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本文利用OLS回归系数法算出IBT和外企数量、外商投资和IBT的两组数据弹性系数，以判断三地FDI与IBT的相互带动关系。从表6可见方程R2值均在08以上，表明方程拟合度较好。

1.IBT拉动了企业数量的增长。从弹性系数可以看出IBT对江、浙、沪企业数量的弹性系数分别是04273、03164、06515，即IBT每增长1%，江、浙、沪的企业数量分别增长04273%、03164%、06515%，可以看出IBT对江、浙、沪企业数量增长有一定的带动作用，说明企业数量的增长加速了企业人员间的流动，入境频次的增多为IBT带来了稳定的客源市场；IBT越发达越会吸引更多的入境商务游客，而入境商务人员旅游的过程也是其间接考察市场发展前景和预估投资风险和收益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入境商务人员对投资者的转化率，进一步促进了企业数量的增长。

2.外商投资带动了IBT的发展。从弹性系数可以看出外商投资对江、浙、沪IBT的弹性系数分别是07316、05532、08622，即IBT每增长1%，江、浙、沪的外商投资分别增长07316%、05532%、08622%，可以看出外商投资对江、浙、沪IBT的带动作用明显，说明外商投资力度越大，跨国企业建设越多，越能带来更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理念；而通过借鉴外商一些切实可行的技术和理念，既弥补了硬件设施发展的不足，也为IBT的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从技术层面而言，完善入境商务旅游的设施和接待能力，不仅促进了入境商务旅游深层次的消费，也增强了外商投资对入境商务旅游的带动作用。

对比江、浙、沪IBT对外企数量和外商投资对IBT的弹性系数，可知IBT对外企数量的弹性系数小于外商投资对IBT的弹性系数，说明IBT对外企数量的拉动作用均小于外商投资对IBT的拉动作用。江、浙、沪经济一体化已具雏形，依赖其规模性的工业基地，过硬的科学技术水平，尤其是发挥杭州湾大桥等重点交通设施的疏散枢纽作用，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政府对外商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视程度不断得到深化，招商引资的政策不断优化，从而促进了外商投资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带动了IBT的发展；沪宁杭对引进资本数量的重视使该地区对外商投资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性，从而在发展IBT的过程中也过度关注吸引外商投资，致使IBT对外企数量的拉动作用小于外商投资对IBT的拉动作用。

三、各地FDI和IBT互动关系对比

格兰杰因果分析表明上海的IBT是外企数量的单项格兰杰原因，外商投资与IBT互为因果关系；江苏和浙江的IBT与外企数量互为因果关系，外商投资是IBT的单项格兰杰原因。由弹性系数可以发现IBT对外企数量的弹性是沪>江>浙，外商投资对IBT的弹性是沪>江>浙，即IBT对外企数量和外商投资对IBT均有带动作用，但这种带动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性。

上海是我国的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跨国公司比较多，商务人员之间的交流和合作频繁，使得上海IBT发展具有独特优势[6]。也正是因为上海IBT发达，激发了商务人员对市场的敏感度，提高了入境商务游客的转化率，带动了企业数量的增长；相反的，上海的GDP、基础设施、平均工资等综合实力最强，其吸引外资投资企业最多，也促使商务人员入境交流和考察频率最多，对商务设施的依赖程度最高，促进IBT发展的弹性在三个地区也是最高的（见图1、图2、图4）。

江苏在工业基础、科学技术、对外开放程度、交通等方面占据优势[7]，使其在吸引外商投资的能力强于浙江；外商投资企业数量较多，在江苏形成了规模大、a量高的企业集聚现象，造成了商务人员入境的实地考察次数较多，带动了IBT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外商投资对IBT的弹性系数比浙江高；而IBT的发展让江苏依赖这些优势，从而吸引更多的外企入驻本土，增加了外企数量，使得IBT对外企数量的弹性较浙江高（见图2至图6）。

浙江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迅速，注重轻工业等消费产品的生产，在本土占有较大的市场，使得对外商投资的依赖程度小，造成外商投资企业数量比上海和江苏少，外商投资对IBT的弹性系数较上海和江苏弱；相反，因为浙江的自主创新和开阔市场的能力强，使其招商引资的能力不足，企业未能达到规模效应，造成IBT的发展对外商投资和企业数量增长的带动作用较上海和江苏弱。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江、浙、沪的FDI和IBT为对象，选取1995-2014年两个时间序列的三个指标数据，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弹性系数分析等方法，对江、浙、沪FDI与IBT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了分析；通过构建各地FDI与IBT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对其互动关系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1.协整检验说明江、浙、沪的FDI与IBT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格兰杰因果分析说明了各地的FDI与IBT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但FDI与IBT的互动关系存在地区差异性：上海的外商投资与IBT互为因果关系，IBT是外企数量的单项格兰杰原因；江苏、浙江的外企数量与IBT互为因果关系，外商投资是IBT的单项格兰杰原因。

2.弹性系数分析表明IBT对江、浙、沪企业数量的弹性系数分别是04273、03164、06515，外商投资对江、浙、沪IBT的弹性系数分别是07316、05532、08622，两者相比较发现外商投资对IBT弹性系数高于IBT对外企数量弹性系数，说明外商投资对IBT的带动作用高于IBT对外企数量的带动作用。

3.对比各地的FDI和IBT的关系，发现上海的IBT是外企数量的单项格兰杰原因，外商投资与IBT互为因果关系。浙江、江苏IBT与外企数量互为因果关系，外商投资是IBT的单项格兰杰原因。江苏、浙江以企业发展为重心，对外“招商引资”的政策出台较多，IBT对吸引外商投资的效果不明显。

IBT与FDI相互带动作用对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地区之间地理位置、经济基础、科学技术等因素的影响，IBT与FDI的相互带动作用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如何因地制宜地制定IBT和FDI的有效政策是三地FDI和IBT提升的重要路径。

1.加强与周边省区的合作，促进优势互补。江、浙、沪IBT与FDI之间促进作在三地有着不同的效果，江苏、浙江应加强与周边地区更多更深层次的合作，依托上海的依托作用扩大旅游的辐射范围；加强江苏、浙江彼此之间的交流，江苏应学习浙江中小企业灵活多变的自主创新和开阔市场的能力，浙江应该学习江苏企业外向型经济模式和企业规模效应，不断优化投资环境，激发外国商务人员的兴趣和关注，提高入境商务游客对投资者的转化率，从而带动FDI的发展，促进两地FDI与IBT的互惠共赢。

2.加大政府招商引资力度，发挥IBT战略性地位。格兰杰因果检验说明了IBT对FDI（外企数量和外商投资）均有带动作用，但也存在地区差异性，上海IBT对FDI的带动作用相对于江苏和浙江较为明显，江苏、浙江FDI对IBT的带动作用相对于上海较为明显，弹性系数分析表明外商投资对IBT的带动作用大于IBT对外企数量的带动作用。这就要求江苏、浙江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通过外企的投资，跨国企业纷纷建立起来，从而带来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外溢效应，不断完善入境商务旅游的相关设施，提高其接待能力而带动IBT的发展；通过IBT的发展不断优化投资环境，从而激发入境商务游客的兴趣，刺激其加大投资力度，促进FDI的增长。

3.增强FDI与IBT两者的良性互动。FDI的增多使入境商务人员数量不断增长，旅游目的地应利用这个广阔的商务客源市场，抓住商务人员的需求不断开发新的旅游项目，带动IBT的发展；IBT也可以直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这一渠道，着重完善与商务旅游相关的设施设备，提高商务旅游整体的接待能力，提升外商对目的地的印象和感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从而吸引入境商务游客的投资兴趣，促进其转化为外商投资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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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二震，方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相互关系的理论研究述评[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41（5）：95-101.

[3] 包富华，陈瑛.FDI与入境商务旅游的关系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6，31（4）：80-86.

[4] 苏建军， 孙根年， 王丽芳. 1982年以来中国旅游业对第三产业的关联带动性分析[J].地理科学进展， 2011， 30（8）：1047-1055.

[5] 贾凯威. OLS方法与Fuller统计量在非对称协整的估计与检验中的适用性探讨[J].统计与决策， 2015（9）：29-33.

[6] 包富华， 陈瑛.入境商务旅游与外商直接投资互动关系研究――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J].上海经济研究，2016（6）.

[7] 王延红. 江苏省工业信息基础设施发展路径研究[J].江苏科技信息，2016（23）.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and Inbound Business Tourism

in Jiangsu，Zhejiang and Shanghai

BAO Fu-hua1，ZHU Mei-ning2，LI Wen-zheng3

（1. College of Tourism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Xianyang 712000，China；

2. College of Business，Shaanx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ommerce，Xianyang 712046，China；

3.College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Xianyang 712000，China）

篇2

一、热钱的定义

从国外的研究来看，热钱就被定义成固定汇率制度下的一种现象；在（The Ameriean Heritage出版的《英语词典》）中，热钱就被看成是一种投资；也有些观点把高度流动性和高度敏感性看成是热钱最重要的特征；还有一些观点认为利差吸引是热钱流动的主因。热钱虽然没有一个清晰而明确的定义，但它具有逐利、短期性和性投机性等三个特征。由于热钱具有以上三个特征，使得它很难以在正常的国际收支监测中得到反映，但却能够伴随着一国正常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而生存。因此，我们认为，所谓热钱，就是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国际投机资金，在承担较高风险的同时能够获取较高的利润。

二、热钱流入的通道

在我国对资本项下还没有完全实现开放的情况下，一些热钱就不能自由出入，它们往往是通过各种隐蔽的途径、披着合法的外衣，寻找合适的方式来往。

（一）货物贸易项下

1、利用转移定价

在进出口双方的货物贸易中，高报或低报进出口货物价格、虚假交易是转移定价主要表现方式，通过多收汇少付汇从从而变相实现境外资金的流入。

2、利用境内外关联交易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境内外企业的关联度越来越紧密，一些境内加工企业已成为大型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布局的一个节点，境外母公司通过资本运作、统一购销等活动，借助境外离岸账户，使大量资金进行转移，实现跨境资金畅通流动，而境内却难以监测、监管和控制，成为热钱流入的一个有效渠道。

3、利用贸易信贷

在贸易信贷方式下，光从表面上对出口合同、发票、授信单据等商业单证的审核是无法从根本上确保交易的真实性，在涉及到货款交割时间这一关键点上更是无法证实其真实性。

4、利用不同的收、付款方式

为实现贸易项下多收汇，一部分进料加工企业一般采取“全额收汇核销”的方式收汇，与此同时延期支付进料款项或不支付进料款项。因此，及时调整进料加工项下付汇的时间和付汇款项，是进料加工企业通过贸易项下流入热钱的一个有效方法。

5、利用保税区优惠政策

目前，在我国现行的《保税区外汇管理办法》中，要求进行国际收支申报只是一线跨境的外汇流入，而对这些外汇流入却没有相应的出口核销制度；同时，对这此外汇流入也不需要执行保税区外有关“待结汇账户”、“关注企业分类管理”政策的相关规定。

（二）服务贸易项下

当前，我国有40余条法规涉及到对外服务贸易的外汇管理。大部分外汇指定银行和众多进出口企业无法全面掌握这些相关有关规定，尤其是外汇指定银行的身份更为尴尬，因为它们既作为裁判员，又要扮演运动员，更使得这些外汇管理法规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热钱可能借道流入的渠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利用转口贸易监管的盲点

大部分转口贸易具有的“两头在外”的特点，这对于审核它们的贸易背景真实性的难度加大；同时，转口贸易在具体操作中还会出现只收汇不付汇，或者多收汇少付汇等问题。

2、利用支付“技术服务及资料费”方式

进出口企业为了规避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政策的实施带来的不利影响，将一些外汇资金流入借道管理相对宽松的服务贸易项下流入。

3、利用支付“佣金”、“专利转让费”、“海运费”方式

在对外贸易中，一般情况下进出口双方会签订一个佣金协议，以便于支付佣金或其他款项等费用。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进出口企业通过在境外设立自己的临时公司、委托其他人等方式，以佣金或其他名义支付有关款项，从而将热钱流入境内。

（三）资本项下

目前，我国一些地区出现了为完成招商引资任务“管资不管质”的现象。原因在于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渐深入，地方政府为鼓励和吸引外商投，把招商引资作为考核政绩的一项重要标准，这就产生严格的外汇资本项下监控同大量外汇资金需求相矛盾。正是基于此，一些热钱借道资本项下流入境地内。

1、虚假外资

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在办理验资后，并未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而是在几个月后，以因种种原因或借口要求撤离资金；而有些外商投资者在资金到位后，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获得一定等值汇外汇收益后，迅速将其所持股权转让给中方，所得收益迅速汇走。

2、虚假合同

一些不法企业在其联企业或者客户的帮助下，先通过签订虚假合同骗取资本金结汇，然后再以合同终止、向关联方借款或转让合同等名义将结汇资金重新划回，最后让这部分资金进入股市、房市或其他行业，从而实现，规避资本金支付结汇管理。

3、假借股权投资形式进行债券投资

所谓虚假投资，是指境外企业投资境内企业后，在投资协议中规定外方可以在未来某一时点，以约定价格将所持股份转让给中方，从而实现股权投资到债权投资的转变。

4、其他投资项目

一是一些企业借助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工作的优惠政策，通过地方政府协调有关监管部门，在资本金结汇方面给予方便的情况下，采取变更经营范围、变化注册资本金等方式，成立各种管理咨询公司，使热钱借道流入境地内。

二是部分企业在通过返程投资方式将境外资金引入国内，即境内企业在境外上市融资后，因资金需求、投资方向变化等原因，以新设外商投资企业等名义，将所融资金调回国内。

三是由于部分企业通过溢价收购、股份转让等不同方式，在监管部门难以准确判断转让资产真实价格的情况下，让境外热钱借道流入境地内。

四是通过备用金途径将非法流入的资本金结汇：或将通过非正常途径流入的资本金以分数次结汇、由多个受益人一次性结汇等方式化整为零，借用受益人的备用金名义办理结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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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呈现自由化发展，相当规模的国际资本也流入我国境内，在我国的经济金融体系运行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而其中最为值得关注的是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入。本文主要从自21世纪以来国际短期资本流入我国的原因、途径、影响过程等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进行管理的政策建议。

0 引言

短期资本一般是指具有较强流动性的金融资产，例如短期外债、贸易融资(如预收货款、延期付汇)和其他一些带有投机性质的资金等，都可以算作短期资本。由于短期资本流动具有投机性和不稳定性，将对一国宏观经济造成冲击。2002年以来，一些短期资本通过各种形式涌入我国，给我国货币政策以及人民币汇率稳定带来较大压力。

1 短期资本流入我国的原因

短期资本的频繁流入与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发展环境是紧密联系的，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1 政策条件良好。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飞速发展，国内市场对资本的需求不断扩大，我国的外汇管制和利用外资的相关审批逐步放松，这些在制度层面上为资本的流入创造了良好条件。随着资本项目的持续开放，外资通过经常项目、直接投资、QFII、地下兑换等各种形式流入国内。

1.2 人民币升值预期。2002年以来，由于国际收支的顺差和高额的外汇储备，人民币一直面临着很大的升值压力，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前，短期资本已经开始大量涌入境内。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美元兑人民币交易价格由1美元兑8.27元人民币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人民币汇率改为“盯住一揽子货币”。汇率制度改革后的初期，人民币小幅升值反而被看成持续升值的前奏，给投机资本以无风险套利的较大遐想空间。此后人民币开始了升值过程。三年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16%。持续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为大量的短期资本进入中国进行套利提供了条件。

1.3 A股市场的发展。2000年以后中国GDP年均增长超过10%，带动了证券市场的繁荣。在对人民币升值预期背景下，投资者发现只要持有人民币资产，在获取股价上涨的资本利得的同时，还能获取锁定汇率风险的人民币升值收益。这种无风险套利的环境，进一步鼓励各种渠道的境外非贸易资本向资本市场流入。

1.4 房地产市场的高回报。2003年以来， 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国内房地产投资回报率相当可观，保守估计投资回报率有30%左右，而在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回报率仅为7%。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刚性发展，将促使国际资本可以通过投机国内房地产和汇率，赚取双重利润，并且会进一步导致人民币的升值预期。

2 短期资本流入我国的途径

短期资本以趋利目的千方百计地进入我国，其主要渠道目前有以下几种:

2.1 虚假贸易。国际资本利用我国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流入境内，其形式有，例如一些企业通过增大预收款、加快出口而放慢进口、高报出口价格以及低报进口价格等操作方式形成了一部分无真实贸易背景的国际短期资金。

2.2 混入个人外汇汇款。国际资本通过个人外汇汇款将资本项下的资金混入经常项目下的“服务”、“收益”等项目流入境内，例如境内居民将在外投资本金以非贸易外汇形式汇入境内结汇、外商投资企业国外投资总公司以个人捐赠款等名义将资金汇入国内外资企业的法人代表或董事会成员，并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结汇作为企业的流动资金等操作。

2.3 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资本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等资本和金融项入境，而这部分境外资金入境后并未直接进入实业投资领域。例如200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共527.43亿美元，约合4367 亿元人民币，当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额达4.3202万亿元人民币，但当年FDI流入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却不到10%，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中有一部分资金暂时闲置在外资企业的账户上，并且以现金管理等名义进入中国市场[1]。而在外资企业内部，我们也可以看到:外商投资企业以股东贷款方式进行对外短期借款并结汇或境内外资企业与境外关联企业相互配合，以暂收应付款、预收货款及延迟出口等方式，为境外资金入境提供便利。

2.4 地下钱庄。当国际短期资本找不到合适渠道进入我国时，则可将美元打入地下钱庄的境外账户，地下钱庄再将等值人民币打入境外投资者的中国境内账户，这样国际资本就以地下钱庄为中介进入我国。

2.5 外汇贷款并结汇。境内企业利用中资外汇指定银行的离岸贷款业务，由中资外汇指定银行离岸部门对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方发放短期外汇贷款后，外方再转借给境内企业，办理结汇，从而绕开中资外汇指定银行外汇贷款不能结汇的管制。

3 国际短期资本对输入国的影响

由于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规模大、停留时间短、脆弱性高和破坏性强，更容易对一国有限弹性的盯住汇率制度或固定汇率制发起冲击，甚至从而引发货币危机，对一国经济金融产生的冲击会更大。

3.1 对资本输入国的正面影响

3.1.1 有利于满足对短期资金的需求。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使国内经济部门能够以更低的融资成本和交易费用获取外部资金，融资条件得到改善，便于获得发展经济所急需的境外资金支持，尤其是可以弥补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外汇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加速资本形成，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

3.1.2 有利于金融深化。银行体系自身引进大量的外国资本，对外总负债增加，银行体系资产规模也将扩大。同时伴随外汇储备的积累，各国中央银行外汇资产上升，在国内金融市场投放大量本币资产，导致国内金融资产的进一步扩张。而大量证券资本的进入以及外国投资者对市场交易活动的参与，也迫使资本流入国的金融管理当局不断完善交易制度、加强市场监督和调控，改善信息可获得性，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和效率。 转贴于

3.2 对资本输入国的负面影响

3.2.1 削弱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在固定汇率制下，资本流入会造成一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的变化，一国会采用法定贬值或法定升值的手段调整汇率。若采用法定贬值，外汇储备的增加就意味着中央银行要向流通领域注入更多的本国货币，从而对货币供应量造成很大影响。在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入往往导致本币升值，作为有干预的浮动汇率制，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在一定水平必会在外汇市场上买进外汇，投放基础货币，进而也导致货币供给的扩张，使国内利率下降、投资膨胀，从而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3.2.2 影响国内汇率水平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在浮动汇率制下，资本净流入表现为外汇供给增加，在外汇需求不变的情况下，本币名义汇率会上升。本币汇率的上升，将损害本国出口品的国际竞争力，导致经常项目赤字，GDP 增长率会下降。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虽然名义汇率保持稳定，但外汇供给增加最终转化为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的扩张，使本币汇率高估，也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

3.2.3 加大金融体系风险。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为维持汇率水平，本币高估，这将造成固定汇率制难以维持，货币危机可能会发生。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资本大量流入和流出，汇率波动幅度过大也可能发生货币危机。货币危机会动摇外商的投资信心，引发投资逆转，进而危及到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金融体系风险的扩大也将加大汇率管理和各方面金融监管的难度。

4 对策与建议

基于上述的利弊分析，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尽量避免和缓解短期资本流入的负面效应，对短期资本流动进行有效的控制，对于稳定我国经济金融市场是很必要的。

4.1 推进汇率市场化进程。可适度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对资本流动和外汇供求的弹性，允许更多企业进入外汇市场，这样可以使外汇供给过剩大大改观，使一级市场的价格比以前更能准确反映真实的外汇供求状况，从而逐步形成市场化汇率。同时，进一步扩大外汇远期市场的规模、品种和交易范围，大力发展汇率

避险工具，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对汇率稳定目标的压力，降低国际套利资本的获利空间。

4.2 完善外汇管理政策。建立健全立法和执法体系，加强执法检查，加大对违规资本流动打击力度，打击“地下钱庄”、外汇黑市交易、现钞非法携带出入境等破坏外汇金融秩序的违法行为，全面梳理现行外汇管理政策法规。同时建立系统全面的外汇资金跨境监测预警体系，实现对异常资金流动的全方位监控。

4.3 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国外利率水平对我国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力会加大，我国的利率政策应考虑本国经济的实际需要和企业资金供求状况，同时又要兼顾国际利率关系。利率市场化的实现，将使利率工具与汇率工具更加协调配合，使它们成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的有力手段，有利于加强宏观调控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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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左小蕾.警惕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输入[J].经济界.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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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结合外资并购的实务经验及对外资并购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对股权并购和资产并购涉及的相关对价问题进行如下分析归纳。应注意的是：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涉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和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事宜的，应当遵守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如果被并购企业为境内上市公司，还应根据《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办理相关手续。

对价金额

10号令规定：“并购当事人应以资产评估机构对拟转让的股权价值或拟出售资产的评估结果作为确定交易价格的依据。并购当事人可以约定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资产评估机构。资产评估应采用国际通行的评估方法”。实践中是否都以资产评估结果作为收购对价的依据呢？答案是否定的。

实践中通常是由并购各方当事人在收购方聘请的中介机构对被收购方进行尽职调查（包括财务、法律尽职调查等），并确定收购对价的具体数额及/或调整办法后，再由双方指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实施资产评估。换句话说，该等资产评估很多情况下是走过场，因为10号令规定在提交审批的文件中应包括资产评估报告，应注意的是转让股权或资产的价格不能明显低于资产评估结果（一般情况下不能低于评估价的90％）。如涉及国有资产的，应选择有国有资产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将评估结果报有权国资部门核准或备案，并应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

对价形式

根据笔者的实务经验，股权并购的对价主要采取货币现金及符合规定的境外股份两种形式（在股权转让型股权并购下对价支付给转让股权的股东，在认购增资型股权并购下对价则向被并购企业支付）；资产并购对价一般采取货币现金形式。

10号令仅对外国投资者以货币资产或股权作为支付手段进行了规制，对以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等作为支付手段的情形无明确要求，仅规定“作为并购对价的支付手段，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外国投资者以其合法拥有的人民币资产作为支付手段的，应经外汇管理机关核准”。在实践中，存在外国投资者以中国境内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作为支付手段的情况，同时外国投资者也有以境外的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作为支付手段的情况；对于该等情况下的外资并购，目前10号令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实践中的操作会有许多方式，相关当事人应注意中国法律和政策的相关规定，确保交易成功且不违法。

关于外国投资者合法拥有的人民币资产的范围，除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明文规定的外国投资者从其投资的境内外商投资企业所得利润、回收投资、清算、股权转让、减资等所得的财产外，还可包括境内合法取得的有价证券、从资产管理公司采用购买金融资产包的形式取得对境内企业的债权、合法取得的人民币借款、以及转让资产、出售产品或提供服务而取得的交易对价等。

以境外股权[该等股权只能是境外公开合法证券交易市场（柜台交易市场除外）挂牌交易的股票或10号令中规定的特殊目的公司股权]作为支付手段进行股权并购可能表现为如下四种模式：

（1）境外公司的股东以其持有的境外公司股权为对价购买境内公司股东股权；

（2）境外公司的股东以其持有的境外公司股权为对价认购境内公司增资；

（3）境外公司以其增发的股份为对价购买境内公司股东的股权；

（4）境外公司以其增发的股份为对价认购境内公司增资。

对价支付期限

对于股权转让型股权并购及通过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购买境内企业资产的资产并购：外国投资者应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3个月内向转让股权的股东，或出售资产的境内企业支付全部对价；对特殊情况需要延长者，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应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6个月内支付全部对价的60%以上，1年内付清全部对价。

对于认购增资型股权并购：投资者应当在公司申请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时缴付不低于20%的新增注册资本，其余部分的出资时间应符合《公司法》、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即自公司成立之日起2年内缴足，但投资性公司可以在5年内缴足）。

对于以购买的境内企业资产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资产并购：对与资产对价等额部分的出资，投资者应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对价支付期限内缴付；其余部分的出资应符合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出资的相关规定。

对于外国投资者出资比例低于企业注册资本25%的，投资者以现金出资的，应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3个月内缴清；投资者以实物、工业产权等出资的，应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6个月内缴清(该等外资比例低于25%的企业在税收、外债管理方面亦无法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的优惠待遇)。

对于外资并购境内房地产企业的，根据商务部商资字[2006]192号文的规定，投资者应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三个月内以自有资金一次性支付全部转让金。

此外，如涉及国有股权转让的，根据[2003]96号文的规定：“对于转让国有产权的价款原则上应当一次结清；一次结清确有困难的，经转让和受让双方协商，并经依照有关规定批准国有企业改制和转让国有产权的单位批准，可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分期付款时，首期付款不得低于总价款的30％，其余价款应当由受让方提供合法担保，并在首期付款之日起一年内支付完毕”。笔者认为，外资并购国有股权的对价支付期限应同时满足96号文和10号令的规定。

币种及汇率

外资并购中定价币种和支付币种可以是人民币或其他可自由兑换外币（通常包括美元、港元、欧元等）。外商投资的公司的注册资本可以用人民币表示，也可以用其他可自由兑换的外币表示；作为公司注册资本的外币与人民币或者外币与外币之间的折算，应按发生（缴款）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的中间价计算。

在签订外资并购协议时，如选择人民币作为定价货币、美元作为支付货币，则对收购方而言存在人民币升值的风险，包括协议签订后到外资部门批准期间、外资部门批准后到外汇汇入指定账户期间以及外汇汇入指定账户后到获准结汇期间三个阶段的汇率风险。因此，外资并购各方当事人在签署并购协议时，应一并考虑定价货币、支付货币、不同币种折算汇率以及上述不同阶段汇率风险的承担等因素。

前期并购资金入境

外国投资者在并购前期如需动用外汇资金，投资者可向投资项目所在地外汇局提出申请，以投资者名义开立外国投资者专用外汇账户。目前只允许外国投资者在一家银行开立一个多币种专用外汇账户，经外汇局批准的除外。该等账户可能包括：

（1）收购类账户：外国投资者如前期需在境内收购土地使用权及附着不动产、机器设备或其他资产等，在资产收购合同生效后，可申请开立该账户，用于存放与支付外汇收购款项。

（2）费用类账户：外国投资者如前期需进行市场调查、策划和机构设立准备等工作，在其领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给的公司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后，可申请开立该账户，用于存放与支付有关的外汇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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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订《广东省鼓励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和产业目录》（以下简称《鼓励外商投资目录》），扩大开放领域，引导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促进外商投资企业使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及盲目重复建设项目。促进外商投资向集群化、高级化发展。（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科技厅、外经贸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二）我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的政策措施同等适用于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省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单位负责）

（三）我省现代产业500强项目、科技发展专项扶持资金，对符合《鼓励外商投资目录》的项目开放。（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四）对符合《鼓励外商投资目录》的项目，优先安排土地利用计划指标；属省核准的，由省统一安排。对符合《广东省优先发展产业目录》且用地集约的外商投资工业项目，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允许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执行。（省国土资源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等有关单位负责）

（五）结合我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建立利用外资重大项目库，每年选择若干投资大、技术含量高、带动面广、影响重大的外商投资项目，实施全程跟踪，提供综合协调服务，对其中符合条件的，优先推荐为省重点项目，享受有关扶持政策。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对具备条件的利用外资重大项目开展大用户直购电试点。（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外经贸厅、物价局等有关单位负责）

（六）鼓励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支持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省科技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外经贸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七）围绕我省产业发展的需要，引进境外研发机构，支持跨国公司和境外科研组织在我省建立研发总部或分支机构，鼓励省内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与其建立联合研发中心或重点实验室，并纳入省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重点实验室和公共实验室的建设体系。（省科技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外经贸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八）修订《广东省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办法》，加大对跨国公司到我省设立地区总部的支持力度，做好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认定、服务和管理工作；对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总部经济情况进行考核，奖励先进典型。（省外经贸厅会同省财政厅、公安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外办、工商局、金融办、海关广东分署、外汇局广东省分局等有关单位负责）

（九）支持中小型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省中小企业创业投资服务、融资服务机构要加强对在粤外商投资企业的服务。（省经济和信息化委会同有关单位负责）

（十）完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政策，对符合国家规定、海关管理类别为B类及以上的外商投资服务外包企业，为从事技术先进型国际服务外包业务而进口的货物，实施保税监管。（海关广东分署会同省外经贸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二、加强对外招商引资的区域引导

（十一）根据《粤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粤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粤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引导外商在粤东西北地区发展符合当地实际和环保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特色产业。（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外经贸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十二）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向粤东西北地区转移，给予政策扶持，提供便利服务。鼓励外商投资企业落户省产业转移工业园，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给予安排挖潜改造等专项资金。（省经济和信息化委会同省外经贸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十三）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向园区集聚发展。借助产业配套效应，全方位引导关联外资企业、配套项目向龙头企业所在开发区、工业园区聚集，加快形成规模效益和竞争优势。积极推动外商投资企业集聚的工业园区向高新技术园区、技术先进型企业园区等特色载体升级。支持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开展保税加工、保税物流和保税服务业务。（省外经贸厅、科技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海关广东分署等单位负责）

三、促进利用外资方式多样化

（十四）鼓励外资通过参股、并购等形式，参与内资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支持我省内资企业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省外经贸厅会同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国资委、工商局、外汇局广东省分局等有关单位负责）

（十五）鼓励外商投资设立创业投资企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投资省内企业，支持我省产业结构调整。（省外经贸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金融办等有关单位负责）

（十六）充分利用境外资本市场，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及自身发展需要到境外上市。（省金融办会同广东证监局等有关单位负责）

（十七）积极、合理、高效地借用国际金融组织及外国政府贷款，优化贷款投向，重点支持资源节约、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职业教育、公共卫生建设、农村和城市饮水安全、社区服务、城市交通管理、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小企业和农村金融服务等方面的项目。注重吸收国际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知识理念，发挥贷款项目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提高贷款使用的质量和效益。（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财政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四、多渠道搭建对外招商引资平台

（十八）充分利用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粤东侨博会、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招商会等平台，积极引进世界500强企业、全球行业龙头企业和优秀的境外中小企业来粤投资。（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外经贸厅、科技厅、侨办、旅游局等有关单位负责）

（十九）充分利用新加坡—广东合作理事会、中国（广东）—韩国发展论坛、中国（广东）—日本经济技术贸易合作交流会和友好省州关系等平台，推进落实《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人民政府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秘书处合作备忘录》，加强我省与东盟和日、韩等周边国家在高端园区建设、节能环保、科技教育、生态保护、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加快推进中新知识城等重大合作项目建设。（省外办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外经贸厅等单位负责）

（二十）充分利用粤港经贸交流会、粤澳大珠三角联合海外推介会等平台，加强与香港、澳门的合作，共同打造“大珠三角”地区品牌，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利用服务业对港澳扩大开放政策在广东先行先试的契机，深入落实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加快粤港澳在服务业领域的合作，重点吸引港澳服务提供者来粤投资金融、教育、医疗、物流、会展、文化创意、服务外包、旅游、专业服务等领域，提高我省服务业发展水平。积极推动广州南沙新区、深圳前海地区、珠海横琴新区等重点合作区域的开发。（省港澳办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外经贸厅、金融办等单位负责）

（二十一）充分利用粤台经济技术贸易交流会等对台招商平台的作用，及两岸实现“三通”、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和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机遇，加强粤台在金融、信息、光电、电气机械、石油化工、现代农业等领域的合作，提升粤台经贸合作水平。（省台办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外经贸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五、推动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技有机结合

（二十二）制定政策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对符合条件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在住房、医疗、子女上学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省财政厅、教育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二十三）参照引进领军人才的做法，制定外商投资企业海外高管人员评审办法，对符合条件的，给予享受《广东省引进领军人才享受特定生活待遇暂行规定》的相应待遇。（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省财政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二十四）对联合研发中心或重点实验室引进的境外技术专家和海外高层次人才，财政给予适当的工作、生活经费资助。（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省财政厅、科技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二十五）对符合《鼓励外商投资目录》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海外高管人员、高层次人才，以及联合研发中心或重点实验室聘请的境外技术专家和海外高层次人才，给予优先办理来华签证函电、来华工作许可、外国专家证，协助办理延长在华停留签证手续。建立海外高层次人才联系服务制度，积极为其在粤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对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海外人才，推荐其参加省“南粤友谊奖”和国家“友谊奖”评审。（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省外办等有关单位负责）

（二十六）建立政府主导、中介组织参与、市场多元化调节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智力引进机制，为外商投资企业、联合研发中心或重点实验室提供海外高层次人才智力信息等相关服务。（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有关单位负责）

（二十七）鼓励跨国公司和境外著名科研组织与省内相关机构合作，开展产业共性技术、核心技术、尖端技术和基础性研发项目的研究，支持其联合申报省重大科技专项等科技研发项目。（省科技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外经贸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六、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二十八）《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总投资（包括增资）1亿美元以下的基础设施和采掘业外商投资项目，除《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规定需由省有关部门核准外，由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部门核准，其合同、章程由地级以上市外经贸部门审批。（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外经贸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二十九）清理涉及外商投资的审批事项，调整审批内容，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增强审批透明度。按照“同步审批、限时办结”的原则，改进和创新审批方式，大力推行在线行政许可。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设立分公司，除有特别规定的外，均改为备案管理。（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外经贸厅、工商局等有关单位负责）

（三十）规范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的程序、条件和服务标准。调整下放外商投资企业工商登记管辖权限，除有特别规定的外，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属地登记管理。（省工商局会同省外经贸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七、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三十一）编制外商投资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其标准》手册，公布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经营过程中涉及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准。（省物价局会同省外经贸厅等有关单位负责）

（三十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定期开展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推动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和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建设。（省知识产权局会同省工商局等有关单位负责）超级秘书网

（三十三）进一步优化口岸通关监管服务。实施分类通关管理，对符合《鼓励外商投资目录》和海关监管条件的高资信企业，凭电子验放回执即可办理出口装运手续，提升通关效率；进一步推广“属地申报，口岸验放”通关模式，简化通关作业程序；对符合《鼓励外商投资目录》的企业所进口的大型机械设备，采取非侵入式查验或预约上门查验。（海关广东分署会同有关单位负责）

（三十四）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管理，简化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手续。支持跨国集团公司成员企业之间开展外汇资金拆放、外币资金池管理的外汇资金集中运营业务。（外汇局广东省分局会同有关单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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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议 外债管理 结汇 投资性公司

一、案例基本情况

D公司系成立于1996年的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1.97亿美元，旗下有数十家农牧企业子公司，均为独立法人，D公司2009年至2011年累计借入外债4.72亿美元。

2009年2月至2011年3月，D公司以本级支付原材料货款的名义向当地外汇局提出办理外债结汇的申请，经当地外汇局核准后，共办理外债结汇32笔、3.62亿美元，合计折24.44亿元人民币，结汇资金全部划往26家关联公司。划往关联公司采购原材料的款项随即又迅速回流至D公司人民币资金池，该公司并未按照行政许可时提供合同对应的用途使用，而是统一调配、陆续使用，结汇资金的回流事实改变了外汇局行政许可的内容。其24.44亿元的外债结汇资金并未按外汇局外债项下“支付结汇制”的管理规定进行使用，其行为与行政许可内容明显相悖。

二、D公司外债结汇运作模式产生的影响

（一）刻意设计外债结汇资金回流，行政许可失去严肃性

D公司为下属企业全面规划借债事项，凭借多份规格几乎一致的合同，以自身购买原材料为由办理外债结汇32笔、折24.44亿元，有意规避第一监管环节，先将结汇资金支付下属26家关联公司，后找出各种理由取消实际采购将资金迅速回流，这种行为实属主观故意，外汇局行政许可失去了严肃性并承担了许可风险。同时也反映出外债监管浮于表面，缺少有效单据的审核，貌似严格的外债管理方式容易成为企业借以套利的平台。

（二）外债结汇将实体经营拉作挡箭牌，掩盖避险获利的真实意图

D公司虽以实体经营资金紧缺作为借债结汇的理由，但该公司外债结汇前一日人民币资金池平均存量为18220万元，外债结汇资金平均为7889万元，证明外债结汇时点其资金池资金较为充裕，根本无需外债结汇缓解资金支付压力，在国外低成本融资和国内升值的双重因素刺激下，利用外债套利、提前结汇、规避汇率风险的意图较为明显，影响国家外债整体控制节奏。

（三）外债监测被资金池屏蔽，监测链条被迫中断

外债管理是借、用、还全程监管、步步审批制。D公司将外债结汇资金回流至集团公司人民币资金池，以资金池为屏障，按照公司经营的账期重新安排资金使用去向，行政许可的使用范围被无限放大，外债结汇资金与实际使用无法形成一一对应关系，致使外债监管链条被迫中断，无法由首及尾全程、分步跟踪，增加了外汇局监管难度。

（四）投资性公司外债规模过大，存在热钱流入隐患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外债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投资性公司短期外债规模最多可达自身注册资本的6倍。D公司借用外债的最大规模为11.8亿美元，目前该公司借用外债规模远未达到借债上限，公司可利用借用外债名义名正言顺将境外资金流入境内，在当前形势下，如投资性公司扩大外债规模、增加借债频率，境外资金可源源不断地流入境内，必将影响国家外债的监管秩序、使资本项目外债管理流于形式。

三、政策建议

（一）改进外债结汇审核操作，完善外债支付结汇制管理

建议改善外债结汇审批流程，将外债审批、结汇分步骤进行管理，外汇局首先对外债结汇实行行政许可，在审批前应加强企业资金状况及经营情况的审核，其次将外债结汇的操作交由银行完成，可比照资本金结汇管理，除审核外汇局核准件之外，还应按照支付结汇制度要求的要素进行真实性审核，增加审核发票等有效凭证真实性的明确要求。对于人民币资金充裕的企业，不予批准外债结汇业务，通过上述手段从审核和后续操作环节堵住企业虚假结汇操作。

（二）加强非现场检查系统建设，提高外债结汇监管效率

鉴于外债结汇与资本金结汇同属资本项下监管项目，监管要求一致，建议FDI系统增加一外债结汇管理模块，将当前外债结汇的审核登记操作信息纳入FDI系统，形成完整的资本项下结汇业务监管系统。要求银行在办理外债结汇操作的同时，将有关结汇信息一并录入FDI系统，从而为外汇局非现场检查系统提供全面可靠的外债结汇数据来源，为外汇局对外债结汇的非现场检查工作打下基础，提高外债结汇监管效率。

（三）加强外债专项资金流向的跟踪检查，工作重心向事后监管转移

积极落实五个转变工作目标，将外汇局工作重点由事前审批转移至事后监管上，加强外债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流向和使用情况的跟踪检查。一方面可以使外汇局从侧重形式的繁复无效的外债结汇审核操作中解放出来，从而有更多的精力做好外债监管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避免由于监管措施缺乏给外汇局带来的行政许可风险。

篇7

从暴风科技上市即成“妖股”，到分众传媒借壳宏达新材被立案调查，无论“前车”走得顺不顺，当年“西游”上市的中概股从今年开始，大规模走上了退市回归的道路，截至7月初，已有逾20家中概股加入私有化大军。而另一方面，中概股不言而喻想要回归的A股，却在短短一个多月内经历着大幅震荡，让国内股民调侃着“挤天台”的同时，也波及中概股股价大跌。股灾也好，调整也罢，在A股回暖前一天宣布私有化的当当和欢聚时代，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海外中概股想要回来的决心。

2000年4月，新浪成为了首家采用VIE架构在美上市的互联网中概股，此后，陆续“西游”的中概股们，很多都跟随新浪搭建了VIE架构，因此，VIE架构也被称作是“新浪模式”（见图1）。

VIE，全称Variable Interest Entity，中文翻译为“可变利益实体”，也称为“协议控制”，一般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境外上市主体部分、境内外商独资企业（WOFE，Wholly Owned Foreign Enterprise），以及境内运营实体公司（持有外资经营受限业务的牌照）。其中，由外国投资者与中国创始股东持股的境外上市主体部分为寻求注册、避税等便利条件，可能采取开曼、BVI（英属维尔京群岛）离岸公司或香港壳公司等多种或并存的形式。境内运营实体公司由WOFE协议控制，将实际运营产生的利润通过支付服务费（由境外上市主体提供的各种服务）等方式转移至境外上市主体，境外与境内的公司股东结构也基本一致。

在《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10号文”）以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现已废止）的相关规定下，比如，新闻网站、互联网文化经营（音乐除外）等产业禁止外商投资，电信公司（比如增值电信业务中的电商）等产业限制外商投资的持股比例，VIE架构成为了很多拿美元基金的互联网公司赴美上市的选择，也成为了绝大多数中概股的东归路上，必须拆VIE的主要原因。

拆VIE的方案设计

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方浩指出，设计拆VIE架构的方案，主要应考虑四方面因素：第一，原来境外的投资人能否退出，未来能否持续持有境内上市挂牌公司的股权，或者以某种形式继续分享利益；第二，收入和利润是在哪一个主体，是在VIE公司还是WOFE公司，重组过程中能否确保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变，并满足同一控制人下的业务整合相关要求；第三，资金成本能否接受，主要涉及到一些过桥资金的融资成本，以及ESOP计划（Employee Stock OwnershipPlans，员工持股计划）在境内主体落地需要的融资成本；第四，税务成本，采用何种方式能够在跨境的税、股权转让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收方面获得最优筹划。

在符合《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以及其他涉及外商境内投资的政策规定下，华兴资本董事总经理、境内资本市场主管魏山巍给出了拆VIE、重组架构的两类理解最简单的方案（见图2）：

以境内运营实体作为境内上市主体，可以将其重组成纯内资企业，即解除协议控制后，由VIE收购WOFE，外资股东退出或美元基金和人民币基金置换来实现：或者将其重组成合资企业，即在VIE收购WOFE后，由外资投资者通过设立香港公司（出于税收优惠等考虑）的方式继续在境内上市主体中持股（见图3）。

以WOFE作为上市主体，可以在保留原海外上市公司主体不变的情况下，将WOFE直接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收购VIE，并根据《公司法》关于发起人住所的规定引入境内投资人（《公司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二人以上二百人以下为发起人，其中须有半数以上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最后直接在新三板挂牌；或者按照A股现有的上市审核要求，将包括创始人团队、员工持股的中国籍人士持有的股权落回WOFE公司，让外资投资者通过设立香港公司的形式继续持股WOFE，在WOFE收购VIE后进行境内IPO。

魏山巍也指出，在拆VIE的过程中会涉及到牌照、外汇登记、重组税务等，公司资产重组前后导致主体的变化是否符合上市条件，以及VC和PE的权益处理等问题。

用四句话来概括拆VIE架构的整体流程：先搞清境内境外的利益结构，然后聚焦于业务，再确定方案、选择上市主体、进行股权下沉或替换，最后解决如实际控制人、ESOP、业务合并等具体问题。

暴风的拆VIE重组之路

作为第一支回到国内资本市场上市的中概股，暴风科技曾经以美元基金投资方IDG为第一大股东，其拆VIE和重组的过程也被当做了中概股回归参考“模板”之一（见图4）。

2005年8月，冯鑫团队成立酷热科技（内资公司）；2006年5月，因相关政策规定，互联网视频禁止外商投资，为引入美元基金，酷热科技在开曼群岛注册设立了境外公司Kuree；同年7月，Kuree在中国境内设立全资子公司互软科技（即WOFE），并在A轮融资交割完成前，Kuree、互软科技分别与酷热科技及其股东签署VIE协议。

之后，Kuree引入了IDG作为投资人，又购买了暴风影音的相关知识产权，交由酷热科技使用。2007年1月，暴风影音并入酷热科技，成立暴风网际公司，冯鑫持股33，33%，韦婵媛持股66，67%。在Kuree的B轮融资交割前，Kuree、互软科技与暴风网际及其股东签署VIE协议，暴风网际成为暴风VIE架构中，在境内的实际运营主体。

在600万美元的B+轮融资中，Kuree在IDG之外还引入了经纬作为投资人。通过几次股东间的普通股转让，以及Kuree增发与回购普通股，在拆VIE之前，其股东结构为：第一大股东IDG持股37.7%，冯鑫个人持股的Keli Capital Ltd，持股比例为33.49%，另外，王宝珊（蔡文胜妻子）个人持股公司Baolink Capital Ltd与员工持股公司Trippo Capital Ltd分别持有11.3%与10.1%的股份，经纬持有7.4%的股份。

2010年12月，酷热科技股权结构调整，股东变更为冯鑫与蔡文胜。随后，IDG旗下人民币基金和谐成长、中信证券旗下金石投资等新投资人向Kuree全资收购互软科技，Kuree在境外回购IDG与经纬所持的所有股份，IDG与经纬退出Kuree。暴风的VIE架构中，各方签署的所有VIE协议最终全部终止。

到2012年5月，酷热科技、互软科技、Kuree、Keli及Trippo均注销完毕，暴风的VIE架构完全拆除。

在拆VIE的过程中，2010年12月，为了按照有关《重组协议》要求在暴风网际层面落实境外股东和员工在境外已获得的权益，酷热科技分别向冯鑫、蔡文胜、员工持股合伙企业融辉似锦进行了股份转让，蔡文胜与融辉似锦入股；随后，蔡文胜增持，融辉似锦将股份转让给了韦婵媛、唐鲜等管理层，员工持股合伙企业瑞丰利永与众翔宏泰也通过接受融辉似锦股份转让的形式入股。

2011年2月，为了按照有关《重组协议》要求在暴风网际层面引入新的投资者，中信证券旗下金石投资、华为投资等12家财务投资者（包括自然人与投资机构）入股，酷热科技退出：一个月后，暴风有限增加注册资本，12家财务投资者增资，同年8月，暴风有限再次增加注册资本，财务投资人华控成长与信诺南海入股，和谐成长增持，11月，金石投资向其全资子公司青岛金石转让所持股份（见图5）。

篇8

热钱缘何热衷中国

热钱为什么“相中”中国?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李扬分析认为，中美“利差倒挂”以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套利和套汇加剧了海外短期资金入境规模。“仅套利和套汇，就可让热钱收益超过至少10％。”李扬说。

随着去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一年之间，中美利差反转并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加剧了海外套利资金的进入。

美元持续贬值背景下，全球热钱正急于寻找出口，新兴市场成为热钱流入目的地。人民币升值因素进一步加剧了游资套汇冲动，加快了热钱的进入速度。仅今年一季度，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超过4％，成为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升值幅度最大单季。

中国社科院金融学者张明认为，中国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等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是海外热钱快速进入的又一重要原因。

热钱是怎么进来的

“总结热钱进入中国的渠道，可以概括为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地下钱庄三大类。”张明分析认为。

张明指出，境内外贸企业既可通过低报进口、高报出口的方式引入热钱，又可通过预收货款或延迟付款等方式将资金截流到国内，还可通过编制假合同来虚报贸易出口。

“因为我国当前资本项目管制较严，热钱的进出成本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要高。利用虚假贸易就成为目前热钱进入中国的最主要渠道。”赵庆明说。

张明认为，资本项目下的FDI(外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贸易信贷和贷款也有可能成为热钱流入的渠道。热钱以FDl名义流入，通过银行兑换成人民币之后，再借助某些方式投资于中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赵庆明也持相同观点：“据估测，外商直接投资很多流到房地产市场。这些资金看中中国经济的前景和人民币升值潜力，也带有投机性质。”

“热钱还可通过地下钱庄进入中国。”张明讲，一般机构将美元打入地下钱庄的境外账户，地下钱庄再将等值人民币扣除费用，打入境外投资者的中国境内账户。

如何抑制热钱

当过多热钱频繁进出一国市场时，无疑会对该国经济的稳定运行带来风险。

“过多热钱进入中国会放大市场的流动性，造成流动性过剩，而货币供给越多，中国面临的通胀压力就越大。此外，热钱还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而投机资金进入股市、楼市后，容易制造泡沫。”赵庆明说。

“大量热钱进入在助推资产价格非理性上涨的同时，还会加大外汇占款规模，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正常操作。此外，如果热钱大规模回流，将扰乱我国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梅新育说。

“这就需要合理控制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大贸易检查和制裁的力度，并努力保持资产价格的合理估值水平，限制资产市场价格过快上涨。”赵庆明说。

张明认为，为防止热钱通过贸易渠道流入，外汇局与海关应加强合作，准确识别虚假贸易。此外还应将中美利差保持在合理范围内，以抑制海外资金的套利冲动。

国家外汇管理局此前也表示，今年将严格外汇资金收结汇管理，加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外汇收支的动态监管和事后核查。继续加强银行短期外债指标管理，研究改进外商投资企业外债管理方式。同时将加大跨境资金流动的外汇检查力度。以外汇资金流入和结汇后人民币资金流向为重点组织一系列专项检查，严厉打击地下钱庄、非法买卖外汇等违法犯罪行为。

篇9

为贯彻落实国家“促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重大决策部署,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现就促进全省外经贸平稳较快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1.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各级政府在用足用好中央财政各项扶持政策的同时,要进一步扩大支持外经贸发展的资金规模。重点支持: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保持外贸稳定增长;优化外资结构,提高外资质量;加快境外资源开发,安全高效“走出去”;发挥园区优势,推动产业集聚。

2.扩大优势产品出口。支持企业出口替代性低、优势明显的日用消费品和机电产品,开发生产具有刚性需求、面向不同市场、适合不同消费层次的出口产品。支持重点产业提高集约化程度,培植计算机及通讯、家电、汽车及零部件、船舶、工程机械及农机、家纺、生物医药、精细化工、光伏电、新材料等10个出口产业集群。

3.调整优化出口结构。加快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结构优化升级。鼓励发展传统产业中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培育自主创新、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出口,提高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支持关键共性技术研发、集成创新和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快出口创新基地建设。扩大软件、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服务出口,提高服务贸易比重。支持加工贸易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强化出口商品质量安全管理,支持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域化管理、检测中心建设和质量认证,切实做到农产品出口原料基地化、加工标准化、管理信息化、市场多元化。

4.开拓多元国际市场。支持企业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南亚、中东、中亚、南美、东欧、非洲等新兴市场。引导企业充分利用现有的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扩大与区域内新兴市场的贸易往来。支持企业参加境内外知名展会,建立境外自主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利用电子商务开展贸易。适时国际贸易信息,建立风险预警快速反应机制和国际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帮助企业积极应对国际贸易摩擦。采取多种形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大规模外经贸政策业务培训。

5.培植骨干出口企业。在支持中小出口企业保市场、保运转的同时,鼓励各地把握国际产业和市场格局变化,加快引进一批外商投资出口型大项目,重点推动一批大企业集团扩大出口,扶持壮大一批有发展潜力的出口企业,使骨干企业在保持出口稳定增长的关键时刻发挥支撑作用。

6.积极扩大进口。用好国家扶持进口的各项政策,完善我省鼓励进口的政策措施,支持企业引进省内需要的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扩大重要能源原材料进口。

7.改善进出口金融服务。鼓励省内金融机构开展出口信贷业务。支持商业银行开展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业务,开展出口信用保险项下融资业务,扩大保单融资规模。鼓励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扩大承保规模,对企业实际支付保险费用给予补贴。支持融资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

8.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外汇管理部门要积极推进进出口核销制度改革,简化手续,提高联网核查效率。国税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国家出口退税政策,加快出口退税进度。海关要实行预约24小时通关,对所有海运、空运进出境货物实行“多点报关,口岸验放”;简化审价归类作业,实施信用审价,推行预先归类备案制度;实行担保通关,采取先放后税等快速通关措施。检验检疫部门要提供24小时预约进出口检验服务,对进出口货物实行“口岸直通放行”和“全省一个大通关地”模式,对诚信度高的进出口企业优先实施“绿色通道制度”。2009年继续减免出口农产品的出入境检验检疫费,出口纺织服装产品的检验费用降低30%。

9.培育利用外资新增长点。把积极利用外资与有效扩大投资需求结合起来,引导外资参与重大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保、自主创新、现代产业体系等方面的建设,培育绿色能源、高新技术、节能环保、装备机械、船用设备、消费食品、旅游设施、交通物流、大型商住和城乡连片开发等十大利用外资增长点。

10.强化利用外资产业导向。鼓励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支持省内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开展战略合作,引进高增值、高技术含量的生产环节、研发环节和重大项目。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转移,支持服务外包基础设施和公共技术平台建设,支持服务外包企业人才培养、国际资质认证、市场开拓等。鼓励各地通过资本注入、风险补偿等方式,支持并购境外服务外包企业。积极推动外资参股并购省内企业,探索排放权转让、股权投资基金等利用外资方式。

11.发挥外资对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把外商投资企业和外资研发机构的创新活动纳入我省自主创新体系,给予财政、税收、金融等有关政策支持。鼓励跨国公司在我省设立研发机构,鼓励外资研发机构的研发成果在省内进行产业化,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生产工艺并进行再创新,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吸收海外留学人员、海外专业人才来我省工作,支持外商在我省开展风险创业投资。

12.进一步下放外商投资审批权限。将总投资5000万美元以下鼓励类、允许类外商投资审批权限下放到各设区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设区市省级经济开发区和经济强县,同时简化外商投资企业审批程序。适当放宽外商投资企业出资时限,对首次缴纳注册资本金数额较大、出资暂有困难的外商投资企业,经批准可适度延展其出资期限3个月至半年。对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的首次缴付比例,经批准可在原来3个月内出资15%的基准上,给予适度放宽。

13.加快境外资源合作开发。支持境外资源开发基地建设,对境外矿业、林业、农业、海洋渔业等重要资源开发项目前期费用及资源回运费等给予补贴,对境外经贸合作区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给予资助。整合相关专项资金,集中支持省内企业、单位境外重大资源合作开发项目。

14.鼓励优势产业境外转移。对我省优势产业向境外转移给予扶持,积极支持企业到境外并购研发中心、知名品牌、营销网络。采取多种抵押担保方式,鼓励金融机构对优势产业向境外转移和省内企业境外并购优先给予贷款。

15.提升对外承包劳务层次。加大对境外承包工程的支持,鼓励承包工程企业与国内外大型承包公司合作,拓展境外承包工程市场。鼓励发展医护、海员、空乘、园艺、厨师等高端劳务,扩大海外就业,稳定传统劳务市场,开拓新兴劳务市场。加强外派劳务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规范外派劳务管理。

16.加强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在用好国家扩大内需政策基础上,加大对开发区污水处理厂等配套设施建设的支持。继续对西部省级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给予贷款贴息支持。

17.完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功能。支持出口加工区申请拓展保税物流功能并开展研发、检测、维修业务,实现出口加工区以保税加工为主、保税物流为辅的功能整合。支持青岛前湾保税港区建设,争取尽早封关运作。支持龙头骨干企业和大型物流企业申办保税仓库(堆场),鼓励企业利用现有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仓库,把握有利时机以保税仓储的方式进口战略性、资源型物资。

篇10

【关键词】返程投资 管理 难点

返程投资出现是国内利用外资政策、资本市场发展、税制改革、外汇管理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引发了返程投资的潮流，这一现象的涌现，对国内经济发展、金融稳定、社会公正的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国家法制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为规范返程投资行为，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先后下发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75号，以下简称75号文）、《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操作规程的通知》（汇综发[2007]106号，以下简称106号文）。期间，六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以下简称“10号令”），一系列文件的，规范了境内居民法人和自然人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进行跨境投融资活动的资本交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假外资的流入。但相关法规执行中仍存在一些难点，削弱了政策效力，亟待解决和完善。

一、返程投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返程投资身份鉴别难

一是外汇局处于外资企业审批环节的下游，审核认定境外企业的最终控制人较困难。个别企业为加快办理外汇登记及资金投入，往往承诺境内外投资者之间没有关联。但实际上从后续资金流入环节（验资询证等环节）看是内外一套人马的关联收购，但由于法规不配套，对一些骗取外资外汇登记的违规行为处置乏力，使目前的外资外汇登记陷入较为尴尬的境地。在目前的国内信用环境下，即使个别企业境外投资者被境内居民法人或境内机构持股或控制，其申请书中还照样声明无上述情况，外汇局据此便给予办理登记，难以实现政策设计的初衷。如企业发生虚假误导性陈述，作为基层的管理者，也难以摆脱监管不到位的“嫌疑”。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措施，外汇局不能有效避免企业进行不实“声明”，其直接后果是削弱了外汇管理政策的执行效果，影响了外汇局对外的权威性、公平性和一致性。

二是在部分企业利用与外汇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刻意规避政策监管的情况下，无法甄别返程投资的身份。

1.借用他人之名注册境外公司，利用外汇局与企业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有效规避股权并购和境外上市方面的外汇管理政策规定，间接实现资本跨境流动。典型的做法是借用境外他人的名义在境外注册成立境外公司，通过其收购境内公司的股权，再通过境外壳公司以反向并购方式实现在境外上市。这种借用他人名义间接实现资本跨境流动的方式，假如企业并不据实反映境外公司背后的实际控制人，外汇局是不可能知悉境外公司的真正控制人的身份，而按照一般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操作，政策规定有被架空之嫌。例如，2007年11月，经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批准，（英属维尔京群岛）准升控股有限公司以2.698亿元人民币收购中方东莞市天安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的100%股权，民营企业变身外商独资企业。表面上看这是一例外资并购的个案，实质上此次并购实为东莞市天安集团“反向兼并的海外上市方式”前的必经步骤，境外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仍是境内居民。由于准升控股有限公司是由英国人注册的BVI公司，且最终上市过程均以风险投资公司“基廷投资”在美国进行运作，假如上市成功，绕过了国内严格的资本与外汇管制，特别是绕过了特殊目的公司并购境内企业的相关规定，轻易实现国际资本的双向流动。

2.通过境外公司股权转让运作，将原为境内居民自然人控制的境外公司转让给境外人士控制，并申明境内外投资者之间没有关联，从而取得外汇登记。在此情况下，外汇局经办人员明知内有蹊跷，但外经贸部门已批复其公司章程变更，且企业提交了符合外汇局规定的材料，不能拒绝其办理外汇登记。即使其境内居民自然人的股权交割并未真正实现，目前的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管理也无相关的处罚规定。

（二）返程投资资金监控难

一是境外资产来源合法合规性判断难。在境内居民自然人将其持有的境外权益注入特殊目的公司并返程投资时，如其所有资产权益来源真实性、合法性不能有效识别，将会为不法分子跨境洗钱行为提供便利，把不法收入转移国外再返程投资，达到洗钱目的。

二是回流资金难以定性。106号文规定，特殊目的公司融资资金资金合规性审核仅是与境外融资商业计划书和招股说明相一致，缺乏有效认定手段，外汇局对资金来源合规性难以判断，对其资金的返程方式存在操作难度；由于对境外公司的损益、资产负债难以掌握，无法准确核实，外汇局对境外公司利润、资本变动收入和返程管理陷于被动；境内居民从特殊目的公司获得的利润、红利等收入可直接进入经常项目账户或储蓄账户，一些境内居民可能利用这一渠道，将其他资金混作利润、红利收入汇入境内，以逃避资本管制。

三是回流资金流向监控难。特殊目的公司可通过股权并购、增资、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或股东借款等方式，将在境外融入的大量资金回流境内。由于特殊目的公司通过协议并购境内居民自然人持有的境内企业股权，使大量资金结汇后进入境内居民个人的人民币账户，而居民个人的人民币资金的进一步流向则难以监控，不排除最终流入证券或房地产市场，还可以通过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收购的方式回流境外。

（三）部门监管尺度统一难

认识不统一，造成管理脱节和政策上的不协调。商务、工商等负责企业立项、注册的上游部门对返程投资还在施行较宽泛的管理政策，客观上造成了外汇局孤立无援，矛盾集中的现状。例如，“10号令”仅对境内公司在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做出了规定，而对于境内居民自然人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则没有提及，申请人仅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即可。这样一来，不仅规避了商务部等经济主管部门对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的监督，同时也增加了外汇管理局核准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登记的政策风险；商务部对特殊目的公司以并购和新设企业形式返程投资区别对待，外汇局在办理业务中难以识别所有返程投资企业；商务部门目前并不对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进行审批，阻塞了境内居民自然人资金正常汇出的通道。

二、政策建议

（一）消除制度根源，加大返程投资真实性审核力度；强化企业和居民守法经营管理的自律性，构建信用社会

一是健全体制，消除刻意规避监管行为的根源，同时加大真实性审核力度。建议逐步减少或取消外商投资优惠政策，实施国民待遇，从根本上抑制这些现象。同时，尽可能拓宽民营企业境内融资的正常渠道，避免境内资产通过非正式渠道境外化。依托外商资质审查，和具公正力的材料，加大真实性审核力度，准确判别外国投资者的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有效甄别返程投资。

二是相关部门要加大政策法规宣传力度，引导企业和居民知法守法，加强自律，在政策法规的框架内从事投资和各项经营活动，打造信用社会。同时，完善规定，制订罚则，对刻意逃避文件规定的企业和个人加以惩处，落实失信惩戒责任，保证政策规定落实到位。

（二）建立对返程投资资金全方位监测和管理体系

一是对特殊目的公司的融资行为实施跟踪管理。要求特殊目的公司定期报告境外融资进程，明确对其融资和调回资金应如何进行规范和管理，确保不偏离原有目的。

二是加强返程投资资金的真实性审查，加大对非法跨境资金的打击力度。对此类公司在办理外资询证时增加资金来源证明，对特殊目的公司汇入的投资款进行真实性审查，以防止其他非法资金的流入。

三是全面搜集居民在境外投资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投资行为、关联交易、财务利润和经营范围等基础信息，规定境内居民从特殊目的公司所得利润、红利及资本变动收入需按会计决算年度向外汇局申报，并在调回境内时，提供境外资金的资信证明材料。明确资金性质后，方可核准予以调回境内，并逐笔审核结汇。

四是建立各相关部门之间通畅的信息监测网络。要求特殊目的公司定期向外汇局提交反映公司营运情况的报表，并将其纳入境外投资联合年检的体系中；对银行进行相关政策培训，强化其业务人员防范国际游资的意识，要求其向外汇局报送特殊目的公司资本流动情况；定期同相关主管部门交换信息，实现资源共享。

（三）统一认识，加强合作，形成监管合力

一是统一认识，形成各部门通力配合的返程投资监管体系。在政府统一领导下，工商、税务、商务、外管等部门要联合行动、相互配合，建立信息沟通机制和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对境外投资者资质和真实性背景的审查，逐步规范返程投资行为，最终形成运行规范，监管有效的管理机制。

二是协调政策，统一操作。进一步加强同商务部门的合作，尽快建立境内居民个人的管理与监督机制，明确操作细节的衔接，尽快将所有特殊目的公司的设立和返程投资都纳入商务部的审批范围，减少外汇局先于经济主管部门做出外汇登记核准的政策风险。建议商务部扩大申请主体的范围，要求境内居民自然人在设立特殊目的公司时与境内企业一样，向商务部和证监会申请核准之后才能办理外汇登记等手续。同时，商务部应在所有批准的特殊目的返程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上标注，以免其他部门在办理业务时由于企业虚假声明造成混淆。强化同税务部门合作，实现资源的互通有无，及时掌握和监测试图逃脱股权出售获利后的个人所得税等不法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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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子叶、范从来.中国返程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J]金融研究.2010，（09）.

[3]陈杰，FDI中的返程投资：现状、成因及规制[J].西南金融. 2007，（01）.

[4]冯雁秋.返程投资及其监管探析[J].中国金融.20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