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管理范文

时间:2023-07-03 17: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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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管理

篇1

[关键词] 传统文化;旅游管理;特色

【中图分类号】 F59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1-218-1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国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业正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更好地发展旅游产业,提升旅游产业的管理水平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从另一方面来讲,我国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化。如果将传统文化与旅游管理相结合,以此来提升旅游管理水平和质量,就可以有效促进我国旅游管理的进步,进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产业。

二、旅游管理与中国传统文化概述

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发展史的悠久古国,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无数的旅游资源。我国的旅游资源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也让我国的旅游资源颇具中国特色,受到了我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喜爱。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文资源,通过与我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增添了极大的人文色彩。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加强对旅游业的管理,在管理中不断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使旅游业在我国传统文化的指引下不断进步是我国旅游业管理的重要思路,也是当前形势的必然要求。

三、传统文化影响下旅游管理模式的选择分析

想要在传统文化影响下提升旅游管理水平,就需要紧随时展,将市场作为引导,然后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作为辅导。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旅游业管理需要更加健全、完善,要努力提升旅游产业的规模,不断提升旅游企业的整体素质,提升旅游企业的管理水平。重视旅游企业融资与资本经营并加大对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管理等。与此同时,更应该重视政府的作用,将政府作为对付市场失灵时重要的补充手段。另外,还要加强行业协会的作用,在当前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旅游管理工作中,旅游行业协会的作用和力量不可小觑。它可以加强政府与旅游企业从业者的联系与沟通,从旅游管理者的角度向政府提出具体建议。同时在旅游企业之间可起到沟通信息,规范旅游企业的行为,使其严格地遵守政府的政策法规,以更加谨慎的态度从事经营行为,使旅游行业的行为统一到最佳状态。

四、传统文化影响与旅游管理理论构建分析

虽然我国的旅游产业有了快速的发展,旅游管理理念也在不断的完善。但是我们仍然应该看到在旅游管理上存在着一些不足,而如何协调旅游管理理念和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努力促进双方共同发展,已经成为了旅游管理工作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具体说来,传统文化影响与旅游管理理论构建可以从以下几点加以考虑:

(一)重视挖掘旅游资源的精神文化内涵。旅游业想要更好地发展,就不能够仅仅局限于自然风光,而是应该充分挖掘旅游资源的精神文化内涵,提升其内在的美,从而使旅游业能够向高层次的形式进一步发展。在旅游管理过程中,应该重视对那些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旅游项目的开发管理,对旅游资源中蕴含的文化特质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建立起能够更好地满足游客需要的旅游文化。然后让员工将旅游资源中的传统文化牢记于心,这样就让员工拥有了一种责任感,认识到旅游资源的重要性,从而就更加认真地管理旅游资源,开展更为高效的旅游管理工作。

(二)以“以人为本”的理念来提升旅游管理工作水平。我国传统文化讲究“以人为本”,正因为如此,在对旅游管理进行完善时应该充分利用“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的理念将“人”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从“人”出发来管理和完善旅游管理工作。比如旅游管理中可以采用“参与式管理”的模式,让旅游企业的每一名员工都能够参与到管理工作中来,使每一名员工都拥有主人公意识,能够真正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旅游管理工作做好提供支持。

(三)重视将“以和为贵”的理念融入到旅游管理工作中。旅游管理工作需要旅游企业各个部门共同的努力,是一个综合性非常强的管理过程。对于旅游产业来说,其要管理多方面的内容,比如娱乐项目、餐饮、住宿以及购物、安全等。可以说,这些环节只要有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就会影响整个旅游管理工作的开展。因此,只有将每一个环节都做好,才能为游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以和为贵”的理念能够有效提升旅游管理的质量。“以和为贵”的思想能够让管理者重视互相间的合作,能够增强员工之间的凝聚力,从而可以让整个旅游管理工作更加协调,让所有的员工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去,从而让整个管理工作更加和谐、更加高效,从整体上达到了“无为”的状态。

五、结语

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值得旅游管理借鉴的理念,如果将这些理念有效应用到旅游管理工作,就可以让工作变得更加高效。相关部门应该更加高效、充分地挖掘旅游资源中具有的传统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传统文化来规划和进一步完善旅游管理工作,使旅游产业更具文化内涵,进而全面促进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让我国旅游产业更具民族特色,同时也能有效完成我国传统文化与旅游管理理念的融合。

参考文献:

[1]张志娟.中国传统文化与旅游管理[D].厦门:厦门大学,2001.

[2]史丹丹.传统文化的旅游管理理念探讨[J].天津市职工现代企业管理学院学报,2008,(3):7-8.

篇2

关键词:现代行政管理 传统文化 融合

一、引言

现代行政管理理论源于西方,我国行政管理理论深受其影响,但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行政管理制度不可能不根植于悠久的传统文化而完全移植西方的理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构建一个适合目前生产力状况和民族特点的行政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是一个必然要完成的历史性课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与现代行政管理有着深刻的联系。把古代优秀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实际结合起来,构建一个高效、和谐并具有中国民族性格的现代行政管理制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现代社会中的人,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行政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它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只能是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人。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品质,中华民族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现代行政管理同样以人为中心,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政府的执政能力起着某种程度上的决定作用,就必须有立足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给予中国古代管理智慧一个全新的阐释。

三、现代行政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行政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

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对现代行政组织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组织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合”与“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是儒家的“人性可塑说”。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而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今天我们大力倡导“经营人性”,只有在“人”的意义上,才能够对行政管理的良性、持久发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道理很简单:管理,只有基于对中国人内在价值观与幸福感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收获成功。

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恰是最有效的控制。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给下属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转贴于

“无为而治”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四、传统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共生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契合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是可以共生的。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曾这样谈及他在《孙子兵法》中学到的东西:“今天没有一个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它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的重大意义。”历史上积淀下来的诸多文化遗产瑰宝,在形成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模式的战略运筹理论过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西方管理惯用“二分法”把完整的组织划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大对立阵营。中国文化推崇圆满和谐,认为只有组织内处处融通一致,才能形成一广大和谐的系统。打破这一系统,组织便不得安宁。

现代行政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在人本管理从“以个性为本”、“以人性为本”到“以人文为本”的转化过程中,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权重日益增加,绵延五千年的华夏文化充分说明了我国在对文化的整合与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已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才能趋向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

参考文献:

[1]哈罗德孔茨等著,郝国华等译.管理学.第十版,经济科学出版社.

[2]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宋光华,王文臣.企业管理科学化、现代化与中华文化.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4]李涛.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传统借鉴.2005年.

篇3

论文关键词:传统文化;生态伦理;儒学

生态伦理又称环境伦理或环境哲学,其主要内容是肯定自然界和一切生命皆具有内在价值,人应该尊重生命、尊重自然;人不再是自然伦理的中心,应把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并承担道德人的责任;人与自然应协同发展。它着眼于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最终达到人类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被称为“天人关系”,这是一个与中国古代自然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哲学命题,各家学说对此均有论述。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中,着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符合现代生态伦理的思想正在成为中国生态伦理研究的一大特色,人们在理论倾向上更多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的一致性。的确,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相一致的思想成分,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并不是一种完全契合的关系,还存在着相矛盾、相冲突的地方。

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从根本上讲与道家是一致的。它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同类,因此对自然应采取顺从、友善的态度,以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肯定人道本于天道,“赞天地之化育”的同时,又肯定人为万物之灵,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主张尽人事以与天地参。在此基础上,儒家提出了丰富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环境的思想,这些思想蕴涵着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观念。

(一)兼爱万物。尊重自然

儒家认为“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爱惜它物之生命,也就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人要博爱生灵,兼利宇宙品物。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中,就把“生生”(尊重生命、长养生命)作为人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日生”。随后的儒家哲人也大都从自我生命的体验,转而同情他人的生命,并推及对宇宙万物生命的尊重。以情度情,以类度类,进而效法大自然的厚德载物,博大无私。

苟子认为,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主张对自然万物博施以“仁”。汉朝的董仲舒则更明确地主张把儒家的“仁”从“爱人”向爱物扩展:“质于爱民,以下至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宋代张载进一步将仁爱原则推广到包括非生命物质,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外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爱必泛爱,成不独成。要真正的爱人,就必然要爱物。

儒家的这种“生生”、“利物”、“泛爱万物”的思想,类似于当代生态伦理观所主张的把人类的道德关怀从对人扩展到对一切自然生命的思想,但两者也有着本质区别。现代生态伦理学认为物与人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平等的道德权利,应该受到同样的道德关怀;儒家强调爱有差等,推己及人,由人而及物,以层层向外推扩。这里儒家的人与物虽为一体,但这一体中各部分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所以万物享受的爱的关怀也截然有别,有厚有薄的。对此,明代的王阳明从“大人与物同体”的角度,作出了独特的论证。他认为,在利益分化发生矛盾时,家庭血亲处于中心、优先的地位,先爱至亲、家庭,再爱路人,最后是禽兽、草木,层层向外辐射。爱护草木,是为了使禽兽有足够的饲料,而爱护禽兽则是为了养亲祭礼,所以爱护草木禽兽是围绕自身家庭这个中心运转的。王阳明还认为,如果接受上述这种观点,那实际上就是接受了以人为中心,包含义、礼、智、信的整个封建道德准则体系,使五常之德适用于整个自然界。显然,儒家的爱物是有差异性的,强调的是要人们去爱惜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而“爱物”的终极原因是使人生活得幸福,爱物就是爱人类自己。

(二)以时禁发,以时养发

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农业生态环境的好坏与庄稼收成的丰歉关系着历代王朝的兴衰和百姓之生计。因此,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生物的再生产能力,不能不成为历代君王与百姓的大事。儒家正是依据对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从利国富民,保汪人类生产和生活资源的持续性发展出发,要求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要顺应事物的繁育生长规律,“以时禁发”,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为相,他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十分注意山林泽的管理和生物资源的保护,提出了“以时禁发”的原则。他说:“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要求山林与水泽要按时封禁与开放,老百姓在开放时间内去采集捕猎可免征税赋。

孟子、苟子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管子的“以时禁发”思想。孟子主张对生物资源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不违农时,谷不可胜时也。”“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苟子则使管仲生态伦理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早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食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苟子的这些保护主张,是作为圣王安国治邦之策提出来的,并建议有德之君将保护生物资源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

(三)取时有节,物尽其用

儒家注重经世治国,他们所倡导的“礼仪”政治是一种有节制的政治,要求统治者节制自己的行为,克制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把节约人、财、物上升到国策的高度。孔子主张“政在节财”。唐代名相陆贽亦日:“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长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长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人为出。”儒家“政在节财”的主张,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但它客观上具有自然保护的意义,从而避免了对自然的掠夺和资源的浪费。

儒家所提出的节约的主张,一开始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的,儒家从天地自然万物所具有的再生性与有限性规律得出了人事行为要有“节”的结论。“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同时,儒家把节制的要求延伸到自然资源的取用,形成了“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爱物”原则。儒家历代把“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不用大网捕鱼、不射夜宿之鸟)自觉地体现在行动上。《吕氏春秋》认为破坏大自然是一种不祥的举动,它必将召来灾祸,使那些象征吉祥的动物都销声匿迹。“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龟龙不往。”同时只有爱护、珍惜大自然,使各种生物各得其所,生物界才会出现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这都是要求人类对自然资源在爱护和珍惜的前提下有度地使用,不能使物种灭绝,才能保持其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正如朱熹所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儒家要求人们珍惜自然提供的生活之源。儒家认为,只有统治者谨慎地对待自身的物质利益,注意节约,鼓励生产,不断地权衡利弊得失,才能使天下的财富丰裕,国泰民安。“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对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天所藏之,是知国之极也。”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物质财富相对匮乏,人们为了很好地生活下去,就不得不实行节俭,所以也就比较容易做到物尽其用。现代社会虽然拥有很高的资源利用技术,但并非一切资源都已得到再利用,而且再利用的费用也相当高。所以,取用有节,物尽其用,仍然是现代社会解决资源短缺与环境保护的一项合理而有效的对策。

二、传统文化中的反生态伦理思想

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被纳入到主客二分的框架中加以研究,但是在天、地、人三才构成的系统中,人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这就如同天、地、人虽然可组成一个“家庭”,但人是“主人”,天、地则是吾家之旧物。

它们虽然也时常得到主人的呵护,但那是由于它们是“主人”的所有物,三者之间的亲密无间并不意味着自然之天、地的独立性或内在性已经为人所尊重、认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仍然弥散着浓厚的反生态伦理的思想要素,二者存在着相冲突的地方。

(一)自然规律伦理化

传统文化中,天道则常常要服从于人伦之理,即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将自然规律伦理化的思想倾向。对自然规律的探究、对自然现象的揭示常常成为推导宗法伦理道德价值的一个逻辑环节,自然的神圣性常常成为论证宗法伦理道德神圣性的铺垫或衬托。如自然界的灾异现象常被用作人事善恶的评价依据,阴阳大化之道、五行生克之序也被作为论证人世伦常的材料。董仲舒就借助了“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逻辑环节,来神化儒家伦理道德。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天”的神圣性是至关重要的,好像没有“天”的神圣性就无法体现出儒家伦理秩序的神圣性,但实际上,“天”的神圣性在这里只是体现人的神圣性工具或手段。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董仲舒搞这一套,主要是为了以宇宙系统确立君主专制权力和社会的统治秩序。”宋明理学的产生,旨在建构儒家道德本体论,即为儒家道德确立终极的价值根据,“心”或“理”的形上意义同样要借助于天、地、人的统一来确立,但是这样确立起来的具有至高道德价值的“心”或“理”,反过来又形成了对整个自然界甚至整个宇宙的统摄、包容之势:“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该无载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倾向,张岱年先生明确指出:“自然与人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人类社会有自己的特殊规律,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不得将其强加于自然界,汉宋儒家讲天人合一,其肯定人类与自然界的统一,有正确的一面;而将道德原则看作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就完全错误了。对此问题,应作具体分析。”

(二)重德性,轻技艺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宗法伦理道德精神的高扬,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们科学地认识和利用自然,也在自然和人文之间形成了较大的矛盾或张力。具体说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常常受到宗法伦理观的抨击或限制。孔子曾将要求“学稼”的樊迟斥为“小人”,将各种生产或手工技艺看成小器、“末业”,将从事宇宙探询或天文历算研究的看成只是史官或阴阳家所做的事情,从而开启了儒家重德性、轻自然、斥技艺、贬功利的思想。这种观点在中国文化史上不断得到加固而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文价值传统,在历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笔。这种鄙薄探询自然、技艺的传统使得古代众多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受到了“于国事无补”或“玩物丧志”等诸般嘲弄,并导致长期以来中国的自然科学总是停留在一种直观、经验的水平上。

(三)重主体。轻客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所构架的天、地、人的思维系统中,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高扬实际上也以独特的视角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一种“重生”意识,即重视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而这与宗法社会促进生命生生不息的伦理要求是完全契合的。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还包含着这样一种内涵,天地万物都统一于人的生命存在中,都可以成为保持生命、延续生命的手段和材料,这实际上就把人的生命的存在看成是最终的目的,而自然的目的性则常被忽视,或所强调的仍然是其工具价值。因此,从这一点上看,尽管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主客二分”在致思路径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忽视自然必然性这点上,二者完全可以殊途同归。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自然物作为体现生命价值的一种手段,这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如以饮食为例,在西周时就形成了“重食”的氛围,周朝为此设立了专门的“食医”,位于各种医师之首,其主要职责是掌握饮食的搭配。从总体上看,中国的饮食文化非常注意从人与自然相合的基点来决定饮食上的选量与选味,这其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但也有不少糟粕性的东西。在历史上有不少人把追求奢华的生活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一个标志,把占有和消费自然珍稀之物作为个人身份的体现,豪门贵族常以奢侈为荣,竟事侈糜,饮宴常是“食前方丈”,“穷水陆之珍”。他们崇尚口腹之欲,广市齐珍异好,对难得之物嗜食尤甚。隋唐之际,捕食麇鹿、野象之风尤盛,以鹿、象制作的菜肴很多,有用鹿舌制作的名菜日“生平炙”,也有用象鼻制作的特色食品“象鼻炙”。总之,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有许多教训,“滥捕野生动物就是深刻的教训之一。这一教训,在当时并看不清楚。因为野麋鹿等生动物还相当多,鹿肉等又为人们所喜爱,只是到了后世,当麋鹿等野生动物濒临灭绝成为珍奇稀有动物时,才会感到教训深刻,这对于今天来说亦应引以为鉴”。

三、评析

传统文化在不同的时代里呈现出不同的伦理思想,但其本身又存在着积极与消极的两面作用,既能够促进生态伦理的发展,又成为人类沉重的枷锁,阻碍了生态伦理的发展。所以,面对传统文化我们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

篇4

【关键词】工程项目管理;技术;传统文化思想;探索

工程项目管理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从原西德和日本传入我国,经过数十年发展,我国继实行施工企业的项目管理之后,又推行了工程监理制度,并逐步开展了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建造师等执业资格考试,实施了建设行业注册准入制度,大大提升了建设行业工程管理的总体水平。工程项目管理对于不同的参建主体有不同的目标和任务,对于施工单位而言,工程项目管理总的来说就是“三管三控一协调”。具体来说,三管就是合同管理、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信息管理;三控就是工程进度控制、工程质量控制、工程成本控制;一协调就是指全面地组织协调、沟通各方关系,协调的范围可以分为内部协调和外部协调。

1 以人为本,做好三项管理

春秋中期,管仲最早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主张,强调了人才问题的重要性。管仲《管子•霸言》中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项目经理由于缺少对组织中人的行政处分权,要想调动这些人的积极性和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必须贯彻人本管理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人本管理思想,也有等级服从之约。人本管理就是要发扬民主,在参建各方主体之间只有分工不同,没等级之别。

合同管理贯穿于合同的签订、履行、变更或终止等活动的全过程。工程项目的参建主体是由合同维系在一起的,项目组织是通过合同建立起来的组织,项目组织的运作是建立在授权的基础上的,高效管理也是要求充分授权的,项目组织是由不同部门、单位、组织的人组织起来的,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建立在对项目目标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合同既体现了人的意愿,又服务于人的需要,人处于合同的最核心位置。所以,项目合同管理要想成功,必须贯彻人本管理的理念。

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是围绕着建设目标而动态控制展开的,而安全则是固定资产建设过程中最重要的目标控制的基础。中国传统人本思想主张天地之间人为贵,在人与自然、与作为自然现象的天的关系上,体现为强调人与天地同尊,而人处于天地中心的地位,强调人为万物之灵。人本管理是指以人的全面的自在的发展为核心,控制好环境风险,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切实保障施工人员的生命健康与人身安全,创造相应的环境、条件和工作任务,以个人自我管理为基础,以工程项目的共同目标为引导的一整套管理模式。

工程项目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现代化的管理活动,更要依靠大量的信息以及对大量信息的管理,并应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辅助。以人为本意味着项目组织内部各参加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在项目组织内部,项目参加各方的地位不是由其行政级别、规模、社会地位来决定的,而是由其在项目中所承担的任务决定的,项目参加各方在地位上是平等的。由于项目的运作过程是平等透明的,在项目组织内部由于信息流通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对于参加各方来说,很少存在信息的不对称,这就大大降低了由于拥有特殊信息而形成的权威,使得参加各方在平等的位置上进行对话和沟通,项目参加各方地位的平等也能促进各方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确保项目组织良好的运转。

2 易变不息,抓好三大控制

工程项目管理的三大控制包括:工程进度控制、工程质量控制、工程投资(成本)控制,这三大控制的共同特点是通过计划制定,过程控制,对诸因素进行检测、核验,对差异提出调整、纠正措施的监督管理过程。这就是我们一直要求在工程项目管理中推广应用的动态控制方法,具体来说就是在施工过程中运用定量的施工进度控制、施工成本控制、施工质量控制的报告系统地指导施工管理工作,这对于项目建设目标的实现,促进工程项目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古老的《易经》早就指出的“道无常居,易变不息”,说的就是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人,乃至宇宙万物,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在时空当中,没有一事、没有一物、没有一情况、没有一思想是不变的,不可能不变,一定要变的。譬如我们坐在这里,第一秒钟坐下来的时候,已经在变了,立即第二秒钟的情况又不同了.。时间不同,环境不同,情感亦不同,精神亦不同,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中,非变不可,没有不变的事物。易变不息,从工程管理的角度来看,事物在不断发生变化,控制目标也就随时会出现偏差,我们的调控工作当然也要随之跟进,我们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顺势而为,针对不同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持续改进,以使项目实施达到预期目标。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是与工程项目管理所强调的动态控制原理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3 和而不同,搞好各方协调

沟通协调也是项目经理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参建各方既有共同的目标,又有不同的具体利益追求。儒家赞同“和为贵,和而不同”,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见他对人和的重视。人和作为企业伦理规范,积极倡导建立和谐的企业内外部运行环境,在工程项目管理上也一样,在项目内培养群体意识上发挥重要作用,造就项目内部的和谐团队精神。在项目外部关注和气生财,良性竞争公平竞争的环境,培养与政府,与项目所在社区公众建立和谐关系,在生态环境方面关注环保,关注项目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儒家文化讲究人和的管理思想在这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以我公司承建的广州市东和花园B区为例,该项目建筑面积达9.6万平方米,属于大型项目,参建主体以及政府监督管理机构投入了大量的管理及工程技术人员,如何协调好各方关系,对于这个项目施工顺利进行显得非常重要。为此,我们一开始就是以建立和为贵的人际关系来开展工作,在工程实践中争取到了各方力量的有力支持,保障了工程的顺利实施。

4 结语

现代项目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技术,出现很晚,至今也不过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源远流长的灿烂历史,曾经创造出无与伦比的辉煌文化,传统文化至今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项目管理,一个古,一个今;一个讲抽象的文化,一个讲具体的管理技术,看似很不搭界,实际上在现代工程项目管理的现实工作中,到处都存留着传统文化的影子,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智慧早已不自觉地渗透、进入工程项目管理实践的各个环节。比如说,我们在进行项目决策、选择项目时,经常会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在计划管理时,会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这都是典型的儒家学说。当然,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对现代管理思想是有一定消极作用的,比如传统文化中的崇尚权威、喜欢集权等等,我们应当扬长避短,尽可能地减少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项目管理的冲突,并把积极有用的部分发掘出来,把有利于工程项目实施的不自觉行为习惯转化为有效的管理活动。

篇5

【关键词】地域传统文化;景观设计;心理暗示;格式塔心理学;古典园林

长期以来,设计师们认识到表现作品的整体感与和谐感时十分重要的,他们根据直觉的观察和对自己的视觉表现的自觉评价,以及受众的反映得出结论——无论是设计师本人还是观者,都不欣赏那种混乱无序的设计形象,完整的设计作品所传递的设计心理暗示也时十分有秩序的,设计心理暗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设计心理的认可程度(或认知程度)。一个格式塔很差的设计形象是缺乏视觉整体感、和谐感的形象,产生的视觉效果是缺乏联系、细节零散,破坏了人们的视觉安定感,也就是说在欣赏的过程体验部分、到当地地域传统文化所带给视觉和心理的安全感和依赖感,给人的感觉是残缺的,这样的设计形象势必被人们忽视,乃至拒绝接受。地域传统文化中的“地域”是文化形成的地理背景,范围可大可小;地域传统文化中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对历史的传承;地域传统文化中的“文化”可以是单要素的,也可以是多要素的。地域传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地域传统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在一定阶段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地域传统文化具有意识文化和地区文化的两重性。同时还具有时间流动性和波动性,与不同时代的行政区域变化息息相关,具有时空特性。

中国古典园林是地域传统文化景观设计的一个典型代表,无论是北方的皇家园林还是南方的私家园林带给世人的那种独特的心理震撼是其他景观形式无法比拟的。行走于南北方园林之中,体会到的不仅仅是时空上的差异,南方私家园林的婉约小巧与北方皇家园林的宏大壮观以及特殊的历史背景很容易就将欣赏者带入带不同的时空当中,感受者传统园林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古典园林文化从开始产生到发展至今,经历了大众的接受、排斥、再接受,最终成为世界园林史中的一朵奇葩。在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中国传统美学思想随处可见,通过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体现出的包含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心理暗示更是将中国古典园林人性化、大众化,最终成为人们业已接受并不断赞颂的设计佳作。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园林乃是为了弥补人们与大自然环境相对隔离而认为创设的‘第二自然’。它们并不能提供人们生理方面和心理方面的各种需求,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替大自然环境来满足人们生理方面和心理方面的各种需求。由此可见,园林景观设计就是融入设计师主观臆想的再设计,也就是所谓的“第二自然”,在这个环境中人们的心理得到安抚和放松。

中国古典原理设计思想来源众多,先秦的美学思想,孔子的自然美学观,对后世的绘画和造园艺术影响最为直接和深远,这就是被记录在《论语·雍也》中孔子所说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孔子的所谓自然美,不是从人的美感同自然现象的某种属性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去理解的,而是智者对于水,仁者对于山的一种主观感情的外移。自然景观仰或是人工景观带给人的美既不是在自然山水本身所具有的客观属性,也不是在人与自然的社会实践的关系之中,而是智者、仁者从自然山水那里,看到与自己相似的性情和品德,故而产生美感,而这种美感的体现则在更深层次的心理层面上,这种心理感受是离不开地域文化背景的。很简单的例子——在北方皇家园林中是无法很透彻的理解江南私家园林那种小桥流水人家的婉约与静谧的。孔子将自然美归之于审美主体“人”的思想情感,具有唯心主义的色彩,但也说明的美感产生的部分事实,即人的心理暗示或接受对景观或是其他事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儒家“比德”的自然美学思想到道家以“天地为庐”的宇宙观,以至后来的文人画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布局。以文人画为例来分析,文人画是中国山水画的一种流派,而中国山水画中所体现出的格式塔心理在转变为园林设计作品后体现的更为明确。

格斯塔心理学又称“完形”心理学,意为形态、形象,后引申为“完形、结构、组织”,指任何一种被分离整体而定,即不单是指圆形样式,重要的是指组织整体,而这个组织整体在一定情况下就可以被定义为地域整体。格式塔主义反对直觉由感觉元素组成,而认为知觉是一个整体,而且是整体知觉直接产生,这一点在中国山水画中体现较为明显——中国山水画向来有留白这一表现手法,而这种手法的表现恰巧传达出了格式塔完形压迫的心理暗示。例如齐白石的《虾趣》,画面中仅几只通体透明的虾子,但却强迫欣赏者去对空白处进行自觉或不自觉的心理完形,形成了满纸皆水的感觉。这种手法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就以疏密来表达了——疏可跑马,密不透风。地域传统文化景观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处,好的园林景观设计也是需要欣赏者自己进行视觉和心理上的完形的。另外在中国古典园林设计的装饰手法上也体现出了不同形式的心理暗示,以苏州园林为例,在园林中采取借景、障景、框景、移景等手段来吸引游客的注意力,勾起其好奇心,从而引导游人一步步进入园中,从而达到了设计的目的——让游客在欣赏的过程中逐步接受,并完成对设计对象的自我心理完形。

西安的大唐芙蓉园算得上是复古皇家园林的一个地域性代表,它的内部设计一方面再现了唐朝的繁荣昌盛之景,另一方面作为古代皇家园林现如今完全对城市市民开放,其奢华的建筑风格无不是对市民的一种巨大心理诱惑,利用自身的神秘性来提高它隐形的商业地位,进一步增加收益。充分利用现代人对古代皇家事物的好奇心来提高设计作品(这里指园林景观游览)观赏的门槛人数。

从细节设计上来分析,大唐芙蓉园的设计还是相对成功的,毕竟它作为一个商业性旅游地成功的达到了增加经济收益的目的,而从艺术本身来讲,其中的设计也有相当一部分在不停按时消费者自觉融入其中,成为设计作品的体验者。例如通过对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再设计,所创新出的“五子登科”、“状元及第”、“高中榜眼”等文化景观,因为其积极地寓意吸引了众多的游人前来参与,满足自己的心理期望,从而增加了商家的收益,最终产生了设计作品与人之间的融合、互动。

无论是中国古典园林还是现行修复的大唐芙蓉园新园,都是在不同程度上通过视觉传达来引导人们的审美心理,视觉传达艺术中视觉是设计创造的起点和接受的心理学起点,不同受众群体对视觉和接受心理学的反应是不相同的。通过直接接触和视触觉结合构成的材料质感,比如,钢铁坚硬沉重,陶瓷材质古朴典雅,木材的自然朴实,竹编包装的乡土风情,从心理学意义上讲设计对触觉的利用可以强化对设计的审美感觉和人们对于设计整体印象深入了解。这些方面在中国园林尤其是古典园林中体现的十分充分。北方的皇家园林中夸张的色彩、宏伟的建筑、高大的皇家雕塑以及巨大空间、巨大尺度等一系列设计因素无不彰显着它的霸气;南方的私家园林小桥流水、亭台楼阁、雕梁画栋、精妙的太湖奇石和步移景异的壶中天地从另一方面表述着它的低调隐逸、与世无争。置身于两种园林之中,所带来的心里感受是迥然不同的,这也是中国古典园林流传至今经久不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提供了不同受众群体所需要的心理诉求。

不仅如此,从设计接受者或公众的角度看,也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和愿望,设计接受者的情绪和情感反过来又会制约设计师的设计。所以,在一个完整的设计构思中,必须把接受者的情绪和情感要求纳入进来,同时绝对不能忽略了地域特色,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无异于在偏远内陆地区给人们讲述大海的波澜壮阔,这种心理完形是比较困难,天马行空。

包豪斯的设计大师纳吉曾经说过:“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寻求商品特征和消费者心理之间的相融点,运用设计师自己的经验、情感进行设计,然后去感染他们。景观设计也是一样的,不仅仅为了设计而设计,而是为了大众人群来设计。中国古典园林发展了几千年,其内涵仍能引导进入其中的游客进入一个不同的现实空间,心理暗示的力量仍未消减。通过情感设计,提升设计的形象内涵,即设计形象不仅有其社会、文化层次的内涵,也包含着大众对自我形象与心理的追求和塑造,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结语:心理学和设计是密不可分,真正好的设计师能够安抚受众的接受心理的。在某些领域,心理学和设计学具有共同的研究兴趣,两者的完美结合就是设计作品被社会认可的前提。在景观设计中地域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地域性的景观特色,传递给世人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美感欣赏,而是更深层次上的文化传承。

参考文献:

[1]尹定邦《设计学概论》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M] 2006

[2]王志平《中国传统文化与视觉艺术精神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M] 2009

[3]倪晓丽《视觉图式与心理研究》[M] 西北大学出版社

[4]赵书彬《中国园林史》[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

[5]王 毅《中国园林文化史》[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篇6

关键词:电子档案管理;传统档案管理;区别;医院档案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迅猛发展,电子文件档案化管理方式被社会企业广泛推广和使用,因为传统的档案管理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和需要,但是电子文案档案化管理又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档案管理。因此,针对电子文件档案化管理和传统档案管理特点的不同,将其在医院档案管理中的应用进行分析,找出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性。

1 电子文件档案化管理的概述

电子档案管理是在传统纸质档案管理的基础之上被广泛开发应用出来的,从电子文件档案的本质体征来看,它是利用电子计算机等网络手段对档案进行管理、归纳和分类的一种形式,这种办公自动化的管理方式可以有效的使电子文件完成自动化和社会化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能为医院的档案管理工作提供实时准确、方便快捷、高效的档案信息内容[1]。

医院档案部门经过用电子计算机等先进的技术手段对档案信息内容集中管理,并把档案中的内容进行系统保存,存储成符合要求的电子档案。然后再由相关的档案管理人员进行分类和整理存储到磁盘中,在必要的情况下要对其进行备份保存。电子文件档案化管理,需要对使用者进行确认,然后为档案部门提供方便的信息内容查询途径。

2 电子文件档案化管理的特点

电子文件档案是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它是指通过电子计算机网络磁盘等设备进行存储和分类。电子档案既与传统纸质档案相对应,又与其相互关联,电子档案是通用的电子图像文件集合,通常是以案卷为单位的。电子文件档案中主要包含电子图表、报表、文件以及电子图书等。

电子文件档案化管理和传统的档案管理存在差别,因为电子档案一定要经过计算机网络进行复杂的编程和解码之后才能被供给使用。电子档案中的内容可以被粘贴复制存储到不同的媒介之中,比如优盘、磁盘等。当医疗工作者想对其进行利用时,就可以利用电脑等设备对它进行调出然后查阅出相关的档案信息内容。与传统档案化管理相比,电子文件档案化管理有如下几个特点:①传统的纸质档案内容比较直观,医护人员不用借助其他设备进行查阅。而对电子档案进行查阅时,一定要借助现代化的办公设备,比如电脑、手机等才能查阅利用。②传统的纸质档案在进行传送交接时,需要通过人工进行传送。而电子档案就可以直接利用电子计算机等设备进行传送和处理。③传统的档案在使用时,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影响。但电子档案的使用可以达到共享性,不受时间、空间以及距离等问题的影响。④传统的纸质档案的保存环境比较复杂,而且需要占用一定的空间。而电子档案则不同,它不需要相应的保存场地,但是电子档案在进行保存时需要防磁性能条件比较强[2]。

3 电子文件档案和传统档案管理之间的不同之处

3.1在归档方式上的区别 传统档案管理在归档时需要医院档案管理人员进行整合、编码和分类,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它有相应的载体,在工作人员进行编辑的过程中,出现错误更改起来比较困难。而电子档案则不同,它需要工作人员使用计算机网络进行技术编码,操作起来比较节省时间,但是电子档案的载体却不能固定,工作人员在操作的过程中可以不留痕迹的对信息内容进行修改,这样就会使得原始性的文件缺乏可靠性。为此,电子档案在归档的过程中,要在传统档案管理的经验基础上进行身份和信息验证,减少在传输过程中出现错误,以此来确保档案文件的真实准确性[3]。

3.2在归档时间上的差别 传统文件档案管理在归档时间上比较单一,需要系统的时间规定和期限。而电子档案在文件整合后,医院档案管理人员可以对其进行随时归档,还可以对计算机等设备进行设置归档日期,在某一时期进行统一归档,文件形成以后计算机网络会自动整合和分类,方便使用者查阅和使用。电子档案的随时归档性,能够减少文件漏归等问题的出现,快速便捷,提高档案利用效率。

3.3在文件分类、编目等管理方式上的区别 传统档案管理在分类和编目过程中,需要工作人员进行人工系统操作,需要档案工作人员的工作劳动强度较大。而电子文件档案管理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可以直接对档案文件进行分类和编目。在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医院档案管理工作人员在编辑过程中可以安装检索工具,以方便日后医护人员对档案信息的检索和查询,进而减少档案工作人员的劳动时间。

3.4在保管方式上区别 传统档案管理在保管方式上,需要相关的档案存储室,档案工作人员需要对档案管理存储室进行定期检查并打扫。而电子档案管理需要工作人员把档案文件信息存储到档案管理中心的相关设备中或刻入到光盘中由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保管和整理,占用空间小保存时间久[4]。

3.5在查询使用方式上的区别 传统档案管理在查询使用时,需要医院档案管理人员进入档案室进行翻阅查找,查阅的过程比较复杂。电子文件档案在查询和使用时,它只需要档案工作人员注册相关登记手续,然后在档案管理中心进行登陆就可以对档案文件进行查阅和使用。

4 结论

综上所述,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为电子文件档案化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持,但是从医院的档案管理来看,电子档案管理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档案管理,传统档案管理方式要为电子档案管理提供基础经验。尽管目前的电子文件档案化管理在医院档案管理中存在着一定优势,但是电子档案在管理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弊端,需要传统档案管理对其进行辅助,才能够使得档案文件更好的服务于医院工作人员。因此,即使电子档案和传统档案存在差别,但是要让他们共同发展服务于医院工作的需要中。

参考文献:

[1]王碧英.论电子文件档案化管理与传统档案管理的区别[J].管理与财富,2011,09:43.

[2]刘金兰.对电子文件档案与传统档案管理"双轨制"的认识[J].山西档案,2012,S1:9-10.

篇7

【关键词】传统文化;思想班级;管理策略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弘扬中华文化,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动员社会各方面共同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华文化通常情况下指的就是我国传统文化。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主要思想派别为儒、法、道三家,这三家的代表思想分别为“以人为本”、“法治”和“无为而治”。若将以上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管理思想,引入到高校班级管理工作中,是大有裨益的。

一、儒家“以人为本”的思想——形成和谐班级关系

儒家思想包括“仁”、“义”、“礼”、“智”、“信”,其中“仁”和“礼”是核心。“仁”,就是爱人,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社会的道德秩序,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对自身社会地位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儒家十分重视在管理过程中人的作用,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现代管理思想中的“以人为本”,就是由此发展过来的,强调以人为中心,注重人的生命和价值,将人置于至尊自重的地位。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一个优秀的班级应该是和谐的,为此,我们在班级管理工作中有必要引入“以人为本”的思想,以学生为中心,尊重理解学生,形成和谐的班风。

首先,要关爱学生。冰心说过“有爱就有一切”。辅导员对学生的爱应该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爱,把每一个学生看作做自己的亲人、孩子。这样才能关心学生,与学生推心置腹地沟通,给学生莫大的鼓励和宽容。在爱心的驱使下,辅导员才能深入班级和宿舍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等情况,帮助学生解决各方面的困难。在此种真挚的关爱中,学生会“亲其师,信其道”,从而形成和谐的师生关系。而学生也会在辅导员的这种“传道”方式下感同身受、潜移默化地形成同学间的和谐关系。

其次,要尊重学生。辅导员要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人格,放下架子,给学生充分的话语权。要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尽管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辅导员都应该一视同仁像孔子一样“有教无类”。因此,辅导员要慎用话语权,教育引导学生时切不可语气傲慢,高高在上,这样不利于形成和谐的师生关系。

再次,要赞赏学生。俗话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相对来说,好学生也是夸出来的。辅导员在评价学生时不仅要看现象更要看本质,因为每一位学生都有其善的本质,正如孔子说的“人之初,性本善”。所以,管理班级过程中,辅导员要用赞赏的眼光发现每位学生的优点并给予肯定、引导,学生一旦得到认可、赞赏就会朝着好的方面不断进步。同时,赞赏学生会使学生愉快,被赞赏的学生的良性回报也会使教师感到愉快,从而形成教师与学生关系的融洽和谐。

二、法家“法治”的思想——严格班级纪律

法家思想之核心是“法治”。韩非子曰“: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这强调了法律制度在国家的重要地位。同样,对于一个班级,规章制度也是至关重要。只有依靠严格、规范的规章制度来管理,才能使其成为一个统一、有秩序的班级。在大学班级管理中,辅导员要从严要求学生。因此,笔者根据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班级自身情况制定了详细的班级管理办法。从纪律、学习和宿舍卫生、文体活动等方面约束学生,实行量化考核,责任到人,奖惩分明。纪律方面,由班长、团支书、学习委员等组成班级考勤小组,认真考勤,并及时反馈、通报相关情况。每周日晚上开班会,班长总结上一周的班级情况安排下一周的工作。作为辅导员,笔者及时地把所掌握情况在班上如实通报,奖优罚劣。另外,教室、宿舍卫生也是班级管理工作中的重点内容之一。对此,笔者实行值日生、舍长和班干责任制。凡检查时教室、宿舍卫生未达标的,值日生、舍长、班干部都被扣分,还要在班上查原因,使学生们从思想和行动上高度重视卫生工作。以“法治”管理班级,能形成良好的班级纪律,使整个班级秩序化。

三、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尊重个性,因材施教

道家思想之核心是“无为而治”,是指在高度尊重、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不过多把主观意志强加于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让它自主、自由发展。在班级管理中,就是使学生在自然氛围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在大学班级里,我们会发现有些学生三五成群的,有共同爱好和特点,这就是大学生班级中的“非正式群体”。对于此类“非正式群体”,笔者的管理方法是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因为“非正式群体”中的同学可以互相学习共同感兴趣的知识和技能;可以倾吐心情,寄托感情,摆脱郁闷和彷徨;可以加深友谊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都可弥补作为整个班级即“正式群体”的不足,也拓宽了学生的交往渠道,使学生的需要能够得到更自由、更广泛和更充分的发展。这对于发展学生的个性,形成学生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是十分有利的。

除此以外,在用传统文化思想管理班级的过程中,辅导员也应该努力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使自己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除自身的言行举止体现我国优秀的传统思想外,在与学生交流、谈心时还可以从思想、行为上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承传传统文化。同时,这样也会使自身更具人格魅力,更有威信,这对班级管理也是十分有利的。总之,在基于传统文化思想的大学班级管理工作中,并不仅仅是单一地引入儒家、法家和道家的管理思想,而是根据大学生的特点兼而用之。作为辅导员还要加强学习管理班级的技巧和方法,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用儒家的“仁爱”关心、爱护学生,做学生的良师益友;用法家的“法治”严格要求学生;用道家的“无为而治”信任学生。相信在这种管理思想的指导下,一个优秀的班级必然诞生。

参考文献:

[1]吴祚来.孔子学堂[M].北京:21世纪出版社,2011.

[2]胡有藩.四书今译[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3]刘建生.韩非子精解[M].北京:海潮出版社,2012.

篇8

【关键词】 萨满 巫医术 哲里木 蒙古族传统医学

【Abstract】 before Tibetan medicine was introduced into Mongolian district with Tibetan Buddhism, the medical practice of Shaman witch doctor coexisted with folk experiential medicine. Thus, we can say that ancient Mongolian medicine is composed of folk medicine and the original religious medicine.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Shaman medicine on traditional Mongolian medicine is Concentrated manifested in traditional medical treatment techniques. In the long-term medical practice, Shaman witch doctor accumulated some effective medical methods and experience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content of folk medicine and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ongolian medicine.

【Key words】 Shaman witch doctor Jirom Traditional Mongolian medicine

蒙古族传统医学(蒙医药)是一门历史悠久、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传统医药学。它是蒙古族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为蒙古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繁衍昌盛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它仍在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着为蒙古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防病治病、维护健康的使命。在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本土的萨满教以及后来传入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为了客观地评价萨满教在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从传统医学与原生性宗教的关系,探讨萨满巫医术对哲里木蒙古族传统医学及医药文化的影响。

1 蒙古族的萨满教信仰及萨满

萨满教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文化,分布地域广阔,曾为诸多民族世代信仰。中国地处萨满教分布的核心区域,由众多民族组成,信奉萨满教的民族很多。历史上,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如肃慎、挹娄、靺鞨、女真、匈奴、乌桓、鲜卑、柔然、高车、突厥等都先后信仰萨满教。近代,我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仍多信仰萨满教。作为蒙古族最早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在蒙古民族发展史上,它是信仰的最主要的宗教形态,在蒙古社会生活中,处于中心教地位。特别是蒙古帝国时期,萨满教被确定为“国教”。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萨满教逐渐从“国教”的宝座上跌落到民间,特别是16世纪中叶,以俺达汗为首的西南蒙古各部宣布喇嘛教为“国教”,并在1640年颁布的《卫拉特法典》中认定萨满教为非法,对萨满予以清剿。于是,蒙古萨满教在土默特、察哈尔、喀尔喀等众多的西南蒙古各部很快消亡。萨满教由喇嘛教取而代之。只是在内蒙古的东部几盟,如呼伦贝尔盟的达斡尔蒙古人中,特别是哲里木科尔沁草原,蒙古博(萨满)得以残留。蒙古族萨满教从原始社会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代,命运几经沉浮而能够残存至今,与他们的巫医身份驱邪治病直接有关。

“萨满”这种称呼,是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称呼跳神巫师的音译,意为兴奋、不安和狂悖的人。长期以来流行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各民族中,是对这一流行地域广泛的原始信仰或原始宗教的统称。可是不同的民族对萨满的称谓也各不相同。在蒙古语中,男萨满被称为“boge”,在《蒙古秘史》中boge的汉字音译是“孛额”,在不同的地方也作“勃额”、“博”等。女萨满则叫做“itugan”(etügen)译作“渥特根”也作“渥都干”、“亦都罕”等。“渥特根”在巫医活动中多为妇女及婴幼儿医病,所以有时也把擅长治疗妇幼疾病的民间治疗者也称为渥特根。博是蒙古族对萨满巫师的统称。哲里木地区依据博在信仰上的差异,行巫方式、分工及职能、性别等不同,分为“白博”、“黑博”、“查干鄂勒”、“莱钦”、“世袭博”与“非世袭博”等。

2 民间医疗与巫师的医疗实践

巫术医疗、民间医疗以及传统医学,在历史的发展变迁中,始终植根于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土壤、民风民俗之中。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走过了现代医学诞生前的历史岁月,并一直影响至今。在古代医学形成之初,医疗艺术浸染着巫术的气味并且控制在巫医的手中[1]。人类活动的复杂性,构成了巫术、科学、医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与不确定性。很难确凿无疑地给出“医巫同源”、“医源于巫”的结论,也难以将医学的发展规律简单地概括为从低级的经验医学逐步向高级的理论医学的发展。因而,医学与宗教,特别是传统医学与宗教的关系是史上论争不断的研究领域。但可以确认原生性宗教与民间经验医学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古今中外各类宗教的共同点就是祛病除灾这一重要职能,以祛病除灾作为传播宗教的主要手段之一。消灾祛病,成为人们与宗教之间的一条重要联系纽带。宗教与医学的目的在防范邪恶灾祸方面是相似。人类自身的疾病、死亡、梦等生理现象是医学和宗教共同的思考对象,由此产生的原始观念既是医学,也是宗教诞生的基础[2]。关于古代医学与巫医术的关系,医学起源于巫术和宗教活动,原始社会的舞蹈形式通常是其复杂仪式的一部分,超自然力量就产生于其中。如果医学是人类对抗疾病的有意识的尝试,那么医学就和人类自我意识本身的发展历史一样久远。各民族之医,多出于巫,吾族亦如此[3,4]。此外,在英语中,Medicine一词既是医学、医术、药物,又指北美印第安人所信的巫术、魔法。巫医在英语中为Medicineman。这说明中西医在发展史上,都与巫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萨满教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自发形成的一种原生性宗教,也是一种历史悠久、流传广泛的地方性知识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萨满教虽然历经变迁,但其精神实质和文化内核却不同程度被保持着,至今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信仰群体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萨满祛邪治病是其主要的社会职能之一。蒙古族萨满教从远古社会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代,能够延续至今与他们的巫医身份直接相关。长期以来,萨满的医治实践以及人们有病求助于萨满的行为都被看成是愚昧、荒诞甚至是反科学的代名词。萨满的医疗观念是建立在其特有的灵魂观上,这种相信万物有灵的思维特征是与现代的科学思维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是违背现代科学精神的。但现代医疗技术极为发达的今天,有些民族的萨满仍然在本民族地区存在,承担着为人祛疾治病的职责。

萨满的医疗实践是民间医疗,或称民俗医疗的组成部分。所谓民俗医疗是指不同民族的保健习俗以及应对疾病的方法,尤其是平民大众所使用的,经验的、不成文的、在当地民间所孕育出来的医疗观念和行为。是当地人自行发展出来的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的完整的信仰与行为,包括对疾病的认知、命名、分类、治疗、预防等内容。所以,应从心理治疗和民俗治疗等方面考察萨满治疗的作用机理[5]。实际上,巫医治病,除使用特殊的心理疗术外,又运用一些朴素的医药知识和一些简单的疗术。蒙古萨满的祛病巫术与民间医术有着不解之缘。

蒙古族传统医学经过不同的发展时期,在古代蒙古族经验医学的基础上,吸收了古印度医学和藏医学等传统医学的成分,发展成为具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医疗实践,又保持古代蒙医药学丰富医疗经验特点的近代蒙医药学。随着印、藏医学的传入,在蒙医内部出现了学术争鸣和不同的学术流派。其中传统的古代蒙医学派以擅长传统医疗技术而闻名。在骨伤科、传统疗术和饮食疗法等方面又为突出。该学派较多地保留了萨满教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病因观,相信自然疗法,理论上追求顺应自然,强调和谐,治疗上通过传统的针刺、放血、药浴、整骨、正脑等方法,达到寒、温、动、静的相对平衡状态。在16世纪中叶藏医学随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前,民间经验医学与萨满巫医的医疗实践共存。古代蒙医学是在民间医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蒙古族古代医学是由以萨满医术为代表的原生性宗教医疗与民间经验医疗共同组成,萨满医术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3 萨满医术对哲里木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影响

萨满医术对哲里木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影响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传统疗术上。哲里木蒙医的传统疗术主要有蒙古灸、放血、针刺、外伤科、整骨术、正脑术、按摩、热熏、热敷、瑟必素疗法、酸马奶疗法等极具民族特色的内容。这些疗法主要是从体外施治,以调整和恢复失调的机体功能的平衡关系,改善血液循环和精华与糟粕的吸收、分解及排泄等正常生理活动,以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

3.1萨满是原始医术最合适的传承者。

萨满大多反应敏锐,接受能力好,逻辑性强,预见准确。容易接受和掌握利用原始蒙医药知识。“萨满医疗”可分为药物治疗和精神治疗。萨满以变化的意识状态接触动、植物及整个大自然与之交流。他们了解有关植物的专业知识和使用不同药物的知识,所以也可以对患者进行药物或其他物品(如火)治疗[6]。

3.2萨满信仰与古代蒙古医药知识有渊源。

在医巫不分家的古代社会,萨满文化促成了早期蒙医药的发展。古代蒙古人以萨满教的教理作为遵循的精神力量和衡量事物、认识客观世界的依据。古代蒙医学的萌芽在萨满手中,吸纳了原始萨满教的原始自然观,原始萨满教促进了古代蒙古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比如,萨满教关于火的朴素认识,以及民间流传的由火的温热刺激使身体某一部位病痛得到缓解或治愈等,促进了传统蒙医热薰、热熨、火炙等热性外治疗的发展。

3.3灸焫疗法的使用与传播

灸焫是直接借用火的神圣力量驱魔治病的手段。在萨满的驱魔术中,普遍应用火的神圣力量。哲里木蒙古族民间自古以来就有尚火的习俗和观念,在人出生、取名、结婚、生育乃至死亡这些重要的生活事项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蒙古族传统疗术中的灸焫疗法就是直接借用火的神圣力量驱魔治病的手段。人们选择火疗,正是源于对火的威力的崇拜。认为火具有超自然的神力,能战胜一切生物,对引起疾病的鬼神,可以用火的神力来祛除疾病。灸法在哲里木蒙古族民间作为重要的医疗手段而传承,尽管原始火疗带有巫术的性质,但却具有祛除寒邪、温暖阳气、消毒避秽、灭菌等实际效能,因而得以传承,成为现今蒙医疗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3.4放血疗法与针刺疗法的使用

放血疗法就是将一定部位的浅部静脉刺破进行放血,以治疗和预防疾病的一种治疗方法。蒙医“哈那忽”(放血)疗法就是适当放出恶血及病血来治疗疾病,是蒙医的一种比较古老,且沿用至今的医疗方法。

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随水草而转移,决定了医疗手段必须简便速效。长期食用肉食,积热内盛,适于峻急攻下。经过多次放出恶血,病痛得以缓解(鬼邪遁去)的体验后,放血疗法渐渐成为哲里木蒙古族等北方民族特有的治疗手段。针刺疗法就是用金针或银针刺入人体的特定穴位给以刺激;或通过加温或冷却针体传导温热或冰冷,以增强刺激;或用特制的器械,穿破皮肤,排除淤滞于局部的病气、黄水及脓液等以达到治疗目的的一种外治法[7]。

哲里木博中也有很多会针灸的博。博认为,人的身体只是灵魂的栖息处而已,人熟睡后灵魂会随着气息从鼻孔出入,并认为人做梦是因为灵魂暂时离开身体到别处游荡所致。在此期间鬼怪会附在孩童身上,使孩子晕倒发病。用银针扎灵魂栖息的身体驱赶附体的鬼怪,游荡的灵魂就会回到身体里[8]。史料记载,哲里木库伦旗的塔斯博,经常同时用火针与银针进行治疗。

3.5蒙古族传统整骨术、“安代”疗法与哲里木博的医疗实践

在蒙古族传统医学中,整骨术是一项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特征的医疗技术。这一特殊的医疗技术最初就是从萨满医术中分化出来的。整骨术在发展过程中一度曾被萨满所掌握。在蒙古族萨满巫医中把从事接骨、整骨的萨满,被称为“牙思巴里雅其博”(yasu bariyaci boge)或“黑狗大夫”。治病时使用具有神秘色彩的咒语和祷辞加上世代相袭的整骨技术。他们技术精湛,具有神奇的疗效,是当今蒙古族传疗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非常宝贵的民族医学遗产。至今这一古老的传统医术脱胎于萨满教的痕迹依稀可辨。

哲里木博中,还有专门医治年轻已婚妇女、未婚女子所得的身体上的不适症和精神的疾患的“安代”疗法的博。能够主持“安代”治疗仪式的博,被称为“安代博”(andai boge)。“安代”疗法是民间集心理治疗、躯体治疗、运动治疗、音乐治疗于一体的综合治疗方式。但“安代博”对病因的解释始终未能完全摆脱神秘的宗教色彩。

在哲里木地区,通晓催生术、保胎术和妇婴保健,并从事接生、产婆职业的,被称作“德木其博”(demu qi boge)。蒙古族女萨满“渥特根”(etügen)大多承担着这一职责。

此外,萨满教的自然观、病因观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理论的形成亦有一定的影响。蒙古族的医药文化扎根于自身社会的、民族的土壤,与本民族的思想观念有着天然联系。萨满教作为从民间信仰发展而来的原生性宗教,其宇宙观与自然观,必然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理论产生影响。蒙古族传统医学理论具有朴素的自然观和整体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人与自然相抗争、相协调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和运用自然力,调整人体自身以适应自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整体观、以调整人体功能为主的医学观。整体观认为人是由身体、心理和精神构成的精细而复杂的整体,因此,要以整体观来诊断和治疗疾病。又因为个体差异,医生在诊断和治疗时要辨证施治。健康意味着身体、精神、情绪的和谐与平衡,而不单是没有病。在治疗疾病时,重视病因的查找。对于萨满治病而言,查找病因是第一位的,治疗疾病首先要祛除的是病因,而不是只缓解症状。认为治本比治标更重要。

就蒙医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原始萨满教对蒙医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原始萨满医术的不少内容是古代蒙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萨满巫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的医疗方法和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民间经验医疗的内容。萨满的除疾治病,不仅对维系氏族的生存与繁衍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传统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也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1] G.文士麦.世界医学五千年[M].马伯英,译.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1-3.

[2] 卡斯蒂格略尼.世界医学史:第1卷[M].北京医科大学医史教研室,译.商务印书馆,1986.

[3] 罗伯特?玛格塔.医学的历史[M].李诚,译.希望出版社, 2003,10.

[4] 刘伯骥.中国医学史[M].华冈出版部,1974,2-3.

[5] 乌仁其其格.蒙古族萨满教宗教治疗仪式的特征及治疗机理的医学人类学分析[J].西北民族研究,2008(3).45-48.

[6] 博?阿古拉,萨仁图雅.蒙古族原始萨满医术考[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1998,(4):110.

篇9

高校校园文化的形成过程是不断吸收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经过高校教师、学生的再加工、共享、再创造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社会文化。校园文化具有地域性特点,受学校所处的社会环境影响较大,是大学在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积淀,有一定的个性品格,蕴藏着历届师生对学校的宏观认知,是历届师生的精神纽带和精神传承。校园文化建设是高校融合多元文化,对多元文化的深入认识、理解、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实质上是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经典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优秀文化的传承,是高校构建校园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高校在文化建设中的自主选择和共同趋势。

2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特点分析

(1)各类文化资源信息化程度加深。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校园文化传播体系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些要求应该从学生需求的角度,提供和传播学生需要的文化资源。要想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校园文化传播的方向就应该与学生需求的目标方向保持一致,这样才能更加有序地对他们进行教育、管理和服务。

(2)校园文化利于学生优秀素养养成。大学生在思想上已经变得更加自由、独立,个性化的表现越来越明显,个体间的差异性逐渐凸现出来。校园文化传播的过程,也正是大学生个性张扬、综合素养提高的过程。当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被大学生在校园中传播时,对于参与者和旁观者来说都有一定的育人效果,优秀的校园文化氛围可产生精神层面上的深远影响。

(3)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难点。每一项传统文化的形成都是经过了漫长时间的沉淀,所以在传播过程中也需要长时间的尝试和摸索,并不是几次实践就有效果的。在如今的校园中,传统文化的传播并没有落实于日常生活中,只是停留在表层。这种表象的工作对于现在趋于理性的学生吸引力很小,而且现在大多数高校都建设在城市的郊区,距离市中心文化区较远,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文化气息较少。这些都导致传统文化在大学校园中很难传承。

3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策略

(1)充分利用校园网的共享平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绝大多数高校都建立了自己的校园网。在校园网上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播是最合适的方式,设计相应的模块和相关活动,使校园网络平台的传统文化传播功能得到最大化的发挥。如今网络已经是大学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学校要充分利用校园网等资源,用先进的方式展示和传播传统文化,加强大学生对文化的认知。

(2)手机是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的主要载体。可以通过无线局域网的方式在校园进行传统文化传播。武汉理工大学郑少山在398名本科生中进行了调查:发现平均每人每月上网流量4956.3M(含wifi),约75%的学生每天使用手机超过2小时。大学生对于网络的使用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特别是智能手机和3G网络的普及,更是让大学生对手机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性。随着4G网络时代的到来,相信这个信息传播阵地必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大学生使用手机或电脑上网获取知识,以及日常交流娱乐已经成为一种必要方式。现在手机已经形成了一种无线终端,如果学校在校园内增加不收费无线局域网访问服务,让学生在业余时间就可登陆网页浏览文化知识,时间一长,就可以塑造一个健康的文化性网站。加强对移动网络环境下传统文化在校园网络传播特点研究,更加充分地利用信息技术,给大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传统文化产品,是进行校园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工作。

篇10

关键词:湖湘文化;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7-0103-01

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湖湘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极富湖湘特点、时代特点和特定的地域文化,其精华的发扬光大可以充实、扩展、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研究意义

(一)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内,对于特色地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处在起步阶段。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1)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地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如彭跃农在《湖湘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阐述了湖湘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当代价值及在高校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如欧阳军喜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必须依赖于中国传统文化;再如殷忠勇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强调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出发,从中吸取力量,获得涵养。

(2)极少数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硕博士论文中部分涉及到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问题。如《基于文化多样性视野的大学生价值观导向研究》等。

(二)理论与现实意义

(1)理论意义。2013年以来,在不同的场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讲话。湖湘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继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凸显出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服务的时代责任。这对于我们今天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引导青年学生建立科学的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2)现实意义。核心价值观来源于民族文化的根本。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校是优秀传统文化继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历史背景下,探究如何弘扬包括湖湘文化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提升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培养和培育当代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标

理清湖湘文化的渊源、发展脉络;理清湖湘文化的独创性、价值观念、鲜明特点,增强文化自信。

认真汲取湖湘文化的精华和思想精髓,深入挖掘和阐发湖湘文化“淳朴重义”“敢为人先”“经世致用”“自强不息”的文化价值,让湖湘文化成为培育现代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做好湖湘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融合文章,重点做好创新性措施的研究。

(二)研究内容

(1)湖湘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比较研究;

(2)湖湘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3)弘扬湖湘文化并融入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路径及措施研究。

(三)研究方法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拟采用但不局限于以下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利用图书馆及互联网查找相关的研究文献及先进做法,积累相关的研究资料。

(2)案例研究法。以过去几年和项目实施过程中湖南本土兄弟院校如长沙民政职院和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利用湖湘文化培育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具体案例,以科学分析原则为指导,分析探索具有传媒特色的湖南高职院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问题。

(3)实证研究法:通过对兄弟院校的实证研究,检验目前利用特色地域文化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与实践成果,以期通过实证研究为课题的研究提供事实支撑与路径选择。

(四)需要解决的有关问题

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对于体验与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自信与自觉,具有重要价值。围绕这一目标,我们拟解决以下问题:

(1)把湖湘文化形成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并积极开展湖湘文化传统宣传学习活动;

(2)积极深化研究探讨湖湘文化优良传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的载体途径和方式方法;

(3)把湖湘文化优良传统有效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教学中,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达到知、情、意的深度融合,让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并达到知行统一。

参考文献:

[1]宁先圣. 创新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模式的思考[J].社科纵横,2015,04:3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