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进乡村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统文化进乡村，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我们的教育是使受教育者德、智、体、美、劳得到全面发展，教育主管部门是这样要求的，学校本身也在向这个目标努力，但是往往在执行上偏离了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小学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就显得尤其重要。“学校道德教育革新的目的是为了把握住传统与现代之间内在的承续性关联，在此基础上能动地适应和促进青少年的发展。”笔者认为要在农村学校做好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可用儒家思想来改进农村学校德育。

1.用礼仪做新德育。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春秋时期，孔子编撰了《周礼》，以“克己复礼”为任，极力推行礼仪。“礼”是孔子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记》一书开篇就说：“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意思是说，任何时候都不要有不敬之心，容貌要矜庄，说话要谨慎，只有如此，才能安定天下民众。《孝经》中还说：“礼，敬而已矣。”礼的核心就是表达内心的敬意。儒家把“敬”的存养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贯通起来。小而言之，衣衫不整、语言粗鄙、散漫怠惰、玩世不恭，都是内心不敬的直接体现；大而言之，要把敬贯彻在对事业的无限追求以及对祖国的无限忠贞之上。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即克制自己，一切都按照礼的要求去做，这样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一切就都归顺于你了。孔子用这句话说出了礼的力量：可以天下归心于你。礼在人际关系中就是有归心的力量。

因此，如果在传承传统礼仪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文明礼仪规范，在学校里增设一门礼仪课程，根据不同年龄段设不同的学习内容，并且与生活紧密结合，注重这种文化的渗透，学了可以用，用了有收获，有提高，让学生们为人处世更干练一些，更丰富一些，更高雅一些，走到哪里都是一个知书达理之人，个人素质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就能肩负起对自己和他人、家庭和社会、国家和人类、当代和后代的责任，就会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2.用学科做巧德育。孔子作为古代著名的教育家，相传他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他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当前，在各个学科课程标准中，也有强调实现道德及价值观的教育目标，强调培养学生积极情感体验的态度目标，要求尽可能挖掘展示不同学科在实现道德教育上的不同价值。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在课程改革中将各学科教学变成与学生道德学习同在的一种活动。但实际的教学情况是，受各学科的特点限制，或是受教学进度的制约，教师只是精心研究教法学法，研究知识的传授，很少去探寻所授内容中蕴含的道德教育性，更加难于去认真思考将这些道德点如何加以实施，从而达到最撼动人心的育人效果。

针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应该把学科教学中的德育评价作为一项硬性指标，并且实行“一票否决”制，要求做到四个必须：一是学科教学中必须挖掘教育资源；二是教学过程中必须与道德学习同在；三是德育评价必须作为评价标准之一；四是道德学习必须对学生起到触动作用。这样，一改过去传统的重智偏德、德智分家、高分低德的现象，从而做到了老子所要求的“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坚持以人为本，遵行教育规律，合理配置资源，调动积极因素，全面提升育人质量。

篇2

民族地区的大部分学校都有地方性教材，其主要内容包括当地的一些民族历史文化、民风民俗和一些劳动技艺等。但是，这些教材很少真正进入学校的课堂。也有一些民族地区的学校结合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开设了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课程，如侗族大歌、芦笙等。但是，这样的教学活动在民族地区很少见，地方性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和学校对这些课程的重视程度都显不足。民族地区学校的教学内容和全国其他地区基本一致。

2学校视野下的民族文化传承现状

少数民族学校在传授主流文化的同时，还要担负起传承本民族历史文化和培养本土人才的重要责任。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存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功能缺失的事实。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传统文化流失

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至今没有自己的文字，文化传承主要靠口传心授，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学校文化传承的难度，导致了传统文化的流失。其次，在现有教育体制下，学校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以普世性知识为主，忽略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此外，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家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但是对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这也是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2.2民族文化传承流于形式

有的学校实行双语教学，但仅停留在翻译教材，根本没有涉及本民族的文化内容，仅仅流于形式。国家要求少数民族文化进学校、进教材、进课堂，但是由于缺少相应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导致学校教育中的民族文化传承流于形式。

2.3学校教育与家庭和社区教育分离

我国的民族文化能够发展到今天，是家庭、社区和学校一起发挥文化载体的教育功能的结果。然而，现今大部分民族地区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忽视了日常生活中劳动技术的培养，脱离了当地实际生活环境。

3民族地区学校民族文化传承存在的问题透视

3.1对少数民族文化内容的误解

由于课程知识作为国家法定知识过多地体现了国家利益，结果使得乡村社区人民的文化和利益被严重地忽视了，并且由于“传统”与“现代”、“野蛮”与“文明”、“落后”与“先进”、“城市”与“乡村”、“西部”与“东部”、“汉族”与“少数民族”、“地方大民族”与“地方小民族”等等一系列过于僵化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及其在国家发动的过于强制的“政治运动”或“经济改革”实践，使得西部的、乡村的、少数民族的、小民族的文化被污名化了，被标定为“传统的”、“落后的”、“待开发的”、“待发展的”。虽然强调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意义，但是却没能从学生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没能消除学生对本族文化的疑惑和误解。

3.2少数民族本土课程流于形式

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内容在进行跨文化教育时，大多数是效仿汉族。要改变这一点，第一个难关就是要突破目前教材的一统性，只有做到这一点，少数民族的文化才能得以保存，文化传承才得以进行。比如本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学生天天在用，但在统编教材中却无这方面相应的内容。即使在民族教育中排上了民族语文这一内容，但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者，从来不把这样的课文列为正式课程。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的话来说就是：“民族语文是一根拐杖，学习民族语文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汉语。”按照这样的理解，民族语文永远是辅助品。归根到底，民族语文还不算一门独立的课程。形成急需用的进不了教学内容，不急用的却塞进了教学内容。

4对策和建议

4.1强化民族认同，重视民族教育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取决群众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可程度。政府可以采取措施提高民族文化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包括日常教学以及考核机制等。将民族文化传承与学生发展结合起来，展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增强民族自觉意识。

4.2注重本土教材和校本课程的开发，重视教师作用

民族地区学校具有独特的环境资源、课程资源、师资队伍和普及传播优势，完全有条件开发民族文化校本课程，以传承、发展民族文化。建议编写适合少数民族学生智力发展地方和学校课程材料，适当增加具有民族特点的教育内容，使学校有特色、教师有特点、学生有特长。教育实施的主体是教师，应特别注重教师作用。在少数民族地区，应为教师提供语言适宜、文化适应的素质培训。有学者认为，教师的价值观改变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教学能力提升，最后是文化反思。教师各方面的发展，为文化传承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3开展多样的民族文化教育教学活动

篇3

论文摘要：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途径、统筹城乡发展的举措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载体等方面浅谈乡村旅游的促进作用；同时说明了在发展乡村旅游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应当坚持的几个原则及注意的几个问题。

1 乡村旅游对新农村建设的促进和带动作用

（1）发展乡村旅游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一是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乡村旅游能够有效地促进当地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带动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加工、交通运输、房地产等相关产业发展。二是有利于促进农村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富裕。乡村旅游使许多农民成为旅游从业者，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农民可以通过打零工、办旅馆、摆小摊、开餐馆、加工纪念品等方式增收，还可以通过参与乡村旅游项目的入股分红增收。三是有利于促进农民素质提高和乡风文明。乡村旅游把城市的许多新信息、新理念带到农村，对农民素质和乡风民俗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学文化、学技术成了一些农民的自觉行动，许多村民学起了普通话、外语和电脑，全面提升了农民素质。四是有利于促进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发展乡村旅游的农村乡镇，通过开发和保护旅游资源，使广大农民兄弟有了很强的环保意识，促进了当地环境资源、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保护，增强了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五是有利于推进农村基层管理民主。乡村旅游具有现代服务业的特性，它的发展为农村引入了现代管理理念。一些地方在基层组织的引导下，农民自主决策、民主决策，促进了农村管理民主，一些农村纷纷成立各种协会，民主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2）发展乡村旅游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一是缩小了城乡差距。发展乡村旅游，给农村带来了大量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通过旅游这个渠道，把一部分城市的消费资金转移到农村，增加了农村的经济实力和农民的收入。据测算，一个年接待10万人次的乡村旅游景点，可直接和间接安置300位农民从业，直接和间接为1000个家庭增加收入。为了增加旅游吸引力和旅游接待能力，发展乡村旅游的农村更加注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更加注重改善道路、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更加注重对住房、厕所、厨房的维修和改造，更加重视绿化美化和环境卫生，因而有利于农村自然生态环境和居住条件的改善。二是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一些农村发展乡村旅游后，集资办起了教育和医疗，提高了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率；还有一些农村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农民达到社保条件后可以按月领取保障金，农民也能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发展乡村旅游，以农民为主体，农民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参与乡村旅游开发，也可以选择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方式，还可以自发成立旅游协会、农村经济联合体等行业组织，给农民创造了新的发展机会。三是推动城乡共同发展。发展乡村旅游，通过城乡的交流和沟通，有助于方方面面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和政策支持，促进了各种资源、资本和要素向农村、农民和农业倾斜，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许多地方基础设施大幅度改善，一批村容整洁、各具特色的旅游村镇应运而生，促进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居住条件的改善。另一方面，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拉动消费，扩大内需，促进城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动了多层次复合型的综合旅游目的地体系的建设，促进旅游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

（3）发展乡村旅游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一是推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和谐。乡村旅游促进了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农民素质和农村文明程度的提升。农民通过参与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得到丰富。一些农村结合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建设了图书室、文化室，加强了文化传播，一些农村举办了各种培训班，提高了农民的素质。乡村旅游的发展还促使一些农村制定村规民约、卫生公约等规章制度，农民的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二是促进了人和自然的和谐。乡村旅游使人们走进自然、认识自然，增强了环境保护的意识；乡村旅游消耗资源少，环境成本低，一般不会对资源和环境产生直接的硬消耗，有利于改变大量消耗资源支撑经济增长的传统方式，形成以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方式，保护当地珍贵的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三是推进农村相关产业之间的和谐。乡村旅游的产业关联度大，据测算，旅游产业对相关产业的拉动比为1∶4，乡村旅游直接或间接地拉动了农业、农副产品加工、手工艺品加工、旅游用品和纪念品、商贸、运输等产业，并与之协调发展。四是促进人和人之间的和谐。旅游使人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通过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促进了旅游者与农民之间、旅游者与旅游者之间、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2 乡村旅游促进新农村建设应当坚持的原则 

把发展乡村旅游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规划。正因为乡村旅游具有独特的产业功能、很强的关联带动作用和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我们建议各级党委和政府把乡村旅游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规划之中，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各级政府要在党委领导下，全面负责乡村旅游工作，统筹规划，加强协调，完善机制，依法管理，动员和组织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乡村旅游之中，积极引导各种农民组织发挥市场开拓、行业自律和维护权益的作用，推进乡村旅游快速健康发展。各相关部门应把乡村旅游作为其重点工作加以扶持，把国家和地方对于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环境保护、城镇建设等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运用于支持乡村旅游的发展，重点帮助解决乡村旅游基础设施薄弱、创业资金不足和从业人员素质较低等问题，消除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制约因素。

（1）让发展乡村旅游的成果惠及广大农民。发展乡村旅游的关键，是要使广大农民得到实惠。因此，要将农民作为旅游开发的主体、建设的主体、服务的主体，同时，也要使之成为利益主体、发展成果享受的主体。一是要增加农民就业机会。我国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要发挥乡村旅游在就业上的“乘数效应”，使广大农民通过参与乡村旅游，在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实现有效就业；还应为广大农民依托乡村旅游的发展开展多种经营创造良好环境，间接带动增加农民就业。二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要保证农民参与乡村旅游的劳动报酬，直接增加农民收入，也要注意保护农民的资源参股、资金入股的合法所得。三是要将乡村旅游的发展与农村的精神文明提升相结合。加强对农民业余文化生活的引导，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提升农民的生活境界。四是要将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民的长远利益相结合。注重加强对农民的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培训，提升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

（2）遵照农村的实际情况和旅游经济规律来发展乡村旅游。各地农村的资源条件、地理区位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情况千差万别，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不尽相同。乡村旅游有其内在的固有的发展规律，只有按规律办事，才能少走弯路。一要因地而宜、因时而宜、因人而宜。乡村旅游的发展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在有资源、有客源、有财源的地方先行发展；一些偏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但由于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难以到位，要选择好发展的时机，防止盲目决策、盲目开发；一些乡村旅游发展基础较好或具备发展潜力的地区，也不是每个农民都应参与乡村旅游，而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和能力情况来决定，不能强求人人参与。二要加强分类指导。从规划指导、信息服务、宣传促销、人才培训等方面着手，加强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服务，在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市场定位、突出特色等方面加以分类指导。但对乡村旅游的发展不应设定指标，不设固定模式。

3 乡村旅游促进新农村建设应当注意的问题

（1）正确处理发展乡村旅游与农村城市化、农民新型化、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发展乡村旅游，要着眼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社会长期全面协调发展，推动农村居住条件和周边环境的改善；着力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积极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发展乡村旅游一定要注意保持当地农村特色，要防止某些“城市病”向农村蔓延，防止工业垃圾、城镇污染侵蚀农村净土。发展乡村旅游，要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环境提升为目标，既不能把新农村建设等同于旅游新村建设，把新农村规划简单搞成旅游新村规划；也不能因为发展乡村旅游而把农村建成没有农业、村庄、农民、特色的所谓新农村。

（2）正确处理乡村旅游中政府推动与尊重农民意愿的关系。发展乡村旅游要由政府来推动，要以农民为主体，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政府推动不是包揽一切，而是发挥政府在规划引导、统筹协调、分类指导等方面的优势和积极作用，因地制宜，推动乡村旅游的整体发展。农民有选择是否参与乡村旅游开发以及如何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权利，不应该强求一律。要在政府的指导推动下，尊重农民意愿，依靠农民智慧，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乡村旅游的持续健康发展。

（3）正确处理发展乡村旅游与农村其他产业发展的关系。农村各产业之间和谐发展是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前提。要发挥乡村旅游产业关联度大的优势，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促进农村各产业之间协调发展，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乡村旅游也要充分依托其他产业，取得其他产业的支持，在其他产业发展中得到加快发展。

篇4

金秋时节，柿红稻黄，乡村如一幅浓墨重彩的风景画。沐到矾山镇砖桥村砖一村民组，探访古色古香的洪氏宗祠里，一群孩子在右厢房“农家书屋”看课外书籍，几位喜爱戏曲的老者在大厅里切磋技艺。

砖桥村党支部书记洪德法介绍，前些年，洪氏族人自筹几万元资金对祠堂进行大修整。村里的“土秀才”还认真整理族谱和家训，还原祠堂里的老屏风、香火板、捐田石碑等文物，将祠堂改造成一座村史馆，传承千年的乡村文化和民俗风情。2007年，洪氏宗祠被列为庐江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今年初，村里向县文化部门申请，在宗祠里办起了“农家书屋”。农家书屋办起来之后，71岁的老村民组长洪平保自告奋勇地当起了馆长。洪平保热情地介绍，砖桥村洪氏宗祠始建于明末清初，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为传承历史文化，反映民俗家风，留住乡愁，该村逐步将祠堂变身为家族史馆、乡村文化传承基地。

走进书屋，可以看到书屋不大，但是整洁干净，排列整齐的书架上，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各种书籍，犹如一桌文化盛宴，等待着人们的品尝。

“别看我这个书屋才十几平方米，可有2万册左右的图书，学生看的儿童读物，村民看的关于科学种田之类的书，在我这都能找到！”洪平保指着书架上的书，自豪地说，“书屋现在环境好了，加上临老街，茶余饭后，村民们前来看书、唠家常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为了充分发挥农家书屋的作用，提高图书的利用率，“农家书屋”还一直坚持书屋对学生开放。洪平保说：“农村的希望在孩子们身上。读一本好书，可能就会改变一个农家孩子的命运，同时也就改变了一户农家的命运。”每到节假日，都有不少学生聚集到书屋，洪平保帮助他们选择图书、答疑解难兼课外辅导，培养孩子们良好的阅读习惯，并定期举办读书会、座谈会等，使农家书屋真正成为孩子们的乐园。

附近的砖桥小学五年级孩子们一放学就簇拥着来到书屋看书。“让学生们课余时间来这里读读课外书籍，扩大视野，增加阅读量，尤其是补充国学方面知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很有益处。”砖桥小学教师刘伟峰手里拿着一本《中国传统文化常识》说到。

现在，村民都学会了从书籍中寻找答案，一有空闲时间就往农家书屋跑，因为他们从中尝到了甜头，认为农家书屋是他们勤劳致富的源泉。村民聂小彭流转承包了村里1000多亩土地，发展现代农业，“经常来这里找科技书籍看，学习新经验。”

篇5

关键词：少数民族乡村政治传播；文化视域；贴近性

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识码A

少数民族乡村发展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教育等在内的综合过程，大众传媒的发展为推进少数民族乡村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巨大便利，但如何提高传播效果，达到“传通”的目的却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围绕“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生活”这一课题，笔者对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乡(俗称独坡八寨)的上岩、坪寨两个侗族村寨和孟冲苗寨进行了为期近两年时间的多点民族志调查。通过调查了解到，在独坡八寨少数民族乡村政治传播实践中，媒体围绕“贴近性原则”开展了一些创新活动，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这些创新活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感性认识上，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理性分析，以增强创新活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更好地服务于少数民族乡村政治文明建设。

一、对少数民族乡村政治传播“贴近性”创新活动的理性分析

在对通道侗族自治县电视台、宣传部、县委办，以及独坡乡政府的采访中了解到，媒体在对通道侗族自治县的少数民族乡村政治传播中，结合民族文化心理习惯，采取了一些贴近受众心理的新形式。在独坡乡的侗苗村寨调查中也发现，这些新形式传播在村民中非常受欢迎，大大增强了政治传播效果。

通道县有十四个乡镇可以收看到县电视台节目，为了让老百姓愿意看节目，容易接受节目内容，通道县电视台根据地方的文化心理特点，改变了传统政治传播的纯新闻播报形式，大量采用侗戏、侗歌、多耶、三句半等群众熟悉，乐于接受的方式来传播政策信息。比如，在宣传自治条例和计生工作政策时，通道电视台特意请了著名的琵琶歌王一一坪坦的吴勇材对相关的政策信息用侗歌进行编排，很受老百姓欢迎。

在政策宣传方面，通道县电视台的重要做法之一是节庆宣传。通道侗族被称为“万节民族”，一年中的每个月都有节庆，县里充分利用节庆来开展宣传活动，形成了比较著名的几大节庆宣传活动：一是“大戊梁歌会”，每年一次，四月中旬在牙屯堡镇举办；二是在独坡乡乡政府所在地木瓜村举办的湘黔桂三省交界侗族的“六月六情歌节”；三是每年正月初三在独坡乡上岩坪寨举办的“月地瓦”活动；四是每年举办的芦笙文化艺术节。节庆中常常利用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如多嘎、多耶(侗族对舞蹈和侗歌的称呼)等来进行政策宣传。如2011年6月6日在独坡乡乡政府所在地木瓜村举办的侗族“六月六情歌节”，节目表演就有用侗歌来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和村民选举活动的内容，有一万多人现场观看了节目。由于政策信息传播到位，计生工作在这些少数民族村寨开展得非常顺利。

在对通道侗族自治县创新传播形式的理性分析中发现，民族文化所铸就的心理习惯对传播形式的创新起着重要的作用。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认为“个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应。每个人，从他诞生的那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他所从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创造物了。”

文化和民族不可分离。著名民族学专家林耀华先生也指出，“文化与民族都是历史的产物，人类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创造了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民族。一个人们共同体在自身的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创造了共同的文化并形成了民族；一个民族及其文化在发展中必然也要形成独特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世代影响着该民族群体及其每个成员，而一个民族群体又靠这种传统文化紧紧凝聚在一起。因此，该传统文化一方面表现为本民族全体成员所共有，一方面又与其他民族相区别。”

饭养身，歌养心。侗民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侗族创造了侗戏、多嘎、多耶、芦笙表演等传统文化形式；而由于文化的传播，与侗族相邻居住的通道侗族自治县的苗族同胞也有着与侗族相同的文化习俗。这些内涵丰富的精神文化已经浸润进民族的心灵，成为民族血肉不可分离的部分。曾经在侗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对侗族村民不愿意投资小孩教育，而热衷于民族文化事业活动很是不理解，这其实正反映了民族文化心理习惯的重要影响。

二、少数民族乡村政治传播“贴近性”策略思考

篇6

关键词： 北京 城市构形 都市新阶层 乡村视角

邱华栋被称为“具有城市感觉的人”。[1]他曾自信的宣称：“下一个可以代表中国文学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必将是以城市为背景的，写出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处境的作家，就像是美国作家索尔・贝娄或者约翰・厄普代克那样的作家。我，或者比我更年轻的作家，有望成功。”[2]

对于“城市文学”，李洁非定义：“基于由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缔造的现代城市之上，必须包含物和商品的理念，人的命运和他们彼此的冲突、压迫，不论表面上看起来是不是采取了人格化形式，必须在其背后抽取出和归结到物、商品的属性”。[3]据此，本文考察以“社区人”系列为主的城市小说，而“中国屏风”系列小说则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邱华栋笔下，“城市”不再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是言说的主要对象。

一

“北京”的传统形象在邱华栋的笔下遭到前所未有的颠覆，他刻意回避了城市的传统文化，将其从历史的坐标中断裂，而寻找其作为全球都市的自我意识。

城市形象的塑造既依赖于城市既定的事物，也依赖城市的文化构形。林奇在《城市的形象》中将既定事物分为五类：路径、边沿、地区、枢纽、地标。邱华栋在作品中常提及具有现代色彩的“中国大饭店”、“京广大厦”等现代建筑，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快节奏的西化的生活方式。北京是具有时间连贯性的城市，历史、现在、未来等多元化因素在此汇聚，但是具有历史代表性的古建筑群在邱华栋笔下集体“缺席”，而内化于北京人心中的传统文化、生活方式更是“集体失语”，邱华栋明显选择性的过滤掉了北京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城市生活中的意义，将它从历史的连贯中割裂。

在“京味小说”中“北京”“联系着丰富而芜杂的民间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记忆”，[4]独特的人文环境总能勾起作家内心怀旧情绪，例如北京人老舍，以及客居北京的师陀、郁达夫。与传统“北京想象”相关的典型意象，例如“胡同”、“四合院”、“老北京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在邱华栋笔下被凝聚现代审美的建筑与崛起的新兴社会阶层――“中产阶级”的生活习惯取代。传统印象中温柔敦厚、独具古典意蕴的“北京”因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存在的全面占领而不再具有传统人文魅力，没有任何文化标识，只是众多国际大都市之一，难以勾起作者的怀旧欲望。甚至邱华栋对其的称呼多含有抵触性、排斥性，坚硬而生涩，如“绞肉机”、“欲望的森林”、“沙盘”、“”，传统书写的脉脉温情消失。“北京”的称呼成为没有任何文化想象的单纯符号，是“一个带来成功和满足欲望的冒险空间”与“碾碎他们梦想的异化空间”。[5]

笔者认为城市形象的颠覆与作品的叙述者有关。邱华栋大多数城市小说的叙述主人公是“闯入者”。“闯入”，是一种不请自入的心理状态，这些“闯入者”带着想要飞黄腾达的梦想，奔着这座城市所拥有的机遇、物质财富而来，所有象征、暗示可能带来财富的城市风景占据了“闯入者”所有城市想象空间，这样功利视角过滤了其他对物质财富没有帮助的古建筑群与相对应的内在文化，因而，“北京城”呈现出一种与以往小说完全不同的“陌生化”态势，导致“传统北京想象”的消失。而对北京城的排斥性情绪也与“闯入者”身份有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发展，城市日益以合围之势包围农村乡镇，“外省人”或“农村人”一方面因生活所迫，另一反面希望在更大的城市寻求自我发展空间（这一点是更主要的原因），尤其是年轻人，由乡村或小城市转战大都市，看似是一种“主动移民”，确切的说是一种无意识的“被动迁徙”――他们在城市发展进程的诱惑下，在谋生的压力下，被动的走进“城市”。无论是“外省人”还是本城中的人，城市的高速发展超出了他们预设的心理范围，备受“灵与肉”的双重煎熬，城市于他们始终是“他者”与“异在”。因此，“闯入者”对“北京城”很难产生内化于心的缠绵依恋。

二

张英进老师在《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中认为现代文学中，“北京”更多的是关乎传统的稳固的空间构形，在“古都北京形象中，空间总是占主导地位的”，过去、现在、将来都和谐的共存于其建筑空间中，而“上海”则更多的是时间构形，在时间的流动中，对城市的情感体验趋向破碎、漂浮不定。笔者认为，邱华栋笔下的“北京城”是空间与时间的双重构形。

“北京”不再是一座联系着传统文化的古都，而是一座光怪陆离的现代化异化空间，邱华栋对此的塑造不是以对“古都”的否定为基点，而是通过对城市现代化空间想象实现的。邱华栋通过“鸟瞰”与“地面”视角直接将城市空间想象投射在象征现代城市与消费时代的建筑与场所上。在邱华栋的城市小说中，现代城市符号、文化代码俯拾皆是。例如《手上的星光》中有这样一段，主人公在短短的一段路途中却看见“国际饭店、海关大厦、凯莱大酒店、国际大厦、长富宫饭店、贵友商城、赛特购物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中国大饭店”[6]等应接不暇的极摩登的楼宇，从现代文学至新时期，没有哪位作家像邱华栋这样在城市想象中如此娴熟的运用如此多的现代城市代码，不仅是因为“北京城”本身的繁华，也是作者对现代城市的敏感。除了现代化建筑群，“迪厅”、“咖啡馆”、“酒吧”等联系现代消费、大众文化特征的场所在作品中也比比皆是，传统城市风景全面撤退。除此，邱华栋笔下“社区”构筑了特殊的城市空间，这样的“城中之城”联系一定的经济背景，代表一定群体的趋同性，不同的“社区”象征着不同的社会等级。在此，城市在现代符号的解构与重新建构中获得一种异于以往的城市空间。此时北京城依然具有“美感的统一”，只是由曾经的“传统”变迁为“现代”。新的城市空间带来了新的文化想象与文化心态，一套趋于稳定的现代化接近西方人的价值观渗入到城市人的内心，“时间”参与到对城市另一维度的构形。笔者认为，“时间”在邱华栋的城市想象中走向一种极端：时刻逼近、追赶城市人，将人带入令人窒息的“速度”。例如《午夜的狂欢》中“时间”成为人物命运背后隐秘的主宰。“午夜两点”在文本中不断被提及，这不仅是实际存在的事实，也是城市人的心理时间，它将城市人导向一种精神的分裂走向一种极端的自由，遗忘白天的身份，在狂歌狂舞的放纵中享受酒神狄俄尼索斯式的悲剧。他们的“狂欢”带有“时间”的印记，无论是卧轨的游戏，还是在午夜高速公路驾车狂奔，“时间”都在逼近人的心理承受极限，犹如生活在“剃刀的锋刃上”，在“时间”的流动中，他们感到虚无、绝望，城市生活的加速度使得“缓慢”成为急切的精神诉求。城市人在“时间”的蔓延中一方面呈现出情感的躁动不安、孤独绝望的情绪，另一方面这种存在意义上的支离破碎的情绪又在现代化城市空间中表现出一定的持续稳定性与普泛性。邱华栋利用了现代文学中塑造古都北京“城市空间”的想象方式复制类似于上海这样摩登的“全球都市”的城市空间，并在此发掘具有时间流动性却又趋向持续稳定的现代人的情感体验，空间与时间双重构形在城市想象中交错。

同时期的“新生代作家”，例如鲁羊、何顿、张等关于城市的小说更多的是“取材于”城市生活的经验，“城市”本身不是言说的主要对象，对于“城市人”与“城市”的描写是冷静的叙述者面对安定的城市空间或在城市空间缺席的情况下展示城市人躁动的心；而邱华栋在对“城市”进行空间与时间的双重构形中，狂躁的叙述者、“城市人”伴随支离破碎、躁动不安的情感体验与现代城市空间中实现一种情绪的“共振”。

三

城市想象也需要“城市人流传并内化的文化构形”，邱华栋以“中产阶级”为切入点解读城市新的文化构形。“中产阶级”，社会学界对此定义颇有分歧，但一个共识就是：中产阶级有稳定的中等收入，而中等收入是相较于社会低收入而言。“中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壮大缘自现代都市的发展，他们的文化选择、审美取向、价值判断无疑都有城市的干预，犹如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物质，“中产阶级”依赖现代城市，同时也反映现代城市，他们的生存经验构成城市的文化心态。

“中产阶级”生活自由开放，在城市空间中呈现出流动性，跟随他们遍布整个城市的活动轨迹，叙述视角向外转，即从单一的封闭空间转向开放的外部环境，城市想象得以最大化的展示。即使偶尔需要涉及城市中的家庭，也不会细致描写生活的琐碎庸常。

“新写实”作家与邱华栋的视角形成鲜明对比。“新写实”作家的多数作品背景也是城市，但“新写实”作家对于“城市”的描写还只存在于浅层，他们将视角定位于城市一个封闭空间，例如刘震云的《单位》将空间定位于小林工作的“单位”，《一地鸡毛》将关注的视角锁定“家庭”。人们对“城市”的概念理解也极其粗浅，“大多数城市人心中只有‘单位’概念，人们隶属于一个个‘单位’，……至于‘城市’，人们除了从领工资、吃商品粮、生活条件优越等一些方面感到它之外，并不能有更多的认识和体验”。[7]

现代文学中，例如老舍小说，北京城的文化构形离不开生活其中的市民一些“艺术”的日常生活，例如“唱京剧”、“养花”、“写书法”、“集古玩”等等，这些联系修身养性的生活爱好，是内化于心的“闲暇”心态的体现，从而构成整座城市的闲暇心态。然而，邱华栋笔下，“中产阶级”时刻追求一种“速度”，这种快节奏体现了一种勃兴的都市意识，与古都北京的“闲暇”形成对比。“中产阶级”广泛的社交以及对消费时代城市“物欲”的公然认可与迷恋，使得城市文化中趋向于西方的价值观、大众文化的形成与传播成为可能。

邱华栋笔下中产阶级探求一种自在自为的生活方式，出于纯粹“自我价值”做出行动，跟随某种直觉本能，不会因外界任何崇高目的而改变。邱华栋不再苛求他们背负社会责任、道义、集体使命等崇高意义，他们是相对于传统意义以启蒙为己任的“后知识分子”，抛却精英意识，以平民身份参与到以“平面化”、“单向度”、“话语狂欢”为表征的市民生活与城市流行文化的建构。邱华栋将“知识分子”请下神坛，正视他们作为“人”对“物欲”的迷恋，笔者认为这是对传统书写中对沉溺物欲的知识分子质疑与批判的反拨，也是对大众文化盛行的现代城市的直面与认可。

四

“北京城”是邱华栋笔下最大的言说对象，但笔者认为，在“北京城”的书写中暗含另一个书写对象：“乡村”。邱华栋关于城市的言说始终以“乡村”作为隐性参照。

邱华栋评价城市的虚伪、冷漠、喧嚣、功利等特点，是站在象征“淳朴”的乡村立场，渲染城市对人性的侵蚀与挤压是以“乡村”所具有的原始的“力与真”为基点，“不在场”的“乡村”始终参与邱华栋的“城市想象”。邱华栋虽然没有描绘真实存在的“乡村”，但却有很多以“乡村”为原型的“理想之地”的描绘。例如《环境戏剧人》中对“爱荷华州”的描写，它代表一种和谐自然的农业生活状态，与现代化工业文明积聚的城市相对，没有城市带来的种种罪恶、现存规范的困扰，只有纯真，是合乎人性的、与天地自然和谐相处的本真状态。“乡村”成为“城市”的隐性参照。

“（现代文学）关于北京的叙述作品，虽也明确意识到城市、西方、性的巨大冲击力，但乡村的、中国的、道德的传统，总是获得象征性胜利。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将它设想为一个本质上是中国的地方，一个安顿在古老中国历史与文化传统中的地方。”[8]邱华栋在“城市”书写中暗含“乡村”，但是“乡村的、中国的、道德的传统”却不再获得“胜利”：尽管对“城市”失望，渴望“逃离”、“回归”，但是无一例外的是这些“逃离”、“回归”的努力都注定以失败告终，“理想之地”的“乡村”只能存在于城市人的想象中。这与西美尔的“智力高于情感”的命题相吻合。

现代文学中，无论是“京派小说”对北京的书写，还是“新感觉派”对“上海”的书写，“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的纠结总是城市人最大的精神困境，然而邱华栋笔下“城市与乡村”或“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命题因为“传统”的缺失而失衡，笔者认为城市人的精神困境变化为“因上帝消失而拥有可怕的精神选择的自由”的迷茫与恐惧。

邱华栋在语言的狂欢中重新解读与建构“北京”。“以消费为中心、以财富为中心和以经济为中心的价值超越了以生产为中心、以政治为中心的价值”，[9]作为“古都”的城市想象断裂，不再代表中国古老历史与文化传统，而一种崭新的、消费的、多元的、作为全球化都市的城市想象开始出现。

参考文献：

[1]陈晓明.生活的绝对侧面.邱华栋.夏天的禁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276.

[2]邱华栋.我看当代文学.邱华栋.挑灯看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153-154.

[3]李洁非.城市像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32-33.

[4]贺桂梅.时空流转现代――1980―1990年代小说中的北京记忆.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37.

[5]贺桂梅.时空流转现代――1980―1990年代小说中的北京记忆.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39.

[6]邱华栋.手上的星光.华文出版社，2001：2.

[7]李洁非.城市像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29.

篇7

关键词：乡村教师文化；困境；跨文化生存能力；文化创造

一、“城市取向”的教育与乡村教师的文化积累

当下的乡村学校教育一方面给城市文化以过度的价值赋予，另一方面又对乡土文化进行着无情的价值剥夺，试图利用“城市取向”的教育模式来弥补农村受教育者与城市受教育者之间的文化差异。这种国家主导的乡村学校教育本质上就是以城市文化去改造乡村文化甚至取而代之，以期达到所谓农村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但这种“国家主义”的教育“无论是以民族传统还是以现代化、科学、文明等为教育内容，都是以忽视、贬低、解构乡村当事人的主体性作为推进教育的方式的。”农村孩子走进学校就意味着要无条件接受学校的城市化教育。即从进入学校伊始，农村孩子城市文化元素的积累过程便宣告开始了。农村学生上学的目的清楚、直白，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通过接受学校教育“跳出农门”，成为真正的城市人。然而，从乡村学校开始的城市化的教育并不能保证每个受教育者都能够生活在城市，事实上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仍然回到了农村，其中就包括乡村教师。

乡村教师的文化积累是通过乡村环境中“城市化”的基础教育和城市环境里中、高等阶段的再教育而完成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乡村教师是农村“城市取向”教育的受益者，因为他们成了有别于农民的拿工资的“公家人”；同时他们又是城市化教育的半成品或者失败者，因为各种原因，他们被重新“抛入”农村，从此不得不长时间甚至一生都得生活在农村。乡村教师成了受过“城市文明”熏陶的在农村学校为农村孩子播撒城市文明的特殊文化群体。他们一方面是乡村“城市取向”教育的产品，另一方面又成为对乡村儿童实施“城市化教育”的生产工具。

可以说，完成了城市文化积累的乡村教师是既携带着失落与无奈，又肩负着责任与使命走进乡村学校的。他们是在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环境中探寻和实践着生活的意义。

二、乡村教师的文化生存现状与问题

对于因长时间的城市文化积累而拥有了现代文化价值观的乡村教师而言，一旦进入农村，文化大环境的改变使得文化选择与文化适应成为他们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因此，其文化生存现状及其给学校和乡村社区造成的影响值得关注和思考。

(一)乡村教师的文化生存现状

不论什么身份的人，他对文化的依赖是伴随着年龄与经验的增长而逐渐加深的。不同年龄段的乡村教师有着不同的文化生存现状。

刚刚到农村任教的年轻教师大多数“身在曹营心在汉”――处处表现出难以割舍的城市情结。一部分年轻教师热衷于在城市购房，以期在周末可以过一两天城市人的生活；另一部分则是周末去城市购物，娱乐，而不是回家帮年迈的父母干把农活；还有一部分年轻教师以时尚的衣着，新潮的手机、高档的烟酒等某种程度的过度消费来展示自己与乡下人身份的不同，而这种消费心理其实也是城市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在乡村社区没有方便的购物场所，只有一些小本经营的百货商店；没有可供随意挑选的放心的种类齐全的商品，只有安全与质量都没有保证的便宜货；没有灯火辉煌的夜市的喧嚣，只有夜幕降临之后的出奇的黑暗与静谧。因此很多年轻教师似乎经受不起那种突然的从城市到乡村的文化生态的改变。对这些年轻教师来说，他们是毫无选择与准备地从城市中被抛了出来，他们成了城市的弃儿，他们正在经历城市文化突然断乳之后的痛苦。在他们言语的字里行间也透漏出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无限向往，同时他们也会轻易地表现出对农村学生缺乏教养的失望和对学生家长无知与粗鲁的鄙夷。学生在他们看来只是一些等待他们用现代文化加工与包装的土坯，而学生家长们则是顽固不化的落后的乡土文化的代表。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肩负着“上帝”的使命的满怀激情的“传教士”，另一方面他们又是远离天堂的“失落的天使”。正是因为这种内心矛盾的影响，他们很少走出学校，走进农户，而只是选择在学校与城市之间机械地不知疲倦地奔走。

与年轻教师相比，多年在农村工作的中老年教师则又呈现出另外一种状况。在学校，他们是教学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权威”；离开学校，他们立刻成为朴实、勤劳，和村庄里其他农民父兄一样的庄稼汉。因为他们的家就坐落在学校附近的村庄，他们的家庭成员(包括父母甚至妻子)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而且在这样典型的半工半农家庭，如果没有农业收入，仅凭一个乡村教师的工资是无法养活整个家庭的。因此，在学校工作之余帮家里干农活在他们看来天经地义。如此一来，他们更像是有知识的农民，而教师的身份倒像是加在一个优秀的有文化的农民头上的一道光环。他们的妻子儿女和他们在村庄里的院落是他们与乡土社会紧密联系的纽带，所以这些教师与当地村民之间没有太大的隔膜。他们似乎也已经在乡土文化中重新又找到了归宿：农村就是他的家，学校不过是和他家的一片庄稼地一样的劳动场所，学生就像地里那些要他精心培育的秧苗。他们的根已经深深地扎在了乡村的土壤当中，不论在校内还是校外，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无不表现出浓郁的乡土气息。

(二)不同的文化取向对乡村学校及整个乡村社会的影响

从校内来看，相异的文化选择造成校园文化的分裂进而影响校园和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具有相同文化倾向的教师很容易聚在一起，而且他们彼此能够互相理解、相互支持。但不同文化倾向的人却因为没有共同话语而彼此间缺少沟通，互相无法理解，所以日渐疏远甚至相互指责；另外，由于年轻教师在城市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他们受到的城市文化的影响也更深，再加上乡村学校年轻教师比例逐年增加，学校文化的话语权越来越掌握在年轻教师的手中，从而导致了中老年教师的集体失语，在他们身上气息尚存的传统文化在学校的影响力日渐萎缩，他们自己反而因为文化的“保守和落后”在学校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而且可以想见，不久以后作为一个文化群体的他们将从校园中淡出。

放眼于整个乡村社会，年轻教师已经失去了中老年教师与村民所特有的那种亲和力。就因为拒斥乡村文化，他们在乡村环境中失去了根基(其实年轻教师绝大部分就出生于农村家庭)。在农村，只有学校是他们唯一的生活场所，他们没有意愿也没有条件和中老年教师一样生活在乡村社会当中。那些融入乡村文化的教师所特有的一种真切的、朴实的、能够与当地村民自由无障碍交往的可能性在他们身上几乎不会发生。校园的高墙隔开了校内与校外，也隔开了他们和乡村社会的感情。在村民的眼里，城市里边的那栋楼房才是他们的家，城市里边的购物广场和娱乐场所才

是他们的乐园，而乡村社会与他们的生活关系不大。村民们也都清楚，大部分年轻教师都是想着尽早飞出鸡窝的凤凰，农村中学只不过是他们的暂时的落脚点。是他们的流放地，是他们的练兵场；他们是孩子们的引路人，是孩子有望光耀门楣的唯一可托付与信赖之人，但他们只属于学校而不属于乡村；他们的存在最多的是在自己孩子的口中，他们在每家农户中都有一定的地位，但他们在真实的乡村社会生活中并不占据位置。

总之。由于城市化教师表现出一种对乡土社会可怕的超然与冷漠，而农民化教师则表现出一种对从乡土文化心安理得的理解与顺从，在乡村学校内部城乡文化冲突与矛盾在所难免的同时，乡村学校在整个乡土社会中也逐渐成为一座文化孤岛。这既影响了校园文化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农村社区的文化和谐与进步。

三、乡村教师陷入“文化困境”的原因

乡村教师遭遇文化困境的外部原因是文化生态的骤然改变。而他们在单一文化灌输下逐渐被动接受并完全依赖这一文化从而失去对其他文化尤其是所谓“落后”文化的理解与宽容以及自身文化价值观的混乱才是其陷入文化困境的根本原因。

(一)被动的文化选择

格尔茨说过，“人明显的是这样一种动物，他极度地依赖于超出遗传的，在其皮肤之外的控制机制和文化程序来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以说，不同的文化只是不同的环境中的人赖以生存的控制机制。人需要文化，所以才创造文化，然而也正是因为人创造了文化，便有了作茧自缚、画地为牢的可能。乡村教师不论接受哪一种文化，从本质上来说只是企图寻找一种值得依赖并乐于依赖的控制机制和文化程序来指导、控制和解释自己的行为。但对于乡村教师而言，不论面对何种文化，他们没有主动选择，只有被动接受。因为他们从一出生就得接受祖辈为他创造的传统文化，而随后一旦进人学校，他们又不得不去学习并接受新文化。旧文化的濡染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而新文化的熏陶又是如此的深刻与持久。

从乡村教师固守一种文化的行为来看，他们明显缺失跨文化生存的信心与能力，因而他们只能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或者在自己已经适应的文化中寻找精神寄托。但当他们不得不面对其他文化的时候，他们的表现相当的让人失望。其主要表现就是持一种文化观点的人对持另一种文化观点的人的排斥或者攻击。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在与另外一种文化接触时，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不为人觉察的影响和渗透，而这种影响和渗透是不同文化相互交流互相促进的良性互动，但当某种文化表现出超强的侵略性的时候，代表不同文化的群体之间才会表现出疏远甚至敌意。而城市文化的侵略性或许正是乡村社会中的学校成为一个独立于乡村社区的“国家”，同时又称为被乡村文化所包围着的一叶文化孤岛的原因。

不论是对乡村文化的拒斥还是对城市文化的疏远，乡村教师在文化选择过程中都表现出了被动与消极的色彩。这反映出了乡村教师对单一文化的过度依赖，也说明他们的跨文化生存能力的不足。

(二)文化价值观的混乱与分裂

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不论是奔走于学校和田间地头的“农民化”教师，还是漂泊于学校和城市之间的“城市化”教师，只要是在学校内部，他们都是学校“城市取向”教育的忠实执行者。在达到国家所规定的教学标准方面“农民化”教师的能力甚至远远超过了“城市化”教师。面对学生，城市化教师的目的是把他们从乡土社会带出去或引出去，而农民化教师则是竭尽全力将学生从土地上推出去或者赶出去。也就是说，学校是教师成为教师的唯一场所，教师的意义与职责是由学校这个特定的环境所赋予的。所有的教师，在完成国家所赋予的使命，或者说在完成学校教学任务的时候，他们固有的文化差异只是被暂时隐藏、搁置或消解。而在日常生活之中，乡村教师不同的文化倾向与文化依赖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而再次浮现出来。因此，乡村教师的文化选择从本质上来说只是关系到他们教育之外的“生活”，而与学校自身或教育自身没有多大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的乡村教师已经“逐渐失去了文化的独立性，其对现实的文化批判精神渐趋式微，社会批判立场模糊化、社会批判意识淡化”，成为“社会现实生活的适应者、世俗要求的提供者”。

可以说，城市化教师对城市文化的信仰和农民化教师对乡土文化的顺从尽管在学校环境所实施的外向型教育中暂时被掩盖，但这种教育与生活分离的乡村教师的文化价值观是混乱和分裂的事实却持久存在。这对于教师与学生的发展也是极为有害的。

四、乡村教师摆脱“文化困境”的出路

(一)乡村教师要从多元文化视角重新审视文化的现代化

随着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人们对不同文化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因为多元文化观念倡导人们用更加平等和宽容的眼光去看待其他文化。也正是在多元文化观念的支持下，人们对现代化与现代文化有了全新的解读。

首先，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进程，表征了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发生转变的程度。中国广大农村也正走在不可抗拒的城镇化的道路上。尽管乡土文化生死存亡因此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但并非没有任何抵抗能力。事实上乡土文化也在做着一些适应性调整以至于不被现代城市文化所湮灭。其次，“现代文化”是以西方现代科学认识文基础，以城市化、工业化为核心的。泛指以工业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具有民主与科学意识的社会结构体系。不容否认，西方文化以极具侵略性的方式主导了世界话语权，整个中国社会也在这种强势话语霸权之下丧失了话语权。而乡村社会“城市取向”的学校教育实质上就是这种话语霸权的延伸。但这可能导致现代文化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从乡土社会中拔起。最后，因为已经有人指出，“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看，成功的现代化是一个双向过程，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相辅相成，既对立又统一；失败或不成功的现代化是一个单向过程，现代性因素简单地摧毁传统因素，或被传统因素所摧毁。”以，作为文化传播者的乡村教师，对现代文化的推崇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他因此而完全无视传统文化价值之存在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种“单向性”的城市化教育会导致乡村教育陷入失败的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

总之，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从多元文化视角来看，中国的现代文化决不能等同于西方文化，而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促进而非相互摧毁的过程。因此，乡村教师仅仅具备文化宽容的品质还远远不够，他们必须对现代化和现代文化有一种全新的认识，也要对乡土文化有一种再认识。即实现从一元文化观到多元文化观的转变。

(二)乡村教师要学会适应乡土文化

多元文化观念要求持有不同文化信仰的人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待对方的文化，而不是以自己的文化标准来评判对方的文化。这样一来，不同文化各自的优缺点就都可以客观的呈现出来。但乡村教师仅仅具备了多元文化观念还远远不够，如果他们仍然继续生活

在城堡似的校园之内，仍然继续奔波于校园与城市之间，乡土生活和乡村文化在他们心中留下的刻板印象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改观。乡村教师要理解乡村社会和乡村文化，要理解农村孩子及其家长的要求与期望，就不能画地为牢，将自己用不恰当的方式包裹起来完全拒绝乡土文化，而是要甘于生活在乡土社会当中。

乡村教师只有甘于生活在乡土社会当中，在抛开了两种文化谁替代谁，谁改造谁的思维模式之后，他们自然会发现在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要找到大量的共同点不是没有可能。乡村教师可以尝试着“走出去”和“请进来”。走出去是指乡村教师要走进村落，走向田间地头，不仅要活在学生中，还要活在村落中；而请进来意味着学生家长也应当成为乡村教育的主体，成为学校的主人和决策与学校建设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学生家长会时的客人和学校表彰会时的观众。

事实上，乡村教师敢于“走出去”和“请进来”的过程就是直接与乡土文化对话交流的过程，也是其跨文化生存能力逐渐养成的过程。

(三)乡村教师要主动参与乡村社区的文化创造

篇8

与此同时，中国乡村社会另一种景象呈现在人们眼前。一是小城镇建设焕发勃勃生机。崭新的建筑，宽阔的街道，繁华的市场，不断完善的公共设施等，带给人们一种现代性气息。二是乡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由于国家加大交通建设力度，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呈网状覆盖广大乡村，很多偏僻的乡村也修通了水泥道路。乡村用电条件也得到了改善，一些条件较好的地方还接上了自来水。三是农业经营方式出现新的变化。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开始涌现并显示生机，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发展势头较好，农业生产能力得到提高。

那么，即将呈现到人们面前的现代化新乡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图景？可以预见，那将是一个工农融合、城乡融合、人与自然和谐的城乡一体化新型乡村社会。

第一，大力加强乡村基础设施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相对于过去，乡村供电、供水、道路交通设施大为改善；而相对于城市，广大乡村基础设施仍然薄弱，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滞后。这种城乡之间的“梯度差”，是阻碍城市资源进驻乡村的重要原因，是影响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实现城乡一体化，基础条件是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二，加紧破除阻碍城乡融合的“制度篱栅”。现有土地制度和农业经营模式不利于农村土地资源与城市工商资本、人才资源、科技资源的对接融合和自由配置，阻碍城市资源进入乡村，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改革势在必行。现有户籍制度是阻碍城乡一体化又一道“制度篱栅”，是农民市民化的“拦路虎”。应当加快改革户籍制度，实行城市与乡村统一的居民户籍管理，消除市民与村民的区分，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结构。

篇9

[论文提要] 要通过推动城乡协调互动发展促进新农村建设，就必须建立和完善城乡空间]进机制、城乡人口流动与就业机制、城乡产业关联机制、城乡金融资源双向流动机制、城乡技术创新与扩散机制、城乡生态良性互动机制、城乡社会文化融合机制等七种机制。

长期以来，由于受二元管理体制的影响，我国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受到了很大的阻碍，造成了整体经济运行的低效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的正是要改变这种低效率的状态，其中关键的一环就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建立城乡协调互动发展机制。为此，党的十七大针对新农村建设，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所谓“机制”，是指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及其相互关系。按照系统论的思想，有效的“机制”一旦形成，在外部环境稳定的条件下，系统就能保持稳定运转和功能的正常发挥，而“制度”、“体制”和“政策”则是促使有关“机制”形成并影响“机制”发挥作用的手段和工具。因此，“城乡协调互动发展机制”，是指为保证城乡经济社会形成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系统，需要具备的城乡系统各子系统及其要素的构造、功能和相互关系。构成城乡系统的要素主要包括土地、人口、产业、资金、技术、生态、文化等，相应地，城乡互动发展机制应该包括空间]进机制、人口流动与就业机制、产业关联机制、金融资源双向流动机制、技术创新与扩散机制、生态良性互动机制、社会文化融合机制等主要内容。要通过推动城乡协调互动发展促进新农村建设，就必须从这七个方面着手，建立和完善城乡空间]进机制、城乡人口流动与就业机制、城乡产业关联机制、城乡金融资源双向流动机制、城乡技术创新与扩散机制、城乡生态良性互动机制、城乡社会文化融合机制等七种机制。

一、城乡空间]进机制

城乡空间]进机制主要是指城镇化过程中空间形态由低级向高级]进的机制。合理的空间]进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确保足够的农业用地规模，以满足城镇化和工业化对于农业产品的需求；二是确保高效合理的空间组织形态，以实现产业的合理布局和城市空间的充分利用。

我国人口数位居世界第一位，但2006年城镇化率仅为43．9％，城镇化任务十分艰巨。但同时还面临着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等现实约束，以耕地资源为例，2006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99公顷。因此，中国别无选择，必须建立和完善城乡空间]进机制，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城乡空间]进机制主要通过规划、法律等手段来引导。首先，要严格保护耕地资源，严禁任何缘由的占用和破坏基本农田，同时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和补贴，确保农业的持续增产增收。其次，要科学规划城镇和工业布局方向，城镇和工业用地优先使用荒山、荒坡等不宜农耕的土地。最后，要提高城镇和产业空间利用标准，城镇的空间开发要以内涵式开发为主，积极发展楼宇经济和组团式城区，提高城镇空间利用效率；产业空间布局要符合高标准的多层标准厂房、单位土地面积投资下限等要求，采用节约型生产方式。

二、城乡人口流动与就业机制

城乡人口流动和就业机制是指人口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和选择就业的机制。完善的城乡人口流动和就业机制可确保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依靠城镇化吸收过剩的农业人口，依托大城市发展辐射作用覆盖面大的城市群，使城镇化的成果惠及广大农村和落后地区。

通过城镇化使落后地区的人口实现充分就业是实现城乡协调互动发展的根本途径之一。城乡人口流动与就业机制主要通过制度的创新来加以完善。首先，要完善城乡一体化的教育制度，加大对农村和小城镇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做好大中城市高水平教育机构对农村及落后地区学校的对口帮扶工作，提高这些地区居民的人力资本和就业能力。其次，要彻底消除对于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歧视性政策，改革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禁止就业市场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充分尊重公民的迁徙权利和就业权利。最后，要提高城镇的管理水平，尤其要提高针对流动人口的医疗、治安、子女入学等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果。

三、城乡产业关联机制

城乡产业关联机制是指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城镇产业与以农业为主的乡村产业之间的互利合作。完善的城乡产业关联机制是体现城乡经济主体利益一致性，进而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我国对外输出的产品仍以低附加值的能源、矿产、粗加工品为主，过短的产业链条和对国外市场的过分依赖削弱了城乡之间的产业关联，不利于城乡经济一体化以及区域乘数效应的实现。要建立和完善城乡产业关联机制，就必须合理安排各类城镇和乡村的产业发展方向。城乡产业关联机制主要通过产业政策来引导。首先，要大力扶持涉农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增强城镇食品工业、农机工业、批发零售、粮食期货等涉农产业对农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其次，要理顺乡村农业与城镇工商业的产品交换关系，避免粮食、食品和农资价格的大幅波动，确保城乡、区域产业之间物流的顺畅和贸易的公平。最后，要大力调整产业的布局结构，按照规模化的要求布局农业，按照集群化的要求布局工业和服务业，促进各产业之间的交流、协作和融合。

四、城乡金融资源双向流动机制

城乡金融资源双向流动机制是指城乡之间存款、贷款、证券、财政资金等金融资源交互流动的机制。合理的城乡金融资源双向流动机制应当确保资金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并最大限度地满足城镇和乡村居民的金融需求。

目前，我国金融系统存在明显的二元性特征，由城镇流向乡村的金融资源主要是有限的财政资金，而由乡村流向城镇的金融资源则主要是大量的居民存款。建立和完善城乡金融资源双向流动机制对于新农村建设的速度和效果将产生关键影响。城乡金融资源双向流动机制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引导来完善。首先，要提高大中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尤其要在中西部地区打造若干个区域性金融中心，提高金融资源的整体规模和质量。其次，要积极引导城镇金融机构面向广大农村和落后地区开拓业务，提高城镇金融对农村金融，以及大中城市金融对小城镇金融的带动作用。最后，要努力创新农村地区的金融组织制度，大力推进小额信贷业务，提高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效率，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农业保险业务。 转贴于

五、城乡技术创新与扩散机制

城乡技术创新与扩散机制是指城市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及创新成果对乡村及落后地区的扩散并带动乡村和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般来说，大中城市是技术创新活动的集中地，而创新成果向乡村地区的扩散和传播能力将决定城市辐射带动能力的大小。

我国城镇辐射带动能力较弱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大中城市的技术创新能力弱，而且技术创新成果的扩散渠道不畅。城乡技术创新与扩散机制主要通过科技体制改革来完善。首先，要提高大中城市科研机构的整体规模和创新能力，不仅要增强各大高校、科研机构的实力，而且要大力鼓励企业界的研发活动，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其次，要加强科研机构与广大农民和落后地区中小企业的交流合作，促进科研成果在农村和落后地区的产业转化。最后，要提供合理的利益诱导政策，鼓励技术人才投身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建设。

六、城乡生态良性互动机制

城乡生态互动机制是指城乡之间生态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机制。地域上相连的城乡在生态上本就是一体的，任何一方生态的变化都会对另一方的生态造成或大或小、或正或负的影响，甚至产生进一步的连锁反应，而良性的生态互动机制则可保证城乡生态的协调发展，实现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惨痛的生态代价，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扭转生产方式，实现碧水蓝天的良好生态。城乡生态良性互动机制主要通过法律规范和相关制度来实现。首先，要大力改造和恢复生态，加大对环境治理的投资力度，抓好人工造林、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工程建设，划入“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的地区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其次，要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制订严格的法律法规，完善投资项目环境保护审查、污染物排放许可等制度。最后，要积极扶持循环型经济技术和环保产业的发展，依靠科学技术改造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工业和传统农业。

七、城乡社会文化融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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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统筹城乡；文化建设

中国一直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大国。在我国，城乡“二元化”问题非常突出。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曾经从经济效率和经济结构两个方面比较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现代化至少落后了一百年,国际竞争力总体较低，而且城乡“二元结构”日渐突出。”所谓的城乡“二元化”问题，主要的表现集中在：一个国家的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为主,而农业则主要是小农经济；城市具有较完善的现代化交通、通讯、卫生和教育等设施，农村则十分欠缺此类建设；城市人口具有较为充裕和悠闲的消费方式,广大的农民却仍然以温饱等于消费在生活。

长期以来，重庆作为我国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并存的特殊直辖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最终都可以溯源到城乡“二元结构”突出这一主要矛盾。重庆市3100多万人口中，农村居民占80%以上,而城乡居民的收入比正好与之相反，为4: 1。有研究表明，重庆和我国很多地区一样，正在从“城乡分割”的阶段（城市化率10%-30%）逐步向“以城带乡”阶段（城市化率30%-50%）过渡。在这个历史阶段，我们对农村的建设主要着力点还是集中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方面。经过直辖十年的不断努力不断拼搏,重庆的农村面貌得到了较大改观,经济建设也有了长足发展，但农村的文化建设相对来说，还是没有得到相应地发展。农村经济是农村人民生活的基础,在生活得到改善的基础上，我们的农村人民必然会增加对文化的需求，而与此同时,文化的存在也会对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如何统筹城乡文化建设,下好下活这盘棋，就成为了统筹城乡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和课题。

目前，对于重庆的四十个区市县来说，在不同程度上，城市和农村各自的文化建设工作还是存在着自成体系，相对分割的局面。我们能很明显地感受到城市有城市的规章制度，乡村有乡村的风俗习惯，两者之间的融合交流程度还是比较薄弱。为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做到城乡统筹发展，就必须大力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打破固有的“城乡分割”的思维模式，改变城市和农村各自为营、故步自封的状态，将城乡建设，尤其是城乡文化建设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统筹协调，共同进步。

一、牢固树立城乡文化平等共进的观念

重庆和全国所有地区一样，在城乡文化方面，不仅在文化基础设施和投入上有很大差异,而且城乡文化本身之间也存在差异。这种城乡文化差异很大一部分是经济社会差异造成的,因此在消除城乡文化差异主要是依赖于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只有首先消除经济地位上的差异,才会消除心理上的差异,城乡之间也就不存在根本性的文化差异。当然由于生活和生产方式不同,城乡文化之间还存在着内容上的不同。对于这种不同也要客观看待,有的方面可能有先进落后之分,也有许多方面不存在优劣之分,只不过是由于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不同而创造出的不同文化内容和形式。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城市和乡村这两种文化之间，谁是更好的，谁应该被谁取代。

我们提倡的城乡文化统筹，应该是在城乡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统筹的条件下,通过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可以减少城乡之间在文化上的高低之差。但是不论如何统筹建设,都不需要完全抹杀城乡文化的不同特点。我们进行城乡文化统筹，必须首先确立一个观点，那就是作为不同性质的个体,城市和乡村都不可能取代对方,只是各自以更好的形态存在。

二、让城乡统筹文化建设成为重庆人统一的精神寄托

我们进行城乡文化统筹发展的共同目标，就是要以文化的平等、自由的交流为主要内容,在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融合过程中实现主体对自身价值的内在认同，这种主体，要包括城市和乡村两个方面。

我们提倡的文化的最终价值，就在于人们通过文化活动实现对自我生存方式和自我价值的认同。城市与乡村之间由于存在巨大的经济差距，这就造成了广大的农村群众产生对自身价值容易产生否定感，而我们可以通过文化活动，可以在城乡经济融合的基础上，促进他们尽快实现对自身价值的再次肯定。我们应该让城乡文化通过统筹的形式，来融合和开创出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在这个当中，城乡之间平等自由交流是关键所在。我们在封闭对立的城乡“二元格局”中是不可能实现文化整合的，因此，城乡经济和社会统筹发展是城乡文化融合的基础和前提,而城乡统筹发展也必将为文化融合提供机会和可能。

三、增强区域中心城市在城乡统筹文化建设中的先锋作用

农村文化深受城市文化影响,文化生活水平和与之靠近城市的距离成正比,以城市为中心呈现出明显的圈层分布。通俗的讲，就是越靠近城市的乡村，其文化建设工作就显得越充分、良好和扎实。

重庆拥有40个区市县，每个地区的中心区域，其实都已经成为了该地区较为发达的中心城市，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把各地乡村的文化建设，主动和与之相对应的中心城市的文化建设接轨,接受和传播城市文化的辐射,开发利用地理优势和文化产业潜能；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区域的中心城市，让它们充分发挥联结城乡的纽带作用,做带动农村文化建设发展的先锋。我们要加强城乡文化互动，努力缩短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距离,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局面。比如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的“结对子”活动,互帮互学,互惠互利。文化市场也可以由城市向农村延伸,图书、音像、电影、网吧、娱乐等项目逐步走进农民的生活。要更加自觉地推动城乡文化之间的联动,改变长期以来二者分割的状态,在新的高度实现二者的融合,逐步构建城乡资源共享、人力互助、市场互动、产业互补的新体制、新机制。

四、加大对农村文化事业的投入

我们提倡的城乡统筹，很大部分包括了乡村的城市化建设。而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文化事业也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坚持一贯的原则，不断加大财力和物力的投入,使农村文化发展有较快较好的起色。针对重庆广大农村的现状，我们能采取的重点工作可以有：加大投入，建设和完善农村文化服务体系,用健康向上和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占领阵地,逐步提高农民文化生活的质量,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加大投入，把村级文化建设作为工作着力点,实现工作重点的下移、文化资源的下移和文化服务的下移,切实加大农村文化建设力度；加大投入，加强农家子弟的学历、素质和职业教育,培养他们成为现代社会的劳动者。

五、建立城乡文化产业链

重庆广大的农村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包括旅游文化、民俗文化、乡土文化。重庆现有世界文化遗产1个，世界自然遗产1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3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2个。象我们都耳熟能详的重庆的评书、“言子”、清音、连箫等地方曲艺形式，象铜梁龙灯、秀山花灯、大足石刻等民间传统文化瑰宝，如果通过充分挖掘、整合、优化、利用好这些存在于广大农村的传统文化资源,除了满足农民自身的文化生活需求外,完全可以进城展演或成为当地宝贵的旅游资源。一方面，对于广大乡村，我们可以用较为繁荣的城市文化进行援助，另一方面，对于经济条件较好乡村，我们也可以通过文化产业的形式，着手规划利用农村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构建文化产业链,以期达到文化和经济上的良性互补,可以真正实现城乡全方位的互动与交融。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在重庆城乡统筹发展建设中,我们要用文化搭起城乡统筹发展的桥梁,用文化筑实城乡统筹发展的根基，就象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文化事业的工作者，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通过城乡文化统筹建设，让文化事业真正成为重庆――“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大力向前发展所倚重的软实力。

参考文献:

[l]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