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相关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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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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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模式;改革对策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1-0098-02

人口老龄化时期下,对于每一个国家而言,社会保障的建设都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我国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养老保险问题开始成为人们争相讨论的焦点。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模式上仍存在许多问题,如何认清这些存在的问题与纠正改进,并进一步探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上的改革策略,使之得到良好的发展,成为了我国现阶段发展的一个重任。

一、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理论分析

(一)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策略的选择原则

1.安全有效原则。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部分是社会保险,而社会保险中最为重要的险种即为养老保险。随着世界各国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老年人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俨然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急需解决的任务。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模式遵循的原则应从基金受益人的情况出发,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受益人都是抵抗风险能力弱,急需稳定的养老基金的退休老年人。从而,应当将安全放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模式上的第一位,这样才能保证养老基金不会发生贬值、挪用、流失等问题。此外,因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养老保险基金所承受的资金压力也较为集中,仅仅“安全”尚且不够,还需遵循“有效”的原则,才能实现养老基金的增值目标。“有效”与“安全”这两个原则不仅不互相矛盾,还是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上不可分割的一体,它们是养老基金管理过程中必备的核心工作,是在选择养老基金管理模式之时必须遵循的原则。

2.公开透明的原则。“资金”一词,即将许多零散的资金合集起来,采用大规模的资金模式效应集合投资,基金持有者一起共享收益,一起承担风险。养老保险基金从众多劳动者手里筹资起来,也用于保障众多劳动者的根本养老需求,从广义基金的特点上说,养老保险基金也是公共基金的一种。尽管养老保险基金本身具有一定的社会性,确切而言是一项社会性公共基金,但同样也需要空开透明的原则。而“公开透明”原则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基金缴费者有权利了解自己所缴的运作情况,这是一种知情权,并对基金管理上有监督权;二是基金管理中的各种情况,诸如基金的投资与收支等情况,社会保险相关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地向参保人公开。这样才能保证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过程中的透明性,才能不出现因过程杂乱不清而带来的问题。

3.政资分开原则。养老保险基金政资不分的现状,在研究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模式上,一定要认清并且彻底改变。尽管,养老保险基金本身是社会保障的一部分,但养老保险基金所承担的资金压力巨大,并且巨额的资金带来许多诱惑。所以,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上应当与行政管理分开,即养老保险行政管理部门不能干涉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机构,这也是认真落实好安全有效原则的一项措施。以往养老保险基金之所以时常被挪用、流失,与政资不分的弊端有着极大的关联。在决定重大事宜之时,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不应听行政部门的相关指令。因为,养老保险基金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在管理上也应当合法独立的。在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模式研究不断推进下,我国许多省份逐渐严格遵循政资分开的原则,从而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上逐步走上了正轨。但是,还有许多地方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仍政资不分,仍受行政部门管辖,这种不规范的管理方式,今后必定给养老保险基金的运作带来一定的隐患。

(二)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

1.公共选择理论。诞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公共选择理论,其可定义为经济研究领域上的非市场决策,抑或简单的定义为政治学上的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在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中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它能在行政部门与市场中灵活地为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边界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运行中,更趋于利用市场机制,这已经是一种被认可的公共选择。实际上,市场机制下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往往比行政部门经营的养老保险基金的实际投资收益高,这促使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模式上走向了新的发展道路。行政部门与市场是养老保险制度的两个重要主体,在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发展下,行政部门与市场的位置在养老保险制度中被不断地调整,而在不断的调整中,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也被不断的调整。如果,全权由行政部门管理养老保险制度,那么,市场所进行的交易与生产必定被排斥,从而造成许多弊端。当然,如果分开而论,没有万能的行政干预,也没有完美的市场机制,应当在不断权衡中,建立一种相结合的有效机制。

2.产权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产权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存在着逻辑链条的关系,因产权可分解的性质,现代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了理论依据,为了实现高效的财产管理方式,以及保证利益者的利益,必须建立一个完备的治理结构。而公司治理理论认为,建立完备的公司治理机制,才能有效的保证投资者与利益者的权益。在产权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中,养老保险基金是一种混合物。从产权的角度出发,养老保险基金包含着公共物品权与私人财产权,它是人们建立起来的权利经济关系,包含着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使用权、所有权。但从”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上看,个人账户基金与统筹账户基金的”五权“都分离。那么,就存在委托与的关系,因此将公司治理结构理论引入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模式中,对于建立互相制衡的制度体系起着有利作用,也利于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运行过程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二、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发展现状

(一)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现状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机构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2001年12月,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被确定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托管银行,其后三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与北美信托银行、花旗银行签署了境外投资全球托管协议。随着全国社保基金的不断发展,于2007年,中国工商银行被确定为境内第三家托管银行。而基金投资方面,嘉实、华夏、长盛、鹏华、南方、博时等六家管理有限公司于2001年末被确认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在投资运作工程中,以“通过委托投资组合实现个股投资、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参与新股配售、以信托投资方式投资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三种方式为投资运营方式。时下,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使得我国社会保障方面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负担。而今,中国养老保险基金一个不能忽视的现状是“严管制,怠监督”。许多地方的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不容乐观,而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的部分累积制模式也存在许多不足。

(二)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1.收支不均,欠费严重。近年来,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结余都有较大的增幅,但仍出现赤字。我国养老保险结余多数在少数发达地区,其他地区并不如人意,全国许多企业出现严重拖欠养老金的现象,加之管理不善、投资渠道单一、养老金保值增值不力,部分累计的目的完全达不到。

2.管理混乱,监管角色模糊。时下,地方社保相关部门作为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督与管理者,但在监管上却充当着一个模棱两可的角色。从而,养老保险费在收缴、管理、资金运用、基金发放等程序上杂乱无章,政资不分现象更令保险金的独立无从谈起。

3.缺乏承担责任与经营主体。当前,我国各个地区只设立一个社会保险行政管理机构,基金管理的相关专业人员缺少,养老保险基金的经营主体也缺少,加之行政管理部门存在权利与责任不挂钩的现象,导致养老保险基金增值保值的任务很难实现。

三、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改革对策

(一)弃“统账结合”用“统账分离”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采用的统账结合模式存在着空账的问题,导致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问题上难以应对。从而,管理策略上,应当废除统账结合的制度,采用统账分离的管理模式。如此,在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力量下,个人账户得到完善的管理,资金支付缺口的问题也得到相应的解决。

(二)提高基金征缴工作管理水平

当前,扩大养老保险基金的参保范围利于劳动者合法权益得到保证,更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不论独资、外资、私企、国企、自由职业者,如果符合参保条件,都应当征缴养老金。提高养老金征缴工作的管理水平,是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策略上的一个新方向。

(三)基金多元化投资

实践证明,多元化投资可分散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收益。在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上,建议采取多元化的投资模式。如此一来,投资的主体增多,投资渠道增多,投资对象增多。从而,不仅可以提高效益,还能使资金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这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营管理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

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愈加突出,而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模式上需要进一步去探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上涉及较广,它与法制建设、市场建设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充分协调政府行政部门与市场的关系,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起独立的养老保险资金监管机构,并与其他相关制度不断地相结合,不断地加以改进,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在管理模式上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勇.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问题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2] 白全民.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模式及投资策略分析[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3] 刘正桂.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模式[D].成都: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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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睢宁;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问题;出路

1 前言及文献综述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实现农民增收、促进农村稳定、提高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支撑,也是现实城乡统筹发展和贯彻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根本体现。建立健全完善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既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各地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而对于类似睢宁这样地处苏北地区的传统农业区域而言,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对于稳定农村经济、促进农业发展更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睢宁县位于江苏省北部,隶属徐州市。全县总面积1773平方公里,人口132.51万人,耕地150万亩,辖16个镇、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县内拥有良好的资源优势,农副业非常发达,已列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优质棉基地县和生态农业示范县。然而,具体到该县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而言,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不少地区在贯彻落实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还面临着种种问题,从而给农民生产生活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对这些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找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未来的发展出路,将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当前,理论界关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众多,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包括众多方面。如龚中纯(2005)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梅瑞江(2008)的《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出路研究》、吴岩峰,陈晨,富仲羽(2004)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现状及对策》、张宝清(2005)的《试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等。这些研究著述涉及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问题、原因、对策、出路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但是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理论界关于农村养老保险问题的研究著述较多,但往往各有侧重,并且多从大的层次和角度对农村养老保险问题进行分析,而关注具体层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本文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出发,结合睢宁地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际情况,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今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出路,以期对相关问题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2 当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与贯彻执行重视不足。尽管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意义重大,但是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性显然认识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领导干部重视不足;二是农民自己也不够重视。从领导干部的角度来说,目前很多基层干部在贯彻落实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存在轻视心理,甚至还有少部分领导干部认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可有可无的。这种认识上的错误观念势必给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行造成极其恶劣的消极影响。

(2)缺乏政策和法律保障。对于当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缺乏政策和法律上的有力支持也是一项严峻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保障,使得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难以真正贯彻实施的情况相当普遍。而另一方面,因为缺乏法律规范的约束,客观上也加剧了领导干部对于贯彻落实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的消极怠慢的情况,从而不利于这一制度的有效推进。

(3)保险资金筹集困难,且资金运作不合理。贯彻落实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有充足的资金支持。然而,当前很多地区在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的筹措方面存在问题。由于这一制度面向的对象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其收入水平往往影响着农民参保养老保险的意愿。一方面,农民由于收入较低从而不愿参加养老保险制度;另一方面,政府在这一方面的财政支持往往又捉襟见肘。这些都在客观上造成了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匮乏的现实情况。此外,在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运作上,往往只能将其用于购买国债或存入银行,投资渠道十分单一。这在当前通胀压力较大的时期,显然也不利于农保资金的保值增值。

(4)养老保险的覆盖对象也有失公平。从当前各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情况看,在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对象方面也存在一定不合理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在参保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遵循的是自愿原则,而很多生活条件较为贫困的农民群众或者不愿投保,或者无力投保。因此当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多数都在较为富裕的农村地区。然而,从未来的社会发展的趋势看,真正需要得到养老保险覆盖的却恰恰是那些生活贫困的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体。

3 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出路

(1)切实重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性。如前所述,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首先要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其对于稳定农村社会、

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这一方面要从领导干部做起,使其成为开展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积极推动者和执行者。另一方面,也要通过下大力气宣传,使农村广大劳动者改变过去对于参保养老保险制度的错误观念,使其充分认识这一制度对其自身的保障作用。相信一旦有了思想认识上的高度重视,则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进而言也必然会水到渠成。

(2)提高政策和法规体系的支持力度。一旦有了完善的政策支持和法规体系的约束,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也就有了充足的法律保障。这也必然会给那些消极怠慢的领导干部带来压力,使他们更加积极认真地投入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工作中去。此外,在相关政策规范的执行方面,也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不能将政策规范视同虚设。另外,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执行方面也要加强监督,对于其中存在的违规违纪问题予以坚决处罚。

(3)开拓资金来源,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运作。从根本上说,增加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的渠道在于增加农民收入,因此最重要的资金保障在于大力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收入水平。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支持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保证这一部分财政资金落实到位,并坚决杜绝将保险资金截留或挪作他用的违规行为。此外,还可以开拓新的农村养老保险资金来源渠道,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农村养老保险事业中来,并逐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广大贫困地区的农民群众都能得到必要的生活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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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睢宁;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问题;出路

1前言及文献综述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实现农民增收、促进农村稳定、提高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支撑,也是现实城乡统筹发展和贯彻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根本体现。建立健全完善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既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各地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而对于类似睢宁这样地处苏北地区的传统农业区域而言,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对于稳定农村经济、促进农业发展更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睢宁县位于江苏省北部,隶属徐州市。全县总面积1773平方公里,人口132.51万人,耕地150万亩,辖16个镇、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县内拥有良好的资源优势,农副业非常发达,已列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优质棉基地县和生态农业示范县。然而,具体到该县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而言,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不少地区在贯彻落实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还面临着种种问题,从而给农民生产生活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对这些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找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未来的发展出路,将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当前,理论界关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众多,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包括众多方面。如龚中纯(2005)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梅瑞江(2008)的《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出路研究》、吴岩峰,陈晨,富仲羽(2004)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现状及对策》、张宝清(2005)的《试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等。这些研究著述涉及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问题、原因、对策、出路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但是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理论界关于农村养老保险问题的研究著述较多,但往往各有侧重,并且多从大的层次和角度对农村养老保险问题进行分析,而关注具体层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本文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出发,结合睢宁地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际情况,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今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出路,以期对相关问题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2当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与贯彻执行重视不足。尽管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意义重大,但是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性显然认识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领导干部重视不足;二是农民自己也不够重视。从领导干部的角度来说,目前很多基层干部在贯彻落实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存在轻视心理,甚至还有少部分领导干部认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可有可无的。这种认识上的错误观念势必给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行造成极其恶劣的消极影响。

(2)缺乏政策和法律保障。对于当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缺乏政策和法律上的有力支持也是一项严峻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保障,使得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难以真正贯彻实施的情况相当普遍。而另一方面,因为缺乏法律规范的约束,客观上也加剧了领导干部对于贯彻落实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的消极怠慢的情况,从而不利于这一制度的有效推进。

(3)保险资金筹集困难,且资金运作不合理。贯彻落实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有充足的资金支持。然而,当前很多地区在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的筹措方面存在问题。由于这一制度面向的对象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其收入水平往往影响着农民参保养老保险的意愿。一方面,农民由于收入较低从而不愿参加养老保险制度;另一方面,政府在这一方面的财政支持往往又捉襟见肘。这些都在客观上造成了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匮乏的现实情况。此外,在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运作上,往往只能将其用于购买国债或存入银行,投资渠道十分单一。这在当前通胀压力较大的时期,显然也不利于农保资金的保值增值。

(4)养老保险的覆盖对象也有失公平。从当前各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情况看,在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对象方面也存在一定不合理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在参保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遵循的是自愿原则,而很多生活条件较为贫困的农民群众或者不愿投保,或者无力投保。因此当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多数都在较为富裕的农村地区。然而,从未来的社会发展的趋势看,真正需要得到养老保险覆盖的却恰恰是那些生活贫困的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体。

3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出路

(1)切实重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性。如前所述,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首先要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其对于稳定农村社会、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这一方面要从领导干部做起,使其成为开展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积极推动者和执行者。另一方面,也要通过下大力气宣传,使农村广大劳动者改变过去对于参保养老保险制度的错误观念,使其充分认识这一制度对其自身的保障作用。相信一旦有了思想认识上的高度重视,则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进而言也必然会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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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一体化 养老保险 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F840.6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8-0092-02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统筹城乡社会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本文从对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制度的内涵入手,对养老保险制度城乡一体化的必要性、可行性、障碍性因素、制度设计的总体思路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综述,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城乡二元差距,促进养老保险制度向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一、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制度的内涵

现阶段,学术界对城乡统筹养老保险的内涵有较多的概括,例如,童广印(2003)认为,城乡统筹养老保险就是把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综合考虑,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逐步建立起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1]。但是直接对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内涵进行界定的则很少。曹信邦(2006)提出城乡养老社会保险制度一体化是指城乡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统一,养老社会保险资源能够在城乡自由流动,城乡劳动力在自由流动过程中可以自由选择养老社会保险投保机构,让所有人都能覆盖在养老保险社会保险制度范围内。同时,他也认为城乡养老社会保险制度一体化并不是城乡养老社会保险的完全等同,由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劳动者收入的计量方式、城乡居民生活指数等有区别,城乡养老社会保险的缴费比例、缴费方式、待遇水平等也有差异[2]。

二、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袁文全、邵海(2009)认为,养老保险制度城乡一体化是实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需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3]。因为城乡社会保障投入的巨大差距,致使本来已较大的城乡差距更加巨大,从而影响到了统筹城乡发展目标。而且,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失衡,贫富差距较大等因素都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而社会保障作为“社会安全网”和“减震器”,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无疑对推动统筹城乡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制度保证作用。

耿小茜(2010)认为,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险是建设现代化的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是中国社会保障建设的重要目标;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趋势[4]。因为中国在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都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二元的养老保障制度显然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这必然要求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以促进社会公平和稳步的发展。

(二)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可行性分析

袁彦东、张军田(2007)认为,构建城乡一体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行性在于:一是国家的宏观政策为建立城乡一体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提供了政策支持;二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的增强,使建立城乡一体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成为可能;三是国民素质及国民对社会保险认知度的提升,为构建城乡一体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四是部分西方国家国民一体的社会保障模式为建立城乡一体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提供了经验借鉴[5]。可见,从中国内部来看,中国在政策、财力和国民的认知上已经具备了建立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条件。从外部来看,国外建设养老保险的经验可以为中国在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方面提供很好的借鉴,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这些内在和外在条件,已经为中国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打下了基础。

三、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障碍分析

目前,中国社会养老保险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存在明显的障碍性因素,曹邦信(2006)指出城乡社会养老保险相互分割,政策不统一,完善程度不同,存在体制障碍;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大,政府财政承受能力不同,存在经济障碍;城乡人口比例不合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存在人口障碍;为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提供坚实基础的“公民权”的政治、法律和社会体系仍不够完善,存在公民权体系障碍;农民利益表达的组织资源、表达渠道以及媒体关注不足,存在农民利益表达权障碍;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账户尚未建立,全国性网络技术尚未有效实施,全国性的信息采集和账户及时转移困难,存在技术[6]。迟翔(2010)认为,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养老保险体系中的城保和农保在制度设计、缴费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二是条块分割、彼此相对独立、各自封闭运行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难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7]等。因此,在建立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制度时,应充分考虑上述障碍性因素,确保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

四、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

中国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是“小个人账户与大统筹账户”相结合的办法,用工单位较大的缴费比例让其想方设法地逃避缴费,这为农民及农民工加入养老保险设置了障碍。因此,从缴费负担能力的角度,岳宗福(2009)认为,新的制度设计应采取“大个人账户与小统筹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即个人账户为个人缴费工资的16%(个人负担一半,单位负担一半)、全国统筹账户为3% (全部由单位负担)、地方统筹账户为5% (全部由单位负担)。而且还应建立养老保险“一卡通”,即每个劳动者,不论农民、市民还是进城务工人员,都要拥有一个与身份证号码相关联的社保卡,用以记录每个劳动者的缴费情况、查询养老金卡中的累计金额、转移接续养老关系等[8]。

童广印、薛兴利(2007)则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认为,到2030年应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覆盖全面、标准适当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体路径可分为两个战略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2008―2015年,实现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由“相互分离”向“制度统一、标准有别”过程的转变。然后,可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实现由“统一筹划,制度有别”向“制度统一,标准有别”的转变,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奠定基础。第二阶段是2015―2030年,实现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由“制度统一,标准有别”向“城乡一体化”的转变,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城乡统一[9]。

而袁文全(2009)则从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完善来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制度。首先,要加快建设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先将农村养老保险这块短板补上。在设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既要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又要建立引导机制,使政府投入能够调动农民参保缴费的积极性,为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衔接打下基础。其次,要实现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有序衔接。在制度设计中,要能够使参保主体、缴费义务和保险待遇自由转换,从而解决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问题,最终实现养老保险制度城乡一体化[3]。

五、评述与展望

目前,国内对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研究还不多,大多集中在城乡统筹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中,从对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制度的内涵研究就可见一斑。过去二元分割的城乡治理体制使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和城市有很大的区别,但是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城乡统筹发展,那么养老保险制度通过统筹发展,必然会迈入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建设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制度并不是表示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养老保险待遇等就一定等同,而是表明城市居民与农民的养老保险是设定在同一个制度内,能让资源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而不受到城乡二元制度的制约。因此,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制度,是指城市居民和农民都进入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可以根据各自的收入水平选择不同的保障水平,从而让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全国民。

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制度涉及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需要人力和物力的支持。虽然对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制度设计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认为现在建设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是必需的,而且也提供了不同的路径选择,但是这些研究都是从定性的角度进行,那么到底能不能在此阶段建立起一体化的制度,还需要从定量的角度进行,采用社会保障统计与精算的基本理论和技术方法,构建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制度,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政府实际工作部门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参考文献:

[1]童广印.统筹城乡社会养老制度研究[D].泰安:山东农业大学,2003.

[2]曹信邦.城乡养老社会保险制度一体化障碍性因素分析[J].理论探讨,2006,(5):103.

[3]袁文全,邵海.社会养老保险城乡一体化的理论基础与制度设计[J].社会科学辑刊,2009,(6):70-73.

[4]耿小茜.浅析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J].经营管理者,2010,(16):137.

[5]袁彦东,张军田.构建城乡一体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研究[J].社会科学论坛,2007,(6):66.

[6]曹信邦.城乡养老社会保险制度一体化障碍性因素分析[J].理论探讨,2006,(5):103-105.

[7]迟翔.中国城乡养老保险一体化模式构建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10,(1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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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政策 合作治理 农村养老保险政策

[中图分类号]D035;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10-0074-08

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证明,成熟稳定的社会保险制度是促进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重要配套措施,因为公民需要凭借一道社会防线抵御市场经济的波动和不确定性带来的社会风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在农村地区逐步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障制度显得愈加重要,因为建立和完善这项制度不仅有助于保持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还可以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和促进内需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2009年10月,全国有10%的县(市、区)开展了试点工作。

目前,包括广州市在内的各个试点城市在推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过程中围绕覆盖的强度和进度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实际上代表了政策执行效果的差异。但是,学术界还没有把研究的重心转移到解释这种差异上来,多数研究仍然在论述政策的重要性、细化政策的方案和实施机制。鉴于这项社会政策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基于“合作治理”这一新的理论框架,来探究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通过开展这项研究有助于打开社会政策的执行过程这个“黑箱”,解释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揭示各个参与主体执行这项社会政策的意愿和能力,从而为改善政策执行的效果提供客观依据。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和理论回顾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按照“统筹城乡、体系统一、无缝衔接”的理念,广州市已经初步构建起了较为完善的由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农转居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老年居民养老保险、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构成的制度体系。从2001年开始,广州市率先试行农转居人员养老保险制度,并于2006年7月全面铺开农转居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在2003年试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又于2008年4月实施了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政策。2008年10月开始实施城镇老年居民养老保险政策,11月又实施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总体来看,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已经实现了由城镇向农村延伸、由城镇企业职工向城镇居民和农村农民延伸,初步建立起了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正式迈人了全民享受社会保障的新时代。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差异”的出现往往预示着研究机会,因为“差异”的背后往往蕴藏着需要解释的原因。通过调研广州市执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过程和效果,笔者发现了差异,具体体现在作为两个调研对象的县级市设置的覆盖进度和覆盖强度具有差异,作为5个调研对象的镇,街和9个行政村的覆盖进度具有差异,另外,9个行政村的覆盖强度也具有差异。在覆盖进度方面。截止到2010年6月底,进度最慢的行政村覆盖了12%的政策对象,进度最快的则覆盖了将近45%的政策对象。这些差异直接体现了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效果,因为笔者假定覆盖的进度在论文中代表着政策执行的效果。因此,笔者有必要解释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笔者认为,在探究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效果时,需要在宏观上考虑到这项政策属于社会政策范畴,以及这项政策的执行涉及到多个行为主体,因此,需要通过引入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现实中存在的差异。

(二)理论回顾

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效果的研究是一个交叉领域的研究问题,涉及到政策执行模式和农村社会保障政策两个研究领域,笔者将围绕研究问题对相关理论进行回顾。

1、关于政策执行模式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政策科学被认为是研究政策制定的学科,政策执行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这使得政策执行成为了一个被遗漏的环节。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状况才逐渐得到改观,政策分析家们在肯定政策执行对于达成既定政策目标起重要作用的前提下,提出了各种研究政策执行的模式,拓展了政策科学的研究范围,并逐渐形成了三种政策执行模式,丰富了政策科学的理论内容。

自上而下(top-down)的政策执行模式是巴瑞特和福吉对20世纪7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一时期关于政策执行研究的概括,该模式的代表人物包括J・普雷斯曼和A・威尔达夫斯基。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模式意味着政策执行的效果是由政府机构的高层人物决定的,而在科层制中处于中低等级的官僚只是执行决策罢了。很显然,自上而下的研究模式适用于研究由“高层”颁布、目标明确、追求时效的政策,这种政策执行模式体现了公共管理的主体对“单一中心”的追求。

自下而上(bottom-up)的政策执行模式为政策执行研究的第二代学者所推崇,波特是主要代表。自下而上的政策执行模式以组织中的个体(即参与政策过程的所有行为主体)作为分析对象,将政策链条中较低和最低等级的行为主体当作政策执行的基础。在该模式看来,政策不是由法令和规则控制的,而是组织成员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因此,政策的执行应该反映下级官员的想法和意见,至少应该在行为模式上反映下级官员的想法。自下而上的政策执行模式弥补了自上而下模式的不足,体现了博弈思维,不再把政策执行理解成“单边”行为,更加注重分析中低等级政策执行主体的行为。

第三代政策执行研究者运用的是整合型政策执行模式,萨巴蒂尔等人的政策变迁和学习模式均可归入此类。整合型政策执行模式认为,政策的执行效果是由多级执行主体的决策结果交互影响而形成的。政策执行过程不仅贯穿着上下级之间的控制与互动,还包含着政策体系内其他政策主体的影响。第三代政策执行模式的突破在于引入了政策体系的外部主体,反映了一种突破官僚制的思维。

2、关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模式的研究。由于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处于探索阶段,最终的目标模式还没有统一,因此,对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模式和具体推行方式的研究仍在进行中,这也构成了本文的实践背景。

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模式的选择上,学者们普遍认为应该根据中国农村的现状,真正建立起适合国情的切实可行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但近10年来,学界对于我国到底应该选用何种模式,观点并不一致。刘汉屏等提出,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应当遵循“根据区域差异和农村劳动力分布状况,分层分类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养老问题”的基本思路,并据此提出了以分层分类的模式建立农村社 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思路和配套措施。张俊良认为,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正处于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时期,存在着制度上的单一性和初级性以及社会化程度低、社会保障水平低等突出问题。因此,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方向是:基本社会保障与多种社会保障并存,社会保障水平的公平性与差别性并存,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程度和总体水平。李迎生认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险政策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借鉴国际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的一般经验,根据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以及体现社会公正的要求,以满足农民老年基本生活需求为目的,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以社会保障为核心的,辅之以家庭保障、社区互助等传统保障方式的,与其他从业者养老政策相整合的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使老年农民能够和城市从业者一样享受平等的社会保障待遇。

在推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方式上,学术界的对策比较丰富。袁春瑛等认为,在目前我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应该多管齐下,提高土地的保障能力,使传统的家庭社会保障功能得以发挥,并在此基础上立足各地的实际分类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将家庭养老、土地保障与社会养老三者结合起来,是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解决农民养老问题的一种理性选择。杨复兴主张以家庭保障为主,以家庭为主线,建立农民个人养老账户制度和纵向分散风险的养老保险制度,形成一种内源式生长,逐步向外扩展的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卢海元认为应该实行“实物换保障”的方式,即根据不同的对象,以特定的方式将其拥有的农产品、土地和股权等实物转换为保险费,分别设计现实可行的社会保障方案:对年轻农民实行“产品换保障”,对年老的农民和被征地农民实行“土地换保障”,对进城民工实行“产品换保障+土地换保障”的“双轨制”,对乡镇企业职工实行“股权换保障+产品换保障+土地换保障”。在城镇化进程中,就建立能够同时将非农化职工和农民都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可行性操作方案而言,“实物换保障”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总体来看,学者们的分歧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在政策覆盖的强度上要不要体现出差异性,二是在政策执行的具体方式上要不要体现出差异性。这些文献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尊重相关政策执行主体不一致的利益和多元化的需求,这也预示着不能依靠通过“单一中心”追求政策执行的效果。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还没有植入到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探究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更没有通过构建分析影响这项社会政策执行效果的理论框架,也未配以实证检验。因此,在回顾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分析影响社会政策执行效果的理论框架,并以广州市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作为“数据”检验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探究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不仅能够解决一个现实的政策执行问题,而且可以完善社会政策执行的理论体系。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

本文力图构建一个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并理解政策执行的过程,这一理论框架将扎根于具体的理论和实践背景。本文将在实践背景基础上围绕所要构建的理论框架评估相关理论。社会政策的“多中心”特性是理论框架的实践基础,“意愿一能力”是分析工具,合作治理是思维模式,社会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合作治理理论这一理论框架是对上述三种理论的整合与超越。

(一)社会政策的“多中心”特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提供社会主义福利政策(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的成果),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已经逐渐成为知识社群的共识。虽然不同的学者为社会政策下了各自的定义,但是社会政策比较固定的内涵是容易归纳的,即政府为了担负为公民提供社会福利而制定和实施的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的特征在于其基本指向是公民,执行过程涉及多个行为主体。

通过对政策执行相关文献的考察可以发现,关于政策执行模式的现有研究并没有摆脱“单中心”特性。从政策执行的效果来看,在“单中心”的政策执行模式下,由于整个过程是根据政策执行的责任主体的角色和利益进行的,因而在政策执行对象看来非常复杂的政策执行效果被简化为简单的物化指标,其丰富的内容被“抽象”掉了,容易发生变异。从实践来看,属于社会政策范畴的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涉及到多个利益主体,这些主体无法按照“单中心”秩序的要求行事。必然存在着冲突。因此,出于减少社会成本的考虑,需要唤醒和维持这些行动主体的合作意识,促使这些主体围绕社会政策的执行自我组织起来,通过积极参与降低社会成本。相比之下,将“多中心”模式用于分析社会政策不仅具有思维上的优势,而且具有现实的经济基础。从经济基础来看,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委托一成本极大地提高了“单中心”模式的社会政策执行成本,而且,公民对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政策的需求并不是固定的和一致的,因此,单靠某个政策执行主体的努力无法满足复杂的社会政策需求,即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所以,赋予相关主体以自和参与权,反而能够发挥各个主体比较优势,从而以更低的社会成本执行社会政策。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可以发现,以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为代表的社会政策具有“多中心”特性:一是社会政策的执行涉及到多个行为主体,以广州市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为例,涉及到市、区/县级市、镇/街三级政府或机构,行政村这一自治组织,以及村民共5个行为主体,每一个行为主体的意愿和能力都会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二是交易成本高,由于以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为例的社会政策涉及多个行为主体,无法采取强制性的行政措施,因为如果采取行政措施会削弱社会政策执行的效果,增加社会政策执行的社会成本。因此,以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为代表的社会政策实际上适用于“多中心”的政策执行模式,因为政策实践领域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政策执行模式的适用性,这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笔者认为,社会政策的“多中心”特性提醒我们需要进一步引入两个主题:一是分析政策执行主体行为的工具,二是整体上的思维模式。

(二)理解社会政策执行主体行为的“意愿一能力”分析框架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决定一个组织或个体行为的两个基本变量是行为能力和行为意愿,简称为“意愿一能力”。从思维模式来看,这是一个非常简便的分析框架,但从操作层面来看,这是一个难以操作化的分析框架。由于学术界对于这一分析框架的基本分析对象是政府,因此,在剖析这一分析框架时。我们有必要在社会政策的语境下对其内涵进行界定。相对于能力而言,测度一个组织或个体的意愿更为复杂。原因在于能力更多地是一种“可能性”,我们容易对其进行操作化,至少可以找到替代性测量指标,但是对于意愿而言,我们需要排除很多表象因素来把握行动主体的内心动机,因此,通过进行各种比较来测度意愿往往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在比较政治学的话语体系中,阿尔蒙德等学者对政府能力进行了具体化理解,认为政府能力是指设立行政部门和政府行政结构,并使它们拥有制定和执行政策、 特别是维护公共秩序和维护合法性的能力。

由于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是复杂的,涉及到多个行为主体,而且,多个行为主体之间的行为不是孤立和静止的,而是相互影响的,它们之间的影响关系并不是线性的。因此,孤立地、静止地运用“意愿一能力”这一分析框架分析单一行为主体的政策行为需要冒很大的风险以及具备严格的约束条件。例如,我们需要把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变化给所要分析的行为主体带来的影响作控制处理,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悖论就出现了:如果不考虑其他主体行为带来的影响,分析结果肯定不客观、不准确;如果控制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变化给所要分析的主体带来的影响,往往又不具有现实性。因此,从定量分析的标准来看,“意愿一能力”这一分析框架又是一个非常粗糙的分析框架,因为它屏蔽了许多变量,以牺牲分析结果的严谨性和误差的扩大换取到了分析过程的简便。更为重要的是,“意愿一能力”这一分析框架比较适用于“单中心”的情境,即围绕分析能够决定政策执行效果的单个行为主体的政策行为来解释和预测政策执行的过程和效果。

由于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涉及到多个行为主体,因此,我们需要考虑每一个行为主体的意愿和能力以及对社会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及其程度。因为简单地运用“意愿一能力”这一分析框架与“单中心”的特性更为匹配,而社会政策具有“多中心”的特性,决定了我们需要整合“意愿一能力”这一分析框架与合作治理理论。

(三)合作治理理论的引入

学术界认为,合作治理就是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等多个行为主体相互合作、分享治理机会、共同处理公共事务以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合作治理的价值预设和实践机理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行动主体的多元化,政府并非单一的治理主体;第二,关系的依赖性,各个治理主体处于一个相互依赖的环境,没有哪个主体拥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可以独自处理公共事务;第三,行动的自组织化,相对于政府的实质理性和市场的程序理性而言,合作治理的行动机制是以第三种类型的理性――反思的理性为基础,在谈判和反思的过程中设置目标,借助谈判和协商达成共识、建立互信、实现合作,在“正和博弈”中求得共赢;第四,结构的网络化,在合作治理中,多元化的治理主体面对共同的问题,依靠彼此的优势和资源,通过对话树立共同目标,增进理解和相互信任,就共同关心的问题采取集体行动,从而最终建立一种共同承担风险和责任的治理网络。

但是,合作治理理论面临着来自实践的巨大挑战。首先,在公民还具备“理性”人特性的情况下,“搭便车”现象事实上是无法避免的;其次,完全平等的主体通过自觉而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它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处理不确定的公共事务。因此,需要形成和维持一个公共权威。实际上,一些公共物品的供给并不是完全在“社区”内部生产的,即许多任务的“完整性”非常差,单个治理主体无法完全把握公共产品的全部生产过程和效果,而是需要与其他主体开展合作,因此,这是一种全新层次的合作治理模式,也是本文理论建构的目标。

通过综合分析和比较上述三种理论,笔者认为单凭哪一种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社会政策的执行过程和效果,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具有完全的适用性,如果不考虑理论的适用环境而盲目地运用某一种理论都会给公共利益带来损失。笔者认为,除了在静态环境下的替代情况中存在着适用合作治理理论的机会,在涉及多个主体共同提供公共产品的“生产线”上同样存在着适用合作治理理论的机会,这一假设将在下文加以检验。

(四)研究假设

本文力图构建的“社会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合作治理理论”的研究哲学是实证分析,即在把握上述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基于对实践的观察和归纳构建出理论,以解释社会政策执行的效果。在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纳入本文研究视野的是县级市政府、镇/街、行政村和居民四个层次的行动主体。其中,县级市政府包括其所属的专项工作部门,镇/街一级行政组织也安排了专项工作部门执行这一社会政策,行政村则主要由村委会主任和专干负责执行这一社会政策,居民是分散的治理主体。基于对广州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实践考察和相关理论的评估,本文提出的核心研究假设是:治理主体的意愿和能力会对政策执行的效果产生显著的影响。本文的两个次研究假设是:第一,治理主体的“能力”对政策效果的影响要大于“意愿”的影响;第二,行政村和村民对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更为突出。

三、研究设计

本文采取的是多案例研究方法,数据的类型是定性和定量数据的结合。具体的数据收集方法是,通过对多案例中的政策执行的行为主体进行结构式深入访谈获取定性数据,通过分析相关文件、报告和报表获取定量数据。访谈的结构围绕行为主体参与执行广州市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展开,通过将访谈对象的话语内容进行对比分析和交叉验证可以保证本文的效度和信度。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执行效果,广州市有7个区/县级市(白云、萝岗、南沙、番禺、花都、增城和从化)还有农村建制,基于对规模效应的考虑,笔者选取了增城和从化两个县级市的5个镇/街作为调研对象,原因是这两个县级市的农村人口多,有利于开展集中调研。其中,在增城调研了4个镇/街,这4个镇,街的经济条件有较大差别,政策执行的效果也有较大差别;在从化调研了1个镇,作为增城的参照组,这个镇的经济处于从化市的中等水平,由于调研比较充分,可较好地反映从化的整体情况。在行政村一级,本文选择的样本有9个,分别隶属于上述5个镇/街。

从2009年11月至12月,笔者开展了深入访谈和数据收集工作。深入访谈的对象是2个县级市的农村保险办公室的负责人和专干,5个镇(街)的分管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工作的领导和专项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9个行政村的村委会9位主任和10位专干,以及部分居民代表。本文的因变量是作为研究样本的2个县级市的5个镇(街)的9个行政村推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政策效果,这里的政策效果指的是完成覆盖进度的比率。自变量是5个镇(街)和9个行政村及其村民三个治理主体的“意愿”和“能力”,共计6个变量。因变量的取值是实际完成覆盖任务的百分比,覆盖任务是指覆盖适龄群体的百分比。例如,在2009年,广州市要求完成的任务是覆盖25%的适龄群体,假如某个行政村在2009年完成的覆盖任务是25%,则表明其覆盖任务的完成率是100%,而100%的完成率则取值为10。关于因变量的编码处理结果是,9个行政村2009年覆盖任务的完成率(政策执行效果)的最大值是10,最小值是2.5,这表明两个行政村的覆盖任务完成率分别是100%和25%。自变量的取值则是根据笔者在深入访谈中的感知进行判断,采取的计分方法是1-5级里克特量表,为正向赋值方法,1代表最弱,5代表最强。例如,在能力方面,通过测量行政村的财力、人力和办公设施对其能力进行赋值;在意愿方面,通过观察、了解和比较行政村的村委会主任和专干的工作方式和认识对其意愿进行赋值。描述性分析的结 果报告见表1。

四、假设检验、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假设检验和研究结论

1、相关分析。本文运用的是Sps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相关分析的目的是检验本文的核心研究假设和次一级研究假设,具体方法是以因变量作为基准,将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相关分析。考虑到2个县级市的“意愿”差别不大,因此就排除了县级市的“意愿”和“能力”这2个变量。分析结果见表2。

通过观察相关分析的结果可以发现,行政村的“能力”和居民的“能力”与政策执行的效果之间具有正的相关性,而且,居民的“能力”相对于村的“能力”而言,其相关程度更高,影响更为显著。总体来看,各个变量与政策执行的效果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虽然有的相关关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考虑到样本的数量少于30个,因此,笔者对于显著性可以不作硬性要求。与常识和假设不一致的是,镇/街的“意愿”与执行效果呈负相关,笔者的理解是,镇的作用相对于其他政策执行主体对政策执行的影响比较弱。

2、回归分析。进行回归分析的目的是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界定影响广州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回归分析的结果如下:回归方程的R方的值是0.564,比较理想:ANONA值是0.020,同样比较理想;借助逐步回归法构建的模型的系数报告见表3。

通过观察模型的系数可以发现,只有居民的“能力”这一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另外。行政村的“能力”这一变量的B值是.484,Sig值是.060。考虑到在样本数量非常小的情况下,综合观察定量分析结果可以认为本文的研究假设基本上得到了证实,即多个治理主体的“意愿”和“能力”与政策执行效果是相关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越是靠近政策执行效果的治理主体,其重要性越是明显;相比较于治理主体的“能力”及执行效果的相关程度更突出。

(二)政策建议

首先,需要进一步强化各个治理主体的合作治理。需要从国家治理的宏观层面来审视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问题,因为国家的治理重心正在转移到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县级市的合作贡献是把握好政策执行的进度,设计合理的配套标准和政策标准,为基层治理主体提供政策资源。镇/街的贡献是提供配套的政策资源,激励好行政村干部,强化居民的“意愿”,做好政策执行过程的管理。行政村的贡献是强化居民的“意愿”,选择合理的政策标准,提供合理的政策配套。居民的贡献是表达对政策的接受和评价,反映政策的执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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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回顾抵押贷款的内涵及理论文献之后,以南方某市为例分析了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的经济敏感性,结果显示:老人退休后办理反向住房抵押养老保险,能获得很高的年金收入,能显著提高退休后的所得替代率。

关键词: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可行性研究;经济敏感性

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是源于荷兰的反向抵押贷款的一种。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包括以下基本要素:投保人、保险人、住房所有权、房使用权、贷款费用、贷款期限、优先偿付、无追索权保护。美国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均走在世界前列。按照发行机构分类,美国市场上的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主要有三种:1、房产价值转换抵押贷款HECM(Home Equity Conversion Mortgage);2、住房持有者贷款计划(the Home Keeper Program);3、财务自由计划(Financial Freedom)。HECM的发起和实施机构是美国联邦抵押联合会(FNMA);HECM是美国市场上唯一得到联邦政府担保的反向抵押贷款,具体担保机构是由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和联邦住房管理局(FHA)。

一、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理论基础

生命周期理论、保险精算理论和金融资产定价模型是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的三大理论基础。

随着样本数量的不断增加,实际观察结果与客观存在的结果之间的差异将越来越小,这个差异最终将趋于零。也就是说,集合的风险标的越多,风险就越分散,损失发生的概率也就越有规律性和相对稳定性,估计值也会越来越精确。保险机构虽然不能准确把握个别标的随机风险,但只要保险标的数量足够多,就可以将保险标的平均风险视同个别保险标的之预期风险。

在现实操作中,保险机构虽然不能准确估算出办理反向抵押贷款业务的具体某位老人的预期余命,但当参加该项业务的老人数量足够多时,他们的寿命分布符合“大数定律”。对于无赎回权的反向住房抵押养老保险产品,贷款期限结束后,房产完全由贷款人处置,可以视同借款人以远期的房产所有权作为为自己购买养老保险的趸缴保险费,保险机构向其提供养老保险的一项业务,因此对于无赎回权的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完全可以采用保险精算原理进行定价。

(三)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的定价模型:国内外关于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的定价模型众多。其中Peter Chinloy和Isaac FMegbolugbe构建的支付因子定价模型得到较多关注,该模型中的支付系数包括了利率、通货膨胀率、贷款期限、房地产价格波动率和调整精算系数等。YKTse(1995) 提出的相关参数模拟模型要求在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两种情境下,计算反映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的风险和利润指标。YKTse模型的计算分为两步;第一步是计算贷款机构损益两平年金期望值MBA(mean breakeven annuity),第二步是计算出预期利润现值和损失率两个指标。YKTse模型的重要假设包括:未来利率与历史平均利率相等;历史平均房价升值率等于未来房价升值率;用生命表计算平均剩余生命年限;贷款机构在贷款期限结束后4个月才可出售住房资产。Bardhan,Karapand a,and Urosevic (2006)的定价模型在风险中性的情境下,利用欧式看跌期权对抵押贷款保险定价。国内学者研究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定价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介绍并发展 HECM的定价模型;在OliviasMitchell,JohnPiggott (2004)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保险精算定价模型;利用Black-Scholes模型根据无套利均衡理论对有赎回权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进行定价;利率服从Markov链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一般定价模型。

二、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经济敏感性分析

本研究选择南方Z市的数据,参考Tse,YK(1995)提出的预期损益两平金,计算分析在住房价值和利率水平变动的条件下,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提供的年金水准值及相应的所得替代率。所得替代率(Income replacement ratio)指退休后平均每月可支配金额与退休当时的每月薪资的比例。一般认为维持70%以上所得替代率是老龄人退休后能否维持生活水平之关键。

(一)预期损益两平年金模式的假设

1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的类型为HECM的tenure型产品,期初年(annuity-due),每月等额方式。借款人假定为60岁以上的城镇居民。2、期初住房价值,按照Z市统计局公布的城区户均面积与2010年二手房屋平均成交价格相乘计算。3、业务开办费并入贷款额度内;销售住房成本率为5%,住房销售价格减去交易成本后的剩余属于贷款机构所得。4、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合同生效日为1月1日,死亡事件只发生在年中6月30日,死亡后第4个月需偿还贷款。5、基本房价升值率按2000年至2010年10年间Z市每年房价升值率替代。6、基本利率以2000年至2010年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的样本平均数替代。7、Z市市民寿命以该市2010年统计年鉴数据为准。8、在计算替代率时忽略法定退休社保年金、企业年金以及其它由老年人购买的储蓄型保险带来的年金收入。

三、结论

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很多老年人缺乏足够的养老现金,“以房养老”是重要解决途径之一;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又是其中的一种重要的方式。生命周期理论、保险精算理论和金融资产定价模型是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的三大理论基础,不仅有可靠的理论基础,并且在实践中已在许多发达国家实施。

在回顾了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的理论基础后,本研究以南方Z市的数据为例,分析了该市老年人使用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融资后,在住房价格本身和利率水平变动的情况下,能够提升多少幅度的退休后所得。数据表明:无论在那种情境下的所得替代率都足以吸引老年人接受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

本研究采用的退休前所得、住房价格升值、等参数均是历史资料;计算的年金值结果,取决于房价升值率、利率、死亡率、期初房屋估计值等的参数资料,未来房市的行情、利率水平对反向住房抵押养老保险亦有相当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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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7年开始,我国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帐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根据参加工作时间划分,将该体系下覆盖的职工分为老人、中人和新人。在转制过程中,老人和中人均没有个人积累账户,缺乏基金积累,形成“隐性债务”。因此在1997年之后参加工作的新人所缴纳的资金虽进入个人账户,但是个人账户资金用来弥补社会统筹的资金支出,加之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之间的管理不透明致使许多个人账户空帐运转。除此之外,制度不规范和配套法律的缺失也给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造成了一定阻碍。例如,伴随职工工作调动等情况带来的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问题给许多职工造成了实际的困扰。普通参保对象对于存在该制度所表现的信心缺失才是最严重的后果。目前我国基本养老金实行统帐结合的部分积累模式,并逐渐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考虑制度发展和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均以“社会养老保险金基金”或“养老保险基金”代替)。综合目前研究观点,结合统计口径,可将当年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模型简单认为: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养老保险征缴收入+财政补贴+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缴费率×参加养老保险职工人数×平均工资+财政补贴+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平均养老金水平×退休职工人数+丧葬费用+其他支出=在职职工平均工资×替代率×退休职工人数+丧葬费用+其他支出养老保险基金平衡=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养老保险金基金支出因此,影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平衡的主要因素有:缴费率、养老保险参加人数、替代率、职工平均工资、财政补贴和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等。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考虑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所导致的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统计口径差异,本文选取我国31省、直辖市和自治区2002-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文中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所公布的历年统计年鉴,以及基于此的相关计算。所涉及数据均为未考虑通货膨胀率的名义值。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本文所考察的是影响养老保险基金平衡的各个因素,因此被解释变量选择可代表养老保险基金平衡的变量。用来表示养老保险基金平衡的变量主要有绝对值和相对值两类,本文选取相对值数据,即养老保险基金的结余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社会保险基金结余率是衡量和考察社会保险运营状况的综合指标之一,养老保险基金结余率是养老保险第n年末的当期结余与第n年年度内基金收入的比值。通过计算可发现,我国各省市每年的养老保险基金结余率之间有较大差异,但是总体呈现上升趋势。限于篇幅,不一一列出各个省份的指标,在此通过山东省2002-2012年结余率以示说明。

2.解释变量。

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考虑相关统计数据的可得性,选取社会养老保险的年末参保人数、缴费率、替代率以及职工工资增长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影响养老保险基金平衡因素的计量模型。由于篇幅限制,本文选取辽宁省、山东省、浙江省、四川省、广东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为代表说明各解释变量的变化情况。参保人数。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代表了养老保险的广度,是衡量养老保险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由于研究对象所限,本文所涉及的参保人数仅指基本城镇基本职工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内的职工。这六个地区的参保人数虽然都呈现出了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和参保人数有较大不同,这与每个地区的人口密度和劳动人口流入流出比率有较大关系。新疆人口密度较低,劳动人口流入流出情况较少,因此新疆的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与其他几个省份相比,处于较低水平。广东省作为人口大省,同时又是劳动人口流入大省,因此参保人数呈现出了较大的增长幅度,参保人数也处于较高水平。参保人数越多,意味着现阶段养老保险的基金收入越多,但在未来,养老保险所要负担的退休人数就越多,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也是一个挑战。缴费率。缴费率是某年度养老保险基金的缴费收入占该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中除职工缴纳外,还包括各级财政补贴和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缴费率实际为扣除这两部分基金收入来源后的部分占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但是各年度的统计年鉴、劳动统计公报中都未将这两部分按地区单独列出,因此本文仍以统计年鉴中所披露的各地区当年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为基础计算缴费率,实际缴费率应低于本文所采用的计算数据。这六个地区的缴费率并没有呈现统一的变化规律,浙江省的缴费率呈现下降趋势,其余地区有升有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辽宁省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水平。按照2005年国家颁布的《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缴费率最高限度为28%,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目前一些省份在实际操作中,已经超过了这个限度,但随着各种制度的完善,未来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将逐渐呈逐渐下降趋势。替代率。本文所采用的是平均替代率的概念,即某一年度社会退休职工的平均养老金水平与该年度在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之比。平均替代率是把所有退休职工和所有在职职工分别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比较,是在研究与养老保险基金相关问题时经常采用的一个概念。替代率不仅影响缴费率,也是影响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重要因素。职工工资增长率。职工工资增长率代表了职工工资平均增长水平,与社会经济水平有着密切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各地区每年环比职工工资增长指数基本处于10%以上的水平,稳定增长。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是影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养老金的计发与社会平均工资挂钩,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与替代率结合,是影响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重要因素。

三、模型解释

(一)预期模型

1.面板数据模型分类。

面板数据是同时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上取得的数据。为实现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可以建立从个体角度考虑的含有N个个体成员的模型和从时间点截面上考虑的含有T个时间截面面板数据模型。含有N个个体成员的模型更常用,且符合本文的建模宗旨。

2.预期模型。

首先在模型形式的选择上,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倾向于固定效应模型或者随机效应模型,不同省市之间的养老保险基金结余率存在差异性,但是个体之间是否存在结构性差异则需要通过检验得出结论。其次,从各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来看,由各解释变量的选取理论分析来看,可以初步认为,参保人数越多,缴费率越高,替代率越低,工资增长率越高,养老保险基金当年结余就越多,因此参保人数、缴费率对养老保险基金平衡具有正向影响作用,而替代率则具有反向作用,但实际模型的结论是否与预期模型一致,需要通过实证分析和检验来说明。

(二)数据检验

1.单位根检验。

为保证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和真实回归,首先对面板数据的各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确保数据的平稳性。对于面板数据的各序列水平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LLC、IPS、ADF和PP是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的传统方法,其原假设均为存在单位根。如果各种检验的概率均小于置信度(本文取5%),则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序列平稳。由上表结果可知,结余率、替代率和工资增长指数为水平平稳,即为零阶单整。对参保人数和缴费率检验其一阶差分,其一阶差分平稳,即一阶单整。由于此面板数据的变量之间是非同阶单整,对参保人数和缴费率取自然对数进行处理,对变化后的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处理后的序列均为零阶单整。

2.协整检验。

由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我国各省市的养老保险基金结余率、参保人数的变化率、缴费率的变化率、替代率以及工资增长指数之间为零阶单整。当数据序列为同阶单整时,应对该面板数据进行协整性检验,以保证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因果关系。对处理后的数据序列进行协整检验。各检验方法的原假设均为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由于P值均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拒绝原假设,由此可判断,该面板数据经处理后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的因果关系。

(三)计量模型及实证结论

1.面板数据模型选择。

在本文的面板数据模型构建中,主要考察影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平衡的因素。利用Hausman检验可以确定面板数据模型的的类型。首先建立随机效应回归模型,然后进行检验。所构造模型的Hausman检验的统计量值为53.564926,P值为0.0000,原假设为建立随机效应模型,P值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拒绝原假设,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按照经验,用样本数据推断总体效应采用随机效应回归模型,直接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则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本文Hausman检验的结果也符合一般经验。

2.实证结果解释。

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由拟合结果可知,该模型所涉及的参保人数变化率、缴费率的变化率、替代率三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工资增长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R2和调整后的R2值均大于0.95,表明该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从系数的绝对值来看,缴费率的变化率对养老保险基金结余率的影响最大,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大部分来源于参保职工的缴费,这一实证检验符合现实情况。从影响方向来看,参保人数、缴费率的变化率和工资增长率对基金结余率呈正向影响,当参保人数、缴费率数值增加时,基金结余率也随之增加,工资增长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增加,也会引起基金结余率的名义值增加;而替代率则对基金结余率起相反作用,即替代率越高,基金支出越多,基金结余率越低。各个地区的截面系数符号不同,数值也相差较大。由于被解释变量为基金结余率,系数C代表自发倾向,可以简单理解为在没有缴费率、替代率等模型中所包含的因素影响下的基金结余率。其中上海、浙江、江苏等经济较为发达省市的基金结余率较高,这与其地方财政补贴及投资收益有一定关系。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虽然全国各省市的社会养老保险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但是从本文的实证分析来看,替代率、缴费率等影响因素对各地区养老保险基金平衡的影响力度相同,并且国家也提出要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国家统筹的目标,因此本文只提出涉及国家层面的政策建议。

(一)降低缴费率,拓宽基金收入来源渠道

在本文构建的计量模型中,缴费率的变化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结余率影响最大,且为正向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要通过提高缴费率来增加养老保险基金的平衡能力。缴费率是养老保险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目前我国各省市之间缴费率差异较大,经济发达的省份缴费率较低。

(二)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保值,完善企业年金制度

在利用养老保险基金进行投资时,要明确投资范围,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基金投资于银行存款和国债,社会统筹账户基金以及企业年金还可以投资收益性和流动性更强的有价证券。同时制定合理的投资计划和投资组合范围,健全托管人制度,保障巨额基金的安全性和投资收益。宏观政策保障是企业年金发展的先决条件,国家已经出台了关于发展企业年金的一系列规定,包括企业年金的建立条件、提取比例和运行管理模式等问题,但是相关的规定仍需要进一步细化,增强可操作性。对于企业而言,应该完善企业年金计划。同时企业年金的建立和管理过程中还会涉及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和政府监督机构,关于合格金融中介机构的认证需要进一步规范,防止行业内鱼龙混杂,政府相关部门也需加强对企业年金各个环节的监管。

(三)扩大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健全相关制度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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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街道居民养老保险问题

在经济逐渐多元化的今天,城镇街道居民养老保险问题也日益尖锐。为了能够有效地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对城镇街道居民养老保险体系进行全方位的完善。在参保的过程中,其涉及到的人群还相对复杂。大多为老人、小孩、并轨转制企业的弱势群体、失业或无业人员,因此养老保险与人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对居民养老保险中的问题进行研究十分关键。

一、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目前的问题所在

(一)激励效果不明显

我国目前以居民参保的自愿程度作为原则的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其在对年轻群体的激励上效果非常不明显。目前对于参保对象可以从待遇发放和基金收缴的两个方面进行补助,但是这种制度的激励效果不是很明显。在进行调查时,出现了年轻人毫无热情、中年人犹豫不决、老年人积极参保的局面。另外,政府对于居民缴费的补贴,虽然每人每年给予30-50元,但这不会影响居民选择更高标准的缴费的积极性。

(二)基础养老金在调整机制上存在不足

目前情况下,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共同构成了我国的居民基本养老金,而基础养老金资金的来源是政府财政补贴,这就导致其调整幅度受到政策的影响较大,到2012年基础养老金的比例已被提高至16.7%,但相反,居民基础的养老金的整体调整幅度却较小,企业职工养老金每年都以上浮10%的幅度在调整,低于基础养老金的调整幅度,这就无形中给各级财政带来了压力。因而必须建立健全基础养老金合理的调整机制,使其既能够承担各级财政,又能够保证城乡居民享受到养老保险,可持续的发展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三)缺乏可操作手段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机制

根据当前我国的养老保险资金政策规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要实行两条收支管理线,并纳入到社会基本财政专户,要单独进行核算和记账工作,并对其合理投资与运用,最终实现增值保值。可是相关的规定至今并没有明确,虽然目前可以采取投资国债和银行存款的方式对基金进行增值保值,但目前这两种投资方式收益率低,使得城乡养老保险基金在目前老龄化趋势明显和持续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背景下,面临着相当巨大的支付压力。所以,需要积极的探索如何增值保值基金的新途径和进行多元化的科学投资。

(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相关制度规定之间的衔接协调性不够

虽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运用与居民在城市和农村间流转时的社保需求,但对其他不同的性质的养老保险制度,却缺乏与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具体转移衔接操作流程与办法。此外,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与城乡低保、农村五保供养、被征地农民工社会保障等制度之间的衔接目前也缺乏相关的政策指导。

(五)缺乏有效深入的政策宣传

根据目前的调查结果可知,政府社区的宣传是人们对居民养老保险相关信息认知的主要来源,但是这些认知往往只存留在表明,人们对于居民养老保险更深层次的认知明显不够。这就使得各试点地区出现了中青年群体的参保积极性普遍不高,其他参保居民的参保的长期保持意识难以维持的现象与问题。认知是提高参保率和参保持续性的关键所在,人们在利益取向上,往往只重视近期而忽视长期,对于参保很可能在在中途断保,需要加大宣传的力度,使得城乡居民能对参保给自己带来的短期和长期利益能够深入了解,提高他们的参保积极性。

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政府财政补贴力度,同时用多种激励方式

依据目前的规定,凡是具有所在城市户籍,且年满16周岁,同时未在全日制学校就学,未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和不满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条件的非从业居民,其都可以在户籍所在地自愿办理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从整体上看,这些居民都具有以下的特点:灵活就业人口所占比例较高,缴费能力差,经济收入不够。因而居民自愿参保依然要作为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同时要在制度中不断完善相关激励机制和各级财政补贴制度,采取多种激励方式在发放环节和基金征收环节,将政府补助和基础养老金的幅度提高,吸引更多的居民参保。

(二)建立稳定的待遇条件机制

政府应根据目前的缴费方式,并考虑到社会的发展因素,对于缴费的标准做出一定的调整,考虑到城镇居民的老龄化、通货膨胀、物价指数、支配收入等因素,建立出符合居民生活条件的待遇调整机制。居民可在调整基础的养老金后,根据自己的养老需求,共享城乡居民的经济发展成果。

(三)采用多元化的投资方式确保社保基金能在安全的前提下增值保值

由于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管理暂时由县级机构管理和投资运营,难以保证安全性并且成本较高。所以,随着不断增加的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和不断增多的积累资金,我国应对现有管理模式进行改革,从县级管理改变为省级管理,实现省级统筹的标准。应该建立专业的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营机构,用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或专业的投资管理机构来管理基金的投资管理业务,最终实现社保基金在安全的前提下增值保值。

(四)建立健全相关政策制度,确保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与其他制度的衔接顺畅

目前,国家应该对相关政策制度进行梳理,尽快建立健全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与其他制度的衔接管理制度,制定明确具体的操作规则与规范,确保城乡居民在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转移中,实现待遇上的公平。此外,要对现有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减少甚至消除目前户籍管理制度对养老关系转移接续造成的影响,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统筹层次。

(五)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为了能够更好的规范化的管理养老保险,应积极的做好服务工作,扩大参保的范围。在宣传相关的养老保险的法规政策,需要运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进行描述,定期的开展社会保险讲座,集中宣传,与各界媒体配合,动用有力的手段宣传社会养老保险,强化居民意思,增加参保人主动性、积极性。

同时,在进行养老保险策略的宣传过程中,可以采取多种推广渠道使得其推广的效果全面的发挥出来。还要不断优化养老保险管理体系,在适应多元化经济体系的同时,对保险的政策进行适当的调节,使得其实现受保人员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实现双方的共赢。

三、结语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保险已经逐渐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为了能够让让养老保险能够受惠于每一位受保人,就需要对其中的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与此同时,还要全面推进基层平台建设,进一步强化医疗保障服务建设,在村(社区)要建立医疗保障服务站;梳理医疗保障工作各项管理和服务职能,确保养老保险的保单多元化。(作者单位:云南省宣威市宛水街道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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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柴文莉.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政策研究及建议――基于保险信息不完全理论[J].人民论坛.2012(26).36-38

[3] 黄晗.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筹资标准的测算与分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04).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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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养老金会计;问题;优化策略

[DOI]10.13939/ki.zgsc.2015.12.045

1引言

我国社会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据有关预测显示:到2015年我国老年人口将会达到2.04亿,2035年达到3.73亿,2040年以后将会超过4亿。这势必会加大养老金的社会负担。我国的养老金制度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确立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的养老金制度模式,然而,改革的推进却是相当艰难和缓慢的,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颇多,这都有待于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2我国企业养老金会计现状

我国养老保险金制度从1984年开始建立,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在借鉴国际会计准则的基础上,将养老金会计按照会计主体的不同分为职工养老金会计和企业养老金会计,分别在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和第10号中予以规范。《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对职工养老金保险费等各种不同形式报酬的会计处理进行归纳,规范了职工薪酬的确认、计量和披露。依照该准则,企业将根据具体的确定提存计划,按照固定金额或工资的一定比例提取并支付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养老金,职工在职的会计期间确认为负债,并且根据受益对象计入资产成本或当期费用,体现了权责发生制的原则。《企业会计准则第10号――企业养老金基金》将依法制定的企业养老金计划所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单独作为独立的会计主体进行会计处理和列报;规范了企业养老金基金的资产、负债、收入、费用和净资产的确认、计量和披露;规定企业养老金基金所持有的各类投资需以公允价值计量;规定企业养老金基金的报表由资产负债表、净资产变动表和附注组成等。

3我国企业养老金会计存在的问题

3.1缺乏系统的理论以供参考

国外对企业养老金会计的研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至今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科学的养老金会计体系。我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至今对企业养老金会计的研究还比较少,尤其是对补充养老保险会计问题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我国并没有一套适合国情的企业养老金会计理论体系来指导会计实践。这给我国制定高质量企业养老金会计准则带来了障碍,也不利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

3.2补充养老保险部分的会计处理较模糊

我国现有会计准则中没有明确规定补充养老保险的会计处理方法,企业在实际执行时,主要参照基本养老保险的会计处理方法。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基金将更普遍,补充养老保险的形式也将多样化。制定补充养老保险的相关会计准则,使企业在进行补充养老保险的会计处理时有据可依,是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建设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会计准则建设,只有与国际会计接轨,才能减少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曲解或降低不必要的信息转换成本,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

3.3养老金资产和养老金负债的确认不全面

目前,我国企业对养老金资产和负债的确认采用分离观,也就是说,将企业和企业养老金计划看作相互独立的个体,企业只需在计提时确认养老金费用和养老金负债,并定期向养老金受托机构提存资金,其义务就履行完毕,没有在账面记录养老金资产的投资收益与损失,向退休职工发放养老金时,企业也无须在账面作任何记录。这样处理,不能反映养老金经济业务活动的全过程,企业未对未来的增值和风险进行计量。

3.4养老金成本的确认未能反映其实质

支付养老金是未来的行为,企业应根据养老金计划,对未来应付给职工的养老金折算为本期现值。但目前我国的当期服务成本只是根据当期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没有考虑养老金资产的资金时间价值以及选择适当的折现率与精算估价方法对养老金成本进行估算,导致每期提存的养老金负债与当期提供的服务成本不配比,影响到养老金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4我国企业养老金会计优化策略

4.1加强理论研究,逐步完善相关会计准则

在养老金制度急需改革的今天,我们迫切地需要完善的理论作为指导。缺乏先进理论的指导,实践将会异常的艰辛,因此,应先从理论突破,在研究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应该再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我国制定会计准则的机构应密切关注理论界的发展动态,在理论的摸索探讨中,将一些优秀的理论成果及时写入会计准则,以规范我国企业养老金会计。

4.2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推动企业补充养老金的发展

首先,要抓好试点地区的企业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工作,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将试点区域扩大到中小城市。其次,借鉴国外税收优惠政策,在各地开始实施企业养老金计划之前,国家应该明确企业养老金计划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如:可以允许企业缴费在工资总额一定比例以内的部分,从成本中列支;允许个人延迟缴纳个人所得税,至退休时可免去个人所得税,退休前若提前支取这部分养老金则必须补交所得税并处罚金等,还应考虑对投资收益给予税收优惠以及免征个人所得税。

4.3实行混合养老金计划,合理确认养老金资产与负债

我国目前的养老金计划还有较大发展空间,应进行大力发展。首先,在实行设定提存计划的企业,由于与养老金资产相关的风险由职工个人承担,会计核算应采用分离观,只反映计提养老金和向受托机构缴存养老金的经济业务事项,同时确认养老金成本和形成的养老金负债,不反映养老金资产的增值与风险,在报告期末将多提或少提的养老金以资产或负债的项目反映在会计报表中。其次,在实行设定受益计划的企业,由于与养老金资产相关的风险由企业承担,养老金会计核算采用整体观,将企业与养老金计划看作一个整体,在会计上反映养老金运动的全过程。在养老金筹集阶段,反映计提和缴存养老金经济业务的账务处理,在确认生产费用的同时确认养老金负债;在养老金运营阶段,确认养老金资产经过运营而产生的投资情况,以及养老金资产增减变动情况;在养老金支付阶段,确认支付养老金而减少的养老金资产和养老金负债,全面反映养老金各会计要素的增减变动情况。

4.4合理界定养老金成本,完善养老金成本核算模式

确定提存计划是当前我国企业养老金会计制度的主选方式,但本身有许多不足。随着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深入,未来的企业养老金的实施应逐渐过渡为确定收益计划模式。确定收益计划模式下需要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将企业未来的给付义务折算成当期的现值,并且要对雇员的死亡率、离职率、投资收益率、通货膨胀率及企业养老金运作中的因素作出预测,从而使企业每年提存的养老金数额与职工当期提供的服务相对应。这样才能合理界定养老金成本,完善养老金成本核算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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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建设措施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以政府为主体组织实施的保障居民老年生活社会性保险。该保险制度是在城乡保险统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主要采用个体缴纳保险与政府补贴相结合的保险运行方式。该保险制度更好的符合了社会保障理论的基本要求,属于公共产品供给部分,并且需要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角度进行政策调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还要进一步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

1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系统化的重要意义

1.1有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老年人群众规模扩大,成为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问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系统化可以提高养老保险的持久稳定性,突破传统养老保险制度走向分散挖解的问题,进一步突破了家庭内部养老供给的矛盾,适应了当前规模性、独立性强的家庭应对养老风险能力弱等问题,可以提高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速度,建立全覆盖的养老体系,消除养老保险的各种矛盾,适应了养老保险的规模化发展,提高养老保险的适应性。

1.2提高养老保险整体效率

城乡养老保险的系统化可以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之间的问题,进一步提高了养老保险基金的利用效率,有助于全面提高生活质量,保证居民的合法利益诉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系统化兼顾了公平与效率,可以发挥与城乡居民养保险制度配套政策与服务部门的作用,有助于监督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监督各方面履行职责,实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公平化。

1.3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于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对于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有重要意义,可以保证老年群体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依,有助于维护社会经济的整体安定。建立系统化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可以为转变养老模式提供支撑,更好地适应经济流动发展的需要,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进一步实现了社会收再分配,切实保证居民的合法权益。

2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系统化的主要问题

2.1现行制度碎片化的问题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碎片化现象严重,以往为了维护我国府弱势群体的利益,出台了大量保证弱势群体的保障制度,这些制度尤其体现在农村地区。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也具有复杂多样的特征,实际上反映出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割裂性,多元化的养老保险制度体现了针对不同群体的待遇不公平问题,给社会经济的统筹发展带来了较大困难,还要完善相关的社会保障工作制度。

2.2现行制度还缺少统一性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统一性不足,现行制度主要保障扩大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不同地区的养老保险实施方案和细则制度都从本地情况出发,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模式、缴纳水平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不同地区使用了不同的缴纳方法。不仅养老保险制度的均衡性较低,而且极大地增加了城乡居养老保险统筹难度。而且,随着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加,自由职业者的逐渐增多,现有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随意性较强,因此无法更充分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改革的现实需要。

2.3现行制度公平性待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公平性待提高,我国现行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还存在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待解决。当前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还有待解决。农村养老保险规则还有不规范的地方,实施的效率不够明显,导致农村居民对养老保险制度认同不足,参保费率也难以提高,因此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顺利实施。

3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系统化不足的原因

3.1政策宣传不到位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系统化不足,相关法规要求执行不力,城乡养老保险深度统筹不足的原因是基层群众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了解存在误区,不少居民仅认识到养老保险制度的强制性,没能认识到其重要的保障价值。当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还不能精准的传递到社区,城乡居民不了解相关政策的细节,政府未安排专人进行政策的解答工作。基层缺乏对城乡养老保险缴费的约束机制,仅规定补缴不享受政府补贴,致使部分年轻人不愿意参保,或者存在参保后不愿意续保的问题,不利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健康发展。

3.2基金统筹性较低

目前,有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统筹性较低,养老保险基金统筹主要由县级政府进行统筹管理,统筹的层次相对较低,这不仅不利于保证养老基金的资金安全,而且导致养老基金被侵占的概率较高。对于逐年增加的基金结余,保值增值的难度较大,缺乏强有力的资金增值渠道,基金的实际收益率较低。而且,当前省、市两级对养老保险基础的监管、统筹与审计的投入不足,难以形成持续性的监督,基金管理的风险相对较高,省级对市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贴的比例较低,由于政府补贴的资金较少,集体补助缺乏,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贴水平偏低。由于政府的资金投入不足,缺乏综合性的资金统筹管理机制,因此影响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系统性。

3.3管理制度的不足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水平相对较低是造成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系统性不足的深层次原因。由于缺少科学的考核指标,基层缺乏足够的管理资金与人员,致使大量城乡居民未能接入基层养老保险管理管理平台,一些负责相关业务人员与群众的联系不紧密,影响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整体有效性。而且,当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缺乏协调机制,系统性建设还有待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顶层设计与执行机制不完善,缺乏各部门的强有力联系协调,致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业务未能深入实施,各个部门未能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发挥积极的协调作用。

4推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系统化的措施

4.1加强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

我国现行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具有鲜明的优势,也存在一些弱点,还要完善推广建设方式,解决制度系统性不明显的问题。进一步规范相关工作制度方法,积极进行系统性方案的推广,建立城乡居民统一的养老保险工作制度。首先,应当从全面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出发,针对不同的城乡居民群体完善养老保险工作制度,注重提高公平与效率,强化统筹保障安排。其次,推动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与个人储蓄制度建设,从法规建设角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深化实施。第三,实现城乡养老保险的全覆盖,建立多元化的筹集制度,发挥财政对落后地区的资金补助作用,积极鼓励其他社会机构投入相关工作,进一步为相关资金管理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新时代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要在制度上与法规上进行深化改革实践。

4.2完善资金运营的监督机制

为了保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系统化,还要简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复杂性,建立完善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化管理体系,将保险基金纳入专业的社会保障账户,明确各部门的核算责任,按照国家的统一法规进行管理。积极加强相关资金流向的监控,建立统一的内控制度与监督制度,对养老保险金的运行过程进行动态化的监督,定期进行社会化的信息公布。

4.3提高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系统化建设离不开专业技术人员的有效工作,新时期还要发挥专业管理人员的作用,积极通过专业技术人员有效落实法规政策,促进各种数据信息的协调共享,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整体质量。首先,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系统化建设要求出发,制定相关工作人员的绩效考核机制,切实提高养老保险管理制度落实的系统化责任意识。要求相关部门严格的履行监督考核责任,抓好相关建设工作,提升系统化建设的整体质量水平。其次,建立经办人员的补贴机制,任何制度的健康运行离不开经办人员的积极付出,为了提高相关工作的系统性,还要激发相关工作人员的主动意识,注重通过荣誉激励或绩效奖励的方式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促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形成合力,在良好的互动配合氛围下提高相关工作的效率。第三,加强操作指导培训的力度,提高经办人员的服务能力,重视规范办理业务方法,加强基层工作人员服务指导培训力度,做好政策宣讲工作,推动基层服务人员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的提高,达到系统化、创新化和高效化开展相关服务的目标。

4.4建立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

为了促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系统化建设,提高养老保险管理的整体水平,还要加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的统一指挥,建立强有力的多方协调机制,切实发挥各部门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的积极作用。首先,成立专门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机构,建立多部门的协作沟通机制,明确各部门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中的责任分工,构建相互配合、相互补位的合作机制,提高工作协调性,推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协作共享。还要加强相关数据信息的共享力度,开发用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工作平台,构建纵向到底和横向到边的整体管理机制,优化相关网络体系建设,建立信息系统管理的内部专用网络,保证参保数据信息的安全性,发挥各种辅助信息系统的功能,实现科学分析、统筹预测,构建智能化的预警模块管理机制。

5结论

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日益完善,应当高度重视和加快发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相关制度,加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政策指导,积极通过科学化、体系化、规范化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政府应当进一步将工作的重心放在完小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上,着力优化相关政策体系,基于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暴露的问题深层次分析具体原因,着力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完善监督管理工作机制,大力推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全覆盖,进而健全和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体系,达到全面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质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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