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银行行业前景范文

时间:2023-07-03 17:5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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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银行行业前景

篇1

关键词:私人银行业务;商业银行;综合化服务

财富的集中和富裕阶层的增加是私人银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我国开展私人银行业务潜力巨大,一方面是市场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国内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专门向这部分高净值客户提供高质量全方位服务的私人银行。金融机构的私人银行业务收入由于相对收入稳定,利润率高等特点,必将成为内外资金融机构争夺的热点。

一、私人银行业务的基本界定

私人银行业务所提供的是从继承遗产开始到接受教育,为其打理庞大的继承财产,然后协助接管企业、运营企业,一直顾问到客户年老体衰,辞世前安排遗产。这是专门面向富有阶层的个人财产投资与管理服务,这项业务的特点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量身定做的金融服务。服务涵盖资产管理、投资、信托、税务及遗产安排、收藏、拍卖等广泛领域,由专职财富管理顾问提供一对一服务及个性化理财产品组合。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私人银行业务和国内目前通常提及的银行零售业务、个人理财服务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其核心是资产管理,以高层次人才为支撑,研究分析为手段,专业化经营为特色,立足于制定一整套解决客户金融服务问题方案,来满足客户复杂多样的需求、提升商业银行与客户合作价值,延长客户关系价

值链。

二、我国发展私人业务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我国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的必要性

西方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的比例已远超过利息收入,个别大银行的中间收入甚至占总收入的70%以上,成为利润的主要来源。作为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私人银行业务对于提高国有商业银行整体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1.社会财富增加是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的基础

我国社会财富增加是从两方面来体现的,一是财富总量增长,二是财富集中度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提高,随着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居民私人财富不断积累,个人金融资产持续增长,截至2007年三季度末,我国城乡居民个人金融资产高达50万亿元。与此同时,财富集中化趋势也很明显,富裕家庭的存款已经占到中国个人银行存款的60%以上。中国的富裕人口集中度非常高,体现在财富集中度上,目前约有25万人,掌握着185亿美元的外汇。而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富豪拥有的外汇占全中国外汇储蓄总额的60%;不到0.5%的家庭拥有全国个人财富的60%以上。现金大约占他们全部财富的71%,而全球平均水平是34.6%,总而言之 ,社会财富格局的变化为商业银行拓展私人银行业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并将极大催生对私人银行业务的需求。

2.开展私人银行业务是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

从长远来讲,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一个必然趋势,随着银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存贷差将逐步缩小,极大的削弱了我国银行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传统垄断利润,商业银行必须在激烈的竞争中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私人银行业务以其批量大、风险低、业务范围广、经营收入稳定的特点日益得到各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青睐,并得到迅猛发展。2007年全球私人银行平均税前利润率为39.96%,远远高于存贷业务,各大金融机构注重私人银行业务,也是因为其高额回报率。

3.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是与外资银行竞争的需要

自 2006年12月底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以来,汇丰银行、花旗银行、渣打银行、东亚银行、恒生银行、日本瑞穗银行、新加坡星展银行、荷兰银行共8家外资银行向银监会提交申请,在中国境内注册为外资法人银行。这意味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市场中更完全的市场竞争环境正在形成。

(二)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的现状

1.我国商业银行私人银行已初露端倪

为了提升私人银行的服务水平,国内各银行纷纷从高端理财服务展开竞争。2005年6月6日,中国建设银行成立高端客户部,率先在国有银行中设置了一个专门针对特定客户群体的总行一级管理部门。高端客户部负责主管全行“富裕客户”的营销管理,其客户的流动性金融资产门槛达到300万人民币元以上,而一般大众理财业务的经营管理,则分置于原有的个人银行部;2005年4月11日,招商银行“财富管理账户”正式面市,传承招商银行一贯“鼠标十水泥”模式的营销理念,它将银行卡、账户管理、资金调度等业务整合在一个账户上,并突出了综合投资理财的服务功能。中国民生银行则以重金购入一套客户信息管理系统(CRM),并欲寻找业内顶尖的合作伙伴,在此CRM的基础上开发非常先进的个人财富管理业务平台,图谋以高起点进军个人理财业务市场;我国私人银行业务已经开始发展起来。

2.我国商业人银行私人业务水平低

对国内银行来说,所开展的私人金融业务整体还比较初级,仅仅停留在概念的炒作上,缺乏实质内容,业务概念狭窄、品种匾乏、无法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以及理财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问题比较突出。

私人银行业务的核心是资产管理,包括丰富的个人金融产品和服务,银行既要综合考虑客户在税务、保险、房地产、艺术品投资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又要分析客户的财产结构,为客户提供长期财产组合方案。这些产品和服务在我国目前都很缺乏,不能为外资私人银行业务拓展提供有效的工具。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各项私人银行业务指标与发达国家相比,总体规模上的差距非常明显。

3.银行缺少私人银行要求的人才机制

私人银行业务是国内新兴的金融业务,是知识密集型行业,要求知识面广、业务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敢于竞争、开拓性强、懂技术、会管理、善营销的复合型人才,其决策层、管理层以及一线窗口人员均须具备相应的能力,掌握相关的业务理论及操作技能,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人才还不能完全适应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的需要,需要进一步的培训和提高。一般来说,私人银行为客户配备一对一的专职客户经理,每个客户经理身后都有一个投资团队做服务支持;通过一个客户经理,客户可以打理分布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基金市场和房地产、大宗商品、私人股本等各类金融资产。但在中国,这还完全做不到。

篇2

国内银行业界在谈到银行零售业务时,往往将其等同于零售银行(retail banking)、个人银行(personal banking)、私人银行(private banking),甚至有的将这三个概念混为一谈。

有的认为,私人银行就是贵宾理财业务;有的认为,零售业务不包括银行卡业务(国务院信息办提交的《“十五”期间国家信息化工作的初步考虑和2002年工作重点》)。从调查来看,国外关于零售银行、个人银行、消费者银行及私人银行和贵宾银行的定义很不相同。

国外的理解

国外关于零售银行、消费者银行、个人银行、私人银行的定义有明显差别。

零售银行

指银行或其它金融服务机构向个人、家庭、中小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由于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市场环境、客户需求、银行业自由度、银行性质、银行运作模式各不相同,不同银行对零售银行的理解差异很大,同一银行在不同阶段所指的零售银行也各不相同。例如:

自1998年以来,花旗银行把主要通过电话银行、柜员机提供的服务网络称为零售银行,属于二级部门。

法国第七大银行集团―法国商业银行的中高收入个人客户统一由私人银行部门管理,其余个人客户全部归零售银行管理。

本国排名第5位,世界排名第183位的韩国韩亚银行的零售业务包括:贷款中心、私人银行业务、资产管理业务、储蓄业务,但不包括信用卡业务。该行认为,零售银行统一管理纯粹的居民业务,而信用卡业务还包括面向法人的公司卡业务,因此把信用卡部设为一个独立的部门。

个人银行

指面向居民个人提供的存款、贷款、支付等全部金融服务,但不包括面向富豪的私人银行业务、法人企业服务。本国排名第三,全球排名第20位的德国商业银行把全行业务分成零售业务和资产管理部、公司业务和投资银行部两个部门,其中零售业务和资产管理部主席由总行行长兼任,全部业务划分为个人银行业务系统、私人银行业务系统、资产管理系统3部分;个人银行和私人银行强调市场营销,而资产管理则侧重于产品。

消费者银行

指向个人提供的存款(deposit)、支票账户(check account)、支付(payment)等业务。自1998年以来,花旗银行所指的消费者银行为一级集团,下辖5个二级部门:向单个消费者和年销售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工商企业贷款的银行业务部;卡类业务部;花旗金融业务部(消费金融业务和欧美日的以社区为基础的贷款业务);旅行者财产保险业务(个人财险、商业财险、政府财险);泛美金融服务(汽车和家庭财产险、共同基金、年金和零售贷款)。

要说明的是,花旗的零售银行部不属于消费者银行范围,它是与花旗全球证券服务、花旗电子商务相平级的新型市场集团。

私人银行

是向那些被认为有较高净值的个人所提供的金融服务,但不包括由零售银行提供的服务。私人银行的客户多是那些拥有上千万净资产和数百万收入的富豪型顾客,客户的目的是避税、向海外投资、移民、继承或转移财产,多侧重于财富本身的安全性。私人银行具有资金规模巨大、隐密性、跨国转移性的特点。私人银行服务场所一般在高楼的顶端,外观也很普通。

贵宾理财

指营业网点有部分或全部区域的特色划分,内装修豪华,专门向存款或贷款达到规定标准的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融资理财投资服务,目的是通过银行的专业理财优势,帮助客户获得资产增值收益,凸显客户的地位与尊容。

私人银行与贵宾理财的差别在于,私人银行的最低开户额往往在数百万美元以上,账户一般在海外,只有那些具有全球网络、可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的跨国金融巨头才有实力开展该项业务。目前,这些业务主要集中在有“保密天堂”之称的瑞士银行,或在“免税天堂”萨摩亚岛国注册的海外银行,以及美国的花旗、美林、大通,英国的汇丰银行等。而贵宾理财的最低开户额为数万或数十万美元,账户一般在国外,国内银行也能提供相关服务,详见下表。

零售业务的定义及分类

零售业务一词,最早起源于商业领域。营销学大师――菲利普・科特勒教授将零售业务的性质定义为:“零售包括将商品或服务直接销售给最终消费者供其个人非商业性使用的过程中所涉及的一切活动”。以此类推,零售业务不包括法人服务。但是,由于卡片等业务的客户对象是法人企业,而其实际使用权却有可能归个人,因此,零售业务又涵盖了部分公司法人业务。

另一方面,一些银行的公司业务部门还同时向法人、居民提供服务。在花旗银行,除上面讲到的新兴集团、消费者金融集团外,其它两个集团也向居民提供服务:一是公司和投资银行业务集团下属的所罗门・斯密斯・邦尼的私人客户业务向个人、中小规模企业提供综合性财务计划;二是全球投资管理与私人银行业务集团下属的3个部门,即花旗集团私人银行业务部(向富人提供个性化的财富管理服务,包括信托、结构性贷款、外汇交易、资产衍生品和个人资产管理)、花旗集团资产管理部(为不同层次的投资者提供共同基金、管理账户、投资组合)、旅行者人寿和年金业务(向客户提供人寿保险、个人和团体年金产品,制定退休安排和储备计划等)。

由此可见,客户对象的差异并不能区分零售业务与批发业务,唯有客户需求所决定的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渠道才是区别零售业务与批发业务的主要工具。现在来看看国内的情况:

国内银行零售业务可定义为:

商业银行或以银行为主体构成的金融服务机构向居民个人、家庭、中小企业提供的金融活动统称银行零售业务,其中包括私人银行业务。

银行零售业务分类(按客户需要划分):

⑴ 零售银行业务:以负债、中间业务为主,包括存折、存单、账户、借记卡业务,向普通居民提供小额存款、取款、转账、缴费等传统的银行服务。

⑵ 消费信贷业务:以资产业务为主,指在消费者购买物品、服务时发放私人用途的贷款,主要面向收入较低或财富较少的中、下等中产阶级提供住房信贷、汽车信贷、耐用消费品信贷等信贷产品。

⑶ 信用卡业务:不含借记卡业务,一般面向社会各阶层提供小额短期信贷、支付、转账业务,集资产、负债、中间业务于一身。

⑷ 贵宾理财业务:属代客理财范畴,指向一般面向收入高或财富多的中产阶级以上者提供资产保值、增值服务,如股票、债券、结构性产品等。客户需到银行网点的贵宾理财室办理业务。一位客户经理要负责100名~200名客户。

⑸ 私人银行业务:属资产管理业务,一般面向新兴的富豪或家族性富豪权贵,提供专属、隐秘、量身定做的金融服务,包括海外基金、信托基金、私募基金等,目的是帮助向海外转移财富、避税等。一位客户经理往往只向几人甚至1人提供全职服务。由于不少公司为富豪本人全资或控股,一些公司的资产管理业务等同于私人银行业务。

本文不对个人银行业务下定义,但把全部零售业务中扣除与法人相关业务的、仅与居民个人有关的银行业务统称为个人银行业务。

国内可重点发展的零售业务

根据上述零售业务的5种分类,预计未来几年内国内银行零售业务的发展战略如下:

只能放弃的高利润业务―私人银行业务 目前国内财富集中化趋势显著,亿元、百亿元富翁层出不穷,市场前景可观。但经营私人银行业务,在以下4方面对银行有严格要求: 具有在全球筹集、转移、运用资金的网络;具有高效配置基金、银行、保险、债券各产品的能力;具有随时响应客户需求的服务渠道;具有保护客户财富不受任何人侵犯的传统历史和现实政策。

因此,目前几乎全球的私人银行业务都被花旗等综合性全球金融寡头所垄断。虽然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以及交通银行都已建有或收购了一些海外分支机构,但多为当地小银行而不是全球性银行,因而这些银行不具备开展私人银行所需的网络、技术、渠道、人才和政策优势,也谈不上发展私人银行业务。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海外分支机构的国内中小商业银行开展这项业务的难度就更大了。

需要巩固的传统业务―零售银行业务 从人的生命周期看,零售银行服务始自于人的青年期,并可以陪伴其终身,因此,一旦客户与银行建立了账户关系后,只要银行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后续的消费信贷、投资理财产品,就可以锁住客户,降低业务和客户的流失率。

零售银行与居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主要依靠网点、ATM、手机、因特网等银行现有的服务渠道提供日常的金融服务,这正是国内银行的优势所在。国内银行可以通过优化流程设计、减少作业环节和程序,获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实现规模经济的能力。

可以重点发展的传统业务―消费信贷 从人的生命周期看,信贷产品始于人生的成长期,中小商业银行可以按照教育贷款、住房贷款、汽车贷款、婚嫁贷款、旅游贷款、子女出生贷款、子女教育贷款、养老贷款的顺序客户。

住房信贷、汽车信贷是消费信贷的主要产品,能为银行带来较高的稳定收入流。作为中长期信贷产品,客户与银行的关系一旦建立后,将长期存在。由于住房贷款、汽车贷款的还款来自于客户在银行的存款账户、或借记账户、甚至是贷记账户,与网点、ATM等零售银行的服务渠道密切相关,因而也是国内银行的优势所在(当然,汽车信贷业务还将受到汽车制造商财务公司的冲击而受影响),有必要加强这项业务。应积极地把消费信贷业务与生产性贷款相结合,在全程参与的风险监控中积极扩大业务规模,提高集约化经营能力。

需要加强的业务―贵宾理财业务从人的生命周期看,贵宾理财始于人生成熟期,中小商业银行应利用全社会养老等保障能力差的有利时机,把投资理财方案的落脚点,定位于提高人退休后的养老、医疗、娱乐休闲的保障能力上,藉此开拓业务。

贵宾理财是居民个人财富积累达到一定水平后的产物。贵宾理财的要害在于:一是向客户提供收益率高的融资方案或投资理财方案以收取手续费;二是降低经营运作成本,提高获利能力,扩大代客理财的差价。这要求银行有较高的资金运作能力和畅通的资金运用渠道,具备通过多元化混业产品提供一站式服务甚至是全方位服务的能力。在我国现有的分业经营格局下,目前国内银行受到的限制颇多。因次,像工行、中行等一些拥有海外机构的银行,或是像中信、光大、招行、交行等有金融控股公司背景的银行,最有可能提供优质的投融资方案。

其它中小商业银行也有机会。它们除了可通过创新衍生金融产品以增强理财方案的供给能力外,还可通过调整业务管理方式和运作模式,提高集约化经营力度,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提高产出能力,扩大净利差。

建议大力发展的新兴业务―信用卡业务 信用卡适合于各个年龄阶层,开户后可以伴随到终身。因此,银行能以此为基础,向客户提供终身服务。此外,信用卡业务并不依赖于银行现有的网点等资源,其核心竞争力在于:把循环信用利息和商品销售折扣收入作为信用卡业务的主要利润来源,能够使建立在客户信息管理基础上的市场营销、风险控制、标准化作业、客户服务之间的整合价值呈现最大化,使其应变能力达到最强化。

篇3

最近,除了债务置换,关于国内商业银行将成立子公司发展部分业务,并可能在未来谋求子公司分拆上市的话题成为市场议论的热点。继日前光大银行表示“正在推进理财业务改革试点”之后,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也在年报会上对分拆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据光大银行透露,分拆将分阶段性进行,第一步计划还是设立全资子公司,如此便无需对业务进行程序复杂的估值,未来也希望可以引进投资伙伴,包括在资产管理领域实力较强或渠道等层面的潜在合作方等,实现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多元化。至于子公司上市问题,目前没有相应的计划。

由于此前已有一些银行在理财和信用卡业务方面已独立出来或成立了事业部,因此,成立理财、信用卡等子公司在短期内是非常有可能的,而子公司的上市则取决于公司对管理效率的考虑以及监管政策的态度。

就目前而言,这些业务的独立上市蕴含较大的不确定性,即便未来可能上市,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成行,至少要两到三年的筹备期。此外,目前已有的一些券商、保险公司等独立运营的子公司更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率先上市。虽然我们认同银行股估值会因为子公司的上市而获得提振,但是考虑到这些业务的规模有限,即便最终上市对估值的提振幅度也很有限。

为何要分拆

银行分拆资产上市是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东风,一石三鸟。对业务而言,能引入市场化机制,加速发展。对监管而言,有助于打破刚性兑付。未来A银行理财可以在B银行甚至其他非银行渠道销售,有助于打破投资者根深蒂固的刚兑预期。对银行而言,是高管、骨干激励的可能载体。相比母公司层面的“存量”改革,在分拆子公司层面的“增量”改革阻力更小,更易实现。

如果银行资产分拆得以实施,对银行估值的确会有相当大的提升,银行内部优质资产很多,不过,市场并没有认识到,比如供应链金融、互联网金融等业务,银行很早就开始做了,规模也不小,但市场对银行估值主要还是参考传统的信贷业务来评定的。这或许是银行分拆业务上市的动力所在吧。

按中金的分析,最先被分拆的可能是银行理财,其次是信用卡和私人银行,后期还有投行、金融市场、托管和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业务。若银行理财分拆就蕴含着很大的价值。银行信用卡、理财和资管等业务如果可以分拆上市,用可比公司估值的方法,可以获得比现在单纯作为银行分项业务高得多的估值。但不论是银行、还是监管层面,想要走出这一步并非易事。

数据显示,2014年商业银行针对个人发行的银行理财产品共计65252款,较2013年上涨39.28%,仅2014年上半年,银行发行理财产品总额就超过12万亿元。如果把这部分分拆出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每个银行又自己成立了一个小银行,其吸储功能与母行相似,投资的品种是国债、票据和一些打包的资产证券化产品,银行做这些中间业务的毛利率基本都在50%以上,再加上分拆出来的子公司总股本不会像母行那么庞大,市场的想象空间就更大了。

为什么社会资本会对银行业如此看好,而又不愿意去买价格便宜估值低廉的银行股呢?原因就是因为银行的很多业务有前景,能赚钱,但历史形成的各种制约与包袱,却在母行总行这里积累着,无法消化。比如,我们只看到银行利用利息的剪刀差赚钱,却没看到很多银行为了行政原因背负着太多地方债的隐患。

还有就是现在上市的银行每个都是体态庞大、像恐龙一样的总股本让很多资金望而却步,毕竟股市是一个消耗流动性的地方,每一分钱都需要真金白银买上去。但是,你把银行的赚钱业务一个个分拆出来,再把一些债务拿来搞资产证券化,这样的市场化改革是银行愿意做的,而且分拆了以后,很多银行在总市值不变的情况下变成一个个轻盈的中小盘股,估值溢价就要容易得多。

可以看出,银行为应对市场化竞争确实在想很多办法,中国银行业现在的企业架构是历史形成的,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很多业务还是符合市场发展趋势的,也符合全球行业发展趋势,但始终在一个母体内运作,则边际效益就会递减。如果单独分拆出来,无历史包袱,又能赶上行业与市场发展的大好趋势,对银行业的改革总体是利好。当然,银行业历史形成的包袱,也有自身在这种分拆中得到消化的需求。

独立上市何其难

通常而言,大部分资产管理公司和其他赚取佣金收入的业务相对传统的以利息为基础的业务都有一定的估值溢价,分拆赚取手续费佣金收入的资产将提升银行的估值。以投资银行业务为例,由于券商和保险公司的估值都较高,因而投行业务独立上市将提振银行集团的整体估值。

估值提升的幅度取决于分拆资产的规模大小和待上市资产与银行股当前的估值差。同时,已分拆的业务的发展前景也会决定该业务提升银行长期估值潜力的空间。此外,一般来说,金融控股公司的估值都会有一定的折让。

综合考虑分拆上市带来的估值提升和集团公司的估值折扣,由于分拆的资产只占银行利润的一小部分,因此,简单测算的结果显示,分拆对估值的提振作用对大多数银行而言不大,约在4%左右,个别小银行理论上会有超过17%的估值提振,但由于利润完全来自关联交易,因此关联定价将对估值提升幅度有较大的影响。

由于银行旗下各业务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大银行分拆核心业务并寻求上市的情况非常少见。在中国,成立资产管理业务子公司的目的是满足监管部门要求银行不要对理财产品提供担保收益,避免银行因为理财产品而导致声誉受到影响。目前,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的隐形担保收益,导致监管部门担心银行会面临较高的风险,将资产管理业务从银行分拆出来有利于降低银行承担的风险。但是上市会对现有股东以及少数股东权益的公平性带来挑战。

因此,监管部门,尤其是证监会是否会鼓励这些关联交易规模较大的业务分拆上市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目前而言,监管部门尚未有明确计划鼓励银行分拆上市。

即使过得了监管部门这一关,如何解决关联交易等实际问题对银行仍然是个挑战。集团公司也会考虑子公司上市会对集团带来怎样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子公司上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面临着较高的不确定性。

虽然成立子公司可以使银行为客户提供定制的、专业化的服务,同时也有利于该部分特定业务的发展,但是子公司的组织架构并非一定比事业部模式更好。一般来说,客户要求越来越综合化的金融服务,规模经济效应也是决定金融服务公司盈利水平的重要因素。相比事业部架构,子公司在管理和效率上可能相对较低。事实上,大部分全球大银行都采用事业部架构而不是子公司架构来提升其在特定领域的竞争力。

当然,银行全资控股的子公司几乎可视为是银行的一个事业部,但是子公司上市无疑会显著改变管理格局,比如上市以后,少数股东权益如何保护必须加以考虑,这会导致银行发展战略更为复杂。在中国,银行的品牌效应非常重要,大银行往往会对部分产品提供隐性担保,这就降低了业务的风险,为客户提供了信心,但如果子公司分拆上市,理论上银行不再提供担保,其业务的风险会增加,这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在该部分业务上的影响力。

单就基本面而言,全资子公司和上市子公司对现有银行的影响好坏参半。无论是资产管理公司还是信用卡业务,在可预见的未来分拆上市的可能性都很小。不过,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及其他独立运营的子公司可能会率先分拆上市。

总之,不论对于银行自身发展还是股东方,银行资产分拆乃至上市都存在诸多障碍,尤其监管层的态度至关重要。银行资产分拆引资并上市,除了监管、制度和市场方面的诸多障碍外,对银行本身的治理和发展也并不见得是好事。

虽然监管层并未明确限制上市公司境内分拆上市,但一直持有“不鼓励、不提倡”的态度。而优质资产的分拆可能导致原公司估值最终下降,股东方可能并不会都投赞成票。尤其是在分拆之后,各业务之间是否还能平滑协调?资源如何共享?都是不好解决的问题。

篇4

1995年11月,陈凌来到当时还没有正式开业的民生银行总行营业部任副总,北京管理部任副总,并兼任民生银行第一家支行――阜城门支行行长;2002年陈凌再次被委以重任,奔赴大西北升任西安分行行长,她带领同事们艰苦创业,白手起家,为民生银行在中国大西北地区开拓了一片天地,回顾过去的创业历程,至今她对西安仍然怀有一种深厚的感情。

2007年,民生银行成立资产托管一级部门,陈凌又转身投入这一新兴的事业领域。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老干创业的事儿了”,也因此,使她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中转换角色,以非常积极的心态应对各种挑战。

全新平台

源于有效的资源整合

谈起资产托管,陈凌津津乐道。她说这是个有魅力的业务,大有可为,虽然目前它对银行来讲是比较边缘的,仅仅只是中间业务的一个小品种。而且它跟传统业务有很多区别,依附性较强,需要依附于很多业务来发展,但同时它面对的又是一个全新的客户群体和资源。

“较之于传统业务,从市场、客户、发展空间来讲,资产托管有很大的差异性,但其发展空间和态势不可小视,而且起的作用也非常重要。”

回首过去的三年,陈凌坦陈,相较于其他银行,民生银行的资产托管业务算是起步晚、规模小,而民生银行的其他业务都非常出色,如公司业务、金融市场业务、零售业务、后起之秀中小企业贷款、贸易融资业务等,因此,怎样把资产托管业务发展壮大的压力时刻都在伴随着她。

出人意料的是,成立之初,陈凌并没有急于去拓展业务,而是引领其团队成员先理顺银行内部关系,进行合理的资源整合。同时伴随着监管部门对资产托管业务的重视和各项管理规章的出台,他们抓住机遇,顺势而为。

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近两年正是银行理财产品以及各种各样理财产品爆发式发展的时期,民生银行资产托管部以此为切入点,理顺托管业务与银行内部各个业务板块之间的关系,进而寻求突破。

在陈凌眼中,资产托管是一个拓展业务的全新平台,其为相关的多种业务搭建了一个共同发展的桥梁,通过托管的平台链接传统业务,同时,通过托管这个桥梁嵌入其它业务,让其有新的增值,诞生新的服务,提升原有业务的品质与价值。

历时三年,民生银行资产托管部以高质量、高效率、高附加值的服务逐渐赢得了各部门的认可,并逐渐认识到了资产托管业务的价值。

“资产托管是个新业务,如何做大做强,这是我时刻思考的问题。必须通过这个业务证明资产托管部门的存在是有价值和魅力的,不仅符合政策监管要求,还能服务市场且被投资者接受。资产托管业务要体现其专业性,能深度链接和开发产品,为盈利增值服务。另外还要有需求,如果仅是监管部门的需求,而银行各部门之间不认可,还会带来很多繁琐的事情。”

要做就做好,要么就不做,为了做好此项业务,陈凌也曾经去许多银行了解情况,大家的业务思路各不相同。但她发现,各银行托管部门人员的专业化水平都相当高,对于这块业务的挖掘、自身的学习、提升、定位,以及前瞻的战略也都很到位。

“由于认识到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对这个业务的必要性,和它广泛的前景,以及和其它业务相关性的支持作用,业内的同行都看得很清楚,必须要走这条路。”

托管业务的机会有很多关联性,银行很多新业务刚出来,人们都想不到托管这块,托管的价值和魅力不仅仅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也必需保护做为业务主体的你,业务本身,怎么增值,怎么为你保驾护航,怎么挖掘出新的业务机会。

托管部当初,只有十几个人。陈凌说,成立之初他们就快速的定位,包括业务的定位与人员的培育。“这不仅仅是我们十几个人的理解,这么大一个行,一万多亿的资产,一个业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肯定得有一批专业团队,而且还得有对其它业务的专业理解,所以我们得快速培训,对分行的搞公司业务的人员、零售业务的人员,只要是跟这个业务有相关的人员、团队,我们都得快速培训,让他们尽快了解业务。”

“就这么几个人,各分行一家一家地跑,现身说法,密集型的培训,案例形式、专业小组形式等,比如证券基金类,交易资金类,私募股权类等……都是总分支联动,经过两三年的培训,大家对业务有了深入的理解。”

现在的积极性与当初今非昔比,一做业务就会想到有托管的机会。当然托管银行内部也有推动的方式,包括前期的培训,专题的讲演,专家和同业的拜访,学习、交流等形式。到今天,大家对这一业务有了基本的理解,专业团队也形成了。

另外,外部的政策的清晰和重视,托管业务已纳入了有关监管部门的制度管理体系,证监会和银监会在制度化的安排上是很清楚的的,民生银行资产托管部能走到今天,缘于比较好的内外部环境。

由弱变强

专业化服务取信市场

在陈凌的带领下,短短三年之间,民生银行资产托管的团队完全确立起来了,之前很多内部员工不知道托管是干嘛的,现在不但每个分行都有了确定的一两个专职人员,并且都是精干的人员。陈凌自信地说,包括年金团队,虽然只有三十二人,但却是最精干的一个团队。

陈凌说,对外,托管银行一定要脚踏实地,抓团队、抓专业培训,只有把基础做好了才能出去。因为我们面对的客户群、面对的市场,与传统的银行业务有质的区别,传统的客户群比较专、单纯,而现在的平台是比较广泛的,链接着资本市场。

原来不是传统银行的客户,现在都是托管银行非常重要的客户,包括基金公司、信托公司、券商、私募……再往下延伸就是高端客户群,原来做公司业务关联这些,但没有深入到托管的层次。

民生作为一个小行,陈凌觉得自身的优势不明显,要想在托管市场立足和发展不是意见容易之事,网点、销售等方面的瓶颈不是短时间能解决;托管对机构自身、专业水平有要求,客户会看重会你的实践经验,以往的历史,对业务互换有要求,他不会一上来就跟你谈,把业务给你。

因此,与大型基金公司的合作需要有实力,尤其是零售团队的支持,必须进行资源整合,托管业务和银行其它业务的交接点太多,而且关联度强,决不是说一个部门自己强,就能自强不息了,因为它需要取得其它部门的支持才行。

“我们和其它业务有很强的依附性和关联性,好多都是因果关系,现在我跟行里领导说,领导也理解了。大行的优势比我们多,好做,像民生这样的小行,必须靠差异化服务,优质化服务,更加专业化来赢得市场,我们的优势就是体制,资源整合,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的优势,包括开拓创新,尤其是高效率,还有为客户服务的精神。确实站在客户的角度,为客户着想,真诚地对待每个业务、每个客户,为他们用心的做一些安排。”

提及该行托管业务的特色,陈凌认为首要的就是高效。从走流程、分行发现客户、报产品、批下去,总共不超过七天,搭建了一个高效的审核平台,托管部还跟行里相关的法律合规、评审、甚至是零售银行、公司、私人银行等平行部门都有一个非常通畅的管道、对话的机制与流程。

在为客户高效服务方面,应该是他们差异化服务的又一个特色,大银行资源多,可能不在乎这些小业务,但民生银行面对任何一个业务机会,都会把客户当成最好的客户、最大的大客户来对待,不管多小的客户,哪怕是集合的小企业,我们也很重视。

而在为客户服务的专业精神与为客户着想的态度方面,一般只要分行提出要求,他们都会派出一个专业团队去跟客户洽谈,“面对面的服务。你说你的需求,我们怎么满足你的需求。”

由于是新业务,陈凌觉得对业务的研究要有前瞻性与及时性,“有些东西你可以等,等管理部门出政策,但有些东西却不能等,我们怎么办,怎么抓住机会,而不是丧失机遇,要第一时间对有需求的客户提供服务,同时也要重视政策的研究和监管部门的沟通,第一时间制定内部的一些业务规章与操作流程、内部的管理办法、执行的管理办法,把流程理顺。”

对于托管业务,民生银行托管部对分行实行资格管理,每年都有例行的业务检查,涉及各个业务品种。检查是否执行相关办法、制度、流程,检查岗位职责、人员的配备、对制度的执行情况以及需求。

总之,前、中、后各司其职,步调一致,全力服务分行。“前是要有研究,对新业务出来后用什么方式来学习研究,中是办法和管理,后就是运营指导、检查。”

苦炼内功

辟托管业务蓝海

陈凌坦言,与其它银行相比,民生在托管业务上没有太多优势。具体来说,大型基金的托管,其工作做起来就非常吃力,只要一方不积极,无法达成一个良好的合作。因此,想找一个好的合作伙伴,对方必须得接受银行方面的现实情况,否则一上来就提出很多的要求,银行若是盲目地承诺却实现不了,也会处于被动状态。

陈凌一直信奉一个理念,就是水到渠成,一个时期干相匹配的工作。根据民生银行的具体情况,陈凌提出了多元化发展战略。在她特有的思路下,资产托管部没有热衷于去拉“大客户”,而是从一点一滴做起,如内部资源整合、尝试做一些小业务与开拓新业务。陈凌说,“当时即使费尽心机的拉来一两只基金,效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而现在却不一样,我们在市场上已经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品牌也出来,市场形象也有了,内部也理顺了,效率也提高了,零售平台也搭建好了,内部资源也整合完全到位了,业务要好做得多。”多元化战略前两年是成功的,今年还将继续实施,但必须在一些领域有重点突破。

很显然,陈凌是善于择机的。“现在起码有了质的变化,行领导看到了,各个部门也看到了,托管部现在成为全行一个新的业务亮点,我要的就是这个基础。通过多元化的产品,比如基金专户、券商理财等产品积少成多,业务发展自然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短、平、快的小业务很好,客户也非常需要,为此,我们跟零售银行部达成了共识,一年出几十只小产品。大的固然重要,是我们要重视的,小的也要大力发展,托管产品的选择要跟我们目前的现状相匹配,同时也是量力而行。”

民生银行的理财产品去年发行一千三百多亿,今年要发两千多亿。能托管的全都将纳入托管,陈凌说,银行理财托管做的很顺畅,效率也很高,重要的是满足了客户需求。

谈到今年的发展战略,陈凌表示,一是证券类产品,公募基金、基金专户、券商集合理财将是主打方向;还有一类,是做得比较顺畅的银行理财产品;再有就是阳光私募基金、交易资金。这些品种将成为今年托管收入的主要来源。

篇5

关键词:微型企业;小额贷款;台州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2.4

一、引言

尽管世界各国、地区对微型企业的定义不尽相同(见表1),不过就雇员人数而言,相对保持一致,通常设定为10人以下。2002年,平均而言,OECD国家制造业73.9%的企业和13.9%的就业来自于微型企业,而在服务业方面,微型企业的作用更为重要,微型企业的比重达到90%以上,而酒店、餐饮、房地产等行业,就业人数占到60%以上①。因此,微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微型企业也是其产业升级、转型的重要载体,占到OECD国家研发行业企业数的85%以上,目前很多著名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都起步于微型企业,比如微软、苹果等。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及包括发达国家的相对贫困人口而言,微型企业的发展可以通过贫困人口的自我雇佣来解决就业问题,并形成自我维持的可持续的“造血”机制,实现社会公平。拉丁美洲非农劳动力的50%、非洲非农劳动力的33%、印尼制造业劳动力的50%、泰国贸易服务产业就业人口的70%受雇于微型企业(张陆、张丽鹏,2006)。即使经济发达的美国,出于反贫困动机的微型企业支持项目从1970年代的几十个增加到2001年的700个以上(Ssewamala and Sherraden,2004)。

近20年来,鉴于微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解决贫困人口就业和发展高科技产业方面的突出作用,微型企业的发展受到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视。就我国的发展现状而言,微型企业的发展尤为重要。首先,我国区域差距大,微型企业在发达地区促进产业升级和在欠发达地区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都值得重视;其次,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今后30年是城镇化迅速推进的时期,需要依赖微型企业的发展来解决庞大农业剩余人口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问题;第三,我国贫困人口仍有2000多万,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的标准来看,我国贫困人口达到2亿人(刘纯彬,2006),大量国家和地区的实践表明,通过“授人以渔”的微型企业扶持项目的发展,可以有效解决贫困问题。

从实践来看,在微型企业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资本不足是微型企业经营所面临的主要约束,尤其是对于欠发达地区和贫困人口创业而言,基本上没有初始资本积累,所以,融资难是微型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Schiffer and Weder,2001),而且金融约束对越小的企业影响越不利(Beck et al.,2002)。Morduch(1999)研究表明,融资体制、机制的创新是微型企业成功发展的首要条件,比如无担保的团队借款技术创新等。尽管有资料表明我国新增贷款的52.5%贷给中小企业,但是小企业只获得了8.5%的贷款(厉以宁,2009),而微型企业的份额则更低。因此,如何解决微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非常关键。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目前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以国有银行为主体、政府补贴为主导的廉价信贷政策,发展中国家二战以后的实践很难证明这一思路的有效性,成为“好心办坏事”的典型案例。实际上,这一信贷补贴方式破坏了市场化利率的分级机制,恶化了市场效率;同时廉价信贷往往被权力阶层获取,偏离扶持目标,恶化了欠发达地区的收入分配;对于政府补贴的依赖导致银行缺乏节约成本、提高运营效率的激励,上述因素还将导致还款率的恶化(Aghion and Morduch,2005)。因此,从1990年代以来,另一种思路,即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的实践开始受到重视。与第一种思路的本质不同在于,后者以市场化运作为基础,探寻微型企业信贷供需双方共赢的模式,政府补贴主要补偿微型企业信贷运行初期的规模经济劣势。这一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取得突出的绩效,比如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的小额信贷、美国富国银行的信用评分、哈萨克斯坦的小企业计划、泛美开发银行在巴拉圭的微小型企业全球信贷计划、亚美尼亚农业合作银行、塞尔维亚的金融租赁计划、墨西哥国家金融公司的小企业保理业务等(Malhotra et al.,2006)。

在我国,浙江省台州银行在2005年末与国家开发银行正式签约,开展“商业可持续发展微小企业贷款项目”合作,命名为“小本贷款”。该项目的宗旨是“为大多数在过去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微型和小型企业创造获得银行贷款的机会”;国开行为台州银行提供3亿元人民币的转贷款,转贷期限为5年,利率以现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10%;利用转贷款向微小企业发放贷款的风险由台州银行承担;引进德国国际项目咨询公司(IPC)微小贷款技术,并由其负责员工培训。自2006年1月19日第一笔“小本贷款”发放,到2009年6月份的三年间,该行陆续在15家支行开办了“小本贷款”专营部门。截至2009年6月末,该行小本贷款余额共15630笔,金额100440万元,户均额度为6.43万元,其中失土、离土农民贷款份额已占到了94%(何韬,2010);截止到2008年6月份,贷款加权平均年利率为14.82%,不良率仅为0.23%(吴杰,2009);2007年“小本贷款”的税后利润为2000万元,信贷员人均创利约28.57万元。“小本贷款”实践的成功进一步表明了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的可行性,对于我国其他地区微型企业信贷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因此,本文在分析微型企业融资难原因的基础上,以台州银行的“小本贷款”为例,从信贷技术、组织机构、激励机制、产业组织政策等角度探讨如何构建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模式。

二、微型企业信贷难的原因分析

微型企业信贷难与信息不对称、契约执行难以及高交易成本等引致的市场失败密切相关(Aghion and Morduch,2005),也与银行组织体系和市场定位有关。

首先,信息不对称是微型企业融资难的首要原因。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微型企业没有也不需要建立正式的财务制度和会计科目,更不存在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因此,企业信息透明度低。同时,微型企业通常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企业经营状况与企业主的品德、才能密切相关,在个人信用体系并不完善、信用历史信息可得性弱的前提下,银行难以获取企业经营和企业主的信息,或者信息获取成本偏高②。一方面,企业主信息的缺失,银行难以观测到潜在借款人的风险类型,无法区别安全型和风险型借贷者,只能实施统一的利率,且高于安全型借款人的无风险利率,这意味安全型借贷者不得不对风险型借贷者进行补贴。利率的提升有可能最终挤出安全型借贷者,造成安全型借贷者借贷难的问题。而银行只能面对风险型借贷者,这将导致银行风险增大,一旦这种风险足够大,那么银行要么要求借贷者提供必要的抵押,但微型企业缺乏必要的抵押品;要么不得不以降低利率来吸引不同类型的借款人,从而导致在既定的利率水平下存在超额的借款需求,实施信贷配给(Stiglitz and Weiss,1981)。另一方面,银行难以观测到微型企业借款之后的行为(努力程度)以及项目最终的收益,这会导致借款之后道德风险。对于银行而言,由于观测不到借款人的努力程度,在借款人有限责任的前提下,借款人的激励条件和银行参与的约束条件在一定情形下存在冲突,为了激励借款人的努力程度,银行不得不将其利率水平设定一个限额,一旦这一限额无法补偿银行的成本,银行要么决定放弃贷款,要么要求借款人提供必要的抵押物来放松有限责任的约束。微型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小,微型企业主缺乏可抵押的财产,因而也难以从审慎的银行处获取贷款。

其次,另一种道德风险则发生在项目完成之后,银行难以获取借款人项目回报率的真实信息,借款人利用其信息优势可能采取策略性赖账行为,即原则上可以还款、但还款收益低于赖账收益而选择赖账,这在司法和立法体系相对薄弱、可执行产权缺位的国家和地区更容易发生,这就是契约执行难问题。由于赖账风险和贷款规模呈正比(Ray,1998),因此微型企业很难获得长期、高额度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贷款,只有可能获取运营资本的短期贷款。同时,为了避免出现赖账,需要构建对借贷人还贷的激励条件,抵押成了必要条件,而在土地、不动产等产权体系不完整和动产抵押体系尚未完善的国家和地区,一方面缺乏必要的抵押品,另一方面银行缺乏可执行的权利主张,从而直接导致微型企业难以获取贷款。

第三,与大中型企业比较而言,微型企业贷款具“短、小、频、快”的特征,而且企业管理薄弱,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企业倒闭率高,因此银行对其贷款的风险较高③。处理和管理贷款的交易成本相对固定的,故平均成本将随贷款规模的增加、贷款期限的提高、贷款频率的下降而降低。同时,微型企业数量众多,涉及行业广泛,企业主之间亦千差万别,难以利用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技术选择统一的信贷技术,使得这类贷款业务呈现“劳动密集型”特征,发掘、筛选客户、贷款发放、催收管理成本高。而且,微型企业经营的高风险也意味着银行较高的违约计提成本。因此,除了信息成本之外,银行对于微型企业的贷款还将面临更高的交易成本,传统商业银行的管理成本占到贷款组合的5%以下,而小额信贷机构很难将成本降到10%以下(Malhotra et al..,2006)。较高的交易成本意味着需要较高的利率才能补偿。而实际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出于扶持微型企业、打击非正式信贷或者促进投资等目的而进行利率管制,设定利率上限,难以弥补小额信贷的成本,这直接导致供给不足。

最后,我国目前的银行组织体系和市场定位不利于微型企业信贷需求问题的解决。一是银行组织体系与企业组织体系的不匹配。我国的银行组织体系虽然较为完整,但市场占有结构以寡头为主导,有大有中而缺小,能够满足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融资需求的小型金融机构存款、贷款份额偏低。2008年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的存款分别占金融机构存款的1.38%、8.68%、6.90%和0.16%,总计为17.12%,贷款分别占金融机构贷款的1.27%、8.58%、6.47%和0.14%,总计为16.45%。④二是大中型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位趋同。大型银行实施“大城市、大行业、大企业、大项目战略”,机构、人员、信贷资金向上述方向集中,基层业务网点撤并,小城镇资金外流、信贷管理权限上收,贷款审批程序繁杂,信贷门槛高。由于当前利率管制严格、存贷利率差额有限,银行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倾向于选择低风险且规模大的企业作为主导客户,中型银行出于强化盈利能力也纷纷效仿大型银行,依赖于硬信息和标准化的技术追求大规模、低成本的盈利模式。这种市场定位恰恰与微型企业的信贷需求特征南辕北辙。三是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数量不少,但缺少引导和促成这些机构将其市场客户定位在为微型企业提供个性化服务的驱动机制,或者缺少良好的经营机制服务微型企业。2009年,我国城市商业银行143家,城市信用社11家,农村商业银行43家,农村合作银行196家,农村信用社多达3056家 。⑥由于历史原因,大多数城商银由有浓厚政府背景的大股东所掌握,其经营行为受到地方政府行政的高度约束,演化为政府投资的融资平台,市场定位也趋同于中型商业银行。大部分农村信用社,尤其是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虽历经多次改制,经营能力仍偏弱,难以满足微小企业信贷需求。

因此,微型企业信贷难的问题,需要从信贷技术上做出创新解决微型企业信贷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在缺乏足够物质担保的前提下构建良好的激励体系来激励企业主努力、避免策略性违约,同时伴随着相应的银行内部组织结构和激励体系的适应性调整,也需要银行组织体系和政府金融行业扭曲性政策的调整与微型企业信贷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

三、“小本贷款”的实践:对微型企业信贷难的破解

台州银行尝试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将“小本贷款”的目标群体设定为长期被正规金融机构体系排除在外的、以个体工商户和家庭作坊为主的微小企业,并进一步细分为针对小企业、额度为10万~30万元的小贷款和针对微型企业的、额度为2000元~10万元的微贷款,以10万元以下的微贷款为主。从目前的运行来看,通过户均贷款额度限制(见表2,主要集中在1~10万之间)不断扩展覆盖面,且与目标群体一致;财务状况稳健,可持续性强。“小本贷款”在解决微型企业信贷难问题的同时,实现盈利的关键在于,通过借贷技术、内部组织结构和激励体系的创新以及市场化利率机制安排和良性市场竞争来缓和或者解决上文所述因素对微型企业信贷的制约。

(一)小额信贷技术创新与信息不对称

借贷技术是贷款营销、贷前信息审查、贷款决策、贷后监控的结合体,信贷技术的创新是解决微型企业与银行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主要途径。台州银行的“小本贷款”将IPC标准化的微小贷款技术和该行长期为中、小、微型企业服务中积累的关系型贷款技术相结合,探索出适合该区域的高效、简捷、规范的微型企业信贷技术。

首先,贷款决策之前的过程都是借贷人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过程。在前期的贷款营销阶段,小额信贷员除了通过各种营销渠道将“小本贷款”广而告之之外,根据“小本贷款”的市场细分情况将信贷人员按地域(村或社区)、行业、供应链以及协会等中介组织进行合理配置,信贷员专业化于给其配置的业务领域,从而可以与相应社区、行业、供应链中的企业、企业所有者、居民进行长期、多维度接触,便于获取借款人的软信息,这种信息往往是定性的,比如借款人的性格、爱好等,难以定量化并难以在不同职员之间、不同层级间进行确认和传播。所以,他们在相关微型企业贷款申请之前对所辖地区、行业或者供应链上的相关企业经营状况、企业主个人信息就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从而降低了信息搜集的成本。其次,贷款申请受理和信息审查是针对性地获取借款人的信息,是风险识别的关键步骤。一方面遵循IPC标准化的信息调查手段,在本行内部和外部征信系统的调查之外,强调“到户调查”和“眼见为实”的原则,要求信贷人员必须到借款人的经营场所实地核查借款人的基本情况、借款原因、借款用途、资产负债情况、损益情况、现金流量、还款来源等信息,并要求信贷人员根据对借款人的实地调查,自编借款人财务状况简表和调查报告,用较为准确的数据来判断借款人财务水平和损益情况,说明其每月还贷能力。另一方面,台州银行结合其长期从事“软信息”搜集和加工以及关系型借贷的经验,也重视非财务信息的调查,通过正面调查、侧面调查(向调查对向内部关系人、担保人、村(居)委员会、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和政府机构了解),获取借款人的道德品质、家庭关系、社会声誉、行业规范和履约状况、经营能力以及所在行业的前景、风险等方面的软信息,并将“硬信息”(财务信息)和“软信息”进行交叉检查,相互验证。软信息的获取依赖于劳动密集型的“客户经理制”。在台州银行,客户经理占到整个银行雇员的1/3以上,平均每个客户经理管理200个有效客户,充分发挥本地化客户经理的社会资本作用,构建具有一定覆盖面的社会关系网络,依靠客户的“脚勤”(即乐于提供延伸服务、勤于保持日常联系、善于当好客户顾问)来实行贴身管理、贴身监督(应千凡等,2009;史晋川等,2010)。此外,台州银行在“小本贷款”中也嵌入其长期使用的“存贷挂钩积数贷款”制度(何韬,2010),即根据借款人存款积数实行贷款优先、利率优惠的一项贷款业务品种,遵循“多存多贷,存贷挂钩”的原则。通过贷款额度和速度提升以及利率优惠的措施,可以激励借款人以及潜在借款人将资金集中于该行,从而可以较为全面了解贷款人的现金流等重要信息,有助于降低信息的获取成本。

其次,“小本贷款”考虑到借款人普遍缺乏可抵押的财产,尽可能通过贷前“硬信息”和“软信息”搜集来甄别借款人的情况,控制风险,而且,由于信贷额度较低,个人策略性违约的机会成本相对于其收益更高,所以,在担保、抵押方面,“小本贷款”更注重借款人的第一还款来源,主要采取一个保证人保证的方式,且不要求必须提供抵押。在微贷款上,不需要对担保人的财务状况做深入的分析,只需提供姓名、住址、收入情况等最基本的信息。在此,保证人的主要作用一是起到信息甄别的作用,可以表明借款人相关的社会联系和社会认可;二是起到贷款人贷后用款、还款的监督作用,充分发挥担保人与借款人 “亲近” 的关系优势和信息获取上的优势。因此,上述抵押担保条件的放宽解除了微型企业借贷所面临的主要束缚。

最后,在贷后监督方面,主要依赖于分期还款的期限监控。“小本贷款”的还款方式实行统一的按月还款,每月必须定期付息,不过本金额可作相应的调整,具体可由信贷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这种分期还款是目前小额信贷最常见的还款方式。第一,这一方式形成了贷款风险的预警系统,信贷员要在借款人第一次还款之前进行实地客户回访,在以后每次通过电话等方式进行还款督促联系。这一过程可以给信贷员提供借款人贷款使用方向、资金流等方面的信息,可以更早地预期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作出迅速反应,制定更为严格的非正常贷款监控程序。第二,在分期付款的高频接触过程中,更容易建立信贷员和借款人之间的个性化关系,可以降低信息的获取成本,也可以更及时得获取必要的信息。第三,这一还款方式有助于银行选择风险相对较低的客户,因为在这一方式下,借款人的还款来源通常有多个途径,不可能完全依赖于贷款项目的回报,因为很难要求项目在短期的一个月之内产生相应的收益,因此可以排除一些高风险的借款人(Aghion and Morduch,2005)。第四,这种方式可以激励借款人的储蓄努力,提高借款人的储蓄能力,降低了微型企业对利率的敏感程度,缓解了一次性大额还款给微型企业造成的巨大财务压力,提高其还款能力。Silwal(2003)根据尼泊尔9个村镇银行的经验研究表明,分期付款的频率和支付困境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一次性还款的拖欠率(19.8%)是按周分期还款拖欠率(11%)近两倍;相似的,孟加拉国农业开发委员会(BRAC)将其还款频率从一周一次提升到每月两次,拖欠率迅速上升(Aghion and Morduch,2005),所以,分期还款的制度安排是贷后监督较为有效的方式。当然,具体的频率选择和交易成本、借款额度、收入流等相关。

(二)内部组织结构和激励体系

“小本贷款”在破解微型企业借贷信息不对称的过程中依赖借贷技术的创新。“小本贷款”强调财务信息和软信息的相互印证,而“小本贷款”中财务信息的搜集和整理仍然依靠于信贷员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的估算,不同于具备严格会计制度的大中型企业,几乎没有可信的会计报告的微型企业的财务信息,从性质上更接近软信息的性质。软信息主要特征在于其难以被第三方观测、确认以及在不同管理层级之间传导。这种软信息的获取需要信贷员与申请贷款的微型企业、企业主、工人、企业所在社区、相关行业长期多维度的接触,其他人短期内难以获取,因此,“小本贷款”的运行必须要对信贷员适度放权,形成对信贷员信息搜寻努力的正向激励。由于软信息难以在不同层级之间传递,从而形成了管理层和信贷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后者可能利用其信息优势选择机会主义行为,比如存在过度放贷的动机、可能与借款人合谋等,产生了新的问题。显然,向信贷员放权会进一步恶化这种问题。因此,从内部组织结构的设计中面临这样一个矛盾。显然,在传统大型国有银行内部很难形成这种适应于微小企业信贷需求特征的组织结构和激励体系,这也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大型国有银行难以从根本上破解这一问题的重要因素。“小本贷款”的技术创新也需要银行内部组织结构和激励体系的适应性调整才能实现。

一方面,基于软信息层级传递的困难,“小本贷款”需要向下授权并尽可能减少管理层级来削弱问题,因此,传统大银行多层次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往往依赖于地方性小银行通过扁平化管理来实现。小银行本身管理层级少,银行总部设在本地,管理者与本地微型企业及其经营者地理接近,对其发展现状、环境和潜力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从而降低了软信息在层级间难以传递所引发的信息不对称程度(Berger and Udell,2002)。台州银行作为长期从事于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贷款业务的地方性小银行,在“客户经理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良好的内部组织结构。在贷款决策上引入贷审会决策机制,根据审批人权限,分为支行小额信贷部门贷审会和总行贷审会两级,每笔贷款至少有2名以上贷审会成员参与决策。贷审会的决策基于信贷员的陈述,对其提供的信息进行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检查和交叉检查以及风险评估。这一机制安排,一是充分尊重了信贷员的意见,为信贷员的信息搜寻努力提供了激励;二是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信贷员的道德风险,降低信贷风险;三是两级决策机构方便了“小本贷款”的信息传递,也有助于快速决策,适应微型企业贷款“急”的特点。

另一方面,完善信贷员的激励约束体系来激发信贷员的努力程度、控制信贷风险。首先,建立了一套完整、公开、透明且可直接量化到个人的信贷人员薪酬激励办法,与业绩、规模挂钩的绩效薪酬是其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按月考核,上不封顶,从而对信贷员形成了有效地激励。其次,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信贷内控制度,制定了“贷款三查制度”、“第一责任人制度”、“终身风险问责制度”和“信贷事后监督制度”四项核心制度,形成相应的问责体系,并由法律责任、经济与行政责任、尽职责任三个层次构成。信贷风险控制指标作为绩效指标中“质”的部分,具有一票否决效力。在该地区,同业之间地理距离极为接近,同业信息流动性强,信贷员在银行业的声誉至关重要,因此增加了其道德风险行为的机会成本。第三,鉴于“小本贷款”的风险水平相对较高,台州银行更新了其信贷管理理念,即控制一定的逾期率或损失率。该理念认为:“不发放逾期贷款的信贷员不是一个好的信贷员,不但不利于信贷员的成长,而且会因信贷员的过于保守行为而丧失了许多放贷盈利的机会”。因此,该行相应调整了对信贷人员的约束机制,其免责制度规定在授信尽职的情况下,对所放贷款逾期率在2%以内的客户经理不予处罚(吴杰,2009)。

合理的银行内部组织结构安排和完善信贷员的激励约束机制,为“小本贷款”在破解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信贷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制度基础和人力资源支持,有效地保持了业务规模扩张和信贷安全的平衡,为商业化微型企业贷款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

(三)市场化利率设定机制

相对于传统的大额信贷,“小本贷款”需要更为密集的劳动投入,同时,缺乏相应的抵押而可能面临较高的违约风险,其单位成本偏高,导致银行规模经济优势难以体现,根据国家的管制利率很难弥补其成本。因此,该业务的商业可持续性必然依赖于市场化的利率定价机制,利用高利率来覆盖转贷资金成本、贷款损失风险成本以及包含市场营销、贷前信息审查、贷款发放、贷后监管的管理成本。只有能盈利,小额信贷才有可持续供应的动力。从实践来看,“小本贷款”利率设定主要参考当地农村信用社贷款月平均利率、民间借贷月平均利率和微小企业平均利润率。2008年台州民间借贷加权平均年利率约为13.04%,农村信用社1年期的贷款加权平均年利率约为10.63%,而台州银行“小本贷款”的年平均利率达到13.29%,甚至高出当地人民银行监测的民间借贷利率(应千凡等,2009)。分期限来看,从表3可见,台州银行的贷款利率均高于当地农村信用社和该行的一般贷款,1年以内的短期贷款利率基本上低于当地民间借贷,而1年期以上的贷款利率则高于当地民间借贷。

这一机制的合理性除了需要覆盖小额信贷的高成本之外,还在于从实践来看,微型企业可以承受相对较高的利率。小企业尤其是商业经营者每单位资本回报率通常高于大企业,很多微小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在100%以上(史晋川等,2010),在印度、肯尼亚和菲律宾的小企业投资年均回报率在117%~847%之间(Malhotra et al.,2006)。同时,由于贷款额度低、贷款期限短,且采取分期还款的方式,借款人对利率并不敏感。而且,尽管“小本贷款”的名义利率高于农村信用社,但是,后者由于偏低的利率而将小额信贷作为一项政策性业务,缺乏足够的内生动力去发展这一业务(吴杰,2009),贷款程序繁琐,耗时较长(应千凡等,2009),甚至可能存在寻租问题,从而增加了微型企业的借贷成本,实际利率甚至高于“小本贷款”⑥ 。此外,对于“小本贷款”利率甚至高于民间借贷利率的情况,一方面与台州银行、浙江泰隆城市商业银行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等地方性小银行长期专业化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信贷有关,随着其信贷规模的扩大,对民间借贷市场形成明显的竞争效应,导致民间借贷利率和官方利率的逐步趋同,见图1。另一方面,表3所列的民间借贷利率是当地针对低风险的客户或者与放贷人有着血缘、亲缘关系的借款人,或者两者之间在产业链上存在供需关系,因此,这种民间借贷往往伴随着关联性的交易,或者需要情感方面的投入,所以,与之相关的无形的信贷成本不低。而且,民间借贷具有明显的市场分割性(Ray,1998),针对不同的借贷主体,利率差别很大,并不是所有的微型企业都可以从民间借贷市场以较低的利率融资。

“小本贷款”的利率设定具有充分的弹性以应对不同的微型企业借贷风险。首先,结合微型企业借款“频”的特点,通过利率优惠建立动态激励机制,如表3所示,微型企业在第二、三次的借贷利息明显低于第一次。微型企业借款需求频率高,该机制的建立可以激励银行和企业之间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具有远见的微型企业主非常重视这一关系以及声誉的树立,因为这种声誉能够为其带来未来的收入流或者成本的节约。所以这一利率优惠的动态激励机制提升企业违约的机会成本,放松了对企业激励相容约束的条件,从而也降低了银行的风险。而且,针对同一个人的贷款,银行的信息搜寻成本也会降低,所以利率的下调对银行收益率的影响不大。其次,如上文所述,引入“存贷挂钩积数贷款”机制,尽管贷款积数不是获取“小本贷款”的必要条件,但是贷款利率随存款积数而调整,积数越高,利率越低。这一方面可以起到现金流和信贷监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完善银行内部的资产、负债结构,解决地方性小银行吸收储蓄能力偏弱的问题。第三,利率随贷款申请者提供的保证人的情况和抵押、质押物的不同而不同,保证方式利率就高,抵(质)押方式利率就低,两者浮动幅度在1.2%~1.8%之间。这一利率调整也体现了风险因素的影响,适当的利率优惠可以吸引安全性相对高的微型企业的贷款需求。

(四)适宜的银行行业组织结构

银行行业的组织结构,如规模结构、产权结构、市场竞争等直接影响着微型企业的信贷可得性(Berger and Udell,2006)。首先,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个人征信系统、微小企业会计制度等信贷信息获取和共享的基础设施尚未完善,完全基于财务信息、个人信用评分等硬信息的微型企业交易型贷款难以开展,仍将以关系型借贷为主,因此地方性的小银行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其次,就国有和民营的产权结构而言,国有银行一般规模偏大,因而可能不利于中小企业的信贷可得,当然,国有银行容易受政府影响,出于政治原因支持中小企业,但是因为不是出于市场原则,没有激励进行甄别和监管以及最后的收款努力,从而出现无效率的现象,并将对私人银行的贷款产生挤出效应,所以,通常而言,国有比重越高,越不利于微型企业的信贷提升(Berger and Udell,2006)。台州拥有三家独立法人的地方性的城市商业银行,这在全国的地级市中绝无仅有;从产权结构来看,三家城商行均以民营资本为主导,其州银行是我国第一家民营资本绝对控股的城市商业银行(国有资本占5%),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是我国第一家100%由民营资本组成的城市商业银行。显然这样一种银行规模结构和产权结构有助于拓展微型企业的信贷渠道。

三家民营城市商业银行同处一城,“短兵相交、近身肉搏”,因而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而市场竞争的强度对微型企业的信贷可得性的影响在理论研究上并不一致。一方认为较高的市场控制权力意味着较少竞争,银行缺乏动力去发展中小企业信贷;另一方认为对于关系型借贷,较高的市场权力意味着企业缺乏其他可选择的银行,从而该银行可以发展关系型的借贷,进行这方面的投入,避免长期合约不完善的问题,而过度的竞争使得借款人有着更多的选择,导致声誉机制、动态激励机制难以奏效(Berger and Udell,2006)。从实践来看,三家银行之间的竞争有效地拓展了微型企业的信贷渠道。首先,三家城商行以及本地大中型银行的分支机构和农村信用社之间的激烈竞争促使他们眼睛不断向下以拓展市场份额和发展空间。台州银行选择开发“小本贷款”不是做慈善,而是为其自身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因此其有相应的动力和激励从事这一业务。其次,该地区各银行之间的激烈竞争可以促进有利可图的信贷技术、制度创新迅速外溢,被其他银行所效仿,台州银行在“小本贷款”上的成功迅速被泰隆、民泰两家银行所效仿,也推出相应的小额贷款业务,这种溢出效应提高了银行对微型企业信贷的供给水平,也降低了微型企业信贷的成本,抑制了微型企业信贷利率的上扬。第三,该地区银行在竞争中有合作,构建信息共享的征信系统,从而在竞争过程中避免声誉机制、动态激励机制的失效,降低银行的信息甄别成本。因此,在台州目前的银行规模结构和产权结构下,这种良性的市场竞争在 “小本贷款”的发育、推广和深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结论性评述

微型企业在解决就业、促进发达地区产业升级和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有着突出的作用,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契约执行难、高交易成本以及银行组织体系和市场定位问题,长期以来,面临融资难的问题。由于政府廉价信贷政策普遍难以取得成功,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在1990年代以来被寄予厚望。本文以运行较为成功的浙江台州城市商业银行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开发的“小本贷款”为例,遵循信贷技术创新进而引发内部组织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的适应性调整以及政府规制(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银行业产业组织政策)作用的分析思路,分析其实践如何破解微型企业信贷难,探讨上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信贷的可行性以及运行条件、方式。本文得到如下启示:

首先,台州银行“小本贷款”的实践表明,商业可持续的微型企业贷款具有可行性,银行和微型企业之间可以形成双赢关系,长期以来被定位为“垃圾客户”的微型企业成为商业银行重要的利润增长点。这一实践被同处一城的浙江泰隆城市商业银行等地方民营银行所效仿,这更近一步表明这一模式的可行性和可获利性。

其次,微型企业贷款单位成本偏高,偏高的交易成本导致运行初期在未达到必要的规模经济时难以实现盈亏相抵。而且微型企业信贷的资产、负债结构难以匹配。因此在发展初期,政府可以进行适当的补贴,比如国家开发银行为台州银行提供了相对廉价的转贷款和引入IPC的信贷技术。但是,这种补贴要有明确的停止预期,避免业务银行对补贴形成长期依赖,导致形成“好心办坏事”的结果。

第三,借贷技术的创新是破解微型企业贷款信息不对称的核心环节。一方面,台州银行引进IPC的小额信贷技术,强调通过实地调研收集、加工财务信息,并尽可能定量化,从而提高小额信贷的标准化程度和可复制性;另一方面,也结合我国法制化建设相对滞后、个人征信系统尚未完善的现实,也注重客户各类软信息的搜集,以关系型借贷为主导建立以“客户经理制”为核心的经营方式,引入“存贷挂钩积数贷款”制度,从而实现软信息、硬信息、现金流之间的交叉印证,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同时也降低了对微型企业担保和抵押的要求。在贷后监督方面执行严格的按月分期还款制度,形成贷款风险的预警体系,降低了借款人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第四、合理的银行内部组织结构安排和完善信贷员的激励约束机制是商业化微型企业贷款的可持续性的必要制度保障“小本贷款”的决策机制偏向于扁平化和向下授权,从而可以更好的激励信贷员在软信息搜寻上的努力,也更容易甄别信贷员提供的软信息描述,通常,地方性民营小银行更容易形成这一内部组织结构。向下授权可能会恶化信贷员的问题,因此需要完善的信贷员激励约束机制,保持业务规模扩张和信贷安全的平衡,同时也要更新信贷安全管理理念,允许一定比例的逾期率,避免信贷员过于保守而无法实现服务微型企业的市场定位。

第五,政府放松微型企业信贷的利率至关重要。微型企业信贷的单位成本以及风险偏高,认为压低利率导致贷款收益无法弥补其成本,直接制约了微型企业信贷的供给。鉴于微型企业较高的资本回报率,覆盖成本和风险的市场化利率设定机制是商业化微型企业信贷的前提条件。同时,需要引入弹性利率制度安排,利率随借款人的风险、次数而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和形成对微型企业的动态激励。

第六,从银行产业组织政策来看,为了促进微型企业的信贷供给,应该重视地方性小银行的发展,因为这些银行更容易形成适应于微型企业信贷需求特征的信贷技术创新和内部组织结构,在这一方面比传统大型银行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其市场定位不同于传统大型银行。而且,可以考虑在小银行之间形成良性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通过竞争驱动小银行微型企业信贷的覆盖面不断扩展,促进信贷技术、组织创新的扩散,提高微型企业信贷的资金供给水平,减少微型企业信贷的交易成本,避免垄断性利率的形成,降低微型企业的利息成本;同时促进各类银行之间合作,共建、共享个人征信系统等借贷信息设施。

最后,从“小本贷款”的实践来看,在商业可持续的要求下,其往往被相对富裕、或具有一定企业家素质、或具有一定技术特长的微型企业主获取,真正缺乏必要技能、非常贫困的人口依然难以获取相应的贷款,因为他们的风险实在太大。我们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微型企业主的,“小本贷款”对这一部分人的帮助是通过具有一定发展前景的微型企业建立和发展壮大、进而扩大就业需求来实现的。而这一部分人因为突发性事件导致生活困难的贷款需求不应该由商业化小额信贷来解决,这依赖于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因此,我们也不能寄希望于微型企业的小额信贷能够解决所有弱势群体的资金需求困难。

注释:

①数据根据OECD(2005)计算而得。

②根据World Bank(2004a,b),信用历史信息的可得性可使贷款处理时间、成本和违约率减少25%,在没有信用登记、有公立信用登记、有私立信用登记的国家中,私人信贷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6%、40%和67%。

③Schiffer and Weder(2001)证明了企业规模和风险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④数据根据《中国金融年鉴2009》计算而得。

⑤数据来自中国银监会网站。

⑥比如为了及时获取5万元贷款,请业务人员吃一顿饭花费1000元,这意味着5万元的6月期年化贷款利率上升4个百分点。

参考文献:

[1] Aghion, B.,and Morduch. The Economics of Microfinance [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5.

[2] Beck,T.,et al. SMEs, Growth,and Poverty: Cross-Country Evidence [R].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2002

[3] Berger,A. N. and Udell,G. F.. Small Business Credit Availability and Relationship Lending: the Importance of Bank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 [J]. The Econimic Journal. 2002,112: 3253.

[4] Berger,A. N. and Udell, G. F.. A More Complet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SME Finance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6,30: 29452966.

[5] Malhotra,M., et al.. Expanding Access to Finance: Good Practices and Policies for Micro,Small,Medium Enterprise[R]. World Bank, Washiongton,D.C. 2006

[6] Morduch, J.. The Microfinance Promise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9, 37(4): 15691614.

[7] Ray, D.,1998,Development Economics[M],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8] Schiffer, M. and Weder, B.. Firm Size and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Worldwide Survey Results [R],Disscussion Paper43,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Washiongton, D.C.2001.

[9]Ssewamala, F.M. and Sherraden,M.. Integrating Saving into Microenterprise Programs for the Poor: Do Institutions Matter? [J],The Social Service Review. 2004,78(3): 404-428.

[10] Stiglitz,J. and Weiss, A.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 71(3):393-410.

[11] World Bank. Scaling Up Poverty Reduction Case Studies in Microfinance [R]. Working Paper. 2004a

[12]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ent Report 2005: A Better Investment Climate for Every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b.

[13] 何韬. 浅谈农行个人贷款产品与商业银行“小本贷款”产品的比较. 中国农村金融网. 省略/index.asp?xAction=xReadNews&NewsID=85048. 2010年7月.

[14] 厉以宁. 区分微型企业,有利解决融资难[J]. 商界(评论), 2009,(10).

[15] 刘纯彬. 我国贫困人口标准再探讨[J]. 人口研究, 2006,(6).

[16] 史晋川,何嗣江,严谷军等. 金融与发展:区域经济视角的研究[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17] 吴杰. 目标与激励:两种小额信用贷款模式比较[J]. 上海金融, 2009, (1).

[18] 应千凡等. 台州市商业银行的“小本贷款”.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 中国小额信贷案例选编[M]. 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9.

[19] 张陆,张丽鹏. 大力扶持“微型企业”:我国民营经济发展中需要重视的一个问题[J].经济经纬, 2006,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