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哲学基础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医的哲学基础，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 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 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 所以， 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 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 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 因此， 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 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 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 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 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 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 所以 ，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 既然如此， 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 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 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 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 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 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 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 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 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 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 在这一研究进路中， 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 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 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 《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 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 也可以这样认为， 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 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 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 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 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 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 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 ，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 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 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 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 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 论世间事迹， 褒君子， 贬小人， 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 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 医理、儒理俱在其中， 《易·辞》为儒者之言， 可用治世， 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 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 ? 医经与易经， 体同而用异， 拙集屡申其义矣。 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 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 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 假年学易， 不闻学医， 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 不为治病之小道， 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 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 犹先于大道， 何故 ? 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 医道也。 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 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 《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 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 因此， 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 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转贴于

我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 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 ──“保性命者， 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 其表明， 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 对应和中者， 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 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 以藏象论之， 脾胃也 ，以五行论之， 中土也。以三焦论之， 中焦也。而和于中者， 人体健康之象也 ，而离偏于中者， 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 辨证者， 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 施治者， 和于中者也; 和者， 由治而达者; 中者， 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 和也者，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 生之本， 本于阴阳天地之间， 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 皆生五， 其气三， 数犯此者， 则邪气伤人， 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 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 时空对应之机也， 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 阴阳离决， 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 天地之道; 一开一和者， 动静之机。”（吴谦: 《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 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 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 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 那么， 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 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 培养在中， 发用在上。”（郑寿全: 《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 萌牙于肝， 培养于脾， 积贮于胸中为大气， 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 中之用也。所以， “凡人中气充足， 则署邪不能相犯 ;署气入侵， 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 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 后天而言， 和于脾胃者也， 先天而言， 和于肾者也， 和于脾胃者， 血之用也， 和于肾者也， 气之用也。所以， 后天而言， “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 全身水道， 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 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 “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 水谷之海也， 平则万化安， 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 “胃受司受纳， 脾司运化， 一纳一运， 化生精气，津液上升， 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 以章虚谷为要， 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 为后天万物之母， 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 生物之道也; 土为太极之廓者， 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 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 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 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 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 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 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 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 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 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 因此， 医易相通者， 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 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 因此， 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 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 中医学在当展方向的问题， 宏观而言， 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 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 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 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 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 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 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 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 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 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 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 但是， 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 笔者认为， 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 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 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 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 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 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 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 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 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 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 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 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 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 但是， 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 例如， 对“道”范畴的研究， 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 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 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 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 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 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 “凡欲为大医， 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 须精熟。 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 如无目夜游， 动致颠损; 次须熟读此方， 寻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 何者? 若不读五经， 不知有仁义之道; 不读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 则不能默而识之; 不读内经， 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读庄老， 不能任真体运， 则吉凶拘忌， 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 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 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 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 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 因此， 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 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 非达到群书博览， 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 举凡历史上的名医， 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 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 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 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 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 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 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 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 就中医学界而言， 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 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 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 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 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 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 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 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 历史和逻辑均表明， 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 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 应当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 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 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释

⑴ 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 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 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 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 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乖诘囊孕问交呐Σ⒁源诵问缴系墓槔嗟姆椒? 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购捅咎迓劢姓苎急绲摹＞芪鞣降男问交恼苎嘉炀土宋鞣轿幕? 但是， 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 例如， 对“道”范畴的研究， 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 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 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 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 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 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 “凡欲为大医， 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 须精熟。 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 如无目夜游， 动致颠损; 次须熟读此方， 寻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 何者? 若不读五经， 不知有仁义之道; 不读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 则不能默而识之; 不读内经， 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读庄老， 不能任真体运， 则吉凶拘忌， 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 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 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 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 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 因此， 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 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 非达到群书博览， 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 举凡历史上的名医， 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 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 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 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 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 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 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 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 就中医学界而言， 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 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 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 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 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 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 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 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 历史和逻辑均表明， 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 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 应当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 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 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释

⑴ 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 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 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 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 不但ケ沉诵问铰呒墓媛桑ㄐ问郊安问降穆呒肼呒安呒男问绞峭骋坏模? 而且不可能从形式到逻辑进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 正如英语和汉语不可能实现在形式到逻辑的统一一样。人类文化的统一首先要求哲学的统一。笔者的研究表明， 人类的文化形式和哲学思维只有在完成时空的形式和方式的还原以后， 才有可能完成， 这是笔者的“时空统一论”哲学体系所力图完成的工作。

篇2

在用英语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人们常常发现毫无恶意的语言会使对方惊讶或愤怒，简单的一句话会使一方捧腹大笑，而另一方则全然不知其幽默所在。请看下面的对话：

A（美国外教）: Hi, you have a pair of beautiful shoes.

B（中国学生）: Thank you, my friend bought them for me in Shanghai. Do you like them?

A: Oh, yes. They look very comfortable.

B: Well, if you like them, I’ll ask my friend to buy another pair for you.

这里的美国朋友只是想礼貌性地称赞一下对方的新鞋子，因为在西方文化中，对他人的新服饰或打扮表示欣赏是良好修养的一种表现。中国学生不了解这一点，热情地要为对方买一双一模一样的鞋子，搞得对方哭笑不得。又如：

A（中国朋友）: Hi, it’s so cold today, why do you only have a T-shirt? Aren’t you cold?

B（美国外教）: I’m fine.

A: Put on a sweater. Otherwise you’ll get a cold.

B: Ok, Mom.

中国学生按照中国的习惯想表示自己对朋友的关心：天冷了多加件衣服。但是这对于美国人来说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因为穿衣打扮纯属个人喜好，他人如此“关心”自己等于在说他不能自立，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这对于崇尚个性独立的美国人来说，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的矛盾最后只能导致双方的不欢而散。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学习英语必须同时注意中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比如，过去中国人见面常常用“吃了吗？”打招呼，那是因为在中国长期以来吃饭是人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这样与英美人打招呼，他们会以为这是在请他吃饭。因为英国人见面常说“天气真好！是不是？”，这是因为英国的天气变化无常，有时一天中甚至会出现犹如四季的变化，人们对天气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觉，常常谈论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了解这些不同的文化背景，就不会产生这些误会。

综上所述，文化知识对于英语教学和学习意义重大，教师在授课的同时应随时渗透文化背景知识，这样学生才能学得一门纯正的外语。那么作为教师，怎样才能有效地教授文化知识呢？

传授文化知识的途径

纵观我国的英语教学，长期以来一直注重听、说、读、写、译几项基本技能的训练和培养。在具体教学中，对于英美文化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造成学生虽然掌握了基本的语言知识，却不能真正流畅地运用这一语言，不能用英语深入、灵活、得体和有效地进行交际。针对这一状况，可以采用如下方法。

1）开设专门的有关文化知识的课程，使学生系统地学习所学语言国家的社会文化知识，如“英美概况”“跨文化交际学”“语言与文化”等课程。

2）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利用多媒体电脑、电影、电视等直观教具了解英美文化。

3）充分利用外籍教师。从学习外语的角度来讲，与讲本族语的人接触十分必要。通过与外教课上、课下的接触可以直接感受到文化的差异。

4）在阅读文学作品、报刊文章时，引导学生留心和积累文化背景、风土人情、社会习俗等知识。对于我国学生来说能够出国留学亲身体验异国文化毕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阅读就成为一条重要的了解文化背景的途径。

5）教师对文化知识的传授和渗透应该贯穿在教学的各个阶段、各门课程中，做到随时遇到随时教授。

篇3

【关键词】 脑出血急性期;田黄冲剂;脑水肿;脑血肿：神经功能评分

脑出血是临床常见的急危重症，发病率和死亡率高，尤其是重症病人30 d内死亡率高达30%～40%，预后极差[1]。本文通过对田黄冲剂组和常规治疗组患者脑血肿、脑水肿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变化的观察，来评价田黄冲剂的临床疗效，并探讨田黄冲剂治疗脑出血急性期的疗效机理。

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入选病例为2007-09～2009-05就诊于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的自发性脑出血患者60例，男性38例，女性22例;年龄42～70岁，平均(51.6±7.2)岁;其中基底结区出血37例，脑叶出血18例，脑干出血5例;均为发病24 h以内者。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临床表现、体征、出血量及合并症等方面，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入选标准脑出血参照1995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全部以CT确诊[2]。且除外合并急慢性炎症、肿瘤、凝血功能障碍、混合性卒中以及接受免疫抑制治疗或手术者。

1.3分组治疗方法60例患者随机分为常规治疗组(30例)和田黄冲剂组(30例)。两组患者均采用脱水(选用天津百特医疗药品有限公司生产的20%甘露醇，依颅高压程度给予150～250 ml，每6～12 h静脉滴注1次，连用3～7 d;若出血量

1.4指标测定

1.4.1脑血肿及水肿体积测定分别于发病当天、第3，7，14天对入组患者行头颅CT扫描，计算脑血肿及脑水肿体积。脑血肿体积〔出血量(ml)〕=π/6×长(cm)×宽(cm)×高(cm);脑水肿体积(ml)=水肿带体积-血肿体积(血肿及水肿带体积的测定均按多田氏公式[3]计算)。

1.4.2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所有入选患者在入院当天和发病后第3，7 ，14，28天进行脑卒中量表(NIHSS)评分[4]，评估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情况。

1.5统计学方法所有实验数据均采用±s表示，采用SPSS 12.0统计软件;两个独立样本的比较用t检验。P

2结果

根据头颅CT结果计算，无论是两组间比较，还是同组不同时段比较，患者脑水肿体积与其血肿体积成正相关，均在第3天出现高峰。田黄冲剂组患者的脑血肿、脑水肿在第7天明显减轻(常规治疗组高峰延迟到第7天)，而常规治疗组患者脑血肿、 脑水肿在第14天才有明显减轻;说明田黄冲剂组患者脑血肿和脑水肿的吸收优于常规治疗组。见表1～2。

2.1ICH患者脑血肿体积情况在发病3天时，各个治疗组患者脑血肿体积达到高峰， 在发病7，14 d时，各个治疗组患者脑血肿均逐渐减轻。在血肿达到高峰后，各时段田黄冲剂组脑血肿体积均较常规治疗组减少。结果见表1。表1常规治疗组及田黄冲剂组患者脑血肿体积比较

2.2ICH患者脑水肿体积情况在发病3d时，田黄冲剂组患者脑水肿体积达到高峰， 在发病7，14d时，各个治疗组患者脑水肿均逐渐减轻。常规治疗组患者脑水肿体积在第7天达到高峰后逐渐减轻。除发病3天其余各时段田黄冲剂组脑血肿体积均较常规治疗组减少。结果见表2。表2常规治疗组及田黄冲剂组患者脑水肿体积比较

2.3ICH患者NIHSS评分情况见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分析，患者的NIHSS评分在发病初期都显著升高，在发病第3天达到高峰，随着药物治疗病情转归而下降，呈逐渐递减降低的趋势。两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的改善在第7天开始，并于第14天田黄冲剂组显示出了优势;到第28天其疗效田黄冲剂组仍然优于常规治疗组。结果见表3。表3常规治疗组及田黄冲剂组患者NIHSS评分

3讨论

脑出血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来自两方面:一是不同部位的出血压迫周围脑组织，另一方面是血肿压迫周围脑组织后引起水肿，破坏脑组织引起功能缺失。对于脑出血的治疗主要在于促进血肿吸收、抑制水肿形成及减少神经功能的缺损。急性期脑出血传统的内科治疗以脱水降颅压、调节血压、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等对症治疗为主[1]。脑水肿是急性脑血管病的共同病理过程，早期主要是细胞毒性水肿，后期则为血管源性水肿，水肿的形成又可加重循环障碍及缺血损伤，扩大缺血范围，并最终导致脑疝形成，因此，阻止和消除脑水肿是治疗急性脑血管病的关键[5~10]。中药三七具有活血化瘀、化瘀而不伤正气的药效，三七用于治疗血管性疾病，历史悠久。《本草纲目》中记载，三七“主治止血、散血、定痛”，具有活血、祛淤、消肿、止痛等功效，且活血化瘀、化瘀而不伤正气，临床应用已有六百余年历史，用于脑血管病的治疗取得较好的疗效，并且自三七中分离到的三七素，其止血作用优于止血环酸;其三七总皂苷不但具有保护脑细胞、减轻脑水肿的作用，还具有解痉镇痛作用[11，12];大黄苦寒降泄，能泄火止血，制后收敛止血力更强，其主要有效成分大黄素、大黄酚和α-儿茶素能提高血小板的粘附性和聚集力，从而加速止血[13];以大黄为主治疗出血性中风痰热腑实证及其并发的上消化道出血、高热已成为临床常用方法之一，作为通腑法的必用药，合理应用大黄对病情的愈后有重要意义。本课题将联合应用田七大黄，以使加强田七保护脑细胞，减轻脑水肿及解痉镇痛作用，配合大黄化痰通腑泄热，釜底抽薪，解除风火上旋之势，使邪有出路，从而达到解毒开窍、通腑泄热、熄风化痰、活血通络之效。

本研究发现，在发病初期， 常规西医常规治疗及田黄冲剂加常规治疗患者的脑血肿体积在发病初期都显著升高，但两组间血肿无明显差异;在发病3 d时，各个治疗组患者脑血肿体积达到高峰，且均值较前加重，且田黄冲剂组与入院时比较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而常规治疗组与入院时比较同样具有统计学意义，这反映了田黄冲剂组出现继发出血现象的患者较常规治疗组多;在发病7d时，各个治疗组患者脑血肿均较前减轻，田黄冲剂组与第3天比较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而常规治疗组与入院时比较同样具有统计学意义，这反映了田黄冲剂组对脑血肿吸收的治疗效果好于常规治疗组;在发病14天时，各个治疗组患者脑血肿均减轻，血肿均明显小于发病第3天。在各时段进行组间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但我们发现在脑血肿达到高峰后应用田黄冲剂加常规治疗患者的血肿体积均在各时间段低于常规治疗的患者，同样说明田黄冲剂具有减轻脑血肿的作用。

脑水肿的的趋势同脑血肿基本相同，在发病初期， 常规西医常规治疗及田黄冲剂加常规治疗患者的脑水肿体积在发病初期都显著升高，但两组间水肿无明显差异;在发病3 d时，田黄组患者脑水肿体积达到高峰，且均值较前加重，且与入院时比较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而常规治疗组与入院时比较同样具有统计学意义，这反映了田黄冲剂组出现继发出水现象的患者较常规治疗组多;在发病7d时， 常规治疗组患者脑水肿体积达到高峰，且均值较前加重，田黄冲剂组患者脑水肿均较前减轻，田黄冲剂组与第3天比较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而常规治疗组与入院时比较同样具有统计学意义，这反映了田黄冲剂组对脑水肿吸收的治疗效果好于常规治疗组;在发病14天时，各个治疗组患者脑水肿均减轻，水肿均明显小于发病第3天。在各时段进行组间比较发病1，3 d均无统计学意义，在发病第7天及14天两组间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说明田黄冲剂可能通过减轻脑水肿的起到治疗作用。

对不同时间段的NIHSS评分进行比较，发现常规西医常规治疗及田黄冲剂加常规治疗患者的NIHSS评分在发病初期都显著升高，在发病第3天达到高峰，随着药物治疗病情转归而下降，呈逐渐递减降低的趋势。通过各组间比较我们发现，只有第28天的时候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田黄冲剂在对病人的功能康复的治疗上具有远期疗效，虽然其它各时段治疗组间及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但我们发现田黄冲剂加常规治疗患者的临床功能恢复要好于常规治疗组且NIHSS评分也低于常规治疗的患者，说明田黄冲剂同样有助于改善脑出血患者的早期神经功能功能康复。在同组各时段的比较我们发现常规治疗组与田黄冲剂组具有同样的趋势，即在发病第3天时神经功能损伤达到高峰，随后逐渐好转。田黄冲剂组在发病第14天时与高峰比较都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常规治疗组在发病第14天时与高峰比较都具有统计学意义，这可以说明田黄冲剂在第14天时的治疗效果，因此我们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临床疗效，挖掘数据，扩大样本量，采用更多更准确评价体系评价患者临床功能及生活质量康复状况以明确疗效。

总之，本研究表明，田黄冲剂对急性脑出血早期预防血肿及水肿扩大，有明显的疗效，对比常规治疗脑出血早期血肿及水肿扩大发生率明显降低，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神经功能。结合前期研究表明田黄冲剂与常规西药比较具有更好的改善症状作用[14] 。因此，田黄冲剂对急性脑出血早期抑制血肿扩大、提高患者生存率及指导临床治疗该病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参考文献

[1] 潘均喜.脑出血的治疗进展 [J].海南医药，2009，20(5)：290.

[2]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1995) [J].中华神经科杂志，1996，29(6)：381.

[3]Young FB，Weir CJ，Lees KR，et al.Comparison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with disability outcome measures in acute stroke trials[J].Stroke， 2005，36 ：2187.

[4]Rosell A，Ortega-Aznar A，Alvarez-Sabin J，et a1.Increased brain express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 after ischemic and hemorrhagic human stroke[J].Stroke，2006，37:1399.

[5]王维治.神经病学[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149.

[6]唐伟，邹飒枫.针刺预处理对脑缺血/再灌注大鼠脑水肿及腺苷水平的影响[J].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2007，14(3)：166.

[7]Su C. Y.， Chen H. M.， Kwan A. L.， et al.Neuropsychological impairment after hemorrhagic stroke in basal ganglia[J]. Arch Clin Neuropsychol， 2007，22:465.

[8]Nys G. M.， van Zandvoort， M. J..Cognitive disorders in acute stroke: prevalence and clinical determinants[J].Cerebrovasc Dis， 2007，23: 408.

[9]Fujita K， Kato T， Shibayama K. Protective effect against 17 beta-estradiol on neuronal apoptosis in hippocampus tissue following transient ischemia/recirculation in Mongolian gerbils via down-regulation of tissue transglutaminase activity[J]. . Neurochem. Res2006， 31:1059.

[10]Ko A C，Chen A Y，Hung V K，et a1.Endothelin-1 overexpression leads to further water accumulation and brain edema after middi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via aquaporin 4 expression in astreytic end-feet[J].J Cereb Blood Flow Metab，2005，25：998.

[11]高学敏.中药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595，988，1104，1422.

[12]骆和生，王建华.中药方剂的药理与临床研究进展[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210，248.

篇4

[关键词] 出血性脑卒中；血清；脑脊液；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

[中图分类号] R743.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210（2010）11（a）-012-04

Study on the content changes of neuron specific enolase in serum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of patients with hemorrhagic stroke

REN Bin1, CHEN Laizhao2, GUO Tao1

(1.Clinical Department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1, China; 2.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the 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neuron specific enolase(NSE) in serum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of patients with hemorrhagic stroke in acute stage,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Methods: Samples of serum and CSF were examined on day 1,3,7 and 14 after onset in 40 patients with hemorrhagic stroke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and analyzed statistically. Clinical outcome was assessed on the 30th day after onset with the Glasgow Outcome Scale(GOS)and Glasgow Coma Score (GCS). Results: The levels of NSE in hemorrhagic stroke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severity of the disease. It reached maximum within 3-7 days, and decreased within 7-14 days. In the early stage after onset (within 14 days), the more severe the condition at the corresponding time points, the lower GCS score, the value of NSE was higher (P＜0.001); the levels of NSE in serum and cerebrospinal fluid in the excellent prognosis group increased,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erences between the excellent prognosis group and worse prognosis group (P＜0.05); in the same patient, the value of NSE in CSF was higher compared to the serum one (P＜0.05). The contents of NSE in serum and CSF in patients with hemorrhagic stroke were positive correlation (r=0.966,P＜0.05). Conclusion: It indicates that NSE may serve as quantitative biochemical markers, and its levels may reflect the degree of brain damage. As well as, it may prove to be an index of monitor and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hemorrhagic stroke.

[Key words] Hemorrhagic stroke; Serum; Cerebrospinal fluid(CSF); Neuron specific enolase(NSE)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n specific enolase，NSE)相对分子量为78 kD，是烯醇化酶的一种同工酶，特异性地存在于大脑神经元和神经内分泌细胞中，是神经元的标志酶。在一些脑损伤性疾病中，如脑卒中、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外伤、癫痫等，都曾发现患者的血清和(或)脑脊液NSE浓度升高[1-5]。NSE作为判断中枢神经元损伤程度的重要参数，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临床和科研工作者的关注。本文通过对出血性脑卒中患者发病早期的血清和脑脊液NSE水平进行动态检测，观察二者NSE水平的动态变化及其关系，探讨NSE在出血性脑卒患者病情发生、发展及预后中的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9年5月～2010年10月我院神经外科收治的40例出血性脑卒中患者，其中，男20例，女20例；年龄40～84岁，平均(59.8±9.6)岁。全部病例均为首次发病，而且在起病24 h内入院，诊断全部符合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6]，并均经头颅CT或MRI检查确诊。排除合并有脑外伤、恶性肿瘤、继发性脑出血（肿瘤出血、颅内动脉瘤、动静脉畸形等）、严重心功能不全及慢性肾衰、以及既往有脑中风或癫痫病史者。各组之间性别和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实验方法

1.2.1取材 40例患者均于入院24 h内及第3、7、14 d的凌晨空腹采集外周静脉血和脑脊液各2 ml，每一相对应的血液和脑脊液标本的采集时间相差不超过1 d。采集标本后迅速常温离心（3 000 r/min）10 min，分离后取上清液置于-80℃备检，避免反复冻融。如有溶血标本则弃之。

1.2.2分组 所有患者入院后按格拉斯哥昏迷计分法（GCS评分标准）分为两组：GCS 3～8分组和GCS 9～15分组。

以格拉斯哥预后量表评分(GOS评分)评定患者发病30 d时的预后：死亡，1分；植物人生存，长期昏迷，2分；重度病残，需他人照顾，3分；中度病残，生活能自理，4分；恢复良好，能正常生活，5分。GOS 1～3分为预后不良组，GOS 4～5分为预后良好组。

1.2.3 NSE检测方法 应用ELISA法检测血清和脑脊液NSE浓度。NSE-ELISA试剂盒由上海领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采用长春赛诺迈德医学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自动酶标分析仪SPR-960进行检测，严格按照试剂盒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最后结果根据标准曲线换算成实际浓度。标本均为复孔检测。NSE单位为ng/ml。

1．3 统计学方法

本实验在SPSS 13.0统计软件下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或秩和检验，两两比较用LSD或Dunnett T3。变量间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或Spearman秩相关检验，以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血清及脑脊液NSE变化规律

NSE水平在发病后的不同时间(24 h内，第3、7、14 d)之间比较，第3天和第7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余各时间点相互间比较差异均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01）。出血性脑卒中患者发病早期（14 d内）四个时间点血清和脑脊液NSE的平均水平均于起病后3～7 d达高峰，7～14 d逐渐下降（表1、2）。

表1 各评分组不同时间点血清NSE的比较（x±s，ng/ml）

Tab.1 Comparison of serum NSE in different time points between the two GCS scores (x±s，ng/mlm)

与24 h比较，*P＜0.001；与3 d比较，P＜0.001；与7 d比较，P＜0.001。与GCS 9～15分组同一时间比较，P＜0.001

2.2 病情程度与血清及脑脊液NSE水平的关系

本次实验表明，无论是血清还是脑脊液，同一时间点，GCS评分不同组间NSE含量相比较差异均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01），GCS 3～8分组的平均水平高于9～15分组的平均水平，表明GCS评分越低，NSE含量越高（表1、2）。

2.3 NSE与预后的关系

本次实验表明，同一时间点，不同预后组的血清及脑脊液NSE水平相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预后不良组NSE水平高于预后良好组。预后不良组NSE平均水平在脑出血第3日出现骤升,且在第7日和第14日都保持较高水平,而预后良好组NSE水平曲线较预后不良组相对平坦（表3、4）。

表3 不同预后组血清NSE比较（x±s，ng/ml）

Tab.3 Comparison of serum NSE between the excellent and worse prognosis groups (x±s，ng/ml)

与预后良好组同一时间比较，*P＜0.001

表4 不同预后组脑脊液NSE比较（x±s，ng/ml）

Tab.4 Comparison of CSF NSE between the excellent and worse prognosis groups(x±s，ng/ml)

与预后良好组同一时间比较，*P＜0.001

2.4 血清NSE值与脑脊液NSE值的关系

本试验表明，血清NSE与脑脊液NSE呈正相关（r=0.966，P＜0.05）。

3 讨论

出血性脑卒中的基本病理变化为脑血管壁的粥样硬化，纤维素样变性、坏死，致使血管壁破裂，颅内血肿形成，进而破坏脑组织；出血及其周围组织水肿可压迫邻近脑组织结构，甚而发生脑疝，故该病具有较高的致残率和死亡率。NSE是糖酵解途径过程中的一种酸性蛋白酶，主要存在于神经元和神经内分泌细胞中，对维持神经系统的生理功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不与肌浆蛋白结合，较易释放，这为脑组织损伤后检测血清及脑脊液中NSE的变化提供了依据[6-7]。当缺血、缺氧、中毒或损伤时，由于神经细胞膜完整性被破坏，NSE从缺血或坏死的细胞中释放出来，致使脑脊液NSE增高，由于血-脑屏障的破坏，NSE进入血液循环系统中，致使血NSE增高[8-9]。

3.1 NSE的变化机制

国外临床研究发现[5，9]，脑卒中后患者血清NSE升高可出现两个高峰：起病后24 h内常有一短暂的升高，为初期脑神经元损伤所致；第二个高峰出现在起病后72～96 h，恢复较缓慢，可维持数天，为脑水肿及再灌注脑损伤所致。本实验的研究结果表明，出血性脑卒中患者发病早期（14 d内），四个时间点NSE的平均水平于起病后3～7 d达高峰，这与以上的研究结果相吻合。研究还发现，随着病情进展、不同的病情程度，GCS评分不同的患者血清和脑脊液NSE水平均于发病后7～14 d逐渐下降，NSE出现先升高后逐渐下降的过程，原因可能为，⑴NSE升高的原因：①脑卒中后早期，全身的应激反应状态致使交感神经活性增强，血管收缩，从而导致脑组织缺血缺氧，神经细胞受损，膜崩解，大量NSE从细胞内逸出释放入脑脊液及血液。②脑卒中后血-脑屏障受损，NSE可通过受损的血-脑屏障漏至血液中，这已被动物实验所证实[10]。③血肿的直接压迫，颅内高压以及脑水肿可致缺血性脑损伤的级联反应恶化，从而加重脑卒中的原发损伤，导致大量神经元坏死，引起或加重迟发性神经元损伤。④血肿内破碎红细胞的降解产物，血红蛋白的分解产物以及炎性介质等的毒性作用，均可致Ca2+超载、自由基连锁反应加重[11-13]。⑵下降的原因：①脑卒中后机体出于应急反应，通过各种途径使NSE的来源减少，并清除坏死神经元释放的NSE，使NSE浓度下降。②在缺血、缺氧状态下，由于神经元进行糖酵解，NSE消耗增加。③早期坏死神经元的NSE可能已经释放殆尽[14]。④随着病情进展，脑水肿在逐渐减轻甚至消退，脑组织的侧支循环也逐步建立起来，出血所致的损伤逐渐趋于稳定甚至好转，脑卒中患者开始进入恢复期，其血中NSE水平开始逐渐下降。因此，我们认为对出血性脑卒中患者早期检测其血清和（或）脑脊液NSE能反映脑组织的损伤程度，NSE水平的动态变化可以有效地反映卒中后患者的病理生理变化，帮助了解脑原发性和继发性损害的情况。Marchi等[15]也赞同这一观点。

3.2 NSE与病情严重程度和预后的关系

血清NSE是急性脑血管病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有效指标，可以提示脑损伤的严重程度并决定患者的预后[16-17]。Cunningham等[18]的研究发现，出血后1周内血清NSE浓度较对照组明显升高，升高的程度与病情的严重程度有关。本次实验对GCS评分不同的两组患者同一时间点的脑脊液和血清NSE值分别进行了比较，差异均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01）。这表明同一时间点，患者病情越重，GCS评分越低，NSE含量就越高。可见，出血性脑卒中患者发病早期，病情越重，死亡崩解的神经元越多，血-脑屏障受损程度越高，神经元释放入脑脊液和血的NSE就越多，脑脊液和血清中NSE含量就越高。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出血性脑卒中不仅有NSE的升高，NSE的高低也反映了脑组织被破坏的程度和病情的严重程度。

本实验亦表明NSE与患者病情的预后有关。研究发现，预后不良组病例血清和脑脊液NSE水平在病程各时间点均较预后良好组增高，而且在病程第7、14天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曲线增长幅度较大，而预后良好组的曲线相对较平坦，说明预后不良组患者此时的继发性神经元损伤较重，可能遗留有重度残疾。此表明，NSE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示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早期预后，病程中NSE明显增高者，病情凶险，如果NSE持续维持在较高水平，则临床预后不佳。与国内学者报道的结果基本一致[19-20]。

因此，NSE有可能作为药物设计的潜在靶点，成为治疗出血性脑卒中的有效途径。病程中对其进行动态监测有利于医师及时准确地评估脑实质被破坏的程度，提示患者的病程转归，以便及时地进行临床干预。

3.3 出血性脑卒中患者血清与脑脊液NSE的关系

血液在血管系统内不断的循环流动，是内环境中最活跃的部分，能够通过沟通各部分组织液与外环境的交通来进行物质交换，因而人体各系统、组织、器官的病变可以在血液中得到反映。脑脊液主要由脑室内的脉络丛组织产生，经循环回流入血液的静脉窦，它在不断地产生，又不断地被吸收回流，由此循环反复，对神经系统起着支持保护的重要作用。血脑屏障在维持中枢神经系统的正常生理状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生物学作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常引起血-脑屏障结构和功能的剧烈变化，致使血-脑屏障通透性增加。因此，血液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脑脊液的变化，而脑脊液的变化也能够反映血液的改变。动物实验发现，中枢神经元坏死、崩解后，NSE可以自胞质释放入脑脊液，并通过受损的血-脑屏障漏至血液中[8]。本次实验表明，出血性脑卒中患者同一时间点各自的血清和脑脊液NSE呈正相关，提示当脑组织发生出血性损害时，不仅脑实质遭到了破坏，使得脑脊液中NSE升高；同时血-脑屏障也受到了损伤，致使血清中NSE也升高，说明血清NSE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间接反映脑脊液NSE的变化，这与以上的研究相一致。研究还发现同一时间点的脑脊液NSE较血清NSE高（P＜0.05），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不同病变部位神经元的易损性不同，距蛛网膜下腔的远近不同，以及释放出的NSE被局限或被消耗等影响因素造成[21]。

综上所述，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血清和（或）脑脊液NSE为判断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程度提供了定量信息。动态监测血清和（或）脑脊液NSE水平变化不仅对出血性脑卒中患者病情的评估有帮助，对疾病预后、指导治疗及疗效观察也有一定的意义，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邵慧军.脑出血急性期血清NSE测定的临床意义[J].心脑血管病防治,2006,6(6):364-365.

[2]Yamazaki Y, Yada K, Morii S, et al. Diagnostic significance of serum neuron-specific enolase and myelin basic protein assay in patients with acute head injury [J]. Surg Neurol,1995,43(3):267-271.

[3]Greffe J, Lemoine P, Lacroix C, et al. Increased serum levels of neuron-specific enolase in epileptic patients and after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a preliminary report [J].Clin Chim Acta,1996,244(2):199-208.

[4]Weglewski A, Ryglewicz D, Mular A, et al. Changes of protein S100B serum concentration during ischemic and hemorrhagic stroke in relation to the volume of stroke lesion [J].Neurol Neurochir Pol,2005,39(4):310-317.

[5]Schaarschmidt H, Prange HW, Reiber H. Neuron-specific enolase concentrations in blood as a prognostic parameter in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J]. Stroke,1994,25(3):558-565.

[6]中华医学会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疾病学术会议.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J].中华神经科杂志,1996,12(6):379-381.

[7]林坚,王怀瓯,林逢春.兔脑出血急性期血浆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的变化及意义[J].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06,9(1):41-43.

[8]Barone FC, Clark RK, Price WJ, et al. Neuron-specific enolase increases in cerebral and systemic circulation following focal ischemia [J]. Brain Res,1993,623(1):77-82.

[9]Missler U, Wiesmann M, Friedrich C, et al. S-100 protein and neuron-specific enolase concentrations in blood as indicators of infarction volume and prognosis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J]. Stroke,1997,28(10):1956.

[10]Angelov DN, Neiss WF, Gunkel A, et al. Axotomy induces intranuclear immunolocalization of neuron-specific enolase in facial and hypoglossal neurons of the rat [J]. J Neurocytol,1994,23(4):218-233.

[11]Stevens H, Jakobs C, de Jager AE, et al. Neuron-specific enolase and N-acetyl-aspartate as potential peripheral markers of ischaemic stroke [J]. Eur J Clin Invest,1999,29(1):6-11.

[12],范生尧.脑出血患者血TNF-α、ET、NSE水平变化[J].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2006,13(4):250-251.

[13]王忠诚.王忠诚神经外科学[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368-379.

[14]毛向莹.脑出血患者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的动态变化[J].医药论坛杂志,2007,28(19):40-41.

[15]Marchi N, Rasmussen P, KaPural M, et al. Peripheral markers of brain damage and blood-brain barrier dysfunction [J]. Restor Neurol Neurosci,2003,21(3):109-121.

[16]Oh SH, Lee JG, Na SJ, et al. The effect of initial serum neuron-specific enolase level on clinical outcome in acute carotid artery territory infarction [J]. Yonsei Med J,2002,43(3):357-362.

[17]Lamers KJ, Vos P, Verbeek MM, et al. Protein S-100B, neuron-specific enolase (NSE),myelin basic protein(MBP) and 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 (GFAP) in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and blood of neurological patients [J]. Brain Res Bull,2003,61(3):261-264.

[18]Cunningham RT, Watt M, Winder J, et al. Serum neuron specific enolase as a indicator of stroke volume [J]. Eur J Clin Invest,1996,26(4):298-303.

[19]黄菊明.脑出血患者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测定的临床价值[J].心脑血管病防治,2006,6(1):16-17.

[20]赵明哲,史万英,朱荣彦,等.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与急性脑出血关系的研究[J].临床神经病学杂志,2007,20(2):134-136.

篇5

关键词：中医思维方式，中国哲学，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N04；R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78（2012）05—0050—03

医疗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保障体系，成为深入参与全球化进程的领域之一。近年来，针对中医与现代医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呈现出更深入、更理性、更追本溯源的发展趋势，很多研究者开始从其产生的社会物质基础和哲学思想方面来考虑中西医学的差异。于是便出现了“中医思维方式”“西医思维方式”等在意识思维层面体现二者对比特点的新词。

笔者从中医思维方式的产生谈起，详细介绍中医思维方式的特征，旨在将“中医思维方式”一词的内涵解释清楚，从而方便行业内外的研究者了解到，一种医学的思维方式并非独立于社会生活之外存在，其产生与发展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物质条件有着紧密的联系。试以此文抛砖引玉，与其他同人共同探讨研究，为中西方医学的发展，做出一些贡献。

一中医药理论具有典型的东方式思维模式

实践方式是思维方式的基础与源泉，实践方式决定思维方式，思维方式依赖于实践方式。系统化的中医理论是古代医家在当时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吸取了当时哲学、地理、天文等诸多学科的先进成果，对当时临床实践的一次大的理论总结，它归根结底是实践的产物，同时又经过了几千年实践的检验。

中医药理论具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特有思维方式是建立在中国哲学思维模式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哲学几千年来是一脉相承的，先秦文化的异常繁荣基本确立了中华文化的基调。后来的独尊儒术，道家和道教的兴起，印传佛教的中国本土化改造，以及宋明理学的兴盛……凡此种种，俱不离经。可以发现，秦汉之后的哲学发展，只是对先秦哲学的交融整合，即使作为外来的佛教也不可避免地被本土哲学改造为中国特色的“禅”。但正是这些漫不经心的融合交织，产生了哲学上的重大创新。

中医学的发展也是这样，理论的诞生推进了临床的发展，而每一次重大理论的创新都是在同哲学思想的整合中带动的。中医学的生物医学属性是在天人合一观念、整体辨证理念、自然中和思想、自稳自律和机转规律、混沌思维、意象思维的中国哲学思想指导下，结合了对人体病理生理的生物学认识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这种思维模式是建立在中国哲学思维模式基础上的。天人合一、整体辩证观念、意象思维、混沌思维……这些中国哲学思想的观点都能在中医药理论中得到体现。中医学每一个理论的产生大都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指导，如藏象理论、肾命理论、枢机理论、四气五味理论、君臣佐使理论、病因病机理论、形神理论、五运六气理论、灵龟八法理论、针灸补泻理论，以及治则治法理论、预防养生理论等，难怪乎先人径直把《黄帝内经》当作先秦哲学著作1。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还原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几乎所有中医理论的根源。也就是说，在哲学中，我们总能够在后者身上觅到前者的影子，而在中医理论的每一次突破中，我们也总能寻到一脉相承的东西。这实际上就是中医学发展的轨迹。

二中医思维方式特点

1.中医思维方式具有情感思维的升华

情感思维是在人类与自身生存“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思维方式。在思维的过程方面，情感思维并不具有逻辑思维那样明确的思维规则、思维程序和思维方法；在思维的结果方面也不具有逻辑思维那样的清晰性、准确性和可传达性，而是体悟式的、隐晦的，甚至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在情感思维中，主体与客体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交融，彼此渗透的。主体从自己的经验和情感出发，将自己的体验、情感不自觉地赋予并加在客体上。

由于中医理论形成初期所在的社会环境没有发达的科技水平和文明，先人所感知到的现象、形式也就是事物的全部。“由于现象或形式就是事物的全部，任何符号、标记与那一实在的事物相等同”，所以“任何画像、任何再现都是与其原型的本性、属性、生命‘互渗’。……由于原型和肖像之间的神秘结合，由于那种用互渗来表现的结合，肖像就是原型。”2

中医药理论产生于生产力并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古人通过自身与环境间的沟通体悟，产生了粗疏的哲学理论和世界观，并将此推演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朴素的阴阳五行哲学将古人的生活环境归纳为几个方面，同时古人将对自身的认识与朴素的哲学相结合，如在掌握了简单知识的基础上，将脏腑器官、季节气候、昼夜晨昏、时间方位等与五行相对应，从而出现五脏六腑、五时、五方、五运六气等等。这类知识具有浓厚的本民族文化特点，如果缺乏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中医药理论中的相当部分内容都会给人晦涩、神秘甚至难以理解的感觉。

2.中医思维方式体现经验思维的总结

篇6

一是保持中医学理论的原汁原味，不与西医学相融合。以匡萃璋先生的“两种牛不人工授精论”为代表。强调建立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中医学有自己的原理，即整体论，认为目前应强传统之体，宏中医之用。

二是强调以现代科学研究中医中药，使中医中药脱离其传统理论，成为世界公认的科学。部分西医学习中医的专家及中医学习西医的人员，持此种观点。引以为荣的代表成果如日本的小柴胡汤制剂获得美国FDA认证。此观点遭到传统中医学者的抵制，认为似乎是“废医存药”之风重来。但因研究药剂有客观的经济效益，目前此风难止。

三是主张在保持中医学特色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即强调充分继承挖掘中医学的传统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与创新。只要研究的核心、本质是中医学的，所用的方法既可以是传统的思辨，也可以是现代科学的调研、分析、实证。我认为这是中医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下面谈谈我对中医学理论发展目标及创新思路的理解。

1中医学理论的创新目标

中医学理论发展的总体目标，一般说来是实现中医学理论的现代化。要实现中医学理论的现代化，以下5个方面的分目标必须优先实现。

1.1中医学理论范畴中基本概念的规范化

中医学基本概念的规范化，是指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基本概念的内涵是确切的，外延是清楚的，表述是统一的，没有概念的泛化或歧义。中医学基本概念的规范化，有利于中医学的发展，有利于中医学的对外交流，有利于提升中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与中医学作为一门医学科学的身份相符。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虽然对中医学基本概念的规范化做了一些相应的工作，如正在建立中医学名词术语及其英译的国家标准，但尚有大量问题需要解决，如:①精与气概念的混用；②精、气与古代哲学范畴中关于宇宙本原的精、气概念的混淆;③阴虚与精虚、血虚、津液不足分不清，阳虚与气虚难区别，并出现气阴两虚与气阳两亏等有悖逻辑的术语；④脏腑之精、脏腑之气、脏腑之阴、脏腑之阳的内涵不清，关系不明等。

中医学某些基本概念的内涵不清，其原因有多种。而解决的办法，应是调动全国的中医学基础、文献学科的专家和中医临床学家来共同研究，在调查大量的有关文献和临床资料之后，共同讨论确定。

当然，中医学基本概念的规范化，不是限制人们的思维，而是在培养我们的学生时，有一个规范的说法;在编写教科书时，有一个可遵循或参照的标准；在对外交流时，有一个可让国外友人容易理解的相对规范的表述。

1.2证候概念的规范化及诊断标准的确定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诊治特色，证候也就成为中医学基础和应用研究的核心问题。近几年对证候的研究，包括对证候诊断标准的研究和证候内在机制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问题是:①证候的概念内涵至今不甚明确，某些中医专家，甚至《中医内科学》教科书中，仍然将证候规定为“症状和脉象”与现行的《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学》教科书中的表述不符。②证候的分类仍然有待改进，证候分类的层次应该清晰，从类证（如虚证、实证、热证、寒证、表证、里证、阴证、阳证等八纲证，太阳、少阳等六经证，卫、气、营、血证，上焦、中焦、下焦证等)到一个实施治疗的具体证候，一般都有几个层次。③某些中医证候诊断术语概念不清。一是由于中医学某些基本概念内涵不清而导致的证候诊断术语不确切和不规范，如上面提到的气阴两虚、气阳两亏等;二是由于中医学理论发展的滞后而出现的概念内涵不清的证候诊断术语，如脾虚、肾虚、肝虚、心虚等等。④证候的诊断标准应该统一规范，但现在仍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⑤证候的诊断以症状、体征和行为异常的描述为主，微观指标在辨证中仍然难起作用。

解决证候概念的规范化和确立证候的诊断标准，应是中医学理论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虽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了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并组织起草了国家标准中的“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但尚需不断地改进、发展和完善，以增强其科学性和权威性。

1.3将中医学的相关概念独立于古代哲学概念并确立其自然科学的属性

确立中医学的自然科学属性（并不否定其人文社科属性),有利于中医学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发展，有利于将中医学的某些概念与古代哲学的相关概念分开，成为中医学自身的概念。

如精、气、神的概念，在古代哲学范畴中与在中医学中是有严格区别的；中医学的生命本原说与古代哲学的生命本原说也是不同的；中医学的精气概念及其生命本原说、中医学的天人相应说，都具有自然科学属性，都可以以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渐揭示其内涵。

1.4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

中医学理论要达到现代化的目标，理论创新必须要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新理论、新假说的诞生一般都在实践过程中，或在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过程中，或在实验研究积累的过程中，或在文献研究的分析过程中。就中医学来说，临床实践过程对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理论创新不仅仅是基础学科的事情，也是临床学科的事情。只有理论学科与临床学科的专家联手协作，才有可能发现新的规律，构建新的假说。“脏腑一精气一阴阳”理论体系的构建，就是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结果。

因此，要求临床学家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理论学家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技能。中医学理论要创新，要现代化，必须造就一大批理论与临床兼通的专家。

1.5传统理论的改造与新理论体系的构建

传统理论的改造和新理论体系的构建，标志着中医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传统理论的改造，多是建立在否定某些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操作起来较为困难，且难以得到公认。

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中，对某些传统理论作了改造，如：①三焦是六腑之一，是人体上中下三个部位的划分，还是温病辨证纲领的问题;②膀胱是盛尿的脏腑还是藏津液的脏腑的问题；③主管人的心理情志活动的脏腑是心，是脑，还是肝的问题;④脏腑的功能是以脏腑的结构为基础还是以脏腑之精气阴阳为基础的问题；⑤正气与邪气的概念问题;⑥阴阳失调与调整阴阳的概念问题。诸如此类问题，均是中医学理论中较难处理的问题，也是临床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们在“脏腑气血阴阳”理论基础上，进一步研宄而构建的“脏腑一精气一阴阳”理论体系，是在发掘《内经》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与传统理论相统一，但与后世的脏腑气血理论有某些冲突，也属于对传统理论的改造。

另外，对证候的深化研究，也可能与传统的“异病同治”理论发生冲突。我们经过研究发现，寒饮蕴肺证可出现在哮喘、COPD和肺水肿等疾病中，并且用小青龙汤治疗均有效，但实际上寒饮蕴肺证在上述不同的疾病中应是有区别的，用药自然也应有所区别。至于用何方治疗更为合理，只有通过实验研究去探索。因此，“异病同治”仅仅是说几种不同的疾病出现了一个大致相同的证候，用大致相同的方药可能都有效，而几种不同的疾病出现一个完全相同的证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哮喘、COPD、肺水肿等疾病中出现的寒饮蕴肺证，实际上也是一个类证，其在不同的疾病中也存在着差异，这实际上是发展了对“异病同治”的认识。

传统理论改造的目的，是对传统理论的发展和提升，使其科学性更能体现出来。

传统理论的改造与新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中医学理论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2中医学理论创新的思路

2.1明确中医学的学科属性与其现代化的关系

中医学是发祥于中国古代，用以研究人体的生命、健康、疾病的科学。它虽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具有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属性，但仍应归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

医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既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又具有很强的社会科学属性，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融的学科。

将中医学的学科属性定位于融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自然科学，并在整体观的指导下大力发展其属于自然科学的部分，将有助于中医学自身的发展和现代化。

在通过文献整理研究明确了中医学某些范畴的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以科学的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其理论概念的微观机制，不断创建和发现新的假说，方可使传统的中医学理论体系不断得到发展和更新。同时将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部分，尤其是古代哲学的思想和方法加以科学的改造，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吸收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方可使其更能指导中医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2.2正确认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坚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的思路

继承性研究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必须坚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走继承与创新并行的发展之路。继承是创新的基础，继承的目的是创新。只有重视继承，才能将中医学的传统理论传承下来，为发展和创新奠定基础；创新是中医学继续发展的需要，是中医学新理论、新观点的产生之源，也是中医学的生命之源。没有继承，中医学的传统理论将得不到延续，也就无从谈创新发展，即便是创新，也不是对中医学理论的创新。但若没有创新，则中医学的传统理论就得不到更新和发展，自然就会变成僵死的东西，因而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因此，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切实操作好中医基础理论的继承工作和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工作，是关系到中医学前途的重大工程。

2.3科学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学理论和概念的影响

在中医学理论的继承与创新研究中，要科学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我们既要承认精气、阴阳、五行等古代哲学思想 对中医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影响，又不能把中医学说成是古代哲学的衍生物。

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起了重大影响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主要有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和整体观念等。这些古代哲学思想对中医学基本理论和概念的形成及其理论体系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不容置疑的。科学地评价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中医学中的历史地位，对于继承和发展中医学基本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具有重要的意义。

2.4积极推动中医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和术语的规范化进程

以明确中医学固有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的内涵为中医学理论研究之目标，积极推动中医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和术语的规范化进程。

藏象、经络、精神气血津液、病因病机和防治原则等，是中医学固有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应下大功夫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明确其基本内涵。这是中医学理论研究应达到的基本目标。当然，中医学基础理论和概念内涵的确立，应建立在充分掌握和分析有关该理论和概念的几乎所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文献资料掌握得越全面，得出的结论就越可信。但决不是一些文献资料的堆积和列举，而应下一番比较分析的功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杂乱的材料中归纳能反映该理论和概念之本质的内涵和外延。

如对肺行水理论的研究，首先要明确肺行水理论的基本内涵。经过对文献资料与临床实践的研究分析，发现肺行水概念的内涵主要有两个方面:①通过肺气的宣发和肃降运动，调节肺脏本身水液的输布，这一作用与肺的呼吸功能密切相关;②通过肺气的推动作用，调节肺系统（尤其是皮毛）之水液的代谢，这一作用与肺的呼吸功能一般无明显的相关性。

肺主行水理论内涵的确定，对临床肺疾病的辨证治疗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有关肺主行水理论的科研设计具有奠定理论基础的作用。

篇7

【关键词】 中医基础理论；教学质量；教学方法

《中医基础理论》教学过程中，时常会遇到一些学生难以理解和掌握的难点问题。如何突破这些教学难题，则是确保教学质量的关键，笔者体会针对其产生的原因，合理采取相应的方法。

1 哲学思辨中医基础理论深受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许多问题需借助哲学思维方能获得合理的解释。相反，学生普遍缺乏中国古代哲学知识，更谈不上进行哲学思辨，从而造成理解上的诸多困难。有鉴于此，《中医基础理论》教学当强化中国古代哲学知识，培养学生哲学思辨，以化解难题。如脾主运问题的认识就在于五行的逻辑推导：脾在五行属土，土能生养万物。《管子》云：“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春夏秋冬四时皆禀土气，靠土以养，这一观点被引入中医学后，则有“脾为孤藏，中央土以灌四傍”之说。至于“脾气散精，上归于肺”，则是执“天地合气，化生万物”这一哲学原理类比推理而产生。肺为华盖，为人身后天之天；脾归属土，为人身后天之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吴医汇讲·辨脾胃升降》云：“盖脾……其属土，地气主上腾，然后能载物，……是脾之宜升也明矣”。藉此思辨，故有脾能升运之论。

2 拓展知识

中医基础理论是多学科交互渗透的产物，除中国古代哲学对其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外，中国古代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物候学、农学、生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军事学、数学以及冶炼、酿造等知识和技术同样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如气象学知识促成了六学说的产生，军事学知识促进了治疗原则的建立。然而，学生对上述中国古代诸学科知识大多不甚了解，导致无法深入地认识中医基础理论的渊源和内涵。因此，《中医基础理论》教学需引导学生广涉博学，拓展知识，以突破难点。即《素问·气交变大论》所谓“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如十二经脉就与古代地理取象类比有关。《灵枢·邪客》云：“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其中十二经水即中国汉代以前所说的清、渭、海、湖、汝、渑、淮、漯、江、河、漳十二条河流。因为十二经水“受水而行之”，则十二经脉“受血而营之”，两者其象相应。

3 举例论证

中医基础理论并非纯思辨而形成，它既凭借经验事实的引导，又力求经验事实的验证，蕴含着丰富的实证事例。因此，《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中某些从理论上难以讲清、以致学生不易理解的难题，可通过选用学生比较熟悉、易于体察的事例来说明之；即使理论上讲得清楚的问题，通过举例论证则可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如肺合皮毛理论，可举体表受寒时，人体会出现鼻塞、打喷嚏、咳嗽等症状以阐明之；通过人在悲哭时抽泣，大喜时心胸舒畅，发怒时面红目赤，过思时食欲减退等事例，可推理出五志分属五脏理论；联系大汗后人体会出现少气懒言、体倦乏力等现象，可加深对“津能载气”理论的认识；而对经穴刺激引起的局部酸、麻、胀等感觉及沿经脉走向传导，则说明经络有感应传导作用。

4 化整为零

《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中，有些大型问题较为复杂，教师不易讲清，或学生难以理解，可采用化整为零的方法，即将一个大型问题分解为若干个小型问题，逐个加以突破，以化难为易。如脾主运化是指脾具有把水谷化为精微，并将精微吸收、转输到全身各脏腑的功能。为使学生更好地理解脾主运化的具体作用，教学过程中可将其分解为两个过程—化和运：化是指经脾气的推动、激发作用，水谷得以消化；运则指精微经脾气的推动、激发作用由胃肠吸收，再由脾气的转运作用输送至全身各脏腑。而根据运化的对象（固态饮食物和液态饮食物）不同，又可将其分为两个方面：运化食物和运化水液。运化食物是指脾气促进食物的消化、吸收并转输其精微（谷精）的功能，运化水液是指脾气吸收、转输水精，调节水液代谢的功能，而运化食物和运化水液实际上是同时进行的。

5 融会贯通

《中医基础理论》各部分内容既相对独立，又密切相关。相对独立，故教学时就分别论述；密切相关，则教学时要融会贯通。否则，就会带来理解上的困惑。众所周知，脏腑生理功能和生理特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各自具有特定的内涵，却又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因此，理解脏腑生理特性需要结合生理功能。如心有主血脉的生理功能，而心脉以通畅为本；心有主神明的生理功能，而心神以清明为要。故心的生理特性自然是主通明，通即通畅，明即清明。反之，联系脏腑生理特性对理解生理功能也大有裨益，如肺主行水生理功能其实是肺主宣发肃降生理特性在水液代谢过程中的具体体现。肺气宣发，将脾转输至肺的水液向上向外布散；肺气肃降，将脾转输到肺的水液向内向下输送，如此，肺气就能推动水液运行至全身。

篇8

【关键词】 整体观念 哲学 中医 方法论

整体观念是中医理论体系的特点之一，但纵观古代医书，并未有整体观念这样的特定词语。整体观念是何时提出的，它对当代中医的发展有何影响，本文从其概念提出、文化渊源和哲学基础以及其优劣性等方面的分析中阐发中医整体观念的意义。

1 整体观念的提出

从孔子时代起，中国人虽然只生活在中国的地域里，但精神世界中，自认为生活在“普天之下”的世界里，并认为中华民族是现实世界里拥有最高文化的民族。因此，尽管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激起了中国道教的兴起及儒家新理学的建立，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原来的思想模式。由此，在十六七世纪中国人开始与欧洲人接触时，也就并未对欧洲人十分在意［1］，直到发现欧洲文明可以和中国文明相颉颃时，才极大地动摇了中国人对自己古老文明优越的自信。

医学上，在西医强大的冲击力下，人们对传统医学同样也丧失了信心，可中医仍艰难地存在着，它需要不灭的精神支持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西医的比较争论中，开始有中医关于“全体”“整个”的提法，但到建国之初，也没有明确提出“整体观念”是中医特点。1957年左右，有中医名家提出“辨证论治”中医的诊疗规律。最先指出“辨证论治”是中医特点的，却是西学中学者。1960年“整体观念”作为中医特色写进教科书［2］。这两大特点，特别是“整体观念”在建国后取得共识，必然有一定的哲学思想背景。而众所周知，无疑是这个时代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哲学理论。不过经典著作中，并无“整体观念”这个术语。有人认为［2］，这个观念的提出是为了尽量向辨证唯物论靠近。不过，认识论在中国古代哲学里从未得到发展［1］，即中国哲学不像西方哲学那样有一条明晰的唯物和唯心的界限［3］，所以向“唯物”靠近是一种时代选择。但是“辨证”思维在道家《道德经》“反者道之动”和儒家《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中都可见其光芒，中国哲学是富于辨证的，而“整体”和“辨证”是可联系的，因为辨证逻辑要求人们必须把握、研究事物的总和，从事物本身矛盾的发展、运动、变化来观察它，把握它，这样才能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所以“整体观念”是有点哲学的味道，或者说是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来解说中医的发现，它源于民族情结，更是新时代下中医的精神支持点。

2 整体观念的文化渊源及哲学基础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指导下逐步形成的。而哲学的形成又是有其地理和经济的背景的。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历来依靠农业来维持生存，无论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农业都同样重要，被认为是立国之本。而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农民得靠天吃饭，太阳、月亮的运行和四季嬗替的自然变化是农业必需跟进的。读书人虽然通常并不亲自耕地，但农业生产的好坏与他们有直接的联系，因此他们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主要反映了农民的思想，而农民的眼界制约着中国古代哲学的方法论［1］。哲学家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为哲学思维的出发点，他告诉人们看见了什么，语言简短而内涵丰富，但只作提示而并不明确，因为它来源于直觉，不代表假设或用理性演绎得出的概念［1］。所以，“人与天地相应也”（《灵枢·邪客》）的看法，可以说是一种直觉感受，表达的是对自然的爱慕和顺应。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及哲学背景所决定的。而从哲学发展上，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是自西周以来中国思想史上出现的一个最重要的命题［4］。《书经》中《洪范》篇传说是周武王克商之后，商朝贵族箕子对周武王陈述来自夏朝大禹的治国大法，其中提及五行观念，虽然还没有以水火木金土代表抽象的力量［1］，但它暗含的“天人关系”是：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是联结在一起的，国君的恶行伴随有自然世界不正常现象。春秋以后，“天人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路线［4］，一是老子、庄周道家宣扬的“天人相分”“消极无为”观，《老子·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人对于自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一是自孔孟、《易传》开始的“天人感应观”和“有为观”，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天人感应”思想最早表现在对“咸卦”的解释中“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在汉武帝即位的前六年，丞相田蚡等人以儒家学说为武器展开了反对崇尚老子道家思想的窦太后把持政权的斗争，这场斗争以窦太后的逝世而告终，从此，儒家取得了正统地位，诸子百家则遭“罢黜”。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大儒董仲舒的许多措施被统治者所采纳而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制度，而他吸收先秦方士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学说［5］，并利用当时天文、历数、物候等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所构造出的以“天人感应”为中心的神学目的论，显然也有一定强势影响力。因此有学者认为［4］，《内经》中关于人与天地相应的原理，是源于儒家哲学的演绎，确实不无道理。再者，儒家注重伦理道德，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而不是宇宙，关心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和人的今生［1］。由于这种儒家社会伦理观的渗入，《内经》在对“人本身”的认识中，采用的是结构严密、分工有序的社会组织来比喻描述，各脏腑的联系也是用人际关系来比喻描述的，如《素问·灵兰秘典论》言“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当然，这里并不否认道家等其他诸子学说对《内经》的影响。

中医基础理论的教科书上在表述中医整体观念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二是人与环境有密切的联系。古人认为，人与天地有相互作用的关系，人本身各脏腑间也有相互作用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上的阐述中朦胧地找到整体观念的景象。

由上述可见“整体观念”不是中医与生俱来的特定概念，它是与西医抗衡而选择的一个比较概念。但它有一定的文化渊源和哲学基础。

3 整体观念的优劣

谈及整体观念，有人会以“天人合一”并谈。“天人合一”这个概念最早明确出现在北宋哲学家张载的《正蒙·乾称》（《西铭》）篇中，但其用意不是要编织宇宙的关系网［5］，注重的也不是人与自然间的相互作用，而只是为了强调个体的道德义务，是指一种对个体的利害得失具超越态度的道德境界。借用这个词语来说明人与自然界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不免有些牵强。倒是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宇宙系统论符合辨证法的范畴，而且从历史的时间先后看，“天人感应”才是对《内经》中医理论建构有积极影响的学说。事实上，《内经》也没有天人合一的固定言词。有学者认为，天人合一是“在不了解事物内部要素及其结构的情况下无奈的认识模式”，并以此言“中医这种整体观具有巨大的缺陷”，其实是在言词解读上受的误导和束缚。而且，虽然中医里没有微观机理的结构，但至少有五脏六腑等内部要素及各部分的搭配和排列(即结构)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注释“整体”：指整个集体或整个事物的全部（跟各个成员或各个部分相对）。故又有学者认为“中医所强调的整体是一个较为忽略部分的整体”，这是仅把整体观念作为一个单纯词，而不是作为一种方法或原则来看。并且事实上，中医并不忽视和否定局部，局部治疗法也很多。

笔者认为，这个整体观念注重的是事物内部组成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如天人相应、五脏的生克乘侮等，是一种辨证观念，是优势点。然而，这个整体观念强调维持整体自身的平衡、稳定及常态，缺乏有关对立冲突的深刻理解，看不到建立新平衡的重要意义［6］，限制了中医的发展，是劣势点。中医为什么自觉无以突破呢？因为，在黑格尔理论里，当一个事物被否定时，另一新生的事物在更高的层面上开始了；而按照老子和“易传”的思想，当一个事物被否定时，另一个事物又重复过去的旧事物。这就是劣势的根源所在。

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的哲学理论都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有部分哲学思想具有持久性的价值。理论的更新不只是否定先前的理论，它可以批判地继承先前理论而创造新价值。撇开古中国与古希腊关于哲学的方法论的区别，也不论“元整体”与“合整体”的差别，整体观念作为一种方法论，不仅是中医的精神支柱，它还代表探索复杂性思维方式的先行思想。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系统科学的进展，正为整体观念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借用非线性理论的话，医学的任务就是从无序中发现有序，揭示杂乱、破碎、混沌等极不规则的复杂生命现象内部所蕴含的规律，找到一些简单定律，实现对非线性中稳定因素的有效控制，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这样，整体观念无疑是中医探索生命的有力武器，是有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247.

［2］ 刘延伶，赵洪钧．“整体观念”特色论之反思［J］.医学与哲学，2002，23(4)：45.

［3］ 张其成．《中医哲学基础》导论［J］.医古文知识，2004，3：6.

［4］ 邱鸿钟．医学与人类文化［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262.

篇9

关键词：中医英语翻译；区别性特征；指导原则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目的论视角下非文学翻译之策略研究”。 编号：12534096

1. 中医英语翻译的特点

在探究中医翻译时，首先应当认真研究中医语言的风格和特点。只有揭示了中医语言的语义特征，才能正确理解中医医理，准确地将中医语言的含义转达到译语中去。

1.1 宏观性特征

中医的理论体系是在中国古典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中医学上的“阴阳”学说原本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概念，后被中医学用来阐释人体的结构、生理、病理，并指导临床的诊断。因此，对于中医英语翻译者来说，通过学习医学史来了解中国传统哲学与中医学说之间密切联系对其更好的领悟中医内涵从而提高翻译的准确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2 词汇学特征

1.2.1 语言的“模糊性”

“语义模糊”是指其内涵与外延的不确定，概念紊乱。中医藏象学说关于心、肝、脾、肺、肾的概念比实际解剖概念宽广复杂，一些疾病的命名有的以病命名，有的以症状命名，病、征、症三者概念不清，容易产生概念的歧义。

1.2.2 语言的“歧义性”

中医界有人明确指出“中医学的许多基本概念具有外延广泛、一词多义的特点，对某一术语的理解，在学术争鸣中常有歧义和误会。”

1.3 风格学特征

1.3.1 专业化水平低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医语言是它产生的那个时代日常用语、文学用语及哲学用语的混合产物，因此专业化程度低。近年来，人们已开始摸索用现代语言对中医的医藉进行全面整理，术语实现国际标准化，以便进行国际学术交流。

1.3.2 文学色彩浓郁

医学语言文学化是中医语言风格一大显著特点，其文体有歌咏、诗赋，语言具有浓郁的古典文学色彩。医学语言文学化，与科技用语力求客观、严密、准确、简练的要求大相径庭。因此，要解决中医语言中文学色彩问题，必须明确中医翻译的原则问题，进而可以确立翻译的程序。

2.中医英语翻译的原则

目前的中医翻译由于缺少统一的指导原则，陷入混乱局面。如将“五行”译成“five elements”， “five phases”和“Wux-ing”，这种混乱局面严重影响了中医的对外交流。有鉴于此，李照国博士总结归纳中医翻译三条原则即“薄文重医，依实出华”、“比照西医，”、“尊重国情，保持特色”。上述三原则为广大中医翻译者在进行翻译时提供的重要的参考，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本文在澄清中医英语翻译特点的基础上，以李照国博士提出的中医英语翻译三原则为理论指引，旨在从翻译的现实角度进一步指出中医英语翻译的原则，从而构成中医英语翻译之策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2.1.自然性原则

所谓自然性原则就是把有些中医术语用译入语的相应词汇进行对应翻译。在理论上，中医和西医在哲学和病理机制方面截然不同，但由于都是以对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治疗为研究对象，目的都是为了防病治病，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所以两者在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在翻译时既要考虑到祖国医学的特殊性，又要考虑到自然科学的共同之处。英国著名翻译家纽马克（Newmark）提倡“交际翻译法”，要求译文在转达原文信息内容的同时，尽量可能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

2.2.民族性原则

李照国在中医翻译的基本原则中提出了“比照西医，”的原则。然而，实际上只有一部分用语能从西医中找到对应语。语言国情学家认为，一种语言中总有一些反映该民族特有的事物、思想和观念在别国语言中找不到相应的词语。这类词虽然所占比例很小，但十分重要，因为它们反映了一种文化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象征。处理这类词时，在欧洲各国的语言中一般都采用原词照借―即音译的办法。拿中医的“气”来讲，有功能之气，也有物质之气，有先天之气，也有后天之气，有元气、宗气、肾气、中气等等。如果按原来的“vitalenergy”翻译，总觉得言犹未尽，概念不明，不如直接用拼音“qi”来代替。其实，在中医的许多基本概念中，这种译法非常普遍。

李照国指出，要使中医特有的概念在英译中保持特有的内涵，音译恐怕是唯一可行之法。同时，李博士也承认，音译乃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音译不能见词明意，对读者的理解造成困难，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信息的表达。

2.3.回译性原则

所谓回译性原则就是指英译的中医术语在结构上与中文相似或相近，有利于两种不同体系的医学在国际上实现双向传递。中西医学差异很大，而中医又纯属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回译性正是基于建造横跨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而采取的翻译方法。而且，具有回译性的翻译能够较准确地再现原文所含信息，减少翻译过程中对信息的损益程度，有利于中医工作者较快、较好地掌握中医英语。

4. 结论

从近些年来中医英语翻译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看到，语言问题（中西差异、语言标准化）是导致国内中医英语翻译研究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本文以澄清中医英语翻译特征为基础，进一步阐释了中医英语翻译的指导原则，对未来中医英语翻译的发展之路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篇10

【摘要】 探析传统医学文献中的哲学思想，指出《易经》《黄帝内经》是中医学形成的哲学基础，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最具影响的哲学思想和方法，天人相应、心身统一、临床诊治整体观与气血变化恒动观是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认为挖掘和研究传统医学哲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医学哲学; 医学哲学思想史; 医学人文精神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盛行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医学将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引入中医学，与中医学自身固有的理论和经验相融合，以说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命过程，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因而形成了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与中医学固有理论和知识相融合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挖掘和研究传统医学哲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1 《易经》、《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形成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有理论准备和积淀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时期的扁鹊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之一，标志巫医相混的时代结束，不科学的巫术开始从医学剥离出去。古人还认为疾病产生于人类“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时昧甘辛之节;六气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饮食伺衅，成肠胃之眚，风湿候隙，遘手足之灾”[1]。还认为“暨炎晖纪物，识药石之功;云瑞名官，穷诊候之术”[1]，才有了中医中药。“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2]，即只有伏羲、神农、黄帝的书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许多医学史书籍也都普遍认为“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3]。而《黄帝内经》问世前，医学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当医生，许多文献所谈都过于粗疏。笔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奠定中国医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六经”之一的《易经》，其充当医生的人也多来自于早期“儒”的社会职业之中。

“六经”之一的《易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哲学内容，如阴阳学说、天人合一的理论等，而且在思维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这一医学的行为上则更为重要。例如：在思维模式上，《易经》提出了"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的道器论，在由“器”(物)升华为“道”(意)的过程中，《易经》主张要经过“观物取像”、“立像尽意”、“以像喻意”的过程，这里的“像”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色之处，作为哲学体系，在取譬中，它也成为医学的思维模式。在方法上，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也是中医学被广泛应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国先民的重要思维方式，并被《易经》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医学形成的过程中，吸纳了这一重大命题，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的对应关系[4]。古人把物质世界的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到医学的领域，借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着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成为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想和方法

精气学说，是古代先哲们探求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和调控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此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中，促使中医学建立了精为人体生命的产生本原，气为推动和调控生命活动的动力的精气理论，并对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藏象经络理论、病因病机理论、养生防治理论的构建具有方法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阴阳学说，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石之上的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是古人认识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学说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相对事物或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对立、制约、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长、转化、自和等运动规律和形式，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世界本身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中医学将阴阳学说用于解释人体，认为人体是由各种既对立制约又协调统一的组织结构、生理机能所构成的有机整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学说帮助中医学构筑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并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指导着历代医家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

五行学说，既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辨证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一种原始而质朴的系统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可在不同层次上分为木、火、土、金、水5类，整个宇宙是由此5类不同层次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生克制化运动所构成的整体。中医学以五行学说解释人体，将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志等分归于五行之中，构筑以五脏为中心的5个生理病理系统，并以五行的生克规律阐释此5个生理病理系统的相互关系。五行学说帮助中医学建立了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整体思想，构筑了人体脏腑经络的系统模型，并用于解释疾病的病理传变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虽是我国古代富含唯物辨证法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仍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人体的生命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尚有许多深层次的规律和机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尚不能全面和从深层次来阐释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和机制。因此，我们对精气、阴阳和五行诸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原始朴素的阶段，应该结合现代自然辨证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个层次;对人体复杂的生命过程的研究，也不能仅用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来阐释，而应该在中医学整体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吸收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精华，一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细微层次的研究，以逐渐揭示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3 天人相应、心身统一、临床诊治整体观与气血变化恒动观是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

3.1 天人相应整体观人与自然界有着相类相通的关系;人与天地相参，与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阴阳与天之阴阳的相通相应：“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自然界阴阳五形之气的运动，贯通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于天气”(《素问》)。

3.2 心身统一整体观人的生理功能具有整体性，人体的各种脏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联系地维持着生命活动;生理与心理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生理状态决定着心理状态：“黄帝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歧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素问》)。心理状态影响着人的生理状态和病理状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

3.3 临床诊治整体观《内经》在对病因、病机、局部病变和整体状况的关系、各种治疗方法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鲜明地表达了整体思维的特征。如认为局部病变是脏腑病变的整体反映，因此在诊治局部病症时，要：“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素问》);强调将各种治病方法综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使病人得到适宜治疗：“古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问》)。

3.4 疾病转化恒动观《内经》借用哲学“恒动观”的概念﹑原理，认识人体生命过程的永恒运动及其伴随发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过程。它认为世界是运动的，生命在于运动。事物与现象运动的化与变，以及事物和现象量与质的状态为基本内容。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搏，成败之所由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在论述脏腑功能之后总结谓：“恍惚之数，生之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外《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灵枢·天年》篇关于人体生长发育的论述，《素问·热论篇》关于热病传变过程的记载，都是以恒动观为思想基础的。

4 传统医学哲学思想的现实人文意义。

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易经》、《黄帝内经》阐述了医学人文观念、医生思维素质和医学职业品格等方面宝贵思想。为医学人文思想教育提供具体要求。

4.1 医学人文观念第一，以生命为本的医学本质观。《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医家当以病人的生命为本。因此，在为病人诊治的时候，如同面临万丈深渊，极其谨慎;同时要象手擒猛虎一般坚定有力，全神贯注，决无分心：“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素问》)。第二，以人文关怀为本的医学目的观。《内经》认为，医学的目的不仅是疗病救伤，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关爱：“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内经·灵枢》)。《内经》认为，医者应关爱病人的生命，对病人满怀同情和仁爱之心，以尊重和珍爱病人的生命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

4.2 医者思维素质第一，完善的知识结构。《内经》从整体论的观点和医学的复杂性出发，对医者的知识结构有着独特的见解:医者不仅要具有医学知识，而且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内经·素问》)，这样的医者，《内经》称之为“上工”。第二，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医者的诊断属于主观认识，病人病情属于客观事实。《内经》认为病人的病情是第一性的，“病为本”，医者的诊断是第二性的，“工为标”。医者的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而主观背离客观，治疗就将失败。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内经》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医者才能掌握医学的规律而不迷惑;对事物的要领了解极其透彻，才是所谓明事达理的人。

4.3 医生的职业品格第一，接诊疗病有方。《内经》认为，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需要从业者具有特殊的职业品格。在接诊的时候，医生应该注意起坐有常，举止得体，思维敏捷，头脑清醒：“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内经》要求医者诊病时要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全面观察，全面分析：“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素问》)，《内经》对“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始”(《素问》)的不良职业作风予以了严肃的批评。第二，医患交往有礼。《内经》对医患交往的的方法和礼节作了首创性的阐述，首先提出“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的医患交往的一般礼节，突出强调了“临病人问所便”的重要性(《灵枢》)。

参考文献

[1] 唐·孔志约.新修本草序[A].唐·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新修本草辑复本[M].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81：11.

[2] 唐·王冰.黄帝内经素问[M].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 19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