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经营资本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货币经营资本，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营运资本；经济周期效应；货币政策效应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10-0095-09

一、引言

企业维持日常运营和扩大收入，需要固定资产投资和营运资本投资。营运资本投资通常包括给客户提供商业信用（应收账款）和进行存货投资。

本文所称存货投资是指某一时点企业存货的持有水平的存量概念，与一些宏观经济研究中所指的存货投资的流量概念不同。在营运资本投资期间，企业一般也会从供货商获得一定的商业信用融资（应付账款）。营运资本投资一般是指扣除了商业信用融资之后的净投资，即通常所称营运资本需求（Working Capital Requirement），或净营运资本投资。

本文所称营运资本需求或运营资本投资是营业收入标准化之后的相对需求，即维持单位收入所需要的运营资本或净营运资本，相关研究文献都采用类似的定义。后文中出现的营运资本都在这个定义范围内，而不是财务管理和会计教科书所定义的广义营运资本（即所有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

收稿日期：2015-05-1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向经济复杂性的行为建模与计算实验及应用研究”（71471177）

作者简介：吕峻（1970-），男，甘肃静宁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财务会计和公司财务研究。E-mail：lj6662@126com

与固定资产投资不同，营运资本投资弹性更大，波动性更强。营运资本投资的增加既可能是企业为了增加销售所进行的扩张投资（给予客户更长信用、增加更多的商品库存），也可能是因产品销售不畅、资金周转（应收账款和存货周转）缓慢造成的被动性增加（这种情况下一般称为资金占用），这会对企业资产流动性带来很大的压力，影响企业生存。此外，营运资本既涉及资产方，也涉及融资方。因此，营运资本投资的波动比固定资产投资更为复杂。研究营运资本投资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掌握宏观经济的微观运行轨迹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传导机制，为制定更加有效的经济政策或更为合理地评价经济政策提供帮助。

已有的文献来看，从微观层面研究宏观经济因素对于营运资本投资的文献非常少。相关研究主要散见于一些对营运资本内外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Chiou 等[1]以台湾企业为样本没有发现经济变量对营运资本需求有显著影响。Mansoori和Muhammad[2]以新加坡企业为样本分析发现现金周期（CCC）

现金周转期（CCC）和营运资本需求或投资呈正比关系，是以资金周转期表示的净营运资本需求。

和GDP成反比，经济越好，营运资本需求越低。Lamberson[3]以美国小企业为样本发现流动资产比总资产和存货比总资产，与经济景气度成反比关系。Baos-Caballero等[4]采用西班牙中小型企业的数据分析发现CCC与贷款利率和GDP没有显著关系。从这些研究中可见，在宏观经济如何影响营运资本投资方面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而且，这些文献在宏观经济因素对营运资本投资影响的理论分析方面普遍比较薄弱。

不过，宏观经济因素对于营运资本投资的融资方――商业信用融资影响的研究，目前是宏微观经济领域交叉研究的一个热点。Einarsson和Marquis[5]与石晓军和张顺明[6]研究发现商业信用融资具有逆经济周期效应。经济繁荣期，商业信用融资水平低；经济紧缩期，商业信用融资水平高。Petersen和Rajan[7]认为企业在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时，会转而求助于商业信用作为替代。石晓军与张顺明[8]、刘飞[9]研究发现，商业信用融资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货币政策越紧缩，企业为维持正常的投资水平和运转要求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越多，而货币政策越宽松，企业对商业信用的需求越少。但是，商业信用融资只是营运资本投资的一个组成部分。Merville和Tavis[10]指出，由于营运资本组成部分的最优政策是相互影响的，无论是实际决策还是相关研究，与营运资本相关的投资和融资决策应该同时考虑。如果单独研究宏观经济因素对于某一部分营运资本的影响，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稳健。

本文从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角度，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二者对于营运资本整体（即营运资本投资）和组成部分的影响机理，其次利用2001―2013年我国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经验分析了二者对于营运资本投资及其组成部分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周期会影响营运资本的动态调整成本，从而使营运资本投资逆周期波动；货币政策逆周期操作会减弱营运资本经济周期效应，顺周期操作会加强营运资本的经济周期效应；货币政策本身会在不同经济时期对营运资本投资产生非对称影响；应付账款融资的逆周期变动只是企业对于存货和应收账款周转速度变化的被动性适应，对于营运资本的经济周期效应影响非常有限。

二、理论分析

1营运资本的经济周期效应分析

经济周期的一般特点是经济上行期：经济增长逐步加快，消费和投资逐步旺盛，物价指数逐渐攀升，市场预期乐观。由于金融机构风险资本降低和企业信用等级稳步提高，整体金融环境相对宽松，企业融资渠道相对畅通。经济下行期：经济增长逐步减缓，消费和投资逐步减弱，物价指数走低，市场预期悲观。由于金融机构风险资本增加和企业信用等级下降，整体金融环境相对趋紧，企业融资难度加大。

企业营运资本投资增加，则融资需求增加；营运资本投资减少，融资需求减少。企业营运资本投资的变化首先受到融资成本或难度的影响。但是，融资因素只是企业考虑营运资本投资水平的一个因素，企业决定增加或减少营运资本投资，还取决于投资意愿或者预期。因此，这里首先从融资和投资的角度分析经济周期对于营运资本的影响。

从融资角度来说，营运资本投资水平取决于经济周期对于融资成本的影响。经济上行期，由于金融环境相对宽松和企业信用等级增加，企业容易从资金提供者那里获得资金，同时物价上升也导致企业实际融资成本（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下降。不考虑长期资金来源，企业可以在商业信用融资和银行信用融资之间任意选择。就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融资的相对成本来说，虽然商业信用融资通常有一定的免息期（一般不会太长），短期内融资成本低于银行信用融资，但是，一旦超过一定期限，商业信用融资成本会骤然加大，首先表现为可能失去现金折扣（如以3/10，60/n的商业信用条件，计算放弃折扣的实际年利率为449%，大大高于银行融资成本），而后可能存在断货、诉讼和信誉损失。因此，除非超短期融资或企业可以利用市场地位获取较长的商业信用免息期，银行信用融资成本应该低于商业信用融资。经济下行期，由于金融环境趋紧，企业信用等级下降，融资难度加大，物价指数走低也导致实际融资成本上升。与经济上行期相比，银行信用融资成本和难度加大。由于产品销售不畅，商业信用融资可以获得相对更长的免息期。企业可能会用商业信用融资替代部分银行信用融资。石晓军和李杰[11]研究发现商业信用和银行借款替代系数与GDP之间具有反周期性规律就说明了这一点。

从投资角度来说，按照一般的财务管理理论，营运资本投资持有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持有成本、短缺成本和投资预期。经济上行期，由于客户信用度提高，坏账风险较低，企业愿意给客户提供期限更长的商业信用（表现为应收账款增加）。同时，由于存货销售通畅、资产价格上升，对经济前景预期乐观，存货短缺风险加大，企业增加存货库存更加有利。经济下行期，客户信用下降，坏账损失增加，企业对外提供商业信用意愿降低。同时由于销售下滑，物价走低，经济前景预期悲观，存货短缺，成本降低，贬值风险加大，企业应该减少存货库存。

因此，无论从融资还是从投资角度，营运资本投资应该顺经济周期波动。经济上行期，内外部融资通畅，营运资本持有成本下降，短缺成本增加，营运资本投资水平应逐步提高；经济下行期，内外部融资趋紧，营运资本持有成本增加，短缺成本下降，营运资本投资水平应逐步下降。

但是，上述分析有一个假设前提，即营运资本投资向上或向下调整是没有成本的（或者说只是对于营运资本投资水平的静态分析）。现实中，营运资本投资水平向上和向下调整都会受到调整成本的影响。

例如，对于存货来说，经济上行，企业增持存货有利，但增持存货会受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产能限制。存货水平向上调整的边际成本会随经济增长的加快逐渐增加，存货库存无法和收入同步增长（甚至会下降），实现单位收入所需的存货投资会下降。经济下行，虽然持有大量存货对企业不利，但由于销售不畅，降低库存意味工人失业，社会成本增加。由于材料、人力供应宽松，产能闲置，增持存货的边际成本会降低。因此，经济上行期，存货向上调整的边际成本会大于向下调整的边际成本；经济下行期，存货向下调整的边际成本会大于存货向上调整的边际成本。存货向上调整的边际成本，在经济上行期随着经济增速的加快会显著增加（材料、人工和固定资产的供应更加紧张），在经济下行期随着经济增速的减缓会显著降低（材料、人工和固定资产的供应更加宽松）。

对于应收账款来说，账期的调整会影响下游企业的资金状况，企业在不同经济时期调整信用账期，产生的边际收益和成本是不同的。经济上行期，商品畅销，下游客户资金相对充裕，账期向上调整（延长）的边际收益（销售增加的收益）和向下调整（缩短）的边际成本（客户流失成本）都不会显著增加（即资金问题不会成为影响客户购买决策的主要因素），企业可能会选择向下调整账期；经济下行期，商品销售不畅，下游客户资金相对紧张，账期向上调整的边际收益和向下调整的边际成本都会明显增加（资金问题会成为客户购买决策的主要因素），企业可能会选择向上调整账期。

因此，从调整成本的角度，企业营运资本投资应该逆经济周期而动。在经济上行期，尽管增持营运资本有利，但营运资本投资向上调整的净边际成本大于向下调整的净边际成本，随着经济增速加快，二者比值会显著增加，从而表现为营运资本周转速度加快。经济下行期，营运资本投资向下调整的净边际成本会大于向上调整的净边际成本，随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二者比值会显著增加，从而表现为营运资本周转速度变慢。

总之，从融资、投资和调整成本角度分析经济周期对于营运资本投资的影响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实践中，三种因素可能都会对营运资本调整起到一定作用。经济周期对于营运资本波动究竟产生何种影响，取决于各种因素对营运资本投资作用的大小，本文将通过经验分析予以确定。

2营运资本的货币政策效应分析

经济发生波动时，中央银行为了熨平经济波动，往往会采取逆经济周期的货币政策。在经济繁荣时期，通过较紧的货币政策，减少金融机构资金提供数量或提高资金价格。而在经济衰退时期，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金融机构资金的提供数量或降低资金的价格。但在实际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的关系并非是简单负相关关系。陈建斌[12]认为由于信息不完全导致的货币当局对经济波动拐点判断的失误、政策惯性和政策时滞等因素的影响，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方向上的错配并不少见。在经济上升的初期，政府为刺激经济尽快恢复会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经济下行过程中，政府如果错判经济趋势，也可能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作为一种反周期政策，其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作用效果可能并不一样。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货币政策对经济过热的调节作用比经济萧条的调节作用更有效。不同经济状态下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预期对货币政策效力会产生很大的制约作用。当经济处于衰退时期，经济中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企业家和消费者对未来的悲观情绪占主导，央行放松银根、降低利率难以启动投资和消费，同时，银行选择惜贷以规避风险，因此，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金融市场传导作用于实体经济的努力往往不能达到政策意图[12-13]。王义中和宋敏[14]研究发现在经济上升期，外部产品需求和资金需求都会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而在经济下滑期，只有外部产品需求渠道对投资起作用。若在经济下滑期，实施以扩大货币供应量为目标的政策可能并不会有效刺激公司投资，而实施以刺激外部需求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效果可能会更好。

因此，货币政策的营运资本投资传导途径（无论是货币渠道还是信贷渠道）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大。这种影响，可以通过两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货币政策本身对货币供应量影响导致的营运资本投资的变化；另一方面，货币政策逆周期操作或者因错配造成的顺周期操作，缩小或扩大经济周期波动，从而使货币政策和经济周期一起对企业营运资本投资产生叠加影响。

就货币政策本身的影响来说，在经济上行和下行时期，宽松货币政策所起的作用可能并不相同。经济上行时期，由于经济前景预期较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促进企业增加营运资本投资。而在经济下行时期，由于经济前景预期悲观，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并不会增加营运资本投资（即货币渠道的利率作用可能会失灵）。但是，经济下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即使不会增加投资和产出，但至少会通过信贷渠道降低资金价格，从而使得企业之间的货款支付加快。

就货币政策对于营运资本经济周期效应的叠加影响来说，在经济上升期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在经济下行期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会进一步加大经济周期对于营运资本波动的影响。在经济上升期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或者在经济下行期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或者抵消经济周期对于营运资本波动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1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了1998年之前在沪深两市已经上市的230家制造业公司的2001―2013年数据，组成个数为230、时间序列长度为13年平衡面板数据（即2 990个数据点），检验营运资本的经济周期效应和货币政策效应。以这种方式选择数据是因为：首先，营运资本相关的指标具有极强的行业特性，为了减轻行业因素的干扰，本文只采用制造业公司。其次，为避免公司IPO初期对投资行为产生的影响，删除了上市不足三年的公司。再次，使样本期间至少能覆盖相对完整的经济周期。最后，采用平衡面板数据是考虑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和数据去趋势化。在样本选取的过程中剔除了符合条件但数据不全和财务指标异常（净资产为负或营业收入为零）的公司。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财务指标按1%比例通过Winsorize进行了缩尾处理。

经济周期划分：按照“谷―谷”法划分，参照以往的研究和我国GDP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将2001―2007年划分为经济上行期，2008―2013年划分为经济下行期。在经验分析时，就经济上行期和下行期样本分别进行比较分析。这两个经济时期的经济特征与理论分析中对于经济上行期和下行期的定义基本吻合，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

2计量模型的设定

本文采用如下面板数据模型：

其中，WC代表营运资本投资及其组成，RGDP代表GDP实际增长率，MP代表反映货币政策松紧情况变量，Control代表系列控制变量。β1和β2分别代表经济增长对于营运资本投资的影响程度和营运资本投资受货币政策松紧的影响程度，β3反映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对于营运资本投资的叠加影响，如果β3显著且符号与β1相反，说明货币政策具有减弱营运资本投资的经济周期效应作用，若与β1一致，说明货币政策具有加强营运资本投资的经济周期效应的作用。

由于采用固定效应估计，可以有效避免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因素（如治理结构、行业因素、采购和销售模式）等对营运资本的影响。本文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法对计量模型（1）进行估计。为避免内生性的影响，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对于明显受当年营运资本影响的变量选择其滞后一期的变量值进行回归。

3变量的选择

（1）因变量（WC）

营运资本投资=销售产品提供的净商业信用+存货-采购材料获得的净商业信用

销售产品提供的净商业信用=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收账款

采购材料获得的净商业信用=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付账款

为叙述简化起见，文中销售产品提供的净商业信用以应收账款代替，采购材料获得的净商业信用以应付账款代替。上述变量值都是以当年平均值除以当年营业收入计算取得。

（2）自变量

经济增长率（RGDP）：为GDP实际增长率。

货币政策（MP）变量：由于单独用利率、货币发行量、信贷增长等单一指标很难判断货币政策究竟是紧缩还是宽松，笔者仿照陆正飞与杨德明[15]的做法，以MP（MP=M2增长率-GDP增长率-CPI增长率）指标来估算货币政策松紧程度。如果该指标偏大，则表示货币政策偏于宽松；反之，则表示货币政策偏于紧缩。从2001―2013年，MP分别为86、86、84、09、45、15、-23、23、191、60、26、41、33。我们选择6个MP较大的年份，即2001年、2002年、2003年、2005年、2009年和2010年6年作为货币政策宽松期，取值为1；其余年份作为货币政策紧缩期，取值为0。

（3）控制变量

根据Hill等[16]的研究，本文采用营业收入增长率、资产规模、长期投资支出、资产负债率、净利润率、长期负债融资和股权融资7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营业收入增长率：营业收入增长影响营运资金的需求。营业收入增长会相应地减少对营运资本的需求[16]。

公司规模：以总资产的对数计算。公司规模反映了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公司规模越大，企业融资约束越小，营运资本投资越高。

长期投资支出：用现金流量表中投资活动的现金净流量计算。企业长期投资水平越高，资金需求量越大，会减少营运资本投资，将流动资产转换为长期资产[17-18]。

资产负债率：以负债比总资产计算。资产负债率反映了企业的财务风险，该指标越大，企业营运资本投资越小。

净利润率：以净利润比营运收入计算。Deloof [19]研究说明盈利能力和营运资本投资成反比关系。同时，利润越高，企业营运资本投资的资金来源越多。

长期负债融资：以资产负债表中的期末长期负债-期初长期负债计算。长期资金来源越多，可供投资的资金越多，营运资本投资水平越高。

股权融资：以现金流量表中接受的权益性投资计算。接受的权益投资越多，可供投资的资金越多，营运资本投资水平越高。

长期投资水平、长期负债融资和股权融资均用营业收入标准化后的值计算。

4相关性分析

为了直观了解营运资本投资及其组成（应收账款、存货和应付账款）随时间变化趋势以及与GDP增长率的关系，本文分别做出了四项指标均值的时间趋势图（见图1的左图）。由图1所见，在2001―2013年，虽然在经济下行期后几年，营运资本投资及其组成有一定上升趋势，但总体来说它们均具有明显的向上或向下的时间趋势。实现单位销售收入所需的平均营运资本投资从2001年的070元，下降到2013年的025元。应收账款、存货也有类似趋势，而应付账款除2007年之外，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总体来说，样本公司营运资本的管理水平逐年提高。

图1滤波前后营运资本投资时间序列图

注：图1左边为滤波前，右边为滤波后；图中虚线为GDP增长率，实线为营运资本投资及其组成部分。

由于营运资本投资及其组成具有明显的时间趋势，为了分析营运资本变化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需要将营运资本及其组成的时间趋势过滤掉。如果采用原始数据，营运资本的波动不容易观察，而且在回归时会产生严重的计量问题。

如果不去除营运资本变化的时间趋势，很明显经济上行期的营运资本需求大于经济下行期的营运资本需求，从而可能得出营运资本需求顺经济周期的变化规律。本文仿照Fernandez-Corugedo 等[20]的做法，采用HP滤波法，将营运资本投资及其组成部分的时间趋势过滤掉，得出它们的波动成分，分析营运资本与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的关系。过滤掉时间趋势的营运资本投资及其组成部分和GDP增长率以及时间变化趋势见图1的右半部分。由图1可见，滤波后的营运资本投资波动趋势和GDP增长率波动趋势近似相反。在GDP增长率最高的2007年附近，营运资本投资及其组成部分的水平最低，而在GDP增长率较低的年度，净营运资本投资及其组成部分的水平较高。在2001―2007年的经济上行期，随着GDP增长率的增加，营运资本投资及其组成部分逐步降低；在2008―2013年的经济下行期，随着GDP增长率水平的下降，营运资本投资及其组成部分逐步增加。总体来说，营运资本投资及其组成部分和GDP增长率应该呈负相关关系。

基于此，

本文分别做了经济上行期和下行期，营运资本投资及其组成部分（采用滤波后值，回归时也采用的是滤波后值）与GDP增长率以及货币政策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如表1和表2所示。由表1和表2可知，无论经济上行还是下行，营运资本投资及其组成部分都与GDP增长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货币政策变量与营运资本投资及其组成部分的关系在经济上行和下行期有所不同。在经济上行期，货币政策和营运资本投资、应收账款和存货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加营运资本投资。在经济下行期，货币政策和营运资本投资、应收账款显著负相关，与存货无显著相关关系。即宽松的货币政策会降低营运资本投资。这说明经济下行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能促进企业扩大投资，但是会加快应收账款的周转，并可能改善企业的流动性水平。

祝继高和陆正飞（2009）的研究发现银根紧缩时，企业会增加现金持有水平。

表1经济上行期主要变量相关性系数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营运资本投资的三项组成中，无论经济上行还是下行，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都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说明销售回款的加快（减慢）会缩短（增加）对上游客户付款周期。应收账款和存货在经济上行时期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经济上行时应收账款周转和存货周转会同步变化，而在经济下行时期，二者相关关系为负，虽然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但一定程度上说明由于资金紧张，二者在经济下行时具有竞争关系，即企业要么选择放松商业信用条件要么选择增加库存。存货和应付账款无论经济上行还是下行，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在经济下行时二者的关系更加密切。以上描述说明商业信用融资的增加主要取决于应收账款和存货的占用水平或周转速度，在经济下行期尤其如此。

四、回归结果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1总体回归分析

表3是模型（1）的回归结果。由表3可见，无论是经济上行期还是经济下行期，GDP增长率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因此，营运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经济增长越快（慢），实现单位营业收入所需的营运资本投资越少（多）。经济周期对于营运资本的影响，主要受到调整成本的影响，而不是投融资因素的影响。不考虑货币政策作用，在经济上行期，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实现单位营业收入所需的营运资本投资下降02%；经济下行期，GDP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实现单位营业收入所需的营运资本投资增加57%。这说明，经济下行时期，经济增长率变化对于营运资本的影响更加明

显（表3的第三列回归结果也佐证了这一点

第三列增加了经济状态变量（上行期为1，下行期为0）和其与GDP增长率交叉项变量。由于交叉项系数为正且显著，与GDP增长率系数正好相反，说明GDP增长率在经济上升期变动对营运资本投资的影响弱于经济下行期。），这与国内外的许多研究结果一致。Enqvist等[20]发现经济下行时期营运资本的管理对企业来说尤为重要。

GDP增长率和货币政策MP交叉变量的系数，在经济上行期显著为负，与GDP增长率系数符号一致；在经济下行期显著为正，与GDP增长率系数符号相反。由于MP是虚拟变量（货币政策宽松时为1）。说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经济上行期具有加强营运资本经济周期效应的作用，而在经济下行期，具有减缓营运资本经济周期效应的作用。也就是说，经济上行期，GDP增长1个百分点，如果货币政策宽松，实现单位营运收入所需的营运资本下降48%（GDP增长率的系数+交叉项的系数）；经济下行期，GDP下降1个百分点，如果货币政策宽松，实现单位收入所需营运资本投资则下降02%。换句话说，经济上行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加强经济增长对于企业资金周转加速作用，而在经济下行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抵消经济下滑对于企业资金周转速度减慢的影响，从而有利于企业减轻财务风险。反过来说，经济上行期，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减弱经济增长对于企业资金周转的加速作用，而在经济下行期，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强化经济下滑对于企业资金周转的减慢作用，使得企业资金面更加紧张。

单独就货币政策变量MP来说，其系数在经济上行时期显著为正，而在经济下行时期显著为负。说明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紧缩政策相比，在经济上行期，可以增加企业的营运投资；经济下行期，通过降低资金成本、加速资金周转的方式降低营运资本投资资金占用，改善企业流动性水平，这一点和相关性分析结果一致。

表3以营运资本投资为因变量模型（1）回归结果

）。

2分项回归分析

表4是分别以应收账款、存货和应付账款为因变量的模型（1）回归结果，通过表4可以更加具体地了解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对于营运资本波动的影响。

就GDP增长率的系数来说，无论因变量是应收账款、存货还是应付账款，经济上行和下行期的系数都为负，而且除经济上行期因变量是存货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外，其余回归的系数都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经济增长加快，实现单位收入所需的应收账款、存货和应付账款都会下降（或者说是应收账款、存货和应付账款的周转都会加快）。这说明，经济上行期，应收账款周转的加快是引起营运资本投资减少的主要原因；经济下行期，应收账款和存货周转同时变慢是引起营运资本投资增加的主要原因。应付账款作为对营运资本投资的商业信用融资，逆经济周转变化会减轻营运资本投资的经济周期效应，但并不能扭转营运资本投资的经济周期效应方向。联系到前面的相关性分析，说明经济增长减缓造成的商业信用融资的增加，更多的是应收账款和存货周转变慢引起的被动性增长，而不是为了抵消经济周期影响的主动性增长。

如果是主动性融资，营运资本投资在经济下行期至少不会显著增加。

就GDP增长率和货币政策MP的交叉项系数来说，各个因变量下的回归结果有较大差异。经济上行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营运资本经济周期效应的加强作用表现为存货占用水平下降（存货周转的加快）和应付账款占用水平的增加。在经济下行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营运资本经济周期效应的抵消作用主要体现在应收账款的下降（应收账款周转加快）。

就货币政策MP变量的系数来说，各个因变量下的回归结果也有较大差异。相对于紧缩的货币政策来说，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经济上行期主要表现为存货的增加（也会造成应付账款下降）；在经济下行期，主要表现为应收账款的减少。经济下行期，由于企业资金面紧张，货币政策宽松并不会造成商业信用融资的减少（应付账款的降低）。也就是说，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经济上行期刺激投资扩张的作用主要体现存货水平增加上；

这种增加不同于经济下行期的被动增加，是市场预期乐观引起的主动增加，通常表现在经济上行的初期。而经济下行期，货币政策宽松造成营运资本投资下降主要表现在应收账款的下降。即企业收缩了对外提供的商业信用，

由于货币供应环境相对轻松，收缩信用对于收入增长的负面影响较低。但收回的资金并不是用于同比例扩大投资，更有可能用于现金储备。

表4以营运资本投资组成为因变量模型（1）回归结果 （N=1 380）

3稳健性检验

虽然营运资本投资单个组成可以更加具体地说明营运资本波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营运资本波动原因。但前面已经提及，三个组成的投融资决策从来不是独立的，而是互相影响的。而将三个组成合在一起的营运资本投资指标虽然更加合理，但由于考虑的因素更多，反映的信息过于总括。而营运资本投资的三个组成之间两两组合也具有明确的经济学或财务学含义，在实践和一些学术研究中有时更为常用。因此，分析这些组合的宏观经济效应，可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验证前文所述的营运资本投资的宏观经济效应。

营运资本投资组成的两两组合含义：首先，应收账款+存货的组合反映了不受融资因素影响的纯营运资本投资。其次，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组合反映了企业给予上下游客户的净商业信用。最后，存货-应付账款组合反映了企业支付价款的存货净购买。

表5是以三种组合为因变量的模型（1）回归结果。由表5可知，纯营运资本投资和净商业信用明显受到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逆经济周期变化。而存货的净购买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宽松货币政策对于营运资本投资经济周期效应的叠加作用，在经济上行时主要表现在促进存货净购买上，在经济下行时主要表现在抵消纯营运资本投资和净商业信用的增加方面。货币政策本身的影响在经济上行和下行有明显的不同，在经济上行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促进企业增加存货净购买，但对于净商业信用的影响不显著；在经济下行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使得纯营运资本投资和净商业信用下降，但是对企业存货净购买没有显著影响。

总体来说，以营运资本投资组成两两组合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和前文的分析基本一致。

表5以营运资本投资组成的两两组合为因变量模型（1）回归结果

篇幅所限，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略去。（N=1 380）

五、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的研究发现，主要受不对称调整成本的影响（经济上行期，营运资本投资向上调整的边际成本大于向下调整的边际成本；经济下行期，营运资本投资向上调整的边际成本会小于向下调整的边际成本），而不是受常规投融资因素的影响，使得营运资本投资逆经济周期波动。经济增长越快，实现单位收入所需的营运资本投资越低；经济增长越慢，实现单位收入所需的营运资本投资越高。同时发现，营运资本投资逆经济周期的变动效应，在经济上行时，主要表现为应收账款周转速度加快，而在经济下行时，则表现为应收账款和存货周转速度的同时变慢。经济下行期，经济增速变化对于营运资本投资（或资金占用）的影响相对于经济上行期更加显著。

货币政策对于营运资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于营运资本投资的经济周期效应的叠加影响；另一方面，是其本身通过改变货币环境而对于营运资本投资的影响。

在叠加效应方面，通过经验分析发现，经济上行期，宽松货币政策可以加强经济增长对于企业资金周转的加速作用，而在经济下行期，宽松货币政策可以抵消经济下滑对于企业资金周转速度的减慢作用，从而有利于企业降低财务风险。

反过来说，经济上行期，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减缓经济增长对于企业资金周转的加速作用，而在经济下行期，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强化经济下滑对于企业资金周转的减慢作用，使得企业资金面更加紧张。

在货币政策本身效应方面，理论和经验分析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紧缩政策相比，在经济上行时期，主要通过增加存货投资方式增加企业的营运投资；经济下行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能增加企业营运资本投资，但以降低资金成本、加速资金周转的方式降低营运资本（主要是应收账款）的资金占用，从而改善企业流动性水平。

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首先，经济下行期，经济增长与营运资本占用水平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增长减缓会加大企业营运资金风险。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应该更加重视对于企业营运资本指标的监控和分析。其次，缓解经济下行对于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方法是可以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也可以采取降低企业营运资本占用水平向下调整的成本（如健全社会保障水平和采取更加灵活就业政策）。再次，和其他一些研究货币政策效应的文献结论一样，经济下行时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增加企业的营运资本投资，因此，试图采用普遍宽松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法不一定有效，而且有可能使得一些应该被市场淘汰的“僵尸企业”复活。最后，商业信用融资可以抵消部分营运资本的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效应，但这只是企业对资金周转加快或变慢的一种被动性适应，并不能对于宏观经济周期或政策的作用产生明显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受数据等因素的限制，本文的研究只涵盖了一个经济上行期和不太完整的经济下行期（本轮经济周期的结束时间尚不确定），所以本文的结论尚需要更多完整经济周期数据的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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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逻辑 企业经营哲学 制度

逻辑即因果关系。商业逻辑也就是企业所获得的商业成果与其所秉承的商业理念及其执行方法有着互为推导的关系。换句话说，企业的结果和策略是互为充要条件。我们既可以从目前企业所倡导的价值观、采用的战略等等对企业的未来做出预测；也同样可以从企业的现状追溯其过去的策略与执行是否一致。因此，架构商业逻辑的概念非常必要。

让我们回到三百多年前看看支撑乔家百年辉煌的商业逻辑到底是什么？本文将从企业经营哲学、组织形式和人力资源管理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1.乔家经营哲学：

1.1价值观：诚信义利、和谐共赢

乔氏家业在其风雨百年中能够坚若磐石的根基，应当就是其一直秉承的“诚信义利”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不仅多次救乔家于危难之中，也同时在这两百年间贯穿指导乔家的企业经营和管理。

“诚信义利”其实表达了两个层面的含义。诚信对客户，信用第一。义利对同行，同舟共济。

乔家视商誉为命根，坚持信用第一，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冒险取巧，宁可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

乔家笃信”和气生财”，重视与社会各方的和谐，尤其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和关照。

乔家通过对客户的诚信，对同行的义利，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和谐的经营环境。

1.2经营理念：不断创新、稳扎稳打

乔家从身无分文到闻名于世的晋商，经历多次业务重组。从卖豆芽到草料铺，从茶叶贸易到开商号、票号，充分体现出乔家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经营理念。

不安于现状也不贸然前进，乔家曾用十年的时间试运营票号经营，十年的卧薪尝胆帮助乔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储备了大量的人才，使得票号经营一旦展开，势不可挡。

2.乔家商号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模式

乔家的创新精神也体现在其组织形式的建立，其中尤其以“分号制和联号制”最为有名。这两种组织形式几乎成为现代企业组织架构的雏形。

2.1组织形式：“分号制”和“联号制”

在商业企业组织形式上，采用了“分号制”，类似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控制股权形成的母子公司。

另外还实行联号制，即投资办若干个不同行业的各自独立核算和经营的商号或票号，在业务上相互联系，相互服务，相互支持。这种网络体系近似现代企业集团。

而这种联号制更源于乔家的混业经营，也就是现代的企业多元化经营。

2.2经营模式：商品经营资本与货币经营资本混合经营

货币经营资本是随着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随着乔家资本的发展，逐渐办起了不同业务形式的金融商号。开始时，这些业务在商号内附设，以后逐渐成为独立经营的货币商号――金融业。可以说乔家以商业和金融业相互渗透、混合生长的形式，形成了高效融资的机制，加速了资本周转和增值。

通过乔家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模式我们既不得不慨叹乔家的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又不得不臣服其将“和谐”理念的全面运用。组织架构与经营模式的匹配和谐，和混合经营内部相互支持的和谐。

3.乔家的人力资源管理

一个企业真正的财富是人才，乔家深谙此理，不仅积极储备人才梯队还创新地采用了有效的激励机制，此后还设立经理人制度。

3.1用人理念：

培养人才梯队，乔家的票号职员从挑选到入号，再到学徒，至最后成才必须经历商号严格的考验。同时票号也有清晰的职务规划，从伙计到大掌柜要逐步提拔，以确保其今后在各地票号独当一面的能力。

知人善任，虽然乔家为其职员设定了严格的培养机制和升迁制度，但是对于人才的任用从来都不拘一格。原复盛公的马公甫只是一个伙计，因为被派去向东家汇报经营情况，被东家发现此人能力甚强，后直接提升为复盛公的大掌柜，可谓一步升天。

3.2激励机制--身股制

身股制并不是乔家首创，但是在其他票号只有掌柜才能以身入股，伙计是没有资格的。乔家改制，普通伙计也能以身入股，同时股份的增加是根据当年的业绩决定提升幅度。此外，在乔家票号效力30年以上的掌柜一律保留身股养老。

通过这种改善后的激励机制，员工动力源自于员工利益，大大提高了乔家的凝聚力和工作效率。

3.3规章制度

严格的家规是乔家经营真正的聚宝盆。乔家订了六条家规，这无疑是乔氏家业强有力的精神和道德的支持。

严格号规，以规矩成方圆。乔家为确保其票号的经营，多次完善号规。以大德通票号为例，曾议号规5次，涉及号规74条。

通过集权体制和经理人制度实现管理的收放自如。乔家的大掌柜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德才兼备的精英，因此，他们集权管理字号的人财物权利，使得他们的才干得以充分地发挥。

4.商业逻辑

企业商业逻辑的根基在于其经营哲学，其他的诸如企业战略、战术都应当围绕着经营哲学展开，并保持一致性和持续性。这样的企业才能基业长青。

乔家的企业经营哲学是：诚信义利、和谐共赢、不断创新、稳扎稳打。

为确保诚信，乔家在职员的甄选、培养和纪律方面堪称严苛。此外，乔家的义利、和谐，不仅体现在对外部环境的掌控，对于内部的员工也同样遵守这样的原则。从员工股票到老员工的身股养老都充分体现出乔家对于员工的“义”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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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中的分析数据可知，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因其行业的特殊性具有很高的自有资金负债率，而其他行业则基本在100%上下浮动。除了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综合类这两个行业受政策影响较小，其他行业自有资金负债率很明显在货币紧缩阶段明显增大，均值也由1．62增加到2．02。同时，各个行业的资产负债率指标也有明显的增加，均值由35%增加到39%。这说明在由积极转向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下，中小板上市公司通过债务融资来取得发展资金，这一做法可能存在牺牲对投资者负债的偿还保障，增大自有资金负债率，但总体上来看，中小板上市公司的整体资产负债率并不高，风险还处于可控的范围内。短期负债比例和长期负债比例，分别反映了企业短期和长期负债的风险水平，任何公司不论是长期或短期债务均不能过重，否则除了可能引发财务危机外，还会因不能还债而错失更好投资机会，导致业务萎缩。由表格中数据知，除个别行业外，与2008～2009年的货币宽松环境相比，在2010～2011年的货币紧缩环境下，中小板上市公司普遍增大了长期负债和短期负债的数额，其中长期负债比例的均值增加2%，短期负债比例的均值增加3%。这一现象反映出虽然在央行收紧货币供应的情况下，中小板上市公司还是能够得到银行和其他渠道的资金支持。这一点和国内中小企业在近两年内资金短缺严重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说明已经上市的中小企业质量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对负债结构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小板的各行业流动负债比例普遍较高，不同阶段中小板企业的流动负债比例均值达25%和28%，而批发零售行业、房地产行业的流动负债比例则达到了40%以上。通过和资产负债率的均值比较可以得到无论货币政策如何变化，中小板上市公司的主要负债来源还是短期负债。而长期负债比例除比较特殊的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行业外，其他行业的长期负债比例在不同货币政策阶段均值在5%～6%。由此分析可以看出，中小板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的构成并没有受到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负债经营率是企业长期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之比，反映企业经营资本中长期负债所占的比重。在货币紧缩阶段，除了传播与文化产业、采掘业的负债经营率减小，其他行业都产生了更大的负债经营率，说明企业生产经营资金增多，企业自有资金利用外部资金水平提高，自有资金潜力得到进一步发挥，企业盈利能力增强。

在中小板上市的244家公司在2008～2011年金融危机期间，债务结构变化如表2所示。由表2知，各指标在2008年、2009年与2010年、2011年差别明显。自有资金负债率和负债经营率平均水平明显升高，长期负债比例增速明显大于短期负债比例，且两者都有显著提高。说明企业提高负债，牺牲风险获取收益，在不一样的宏观环境下采取不一样的政策:与积极的宏观环境相比，稳健环境下，负债风险减小，而长期负债风险更小，增大负债成为企业的一致选择。由相关公司资产负债表计算得出，2008年6月30日中小板块板块255家公司中有194家资产负债率低于30%，有241家低于50%，占企业总数的94．1%，只有14家高于50%;而2011年6月30日有169家资产负债率低于30%，有239家低于50%，占企业总数的93．4%，另外有16家高于50%。自宏观调控政策实施后，3年来资产负债率差距比较明显:资产负债率高的公司数量增多，资产负债率低的公司数量减少。说明金融危机后，我国宏观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上市公司在稳定的经济大环境下普遍采用增大负债维持企业的经营。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宏观政策持续稳定，公司资产负债率逐渐增大，债务结构逐渐优化，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和融资方式也逐渐成熟化。从负债结构比例和资产负债率的变化来看，2010年、2011年与2008年、2009年最大的不同，就是企业看待风险的态度，因而经营模式也产生了不同。在我国宏观政策调整的影响下，中小板上市公司均能结合自身的经营状况进行相应的财务结构调整。在国民经济整体增速降低的情况下，通过增大资产负债率等措施提高资金的筹措能力，中小企业整体债务风险依然处于可控范围，反映出中小企业上市公司良好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

在不同的宏观环境下企业会从自身风险和收益出发，采用不同的财务风险控制模式，筹集经营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虽然在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货币紧缩环境下依然能够通过长短期债务融资来筹集发展资金，并得到市场的认可，这和近年各地出现的中小企业倒闭潮相比较已是天壤之别，说明中小板上市公司有着健康的融资结构和健全通畅的融资渠道，紧缩的信贷规模并没有对这类企业产生不利的影响。具体原因应该与中小板上市公司健全的内部控制和良好的融资结构以及较强的获利能力有很大的关系。

本文作者：夏士东工作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高桥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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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特征

我国经济在1982年前基本上处于供给约束型或卖方市场经济阶段；1982年开始进入需求约束型经济阶段。1978—1996年，从总体上说来，农民人均消费和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同步走势，居民消费曲线低于经济增长曲线，并且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和农民人均消费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它们的相关系数分别0.46和0.63.就目前而言，我国经济正处于以下特征阶段：

（一）积累过度，消费不足，市场疲软。居民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5.81％，增大到1996年的56.16％； 居民储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但居民消费增长又与经济增长呈同步走势。并且消费增长大大低于经济增长，消费呈疲软状态。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相当程度上（相关系数为0.46）依靠国内人民消费水平的增长，特别是广大农民消费水平的增长（相关系数达0.63），或者说，我国现在经济增长主要受制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特别是农民消费水平变化。所以，目前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不是扩大出口，而是增加内需，特别是增加农村商品市场有效需求量。居民储蓄增长过快，消费增长弱于储蓄和经济增长，引起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商品滞销，库存积压增多。如国内批发零售贸易企业的年末商品存量，1995年为6705.5 亿元， 1996年增加到7227.3亿元，库存率由1995年的18.13％上升到1996 年的18.75％。

（二）国民经济收入分配中，个人收入比重偏大，政府收入比重偏小，国家财政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被严重削弱。居民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1978年的5.81％增加到1996年的56.16％， 而同期财政预算收入比重却由1978年的31.24％逐年下降到1996年的10.8％。 说明我国这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采取了宽松的轻税富民政策，调整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让利于民，达到民富国昌。个人收入增长的原因在于：一是我国人民具有节俭的优良传统，还没有贷款消费、超前消费的习惯；二是居民储蓄中有相当一部分收入是通过不正当手段由国有资产转化为私人储蓄的，他们人数少，个人消费水平总量有限，对整个社会消费水平影响小，因为多数居民消费水平受制于其收入水平，而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大体上与国家经济增长水平同步发展。所以，一方面由于政府的轻税富民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少数人通过偷税漏税、廉价购买国有资产、行贿受贿等不法手段，侵占国有资产，造成私人收入、储蓄非正常增长，从而导致我国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逐年下降，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逐渐削弱，相应增强市场对经济的自发调控能力。

二、财政政策

随着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国家财政调控经济的手段有所削弱，而市场自发调控力度逐年增强，但是，国家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发展仍有较强的影响。如1978—1996年财政预算内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相关系数达0.59，即国家通过政府公共收入（税收政策）和支出（财政支出）两个基本手段，可以能动地引导、调控经济发展方向、增长速度。如在经济增长过热、消费过度、供给不足阶段，国家可以通过提高税收、紧缩消费过度；供给不足阶段，国家可以通过提高税收、紧缩财政支出，减少公共开支，相应控制私人消费和投资的盲目增长，缩小市场有效需求量，引导经济走上健康、稳定增长轨道；反之，当经济处于市场疲软、消费不足、生产相对过剩阶段，此时适当增加政府公共开支、减少私人消费及投资的税收，激发私人消费、投资热情，来增加市场有效需求总量，从而刺激生产，增加供给，促进经济增长。

（一）降低存贷款利率，征收存款利息所得税。由于近年来市场疲软，消费不足，企业效率下降，工业资金利润率逐年降低。根据资本市场原则，一般情况下，经营资本利润率是金融资本贷款利息率的2倍，金融资本贷款利息率应随经营资本利润率的降低而应降低。具体地说，根据我国目前经营资本平均利润率偏低（1996年全国工业平均资金利润率为7.11％）现状，金融资本年贷款利息率应降低到经营资本年平均利润率的二分之一左右，即一年期贷款率应降低到3.5％左右为宜， 年存款利息率也应相应降低（降到2.5％左右为宜）。同时， 对居民存款利息收入可以开征累进分级所得税（即存款额度越大，对应所得税率为消费、投资，扩大市场有效需求。为防止资本非法转移国外，一是严格控制外汇兑换、流转，二是对转移资本征收资本转移税，税率高于国际资本市场一年期存款利息率。

（二）降低一般投资、消费税率，开征、提高高档消费税率。在多数人解决温饱问题后，住房改善成了大家的首要目标。为改善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的住房条件。促进房地产业复苏、发展，使房地产业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应适当降低中低档房地产交易税率、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和土地占用税率。同时，降低其他中低档消费税率；另一方面，对星级饭店、夜总会、高尔夫球等高档消费场所，可开征特别消费税，提高延席税税率，加强对个人所得税征收力度。

（三）将所有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全部改为税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强化国家财政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国家财政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遭到削弱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预算外收入逐年增加（特别是地方预算外收入几乎达到与预算内收入相等程度），相应预算内收入比重逐年降低。如1978—1992年，我国预算内外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高达27％—40％，平均达33.17％。其中预算内收入比重只有13％—31 ％，平均为18％，1996年则降到10.8％，而预算外收入比重则平均高达15.16％。而同期美国预算内外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只有18％—20 ％，其中预算外收入比重一直控制在4％—5％之间，预算内收入比重则高达15％—17 ％（注：摘于财政部综合司译《美国政府预算收支统计（1934—1994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虽然美国的企业、 私人公共经济负担小于我国企业、私人负担，但其国家财政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与我国相关无几。所以，为增强我国政府财政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应将分散与各部门掌握的各种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全部转化为税收，纳入国库，增加财政预算内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预算内收入比重提高到15％左右，预算外收入比重严格控制在5％以内，直至完全取消。

（四）适当增加中央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弥补降低一般投资、消费税收所减少的财政收入，可适当提高中央财政赤字比重。与欧美发达工业国家相比，我国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偏小，欧美国家高达2％—5％，而我国，1995年为0.99％，1996年只有0.77％。因地方隐形财政赤字大，所以，严格控制地方财政赤字比重，适当提高中央财政赤字比重，将中央财政赤字比重提高到20％左右，则每年可增加中央财政支出700多亿元。另外， 我国目前国家债务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偏小，至1996年仅达2.8％，1997 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才5％左右。 而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国家债务收入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大多在40％以上，其中德国已超过70％。所以，适当提高我国国家债务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之提高到10％—20％，则每年可增加5，000—10，000亿元国家收入。

（五）增加财政社会福利支出，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市场有效购买力。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贫富差距逐年拉大，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两极分化现象。如重庆市，1996年人均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比为3.02∶1，而1997年两者之比则扩大到3.65∶1.从全国看，1995年人均收入最高与最低之差为6035.59元。1996年则扩大到6796.82元。从人均支出占收入比重看，1995年最低收入者支出占其收入比重为94.64％，1996年又进一步提高到94.85％；而1995年最高收入者支出占其收入比重仅为73.29％，1996年又进一步降到70.11％，比同期最低收入者比重低24.74个百分点。 这说明低收入者比高收入者消费欲望强、储蓄欲望弱，或者说，低收入者的潜在购买力强于高收入者。所以，提高最低生活标准（现在大中城市最低生活费每人每月应提高到300 元以上，县级城市最低生活费标准每人每月应提高到200元以上）， 增加最贫困人口的生活补助和失业补贴，可以将他们的潜在购买力转变为现实有效购买力，在扩大市场有效需求的同时，也缩小两极分化，减少社会矛盾，确保社会经济稳定增长。

（六）激活农村商品市场。广大农民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大的潜在商品需求者，农村市场潜在购买力最大，农民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制约力也最大。如1978—1996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相关系数为0.46，而同期农民人均消费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相关系数则高达0.63，呈现显著相关关系。这说明我国农民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要高于城镇居民消费增长水平。因此，现在，刺激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措施是，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水平，挖掘农村潜在市场购买力，扩大农村商品市场有效需求。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有效政策引导：（1 ）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应将各种税费、提留款等一切负担归一，摊入每亩耕地（“一条鞭法”），坚决纠正、杜绝按人头摊派税费、提留款做法，将每亩耕地总负担控制在每亩收入的10％以内（现在普遍在30％以上）；组建农民负担督察委员会，成员由政府执法部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派人士和农民共同组成，加强对农民负担经常性检查、督促。（2 ）增加财政支农投入，发展“两高一优”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财政支出年增长幅度保持在10％以上（扣除物价因素）；逐年削减人头经费支出，增加生产性支出，重点改善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增加农村经济科技含量，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3）大力扩建、 完善农村商品批发市场，搞活农村商品流通。（4）引导农民组建农民消费合作社，减少商品流通中间环节，由农民消费合作社直接与工业生产企业签订商品买卖合同，降低商品流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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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债；风险管理；偿还机制

一、债务置换策略

1.债务置换定义

债务置换策略指地方政府通过发行新的债券来换回之前地方债务持有者手中的即将到期的老债券，是地方政府解决地方债务危机的策略之一。老债券的持有者之所以愿意进行地方政府债务的债务置换的原因是投资者手中持有的老债券很可能出现无法偿还的情况。债务置换不是量化宽松政策，量化宽松政策为在市场中购买中长期国债，增加市场中的货币供给，是一种货币政策，而债务置换是一种财政政策。

2.地方债债务置换的积极效应

第一，进行地方债债务置换是将投资者持有的短期地方债置换成中长期的债务，地方债的总体规模没有扩大，只是延长了地方债的偿债时期，地方债额的总体风险没有因为进行债务置换而增加，总体风险得到控制。

第二，债务置换可以有效地解决地方债出现集中偿还的问题，避免政府在短时间内陷入无法偿还地方债的困境，通过地方债的债务置换，政府可以解决地方债的期限错配问题。

第三，地方债的债务置换可以提高银行资产质量。地方政府债务主要为银行贷款和信托贷款，流动性较差。如果将银行贷款置换成期限更长的债券，可以降低银行资产的存贷比，提高资产的流动性。

3.地方债进行债务置换的不足之处

第一，地方债的债务置换没有从实质上改变地方政府的资产和收入来源，仅仅是改变了目前地方政府债务的期限结构，只是延长了地方政府的还款时间，对于还债资金的来源没有明确改变。

第二，对于地方政府解决地方债的还债问题，债务置换与其说是解决策略，更像是解决地方债的短期应急机制。地方债出现短期内集中还款的根本原因没有得到解决。

第三，债务置换具有一定的行政干预性质，以外部力量缓解地方政府短期还债压力。投资者对债务置换视为无奈之举。

二、PPP合作策略

1.PPP策略定义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合作是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融资模式，鼓励私营企业、民营资本与政府进行合作。PPP合作模式最早是由英国政府在1982年提出的。PPP合作的主要投资项目为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或具有公益性的建设工程，不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

2.PPP合作模式的积极作用

第一，PPP合作模式可以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由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地方财政的收入不能满足地方政府支出的需要，而地方政府需要提供大量的资金建设公共物品，这对地方政府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PPP模式为此提出了解决办法，鼓励地方政府与私营企业、民营资本进行合作。

第二，PPP合作可以转变政府职能，由过去的建设者转变成基础设施建设的监督者和管理者。地方政府对社会资本进行监督和管理，提高工作效率，控制成本在一定的范围，避免资源浪费情况的发生。

第三，PPP合作模式可以解决政府失灵的情况。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要对市场进行干预，使市场达到有效运作的状态。

3.PPP合作模式的不足之处

第一，地方政府承担的风险较大。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风险的分配比例却是不均等的，政府承担的风险要远远大于社会资本的风险。

第二，法律意识淡薄使得PPP合作难以持续。PPP合作模式对政府的官本位思想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社会资本，项目的进行应该严格按照合同的规定，而非政府的政策指令。

第三，政府单方面存在违约的情况，如高速公路的建设是PPP合作的代表，但政府为了人们生活提供便利，提出节假日高速公路免收费政策，这样使得社会资本的投资收入受到影响。

三、地方政府融Y平台经营管理

对于经营性平台的管理，第一，将经营性平台转变成经营性质的企业，摆脱政府管理经营性平台的低效率，在没有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权利的随意使用甚至寻租行为都有可能发生。第二，经营性平台依靠政府资金运营，大多处于亏损状态，没有发挥经营l生平台的经营资本创造投资收益的作用。第三，经营性平台应该建立风险防控机制、信息披露机制和财务运行的监管机制，逐步形成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经营性平台的建设模式，促进地方经济稳步发展。

国家必须出台相关政策来应对地方财政风险，通过形成融资平台的风险预警机制，加强政府信息的披露制度以及财务运行过程中的监督机制等，进而保证融资平台健康运转，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公开融资平台的债务信息，定期通报，将地方政府债务的收入纳入到预算管理体系，逐步的形成一套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规范制度，促进地方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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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煤炭 财务管理 创新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能源的大量耗用，煤炭企业若想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必须找出适应本企业的财务管理方式，以高效合理利用资源，低碳运行。

一、新形势下煤炭企业财务管理的现状及变化

随着低碳经济的到来，煤炭企业除了谋求利润最大化的财务目标，还肩负着保护环境、高效合理利用资源的责任。财务管理的目标之一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对高碳能源的消耗，将自身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力所能及的程度。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调整煤炭企业的整体布局，控制煤炭的总产量，形成大型的煤炭基地，培育大型煤炭企业集团，整合改造中小型煤矿，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矿区。各煤炭企业连续进行资源的整合、并购重组。但煤炭企业属于高危行业，安全风险很高，建设周期比较长、不确定的因素也多，资金初期的投资大，相应的财务风险也比较大。

目前，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并购重组的资金绝大多数是负债筹集到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外部环境复杂多变，财务行为是否能获得收益是不确定的。因此，新形势下煤炭企业的财务管理要着重研究财务风险的防范问题。资金链的延续在煤炭企业的扩张并购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若公司的负债保持在一定的数量时因为税赋抵减的原因和杠杆效应其经营绩效要比不负债经营或者负债规模较小的公司好。在企业的绩效较好的情况下，可增加负债从而减少加权平均成本。在过去的几年里，煤炭企业的整改并购导致公司需要大量的资金，外部融资的加大导致资产负债率不断升高，增加了企业的财务风险。此外煤炭企业的流动负债过多，负债的结构不尽合理。煤炭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的行业，若长期负债和短期负债的比例偏小，企业承担的偿付压力就大。

股改前煤炭企业的股权结构主要是可流通的A股，B股和H股和不可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内部职工股和配股，股权的结构多样。股改后国有股和法人股等非流通股解禁，股权的流动性增强。

二、煤炭企业的财务变化因素分析

随着集团的迅速扩张，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公司的数量增多，往往就会出现资金分散控制力度不够、贷款发生的利息多、营运成本增长幅度过大等情况。其下属的控股公司在银行开的企业账户太多，因此，集团总部很难控制资金的多少及其流动方向，资金在集团内不能被及时用到缺少的部门。集团整体不能有效统筹资金和投资理财活动，导致筹来的资金产生的效益不高或是个别子公司筹融资的资金成本也就是利息支出相对较高。集团总部对应收账款的回收管理力度不够。集团内部各子公司之间的债务相互交错。高层领导更不易获得资金的真实状况进行下一期的资金预算。

目前，煤炭企业的经营绩效虽然尚好，但是营运期间的净现金流量仍不够维持生产。随着煤炭资源的大量流失、环境意识的加深、煤炭员工的安全等问题的深入，公司的耗用煤炭资源方面的补偿、保护环境的支持、为安全生产的支持、煤矿开采完之后的后续支出及转产支出等等都相应的增加。煤炭企业取得银行长期贷款要达到的条件比较高，为了生存必须借入大量的短期借款来满足营运资金的需求。

煤炭企业的固有的风险是经营风险，由于杠杆效应的存在，企业要承担的风险高于经营风险。企业预计的现金流量是否能满足日常的营运，能否及时偿还债务是关键。若出现问题，资产的流动性高、变成现金的能力强还可渡过财务危机。

三、煤炭企业财务管理需创新的方面

1、构建低碳经济下的煤炭企业财务评价指标体系

煤炭企业在指标的设计中可增加碳排放和低碳业绩方面的情况，具体可设计为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和低碳能力。盈利能力指标是指基于一定数量的成本可以创造的利润，可选取常用的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销售利润率三个指标，增设一个碳资产净利润率指标，分别从所有者投入资本的盈利情况、企业全部资产的获利情况、利润与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碳资产投入的获利情况四个角度来反应企业创造利润的能力。企业可把为了实现低碳经济而持有的资产比上年终净利润来衡量低碳的经营效益。在设计偿债能力的指标时，煤炭企业可把负债中因碳的排放问题应交而未交的政府机构罚款、应交而未交的碳排放税、银行用于企业低碳设备或技术投资的长短期贷款、因碳带给企业的预计负债等分离出来。在设计营运能力指标时，可设碳资产的周转次数即碳资产周转率来体现企业使用低碳资产的效率、企业的低碳管理意识实施的有效性。同样，在设计发展能力的指标时，除了常用的总资产增长率、销售增长率外，煤炭企业还可增加碳资产增长率这个指标来反映企业是否有效履行低碳社会环保责任。最后可单独设立一个低碳能力的指标。在低碳经济下企业的能源耗用及温室气体的排放受限制，企业要在尽到保护环境的责任下加速发展，必然会注重低碳资产的投入包括每一单位收入耗用的能源、每一单位利润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2、企业的风险防范与预防机制需不断地改进创新来提高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

煤炭企业的财会职工需具备风险意识，正确地考虑企业的风险容限，建立起自身的财务风险预警系统。国有大型煤炭企业的财务风险与企业的经营规模、业务范围及内容、内部控制的效率、管理的模式等等息息相关，企业应建立具备对危机敏感性好、预警性强、和煤炭企业相关的财务指标的财务危机预警体系。

3、建立煤炭企业集团独立的财务公司

在“十二五”规划下，国有大型煤炭企业不断并购扩张，形成了拥有跨地理位置子公司的集团总公司。投资和贷款规模同比增长，为融资发生的成本也与日俱增，资金流的有效管理日益困难。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大型煤炭集团可建立一个具有独立的财务公司。在我国，这种财务公司可开展的营运活动主要有：吸收子公司或分公司的存款，发行财务公司的债券，同业拆借，对子公司或分公司办理贷款或融资租赁等融资活动，办理内部的商业汇票的承兑、贴现，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等等。财务公司的职能活动不仅可加强企业资金的集中统一管理，而且还可以降低集团整体的融资成本，为集团的投资总决策调配提供了方便。

4、寻找可行的筹集资金方法

国家控股的煤炭集团在制定整体计划时，高级管理人员应认真视察企业财务管理的外部大环境，并根据视察的结果预测可能出现的变化，随时调整筹资方法。财务管理是企业的内部决策活动，企业外部所处的大环境是企业无法控制的，但企业并不会任由大环境主宰企业的命运，相反企业通过调整筹集资金方式来应对这种变化。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金融市场已经相当繁荣，筹资方式也开始多样起来。例如向银行借款，抵押贷款，利用上市公司发行股票，发行公司债券，融资租赁等。通过这些方式调整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对环境的变化能力，能有效应对财务风险。

5、起草有效的会计控制规定并实施

企业内部的会计控制是为了企业按会计准则编制凭证、账簿和报表，保证流动资产和长期资产的有效利用，确保企业按国家的法律和补充文件来行使权利和义务而制定的一系列规章、规定和企业职员行为规范。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中，会计方面的控制是基本。比如原产料的采购和入库，应收和应付款项，大额固定资产的租赁等这些事项都和会计控制息息相关，应引起企业高层的关注。从集团的内部管理来说，有效的会计控制系统是高层经理管理好企业的一剂包治百病的良药，通过有效的会计管理系统，高层可发现企业的管理漏洞和薄弱环节，监督企业基层员工的偷懒和利己行为。只有贯彻了有效的会计控制系统，企业才能据此作出和经营销售有关的财务管理政策。比如长期负债和短期负债的比率，根据现金流量表的现金流量分析方法分析投资活动。对于扩大规模的国有煤炭企业来说，有效的会计控制可以规避财务市场风险。

6、加强资本运营的主导性地位

资本运营的含义是，资本所有者利用可以利用的所有金融资本和经营资本，以优化资本控制为目标，将资本进行拆分和组合，实现资源的有效增值的一种方式。这就要求经营者要以投入和产出比为衡量手段，以资本的增加为目标。在当前的新时代，财务管理对内要进行资源重组和配置，实现资源的长期增值，对外来说，通过重组和兼并，对外发行股票等形式，将企业做大做强。因此，财务部门作为企业的核心部门之一，对内对外的活动都要参与，应将其作为综合的管理部门这种模式转变。财务部门独立进行货币的理财投资。若各方面条件具备，这项活动可成为财务部门的独立的业务活动，包括货币的保管及汇兑等。财务部门手中集聚的大量的货币资金以及金融市场的成熟完善，企业附属财务公司的创立，给企业的财务部门独立进行货币的经营活动创立了前提条件。财务上可参与证券、票据以及外汇的买卖，把货币的经营与信用完全分离开来。

7、完善煤炭企业的财务预算管理

财务预算就是用来反映企业未来一定时期内财务状况的预算，也就是资产负债表的预算，利润表的预算和现金流量表的预算。通过对上一年或同类企业的预算结果进行分析和评价，再结合企业自身的情况和今年可能有的变动，将今年的财务控制设定在一个水平上，将各种成本进行事前控制，再将预算成本逐级分配到基层，所有员工都参与到成本预算中。同时年度结束后，将成本实际额度和成本预算对比，分析。若实际额度大于预算数目，分析产生超支的原因，杜绝由于铺张浪费产生的超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责任落实到人，并和绩效考核挂钩，避免走过场，应付形式。

【参考文献】

[1] 低碳经济与企业责任[DB/OL].人民网，2010-03-24.

[2] 千翠萍：煤炭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探讨[J].财会与审计，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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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即将开始的资本竞争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先行者的足迹，无论是联想对IBM PC系统的收购，还是TCL进入汤姆逊，以及较早前雅戈尔1.2亿并购所属美国KELLWOOD公司的香港新马集团、奥康并购万利威德。这些新鲜的事例成为一个个后续者的追求目标。但在我们做这些未来行为预想之时，可曾考虑过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原有的品牌持有商为什么要卖？我们的服装企业为什么要买？

我们先来看为什么原有的品牌持有商要将企业卖掉，或是希望引入其它资本进入企业。这个问题的大致答案无非有以下几个原因：

1、 企业及品牌市场萎缩导致生存危机，或是现金流出现问题无法继续市场行为的坚持，通过出售企业或品牌实现资本变现。（买断交易）

这种现象在现有的欧美中高端时尚品牌中比较突出。因为受到市场消费下降的影响，企业的现金流与市场规模急剧萎缩，导致企业无法在短时间内应对利润下降与成本上升带来的经营危机。而作为品牌原持有商（除部分品牌依然为家族性财团控制，大多数品牌为管理基金及投资商）不能维持后续资本的投入，因此希望将资产变现成为资金收益。因此，对于企业或品牌的售出基本以价格作为主导因素，对于托手的经营能力与管理能力关注度不高。

2、 引入战略投资缓解企业一时的经营资本危机，为企业“过冬”加“薪”。（投资交易）

这种现像则是原品牌持有商无法继续大量对企业投入后续资金但对企业的未来发展及盈利预期依然抱有信心。因此，在继续维护对企业及品牌的控制权的基础下，通过引入其它资本投资商缓解企业一时的经营资本危机。虽然会产生企业控制力下降，以及今后品牌获取利益的稀释，但依然拥有企业及品牌的掌控能力。因此，在现有欧美各大投行无法行使现金交易的状态下，自然希望通过有实力的资本企业来为其下注。但这种交易方式更多的是战略投资与未来盈利预期，对于企业及品牌的发展方向与管理方式，作为战略投资者而言控制力较弱。

3、 希望通过新兴市场的进入与增长突破企业与品牌的生存空间，或弥补现有市场下降带来的经营危机。（合作交易）

在现金流日益紧张的日子里扩大经营规模与市场覆盖区域无疑需要更多的勇气与信心。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个道理不仅仅只有东方人才懂。面对早已成熟且饱和的欧美市场，亚太市场的拓展一直是各欧美企业的心头期望。在现有的境况中，这种投入更是一剂救病良方。作为无资本投入方式的品牌注入及产品研发自然希望能够有买家能够与其合作实现“知本”与“资本”的结合，因此在这种交易之下卖家更看重托手的品牌经营管理能力与市场控制能力。

而作为买方的中国服装企业，在考虑并购或投资的问题上也主要从“产、供、销”三点来实现目标的预期：

1、 获得更多的前期生产优势转化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消费优势，收购产品研发与生产的基础板块。

作为工业化生产的服装企业而言，在产品前期的研发与生产环节中所占用的资金成本与管理资源最为可观。因此，如果能力对前期的产品成本进行有效的降低即可以使企业的利润得到上升也可以为企业未来市场的开发带来更多的基础动力。

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原欧美品牌企业在亚太地区的合作生产伙伴受到的冲击最为强烈，因而收购这些成熟品牌的原有合作生产渠道即可以弥补中国服装企业在中国日益增长的加工力成本，又可以获得更高产品质量与制造技能的生产渠道且可以避免部分贸易壁垒带来的市场准入问题。例如通过海外并购，雅戈尔集团得到的是分布在斯里兰卡、菲律宾等地的14家生产基地。

而在开发角度而言，大多数欧美时尚品牌的产品研发多采用版权合作制（即与多个产品设计公司进行产品的合作开发，通过采购产品的数量或批次支付设计公司的产品版权），现阶段这些产品设计公司所获得的订单量与客户量急剧减少，因此可以通过更为优惠的资本获得或参与进这些产品原创型的开发公司，进而使中国服装企业现有的产品研发能力获得更高的提升。

2、 海外市场拓展的产品流通渠道收购，或是变向借用流通渠道实现自有产品的快速拓展。

中国服装企业的海外营销是场艰难的苦旅，由于受到自身品牌及经营能力的原因而在欧美成熟市场中的突破极为困苦。而作为成熟型的欧美时尚品牌不仅仅拥有极为丰富的市场资源和渠道资源，而且在管理方式及操作经验上也具有较强的实力。而作时尚产品的流通渠道商，在这场经济危机之下只能向两个方向积极争取自己的利益。一方面是较为高端且不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奢侈型品牌，但限于奢侈型品牌往往在进入条件及资金流转能力上的种种限制，这种转型方式极不实际；另一方面则是向更为下游的大众型便利时尚产品销售转移，而作为基础产品供应地的中国而言，如果渠道经营商能够与中国的供应企业实现更为紧密的合作方式，则在市场运作方面将会带来更高的利益。

而通过原有流通渠道管理商的经营渠道，逐步添加自有产品的市场经营覆盖面也正是中国企业所希望获得的。因而，对产品流通渠道商的收购与资本参与能够为中国企业的市场进入带来方便途径。同时，也可以将企业在原有的产品生产与销售的领域逐步拓展到产品的零售市场与大卖场的营运与管理的领域之内，为企业的市场经营转型提供便利。

3、 品牌所有权或经营权的收购，为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的拓展与经营更来低成本、短投入期的保障。

对于现有的中国市场而方，国际服饰品牌在消费领域的消费形式对比本土品牌有着天然的优势。而全面收购国际品牌则有欠实际，因此可以通过变向收购或部分区域权利的收购方式获得品牌在某一区域的自主经营权。例如：动向体育收购KAPPA中国地区品牌所有权的案例，或是李宁收购LOTTO品牌在中国地区20年品牌权的交易。通过并购雅戈尔得到了20多个知名品牌的ODM（原始设计制造商）加工业务，拥有Nautica、Perry　Ellis等五个授权许可品牌；一个具有数十年经验的国际品牌管理和设计经验的顶尖团队；一个通达美国数百家百货公司的销售渠道；一个保证这些产品顺畅流入这个百货公司的强大的物流系统。

收购已形成市场知名度且能够快速实现品牌市场收益的成熟品牌，不仅仅可以为中国企业快速进入国际市场创造必要的准备条件，而且可以在短时期内利用中国本土熟悉的市场环境为企业获得后期发展的资金。例如Kappa品牌的业务是中国动向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完全掌握Kappa品牌对中国动向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接下来，动向体育将收购日本Kappa所有者ORIX Corporation集团，时机成熟后，中国动向还将会收购Kappa意大利区域的所有权。

因此，对过对比中国服装企业的收购目的与原企业或品牌持有方对于出售的意向，我们可以看到双方还存在一下的分岐与沟通条件。而这种缺乏的条件则需要企业及中国相对应的政策进行支持与协助。所以在进行海外收购之前，我们最应当解决以下两个重要的事情：

1、 资本的充裕性及后续经营的资金投入。

无论是对品牌还是对渠道进行收购，其最为重要的即是收购资本。而对于利润同样日益下降的服装企业而言，这些需要动用以“亿”为单位的资金如何获得即成为了收购企业考虑的任务。

企业现有资金募集的渠道主要有两个途径：

（一）通过证券市场的资金募集获得可供企业进行拓展与营运的备用现金流；

证券市场是服装企业募集资金较为方便的途径。我们也可以看到现有已经上市的企业通过募集而来的资金进行了更多的市场操作，无论是较早前上市的雅戈尔、杉杉这种企业，还是后续在香港上市的李宁、动向体育等服装企业。当资本市场对于企业的未来希望充满期待之时，资本的流向更多充满乐观性。

但对于企业上市为获得更多财务支持而言，企业在获得资金之前往往也存在较大的变数。例如：为了获得上市及财务支持，中国动向不惜与摩根士丹利签订苛刻的“对赌”协议，双方约定：如果中国动向2006年和2008年的净利没有达到2240万美元和4970万美元以上，公司主要股东要以1美元的象征价，向大摩转让不多于20%的已发行股本；相反，公司期内盈利若能超出5590万美元，大摩会向对方转让集团已发行股本的1%。中国动向2006年的净利达到3.06亿元人民币，超过了协议规定的2240万美元，在对赌中先胜一局。2007年中国动向香港上市，其的首张年报显示公司2007年实现利润7.3亿元。通过自身的经营解决了先期约定的经营疑问。

（二）利用其它金融渠道的融资实现自有现金流的充裕；

中国企业可以利用的金融渠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商业性的银行贷款，另一种是投资银行或投资基金这种国际财团。对于前者而言一直是中国企业所不敢面对的，不仅仅因为条件较为苛刻，而且受国家政策性影响也较大。而对于后者中国企业所应用的案例极少，而这种操作方法在国际间却较为通用。

在现有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商务部称，政府应提供税收便利以及放松外汇使用的相关管制，使“走出去”的企业能够发行外汇债券进行融资；继续推动与有关国家签订经贸合作、投资保护、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为企业和政府间的合作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2、 文化差异的弥合与管理方法的融入是使被收购企业获得经营长效的关键；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经营与管理的操作方法上体现较大，因而也使得很多国外企业在与中国方进行企业并购谈判之时，不仅仅原企业的持有方会有较大的顾虑，而且企业的员工乃至企业经营所涉及的国家、各类相关协会也会介入，往往最终国为是中国企业收购而不能为之。

并购最难的问题并不是并购是否成功，最难的是并购之后，怎么把企业管理好、经营好的问题。中国企业去海外收购，需要认真考虑管理团队的国际化问题和管理团队的融合问题。在海外并购方面日本则是前车之鉴，日本企业并不怎么成功，而美国则相对成功。日本当时走出去的企业都是很大的企业，效率应该还是很高的，可是它们在海外收购方面还是很难获得成功，原因包括文化差别、语言差别、管理方法等。而美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成功率很高，这是因为很多大型美国企业并购工作已经做了很长时间，拥有极为丰富的经验，他们知道重点在哪里、难点在哪里。美国企业有专门的部门、团队从事企业并购工作，它们在并购方面投入的人力成本非常高，而且很多美国企业的增长策略就是企业并购。相比较中国目前的情况，我们只有极少数大型公司才有专门从事并购交易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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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借贷；规范性；借贷平台；对策

基金项目：本论文属于安徽财经大学大学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XSKY1455）；指导老师：张俊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12月8日

一、前言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不景气，尤其近些年我国经济有较高的通货膨胀现象，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央行紧缩银根，商业银行流动性吃紧，本来就很难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融资的小微企业只能想尽办法另辟蹊径融资。另外，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使人们积累了大量的私人财富。随着国际化的推进，人们的理财意识也逐步提高，但是银行存款的低利息，还有我国尚不健全的金融市场，很难找到既安全又保险的投资方式。于是，人们更愿意把闲散的钱借给熟人，或者通过熟人牵线搭桥，借给急需资金的人，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民间借贷市场。但这是一种严重依赖于个人信用的金融交易活动，不受国家信用控制和监管机关监管，也没有有效的法律约束，于是这种不规范性可能引发极大的社会风险。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民间借贷的规范性问题进行研究就具有急迫和现实的意义。

二、民间借贷的概念和特征

民间借贷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单位之间，一方将一定数额的金钱出借给另一方，另一方到期归还本金并支付约定利息的双方民事法律行为。作为一种非正规金融交易活动，民间借贷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借贷主体多发生在自然人，以及非金融机构之间。历史上最早产生的信用形式就是民间借贷，随着资金融通需求的改变和扩大，民间借贷从刚开始的以个人信用形式为主逐渐发展为以企业信用形式为主。在借贷的整个过程中，一般涉及两三个主体，资金需求方和资金供给方，或者还有中介担保。

第二，借贷金额一般比金融机构小，期限也较短。由于民间借贷中流通的都是民间资本，资金来源一般都是散户的自有资金，所以每一出借主体可提供的借贷金额一般比金融机构要小得多。当某一资金需求方的资金需求较大时，少数一些资金出借主体就很难满足资金需求，此时的融资极易变为非法集资。又由于资金的来源一般为自然人的自有资金，故其稳定性较差，期限较短。

第三，借贷利率不定，由借贷双方共同议定。民间借贷利率没有官方机构专门进行管理制定，也没有像市场经济中类似价格发现机制的利率发现机制。借贷过程完全由资金供需双方直接或间接完成，利率也由双方的供需关系、亲密程度、还款期限，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共同决定的。如亲朋好友之间的无偿借贷，这种零利率是由双方的亲密关系决定的。又如高利贷，这种高利率是由供需情况决定的。

第四，借贷手续简单。借贷双方一般都是很信任的关系，特别是亲朋好友间用于生活的借贷，当事双方一般都认为没有必要非得采用很正式的书面合同形式。因此，法律法规中也没有硬性要求。所以，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合同的形式既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同时还可以是其他形式的。

三、我国民间借贷中存在的问题

在以蚌埠市为例的实践调查中发现，民间借贷活动有越来越活跃的趋势，参与主体不断增多，同时借贷资本规模也不断扩大。但由于不完善的借贷市场和不规范的中介机构，使得借贷过程很容易诱发各种各样的问题。

第一，不规范的民间借贷容易演变为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活动。由于民间借贷金额一般较小，借贷期限也较短，所以当资金需求方所需筹资数额较大时，便需多方借款，此时不规范的借贷行为极易演变为非法集资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第二，不规范的民间借贷容易引发高利贷、高利转贷等现象。由于民间借贷不受国家专门部门监管，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借贷利率由当事人双方共同商定，即使国家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但是，有些人在高额利息回报的引诱下，罔顾国家法律，进行高利贷活动。

第三，不规范的民间借贷容易造成债务纠纷。由于借贷手续十分简单，一般只是以口头形式存在，所以有可能因为遗忘等一些原因造成债务违约。甚至，当债务人恶意逃债时，债权人因为手续简单以至于没有充足的法律效应，或者根本没有手续，而很难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

四、民间借贷问题的主要原因

第一，资本的逐利性是民间借贷发生的根本原因。近些年，人们的理财意识逐步提高，银行存款的低利息和尚不健全的金融市场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大量的民间资本开始疯狂涌入民间借贷市场，在促进民间借贷市场强势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很多重大的问题。

第二，富足的民间资本和匮乏的小微企业经营资本使得民间借贷的发生成为现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国民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民间资本。近些年，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商业银行流动性吃紧，本来就很难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融资的小微企业只能想尽办法另辟蹊径，来融得救急资金；不仅如此，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受到巨大影响，甚至有些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被正规金融机构拒之门外。于是，资金供求双方不谋而合。

第三，不完善的借贷市场和不规范的中介机构使得借贷过程潜藏着极大风险。目前，国内民间借贷市场尚不完善，其中活跃着各类中介机构，比如企业集资（集股）、私募基金、合会抬会、资金中介以及地下钱庄，还有大量的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等机构的积极参与。这样，不仅不利于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更是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存款、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温床，潜藏着巨大风险。

五、针对我国民间借贷中存在问题的对策分析

实践证明，单靠正规金融无法满足社会日益多样化的投融资需求。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小微企业的融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资金供求失衡的状态。作为一种正规金融的良好补充，以市场的形式使社会流动性得以优化配置，是现代金融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市场化要求，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采取措施来使民间借贷规范化：

第一，在市场层面，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顺应资本的逐利本性。目前的利率制度越来越不符合我国现代经济建设的要求，低利率在我国经济建设初期对我国的社会投资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但现在民众已不再只是习惯性将储蓄放在低利率的银行系统，此时的利率管制只会使人们的储蓄行为变得扭曲，为获得较高储蓄收益而不惜冒险。只有放松利率管制，建立完全由社会总资金供求情况决定各种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才能促进民间借贷资金有序流动，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并消除高利贷、高利转贷等违法行为。

第二，在立法层面，加速推进民间借贷的法制化进程，完善借贷手续，明确借贷双方权利和义务，有效区分合法借贷和非法集资等问题，是民间借贷在阳光下运作。不规范的大规模民间借贷潜藏着巨大风险，但如果能对其加以正确利用，将可以极好地服务小微企业和个人融资。所以，立法部门应当立法确定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规范借贷程序等措施，使民间借贷规范化、合法化。

第三，在政府层面，加强政府的引导作用，切实改善民间借贷环境，加快民间融资平台建设，并且加强监管。对民间借贷采取压制性政策，不仅导致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降低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且还进一步增加了我国金融体系运行的风险，抵消了宏观调控的实际效果，并且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公平价值目标的追求。所以，政府应该加紧建设一个自由阳光、利于监管的民间借贷平台，吸引大量借贷主体参与，并为借贷双方提供保障，这一借贷平台将促进民间借贷有序进行，对防范民间借贷风险起到关键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高庆国.民间借贷存在的法律问题与对策研究[J].特区经济，2012.3.

篇9

 

财务管理目标是财务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财务管理目标是企业理财活动所希望实现的结果，是评价企业理财活动是否合理的基本标准。它是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导向器，它决定着财务管理主体的行为模式。确立合理的财务管理目标、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对财务管理目标的研究，一直是国外财务学者关注的焦点内容之一，近些年我国财务学者也尽力探讨，力求找到既能符合财务活动的内在要求，又能衔接国家财务管理目标，并能满足企业各经济当事人经济利益的要求，实现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对此，回顾财务管理目标的发展，以指出财务管理目标的发展趋势。

一、财务管理目标发展述评

根据现有资料，对于财务管理目标的表述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利润最大化。这一目标是从19世纪初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渊源是亚当•斯密的企业利润最大化理论。有学者明确提出“用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理财总目标是一种客观的选择” （何清波、邢建平，1998），“国有企业管理目标的完整表述应该是:在履行足够的社会责任的基础上追求利润最大化” （祁怀锦，1999）。以利润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目标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利润是企业积累的源泉，利润最大化使企业经营资本有了可靠的来源；另一方面，利润最大化在满足业主增加私人财富的同时，也使社会财富达到最大化。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业主经营逐渐被职工经理经营代替，企业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就不合适了。这不仅因为利润最大化概念含糊不清，没有反映出利润与投入资本的比例关系，还因为即使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如果未考虑到各种利益主体的合理利益，会影响未来企业经营资本的来源。

（二）净现值最大化。20世纪40年代末，西方财务界开始关注资本在企业内部的有效分配，以及企业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随着1951年乔尔•迪安（Joel Dean）的《资本预算》的出版，财务界开始讨论如何在各类资产间分配财物资源，以提高现金流动的净现值。如果一个企业所有各投资项目的净现值最大，企业的净收益就会最大。资本才能真正得以最大化增值。因此现值最大化被视为当时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这一目标考虑了时间价值对资本增值效果的影响，显然优于利润最大化目标，但并为从根本上克服利润最大化目标的缺陷。

（三）每股收益最大化。20世纪60年代，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渐完善，股份制企业的不断发展，每股收益最大化逐渐成为西方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这以目标在科学上更进了一步，因为这里的“收益额”有时间概念，且“每股”又有投入资本概念，它是一定时间内单位投入资本（每股，不是每元）所获收益额，充分体现了资本投入与资本增值之间的比例关系，但这一目标一是未能体现资本投入所面临的风险；二是没有考虑企业股利方针对股票市价的影响。如果企业的目标只是为了每股收益最大，企业就决不会支付股利。

（四）股东财富最大化。这是近几年西方财务管理中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股东财富最大化是用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来计量的，它考虑了风险因素。因为，风险的高低，会对股票价格产生重要影响；也考虑了货币时间价值，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企业在追求利润上的短期行为。因为不管是目前利润还是预期未来的利润对股票价格都会产生重要影响。然而，这种观点也有其缺陷。首先，强调股东的利益，而对企业其他关系主体的利益不够重视，不利于处理好现代企业财务活动中产生的各种财务关系。其次，股票价格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并非都是公司所能控制的，把不可控因素引入理财目标是不合理的。再次，它只适合上市公司，对非上市公司很难适应。

（五）企业价值最大化。所谓企业价值就是企业资产的市场价值，取决于企业潜在和未来的获利能力。企业价值最大化充分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风险价值和通货膨胀价值对企业资产的影响，克服了企业在追求利润上的短期行为，因此，有学者认为该观点体现了对经济效益的深层认识，“它是现代财务管理的最优目标”（荆新、王化成、刘俊彦，1998）。然而，该观点仍受到批评：一是概念上的模糊。大部分学者认为，“企业价值最大化就是股东财富最大化”（刘贵生等，1997）。但有学者认为企业价值与股东财富不是同一概念。“企业价值相当于资产负债表左方的资产价值”，而股东财富应“相当于资产负债表右方的所有者权益的价值”（王庆成，1999）。二是测算上的困难。如果用未来企业报酬贴现值计量企业价值，“从理论上看来颇有道理，但是在实践的可操作上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如果用资产评估值来计量，方法上虽然科学，但是 “资产评估通常在企业经营方式变更、资产流动、产权变更时采用，在企业日常管理、业绩评价中费时费力，事实上也难行得通”（王庆成，1999）。

（六）所有者财富最大化。该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应表述为所有者财务最大化”（郭复初等，1997）。在我国国有经济改革中，所有者的概念已为众人接纳，对股份制企业来说，股东即为企业的所有者，对非股份制企业来说，企业的投资者即为企业的所有者。所有者对企业评价的标准主要是自身财富能否得以最大限度增值，因此所有者财富最大化必然成为财务管理的目标。它不仅符合非所有者之外的企业经济当事人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

（七）资金运动合理化。该观点认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应是实现企业资金运动合理化。（汪孝德、杨丹，1994）资金运动合理化就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出发点，通过对企业的筹资、投资、耗费、收入、分配等各环节的控制和企业各种资产形态的有效管理，使资金运用达到一个相对适应和合理的状态。它的基本内容是实现企业资金流动行、安全性和赢利性的科学统一和协调。该观点的缺陷在于：一是目标本身不能直接量化，例如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目标的表达都是量化的财务管理目标，资金运动最优化目标很难具体量化；二是资金运动是企业筹资、投资、分配等一系列行为过程，资金运动最优化就是企业财务过程的最优化，仍没有回答财务管理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八）持续发展能力最大化。有学者提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应是持续发展能力最大化 （李端生、李占国，1998）。该观点认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必须是经济性目标与超经济性目标的高度统一，是所有者利益与其它主体利益的最佳兼顾，绝不能只是一项非常具体化、定量化、具有明显倾向性的财务指标；必须具有综合性、兼容性，能够全面反映企业的持续经营和稳定发展能力，而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财目标就是 “持续发展能力最大化”。笔者认为，该观点的可取之处在于：第一，能够在理财目标中充分考虑企业管理的最高目标；第二，使企业的理财思路跳出资金管理的局限。其不足之处是：企业持续发展能力最大化是一种高度综合性的企业目标，不是企业理财目标所能涵盖的。 “持续发展能力最大化”本质上是企业经营的最高目标，企业理财目标应当充分体现企业的经营目标，但两者之间不能等同。

（九）EVA最大化。该观点认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应是企业经济附加值 EVA最大化 （艾志群，2002）。EVA是公司营业利润与资本成本的差值，它是衡量企业在某个特定年份中盈利抵偿资本机会成本后的经济利润。EVA最大化的理财目标能将所有者的财务管理目标与经营者的财务管理目标紧密衔接在一条纽带上，所有者主要基于企业 EVA的增长给经营者进行奖励，妥善地处理了经营者与股东的冲突。EVA 考虑了企业所有投入资本的成本，有利于经营者千方百计提高资金营运效果，并授予经营者更大的灵活机动权；EVA最大化的实质是企业的经济利润最大化，也是权衡了经营者利益下的股东财富最大化。但是，该观点的不足之处是：过分注重 EVA 易使企业忽视与其他契约关系的主体利益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除上述九种主要财务管理目标的研究观点外，理论界还不断提出新的见解。如有学者提出用权益资本利润率最大化目标具体衡量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王庆成，1999）；有的学者提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应表述为：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由社会责任、增值额、效用最佳等一系列辅助目标组成 （张涛，1999）；有的学者提出了 “财务决策只有以长期资本增值最大化为目标，才可能克服财务活动的短期化行为，从而才有利于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陆正飞，1996）；有的学者提出“投资者、经营者和社会利益最大化”（朱海芳，1996）；有的学者提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应该分层次，其根本目标是资本增值；直接目标是利润；核心目标是经济效益（张先治，1997）；还有学者提出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应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前提下，追求有效增值最大化和相关利益协调化 （张卓、程凯、邓明然，2002）等。

二、研究财务管理目标应注意的问题

（一）财务管理目标研究的出发点问题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对财务管理目标的出发点可以归结为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财务管理目标是企业所有者的目标。因此，财务管理目标应为“所有者财富最大化”、“EVA最大化”、“资金运动合理化”、“长期资本增值”等。第二种观点认为，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应由包括股东、债权人、经营者、职工、政府、社会公众等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持有。因此，财务管理目标应为“企业价值最大化”、 “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投资者、经营者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等。这种分歧实质上是两种企业观的分歧。其一是“所有者观念”，认为企业是所有者的企业；其二是“实体观念”，认为企业具有独立于所有者之外的人格。从财务环境和经济理论来看，“实体观念”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实际情况。首先，发达资本市场具有投资主体分散化、投资目的多元化的特征。其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要明晰产权关系，即区分出资者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并促使其分离，这就要求确认企业的主体地位。再次，现代经济学认为，企业是一系列生产要素之间的契约。有的论者指出，资本所有权不应与企业所有权混为一谈，重要的是应消除企业是由证券持有者拥有的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这可以说是“实体观念”的经济学基础。最后，未来社会是知识经济社会，企业的资本除了债务资本和股权资本外，还有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等其他形式的资本，在有的企业，这些已经成为会计核算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实体观念”更符合当今时代的发展趋势。

（二）财务管理目标的结构问题

有些论者提出，财务管理目标是单一的。即便认为财务管理目标具有层次性、多元性，其具体提法也存在种种差异。比如：①财务管理目标按范围不同可分为总目标和分目标两类，后者包括筹资管理目标、投资管理目标和营运管理目标等。②财务管理目标分为基本目标和具体目标，前者又分为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③财务管理目标应分为所有者财务管理目标和经营者财务管理目标，后者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④根本目标是资本增值，直接目标是利润，核心目标是经济效益等等观点。

笔者认为，第一，财务管理目标通常就是指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因而不必按财务主体来划分财务管理目标。第二，财务管理目标具有层次性的特点，分目标或具体目标是实现财务总目标或基本目标的手段。第三，财务总目标应当从“实体观念”出发，考虑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第四，在经济体制、资本市场、企业所属产业、企业组织形式等财务环境因素不同时，真正能够影响财务管理目标的利益主体是不同的。如: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利益优先；资本市场不发达时，企业主要靠借款筹资，债权人很有“发言权”；在高科技、知识型产业中，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更具有重要性；在独资、合伙企业中，经营者与所有者往往是同一的，财务管理目标的确定要单纯得多。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财务管理目标的多元性特征。

（三）财务管理目标的评价指标问题

有的论者并不讨论财务管理目标评价指标的问题。这可能是他们认为财务管理目标并非指标计算，不具有可操作性，或认为财务管理目标就是“某一指标”的“最大化”，因而没有必要再讨论财务管理目标评价指标问题。在财务管理目标评价指标问题上的第二个分歧是，有的论者认为这种指标只有一个，而大多数强调财务管理目标结构的论者则设计了多个指标。第三个分歧是在指标的具体设计上，究竟用哪一个（些）指标。

笔者认为，首先，财务管理目标并不直接就是财务管理目标的评价指标。比如，营销管理以“顾客满意”为目标，其评价指标可以是质量投诉次数、“回头客”的多少等。其次，财务管理目标评价指标是财务管理目标的量化表现形式，既然财务管理目标有内在结构，其评价指标也应该是一个体系，至于具体如何设计、计算和运用这些指标，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研究的发展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我国财务管理目标的提法经历了一个不断反复、变化的过程。从利润最大化到财富最大化再到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主线发展过程，中间还有资金流动合理化、持续发展能力最大化、权益资本利润率最大化等观点。现在又有人提出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观点。究竟哪个更适合我国企业，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在该问题中出现的诸多观点，说明财务管理目标引起了理论和实践界的普遍关注，同时也说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理论研究还不成熟。立足现状，展望未来，笔者认为，我国学者对企业理财目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大趋势：

（一） “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是当前呈主流性的学术观点，其他的一些新见解有不少是围绕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中心观点的修补和完善。

（二）注重协调企业多边财务关系主体的相关利益，是确立企业理财目标的一个重要依据。这里的相关利益主体包括所有者和经营者、企业内部的员工、企业的债权人以及其他合作伙伴，理财目标只有充分考虑这些相关主体的利益才是合理的。

（三）关注社会责任已经引入企业理财目标的内容。尽管对企业理财目标如何具体体现社会责任还未进行明确的探讨，但是，众多学者开始关注企业理财目标中的社会责任问题。有的认为承担社会责任是实现企业理财目标的基本约束条件；有的认为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理财的目标之一等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未来的企业理财目标必须考虑社会责任与社会利益。

（四）确立企业的理财目标更应看重企业的长期利益。学者们对利润最大化等理财目标的批评，反映出学者们的一种期望：容易导致企业经营行为短期化的理财目标不是好目标。因此，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试图确立一个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理财目标，在这样的理财目标中，体现资金的时间价值、经营的风险价值和长期效益。

篇10

当前外国资本对我国企业的资本投入都需要以无限责任为限制，外商引入大量的资本在我国成立了外资企业，享受到了我国的政策支持和税收优惠。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我国引进外资的形式不断增加，外资企业在我国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外国投资者看到我国的优惠政策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将自身的资本投入到我国，在我国建立企业赚取更多的经济利润。这些政策和环境的放宽为外资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外国企业也更加积极的进行自身的制度建设和管理革新以实现经营效益的提升。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进一步推进，我国企业也开始建立现代管理制度，国家为了鼓励国内企业的发展，开始缩减外资企业在国内发展所获得的政策优惠，外资企业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要从自身的管理制度方面进行改革。另外，全球经济危机对全国各种企业的冲击也使得外资企业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此，外资企业要突破这种困境，就必须从企业自身的管理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出发，改善财务管理方式，从资金管理、成本管理、会计制度设计和监督制度等方面入手调整管理策略，从而实现外企竞争力的提升，提高外企对抗金融危机的能力，使得外企能够更加稳妥的处理财务方面面临的风险，提高外企的经济收益。

二、外企财务管理水平提高的限制性因素

（一）政策性税收增加了外企财务管理的负担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及相关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税收制度也不断进行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新税制限制了对外企的税收优惠，外企所占有的优势资源减少，与其他企业之间的竞争环境更加接近。同时，我国对外企所附加的城建维护税收及教育方面的税收也进一步增加了外企发展的压力，外企的盈利空间受到挤压。

（二）国际资本并购导致外企财务管理受到冲击

随着外商在我国的资金投入使得我国成为资本的重要输入国，我国的外资数量不断增加。这些外资投入到我国市场以后，一般都会实施并购行为以占据更大的竞争市场。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及相关的法律规定都不够全面及完善，企业在税收、资金管理及资产评估方面会受到我国相关制度的限制，在这样的资本环境下，我国外资企业的财务管理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发展问题。

（三）银行贷款困难导致外企财务管理陷入困境

外资企业的资本投入往往依赖于外国母公司，当母公司无法提供足够的经营资本或者周转资金时，外资企业就容易出现资本危机，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困境中，也会使外企内部面临更加艰巨的管理难题。但是外企无法为银行提供不动产抵押，且我国银行对外企设置了较多的贷款限制，外企获得银行贷款支持的比例甚至不足一半，因此，当外企无法获得银行贷款以实现资金周转时，外企的财务管理就很会陷入困境，甚至会导致企业破产。

（四）金融危机使得外企财务管理受到多方冲击

世界经济危机的余波并未完全消除，外企的外部发展环境不佳，再加上外企母国经济发展变缓，因此，外企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另外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的利率、汇率等波动异常，外企在这样的货币政策中难以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也无法顺利的进行资金结算和货币汇兑，外企的财务管理受到严重的冲击。

（五）外企人权限对外企财务管理体制构成冲击

外企的发展政策一般都要受到母公司的控制，母公司的经营状况、发展战略等都会影响到外企在我国的经营和发展。外企权限受到了过多的限制，其财务管理体制的构建也受制于母公司的整体策略。但是我国的经济制度、税收制度、会计准则等都与外国有所不同，外企采用与母公司相同的财务管理制度难以适应外企在我国的发展需要。

三、推动外企财务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的策略分析

（一）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财务管理制度，建立与母公司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

外企财务管理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受到我国相关制度及政策的影响，因此，外企必须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将母公司的经济策略具体运用，重新构建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相协调的财务管理制度。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知识范围的不断拓展，我国外企财务管理制度的改革及完善需要依靠更加透明、有效的信息共享制度。外企应当强化与母公司之间的信息沟通，保证母公司政策与中国国情的结合，从而使得母公司能够始终保持对外企的控制，实现母公司与国内外企利益上的统一性。另外，母公司需要拓展对外企的控制方式，母公司可以完善集团整体的财务制度，确定更加明确的管理目标，合理分配财务管理职能，保证母公司与外企之间信息沟通的畅通性，促进企业发展的统一共赢。

（二）根据《会计准则》设置适当的会计管理制度，整合企业内部财务信息

我国外企的会计管理制度一般都以母公司的会计管理制度为基础，同时加入我国经济制度中的相关规定，建立起了综合性的会计管理制度。但是外企在我国的会计核算都需要依据我国的《会计准则》进行，外企在会计核算中会遇到不少的冲突。另外，我国的《会计准则》是由先进理念指导，且与国际会计管理制度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其能够为企业的会计管理提供更加科学的引导。因此，外企要调整企业的会计制度设计理念，要对具体的情况进行特殊分析，要根据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出适当的会计管理制度，严格执行我国的会计制度规范，更加科学严密的整合企业内部的相关财务信息，提高会计管理水平。

（三）建立标准成本管理体系，优化生产项目降低企业成本

要推进外企财务管理水平的提高就需要从成本管理方面入手，建立标准成本管理体系，通过将集团内部及相同行业的公司进行横向比较，借鉴其他企业的成本管理经验，在集团内部建立标准化的成本管理制度，通过对同一产品或服务的成本进行横向比较，构建适当的成本管理制度，实现集团内整体成本的控制，优化企业的产品项目，促使整个集团的成产经营活动相互协作，推动企业成本的降低和经验的推广。

（四）增强外企财务管理的风险意识，构建财务监督及制约机制

金融危机对外企财务管理的冲击也增加了外企管理的风险。外企的财务管理工作必须要重视对风险的控制，要加强对财务工作中可能产生的隐患的消除，要建立财务监督制度及权力制约制度，强化对财务工作的规范性管理。外企在处理经济事务时要重视对财务问题的分析，要通过更加科学的方式将可能出现的漏洞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对财务工作中出现的难题要做好风险记录，及时找出问题所在防止问题扩大，危及到企业的经营管理。

四、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