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镇银行行业前景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村镇银行行业前景，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从110家到1027家

廖声红是湖北省汉川市新河镇燎原村人，全家是燎原村土生土长的农民，经营大棚种植，由于盖房投入过大，他经营的大棚种植出现了资金短缺，2009年4月17日到汉川农银村镇银行申请农业贷款5万元。

该银行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廖声红贷款无有效抵押物，但了解到廖声红贷款的确是生产经营需要，个人信用良好，无任何不良贷款记录，且第一还款来源有保障。

汉川农银村镇银行决定用农户种植大棚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抵押。该笔贷款从申请到发放只用了一天时间，其中廖声红只到过村镇银行一次，其余手续都是该行上门办理的。

汉川农银村镇银行是农业银行在湖北联合5家企业法人共同发起设立的，除了汉川农银村镇银行外，农业银行还在内蒙古联合6家企业共同发起设立克什克腾农银村镇银行。

这两家村镇银行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截至2009年6月末，克什克腾农银村镇银行实现利润44万元。

2009年8月，刚满“周岁”的汉川农银村镇银行也交出了好看的成绩单：年账面盈利85万元，贷款收息率和到期贷款回收率均达到100%。

“我们的优势就是审批链条短，符合条件的农户能很快拿到钱。” 汉川农银村镇银行行长胡郡灵说，因为村镇银行是独立法人，在当地相当于总行，对贷款审批不用层层上报。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区别于银行的分支机构，村镇银行属一级法人机构，灵活的信贷措施成为村镇银行的最大优势。

中国经济建设中绝对不能缺少的是农村地区的发展，村镇银行恰好满足了广大农村地区急剧增长的信贷需求。

银行早就该抛弃过去完全依赖在城市里傍大户的策略，而应将业务往下沉到更基层的市场去，因此不论从银行自身发展需要还是从政策扶持角度来看，村镇银行未来都会面临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

自2007年3月首家村镇银行成立以来，目前全国已成立村镇银行超过110家，但这样的发展速度，和要求仍然相差甚远：银监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年~2011年总体工作安排》中计划到2011年末全国应设立1027家。

这意味着，2010年一年中村镇银行的设立必然迅猛发展。

《世界的人民币》作者、资深银行专家孙兆东更加看好村镇银行的发展潜力，他对《投资者报》表示，村镇银行也是建设新农村的标志，农村要实现金融现代化，前提是要有村镇银行。

目前我国乡镇级机构有4万多个，从长远看，假设一个地区建一家村镇银行，至少还要设立4万家才能满足需求。

中外银行忙圈地

目前，在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中，由工、农、建、交5家组建并开业的村镇银行有7家：工行2家，农行2家，建行2家，交行1家。中国银行目前在村镇银行领域还是空白。

工行虽然去年12月才开始涉足村镇银行，进入较晚，短短一个月内，浙江和重庆相继成立了两家村镇银行。

最为雄心勃勃的是建行。其董事长郭树清今年1月13日表示，建设银行正向监管机构积极申报设立一个村镇银行控股公司，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使村镇银行超过百家。

股份制商业银行发展村镇银行的态势也非常积极。其中，动作最迅速的当属浦发：已成立5家村镇银行。今年1月份又筹划设立资兴、华西、甘井子三家浦发村镇银行。

此外，去年12月29日，华夏银行董事会已经同意该行出资1亿元发起设立，北京大兴华夏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而民生银行正在成立“村镇银行集团公司”。

外资银行反应甚至比中资银行还要迅速。

汇丰、渣打、花旗等银行都已经成功在中国内地成立了若干家村镇银行。

据了解，2007年12月汇丰银行就开始进军村镇银行业务，在湖北随州设立第一家村镇银行。

至今汇丰在内地拥有了7家村镇银行，是外资银行在中国农村地区网点最多的，仅次于国家开发银行的7家，也比大多数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拥有的村镇银行要多。

外资银行发力农村市场的方式手段各有不同。汇丰银行以密集开辟网点建立村镇银行为主打，花旗则主要以贷款公司的模式为城乡居民、个体工商户和微型企业提供包括抵押及无抵押贷款在内的多种贷款。

毫无疑问，中国农村潜力巨大的市场前景、可持续的盈利和市场占领动因是让他们纷纷积极挺进农村市场，加速在这一领域投入扩张的主要原因。

孙兆东很看好村镇银行强大的获利能力。在利差方面，中小涉农企业贷款利率比基准利率上浮30%以上，利差高于城市。这恰恰也是诸多银行看好村镇银行的所在。

目前大型、中型城市的竞争已趋于白热化，利差越来越少，银行亟待开发新的市场。

村镇银行绝大部分客户是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贷款难的问题。那些在中小企业客户经验积累较多、基础比较好的银行，与村镇银行的客户对接存在明显的竞争优势。

乡路的隐忧

十年前，由于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绩效欠佳，商业银行家族纷纷从县域以下农村地区撤出；如今，又开始一场集体回归农村运动。这很大程度归功于国家政策和村镇银行的获利能力。

2009年全国118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累计盈利4074万元。像农业银行发起设立的两家村镇银行在一年内均实现了盈利。

建设银行发起设立的湖南桃江建信村镇银行，则在半年内就实现盈利，成为全国范围内最快进入盈利期的村镇银行。

只要经营得当、具备创新意识、抓好风险控制，村镇银行是可以实现快速盈利的。

但回归乡村之路并不容易。农业银行该负责人向记者坦言，村镇银行经营目前还存在着三方面的问题，制约了其进一步的发展。

一是汇路不畅。人民银行目前还没有出台关于村镇银行加入大小额支付系统的有关具体规定，导致村镇银行汇路不通畅。村镇银行只能主要靠营销公关来吸引存款，造成存款集中度较高。

篇2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长期以来农村经济却受农村地区银行业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困扰。为了有效配置金融资源，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2006年12月，银监会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降低了各类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门槛，允许在农村地区设立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意见》的实施正式拉开了村镇银行在我国发展的序幕。

普惠金融体系对村镇银行设置的要求

我国设立村镇银行的宗旨是立足村镇，面向“三农”，让农村的弱势群体享受获取金融资源的公平待遇，化解与消除金融服务歧视和不公平，解决涉农资金短缺问题，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以说，我国村镇银行的建立正是基于普惠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设想。但要真正实现这一目的，从机构设置的角度来看，村镇银行必须满足如下要求：

村镇银行必须真正立足农村，设在农村地区。在融资交易中，信息成本是影响交易能否进行的主要因素。而信息成本的产生主要源于信息不对称导致信贷市场上“授信方”的逆向选择和“受信方”的道德风险。只有贴近农户，村镇银行才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获得更详细的农户信息。村镇银行越贴近农户，农户贷款的可获得性越强，金融服务受惠面越广，而我国农村地区相对传统的社会结构形成的人际信任所带来的“农户自履约机制”的约束力也有利于提高涉农贷款的安全性。有鉴于此，村镇银行必须是设在农村地区。

村镇银行需要机构化、组织化。没有一个村镇银行能只在一个村里实现其持续发展，最终需要扩大，需要组织化、机构化，形成广泛分布的机构网络。孟加拉格莱珉乡村银行由“总行、分行、支行、乡村中心”组成，2006年末已拥有1195个营业所、112万名员工，覆盖了312万贫困农户。印尼人民银行乡村银行部也包括“总行、分行、支行、村行”四级组织，在2000年底时就有了约3700个基层营业所、400个服务点、2.3万名员工，成为印尼最贴近农民的国有商业银行。正是通过广泛的机构网点，这些国家的乡村银行既扩大了普惠金融的服务范围，也实行了专业化经营，获得了规模效益。

村镇银行必须重视基层组织的建设。国外组织化、机构化的村镇银行都特别重视基层网点的建设，基层是村镇银行盈利的中心，是银行持续发展的关键。基层以上的机构只是为盈利中心提供支持、培训和管理服务，而不干涉其具体业务。村镇银行对基层的重视最重要的体现在其人力资源的配备上。印尼村行系统中在分行以上机构工作的职员占比不到1.1%，其余人员全部工作在支行、村行。格莱珉银行每个支行约有10名左右的工作人员，管理120个到150个乡村中心，支行在财务上自负盈亏。员工的晋升大都要有支行的工作经历。正是因为基层化的人力资源配置，乡村银行才有可能将金融服务惠及更多的农户。

村镇银行营业网点必须深入“田间地头”。普惠金融体系特别强调给弱势群体提供享受现代金融服务的机会和权利。为农村客户服务，且为中低收入农户服务，国外乡村银行成功的经验就是接近客户。孟加拉乡村银行是“田野上的银行”，工作人员主动下到田间地头拜访借款农户，农户不需要到办公室，所有业务都在村里经办。印尼人民银行乡村部的经营在很多地区是以摆摊的方式做，赶集的时候去摆摊。这种贴近客户的服务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实际的便利上都得到了广大客户的认可和信任，让农户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银行，不仅为其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和市场形象，也有利于降低银行的经营成本。

我国现阶段对普惠金融体系的背离

虽然我国已组建的村镇银行在改进农村金融服务、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效应，社会各界对其未来在农村金融领域的作用更是寄于了厚望。但是，从普惠金融的角度来看，我国村镇银行现阶段的发展与普惠金融体系的要求相距甚远：

组建步伐慢，开业银行少，难以扩大普惠金融服务的影响和业务范围。为尽快填补农村金融服务空白，管理层在推动村镇银行的组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09年7月，银监会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2011年工作安排》，三年规划计划共设立1294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中村镇银行1027家。但截至2011年5月末，共组建的村镇银行仅536家，其中开业440家、筹建96家，数量上远远未达到预期目标，全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仍有2000多个，机构空白乡镇的数量仍然很多，离普惠金融体系目标相差甚远。

机构设置偏离农村，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惠及农户。目前我国已开业的村镇银行相当一部分都设在地级市和县域，呈现的是“冠名村镇，身处县城”、“村镇银行不村镇”的格局。其服务的对象还是以县里的中小企业为主，为乡镇、村里的服务很少。即使有少数村镇银行向农户发放贷款，也大都选择“企业＋农户”的模式，要求必须有企业为农户提供担保。置身县城或发达地区城镇也难免让人产生村镇银行迟早会偏离服务“三农”的办行宗旨的担忧。这些都不符合借助于村镇银行实现普惠的农村金融体系的设想。

规模小、网点少，业务发展速度慢，普惠金融服务的效果差。目前，已开业的村镇银行绝大多数注册资本在1000万～5000万元之间，多是在县城设有一个孤零零的网点，不仅谈不上机构化、网络化，而且人力资源不足（一般配备有10来个工作人员）。因此，村镇银行在市场拓展、风险管控、品种创新等方面受到制约，不能实现较好的收益，出现经营难以维持的现象；结算系统孤立，通存通兑没有开通，银行卡业务缺失，汇路不畅，汇费昂贵，便民服务无从谈起。

“独立法人”的独立性不保，普惠金融“自主灵活”的经营机制欠缺。名义上，村镇银行是独立法人机构，但事实上的“一股独大”使法人机构的独立性不保。数据显示，2011年可从公开资料中可获取发起行持股比例数据的142家村镇银行中，有87家发起行持股超过50%，而持股达70%以上的占比15%。具有绝对控股地位的发起行通常都会通过派出董事、经营层和风险管理人员等方式，将自身的风险管理制度、流程和文化等移植到村镇银行，严重干预村镇银行的经营。这在客观上使村镇银行沦为发起行的一个分支机构，失去了“独立法人”希望赋予村镇银行的决策链条短、信贷审批和发放快、经营机制灵活的优势。

我国村镇银行设置的政策困局

近年来，国家政策上非常重视村镇银行的发展，银监会陆续出台了《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关于全面做好农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鼓励和支持村镇银行设置的规定和政策，可谓“不遗余力”，但从前面的分析来看，效果十分有限。要达到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目的，需要大中型银行批量化组建村镇银行。但事实是大中型银行组建村镇银行的态度并不积极。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末，从公开数据可获得发起人信息的192家村镇银行中，国有大型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发起的共23家，占比仅6%，剩下的大都是由城市商业银行（占45%）、农村商业银行和农信社等地方性金融机构发起设立。而这些小金融机构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初衷又有不少并不是服务于农村金融，而是实现其跨区域经营的战略目标。本文认为，现阶段在村镇银行机构设置上的政策困局是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

一级法人及分散设立机制导致村镇银行组建、管理成本偏高，大型商业银行出于经营效益，不愿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按照现行规定，商业银行控股比例只要达到20%就可以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相当于60万元就可以开业（村镇银行注册资本最低300万元）。但为了控制风险，商业银行远非出资20%就可以发起，而且，村镇银行作为一级法人银行，需要健全的组织结构、完善的营销网络，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投入使得组建村镇银行的实际成本并不低于成立一个支行。此外，主发起行在全国范围内分散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地域跨度大、管理半径长，协调和管理成本也过高。因此，大中型商业银行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意愿并不强。

过于急迫的数量目标为地方商业银行基于实现跨区扩张动机设立村镇银行提供了可能。2009年以来，监管层迫切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组建，不仅在“2009～2011年总体工作安排”中明确提出了数量目标，又于2010年4月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事宜的通知》，严禁以各种方式和手段阻碍或变相阻碍符合条件、有发起意愿的中小银行跨区、跨省发起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这一政策为地方商业银行发起村镇银行实现跨区域经营创造了必要的制度条件。对这些银行来讲，异地设立分支行门槛高、审批期长，很难获批。设立村镇银行则响应了国家号召且可以获得一定的政策支持。在此情况下，一部分商业银行将村镇银行作为其跨区域开拓市场的“桥头堡”，将其发起设立的村镇银行等同于分支机构进行管理，架空了村镇银行的政策初衷。

商业银行唯一发起人资格及股权比例限制造成了一定的民间资金进入障碍，抑制了村镇银行的组建步伐。首先，银行为村镇银行唯一主发起人的规定在客观上抑制了民间资本参与的热情。虽然民间资金可以参与新设村镇银行，但在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能发起，大中型银行又无积极性发起，发起行“难求”的局面下，民间资金事实上很难进入。其次，“单一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持股比例不得低于20%，单一自然人持股比例、单一其他非银行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合计持股比例不得超过10%”的规定显示了政策仍对民间资本持谨慎态度。而事实上发起行绝大多数超过51%的控股权也影响了民间资本股东的话语权，使其采取观望态度的居多。此外，2011年7月，银监会又下发了《关于调整村镇银行组建核准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规定对于设立动机不正、资本实力不强、风险管控能力不足、人才储备不充分以及IT系统支持不力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再支持其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更加严格的准入政策会使民间资本的进入更加困难。

配套扶持政策不力，已组建村镇银行经营困难，使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吸引力不足。一是财税政策支持不够。同样是服务“三农”，村镇银行的所得税和营业税比照一般商业银行执行，税负明显重于农村信用社。而且也存在着政策在村镇银行中支持不一的现象。如“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和“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这两项政策却并未辐射到所有村镇银行。二是金融政策支持不够。大多数村镇银行至今不能获得结算行号，不能入网银联系统，无法直接接入大小额支付系统，无法开立汇票，不能与其他银行实现互联互通；不能加入银行间拆借市场；再贴现、支农再贷款等无法使用。政策支持不力，已开业村镇银行经营并不理想，无法形成吸引力，影响了后来者加入。

村镇银行政策体系基于普惠金融的改进

事实上，我国现阶段存在着大力组建村镇银行的外在环境，一方面大中型银行由于传统银行业务领域竞争日趋激烈，已把发展农村金融业务作为战略转型和业务结构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一些外资银行出于战略布局的考虑，也在积极谋求与国内银行的合作，寻找进军农村金融市场的突破口。至于这些机构能否以村镇银行的形式进入农村金融市场领域，则有待于政府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并给予积极的扶持。

适度扩大发起人范围，科学设计股权比例，提高民营资本的参与度。发起人是村镇银行形成的一个关键环节，现行商业银行作为唯一主发起人的政策规定已造成了“发起行难求”的事实，民营资本参与受阻。现阶段，我国出现了很多资本雄厚并且梦想成为“职业银行家”的民营企业家，如果有良好的政策和监管措施配套实施，将他们列入主发起人将极大缓解主发起人不足的问题。监管部门更可以考虑赋予其他有条件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如信托公司等做主发起人的资格。此外，适当地改进股权设置规定对有利于吸引民营资本参与。股权持有比例政策既要有利于实现股权的相对集中，提高决策效率，又要防止“一股独大”，还要有利于发挥民营资本在村镇银行中的话语权，调动多方主体投资村镇银行的积极性。

尽快实施村镇银行子银行模式，探索更多批量化组建形式。作为现代金融服务业的组成部分，单一机构的村镇银行不仅存在着组建、管理成本高的问题，而且和现代金融网络化、电子化的趋势是背离的。因此，从其诞生之日起，银监会和发起行就在不断探索更好的组织形式，产生过村镇银行管理总部、村镇银行控股公司、村镇银行子银行等多种提议。村镇银行管理总部面临着复杂的关系协调及现阶段普遍经营不佳的独立核算的尴尬。村镇银行控股公司作为非银行法人，难以解决村镇银行的吸存难、汇兑结算难的问题。而村镇银行子银行不仅能对外投资设立村镇银行，作为一个股权管理平台，其自身也能经营银行业务，也有利于为村镇银行提供放贷资金及后台服务。因此，政策上需要尽快出台实施《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子银行管理暂行办法》，积极支持境内外商业银行作为主发起人出资设立专司批量化投资、集约化管理和专业化服务村镇银行的持有限牌照的商业银行，提高村镇银行设立效率。

实行差异化的市场准入政策，完善村镇银行的机构布局。到目前为止，我国各地村镇银行的成立主要是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硬性数量指标和“挂钩”政策的产物。这种行政强制方式扭曲了主发起人的理性意愿，会给村镇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重大隐患。印度20世纪70～80年代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挂钩”政策就是前车之鉴。1977～1990年，印度实施了“1∶4”的金融政策，规定任何银行只有在没有银行地区开设4家分支机构才能在已有银行地区开设1家分支机构。在政策强力推行下，新增了超过3万家农村银行分支机构。但这样的发展却是以这些农村分支机构的巨亏为代价的，银行农村分支机构的贷款回收率只有25%～33%，每经营100卢比会带来5.4卢比的损失。印度于1990年被迫取消了“挂钩”政策。实践证明，推动村镇银行的发展要尊重市场规律，不能脱离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原则。政府可以以差别性的政策为诱导。比如对中西部地区，政府可以制订符合当地经济形势的村镇银行准入政策，给予更为优惠的税收、补贴、奖励等政策，引导更多社会资本进入中西部农村金融市场。

增加货币政策的灵活性，解决村镇银行资金供需矛盾及业务经营问题。一是适当地放松利率管制，允许村镇银行根据当地实际发展状况和资金供求状况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地确立贷款利率。储蓄利率在农村是比信贷利率更重要，需要更加关注。二是放宽条件，给予初创阶段的村镇银行支农再贷款扶持，并给予利率优惠；明确村镇银行在全国银行间的同业拆借资格，增加资金补充渠道，缓解村镇银行规模小，资金实力差的矛盾。三是改变新老、城乡、大小村镇银行“一刀切”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政策，适当体现差异化。四是对村镇银行的信贷规模实行整体“从松”控制的前提下，也应根据村镇银行各项发展指标而有所不同，以帮助村镇银行拓展业务规模。

增加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帮助村镇银行增强竞争力和发展活力。国家财税政策方面：建议对村镇银行实施与农村信用社相同的所得税和营业税政策，并对新开业的村镇银行实行3～5年的减免营业税和所得税政策，让村镇银行有一个自身积累期。2010年6月，财政部出台了《中央财政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对包括村镇银行在内的三类金融机构进行定向补贴。这一举措体现了国家对农村三类金融机构支农政策的落实。建议适当放宽享受定向费用补贴的村镇银行条件，让更多的村镇银行受惠于财政补贴。地方财税政策方面：一是建议由当地财政出资建立奖励基金，对村镇银行给予奖励，缓解其经营困难。二是在财政性存款方面给予一定支持，以解决村镇银行开业前期信贷资金供给不足的困难。

实行宽严适度的监管政策，真正让村镇银行走好走稳。我国村镇银行成立时间短，没有建立成熟的体系，严格监管可以有效控制村镇银行面临的各种风险。但村镇银行虽然是银行，其业务规模、经营产品、服务对象、风险程度等与其他商业银行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不宜实行与商业银行相同的监管政策，有些方面可以适度放低标准和要求。总体来看，一是对关系村镇银行稳健经营及服务定位的方面要严格监管，包括：从严审查股东资格，对申请开办村镇银行的投资者建立相应的举报制度，让公众对申请者的资信、品行进行评议；从严审查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提高其管理和运营水平；从严考核支农指标，保证其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从严监督法人治理，确保其有完善的内控和风险管理制度。二是对关系村镇银行服务能力、服务效率的方面则应从宽监管，包括：降低其获取银行联行行号、发行信用卡、进入征信系统的标准与条件，从快批准上述金融服务基础项目的准入；降低其接入大小额支付清算系统的标准与条件，尽快支持其建立与其他商业银行相嫁接的支付清算和通存通兑体系等。

篇3

展现“鲶鱼效应”

现有金融体制下，因为银行数量不足、竞争不充分，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成本高。从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角度来看，市场预期民营银行对整个行业生态的最大的作用是发挥其“鲶鱼效应”，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

比尔·盖茨曾说，银行将是21世纪倒下的最后一批恐龙。这是在互联网金融冲击下，人们对传统银行业的一种判断，有人说，这是危言耸听，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行长吕家进则认为这是为传统银行业敲响了警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是一家传统的商业银行，在互联网金融急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必须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一方面是基于银行现有的业务实现互联网化，加快电子银行的发展，满足互联网时代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要从互联网的角度发展金融，这对传统银行是非常大的挑战，今后可以采取合作、合资的形式来适应互联网下的金融业务发展。”吕家进向记者表示。

对此，某四大行行长办公室高级经理亦表示，民营银行的介入对整体银行业有利好作用，将对传统金融机构业务产生一定冲击，特别是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受到的影响将会更大一些。

民营银行的介入势必使得传统银行在服务、营销方式以及金融产品数量和品种等方面更加重视并寻求改变。“传统银行会更加侧重产品研发，控制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财智通达金融服务集团首席合伙人董秀生判断。

上海农商银行中小企业融资中心一位负责人认为，这种影响短期内看非常有限，“因为国有银行和民营银行有很大区别。国有银行有政府背景，拥有天然信用优势，尤其是在目前中国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他认为，民营银行对于传统银行业的影响目前主要体现在互联网金融方面，因此，传统银行将更加重视金融互联网化。例如，上海农商银行开展了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功能的升级业务，并与阿里巴巴旗下淘宝网合作推出了联名信用卡产品等。

招商银行小企业信贷中心上海区域总部总助李振宇对记者表示，民营银行不会冲击传统银行的主营业务，而针对小微企业市场，招商银行正在采用小企业信贷中心金融模式。

挖掘错位竞争

事实上，资本金规模及杠杆率将制约民营银行整体的资产规模，同时再考虑到部分民营银行可能是改制形成，整体而言新增民营银行整体规模不会很大，对于银行业的竞争格局亦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不过从银行业内部看，将日益呈现更为鲜明的优胜劣汰格局。一方面，从监管层设立民营银行、向小微及三农等信贷资源倾斜的政策方向看，民营银行应该与目前银行体系中的国有银行、股份制城商行、农信社、小贷公司等不同种类金融机构进行客户、区位的分层。对于大部分民营银行来说，虽然在负债端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但较传统大中型银行来看，优势在于其资产端的定价能力和在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市场上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占据大量市场资源的传统银行，将面临外资银行和中国民营银行的双重挤压。在目前背负沉重债务的情况下，如何继续发挥自身的竞争优势，是其真正要思考的问题。

事实上，民营银行成立以后，不会与传统银行正面竞争，而将更多地采取错位竞争的形式。在镇江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谭浩俊看来，“民营银行重点围绕实体产业、中小微企业展开服务，例如在互联网的趋势下，直销银行的前景就备受期待，然而由于相关的金融监管制度缺乏，体系尚未健全，可能还难以在短时间内达到预期目标。”

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同样认为，未来民营银行应定位于服务中小微企业、服务“三农”，“只有打破现有的金融垄断，大面积地设立为中小微企业服务的小型金融机构，才能真正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民间资本投资难的‘两难’的问题。”他建议，应尽快制定《民营银行法》、《民营银行退出法》，明确民营银行的准入、退出标准机制，明确注册资本、最低资本金、运营范围等各方面的要求。

民营银行“遍地开花”将降低行业整体的集中度水平，银行的业务经营模式必将向精细化及专业化分工领域变革，未来能够引领各个细分领域的银行将会有明显的盈利优势。例如，随着同业创新业务的逐渐发展壮大，同业负债成本仍要较一般的贷款或信贷类非标产品的收益率低，银行通过同业负债能够获得相当可观的资金运作收益。因此，未来同业资金盈利模式的潜力必将日益释放。此外，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工具、云数据计算、互联网技术的运用等也将在银行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而在当前大资管时代背景下，银行直推资管计划业务的巨大价值亦将被挖掘。

助力产业链发展

决定民营银行未来经营业绩成败的关键在很大意义上取决于其业务模式的选择。事实上，对大部分民营银行来说，在为国家大企业提供整体金融服务方面，恐怕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还难有作为。大部分民营银行应该锁定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比如专业银行，专门负责地区类中小企业贷款，类似于社区和村镇银行职责。

周德文坦言，尽管民营银行存在规模小、信贷风险、信用风险、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等问题，但却拥有更为庞大的中小企业客户群体，未来如果民营银行定位得当，加之相关政策配套，其生存空间将非常广阔。此外，他认为目前申请民营银行牌照的企业大多扮演的是投资人的角色，并不会亲自参与民营银行的经营，后期将选择专业金融团队进行管理。

据董秀生介绍，民营企业开银行除了受银行业高利润驱动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发展壮大后，尽管自身相对容易获得资金支持，但是其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却遭遇融资困境，无法实现整个产业链的同步发展。部分大企业成立银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上下游的小微企业得到良好的金融服务，把产业链做得更为粗壮有力。从这个角度看，目前民生银行可以算是民营银行经营模式的重要参考典范。民生银行利用其商圈关系开展工商合作社，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目前开展的茶叶产业链金融服务、石材产业链服务、海洋渔业产业链服务等也很值得研究。

在发挥金融杠杆优势撬动实业方面，民营银行可在互联网信用支付领域和商户小额贷款领域开拓优势。董秀生认为，产业链中的核心企业、拥有大量社区超市的商业企业、涉农企业，以及拥有众多活跃用户能够进行大数据分析的互联网企业，将在参与民营银行过程中占据优势。民营银行降低信贷成本和不良资产处置成本的方法就是多开展产业链金融服务和合作金融服务。“降低管理成本的方法很重要的就是在互联网金融创新上多下工夫。”董秀生表示，“在金融服务市场达到相对均衡状态的时候，民营银行是传统大银行的资金零售渠道，传统大银行是民营银行的资金批发渠道，两者之间合作多于竞争。”

银行业未来的竞争格局是会出现很多提业链金融服务的银行、提供合作金融服务的银行，以及提供社区小微金融服务的银行，这些银行规模不会太大，但是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大银行的数量会减少，剩下的大银行很多时候会为这些有竞争力的小银行提供资金批发服务。”董秀生说。

民营银行未来的方向，必须与国有银行一样，具备给民营银行带来新投资和管理空间的平台。谭浩俊提醒道，“如果民营银行不能像国有银行一样参与到资产管理和投行业务中去，那只能说明改革不彻底、不到位。”

目前申请创设民营银行的企业主要集中在两大类：一是与互联网密切关联的，二是有房地产背景的。前者是源于互联网金融发展需要，后者可能是迫于资金压力。“对后者企业设立民营银行应当十分小心，防止其成为企业的财务公司。”谭浩俊强调。

篇4

关键词：农村金融改革，农业银行改革，邮储资金，政策性金融，农信社改革，农村金融机构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强化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三农’服务的功能，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政府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提出了十分具体的要求。

一、面向三农推进农业银行改革

如何面向三农推进农行改革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农行内部也进行了大讨论，并将县域支行分为粮棉大县支行、贫困县支行、青海地区支行、经济强县和大中城市郊区支行，实行差别定位，确定相应的重点服务领域，争取发挥县域金融主渠道作用。

在改革过程中还有许多细节问题需要引起重视，细节问题能否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行改革的成效。也正是这些看似细微的不同之处，才是农村金融机构竞争力的差别所在。

细节一：农行的贷款手续比较繁琐。

例如，一位农行的客户是农村的城镇居民，他向某农行支行申请贷款40万元，抵押品是自家的一座建筑面积520平方米的房屋，和11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为了拿到这笔贷款，他需要支付的费用有：一是评估费用，房产评估40万，评估费按评估值的0.4%收费，共计1600元；二是登记费用，房产抵押登记费130元，查档费400元，土地登记费100元，共计630元；三是保险费，按房地产评估额每年0.06%收，共计240元。以上费用总计约2470元，占贷款成本1.235%；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7.47%，如银行上浮40%，则利率达10.458%，借款人实际支出成本约11.7%。农行针对个人的贷款利率和农信社差不多，比民间利率也低不了多少。一些农行的贷款不管额度大小，大部分要上报市分行审批，有的甚至省分行审批，并且在审批过程中还需要不断补充有关材料，不少贷款等审批下来，已经误了农时和生产旺季。农行要发挥县域金融主渠道的作用，还需要简化县域贷款的手续，否则难以发挥自身的优势。

细节二：惜贷问题还有待解决。

近年来农行实行了较严的贷款问责制，导致部分县级以下分支机构和信贷人员，在贷款发放方面存在这样的思想，那就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一些支行行长为避免贷款损失，年终被通报和扣奖金，不是看准了，有十分把握，宁愿不做贷款业务。

细节三：系统内上存问题。

农行存款的平均综合实际付息率约为1.27%，而系统内上存的平均利率为2.5%左右，能赚一个点以上的利差，并且几乎不用承担风险。我们都知道，涉农贷款风险一般较大，信用等级普遍较低，贷款风险系数较高，贷款利息收入扣除贷款营销费用以后，与系统内上存资金利息收入差距较小，而且还要承担较大的市场风险。一些基层支行不想也不敢发放涉农贷款，宁愿将资金转入系统内上存获取利息收入，而不愿主动营销贷款，去获取风险不确定的贷款利息收入。调研中了解到，某省农行存款相当于农信社的1.6倍，但支农贷款只有农信社的44%。农行改革的定位是“县域金融的主渠道”，但如不解决系统内上存等细节问题，农行要想恢复在农村金融的龙头老大地位，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细节四：农行对县域中小企业的信用评级标准较高。

某县农行支行对有信贷关系的251家中小企业进行调查，被评为A至AAA级的中小企业占37.45%，B级的占5.98%，C级以下的占55.38%。按照农行的有关制度规定，B级及以下的企业属于信用不佳、限期退出的企业，按照这个口径，该县60%以上的中小企业信用评级普遍偏低，很难从农行得到贷款。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除了严格的贷款问责制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县域担保机制不健全，银监会规定，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合作的贷款担保机构的注册资金应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且必须是实缴资本，这对从事县域信贷担保的公司造成了冲击，一些资金实力较弱、贷款困难、真正需要担保的县域中小企业，往往无法进入担保公司的视野。如果不健全县域担保机制，就很难解决县域支行“惜贷”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不是农行自身能解决了的。

二、拓宽政策性金融的服务领域

2004年之后，农发行加快了改革的步伐，积极探索开发性金融的新路子，服务领域逐步从产后的粮棉油收购等产后业务，扩展到产前和产中。

从2004年起，农发行开始市场化发债筹资，逐步摆脱了对央行再贷款的依赖。三年来已累计发债筹资4410亿元，累计归还再贷款2637亿元。另外，还通过开办同业拆借、组织企业贷款、与邮储办理协议存款等方式，开展市场化融资，降低了资金成本，改善了负债结构。

三、促使邮储资金回流农村

邮储银行已于2007年3月20日成立，作为一家长期承担普遍服务职能的新企业，其优势十分明显：一是网点多，3.6万个网点，遍布全国2800多个县市；二是网络大，拥有全国一体化的电子网络，能够实现资金实时到帐；三是资金实力雄厚，存款余额1.6万亿，仅次于四大银行；四是客户群体广泛，绿卡近2亿；五是历史包袱轻，不良资产几乎为零等。

当然，邮储开展存单质押贷款业务，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比如：人才储备不足，风险控制能力弱；邮政的全资子公司，来自股东的支持不够等。另外，邮储银行是一级法人体制，这种体制能否适应农村金融发展的需要，还有待研究。

在农村，邮储和农行、农信社系统有许多重合之处，都有大量网点，重点业务特别是零售业务基本上以吸收存款为主，客户以中低端客户为主，网络、客户和业务重合，如何在竞争中加强它们之间的合作，也需要引起注意。

四、继续深化农信社改革

2003年6月，国务院决定在江苏等8省市，启动农信社改革试点，2004年8月在全国铺开。统计显示，截至2006年末，已组建银行类金融机构93家。资本充足率从-8.45%提高到5.89%；不良贷款率从36.93%降至17.54%，资产质量明显改善；从2005年开始，农村合作金融系统开始营利，结束了从1994年以来连续10年的亏损。

农信社改革是农村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各个地区要有所差异。经济发达地区的农信社改革，可继续按照现代金融企业的要求，进行股份制改造。在经济发达地区，美欧等国社区银行的做法，可能更有借鉴意义。在美国的农村，社区银行的数量很多，其营业机构数量占农村社区所有银行营业机构的58%，存款份额占49%。美国还专门成立了《社区再投资法》，鼓励社区银行的发展，美国还规定社区银行免征各种税赋，不用交存款准备金，可参照市场利率，自主决定存贷款利率。在我国，如何建立一套适用社区银行发展的规章制度、监管机制和可供推广的操作性经验，对我国社区银行的发展很重要。另外，还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像一些国家硬性规定：社区银行要有一个较大比例的储蓄资金，用在本地，同时社区要定义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否则将很难保证社区银行的资金不会流向工商业，不流向城市。对老少边穷、经济欠发达、交通不便农村山区的农信社改革，要按照合作制原则进行改造，不能简单套用现代银行制度模式。

要尽快理顺省联社同县联社、信用社的管理体制，确保基层农信社的独立性，严禁上级联社指定下级联社负责人。省联社不能办成行政性管理机构，要在尊重法人经营权的前提下，树立服务意识，充分发挥人才、信息、管理上的优势，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机制，开发适应农村各类市场主体需要的系列金融产品；要重点发展金融咨询、、保管、担保和个人理财等中间业务，加快银行卡联网，实现联合经营。

五、积极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增强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性

2006年底，银监会放宽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鼓励各类资本到农村，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截至今年2月末，已在6个省、区试点三类新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了34家，取得了一定效果。下一步将在全国各省、市积极稳步地推进试点，正在筹建当中的还有62家机构。

应该说，这是个好办法，但银监会规定，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股东必须是金融机构、企业法人或自然人，不包括社团法人。一些NGO（即非政府组织）人士感到很遗憾，由此引发了一些争论，比如NGO的小额信贷是否应该向银行类金融机构过渡？如果能过渡将可能会面临哪些困难？

现在全国各地的小额信贷形式很多，差异很大，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第一，银监会合作部将各种形式的小额信贷纳入监管范围之内。发展小额信贷需要有个总体的规范。建议银监会制定一个“农村小额信贷发展指引”，并在实践中逐步规范。各种形式的小额信贷在成立之初，要到银监会的县监管办备案，这样也便于监管部门及时掌握各地小额信贷的发展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第二，拓宽小额信贷融资渠道。股本融资是最好的融资渠道，但持有小额信贷机构股票不能在二级市场销售，所以投资者不会对小额信贷机构的股票感兴趣。国际经验证明，只有当小额信贷机构发育成熟并有一定的营利能力后，才有可能吸引社会投资者。考虑到我国尚未建立起针对小额信贷机构的信用评价体系，所以短期内小额信贷机构债券融资的前景不乐观。另外小额信贷机构的信用贷款缺乏抵押物，虽然有预期的现金流，但信息不够充分，小额信贷顶多能算作关注贷款，想通过小额信贷资产证券化进行融资，目前还不现实。目前社会各界向小额信贷机构的投资大多被看作是一种公益行为，很少被看作是一种商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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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约束；目标偏移；杠杆比例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6-0064-04

近年来，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十分迅速。截至2012年末，全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到6080家，贷款余额5921亿元，在服务“三农”和县域小微企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小额贷款公司在我国还处于探索阶段，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定位模糊、资金短缺、税收过重、转型困难等诸多问题，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和行业前景受到质疑。本文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山东省枣庄市SH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力图找到导致其经营困境的根源，以期从制度设计层面探寻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一、对小额贷款公司持续发展问题的观点综述

小额贷款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孟加拉国著名经济学家·尤努斯教授的小额贷款试验。1994年，小额贷款被引入中国，主要应用于国际援助和中国政府的农村扶贫贴息贷款计划，由于成效显著而受到重视。2005年12月，山西省平遥县率先组建了日升隆、晋源泰两家小额贷款公司，标志着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诞生。200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颁布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由民间资本主导的小额信贷开始走向前台，以小额贷款公司形式开始为社会提供融资服务。

在小额信贷诞生之初，其发展模式及可持续性即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国内外不少学者围绕小额信贷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英国学者马丁（Martin）认为，绝大多数小额信贷都面临着不断增加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三个方面：第一，它们需要增长以扩大覆盖面，但这不等同于覆盖贫困人口；第二，它们需要增长实现操作的规模经济，以实现金融自负盈亏的目标；第三，捐助者的资金非常有限，为了增长需要得到商业资金。朱良建（2009）认为，由于政策法规的限制，小额贷款公司的后续资金不足是经营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这将导致小额贷款公司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经济发展的作用受限。徐瑜青（2010）对小额贷款公司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定性模糊、无法吸收存款、资金短缺、无法纳入正规金融体系、税收过重、风险过高、转型困难等影响了其持续发展。郭忠军等（2011）在案例研究基础上对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的现实约束进行了分析，认为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中形成的经营困境在于其自身设计的缺陷和配套政策不完善，这两者相互影响和强化，限制了小额贷款公司的持续发展。

针对当前小额贷款公司发展面临的问题，业界、政策部门与学术领域提出了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多种路径。潘广恩（2009）认为，要实现小额贷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发展机制上进行完善，除了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外，还应建立可持续融资通道，减轻税负，明确发展方向。巴曙松认为，要使小额贷款公司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必须从资金的流入和流出两个环节进行探索，通过可行的制度设计，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吸收资金，并通过信贷资产的转让等形式提高盈利能力。何广文认为，破解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困境，重要的是解决其资金来源问题，政府部门可以考虑建立投资基金，给予股权投资或者债权投资，金融部门还可以以创新方式批发、拆借资金给小额贷款公司，并在一定条件下尝试准予其吸收储蓄，或直接转型为村镇银行。

需要说明的是，当前国内学者对小额贷款公司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金约束、税负、法律定位等现实困难上。正如茅于轼先生所言，小额贷款涉及的理论问题并不多，更多的是实际操作问题，或者说是制度的制定和维护问题。只有站在制度设计的角度通盘考虑，积极推动制度创新，才能为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提供良好的机制保障。基于此，笔者试图在剖析枣庄市SH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案例的基础上，从制度设计层面探寻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

二、SH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困境

（一）SH小额贷款公司的成立背景

枣庄市市中区作为曾经的市驻地，农业、工商业较为发达，是鲁南地区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2008年末，全区共有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30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28家，国家级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品牌22个。全区民营企业4780家，个体工商户3.56万户，形成了纺织文化衫市场、二手车市场等具有较大规模和市场影响力的特色产业集群，先后荣获中国针织文化衫名城、中国针织行业超百亿元重点集群、全国二手车交易示范基地、山东省最佳投资城市、山东省产业集群十大典范经济区等称号。与其他地区一样，市中区的小微企业、三农经济在发展中也普遍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

与市中区发达的工商业发展相适应的是，市中区民间借贷较为活跃，特别是近年来我国逐渐放宽了对民间借贷的限制，民间借贷参与主体日渐多元化，市场规模持续膨胀。与此同时，民间借贷的负面效应也日渐凸显，因民间借贷引起的民事及刑事纠纷明显增多。一方面，民间借贷渴望获得政府和社会的认可；另一方面，如何引导民间借贷合法、合规发展，疏通社会融资渠道，也成为政策层面亟需解决的问题。

2008年，山东省下发了《小额贷款公司信贷管理条例》，出于对金融市场前景的良好预期和对转变为村镇银行的期待，一些有资金实力的企业和私营业主开始谋划成立小额贷款公司。2009年1月，枣庄市A公司作为主发起人（20%的股份），联合另1名企业法人（10%的股份）和7名自然人股东投资成立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枣庄市SH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H小贷”），开始面向市中区区域内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农户等开展贷款业务。

（二）SH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开展情况

SH小贷在成立之初，风险防范成为经营的重中之重。在人员招聘上，SH小贷倾向于招聘具有银行从业经验的业务人员，其总经理曾为某商业银行支行行长，其他业务骨干也大多拥有银行从业经历，可以较好地将银行信贷理念及管理技术移植到小贷公司。在业务拓展上，SH小贷积极利用地缘、人缘优势开展关系型营销，通过股东推荐等形式，将70%以上的资金投向股东较为熟悉、信用状况较好的当地企业。虽然多数申贷对象是不符合银行抵押要求的“次级客户”，但股东对其经营情况和信用状况较为了解。在贷款方式上，多采取担保方式进行。2009年，SH小贷发放的贷款中90%以上采取股东担保、公司联保、个人联保和公司与个人联保的形式。

经营初期，SH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发展较快，不到几个月资本金就基本发放完毕。2009年末，SH小贷各项贷款余额6470万元，占资本金的92.4%，SH小贷也逐步进入了平稳发展期。

（三）陷入经营困境

随着可贷资金的减少，SH小贷发现其有限的资本金相对于信贷需求无异于杯水车薪，特别是进入2010年后，经常出现有客户而无投入资本的尴尬局面。为扩充资金来源，SH小贷曾计划从银行融入资金，但在与银行谈判的过程中，银行要求小额贷款公司提供有效抵押或者第三方担保。股东A公司虽然符合担保条件，但出于多方面考虑，拒绝为SH小贷提供担保，谈判最终破裂。

由于资金有限，尽管SH小贷对多数客户贷款利率往往一浮到顶，但在扣除完各项税费、成本支出后，公司资产收益率并不令人满意。即使在其收益最好的2011年，其资本收益率也仅为6.6%，大大低于多数股东的收益预期。进入2012年后，在信贷市场竞争加剧、宏观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下，SH小贷经营更加困难，不良贷款率迅速飙升，公司收益率也明显下降。2012年SH小贷仅实现利润31万元，为2011年利润额的6.7%。在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下，基于风险控制考虑，SH小贷已逐步要求贷款条件由先前的担保转为贷款者提供房产、土地等不动产进行抵押，占比在80%以上，对贷款条件的要求甚至比银行更为苛刻。另外，在本地较为稳定的民间借贷关系中，其利率水平也往往处于一种相对固定的水平，月息一般在1分左右，尽管高于银行贷款，但显著低于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率，小额贷款公司相对民间借贷的效率优势、利率优势都在下降。加之银行对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逐步改善，小额贷款公司相对民间借贷和银行的比较优势不复存在，客户群体逐步萎缩。目前，SH小贷仅有公司客户7户，远低于最高时候的30户水平。在监管部门出台《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后，SH小贷的股东认识到，短期内难以改制为村镇银行，即使多年以后具备了改制条件，他们也将失去控制权和决策权。目前，已有个别股东通过贷款方式将资本金抽回。SH小贷计划本年度召开股东大会，对企业股权结构进行调整，部分不愿继续参股的股东将退出小额贷款公司。目前，SH小贷的不良贷款率显著高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部分想退股的股东通过贷款方式抽回资本金，这种方式并未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本形成实质性伤害，并非真正的不良贷款。二是在当前宏观经济下行态势下，部分个体工商户资金运营出现困难，难以按时归还小额贷款公司本息。但由于小额贷款公司已经采取了房地产抵押等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也很难对其资产质量形成显著影响。因此，SH小额贷款公司的资产质量实际上好于其账面水平，其风险管理水平值得肯定。

三、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困局：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目前，小额贷款公司在我国还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建立一套较为成熟的信贷运营模式，因此，将其设定为一种非公众金融机构，可将其潜在风险的外延和扩散性大大降低，避免信贷风险传导到社会公众产生系统风险。另外，对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业务范围等设定的限制也有利于其信贷风险的控制和运营的专业化，在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初期设立这些限制条件是十分必要的。在SH小额贷款公司成立初期，其业务规模持续膨胀，贷款质量较高，也表明政策部门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制度安排在运行初期是有效率的。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一项制度的效率如何与制度需求者的接受和适应程度有关，当同一制度的信号刺激达到一定点后，人们反映强度的曲线就会随着刺激频率的递增而呈下降趋势，制度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对小额贷款公司而言，随着可贷资金的减少和信贷模式的日益成熟，对小额贷款先前的种种制度安排对其可持续发展的约束日益明显，激励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丧失。一是资金来源限制。《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明确强调了“只贷不存”的原则，尽管符合监管原则，但严重限制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自由度。目前，国外运作良好的微型贷款机构的融资比例可高达10倍，甚至15倍。而我国小额贷款公司杠杆倍数仅0.5。“只贷不存”的信贷模式使得小额贷款公司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投资公司，不仅要承担巨大的风险，还要付出很高的操作成本，而回报仅仅是利息，在这种模式下，小额贷款公司不可能形成真正可赢利的商业模式。二是业务品种单一，盈利能力受限。目前，小额贷款公司仅能开展贷款业务，虽然江苏等省市出台了文件，允许和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各种中间业务的开展，但由于实际运行中资金不足、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困难以及客户资源较少等原因，小额贷款公司并没有能力去开展此类业务。在这种双重约束下，小额贷款公司能否扩大收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获取低成本的资金来源。

由于资金规模有限，为最大化收益，小额贷款公司往往凭借信贷市场上的卖家市场优势将贷款利率一浮到顶。出于对风险的厌恶，其信贷管理理念、风险管控手段出现了明显的“银行化”倾向，小额贷款公司相对于民间借贷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由于放贷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资金额度小，小额贷款公司对信贷质量的控制十分严格。尽管关系型营销和担保可较大程度地覆盖信贷风险，但不良贷款仍偶有发生。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规模经济是引致制度变迁需求的重要因素。相对于小企业，大企业更具有规模经济优势，单位成本更低，利润更高，这就需要较大的资金量。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当前导致小额贷款公司陷入经营困境的根源在于有限的资金规模以及对融资渠道、融资规模的限制。正如茅于轼所言，小额贷款能否盈利很关键的一点是有没有低成本的资金。提升小额贷款公司总收益水平的关键在于提升其边际收益。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扩大外部融资额度，特别是低成本融资。二是加快资金周转速度，即通过为小额贷款公司资产流出提供更多渠道，促进其现金流的快速回流。

四、对当前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的进一步考量

小额信贷本来是专门为穷人和低收入者提供服务的一种信贷模式，通过无担保、小额度贷款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但当前很多小额贷款公司股东仅仅把其看作是进入金融业的跳板，对社会责任和社会效益的考虑较少。当然，政府部门针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税费减免、利率优惠等措施出台较少，让其承担较多的社会公益职能显然也是不公平的。

小额贷款公司的初始资本金全部为民间资本，有着强烈的逐利性，这种逐利性会导致小额贷款公司尽可能地提高利率，将贷款更多投向利润相对较高的个体工商户及城市居民，“三农”等弱势经济群体因无法承受高价贷款，事实上被排除在金融服务之外。以SH小额贷款公司为例，该公司客户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城市居民占比在90%以上，真正投放于农户的资金微乎其微。小额贷款公司经营中出现的“目标偏移”倾向与国家发展涉农信贷、实现普惠金融的初衷相背离。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由于制度性约束特别是资金来源约束导致了小贷公司比较优势的丧失和“目标偏移”，因此，要从资金的流入和流出两个环节进行探索，通过可行的制度设计，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吸引资金，帮助小额贷款公司解决经营中的困难，并通过完善资产转让方式加速资金流动，提高其盈利能力。

第二，尽管小额贷款公司在经营中出现了“目标偏移”，但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一方面为民间资本向实体经济转化提供了渠道，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融资需求，这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发展小额贷款公司仍具有必要性。

第三，坚持审慎原则，逐年提高小额贷款公司杠杠比例：第一年负债不超过净资产的50%， 第二年负债不超过净资产的100%， 第三年不能超过净资产的200%，并将其设置为融资比例上限。当负债为净资产的200%时，总资产扩大为原来的3倍，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规模明显扩大，其财务可持续性将得到显著增强。而对那些实际杠杆率奇高的小贷公司，其出现风险并向外部传导可能性增加，必须强化监管。而改制为村镇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发放融资券等面向社会和小型机构的融资将最终导致小额贷款公司融资途径的公众化，彻底改变小额贷款公司的属性，在当前情况看，时机尚不成熟。

参考文献：

[1]朱良建等.小额贷款公司的喜与忧[J].中国金融，2009，（14）.

[2]郭忠军等.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困境与求解探索：荣庆案例[J].金融发展研究，2011，（4）.

[3]周孟亮等.基于普惠金融视角的小额贷款公司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2，（4）.

篇6

(一)中小企业运行特点与金融机构(商业银行)经营原则之间的矛盾

中小企业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制约，在发展中往往存在以下运行特点:第一，自身积累少，负债能力低，通过抵押担保方式获取资金的能力受限;第二，没有建立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经营管理不规范，经济效益低下;第三，行业定位不具有发展潜力，目标短视，导致企业寿命短;第四，不重视自身信用建设，信用观念非常淡薄。现实中，商业银行担当着中小企业的主要放贷主体。而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是其经营的首要目标和基本原则。这样，中小企业自身发展的“高风险”、“高违约率”、“高倒闭率”以及“低收益”、“低寿命”、“低保障”等运行特点与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之间形成鲜明的反差。这样使得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惜贷，进而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进一步讲，中小企业运行的高风险、低收益特征以及商业银行运行的安全性、收益性目标都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因而二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本质的对立和矛盾。这决定了单纯地完善中小企业、商业银行等自组织系统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小企业融资难困境。

(二)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大与融资渠道狭窄之间的矛盾

从单个中小企业来讲，规模小，资金需求量也小;但是从整体来考察，中小企业数量多，加之自身积累少，因而整体的资金需求量必然很大。以山西为例，据中小企业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小企业的资金缺口多达2000多亿元。另一方面，满足中小企业融资的选择渠道却很狭窄。债券、股票、创业投资、风险投资等直接融资渠道在中小企业融资中作用甚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进入门槛高;第二，直接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创业板市场，由于发展滞后，规模较小，市场影响力和吸引力有限，使得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也很难通过二板市场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资金;第三，不少中小企业为股权封闭的家族式企业，对风险投资、股权投资等融资市场认识不足。从理论上讲，资本市场不是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市场，但不等于说中小企业就不能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但是由于主观、客观等多方面原因，制约了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这样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进一步加剧。

(三)中小企业产业布局与经济结构调整方向之间的矛盾

中小企业产业布局不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政府政策扶持倾向，也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原因。一般来讲，一个区域中小企业的产业结构布局，与该区域的资源禀赋和发展环境关联较强。以山西为例，资源禀赋决定了山西省中小企业产业结构重型化的先天性特征，重型、粗级、单一的煤、焦、铁、钢等主导产业的比重占到全省中小企业总量的七成，而这些“两高一资”产业系国家及山西产业政策导向明确指出的禁入或退出领域。另一方面，代表经济发展潜力和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却严重不足。金融机构信贷投向重点显然是那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产品科技含量高、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型行业中的企业。这样，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山西省中小企业正好与金融机构信贷投向重点相背离，在信贷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山西中小企业必然很难得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

(四)民间资本多与中小企业融资难之间的矛盾

资源富集的山西，经过三十年的煤炭开发以及近年来的煤炭整合，沉淀了巨量的民间资本。2009年新一轮煤炭资源整合，山西资本外流拉开序幕。煤炭整合以安全生产为目标，但在煤老板退出时，并没有为这些资金设计适合的产业来承接。在产业兼并的同时，忽视了产权的组合、资本的整合，退出来的山西煤老板们，可选择的行业很窄，巨量民间资本苦寻投资路径，大多选择他们熟悉的采掘业或煤炭延伸产业。而另一方面，具备新兴发展潜力的众多中小企业却苦无融资渠道，很多由于资金匮乏而陷入生存困难甚至倒闭困境。综合以上分析，还可以进一步发现，中小企业融资难不仅是源于以上各种矛盾关系的存在，而且不同矛盾之间其实还存在着紧密的因果关系链，共同构成一个正向反馈机制或正因果关系回路。这意味着，始于中小企业自身特点所决定的资金需求大、资金缺口大的状态，会通过金融机制的缺陷、融资渠道不畅、民间资本投资选择路径狭窄等各变量的相互作用后，使得这种状态得到加强，中小企业的资金缺口会进一步扩大，直至最终陷入倒闭境地。

二、运用系统观思维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总体思路和目标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系统观思维。立足社会复杂巨系统，透视中小企业，可以看出，中小企业仅是社会系统、经济系统中一个很微观、很具体的主体之一。上有社会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及其各个子系统的直接或间接作用，下有行业定位、诚信建设、融资与税负等具体问题之间的相互影响。任何一部分都既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同时又构成其他系统的子系统，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内容层次来看，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小企业本身及其借贷行为，而要立足社会复杂巨系统，不仅要分析中小企业融资自组织系统内部的构成要素，更要考察中小企业融资与其外部环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系统及其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主体层次来看，不能仅仅依靠中小企业或金融机构，而应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以政府为主体，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从发展战略、总体规划、政策制定、环境建设等方面加强顶层设计，这样形成联动机制，协调推进，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目标定位来看，中小企业作为社会复杂巨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或一个要素，显然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而只是一个突破口。在此基础上，更为主要的是促进中小企业的长远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促进整社会复杂巨系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运用系统观思维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对策建议

系统观思维强调整体地、全局地看问题，注重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协调。运用系统观思维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不仅要研究中小企业、金融机构等自组织系统内部的完善，更应关注相关主体之间的协调性。可以说，即使中小企业、金融机构自身已经相当完善，如果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协调性，不存在共存关系，中小企业依然难以摆脱融资难困境。因为按照系统论，任何系统都是开放的，只有对环境开放，同环境相互作用，同外部交换物质、能量、信息，才能生存和发展。系统与环境之间是一种互塑共生关系。因此，中小企业一方面要不断完善自身，如合理进行行业定位、注重诚信建设、更新经营理念等;另一方面要建立与相关主体，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政府、大型企业以及其他中小企业之间的相互协作关系，在与环境的协调中突破资金瓶颈制约，谋求更持续的生存和发展。

(一)建立中小企业与中小金融机构之间的长期关系型借贷

关系型借贷本质上是中小企业和中小银行双方为减少和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克服金融交易中市场失效而共同构建的一种制度安排。其基本前提是银企之间必须保持长期、密切且相对封闭的交易关系，即企业固定地与数量极少的(一至两家)银行打交道。它的维系有助于银行收集关于企业发展前景和贷款偿还概率等方面的信息，进而为做出贷款决策提供便利。建立中小企业与中小金融机构之间的长期关系型借贷，首先需要组建与中小企业门当户对的中小金融机构。一般来说，中小银行多属于地方性金融机构，组织结构高度扁平化，管理层级相对较少，信息传递较为迅速，决策链相对短，因而中小银行在对中小企业提供关系贷款方面具有大银行不可比拟的信息成本优势，使得中小银行更愿意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建立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的条件尚不具备。目前，可以考虑将地方性金融机构，如山西晋商银行，打造成为地方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为其提供资金融通。这样，一方面组建了中小企业的对口银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贷款难问题;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地方性金融机构由于规模和管理水平的限制，在同国有商业银行竞争中的劣势地位，进而促进不同层次金融机构之间在功能定位、服务对象等方面的分工与合作，使金融体系更加完备。

(二)建立中小企业与金融市场(创业板市场)之间的对口融资模式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必须拓宽融资渠道。当前，加快我国创业板市场的建设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最现实、最可行和最具操作性的举措。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创业板市场已发展成为中小企业获得直接融资的重要舞台。而且创业板市场的准入制度和运行机制都是针对中小企业的特点而对口设计的，并通过不断的金融创新，使中小企业的融资工具更加丰富，直接融资渠道越来越宽，如美国的NASDAQ、英国的AIM等。因此，创业板市场的定位将直接关系到其服务对象的范围及未来的发展前景。基于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的功能划分，应该将创业板市场的服务对象和主要使命定位为具有发展前景和成长潜力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高科技、创业型中小企业。根据中小企业的运行特点，从市场准入、产品设计、管理制度、退出机制等各方面量身定做，使创业板市场真正成为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对口融资平台。创业板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不仅为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获取直接融资提供了制度保证和服务平台，而且可以吸引国内外风险投资资金，为风险投资资本进入和退出市场奠定制度基础和畅通的渠道。

(三)建立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之间的产业链联盟关系

大量理论和实践表明，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相比较，既存在规模、管理等方面的差异，也存在业务、功能等方面的互补。中小企业在技术变革、管理效率、产业变更、满足需求偏好、创造就业机会、降低信息成本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不同规模企业之间既存在彼此竞争的必然，也有相互联合的需要，而且对大多数产业来讲，企业间开展专业化协作是更为有利的。中小企业作为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单元，与大企业在产业链、物流链和资金链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这样可以通过分包经营、特许权经营、融资、剥离、培训和咨询、技术和研究开发等方式，将产业链上的上中下游企业集为一体，实现产业链中的核心企业与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之间的信用捆绑和业务捆绑，并以产业集群中核心企业的资金链为出发点，利用大企业、大集团和担保机构对企业的影响力、组织力，打造银企合作的信用平台，将资金有效注入处于相对弱势的上下游配套中小企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供应链失衡的问题。

(四)建立中小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用共同体融资关系

中小企业融资难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小企业信用度低同时又缺少抵押物。建立基于信用共同体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可以将原来局限的“单一银行与单一企业的融资关系”拓展到“单一银行与一个由众多中小企业或其他相关个体组成的共同体的融资关系”，从而有效解决中小企业的高风险特性与商业银行的低风险偏好之间的风险收益匹配问题。基于信用共同体的中小企业融资关系，在我国实践中已经有一些尝试，比较常用的有互助联保、互助担保两种基本模式。互助联保形式的共同体具有企业规模较小、团体内成员数量较少、无固定的组织形式、与银行的谈判能力较低、抗风险能力较低、团体运作费用低等特点，更加适合小型企业、微小型企业、聚集区的商户或者农户等情况。互助担保形式的信用共同体具有企业资金实力较强、团体内成员较多、有固定的管理机构、与银行有较强的谈判能力、可以获得优惠利率、抗风险能力较强、可通过有效的反担保措施对违约成员施加惩罚、有一定的运作费用等特点，更加适合产业集群内的中小企业。基于信用共同体的中小企业融资模式中，共同体内的各个成员之间自我选择，形成一种相互之间的连带责任和横向监督关系，这样有利于降低成员选择策略违约的概率，提高偿还率，进而缓解银行面对中小企业时由于信息不充分而带来的道德风险和契约执行难题，提高中小企业从银行贷款的整体信用度。

(五)加强中小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宏观环境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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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工作安排

今年是新世纪以来我市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我们务必充分认识到今年也是蕴含重大发展机遇的一年，必须积极利用诸多有利因素和条件。一是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国内市场需求巨大。二是中央实施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我市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三是世界经济增长减速，带来了能源、原材料等资源要素价格的回落，为我市企业降低成本，更好地利用国际先进技术、装备和人才等要素资源创造了有利条件。四是经过三十年改革发展，我市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积累了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成功经验，奠定了较好的体制、技术和物质基础。

“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形势的严峻性，对困难局面及今后可能加重的情况有充分估计和思想准备；又要牢牢把握今年面临的机遇，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以非常的办法，非常的措施，非常的力度，化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化危机为转机，坚持发展不动摇，坚持民生不懈怠，坚持稳定不折腾，只争朝夕，奋力追赶，克难攻坚，扎实工作，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较快发展。

新的一年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扣市委“工业强市、和谐惠民”的工作主线，保增长、抓转型，重民生、促稳定，转作风、求实效，坚定不移推进项目建设，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升级，坚定不移推进民生改善，努力实现我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较快发展。

根据市委十二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目标导向，建议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为：生产总值增长9.5%左右；地方财政收入增长8%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自营出口增长15%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8%；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4%、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均下降3.6%；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0%以内，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16‰以内。主要工作是：

（一）保增长，抓转型，确保经济平稳健康较快发展。按照“标本兼治、保稳促调”的总体要求，强投入、促增长，调结构、抓转型，强势推进“工业强市”战略，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努力形成三次产业融合互动，投资、出口和消费协调推进的良好格局。

大力推进项目建设。充分利用国家鼓励投资和原材料降价的大好机遇，坚定不移地把项目投入作为保增长的关键来抓。抓紧梳理、科学论证今后三年的建设项目，组织实施“三年两个百亿建设计划”，推进总投资100亿元的59只亿元以上重点工业项目和总投资139亿元的54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编制落实重点工业项目年度计划，鼓励企业加大主营业务、技术装备等投入，优化投资结构，抓好福威重工、图森木业、新星机电等一批续建项目，加快建设雅戈尔二期、好运来数码纺织等总投资33亿元的21只新上项目，争取及早开工建设总投资23亿元的8只预备工业项目，确保全市工业性投资增长10%左右。编制落实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和服务业项目年度计划，适当增加政府性投入，抓紧申报一批多年想上而未上的项目，集中力量推进总投资51亿元的20只实施性项目，计划完成投资16.85亿元。到年底，确保104国道*段改建1-6标段建成通车，完成500千伏苍岩输变电一期工程，基本完成南山水库、前岩水库国家级除险加固等工程；推进领带城物流中心、*路商贸步行街、崇仁温泉、越剧艺校及辽湾水库和剡源水库国家级除险加固等重大项目建设；加快剡城路延伸工程等5只预备项目前期工作；争取绍嵊高速（上三高速复线）列入省市项目计划。

为加快推进项目，要千方百计向上争取项目，加快包装、加紧申报符合国家扩大投资政策的项目，争取有更多的基础设施和产业类项目列入国家、省重点项目计划和扶持范围。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主攻方向，创新招商方式，强化招商考核，充分利用空间优势、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以开发区和六大工业功能区为主战场，开展土地招商、产业招商和周边招商，努力引进与我市产业转型升级紧密关联的项目和国内外知名企业，全年实到外资6000万美元以上，实到内资5亿元。切实保障项目土地，加快项目征地和交地进度，确保项目用地需求。全力以赴保障建设资金，加强银企对接，引导金融创新，加大对银行存贷比和扶持重点项目、重点纳税企业等方面的考核力度，确保项目和企业有效资金需求。健全项目推进机制，通过领导联系、现场办公、督查通报、竞赛考核、绩效审计等手段，强化项目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确保项目进度和质量。

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加速产业集群发展，完善细化产业发展规划，培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制造业基地，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12%左右。加快推进领带服装、电器厨具、机械电机等三大主导产业转型升级，抓存量、调结构，通过“一名联系领导、一副专业班子、一个产业发展规划、一套产业扶持政策、一个共性技术研发中心”等“五个一”办法，大力予以推进。抓好领带服装产业转型升级试点，重点是鼓励开展原材料、生产中间环节、营销和品牌整合，建立产业研发中心，加强领带花型设计和面料后整理等研发攻关，鼓励向服装家纺拓展延伸，努力打造真丝产业基地。电器厨具产业重点是推进产品创新和市场拓展，争取更多产品纳入国家“家电下乡”补贴范围。机械电机产业重点是改进装备、加强研发，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上海21所等联合进行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继续举办全国性电机展览会。大力培育新兴产业，鼓励发展生物医药、新型材料、装备制造等产业，抓增量、调方向，致力于培育技术先进、市场容量大、发展前景好的新兴产业集群。

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要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抓紧建设科技创业中心二期项目，加强与中科院等院所和高校的对接合作，加快主导产业技术转移中心建设，推进新技术、新产品开发，新增一批发明专利、生产标准和新产品，培育壮大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充分利用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推进基础装备创新、工艺创新，扶持一批拥有自主品牌和先进技术的创新型企业。推进市场创新，大力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建立健全营销网络，与阿里巴巴商务网进行合作，组织实施“*集群产业电子商务三年行动计划”。积极引导外贸转型，完善扶持政策，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巩固欧美市场，拓展拉美、非洲和中东等新兴市场，促进外贸持续发展。扶持品牌运作，支持企业到境外注册商标、收购品牌、组团参展、设立营销窗口，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推进管理创新，引导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推广先进生产、经营和管理经验，加强企业管理者培训，引导企业家主动防范企业经营风险，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继续扶持培育龙头企业，完善“一厂一策”、企业上市等政策，把财政政策和公共资源适度向重点企业倾斜，推动企业实施股份制改造，加大上市梯队企业培育力度，激励更多企业走上市融资的发展道路。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发挥我市农业优势，把高效生态农业作为主攻方向，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高度重视粮食生产，落实粮食扶持政策，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36万亩，总产量14.5万吨。加强粮油储备，保障粮油供给流通稳定安全。研究落实“一产一策一基地”政策措施，进一步提升发展茶叶、花木、香榧、果蔬、畜禽、竹业、木本油料等产业。鼓励工商业主投资农业，推进土地流转，促进农业机械化、标准化生产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建设一批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培育一批农业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庄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加工农业，扶持农业龙头企业，提高农产品加工率。组织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重点扶持1-2只区域农产品品牌，在市区设立农产品展销中心和基地农产品直销专柜。力争农产品加工总产值和自营出口各增长10%。推进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农业综合开发，实施田、水、路、林综合治理，加强灌区节水改造。开展森林资源普查，组织编制林地保护利用总体规划，合理开发利用低丘缓坡。实施山区发展政策倾斜，合理开发利用山区资源，发挥山区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山区特色经济快速持续发展。鼓励农民到城镇务工经商，增加工资性收入。进一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完善农技大师、农民信箱、科技入户等服务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农村金融、农业安全和农业保险体系建设。

发展现代服务业。落实服务业发展总体规划，加强政策扶持，提高现代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立足嵊新组团发展，以商业网点规划、旅游业发展规划为指导，推动服务业重点项目建设，发展新兴服务业，改造提升传统商贸业，拓展和提升农村消费市场。加快发展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科技研发、信息咨询等生产业，培育总部经济和服务外包，规范发展中介服务业和社区服务业。鼓励发展连锁加盟等业态，组织开展各类商品展销会和购物节。着力推进城南商贸服务新区建设，加快开发区配套服务业发展，为城市居民和企业职工提供更多的便捷服务。发挥越乡文化优势，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支持根雕木雕、戏具服装和演艺产业发展。以“山水越剧、温泉休闲”品牌为重点，加强包装整合，大力开展旅游营销和推介，提升特色农家乐等休闲观光产业，全年旅游总收入增长15%。稳定和支持房地产业发展，鼓励外拓建筑业市场，实现建筑业总产值100亿元以上。

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加强节能减排工作，落实目标责任制，确保完成节能减排目标任务。严格执行行业能耗限额标准，建立能耗监测制度，推进重点能耗企业节能改造，鼓励利用节能降耗新技术，推行清洁生产。完善环境监测监控体系，严格环保执法监管，确保重点排放企业减排计划落实到位。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深入推进“811”环境保护新三年行动，落实曹娥江水系环境保护各项措施，加强水源地保护和饮用水安全管理。加强环境综合治理，整治突出环境问题。坚持项目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严格实施污染行业准入标准，禁止高污染项目。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型园区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完善工作机制，以开发区和工业功能区为重点，鼓励引导企业充分利用现有的闲置厂房及设备上项目抓投入，组织开展“零征地招商、零征地技改”，增强单位土地面积的投资密度，提高亩均产出水平。按照保障发展、保护耕地的要求，在甘霖镇率先试点的基础上，加快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抓好重点急需项目用地土地利用规划的局部修改，利用低丘缓坡拓展发展空间。

（二）重民生，促稳定，努力促进城乡繁荣与社会和谐。顺应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趋势，围绕社会和谐的目标要求，统筹城乡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城乡繁荣、社会和谐。

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

推动农村改革和新农村建设。致力于突破农村改革的关键环节，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激励和引导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加强对农村发展的金融支持。积极探索、稳步实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村宅基地置换、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以及城乡就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户籍管理等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理顺撤并后行政村管理和运行机制，为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创造良好环境。进一步放开搞活农村经济，大力发展农村家庭工业和来料加工业。探索在乡镇工业功能区建立孵化区，降低微小企业入区门槛。规范个私工业集聚区建设，新发展家庭个私企业1000家左右。鼓励多渠道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拓宽农民务工创业门路。深入实施欠发达乡村和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加快农村困难群体脱贫致富步伐。调整和完善新农村建设规划，抓好农村尤其是城郊结合部农民建房规划，规范新农村建设秩序。有序推进中心村建设，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大有效投入，组织实施新农村建设“三百”工程，即建设100个农村社区、100个星光老年之家、100个村务公开示范村。鼓励有条件的村和社区率先建设公共服务中心，完善社区教育、卫生、文化、福利等公共服务体系。统筹推进农村公路、农村安全饮水、农村信息化和电气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以农村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和卫生改厕等为重点的村庄整治工作，确保完成省下达90个村的环境整治任务。强化新农村建设项目审批和管理，严厉查处新农村建设中的违法建设行为。完善新农村建设投资体制，积极稳妥化解乡村债务，加强政府扶持资金监管，确保建设取得实效，群众得到实惠。

加强就业创业和社会保障工作。以创业带动就业，落实各项政策，鼓励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完善城乡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健全校企合作、公共实训等机制，为失业职工、返乡农民工开展订单培训、定向培训、创业培训。支持企业多留用农民工，完善面向所有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逐步建立动态消除“零就业家庭”的长效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整体推进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各项保险制度，加快推进中心镇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扩大覆盖面，提高参保率。完善城乡低保对象市镇村三级管理，落实低保自然增长机制，加强对困难弱势群体的救助工作。健全住房保障体系，进一步落实经济适用房、廉租住房以及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农村困难家庭住房救助等住房制度，进一步落实人才公寓政策。重视老龄工作，深入推进养老养残社会化服务工作。加快发展社会福利、慈善和红十字等社会公益事业。

统筹教育、卫生和文化等事业发展。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促进教育均衡优质发展。完善教育保障机制，经费投入向农村学校倾斜，落实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制度，完成义务教育债务化解任务。改善办学条件，建成*街道中心学校。推进教育创建工作，省标准化学校和*市教育基本现代化乡镇达标率分别达到75%和50%。加快发展学前教育，推进市镇村三级幼儿园建设，规范办学行为。认真落实“新一轮职业教育六项行动计划”，加强校企对接，建设市职业教育公共实训基地。健全教师培训制度，实施全体教师素质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提高师德师能。探索城乡学校协作办学机制，促进教育优质资源共享。加大卫生事业投入，完善城乡三级公共卫生服务网络，筹建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新建22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加强重大传染病防控工作。提升医疗技术水平，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引导社会各方共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抓好灭鼠、灭蟑、灭蚊达标复查工作。深入实施“优生促进”工程，落实和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进一步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深入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积极备战*市七运会，建设市游泳健身中心。加强文化队伍建设，繁荣文艺精品创作，抓好广场文化、百姓文化。进一步弘扬越剧文化，打造施家岙女子越剧诞生地等越剧文化品牌。完成第三次全国文物野外普查，做好小黄山遗址申报国保单位的基础性工作，筹建*博物馆。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做好保护和传承文章。加大文化市场监管力度，促进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繁荣健康发展。

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加强资金风险企业处置工作，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到早掌握、早汇报、早处置。开展和谐企业创建活动，密切关注劳资纠纷、民间借贷等不稳定因素，落实最低工资制度，督促企业及时足额发放工资，促进企业劳动关系、环境关系和社会关系和谐。开展和谐社区、和谐村创建活动，完善村务公开制度和民主管理机制，重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提高社区自我服务和管理水平。加强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工作，健全信息采集、动态追踪长效机制。高度重视应急管理工作，加强对自然灾害及公共安全领域的监测、预警和防控，及时应对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抓好第二次经济普查工作，完善统计网络，加强服务业统计和分析工作，提高经济预警预测能力。严格安全生产责任制，夯实基层基础工作，深入开展交通安全、“三合一”场所等领域的专项整治，努力实现安全生产三个主要指标“零增长”。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深化农村“十小”行业专项整治，保障食品药品和产品质量安全，切实加强生产、流通、使用环节监管。加强和改进工作，认真落实工作责任制，健全领导干部现场接访、集中下访和重点约访长效机制，畅通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完善权益保障、矛盾调处机制，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突发。深入开展“五五普法”工作，推进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加强民族宗教事务管理，确保宗教安全和谐稳定。推广“枫桥经验”，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城乡联防和技防物防网络，深入开展“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整治群众关注的治安突出问题。发挥市区巡防力量的作用，加快出警速度，加大处警力度，严厉打击“两抢一盗”等多发性犯罪活动。广泛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加强村民委员会和基层治保、调解组织建设。抓好征兵和人防工作。

新的一年要继续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办好“十大惠民实事”。一是就业促进工程。新增城镇就业人员7100人，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2700人，其中就业困难人员700人，基本消除城镇“零就业”家庭，转移农村劳动力3000人。二是社保扩面工程。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扩大覆盖面，新增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6000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8000人；及时发放城乡老年居民生活补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标准。三是百姓安居工程。基本实现城市低保标准两倍以下住房困难家庭廉租住房的“应保尽保”；完成第二期150户经济适用房销售，实施农村困难家庭群众危旧房改造；完成地质灾害危房户避险搬迁80户；实施旧住宅区路灯、道路、排水、围墙等配套设施改造，推进封闭式、半封闭式管理。四是教育公平工程。落实义务教育免费制、职高学生助学奖学制和普高贫困生助学制，确保贫困学生、三残儿童和外来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加强学生接送车安全监管，新增学生接送车辆10辆；开展市属学校与外来务工子弟学校结对帮扶，帮助提升办学水平。五是全民健康工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年人均筹资水平提高到150元，参合率95%以上，第二轮免费健康体检率50%以上；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达标率85%以上；整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险等制度，提高大病医疗救助人均补助标准；开展小康体育村创建活动，举办市首届小康体育村运动会。六是文化惠民工程。新建1个街道综合文化中心，扩建3个乡镇综合文化中心，建设市区市民戏台，新增村级文化活动中心、农家书社80个；开展“百场演出、千场电影、万册图书进社区进农村”活动；建设300个行政村广播室，开通14个自然村的有线电视。七是扶贫济困工程。新增敬老院养老床位400张；实施残疾人全面小康共享工程；加强乡镇（街道）法律援助站和农村（社区）法律援助联系点建设，法律援助案件数增长10%以上；对贫困村、贫困户实施结对帮扶，力争每个受帮扶对象得到项目支持。八是农村水电工程。改善4万农村人口饮水条件；完成60座小（二）型以下病险山塘水库的治理，建设清水河道60公里，加固改造堤防7.5公里；改造春茶用电台区和海拔200米及以上配网线路；建设新农村电气化乡镇6个，完成第二批50个新农村电气化村建设。九是交通路网工程。完成13条县道公路大中修，完成190公里县乡道安保设施建设，落实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制度；新建联网公路15公里；新开通两条公交线路，更新农村公交客车15辆，实施公交新惠民政策。十是市场提升工程。深入实施城乡农贸市场改造提升工作，完成改造10家以上；实施农村放心店的扩面提质，加强商品统一配送，配送率保持在80%以上；构建农资连锁网络，确保农资安全。

（三）转作风，求实效，不断提高政府服务和管理水平。围绕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健康较快发展，确保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进一步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努力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不断解放思想。把推进全年各项工作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以理念创新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出非常之策，建非常之功，加快推进赶超发展。以公务员队伍建设为抓手，广泛开展解放思想讨论活动，领导干部率先垂范，破除得过且过的思想，树立敢为人先的意识，敢于负责，敢于争先；破除消极畏难的情绪，树立负重拼搏的意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破除保守狭隘的心态，树立开放包容的意识，兼容并蓄，借力发展；破除陈规陋习的束缚，树立改革创新的意识，一切围绕发展，一切为了民生，支持改革探索者，服务投资创业者，保护敢作敢为的公务人员，鼓励敢闯敢冒的企业家，做到只要有利于*事业的发展和进步，都要允许探索和尝试，都要主动创造环境和条件。

着力优化服务。深入开展“走进企业、破解难题”专项行动，加大对企业的解困、扶持和服务力度，建立健全服务企业长效机制。落实增值税转型、出口退税、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和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取消、暂缓执行等政策，努力减轻企业负担。整合各类经济政策，加大宣传和实施力度，设立项目投入和转型升级政策资金，重点用于扶持项目投入、技术改造、市场拓展和各类创新。改善企业融资服务，引导本地银行创新服务，提高存贷比；继续抓好市外金融机构引进工作，稳妥推进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加快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充分发挥企业应急互助基金和政策性担保公司作用，努力缓解企业资金瓶颈制约。推动企业资产重组，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和优势企业对落后企业、困难企业实施兼并重组，开展集群产业上下游企业联合重组试点，提高规模效益。完善人才工作机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创业平台建设，鼓励企业引进职业经理人。开展政企联动的“企业服务年”和“项目推进年”活动，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建立领导和部门联系重大项目与重点企业制度，加快办事节奏，提高服务效率，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